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回事？”花白头发的人转身问他的助手。　　“这是向上去的电梯，先生。”　　“唔，我可是要往下去的呀。”他的声音带着几分醉意，有些拿腔拿调。　　“是的，先生。这我知道，先生。”助手陪着笑脸说，“我们去乘另一部电梯吧，参议员。”他紧紧抓着花白头发那人的手臂，把他带下了电梯。　　电梯门关上后继续向上开去。　　“刚才是你交的税款在起作用呢，”格雷厄姆说道，“认识他吗？斯蒂芬·罗参议员。有幸看见他到这里来参加晚会，他可是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呀。有关日本进口商品的规定都是这个委员会定的。不过罗也像他的朋友肯尼迪参议员一样，是个爱拈花惹草的人。”　　“哦，是吗？”　　“有人说他酒量也很不错。”　　“我已经注意到了。”　　“所以才有个助手跟着他，为的是保证他别惹麻烦。”　　电梯停在第46层。接着是一声轻轻的电子模拟声：“46层，谢谢。”　　“到了，”格雷厄姆说道，“现在我们大概可以工作了。”　　3　　电梯门开了。我们的面前是一堵人墙。这些人都穿着清一色的西服，背对着我们。挤在电梯门前那块地方的人肯定不下20个。空气中弥漫着香烟的烟雾。　　“进来，跟我走。”格雷厄姆边说边分开人群。我跟在后面，康纳则紧跟着我，不声不响地走着。　　第46层楼是为中本工业公司主要行政办公机构设计的，颇有气派。我站在电梯前铺有地毯的迎宾区，可以看见整个楼层——一个巨大的开阔空间，约莫60米长，40米宽，足有半个橄榄球场大小。整个布局看上去既宽敞又高雅。天花板很高，镶着木质嵌板。所有陈设都是木制品或编织品，呈黑色或灰色。地毯很厚，吸音效果很好。照明灯都比较低，于是更增添了柔和、华贵的气氛。与其说这里是办公区，不如说它更像家银行。　　而且是你所见过的最富有的银行。　　它使人不禁驻足观看起来。我站在为保护犯罪现场而拉起的黄绳子旁边。这绳子挡住了通往楼面的过道。我四下环视着：正前方是宽大的敞开式办公区，就像露天的牛栏似的，是秘书们和低级办事员工作的地方。办公桌几张几张地放在一起，这几张和那几张之间以一些盆栽植物相隔。办公区的中央放着中本大厦以及仍在建造中的周围建筑群的巨大模型。模型上方亮着一盏聚光灯，而办公室的其余部分则比较昏暗，只开着夜灯。　　管理人员的办公室都在这间大办公室的四周。这些私人办公室面向敞开式大办公室的一面墙都是玻璃制的，朝外的一面墙也是玻璃的，所以从我站的地方可以直接看到洛杉矶市的许多摩天大厦。这使人产生一种感觉，仿佛这层楼悬浮在半空之中。　　左右两侧各有一个用玻璃隔开的会议室。右边的会议室要小些，我可以看见那姑娘的尸体就躺在一张黑色的长桌子上。她身上穿着黑色衣裙，一条腿耷拉着。我没看见血迹。我离得太远，也许有60米远，所以很难看得十分清楚。　　我耳边传来警用无线电报话机的噼啪声。我听见格雷厄姆说：“先生们，你们要请的联络官来了。现在我们大概可以进行调查了吧。彼得？”　　我把脸转过去，对着电梯前面的那些日本人。我不知该跟谁谈；在一阵尴尬之后，他们之中有个人走上前来。此人35岁上下，穿着一套价格昂贵的西装。他的头微微一低，做出个鞠躬的样子。我也微微鞠了一下躬。接着，他开口说话了。　　“晚上好。初次见面，史密斯先生。我叫石仓。请多关照。”这几句日语尽管是客套，倒也是一种正式的交际辞令。没有浪费时间。他姓石仓，而且早就知道了我的名字。　　我也用日语答道：“初次见面。我是史密斯。请多关照。”你好。幸会。老一套。　　“这是我的名片。请关照。”他把名片递给我。他的动作迅速，充满了活力。　　“多谢了。”我双手接过名片。其实这样是多此一举，但我采纳了康纳的建议，想表现出郑重其事的样子。接着我把自己的名片递了过去。