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译序虚构与记忆 ⅰ 译序虚构与记忆 译序虚构与记忆 张定绮 约翰·欧文历年来发表的评论与演讲中，始终坚持，好故事是好作品的必要条件。他给自己的定位是个说故事人，他只在意如何把故事讲好，引人入胜。他笔下的人物有时性格不近情理、言行乖张，但读者不会认为这种人不可能存在；他描绘的情节经常匪夷所思，但我们不会说这种事不可能发生。 欧文认同的宗师是十九世纪小说大家狄更斯，秉承报章连载小说的流畅灵动，在社会言情的框架上掌控读者的情绪。“作家的任务就是身历其境地设想每一件事，使虚构也能如个人记忆般栩栩如生。”再加上生命的反省与圆融，欧文就确定了他文学家的地位。而且还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欧文的文字别具一种诡异的幽默感，能够把悲哀至极的场面，写得滑稽突梯，让读者笑中带泪，甚至哭笑不得，进而留下深刻的印象。 就文学形式而言，《盖普眼中的世界》前后呼应密切、四平八稳。书中至少呈现了三种不同的世界：马可·奥勒留眼中的世界、班森哈维眼中的世界，以及盖普眼中的世界。奥勒留是古罗马皇帝，也是后世景仰的哲学家，电影《神鬼战士》里那位知人善任却看不破人心险恶，被阴狠毒辣的儿子杀死篡位的皇帝就是他。他眼中看到一个悲观、消极、凡人无力改变的世界：“人生在世，一生不过一瞬，生命变幻不居，感官犹如微弱星火，肉体无非蛆虫饵食，灵魂乃不安的漩涡，命运一片黑暗，名誉难以捉摸。到头来，有形肉体似水循环复始，灵魂尽成梦幻泡影。”这段话被盖普多次引用，书中托盖普名义创作的短篇小说《葛利尔帕泽奇宿舍》，就是这种世界观的阐释。 《班森哈维眼中的世界》是另一篇书中书，也算在盖普名下，书里第一章全文照录，内容充满狂乱、暴力、愚昧、猜疑、疏离、无助。无论如何防范，悲剧总在最近的阴影里窥伺下手的机会，所有的人到头来都是命运的输家。不论如何强壮、机警、美丽、富有，都改变不了“一片黑暗”的命运；爱欲情仇“尽成梦幻泡影”，看不到妥协或救赎。它是盖普处于人生最低潮时期完成的作品。 “在盖普眼中的世界里，我们都患了末期绝症。”这是全书最后一句话，仿佛是盖棺论定。但《盖普眼中的世界》发展到最后一章《盖普身后事》，消极的色彩已淡化，大部分谈的都是盖普理想中的世界——虽然他自己无缘生活在其中（根据书中提供的数字，盖普出生于一九四三年底，死时三十三岁，他的命案大约发生于一九七七年初，《盖普眼中的世界》首次出版于一九七八年，却谈到他死后二三十年间发生在所有钟爱的人身上的事，这些事只能解释成作家盖普的临终之梦）。这一章的节奏明显地比较舒缓、祥和，对人生中无可回避的各种失望与伤害，采取比较宽容的立场；角色学会放下愤怒、自残，用比较豁达的态度迎接超乎个人意志力控制的阴错阳差和欲念拖磨，不再挣扎得遍体鳞伤。欧文在故事的大架构上，以精纯的文字，细腻真实地铺陈生命中的成长与学习，读完有股破茧重生的畅快。 盖普的故事非但没有在盖普死的时候就结束，甚至正值《盖普眼中的世界》出版的二十周年，欧文在一九九八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寡居的一年》中，假角色之口提出他的创作观，书中一位成名作家在新书发表会上宣称：“我的小说不讲观念——我没有观念要表达。我从角色开始写……一本小说不企图解释任何事，就只是一个故事。”他这样的强调，令人格外觉得有趣，因为《寡居的一年》在很多方面都可视为《盖普眼中的世界》的翻案。两书的主要角色同样几乎全都是作家与编辑、拈花惹草的父亲和一群苦闷的弃妇、父母为了弥补在车祸中失去的儿子而生育的女儿、年长妇人与年轻男孩通奸、根据欧洲嫖妓经验写的书、追踪与保护涉嫌谋杀的女子的警察、强暴受害人壮烈的复仇行动，甚至对“听不见的声音”、“不想出声的声音”背后隐含的危机感夸大的阐释……重复出现的元素不胜枚举，使人无法相信这仅是巧合。但这两本书却又真的是讲两个截然不同的故事。 这么一来，欧文这番声明就有了自相矛盾的双重意义：一方面，两本书都真的只是为说故事而说故事；另一方面，却又是强调故事性比什么都重要的佐证。其实欧文在《盖普眼中的世界》第十章里，已经做了很好的示范。他给孩子讲床边故事，一个故事可以有无数个版本，只要听众提出质疑，讲故事的人就随时修改：“盖普玩这种把戏从来也不厌倦，但海伦早就觉得烦。他总是等她问：哪个部分？哪部分是真的，哪部分是编的？然后他会告诉她无关紧要；她应该告诉他，哪部分她不相信，然后他就去修改那个部分。她相信的部分都是真的；她不相信的部分都得改。如果她全部都相信，那就全都是真的。他是个棘手的说故事人。如果真相适合故事，他会毫不尴尬全盘讲出来；但如果真相妨碍故事的发展，他也会毫不犹豫把它改掉。” 对欧文（以及盖普）而言，“真实”决定于听到的人是否相信。我们生活在今天八卦、假消息充斥的世界里，天天有《罗生门》上演，早已见怪不怪。欧文高明的是：对他而言，“变动不居”不仅是人生的真相，也是一件趣味无穷的玩具和阅读乐趣的来源。第2节：慈济医院(1) 1慈济医院? 1慈济医院 一九四二年，盖普的母亲珍妮·费尔兹，在波士顿的电影院里，因杀伤一名军人而遭逮捕。当时日本刚轰炸过珍珠港，社会大众对军人特别包容，而且忽然间，所有人都变成了军人，但珍妮仍坚持对所有男人（尤其是军人）的劣行绝不宽假。她在电影院里接连换了三次位子，但每换一次，那个军人却反而凑得更近，最后她被迫紧贴在散发阵阵霉味的墙角，正放映新闻短片的银幕，也大半被柱子遮住，这么一来，她打定主意，绝不再起身换位了。但那名军人却再一次挪过来，凑坐在她身旁。 那年珍妮二十二岁。她进大学没多久就办了退学，转入护校。她很喜欢护士工作，并以名列前茅的成绩毕业。她是个运动健将型的年轻女郎，脸蛋总是红扑扑的；头发又黑又亮。母亲总看不顺眼她走路大摇大摆，手臂甩得高高的，像个男人婆；她的臀部瘦削结实，背影也像男孩。珍妮觉得自己的乳房太大；过于醒目的双峰，常使她觉得自己活像一个“容易到手的烂货”。 她才不是那种人。事实上，她之所以决定从大学退学，就是因为发现父母送她上韦斯利，主要目的无非是让她找个好家世的男人交往、结婚。韦斯利是她两个哥哥推荐的，他们向父母保证，韦斯利的女孩很受看重，在婚姻市场上行情看俏。珍妮觉得她的教育只不过是一种消磨时间的高级手段，好像一头母牛，一辈子就等着插人工授精管。 号称她主修的是英国文学，但在她看来，班上同学唯一想学的就是套牢男人的手腕，她弃文学改习护理，一点也不觉得可惜。她认为护理知识可以马上派上用场，而且学护理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动机（后来她在那本著名的自传里，批评护士爱对医生卖弄风骚的时候，她已经不做护士了）。 她喜欢护士制服的简单不花哨；上衣可以掩饰她高耸的胸部；舒适的鞋子颇能配合她明快的步伐。值夜班时，她还可以读点书。她一点也不怀念那些大学男生，你要是不听他们摆布，他们就闹情绪，摆哭丧脸给你看，要是听呢，他们就跩上了天，不把你放在眼里。她在医院里碰到的男人以军人和上班族居多，这些人表达他们的企图比较坦率、不做作；你要是肯给他们一点甜头，他们再看到你时，多少还有点感激的意思。但忽然之间，所有的人都从军去了——通通变成那副大学男生自以为是的德行——珍妮就再也不跟男人打交道了。 “我妈妈，”盖普写道，“是匹独行狼。” 费尔兹家族靠卖皮鞋起家，不过费尔兹太太娘家是波士顿望族，姓威克斯，嫁过来时也带了点钱。费尔兹家族经营鞋业有成，多年前就不住在鞋厂里了，他们搬到新罕布什尔州狗头港一栋铺木瓦片的滨海大宅。珍妮不值班就回家住——主要为了讨母亲欢心，也为了证明给这位家主婆看，她的谈吐与道德水平丝毫没有退步，因为母亲总说她“当护士是作践自己”。 珍妮经常在波士顿北站跟哥哥们会合，一块儿搭火车回家。他们遵守费尔兹家训，每逢搭火车从波士顿去缅因州，一定坐车厢右边，回程时一定坐左边。