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明白。只是我心里不踏实。”　　“唔，特德，我认为这场交易了结时，你的心里就会踏实了。但这里有两个具体问题，我们得妥善处理……”就在这时候，他们似乎意识到我在听他们的谈话。他们站起身来，远远地离开了我。我听到第一个人说什么“确保蒙大拿州政府赞成和同意……”，而第二个人缓缓地点着头。第一个人在第二个人的肩上击了一拳，显然在给他鼓劲。　　“你是史密斯中尉吗？”　　一名妇女站在我椅子的旁边。“是我。你是？”　　“我叫克里斯坦，是唐纳森博士的助手。喷气推进器实验室的凯文来电话介绍你，谈到你需要有人帮助你处理录像带，是吗？”　　“是的。我需要复制一下。”　　“很抱歉，凯文来电话时我不在。我们的一名秘书接的电话，看来她并没有真正弄明白你的要求。”　　“怎么回事？”　　“接电话的秘书出了点小差错，很不凑巧，唐纳森博士眼下不在。他今天上午有演讲。”　　“我明白了。”　　“这使我们很难办，因为他不在实验室。”　　“我只是想复制几盘录像带。也许实验室里有其他人能帮助我。”我说道。　　“换在平时，这是没问题的。不过，今天恐怕不行。”　　这是日本式的壁垒：彬彬有礼，可是此路不通。要想让一家日本研究单位帮我的忙，看来是很不现实的事。即使是做复制录像带这种不带任何色彩的事也是如此。　　“我明白了。”　　“今天上午实验室里没人，他们昨天夜里都在赶一个突击性项目，很晚才走。我猜想，他们都熬了大半夜，所以今天要很晚才能来。那位秘书不知道他们要很晚才来上班，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　　我做最后一次尝试。“你知道，我的上司是警察局长。这儿是我今天早上跑的第二个地方。他催着我立即复制这些带子。”　　“我很乐意帮你忙。我知道，唐纳森博士也会乐意这样做的。我们过去也为警方承担过特殊任务，而且我相信，我们有能力复制你的任何材料。也许，今天晚些时候可以。或者，如果你不在意把带子留在这儿……”　　“我恐怕不能那样做。”　　“对。当然啰，我能理解，唔，很抱歉，中尉。也许，你可以在今天晚些时候再来，行吗？”她微微地耸了耸肩。　　我回答道：“也许不行。我的运气不好，昨天夜里大伙儿都加班。”　　“是的。这种情况很不寻常。”　　“是怎么回事？发生什么情况啦？研究出了差错？”　　“我确实不知道。我们的电视现场处理能力十分强，有时候我们接受一些特殊的临时性要求。一部广告片需要加上特别的效果，或者诸如此类的事儿。我们为索尼公司加工迈克尔·杰克逊的新录像带，或是某人需要修复被损坏的带子。你知道，那是重新制作信号。但是我不清楚昨天夜里是怎么回事。我只知道，肯定有大量活儿要干。大约有20盘录像带要加工。真是个紧急任务。我听说后半夜才完工。”　　我想道：这不可能。　　我在设想，康纳会怎么办，他会如何处理这件事。我觉得，我值得再来试探一下。我说道：“唔，我相信，中本公司对你们的辛勤劳动会感激不尽的。”　　“哦，那当然。因为对他们来说，效果令人满意。他们非常高兴。”　　我又追问道：“你刚才提到，唐纳森先生在做演讲……”　　“唐纳森博士，是的……”　　“他在哪儿做演讲？”　　“在博纳凡契旅馆举行的联合培训研讨会上。研讨科研工作中的管理技术。他今天上午一定很疲劳。不过他向来都是个出色的演讲人。”　　“谢谢。”我把我的名片给了她。“你帮了我不少忙。要是你想到什么事情，请给我打电话。”　　“行。”她看了一眼我的名片。“谢谢。”　　我转身准备离开。我刚要走，只见一个二十八九岁的青年美国男子从楼上下来。他身穿一套阿马尼西服，露出工商管理学硕士那种沾沾自喜的神情，看来平时一定常常测览时装杂志。他对那两个男子说道：“两位先生，中川先生现在要见你们。”　　