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　　“你是否觉得他从这儿拿走了什么东西？”　　“我真的说不上来，先生。”　　对菲利普斯这种躲躲闪闪的回答，我开始感到厌烦，我说道：“你觉得他拿走了什么？”　　康纳瞪了我一眼。　　菲利普斯态度变软了：“我真的不知道，先生。”　　康纳说道：“当然，你不知道。你不可能知道别人的手提箱里装有什么。顺便问一句，你们这些保安摄像机上监视到的情况是不是要录像？”　　“是的。”　　“你能说说你们是怎么做的吗？”　　“当然可以。”这位保安人员从桌子旁边站起来，走去打开了房间那头的一扇门。我们跟着他进了另一个小房间，像个小密室，里面放着一排排小金属箱子，从地面一直堆至天花板。每只金属箱上都标有日文字和数码，上面都亮着一盏红色指示灯和一个发光二极管计数器，上面的数字在向前翻滚。　　菲利普斯说道：“这些就是我们的录像机。它们把大楼里每台摄像机上输送过来的信号录制下来，都是8毫米高清晰度黑白录像带。”说着他举起一小盒录像带，就跟盒式录音磁带大小差不多。“每盒录像带可以录8小时的东西。我们每天晚上9点换录像带，我每天来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干这个。我把原来的带子取出，换上新的。”　　“你今天晚上是不是9点钟换的带子？”　　“是的，先生，跟以往一样。”　　“你取下的带子怎么处理？”　　“保存在这下面的磁带箱里。”说着他弯下身把几只长长扁扁的抽屉指给我们看。“录下来的东西我们要保存72小时，也就是3天。所以我们总共有9套录像带。每3天就轮着用一次。懂我的意思不？”　　康纳有些迟疑。“我最好还是把它记下来。”他拿出一个小记事本和一支笔。“呃，每盒录像带可以用8个小时，你们总共有9套带子……”　　“对的，对的。”　　康纳写了一会儿，然后很恼火地甩了甩笔：“这个破笔，没墨水了。你这儿有废纸篓吗？”　　菲利普斯指着墙拐角说：“就在那儿。”　　“谢谢。”　　康纳走过去把笔扔进了废纸篓。我把我的笔递给他。他接着又写起来。“你是说你们有9套录像带，菲利普斯先生……”　　“是的，每套带子都用字母编上号，从A到I。我9点接班后，把带子退出，看看上面编的号，然后把编着下一个顺序号的带子放进去。比如今天晚上，我取出C号带。然后就放进了D号带，也就是现在在机子上运行的那套录像带。”　　“我明白了，”康纳说道，“而后你就把C号带放进这里的一个抽屉里。”　　“对了，”说着他拉开其中一个抽屉，“就是这些带子。”　　“我可以看一下吗？”康纳说着很快扫视了那贴着编号标签、摆放得整整齐齐的一排录像带，接着又很快打开其它抽屉，看了看存放在里面的带子。除了字母编号不同，所有的抽屉看上去完全一样。　　“我想我现在明白了，”康纳说道，“实际上你们是用9套带子轮番倒换。”　　“一点不错。”　　“所以每隔3天就用到一次。”　　“对。”　　“保安部门什么时候开始使用这一系统的？”　　“这是幢新大楼，不过我们已经使用了大概两个月了吧。”　　“我觉得这是一套组织安排得非常好的保安监视系统，”康纳称赞道，“谢谢你向我们所做的解释，我还想再问一两个问题。”　　“可以。”　　“你看这儿的这些计数器——”康纳指著录像机上的发光二极管计数器说道，“它们所显示的好像是从装上带子开始录像到现在为止的时间，对不对？现在将近11点了，你是9点钟把带子放进去的，上面这台录像机上显示的是1：55：30，接下去的一台显示的是1：55：10，等等。”　　“对的。我放带子时是一个接着一个放的，当中有几秒钟的间隔。”　　“噢。这几台显示的大致上都是两个小时，可是我看见这下面有一台录像机上记录的时间只有30分钟。它是不是坏了？”　　“唔，”菲利普斯皱起眉头，“我想大概是的。