“当然喽，”康纳说道，“莫顿对好孩子公司案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　　我正要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已经对我讲述起来。　　“你听说过西摩·克雷这个人吗？多年来，他一直是世界上超级电脑的最杰出的设计人。克雷研究所研制了世界上计算速度最快的电脑。日本人企图赶上他，但他们没有成功。克雷太棒啦。但是到80年代中期，日本的芯片倾销使国内向克雷供应芯片的大多数制造商破了产，因此，克雷不得不向日本制造商订购定制芯片。在美国没有生产这些芯片的厂家。他的日本供应商莫名其妙地拖延交货时间。有一次，他们拖了一年才交付克雷的订货——在此期间，他的日本竞争者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这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是否窃取了他的新技术。克雷怒火中烧。他知道他们在欺骗他。他决定和一个美国制造商结成联盟，因此他选择了好孩子半导体公司，尽管这家公司头寸短缺，经济情况不佳。但是，克雷没法再信任日本人啦。他不得不和好孩子公司凑合着干。于是，好孩子公司就为他生产下一代的定制芯片——正在这时候他得知好孩子公司准备出售给日本藤津公司，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出于对这种情况以及对国家安全的关注，导致了国会制止藤津公司出售好孩子公司。”　　“后来呢？”　　“唔，禁止出售并没有解决好孩子公司的财政问题。公司仍然处境困难，最终它还是得出售，不过这次是布尔公司买下的——一家法国公司，在超级电脑生产上不会和我们发生竞争。这就是国会同意出售的原因。”　　“那么，微电脑公司是第二个好孩子公司？”　　“微电脑公司将使日本人在至关重要的芯片生产机械方面取得垄断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确实如此。一旦他们取得垄断地位，他们就可以把机器从美国公司中抽出。可是，现在我觉得……”　　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我打开了对讲机。　　打电话的是我的前妻劳伦。　　“是彼得吗？”　　我回答道：“你好，劳伦。”　　“彼得，我打电话是要告诉你，我今天要早一些来接米歇尔。”她的声音听上去很紧张，干巴巴的。　　“你来？我可根本没想到你会来接孩子。”　　“我从未说过不来，彼得，”她立即回答道，“我当然要来的。”　　我回答道：“好吧。顺便问一句，谁是里克？”　　她沉默了一下。“说实话，这不值得你问，彼得。”　　“怎么啦？”我追问道，“我只是好奇。米歇尔今天早上提到了他。她说他有一辆新的梅塞迪斯牌轿车。他是你新交的男朋友吗？”　　“彼得，我可不认为这是在同一个档次上？”　　我又问道：“和什么同一个档次？”　　“别闹着玩了，”她说道，“一言难尽。我打电话是要告诉你，我得早一些来接孩子，因为我要带她去医生那儿。”　　“为什么？她感冒已经好了。”　　“我要带她去做一次检查，彼得。”　　“干吗？”　　“就是去做一次检查。”　　“我听得见，”我说道，“可是……”　　“做检查的大夫叫罗伯特·斯特劳斯。他们对我说，他是一位专家。我一直在向办公室里的人打听，哪一位大夫最好。我不知道结果会如何，彼得，不过我希望你知道，我很担忧，尤其考虑到你的历史。”　　“劳伦，你在说些什么？”　　