这是老费尔兹先生的意思，他也承认车厢这一边的风景难看无比，但他坚持，每一个费尔兹后裔，享受自由自在、丰衣足食的生活之余，必须饮水思源，面对供给他们优渥生活的丑陋财源。费尔兹鞋业的总批发仓库设于哈维希尔，当火车驶离波士顿时，它位于车厢右侧，回程时则在左侧，挂着一面高高的广告牌，画一只迎面踏来的大工作靴。硕大无比的广告牌，君临铁路调车场，无数条铁道的缩影反映在鞋厂窗户里。那只气势慑人、直逼而来的大脚下方，有这么几行字： 费尔兹体贴足下 无论在工厂 在田野！（译注：“田野”原文fields，与费尔兹为同一词。所以这句广告口号以“费尔兹”始，也以“费尔兹”终，这，大概就是它最大的特色。） 费尔兹也生产护士鞋，每次女儿回家，费尔兹先生都会送她一双护士鞋；珍妮积了总有一打。而一口咬定女儿离开韦斯利是自毁前程的费尔兹太太，每当女儿回家，也都会送一份礼物。费尔兹太太给的是一个热水袋，至少她是这么说的，珍妮也是这么相信的——她从来连包装都没拆开过。母亲总问：“亲爱的，我上次给你的热水袋还在吗？”珍妮会思索一下，估计自己多半把它忘在火车上或扔掉了，于是答道：“可能弄丢了，妈妈，不过真的不需要再给我了。”费尔兹太太就把藏着的包裹拿出来，硬要女儿带走；里头装什么东西在药房包装纸下完全看不见。费尔兹太太会说：“拜托，珍妮，多加小心。千万要用它啊！” 身为护士，珍妮觉得热水袋实在没多大用处；她以为这玩意儿无非是种予人心理慰藉的旧式道具，让人窝心，却也蛮可笑。但总是有几包这种东西，会被她带回波士顿慈济医院附近租赁的小房间。她把它们搁在壁柜里，里头已塞满了一盒一盒的护士鞋——也都还没有拆封。 她觉得跟父母很疏离，每每念及他们在她小时候多么悉心照顾她，然而，一到某个特定时刻，就忽然中断亲情，开始对她有种种要求，不禁百思莫解。好像人都被要求，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吸收足够的爱，然后在更长的时间、更严酷的环境里，完成某些义务。珍妮离开韦斯利，选择护士这么平庸的职业，就等于是打破循环，自绝于家人，他们也都好像不由自主地逐渐断绝了跟她的联系。对费尔兹家族而言，如果珍妮去当医生，或念完大学，设法找个医生嫁，就会恰当得多。她每次跟哥哥、母亲、父亲见面，彼此都觉得不自在。大家都有股愈来愈陌生的尴尬。 珍妮想，所谓家人，想必就是这么回事了。她想，如果自己将来有小孩，即使他们长到二十岁，也一定要像他们两岁时一样疼爱他们；他们到了二十岁，说不定还更需要你。两岁需要什么？医院里，小婴儿是最好伺候的病人。年龄愈大，需索愈多，也就愈发没人理、没人疼。 回想自己的成长过程，珍妮觉得像生活在一艘大船上，却不曾看过轮机室，更不懂里头搞什么花样。她喜欢医院的方式，一切都简化为进食：东西吃了是否有益，吃下肚会到身体哪儿去。小时候她从没见过脏碗盘；事实上，她一直以为，女佣清完桌面，就把碗盘都扔了（这是她获准进厨房之前的事）。牛奶车每天早晨送瓶装牛奶来，珍妮总以为那辆卡车也把当天要用的碗盘送来——那声音，玻璃瓶乒乒乓乓碰撞，跟女佣在紧闭的厨房门后头、清洗碗盘时弄出的声音很像。 珍妮五岁时才第一次见到父亲的浴室。她是有天早上，尾随父亲古龙水的味道而找到地头的。她发现一座蒸气腾腾的淋浴间——以一九二五年的标准而言，算是非常现代化——专用的小便器，一大排跟她母亲的梳妆用品截然不同的瓶瓶罐罐，珍妮还以为找到的是一个偷偷在她们家居住，多年未被发觉的神秘男人的巢穴。事实也确实是如此。第3节：慈济医院(2) 医院里，每件东西的去向珍妮都一清二楚——她也逐渐明了每样东西毫不稀奇的来源。但在她自小长大的狗头港，家里每个人都有专用的浴室、私人的房间，每个人专属的房门背后，都挂着专属的镜子。医院里不重视个人隐私；没有秘密这回事；想照镜子，就得跟护士要。 珍妮小时候获准独个儿去探索的神秘所在，就只有地窖和每星期一例行装满蛤蜊的大陶缸。珍妮的母亲会在周一晚上在蛤蜊上洒玉米粉，每天早晨再拿用管子引进地下室来的新鲜海水冲洗。到了周末，蛤蜊都养肥了，沙也吐净了，每只都肥到原来的壳装不下，伸出淫猥的肉柱，懒洋洋地浮在盐水上。星期五晚上，珍妮帮厨子拣蛤蜊；碰触肉柱不会缩回去的，就是已经死了。 珍妮要来一本介绍蛤蜊的书。她阅读各种有关蛤蜊的知识：它们如何进食、如何生殖、如何成长。这是第一桩她完全了解的事——它们的生活、性、死亡。狗头港的人类可没那么容易理解。珍妮在医院里弥补了失去的时间；她发现，人类其实不比蛤蜊更神秘，也并不会更有吸引力。 “我的妈妈，”盖普写道，“对很多微妙的差别都麻木不仁。” 蛤蜊与人之间至少有一个显著的差别，她应该能分辨，那就是多半的人多少都有点幽默感。问题是，珍妮没什么幽默感。当时波士顿的护士圈子里流行的一则笑话，珍妮听到后一点也笑不出来。珍妮工作的波士顿慈济医院，简称波市慈济；马萨诸塞州立综合医院，则简称马州综合。另外在布莱姆还有一家彼得·班特医院。（译注：彼得·班特应为这家医院创办人或要纪念的对象的姓名，但在美式俚语中，彼得〔peter〕一词亦指男性性器官，班特〔bent〕则有“弯曲”之意。） 笑话说，有一天，一个波士顿的出租车司机载到一名男子，客人从人行道跌跌撞撞走过来，差点就双膝跪倒在街上；他痛得脸孔胀成紫茄色；不知是呛着了，还是一口气转不过来，看得出他说话也有困难。司机替他开了门，把他扶上车。男子一头栽在后座椅子前的地板上，胸口压着膝盖。 “医院！医院！”他喊道。 “彼得·班特吗？”司机问。那是最近的一家医院。（译注：亦可理解为：“老二弯了吗？”） “比弯了更糟，”男子呻吟道，“我猜摩莉把它咬断了。” 珍妮很少觉得笑话好笑，这则尤其无聊；珍妮的态度非常明确：老二笑话一概谢绝。老二可能碰上的麻烦，她不是没见识过；小孩还不是最糟的。她当然也见过不想要小孩的人，一旦怀了孕就愁眉苦脸；珍妮想，不该硬要他们生小孩——虽然她主要是同情那些生不逢辰的小孩。她也见过真心要小孩的人，看了他们，她自己也想生一个。珍妮想，有朝一日，她也要个小孩——一个就好。但问题是，她竭尽所能避免跟老二打交道，男人她更是连边都不想沾。 珍妮目睹的老二治疗都是在士兵身上。美国陆军直到一九四三年才享受到发现盘尼西林的好处，很多士兵要到一九四五年才有机会注射盘尼西林。一九四二年上半年，送进波士顿慈济医院的老二，通常都施打磺胺药剂和砒素。磺胺噻唑治疗淋病——要喝大量的水。盘尼西林发明前，治梅毒是用新六〇六；珍妮认为，性行为的后果大抵就是如此——把砒素搀进人体化学机制，设法把原有的机制清理干净。 另一种用在老二上的局部治疗，也会用到大量的水。珍妮经常从旁协助这种消毒手术，因为手术过程中需要密切注意病人；有时甚至得抱紧他们。手术很简单，就是注射约一百CC的液体到阴茎里，让它在流回来前，对尿道系统来个突击大扫除，每个人经过手术，都不免有点疼痛。发明这种治疗器材的老兄，姓范伦坦，跟情人节纪念的那位范伦坦是同宗，所以这种器材就叫大情人灌洗器。范伦坦医师的灌洗器经过改进，乃至被其他灌洗工具取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波市慈济的护士还是把这种手术叫做大情人治疗术——珍妮想，这倒是对大情人一种很适切的惩罚。 “我妈妈，”盖普写道，“没什么浪漫情调。” 电影院里那名军人刚开始换位子——刚开始蠢动——的时候，珍妮就很想用大情人灌洗器对付他。但她没有随身携带灌洗器；那东西太大，不好塞在手提包里，而且还需要病人相当程度的配合。她身边只有一柄小手术刀；她随时都带在身边。那可不是她从手术室偷的；刀已经被丢弃，刀尖有道很深的豁口（可能曾经掉在地板上或水槽里）——做精细的手术已经不成了，但贯彻珍妮的要求还不成问题。 起先，它戳破过她皮包里的丝质夹袋。后来她找到半截温度计的旧套子，扣在刀尖上，就像自来水笔的盖子。珍妮见那名军人坐到她旁边的位子上，大模大样把手臂搁在他们应该共享（真荒谬）的扶手时，就取下了盖子。他把长长的手臂伸直，搭在扶手上晃动，像马匹为了赶走周围的苍蝇而不停抽搐身体那样。珍妮一手捏着皮包里的手术刀，另一手用皮包紧压着白制服的裙摆。她想象自己那身护士制服像一面神圣的盾牌般闪闪发光，旁边这败类却基于某些恶毒的动机，深受她的光芒吸引。 “我妈妈，”盖普写道，“一辈子都在防备企图抢她皮包和图谋不轨的人。” 电影院里那名军人要的倒不是她的皮包。他摸她的膝盖。珍妮提高声音，清清楚楚地说道：“你的脏手别来碰我。”好几个人回过头来。 “唉，少来啦！”军人咕哝道，他的手飞快探入她的制服，发现她大腿紧紧并拢在一起，也发现他整条手臂，从肩膀到手腕，忽然间像西瓜般被划开一道口子。珍妮干净利落地割裂了他的徽章和衬衫，割开了他的皮肤和肌肉，在手肘处露出了骨头。（后来她告诉警察：“要是我真想杀他，我会割裂他的手腕。我是护士，我知道怎么让人流血。”） 军人哇哇大叫，站起身又倒下去，他举起没被割的那只手臂痛击珍妮，重重打了她一耳光，她整个脑袋都嗡嗡响。她用手术刀回击，从他上唇割下一片形状、厚度都与大拇指差不多的肉。（“我没打算割他的喉咙，”后来她告诉警察，“我只想割掉他的鼻子，可是没得手。”）第4节：慈济医院(3) 那军人哭嚎着，四脚着地，摸索到走道上，冲向光亮的门厅寻求庇护。电影院里有个不知什么人吓得嘤嘤啜泣。 珍妮在电影院座椅上把手术刀擦干净，放回皮包，并用温度计套子将它盖好。然后走去门厅，那儿传来大声呻吟，经理从门口向黑压压的观众探问：“这儿有医生吗？帮个忙！有医生吗？” 护士是有的，她去尽己所能提供协助。军人看到她，就昏了过去；并非因为失血过多。珍妮很清楚脸部伤口流血的情形；那是骗人的。他手臂上的裂伤倒是很深，得立刻处理。这名军人绝不至于流血致死，但除了珍妮似乎没有人知道——血流得那么多，又有那么多喷溅在她的白制服上。他们很快就明白是她下的手。电影院服务员不肯让她碰昏厥的军人，有人拿走了她的皮包。疯护士！疯狂刀手！珍妮很冷静。她以为，只要花点时间，等真正的主管机关了解情况，就会真相大白。但警察对她也很不客气。 “你跟这家伙交往很久了吗？”第一个在回分局的路上问她。 另一个稍后问她：“你怎么会以为他要攻击你？他说他只不过是毛遂自荐。” “这小武器还真厉害，蜜糖，”第三个对她说，“你不该带着它满街走。这是自找麻烦。” 所以珍妮等她哥哥来厘清一切。他们都在一河之隔的哈佛法学院。一个还是学生，另一个已经开始教书。 盖普写道：“两人都一口咬定，律师这行业很低俗，但研究法律却是至高无上。” 他们到达时也没带来安慰。 “妈妈的心粉碎了，”一个说。 “要是你留在韦斯利就好了，”另一个说。 “单身女子自卫，”珍妮道，“还有更理所当然的事吗？” 但一个哥哥问她，能否证明她不曾跟这男人来往过。 “我不会告诉别人的。”另一个悄声说，“你跟这家伙交往多久了？” 最后事情搞清楚了，警察查明这名军人是纽约来的，有老婆和一个小孩。他在波士顿度假，而更重要的是，他很害怕消息传回老婆那儿。每个人都同意那会很糟糕——对每个人而言——所以珍妮未遭起诉就开释了。她嘀咕警察不还她手术刀，一个哥哥说：“看在老天爷分上，珍妮弗，你可以再偷一把，不是吗？” “我不是偷的，”珍妮说。 “你该交几个朋友，”哥哥说。 “韦斯利的。”他们说过很多遍。 “谢谢你们一接到我电话就赶来。”珍妮说。 “家人是干什么的？”一个哥哥说。 “血缘最亲。”另一个说。但这句话引起的联想即刻让他脸色发白——她的制服还一片血污。 “我是好女孩。”珍妮告诉他们。 “珍妮弗，”大哥说，他是她人生的第一个模范——代表智慧与一切正当应为之事。他非常严肃。他说：“最好不要跟已婚男人搞七捻三。” “我们不会跟妈妈说的。”另一个道。 “更不会告诉爸爸！”大哥说。出于某种油然涌起的亲情，他笨拙地对她挤了挤眼睛——这动作使他的脸孔扭曲，有一会儿珍妮还以为她人生的第一个模范得了颜面筋肉痉挛。 哥哥身旁的邮筒上，贴了一幅山姆大叔的海报。有个全身棕色制服的小小士兵，从山姆大叔的大手上爬下来。他即将在一幅欧洲地图上着陆。海报下方写着：支持我们的弟兄！珍妮的大哥望着珍妮注视这幅海报。 “还有，别跟军人搞七捻三，”他补了一句，虽然再过几个月，他自己也要去当兵。他出征后就再也没回家。他粉碎了妈妈的心，尽管他曾经以轻蔑的态度批判过这种行为。 珍妮仅余的另一个哥哥，在战争结束多年以后，死于帆船意外事故。他在距费尔兹家族狗头港豪宅数里外的海面上溺毙。珍妮的母亲谈及他哀恸逾恒的妻子，只说：“她年纪还轻，还很漂亮，孩子又不惹人厌。起码目前表现还不错。经过一段合理的时间，相信她会找到别人的。”溺毙事件将近一年后，哥哥的遗孀对珍妮吐露心曲。她问珍妮，“合理的时间”是否到了，她是否可以开始着手为“找到别人”做准备了。她担心冒犯珍妮的母亲。她想知道珍妮是否同意她从哀悼中走出来。 “你既然没有哀悼的感觉，那还哀悼什么呢？”珍妮问她。珍妮在自传中写道，“那个可怜的女人要人家来教她如何感觉。” “我妈说那是她毕生所见最愚蠢的女人，”盖普写道，“她念过韦斯利。” 珍妮回到她位于波市慈济附近分租宿舍的小房间，跟哥哥道过晚安，她着实困惑得无法感受适切的愤怒——被那名军人打过的半边耳朵隐隐作痛，肩胛骨之间的肌肉剧烈抽筋，她几乎无法入睡。她想一定是电影院服务员在门厅抓住她，把她手臂扭到背后时，弄伤了什么部位。她想起热水袋据说能纾缓肌肉酸痛，就起床到壁柜那儿，拆开母亲给她的礼物包。 不是什么热水袋，那只是她母亲对羞于启齿的对象的委婉说法。包裹里装的是阴道冲洗器。珍妮的母亲知道它的用途，珍妮也知道。在医院里，她曾经协助许多病人使用，不过在医院里，它的用途并非在性交后预防怀孕，而是作为一般女性阴道卫生的维护，也用于性病治疗。在珍妮看来，阴道冲洗器无非就是一种比较温和、使用比较方便的大情人灌洗器。 珍妮把妈妈的包裹全打开，每包装的都是阴道灌洗器。“拜托记得用啊，亲爱的！”母亲曾经哀求过她。珍妮知道母亲用心良苦，她总以为珍妮的性生活极其活跃而不负责任。照母亲的想法，无疑是“从韦斯利就开始了”。从韦斯利就开始了，珍妮的母亲一口咬定，珍妮跟“川流不息”的男人滥交（她会用这种字眼）。 珍妮把灌洗器都装满热水，爬回床上，把它们塞在肩胛骨下面；她希望防止热水逆流的卡榫不至于漏水，不过为防范未然起见，她把入水管都捏在手里，像一串橡皮念珠，又把钻有小孔的喷管放在空杯子里。整晚，珍妮躺着听灌洗器里的水漏出来。 她想道，这个满是下作念头的世界上，你要嘛是某人的老婆，要嘛是某人的婊子——要嘛就在即将成为两者之一的路上。万一上述类别都不适用于你，所有人就都会设法让你以为一定是自己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可是呢，她想，我一点也没有不对劲。第5节：慈济医院(4) 不消说，这就是很多年后让珍妮一举成名的那本书的开端。各界虽然不求甚解，却一致把她这本自传吹捧成跨越纯文学与畅销书之间鸿沟的杰作，但盖普表示，母亲这部大作的文学价值，“跟西尔斯百货公司的邮购目录不相上下”。 凭什么说珍妮·费尔兹下流？不能怪她学法律的哥哥，也不能怪电影院里那个玷污她制服的男人，更不能怪她母亲的灌洗器，虽然它们是导致珍妮被赶出出租公寓的元凶。她的房东太太（一个暴躁易怒的妇人，因自己心怀鬼胎而怀疑所有女人都满脑子濒临爆发的淫欲）发现，珍妮的小房间和浴室里有九个灌洗器。从自由心证获致的结论，这一发现已超越头脑不清的房东太太恐惧道德污染的承受极限。更有甚者，数量庞大的灌洗器代表某种庞大的实际需求，个中显而易见的因果关系，一举命中房东太太最可怕的噩梦。 ? 1慈济医院? 房东太太对那十二双护士鞋作何解释，更是匪夷所思。珍妮只觉得整件事荒唐绝伦，但她对父母供应这些东西的动机，也颇为不解，所以并不抗辩。她搬家就是了。 但这还不足以证明她下流。既然她的哥哥、双亲、房东都认定她淫荡——无视于她的谨言慎行——所有贞洁的证据非但无济于事，徒然凸显她理亏。她另外租了一幢小公寓，招来她母亲新一波灌洗器礼物包攻势，父亲也再度供应大批护士鞋。这下她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了：要是她非干婊子不可，起码得教导她把自己清理干净，穿双好鞋子。 某种程度上，战争使珍妮不必老记挂着家人对她的误解多么离谱——也让她免于成天愤懑、自怜；珍妮不是个喜欢自怨自艾的人。她是个好护士，工作愈来愈忙碌。