我换带子的时候是挨个儿换的，我已经说过了。可是这些录像机都是最新技术的产品，有时候也会出些故障。也许是电源出了什么毛病造成的。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是的，完全可能。”康纳说道，“你能告诉我是哪台摄像机跟这台录像机相连吗？”　　“当然可以。”菲利普斯念了一下录像带的号码，然后走到外面那个有显示屏的房间里。“是46。”6号，”他说道，“是这个监视屏。”他轻轻拍了拍那台监视器的屏幕。　　这台监视器连着敞开式办公室里的一台摄像机，是监视第46层整个楼面的。　　“可是你们看，”菲利普斯说道，“这个系统的优越性在于，即使某一台录像机出了毛病，那层楼面上还有其它摄像机。其它几台录像机看来工作还是正常的。”　　“是啊，它们的工作是正常的，”康纳说道，“顺便问一句，你能告诉我为什么第46层楼要装这么多摄像机吗？”　　“我刚才没跟你解释，”菲利普斯答道，“不过你知道他们很讲求效率。按他们的说法就是，要监督办公室里工作的人。”　　“那么这些摄像机主要是用于监视白天在这里上班的人，帮助他们提高工效的，是吧？”　　“我听说是这样。”　　“嗯，我想我要问的就这些了。”康纳说道，“哦，还有件事，上哪儿能找到特德·科尔？”　　菲利普斯摇了摇头说：“不清楚。”　　“你和他一起出去玩过，交往过没有？”　　“去过，但是不多。他脾气很怪。”　　“到他住的地方去过没有？”　　“没去过，他这种人神秘得很。我想他大概是住在他母亲或什么人那儿。不过我们去过一家酒吧，叫帕洛米诺，在机场那边。他喜欢那个地方。”　　康纳点点头。“最后一个问题：离这里最近的付费电话在哪儿？”　　“在外面的大厅里，右边靠洗手间的地方。不过你可以使用我这里的电话。”　　康纳热情地握了握他的手，说：“菲利普斯先生，我很感激你能抽时间与我们谈话。”　　“这没关系。”　　我把我的名片递了过去。“菲利普斯先生，如果你今后想起可能对我们的工作有帮助的事情，请给我们打个电话。”说罢我离开了那儿。　　7　　康纳站在大厅里那部付费电话跟前。这种新型立式电话亭里有两只送话器，一边一只，所以一条线上可以有两个人同时讲话。东京前几年就装上了这种电话亭，现在洛杉矶市内也到处可见。太平洋贝尔公司已不再是美国公用电话的主要供应商，日本厂家也打入了美国的这个市场。我见康纳正把这部电话的号码抄在笔记本上。　　“你在干什么呢？”　　“今晚我们有两个互不相干的问题要回答。一个是，那姑娘怎么会被人害死在一个办公楼层里的。我们还得弄清是谁打电话报的警，把这桩杀人案捅给我们。”　　“你认为那个电话是从这儿打的？”　　“有可能。”　　他合上笔记本，然后看了看表，说：“时候不早啦，我们走吧。”　　“我觉得我们正在犯一个大错误。”　　“此话怎讲？”康纳问道。　　“我不知道应不应该把那些录像带留在保安值班室里。要是我们走了之后有人把带子换走怎么办？”　　“早给换掉了。”康纳答道。　　“你怎么知道？”　　“我是舍弃了一枝很好的钢笔才证实这一点的，”他说道，“好啦，走吧。”他径直朝通向停车场的楼梯口走去。我跟了过去。　　“你知道吧，”康纳说道，“菲利普斯开始解释录像带如何周转使用的时候，我就怀疑带子可能已被人调换。问题是怎样证实这种怀疑。”　　康纳的声音在钢筋水泥的楼梯井里回响。他两步并作一步迅速朝下走去。我紧紧跟在他后面。　　“如果有人来换带子，”他继续说道，“他们怎么干才好呢？他们是要冒风险的，所以手脚就要非常快，但他们很怕弄错了露出马脚。当然，更不愿留下可能成为罪证的那些录像带。于是他们很可能会把整套带子全都调换。拿什么来换呢？当然不能用后面一套带子来换上去，因为一共只有9套带子，少一套很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如果只剩8套带子了，那么有一个装录像带的抽屉就成了空的。