青年人说罢便回过身子迈着悠然自得的步子走向电梯。那两个人跳起身来，抓起他们的小册子和照片，也跟随那位青年而去。　　我走出屋子，进入重重烟雾之中。　　26　　门厅里挂着一标语牌，上面写着：携手合作，日本和美国的管理方式。在会议室里，我看到了那种在暗淡光线下举行的业务研讨会的景象。男、女代表们坐在铺着灰色桌布的长条桌旁；当发言人在讲台上喋喋不休地讲话时，其余的人在昏暗中做着笔记。　　我站在一张桌子跟前，桌子上放着迟到人员的姓名标签，一个戴眼镜的妇女走到我跟前问道：“你登记了吗？你有没有拿到你的材料袋？”　　我稍稍转过身子，亮了一下我的警徽。“我想找一下唐纳森博士。”我说道。　　“下一个是他发言，再过七八分钟就轮到他了。能让其他人帮你忙吗？”　　“我只要一小会儿就行。”　　她迟疑了一下。“他马上就要发言了……”　　“那么你最好立刻把他叫来。”　　她那副模样好像我揍了她似的。我不知道她在指望什么。我是个警官，而且我要求和某人谈话。她是否认为，这还可以讨价还价？我一想起那个身穿阿马尼时装的青年，心里就直冒火。当他领走那两个房地产商时，他踱着方步，好像仪态万方、身价百倍。为什么他把自己看得那么举足轻重？他也许取得了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可他不过是个替日本老板传传话的听差而已。　　我望着那名妇女绕过会议室，走向讲台，有4个人正在那儿等待发言。那些经商的听众做着记录，而一个沙色头发的男子正在讲台上说道：“在日本公司中，外国人会有一席之地，当然喽，这位先生不是在最高层，也许，甚至不是在较高层，但确实有一席之地。你必须认识到，作为一名外国人，你在一家日本公司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你会受到尊重，你会有事干。既然你是外国人，你总得克服一些特殊的障碍，但是你完全有能力这样做。如果你时刻记住循规蹈矩，安于本分，你就能取得成功。”　　我看着这些身穿西装的商人，他们正埋头做着记录。我不知道他们在写什么。循规蹈矩？　　那名演讲人继续说道：“人们常常听到一些管理人员说：‘我在日本公司里无足轻重，因此我不得不辞职。’或者会听到有人说：‘他们不听我的，我没有把我的主意付诸实施的机会，没有晋升机会。’那些人不懂得外国人在日本团体中的作用。他们不善于与之协调，所以他们只好离开。但是，那是他们自己造成的。日本人完全乐意在他们的公司里接纳美国人和其它国家的人。他们确实渴望能雇用这样的人。而且你会被接纳：只要你知趣。”　　一名妇女举手问道：“日本公司里是否歧视妇女？”　　“他们不歧视妇女。”演讲人回答说。　　“我听说，妇女得不到晋升。”　　“那纯属捏造。”　　“那么，怎么会有这么多法律诉讼？住友银行刚了结一场十分轰动的反歧视诉讼案。我看到一份材料说，1。”3的日本公司都受到美国雇员的控告，那是怎么回事？”　　“这完全可以理解，”演讲人说道，“不论什么时候，一家外国公司要在别的国度开办企业，在它适应该国的风俗和习惯的过程中，总有可能犯一些错误。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公司刚开始在欧洲许多国家办企业时，他们也举步维艰，不止一次发生诉讼。因此，日本公司在美国有一个适应过程，这是不足为奇的。我们需要有耐心。”　　一名男子笑着问道：“是否会有这样的时候，我们无需再对日本人忍气吞声？”不过，他的话语中透出的是沮丧，而不是愤怒。　　屋子里的其他人仍然在做笔记。　　“是警官吗？我是吉姆·唐纳森。找我什么事？”　　我转过身来。唐纳森博士瘦高个子，戴着眼镜，露出一种做事有板有眼，甚至是过分刻板的样子。