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为‘凶手并非一伙流氓’补充最后一个论据，这个论据在我看来也是最有份量的一个，警方既然已经公布了检举者重赏、自首者特赦的政策，那么这伙全是由下流痞组成的流氓团伙中，就应该有人站出来出卖自己的同谋犯。流氓团伙中的每一个成员，也许并不贪图赏金，也许也并不急于逃命，但却惟恐自己被别人出卖。于是为了避免自己遭人出卖，就先下手为强。赶紧出卖别人。然而，始终未有人站出来泄密，这本身就足以证明，它确实是个秘密。这就是说，世上只有一个人或两个人知道凶杀案的真相，除此之外，只有老天爷心里明白。五、“水手结”“现在咱们来把这番冗长的分析归纳一下。咱们分析的结果是凶杀案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凶杀案发生在德吕克太太的小酒馆，另一种可能性是凶杀案发生在圆木门荒郊的密林里。而凶手则是死者的情人，或者至少，是一个暗中与死者关系暖昧的人。此人皮肤黝黑，这种肤色，再加上死者背后的‘扣结’和帽带上的‘水手结’，说明凶手是一个海员。死者是个风流美女，但却不轻浮，此人能与死者交上朋友，足见他不是一名普通的水手。各家报社收到的那些情词恳切的读者来信，也都说明了这点。单从《信使报》报道的第一次私奔来看，咱们很容易产生一种想法：这个海员就是那个最初引诱不幸姑娘的‘海军军官’。“而这一点恰恰又使人不禁想起，黑皮肤的此君已经好长时间不露面了。我要在这里插上一句，说说此君的皮肤，他的皮肤不是普通的黝黑，而是黑得足以使瓦朗斯和德吕克太太过目不忘，把这肤色在记忆中留作唯一的特征。可此君为什么不露面了呢？莫非他也被流氓团伙杀害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现场只留下了姑娘的痕迹？如果现场发生两起凶杀，这总应该通过蛛丝马迹看得出来。再说，他的尸体在哪儿？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凶手是会用同样的方法处置同案中的两具尸体的。但是也许有人会说，此君还活着，只是因为怕受到杀人嫌疑，不敢露面。他现在的确可能这样考虑问题，因为证词上说，有人见到他与玛丽在一起。不过这并不能说明就是他杀害玛丽。一个无辜的人对这种事首先想到的应是说明事情的真相，并且协助警方辨识凶手，这是上策中的上策。有人看见他与姑娘在一起，他俩又一道乘敞篷渡船过河，即使是傻瓜也会明白，检举凶手才是开脱自己的最佳方法。在那个出事的星期天晚上，他是不可能自己清白无辜，又不知道发生了这起暴行的。如果现在他仍然活着，那么只有一种情况使他不去报案。“咱们用什么方法来探明真相呢？随着一步步的分析，就会发现方法会越来越成，越来越具体。咱们来查查第一次私奔的细节，查查‘海军军官’的全部历史、他目前的状况、以及案发时他究竟在哪里。咱们再来仔细地比较一下每一封投寄给《晚报》、旨在说明凶手是一伙人的读者来信。然后，再按文风和笔体，同那些早些时候投寄给《晨报》的、旨在诬陷曼纳斯的揭发信进行一番比较。比完之后，咱们再用两家报纸收到的信件与那位海军军官所写信件的笔体进行比较。咱们还要再盘问盘问德吕克太太和她儿子，盘问盘问公共马车车夫瓦朗斯，进一步弄清那个‘皮肤黝黑’的人的长相和举止。只要会问，问得有技巧，肯定会问出一些被盘问者本人都没意识到的有用的东西。接下去咱们就要去问问6月23日星期一早上拾到那条小船的驳船船夫。这条‘没有舵的’小船是在发现尸体之前拾到的，有人没向驳船办事处打招呼，就把它给取走了。只要咱们仔细寻查，锲而不舍，就准可以找到这条小船，因为不仅那个拾到船的驳船船夫能把它认出来，而且船舵现在驳船办事处。一个问心无愧的人，不会连问都不问一声，连船舵也不要了，径直把自己的船给取走。在此我要插入一个问题，驳船办事处并没登广告招领失船。船是悄悄地拖到办事处，又悄悄地被人取走了的。但是船主也好，船夫也好，既然没有广告，他怎么会星期二一大早就知道船被谁检去了呢？除非这人与航运业或海军有关，知道船舶方面的一切小小动态。“至于那个单个儿作案的凶手把尸体拖往河边嘛，刚才我已经说过他很可能有一条船。现在咱们应该这样认为：玛丽·罗杰是从船上扔下去的。实际情况应该如此。凶手绝不会将尸体扔在岸边的浅水中一走了事。死者背部和肩部的伤痕是船底硌的。尸体上未系重物也证实了这一点。如果凶手在岸边抛尸，肯定会在尸体上系上重物。咱们现在只能推测凶手划船离岸时一时疏然，忘记带重物了。他投尸入水时，当然发现了这一疏忽，但是这时已没有别的法子，手边确实没东西。