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我不知道，但是我想我更合适有丈夫和孩子，如果伯努瓦没有战死，那么……”“伯努瓦？我还不知道……”“是的，他们谈起过这件事……我，我一点也不愿意。因为我想做修女。但是如果他回来……他是个好小伙儿……”这些农民是多么善于保守秘密！他们谨慎，多疑，总是锁上两道……就像他们的大橱子。他在他们身边生活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从来就没有想过玛德莱娜和这家儿子之间的关系，现在他想起来，他们几乎不怎么和他谈这个伯努瓦……他们什么都不说。可他们想得不少。女主人在叫玛德莱娜，他们便回去了。几天过去了。没有伯努瓦的消息，但是很快，让一玛利收到了家里人的来信，还有钱。他再也没能和玛德莱娜单独在一起。他明白，这家人在监视他们。他向聚在门口的一家人辞行。这是一天早上，下着雨，好几个星期以来的头一场雨，山坡那里刮来一阵冷风。等他走远了之后，女主人回到了家里。两个姑娘停留了很久，听着手推车走在路上发出的声音。“好了，没什么不幸的！”塞西尔叫道，好像很久以来，她一直在控制自己，不让自己讲出这些愤怒的话，“我总算可以摆脱一下属于你的工作了……最近这段时间你一直魂不守舍，把一切事情都扔给我做……”“还轮不到你来指责我，你只知道做新裙子，照镜子……昨天就是我挤的牛奶，而昨天不该我挤。”玛德莱娜气愤地反驳说。“我怎么知道？是妈妈叫你挤的。”“如果说是妈妈叫我挤的，我也很清楚是谁挑唆她，让她担心的。”“哎！想想看你究竟想干什么！”“真虚伪！”“放荡的女人！还要做修女呢！……”“如果这样你不要跟在他后面啊。可是人家可没少嘲弄过这事儿！”“那你又怎么样呢？他走了，你再也见不到他了。”两个人的眼里都冒着火，她们互相打量了一阵，可突然，玛德莱娜的脸上掠过一种温柔而吃惊的表情。“噢！塞西尔，我们一直情同姐妹……以前我们从来不吵架的……这不值得。他不属于你也不属于我，这个小伙子！”她用胳膊环住塞西尔的脖子，塞西尔已经在哭了。“会过去的，好了，会过去的……擦擦眼睛。你妈妈会看出来你哭过。”“哦，妈妈……她什么都知道，只是不说而已。”她们分开了，一个走向牲口棚，另一个人则进了家门。今天是星期一，是浆洗的日子，她们几乎没什么时问讲话，但是她们的目光和微笑已经表现出她们之间的和解。风将洗衣间的烟吹压下去。这一天的天气不太明朗，阴沉着，能从心里感觉到那种八月里初秋的风。擦肥皂，拧衣服，漂洗，玛德莱娜没有思考的时间，因此也就平息了痛苦。有时她会抬起眼睛，看看灰蒙蒙的天，看看被暴风雨刮得东倒西歪的树。有一次，她说：“看上去夏天已经结束了……”“也没什么不好的。肮脏的夏天。”母亲带着一种恼怒的口吻回答她说。玛德莱娜吃惊地看着她，接着她想起了战争，外逃的流民，伯努瓦的离开，普天之下的不幸，远处仍然在继续、造成那么多死伤的战争，不过她也仅仅想到了这些而已。她继续工作，没再吭声。晚上，她将鸡赶进笼子，急匆匆地穿过院子，在大雨中，她看见一个男人迈着大步向这里走来。她的心开始狂跳。一开始她还以为是让一玛利回来了。她感觉到一阵狂喜，跑向那男人，就在距离那男人两步远的时候，她叫出了声：“伯努瓦？……”“当然是我了，是我。”那人说。“怎么回事？……哦！你母亲肯定要高兴坏了……那么你没被俘虏？伯努瓦？我们真怕你被俘虏了。”他静静地笑着。这是一个高大的小伙子，脸膛很宽，棕色的皮肤，大胆而明亮的眼睛。“我是做过俘虏，但时间不是很长！”“你逃跑了？”“是的。”“怎么跑出来的？”“嗯，和同伴一起跑出来的。”重新看到伯努瓦之后，玛德莱娜仿佛又回到了那种农家女的羞涩状态，这种默默地爱，默默地承受痛苦，几乎因为让一玛利而失去的羞涩。她没再问他什么，只是一声不吭地走在他的身边。“这里一切都还好吗？”“还好。”“没什么事儿吗？”“没有，什么也没有，”她说。跨过厨房的三级台阶，她走进屋子，喊道：“妈妈，快来啊，伯努瓦回来啦！”31去年冬天——战争来临的第一个冬天——漫长而难过。可是一九四。年到一九四一年的这个冬天怎么说呢？从十一月底开始，天气就变得很冷，而且一直在下雪。雪落在遭到过轰炸的房顶上，落在新建的桥上，落在巴黎的街道上，巴黎的街道上不再见小车和公共汽车驶过，只有穿着毛皮大衣，戴着羊毛风帽的女人走过，而另一些女人则哆嗦着等在商店门口。雪落在铁轨上，落在有时因为太重而拖在地上、甚至断了的电缆上，落在德国士兵灰绿色的军服上，落在挂在建筑物三角楣上的巨幅红色卍字旗上。在冰凉的公寓里，这雪让房子里有了一丝灰白的、惨淡的光线，更加增添了寒冷与不舒服的感觉。贫困的家庭里，老人和孩子几个星期来只能待在床上：这是惟_能够让他们感到温暖的地方。这年冬天，科尔特家的露台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雪，此时他们用这雪来冰香槟酒。科尔特在炭火边写作，但是炭火的热量根本没法儿替代暖气片的效果。他的鼻子冻成了青色，眼泪都快冻出来了。他一只手放在胸口的热水袋上，另一只手在写。圣诞节的时候天气冷得更加厉害：只有在地铁的走廊里人们才能稍微暖一下冻僵的身子。雪一直在下，似乎无穷无尽，柔和却顽固地滞留在德莱赛大街的树上，佩里冈一家人已经回到了这里——因为他们属于那类宁愿看见孩子没有面包、没有肉、没有新鲜空气，也不愿看到他们没有文凭的大资产阶级人家，在他们看来，无论如何都不能中断于贝尔的学业，由于去年夏天发生的一系列大事，于贝尔学业已经受到了很大牵连；还有贝尔纳，他今年八岁，可已经把外逃前所学的东西忘了个精光，包括他母亲让他背诵的那些个东西：“地球是一个球，没有任何支撑。”好像他此时只有七岁，而不是八岁。鹅毛般的雪花粘在佩里冈夫人的黑色面纱上，她在商店前骄傲地跟着排队人群往前走，只有在到了门口的时候，她才停下来，像摇动旗帜一样地挥舞着手中的多人口家庭优待证。在大雪中，让娜和莫里斯·米肖夫妇也在排队，他们肩靠着肩，像两匹重新上路之前疲惫之极的马。大雪覆盖了位于拉雪兹公墓的查尔斯·朗日莱的坟，还有基昂桥附近那片汽车的废墟——所有在六月被炸毁、烧毁、丢弃的汽车都堆在公路的两边，有的只有一只轮子，有的侧翻着，有的被炸了个大洞，有的几乎就只剩下一堆乱七八糟的废铁残骸。乡间白茫茫的一片，一望无际，没有一丝儿声响。有几天雪化了，农民们都很高兴：“看到大地真好。”他们说。可是第二天雪又下了起来，乌鸦在天空嘶叫着。“今年乌鸦很多。”年轻人低声念叨着，他们想起了战场，想起了遭到轰炸的城市，但是老年人回答说：“并不比往年多！”在农村，一切都没有改变，人们仍然在等待。等待战争结束，等待封锁结束，等待战俘回来，等待冬天结束。“今年不会有春天了。”女人眼看着二月过去，感叹道，接着是三月初，可温度并没有回升。雪已经没了踪影，但是大地灰蒙蒙的，生硬得很，就像铁一样，踩到上面咚咚作响。土豆都上了冻，牲畜的毛也几乎没长出来，一根草都没冒出来。在萨巴里家的农庄，老人们几乎一直躲在大木门后不出去，到了晚上，这木门就钉死了。一家人都围着火炉坐在一起，一声不吭地为战俘织毛衣。玛德莱娜和塞西尔在用旧床单缝制小衬衫和小被子。玛德莱娜在九月份嫁给了伯努瓦，现在她正等着孩子出世呢。有时一阵狂风摇动着大门，上了年纪的女人便会说：“唉，上帝啊，真是太悲惨了。”在隔壁的农庄，圣诞节前，一个小男孩诞生了，他的父亲是战俘。孩子的母亲已经有三个孩子。这是一个瘦瘦高高的农妇，非常害羞，不太说话，相当保守，从不抱怨。别人对她说：“你怎么办呢，路易丝，家里也没个男人，有这么多活儿要干，也没人帮帮你，还有你这四个孩子，你怎么办呢？”她总是微笑着，尽管她的眼睛一直是那么冰凉凉的，充满了忧伤，她回答道：“必须这样……”。晚上，孩子们都睡下后，她会到萨巴里家。她坐在那里织毛衣，靠在门边，这样可以随时在黑压压的寂静中听到孩子叫她的声音。假如别人不瞧她，她便会偷偷地抬起眼睛，望着玛德莱娜和她年轻的丈夫，没有嫉妒，也没有恶意，只是有点说不出的忧郁，然后她很快垂下目光，看着手里的活儿，过了一刻钟后；她站起身，穿上靴子，低声说“好了，我得走了。晚安，先生，夫人”，然后回到自己家里。这是三月的一个晚上。她不能入睡。几乎每个晚上她都是这样过的，在这冷冰冰的，空荡荡的床上等待入眠。她想过叫最大的孩子和她一起睡，可是她没有这样做，因为她有一种迷信的担心：她觉得应该给不在的人留着这个空位。这天晚上，狂风呼啸，从摩万山脉过来的风掠过村庄。“明天又要下雪了！”人们都这样说。这个女人，在寂静的，却像失去方向的小船一样到处都会噼啪作响的大屋子里，第一次听凭自己的眼泪恣意横流。丈夫三九年走的时候，以及后来他短暂获准回家之后再次离开时，她都没有哭，在知道丈夫被俘，在她独自一人分娩之时她也没哭。但是现在她精疲力竭：那么多的事情……那个最小的孩子，他够厉害的，要吃，动不动就叫，弄得她无法应付……那头因为天冷几乎不产奶的牛……没有稻谷吃不愿下蛋的鸡，还有必须破冰的洗衣槽……这一切太……她再也无法承受……身体不行了……甚至她连活下去的欲望都没有了……活着有什么好？她不会再看见她的丈夫，他们彼此之间也都很厌烦，他会死在德国。这张大床真是冷啊：她将两个小时前放进被子，放进去时还是滚烫的，现在已经没有一丝儿热气的烫壶取了出来，放在地砖上，手缩回来的时候，碰到了一下更加冰冷的地板，她觉得更冷了，一直冷到心里。她抽泣着，身体更加支撑不住似的。别人又能怎样安慰她呢？“不是只有您一个……”她很清楚这一点，但是别人似乎比她运气好一点……比如说玛德莱娜·萨巴里……她对她没有什么不好的想法……但是真的，太过分了！这个世界实在太不幸了。她瘦弱的身体冻僵了。即便在被子里，在鸭绒压脚被下蜷作一团也没什么用，她觉得寒气已经侵入了骨头的关节里。“会过去的，他会回来，战争会结束的。”人们说。不。不！她再也不相信了，这一切会延续下去，一直延续下去……连春天都不愿意来……在春天也许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天气吧？很快就是三月底了，然而地还冻着，和她一样，一直冰到了心里。什么样的风啊！什么样的声音！屋顶的瓦都要被掀掉了。她在床上半直起身子，听了一会儿，突然，在这张满是泪水和痛苦的脸上，掠过一种柔和的，难以置信的表情。风停了，这不知从哪里来的风此时不知又刮到了何处。它折断了树枝，在盲目的狂怒中摇动着屋顶，它卷走了山丘上最后的残雪，现在，从阴沉沉的，闪着狂风暴雨的天空，落下了春天的第一场雨，仍然是冷冰冰的，但是它是流动的，那么急促，形成了一条水渠，一直流淌到埋在地下的树根里，一直流淌到黑色而深沉的泥土深处。第二部 柔板1安吉利耶家把家庭证件、银器和书都锁了起来：德国人已经进驻布西。自从大溃败以来，市镇第三次遭到德国人占领。今天是复活节的星期天，是做大弥撒的时候。天上下着凄冷的雨。教堂门口有一株正在绽放粉红色花朵的桃树，可怜的树枝在雨中颤抖。德国人排成八个人一排的队列往前走，身着野战服，头戴钢盔。全副武装的士兵脸上呈现出一种非人性的、难以洞察的表情，但是他们的眼睛却在偷偷地、不无好奇地打量着市镇灰色的墙壁，他们即将在这里生活一段时间。窗口一个人没有。在教堂前，他们听到了风琴的声音和嗡嗡的祈祷声。但是一个受惊的信徒关上了教堂的大门。只能听见德国士兵的靴子声。第一支队过去了，接着是一位骑马前行的下级军官。这匹带有灰色斑点的骏马似乎对一定要走这么慢感到非常恼火。马蹄谨慎地落在地面上，但是带有一种怒气冲冲的意味，马儿颤抖着，嘶叫着，骄傲地甩着脑袋。灰色的坦克隆隆驶过，撼动着卵石的街面。然后是架在炮床上的大炮，每个炮床上都躺着一个士兵，视线与炮管平齐。