“我在说虐待儿童，”她回答道，“我在说性骚扰。”　　“什么？”　　“这个问题你是回避不了的。你知道，你过去曾被指控性骚扰。”　　我感到心口阵阵痉挛，想要呕吐。一旦关系恶化，双方总会留下一些怨恨、不满和气愤的痕迹——还有许多你所了解的对方的隐秘。你可以用它们来攻击对方，要是你打算这样做的话。劳伦以前从未这样做过。　　“劳伦，你知道虐待儿童的指控是凭空捏造的，你了解得很清楚。我们就是在那个时候结的婚。”　　“我只知道你告诉我的一切。”这时她的嗓音显得十分冷淡，带着说教的口吻，还有一些讽刺挖苦的腔调。她的检察官的嗓音。　　“劳伦，看在老大的分上，这是荒唐可笑的。发生什么事情啦？”　　“这一点儿也不荒唐可笑。作为母亲，我有责任。”　　“好吧，见鬼，你从来也没有为自己做母亲的职责而操心过。可现在……”　　“不错，我的职业对人要求苛刻，”她用冰冷的语气说道，“不过在我心目中，女儿从来就是最重要的。如果我过去的行为以某种方式造成了今天这种不愉快的局面，那么我感到深深的、深深的遗憾。”我感到她不是在对我说话。她是在背台词，在试着使用这些词句，看看它们在法官面前的效果如何。“很清楚，彼得，如果存在虐待儿童的情况，米歇尔就不能继续跟你住在一起，甚至不能再见你。”　　我感到胸口一阵疼痛，心痛如绞。　　“你在胡说些什么？谁告诉你有虐待儿童的事？”　　“彼得，我认为，我目前就此发表意见是不合时宜的。”　　“是不是威廉？谁给你打的电话，劳伦？”　　“彼得，了解谁打电话毫无意义。我正式通知你，我下午4点来接米歇尔。我希望她今天下午4点做好跟我走的准备。”　　“劳伦……”　　“我让我的秘书威尔逊小姐守着电话，并且把我们刚才的谈话做了速记。我正式通知你，我要来接女儿，带她去做健康检查。你对我的决定还有什么意见吗？”　　“没有了。”　　“那么，4点钟，谢谢你的合作。请允许我再加上一点个人的看法，彼得，事情到这种地步，我真的感到遗憾。”　　她挂断了电话。　　我在当警探时，曾处理过性骚扰的案子。我很清楚这类案子是怎么处理的。事实上，你通常无法从体格检查中得出任何明确的结论。检查的结果总是模棱两可。如果一名心理医生用一大堆问题来问一个孩子，这孩子最后总是顺着他的思路，编造回答来取悦于他。常规程序要求心理医生把谈话录像，证明提问过程中没有诱供现象。可是，最后到法官面前，情况几乎总是不甚了了。因此法官在判决时必须十分慎重。也就是说，如果存在虐待儿童的可能，就要让孩子离开那位受指控的父亲或母亲。或者，至少是不让他或她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看望孩子。也不能和孩子一起过夜。或者，甚至不让……　　“够啦，”康纳坐在我的身旁说道，“回去吧。”　　“很抱歉，”我说道，“可是真烦人。”　　“我相信。现在，你还有什么话没有告诉我？”　　“哪方面？”　　“关于性骚扰的指控。”　　“没有，没有什么可隐瞒的。”　　“后辈，”他轻轻地说道，“要是你不告诉我，我就没法帮助你。”　　“这和性骚扰毫无关系，”我说道，“这完全是另一码事，是关于钱的事。”　　康纳一声不吭。他望着我，等着下文。　　“啊，见鬼。”我说道。　　我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　　人的一生中会有这样的时候，你以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很有把握，实际上你却什么也不明白。以后，当你回首往事时，你会发现自己的行为一点也不明智。你身不由己，完全失去理智。可是，在那时候，你还以为事事称心如意呢。　　当时的情况是我坠入了爱河。