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加布里埃尔，你又把它看成自尊心的问题了。”“好了，让我安静一会吧，行不行？一直以来我都想过这个问题，有些很细微的东西……”他在寻找合适的词语，“一些很细微的可耻之处，你感觉不到。”“我感觉屁股疼。”芙洛朗丝叫道，在这一瞬间，她突然忘记了自己这五年以来的生活，她用戴满戒指的手拍打着自己的臀部，像个下等人那样用力地拍着，“哦！行了！行了！我真是受够了！”加布里埃尔转向她，气得脸色苍白，鼻子也一歙一张。“那你滚啊！行啊，滚吧！我把你扔出去好了！”就在他说话的这个当口，一束强光突然照亮了广场。这是飞机丢下来的烟火。话语凝结在加布里埃尔的唇边。烟火熄灭了，但是天空似乎布满了飞机。它们在广场上来来回回地飞着，大家都这么说。人们纷纷抱怨：“我们的飞机呢，我们的飞机在哪里？” ．在科尔特的左手有一辆可怜的小车，车顶上除了床垫以外，还系着一张客厅用的独脚小桌，圆桌面，还带着沉重的、粗俗的青铜装饰。车里坐着一个戴鸭舌帽的男人和两个女人，一个女人将孩子抱在腿上，另一个女人则拿着鸟笼。他们想必在路上遭遇到了车祸。车身被划伤了，防冲击装置也弄得坑坑洼洼，还有那个拿着鸟笼的胖女人，她的头上绑着布条。右手边，加布里埃尔看到一辆小卡车，装满了那种农民去集市卖家禽用的柳条筐，而此时这些柳条筐装的都是猎犬，卡车的车门离加布里埃尔的车门很近，加布里埃尔看见一个上了年纪的妓女模样的人，橘红色的头发乱成一团，额头很低，线条生硬，眼眶画得五颜六色。她定定地看着他，嘴里嚼着面包。他不禁抖了一下。“多么丑陋啊。”他咕哝道，“多么可憎的面孔！”他被击垮了，转过头，冲着车里，闭上了眼睛。“我饿了。”芙洛朗丝说，“你呢？”他示意说不饿。她打开柳条箱，取出几块三明治。“你今天晚上没吃饭。听着，理智一点。”“我吃不了。”他说，“我想我一口也吞不下去。你没看到那边那个又老又丑的女人，拿着鸟笼，包扎的布条全是血的那一个？”芙洛朗丝拿了一块三明治，将其余的分给贴身女仆和司机。加布里埃尔用手捂住耳朵，不想听见仆人咀嚼面包的声音。10佩里冈一家在路上快一个星期了，他们着实不太走运。在基昂，他们停留了两天，因为汽车故障。又走了一段以后，在这难以想象的混乱与拥挤之中，小车撞上了装着仆人和行李的小卡车，这事情发生在纳维尔附近。幸好佩里冈一家在哪里都能找到一两个朋友亲戚什么的，而且都有大房子，漂亮的花园，食品柜里也都是满满的。有一位里昂马尔泰特家族分支的表亲收留了他们四十八小时。但是恐惧渐渐在蔓延，就像熊熊火焰一般，从一个城市传播到另一个城市。车子勉勉强强算是修好以后，佩里冈一家又重新上了路。星期六中午，非常不幸，如果车子再不检修处理，就一步也动不了。佩里冈一家在离国家公路不远的一座小城镇停下来，还希望能找到一间空房。但是城镇的街道上已经停满了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空气中回荡着使用过度的刹车的吱吱嘎嘎的声音；河流前的广场成了波希米亚人的营地；精疲力竭的男人席地而卧，其他的就在草坪上梳洗。一个年轻的女人在树上挂了一面小镜子，站在那里涂脂抹粉，梳理头发。另一个女人就着喷泉洗孩子的包袱。镇上的居民都走出家门，怀着深深的恐惧欣赏着这一幕场景。“可怜的人！不过真是得看一看才知道！”他们不无怜悯地说，同时隐隐的有一种满足：这些难民来自巴黎，来自北面、东面，来自那些即将被侵占、受到战争威胁的省。然而他们，他们还过着安静的日子，时光在流逝，士兵在打仗，然而五金制品店老板和服饰用品店老板杜布瓦小姐仍然在继续卖他们的锅子，卖他们的缎带，继续在厨房里喝着热汤，晚上，关上木头栅栏，继续将他们的小花园与世界的其他部分隔绝开来。白天，汽车都在等着加油。油已经开始紧缺。镇上的人问难民有什么新消息，难民也不知道。有一个人宣称说“我方在摩万山等着德国人”。但是对于这些话，大家都是半信半疑。“瞧，他们在十四号没能挺进很远。”胖胖的药店老板一边摇脑袋一边说。所有的人都表示赞同，仿佛十四号那天流的血组成了一道能够永远抵抗敌人的神秘的屏障。其他的车也陆续地抵达，接着又是一批。“他们看上去多么疲惫，多么热啊！”这些人重复道，但是没有一个人想到打开门，请某一位不幸的人进去，让他进入在屋后能够隐隐约约看见的树阴下的小天堂，给他一张位于树阴下，醋栗树下或玫瑰花丛中的木凳。太多疲倦的、失血的、满是汗水的脸，太多哭闹的孩子，太多颤抖的嘴在问：“您知道哪里还有房间吗？还有床位吗？…‘您能不能告诉我哪里有餐馆，夫人？”。这一切打击了镇上人的慈悲之心。这可怜的人群已经没有人样了，仿佛溃散的畜群。：而这些人之间具有一种奇怪的一致性。衣服都是皱巴巴的，面容憔悴，声音嘶哑，这一切让他们彼此极为相似。他们所有人都拥有相同的手势，说着同样的词语。从汽车里出来，他们都有点步履蹒珊，仿佛喝了酒一样，他们都将手撑在额头上，撑在生疼的臀部。他们都会感叹道：“上帝啊，什么样的旅途啊！”他们都会嘲讽说：“我们可真够漂亮的，嗯？”他们都会抬起手，指一指某个看不见的地方说：“不管怎么说，似乎到那里就会好些的。”在火车站的一个小咖啡馆附近，佩里冈夫人让她的车队停了下来。他们开箱取出了一个食品篮。然后要了啤酒。隔壁那张桌上，有一个漂亮的小男孩正在平静地吃着一块面包片，他穿着优雅，只是绿色的长外套已经破了。小男孩旁边的椅子上，一个躺在垫着衣服的篮子里的婴儿在哭叫。佩里冈夫人凭借自己的眼光，一下子就瞧出这些孩子出生良好，觉得可以跟这样的人家说话。于是她善良地和小男孩打了招呼，等孩子母亲出现时，又和母亲攀谈起来。她是从兰斯来的，她颇为羡慕地看了一眼佩里冈家孩子吃的点心。“妈妈，我很想要块巧克力来就我的面包。”穿着绿色外套的小男孩说。“我可怜的小东西！”年轻女人将婴儿抱在膝头，想要让他安静下来，“我没有，我没能有时间去买，今天晚上到了外婆家你会吃到很好的甜点。”“您能允许我赠送给您几块饼干吗？”“哦！夫人！您太好了！这可不行！”“可是我请求您……”她们用一种最活泼，最优雅的语调在说话，都像是平时接受或拒绝一块小点心或是一杯茶时的动作和微笑，但是婴儿在哭闹。一波又一波的难民走进咖啡馆，带着他们的孩子、行李和狗。一只狗闻到了篮子里小猫阿尔贝的气味，欢快地叫着跑到佩里冈一家的桌下，而穿着绿衣服的小男孩无动于衷地吃着饼干。“雅克琳娜，你的包里还有麦芽糖。”佩里冈夫人一边说一边做了一个小小的手势，她看了雅克琳娜一眼，意思是在说，“你很清楚，应该和一无所有的人共享，在不幸之中，大家应该互相帮助。这是将你所学的基督教教义用于实践的时刻。”她觉得颇为自得，一方面她发现自己什么都有，另一方面她发现自己是多么仁慈！应该说这体现了她的远见和她的善心。她不仅将麦芽糖送给小男孩，还送给了一家比利时人，这家人是和鸡笼一起挤在一辆小卡车里来的。她为孩子们添了一点葡萄小面包，又叫人拿来了气泡水，还为老佩里冈先生准备了淡味的浸液。于贝尔离开去找房间了。佩里冈夫人也走出咖啡馆，她问了路，她在找市中心的教堂。很多家庭就在教堂的走廊上和大石阶上安营扎寨。这是一座白色教堂，很新，她还能闻到刚刷上的油漆的气味。在她的内心世界，她过着双重的生活，一面是世俗的日常节奏，另一面却是狂热而奇怪的存在。教堂的一角，一位修女正在换圣母脚下的鲜花。她不紧不慢地，带着平静的、温和的微笑，将枯枝剪去，把新鲜的玫瑰花扎成很大的一束。大家都能听见她的修枝剪的声音和修女踏在石板上轻轻的脚步声。一位老神父走向告诫座。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在椅子上睡着了，手里拿着念珠。圣女贞德的雕像前点着很多大蜡烛。在这阳光下，在这耀眼的白墙间，所有这些小小的火焰都在舞蹈，苍白的，透明的火焰。在两扇窗户之间有一块大理石板，上面用金字刻着的一次世界大战阵亡战士的姓名在闪闪发光。但是人越来越多了，他们像潮水一般涌进教堂，震动着教堂的墙壁。女人，孩子，她们来感谢上帝能够让他们一直走到这里，或是在为接下来的旅程祈祷。有些人在哭，有些人受伤了，头上扎着布条或者吊着胳膊。所有的脸上都布满了红斑，衣服都是皱巴巴脏兮兮的，破烂不堪，看上去这些人应该是衣不解带地睡了好几夜。在一些失血的、满是灰尘的脸上，流淌着如同泪珠一般的大汗珠。女人突然就闯了进来，扑进教堂，仿佛扑进一处不可侵犯的避难所。她们是那么激动。那么狂热，似乎根本无法安静下来。她们从一个跪凳移到另一个跪凳，跪下去，站起身，有些女人撞到了椅子上，神情之间充满了恐惧和惊慌，仿佛夜鸟飞进了灯光明亮的房间。但是渐渐的，她们还是安静下来，将脸埋在手中，站在黑色的大十字架前，最终精疲力竭、哭干了眼泪的她们终于找回了安宁。佩里冈夫人念完祈祷，走出教堂。走到街上，她想补充一下因为自己的慷慨大大减少的饼干，走进了一家大食品店。“我们什么也没有了，夫人。”营业员说。“什么？连一小块黄油，一个香料蜜糖面包也没有了？什么也没有了？”“什么也没有了，夫人。所有的都卖光了。”“那给我一斤茶，锡兰红茶，可以吗？”“什么都没有了，夫人。”佩里冈夫人问还有没有别的食品商店，但是在别的商店，她也一无所获，什么都没买到。难民把这座城镇抢掠一空。在咖啡店附近，她遇到了于贝尔。他没有找到房间。她叫道：“什么吃的也没有，商店里全空了！”“至于我嘛，”于贝尔说，“我倒是找到两处家具完备的房子。”“啊！真的？在哪里？”于贝尔由衷地笑起来：“一处是卖钢琴的，还有一处嘛，是卖葬礼用品的！”“你真傻，我可怜的孩子。”母亲说。“我想，事情照这样发展下去，珍珠花圈一定会走俏的。我们可以囤积一点，您不认为吗，妈妈？”佩里冈夫人只是耸耸肩。踏进咖啡馆时，她看见了雅克琳娜和贝尔纳。他们满手都是巧克力和糖，正在向周围人分发。佩里冈夫人一步便跳了过去。“你们是不是想回去！你们都在干什么？我禁止你们碰食物。雅克琳娜，你会受到惩罚的。贝尔纳，你父亲会知道这件事情。”她拽着两个做错了事的孩子，重复道，孩子们都吓坏了，可是她坚如磐石，丝毫不为所动。基督教的仁慈，数个世纪文明所沉淀的宽容仿佛无用的装饰一般离她而去，暴露出她那颗冷漠的、赤裸裸的灵魂。在这充满敌意的世界里，他们是孤零零的，她的孩子和她。她必须保护她的孩子，不能饿着他们。其余的一切都不重要。11莫里斯·米肖和让娜·米肖一前一后走在宽阔的、种着杨树的马路上。他们的周围、前面、后面全都是逃亡者。公路起伏不平，一个个地势稍高的地方将公路切成了一块块广场，他们到了其中一个地势稍高的地方后，极目眺望，看见的是在漫天灰尘中拖着脚步的混乱的人群，一直延伸到地平线。