即使不系重物日后会有很多风险，但也总比返回那倒霉的岸边强。凶手抛下尸体后，就匆匆赶回市区，找了一个僻静的码头，一跃上岸。但是小船呢，他为什么不把它系住？他准是太着急了，来不及系船。再说，他觉得把船拴在码头上，这无异于留下了一份于己不利的证据。他本能地希望，把一切与这桩凶杀有关的东西都扔得越远越好。他不但要逃离码头，而且也不许这条船留在这里。他当然希望它远远地漂走，随波逐流。但第二天早上，这个倒霉蛋惊恐地得知小船已被人拾到，并被拖到了一个他每天都要去的地方——也许是出于工作需要每天都必须去的地方。到了夜里，他把小船偷走，但没胆量去把舵一起找来。现在这条无舵的小船在哪儿呢，这是咱们首先要查明的事情。只要找到了它，胜利就为期不远了。这条小船将会以惊人的速度把咱们引向那个星期天午夜划过它的人。这样一来，证据一环套一环，凶手就无从藏身了。”我听到这里，不禁抽案叫绝，催促杜邦立即行动。杜邦笑了，他道：“下面的一切，该我们那位可爱的警察局长干了。”这时局长大人刚好造访，我于是迫不及待地让他去查。他相当困惑，又半信半疑，但还是勉强按“船——使驾人——海军军官——军官那天的行为”这条线索查了。这里不想以繁琐的取证细节劳累读者诸君，只想指出一点，结果与杜邦的推论丝毫不爽。凶手就是那个海军军官，而杜邦也因此得到局长许诺的虽然极不情愿给还是给了的酬金。因此，从杜邦办案之后，我打心眼儿里不相信什么超自然的力量。我把一切都说成巧合，困为我所讲的这个故事说明了这样一点。我所使用的“偶然性规律”表明推断事实真相时，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树林，过分注重细节，那么就会推出一连串的错误；反之，如果只见森林而不见树更令失之谬误，百思不解。`一桶白葡萄酒福吐纳托对我百般迫害，我都尽量忍在心头，可是一旦他胆敢侮辱我，我就发誓要报仇了，您早就摸熟我生性脾气，总不见得当我说说吓唬人。总有一天我要报仇雪恨；这个注意坚定不移，既然拿定主意不改，就没想到会出危险。我不仅要给他吃吃苦头，还要干得绝了后患。报仇的自己得到报应，这笔仇就没了清。复仇的不让冤家知道是谁害他，这笔仇也没了清。不消说，我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没引起福吐纳托怀疑是存心不良。还是照常对他笑脸相迎，可他没看出如今我是想到要送他命才笑呢。福吐纳托这人在某些方面虽令人尊重，甚至令人敬畏，可就是有个弱点。他自夸是品酒老手。意大利人没几个具有真正行家的气质。他们的热诚，多半都用来随机应变，看风使舵，好让英国和奥地利的大财主上当。谈到古画和珠宝方面，福吐纳托跟他同胞一样，夸夸其谈，不过谈到陈酒方面，倒是真正识货。这点我跟他大致相同——对意大利葡萄酒，我也算内行，只要办得到的话，就大量买进。在热闹的狂欢节里，有天傍晚，正当暮色苍茫，我碰到了这位朋友。他亲热的招呼我，因为他肚里灌饱了酒。这家伙扮成小丑，身穿杂色条纹紧身衣，头戴圆尖帽，上面系着铃铛。我看见他真是高兴极了，不由想握着他的手久久不放。我对他说：“老兄啊，幸会，幸会。你今天气色真是好到极点。我弄到一大桶所谓白葡萄酒（西班牙蒙蒂利亚生产的一种甜酒），可我不放心。”“怎的？”他说，“白葡萄酒？一大桶？不见得吧！在狂欢节期间哪弄得到？”“我不放心，”我答道，“我真笨透了，居然没跟你商量，就照白葡萄酒的价钱全付清了。找又找不到你，可又生怕错过这笔买卖。”“白葡萄酒！”“我不放心。”“白葡萄酒！”“我一定得放下这条心！”“白葡萄酒！”“瞧你有事，我正想去找卢克雷西呢。只有他才能品酒。他会告诉我——”“可有些傻瓜硬说他眼力跟你不相上下呢。”“快，咱们走吧。”“上哪儿？”“上你地窖去。”“老兄，这不行；我不愿欺你心好就麻烦你啊。我看出你有事。卢克雷西——”“我没事，来吧。”“老兄，这不行。有事没事倒没什么，就是冷得够呛，我看你受不了。地窖里潮得不得了。四壁都是硝。”“咱们还是走吧，冷算不了什么。白葡萄酒！你可上当啦。说到卢克雷西，他连雪梨酒跟白葡萄酒都分不清。”说着福吐纳托就架住我胳膊；我戴上黑绸面具，把短披风紧紧裹住身子，就由他催着我上公馆去了。家里听差一个也不见，都趁机溜出去过节了。我对他们说过我要到第二天早晨才回家，还跟他们讲明，不准出门。我心里有数，这么一吩咐，包管我刚转身，马上就一个个都跑光了。我从烛台上拿了两个火把，一个给福吐纳托，领他穿过几套房间，走进拱廊，通往地窖，走下长长一座回旋楼梯，请他一路跟着，随加小心。我们终于到了楼梯脚下，一块站在蒙特里梭府墓窖的湿地上。