他的穿戴是一副大学教授的派头，花呢运动服，配一根红领带。但是，他的衬衣口袋里冒出几支廉价笔。我猜想，他是一名工程师。　　“我想就中本公司录像带一事请教几个问题。”　　“中本公司录像带？”　　“你们实验室昨天夜里加工的那些带子。”　　“我的实验室？你是……”　　“史密斯，史密斯中尉。”我把名片给了他。　　“你的秘书克里斯坦说，你们实验室里所有的人为了加工几盘带子昨天夜里都工作到深夜。”　　“不错，是这样。大多数工作人员。”　　“那些录像带是中本公司拿来的。”　　“中本公司拿来的？”他摇摇头。“谁告诉你的？”　　“你的秘书说的。”　　“我可以保证，中尉，这些录像带不是中本公司拿来的。”　　“我听说有20盘带子。”　　“是的，至少有20盘。具体数目我可说不准。不过这些录像带是麦卡恩—埃里克森公司拿来的，是给朝日牌啤酒做广告用的。我们得给每一份广告转换标识。眼下朝日啤酒是美国最好的啤酒。”　　“可是中本公司的问题——”　　“中尉，”他看了一眼讲台，不耐烦地说道，“我来给你解释一下吧。我给蛤研究所的实验室干活。蛤属于开胜工业公司，是中本公司的竞争对手。日本公司间的竞争十分激烈。非常激烈。请相信我的话：我的实验室昨天夜里没有处理过任何中本公司的带子。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有这种事。要是我的秘书这样对你说过，那么她搞错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现在，我得去发言啦。还有什么事吗？”　　“没有了，”我说道，“谢谢你。”　　讲台上那位演讲人刚刚说完，听众中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我转身离开了屋子。　　康纳从高尔夫球场来电话时，我正准备驾车离开博纳凡契旅馆。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恼火。“我收到了你的口信，只好中断打球。多好的一场比赛。”　　我对他说，下午1点钟与莫顿参议员有一个约会。　　“好吧，”他说道，“10点半来接我。还有别的事吗？”　　我对他说了我去喷气推进器实验室和蛤研究所的情况，还对他说了与唐纳森的谈话。康纳叹了口气，说道：“那是浪费时间。”　　“为什么？”　　“因为蛤研究所是开胜工业公司资助的，而他们是中本公司的竞争对手。他们怎么也不会去帮中本公司的忙。”　　“唐纳森也这么对我说。”我说道。　　“现在你上哪儿？”　　“去南加州大学的视频实验室。我还在想办法复制这些录像带。”　　康纳停顿了一下。“还有别的事要告诉我吗？”　　“没有了。”　　“好。10点半再见。”　　“干吗那么早？”　　“10点半。”他重复了一遍，便挂了电话。　　我刚挂上电话，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你该给我打电话的。”这是《时报》的肯·舒比克，他的声音听上去气鼓鼓的。　　“对不起，给别的事情缠住了。现在我们能谈谈吗？”　　“当然可以。”　　“你有没有帮我打听到消息？”　　“喂，”他停顿了一下，“你离这儿不远吧？”　　“大约5个街区的距离。”　　“那么你就过来喝杯咖啡吧。”　　“你不想在电话里谈？”　　“唔……”　　“说吧，肯。你总是喜欢和我在电话里聊聊的。”舒比克和《时报》的其他记者一样，坐在他的电脑桌跟前，头戴耳机，从早到晚打电话。他喜欢这种工作方式。他的所有工具都在他的跟前，因此他一面说话，一面就可以把信息输入电脑。我担任新闻发布官那阵子，我的办公室就在帕克中心的警察局本部，离《时报》大楼仅两个街区。而像肯这样的记者宁愿和我在电话里交谈，也不愿当面聊天。　　“来吧，彼得。”　　