稍微有点钱的还能有辆两轮推车什么的，或是孩子的小车，再或是那种架了四层板的大轮推车，车子上堆满了行李，几乎被箱包、猎犬、沉沉睡去的孩子的重量压弯了支架。而这些人都是穷人，最倒霉的人，老弱病残，不知道如何解决问题的人，被挤到最后的人，当然，他们之中也还有一些胆小怕事的人，一些直到最后仍然为了车票价格、旅途花费与危险而犹豫不决的吝啬鬼。但是突然之间，他们也像别人一样，感到非常恐慌。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跑：整个法国都身处战火之中，到处都是危险。他们肯定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倒在地上的时候，他们在想，他们也许再也起不来了，他们也许就死在这里，而既然是死，还不如死得平静一点。飞机靠近的时候，他们是最早一批站起身来的人。在他们之间，有一种怜悯，一种仁慈，有一种只有平民老百姓之间才会有的，积极、谨慎的同情，特别是在充满恐惧与悲苦的时刻。不下十次，一旁粗壮的大嫂向让娜·米肖伸出胳膊，架着她往前走。让娜自己也牵着别人的孩子，而她的丈夫肩上一会儿背着一包衣服，一会儿又背着一只篮子，里面装着一只活兔子和一些土豆，那是来自南岱尔山脚下一小块古老土地的惟一财产。疲劳、饥饿、焦虑，可是莫里斯·米肖没有感觉到不幸。他的思维方式颇为奇特，他很少关注自己；想到自己时，他不像其他男人一样，觉得自己是无可替代的稀有生物。对于这些正在承受苦难的旅途同伴，他抱有一种怜悯之心，但是这种怜悯是明澈而冷静的。无论如何，人类这种大规模迁徙也许是由自然法则决定的，他想。也许，定期的大规模迁移对于人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就像兽群需要转地饲养一样。他从这样的想法中得到了一种奇怪的安慰。他周围的这些人以为命运特别不愿放过他们，不愿放过他们这可怜的一代人。但是他想的不一样，他想到的是自古以来所发生的人类大规模逃难。多少人就在这片土地上（在别的地方也是一样）倒下，血泪交加，将孩子紧紧地抱在胸口：没有人会满怀同情地想到这些不计其数的死者。在他们的后代看来，他们与被割破喉咙的鸡之间没有多大差别。他想像着，他们那哀怨的身影从公路上竖起来，冲着他耳边低声道：“我们比你更早地经历了这一切。为什么你要比我们更幸福？”他身边的一个粗壮的大嫂呻吟道：“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可怕的事情！”“不，夫人，不是这样的。”他温和地回答道。看见第一批溃败的军队时，他们已经走了三天的时间。法国人的信心也许是太强了，以至于看到这些士兵时，难民们认为法国是要全面投入战斗了，认为一定是司令部下了命令，让这些至今毫发无损的部队分小队赶到前线会合。这种希望支撑着他们。士兵的话不多。几乎所有人都很阴郁，心事重重。有些士兵缩在卡车里睡着了。坦克在漫天的灰尘里慢慢前行，周身都用树枝做了掩护。在被炽热的太阳晒焦的枯叶间，是一张张苍白、疲倦的脸，脸上的表情，是一种极度的愤怒与极度的疲倦。米肖夫人总以为儿子就在他们之中。其实没有一天她真正看见儿子部队的番号，但是她处在某种幻觉里；每每出现一张陌生的面孔，每每接触到他人的目光，每每听到耳边响起年轻的声音，她的心都不自觉地揪紧了，以至于她会突然停下来，用手捂住胸口，虚弱地喃喃低语：“哦！莫里斯，这不是……”“是什么？”“不！没什么……”但是他没有被糊弄过去。他摇摇头。“你看谁都是你的儿子，我可怜的让娜！”她只是叹口气。“他们很像，你不觉得吗？”不管怎么说，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他可能会突然出现在她身边，她的儿子，她死里逃生的让一玛利，用他那快乐、温柔的声音，那种虽然男性化可是非常温柔的声音冲着她喊：“你俩在这儿干什么呢？”噢！只要能看见他，紧紧地抱着他，用唇去感受他那清凉、粗糙的面颊，看见他那美丽的双眼，与之四目相对，看见他那具有穿透力的生动的目光，这就够了。他的眼睛是浅褐色的，像女孩子一样有着长长的睫毛，这双眼睛看得透那么多事情！从他孩提时代起，她就教他如何看待周围人滑稽而感人的一面。她喜欢笑，总是对人抱有同情之心，“你的狄更斯精神，小妈妈。”他总是说。他们之间是多么心有灵犀啊！他们总是在一起快活地——有时也会毫不留情地——嘲笑他们不喜欢的人。接着，只消对方一个词，一个动作，-一声叹息，他们就立即作罢。莫里斯和他们不一样：莫里斯更严肃，更冷漠，她爱莫里斯，欣赏他，但是让一玛利……哦！我的上帝啊，让一玛利是她想要成为的人，是她所梦想的一切，他具备她身上最优秀的品质，她的快乐，她的希望……“我的儿子，我的小爱人，我的让诺特。”她想，他五岁的时候，她就给他起了这么个绰号，那时，她总是轻轻地拽过他的耳朵，抱着他，让他的脑袋冲后仰着，她用她的唇逗弄着他，他爆发出一串串的笑声。越往前走，她的思维越是混乱和狂热。她很擅长走路：年轻的时候，逢到短假，莫里斯和她总是背着背包在乡间流浪。没钱住旅馆，他们就这样不停地走，带上食物和睡袋。因此，比起她的同伴来，她并不觉得非常累，但是这万花筒一般的场景，这些不停地从她面前经过，出现在她眼前、又从她眼前离去、消失的陌生的脸令她感到一种揪心的痛苦，比体力上的疲劳还要糟糕。“就像旋转木马，我掉进了陷阱。”她想。在人群之中，汽车就像水面上漂浮的草茎一样，激流经过，它们会因为某种无形的东西彼此连在一起。让娜转过头，不去看那些汽车。汽车所散发出来的汽油味污染了空气，它的喇叭声震得行人耳朵都要聋了，可是毫无作用，人们根本不会给它们让道，让它们通过。看到司机无可奈何的愤怒，看到他们只好闷闷不乐地服从，难民的心里感到一种快慰。他们互相告慰：“他们并不比我们跑得快！”一种共同承受不幸的感觉让他们感到很温暖。逃亡者分成一个个小组。谁也不知道是怎样的偶然性让他们在巴黎的城门口彼此团结在一起，反正现在他们不会分开了，尽管没有人知道身边的人叫什么名字。和米肖夫妇走在一起的是一个又高又瘦的女人，穿着一件可怜的破旧长外套，还戴着假首饰。让娜一直在想，出于什么样的动机，能够让一个女人逃亡时还不忘在耳朵上挂两个镶碎钻的大颗人造珍珠，在手指上套几个红红绿绿的石头，在外套上别一个镶黄玉的玻璃别针。跟在米肖夫妇身后的是一个看门人和她的女儿，母亲是小个子，面色苍白，女儿胖乎乎的，很粗壮，两个人都穿着黑衣服，拖在身后的行李中有一张画像，画像上是一个留着浓密的黑色小胡子的男人。“这是我丈夫，他是守公墓的。”母亲说。母亲的妹妹已经怀孕了，也和她走在一起，还推着一辆婴儿车，车里睡着个孩子。这个女人还那么年轻！她也是的，每当经过军人的车子，她总是颤抖着，在人群中找寻什么人似的。“我丈夫就在那里。”她说。那里，或者也许是这里……一切都是可能的。而让娜也上百次地告诉过她……但是她自己都不知道说了些什么“我的儿子也是，我儿子也是……”他们还没有遭受到扫射。因此开始时，他们丝毫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听到了一声爆炸，接着又是一声，然后是叫喊声：“快逃命啊！卧倒！趴下！”他们本能地将脸贴在地上，让娜混乱地想：“我们的样子一定很滑稽！”她不害怕，但是她的心狂跳不止，她气喘吁吁地用手捂住胸口，靠在一块石头上。她感觉到自己嘴巴下面有什么东西在摩挲着她，是一株顶着玫瑰色铃铛花的小草。她想起来了，刚才他们躺在地上的时候，有一只小蝴蝶不紧不慢地从一朵花飞到另一朵花。终于，她听见耳边有个声音在说：“结束了，他们都走了。”她站起身，机械地掸了掸满是灰尘的裙子。她觉得似乎没有人受伤。但是走了一会儿，他们看到了第一批死人：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的身体已经被炸散，但是出于偶然，三个人的脸都完好无损，那么暗淡，那么平庸的脸，神情愕然、专注，甚至有点愚蠢，似乎想要弄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上帝啊，对于战争中的死亡，人们是多么无能为力，对于死亡，人们又是多么无能为力啊。女人终其一生大概只说过“韭葱又涨价了”，或是“是猪弄脏了我的地砖吗”之类的话。但是我又知道些什么呢？让娜问自己。也许在这不高的额头下，在这暗淡、散乱的头发下有着某种智慧财富和某种柔情。可是在别人眼里，莫里斯和我，我们不就是一对贫穷的小职员吗，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是什么？从一方面来说的确如此，可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是罕见的，珍贵的。我也知道这一点。“多么可耻的浪费。”她接着想到。她靠在莫里斯肩上，颤抖着，满脸的泪水。“再往前走一点。”他轻轻地拽着她。两个人都在想：“为什么？”他们也许永远也到不了图尔。银行还存在吗？科尔班先生没有和他的卷宗一起被埋在瓦砾下吗？他的股票呢？他的舞蹈演员呢？还有他妻子的首饰！但是真这样就太好了，让娜突然间残忍地想。然而，莫里斯和她还是一瘸一拐地上了路。只有向前走，只有将自己重新交付到上帝的双手间。12星期五晚上，米肖夫妇和同伴组成的这支小队被收容了，一辆军用卡车带上了他们。这天的剩余时间他们是在卡车上度过的，就睡在箱子中间。他们到了一座也许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名字的城市。他们被告知铁路完好无损。他们可以直接乘火车去图尔。在往小镇方向走的路上，让娜走进了她所遇到的第一户人家，请求主人让她稍事梳洗。厨房里已经挤满难民，他们在洗碗槽里洗衣服，不过主人还是将让娜带到小花园，她就着花园里的水龙头洗了洗。莫里斯买了面带根小链条的小镜子，他将镜子固定在树干上，刮了胡子。接着他们都感觉好一些，可以去军营前排长队了，那里在供应汤，他们还要去排更长的一列队伍，那就是火车站三楼柜台前的队伍。他们吃过饭，穿越火车站广场，而此时，轰炸开始了。三天以来，敌人的飞机一直在这座城市的上空盘旋。警报不停地在响。警报器用的是过去一个旧火警警报器。在汽车的喧闹声、孩子的哭叫声和受惊人群发出的声音中，这低沉而可笑的叮当声依稀可辨。