所以，他们得拿一套新带子把那套带子换下来。20盒崭新的带子。这就意味着我应当检查一下垃圾桶。”　　“所以你才把那只笔给扔了？”　　“是啊。我不想让菲利普斯知道我在干什么。”　　“结果呢？”　　“桶里有许多揉得皱成团的塑料包装纸，都是新录像带上的包装纸。”　　“哦。”　　“我知道带子已被调换之后，接下去要弄清的问题就是他们换了哪一套。我就装糊涂，每个抽屉都看了一下。也许你注意到了C套带子，也就是菲利普斯来接班后换下的那一套，上面所贴的标签比其它几套上的要稍微白一些。这种差别很不明显，因为这个值班室开始工作才两个月。但差别还是看得出来的。”　　“我懂了。”有人到保安值班室来过，拿出20盒新录像带，把它们的包装撕去，贴上新标签后放进了录像机里，换走了录有杀人作案过程的录像带。　　我说道：“要我说，菲利普斯实际知道的情况比他刚才告诉我们的要多。”　　“也许吧，”康纳说道，“但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再说，他知道的情况也有限。报案的时间是8点30分左右，菲利普斯是8点3刻到的，所以他没有看到案发时的情况。我们可以假定他前面的那个叫科尔的保安人员看见了所发生的事。可是到8点3刻的时候，他却不见了，而值班室里却有个陌生的日本人正在关手提箱。”　　“你认为他就是换带子的人？”　　康纳点点头。“很有可能。事实上，如果这人就是凶手，我也不会感到吃惊。我希望能在奥斯汀小姐的寓所解开这个疑团。”他推开门，我们走进了停车场。　　8　　一些前来参加招待会的人正在等候停车场的工作人员把他们的汽车开过来。我看见石仓正与托马斯市长夫妇在闲谈。康纳领着我径直朝他们走去。石仓在市长面前那股殷勤劲儿简直像个马屁精。他朝我们咧嘴一笑，说道：“啊，先生们，你们的调查进展顺利吗？我还能为你们做点什么？”　　我本来对他还没有多少成见，可是现在看见他在市长面前那副讨好的样子，不由心头火起，脸也气红了，而康纳只是大步迎上前去。　　“谢谢你，石仓先生，”他说着微微欠了欠身，“调查进展还算顺利。”　　“你所需要的帮助都得到了满足吗？”石仓问道。　　“哦，是的，是的，”康纳回答道，“大家都很愿意合作。”　　“那很好，很好。我很高兴。”石仓说着对市长笑了笑。他看上去真可谓笑容可掬。　　“不过，”康纳说道，“还有一件事。”　　“尽管说，只要我们能办到……”　　“保安值班室的录像带似乎被人调换过。”　　“录像带？”石仓皱起眉头，显然感到有点措手不及。　　“是啊，”康纳继续说道，“从保安监视摄像机上录下来的录像。”　　“这我可是一无所知啊，”石仓说道，“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只要有录像带，你们可以随时进行检查。”　　“谢谢你，石仓先生，”康纳说道，“遗憾的是，那几盒关键的录像带看来已经被人从中本大厦的保安值班室拿走了。”　　“拿走了？先生们，我想你们一定是弄错了吧。”　　站在一旁的市长密切注视着我们之间的谈话。　　“也许吧，”康纳说道，“不过我觉得没弄错。如果你石仓先生亲自去看一下，你就会相信了。”　　“我肯定要去看的，”石仓说道，“但我有必要重申一下，康纳上尉，我简直无法想象，录像带会少了。”　　“也许吧。不过，我不那样认为。有劳你再查一查，谢谢了，石仓先生。”　　“不用谢，上尉。”石仓说这话时脸上依然堆着笑容。“无论以任何方式，只要能帮助你们，都是我的荣幸。”　　“这个狗娘养的！”在圣莫尼卡高速公路上行驶时，我不由地骂了一句。“这小狗东西竟然当面撒谎。”　　“真可恨，”康纳说道，“不过你看，石仓持的是另一种态度。既然他站在市长旁边，他就把自己看做是在另一种场合下，用另一套规则和要求来约束自己的举止。