很多护士投军，但珍妮不想换制服，也不想远行；她性好独来独往，没兴趣结识许多新朋友。再说，她觉得光是波市慈济那套阶级制度，已经够烦了；据她判断，野战医院的情况只会更糟。 最重要的，她会想念那些小婴儿。眼看着那么多人离开，这才是她宁可留下的真正原因。她觉得自己担任护士最胜任的工作，就是照顾母亲和她们的婴孩——忽然间冒出那么多父亲赴远方、阵亡、失踪的婴儿；珍妮最乐意给那些母亲打气。事实上，她妒忌她们。她觉得这是最理想的状态：只有母亲跟新生儿，父亲被炸到法国的天空里。一个年轻妇女跟她自己的小孩，前面有整个人生——就他们两个。没有附带条件的婴儿，珍妮想。简直就像处女怀孕。最起码，往后再也不需要给老二做治疗。 这些女人对于自己的处境，当然都不像珍妮自以为易地而处时，她会觉得的那么满意。她们要嘛伤心欲绝（很多人如此），要嘛遭到遗弃（很多其他人如此）；要嘛憎恨自己的小孩（真有些人如此），要嘛巴不得找个丈夫，给孩子找个父亲（很多其他人如此）。但珍妮鼓励她们每个人——她高谈阔论孤独的好处，她告诉她们这样多么幸运。 “你不觉得自己是个好女人吗？”她问她们。大多数人都肯定自己。 “你的宝宝不漂亮吗？”大多数人都觉得宝宝是漂亮的。 “父亲呢？他是什么样的人？”一块废料，很多人这么想。猪、寄生虫、骗子——一无是处、身无分文、乱搞女人的家伙！可是他死了呀！有些人抽泣道。 “那你日子更好过了，不是吗？”珍妮问。 有人学会从她的角度看事情，但珍妮在医院的名声却因她的改革活动而江河日下。医院的政策一向是不那么鼓励未婚妈妈的。 “珍妮圣母玛利亚，”其他护士说，“不愿意用最简单的方式生小孩。求上帝赏你一个好了。” 珍妮在自传中写道：“我要一份工作，也要一个人住。这让我成为性的嫌疑犯。后来我要一个小孩，可是我不想为此跟人分享我的身体或人生。这也让我成为性的嫌疑犯。” 正因为如此，外界认为她自甘下流。（她那部名著的书名也是这么来的：《性的嫌疑犯：珍妮·费尔兹自传》。） 珍妮发现，让人大吃一惊远比试图好好过日子、保有一点隐私，能赢得更多尊敬。珍妮告诉其他护士，有朝一日她会找到一个男人怀孕——只怀孕而已，再没有其他。她告诉她们，她不考虑让那男人尝试一次以上。她们当然等不及告诉每一个她们认识的人。不久，就有好几个人来对珍妮毛遂自荐。她得当机立断做抉择：撤退、因秘密曝光而蒙羞，或厚起脸皮硬撑到底。 一个年轻的医科学生告诉她，他愿意献身，只要在连续三天的周末长假里让他试六次。珍妮说他显然缺乏自信；她要一个更有安全感的小孩。 一位麻醉专家告诉她，他甚至愿意付小孩的教育费用——直到大学毕业——珍妮告诉他，他的眼睛太靠近，牙齿长得太难看；她可不想让未出生的小孩背负这样的缺陷。 另一个护士的男朋友手段最狠；他在医院的自助餐厅里，递上满满一杯浓稠的浑浊液体吓唬她。 “精液，”他对杯中物点头示意，“一发就这么多——我办事绝不马虎。要是只给一次机会，非挑我不可。”珍妮把那杯可怕的东西高高举起，镇定地审视一番。天晓得杯子里是啥玩意儿。护士的男朋友说：“这只是让你看看我有什么货色。”他笑开了嘴。珍妮把那杯东西倒在盆栽里。 “我要一个小孩，”她说，“又不是要开精子养殖场。” 珍妮知道这下子麻烦大了。她学会应付戏谑，她学会以牙还牙。 于是大家断定珍妮·费尔兹不近情理，她太过分了。玩笑归玩笑，但珍妮似乎要蛮干到底。也许[福-哇-小-说-wＷw．Ｆｖ a L．cＮ收-集-整-理]她觉得面子上挂不下，嘴硬——或更糟，她真的会那么做。医院的同事既不能逗她笑，也没法子搞她上床。盖普写母亲的困境时说：“同事发现她自命比他们高尚。任何人的同事都不会高兴这种事。” 所以他们发起以强硬手腕对付珍妮。全体员工一致决定——出发点当然是“为了她好”。他们决定不让珍妮接近婴儿与母亲。他们说，她已经满脑子婴儿了。珍妮不许进产科，不准靠近早产儿保育器——她心肠太软，她理智不管用了。第6节：慈济医院(5) 就这样，他们拆散了珍妮与母亲和她们的婴儿。他们说，既然她是个好护士，让她试试加护病房吧！根据他们的经验，护士一进波市慈济的加护病房，很快就会把自身的问题忘得一干二净。珍妮当然知道人家为什么不让她接近婴儿；她唯一不满的是，他们竟然以为她的自制力那么差。只因为他们觉得她想要的东西很奇怪，他们就以为她会失去自制。这些人不讲逻辑，珍妮想道。要怀孕，时间多的是，她知道。她不急。一切都不过是她早晚会拟出的计划的一部分。 外面在打仗。珍妮在加护病房跟战争比较有接触。军医院送来的特殊病例，通常都已回天乏术。照例有些满身吊着管线的老年人，另外也有工伤事故、车祸、遭逢重大意外的小孩，但军人还是大宗，他们的遭遇不能以意外视之。 珍妮私底下把军人的非意外事故分成几大类；她自己发明了一套分类方式。 １．烧伤病患；大多是在船上被烧伤（最复杂的病例都来自契尔西海军医院），但也有在飞机上或地面上被烧伤的。珍妮称之为“外伤”。 ２．有人是重要器官被枪弹击中破损，内脏发生问题。珍妮称之为“脏腑伤”。 ３．有些人从外表看不出受过伤。他们意识不清，头部或脊椎动过大手术。有的瘫痪，有的神智模糊。珍妮称之为“灵魂出窍”。偶尔，灵魂出窍者既有外伤，也有脏腑伤，所有的医院对这种人有一共同的称呼：灵魂出窍。 ４．“完蛋”。 “我父亲，”盖普写道，“就是一个‘完蛋’。从我母亲的观点，这种状况一定使他显得格外有魅力。因为没有附带条件。” 盖普的父亲是坐镇轰炸机球型炮塔的枪手，在法国上空发生非意外事故。 “球型炮塔的枪手，”盖普写道，“在轰炸机的机员当中，受到地面制空火力的威胁最大。一般以高射炮为主；高射炮经常瞄准枪手，就好像天空是一张吸墨纸，而他是一个快速运动的墨点，被甩上空中，泼洒开来。那个小矮个儿（囿于炮塔的空间，个子愈小的人愈能适应）跟他的机关枪一块儿蹲踞在狭仄的窝里——像一个茧，也像困在玻璃杯里的昆虫。炮塔是个金属圆球，有玻璃制的圆窗；它嵌在Ｂ—１７机身上，活像一个膨胀的肚脐眼——也像轰炸机腹上长出个奶头。小小的圆室里有两台五〇口径的机关枪和一个小矮个儿男人，他的任务就是用准星追踪攻击他轰炸机的战斗机。炮塔转动时，枪手也在里头跟着转，利用木制把手上的按钮发射机关枪；紧握发射扳机的炮塔枪手看起来就像处于某种危境的胚胎，悬吊在轰炸机荒谬地暴露在外的羊水囊里，专心致志保护母亲。木制把手也可操控炮塔的方向——沿切面转动，免得他把母机的推进器给打掉了。 “把天空踩在脚下，像万事底定后才想起来该安装的东西似的，附着在机身上，枪手一定觉得特别冷。着陆的时候，炮塔会缩回机腹内——正常情形下。没有回缩的炮塔在着陆时会在柏油路面上迸出火花——历时跟汽车撞毁一样长、一样激烈。” 技术士官盖普，这位前任炮塔枪手对暴烈的死亡熟悉到极点，他在空军第八大队——负责从英国起飞轰炸欧陆——服役。盖普士官被派为炮塔枪手前，做过Ｂ—１７Ｃ的机首枪手和Ｂ—１７Ｅ的机腰枪手。 盖普不喜欢Ｂ—１７Ｅ机腰枪手的配置。机舱里塞了两名枪手，枪座正好面对面，每当两人同时转动机枪时，盖普都会耳鸣。后来发展出来的机型，将枪座配置错开，解决了机身枪手互相干扰的问题，但这项改进对盖普士官而言，来得太迟了。 他的第一次战斗任务是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七日白昼出击法国鲁昂，毫发无伤就达成任务。但技术士官盖普在机身枪手的岗位上，被同伴撞击左耳一次、右耳两次。问题一部分在于，另一名枪手块头太大了；他的手肘刚好在盖普耳朵的高度。 出鲁昂任务那天，守球型炮塔的人名叫法勒，他个头比盖普还小。法勒参战前是做骑师的。他的枪法也比盖普好，但盖普就是想进炮塔。他虽是孤儿出身，但想必喜欢独处，他也渴望摆脱机腰炮塔的挤迫，不要再受同伴手肘的威胁。他当然也像许多枪手一样，梦想出完第五十次任务，调到第二大队——轰炸机训练中心——安全退伍，担任枪械教官。法勒被射杀前，盖普一直羡慕他拥有个人空间和骑师的孤寂。 “要是你常放屁，那地方可臭死了。”这是法勒的主张。他有点愤世嫉俗，常干咳惹人喉咙发痒，在野战医院的护士中间名声很恶劣。法勒是在一次崎岖路面的紧急迫降中丧生的。