人们到达这座城市，从火车上下来，听到这声音都会问：“嗨！这是警报吗？”人们回答说：“不，这表示警报已经解除了。”可五分钟过后，这低沉的鸣音再度响起。人们都笑了。这里还有商店开着门，走廊上也还有小女孩在玩造房子游戏，古老的教堂附近，小狗在灰尘中奔跑。甚至对于静静地在城市上空逡巡的意大利和德国飞机，人们也不感到担心。大家最终都习惯了。突然，一架飞机离开天空，冲向人群。让娜想：“飞机掉下来了。”接着，她又想：“不，它要开火，它会开火的，我们完了……”她本能地捂住嘴，没让自己叫出声来。炸弹落在火车站和稍远一点的铁道上。玻璃门窗被炸得粉碎，弹到广场上，广场上的人死的死，伤的伤。一些女人害怕极了，仿佛扔掉一个沉重的包袱一般扔开孩子逃命去了。另一些则抓住自己的孩子，紧紧抱着他们，要把他们再度塞回肚子里似的，仿佛那里才是惟一安全的地方。一个不幸的女人滚到了让娜的身旁：就是那个戴假首饰的女人。假首饰仍然在她的颈部和手指上闪闪发光，血从她碎裂的脑袋上流下来。热血喷溅上让娜的裙子，胳膊和鞋子。幸好她没有时间欣赏身边的死人！受伤的人在碎裂的石头和玻璃间喊着救命。让娜终于和莫里斯会合了，还有另外几个试图清扫碎瓦碎玻璃的人。但是她没法儿安静下来，她做不到。她想到了那些在广场上跑来跑去寻找自己母亲的可怜的孩子。她呼唤着他们，牵着他们的手，将他们带得稍微远一点，让他们集中在教堂的门廊下，然后她重新跑向人群，她看见一个急疯了的女人，从一个广场跑到另一个广场，她用平静而有力——如此平静，如此有力，连她自己都感到吃惊——的声音说：“孩子们都在教堂门口。快点去带他们。所有和孩子失散的都到教堂去找。”女人们冲向教堂。有的女人哭了，有的女人大笑起来，有的女人发出一声狂野的，令人窒息的尖叫，这尖叫和任何场合的叫声完全不同。孩子们平静得多，他们的泪水很快就干了。母亲们将他们各自领走，紧紧地抱在胸前。没有人想到对让娜表示感谢。她回到广场上，人们告诉她，城市基本没有遭受什么损失，只是一节载着伤病员的火车驶进车站时遭到了轰炸。不过，往图尔去的这条铁路线没有受到影响。甚至火车这会儿已经在挂车厢了，一刻钟以后出发。于是这些人已然忘记了死者和伤者，仿佛溺水之人抓住救生圈一般牢牢抓住他们的箱子和帽子盒往火车站冲。人们为了一个座位又吵又打。米肖夫妇看见了第一批担架，上面躺着受伤的士兵。实在是太拥挤了，他们没有办法接近这些担架，看清上面的面容。人们把他们卸到匆匆忙忙征集来的卡车、民用和军用汽车上。让娜看见一个军官跑向一辆装满孩子的卡车，一位神父带着这些孩子。她听见他们说：“我很抱歉，神父先生，但是我不得不占用您的卡车。必须把我们的伤员带到布洛瓦。”神父冲孩子们做了个手势，孩子们开始下车。军官重复道：“我很抱歉，神父先生，这大概是所学校？”“是孤儿院。”“如果我能找到汽油，我会将车子还给您的。”孩子们大约在十四岁到十八岁间，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个小行李箱，下了车以后，他们围在神父身边站好。莫里斯转向他的妻子。“你过来吗？” ．“我要过来的，不过等一下。”“还有什么事？”她努力地想要看清陆续穿过人群的担架。但是人实在太多了，她什么也看不见。在她身旁，有个女人也踮起脚尖。她的双唇在嚅动，可是没说什么让人听得清楚的话：她在祈祷，或是重复某个名字。她看了让娜一眼。“我们总以为很快就能看见自己的亲人，是不是？”她说。让娜轻轻地叹了口气。也许，的确是没有任何理由，她的亲人，她的儿子，她最心爱的人突然出现在她的眼前，而不是别人的亲人。也许他正在某个安静的角落？即便是最可怕的战争也会有所遗漏，总有些区域没有受到任何攻击，在战火的屏障之间得以完善地保留下来。她问身边这个女人：“您不知道这列火车是从哪里来的吗？”“不知道。”“死了很多人吗？”“据说有两车厢的死人。”她不再反抗，任由莫里斯将她拽走。他们好不容易为自己开辟出一条小路，一直走到火车站。一路上他们踩着碎石子，成堆的石块儿和碎玻璃。最后他们终于来到了没有遭到轰炸的第三站台，那里，开往图尔的火车正在挂车厢，外省的那种小火车，静静地，黑色的小火车，车头吐着浓烟。13让一玛利两天前受了伤：他就在那辆遭到轰炸的火车里。这一次他倒是没有被炸到，可是车厢着火了。他想要离开自己待的地方，挣扎到门边，这一来伤口又开了。等到人们过来将他抬上卡车时，他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他直直地躺在担架上，车子每颠一下，他的脑袋就重重地撞在空箱子上。三辆装满士兵的车子沿着一条刚刚遭到扫射、才勉强恢复通行的道路慢慢前进。敌人的飞机就在车顶盘旋。有一阵子，让一玛利从高烧中短暂地苏醒过来，他还想：“大概遭到山鹰袭击的家禽和我们此时的感受是一样的吧……”在混乱之中，他似乎重新见到孩提时代放复活节大假时总会去的奶妈的农庄。院子里洒满了阳光：鸡在地上啄食稻谷，在烟灰中嬉戏，接着奶妈瘦骨嶙峋的大手向它们伸去，抓住其中的一只，把它的脚绑起来，带走，五分钟以后……血流出来，伴随着它轻微的、滑稽的咕咕声。这就是死亡……而我也给抓住了，带走了，他想……抓住了，带走了……明天，消瘦的我会被剥光衣服，扔存地上，我不会比一只鸡好看到哪里去……他的额头又撞在了箱子上，那么重，以至于他发出了虚弱的反抗声，他没有力气叫，但就这小小的声音惊动了睡在他旁边的同伴，他伤在腿部，可是比让一玛利的伤要轻。“怎么啦？米肖，好点了吗？”给我点水喝，把我的头整整好，赶走我眼睛上的这只苍蝇，让一玛利想说，但是他只是叹了口气。“没什么……”他闭上眼睛。“他们会安排好的。”同伴咕哝道。就在这时，炸弹落在车子周围。一座小桥被炸毁了：去布洛瓦的路就此被截断。必须向后退，在难民中开辟出一条道路，或是经旺多姆走，反正半夜之前大概到不了。这些可怜的小伙子，少校看着米肖想，米肖是受伤最严重的。必须给他注射一针。车子重新出发了。两辆载着轻伤士兵的车往旺多姆的方向驶去。让一玛利所在的车走一条斜路，这样可以缩短几公里的路程。但车子很快就停下来，因为油不够了。少校开始找寻可以安置他的士兵的房子。这里离撤退的大军有点距离，车流在下面流淌。少校登上一座山丘，透过这六月温和、安宁，呈现出一种浅紫色的黄昏，他看见了远处黑色的人群，正是从这人群之中，流淌出喇叭不和谐的、模模糊糊的声音，叫喊声，呼唤声以及一种揪心的，滞重而阴郁的喧闹声。少校看见了几座彼此相连的房屋。房子里都有人，不过只有女人和孩子，男人都在前线。他叫人把让一玛利抬进了其中的一户人家。旁边的人家接待了别的伤员，少校发现一辆女式自行车后，宣布他要去最近的城镇找急救人员、汽油和卡车，总之，找他能找到的东西……“如果真是命该他死。”就在女人正在暖床、铺被时，少校告别了一直躺在担架上、此时正等在人家厨房的米肖，他想，“如果他真的要在这里长眠，至少他可以躺在干净的床单上，这总好过死在路上……”他往旺多姆的方向骑去。他骑了一夜的车，进了城，最终落在德国人手里，成了德国人的囚徒。然而，由于没看见他回来，村里的女人自己跑到镇上，把情况告诉医生和医院里的嬷嬷。医院已经人满为患，因为在上次爆炸中受伤的人都被抬到这里。士兵只好继续留在村里。女人很有怨气：男人都走了，她们的活够多的，除了强加给她们的这些伤员以外，她们还得干田里的活，还得照看牲口！让一玛利勉强睁开灼热的眼睛，看见床前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长着长长的黄鼻子，一边织毛衣一边看着他叹气：“如果我知道那个老家伙在哪里的话，可怜的孩子，他得到的照顾就是一个与我没有丝毫关系的人得到的照顾……”让一玛利听见钢针碰撞的声音，毛线球在他的压脚被前跳跃。由于高烧，他觉得毛线球似乎长着尖尖的耳朵和尾巴，于是他伸出手抚摸它。有时，农妇的儿媳会走到他身边来。她很年轻，面容娇嫩，红扑扑的，轮廓稍微有点粗，有一双棕色的、生动而清澈的眼睛。一天，她为他带来了一捧樱桃，放在他的枕边。他不能吃任何东西，但是他将樱桃贴近像火一般灼热的面颊，他心安多了，几乎有一种幸福的感觉。14科尔特一行人离开奥尔良，往波尔多方向继续他们的行程。让事情变得复杂的是，他们并不清楚自己究竟要去哪里。开始时他们朝着布列塔尼的方向，接着他们又决定去中央高原。现在，加布里埃尔宣布他要离开法国。“我们不可能活着走出去。”芙洛朗丝说。她感到的不完全是疲惫和恐惧，更是愤怒，一种内心油然而生的，令她窒息的，盲目的而疯狂的愤怒。她觉得加布里埃尔解除了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某种心照不宣的合同。对于他们这样的情况，在他们这样年纪的男女之间，爱情就是一种等价交换。她将自己交付于他，因为她希望作为交换，她从他这里能够得到一种保护，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在这之前，她的确以金钱的方式，以名誉的方式得到了这种保护。但是突然之间，她觉得他是那么脆弱，那么让人蔑视。“你能不能告诉我，我们去国外干什么？我们怎么生活？你所有的钱都在这里，因为你做了件蠢事，把钱全从伦敦弄回来了’说到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我以为英国比我们受到的威胁更大。我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国家的军队充满信心，你总不能因为这个指责我，不是吗？再说你有什么好担心的？感谢上帝，我到哪里都很出名，我想应该是这样！”他突然住口，将头靠在车门上，然后又愤怒地仰起头。“又怎么啦？”芙洛朗丝朝天翻着眼睛，嘟哝道。“这些人……”他指了指超过他们的那辆车。芙洛朗丝望了一眼这些占据他们位置的人。在奥尔良，他们的车挨在一起过了一夜，就在广场上：破车，膝头抱着孩子的女人，头上包着布条的女人，鸟笼，还有戴鸭舌帽的男人，这些都很容易辨认。“哦！不要看他们。”芙洛朗丝有点厌烦地说。他用力敲着手肘下的箱子，敲了好几次，那是一只饰有黄金和象牙的随身小箱。“像撤离这样痛苦的插曲，像大批逃难这样的事情，如果不具备一种高贵的意味，一种伟大，那就根本不值得经历！我不能接受这些商店小老板，这些看门人，这些脏兮兮的人，不能接受他们又哭又闹的样子，他们那副猪相，他们的粗俗，这让一出悲剧变得猥琐。但是，看看这些人！他们又来了。他们在冲我按喇叭，是冲着我的话来的！