按照礼节，我们都得看看对方的名片，然后简单地说上一两句话，或者问一个诸如“这是您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吗”之类的问题。　　石仓用一只手接过我的名片后说：“这是你家里的电话吗，警探？”我吃了一惊。他竟能说一口纯正的英语。只有在这儿住了很久，而且是从年轻时就生活在这儿的人才讲得出这样的英语。他一定在这儿上过学，是70年代来美国学习的成千上万日本人当中的一个。70年代，日本每年派到美国来的学生有15万，都是来研究了解美国的。而我们每年到日本去的学生却只有200人。　　“是啊，底下的那个号码就是。”我答道。　　石仓把我的名片放进衬衣口袋。我刚开口准备说两句关于他名片的话，他就打断了我。“我说，警探，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客套都免了。今天晚上的问题主要是你的同事不讲理。”　　“我的同事？”　　石仓用头朝格雷厄姆那边一歪，说道：“那个胖子格雷厄姆。他的要求太无理。我们强烈反对他提出的今天晚上就进行调查的做法。”　　我问道：“这为什么呢，石仓先生？”　　“你们没有合理的理由来进行调查。”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石仓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我想即使对你来说，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　　我保持着镇静。我当了5年警探，又跟新闻界打了一年交道，知道怎样保持镇静。　　“不，先生，”我说道，“原因恐怕并非显而易见。”　　他以不屑一顾的神情看着我。“是尉，实际上，你们把这个姑娘的死和我们在楼下举行的招待会联系在一起是毫无根据的。”　　“她身上穿的好像是晚礼服——”　　他毫不客气地打断我的话。“我想你们很可能会发现她是因吸毒过量而猝死的，所以说，她的死与我们的招待会根本不相干。你同意我的说法吗？”　　我深深地吸了口气。“不，先生。在没有进行调查之前，我不能同意你的说法。”我又深深吸了口气。“石仓先生，我很理解你的担心，可是——”　　石仓再度打断我的话。“我不知你是否真这么想。我坚持要求你们理解中本公司今晚的处境。今晚的活动对我们来说事关重大，有许多头面人物来参加这次招待会。我们所担心的是，对于一个女人的死亡的毫无根据的指控会破坏本公司的这次盛大聚会，而且还是这样一个根本无足轻重的女人……”　　“无足轻重的女人？”　　石仓把手一挥，没有答理我。他似乎对于跟我说话已感到厌烦了。“很明显嘛，你看她那副样子，跟个妓女差不多。我根本无法想象她是怎么进这幢楼里来的。由于这个原因，我坚决反对格雷厄姆警探提出的要对楼下的客人进行盘问的做法。这种做法毫无道理。我们的来宾当中有不少参议员、众议员以及洛杉矶市政要员。你肯定也知道这些知名人士会觉得很难堪——”　　我打断他的话说：“你先等一下。格雷厄姆警探跟你说过他要对每个参加招待会的人进行盘问？”　　“他就是这么跟我说的。没错。”　　我这才开始明白为什么要叫我来。格雷厄姆不喜欢这些日本人，威胁要把他们的招待会给弄砸。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事。格雷厄姆不可能盘问美国国会参议员，更不要说地方检察官或市长了。除非他明天不想再去上班了。不过，日本人把他给惹恼了，他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　　我对石仓说：“我们可以在楼下设一个登记处，让你们的宾客在走之前签一下名。”　　“恐怕这样做也不妥当，”石仓说道，“因为你肯定也知道——”　　“石仓先生，我们就这么办吧。”　　