起落架卡在某扇圆窗里断裂，全套降落设备失去作用，迫使轰炸机以机腹撞击地面滑行，来自四面八方的强大力道，就如同一棵树撞上一粒葡萄般，半圆形炮塔应声爆炸。常说他对机器远比对马或人类更有信心的法勒，当飞机在他身上着陆时，正蹲踞在未及缩回的炮塔里。包括盖普士官在内的机腰枪手，只见轰炸机的机腹下砾石飞溅。中队副官是最接近这次迫降的地面目击者，在吉普车上大吐特吐。中队司令不等官方认证法勒的死讯，就派队上次矮小的枪手接替他的位置。矮个儿技术士官盖普梦寐以求当炮塔枪手。一九四二年九月，他如愿以偿。 “我母亲对细节一丝不苟。”盖普写道。新伤员送到时，珍妮第一个问医生出了什么事。她默默将他们分门别类：外伤、脏腑伤、灵魂出窍、完蛋。她编了几句韵文，把每个人的姓名和他们遇到的灾难串连在一起，帮助记忆。像是：古德曼大兵骨头断，波特少尉撞山坡；艾蒂斯下士爱完了，从此割掉小丸子；福林上尉皮肤烂，看来得泡福尔马林；朗费罗少校神智失，跟他说哈啰白费事。 盖普士官的伤来得费猜疑。第三十五次飞越法国上空时，炮塔枪手忽然停止射击。驾驶员注意到炮塔停火，以为盖普中弹了，但若是盖普中弹，驾驶员可没感觉到机腹受创，他希望盖普没有大碍。飞机降落后，飞行员急忙把盖普转送到医疗摩托车的载人拖车上去；那天所有救护车都出勤去了。一坐上拖车，这小个头的技术士官就开始手淫。拖车有个帆布篷，天气不好时可用来遮雨；驾驶员立刻把布篷拉上。帆布篷上有个圆形窗口，望进去，医务兵、驾驶员，还有围上来的人都看得见盖普士官。以他那么小的身材而言，勃起的阴茎似乎相对特别大，但他摸弄的手法却不比小孩高明——连动物园里的猴子都不如。盖普像猴子一样，从笼子向外看，坦然望着正在注视他的一伙人类的脸孔。第7节：慈济医院(6) “盖普？”驾驶员道。盖普的前额上有点点血迹，大部分都干了，但他的飞行帽硬邦邦地黏在头顶，还在滴滴答答流下血来；他身上好像没伤。“盖普！”驾驶员高声吼。圆形炮塔里，五〇口径机关枪的位置上，有一道裂口；看来是高射炮击中枪身，打裂了枪座，扳机把手也松脱了，但盖普的手没受伤——只是手淫的动作很笨拙。 “盖普！”驾驶员大喊。 “盖普？”盖普道。他在模仿驾驶员，就像一只灵巧的鹦鹉或八哥。“盖普，”他道，好像刚学会这个字眼。驾驶员对盖普点点头，鼓励他回忆自己的名字。盖普却微笑，说：“盖普。”好像以为这是日常打招呼的方式，不是说哈啰，哈啰！——而是说盖普，盖普！ “老天爷，盖普，”驾驶员说。从炮塔的窗口望进去，可以看到弹孔和碎裂的玻璃。医务兵拉开拖车罩篷上的窗口，端详盖普的眼睛。他的眼神不对劲，两只眼睛互不关地滴溜溜乱转；医务兵想，盖普大概是觉得整个世界都忽而浮起，忽而沉落，又忽而浮起——如果他还看得见的话。当时驾驶员和医务兵都还不知道，若干细小锐利的高射炮弹片破坏了盖普大脑里的动眼神经——以及大脑其他部分。动眼神经主要由控制眼球肌肉运动的神经纤维组成。盖普大脑受到的其他割裂伤，有点类似脑前叶切除手术——不过手术做得非常粗疏。 医务兵非常担心，盖普士官的脑前叶切除手术不知粗疏到什么程度，他觉得最好不要随便取下牢牢黏在盖普头上那顶鲜血浸透的飞行帽，歪斜的帽缘下，盖普的前额冒出一个绷紧、发亮，而且逐渐扩大的肿块。大家四处找医务摩托车的驾驶兵，但他跑到一旁呕吐去了；医务兵盘算着，他得亲自骑摩托车，再找个人坐在拖车里照顾盖普。 “盖普？”盖普对医务兵说，练习他的新词汇。 “盖普，”医务兵给他肯定。盖普似乎很高兴。他两只小手捧着勃起的大阴茎，手淫成功了。 “盖普！”他放声长嗥。声音里满是欢喜，也带着诧异。他对旁观者滴溜溜转着眼珠，祈求周遭的世界浮上来就不要乱动。他不确定自己干的是什么好事，疑惑地问道：“盖普？” 驾驶员拍拍他手臂，对其他飞行僚属和地勤人员点点头，仿佛说：弟兄们，咱们给士官一点鼓励吧！拜托你们，咱们要让他有回家的感觉。所有目睹盖普射精，张口结舌，肃然起敬的人，异口同声对他道：“盖普！盖普！盖普！”——令人宽慰的海狗似的大合唱，希望让盖普安心。 盖普快活地点点头，但医务兵拉住他的手臂，压低声音焦虑地对他说：“别！头不要动好吗，盖普！拜托你，不要动你的头。”盖普的眼光转动，越过驾驶员和医务兵，后者耐心地等它转回来。“慢慢来，盖普，”驾驶员道，“身体坐直，好吗？” 盖普脸上洋溢着纯粹的安详。双手捧着勃起逐渐消退的阴茎，仿佛刚完成了一桩当前形势所需的非常任务。 英国的医院帮不上盖普什么忙。他运气不错，战争结束前老早，就被送返波士顿。某位参议员帮了大忙。波士顿一家报纸的社论抨击美国海军说，伤兵要想回国，非得是有钱有势人家子弟不可。为了平息恶毒的谣言，一位参议员宣称，受重伤而得以返国的幸运儿之中，“即使孤儿也能成行——所有的人一律平等”。为了证明参议员说得对，军方紧急寻找受伤孤儿，也正好有十全十美的人选。 技术士官盖普不仅是孤儿，还是个只会一个词汇的白痴，所以他不会对新闻界抱怨。而且他们拍摄的每一张照片，枪手盖普都在微笑。 淌着口水的士官送进波市慈济时，珍妮·费尔兹觉得他有点难分类。他很明显已经灵魂出窍了，比小孩还乖，但她不确定他其他方面的问题有多严重。 “哈啰，你好吗？”他们把满脸堆笑的盖普推进病房时，她问候道。 “盖普！”他高声道。动眼神经修复了一部分，如今他的眼神变成跳跃式运动，不再转动不休。他双手裹着厚厚的纱布，这是因为搭乘运输舰返国途中，医疗区意外失火，盖普去玩火所致。他看到火焰，就伸手触摸，火延烧到他的脸，烧光了他的眉毛。珍妮觉得他活像一只剃了毛的猫头鹰。 有烧伤的盖普既是外伤，又是灵魂出窍。同时，他手上的绷带太厚，剥夺了他手淫的能力，病历上说，这是他经常从事且相当成功——但他并不自觉——的活动。自从船上火灾意外后，密切观察他的人都担心，这名幼稚的枪手会变得沮丧——双手痊愈前，他唯一成人级的乐趣就这么泡汤了。 盖普当然可能也有脏腑伤。很多弹片射入他脑部，大多数都无法取出。盖普士官脑部的伤害不仅脑前叶切除而已，他内在的破坏一直在恶化。盖普写道：“即使不把高射炮打进体内，人类一般的退化已经够复杂了。” 盖普士官之前，另有一名病人也是脑袋被弹片打穿。他好端端活了几个月，只不过只会自言自语，偶尔尿尿床。后来他开始掉头发，说话不成句子。死亡前，他的乳房开始发育。 就证据看，Ｘ光片上出现的那些阴影与白针，该把枪手盖普列为完蛋。但珍妮觉得他看起来蛮好。矮小、整洁、天真，提出的要求直接得像两岁小孩。他肚子饿时喊：“盖普！”高兴时说：“盖普？”有疑惑时问：“盖普？”跟陌生人打招呼也说：“盖普。”认得你时，他会发出一个不带标点符号的“盖普”音。叫他做的事，他几乎都照办，但不能信任他；他太健忘，有时他像个六岁小孩那么听话，有时又像一岁半那么愚好奇。 转院病历中对他的忧郁症有详细记录，似乎是与他的勃起同时发生。这种时刻，他会用裹满纱布、像戴了毛线手套似的双手，紧紧捧住成人尺寸的老二，流泪不止。他哭是因为纱布的触感不及他短暂记忆中的那双手，也因为他的手碰到什么都会痛。这时珍妮就会过来，坐在他身边。她会抚摸他肩胛骨之间的背部，直到他像猫一样，脑袋向后歪，这期间她会不断对他说话，她的声音很友善，充满吸引人的抑扬顿挫。很多护士只会用单调的声音对病人说话——缺乏变化的平板声音，刻意要让人昏昏欲睡，但珍妮知道盖普需要的不是睡眠。她知道他不过是个婴孩，他觉得无聊——需要一些东西转移他的注意力。所以珍妮会逗他开心。她开收音机给他听，但有些节目让盖普生气，没有人知道原因。也有的节目会让他大大勃起，然后令他忧郁，一切从头开始。有个节目，只有一次，让盖普梦遗，他很意外，而且很开心，所以每次看到收音机都很兴奋。但珍妮再也没能找到那节目，没法子让盖普重温旧梦。她知道，如果能一直让盖普听梦遗的节目，她的工作和他的生活都会快乐得多。但事情就是没那么简单。第8节：慈济医院(7) 她已经放弃教他新词汇。喂食的时候，见他吃得开心，她说：“好吃！这东西好吃。” “盖普！”他同意。 他把食物吐在围兜兜上，扮个鬼脸，她说：“难吃！这东西难吃，对不对？” “盖普！”他做呕吐状。 珍妮观察到他退化的第一个迹象，是失去发ㄍ音的能力。一天早晨，他跟她打招呼只说“阿普”。 “盖普，”她以坚决的态度纠正他，“ㄍ——阿普。” “阿普。”他道。她知道她即将失去他。 