我朋友的脚步摇摇晃晃，跨一步，帽上铃铛就丁零当啷响。“那桶酒呢？”他说。“在前面，”我说，“可得留神墙上雪白的蛛网在发光。”他朝我回过身来，两只醉意朦胧的眼睛水汪汪的盯着我。“硝？”他终于问道。“硝，”我答道，“你害上那种咳嗽有多久了？”“呃嘿！呃嘿！——呃嘿！呃嘿！呃嘿！——呃嘿！呃嘿！呃嘿！——呃嘿！呃嘿！呃嘿！——呃嘿！呃嘿！呃嘿！”我那可怜的朋友老半天答不上口。“没什么，”最后他说道。“喏，”我依然答道，“咱们回去吧，你的身体要紧。你有钱有势，人人敬慕，又得人心；你象我从前一样幸福。要有个三长两短，那真是非同小可。我倒无所谓，咱们回去吧，你害病，我可担待不起。再说，还有卢克雷西——”“别说了，”他说，“咳嗽可不算什么，咳不死的。我不会咳死。”“对——对，”我答，“说真的的，我可不是存心吓唬你——可总得好好预防才是。喝一口美道克酒去去潮气吧。”说着我就从泥地上的一长溜酒瓶里，拿起一瓶酒，砸了瓶颈。“喝吧，”我把酒递给他。他瞟了我一眼，就将酒瓶举到唇边。他歇下手，亲热的向我点点头，帽上铃铛就丁零当啷响了。“我为周围那些长眠地下的干杯。”他说。“我为你万寿无疆干杯。”他又搀着我胳膊，我们就继续往前走。“这些地窖可真大。”他说。“蒙特里梭家是大族，子子孙孙多。”我答。“我忘了你们府上的家徽啦。”“偌大一只人脚，金的，衬着一片天蓝色的北京。把条腾起的蟒蛇踩烂了，蛇牙就咬着脚跟。”“那么家训呢？”“凡伤我者，必遭惩罚。”“妙啊！”他说。喝了酒，他眼睛亮闪闪的，帽上铃铛又丁零当啷响了。我喝了美道克酒，心里更加胡思乱想了。我们走过尸骨和大小酒桶堆成的一长条夹弄，进了墓窖的最深处，我又站住脚，这回竟放胆抓住福吐纳托的上臂。“硝！”我说，“瞧，越来越多了。象青苔，挂在拱顶上。咱们在河床下面啦。水珠子滴在尸骨里呢。快走，咱们趁早回去吧。你咳嗽——”“没什么，”他说，“咱们往下走吧。不过先让我再喝口美道克酒。”我打开一壶葛拉维酒，递给他。他一口气喝光了，眼睛里顿时杀气腾腾，呵呵直笑，把酒瓶往上一扔，那个手势，我可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我吃惊的看着他。他又做了那个手势——一个希奇古怪的手势。“你不懂？”他说。“我不懂。”我答。“那你就不是同道。”“怎的？”“你不是泥瓦工。（原文是mason,在英文中泥瓦工与共济会会员解，按共济会发源与中古时代，最初系泥瓦工工会的一种秘密团体，以互相帮助为宗旨，相遇时以暗号联系。）”“是的，是的，”我说，“是的，是的。”“你？不见得吧！你是？”“我是，”我答。“暗号呢，”他说，“暗号呢？”“就是这个，”我边说边从短披风的褶裥下拿出把泥刀。“你开玩笑呐，”他倒退几步，喊着说。“咱们还是往前去看白葡萄酒吧。”“好吧，”我说，一边把泥刀重新放在披风下面，一边伸过胳膊给他扶着。他沉沉地靠在我胳膊上。这就继续向前走，再往下走，到了一个幽深的墓穴里，这里空气浑浊，手里火把顿时不见火光，只剩火焰了。在墓穴的尽头，又出现了更狭窄的墓穴。四壁成排堆着尸骨，一直高高堆到拱顶，就跟巴黎那些大墓窖一个样。里头这个墓穴有三面墙，仍然这样堆着。还有一面的尸骨都给推倒了，乱七八糟的堆在地上，积成相当大的一个尸骨墩。在搬开尸骨的那堵墙间，只见里头还有一个墓穴，或者壁龛，深约四英尺，宽达三英尺，高六七英尺。看上去当初造了并没打算派什么特别用处，不过是墓窖顶下两根大柱间的空隙罢了，后面却靠着一堵坚固的花岗石垣墙。福吐纳托举起昏暗的火把，尽力朝壁龛深处仔细探看，可就是白费劲，火光微弱，看不见底。“往前走，”我说，“白葡萄酒就在这里头。卢克雷西——”“他是个充内行，”我朋友一面摇摇晃晃的往前走，一面插嘴道，我紧跟在他屁股后走进去。一眨眼工夫，他走到壁龛的尽头了，一见给岩石挡住了道，就一筹莫展的发着楞。隔了片刻，我已经把他锁在花岗石墙上了。墙上装着两个铁环，横里相距两英尺左右。一个环上挂着根短铁链，另一个挂着把大锁。不消一刹那工夫，就把他拦腰拴上链子了。他惊慌失措，根本忘了反抗，我拔掉钥匙，就退出壁龛。“伸出手去摸摸墙，”我说，“保你摸到硝。真是湿得很。让我再一次求求你回去吧。不回去？那我得离开你啦。可我还先得尽份心，照顾你一下。”“白葡萄酒！”我朋友惊魂未定，不由失声喊道。“不错，”我答，“白葡萄酒。”说着我就在前文提过的尸骨堆间忙着。我把尸骨扔开，不久就掏出好些砌墙用的的石块和灰泥。我便用这些材料，再靠那把泥刀，一个劲地在壁龛入口处砌起一堵墙来。我连头一层石块也没砌成，就知道福吐纳托的醉意八成醒了。最先听到壁龛深处传出幽幽一声哼叫。这不象醉鬼的叫声。随即一阵沉默，久久未了。