德国人实在太多了，以至于在神父讲道的时候，这隆隆的雷声一直在教堂的穹顶下回荡着，不曾停息。等到这铜铁的轰鸣声消退之后，拥簇着指挥官的摩托车队又过来了。指挥官身后空出了一段合适的距离，然后便是装着黑色圆面包的，将大玻璃窗震得直颤的卡车。军队的吉祥物——一只瘦瘦的，沉默的，接受过战争训练的狼狗——与骑兵一起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后面。也许因为是军团里特别受宠的一支纵队，也许因为他们远离指挥官，指挥官因此看不到他们，也许是出于某些法国人无从得知的原因，这些骑兵看上去比别的德国士兵更为亲切，更为热情。他们彼此交谈着，笑着。统领他们的中尉面带微笑地看着那株可怜的、颤抖的，几乎要被猛烈的风吹垮的粉色桃树；他采了一支桃花。他向四周望去，只看到关得严严实实的窗子。他以为自己是一个人。然而，在每一扇紧闭的窗后都有一只老妇人的眼睛，如同标枪一般犀利，在窥伺这位胜利的士兵。在幽深的房间深处，颤抖的声音在说：“真是太过分了……”“这会毁了我们的果树，真不幸啊！”一张掉光了牙齿的嘴巴在咕哝着：“看上去这一批是最坏的。也许他们到这里来之前都是些流氓。我们会很惨的。他们也许会把我们家的床单都拿走。”这是一个家庭主妇在说，“我母亲传给我的床单，想想看吧！他们一定要最好的。”中尉喊了一声口令。这些德国士兵看上去都很年轻，红红的肌肤，金色的头发。他们胯下的马也很漂亮，非常肥壮，喂养得很好，都有着宽宽的、亮闪闪的臀部。士兵将马拴在广场上，围着死亡将士纪念碑。士兵们也不再排成一列列的队伍，他们坐了下来。小镇上充斥着他们的靴子声，马刺和武器的叮当声，还有他们那陌生的语言。家境比较富裕的家庭藏起了漂亮的床单被褥。安吉利耶家的两位夫人——母亲和如今身处德国的战俘加斯东·安吉利耶的妻子——完成了她们的整理工作。老安吉利耶夫人是一个消瘦、苍白、病弱的女人，干巴巴的，此时她虔诚地用手掌抚摸每一本书的封面，低声诵读书名，然后再一一合上。“我儿子的书。”她喃喃道，“却要看着它们落入德国人之手！……我宁可把它们全都烧掉。”“但是如果他们问我们要书橱的钥匙怎么办呢。”胖厨娘颤声说。“让他们来问我要。”安吉利耶夫人说，她挺直身子，轻轻敲了一下缝在她黑色呢裙里的口袋。她一直带在身上的钥匙发出叮当的响声。“他们不会问我要第二次的。”她阴沉着脸，把这句话说完。她的儿媳，露西尔-安吉利耶按照她的吩咐，将壁炉上的小玩意儿一一收起来。露西尔想要把烟灰缸留下来。老安吉利耶夫人开始 时不同意。“可他们会把烟灰掸到地毯上的。”露西尔提醒说，老夫人这才让了步，然而眉头深锁。这位老夫人的皮肤非常白，白到透明的地步，让人觉得似乎在这样的皮肤之下没有一滴血，她的头发已经雪白，嘴巴仿佛刀刃一般，呈现出一种凋谢的粉色，几乎接近淡紫色。她的紫色平纹衣领很高，是那种古老的式样，衬有塑料硬片，衣领遮住了她的颈部，却还是隐藏不了颈部嶙峋的瘦骨，一到激动的时刻，她的颈部便会突突地跳个不停，就像蜥蜴的喉部一样。只要听见窗子那边传来帝国士兵的脚步声或说话声，她就会浑身颤抖，从穿着尖头小靴子的小脚脚尖一直抖到戴着高贵的无边软帽的额头。“快点，快点，他们到了。”她说。房间里只留下严格意义上的必需品：没有一枝花，没有一个垫子，没有一幅画。家庭相簿被藏进了衣柜深处的一叠床单里，这样，敌人那亵渎神灵的目光既看不到姨祖母阿黛拉伊德领圣体时的眼神，也看不到舅舅于勒在六个月时，光着身子站在垫子上的情景了。包括装饰壁炉的所有东西：比如说那两个路易一菲利普的陶瓷大花瓶，做成一群鹦鹉的形状，嘴里衔着玫瑰花环，花瓶是一个亲戚送的结婚礼物。这位亲戚与家里的往来越来越少了，而安吉利耶家也敢于冒犯她，摆脱她——是的，包括这两只花瓶都被藏了起来，对于这两只花瓶，加斯东还一直说“如果保姆一扫帚给打碎了，我一定加她的工资”。因为这两只花瓶也是来自法国人之手，一直以来都在法国人的目光注视之下，是用法国的毛掸为它们掸灰的——它们不应当被德国人玷污。还有十字架！卧室一角，沙发上方的十字架！安吉利耶夫人亲自将十字架摘下来，放在自己的胸口，围巾的花边底下。“我想该放好的都放好了。”她终于说。她又在脑子里从头想了一遍：大客厅里的家具都搬开了，窗帘也都已经取下来，食物堆放在花匠用来放置工具的棚屋里——哦，那些大块的，上面落满灰尘的烟熏火腿，那一坛坛软质黄油，带咸味的黄油，纯正而细腻的猪油，理石花纹的粗香肠——她所有的财产，所有的珍宝……还有葡萄酒，自从英国军队在敦刻尔克重新登船的那天起，这酒就一直在地窖中沉睡。钢琴也锁上了。加斯东的猎枪藏在一个谁也找不到的秘密之处。一切就绪，现在要做的只是等待征服者的到来。安吉利耶夫人脸色苍白，一声不吭，她那只纤细的手颤抖着，将百叶窗半合上，就像在一个死者的卧室那样，然后，她走出客厅，身后跟着露西尔。露西尔金发，黑眼睛，非常漂亮，但是安静而低调，“一副心不在焉的神态”，老安吉利耶夫人总是这样指责她。之所以娶她进安吉利耶家，原本是因为考虑到家族联姻的好处以及她能带来的嫁妆（她当时是本地一家大地主的女儿），但是露西尔的父亲投机失败，家产败尽，将自己的地产全都抵押了出去，因此这桩婚姻并不是太合算，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露西尔没有孩子。两个女人走进了饭厅，餐具已经摆好。此时正午已过，但是只有在教堂和市政府被迫用了德国时间，而每一个法国家庭都把钟拨慢了六十分钟，因为这是荣誉攸关的事情。每个法国女人都带着一种蔑视的口吻说：“在我们这里，我们可不能生活在德国人的时间里。”因此，一天里就产生了很多大块的空闲时间，无事可做，比如说现在，星期天弥撒之后到中饭之前的这段乏味的时光，也不看书。老安吉利耶夫人如果看到露西尔手上摊着一本书，她就会吃惊地、责怪地盯着她说：“瞧，您竟然还能看得进书？”老夫人的声音柔弱、高雅，纤细得如同竖琴发出的一声轻叹：“您没什么事情做了吗？”可的确没什么工作要做：今天是复活节的星期天。她们也不说话，在这两个女人之间，每一个谈话的主题都有似带刺的灌木。彼此只能小心翼翼地接近，伸出手去就可能会被划伤。每听到一个词都可能会让安吉利耶夫人回忆起露西尔所不了解的葬礼啦，家里的官司啦，或是由来已久的怨隙啦等等。唇间每吐出一句话，她就会停下来，看着她的儿媳妇，用一种茫然、痛苦和惊讶的眼神，仿佛在想：“她的丈夫是德国人的俘虏，而她居然还能呼吸，走动，说话，笑？这真是奇怪……”她基本不认为她们之间的问题在于加斯东。在她看来，露西尔的语调从来就没有正常过。要么显得太悲伤了：她怎么像是在谈论一个死人啊？再说，作为一个妻子，一个法国人的妻子，就应该勇敢地承受分离，就像她本人一样，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的战争让她在新婚的第二天——或者说几乎等于是第二天——就不得不承受离别。但是假如露西尔低声说一些安慰的话或是充满希望的话，母亲又会尖酸地想：“啊，谁都看得出来，她从来没有爱过他，我早就怀疑这一点了。一现在，我瞧出来了，我可以肯定……她说话的语调暴露了这一点。这是一种冷淡、漠然的本性。她什么都不缺，她，而我的儿子，我可怜的孩子……”她想象着集中营、铁丝网、监狱看守、岗哨。她的眼里满是泪水，哽咽着说：“我们别再说他了……”她从包里拿出一块干净、质地细洁的手绢，她的包里一直备有这样的手绢，当人们说起关于加斯东以前的事情，或是谈论法国的不幸时，她可以随时用上，她很小心地擦拭着眼睛，那种姿势就像用吸墨水纸的一角吸取一块墨点似的。就这样，两个女人默默地，一动不动地里在几乎没有火的壁炉旁，她们在等待。2德国人得到了自己的住所，渐渐开始了解小镇。军官喜欢独自一人，最多也就是两个人，头抬得高高的，靴子的声音在卵石街面上神气地回响；士兵则成群结队，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在镇上惟一的一条街上大步地走来走去，从这头走到那头，或是聚集在广场上，在那个老十字架旁边。他们当中只要有一个停下了，整个一伙人便都会停下来，长长的绿色制服之队挡住了农民的路。农民呢，他们将鸭舌帽的帽檐尽量压到最低，没有一丝儿感情地转过身，取道蜿蜒的、消失在田野里的小路，到农田里去。乡村警察正在两个士官的监督下，往主要建筑物上贴招贴画。招贴画什么内容都有：有一种上面画着一个德国军人，浅色的头发，笑盈盈的，露出一口非常漂亮的牙齿，他站在一群法国孩子当中，正为他们分面包片。下面的标语是“被抛弃的居民，请相信帝国的士兵”！其他的一些画则用漫画或图表的方式展示了英国在全世界的统治和犹太人可恶的专横。但是大多数是以“Verboten”——“禁止”这个词开头的。晚上九点到翌日清晨五点之间禁止外出，禁止在家私藏武器，禁止向逃出来的战俘德国的敌对国侨民和英国军人提供“躲避之处，帮助和救援”，禁止收听外国电台，禁止拒绝接收德国货币等。在每一张招贴画下方，都是一排相同的黑体字，并且划了两道杠杠：“违者处死”。但是，由于弥撒已经结束，商人的店铺又都开了门。一九四一年的春天，在外省，商品还没有短缺：人们储存了那么多的布料，鞋子和生活用品，因此，有足够的量拿出来交易。德国人也不难对付：那些个过时货统统塞给了他们，有前一次世界大战流行的女人的胸衣，有一九〇〇年的靴子，还有印着小小国旗或是绣着埃菲尔铁塔的衣服（原本是想卖给英国人的）。在他们看来，什么都好。对于占领区的居民来说，德国人在他们心里所激起的，是害怕，是尊敬，是厌恶，但同时，还有一种想欺骗他们、利用他们、从他们口袋里挖出钱来戏弄他们的愿望。“一切都是我们的……他们从我们这里拿走的东西。”食品店老板一边冲侵略军军人美美地微笑着，一边想，他卖给这个德国人一斤全是虫眼的李子干，收了他双倍的钱。士兵带着怀疑的表情细细查看商品，瞧得出来，他也感觉到了欺骗，但是，他被老板那不容置疑的神情吓住了，于是没说什么。他们的部队曾经驻扎在北方的一座小城市里，那里早就被劫掠一空，什么都没有剩下。而在这中部的富裕地区，士兵觉得又找到了那种能够让他有所觊觎的东西。．他的眼睛在货架前因为欲望而闪闪发光。他们回想起了城市生活的甜美，这些松木的货架，这些三件套的套装， 这些孩子的玩具，这些玫瑰红的小裙子。德国军队从一家商店走到另一家商店，神情严肃，仿佛做梦一般，口袋里的钱叮当作响。在士兵们身后，或是在他们头上，就在那些个窗子之间，法国人彼此交换 着小小的手势与表情——眼睛望着天，摇着头，微笑着，做着小小的嘲弄与挑衅的鬼脸，总之，所有那些依次表达同一种意义的手势与表情，就是说，在这样的混乱之中，只有求助于上帝，但只有上帝本人……！他们希望仍然是自由的，即便在行动与语言上没有自由的权利，无论如何至少在精神上还是自由的，而这些德国人还不算太狡猾，因为他们轻易相信了法国人对他们表现出的好感，法国人不得不表现出的好感，不管怎么说，他们是主人。“我们的主人”，女人们一边带着仇恨的贪欲看着他们一边说。（敌人？当然……但他们是男人，小伙子……）戏弄他们尤其让人感到愉快。“他们以为我们喜欢他们，但是我们是为了通行证，汽油和其他许可证”，那些已经在巴黎或外省大城市看见占领军的女人想，而单纯的乡村姑娘们则在德国人的注视中羞涩地垂下眼睛。在咖啡馆里，士兵在进门的时候便开始松开腰带的搭扣，然后他们用力将腰带扔在独脚小圆桌的大理石桌面上，坐了下来。在旅行者饭店，士官们包了一个主房间，用来当饭堂。这是乡村小旅馆那种又深又暗的大厅。在房间深处的镜子上，插着两面红色的卍字旗，挡住了原来上半部分雕有情侣和火焰的镜框。尽管冬天已经过去，房间里仍然烧着一口锅。