劳伦是那种有教养的姑娘，身材苗条，举止优雅，态度矜持。她比我年轻，十分美丽。　　我心里一直很明白，我们之间很难相处得好，但我还是想方设法保持我们的关系。我们结了婚，开始在一起生活。然而，她渐渐产生不满情绪，对我的公寓，对公寓的地段，还有对我们的收入都不满意。为了诸如此类的事情，她开始闹别扭，可这是与事无补的。她在车里发脾气，在床边发脾气，到处发泄。她变得那么可怜，那么痛苦，因此，我便尽量讨好她，去搞她要的东西，带礼物回家，为她做饭，承担一些家务。这种事我原先素来不干的，但是我当时沉溺在爱情之中嘛。我养成了讨好她的习惯，千方百计想让她高兴。　　我身上经常感到有压力，需要更多的这个，更多的那个，更多的钱。更多，更多。　　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她的健康保险由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支付，并不包括怀孕分娩所需费用，我的也是如此。我们结婚后，无法及时筹集生孩子所需的费用。当时需要8000美金，我们得拿出这笔钱来，但我们俩都没有那么多钱。劳伦的父亲是弗吉尼亚州的一名医生，可是她不愿向他张口要钱，主要因为他起先不同意劳伦嫁给我。我的家庭毫无积蓄。就是这样，一个子儿也没有。她在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工作，我在警察局工作。我们得拿出8000美金来。这件事像幽灵般地缠着我们。我们该怎么办？有一点变得不言自明了，至少对她来说是如此。那就是这件事该我来办。　　8月的一个夜晚，我到拉德拉高地处理一件家庭斗殴。一对拉丁美洲血统的夫妇，他们酒喝多了，而且大打出手。妻子的嘴唇破了，丈夫的一只眼睛被打青，他们的孩子在隔壁房间里哇哇直叫。但是我们很快使他们安静了下来。我们见两人都伤得不重，因此便准备离开。当那妻子知道我们要走时，开始高声叫喊，说她丈夫欺负她的女儿，在肉体上虐待女儿。丈夫一听，顿时火了起来。我认为她是在胡说八道，是想以此给她的丈夫找麻烦。但是妻子坚持要我们检查她的女儿，于是，我就进了孩子的房间。那孩子大约9个月大，脸哭得通红。我拉开盖被来检查她身上的伤痕，这时我发现一块一公斤重的大麻，就放在孩子身旁的盖被下面。　　情况就是这样。　　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就是这种情况。他们是夫妻，她将不得不作不利于她丈夫的证明，可是并没什么可以证明丈夫有罪的理由，搜查也无效，这事就这样会没完没了。他只要找个稍微像样些的律师，就能打赢这场官司，毫无问题。因此我走到外面，把那家伙叫了进去。我知道，我不能采取任何行动。我想到的就是，如果孩子抓起大麻放进嘴里一嚼，就没命了。我想和他谈谈这个利害，打算捉弄他一番，吓唬他一下。　　现在就我和他两人在孩子的房间里。他妻子仍然在外面的起居室里，和我的搭档呆在一起。突然那家伙掏出一只有两厘米厚的信封。他撕开信封，我看见里面全是100美元一张的钞票。一大叠100美元的钞票。他说道：“感谢你的帮助，警官。”　　信封里足足有1万美元，也许更多，我可说不准。那家伙递过信封，望着我，等我把信封收下。　　我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在孩子的床上放大麻之类的东西很危险的话。那家伙立即把那包东西拿起来，放在地板上，一脚踢到床底下。然后他说道：“你说得不错。谢谢你，警官。我可不愿意女儿发生什么意外。”他递过了信封。　　就是这样。　　一切都乱了套。