我砌了第二层，再砌第三层，再砌第四层；接着就听到拼命摇晃铁链的声音。一直响了好几分钟，我索性歇下手中的活，在骨堆上坐下，为的是听得更加称心如意，待等当啷当啷的声音终于哑寂，才重新拿起泥刀，不停手的砌上第五层，第六层，第七层。这时砌得差不多齐胸了。我又歇下手来，将火把举到石墙上，一线微弱的火光就照在里头那个人影上。猛然间，那个上了锁链的人影从嗓子眼里发出一连串尖利响亮的喊声，仿佛想拼命吓退我。刹那间，我拿不定主意，簌簌直抖，不久就拔出长剑，手执长剑在壁龛里摸索起来；转念一想，又放下了心。我的手搁在墓窖那坚固的建筑上，就安心了。再走到墙跟前，那人大声嚷嚷，我也对他哇哇乱叫。他叫一声，我应一声，叫得比他响，比他亮。这一叫，对方叫嚷的声音就哑了。这时已经深更半夜了，我也快干完了。第八层，第九层，第十层早砌上了，最后一层，也就是第十一层，也快砌完了；只消嵌进最后一块石块，再抹上灰泥就行了。我拼了命托起这块沉甸甸的石块，把石块一角放在原定地位。谁知这时壁龛里传来一阵低沉的笑声，吓得我头发根根直立。接着传来凄厉的一声，好容易才认出那是福吐纳托老爷的声音。只听得说——“哈！哈！哈！——嘻！嘻！嘻！——这倒真是个天大的笑话——绝妙的玩笑，回头到了公馆，就好笑个痛快啦——嘻！嘻！嘻！——边喝酒边笑——嘻！嘻！嘻！”“白葡萄酒！”我说。“嘻！嘻！嘻！——嘻！嘻！嘻！——对，白葡萄酒。可还来得及吗？福吐纳托夫人他们不是在公馆里等咱们吗？咱们走吧！”“对，”我说，“咱们走吧！”“看在老天爷份上走吧，蒙特里梭！”“对，”我说，“看在老天爷份上。”谁知我说了这句话，怎么听都听不到一声回答。心里渐渐沉不住气了，便出声喊道：“福吐纳托！”没答腔。我再唤一遍。“福吐纳托！”还是没答腔。我将火把塞进还没砌上的墙孔，扔了进去。谁知只传来丁零当啷的响声。我不由恶心起来，这是由于墓窖里那份湿气的缘故。我赶紧完工。把最后一块石头塞好，抹上灰泥。再紧靠着这堵新墙，重新堆好尸骨。五十年来一直没人动过。愿死者安息吧！`失窃的信18......年秋，在巴黎的一个风声萧瑟的傍晚，天刚黑之后，我正享受着双重乐趣，一边沉思，一边吸着海泡石烟斗，我和我的朋友C·奥古斯特·迪潘待在一起，这是他的图书室，一个藏书的小后间，在圣·日耳曼旧郊区登诺街33号四层楼。至少有一个小时，我们寂寂无言，在任何偶然瞩目的人看来，我们两个大概都好象在专心致志地一味喷吐缭绕的烟云，使房间里的气氛显得混浊。然而，拿我自己来说，我脑海里却在思索着黄昏初临时我们当作话料的那个题目，我指的是陈尸所街的那件事，还有玛丽·罗歇谋杀案难解的谜。因此，当我们那套房间的门被人推开，迎进了我们的老相识，巴黎警察局长G一先生的时候，我认为这也是一种巧合。我们向他表示热烈欢迎，因为这个人谈吐有趣，差不多有一半抵过了他为人的可鄙，而且我们已经有几年没看见他了。我们一直坐在黑暗的房间里，这时，迪潘站起来打算点灯，可是他又坐下了，没去点灯，因为G一说，他来拜访是为了一些已经引起很多麻烦的公事要向我们请教，或者更确切地说，为了要征求我的朋友的意见。“如果这是什么需要思考的问题，”迪潘既然不想点燃灯芯，于是说，“我们在黑暗中研究，效果会更好。”“这又是你出的怪主意，”警察局长说，他习惯于把超过他理解能力以外的一切事情都叫作“怪”，因此，他完全是在怪哉怪哉里过日子的。“完全正确。”迪潘说，他递给他的来客一只烟斗，又向他推过去一张舒服的椅子。“这一次是什么难题呢？”我问道，“但愿不会又是什么谋杀案吧？”“哦，不是的，完全不是那一类的事。其实，这个案子也的确十分简单，我觉得没有疑问，我们自己能处理得八九不离十，可是我又想，迪潘也许愿意听一听其中的详细情节，因为这件事怪得出奇。”“又简单又古怪，”迪潘说。“呃，对；可又不能完全这么说。事实上我们全都一直觉得十分难解，因为这件事真是非常简单，可又使我们完全没有办法。”“也许正是因为案情简单才弄得你们不知所措。”我的朋友说。“你真是在说废话！”警察局长回答说，他尽情地笑着。“也许谜底有点过分明显吧。”迪潘说。“唉呀，老天爷！谁听见过这种话呢？”“有一点过于不言自明吧。”“哈！哈！哈……哈！哈！哈！—…呵！呵！呵！”我们的客人大笑起来，他觉得太有趣了，“唉呀，迪潘，你把我笑死了！”“那么，究竟手头是件什么案子呢？”我问道。“嘿，我这就要告诉你，”警察局长回答道，他于是深思再三地慢慢喷出一长缕烟云，在他那张椅子上坐下来。“我可以用几句话告诉你，不过，在我未讲之前，让我先提醒你们，这是一桩要求绝对严守机密的案子，万一让人知道我向谁透露了消息，我大概十之八九会丢掉我现在担任的职位的。”“说下去吧。”我说。“要么别说了。”