他似乎一天比一天缩小。睡着的时候，他轻轻挥着拳头推搡空气，噘起嘴唇，面颊做出吸吮的动作，眼皮颤动。珍妮有很长一段时间照顾婴儿，她知道这名炮塔枪手在梦中吮奶。一度她考虑去产房偷个安抚奶嘴，但她早已决定不去那个地方了；人家的笑话让她生气（“圣处女珍妮来了，替她的宝宝偷假奶头。幸运的父亲是哪位啊，珍妮？”）。她看着盖普士官在梦中吸奶，试图想象他最终的退化会很安详，他会回归胚胎阶段，不再用肺呼吸；他的人格会在极度的幸福中一分为二，一半回归卵子之梦，一半回归精子之梦。最终就不存在了。 几乎就真的是这样。盖普的哺乳现象变得很严重，他像每隔四小时要吃一次奶的孩子般，固定醒来，脸涨得通红，眼睛顿时涌出泪水，而且立刻可以安抚——靠收音机，靠珍妮的声音。有次她为他揉背时，他还打了嗝。珍妮泪如雨下。她坐在他床畔，只盼他回归子宫及更遥远处所的旅程迅速而没有痛苦。 只要他的手伤痊愈就好了，她想道。那他就可以吸吮自己的大拇指。每当他从哺乳的梦中醒转，或渴望哺育，或有这种想象，珍妮就把自己的手指放进他嘴里，让他用嘴唇吸吮。虽然他有真正成年人的牙齿，他心目中却自以为没有牙齿，也不会咬痛她。这样的观察结论，导致珍妮有一晚对他敞开双乳，他吸吮着好像永远不会疲倦，似乎也不介意吸不到什么东西。珍妮想，要是他这么一直吸下去，她一定会开始泌乳。她从子宫里觉得一股母性与性欲的稳定牵曳。她的感受是那么真实——有一阵子她相信，只要持续哺喂这个炮塔枪手变的婴孩，就有可能怀孕。 几乎就像这样，但枪手盖普不尽然只是婴孩。一天晚上，他吸吮她的乳房时，珍妮注意到他有勃起，把床单顶了起来；他用绑着绷带笨拙的手拍打阴茎，一面狼吞虎咽吸她的乳房，一面发出绝望的嗥叫。所以有一晚，她帮他忙；用她清凉、拍过爽身粉的手握住他的阴茎。他吸吮乳房的动作停了下来，只用鼻子挨着她。 “阿，”他呻吟道。他又丢掉了“普”的音。 曾经是盖普，后来变成阿普，现在只剩阿；她知道他要死了。 他到达高潮时，她感觉他潮湿温热的精液喷在掌心。在被单下闻来，像夏季的温室，肥沃得荒谬，超乎控制的生长力，种任何东西都会开花。盖普的精液就予珍妮那样的想象：泼洒一点儿在温室里，就会从泥土里长出婴孩。珍妮花了二十四小时考虑这事。 “盖普？”珍妮悄声道。 她解开上衣的纽扣，袒露出她自己一直嫌大的乳房。“盖普？”她贴在他耳畔道；他的眼皮一阵抖动，他的嘴唇向前伸。他们四周吊杆上的隔帘是白色的尸衣，在病房里将他们隔离开来。盖普的邻床一侧是个外伤——火焰弹的受害者，满身滑溜溜的药膏，包裹着纱布。他没有眼皮，好像总是在瞪着眼睛看，但实则已经瞎了。珍妮脱下牢固的护士鞋，卸下白长袜，脱下护士服。她用手指碰触盖普的嘴唇。 盖普被白尸布笼罩的床，另一侧邻居是个由脏腑伤逐渐变成灵魂出窍的病人。他失去了大部分的肠子和肛门；现在一枚肾脏在跟他过不去，肝脏也快把他逼疯了。他做着可怕的噩梦，被迫撒尿和排便，但这对他都已经是上古史了。他做这些事的时候全然没有知觉，而且都必须通过管子，进入橡皮袋。他经常呻吟，而且不像盖普，他呻吟时会发出完整的字句。 “他妈的！”他呻吟道。 “盖普？”珍妮悄声道。她脱下衬裙和内裤，她解下奶罩，拉开床单。 “耶稣基督！”外伤低声道；他嘴唇上满布烫伤的水泡。 “他妈的该死！”脏腑伤嚷道。 “盖普，”珍妮说。她握住他勃起的阴茎，骑到他身上。 “阿，”盖普说。他只剩一个声音表达他的快乐与哀伤。“阿，”他说，珍妮把他纳入体内，让全身重量压在他身上。 “盖普？”她说，“可以吗？这样好吗，盖普？” “好，”他同意，非常明确。但只不过因为在他损坏的记忆中，当他在她体内时，这个字忽然变得清晰。这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珍妮听他说的真正的字眼：好。当他缩小，他生命的种子自她体内渗出，他又退化到“阿”。他闭上眼睛睡了。珍妮把乳房给他，但他不饿。 “上帝！”外伤喊道，“帝”的音他发得很小声，他的舌头也烧伤了。 “该死！”脏腑伤咆哮道。 珍妮拿医院的白搪瓷脸盆，用温水和肥皂把盖普和自己洗净。她当然不用灌洗器，她十分笃定魔法已开始生效。她觉得自己比经过照顾、养分充足的土壤更有接收力——她觉得体内盖普的爆发比夏天的水龙头（仿佛他可以灌溉一片草坪）还要慷慨。 她再没有跟他做过。没什么理由，她就是不喜欢这档事。偶尔她会用手帮他；当他哭着想要，她给他她的乳房。但数周之内，他不再有勃起。他们拆掉他手上的绷带，发现甚至复原的过程也在逆向而行；他们把他的手重新包扎好。他对哺乳也兴趣全失。他的梦令珍妮联想到鱼在做梦。珍妮知道，他回到子宫了；他采取胚胎的姿势，在床铺中央缩成一小团。他不发出任何声音。一天早晨，珍妮注视他软弱的小脚踢腾；她幻想自己体内也有什么在踢腾。虽然实际上还早得很，她知道这一切都会实现。 不久盖普就不踢了。他还是靠肺呼吸取得氧气，但珍妮知道这不过是人类适应能力强大的一项佐证。他不肯进食；他们只好打静脉注射，于是他像是再一次连接上脐带。珍妮有点迫不及待地等候他最后的阶段。最后会有挣扎吗？就像精子的狂热挣扎？精子的屏障是否会被掀开，赤裸的卵子满怀期待地等候死亡？小盖普的回归旅程中，他的灵魂是否将分割？但珍妮未能观察到这一阶段，有一天，技术士官盖普死在她不值班的某个时间。第9节：慈济医院(8) “他还能死在别的什么时间？”盖普写道，“他唯一逃脱的机会就是趁我母亲不当班。” “他去世那一刻，我当然有所觉。”珍妮在她著名的自传中写道。“但他最好的部分在我体内。那对我们双方都是最好的，唯有这样他能继续活下去，唯有这样我能愿意怀小孩。在我看来，世人若觉得这种行为不道德，适足以证明，个体的权利得不到尊重。” 当时是一九四三年。珍妮怀孕迹象明显时，就失去了工作。当然她父母和哥哥都老早预期到这件事；他们一点也不意外。珍妮也老早就不想向他们证明自己玉洁冰清。她像一个满足的幽灵，在父母狗头港大宅中宽敞的走廊里游荡。她的泰然自若令全家人紧张，不得不让她自行其是。珍妮私心中非常快乐，但尽管她很可能所有心思都放在这个即将诞生的孩子身上，奇怪的是，她从来没考虑过要给他取名字。 怎么说呢，珍妮产下九磅重的男孩，脑海里没有名字这回事。珍妮的母亲问她要叫孩子什么名字，但珍妮刚生产完，服了镇静剂；她很不合作。 “盖普。”她道。 她的皮鞋大王父亲还以为她打了一个嗝，但母亲悄声对他说：“他叫盖普。” “盖普？”他说。他们知道早晚会发现孩子的父亲是谁，以这种方式。但珍妮当然什么也不承认。 “问清楚，这是哪个狗杂种的姓还是名。”珍妮的父亲悄声对珍妮的母亲说。 “是姓还是名，亲爱的？”珍妮的母亲问她。 珍妮昏昏欲睡。“盖普，”她道，“只有盖普，如此而已。” “我猜是姓。”珍妮的母亲告诉珍妮的父亲。 “那他的名字呢？”珍妮的父亲没好气地问。 “我始终都不知道，”珍妮嘟哝道。这是真的，她始终不知道。 “她连他名字都不知道！”父亲大吼道。 “拜托，亲爱的，”母亲说，“他一定有名字的呀！” “技术士官盖普。”珍妮道。 “一个天杀的军人，我就知道！”父亲说。 “技术士官？”母亲问她。 “T.S.”珍妮说。“T.S.盖普，就是我宝宝的名字。”她睡着了。 父亲气坏了。“T.S.盖普！”他吼道，“这是哪门子新生儿的名字？” “他自己的，”后来珍妮对他说，“这是他妈的他自己的名字。完全属于他一个人。” “取这种名字，上学的时候真是好玩得不得了。”盖普写道，“老师会问你，那两个字母是什么字的缩写。一开始，我会说，就只是缩写而已，可是他们始终不相信我。所以我只好说：‘打电话问我妈。她会告诉你。’他们打了。老珍妮就会把她的想法告诉他们。” 于是世界上就出现了T.S.盖普这号人物：由一个特立独行的护士所生、一个炮塔机枪手的种——他的最后一发弹药。第10节：血红与靛青(1) 2血红与靛青? 2血红与靛青 T.S.盖普一直以为自己会早夭。他写道：“我觉得会像父亲一样，什么都快快结束。我天生是那种打一炮就没下文的人。” 盖普差点儿在一个纯女生的校园里长大，某所女校有意聘他母亲去当保健室护士。但珍妮预见这一决定可能导致的悲惨未来：她的小盖普被女人包围（校方愿意拨一间宿舍给珍妮和盖普住）。