由于他很注重场合，他就能抛开过去的行为，做出完全不同的举动。在我们看来，他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但他自己却觉得这种举止言谈恰到好处。”　　“使我恼火的是，他竟然表现得如此信心十足。”　　“他当然信心十足，”康纳说道，“如果他知道你对他很恼火，他会感到吃惊的。你认为他很不道德，他则认为你太天真。因为对日本人来说，表现得始终如一是不可能的。在不同地位和身份的人面前，日本人的表现就各不相同。他在自己的家里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时，身份都在变化。”　　“是啊，”我说道，“这没什么，问题是他是个撒谎的杂种。”　　康纳看了看我。“你会这样跟你母亲谈话吗？”　　“当然不会。”　　“所以你也随着不同场合而变化嘛，”康纳说道，“事实上我们大家都是如此。只不过美国人认为人的个性核心是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而日本人则认为一切都受场合的制约。”　　“在我看来这倒像是撒谎的借口。”　　“他并不认为这是撒谎。”　　“但实际上这就是。”　　康纳耸耸肩。“后辈，这仅仅是你的看法，他并不认为那是撒谎。”　　“见鬼。”　　“听我说，你有自己的选择。你可以按照日本人的方式理解他们，与他们打交道，你也可以对他们大为恼火。不过我们的问题是在这个国家里，我们与日本人打交道时，并没有认清他们，并采取相应的方式。”这时汽车从一个大坑上开过，猛地一颠，把车内无线电送话器都颠掉下来了。康纳把它抬起来，放到挂钩上。　　前方不远处就是离开高速公路去班迪的路口，我拐上右边的车道。“有件事我不太明白，”我说道，“你为什么觉得在保安值班室里带着公文箱的那个人可能就是凶手呢？”　　“根据时间顺序。你看，报警的时间是8点32分。过了不到一刻钟，也就是8点45分，就有个日本人在那儿调换录像带，想消灭证据、掩盖事实。这个反应相当快，远非一家日本公司做得到的。”　　“为什么呢？”　　“日本人的组织机构对危机的反应实际上非常慢。他们在决策方面对过去的先例有很大的依赖性。如果以前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他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还记得电传的事吗？我相信整个晚上他们与东京的中本公司总部的电传往来都没断过。毫无疑问，公司方面仍在寻找对策。遇到新的情况，日本人的组织机构怎么也无法做出快速反应。”　　“可是，一个人单独行动就能做到？”　　“是啊，完全可以。”　　我说道：“所以你才认为带公文提箱的那个人也许就是凶手。”　　康纳点点头。“是的，不是凶手本人，就是与凶手关系密切的人。不过等我们到了奥斯汀小姐的公寓，知道的情况就会多一些。我想我已经看见了，就在前面，在右边。”　　9　　帝国纹章公寓坐落在离韦斯特伍德村大约一公里的一条树木成荫的大街上，这座仿都锋式公寓的大部分需重新油漆，整个建筑似乎已年久失修。在这个以研究生和年轻夫妇为主要房客的中产阶级公寓区里，它破败的外观并非什么独特之处。实际上，帝国纹章公寓的主要特征正是它的貌不惊人；即使你每天开车从它旁边经过，也不会去注意它。　　“棒极了，”康纳说道，“这正是他们所喜欢的。”我们拾级而上来到公寓大门口。　　“谁喜欢什么？”　　我们走进大厅。大厅经过改建，成了最平淡无奇的加州式样：色彩淡雅的印花墙纸、装填厚实的长沙发、廉价的陶瓷罩电灯，还有一张镀铬的茶几。与其它公寓的不同之处是大厅角落里的一张门房用办公桌，那儿有个身材魁梧的日本门房正在翻阅连环画。