迪潘说。“那么，好吧；我得到的情报是由地位很高的人亲自通知我的，有人从皇宫里偷走了一份极重要的文件。也知道偷文件的那个人是谁，没有任何疑问，有人看见他拿走的。还有，也知道文件仍然在他手里。”“这是怎么知道的？”迪潘问道。“这是明摆着的，”警察局长回答道，“从文件的性质可以推断出来，还有，文件从抢走的人手里一传出去，立即会引起某种后果，这就是说，他要利用这个文件，而且他一定会计划在最后利用这个文件，但是，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请你说得再清楚一点。”我说。“好吧，我只敢说到这一步，这个文件会使拿到它的人得到一种在一定场合下极有价值的权柄。”这位警察局长很爱好外交辞令。“我还是不十分明白。”迪潘说。“不明白吗？好吧；如果把文件透露给第三个人，现在且不说他的姓名，那可要使人们对一个地位极高的人的名誉产生怀疑；这样就使持有文件的人占了优势，弄得那位辉煌人物的名誉和安静生活都要因此受到危险。”“可是要依仗这种优势，”我插嘴说，“盗信的人得知道失信人也知道谁是盗信的人。谁会敢……”“这个贼，”G一说，“正是D一部长，他什么都敢，不论是象男人做的，还是不象男人做的事。偷盗的方法之巧妙也不亚于他的胆大妄为。所说的这个文件，坦率地讲，就是一封信，它是失去信件的人单独待在皇宫内院里的时候收到的。她正在仔细地看信，可是突然被人打断了，另外有一位高贵人物进来了，而且她正好特别不愿意让他看见这封信。她打算把信塞到抽屉里，可是匆匆忙忙，白费力气，她只好把那封信，照原样敞开着放在桌子上。尽管这样，最上面的是地址，内容并没有暴露，这封信也没有引起注意，正在这个关节上，D一部长进来了，他那双狸猫眼立刻看见了信纸认出了地址的笔迹，看出了收信人不知所措，并且揣测到她的秘密。他办了几件公事，像他平常那样匆匆处理完毕，然后，他拿出一封信，跟所说的那封信仿佛差不多，拆开来，假装在看信，接着又把这封信放在靠近另外那封信的位置。他又谈起了公事，大约谈了15分钟。最后，他告辞了，可是他把桌子上那封他无权占有的信也带走了。这封信的合法的主人看见了，可是，当着那第三者的面，他正站在她旁边，当然，她不敢要人注意这样的行为。这位部长转移阵地了，他把他自己的信，一封不要紧的信．留在桌子上了。”“现在，看起来，”迪潘对我说，“这正好是你所要求的占有十足优势的条件，盗信的人知道失信的人完全知道是谁盗的信。”“是的，”警察局长回答道，“而且把这样弄到手的权柄，为了政治上的目的，在前几个月运用到了十分危险的程度。这位失盗的人一天比一天更透彻地认识到有必要把她的信收回来。可是，当然，这也不是可以公开地做得到的。最后，她被逼得走投无路，把这件事委托我了。”“因为比起你来，”迪潘说，周围尽是滚滚翻腾的烟云，“我想，所能想望的，甚至所能想象的，也不会有更精明强干的代理人了。”“你过奖了，”警察局长回答说，“不过当时倒也可能有过这一类的意见。”“很清楚，”我说，“正像你所判断的，信仍然在这位部长手里，因为有信才有权，而不是运用这封信可以拿到权柄。一经运用，权柄也一去不回了。”“的确，”G一说，“我也是抱着这样的信心开始做起来的。我首先考虑的是要彻底搜查这位部长的旅馆。在这一点上，使我为难的主要问题在于有必要不让他知道在搜查。其他的一切都不必谈，我已经得到警告，要是让他感到有理由怀疑我们的企图，那就会产生危险的后果。”“可是，”我说，“这一类的调查，你是十分在行的。巴黎警察局以前也常常做这种事情。”“哦，是的；正因为有这一层，我并没有感到失望。这位部长的习惯也对我十分有利。他常常整夜不在家。他的仆人也绝不是十分多的。他们睡的地方离他们主人的那套房间有一段距离，还有，他们大半是那不勒斯人，所以很容易弄得喝醉酒。我有钥匙，你也知道，巴黎的任何一间房，任何一个柜子，我都能打开。一连三个月，为了搜查这家D一旅馆，一夜都没有错过，我每一夜都亲自参加一大部分的工作。我的名誉要紧，再告诉你一件十分机密的事，酬金的数目极大。所以我没有放弃搜查，直到后来我才完全佩服这个贼比我更加精明。我以为凡是可能隐藏这份文件的每一个角落我都检查过了。”“可是有没有这种可能，”我提了个意见，“尽管信可能在这位部长手里，因为毫无疑问信也是在他手里，他是否可能把信藏在别的地方面又不放在自己的房子里呢？”“这也不过勉强有点可能罢了，”迪潘说，“从宫廷大事当前的特殊情况来看，尤其是从已知有D一牵涉在内的那些阴谋来看，可能需要立刻拿到文件，也就是有可能需要一得到通知立即拿出文件，这一点几乎是和占有文件一样重要。”“有可能需要拿出文件来吗？”我说。