……”他冲司机叫到：“亨利，加点速，瞧瞧！您就不能甩掉这些贱民吗？”亨利甚至没有回答。小车往前走了三米，停了下来，陷入一团难以想象的混乱之中，周围布满了汽车、自行车和行人。再一次，加布里埃尔看到那个头上绑着布条的女人就在距离他两步之遥的地方。她的眉毛又黑又浓，牙齿很白很亮，长长的，排列紧凑，嘴唇上方的汗毛很重。布条上都是血渍，黑发贴在棉花和布条上。加布里埃尔觉得恶心，他呻吟着，转过头，但是那个女人却兀自冲他微笑，而且还要和他说话。“真是走不快呢，是吧？”她讨好地、透过摇下的车窗说，“不过我们还算幸运，走了这一边，另外一边遭受到了可怕的轰炸！卢瓦河沿岸的城堡都被炸毁了，先生……”终于，她看见了加布里埃尔呆滞、冰冷的目光。她没再说下去。“也许你不明白，我是摆脱不了这些人了？”“别看他们就是了！”“说的倒是简单！真是一场噩梦！哦！这群人是如此丑陋、粗俗，如此可怕得低贱！”图尔已经离得不远。加布里埃尔打了好一会儿哈欠：他饿了。从奥尔良开始，他几乎没有吃什么东西。他总是说，他就像拜伦一样，平日奉行节制饮食的原则，只吃蔬菜、水果，喝一点气泡水，但是每个星期，他需要吃一到两餐丰盛的、热量比较足的饭。现在他觉得自己有此需要。他一动不动，一声不吭，闭着眼睛，英俊而苍白的脸上掠过一种痛苦的表情，就像刚才他在脑子里构思书的开头时一样，他的开头总是没有水分的、纯粹的句子（他喜欢这些如同知了一般轻盈、喧闹的句子，过了开头以后他会使用一种喑哑的、充满激情的语调，他所谓的“我的小提琴声”——“让我的小提琴来吟唱。”他接着会说）。但是，今天晚上，他的思维被别的东西占据了。他强烈地想念起芙洛朗丝在奥尔良递给他的三明治来。那时候他看到这些因为天热而显得软塌塌的三明治，觉得一点胃口也没有。一些是涂了鹅肝酱的奶油圆球蛋糕，另一些是夹着黄瓜薄片和生菜叶的两片黑面包，想上去这种三明治应该不错，有一种可口的、新鲜的、酸酸的口味。科尔特又打了个哈欠，他打开柳条箱，只找到一张斑斑点点的餐巾和一瓶酸菜。“你找什么？”芙洛朗丝问。“三明治。”“没有了。”“什么？刚才还有三块呢。”“蛋黄酱都流出来了，不能吃，我给扔了。我们也许可以到图尔吃晚饭，我希望。”她补充道。图尔的市镇就在眼前，但是车流不再往前动。路口交叉处竖起了一道路障。只好等，等轮到自己接受检查。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加布里埃尔的脸色越来越苍白。现在他所梦想的不是一块三明治，而是淡淡的热汤，有一天从比亚里茨回来时在图尔吃过的那种用黄油炸的小点心（那一次他和一个女人在一起。他从比亚里茨回来。真是奇怪，他想不起那个女人的姓名和面容。留在他记忆里的，只有这种黄油小点心，在甜腻、光滑的点心里还藏着一块半月形的块菰）。接着，他又想念起肉来：一大块红色的、带血的烤牛肉，上面是贝壳状的黄油，在柔嫩的牛肉上慢慢融化，多么美味啊……是的，他需要的是这个……一块烤牛肉……一块牛排……烤牛排……迫不得已也可以换成一片羊肉，一块羊排。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这是一个清爽的、金色的夜晚，没有一丝风，也没有令人窒息的暑气，神圣的一天结束了，温馨的阴影笼罩着田野和道路，仿佛一扇翅膀……从附近的树林里散发出淡淡的草莓味道。有时，透过因为汽油和尾气而变得滞重的空气还能看见草莓。汽车走两步停一下，就这样慢慢地来到了一座桥下。女人在小河里静静地洗衣裳。在这安宁场面的烘托下，这些事情显得尤为可怕和奇怪。很远的地方，磨坊的风车依旧在转。“这里应该出产鱼。”加布里埃尔满怀值憬地说。两年前，在奥地利，在一条和这条河一般水流湍急、清澈的小河边，他曾经品尝过蓝色鳟鱼！在珠蓝色的鱼皮下，鱼肉如同小孩子的肉一般，泛着玫瑰色！还有那些蒸土豆……那么简单，那么传统的菜，放了一点新鲜的黄油和香芹末……他充满希望地望着城墙。终于，车子进了城。但是他们的脑袋才伸进城门，就看见了一群难民站在街上等。大家说那是一个施汤站，在给饥民分发食物，但是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了。一个穿着讲究的女人手里牵着个孩子，转向加布里埃尔和芙洛朗丝说：“我们在这里已经待了四个小时。”她说，“孩子在叫，真是可怕……”“真是可怕。”芙洛朗丝重复道。他们身后，那个头上包着布条的女人突然跳了出来。“没必要再等下去了。施汤站已经关门。什么也没有了。”她微微做了一个干脆的手势。“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连一小块面包皮都没有了。和我一起走的朋友分娩才三个月，她从昨天开始就什么都没吃了，而且她还得给小家伙喂奶。之后他们还会冲你说：多生孩子。孩子就是不幸，是的！他们真让我觉得好笑！”人群低声咕哝着，彼此之间传递着不幸消息：“什么吃的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他们什么都没有了。他们说‘明天再来’。还说德国人已经靠近了，说部队今天夜里就开拔。”“你们有没有到城里看过，那里也什么都没有了吗？”“想想看吧！所有的人都走了，几乎是座空城。而且有人已经开始囤积，您想得倒美！”“真是可怕。”芙洛朗丝再次呻吟道。她激动地冲着破车里的人说。那个将孩子抱在膝头的女人面色苍白得如同死人。另一个女人则阴郁地摇摇头。“这？这根本不算什么。这里的都是富人，工人才最受苦受难。”“我们怎么办？”芙洛朗丝转向加布里埃尔，做了个绝望的手势。他暗示她离开这里。他大步往前走着。月亮才升起来’，借助月亮的光辉，他们毫不费力地辨别出城里的方向，向城里走去，家家户户都是紧闭门窗，没有一盏灯，没有一个人出现在窗口。“你要知道。”他压低声音说，“这不会是真的……只要付钱，就不可能找不到吃的。相信我，总会有疯子留下来，还有些精明鬼，把食物藏在安全的地方。就是要找到这些精明鬼。”他停下脚步。“这是帕莱一勒一莫尼亚勒，是吗？瞧瞧我找到了什么。两年前我在这家餐馆吃过饭。老板应该还记得我，等着。”他拼命敲着紧锁的大门，用一种盛气凌人的声音叫道：“开门，开门，我的老朋友！是一位朋友！”奇迹真的出现了！先是脚步声，接着是钥匙在锁孔中转动的声音，最后出现了一只焦虑不安的鼻子。“瞧，您应该还认识我，是不是？我是科尔特，加布里埃尔·科尔特。我都快饿死了，我亲爱的朋友。是的是的，我知道什么吃的都没有了，可是对我……再好好找找看……您真的什么都不剩了？啊！啊！您现在想起来了？”“先生，我很抱歉，我不能让您进来。”饭店老板嘟哝道，“我会被包围的！您一直往下走到街角，在那里等着我。我会来找您的。我只希望您能够尽量舒服一点，科尔特先生，但是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是那么不幸，好好找找看……”“是的。是这样的，好好找找看……”“对了，您不会和任何人说吧？您简直不能想象今天发生的事情。疯狂的场面，我的妻子因此生了病。他们会吞掉一切东西，然后，不付钱就跑了！”“我相信您，我的老朋友。”加布里埃尔将钱塞进老板手里说。五分钟以后，芙洛朗丝和他重新往车子的方向走去，神秘地挽着一只篮子，上面盖着餐巾。“不知道里面都装了些什么。”加布里埃尔小声说，用一种冷淡却满怀憧憬的语调说，平素他对女人、对那些他想得到又还没得到的女人就用这样的语调说话，“不，我一点也不清楚……但是我想，我应该是闻到了鹅肝酱的味道……”就在这时，一个阴影从加布里埃尔和芙洛朗丝之间蹿过去，一把抢过他们手上的篮子，一拳将他们俩分开。受了惊吓的芙洛朗丝用两只手抓住脖子，叫道：“我的项链，我的项链！”但是项链一直都在，和他们带在身边的首饰盒一样都在。小偷只抢食物。她感觉自己没什么事，便跑到加布里埃尔身边，他一面用棉条擦拭着生疼的下巴和鼻子，一边重复道：“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我们处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中……”15“你不该这样做。”那个把新生儿抱在怀里的女人叹了口气说。她此时恢复了点面色。几乎散了一半架的破旧的雪铁龙还真够灵巧的，摆脱了混乱的人群，车里的人正坐在一片小树林的青苔地上休息。一轮皎洁的圆月照耀着他们，即便没有月亮，地平线那头熊熊燃烧的烈火也足以照亮这场面：到处都躺着人，这里、那里、松树下，这些一动不动的汽车，还有就是年轻女人和鸭舌帽男人身边这只打开的食物篮，篮子已经空了一半，旁边还有一瓶开了瓶的香槟。“不，你不该这样……这让我感到很尴尬，不得不这样做真是不幸。于勒！”男人又瘦又小，整张脸上只看见额头和眼睛，嘴巴很小，石貂一般的下巴，他反驳说：“要不还能怎么办？饿死？”“随他去吧，他做得对。啊！”头上绑着布条的女人说，“你要我们怎么办？那两个人根本不配活着，我跟你说！”他们都不再说话。头上绑着布条的女人以前是个佣人，嫁给了一个雷诺汽车厂的工人。战争开始时的头几个月，他还得以留在巴黎，但是二月的时候，他还是走了，现在不知在哪里打仗呢。她丈夫参加过一战，他们家的四个孩子中他年龄最大，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特权、例外、照顾，这些都属于资产阶级。在她心里，累积着一层层的仇恨，彼此相叠而不混淆：农民的仇恨，对城里人本能的厌恶；仆人的仇恨，那种厌倦了在别人家的生活，并且因此变得尖酸的仇恨；工人的仇恨，因为就在前几个月，她顶替丈夫去工厂工作，她不习惯这种男人的工作，这份工作让她练就了生硬的胳膊和灵魂。“但是你见过他们，于勒。”女人对她弟弟说，“有一点我向你保证，我没想到你能下手！”“可我看见阿丽娜都快昏过去了，而这两个混蛋却满载香槟、鹅肝而归，我就什么都不管了。”阿丽娜显得更加羞怯和温和，她试探地说：“我们也许可以问他们要一小块，你不认为吗，赫尔坦丝？”她丈夫和大姑子都惊呼起来：“你想什么呢！啊！不，这是因为你不了解这些人！他们会看着我们死，看着我们比狗都死得难看。你真是想好事！我了解他们，我。”赫尔坦丝说，“这些人是最坏的。那个男的，我曾经在那个庸俗可笑的老女人巴拉尔·杜热伯爵夫人家见过，他写书和剧本。一个神经病，他的司机说的，还说他像他的脚丫子一样蠢。”赫尔坦丝一边说一边把剩下来的食物整理好。