“你提的办法难以接受——”　　“石仓先生！”　　“你知道，对我们来说这会引起——”　　“石仓先生，我很遗憾。我已经向你解释了警察工作的程序。”　　他愣在那里，沉默了一阵，接着擦了擦嘴唇上渗出的汗，说：“中尉，我感到很失望，你没有与我们很好地合作。”　　“合作？”这时候我有点火了。“石仓先生，你们这儿死了个女人，我们的职责就是调查发生了什——”　　“但你也必须替我们这次特殊的场合想一想——”　　这时我听见格雷厄姆说道：“喔，上帝，这是在干什么？”　　我回过头去，看见黄绳子那边约20米的地方有个身材矮小、书生气十足的日本人正在给犯罪现场拍照。他使用的照相机很小，几乎可以完全隐蔽在他掌心之中。不过，他并没有企图掩盖自己跨越界限拍照这一事实。我看见他慢慢地朝我们站的地方退着，举起手拍了一张照；在为下一张照片取景时，他那戴着金丝边眼镜的眼睛朝我们眨了眨。他的举动完全是故意的。　　格雷厄姆走到黄绳子边上对他说：“看在上帝的分上，从那儿出来。这里是犯罪现场，你不能拍照。”那人没有反应，还在继续向后退。格雷厄姆转过身问道：“这家伙是什么人？”　　石仓答道：“是我们的雇员田中先生。他在中本公司保安部工作。”　　我眼前的事令我难以置信。日本人竟让自己的雇员在黄线里任意走动，破坏犯罪现场。我忍无可忍地说道：“叫他出来！”　　“他在拍照。”　　“他不能拍照。”　　石仓说道：“但这是替我们公司拍的。”　　我说道：“我可不管这个，石仓先生。他不能站到黄绳子里面，也不能拍照。让他出来。我还要他的胶卷。请吧。”　　“好吧。”石仓很快用日语说了几句话。我转过身，正好看见田中从黄绳子下面钻出来，消失在挤在电梯门口那些穿着藏青西服的人当中。接着我看见这些人身后的电梯门打开，然后又关上了。　　狗娘养的。我不由得怒从心头起。“石仓先生，你是在妨碍警察执行公务。”　　石仓平静地说：“史密斯警探，你必须理解我们的处境，当然，我们完全相信洛杉矶警察局，但我们也必须进行我们自己的调查，为此，我们必须有——”　　他们自己的调查？这个狗娘养的。我突然觉得说不出话来。我的牙咬得紧紧的，脸涨得通红，怒不可遏。我真想把石仓抓起来。我真想揍他一顿，把他摔到墙上去，把手铐铐到他该死的手腕上，把——　　“也许我能帮个忙，中尉。”我身后一个声音说道。　　我转过身，看见约翰·康纳笑容可掬地站在那儿。　　我向旁边挪了挪。　　康纳面对石仓微微欠了欠身，递上自己的名片。他操着流利的日语说：“冒昧打扰了，很是对不起。我能自我介绍一下吗？鄙人叫约翰·康纳。这是我的名片。请多关照。”　　“约翰·康纳？”石仓说道，“那个约翰·康纳？见到您十分荣幸。我叫石仓。请多关照。”　　客套寒暄之后，他们飞快地用日语交谈着，我只能听懂只言片语。我不得不装出很感兴趣的样子，一边看着他们，一边不时点点头，而实际上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谈什么。有一回，我听康纳用日语说我是“后辈”，我知道他说我是他的手下或门徒。有好几次他以严厉的目光看着我，像做父亲的那样遗憾地摇摇头。看来他似乎在为我进行道歉。我还听见他说格雷厄姆令人讨厌。　　这些道歉起了作用。石仓平静了下来，肩膀也放松了。他开始显得从容起来，脸上甚至露出了笑意。最后他说道：“这么说，你们就不检查我们来宾的身份了？”　　“绝对不检查，”康纳说，“你们的贵客可以来去自由。”　　我刚准备提出异议，康纳就瞪了我一眼。　　“查验身份是没有必要的，”康纳继续一本正经地说，“因为我相信中本公司请来的贵宾中没有人会卷入这个不幸的事件。”　　“王八蛋。”格雷厄姆轻轻地说了一句。　　石仓喜形于色。我却很恼火。康纳跟我在唱反调。他使我看上去就像个傻瓜。更有甚者，他竟不按警方的程序办——这样我们今后可能都得倒霉。我怒气冲冲地把手往衣袋里一插，扭头望着别的地方。　　