这些男人将椅子拖到火前面，带着一种心满意足、昏昏然的神情烤火取暖。有时这口黑紫色的大锅周围会弥漫起一种酸烟，可是德国人不在乎。他们越坐越近。烤衣服，烤靴子。他们望着四周，似乎在思考着什么，眼神里一种厌烦和模模糊糊的焦虑，仿佛在说：“我们看过这么多事情……倒是瞧瞧这一次会怎么样……”这些是上了点年纪，最守纪律的德国人。年轻一点的则一天到晚向女服务生眨眼示意，让她以一分钟十次的频率打开通往地窖的地板门，让她钻到地下的黑暗之中，等她回到地面上的时候，只见她左手拿着十二瓶啤酒，另一只手则挎着装满气泡酒的铁篮子（“香槟！”德国人不断地要着香槟，“请拿法国香槟，小……姐！香槟！”）。女服务生——一个胖啷嘟，圆滚滚，红扑扑的姑娘——迅速地在桌子间穿梭。士兵们冲她微笑。而她原本也想还之以微笑的，因为他们是那么年轻，可她又怕自己被人看不起，因为这些都是敌人。于是她皱起眉头，非常严厉地抿紧双唇，但是却没能掩饰住脸颊上暴露出内心狂喜的两个酒窝。那么多男人，我的上帝啊！她一个人面对那么多男人，因为在别的地方，都是老板的女儿做服务生的，她们的父母总是看着她们，而她就不一样了……士兵们一边看着她，一边用唇做着亲吻的动作。因为还有一点怕羞，她故意装作没有听见他们在叫她，或者，有的时候，她会含含糊糊地答应道：“好了，好了，就来！你们真够着急的！”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和她说话，而她则骄傲地说：“我哪里能听懂你们这些莫名其妙的话，我？”可门开着，从门口不断地涌进这灰绿色制服的浪潮，渐渐的，她觉得自己有点醉了，精疲力竭，不再能够抵抗，于是她只能虚弱地叫着诸如：“不，好了，您总算可以让我走了吧？真是一群野蛮人！”之类的话，作为对于他们炽热的撩拨的回应。另一些军人在绿色的绒布上打弹子球。楼梯扶手上、窗沿上、椅背上挂满了他们的腰带、帽子、手枪和子弹夹。然而此时，晚祷的钟声敲响了。3分配住在安吉利耶家的德国人进门时，这家的两位女士正打算出门做晚祷。他们在门口相遇了。他顿了一下鞋跟，和她们打了招呼。老安吉利耶夫人的面色更加苍白，勉强点了点头。露西尔抬起眼睛，有一瞬，两个人的目光相遇了。一秒钟之内，露西尔的脑海里掠过无数想法；“也许就是他。”她对自己说，“让加斯东做了战俘？我的上帝啊，他杀了多少法国人？有多少眼泪因为他而流淌？的确，如果战争是另外一个局面，今天，加斯东有可能作为主人进入德国人家。这就是战争，这不是这个小伙子的错。”德国人年轻，清瘦，有一双很漂亮的手，大大的眼睛。露西尔注意到他的手很漂亮，是因为他一直为她拉着门，让她过去。在他的无名指上戴着一枚戒指，镶嵌着深色的，暗暗的宝石。从云团之间钻出一缕阳光，让戒指绽出一种紫色的光芒。光芒在他的脸上跳跃着，他的脸被风吹得通红，而且，就像一枚水果一般毛茸茸的。他的颧骨很高，轮廓分明、细致，薄薄的嘴唇显得很骄傲。露西尔不禁放慢了脚步：她无法阻止自己去看这只宽大的，细洁的，手指长长的手（她想象这样的手里拿着黑色的手枪，或是机枪，或是手榴弹，总之，随便什么漠然地传播死亡的武器），她欣赏着灰绿色的制服（有多少夜间值勤的法国人，躲在林下灌木从中，在窥伺着类似的制服出现……），还有着闪闪发亮的靴子。她想起一年以前，吃了败仗的法国军队在撤逃时曾经路过这个小镇，他们都是脏兮兮的，在漫天的灰尘中拖着军鞋。哦，我的上帝，这就是战争……敌方的士兵从来不是独自一人，——从来不是一个人站在另一个人的对面——在他的身后，在他周围的各个方向，簇拥着一群幽灵，不在的，或是死人的幽灵。我们不仅仅是在对一个人说话，而是在对一群看不见的人说话；因此，我们所发出的每一个词都不是那么简简单单地说出来的，也不会被简简单单地听了去，总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似乎是一张嘴在替那么多缄口不言的嘴在说。“他呢？他在想什么？”年轻女人想，“当他踏进这家法国人家，而这家的主人却是他或者他的同伴的俘虏，他体会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他怨我们吗？他恨我们吗？或者他走进这里就像走进一家小客栈，只想着床是不是够好，女服务生是否年轻？”门早就在军官身后关上了。露西尔跟着她的婆婆，走进教堂，跪在她的凳子上，但是她无法忘记那个敌人。现在他一个人在家；占据的是加斯东的办公房间，那个房问有一个独立出口。在外面吃饭，她也许看不见他，也许只会听到他的脚步声，说话声和笑声。唉！他可以笑！他有笑的权利。她望着婆婆，婆婆一动不动，将脸埋在手里，头一回，露西尔对这个自己一向不喜欢的女人产生了同情，还有一种模模糊糊的柔情；她冲婆婆弯过身，柔声说：“让我们一起为加斯东做个念珠祷告吧，妈妈。”老夫人点头表示同意。露西尔带着一种真挚的虔诚开始了祈祷。但是渐渐的，她的思维又无法集中了，转到了虽然时隔不远但却显得非常遥远的过去，也许是因为黑暗的战争中断了这一切吧。她又看见了自己的丈夫，这个肥胖、无聊的男人，只对钱、土地和地方政治感兴趣。她从来没有爱过他。之所以嫁给他，只是出于她父亲的愿望。她在乡间出生，在乡间长大，除了曾经在巴黎短暂地停留过以外，她根本不了解世界的其他地方。这里是法国的中部，在这里的外省生活富裕而孤单。每个人都在自己家里，在属于自己的领地上，把麦子收回来，数着自己的钱过日子。大吃大喝和狩猎便是这里的娱乐。小镇的房子建得都很粗糙，外面是那种监狱一般的大门，客厅里堆满了家具，而且总是关着门，冷冰冰的，这样可以节省柴火，可对于露西尔来说，这就代表着文明。当初她离开散布在树林里的房子时，想到住在这个小镇上，想到有车子，有时能到维希吃午饭，曾经有过一种快乐的激动……她在非常严厉而纯洁的环境里长大，不过她倒未曾觉得不幸过，小花园，家里需要做的活儿，还有她偷偷地溜进去翻找一番的书房——一间很大的，潮湿的屋子，书都发霉了一带给她足够的娱乐。她结了婚，是一个顺从而冷漠的妻子。和她结婚的时候，加斯东·安吉利耶只有二十五岁，但是他有他早熟的一面，那是外省深居简出的日子以及塞饱他的营养丰富。过于油腻的饮食造成的，还有过度的酒精，他缺少一切强烈而生动的激情。他是一个本着严肃生活态度的骗子，只遵从习惯和男人该有的思维方式，不过，年轻人时时涌动的热血有时也会作用于他。有一次因为生意上的事，加斯东到了他度过大学时光的第戎，与以前的情人相遇了，和他分过手的一个服饰商人。他第二次坠入情网，这一次比过去那次还要强烈。他和她有了个孩子，于是为她在镇上租了个小屋子，自己也通过精心安排，一半时间在第戎过，一半时间在这边的家里。露西尔什么都知道，但是她没有说，因为羞怯，因为蔑视或是冷漠。接着战争就爆发了……而现在，加斯东成了战俘，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可怜的小伙子……他一定很痛苦，露西尔想，念珠机械地在她的指间滑过。他最想念的是什么呢？他那舒适的床？丰盛的晚餐？他的情妇？……她愿意把他所失去的一切都还给他，一切现在不在他身边的东西……是的……一切，甚至包括那个女人……在这个问题上，她是真诚的，几乎很自然地这么想，然而同时，她又觉出自己的心是多么空；这颗心从未曾被填满过，不论是爱情，还是那种嫉妒的怨愤，都没有。她的丈夫有时对她很粗暴。她原谅了他的不忠，但是他却从未忘记过岳父的投机失败。她听到他不止一次地在她耳边叨叨说：“你想想看，如果我早知道他没有钱！”，这些话无异于给她一记耳光。她低下头。可是不！她一点都不怨他！她丈夫自溃败以来所承受的一切，后面吃的那几场败仗，逃跑，被德国人捉住，强行军，寒冷，饥饿，周围的死人，现在还被关在战俘营里，这一切抹掉了她的怨恨。“只要他能回来就行，但愿他能够重新找回他喜欢的一切，他的房间，到处乱扔的拖鞋，凌晨时分在花园里散步，刚刚摘下放在篮子里的冰凉的桃子，还有精美的菜肴，大大的跳跃的火焰，他所有的那些乐趣，我不知道的乐趣，我猜想到的乐趣，但愿他能够全部找回来！我自己没有什么好要求的。我想看到他幸福。我，我？”就在她沉浸在自己的冥想之中时，念珠滑落在地上。她这才发现所有人都已经站起身来，晚祷结束了。外面的广场上全是德国人。阳光下，他们制服上的银色饰绦，他们那明亮的眼睛，金色的头发和腰带上的金属片都在闪光，赋予教堂前这个尘土飞扬。封闭在高墙（古城墙的遗迹）间的地方以一种活泼和耀眼的感觉，一种崭新的生命。他们在遛马。德国人在这里弄了个露天饭厅，他们从木匠那里拿了些棺材板，拼凑成桌子和凳子，一边吃饭一边带着饶有兴味的好奇心看着这里的居民。看上去十一个月的占领生活并没有让他们感到厌烦。对于法国人，他们仍然像开始时一样，有一种愉快的惊讶之情；他们觉得法国人很滑稽，很奇怪；他们还不习惯法国人那种速度很快的语言；他们一直在猜，不知道这些战败国的人民究竟是恨他们，忍受着他们还是喜欢他们？他们远远地，偷偷地冲着年轻姑娘笑，年轻姑娘走过去，非常骄傲，而且一副蔑视的样子——这可是他们进驻这里的第一天！于是德国人垂下眼睛，将视线转移到周围一 群吵吵闹闹的小孩子身上：镇上所有的孩子都在，他们对德国人的制服，马和高筒靴艳羡不已。母亲在叫，可是根本没有用，孩子们听不见。德国人把孩子们招呼到身边，散发着手里的糖果和零钱。但是小镇上依然是往常那种星期日的宁静场面。德国人只是在这幅场景之上添了一个奇怪的标号，小镇的骨子里并没有多少变化，露西尔想。有过一些小小的混乱时刻；几个女人（像安吉利耶夫人这样的战俘的母亲，或是一次世界大战留下来的寡妇）匆匆忙忙回到家中，关上窗户，拉上窗帘，不想看到德国人。在小小的、阴暗的房间里，有人在读那些旧信件，在吻那些发黄的，装饰着绉纱和三色缎带的照片……但是年轻女人仍然集中在广场上聊天，像以往所有的星期天一样。她们可不想因为德国人丢失一个节日的下午，丢失她们的乐趣。她们戴着新帽子：这是复活节的星期天。男人偷偷地打量着德国人。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这些农民猜不透。一个德国人走近他们，问他们借个火。他们把打火机借给他用了，迟疑着回应了他的问候，然后他走了，男人继续谈论牛的价格。和每个星期天一样，公证人先生到旅行者饭店的咖啡馆玩塔罗纸牌游戏；很多家庭才从墓地回来，墓地是他们每周必去的地方，在这个不知娱乐的地方，去墓地几乎已经成了人们的一部分乐趣；大家在坟墓间采摘花朵。教养院的嬷嬷和孩子们一起走出教堂；她们在士兵当中开辟出一条道路；戴着软帽的她们面无表情。“他们在这里待很长时间吗？”税务官凑在法院书记官耳边，指着德国人轻声问道。“据说三个月。”书记官用同样的音调回答道。税务官叹了口气。“东西要涨价的。”他下意识地搓着在一九一五年被炮弹划伤过的手。接着他们谈论起别的事情。晚祷结束的钟声停了下来，最后那一点尖细的震颤消失在晚风之中。安吉利耶家的这两位夫人沿着一条羊肠小道回家，露西尔对于这条小路上的每一块石头都清清楚楚。她们默默地走着，没有说话，逢到农民向她们问好，便点点头表示回应。这个地方的人不喜欢安吉利耶夫人，但是大家对露西尔还是颇有好感的，她很年轻，丈夫是战俘，而且一点都不傲气。有的时候，村里的人会来问她一些关于教育孩子或是做新衣服的问题。或者，要往德国寄包裹的时候，他们也来找她。大家都知道那位德国军官住在安吉利耶家，——安吉利耶家的房子是镇上最漂亮的——看到她们也不得不屈从于众人所必须遵守的法令，大家很同情她们。“你们尽责了。”裁缝从她们身边经过时，低声说。“希望他尽早离开。”药剂师说。还有一位迈着细碎的步子一路小跑，跟在一头身披漂亮白色长毛的山羊后面的老妇人，她踮起脚尖，凑到露西尔耳边说：“看上去他们很坏，很可恶，会为可怜人带来灾难。”