她那双红红的、粗壮的手做起事来却是出人意料得灵巧轻盈。接着，她抱过要儿，解开襁褓。“可怜的卷心菜，多糟糕的旅程啊！啊！他很早就开始了解生活了，这个小东西！也许这样更好。我经常在想，在艰苦中长大并不是件坏事情：知道如何用双手创造生活，有些人就不能说这话！你还记得吗，于勒，妈妈死的时候，我十三岁还不到。我一天到晚得去洗衣服，冬天，破冰舀水，背上背着一包包衣服……我用满是裂口的手捂着脸哭。但是同时，它教会了我应对困难，教会了我无所畏惧。”“这是当然，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被难住。”阿丽娜欣赏地说。给婴儿换好尿布，擦干、洗好身子后，阿丽娜解开上衣，将婴儿贴近胸口，其他两个人微笑地看着。“至少他还是有东西吃的，我可怜的小东西，快点吃吧！”香槟上头了，他们感觉到一种轻微的、混乱的醉意。他们带着深深的麻木望着远方的火焰。他们不时忘记自己为什么会在这个奇怪的地方，为什么会离开自己里昂火车站附近的那间小公寓，为什么会上路，会在枫丹白露树林里跑来跑去，会抢劫科尔特。一切都变得模模糊糊，不甚明了，就像一场梦。鸟笼挂在一根低矮的树枝上。出发的时候，赫尔坦丝还没忘记为鸟儿带上一包稻谷。她从口袋里面挖出几块糖，扔进热腾腾的咖啡里。暖水杯没有在意外事件里受到损伤。她啧啧作响地喝着咖啡，噘起两片又厚又大的嘴唇，一只手挡在宽阔的胸前，防止咖啡滴下来。突然间，人们都在说：“德军今天早上已经进了巴黎。”赫尔坦丝放下还有一半没喝的杯子，她那张肥嘟嘟的脸更红了。她低下头开始哭。“我这里有点……这里有点，这里。”她指着心脏的地方说。她流下了滚烫的泪水，她很少流泪，这是一个很少同情自己也很少同情别人的硬心肠女人的泪水。一种愤怒、悲伤和羞愧的感情占据了她的心，那么强烈，以至于她感觉到了一种肉体的疼痛，心脏附近阵阵尖锐的刺痛。她终于说：“你知道，我爱我的丈夫……可怜的路易，我们只有两个人，他辛勤工作，不喝酒，不往外跑，而且我们相爱，我只有他，但是人们却告诉我：你再也看不到他了，他在他该死的时候死了，而我们凯旋而归……唉！我更喜欢这样，啊！我向你保证，这不是开玩笑，我更喜欢这样！”“啊！那是当然。”阿丽娜说，她想找到更为有力的表达，但是没有找到，“当然我们会感到厌烦。”于勒没有说话，他想起自己那只接近于麻痹的胳膊，正是因为这胳膊，他得以逃脱战争时期的兵役。他自言自语道：“我的运气真好！”可同时，又有一种令他感到困惑的东西，他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接近悔恨吧。“行了，事情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我们无能为力。”他对两个表情黯然的女人说。他们又重新开始谈论科尔特。想起刚才就在这里吃的晚餐，他们感到非常满意。终于，他们在对科尔特做出判断时没那么激烈了。赫尔坦丝在巴拉尔·杜热伯爵夫人家见过作家，院士，甚至有一天，诺阿耶伯爵夫人还对她们谈论过她所知道的作家院士们的逸闻趣事，笑得她们眼泪都掉下来了。“他们不是坏。他们只是不懂得生活。”阿丽娜说。16佩里冈一家在城里没有找到位置，不过，在旁边的小镇上，就在教堂的对面，他们在两位老小姐家找到一间很大的空房。孩子们和衣睡下，他们已经疲倦得难以支撑，雅克琳娜用颤抖的声音要求一定要把猫篮放在她身边，她总是觉得猫会跑掉，再也找不回来，觉得猫会饿死在这路上。她的手从篮子的竹条间伸进去，对于小猫来说，篮子的竹条仿佛一扇小窗，它在这扇小窗里面瞪着它那绿色的、警觉的眼睛，长长的胡子因为愤怒竖了起来，可只有它比较安静。艾玛努埃尔被这陌生的房间吓坏了，看着两个老小姐像受惊的冒失鬼一般不停地跑来跑去，她们一边跑一边嘟哝着：“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事情……真是令人同情……可怜的不幸的人啊，他们是无辜的……可怜的、温和的耶稣……”贝尔纳仰天躺着，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看着他们，一副痴呆相，嘴里吮吸着一块糖，这块糖他藏在口袋里三天了，天气太热，融化的糖和口袋里的一段铅笔芯、一张盖销邮票以及一小段绳子粘在一起。房间里的另外一张床上躺着老佩里冈先生。佩里冈夫人、于贝尔和其他仆人就在饭厅的椅子上过的夜。从开着的窗户望出去，可以看见月光照耀下的一个小花园。璀璨而宁静的月光流淌在花园小路银色的鹅卵石和一串串散发着清香的白色丁香上，一只猫轻盈地走过。饭厅里，聚集着难民和镇上的居民，他们在一起收听法国广播电台。女人在哭。男人一声不吭，纷纷低下头。他们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绝望，而是拒绝理解所发生的事情，这是一种被魇住了的感觉，仿佛是在梦中，沉沉睡意就要消散、天就要放亮、已经感觉到天光、一切都在向着光明而去、梦里人在想：“这是噩梦，我就要醒了”的时刻。男人一动不动，每个人都掉转头，回避着别人的目光。于贝尔关掉广播，男人一言不发地走了。房间里只剩下一群女人。她们低声交谈着，感叹着：为祖国的不幸而哭泣，透过还在前线作战的丈夫、儿子那熟悉的轮廓，她们看到了这不幸的存在。她们的痛苦比男人的痛苦更加直接、更加单纯、同时也具有更加具有需要交谈的意味。通过指责、感叹，她们可以松一口气：“这样……费了这么大劲真是值得！到了这个程度……这还不算不幸……我们遭到了背叛，夫人，我跟您说……我们被出卖了，现在是穷人最倒霉……”于贝尔听她们絮絮叨叨，握紧了拳头，愤怒在心中燃烧。他在这里干什么？一堆多嘴多舌的人，他想。啊！只要他再大上两岁！在这之前，他还稚嫩、还肤浅、还显得比他实际年龄小，但是突然之间，一种成熟男人的激情和痛苦在他心中苏醒了：对祖国的担忧，想要牺牲的炽热欲望，羞愧、痛苦和愤怒。不管怎么说，这是平生第一次，如此沉重的命运安排在呼唤着他的责任心，他想。不能仅仅因为背叛而哭泣和叫喊，他已经是个男人了；他还没有到上前线作战的法定年龄，但是他知道自己比起上前线的那些三十五岁、四十岁的老东西来说，更为强壮，更耐疲劳，更加灵巧，也更加精明，而且他是自由的，他可不受家庭和爱情的羁绊！“哦！我要走。”他低声道，“我要走！”他冲向母亲，握住她的手，拽住她：“妈妈，给我食物和我放在您随身小箱里的红毛衣，还有……请亲吻我。我要走了。”他说。他说不下去了。热泪流过他的面颊。他母亲看了他一眼，明白了他的意图。“瞧，我的孩子，你疯了。”“妈妈，我要走。我不能留在这里……如果我必须留在这里，就这样，无能为力，抱着双臂，而……我会死的我肯定会自杀的。您不明白，德国人就要来了，他们会招募、强迫所有的壮小伙为他们打仗。我不愿意！让我走吧。”他不知不觉提高了声音，现在简直是在叫，他无法控制地叫着。他被一群瑟瑟发抖、吓坏了的老女人围住了。有一个小伙子，看上去和他差不多大，是这里一个地主的侄子，红红的脸，金色的卷发，长着一双单纯的蓝色大眼睛，他加入了于贝尔的阵营，用轻微的南方口音（他的父母是政府官员——他出生于塔拉斯贡）重复道：“当然得走，而且今天夜里就走！瞧，就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在圣女树林里就有部队……我们只要骑上自行车，溜过去就……”“勒内。”他的姑妈姨妈都围了过来，扯住他，“勒内，我的孩子，想想你妈妈！”“让我走，我的姑妈，这不是女人的事情。”他一边回答一边推开她们，可爱的脸兴高采烈的。他为自己能说出这样精彩的话而骄傲。他看了一眼泪痕已干的于贝尔，于贝尔站在窗前，面色阴沉，态度坚决。他靠上去，在他耳边轻轻说：“我们走？”“我们走，一定要走。”于贝尔用非常低的声音回答道。他想了一下，又补充说：“夜里十二点，我们在镇上的出口处等。”他们彼此偷偷地握了握手。他们周围，所有的女人都在劝说他们，恳请他们放弃计划，为未来保存如此珍贵的生命，可怜可怜他们的父母。就在这时，楼上传来了雅克琳娜的尖叫。“妈妈，妈妈，快来啊，阿尔贝跑了！”“阿尔贝，您的第二个儿子？啊，上帝啊！”两个老小姐惊呼道。“不不，是小猫阿尔贝。”佩里冈夫人觉得自己都要疯了。然而，深沉而喑哑的声音撼动着空气。远处传来隆隆的炮声，周围到处都是危险！佩里冈夫人跌坐在椅子上：“于贝尔，听好了！你父亲不在的时候，由我掌管一切！你还是个孩子，只有十七岁，你的责任是为未来保存好你自己……”“为了下一次战争？”“为了下一次战争。”佩里冈夫人机械地重复说。“而在此期间，你惟一可做的就是闭上嘴，服从我i你不许走！如果你还有点良心，像这样残忍、这样愚蠢的念头，你根本连想都想不到！你是不是觉得我还不够不幸，也许？你还不明白吗，一切都完了？德国人马上就到，你跑不出一百米就会被他们逮住，杀掉？你给我住嘴！我根本不想和你说话，你真的要出去，就踩着我的尸体出去好了！”“妈妈，妈妈。”可是雅克琳娜还在那里叫，“我要阿尔贝！去给我把阿尔贝找回来。德国人会把它带走的！它会被炸死，被抢走，它会迷路的！阿尔贝！阿尔贝！阿尔贝！”“雅克琳娜，闭嘴，你会吵醒哥哥弟弟的！”所有的女人都在叫。于贝尔颤抖着双唇，离开这群混乱的、做着各种各样姿势的、头发乱蓬蓬的老女人。她们怎么就不明白？生活是莎士比亚式的，是令人激赏的，是悲剧性的，她们却将生活贬低为一种快乐。世界正在坍塌，成了一堆废墟残瓦，而她们丝毫未变。这群低等的生物，她们没有一丝英雄主义，没有一丝成就伟大之心，没有信仰，没有牺牲精神。她们只知道将自己所能接触到的一切，将自己范围内的一切变得渺小。哦！上帝，看看一个男人，握住一个男人的手！甚至爸爸也行，他想，但尤其是亲爱的、善良的、伟大的菲利普。他那么需要菲利普在身边，以至于泪水再次涌上眼眶。接连不断的炮声让他备感焦虑，他十分激动，身体一阵阵发颤，他像一匹受了惊的马，猛然把头转向右边，然后又转到左边。但是他不是害怕。不，不是的！他不害怕！他迎接死神的到来，甚至能够抚摸死神。为了这已经失败的事业，死神将如此美丽。这总比像一次大战那样滞留在壕沟里强。如今，我们在开阔的天空下作战，在六月美丽的太阳下，或是在这璀璨的月光下。他母亲已经上楼，去雅克琳娜身边了，但是她采取了措施：他想去花园时，发现门已经锁上。他拼命地敲啊，摇啊。房子的主人也已回到自己的房间，她们抗议道：“不要动大门，先生！很晚了。我们很疲倦，我们困了。请让我们睡觉。”她们当中的一个补充道：“您快去睡吧，我的小朋友。”