“您对这件事处理得如此审慎，我深表感谢，康纳上尉。”石仓说道。　　“我并没有做什么，”康纳说着正正经经地鞠了个躬，“不过我希望你现在能同意我们清理楼层，这样警察就可以着手调查了。”　　石仓眨了眨眼睛：“清理楼层？”　　“是的，”康纳说着掏出了笔记本，“请帮助我让你身后这些人离开这儿，并请你把他们的名字告诉我。”　　“你说什么？”　　“请把你身后这些人的名字告诉我。”　　“我能问一下为什么吗？”　　康纳把脸一沉，用日语吼了一声什么。我没听懂，但却看见石仓的脸顿时通红。　　“请原谅，上尉，不过我觉得你没有理由说这——”　　这时，康纳勃然大怒。他走近石仓，一边用手指指戳戳，一边大声吼道：“别太放肆了！快滚！听见没有！”　　石仓被这训斥镇住了，他往后退避着，转过身去。　　康纳俯身正对着他，声音严厉而又充满了讥讽：“滚开！滚！还不明白吗？”他转过身，横眉竖目地指着站在电梯前面的那些日本人。那些日本人见康纳火冒三丈，都把目光转向了别处，有的人则在一个劲儿地抽烟。可是谁也没有动。　　“嘿，里奇，”康纳对着技侦处的摄影师里奇·沃尔特斯喊道，“替我拍下这些人的照片，行吗？”　　“好的，上尉。”里奇应声答道。他举起照相机，把快门按得咔嚓直响，开始逐个给这些人照起像来。　　石仓突然变得非常激动。他走到照相机前面，把手举起来：“等一下，等一下，这是干什么？”　　可是那些日本人在频频闪亮的闪光灯面前像鱼群一样开始躲避，几秒钟之后便尽数退去。石仓茕茕孑立，极不自在。这层楼上剩下的都是我们的人了。　　石仓用日语叽咕了一句。显然，他又说错了话。　　“哦？”康纳说道，“这就要怪你了、这些麻烦都是你造成的。现在你必须负责向我的警探们提供必要的帮助。我要跟发现尸体的那个人谈话，要找打电话报警的人。我需要在发现这具尸体之后来过这层楼上的所有人的名单。我还要田中那架照相机里的那卷胶片。我是说话算数的。如果你再妨碍我们的调查，我就逮捕你。”　　“但我必须请示我的上司——”　　“你当心点！”康纳向他逼近了一步。“别跟我要滑头，石仓君。去吧。我们要开始工作了。”　　“好的，上尉。”石仓迅速而机械地鞠了个躬，绷着脸怏怏不乐地离开了。　　格雷厄姆开心地笑起来：“你训他训得真痛快。”　　康纳猛地转过身。“你都干了什么？跟他说你要讯问每一个参加招待会的人？”　　“唉呀，胡扯，我只不过是想让他紧张紧张，”格雷厄姆说，“我根本不可能去讯问市长。既然这些蠢货没有幽默感，我有什么办法？”　　“他们是有幽默感的，”康纳说道，“这个玩笑开到了你自己的头上。因为石仓有一个难题，而你帮了他的忙。”　　“我帮了他的忙？”格雷厄姆皱起眉头。“你在胡扯什么呀？”　　“日本人显然是想拖延调查，”康纳说道，“你挑衅性的策略正好给了他们一个绝好的理由——打电话找特勤处的联络官。”　　“哦，得了吧，”格雷厄姆说道，“他们知道，联络官5分钟内就能赶到。”　　康纳摇摇头说：“别自欺欺人了，他们对于今晚谁值班的事清楚得很。他们知道史密斯住的地方有多远，也知道他赶到现场要多长时间。他们成功地把调查时间向后拖延了一个半小时。干得好，警探。”　　格雷厄姆盯着康纳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才转过身去。“见鬼，”他气鼓鼓地说，“真是胡说八道，而且你心里也知道。伙计们，我去干活了。里奇呢？开始吧。你现在有30秒钟时间可以拍照，我的人马上就要进来，到时候就会妨碍你了。走吧，伙计们。我要在她变得臭不可闻之前把该干的都干完。”　　说完，他步履沉重地朝犯罪现场走去。　　技侦处来的人带着箱子和取证小车跟着格雷厄姆走向现场里奇·沃尔特斯在最前面，边走边拍照，接着走进了那间会议室。会议室的四壁是茶色玻璃，所以照相机的闪光灯看上去暗了些。不过，我还是看见他在会议室里，绕着尸体拍了许多照片。他知道这是一桩大案。　　我和康纳两人没有进去。