“这就是说，把它销毁，”迪潘说。“确实是这样，”我说，“那么这封信也明明是在他房子里了。至于这位部长随身带着这封信的问题。我们可以不必去考虑。”“完全不必，”警察局长说。“他曾经有两次被洗劫，仿佛遇上了拦路的强盗，他本人是在我亲自监督下经过严格搜查的。”“你满可以不亲自动手，”迪潘说道。“这位D一部长，我敢说，并不完全是个笨蛋，如果他不笨，那么，他一定会预料到这类拦路洗劫的事，那是理所当然的。”“不完全是个笨蛋，”G一说，“可是他是一位诗人，我认为这跟笨蛋只有一步之差。”“确实是这样，”迪潘说，然后从他的海泡石烟斗里深深地，思虑再三地吸了一口烟，“不过我本人也问心有愧，写过几首打油诗。”“可不可以请你详细谈谈，”我说，“你搜查的具体情况。”“呃，实际上，我们是慢慢来的，我们搜查了每一个地方。在这些事情上，我有长期的经验。我对整幢大楼，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搜查，把一个星期的晚上的时间用来对付一个房间。首先，我们检查了每一套房间的家具。我们打开了每一个可能存在的抽屉；我估计你也知道，对于一个经过正式训练的特工警察，要卖弄什么“秘密”抽屉之类的东西是办不到的。如果在这样的搜查之下，有什么人以为用一个“秘密”抽屉可以瞒过警察，那他就是傻瓜。事情是非常清楚的。每一只橱柜都占有一定数量的体积，或者说空间。我们有准确的规则。一丝一毫都不能瞒过我们。在搜查橱柜之后，我们检查了椅子。对于软垫，我们用你们见过我使用的细长针来刺探。对于桌子，我们把桌子面拆下来了。”“为什么？”“有时候，桌子，或者其它形状相仿的家具，它的面板会被打算藏起东西的人拆下来；把家具的腿挖空，把东西放在空洞里，然后再安装好面板。对于床架的柱子，也可以按同样方式利用柱脚和柱顶。”“可是能不能利用声音来查出空洞呢？”我问道。“一点也不能，把东西放过去的时候，可以在它四周垫上一层厚厚的棉花。再则，我们这个案子要求我们在动手的时候没有声音。”“可是你不能都拆开——你不能拆散所有的可能以你谈到的方式存放东西的家具。一封信可以缩成一个小纸卷，同一根粗的织绒线针的形状大小差不多，可以把这样的信塞到，譬如说，椅子的横档里。你没有把所有的椅子都拆散吧？”“当然没有；可是我们干得更出色——我们检查了旅馆里每一把椅子的横档，甚至还有每一种家具的接头，因为可以使用倍数很高的显微镜。万一有什么新近动过的痕迹，我们都能万无一失地立刻检查出来。例如，一粒手钻的木屑大概会变得象苹果一样明显。胶接的地方有什么变动，接头上出现任何不常见的缝，都是保险要经过检查的。”“我想，你大概也检查了镜子的底板和镜面玻璃之间的情况，床和床上用品，还有帘幕和地毯。”“那是当然罗；我们用这种方式对家具的每一个细微地方彻底检查完毕之后，就开始检查房子本身。我们把房子的整个表面分成若干部分，都编上号，为的是一处也不会遗漏；然后我们仔细研究了整幢房子的每一个平方，包括它隔壁的两幢房子，我们和先前一样也使用显微镜。”“隔壁的两幢房子！”我大声说，“你们一定费尽了千辛万苦。”“我们是费了力，不过给我们的报酬也是非同小可。”“你检查了房子周围的地面了吗？”“所有的地面都铺了砖。这给我们造成的麻烦也比较小。我们检查了砖块之间的青苔，发现都没有动过。”“你们当然查阅了D一的文件，也查过了他藏书室里的书吗？”“当然；我们打开了每一个包包裹裹；我们不仅打开了每一本书，而且每一本都一页一页地翻过，而不是象我们的有些警官那样，把书抖一抖就感到满足了。我们还测量了每本书封面的厚度，计算得极为准确，对每一本都用显微镜百般挑剔地检查过。如果装订的部分新近有人动过，要想让这种事蒙混过去，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有五六本是新近装订过的，我们都用针仔细地顺着缝检查过了。”“你们查过地毯下的地板吗？”“没有问题。我们掀开了每一块地毯，用显微镜检查了木板。”“还有糊墙纸吗？”“查过了。”“你检查了地下室吗？”“我们查过了。”“那么，”我说，“你始终都估计错了，那封信并没有像你想的那样放在这幢房子里。”“我怕你倒是说对了，”警察局长说道，“那么现在，迪潘，照你的意见，我应当怎么办？”“彻底地搜查那幢房子。”“那是绝对不需要的，”G一回答道，“我比我知道我在呼吸还有把握，信不在旅馆里。”“我提不出再好的意见了，”迪潘说，“当然，你大概能很准确地说出那封信的特点吧？”“噢，能！”说到这里，警察局长拿出一个记事本，大声念起那份失去的文件的详细内容，尤其是它的外表的细枝末节。