他愤怒地耸耸肩膀。“她的小朋友……这个老菜皮！”他母亲回到了餐厅。“雅克琳娜太紧张了，神经出了点问题。”她说，“幸亏我的包里有一瓶桔子味花露水。别咬指甲！于贝尔，你真是让我恼火。好了，躺在这张椅子上睡觉。”“我不困。”“我不管，睡觉。”她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而且非常不耐烦，就像在对艾玛努埃尔说话。带着充满反抗之情的一颗心，他一屁股坐在老的印花扶手椅里，椅子在他的重压之下吱嘎作响。佩里冈夫人翻了翻眼睛。“你真是够笨拙的，我可怜的孩子！你把椅子都要弄坏了！安静地待在那里。”“好的，妈妈。”他顺从地说。“你有没有记着把车子上的雨衣拿下来？”“没有，妈妈。”“你什么都想不到！”“可是我不需要。天气很好。”“明天可能会下雨。”她从包里拿出毛线。毛线针丁丁当当地响着。于贝尔小的时候，他上钢琴课，她就这样坐在他身边打毛线。他闭上眼睛假装睡着。过了一会儿，她也睡着了。于是他从打开的窗户跳了出去，跑到停自行车的小棚子那里，将栅栏门打开一小条缝，溜了出去。现在，一切都在沉睡之中。炮声也听不见了。屋顶上的猫在哭叫。在难民们用来停车的一条大道间，矗立着一座教堂，大玻璃窗在月光下闪耀着蓝色，美得令人赞叹。没有在居民家找到安身之处的人睡在车里或草地上。即便在睡梦中，他们苍白的脸上仍然保留着害怕和恐惧的痕迹。但是，他们睡得如此深沉，看来不到白天，任何东西也惊醒不了他们。这一点非常明显，他们可以在不知不觉中从熟睡步入死亡。于贝尔从他们之间穿过，怜悯而又惊讶地望着他们。他一点也不觉得疲倦。超乎寻常的激动支撑着他，推动着他。他不无悲伤与悔恨地想起了被他抛在一边的家庭。但正是这悲伤与悔恨让他尤为激动。他并非一无所有地投入这冒险，他为祖国所牺牲的不仅是他自己的生命，还有所有亲人的生命。他仿佛一个年轻的神，背负着现在，前进在自己的道路上。至少他是这么看待自己的。他出了村子，来到一棵樱桃树下，趴在樱桃树的树枝下。一种温馨的激情让他的心突突直跳：他想到了即将与他分享光荣与危险的新同志。他几乎不认识他，这个金发的小伙子，但是他对他怀有一种强烈的、难以言表的柔情。他曾经听说过，在北方，一支德军部队踩着在战斗中倒下的同伴的尸体过桥，他们一边过桥一边唱：“我有一个同志……”他理解这种感情，这种纯粹_的爱，这种几乎称得上野蛮的感情。下意识里，他想找人替代菲利普，他那么爱菲利普，但是菲利普带着一种无与伦比的温情摆脱了他，一种太过严厉、太神圣的柔情，于贝尔想，菲利普所表现出来的不是别的，就是基督的那种爱，那种激情。于贝尔这两年真的感到非常孤独，就像故意安排好似的，他的同窗不是粗人就是贵族。而且他自己几乎都不知道，他对肉体之美也非常敏感，勒内就有一张天使的面孔。是的。他在等他。每听到一点声响，他都不自禁地颤抖，抬起头来。十二点差五分。一匹马经过，上面没有骑手。不时地会出现这样一些奇怪的场面，让人想起灾难和战争，但是剩下的时候，一切都是那么安静。他摘下一根长疯了的草，放进嘴里嚼着，接着他翻了翻自己的口袋，看看里面都有些什么东西：一块面包皮，一个苹果，几个榛子，一点已经揉碎的香料蜜糖面包，一把小刀，一团绳子，还有他的红色小记事簿。在第一页，他写道：“如果我死了，请通知我的父亲，巴黎德莱塞大街18号的佩里冈 先生，或者我的母亲……”他又添上了尼姆的地址。他想起他还没做晚上的祈祷呢。他跪在草丛间，专门为家里人念了一遍信经。他深深叹口气，站起身来。他觉得自己在对待他人与上帝时应该说是无可指责的。就在他祈祷的时候敲响了夜里十二点的钟声。现在得准备出发。月亮照着那条路。可是他没看见任何东西。他又耐心地等了半个小时，然后便有些急了。他将自行车放倒在沟里，迎着勒内所在的村庄走去，但是他找不到。转了半个圈后，他又回到樱桃树下，继续等，翻了他的第二个口袋：几根揉皱的香烟，钱。他点了根烟，没觉出有什么好抽的。他还不习惯烟草的味道。他的双手神经质地颤抖着。他掐下几朵花，接着扔掉。一个小时过去了，也许勒内……不，不，……他应该不会食言的，因此……他也许是被姑妈姨妈什么的留住了，关起来了，但是他，于贝尔，母亲的措施不是没能阻止他逃走吗？他母亲。她应该还在睡着，她很快就会醒的，然后呢，她会怎么办？人们会到处找他。他不应该留在这里，这里离镇上那么近。但是如果勒内来了呢？……他会等他一个晚上，直到太阳升起再走。当朝阳的光芒洒满道路时，于贝尔终于离开了那里。他来到丘陵上的圣女树林。他小心翼翼地爬上去，手里推着自行车，心里正在准备待会儿见到士兵时的演讲。他听见有人讲话，还有笑声，马的嘶叫声。有人在叫。于贝尔停住了，几乎不能呼吸：是德语。他迅速躲在一棵树后，看见就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出现了那种灰绿色的军服，他丢掉自行车，兔子般撒腿就跑。接着，他回到了国家公路上，掉进了难民的汽车阵中。汽车发疯般地向前开，真是疯了一般的速度。他看见一辆汽车（一辆灰色的鱼雷型敞篷汽车）将一辆小卡车撞翻在沟里，而司机甚至没有减速便一溜烟跑了。他越是向前走，发现这车流的速度越快，就像在一部失常的影片里一样，他想。他看见一辆装满士兵的卡车。他做着绝望的手势。卡车没有停下，不过车上有人伸出手。将他拽上去，拽到大炮和防雨布箱间，大炮还伪装着树叶呢。“我想要告诉你们。”于贝尔气喘吁吁地说，“就在这附近的小树林里，我看见了德国人。”“他们无处不在，我的小伙子。”士兵回答道。“我能和你们一起走吗？”于贝尔羞涩地问道，“我想要（因为太激动，他都没法儿连贯地说下去），我想要投入战斗。”士兵看了他一眼，什么也没说。看上去，无论什么样的话，无论什么样的场面都不能令这些人感动或震惊。一路上，于贝尔得知他们还收留了一个怀孕女人，一个在爆炸中受伤的、被扔掉或者自己迷了路的小孩，一只被炸断了脚的小狗。他还了解到我方想要尽量拖延敌人过河——如果可能的话。“我再也不离开他们了。”于贝尔想，“现在好了，我已经参与到战争中来了。”越来越庞大的难民队伍围住卡车，挡住卡车的路。有时，士兵根本无法前进。他们抱着胳膊，等人们让出路来，让他们经过。于贝尔坐在卡车后面，双脚吊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混乱喧杂的思绪和感情令他激动不已，但是在他心中，最为强烈的是对整个人类的蔑视。这种感情几乎是一种物质性的。好几个月前，平生第一次，同学让他喝了酒——劣质红酒残留在嘴巴里的那种胆汁与烟灰的可怕味道，此时他仿佛又体味到了。他小的时候是个乖孩子！世界在他的眼里单纯而美丽，人人都值得尊敬。人……一群懦弱、野蛮的动物。那个煽动他逃跑，此时却躲在羽毛被子里享受美好生活的勒内，而法国正面临着重重危机……这些拒绝给难民提供一杯水，一张床的人，这些将鸡蛋卖到天价的人，这些在汽车里塞满了行李、包裹、食物、甚至家具，却对从巴黎一路步行过来、疲倦得要死的女人和孩子说“您不能上来……您没看见没有位置了吗”的人。还有这些浅黄色皮箱，这些坐在一卡车军官中间、画得五颜六色的女人，如此自私自利，如此怯懦，如此残忍而徒劳的冷酷，这一切令他的心揪紧了。最为可怕的是，对于牺牲、英雄主义以及某些人身上所具有的善良，他做不到无动于衷。比如说，菲利普就几乎是个圣人，还有这些没的吃没的喝（军需处的军官一早就走了，他没能按时回来）却要为绝望的事业而战斗的士兵，他们都是英雄。人类中存在着勇气、忘我和爱，但是这本身就很可怕：善良的人背负着事先注定的命运，菲利普曾经用自己的方式解释过这一点。他在说话的时候，似乎光彩照人，激情涌动，浑身发烫，好像被纯净的炭火笼罩着，但是于贝尔经历过宗教危机，菲利普离他远了。外面这个失去和谐、丑陋的世界是用地狱的色彩绘制的，地狱，耶稣永远也不会降临的地狱，“因为他们活该被砸得粉碎。”于贝尔想。敌人向卡车进行扫射。死神在上空盘旋，突然之间，在苍穹上排开了一列飞翼，钢嘴向这条沿着公路蜿蜒的、蠕动的黑色之线投掷下炸弹。所有的人都趴在地上，女人趴在孩子身上，想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他们。等火熄灭的时候，人群中出现了几道深沟，仿佛经过暴风雨的麦穗或是被击倒的树所形成的那深而窄的沟。只安静了一会儿，人群中便响起了呻吟声、呼唤声，此起彼伏，任何人都听不见的呻吟声和徒然的呼唤声……人们重新上了停在路边的汽车，再度出发，但是一些车就这样被抛下了，车门还开着，车顶上还系着行李，有时，由于司机逃命心切，想躲开袭击却出了事故，一只轮胎就在沟里躺着。不过，这司机也许再也回不来了。车里，在被遗忘的包裹间，有时能发现一条拖着皮带的狗在狂吠，或是一只猫被关在篮子里喵呜喵呜地狂叫。17加布里埃尔·科尔特的某些反应不像是他这个年龄的人所应该有的：别人伤害他的时候，他首先是抱怨，然后才是自卫。此时他拖着芙洛朗丝，匆匆忙忙地在帕莱一勒一莫尼亚勒找市长，找宪兵，找议员，找署长，总之，找任何一个权力机构的代表偿还他失去的晚餐。但是真是奇怪啊……街上没有人，屋子里也都静悄悄的。在一个十字路口，他撞到一群似乎毫无目的地在闲逛的女人，那些女人回答了他的问题：“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是这里的人。我们和您一样是难民。”其中的一个补充道。六月柔和的风将一阵淡淡的烟味送到他们面前。过了一会儿，他们想起了自己的车子，车子在哪里呢。芙洛朗丝认为车子应该在火车站附近。加布里埃尔想起那附近应该有座可以作为标记的桥；安宁的、美轮美奂的月光照耀着他们，但是这座古老的小城里，似乎所有的街道都是一样的。到处都是鸽子，古老的界标，街道旁微微倾斜的阳台，黑色的胡同。“舞台剧的拙劣背景。”科尔特呻吟道。气味本身也像是剧院的，寡淡、满是灰尘，远远的还有股厕所的臭味。天很热，汗水顺着科尔特的额头流下来。他听见身后芙洛朗丝在叫他：“等等我！停下来，胆小鬼，混蛋！你在哪里，加布里埃尔？你在哪里？我看不到你，加布里埃尔，你这只猪！”她的叫喊在古老的墙间回荡，声音像子弹一样地反弹回来，到处都可以听见这回音：“猪，老混蛋，胆小鬼！”她终于在火车站附近追上了他。她向他扑来，打他，扇他，啐他，而他则用尖声的叫喊进行防卫。真是难以想象，加布里埃尔·科尔特平素一贯低沉、疲倦的声音竟然包含如此具有震颤力、如此尖锐、如此女性化、如此野蛮的音符。饥饿、害怕、疲倦令他们丧失了理智。一眼之间，他们看见了空荡荡的广场大道，立刻明白上面已经下命令疏散了。