我说道：“我记得你说过在日本人面前发火是最糟糕的事。”　　“一点不错。”康纳说道。　　“那你怎么发起火来了？”　　“遗憾的是，”他解释道，“这是唯一能帮助石仓的做法。”　　“帮助石仓？”　　“是啊。我那样做可全都是为了帮助石仓——因为他在自己的上司面前还是要面子的。当时石仓并不是在场的最重要的人物。真正的老板是电梯前的那些日本人中的一个。”　　“我没有注意到。”我说道。　　“把次要人物推到前台，而主要人物处于幕后，这是一般的常规，因为这样，真正的老板就可以比较自由地观看事态的发展。就像我刚才跟你一样，后辈。”　　“石仓的上司一直在观察着事态？”　　“是的。石仓显然是受命阻止我们进行调查。而我必须立即进行调查。可是我不能使他显得无能，所以我才扮演了那个勃然大怒的外国佬。现在他欠我一份情。这是件好事，因为今后我可能会需要他的帮助。”　　“他欠你的情？”我说，心里迷惑不已。刚才康纳对石仓大发雷霆，在我看来使他威风扫地，大出其丑。　　“哎……”康纳叹了口气说，“即使你对刚才发生的事还不大理解，你要相信我的话！石仓是心领神会的。他的处境困难，是我给他解了围。”　　我依然不得其解，还想再问几句，但康纳却做了个手势，说：“好了，我想我们最好还是先看一下现场，过一会儿格雷厄姆和他手下那帮人就会把现场弄得走了样。”　　4　　我离开刑侦处已近两年，现在再次来到一个凶杀案的犯罪现场，心中感触良多，眼前浮现出历历往事：夜晚的紧张工作，大家匆匆喝完纸杯中劣质咖啡的情景以及周围的各专业小组忙忙碌碌的场面——以如痴如狂的劲头忙碌着，而且是以躺在那里的死人为中心忙碌着。所有的凶杀案的现场都可以看见这种工作劲头，也可以看见处于现场中央的那种最终结局。看见躺在那儿的死者，使人觉得一切是那样的显而易见，可同时又让人觉得一切是那样的神秘莫测。在一桩最简单的家庭口角中，妻子用枪把丈夫打死，而你会发现那女的身上疤痕累累，甚至有被烟头烫伤的疤痕。于是你会问，为什么偏偏发生在今晚呢？今天晚上又是怎么回事呢？你眼睛看得见的，自然是明明白白的，可是总有些东西使人不得其解。这两种情况同时并存。　　处于凶杀案的现场，你才觉得自己接触到了生命的真谛，同时接触到尸体的臭味、排泄物和肿胀的情形。通常有人在哭，你会听见那哭声。通常那些胡说八道的话都听不见了；有人死了，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就像路中央有块石头，所有车辆都绕开它行驶一样实实在在。在这种冷酷的现实之中，一股战友情谊会油然而生，因为你是和自己所熟悉的人在一起加班加点地工作，而且你知道这点是因为你总是看得见他们。洛杉矶每天要发生4起杀人案；每隔6小时就发生一起。在犯罪现场的警探们每个人手上都积压了10件杀人案，眼下这桩凶杀案又给他们增加了难以承受的负担，所以他们都希望能在现场解决问题，马上弄个水落石出。在这里，最终的结局、紧张的工作和工作的干劲交织到了一起。　　干了几年之后，你会爱上这一行。我走进那间会议室时惊异地发现自己还挺想再干这一行的。　　会议室的布置极为优雅：黑色的桌子、黑色的高背皮椅，透过玻璃墙壁可以看见外面夜色中摩天大楼里的灯火。会议室里，技术鉴定人员在那姑娘的尸体旁忙碌着，并轻声地交换着意见。　　她的金色秀发剪得很短。湛蓝的眼睛，性感的嘴唇，高高的身材，四肢修长，像个运动员。她的衣裙是黑色的，质料很薄。　　格雷厄姆正在全力以赴地进行检查；他站在桌子的另一端，一只手拿着小手电筒，另一只手里拿着笔记本，正眯缝着眼看那姑娘脚上那只造型独特的黑色高跟鞋。　　验尸官的助手凯利正准备把那姑娘的手用纸袋套上系好以起到保护作用。康纳阻止了他：“稍等一下。”康纳看了看一只手，仔细察看了手腕，然后又朝指甲缝里看了半天。他在一个指甲上闻了闻，接着在每一个指头上轻轻地弹了弹。　　“别费心了，”格雷厄姆的话说得很干脆，“还没有僵硬呢。