他念完了这份说明之后立即告辞，精神更加萎靡不振，以前我从没见到这位善良的绅士有过这样沮丧的时候。大约一个月之后，他又来访问我们，并且发现我们还是差不多象前一次那样待着。他拿起一只烟斗，搬了一把椅子，谈起一些寻常的话题。最后，我说：“哦，可是G－，那封失窃的信有什么下文吗？我估计你大概最后还是承认，要胜过那位部长是办不到的吧？”“见他的鬼，我得说……是这样；不管怎么样吧，我象迪潘建议的那样又检查了一遍，不过那都是白费力气，我早知道是没用的。”“酬金是多少，你怎么说的？”迪潘问。“噢，数目很大....真是不惜重金…··我不愿意说有多少，不必说究竟有多少，不过有一点是我可以说的，谁要能替我找到那封信，我情愿开一张5万法郎的私人支票给他。事实是，这件事变得一天比一天更重要了，新近，酬金加了一倍。可是，即使再加一倍，我能办得到的事也都已经做过了。”“噢，是这样，”迪潘用他的海泡石烟斗吸了一口烟，慢吞吞地拉长调子说，然后又吸了一口烟。“我真地.....认为，G—，你自己没有尽到力......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全力以赴。你也许，我想，可以再尽一点力吧，嗯？”“怎么尽力？……在哪一方面？”“噢......噗，噗……你可以……噗，噗……在这个问题上聘请顾问，嗯？......噗，噗，噗。你记得他们跟你讲的阿伯尔纳采的事吗？”“不记得，该死的阿伯尔纳采！”“确实！他该死，而且罪有应得。不过，从前，有这么一个阔气的守财奴，他想出了一条计策，要挤得这位阿伯尔纳采说出他对一个医学问题的意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假装私下里闲谈，把他的病情暗示给这位医生，仿佛这是一个虚构的人物的病情。“‘我们可以假定，’那位守财奴说，‘他的病征是如此这般；那么，医生，你要指教他怎么办呢？”“‘怎么办！’阿伯尔纳采说，‘噢，征求医生的意见，那是当然罗。’”“可是，”警察局长说，神色有点不安，“我完全愿意征求意见，而且付出代价。我真地愿意付给任何人五万法郎，如果他能这个问题上帮助我的话。”“照这样看，”迪潘回答道，他打开抽屉，拿出一个支票本，“你可以照这个数目给我开一张支票。等你在支票上签了字，我就把这封信交给你。”我大吃一惊。警察局长完全像遇到了晴天霹雳一样。有好几分钟，他一言不语，一动也不动，张着嘴，全然不能相信地瞧着我的朋友，眼珠子好象要从眼眶里暴出来了，后来他显然有些恢复了常态，他抓起笔，又停了几次，瞪了几眼，终于开出一张五万法郎的支票，签署了姓名，隔着桌子把支票递给迪潘。迪潘把支票仔细检查了一遍，把它放在他的皮夹子里；然后，他用钥匙打开他那张有分类格子的写字台，从格子里拿出一封信，把它交给警察局长。这位官长抓住信，欢喜到了极点，他用颤抖的手打开信，迅速地把信的内容看了一遍，于是，他慌慌张张起来挣扎到门口，终于顾不得礼貌冲出了房出，冲出了这幢房屋。自从迪潘要他开支票的那个时候起，他连吭都没有吭一声。他走之后，我的朋友作了一番解释。“巴黎的警察，”他说，“按他们办事的方式来说，都是极其能干的。他们坚持不懈，足智多谋，很狡猾，大凡在业务上必须懂得的事情，他们都完全精通。所以，当G一向我们详细地讲他在D一旅馆搜查房屋的方式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完全相信，从他所费的气力来看，他的检查是靠得住的。”“从他所费的气力来看吗？”“是的，”迪潘说，“所采取的措施不仅是其中最好的，而且执行得一丝不苟。如果这封信曾经放在他们搜查的范围之内，这些家伙大概会毫无问题地找到这封信的。”我不过笑笑罢了，可是他似乎十分认真地看待他所说的一切。“那么，这些措施，”他接下去说，“本身都是好的，而且执行得很好。它们的缺点在于对这个案子和这个人不能适用。对于这位警察局长，一套十分别出心裁的计策，可说是一张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床①他硬要使他的计划适合这套计策。他处理他手上的案件，总是要犯钻得太深或者看得太浅的错误，许多小学生都比他头脑清楚。我认识一个八岁的小学生，在玩‘单双’游戏的时候，他猜得很难，引得人人钦佩。这个游戏很简单，要用石弹子来玩。一个人手里握着一定数目的弹子，要求另一个人来猜这个数是单是双。如果猜中了，猜的人赢一粒弹子，如果猜错了，他就输一个弹子。我说的这个男孩子把学校里所有的石弹子都赢过来了。当然，他猜起来是有点道理的，那不过是要观察和衡量他的对手的精明程度。例如，对方是个大笨蛋，举着握紧了的手来问，‘是单是双？’