其他的人都已走上了那座月光下的桥。只有几个精疲力竭的士兵席地而坐，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坐在人行道上。其中一个非常年轻，面色苍白，戴着_副大眼镜的小伙子站起身来，过来分开了芙洛朗丝和科尔特。“行了，先生……瞧，夫人，你们不感到羞愧吗？”“但是我们的车哪里去了？”科尔特叫道。“都走了，上面的命令。”“谁下的命令？为什么？可是我们的行李！我的手稿！我是加布里埃尔·科尔特！”“我的上帝，您会找到的，您的手稿！我可以告诉您，别人失去的可比您要多！”“没有教养的人！”“的确如此，先生，但是……”“谁下了这个愚蠢的命令？”“这个，先生……我必须向您承认，我们得到很多并不比这个高明的命令。您会找到您的汽车和您的手稿，我可以肯定。不过在找到它们之前您不能留在这里。德国人一时半会几就要进来了。我们奉命炸毁火车站。”“我们上哪里去？”芙洛朗丝呻吟道。“回到城里去。”“可是我们住在哪里？”“地方可不缺。所有的人都逃走了。”一个士兵走近他们说，他站在离科尔特几步远的地方。一轮明月默默地洒下蓝色的光辉。站在科尔特身边的男人长着一张严厉的，厚嘟嘟的脸：在他丰厚的面颊上有两道竖褶子。他搭上加布里埃尔的肩膀，似乎还没怎么用力，就让他转了一圈。“快走吧，快点！我们不想再看到你们了，明白吗？”加布里埃尔有一瞬的冲动，想要扑向那个士兵，但是肩膀上的那只手如此坚硬有力，在它的重压之下，加布里埃尔弯下了身子，后退了两步。“我们自星期一开始就在路上了……我们饿了……”“我们饿了。”芙洛朗丝像回声一般地叹道。“等到早上。如果我们还在，你们会有汤喝。”戴着大眼镜的士兵仍然用他那温和而疲惫的声音重复道：“你们不能待在这里，先生……好了，走吧。”他拽住科尔特，轻轻地推了他一下，就像把客厅里的孩子赶出去睡觉时那样。他们再次穿越广场，只是现在他们肩并肩地走着，拖着疲倦的脚步；他们的愤怒烟消云散，支撑着他们的那股子蛮劲儿也随之烟消云散。他们实在是没劲儿了，都没有气力再找一家饭店。他们敲门，可是门都紧闭不开。最终他们麻木地跌坐在教堂边的一张板凳上。芙洛朗丝作了个痛苦的表情，将鞋子脱掉。夜晚过去了。什么也没有发生。火车站一直还在广场上。有时能够听到从附近的街道上传来士兵的脚步声。有一两次，几个人从板凳前经过，他们甚至都没有看一眼芙洛朗丝和科尔特，这两个人在黑暗里蜷作一团，两颗沉重的脑袋靠在一起。一股变质的肉味飘过来：镇上的屠宰场遭到了轰炸。他们昏昏沉沉地睡着了。等他们醒过来的时候，他们看见士兵拿着饭盒从眼前经过。芙洛朗丝发出了觊觎的叫声，声音虽然柔弱，不过他们也听见了，士兵给了她一碗汤和一块面包。光明重现，加布里埃尔也找回了一点做人的尊严：他没敢和情人争这一口汤和面包！芙洛朗丝慢慢地喝着。然而她停了下来，转向加布里埃尔。“把剩下的吃了。”她对情人说。他还反抗道：“不，你自己也就这点点吃的！”她将盛满滚烫液体的铝杯递给他，汤散发出白菜的味道。他用颤抖的双手抓住杯子，将嘴巴凑到杯子边缘，大口地喝着，几乎都没有停下喘口气，喝完了之后，他幸福地叹了口气。“现在好些了吗？”士兵问道。他们认出来，这正是昨夜将他们从广场上赶走的那个士兵，不过，清晨的阳光让这位野蛮队长的轮廓变得柔和了些。加布里埃尔想起自己口袋里还有几根烟，他将烟递给队长。两个男人静静地抽了会烟，没说话，而芙洛朗丝在一边穿鞋，但鞋子穿不上了。“如果我是你们。”士兵终于开口说，“我就赶快逃命，因为德国人肯定会来的。他们现在还没到已经够让人吃惊的了。但是他们不用着急。”他苦涩地补充道，“现在这太容易了，一直到拜约那……”“您认为全完了吗？”芙洛朗丝羞怯地问。士兵没有回答，突然离开他们。他们蹒跚地向前走去，往城里小镇的方向。这座到目前为止似乎一直空无一人的小城突然间三三两两地蹦出了许多带着行李的难民。到处都是，彼此挨着，就像暴风雨之后彼此找寻、重逢的迷途羔羊。他们走向士兵把守的桥，士兵让他们过去。科尔特和荚洛朗丝此时便在桥上。他们头上是闪闪发光的蓝天，没有一丝云彩，没有一架飞机。脚下流淌着美丽的、波光粼粼的河水。桥的对面是通向南方的公路，还有一座小树林，树的年份不是很长，长着嫩绿色的叶子。突然，树林似乎在动，迎着他们的方向前进。伪装好的德国卡车和大炮向他们驶来。科尔特看见前面的人举起胳膊往回跑。就在这时，法国军队也开了火，德国的机枪在回应。在两股火力之间，难民朝各个方向鼠窜，剩下的就在原地转圈，似乎疯了：一个女人跨过护栏，跳进河里。芙洛朗丝抓住科尔特的胳膊，指甲深深嵌在他的肉里，吼道：“我们回去，来！”“可是桥就要被炸毁了。”科尔特叫道。他抓住她，拖着她往前去，突然间他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非常奇怪的念头，炽热、尖锐，就像一道闪电，他觉得他们是在跑向死亡。他将她拽到身边，用力护住她的脑袋，将她藏在自己的外套底下，就像处死某人前绑上他的眼睛一样，他蹒跚着，气喘吁吁地，几乎半抱着她走了几米，来到河对岸。尽管心仿佛一日钟一样突突地跳着，他并非真害怕。他怀着某种模模糊糊的炽热愿望，想要救芙洛朗丝的性命。他有信心，一种无形的信心，仿佛有一只庇护之手向他伸过来，伸过来，他是那么脆弱，那么悲惨，那么小，以至于很可能被命运之神忽略，就像无能抗争风暴的一根麦秸。他们穿过桥，紧挨着德国人往前跑，穿越枪林弹雨，穿过德国人灰绿色的军服。公路没有关闭，死亡被他们甩在身后，突然之间他们发现——是的，他们没有弄错，他们都认出来了——那里，在一条森林小路的人口处，停着他们的车子，忠实的仆人在等他们。芙洛朗丝禁不住呻吟道：“朱丽叶，谢天谢地。朱丽叶！”司机和贴身女仆的声音传到科尔特的耳朵里，就像那种在昏迷状态里时隐时现的嘶哑而奇怪的声音。芙洛朗丝哭了。过了一会儿，在半信半疑、半清醒之中，科尔特才好不容易慢慢明白过来，他的车子回来了，他的手稿回来了，他的命回来了，而他，已经不再是个平庸的、痛苦的、饥饿的、既勇敢又怯懦的男人，而是一个上帝特别眷顾的，摆脱了所有恶的生物——加布里埃尔·科尔特！！！18于贝尔终于和路上遇见的人一起抵达阿里埃河沿岸。他们到达时是六月十七日星期一的中午，支援者加入了士兵的行列——游击队，塞内加尔人，还有军人，队伍溃败，重新组建不成，怀着绝望的勇气加入每一场抵抗战役的军人，当然，剩下来就是像于贝尔·佩里冈这样离开家庭或是半夜出走，要“加入队伍”的淘气鬼。这些话从一个村庄传到另一个村庄，从一座农场传到另一个农场，“我们就要加入队伍，避开德国人，在卢瓦河后面重新整合”，一张张十六岁的嘴巴在重复。这些孩子背上背着小包（含泪的母亲匆匆忙忙将前天晚上吃剩的点心与毛衣衬衫裹在一起）；他们都有着红扑扑、胖嘟嘟的脸蛋，沾满墨水的手指和喑哑的声音。其中三个孩子是父亲一块儿陪着来的，他们的父亲都是一次大战的老兵，因为年龄、伤口或是家庭原因，自九月宣战以来，总算一直远离战火。大队指挥部设在平交道口附近的一座石桥下。于贝尔数了一下，铁道和河岸上大约有两百人。由于毫无经验，在他看来，面对敌人的这支队伍已经足够强大了。他看见排放在石桥上的数吨麦宁奈特炸药，他不知道的仅仅是他们已经找到了用来引爆的比克福特导爆线。士兵们一声不吭地工作，再不就是席地而卧。自昨晚以来他们什么都没吃。将近傍晚，开始分发瓶装啤酒。于贝尔不饿，但是这金黄色、带着苦味和泡沫慢慢退去的液体给了他一种幸福的感觉。他需要凭借它来得到勇气。的确，似乎没有人需要他。他从一个人身边跑到另一个人身边，羞涩地为他们提供服务，可是没有人对他做出任何反应，甚至没有人看他一眼。他看见两个士兵拖着稻草和木柴向桥那边走去，另一个推着沥青桶打他面前经过。于贝尔抓住了一大捆木柴，可是他太笨拙了，松枝弄伤了他的手，他发出小小的呻吟。过了一会儿，估摸着应该没有人听见，他正暗自羞愧难当，好不容易将木柴扔在桥前，此时听见一个男人冲着他叫：“你在那干什么呢？没看见你多碍事吗？嗯？”于贝尔受到伤害，走远了。他一动不动地站在圣一布尔桑公路上，面对着阿里埃河，他看着那些人正在完成在他看来根本不可理解的事情：将浇了沥青的稻草和木柴堆放在桥上，旁边就是装了五十升汽油的油桶；他们希望凭借这道堤坝阻挡敌人军队，而一门七十五毫米口径的大炮正准备随时引爆麦宁奈特炸药。接下来的一天都是如此，晚上和第二天早晨他们也都在忙这个。时间就像高烧一样，似乎没有尽头似的，非常奇怪，非常不和谐。一直没的吃没的喝。年轻的农民不再像以前那样水灵灵的，因为饥饿，他们脸色苍白，再加上尘土满面，头发蓬乱，双眼灼灼，他们一下子就老了，成熟了，显现出一种固执、痛苦和生硬的表情。河对岸出现第一批德国人时是下午两点。是今天早晨跨越帕莱一勒一莫尼亚勒的摩托纵队。于贝尔张大了嘴巴看着他们顺着桥迅速前进，速度之快令人难以置信，仿佛一道蛮横的军人之电闪现在安宁的乡村之上。这一切只持续了一瞬：炮弹引爆了数吨的炸药，形成一道屏障。桥、军车和人的碎片在空中横飞，接着又落在阿里埃河中。于贝尔看见士兵在他面前奔跑。“太好了！我们发起了进攻。”他想，他的皮肤一下子变得冰凉，喉咙发紧，就像小的时候听见大街上响起军乐时那样。他往前冲去，撞在已经开始燃烧的稻草和柴堆上。沥青的黑烟进了他的嘴巴和鼻孔。在这面保护性的幕帘后，机枪齐鸣，阻止德国坦克的进攻。于贝尔被沥青呛得咳嗽流涕，往后退了几步。他很绝望。他没有武器，无能为力。人们在战斗，但他只能抄着双手，不能动，没有用。不过，想到周围的人也只能是忍受着敌人的炮火无法回应，他感到了些许的安慰。他还以为，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出于战术的考虑，直到他终于明白，他们根本没有弹药。然而，他对自己说，既然让我们留在这里，这本身就说明人们需要我们在这里，说明我们是有用的，说明人们都知道，我们在保护法国主力部队。他在每一个时刻期盼着，希望看见精神饱满的队伍出现在圣一布尔桑的道路上，一边向他们冲来一边叫道：“我们来了，孩子们，别担心！让我们来对付他们！”或是其他什么战争的豪言壮语。但是没有。他看见身边有个人满头是血，像喝醉了酒似的踉跄了几步，最终倒在壕沟里，坐在树枝之间，姿势非常奇怪，非常不合适，下巴垂在胸前，双腿弯在身子下面。他听见一个军官愤怒地感叹：“没有医生，没有护士，没有救护车！你们要我怎么办？”有人回答他说：“征税处花园还有个伤员。”“可是你们要我去那里干什么，上帝啊？”军官重复道，“就让他在那里待着吧。”