山羊跳着用羊角顶了一下某位德国军官的灰色长斗篷。军官停下脚步，笑了，想要摸摸小山羊。可是山羊逃开了。受到惊吓的老妇人很快消失不见，而安吉利耶家的两位夫人走进家里，将大门关上。4安吉利耶家的房子是这个地区最漂亮的房子，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房子长长的，不高，用那种多孔的黄色石头建成，在太阳下，石头呈现出一种金黄的面包颜色，很温暖。临街的窗户（都是豪华房间的窗户）仔仔细细地关上了，百叶窗也是扇扇紧闭，外面围着防盗铁栅栏。储藏室（就是用来放各种坛坛罐罐大肚瓶的地方，坛罐里藏有各种违禁的食品）的小圆窗外也有一圈铁栅栏，百合花形状的铁条尖端足可以刺穿野猫。大门漆成蓝色，监狱一样的门锁，在一片寂静之中，巨大的钥匙插进去总是发出哀怨的吱吱呀呀的响声。底下的套房散发出一种霉味，一种长期无人居住的寒冷味道，尽管房子的主人一直都在。因为怕墙纸褪色，同时也为了保护家具，阳光基本一直被挡在外面，空气也很少流通。前厅的玻璃窗是碎纹图案的，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成了青绿的颜色，有种捉摸不定的意味。大箱子，墙上挂着的鹿角以及因为潮湿而褪色的古旧的小雕像都被这青绿色的光线置于阴影之中。在饭厅（只在那里架了一口锅！）和露西尔的房间，有时会生火，在那里能闻得到树枝燃烧所散发出的温和味道，栗树皮的那种烟火香。饭厅的门外就是花园，这个季节的景致最为悲凉：梨树被绑上了十字铁丝架，苹果树也用细绳加以固定，树皮粗糙不堪，一副受苦受难的样子，竖着尖利的枝权；葡萄树只剩下光秃秃的枝蔓。但是只要有几天晴朗的日子，那就不仅仅是教堂广场前那株早熟的桃树会开满花朵了，每一株都将有如此灿烂的桃花。上床前，露西尔站在窗口梳着头发，她望着窗外月光下的花园。矮墙上，猫在哭叫。花园延伸出去就是整个地区的风光：深不可测、树繁叶茂、充满神秘色彩的山谷，在月光下呈现出一种温柔的珠灰色。在这空荡荡的大房间里，每到晚上，露西尔觉得尤其不舒服。以前加斯东在这里睡觉：他在这里脱衣服，在这里嘀嘀咕咕，在这里震得家具左右摇晃。他是一个伴，一个生灵。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了，这个房间里没有其他人。没有一丝儿声响。外面，一切都在沉睡。露西尔竖起了耳朵，尽管她并不想这么做，她想听听隔壁德国军官睡觉的那个房间有什么动静。但是她什么也没有听见，也许他还没有回来？或者他也和她一样，正这么一动不动地待着，没有发出任何声响？过了一阵她听见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一声叹息，接着是很轻的口哨声，她想，那个德国人此时应该站在窗口，望着花园。他能想什么呢？她无法想象：下意识里，她不认为他会像一个平常人那样思考，有着平常人的欲望。她无法相信他可以问心无愧地欣赏花园的景致，欣赏波光粼粼的鱼塘，鱼儿寂寂无声地滑过水面，闪动着银白色的光芒：第二天晚餐桌上的鲤鱼。“他非常高兴。他回想起那些胜仗，重新审视自己已经安然度过的重重危险。过一会儿他会写信给家里，给他在德国的家，给他的妻子，——不！他应该还没有结婚，他太年轻了！——给他的母亲，他的未婚妻，他的情人。他会写：‘我进驻一家法国人家，我一点罪也没受，阿玛丽亚（她应该叫阿玛丽亚，或者叫居内贡德，日尔特鲁德什么的，她想，故意找了一些听上去很不协调的，粗俗的名字），因为我们是胜利者。”现在她什么也听不到了，他没有动，屏住了呼吸。“吱一嗦”，黑暗中，一只蛤蟆在叫。仿佛一声低沉而柔和的如诉琴声，一个纯粹的、振颤的音符，像一个水球正在炸开，发出清脆的响声。“吱一嗦，吱一嗦”，露西尔半闭着眼睛。这是怎样的一种安宁啊，忧伤而深沉的安宁……有时，她内心的某种东西会苏醒过来，翻腾着，希望能有一点声音，一点动作，一点人气。有生命的东西，我的上帝啊，有生命的东西！这场战争究竟要持续多长时间？这样的情况究竟还要持续多少年，在这黑压压的，如暴风雨中的牲畜一般委屈、顺从、压抑的麻木之中，究竟还要待上多少时间？她不无遗憾地想起收音机发出的嘈杂的响声，可自从德国人来了以后，收音机便藏到地窖里去了。据说德国人要没收或者销毁收音机。她笑了：“他肯定觉得法国人家里没什么东西。”她想，当时安吉利耶夫人往大橱里藏了那么多东西，还把好些东西给锁上，省得被德国人看到。晚饭的时候，那个德国军官的传令兵曾走进餐厅，送来一封短信：布鲁诺·冯·弗克中尉向两位安吉利耶夫人致以问候，并恳请她们将钢琴与书橱钥匙交予送信士兵带回。中尉以其名誉保证，不会将乐器带走，也不会把书撕掉。但是安吉利耶夫人没有表现出对这个玩笑的欣赏。她翻了翻眼睛，嚅动着嘴唇，好像在念一篇短祷，听由神的意志来决定似的：“力量超越于权力之上，是吗？”她问士兵，可士兵不懂法语，他只是绽放出一个大大的微笑，回答说：“Ja wohl（德语，也许吧）”，点了好几次头。“告诉冯……冯……中尉。”她不无蔑视地咕哝着这个名字，“他是主人。”她将德国人要求的那两把钥匙从钥匙串上取下来，扔在桌上。接着，她悲愤地对儿媳低声说道：“他会弹《守望莱茵》（普法战争中德国的军歌）的。”“我想他们现在应该有另一首军歌，妈妈。”但是中尉什么也没弹。仍然是一片深不可测的死寂，接着，最外面的大门发出了声音，在这宁静的夜晚，仿佛信号锣一般响亮，两位夫人因此知道这位军官出门了，她们都松了一口气。现在，露西尔想，他一定不在窗边。他在屋里来回踱步，靴子，这靴子的声音……这一切都会过去的，占领会结束。然后是和平，美好的和平。一九四。年的战争和灾难将成为回忆，成为历史的一页，成为学生在学校里结结巴巴背诵的一连串战役和条约的名称，但是我，只要我活着，我就不会忘记靴子踏在地板上所发出的深沉而富有节奏的声音。为什么他还不睡？为什么回到自己房间，他不穿上拖鞋，就像一个平常百姓，一个法国人那样？他在喝东西，她听见苏打水虹吸瓶打开的声音，还有压挤柠檬发出的轻微的“滋滋”声。（她的婆婆听到了肯定会说：“怪不得我们缺柠檬呢！”）现在，他在翻书。哦，真是可怕，他想……她不禁颤抖起来。他打开了钢琴，她听得出琴盖向后翻去的声音，还有琴凳转动发出的吱嘎声。不！无论如何，他可不要在半夜三更弹琴！的确，现在才九点钟。也许在世界其他地方，人们睡得不这么早？……是的，他真的在弹琴。她听了一会儿，垂着脑袋，紧张地咬住嘴唇。其实‘，与其说这是琶音，还不如说是琴键发出的叹息声，一串跳跃的音符。他的手划过琴键，抚摸着它们，最后发出的是轻盈、快速，如同小鸟啼鸣一般的颤音。一切又归于沉寂。很长时间，露西尔就这么站着，一动没动，手里握着梳子，散开的头发披在肩头。然后她叹了口气，模模糊糊地在想：“真是遗憾！”（遗憾这宁静是如此深沉？遗憾小伙子不再弹下去了？遗憾是他在这里，是他，侵略者，敌人，是他，而不是别人？）她微微做了一个恼火的手势，仿佛要推开这一片过于沉重，无法呼吸的空气似的，遗憾……她上了那张空荡荡的大床。5玛德莱娜独自一人在家。她坐在让一玛利住过好几个星期的饭厅里。每天早上，玛德莱娜都要整理他睡过的那张床。这个举动让塞西尔颇为恼火。“随它去好了！从今以后又不会有人睡在这里，根本不需要换干净床单的，好像你在等什么人似的。你是不是在等谁？”玛德莱娜不做回答，每天早上，她依然会将满是羽毛的床垫抖干净。现在，她独自一人和正在吃奶的小东西在一起，她感到很幸福，小东西的脸贴在她裸露的乳房上。给他换一边吃奶的时候。只见他一边的面颊潮潮的，红红的，仿佛樱桃一般亮晶晶的悬那半边的乳房被他的小脸压出了个洞。她轻轻地吻了吻小东西。她又一次在想：“我很高兴是个男孩，男人没有那么多灾难。”她望着炉火，艨朦胧胧地睡着了，她一直睡不够。有这么多活儿要做，她很少在十点、十一点以前能够上床睡觉，有时夜里还要爬起来去拿英国收音机。早上，五点钟就得起床，打扫畜栏。今天比较舒服，能够睡上一小会儿午觉，炉火上炖着晚饭，桌上的餐具也摆好了，她周围的一切都井然有序。多雨的春天的那种柔弱的阳光照耀着外面的一片嫩绿和灰蒙蒙的天际。院子里，鸭子的小嘴儿在雨中发出劈劈叭叭的响声，母鸡和火鸡则竖着乱蓬蓬的短毛，忧伤地躲在棚子里。玛德莱娜听见了狗叫。“他们已经回来了？”她想。伯努瓦驾车带全家人去了镇上。有人穿过院子，一个不是像伯努瓦那样穿木鞋的人。然而，每每听到别样的脚步声，可以判断这不是丈夫的或是农庄里什么人的脚步声时，每每远远地看到一个陌生的身影，她都会神经质地想：“一定不是让一玛利，不可能是他，我真是疯了，首先，他不会回来的，再说，即便他回来了，我又能怎么样呢，我已经嫁给了伯努瓦？我没有等任何人，恰恰相反，我向上帝祈祷，但愿他永远不要回来，因为我会渐渐习惯我的丈夫，我会生活得很幸福。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还在找什么，我发誓，我真是精神错乱了。我很幸福。”就在她这么想的时候，她那颗没那么理智的心却狂跳起来，以至于淹没了一切外界的声音，她再也听不见伯努瓦的说话声，孩子的叫声，风拍打门的声音，沸腾的热血让她变成了个聋子，就像置身于浪涛之中那样。在某一段时间里她会处在半昏迷的状态，直至她看到送稻种目录的邮递员（那天他穿了双新鞋子）或是地主蒙莫尔子爵。“怎么了，玛德莱娜，你怎么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呢？”拉巴里老夫人惊讶地问道。“我还以为我把您弄醒了。”来访者说，而玛德莱娜低声打过招呼，并且咕哝道：“是的，您让我吓了一跳……”弄醒了？从什么样的梦中？这一次也是一样，她感觉到陌生人走进（或回到）她的生活时，自己心里的那份激动和惶恐。她在椅子上半欠起身，定定地看着大门。一个男人？是的，是那人的脚步声，轻轻的咳嗽声，还有质地细腻的烟草的味道！……一只男人的手搭在插销上，优雅，白皙，接着，出现了德国军服。就像每一回发现进来的不是让一玛利一样，她是那么失望，以至于在某一个瞬间，她几乎没有思维，甚至没有想起来要将自己的胸衣扣上。进来的德国人是位下级军官，一个看上去应该二十岁不到的小伙子，脸上几乎没有什么血色，睫毛、头发、短短的小胡子的颜色也一样很淡，是那种非常浅的，闪闪发光的金色，他看着玛德莱娜袒露的胸部，微笑着，带着一种夸张的礼数向她打了个招呼t几乎有一点侮辱。有些德国人知道如何在对法国人问候（也许至少在战败者看来是这样的，在尖酸、受到侮辱、满怀愤怒的战败者看来）之中掺杂上假装的礼貌。这不是对同类表达的一种礼貌，而是那种对死人表达的礼貌，就像是在才遭到枪决的死人尸首面前“持枪致敬”一般。“请问您有什么需要？”玛德莱娜终于问道，一只手匆匆忙忙地把裙子扣好。“夫人，我有一张诺南农庄的居住证。”小伙子回答道，他的法语说得很好，“很抱歉打扰您。请问您能不能告诉我房间在哪里。”“他们说来我家住的是普通的士兵。”玛德莱娜羞涩地说。“我是指挥官的翻译，中尉。”“这里离镇上很远，而且我担心，对于一位中尉来说，房间也比较差。这里只是一座农庄，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没有任何对于一位绅士而言不可缺少的东西。”小伙子环视着饭厅。他仔细看了红色地砖，地砖已经褪色，不少地方成了粉色，他看了屋子中央的壁炉，看了房间一角的灵床，还有纺车（纺车以前是放在谷仓的，上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有了：这个地区的所有姑娘都在学纺羊毛，因为商店里不再有成品出售）。