我们的小学生回答，‘单，”他输了，可是第二次再试，他赢了，因为他自己寻思，‘这个笨蛋第一次用的是双，他那一点狡猾本事只够让他在第二次用单数，所以我要猜单，”他于是猜单，赢了。那么，对于比起先的这个笨得好一点的，他会这样来分析：‘这个家伙看到我第一次猜单，他首先想到的第一个念头，大概是要采取由双到单的简单变化，像第一个笨蛋一样，可是他再想一下就觉得这种变化太简单了，最后他决定还是像先前那样用双数，所以我要猜双；’他猜双，赢了，这是小学生推理的方式，小伙伴都说他‘侥幸’……那么，归根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呢？”“那不过是，”我说，“推理的人有设身处地体察他对手的智力罢了。”“是这样，”迪潘说，“而且，我还问这个孩子用什么方法来做到能完全设身处地的体察对方，他所以能取胜正在于此，我得到的回答如下：‘我要是想弄清楚哪个人有多么聪明，或者多么笨，①普罗克拉斯提斯是希腊传说中的一个强盗，他把落到他手里的人放生到一张铁床上，砍掉比床长的部分，比床短就硬把这个人拉长。后人遂以此比喻生搬硬套，强求一致的措施。多么好，或者多么坏，或者他当时在想什么，我总是要模仿他脸上的表情，尽可能学得和他一模一样，然后等一等来看，我脑子里或者心里会产生什么思想和情绪才配得上这幅神气，才装得一模一样了。’小学生的这种反应是一切貌似深奥的东西的起因，卢歇夫科①，拉布吉夫②，马基雅维里③还有康帕内拉④，都曾经被认为有这个特点。”“而且推理的人要有完全设身处地体察他对手的智力，”我说，“如果我对你理解得正确，这要看他把对手的智力估计得多么准确了。”“从实用价值来看，这是关键，”迪潘回答道；“警察局长和他那一帮人这么经常地失策，首先是因为没有这样设身处地想一想，其次是估计不当，或者更确切地说，根本没有估计他们所对付的人的智力。他们只考虑他们自己的巧妙主意，在搜查任何藏起来的东西的时候，只想到他们自己会以什么方式来隐藏东西。他们只有这一点对——他们自己的智谋忠实地体现了大众的智谋，可是如果那个罪犯的鬼主意在性质上跟他们自己的不一样，他会使他们枉费心机的。当然罗，如果比他们自己的高明，那就老是会发生这种情况，如果不如他们，那也时常会这样。他们进行调查的原则一成不变；至多，由于情况非常紧急，或者在重赏的促使之下，他们会把老一套的办法扩充或者变本加厉地运用一番，可也不会去碰一碰他们的原则。例如，在D一这桩案子里，有没有做过什么事去改变行动的原则呢？钻孔，用探针刺探，测量，用显微镜观察，还有把房子的表面分成多少编了号的平方英①卢欧夫科（161—1680），法国大臣兼道格学家。②拉布吉夫，人名，余不详。③马基雅维里（1469－1527），意大利历史学家、政治家兼散文作家。④康帕内拉（1568－1639年），意大利哲学家。寸，这一大套是干什么呢？这不过是根据那一套对人类的心机的见解，把警察局长在长期例行公事里习以为常的那种或者那一套搜查的原则，变本加厉地运用起来，还能是别的吗？难道你没有看出，他认为理所当然，凡是人要想藏信，虽然不一定去把椅子腿钻个洞，至少也总要放在什么偏僻的小洞或者角落里，这岂不是跟劝人把椅子腿钻个洞来藏信的主意一脉相承吗？难道你也没有看出，这样考究的藏东西的角落只适合于寻常的情况，大概只有智力寻常的人才会采用；可以说，在凡是要隐藏东西的案子里，对所隐藏的东西的处理，以这种考究的方式来处理，这首先就是可以想见的，而且本来料得到的；因而，要查出赃物，完全不必依靠才智，而全然是依靠追查的人细心、耐心和决心；遇到案情重大，或者从政治眼光看也同样关系重大，而且赏格非同小可，那倒从来没听见有在所说的这些条件上失策的。现在你可以明白我的意思了，譬如说，假定失窃的信确实是藏在警察局长搜查范围之内的什么地方，换句话说，假定藏信的原则包括在警察局长的那些原则之内，那么，查出信来大概也原本不在话下。可是，这位长官却完全受了蒙骗。他失败的原因在于他推测这位部长是个笨蛋，因为D一已经有了诗人的名气。凡是笨蛋都是诗人；这位警察局长觉得就是这样，他不过是犯了使用不周的命题的错误，而因此推断出，凡是诗人都是笨蛋。”“可是这一位真是诗人吗？”我问道，“据我所知，一共是两兄弟，两个人都在文才上有名气。我知道这部长在微分方面有学术论著。他是一位数学家，不是诗人。”“你错了；我很了解他，他是兼而有之。作为诗人兼数学家，他大概是善于推理的；单单作为数学家，他根本不能推理，大概要任凭警察局长摆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