他抬起头很不友好地问道：“有事吗？”　　康纳出示了证件，然后问他谢里尔·奥斯汀住在哪套公寓。　　“我替你们通报一下。”门房说着便伸手去抓电话。　　“不必费心了。”　　“不，我通报一下，也许她立刻正在有客人。”①　　注：①原文如此．以示该人英文有误。　　“我肯定她没有。”康纳接着又用日语说道：“我们是在执行警察公务。”给康纳一把钥匙。　　我们通过一扇玻璃门，沿铺着地毯的走廊朝前走。走廊两头各有一张小漆桌。这公寓内部虽然简朴，却十分雅致。　　“典型的日本风格。”康纳说着笑了笑。　　我心想，就这么一幢地处韦斯特伍德的年久失修的仿都铎式公寓？能算典型日本风格？我听见左边一间房里隐隐约约地传出电子打击乐乐曲声，是哈默的最新热门作品。　　“这是因为我们从外观上看不出它的内部是什么。”康纳解释道，“这是日本人思维的基本原则，要含而不露——建筑风格如此，面部表情如此，任何事情上都是如此。而且历来如此。你看看高山或京都的那些武馆，从外观上你根本看不出内部是什么。”　　“这楼是日本人的？”　　“没错，否则为什么要一个对英语几乎一窍不通的日本人来当门房？他是黑道人物。你大概看见他身上刺的花了吧？”　　我没注意到。我说我还不知道连美国这儿也有日本的黑道人物呢。　　“你要知道，”康纳说道，“在我们洛杉矶，在檀香山，在纽约都有他们的黑社会。一般情况下谁也觉察不到它的存在。我们正常地生活在自己的国家，行走在自己的大街上，从来也没有注意到还有另外一个社会与我们的社会并存着。他们非常谨慎小心，也非常秘密。也许在纽约，你会看见一个日本商人走进一扇没有任何标记的大门，你会瞥见那里面原来是个俱乐部。也许你会听说洛杉矶有一家很小的寿司酒吧，每人收取的费用高达1200美金（东京的价格）。可是，这种寿司酒吧在各类指南上均未列出。它们不是美国社会的一部分，而是黑社会的组成，只有日本人才去得了。”　　“这个地方呢？”　　“这地方是座别宅，是专供情妇居住的地方。奥斯汀小姐的套房到了。”　　康纳用门房给他的那把钥匙把门打开。我们走了进去。　　这套住房有两间卧室，里面放置着高价租来的粉红色和浅绿色的家具。墙上挂着的油画也是租来的，其中一幅油画的框子上贴着的标签上写着布伦纳租借公司字样。厨房的柜台上只放了一碗水果。冰箱里只有一些酸乳酪和几罐健康可乐饮料，起居室的长沙发看上去似乎没有人坐过。咖啡桌上有一本印着好莱坞影星照片的画册以及一只花瓶——瓶中所插的花已经干枯。此外还零零散散地放着几只空烟灰缸。　　其中一间卧室经过改建，里面放着一张长沙发、一架电视机，墙角放了一辆锻炼身体用的自行车。所有的陈设都是崭新的。电视机屏幕的一只角上还斜贴着印有数字调谐字样的标签。那辆自行车的车把上仍然包着塑料套。　　在大卧室里，我终于发现一些人在忙乱中留下的痕迹。一扇带镜子的壁橱门敞开着，3件价格昂贵的礼服被扔在床上。显然，她当时是在决定究竟穿哪件。在梳妆台上放着几瓶香水、一条钻石项链、一块劳力士金表、几张放在镜框中的照片，还有一只烟灰缸，里面是掐灭了的柔和七星牌香烟的烟头。最顶上的那个抽屉半开着，里面是几件内裤和内衣。我看见她的护照被塞在角落里，便拿起来翻了一下。上面有一个去沙特阿拉伯的签证、一个去印度尼西亚的签证以及三次去日本的签证。　　房间角落里放着的那台立体声组合音响还开着，录音机上的磁带舱是弹开的，里面有一盘磁带。我把它推进录音机，听见了杰里·李·刘易斯演唱的声音：“你让我神魂颠倒，你让我如醉如痴，爱得太深能让人失去理智……”得克萨斯的音乐。对于这样一位年轻姑娘，这音乐太老了点儿。但也许她喜爱这些旧时金曲。　　我又回到梳妆台旁边，看着那几张相框中的放大彩色照片：谢里尔·奥斯汀小姐笑眯眯的，她身后是亚洲的背景——庙宇的红色大门、古典式的花园、两旁灰色高楼林立的大街、一个火车站。这些照片似乎是在日本拍摄的。