德国人还特别仔细地看了挂在墙上的，镶着镜框的相片，农业竞赛的证书，以前放过圣女小雕像，现在空着的壁龛以及壁龛周围装饰框缘上那些已经模糊了的精致的画儿；最终，他的目光又重新落在抱着孩子的年轻村妇身上。他笑着说：“不用为我担心，我会在这里过得很好。”他的音质非常奇怪，生硬，并且带有一种振颤，像金属摩擦发出的声音。他的眼睛是铁灰色的，脸上的线条非常锋利，特别的淡金色的头发，顺滑、明亮，如同一顶帽子一般，这一切外貌特征给玛德莱娜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他的外表里有一种完美、准确、闪闪发光的东西，让她觉得更像是一架机器，而不是人。不过，她被他的靴子和腰带扣迷住了：皮和铁发出耀眼的光芒。“我希望。”她说，“您有勤务兵。我们这里可没有人能让你的靴子那么亮。”他笑了，重复道：“不用为我担心。”玛德莱娜安顿好儿子。床上方的镜子正好反射出那个德国人。她看见了他的目光和微笑。她不无恐惧地想：“如果他纠缠我，伯努瓦会怎么说？”她不喜欢这个小伙子，他让她感到有些害怕，但是，尽管这样，他还是有点儿吸引她的，他身上有些地方和让一玛利很像，不是作为人的那一面，而是作为资产阶级，作为绅士。两个人的胡子都刮得很干净，教养良好，手很白净，皮肤细腻。她知道，这个德国人的出现会令伯努瓦感到双重的不快：因为他是敌人，而且不是一个像他一样的农民，他尤其讨厌会引起玛德莱娜兴趣、挑起她的好奇心的东西，那种属于优越的阶层的东西。这一段时间以来，他总是从她手里夺去流行的报纸，或是在她要求他刮胡子、换衬衫时说：“你必须受着。你嫁的是个乡下人，土包子，我可不是那么风度翩翩的，我……”，他的口吻中带有那么多的怨恨，那么深的嫉妒，她知道这股风是打哪儿吹来的，想必塞西尔的嘴没闲着。而塞西尔本人和她也不一样。她叹了口气，自从这可恶的战争爆发以来，很多事情都变了……“我这就带您去看您的房问。”她终于说。但是他拒绝了，拿了张椅子，坐在火堆旁。“如果您同意，我们—会儿再去看。先认识一下。您叫什么名字？"“玛德莱娜·拉巴里。”“我叫科特·波奈（他读成波奈特）。您听出来了，这是一个法国姓氏。我的祖先应当是您的同胞，在路易十四期间被驱逐出法国。德国流着法国的血，而且在我们的语言里有一些法文词。”“啊？”她面无表情地说。她原本想回答：“一九一四年以来，法国也流着德国的血；不过这血深入土地。”但是她不敢：最好还是乖乖地闭上嘴。真是奇怪，她不恨德国人，她谁都不恨，但是眼前的制服似乎将到目前为止一直自由而骄傲的她变成了奴隶，一个诡计多端，小心翼翼，诚惶诚恐的奴隶，一个善于讨好胜利者、可是转过身关上门以后便吐口唾沫说“让他们去死吧”的奴隶，她的婆婆对他们就是这样的态度，然而，至少她婆婆不会假装讨好，对胜利者不会摆出一副温柔的样子，她想。她为自己感到羞愧，她皱起眉头，换上冷冰冰的表情，把自己的椅子向后挪了一点，想让德国人明白，她不想和他说话，他在这里让她感到很不舒服。而他却饶有兴趣地看着她。和很多年轻人一样，从小他就受到非常苛刻的纪律的约束，他已经习惯用外表的傲慢和冷峻支撑自己的内心世界。他认为，一个合格的男人就是铁打的。在战争中，在波兰，在法国，在占领时期，他也的确是这样表现的。但是，他对原则的服从远远不如他对青春年少的冲动的服从。（玛德莱娜猜他二十岁。实际上他还不到二十岁，他在法国战役期间度过的十九岁生日。）表现出亲切还是冷酷，往往取决于他对人和事所产生的第一印象。如果他讨厌某个人，他就会尽可能地让他不好受。法国军队大溃败的时候，他奉命将一支可怜的法国战俘队伍带到德国，在那几天可怕的日子里，他们得到命令，要对那些虚弱的，走得不够快的人严加责罚，对于那些个不够友好的人，他毫无愧疚，甚至颇为愉悦地大打出手。然而对于某些在他看来比较友善的战俘，他却表现出了极大的善意，有时还施以援手，其中的一些人多亏了他才得以生存下来。他是很残忍，但是这是一种少年的残忍，是一种来自于强烈而微妙的想象的残忍，这种残忍完全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的灵魂为中心；对于别人承受的痛苦没有一丝怜悯之心：看不见别人，只看见自己。在这份残忍之中，他有一点造作的成分，不过这造作来自于他的年龄，而不是来自于施虐狂的倾向。比如说，他对男人的态度非常生硬，可是对动物却极为友善。几个月前，加莱地区的指挥官颁布了一条命令，就是来自于他的提议。波奈注意到，当地的农民赶集时，总是把鸡的脚绑起来，头冲下倒拎着。“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以后禁止再这样做。农民们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这更加剧了波奈对于“野蛮而轻浮”的法国人的厌恶，可法国人正为这条法令下面的另一条决议愤恨不已：作为对于德占期间法国人搞的一次破坏活动的惩戒，八个法国人被处死。在他们驻扎的北方小城里，波奈只和他的房主有交往，因为有天他感冒了，这个女人亲自将早餐送到了他的床边。波奈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想起了童年的时光，他两眼含泪地谢过这位做过妓院老板的莉莉夫人。从此以后，他为她做了很多事情，为她搞所有的许可证，还有汽油券什么的，他和这个庸俗可笑的老妇人一起度过很多夜晚，因为他觉得她很孤单，上了年纪，无聊得很，他到巴黎出公差时还会给她买些小饰品，他为这些一钱不值的东西可是花了不少钱，而且他并不富有。有时候，这一类的好感是出于某种音乐的，文学的，或者——就像在这个春天的早上他跨入拉巴里家时所感受到的——绘画的印象。波奈受到非常好的教育，他对于所有的艺术都颇具天赋。拉巴里家的农庄，多雨的日子里显得有点潮湿和阴暗的氛围，地砖的粉色，那个可以猜到应该是在最后一场革命的时候拿掉了原先的圣母雕像的空空的壁龛，摇篮上方的黄杨圣枝，还有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中，铜制的长柄暖床炉所发出的光芒，在波奈的眼里。这一切让他想起了弗拉芒画派某种“内在的东西”。还有这个坐在矮凳上的年轻女人，她怀里抱着的孩子，在阴影中熠熠生辉的半裸的乳房，这张生动的面孔，红红的面颊，非常白净的额头和下巴，她本身就是一幅画。望着她，欣赏她，几乎好像是在慕尼黑或是德累斯顿的博物馆，独自一人站在其中的一幅油画前，沉醉其中。，画儿带给他的，既是感官的满足，也是精神上的满足，为此他可以放弃世界上的其他一切。这个女人也许会对他表现出冷淡或敌意，可他无所谓，他甚至不会察觉到。对于她，包括对于她周围的一切，他所要求的仅是纯粹的艺术上的益处：保留这幅杰作的明暗，保留这肌肤的光辉，保留这底色的柔和。就在这时，大钟敲响了十二点。波奈笑了，几乎是非常愉快地笑了。这厚重、深沉、略带嘶哑，从上了漆的古老机箱中发出来的声音，他觉得自己听到过，当时应该是一边欣赏荷兰油画，一边想象着厨娘准备的新鲜鲱鱼，或者想象着透过青绿色的玻璃瞥见的熙熙攘攘的马路上发出的声音，好像在那阴暗的护墙板上总是挂着这样的一口钟。但是，他想让玛德莱娜说点什么，他想听到她那清新的，有点儿像唱歌一般的声音。“您一个人住在这里吗？您的丈夫是战俘，也许？”“不。”她迅速回答道。想到伯努瓦曾经被德国人俘虏过，只是后来逃出来了，她不禁又害怕起来。她突然想，德国人也许能猜到，会把逃犯抓回去的。“我多蠢啊。”她想，但是出于本能她还是平静下来：必须对这位胜利者表示友好。她用一种坦率而顺从的口吻问道：“您会在我家住很长时间吗？他们说是三个月。”“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波奈解释说，“这就是军人的生活：我们听从命令，听从将军们的心血来潮或是战争的偶然事件。我们正准备去南斯拉夫，但是那里的一切都结束了。”“啊？都结束了？”“这是迟早的事。无论如何，等取得胜利之后，也许我们会到那里去。因此，我想，整个夏天我们也许都会留在这里，除非派我们到非洲或英国去。”“嗯……您喜欢这样吗？”玛德莱娜说，她想做出一种天真的表情，但是她还是没能掩藏住自己的厌恶之情，微微有些颤抖，仿佛在问一个吃人肉的家伙：“您真的喜欢人肉吗？”“男人就应当成为一名战士，就像女人应当成为战士的娱乐一样。”波奈回答道，他笑了，因为他觉得面对一个美丽的法国农妇引用尼采的话很滑稽，“您的丈夫，如果他还年轻，也会这样想的。”玛德莱娜没有回答。实际上，她不太了解伯努瓦的想法，她想，尽管她是在他身边长大的。伯努瓦不太爱说话，总是穿着羞怯、男性化和法国农民的三层盔甲。她不知道他恨什么，爱什么，她只知道他具备爱与恨的能力。“我的上帝啊。”她想，“但愿他不要太讨厌这个德国人。”她在听德国人说话，不过很少回答，她一直竖着耳朵在听外面路上的声音，推车从路上经过，教堂敲响了晚祷的钟声，在乡间能够依次听到不同教堂的钟声，先是蒙莫尔小礼拜堂的钟声，轻得好像银钱碰在一起发出的叮当声，然后是镇上教堂沉沉的钟声，再后是圣一玛利教堂急促的排钟声，这声音只有天气不好的时候才能听到，是风从山坡上一路送来的。“但愿家里人别耽搁才好。”玛德莱娜低声说。她在餐桌上添了一个插满勿忘我的奶白色彩陶壶。“您不在这里吃饭，我想？”她突然问道。他让她放心：“不，不，我在镇上吃，有固定的地方。只有早上，我希望您能给我一杯加奶的咖啡。”“这很简单，先生。”这是这个地区非常特别的一句话。伴随着这句话的，总是微笑和一种温存的语调，可是这句话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它是不会欺骗任何人的客套话，它不表示真的就能得到服务。这只是一句客套话，如果承诺没有得到实现，那么还有一句准备好的话在后面，当然是遗憾和请求原谅的口吻：“啊，不是想做就一定能做到的。”但是德国人却陶醉了。“这里的人都是那么可爱。”他天真地说。“您这么想，先生？”“您会把我的咖啡送到床边来的，是吗？”“只有对病人，我们才这么做。”玛德莱娜讽刺地说。他想要握她的手，她突然将手缩回去。“我丈夫回来了。”丈夫还没到，但是很快就会到。她已经听到那匹母马的脚步声。她走到院子里，外面在下雨。一驾古老的马车从大门下进入院子，自上一次战争以来，这辆马车就没有再用过，这会儿是用来替代坏了的汽车。伯努瓦驾的车。女人都坐在湿漉漉的伞下。玛德莱娜冲她丈夫跑去，抱住他的脖子。“有个德国鬼子。”她凑到丈夫耳边说。“他要住我们家？”“是的。”“真是不幸！”“行了。”塞西尔说，“他们不算坏人，如果我们会想办法，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不少钱。”伯努瓦将套解下，把马带回马厩。塞西尔尽管害怕德国人，可是她知道自己今天胜过平时，因为她穿着星期天的盛装和丝袜，戴着帽子，于是她傲然走进了饭厅。6部队从露西尔的窗下走过。士兵们在唱歌。他们的嗓音非常好，可是这沉重、阴郁而忧伤的圣歌却令法国人感到非常吃惊，因为这歌更是宗教性的，而非战争性的。这是他们的祈祷吗？女人问。部队才演习完回来。早上的天气实在太好了，整个小镇仍然在沉睡之中。女人惊醒了，凑近窗户笑了。一个多么柔和清新的早晨啊！公鸡开始啼鸣，原本清越的嗓音因为昨夜的寒冷有点嘶哑。宁静的空气中有一种粉色和银色交织的光辉。这无知的阳光照在排成纵队的男人的幸福的脸上（在这样美丽的春天如何能不感到幸福呢？），这些高大、身材完美、轮廓硬朗、歌声动人的男人令女人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他们身上。