他妻子在外边对我的搭档大吵大嚷，孩子在这儿对我们大声啼哭。那家伙举着那信封，笑着，点着头，就像在说，没事儿，收下吧，这是你的。而我想……我不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想的。　　我只知道，后来我们进了起居室。我说孩子没什么问题，这下那女人开始醉醺醺地对着我吼叫，说我虐待了她的孩子——现在是我，而不是她丈夫——说我和她丈夫合谋，说我们都是儿童虐待狂。我的搭档认为她是喝醉了说胡话，于是我们就走了。情况就是这样。我的搭档说：“你在那房间里呆的时间可不短。”我回答说：“我得检查孩子嘛。”就这样。只是她第二天来警察局，正式指控我虐待她的孩子。她还是醉醺醺的，而且在局里是有前科的，但尽管如此，这个指控够严重的。后来进行了预审，但因缺乏根据而被否决了。　　情况就是这样。　　这就是当时发生的一切。　　这就是事情的来龙去脉。　　“那些钱怎么交待的呢？”康纳问道。　　“我到拉斯维加斯去度了周末，赢了一大笔。那年我为1.3万美元非工资收入支付了税金。”　　“谁的主意？”　　“劳伦的主意。她告诉我该怎么办。”　　“那么这一切她都知道？”　　“当然啰。”　　“那么警察局的调查呢？预审团有没有提出报告？”　　“我想事情并没有发展到如此地步。他们只是听了一下口头陈述，便不予受理。也许在档案里做了记录，但没有写报告。”　　“好吧，”康纳说道，“把其余的一切也告诉我。”　　于是，我又对他讲了肯·舒比克，讲了《洛杉矶时报》，还有韦塞尔。康纳皱起了眉头，一言不发地听着。我在叙述时，他开始从牙齿缝里吸着气。这是日本人表示不满的方式。　　“后辈，”我讲完后，他说道，“你使我处境十分为难。毫无疑问，你使我看上去像个大傻瓜，而我本应当更清醒些。你为什么不早些告诉我？”　　“因为这一切与你毫不相干。”　　“后辈呀，”他边摇头边说，“后辈……”　　我又在想我的女儿。想着有可能——完全有可能——我无法再见我的女儿——我无法再……　　“注意，”康纳说道，“我对你说过，事情会变得令人难堪。相信我的话，现在才是开始。情况可能会变得十分严重。我们必须迅速行动，设法把一切都赶快办完。”　　“我本来以为，一切都已办完了。”　　康纳叹了口气，摇摇头。　　“哪有的事啊，”他说道，“现在，在四点钟你和妻子见面之前，我们必须把一切都安排好。所以我们在那之前务必做好一切准备。”　　37　　“老天爷，我看事情已经他妈的办完啦。”格雷厄姆说道。他在好莱坞山间的坂村住宅里来回转着。最后一个刑侦小组的人正收拾家伙准备离开。　　“我不知道头儿在这件事上为什么这么容易动肝火，”格雷厄姆抱怨道，“他那么急急忙忙的，刑侦组的小伙子们不得不就在现场完成了他们的大部分工作。不过，感谢上帝，一切都干得无可挑剔。坂村已经在我们的掌心之中。我们在他的床上清理了一遍，寻找毛发——这毛发和在那姑娘身上发现的一模一样。我们在他的牙刷上取下干了的唾液。它的血型、遗传因子和那位死去姑娘体内的精液一致。两者相配的可靠性达97%。是他干的，然后又把她杀死。我们来抓他的时候，他惊慌失措，企图逃跑，结果一命呜呼。康纳在哪里？”　　“他在外面。”我回答道。　　透过窗户，我看到康纳站在车库旁边，正和巡逻警车上的警察说话。康纳用手对着大街指指点点。他们在回答他的问题。　　“他在那里干什么？”格雷厄姆问道。　　我说我不知道。　　“见鬼，我真摸不透他。你可以告诉他，对他提出的问题，我们的回答是没有。”　　“什么问题？”　　“他一小时以前给我打了电话，”格雷厄姆说道，“他说他想知道我们在这儿找到几副眼镜。我们检查了一下，结果是根本没有眼镜。有不少太阳镜，其中两副女式太阳镜。但就是这些。