大部分照片上都是她单独一人，但是也有几张照片是她和一个戴着眼镜、已开始歇顶、年纪比她大许多的日本人在一起的合影。最后一张照片似乎是在美国西部拍的。照片上的谢里尔站在一辆沾满灰尘的小型运货卡车前面，笑嘻嘻地挨着一位戴着墨镜、显得弱不经风的老太太。这老太太脸上没有一丝笑意，看上去有些拘泥不安。　　梳妆台旁边塞了几卷大张的纸，全都立在地上。我打开了其中一张。这是一张招贴广告画，上面是穿着比基尼的谢里尔笑容满面地举着一瓶朝日啤酒。广告上的文字说明全是日文。　　我走进了洗澡间。　　一条牛仔裤被踢到角落里；一件白色毛衣被甩在小柜的顶上；一条湿毛巾挂在淋浴间旁边的钩子上。淋浴间的墙上还留有水珠。电卷发器的插头还插在小柜旁边的插座上。卡在镜子边框缝里的是谢里尔和另外一个日本人在加州马里布码头上的合影照片。此人三十五六岁，相貌堂堂。其中有一张照片上，他亲昵地把手臂搭在她的肩上。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他手上有一道疤。　　“啊呀！”我不禁喊了一声。　　康纳走了进来：“发现了什么？”　　“手上带疤的那个人。”　　“好哇。”康纳仔细地看着这张照片。我回头看着这间凌乱的洗澡间，看着水池周围的东西。“你知道，”我说，“这里面有些事情使我很伤脑筋。”　　“什么事情？”　　“我知道她住到这儿来的时间不长，而且我也知道东西全是租来的。可是……我总觉得这里好像已被人做过了手脚。但我又不能确切地说出为什么。”　　康纳笑了笑：“很好，中尉。看上去确实像是有人做了些手脚，而且有理由证明这一点。”　　“他递给我一张拍立得照片。照片上所看到的就是我们所在的洗澡间。裤子被踢到了拐角，毛巾搭拉在那儿，卷发器在小柜子上。但这张照片是用超大角度广角镜头拍摄的，照片上的东西全都走了样。技侦处的人有时使用这种相机来取证。　　“你这是从哪儿弄到的？”　　“是在电梯旁的大厅废物桶里发现的。”　　“所以这照片一定是今晚早些时候拍的。”　　“是的。发现房间里有什么变化没有？”　　我把那张拍立的照片得仔仔细细看了一遍。“没有，看上去没有变……等一下。这些插在镜框边上的照片倒是这张拍立得上没有的。这些照片是后来放上去的。”　　“完全正确。”康纳又回到卧室。他从梳妆台上拿起一张带框的照片。“你来看看这一张，”他说道，“奥斯汀小姐和一个日本人在东京新宿火车站的留影。也许她是被吸引去歌舞伎町——也许只是去买东西的，你注意到照片右面边缘没有？看见这里有一道颜色变浅的地方吗？”　　“看见了。”同时，我也明白了这是为什么：这张照片的上面原来遮有另一张照片。不过这张照片的那道边却露在了外面，所以这道边有些褪色了。“上面的那张照片已被人拿走了。”　　“是的。”康纳同意这个看法。　　“公寓套房已经被人搜过了。”　　“是的，”康纳说道，“而且搜得很彻底。他们今晚先来了一步，拍了一些拍立得照片，搜查了房间，然后又把东西放回原位。可是很难做得一点破绽不露。日本人说质朴自然是最难达到的艺术境界。这些人身不由己，做起事来太谨慎认真。所以，他们把梳妆台上的相框摆得也太正了点儿，香水瓶子的摆放也很不自然，一切都显得有几分做作。即使你脑子里没能注意这些表象，可你看了却总觉得不自然。”　　我说道：“可他们为什么要搜这个房间呢？他们拿走了什么照片？是她和凶手在一起的照片？”　　“现在还不清楚，”康纳说道，“显然，她和日本、和日本人的牵连是无需掩饰的。不过，有样东西他们必须立刻拿走，这只能是——”　　这时，从起居室传来一声轻轻的问话：“琳？是你吗，亲爱的？”　　10　　一个女子的身影出现在门口，朝里张望着。她赤着脚，穿着短裤和宽松上衣。我看不清她的面孔，不过她显然是我的老搭档安德森所说的那种妖艳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