她设想儿子的第一次性经验（参观女生洗衣间引发的想象）：一群女孩嘻嘻哈哈，把这孩子埋在轻薄柔软、堆得小山似的年轻女性内裤底下。珍妮很想要这份工作，但为盖普着想，她回绝了大好良机，转而到规模庞大、声誉卓著的史迪林高中担任护士。那所学校的护士名额很多，她只不过是其中之一。校方提供她和盖普一户冷冰冰、装着监狱式铁栅窗的公寓，位于校内保健中心加盖的别馆。 “那倒无所谓，”她父亲说。她坚持出外工作，早已令他深感不悦；家里又不缺她钱花，他宁可她一直躲在狗头港的大宅里，等儿子长大成人再搬出去也不迟。父亲对珍妮说：“只要这孩子生来还有点智力，进史迪林中学只是早晚的问题。我看哪，你要抚养儿子，一时之间也不会有更好的环境了。” “生来有点智力”是父亲暗示盖普的遗传因子品质堪虑的一种说法。珍妮的父亲和哥哥都是史迪林高中的毕业生，当年这所学校只招收男生。珍妮认为，忍受校内的禁锢生活——熬到盖普高中毕业——就是尽全力照顾儿子。“算是弥补你不肯给他一个父亲吧！”这是父亲的说法。 “奇怪得很，”盖普写道，“我母亲有足够的自知之明，决心一辈子不跟男人过活，到头来却跟八百个男孩日夜生活在一起。” 于是幼小的盖普跟着妈妈搬进史迪林高中保健中心别馆的宿舍，在那儿成长。他并没有真正被当成“教职员家的小鬼头”——学生对所有未臻入学年龄的教职员子女的称呼。护士还不够资格跻身教职员之列。更何况，珍妮从无企图为盖普捏造父亲的神话——对外声称自己结过婚，使儿子的身份合法化。她姓费尔兹，告诉你时她会强调。她也会强调儿子姓盖普。她说：“那是他自己的姓。” 这中间的蹊跷，大家都听得懂。史迪林高中的人乐意包涵若干形式的傲慢，甚至对某几种形式的傲慢还鼓励有加；但傲慢本身必须有品味、有格调，才能得人认同。你引以为傲的事必须让别人觉得有价值——而你展现傲慢的派头，更得有魅力。珍妮天生不够伶牙俐齿。盖普说，母亲“傲慢并非出于选择，而是环境所迫，不得不然”。史迪林高中这个小区一向钟爱傲慢，但珍妮居然是以私生子为荣！这种事虽未必可耻，但起码她多少也该装得有点不好意思吧！ 问题是，珍妮不仅以盖普为荣，对于自己得到他的方式更是自豪得不得了。这种派头，那年头全世界都没见识过，还有得等；等珍妮的自传出版——她甚至还没开始动笔呢！她等着盖普有朝一日长大，有能力欣赏她的故事。 盖普所知道的故事版本，外人若是壮着胆子来打听，珍妮照样会讲给他们听。她的故事干脆利落，只有三个句子。 1.盖普的父亲是军人。 2.他在战争中阵亡。 3.打仗的时候哪有时间办结婚手续？ 如此简单扼要又语焉不详的故事，原本有可能予人浪漫的联想。毕竟，根据这几点事实，这孩子的父亲可能是个战争英雄。一场爱情悲剧呼之欲出。费尔兹护士可能担任野战护士，她可能在前线“坠入爱河”，盖普的父亲可能觉得有必要为“全人类”出最后一次任务。但珍妮实在无法予人这么一出通俗言情剧的联想。别的不说，她对目前的独居生活表现得太心满意足，对往事毫无惆怅。她从不三心二意，除了专心照顾小盖普，就是做个好护士。 不消说，费尔兹在史迪林高中是个响当当的姓氏。新英格兰的鞋业大王对母校很慷慨。不论当时是否有人起疑，他还争取当校董会的一员。费尔兹虽然算不得新英格兰的富豪世家，但也不是新兴的暴发户，他的岳家，珍妮母亲的娘家——波士顿的威克斯家族——在史迪林高中更是赫赫有名。老一辈的教员都还记得，曾经连续好多年没间断，年年有姓威克斯的学生毕业。但史迪林高中并不以为珍妮·费尔兹遗传到父母两家的优良特质。大家都承认她长得还可以，但硬是没有吸引力。该打扮漂亮的时候，她也还是一身护士服。事实上，以她的家世而言，她会去做护士——而且还那么自鸣得意——就有点不对劲。护士这种职业，跟费尔兹或威克斯家的子女不称头。 社交方面，珍妮那股毫不优雅的一本正经，让所有比她无聊的人都觉得不安。她很能读书，史迪林高中图书馆的书她都读遍了；每当有人要借书，总发现书已经被费尔兹护士借了。她接电话很客气，主动承诺书一看完就会直接转给需要的人，而且这种书她一定尽快看完。但她从不曾透露什么读后感。在校园里，读书不与人分享心得，都被视为居心叵测和异常。珍妮读书的目的何在？ 她利用下班时间旁听课程，更加不寻常。史迪林高中有明文的校规，教职员及配偶都可以免费旁听校内课程，只需先征得任课教师同意。谁会拒绝一名护士？——英国伊丽莎白时期、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一九一七年以前的俄国史、遗传学入门、分两年授毕的西洋文化史。一年又一年，珍妮从西泽大帝上到艾森豪威尔总统——中间夹着马丁·路德与列宁，伊拉斯谟与有丝分裂，渗透作用与弗洛伊德，伦布兰、染色体还有凡·高——从冥河到泰晤士河、从荷马到弗吉尼亚·伍尔夫、从雅典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她在课堂上没说过一个字。她是班上唯一的女性，一身白制服，安静地听课，到后来，学生，甚至老师，都忘了她的存在，放下心来。他们照常教学，任凭她那么显眼地白而沉静地坐在他们中间，目击一切——不做任何评论，但也可能暗地里在批判这一切。 珍妮获得她一生梦寐以求的教育；时机似乎已成熟。但她的动机不尽然是为己；她也为儿子筛选史迪林高中的课程。等盖普长大有资格入学，她可以给他很多建议——她会知道每一科系的重心何在，熟悉每一门诘屈聱牙或畅达易晓的课程。 她的书从保健中心别馆狭窄的宿舍里满溢出来。她在史迪林高中待了十年才发现，校内书店提供教职员九折优惠，却从没有给她打过折。这让她很气愤。她对书一向大方——把它们堆放在原本四壁萧然的别馆各个房间里的书架上。书架空间逐渐不够用，书悄悄溜进保健中心的主建物，入侵候诊室、Ｘ光室，先是堆在报纸和杂志上，后来干脆取代了报纸和杂志。史迪林高中的病号陆续发现，这所学校可真严肃——一般医院到处搁着消遣读物和八卦杂志，这儿可不一样。候诊时，可以翻阅《中世纪的秋天》；等检验报告时，可以拜托护士替你拿那本钻研遗传学不可或缺的宝典《果蝇指南》。要是你病情沉重，或有可能长期住院，准有《魔山》陪伴你。断腿或其他运动伤害的男生，有得读杰出英雄和他们多彩多姿的冒险生涯——有康拉德和麦尔维尔的小说，却没有《运动画刊》；虽没有《时代周刊》或《新闻周刊》，却有狄更斯、海明威和马克·吐温。文学爱好者若是卧病史迪林高中，那真是美梦成真。终于有这么一天，医院提供优良读物了。 珍妮在史迪林高中待到第十二年时，校内图书馆管理员已经养成习惯，每当馆内没有人家要借的书，就建议：“去保健中心问问看。” 在书店，每当有书缺货或绝版，店员会建议：“去保健中心找费尔兹护士试试看；她可能有。” 珍妮遇到这种要求，总是皱着眉头说：“我想是在二十六病房，但是麦卡锡在看呢！他得了感冒。等他看完，大概会很乐意交给你。”也可能她会说：“上回我看到那本书是在按摩浴缸室。开头那几页可能有点湿。” 珍妮对史迪林高中的教学质量有多大影响，无从评估，但她对于书店欺骗她，不让她享有那一成的折扣达十年之久，始终未能消气。盖普写道：“那家书店都靠我母亲维持。除了她，史迪林高中的人根本不读书。” 盖普两岁时，史迪林高中决定跟珍妮打为期三年的工作合约；每个人都肯定她是个好护士，而且经过两年，大家对她的些许憎厌并未恶化。再说，她那孩子跟别的小孩没什么两样；或许夏天里晒得比多半小孩更黑一点儿，冬天里气色又稍嫌苍白——还有点臃肿。他长得圆滚滚的，像个裹着厚棉衣的爱斯基摩人，虽则他实际上没穿什么厚衣服。刚从上次大战退伍的年轻教职员都说，这孩子的体型像颗炮弹。但再怎么说，非婚生小孩也是小孩。珍妮古怪脾气导致的不安，尚在可容忍范围之内。 她签了约。她不断进修，一来自求上进，二来为她的盖普将来念史迪林做准备。她父亲说，史迪林高中能提供“最好的教育”。珍妮想确认这件事。 盖普五岁时，珍妮升任护理长。吃得消血气方刚男学生种种撒野行为的年轻力壮护士，本来就不好找，愿意住校的更少；珍妮待在保健大楼别馆里，却甘之若饴。某种意义上，她宛然成为很多学生的母亲：深夜里，学生呕吐、揿铃求助，或打破水杯时，都是她起身照顾。