我不知道他干吗要操心这个。怪人，不是吗？他现在又在干什么来着？”　　我们看见康纳一直在警车周围走来走去，一会儿又对着大街指指点点。一名警察在警车内，正对着报话机讲话。“你知道他想干什么吗？”格雷厄姆问道。　　“不，我不知道。”　　“他也许在设法追捕那些姑娘，”格雷厄姆说道，“上帝，我们要是搞到那个红发女郎的身份证就好了。尤其是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她和他一定也睡过觉。我们本来能从她身上取得一些精液，用以与所有其它的因素进行严格的比较。我简直像个大傻瓜，让那些姑娘逃脱了。不过，妈的，谁知道结果会是那样。这一切发生得那么快。一丝不挂的姑娘，神气活现地跑来跑去。男人就有点不知所措。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她们的模样可不赖，是吗？”　　我说她们确实长得不错。　　“而坂村什么也没留下，”格雷厄姆说道，“一小时前我和警察局救护队的伙计们聊过。他们在闹市区，硬是把尸体从车里搬了出来。不过我想，他已烧得面目全非啦。验尸所打算去鉴定一下，祝他们运气好。”他闷闷不乐地凝望着窗外。“你知道吗？我们竭尽全力在办这个倒霉的案子，”他说道，“而且我认为我们办得不错。我们查出了真正的案犯。我们干得十分麻利，有条不紊，稳扎稳打。可现在我所听到的却全是日本人的攻击谩骂。见鬼，你怎么也赢不了。”　　“唔，唔。”我附和道。　　“而且，活见鬼，他们现在可来劲了，”格雷厄姆继续说道，“他们对我拼命施加压力。我接到头儿的电话，要我赶快把事情办完。有一名《时报》的记者来我这儿采访，把陈年老账又翻了出来，胡扯什么1978年我对一个拉丁美洲血统的人可能使用过武力。根本没那么回事。然而这位记者，想方设法要证明，我一贯是个种族主义分子。她的宣传根据呢？昨天夜里所发生的就是一次‘种族歧视’的事件。于是我成了种族主义分子丑恶嘴脸重新抬头的典型。告诉你，造谣诽谤是日本人的拿手好戏。简直叫人不寒而栗。”　　“我明白。”我说道。　　“他们对你也下手了？”　　我点点头。　　“说你什么？”　　“虐待儿童。”　　“老天爷，”格雷厄姆说道，“你有个女儿。”　　“是的。”　　“你不感到恼火吗？含沙射影、恶意中伤的策略。彼得君。他们根本不顾事实，只是设法编造一切再告诉记者。”　　“哪个记者？”我问道，“和你谈话的是哪一位？”　　“琳达·詹森，我想，她说的是这个名字。”　　我点点头。琳达·詹森是韦塞尔的女门徒。有人曾经说过，琳达睡觉没本事，但败坏别人的名声却是她的拿手好戏。她原先是华盛顿一家报纸的闲话栏专栏作家，到洛杉矶来后大出风头。　　“我不知道，”格雷厄姆说着移动了一下身躯，“就个人来说，我认为不值得这样做。他们正在把这个国家变成另一个日本。他们已经使人们不敢说话了，不敢说他们的不是。大伙儿不会对眼前发生的一切再说三道四。”　　“要是政府能通过几项法令，兴许会有帮助。”　　格雷厄姆哈哈大笑。“政府。政府是他们的。你知道他们每年在华盛顿花多少钱吗？一年4亿美元。足够支付参、众两院所有议员的竞选费用。那真是一大笔哟。现在你倒说说，要是他们得不到好处，他们会年复一年地花这笔钱吗？当然不会。妈的，美国完蛋啦，伙计。嗨。你的上司好像在叫你。”　　我向窗外望去。康纳在对我招手。　　我说：“我最好过去一下。”　　“祝你好运。”格雷厄姆说道，“听着，我也许要离开这儿两个星期。”　　“是吗？什么时候？”　　“也许今天晚些时候就走，”格雷厄姆回答道，“头儿的意思。他说，只要《时报》还在揪住我不放，我就得回避。我打算上菲尼克斯城去一星期，我的家在那儿。