指甲缝里没有残存碎片，没有皮层或者衣服的纤维。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搏斗的痕迹。”　　凯利把纸袋套了上去。康纳问他：“你能确定死亡时间吗？”　　“我正在进行查验，一会儿就能知道结果。”　　康纳用手摸了摸她身上那黑裙子的质地，检查了一下商标。这时技侦处的海伦说：“是山本的。”　　“我看见了。”康纳说道。　　“什么是山本？”我问道。　　海伦答道：“日本服装设计师，设计的服装价格昂贵。这件不起眼的黑玩意儿至少要卖5000美金。这还是假定她买的是二手货。新的要1.5万美金呢。”　　“能跟踪这条线索吗？”康纳问她。　　“大概可以。这要看她是在这儿买的，还是在欧洲或是东京买的。查一下需要一两天时间。”　　康纳马上就失去了兴趣。“算了，那样就太晚了。”　　他拿出一个小型光纤电筒，用来检查姑娘的头皮和头发。接着，他迅速检查了两个耳朵。他看了右耳后十分惊讶，轻声说了句什么。我从他肩膀上方看过去，看见她的耳环孔里有一滴干了的血迹。我凑上去时大概是挤着康纳了，因为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说：“让一让，后辈。”　　我向后退了一步，说：“对不起。”　　接着康纳在她的嘴唇上闻了闻，又迅速地开合了一下她的下颚，用小手电在她的嘴里四壁碰了碰。然后，他把她的头朝两边拨动了几下，还在她的脖子上轻轻地摸了一会儿，几乎是用手指在抚摸。　　接着，他突然离开了尸体：“好了，我已经查完了。”　　随后他便离开了会议室。　　格雷厄姆抬起头说：“在犯罪现场，他从来都毫无用处。”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说道，“我听人说他是个很了不起的警探。”　　“哦，见鬼，”格雷厄姆不以为然地说，“你自己就能看出来。他甚至连该干什么都稀里糊涂，不懂工作程序。康纳根本就算不上侦探。他有关系。他就是靠这点办了那些使他闻名的案子。你还记得76年的新川蜜月枪杀案吗？不知道？我想那时你还没来呢，彼得君。新川案件是什么时候的事，凯利？”　　“76年。”凯利答道。　　“对，是76年，是那年的一桩大案呢。新川先生和他太太是来洛杉矶度蜜月的一对年轻夫妇。他们是站在东市区的马路边上时被人从疾驶而过的汽车上开枪打死的。像是一桩帮派间常采用的汽车枪杀案。更糟糕的是，验尸的时候发现女的已经怀孕了。新闻界忙得不亦乐乎，说什么洛杉矶警察局对团伙暴力无能为力等等。我们收到了从全市各处寄来的信件和汇款。大家都对这对新婚年轻夫妇的遭遇深感不安。可是受命负责此案的警探屁也没查出来。我是说，这是一桩杀害日本国民的案子，他们却毫无进展。　　“所以，一个星期之后，他们请来了康纳。他只用了一天时间就把案子给破了，真算得上侦破史上的奇迹。我的意思是说，已经过了一个星期，有的证据已经消失。那对蜜月夫妻的尸体已经运回了大阪，出事地点的街角处人们摆放的白花已经枯萎，堆成了小山。可是康纳却查明那个叫新川的年轻人在大阪就不是个好东西。他还查出发生在大街上的帮派式枪击事件实际上是一桩在日本策划、到美国执行的预谋凶杀案。他证实了那个下流坯丈夫实际是个冤死鬼，是被误杀的。他们原计划用枪打死那个妻子，因为他们知道她已经怀了孕。他们这么干是要教训教训她的老子。这一来，康纳把整个案子都弄清了。真他妈神了，啊？”　　“你认为他是靠他在日本的关系破的案？”　　“你说说看嘛，”格雷厄姆说道，“据我所知，那以后不久，他就去日本呆了一年。”　　“干什么去了？”　　“听说他替一家感谢他的日本公司当保安。他们待他不错，是报答他。他为他们干了件事，他们酬谢他。反正我是这么猜测的。谁也不知其中的真情。不过他这个人不是干侦探的料。天老爷，你看看他现在那样儿。”　　康纳在敞开式办公室里，仰头看着天花板，神情恍惚，若有所思。