这再清楚不过了。　　肯不愿在电话里和我谈。　　“好吧，就这样，”我说道，“10分钟后见。”　　27　　《洛杉矶时报》是美国赢利最高的报纸。报纸的新闻编辑室占了整整一层楼，面积有一个街区那么大。但是整个区域被巧妙地划分成几个部分，所以你根本不会去想，它的实际面积到底有多大，到底有几百个人在那儿工作。标准尺寸的工作台三三两两地放在一起，桌上摆着荧光闪闪的电脑，不断发出信号的电话以及孩子的相片；倘若你要绕所有这些工作台走上一遭，兴许要花上几天时间才行。　　肯的工作地点在大楼东侧的城市新闻部。我发现他在办公桌前踱着步。他在等我。他一把抓住我的肘部。　　“咖啡，”他说道，“我们去喝咖啡。”　　“怎么回事？”我问道，“你不愿别人看到你和我在一起吗？”　　“不，别胡扯啦。我只想回避那个韦塞尔。他到这儿来勾引国际部那个新来的姑娘。她还压根儿不了解他。”肯点点头，指着新闻部编辑室的另一头。我向那里看去，在窗户旁，站着威利·威廉那熟悉的身影——也就是众所周知的韦塞尔·威廉。眼下，威利正在跟一位坐在电脑终端前的金发女郎调笑，那张狭长的、雪貂般的脸上堆满笑容，全神贯注地端详着对方，好像戴着一张面具。　　“很逗人喜爱。”　　“是啊。臀部不小。她是荷兰人，”肯介绍道，“才来一星期，对威利一无所知。”　　大多数机构里总有像韦塞尔这样的人：他们野心勃勃，但人品低下；对当权者百般奉迎，尽犬马之劳，但其余的人却对他恨之入骨。韦塞尔·威廉就属于这种类型。　　那个韦塞尔就像大多数无耻之徒一样，把别人尽往坏处想。对任何事情他保管都能尽其丑化之能事，因为他坚持认为掩盖是没有必要的。他对别人的弱点特别敏感，对耸人听闻的事件津津乐道。他对事实真相不屑一顾，认为公正的评价是软弱的表现。对韦塞尔来说，真理属于强者，而他就是为强者服务的。　　《时报》的其他记者都对他嗤之以鼻。　　我和肯走进中央过道。我跟着他向咖啡器走去，可是他却把我领进了图书馆。这层楼的中央是《时报》的图书馆，它比许多大学图书馆的规模还大，设施还好。　　“哦，威廉怎么了？”我问他。　　“他昨天夜里在这儿，”肯说道，“剧院散场后，我来这儿拿一下采访提纲，准备早上在家里进行采访。我看到韦塞尔在图书馆里。当时大约是深夜11点钟。你知道那个臭狗屎多么野心勃勃。我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来。他满脸通红。当然啰，你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当然啰。”我说道。韦塞尔擅长于暗箭伤人。一年前，他曾设法使《星期日纪事》的编辑丢了饭碗。只是到头来，他自己也没有谋到这份差事。　　肯说道：“于是我悄悄地问图书馆夜间管理员莉莉：‘怎么回事？他在这儿打什么主意？’她回答道：‘他在查阅警察局关于某个警察的报告。’于是我想，这没什么了不得。可是我又开始感到纳闷。我是说，我仍然是城市新闻部的高级记者，每个月依然要写两篇关于帕克中心的报道。他到底有什么事情瞒着我？说不定，这该是我的报道范围呢。因此我就问莉莉，那个警察叫什么名字。”　　“我猜得着。”　　“不错，”肯说道，“彼得·J.史密斯。”　　“那是什么时候？”　　“大约11点钟。”　　“真不赖。”　　“我以为，你想知道呢。”肯说道。　　“我的确想知道。”　　“于是我对莉莉说——这是昨天夜里的事——我说：‘莉莉，他在玩什么花招？’他无孔不入，不放过报社资料室的任何一份旧日剪报。而且，他显然在帕克中心有内线，会把内部事务的记录透露给他。听说是关于一场儿童性骚扰的审讯，两年前的指控。”　　“嘿，胡说八道。”我说道。　　“那是真的？”肯问道。　　“有过审讯，”我回答道，“但完全是无稽之谈。”　　肯看着我。“给我说具体些。”　　“那是3年前的事啦，”我说道，“我还在当警探呢。