镇上的人已经认得其中的某些士兵了。这不再是第一天来到这里的匿名人群，由绿色军服构成的人潮，彼此之间没有一丁点儿差别，就像大海的一波海浪，没有一丁点儿属于自己的特征，与前面的、后面的海浪混在一起。现在这些士兵都有了名字：“瞧。”居民说，“那个住在鞋匠家的小个子，金头发的那个，他们叫他威利。那个棕红色头发的，他要人家给他炒八个鸡蛋，一口气喝了十八杯白兰地，气也没喘一下，而且也没生病。那个很年轻的，站得笔直的那个，他是翻译。他对指挥官的影响可大了。那个就是安吉利耶家的德国人。”以前，农民居住的范围已经成为他们称谓中的一部分，比如说，邮递员的先祖是以前蒙莫尔家族领地的佃户，因此人们叫他蒙莫尔的奥古斯特，于是现在，德国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按照这种办法袭承了房东的身份。这里的人喊他们“杜朗家的弗里茨，孚尔日家的艾沃德，安吉利耶家的布鲁诺”。安吉利耶家的布鲁诺在骑兵队伍的最前面。马儿膘肥体壮，脾性躁烈，它们跳跃着，用漂亮的眼睛焦躁地望着人群，很不耐烦，农民们很喜欢这些马。“妈妈，你看呀！”小淘气们在叫。中尉的马是金棕色的，闪着缎子一般的光芒。人和马似乎都听到了赞叹之声和女人愉快的叫声。马儿弯下脖子。疯狂地摇动着嚼子。军官笑眯眯的，有时能听到他的唇间轻轻地发出安抚的逗弄声，用来控制马儿，这可比马鞭有效得多。一个年轻女孩靠在自己窗边感叹道：“不管怎么说，这个德国鬼子的马骑得很好”，他将戴着白手套的手举到帽边，非常认真地敬了个礼。姑娘的身后，有一个激动的声音低声在说：“你知道的，他们不喜欢我们这么叫他们，你疯了？”“好了！我忘记了。”姑娘辩白道，脸红得如同樱桃一般。广场上，部队解散了。士兵们回到各自住的地方，一路上靴子和马刺发出很大的动静。阳光非常耀眼，这会儿已经很热了，有点夏天的味道。院子里，士兵在冲洗；他们光着上身，在灼热的空气中，他们的上身红红的，全是汗。一个士兵将小镜子挂在树干上刮胡子。另一个士兵把头和赤裸的双臂浸入盛有凉水的大桶里。还有一个冲着一位姑娘叫道： “天气真好啊，夫人！”“啊，您会说法语？”“会说一点。”人们相视一笑。女人走近水井，放下了长绳，绳子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等桶回到地面上，只见那冰凉的井水在阳光下摇晃着，倒映出深蓝色的天空，此时，一定会有士兵冲出来，从女人的手里接过沉重的负担。有些人是为了显示虽然他们是德国人，可一样懂得礼貌，还有一些人是出于一种自然而然的好心，另一些人就是因为在这晴朗的天气里，他们觉得自己有一种使不完的劲儿，这户外的天气，这健康的倦意，这段休息之前闲来无事的时间让他们感到一种想干点什么的冲动，一种内在的力量，而面对弱者，男人总是表现得更为温柔，正因为对于强者，他们不自觉地会表现出一种恶意（也许出于同样的想法，春天的时候，雄性动物之间会互相争斗，而在雌性动物前，它们会轻轻地拱地，戏耍，雀跃吧）。一个年轻的士兵一直把女人送到家门口；他很认真地为她背着两大瓶才从井水中取出来的白葡萄酒。这是个很年轻的小伙子，明亮的眼睛，翘鼻子，健壮的双臂。“真漂亮。”他一边盯着女人的腿一边说，“真是漂亮，夫人……”女人转过身，将手指竖在唇上：“嘘……我丈夫……”“啊，丈夫，bose（法语，意为坏人），坏人。”他叫道，故意装出很害怡的样子。丈夫此时就在紧闭的门后，他在听他们说话，由于他非常信任自己的妻子，他并没有感到愤怒，相反，他很骄傲：“瞧，我们的女人很漂亮，我们的”，他想。他更觉得早晨喝的那点白葡萄酒真是不错。一些士兵进了木鞋匠的铺子。鞋匠是个残废军人，正在工作台上工作呢。铺子里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新鲜木头所散发出的刺鼻的植物的气味。才砍下来的松木工作板还在滴着松脂。架子上放着才雕好的木鞋，刻有怪物，蛇，牛头等图案。有一双鞋做成猪嘴的形状。一个德国人饶有兴味地看着鞋。“杰作。”他说。虚弱的鞋匠本来话就不多，他没有回答，但是正在摆桌子的鞋匠妻子抑制不住好奇心，问道：“你们在德国是做什么的？”士兵一开始没能听懂，不过最后他总算明白了，回答说是锁匠。鞋匠的妻子思考了一会儿，凑在丈夫耳边说：“应该让他看看碗橱上的那把锁，也许他能修好……”“算了。”丈夫皱着眉头说。“你们？中饭？”士兵继续说。他指了指一只裱花盘里的面包：“法国面包……很轻……胃里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他想说的是这面包在他看来不够营养，不足以支撑身体，但是法国人不能够相信有人会疯到这种程度，不知道这种法国食物的精妙之处，尤其是这圆形大面包，这种做成冠冕形状的大面包，据说很快就要用麸皮和劣质面粉混合起来代替原先的面包材料了。但是，他们不能相信。他们把德国人的话当成是一种恭维，他们感到很骄傲。甚至连鞋匠也缓和下来，不再是那么一副臭脸。他和家里人一块儿在桌边坐下。士兵们坐在稍远处的矮凳上。“你们喜欢这里吗？”鞋匠的妻子继续问。她天生喜欢热闹，丈夫的沉默让她感到非常难受。“哦，是的，很美……”“那你们那里呢？和这里像吗？”她问另外一个士兵。这个士兵的脸上掠过一阵轻微的痉挛。看上去，他是热切地找寻着能描绘自己家乡的词语，啤酒花或是幽深的森林。但是他没找到。他只好摊开手臂。“很大……土地很好……”他犹豫了一下，叹口气说：“很远……”“您成家了吗？”他点点头。但鞋匠对妻子说：“你没有必要和他们聊天。”女人觉得有些羞愧。她不再说话，继续干手中的活儿，倒咖啡，为孩子们切面包片。外面响起欢快的喧闹声。笑声，武器发出的叮当声，脚步声和士兵的说话声，真所谓欢声笑语。也不知道为什么，心似乎变得不那么沉重了。也许是因为这晴朗的天气？天空那么蓝，好像远远地倾斜下来，想要爱抚大地。鸡在尘土中蹲着，有时摇动着羽毛，没睡醒似的“咯咯”叫着。稻草，羽毛，还有肉眼几乎察觉不出的花粉在空气中飞来飞去。这是筑巢的季节。很长时间以来，镇上一直没什么男人，尽管这是些侵略者，可似乎也能够取代男人的位置。士兵们感觉到了这一点，因而洋洋得意地坐在太阳下。看到他们，战俘或是在战争中牺牲的士兵的母亲在心里低声祈求上帝给他们带去厄运，但是姑娘们的视线却离不开他们。7在一所教会学校的教室里，镇上的夫人和镇子周边的几个胖胖的农庄女主人又见面了，这是她们每个月一次的例行聚会，商量给战俘寄包裹的事情。战争爆发之前，在还没有战俘这回事儿的时候，镇上把居住在这个地区，需要救济的孩子们交给她们负责。这项慈善事业的负责人是蒙莫尔子爵夫人。这是一个羞怯而丑陋的女人，每一次需要她在公共场合讲话都让她感到极为痛苦。她结结巴巴，掌心出汗，双腿打颤。总之，她和皇室成员一样容易怯场！但是她将此视作一项责任，她自然肩负着引导这些资产阶级和农民的使命，为他们指明道路，让好的种子得以在他们的心里生长。“你知道的，阿莫里。”她向丈夫解释说，“我并不认为她们与我之间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就算她们让我如此失望，我依然不这么想（您真是不知道她们是多么粗俗，多么斤斤计较！），我—直坚持在她们的内心深处寻找光明。是的。”她望着丈夫，两眼噙满了泪水——她很容易哭——“是的，如果她们的内心深处真的有一点什么的话，我们的主就不会为这些灵魂失去生命了……但是无知，她们所处的那种无知状态真是可怕。因此，每一次会议之后，我都要儆一个简短的发言，专门讲给她们听的，让她们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受到惩罚，（您可以笑，阿莫里）有的时候，在她们胖啷嘟的面颊上，我会看到理解的灵光闪现。我很遗憾。”子爵夫人一边思索一边结束她的话，“我很遗憾没能继续我的使命：我本来想去某个荒蛮之地传播福音，成为大草原或是原始森林的传教士的左膀右臂。好了，现在没什么好想的了。我们被主派遣到什么地方，我们的使命就在什么地方。”她站在学校教室的小讲台上，学校才匆匆忙忙将小学生的课桌撤走，还选了十二个最好的孩子来听子爵夫人的演讲。这些小姑娘在地面上拖拉着她们的木鞋，睁大眼睛，平静地望着不知什么地方，“像牛一样。”子爵夫人带着某种愤怒想。她最终决定，只对她们讲点什么。“我亲爱的小姑娘们。”她说：“你们过早承担了祖国的痛苦……”其中的一个小姑娘听得实在是太专心了，以至于从凳子上摔了下来。其他的十一个小姑娘吃吃地坐在自己的板凳上疯笑着。子爵夫人皱起眉头，用更为有力的声音继续道：“你们仍然沉浸在属于你们这个年龄的游戏里。你们似乎无忧 无虑。但是你们的内心充满忧伤。每天早晨和晚上，你们做了多少祷告，祈求万能的上帝可怜可怜我们亲爱的法国的不幸！”看到刚刚进来的在俗校长，她暂时中断了自己的讲话，干巴巴地打了个招呼：这个女人从来不去做弥撒，而且为自己的丈夫举行了一般市民葬礼。她的学生还说她根本没有受洗过，这件事与其说不体面，还不如说让人难以置信，就好像是在说某个人生出来时就长了条鱼尾巴似的。这个人的行为倒是无可指摘，但是这就让子爵夫人更加恨她，“因为。”她对子爵解释道：“如果她酗酒，有很多情人，我们可以用缺乏宗教信仰来解释，但是想想看吧，阿莫里，如果人们看见这些想法不够正确的人竟然有这么多美德，他们会多么混乱啊！”校长的出现令子爵夫人非常不快，子爵夫人的声音里注入了一点激情，那种敌人的目光所能带给心灵的激情，于是她再继续的时候，已经是真正的雄辩了：“但是祈祷和眼泪远远不够。这话不仅仅是对你们说的，也是对你们的母亲说的。我们必须发扬慈善之心。可是，我都看到了些什么？没有人在发扬慈善之心，没有人为了他人忘记自己。我所要求的不是钱。钱，眼下解决不了什么大问题。”子爵夫人叹了口气，她想起不久以前，为了脚上的这双鞋，她刚刚付了八百五十法郎（幸亏子爵是这个小镇的镇长，她需要的时候可以拿到鞋券），“不，不是钱，而是乡间盛产的食物，我希望能够把这些食物寄给我们的战俘。你们每个人都想着自己的亲人，想着自己被囚禁的丈夫，儿子，兄弟，父亲，对于他们来说的确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给他们寄黄油、巧克力、糖和香烟，可是对于那些没有家的人呢？啊，夫人们，想想吧，想想那些从来未曾收到过包裹和信件的可怜人！让我们一起瞧瞧，你们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我接受所有的捐赠，由我来负责汇总，然后寄给红十字组织，红十字组织会将它们分配到不同的战俘集中营。现在我听你们说，夫人们。”没有人说话。农庄的女主人望着镇上的夫人，镇上的夫人紧抿双唇，望着农庄的女主人。“瞧，还是由我先说吧。”子爵夫人柔声道，“我有个主意：下次寄包裹时，我们可以在每个包裹里附一封这些孩子写的信。一封言辞简单却感人的信，孩子们可以在信中吐露自己的心声，表达她的痛苦与爱国热情。想想吧，那个可怜的被抛弃的人读到这封信会是多么快乐，信的字里行间都能让人感觉到祖国的心跳，他会想起他亲爱的、小小的家乡的男人、女人、孩子、树木和房子，家乡，就像诗人所说的那样，让我们更加挚爱祖国的家乡。孩子们，你们听凭自己的心声去写吧。不要估计风格效果：就让写信的天赋沉默好了，让自己的心开口说话。啊，心。”子爵夫人微微闭上眼睛，“没有心，就没有美丽和伟大。你们可以在信里放一朵田野里的小花，一朵雏菊，一朵报春花……我想，这样做是不会遭到有关法令禁止的。