炮弹点燃了城市半边天。在六月灿烂的天光下，火焰有一种玫瑰色的、透明的色彩，形成一缕缕烟柱升上天空，在阳光的照耀下，硫磺和硝烟划出一道道金色的痕迹。“小伙子们都跑了。”一个士兵指着放弃钢桥的机枪手对于贝尔说。“为什么？”于贝尔沮丧地叫道，“这是溃败！我参与了一场最大的溃败，比滑铁卢还要糟糕。我们全都迷失了，我再也看不到妈妈，看不到亲人。我要死了。”他觉得自己迷了路，对什么都失去了兴趣，处在一种疲倦而绝望的可怕状态中。他没有听见撤退的命令。看见人们在枪林弹雨中奔跑，他也冲了出去，翻过花园的栅栏，花园里还有一辆混乱中留下的婴儿车。然而战斗还没有结束。人们还在抵抗，没有坦克，没有大炮，没有弹药，就在这几平方米的范围内，在这桥头，胜利的德国人从四面八方涌进法国。于贝尔突然爆发出一种绝望的勇气，像疯了一样。他想，他这是在逃跑，而他的责任应该是冲向战火，冲向这不断在耳边响起的由手枪机枪组成的德国人的枪林弹雨，和德国人一起死。冒着每一秒钟都可能失去生命的危险，他再一次穿越小花园，花园中散落的玩具全被他踩扁了。这家的人上哪里去了？他们逃跑了吗？在子弹的呼啸声中，他先是在金属栅栏上匍匐前进，好在没有受伤，接着他掉在公路上，重新开始往河的方向爬去，手和膝盖全是血。他也许永远也爬不到河边。不过爬到一半的时候，世界完全安静下来。此时他发现天色已黑，他明白过来，他先前应该是累昏过去了。但是，突然，正是这奇怪的寂静让他回到自身。他坐了下来。脑子空荡荡的，一口钟似的响着。明亮的月光照在路上，不过他藏在一棵大树的阴影之下。维拉尔区仍然在燃烧，只是所有的武器都闭上了嘴。于贝尔放弃了有可能遇见德国人的公路，他穿过小树林。有时他停下来，想要知道自己这是在什么样的位置。五天之内已经进入法国半壁江山的摩托纵队明天一定就能抵达意大利、瑞士和西班牙边境。他躲不开他们。他忘了自己没有穿制服，没有任何可以证明他参加过战斗的东西。他肯定自己会被俘虏。他本能地跑着，将他带至战斗地点的，与现在让他远离那片火海、破桥和让他平生第一次亲眼见到死人的噩梦的，是同一种本能，他神经质地估算着德国人早上所能够行进的距离。他在想象，一座座城市相继沦陷，想象残兵败将，扔的一地的武器，因为没有汽油留在路上的卡车，还有坦克，还有反坦克的大炮——他以前看过复制品，曾经那么为之赞叹，还有所有落人敌人之手的战利品！他在颤抖，一边手脚并用地在这月光下的田野里往前爬，一边哭泣，可是，他还是不相信他们就这样被打败了。正如年轻而健康的生命会将死亡的想法推得远远的一样。士兵应当在稍远一点的地方，他们会重新集合，重新开始战斗，而他会和他们在一起。而他……和他们一起……“但是我都做了什么？”他突然想，“我甚至连一枪都没有开过！”他为自己感到羞愧，那么羞愧，以至于眼泪再次流淌了下来，灼热的，痛苦的眼泪。“这不是我的错，我没有武器，我只有双手。”他又重新看见那个拖着柴堆往河边走去的自己。是的，他甚至连这个都做不了，而他还希望能够冲向铁桥，率领身后的士兵，一边高喊着“法兰西万岁”一边冲向敌人的坦克呢。他沉醉在疲倦与绝望之中。有时，一些奇怪的成熟的想法会来到他的脑海：他想到了灾难，想到了他所肩负的具有深刻意义的事业，想到未来，想到死亡。接着他想到了自己，想到他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渐渐的，他又回到现实中：“妈妈会怎么看我呢，肯定会说哎呀呀！”他喃喃道，在他那张苍白的，缩紧的，似乎两天之间就苍老和消瘦的脸上，有一秒钟的时间里，闪过了孩提时代的美好笑容，天真、灿烂的笑容。在两片农田之间，他发现了一条深入乡村的小路。这里的一切似乎都与战争无关。泉水流淌，夜莺歌唱，每到整点，钟发出丁当的响声，所有的篱笆间都有花儿，所有的树上都长着嫩绿的树叶。他将双手和嘴唇浸在小溪里，接着又将手合拢成杯状，捧起溪水喝了几口，觉得好些了。他在枝头寻找水果，但是没能找到。他知道现在不是季节，但是他仍然处在相信奇迹的年龄。小路的尽头又是公路。他看到界碑上写着：克莱桑日，二十二公里，他不知所措地停下来，接着，他看见一座农屋，犹豫了很长时间，叩响了百叶窗。他听见屋里传来脚步声。里面的人问他是谁。听他回答说自己迷了路，肚子很饿，屋里的人便让他进了门。在屋里，他看到三个法国士兵在睡觉。他认出了他们。他们也是守卫磨坊桥的。现在他们在板凳上打着呼噜，苍白消瘦、脏不拉叽的脸朝后仰着，像死人。一个女人一边织毛衣一边守着他们，毛线球滚在地上，一只猫和毛线球玩得正起劲。度过了这八天之后，这场面是那么熟悉，同时又显得那么奇怪，于贝尔一屁股坐了下来，盘着腿。在桌子上，放着士兵的钢盔，他们在帽子上插了树叶，省得在月光下太耀眼。一个士兵醒了，用手肘支撑着，抬起身子。“你看见他们没有，小伙子？”他的声音嘶哑低沉。于贝尔知道他说的是德国人。“没有，没有。磨坊桥之后没看见一个德国人。”“看上去。”士兵说，“他们都懒得抓俘虏了。俘虏太多。他们缴了俘虏的械之后就随他们去逃命算了。”“看来是这样。”女人说。他们没再说话。于贝尔吃了东西：他们给他送来一盘汤和一点奶酪。吃完东西之后，他问士兵：“你们现在做什么？”士兵的同伴也睁开了眼睛。他们讨论起来。一个想要去克莱桑日，另一个回答道：“为什么要去那里？到处都是德国人，到处……”他一副受惊的样子，仿佛一只不知所措的小鸟，用那种痛苦、惊惧的目光看着四周。他仿佛真的看见他们就在身边，这些要抓住他的德国人。他不时地爆发出断断续续的、苦涩的笑声。“上帝啊！一九一四年的战争也参加了，现在看到这……”女人心平气和地织着毛线。她的年纪非常大，戴着一顶白色的带褶软帽。“我可看过一八七〇年的战争（普法战争）……”她咕哝说。于贝尔听他们说，带着某种惊恐欣赏他们。在他眼里，他们显得非常不真实，仿佛幽灵一般，仿佛从法国历史的书页中跳出来的阴影。上帝啊！现在以及现在的灾难总比这些逝去的光荣，比历史中升起的这股子血腥气味要强。于贝尔喝了一杯非常热的黑咖啡，那种咖啡渣似的咖啡，谢过女人，与士兵打了招呼之后，他重新上路，他下决心要在上午赶到克莱桑日。在那里他也许能够联系上亲人，告诉他们自己现在的情况，让他们放心。他走了几个小时的路，在距离克莱桑日几公里的地方，他闻到饭店里飘出来的咖啡和新鲜面包的味道。此时于贝尔觉得自己再也走不动了，觉得双脚不再听他的使唤。他走进挤满难民的小饭店，问是不是还有房间。没有人能回答他。人们告诉他，老板娘出门为这群饥肠辘辘的流民找吃的了，应该马上就能回来。他走到马路上，透过房子底层的窗户，他看见一个女人在化妆。她手里的唇线笔掉了出来，正好滚到于贝尔脚边；于贝尔赶紧将笔拾起来。女人微微弯过身，发现了他，冲他笑了笑。“现在怎么办呢？”她问道。她伸出光溜溜的手臂，她的手很白。涂了指甲油的指甲在太阳下闪闪发光，小小的闪电划过于贝尔的双眼，这乳白色的光。这棕红色的头发仿佛一道强光刺伤了他。他垂下眼睛，嗫嚅道：“我……我可以给您送过来，夫人。”“那好吧，烦劳了。”她说。她又重新绽放出笑容。他走进了饭店，穿过咖啡厅，走上小小的黑色楼梯，看见一间玫瑰红的房间敞着门。太阳透过可怜的红棉布窗帘照进来，整个房间都充斥着一种闷热的、生机勃勃的、仿佛玫瑰花丛一般的深红色调。女人将于贝’尔让进房间，她正在修指甲。她拿过唇线笔，看着他：“哟，他快不行了！”于贝尔感觉到女人拉住他的手，扶着他走了两步，坐进扶手椅里，女人还在他脑袋下面塞了个枕头。他没有昏过去，只是心跳得很厉害。周围的一切都在舞动，就像晕船时的那种感觉，身子一会儿冰凉，一会儿发烫。他有点害怕，可是又为自己感到骄傲。她问他：“累的？饿的？ 可怜的孩子，你怎么啦？”他特别地夸张了一下颤抖的声音，回答道：“没什么，只是……我从磨坊桥一直走到这里，我们在那里守桥。”她望着他，非常吃惊。“可是您才多大？”“十八岁。”“您没有参军吧？”“不，我是和家里人一起出来的。我离开了他们，找到了部队。”“这很好。”她说。尽管她确实用他所期待的一种赞赏的口吻在说，可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她的注视下，他的脸红了。凑近了看，她不是很年轻。精心化妆也没能遮掩她脸上的细微皱纹。她非常苗条，非常优雅，长着一双绝妙的腿。“您叫什么？”“于贝尔·佩里冈。”“美术博物馆不是有一位姓佩里冈的馆长吗？”“他是我的父亲，夫人。”她一面和他谈话，一面站起身，为他倒了杯咖啡。她才吃完饭，餐盘和空了一半的咖啡壶还放在桌上，餐盘里有一碗奶油和一些烤肉。“咖啡不是很热了。”她说，“不过还是喝一点吧，对您有好处。”他听话喝了。“下面有这么多难民，真是让人不知所措，我原来还以为明天以前他们都到不了呢！您应该是从巴黎来吧？”“是的，您也是吧，夫人？”“是的。我先到的图尔，然后从图尔过来。在图尔，我碰到了轰炸。现在我想到波尔多去。我估计大剧院的人应该是撤到波尔多了。”“您是演员，夫人？”于贝尔尊敬地问。“舞蹈演员。阿尔莱特·克拉伊。”除了在夏特莱宫的舞台上，于贝尔还从来没有见过舞蹈演员。几乎出于本能，他好奇而略带贪婪的目光转向她长长的脚踝和闪光丝袜下的柔软肌肉。他脑子彻底乱了。一缕金黄色的头发落在眼睛里。女人用手轻轻地替他将这缕头发顺上去。“那您现在去哪里？”“我也不知道。”于贝尔承认道，“我家里人先前停在距离这里三十公里的一个小村子里。我很想去找他们，不过德国人应该已经到那里了。”“这里不久之后也会有德国人。”“这里？”他受了惊一般，站起身来准备跑。她笑着拽住他。“不过他们能拿你怎么样呢？像您这样的小孩子……”“可是不管怎么说，我参加过战斗。”他抗议道，这句话伤害了他。“是的，当然，但是不会有人告诉他们的，不是吗？”她沉思了一会儿，微微皱起眉头。“听着，您这样。我这就下楼为您要间房。这里的人认识我。这是间很小的旅馆，但是饭菜可口，我在这里过了几次周末。饭店老板会把他们儿子的房间给您的，他们的儿子入伍了。您可以在这里休息一到两天，然后就可以通知您的父母。”“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夫人。”他低声说。她离开房间。等过了一会儿，她回来时，于贝尔已经睡着了。她想要撑起他的脑袋，将手臂绕过他宽阔的肩膀和微微起伏的胸膛。她仔细地看着他，替他将散落在额际的金发理好，再一次用一种梦幻般的目光打量着他，仿佛一只馋嘴猫欣赏小鸟一般，叹道：“他还真是不错，这孩子……”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