我和我的搭档到拉德拉高地处理一件家庭斗殴。一对拉丁美洲血统的夫妇大打出手。两人都喝得醉醺醺的。那女的想让我把她的丈夫抓起来，当我拒绝时，她就说她丈夫对她不满周岁的女儿性骚扰。我去看了一下孩子，什么都好好的。我还是不同意抓她的丈夫。那女人很生气，第二天到局里指控我性骚扰。当时进行了预审，由于没有法律证据，指控被撤销。”　　“那好吧，”肯说道，“那么，你当时作了一次旅行，那次旅行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皱起了眉头。“旅行？”　　“韦塞尔昨天夜里在设法查阅你的旅行记录。飞机旅行，野餐，旅馆开支……”　　我摇摇头。“我记不得了。”　　“是啊，我也觉得，他一定是摸错了道。你女儿只有你一个人照管，你不会去野餐的。”　　“没法去。”　　“那好。”　　我们往图书馆里面走去，来到一个角落上。从那儿透过玻璃可以见到新闻编辑室的城市新闻部。我看到韦塞尔还在和那姑娘聊着，逗她说话。我说道：“肯，我不明白的是，他干吗要和我过不去？我是说，我可没有得罪过谁，和谁都没有红过脸。我已经3年没干警探了。我是联络官。我是说，我是在和政治打交道。那么《时报》的记者干吗要存心跟我过不去？”　　“你是指星期四夜里11点钟的事？”肯反问道。他直愣愣地看着我，好像我是个白痴，好像我的口水正顺着下巴往下淌。　　我问道：“你认为这是日本人干的？”　　“我认为，韦塞尔在为别人效劳。他是个有奶便是娘的下流坯。他为电影公司、唱片公司、经纪人事务所干活，甚至为房地产经纪人卖命。他是个摇羽毛扇的人物。要知道，眼下韦塞尔开的可是梅塞迪斯500SL型豪华轿车。”　　“哦，是吗？”　　“靠记者的收入用这样的车太奢侈了，不是吗？”　　“是呀，一点不错。”　　“那么，你得罪了某个人？就在昨天夜里？”　　“也许是这样。”　　“因为有个大人物要韦塞尔把你搞臭。”　　我说道：“这叫人难以相信。”　　“你不能不信，”肯说道，“唯一使我担心的是韦塞尔在帕克中心的那个内线。局里有人把内部事务透露给他。你在局里的处境怎么样？”　　“我自认为还不赖。”　　“那好。因为韦塞尔又在借助于他惯用的伎俩。今天早上我还和我们报社的内部事务律师罗杰·罗斯科谈过。”　　“他怎么说的？”　　“你猜，昨天夜里是谁心急火燎地找这位律师，还反复问他一个问题？韦塞尔！你想猜一下是什么问题吗？”　　我没有吭声。　　“他的问题是，担任警方新闻发布官会使某人成为知名人士吗？还有，知名人士是否无法对诽谤提出指控？”　　“真是活见鬼。”我说道。　　“一点不假。”　　“那么律师是怎么回答的？”　　“谁在乎怎么回答呢？你知道这一切是如何进行的。他需要做的就是给几个人打电话，对他们说：‘喂，我是《洛杉矶时报》的比尔·威廉。我们明天要发布一条消息，披露彼得·史密斯中尉是个儿童虐待狂，对此你有什么高见？’就这样有选择地打上几个电话，甚至这消息都用不着发表。编辑会删掉这条新闻，然而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我什么也没说。我知道肯对我说的都是真话。这种事我见得不少。　　我问道：“我能怎么办呢？”　　肯笑了。“你可以安排一次野蛮行动，那是洛杉矶警察的拿手好戏。”　　“那哪可不是闹着玩的。”　　“这张报纸上没人会报道此事，我可以向你保证。你真可以把他宰了。如果有人录下像来，嘿，大伙儿都会花钱看这个录像的。”　　“肯。”　　肯叹了口气。“我做梦都想这么干。好吧，还有一件事。去年，威廉在插手《星期日纪事》的人事变动之后，我收到一个匿名邮包。另外还有几个人也收到同样的邮包。不过当时大家都没有对此做出反应。这种做法并不光彩。你感兴趣吗？”　　