你们喜欢这个主意吗？”子爵夫人微微侧过头，脸上浮现出优雅的笑容，“瞧，瞧，我说得太多了。现在请大家说说。”公证人的妻子嘴唇上方的汗毛很重，面部轮廓生硬，她用一种尖酸的语调说：“我们也想为我们亲爱的战俘多做些好事。可是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这些居住在镇上的可怜的居民？我们什么也没有。我们不像您一样有如此广阔的领地，子爵夫人，也不像乡里的人一样，有美丽的农庄。我们连养活自己都很困难。我女儿才分娩，然而她连孩子需要的牛奶都找不到。鸡蛋也卖到两法郎一个，而且还买不着。”“那您的意思是说我们在做黑市买卖？”塞西尔·拉巴里也来了。她生气的时候，就像一只火鸡，脖子一下子变粗变红了。“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夫人们，夫人们。”子爵夫人低声叫道，她很泄气地想：显然，没什么可做的，她们什么也感觉不到，什么也不懂，这都是些低贱的灵魂。我说什么？灵魂？还不如说是些会说话的酒囊饭袋。“听到这个真让人觉得难过。”塞西尔耸耸肩膀说，“看到什么都有的人家哭穷真让人觉得难过。算了吧，大家都知道资产阶级拥有一切。你们听清楚了么？一切！你们以为我们不知道是谁把肉抢光了？有人清点这些票。大家都知道。一张肉票都要卖到一百个苏。那些有钱人，当然他们什么都不缺，而穷人呢……”“我们必须有肉，我们，夫人。”公证人妻子威严地说，想到前天有人看见她拿着一只羊腿从肉店出来（已经是这个星期的第二只了），她不免感到害怕，“我们又不杀猪，我们！我们的厨房里可没有火腿，大块的猪油或是晒干的香肠，你们宁可喂虫子也不愿意让给可怜的城里人。”“夫人们，夫人们。”子爵夫人叹道：“想想法国吧，提高一下你们的觉悟……控制一下你们自己！不要再就这些沉重的话题争吵不休了。想想我们的处境！我们遭到了摧毁，我们被打败了……我们只有惟一的安慰：我们亲爱的元帅……而你们还在谈论鸡蛋，牛奶和猪！食物算什么呢？算了吧，夫人们，这一切都粗俗不堪！我们有太多值得悲伤的主题。实际上我们需要的究竟是什么呢？不过是一点互相之间的帮助，一点忍耐。我们应该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战壕里的勇士，我毫不怀疑，我们亲爱的战俘在集中营里就是这样的，在那带刺的铁丝网后面……”真是奇怪。一直到现在，大家几乎没怎么听她说话。她的这些劝诫之词有如神父布道一般，人们只听到他的声音，却从来不去理解是什么意思。但是形象，德国的集中营形象，还有被关押在集中营里的男人，囚禁在带刺的铁丝网之后，这样的景象令她们十分感动。所有这些强壮、粗壮的生灵都有一个自己挚爱的人被关押在那里。她们为他劳作；她们为他节省，为了他有朝一日能够回来，她们藏起每一个子儿，就是为了有朝一日他能说：“你做得很好，一切都在正常运转，我的妻子。”每个女人都仿佛看到了那个不在的人，惟一的，自己的亲人。每个女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想象着亲人被囚禁的地方。一个人想到了松树林，另一个人想到的是阴冷的房问，再—个人想到的是碉堡的高墙，但是最终，大家一致往这好几公里长的带刺铁丝网上想，他们的男人就被囚禁在这铁丝网之后，与世隔绝。不论是资产阶级的女人还是农民，她们的眼里都噙满了泪水。“我可以给您带一点东西。”一个女人开口道。“我。”另一个叹道，“我也能找一块儿什么来。”“我看看我能做点什么。”公证人的妻子允诺道。蒙莫尔夫人匆匆忙忙地将捐赠物记录下来。每个人都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身，走向主席台，在她耳边轻声嘀咕了几句，因为现在她们心里都十分感动，心变得软了，她们不仅要给自己的儿子和丈夫送东西，也愿意给陌生人，或是需要救济的孩子送点东西。只是，她们怀疑自己周围的这些女人。她们不愿显示出比其他人富有的样子，她们害怕会被告发：每一家都藏起了自己的财产。母亲与女儿互相窥视，互相揭发。吃饭的时候，主妇们将厨房的门关上，l唯恐锅底劈啪作响的肥肉、违禁的猪肉或是用违禁面粉做的点心的味道暴露了秘密。蒙莫尔夫人记道：罗什农庄女主人，布拉瑟莱夫人，两根生香肠；一罐蜂蜜，一罐肉酱……居住在鲁埃领地，约瑟夫夫人，两罐珠鸡，带咸味的黄油，巧克力，咖啡，糖……“我可以完全相信你们，是吗，夫人们？”子爵夫人再次重复道。但是农庄的女主人望着她，神情颇为诧异：人是不能食言的啊。她们告辞了。向子爵夫人伸出因为冬天的寒风、因为照顾牲口、洗衣服而满是裂口的通红的手，每一次，子爵夫人都要付出小小的努力才能勉强和这样的手握在一起，这触摸令她感到颇不舒服。可是她控制住了这种有违基督教善心的感情，出于苦修精神，她还做出相当努力，拥抱了陪同母亲前来的孩子。孩子们都很胖，红扑扑的脸蛋，就像小猪一样，塞得饱饱的，脏兮兮的。终于，教室里的人走光了。校长将小姑娘全都带了出去。农庄的女主人们也都离开。子爵夫人叹了口气，不是因为疲倦，而是因为难过。人类是多么丑陋和低贱啊！想要在这些可悲的灵魂里点起一簇爱的火苗是多么不容易啊……“噗！”她高声叹道，但是，就像听她忏悔的神父所要求她的那样，她将今天的所有疲惫、所有工作都呈现给上帝。8“先生，法国人是如何看待战争的呢？”波奈问。女人面面相觑，遭到了侮辱一般的表情。不可以这样的。不可以和一个德国人谈论战争，这次战争或是上一次战争，贝当元帅，凯比尔港，被截成两半的法国军队，占领军，谈论任何重大的事．情都不行。只有一种可能的态度：假装出来的冷冷的漠视，而这也正是伯努瓦用来回答波奈问题的语调，他举起满满的红葡萄酒酒杯，说：“他们才不在乎呢，先生。”夜晚已经到来。纯净而冰冷的夕阳预告今天夜里将有霜冻，可同时也预告了明天也许是个晴朗的日子。波奈这一整天都是在镇上度过的。他回来睡觉，可在上楼之前，出于一种优越感，一种自然而然的诚意，一种想要露个脸儿的想法或是一种想在一角的炉火边暖和一下的欲望，他留在了饭厅里。晚饭结束。只有伯努瓦一个人坐在桌边，女人都已经站起身来，整理房间，洗碗。德国人好奇地打量着那张没有人睡的大床。“没有人睡在这里，是吧？这张床没有用吗？真是奇怪。”“有时会有入睡的。”玛德莱娜回答道，她想起了让-玛利。她以为没有人会猜到她的心思，但是伯努瓦皱起了眉头。所有影射到今年夏天的故事的东西都会刺痛他的心，仿佛一支箭，迅速而准确地穿透他的心脏，但这是他的事情……是他一个人的事情。他看了塞西尔一眼，把她那种微微的嘲笑压了回去，然后他非常礼貌地回答德国人说：“有时会有人睡，您也可能用得着，谁也说不准，如果您遇到什么不幸（我当然并不希望是这样……）。在我们这里，这样的床是用来暂时安放死人的。”波奈望着他，觉得很有趣，神色之中有一点居高临下的同情，仿佛一只关在笼子栅栏后的一头猛兽，我们都能感觉到它牙齿在咯咯作响。“幸好。”他想，“这个男人因为要劳动不经常在家里……女人要容易接近得多。”他微笑道：“在战争时期，我们没有一个人希望躺在床上死去。”然而玛德莱娜已经走到花园里去了。回来时她采了些花儿，拿来插在壁炉上的花瓶里。是第一批绽放的，雪白的丁香花，花枝顶端正在变绿，此时还缩成一个个小小的圆球，稍微下来一点儿，便是一串怒放的花儿，很香。波奈将苍白的脸埋在花束中。“真是绝妙……您太会摆弄花儿了……”有一秒钟的时间，他们就这么并肩站着，没有说话。伯努瓦在想，她（他的妻子，玛德莱娜）在做女人的活儿时似乎总是那么自如——比如说挑花儿啦，给指甲抛光了，梳一个不属于这个地区女人的发式啦，或是和陌生人交谈，包括拿起一本书，她都是那么自如……“不应该娶救济院的女孩儿，因为我们不知道她打哪儿来”，他又一次不无痛苦地对自己说，而当他想到“不知道她打哪儿来”的时候，他所想象的，他所担心的并非她是一个酒鬼或是小偷的后代，而是另一种血统，资产阶级的血统，让她经常慨叹：“啊，在农村真是无聊……”或是“我希望能拥有漂亮的东西……”的血统，那种将她——他想——暗地里和某个陌生人，某个敌人联系在一起的血统，不管这敌人是位先生，是质地细腻的衣物，还是洁净的双手。他猛地推开椅子，走出饭厅。该去关牲口了。伯努瓦在牲口棚阴暗而温热的空气中待了很长时间。—头母牛昨天下了仔儿。它轻轻地舔着小牛犊，小牛犊有着大大的头，颤抖而纤细的四肢。另外一头牛待在畜棚的一角温和地喘着气。伯努瓦听着牛深沉而安静的呼吸声。从他所站的地方能望见屋子的大门，门开着。一个人影出现在门口，这个人因为他不在而备感焦急，她在找他。母亲还是玛德莱娜？母亲，也许……唉，只能是母亲，不会是别人的……一直到德国人回到自己房间以前，伯努瓦就要待在这里，他是不会动的。他要看到德国人的房间亮起灯来。当然，德国人不会在乎这点电。的确，过了一会儿，窗口的灯亮了。与此同时，那个守在门口的人影离开屋子，向他跑来，身影轻捷。他觉得心花怒放，就像一只无形的手突然端走了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压在他心口的重负一般。“你在吗，伯努瓦？”“是的，我在。”“你在干什么呢？我害怕。”“害怕？怕什么？你真是疯了。”“我不知道。回吧。”“等等。再等一会儿。”他将她拽到自己怀里。她一边挣脱一边似乎在笑，但是他感觉到了，他知道在他怀里的身体从上到下绷得有多紧，知道她根本不想笑，知道她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好玩的，知道她不喜欢在干草和新草间滚来滚去，知道她不爱他……不！她不爱他……和他在一起，她没有一点儿乐趣。他在她耳边压低了声音，嘶哑地说：“你一点都不想？”“不，我很想……可不是在这里，不是像这样。伯努瓦，我觉得难为情。”“有什么难为情的？怕牛看你吗？”他生硬地说，“行了，滚吧！”她发出了一声充满歉意的抱怨声，他既想哭，可同时又想杀了她。“你是怎么跟我说话的啊！有时候，我觉得你恨我。为什么呢？是塞西尔，她……”他捂住了她的嘴，但是她猛然将他的手拨开，继续把话说完：“是她煽动你的。”“没有人煽动我。我看事情不需要通过他人的眼睛。我只知道每次我靠近你，你总是说：‘等等。下次。今天晚上不要，小家伙让我精疲力竭。’谁在等你？”他突然吼道：“你为谁守身？嗯？嗯？”“放开我！”她叫道，因为他绞住了她的手和胯骨，“放开我！你弄疼我了。”他再次推开她，由于用力太猛，她撞在低矮的畜栏门上。他们相互对视了一会儿，什么也没说。他拿起耙子，疯狂地搅动着稻草。“你错了。”玛德莱娜终于开口说，她细言细语地说，“伯努瓦……可怜的小伯努瓦……你这样胡思乱想是错的……行了，我是你的，是你的妻子。如果我有时候显得有些冷淡，只是因为孩子，我太累了。仅此而已。”“我们离开这里吧。”他突然说，“上楼睡觉。”他们穿过已经空无一人的阴暗的饭厅。天还没有完全黑，但仅仅是天际，还有树梢上有些光。剩下的一切，大地，房屋，草坪，一切都沉浸在清凉的黑暗之中。他们脱了衣服，上床。这一夜，他投有再想占有她。他们就这么躺着，一动不动，也没有睡着，他们听着楼上传来的德国人的呼吸声，以及德国人的床发出的吱吱嘎嘎的响声。玛德莱娜在黑暗中找寻着丈夫的手，用力抓住了它。“伯努瓦！”“怎么了？”“伯努瓦，我刚才突然想到……得把你的枪藏起来。你看到镇上的通告了吗？”“是的。”用讽刺的口吻说，“Verboten，Verboten。违者处死。他们只知道这几个词，这些家伙。”“我们把枪藏到哪里呢？”“随它去吧。现在放得好好的。”“伯努瓦，别固执了！这很严重。你很清楚，有人就是因为没有将武器上交给指挥官而被枪毙了。”