不管怎么说，我想让你知道，我可能要离开。”　　“好吧，没问题。”　　康纳还在对我招手，他似乎等不及了。我急忙向他跑去。当我走下台阶时，我看到一辆黑色的梅塞迪斯轿车停了下来，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我的眼前。　　这是韦塞尔·威廉。　　38　　我到了那儿的时候，韦塞尔刚取出记事本和录音机。他的嘴角上叼着一根香烟。“史密斯中尉，”他说道，“不知道我能否和你谈一下。”　　“我忙得很。”我回答说。　　“来吧，”康纳向我喊道，“时间都糟蹋掉了。”他开着车门等我上车。　　我朝康纳走去，韦塞尔紧随着我。他把一只黑色小话筒放到我的嘴前。“我在录音，我希望你不会介意。在发生马尔科姆事件后，我们得特别小心谨慎。昨天夜里在中本公司进行调查时，据说你的同事格雷厄姆警探表现出种族歧视的举动。我想知道，你是否打算就此发表意见？”　　“我不想。”我边说边朝前走。　　“有人对我们说，他称他们为‘讨厌的日本鬼子’。”　　“我无可奉告。”我说道。　　“他还叫他们‘小日本’。你认为一个值勤的警官以这种腔调说话是否合适？”　　“很抱歉，我对此无可奉告，威利。”　　我们往前走时，他把话筒一直举在我的跟前，这使我十分恼火。我想用手把它推开，但是没有那样做。“史密斯中尉，我们正准备报道一下你的情况。我们对马丁内斯案件有几个问题。你还记得那个案件吗？那是在两年以前。”　　我继续往前走着。“我现在很忙，威利。”我说道。　　“马丁内斯案件的结果是玛丽亚·马丁内斯的母亲西尔维亚·莫雷利亚指控你虐待儿童。当时曾进行了内部调查。我想知道，你对此有何见解。”　　“没有见解。”　　“我已经和你当时的搭档特德·安得森谈过。我不知道你对此有何见解。”　　“抱歉，我没有见解。”　　“那么，你不打算对这些可怕的指控做出反应？”　　“我所知道的唯一正在炮制不实之词的就是你，威利。”　　“事实上，这种说法不完全确切，”他微笑着对我说道，“有人告诉我，地方检察官已经开始进行调查。”　　我没有做任何回答。我不知道他所说的是真是假。　　“在这种情况下，中尉，你认为法庭让你来监护你幼小的女儿是不是错误的判决？”　　我只是说：“抱歉，我无话可说，威利。”我努力使自己的语气坚定自信。我开始冒汗了。　　康纳说道：“来吧，来吧，没时间了。”我钻进了车里。康纳对威利说道：“孩子，我很抱歉，我们正忙着呢，得走啦。”他砰的一下关上了车门，我启动发动机。“走！”康纳说道。　　威利把头伸进车窗。“你是否认为，康纳上尉对日本的嗤之以鼻再次证明了警察局对十分敏感的种族歧视案缺乏判断能力？”　　“再见，威利。”我摇上车窗，开始向山下驶去。　　“再开快些我也受得了。”康纳说道。　　“行啊！”我说道，一边猛踩油门。　　我从反光镜中看到，韦塞尔正向他的梅塞迪斯车跑去。我以更快的速度拐了个弯，轮胎发出尖利的吱吱声。“那个下流坯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的？他在监听我们的通信联络？”　　“我们没有使用报话器，”康纳说道，“你知道，我使用报话器十分小心。不过，我们到达时，警车用报话机向局里报告过。也许我们这辆车上给装了窃听器。也许他只是猜到我们会来这儿。他是个卑鄙的家伙，而且和日本人勾勾搭搭。他是日本人安插在《时报》里的。通常情况下，日本人对与他们有联系的人总是更加讲究礼貌。不过，我认为，只要合他们的意，他什么都干得出来。那辆车棒极了，呃？”　　“我看那不是日本人的车。”　　“显然不可能，”康纳说道，“他是不是在尾随我们？”　　“不。我觉得已经把他甩掉了。我们现在上哪儿？”　　“南加州大学。