“我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肯从他的运动服口袋里掏出一只马尼拉纸做的信封。信封上带有细绳，可以把信封口缠住。信封里装着一长条没有裁开的照片。那些照片上，威利·威廉正在和一名黑发男子亲热。他的头埋在那男子的大腿之间。　　“他的脸从哪个角度都无法看得很清楚，”肯说道，“然而，这肯定是他，错不了。他在接待一名向他提供消息的人时被拍了照。这么说吧，他们当时上在喝上一杯。”　　“那家伙是谁？”　　“我们花了不少时间才打听到。他的名字叫巴里·博尔曼，是南加利福尼亚的凯泽电子公司在此地的销售经理。”　　“这玩意儿对我能有什么用？”　　“把你的名片给我，”肯说道，“我把它夹在信封上，然后一起送到韦塞尔那儿。”　　我摇摇头。“我不想这样做。”　　“这样肯定能使他三思而行。”　　“不，”我说道，“这不是我的行事之道。”　　肯耸耸肩。“是啊，这样做也许不顶用。即使我们堵住了韦塞尔的臭嘴，日本人也许还会有别的办法。我还是没能搞清楚，昨天夜里的那篇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听到的仅仅是‘上峰的命令，上峰的命令。’不知是什么含义，什么含义都可能。”　　“一定是什么人写的。”　　“告诉你，我无法了解底细，但是，你知道，日本人对报社有很大影响。这不仅仅是指他们所带来的广告业务，也不仅仅是指他们在华盛顿的公关机构的不懈鼓噪，更不仅仅是指他们对政界人物以及党派组织的竞选赞助。这是指所有这一切都在同时起作用，而且除此之外还有别的手段。我们不知不觉地中了糖衣炮弹。我是说，你也许会参加编辑部举行的会议，讨论一篇打算发表的文章，但是突然你却意识到，没有人想冒犯他们。这并非因为这篇报道的正确与否，也并非因为这算不算得上新闻。这不是诸如‘我们不能说那件事，否则他们要抽走广告’的问题。这样针锋相对的问题比那要微妙得多。有时候，我望着我们的编辑人员，我可以猜测到，他们不同意登载某些报道是因为他们感到害怕。他们甚至不知道他们害怕什么。但他们确实害怕。”　　“新闻自由原来就是这么回事。”　　“嘿，”肯说道，“现在不是毛头小伙子说大话的时候。你清楚那是怎么一回事。美国的新闻就是人云亦云。流行的意见是掌权者的意见。眼下日本人大权在握，报纸也像往常一样传播这些流行的见解。这一点也不奇怪。只是你要小心谨慎才好。”　　“我会小心的。”　　“要是你打算寄这些照片，就给我打电话。千万别犹豫。”　　我想和康纳聊聊。现在我开始明白，康纳为什么感到担心，为什么想尽快结束调查，因为一场精心组织的旁敲侧击的进攻使人不寒而栗。一名精干此道的好手——韦塞尔确实精于此道——会想方设法，日复一日，编出新的故事来，虽然事实上什么也没发生。你会看到一条标题“大陪审团对警方的罪行犹豫不决”，可实际上大陪审团都还没有聚会呢。可人们日复一日地看到这条标题，就得出了他们自己的结论。　　问题在于，人们总是有办法编造这样的故事。到这场旁敲侧击的战斗结束时，要是你的攻击对象被认为是无辜的，你还是可以编出一条标题来：“大陪审团未能给警察定罪”，或是“地方检查官不愿起诉受指控的警察”。这种标题所起的坏作用跟定罪没有两样。　　你无法对一连几个星期充满敌意的宣传进行反击。每个人都记住了这个指控，却无人理会指控已撤销，这就是人们的天性。一旦你被起诉，你就很难再恢复正常的形象。　　情况愈来愈使人毛骨悚然，我心里感到十分不安。当我把车驶入南加州大学物理系旁边的停车场时，我感到自己变得心事重重。这时，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是局长助理奥尔森来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