也有时候，调皮男孩在黑暗的走廊里厮混、在病床上跳来跳去、驾着轮椅玩罗马竞技场决斗、隔着铁栅窗偷偷跟城里来的女孩交谈，或攀缘保健大楼及别馆老砖墙上浓密的常春藤，试图爬出去或爬进来。第11节：血红与靛青(2) 保健大楼跟别馆靠一条地下甬道相通，宽度足容一张推轮病床，外加两侧各站一名瘦削的护士。调皮的男生有时会在甬道里怪吼，声音会传到别馆边厢尽头——珍妮和盖普的住处——好像实验室老鼠和兔子一夜之间长成可怕巨怪，正用有力的鼻子把垃圾桶顶进地道里来。 盖普五岁——母亲升任护理长时——史迪林高中的人发觉他有点异常。五岁小孩怎样叫异常，很难定义，但他的头总予人一种光滑、黝黑、湿润的印象（像海豹的头），他的身体格外浑圆结实，唤起从前有关他遗传基因的联想。这孩子的气质很像母亲：果决但有点迟钝，冷淡却永远保持警惕。虽然他个头比同龄的孩子矮，但其他方面，他似乎超龄成熟；他有种令人不安的镇定。他贴近地面，像只平衡感极好的野兽，肢体协调绝佳。别的母亲不时大吃一惊地发现，这孩子什么都能爬。不论滑竿、秋千、高架滑梯、露天看台、最危险的树：一眼望去，盖普总是盘踞在最高点！ 一天晚上，吃罢晚餐，珍妮找不到他。盖普可以在门诊区与病房区自由晃荡，找大男生聊天，珍妮要他回家，通常会利用院内的广播系统呼叫，她会说：“盖普回家。”他被教导过哪些房间不可以去：传染病房、心情恶劣希望独处的学生。盖普最喜欢运动伤害的病人；他喜欢看石膏、吊带、大幅的绷带，他也喜欢一遍又一遍听讲受伤的原因。或许是像母亲——一片护士心肠——他很乐意为病患跑腿、送信、偷运食物进来。可是五岁那年的一天晚上，“盖普回家”的呼叫没有反应。医院里每个房间都听得到广播，甚至包括那几个盖普严禁进入的房间——化验室、手术室、Ｘ光室。珍妮知道，倘若盖普听不见“盖普回家”的讯号，他要么惹上麻烦，要么就跑到外面去了。她立刻纠集比较健康、有行动力的病人，组成一支搜索队。 那是个雾蒙蒙的早春傍晚，几个男孩出了医院，在湿气浓重的连翘树丛和停车场里叫唤。另几个留在院内，搜索各个黑漆漆、空荡荡的角落，以及闲人止步的仪器室。珍妮先从她首要担忧的项目着手。她查看污物管——一条投掷脏污衣物的管道，从四楼贯穿到地下室（盖普甚至不准自行投入脏衣服）。管子经过各层楼面，将内容物吐到地下室的出口，冰冷的水泥地上，只有成堆待洗的脏衣服。她检查了锅炉间和沸腾的大热水炉，盖普没掉进去煮熟。她检查了楼梯间，奉命不得在楼梯上玩耍的盖普，并没有躺在任何一座楼梯底下，摔碎了骨头。然后她开始考虑她从未言宣的恐惧，小盖普会不会横遭史迪林高中某个秘密性变态的学生残害。但早春时节，进出保健中心的男孩为数众多，珍妮无法记住每一个人——更不要说熟悉到可以猜度他们的性癖好。有赶在第一天出太阳、地上积雪都还没融化，就跑去游泳的傻瓜。也有在流连不去的冬季感冒侵袭下，抵抗力终告不敌的最后一批受害者。还有冬季运动伤害的末一批病号，和春季运动练习的第一批伤员。 海瑟威就是这么住进来的，珍妮正好听见他在四楼病房的床上揿叫人铃。海瑟威打长柄曲棍球，伤了膝盖韧带；上了两天石膏后，他获准撑着拐杖自由行走，他在雨中跑到外面，拐杖尖头在黑尔大楼的大理石扶梯顶上打滑。摔下来时，另一条腿也断了。现在两条腿都上了石膏，他只能做大字形平躺，关节粗大的手掌，还捏着他心爱的曲棍球杆。他被隔离开来，四楼几乎只住他一人，因为他有个坏习惯，喜欢把曲棍球扔到房间另一头，让它在墙上反弹回来，然后用位于曲棍一端的球袋把跳动的硬球接住，再往墙上掷。珍妮可以制止他这么做，但她毕竟也是有儿子的人，知道男孩子需要专注于无意识、重复不断的肢体动作。珍妮注意到，这似乎有助于他们放松——不论是对于五岁的盖普，或十七岁的海瑟威。 让她生气的是，海瑟威实在也太笨手笨脚，他总是网不住那粒球！替他安排一个不至于遭受其他病人抱怨乒乓噪音的床位，已经够优待了，但每次海瑟威掉了球，都按铃叫人去替他捡球；即使有电梯，四楼病房对任何人而言都不顺路。珍妮发现电梯有人占用，立刻沿楼梯飞奔上四楼，走进海瑟威的房间时，她正气喘吁吁、怒火中烧。 “我知道你的比赛对你多么重要，海瑟威。”珍妮道，“但盖普走失了，我真的没有时间帮你捡球。” 海瑟威是个和善而有点迟钝的男孩，脸上无须，一绺泛红的金发总是掉到额前，遮住半只浅色的眼睛。他习惯头部微仰，或许为了从头发下面看得更清楚一点儿，因为这一点，也因为他个子高，任何人要看海瑟威，总被迫仰望他的大鼻孔。 “费尔兹小姐，”他道。珍妮注意到他没握着他的球棍。 “什么事，海瑟威？”珍妮问，“抱歉我很忙，盖普走失了。我在找盖普。” “喔，”海瑟威道。他朝房间里四下张望——或许在找盖普——好像方才有人跟他讨烟灰缸似的。“对不起，”他说，“但愿我能帮你去找他。”他无助地望着自己封锁在石膏里的双腿。 珍妮轻轻敲敲他的石膏膝盖，好像敲里面可能有人在睡觉的房间的门。“请不要担心。”她说；她等着他说明需要什么，但他似乎忘了按铃的目的。 “海瑟威？”她问，再次敲敲他的腿，看看有没有人在家。“你要什么？你丢了球？” “不是，”海瑟威说，“我丢了球棍。”两人都机械化地环视海瑟威的房间，找寻失踪的球棍。他解释道：“我刚睡着了，醒来它就不见了。” 珍妮第一个想到梅克勒，二楼病房的捣蛋鬼。梅克勒是个尖酸刻薄却又绝顶聪明的男孩，每个月都起码要住四天医院。他才十六岁，就已经是个烟不离手的老烟枪，校内大部分学生刊物都由他编辑，还两度赢得年度经典奖。他对校内餐厅的食物深恶痛绝，只靠咖啡和巴斯特小吃店的煎蛋三明治维生，他也在这家店里完成他大多数长篇大论、迟交多日，内容却精彩绝伦的期末报告。梅克勒每个月来保健中心病一阵，从加诸自我的肉体凌虐和过分外露的聪明中疗愈，这期间他把脑筋转向种种令人讨厌的恶作剧，但珍妮始终没法子证明是他在搞鬼。有次化验员抱怨端去给他们喝的茶里有鱼腥味，结果发现茶壶里有一大堆煮熟的蝌蚪；还有一次，珍妮确信是梅克勒，把一个塞满蛋白的保险套，倒扣在她寓所的门把上。她知道那玩意儿是蛋白，因为她后来找到了蛋壳，塞在她的皮包里。珍妮也确定，几年前有一回，水痘盛行期间，纠合三楼病房的男孩集体手淫，嗾使他们一个个用手捧着热乎乎的精液，跑到化验室照显微镜——以确知自己是否有生殖力——也是梅克勒的杰作。第12节：血红与靛青(3) 但珍妮想，在球杆的网袋上割个洞——然后把无用的球杆留在熟睡的海瑟威手中，才更符合梅克勒的作风。 “我打赌是盖普拿了，”珍妮对海瑟威说，“找到盖普，就找到你的球杆了。”她第一百次压抑伸手把那绺几乎遮住海瑟威眼睛的头发拂开的冲动，只轻捏一下海瑟威从石膏里露出来的大脚趾头，作为替代。 如果盖普要打曲棍球，珍妮想道，他会去哪儿？不会到外头，因为天已经黑了；他会找不到球。而唯一他会听不见广播的地方，就是门诊与病房区之间的地下甬道——那是玩球的最佳地点。珍妮知道，因为以前有人这么做过；有次过了午夜，珍妮来此解散过一场好战。她直接坐电梯到地下室。海瑟威是个讨人喜欢的孩子，她想道；盖普长大了可能比他更糟。但当然也可能更好。 海瑟威开始动脑筋，虽然他思路迟钝。他希望小盖普不要出事，他衷心渴望能够下床帮助那孩子。盖普常造访海瑟威的病房。打双份石膏、动弹不得的运动员，比一般病人更有趣。海瑟威让盖普在他的石膏上任意涂鸦；盖普想象出来的粉蜡笔脸孔和怪兽，穿插在朋友的签名间。海瑟威望着这孩子在石膏上作的画，担心着。他这才看见他的曲棍球，就在他两腿之间；他没感觉，因为有石膏。它躺在那儿，像是海瑟威自己下的蛋，搁在那儿保温。没有球，盖普哪有可能玩曲棍球？ 听见鸽子叫，海瑟威顿时觉悟，盖普没在玩曲棍球。鸽子！他曾经跟孩子抱怨过。鸽子可恶的咕咕叫声害他整晚睡不着，它们在屋檐下和陡直的石板瓦屋顶的雨溜里，百无聊赖地嘟哝不停，使得这顶楼的四楼教人辗转难眠；史迪林高中凡是睡顶楼的人，几乎都面临这问题——鸽子简直主宰了校园。维修工人在大部分屋檐和可供栖止的处所，都装了铁丝网，但鸽子转而趁干燥的季节，栖息在雨溜里，也在屋檐下找到安身之所，还在虬结的老常春藤里做窝。没法子让它们远离建筑物。它们还真能叫！海瑟威讨厌它们。他告诉过盖普，只要有一条腿是好的，他就要把它们赶走。 “怎么做？”盖普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