他先是朝着一个方向看，继而又朝着另一个方向看。他似乎正试图下定决心。突然，他大步流星地向电梯走去，像是准备离开似的，接着却猛地转过身，走回办公室中央站定。随后他就开始检查起房间四处摆放的盆栽棕榈树的叶子来。　　格雷厄姆摇摇头。“这是搞什么名堂？园艺？我跟你说吧，他这人很怪。你知道，他不止一次去过日本，每次都要回来，在那儿呆不了多长时间。日本就像一个女人，对他来说，有她没她日子都不好过。你知道吧？我自己就他妈不明白。我喜欢美国。至少，是目前还存留的美国。”　　格雷厄姆转过身，看见技侦处那个小组已经逐渐离开尸体向外搜索。他问道：“你们这些伙计们找到了那条内裤没有？”　　“还没有呢，汤姆。”　　“正在找，汤姆。”　　我问道：“什么内裤？”　　格雷厄姆掀起那姑娘的裙子：“你的朋友约翰不想再进一步查下去了，但我觉得这里面大有文章。我想她没穿内裤，而鼠蹊上有一道红印子，显然是内裤给扒掉前留下的。有迹象表明，在她被害前有过被迫的性行为。所以我才让他们找那条内裤。”　　技侦小组有个人说：“也许她本来就没穿。”　　格雷厄姆说：“她穿了，这不会有错。”　　我转身问凯利：“她有没有吸毒？”　　他耸了耸肩。“体液的化验结果很快就能出来。从外观上看，她很干净，非常干净。”我注意到凯利说这话时明显感到很不自在。　　格雷厄姆也注意到了。“凯利，看在上帝的分上，你那副熊样儿干什么？是我们没能让你去赴一次深夜约会还是怎么的？”　　“不是，”凯利说道，“说实话，她身上既找不到搏斗挣扎的痕迹，也没有吸毒的迹象——我看不出她被人谋杀的任何迹象。”　　格雷厄姆问道：“没有谋杀的迹象？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凯利说道：“这姑娘喉咙上的伤说明她很可能有性受虐综合症的癖好。在脂粉下面有曾经被捆绑的痕迹，而且是多次。”　　“所以？”　　“所以，从技术上来说，也许她不是被人害死的。也许只是一个意外。”　　“哦，天啦，说下去。”　　“很可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死于抑制，是瞬间生理死亡。”　　“什么意思呢？”　　他耸耸肩说：“这人就这么死了。”　　“一点原因也没有？”　　“这个嘛，也不完全是。这种死亡往往伴随有心脏或神经的小创伤。但这种创伤一般情况下不会导致死亡。我以前碰到过几个这样的案子。一个10岁男孩胸部被一只棒球撞了一下——并不重——但却倒毙在学校的运动场上了。他周围20米内一个人也没有。还有一个案子：一个妇女开车时出了点小意外，胸口撞在驾驶盘上，撞得并不重。当她打开车门往外走的时候，突然倒在地上死了。一般来说，对于颈部或胸部的撞击、损伤似乎容易导致这种猝死，因为这类伤害可能刺激与心脏相通的神经。所以说，是这样，汤姆。从技术角度来看，猝死是完全可能的。由于发生性行为不是什么重罪，所以这可能不是谋杀。”　　格雷厄姆乜斜着眼问道：“你的意思是，也许她不是被谋杀的？”　　凯利耸耸肩，他拿起活页夹说：“我并不打算把这个想法写下来。我将把窒息致死列在死亡原因中，仅次于强行窒息致死。因为也有可能她是被勒死的。但你也必须考虑到，她也有可能不是被勒死的。也许她就这么突然死掉了。”　　“见鬼，”格雷厄姆说道，“我们把这一点记录在案，把它记在验尸官的想象一栏里。你们其他人找到她的身份证件没有？”　　还在房间里继续搜查的技侦处的人嘟囔着说还没有。　　凯利说：“我想死亡时间已经出来了。”他看了看温度计探针，然后对照一张表查起来。“内部温度是96.9度。在这样的室温条件下，已死亡近3个小时了。”　　“近3个小时了？太好了。你听着，凯利，我们早就知道她是今夜的某个时刻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