“你想让我把枪给交了？可只有胆小鬼才这么做！我才不怕他们呢。你不知道我是怎么逃出来的吗，去年夏天，你不知道吗？我杀了两个德国人。他们都没来得及叫一声就完蛋了！我还能干掉他们。”他愤怒地说，在夜里向看不见的那个德国人挥舞着拳头。“我没有说上交，但是要藏好，埋好……有很多地方可以藏的。”“不行。”“可究竟为什么呢？”“武器必须就在我手边。你以为我会任由狐狸和其他那些臭烘烘的畜牲靠近我们？山上，城堡的公园里挤满了这一类的畜牲。子爵可害怕了。下水道里都是臭烘烘的畜牲。子爵他一头都杀不了。这个人就把枪交给了指挥官，当然还要满脸赔笑……‘请，先生们，你们给了我无上光荣……’幸好，我和同伴们在夜里光顾他的公园。要不然整个地区都会毁于一旦。”“他们听不到枪声？”“你以为呢！那么大的地方，和森林差不多。”“你经常去吗？”玛德莱娜好奇地问，“我都不知道。”“有很多事情你都不知道，我的姑娘……我们去那里找西红柿和甜菜，还有水果，所有他不愿意卖的东西。子爵……”他没说下去，思考了一会儿以后，他补充道：“子爵是最坏的人之一……”从老子到儿子，拉巴里家一直是蒙莫尔领地上的租种户。从老子到儿子，他们一直互相仇恨。拉巴里家的人说蒙莫尔家对穷人很苛刻，他们骄傲，喜欢绕弯子，而蒙莫尔家的人则说他们“思想意识很坏”。讲这话的时候，拉巴里家的人总是压低了声音，耸耸肩膀，翻翻眼睛，添上这些，这就比蒙莫尔所理解的内容要更为丰富。这是一种对于贫穷，富有，和平，战争和自由的看法，是对并不比蒙莫尔家少多少的产业的看法，但是虽然相当，拉巴里家的产业与蒙莫尔家的产业却一直水火不容。现在，他们彼此之间又添上了别的不满。在子爵眼里，伯努瓦是四。年的士兵，是不守纪律、缺乏爱国主义精神的士兵，是“思想意识很坏”的士兵，而且他想，正是这些人导致了法军的大溃败。而伯努瓦觉得蒙莫尔就是那些埋下破坏圈套的无用的官员，他们在六月里全都逃向西班牙边境，舒舒服服地在汽车里，带着老婆、箱子。再说，还有“法奸行为”……“他舔德国人的脚后跟。”伯努瓦阴沉地说。“注意点。”玛德莱娜说，“你说得太多了，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还有，别对楼上的德国人那样……”“如果他不怀好意地盯着你，我就……”“你真是发疯！”“我长着眼睛。”“现在，你又要吃那个家伙的醋！”玛德莱娜叫道。可话一出口，她就后悔了：不应该给这嫉妒之情某个具体的对象与名字。可是，不管怎么说，既然两个人心里都清楚，又何必埋在心里不说出来呢。伯努瓦回答道：“对于我来说，两个人都是一路货。”这一类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整洁，说话简短干脆，女人喜欢看的男人……尽管她们……因为女人都喜欢被这些先生们看上，得到他们的追求，为此她们会洋洋自得……他想说的是这个，玛德莱娜想。他还真是知道这点！他还真猜到她爱过让一玛利！从看到让一玛利的第一眼起，从看到他精疲力竭，穿着带血的制服，躺在担架上的那一刻起！爱过。是的。在黑暗里，在自己内心最秘密的所在，她曾一千一万遍地对自己说：“我爱过他。是的。我还爱着他。没有办法。”公鸡破晓的第一声啼鸣响起，两个未曾合眼的人都起了床。她去煮咖啡，而他则去洗刷牲畜。9露西尔·安吉利耶坐在樱桃树的树阴下，手上有一本书，还有一点针线活儿。只有在花园的这一角，安吉利耶家的人不在乎树或作物能为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实际收益，因为这几棵樱桃树产的樱桃很少。但是现在是花季。天是那种纯净的、不会褪色的蓝靛色，那种塞弗勒瓷器的蓝，丰盈而夺目，只有某些好的瓷器才能有的蓝色，树枝就在这蓝色的天际的映衬下，似乎还覆盖着雪。尽管已经是五月，摇动着树枝的风依然很凉。花瓣小心地抵抗着风的侵袭，带着某种怕冷似的优雅缩了起来，转向地面，垂下它们金黄色的花蕊。阳光穿透了其中的一些花朵，凸现出它们白色的花瓣中清晰可辨的、精致的、彼此交错的经脉，给柔弱的，仿佛不像是真的花朵增添了一分生命力，几乎是人类的那种生命力，那种同时包含脆弱与抵抗的意义的人类生命力。我们都知道，风如何摇动这些活泼的生灵，可是却摧毁不了它们，甚至不能揉皱它们。它们如在梦幻里一般摇摆着，似乎就要落下，可是却牢牢地钉在纤细的、亮闪闪的和直挺挺的树枝上，从一面看来，树枝仿佛有金属成分似的，就像树干本身，瘦长、平滑，闪烁着灰色和紫色的光芒。在白色的花束问是小小的，长长的叶子；在阴影之中叶子呈现出一种柔嫩的绿色，上面覆盖着银色的绒毛；阳光下，叶子又像是粉红色的。花园靠着一条狭窄的小路，一条乡间小路，路边延伸着一串小屋子。这是德国人用来放弹药的地方。一个哨兵在红色通告下来回踱着方步，通告上用硕大的字写着：V E R B U T E N下面，稍微隔了一点距离，用小一号的法文字写着：禁止靠近此地，违者处死。士兵在给马洗刷，他们轻轻地吹着口哨，马儿在嚼柔嫩的小树芽。在靠近马路的花园里，到处都是在安静地劳动着的人。他们脱去了外套，穿着背心，露出衬衫袖子，下身穿着绒裤，头上戴着草帽，在铲草，清除毛虫，灌溉，播种，种树。有时会有一个德国军人推开其中一个小花园的栅栏门，为自己的烟斗借个火儿，或是借个生鸡蛋，再不就是要杯啤酒。花匠把他要的东西给了他之后，靠在自己的铁锨上，沉思地看着德国人远去的身影，最后，他耸耸肩，重新开始工作，也许他的想法实在太多、太深、太沉重、太奇怪，以至于他除了这个动作以外，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表达。露西尔在刺绣上下了一针，接着便将绣活扔在一边。头顶上的樱桃花儿吸引了成群的胡蜂和蜜蜂。它们来来去去地飞舞着，一头扎在花萼里，贪婪地吮吸着，它们低着脑袋，身体似乎因为某种快意的痉挛而颤抖着，而此时，仿佛在嘲笑这些灵巧的工作者，一只金色的大黄蜂在风中拍打着翅膀，就好像是在吊床上一样微微地颤动，在空气中散播自己那宁静的、金色的歌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露西尔能够看到住在她家的德国军官站在窗后。他，还有几天来一直和他在一起的纵队的狼狗。他坐在加斯东·安吉利耶的房间里，坐在那张路易十四风格的书桌上；他将烟斗里的烟灰磕在一只蓝色的杯子里，而在过去，这只杯子是老安吉利耶夫人给儿子盛汤药用的；他漫不经心地用脚后跟踢着桌角金色的铜饰；狗的鼻子蹭着德国人的腿；时不时地，它会叫几声，拉扯着拴它的链子。德国人在用法语和狗说话，声音很高，露西尔都听见了（在这花园的寂静之中，所有的声音都会回荡很长时间，就好像是安静的空气送到耳边的一样）。“不，布比，您不能出去散步。您会把夫人们的色拉全都吃光，她们会不高兴的。她们会说我们是粗俗、没有教养的士兵。必须待在这里，布比，就待在这里欣赏美丽的花园。”“这个家伙！”露西尔想。她情不自禁地笑了。军官又开始说：“很不幸，是吗？布比？您一定喜欢用鼻子把地拱得一个洞一个洞的，我想。如果这家里有个孩子，也许就没问题了……他会让我们过去的。我们总是和小孩子相处得很好，但是这里只有两位非常严肃，非常沉默的夫人，因此……我们最好还是待在这里，布比！”他又等了一会儿，由于露西尔一直没有说话，他似乎很失望。他更加靠近窗口，敬了个非常正式的礼，庄重地问道：“夫人，您能否允许我在花坛里摘些草莓，这样做不会有什么不妥吧？”“请便。”露西尔用一种讽刺的活泼口吻说。军官又行了个礼。“我不是为我自己，我向您保证，而是这狗，它非常喜欢草莓。我还要告诉您，这是一条法国狗。我们是作战时，在诺曼底的一个村子里发现它的，它没人管，我的同志们就将它捡了回来。您不会拒绝给同胞一点草莓的。”“我们都是白痴。”露西尔想。她只是简单说道：“来吧，您和您的狗，想摘什么就摘什么。”“谢谢，夫人。”军官愉快地叫道，同时纵身一跃，翻过了窗子，狗跟在他身后。军官和狗走近露西尔，德国人微笑着。“我真是冒昧，夫人，希望您不要怨恨我，但是这花园，这些草莓，对于一个可怜的军人来说，就好像一角天堂。”“您在法国过的冬天？”露西尔问。“是的，在北方，由于遇上了恶劣天气，我们驻扎下来，在军营里和咖啡馆里。我住在一个可怜的年轻女人家，她才结婚不久，丈夫两个星期后就做了战俘。每次我和她在走廊里相遇，她就开始哭，我觉得自己像是个罪人。可这也不是我的错……我本可以告诉她，我也才结婚不久，因为战争离开了我的妻子。”“您已经结婚了？”“是的。您对此感到很惊讶吗？我已经结婚四年了。而我当了四年兵。”“您那么年轻！”“我二十四岁，夫人。”他们不再说话。露西尔重新拿起刺绣。军官单腿着地，拾起了草莓。他把草莓放在掌心里，布比就到他的掌心里来找，用它那潮湿的黑鼻子翻着。“您独自一人和您的母亲在这里生活吗？”“是我丈夫的母亲。我丈夫是战俘。您可以到厨房去要个盘子放草莓。”“啊，太好了……谢谢，夫人。”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只蓝色的大盘子，继续采摘草莓。接着他将草莓递到露西尔面前，露西尔拿了几颗，让他自己把剩下的吃了。他站在她的面前，背靠着樱桃树树干。“您家的房子非常漂亮，夫人。”天空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雾气，在这柔和的光线下，房子呈现出一种几乎接近粉色的赭石色，这颜色让露西尔想起一种鸡蛋的颜色。小的时候，她叫这种鸡蛋为棕色鸡蛋，她觉得这种鸡蛋比大多数母鸡下的那种雪白的鸡蛋要美味。童年的回忆令她微微一笑。她望着这座房子，蓝色的岩板屋顶，十六扇窗户，因为害怕春天的阳光把地毯晒褪色，窗子外面的百叶窗都只开了一条缝，还有房子正中三角楣上的那口生锈的、不再敲响的大钟，反射着天光的玻璃雨篷。她问道：“您觉得这房子漂亮吗？”“就像是巴尔扎克笔下人物住的房子。也许是外省的一个公证人隐居乡间时让人建造了这座房子。我想，晚上，就在我住的这间房里，他数着一卷卷的金路易。他是个自由思想者，但是他的妻子总是一大清早就赶去参加第一场弥撒，就是我有时夜里演习完回来时听到的那场。妻子应该是红扑扑的脸，金发，戴着大大的羊毛披肩。”“我可以去问问我的婆婆。”露西尔说，“究竟是谁建造了这座房子。我丈夫的亲戚都是地产商，可也许在十九世纪的时候，他们当中有公证人，诉讼代理人，医生什么的，再往前，就都该是农民了。我知道一百五十年前，他们的农庄就已经存在了。”“您去问问，您不知道吗？您对这个不感兴趣，夫人？”“我不知道。”露西尔说，“不过对于我家乡的房子，我可以告诉您是什么时候、由谁建造的。这里不是我出生的地方。我只是在这里生活。”“您的出生地在哪里？”“离这里不是很远，可属于另外一个省。我家的房子坐落在树林里……树木就在房子的大厅旁生长，到了夏天，绿色的树阴遮住一切，就像在水族馆一样。”“我家也有森林。”军官说，“很大，很大的森林。我们每天都打猎。水族馆，您说的有道理。”他思考了一会儿又补充道：“客厅的镜子都是绿的，颜色很深，像水一样模模糊糊。我们那里还有水塘，我们到那里去打野鸭。”“您能够很快获准回家吗？”露西尔问。军官的脸上闪过一丝快乐的光芒。“夫人，我十天后就走，八号的星期一。自从战争开始后，我只在圣诞节放过一次短假，一个星期都不到。啊，夫人，我们多么盼望放假啊！我们天天都数着日子呢。我们是多么盼望假期的到来啊！然后我们回到家中，我们发现和亲人之间已经说不到一块儿去了。”“有时是这样。”露西尔喃喃道。“总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