桑德斯到如今已闲逛得够久的了。”　　我们顺着大街下了山，来到101号高速公路。“顺便问一句，”我说道，“你干吗要找眼镜？”　　“只是为了核实一个细节。没找到眼镜，是吗？”　　“是的，只是太阳镜。”　　“我正是这么想的。”康纳说道。　　“格雷厄姆说，他要离开城里。就在今天，他打算去菲尼克斯城。”　　“哦，”他看着我，“你也想离开吗？”　　“不。”我回答道。　　“那好。”康纳说道。　　我下山后，便顺着101号公路向南驶去。往日里，到南加州大学只要10分钟时间，如今却好像要半个多小时。眼下是正午时分，就更是如此。不过再也没有高速行车的机会了。交通老是拥挤不堪，路上老是烟雾迷漫，我就在一片朦胧中开着车。　　“你觉得我是个傻瓜吗？”我问道，“你也觉得我应该带着孩子逃走吗？”　　“这是处理问题的一种方法。”他叹了口气。“日本人是迂回行动的能手。采用这种手段是他们的本能。在日本，要是有人对你反感，他们从来不会当你面说。他们告诉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的上司，用这种方法把话传到你的耳中。日本人有各种各样的间接交流方式。所以他们用那么多的时问进行社交往来，打高尔夫球，去卡拉OK酒吧喝酒。他们需要这些额外的交流渠道，因为他们不能直截了当地说出心里的想法。你可能会觉得这样做效率太低，耗费时间、精力和金钱。但是，由于他们不能面对面地较量——因为面对面对抗就像死一样难受，使他们汗流浃背、狼狈不堪——他们就没有别的选择。日本人就像向左或向在兜圈往前冲的橄榄球球员。他们从来不做正面突击。”　　“是呀，不过……”　　“所以，有的行为在美国人看来似乎是卑鄙和胆小如鼠，对日本人来说却是一种规范的行动步骤，没有任何特殊之处。他们只是要让你知道，有权势的人感到不满意了。”　　“让我知道？知道我会因为女儿的缘故在法庭上倒霉？我和女儿的关系会完蛋？我自己会身败名裂？”　　“唔，不错，这种后果很正常。他们威胁要使你在大庭广众之中现丑，这是他们让你知道他们不满情绪的惯用伎俩。”　　“好哇，我想我现在明白了，”我说道，“我想我看到了这幅惨兮兮的景象。”　　“这不是某个个人的举动，”康纳说道，“这是他们行动的方式。”　　“不错，是这样。他们在传播谣言。”　　“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如此。”　　“不，不是某种意义上，这是地地道道的谎言。”　　康纳叹了口气。“我也是经过好长时间才明白的，”他说道，“日本人的行为以庄园价值观念为基础。你也经常听到别人谈论日本武士和封建主义，但深入追究，日本人就是农民。要是你在庄园式的农村中生活而其他村民又对你不满，你就会被驱逐出去。这就意味着你死路一条，因为没有哪个村子会接受一个惹是生非的人。就是这样。触犯群体即死路一条，那就是他们的观点。　　“我是说，日本人对群体特别敏感。在他们看来，和团体保持一致比什么都重要。就是说，不出个人风头，不为个人钻营，不过分搞个人英雄主义。这也就是说，没有必要坚持实事求是。日本人几乎不相信事实。事实在他们眼里是冷冰冰的、抽象的东西。就像一个母亲，她的儿子被指控犯了罪，她可不在乎是不是事实，她更关心的是她的儿子。日本人就是这样。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是实实在在的事实。而客观事实则无关紧要。”　　“是啊，一点不错，”我说道，“现在他们干吗要步步紧逼？还有什么争议呢？谋杀案已经水落石出了，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