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孩子还叫嚷不休。他们把床单从男孩腿上卷起来，随手交给了司机。医生和护士互相瞅了一眼。孩子那样儿可真惨，整个下半身都是血污，亚麻布的短裤扯得稀烂，破布和血粘在一起，看着真怕人。他的双脚毫无血色，他不停地叫喊，叫声很长，一声接一声，令人毛骨悚然。　　“快！”医生低声说，“护士，注射器，快一点！”护土的动作已经够熟练和敏捷了，但医生还在不停地催着“快！快！”医生神经质的脸上，嘴巴无法控制地张开着。孩子还是喊个不停。但护士打针的准备工作可实在不能再快了。　　医生摸着孩子的脉，他那苍白的脸，由于疲惫而肌肉不停地抽搐着，心神不宁地连连低声说，“安静，安静！”但那男孩还在叫喊，好象生下来就为了叫喊似的。护士终于拿着注射器走过来了，医生熟练而敏捷地打了一针。　　他把针从几乎象皮革一样坚韧的皮肤里拔出来时，长叹了一口气。这时门开了，一个修女慌张地跑进来。她正要开口，一看见受伤的病人和医生，又闭住了嘴，蹑手蹑脚地走过来，亲切地向医生和脸色苍白的护士点了点头，然后把手放在孩子的额头上。孩子蓦地睁开眼睛，惊愕地望着站在他床头穿黑衣的女人。表面看来，好象是那只冰凉的手在他额上一捺，便使他安静了下来，其实是打的针这时起了作用。大夫手里还拿着注射器，他又长叹了一声，因为终于静下来了，出奇的安静，静得每个人都能听得见自己呼吸的声音。他们都不说一句话。　　孩子大概是不再觉得疼了，安静地，好奇地瞧着周围的一切。　　“注射了多少？”大夫小声问夜班护士。　　“十毫升，”她同样轻声地回答。　　大夫耸了耸肩，“稍多了一点，等一会再看吧。利奥巴修女，您给我们帮帮忙好吗？”　　“当然可以，”修女象从沉思中被惊醒，急忙答道。屋里安静异常。修女按住男孩的头和肩膀，夜班护士按住腿，他们把他身上浸透了血的破布片弄下来。现在才看清楚，血和一些黑东西混在一起，孩子全身都是黑的，脚上是煤末，手上也是，上下都是血、破布和又黏又厚的煤末。　　“我知道了，”大夫喃喃说道，“从正开着的火车上偷煤，摔下来的，是不是？”　　“是的，”男孩用尖利的声音回答说，“没错。”　　他的两只眼睛清醒着，含着罕见的幸福感。那一针一定是很顶事。修女撩起他的衬衣，齐胸往上卷，一直卷到下巴底下。上身瘦得真可怜，象只老鹅似的皮包骨头。锁骨旁边的窝深陷下去，在灯光下形成了很明显的黑洞，大得连修女那只又白又宽的手都能放得进去。接着他们又看他腿上没有受伤的地方。两条腿瘦极了，显得又细又长。大夫向护士点了点头说：“可能是两腿双骨折，需要透视一下。”　　夜班护士用酒精纱布把孩子的腿擦干净以后，就不那么难看了。这孩子瘦得可真怕人，大夫一边包扎绷带，一边直摇头。现在他又替洛迈尔医生担忧了，他或许被他们抓起来了，即使他什么也不交待，但毕竟是件难堪的事，让他为盗卖毒毛旋花子素①去坐班房，而我自己却安然无事，可是，弄好了，我倒要分点好处。妈的，一定有八点半了，街上一点声音也没有，静得让人坐立不安。医生扎好了绷带，修女把孩子的衬衣又拉到腰下，然后从柜子里取出一条白床单，给孩子盖上。　　她又把手放在孩子额头上，向正在洗手的医生说道：“大夫，我刚才是为小施兰茨来找您的，您正在给这孩子看病，我不愿打扰您。”医生停住擦手，脸上有点尴尬，说话时，叼在嘴唇上的香烟上下抖动。　　“什么？”他问道，“小施兰茨怎么啦？”他那苍白的脸色现在变得有点发黄了。　　“唉！心脏不行了。简直不行了，看样子要完了。”　　大夫把香烟又拿到手里，把毛巾挂在脸盆旁边的钉子上。　　“真糟糕！”他绝望地叫了起来，“还有什么办法呢？我实在无能为力了。”　　修女一直把手放在孩子额头上。夜班护士把血污的破布扔进脏物桶里，掀起来的镍盖向墙上反射出颤动的银光。　　大夫沉思地望着地板，突然抬起头来，又看了看这个男孩，匆匆地向门口走去，说道：“我去瞧瞧。”　　“要我去吗？”护士跟在他后面问道，医生把头探回门内说：“不用了，您就留在这里，准备给那孩子透视，把病历填写一下。”　　孩子仍然很安静，这时夜班护士也站在皮沙发旁边。　　“你母亲知道你出事了吗？”修女问道。　　“妈妈死了。”　　护士不敢再问他的父亲。　　“那应该通知谁呢？”　　“我哥哥，可他现在不在家。倒是得告诉小家伙们一声，现在就剩下他们自己了。”　　“哪些小家伙？”　　“汉斯和阿道夫。他们还等着我回去做饭呢！”　　“你哥哥在哪里工作？”　　男孩没有吭声，修女也不再追问。　　“您是不是记一下？”修女扭头向夜班护士说道。　　夜班护士点了点头，走向小白桌，桌上摆满了药物和各种试管。她把墨水瓶拿过来，蘸了一笔，用左手展平白纸。　　“你姓什么？”修女问男孩。　　“贝克尔。”　　“信什么教？”　　“不信教。我没有受过洗礼。”　　修女一怔，夜班护士的脸色依然没有变化。　　“你什么时候生的？”　　“三三年……九月十日。”　　“还在上学吗？”　　“嗯。”　　“还有……名字！”夜班护士小声提醒修女。　　“对，叫什么名字？”　　“格里尼。”　　“什么？”两个女人微笑着彼此看了一眼。　　“格里尼。”男孩讲得很慢，并且有点恼火，就象所有名字起得特别的人一样。　　“是i吗？”夜班护士问道。　　“对，两个i，”他又重复了一遍，“格里尼。”　　他本来叫洛恩格林，因为他生在一九三三年，那时的每周新闻影片里都有希特勒第一次出现在拜罗伊特音乐节②上的镜头。但是他妈妈却老管他叫“格里尼”。　　医生突然闯了进来，他的眼睛由于疲惫而模糊不清，稀疏的金发搭在那张年轻然而有不少皱纹的脸上。　　“你们快来一下，快，两位都来！我想再输点血试试，快点！”　　修女向男孩看了一眼。　　“不要紧，”医生大声说，“让他一个人安静地呆一会，没有关系。”　　夜班护土已经走到门口。　　“格里尼，你乖乖地躺一会好吗？”修女问道。　　“好。”孩子答应着。　　但当他们走了以后，他的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好象刚才放在他额上的修女的手把眼泪挡住了。他不是难过得要哭，是被幸福感动得流泪。要说因为难过和害怕的缘故那也是有的。只有当他想起小家伙们的时候，那可真的是因为难过而流泪，但他总是尽量设法不去想他们，因为他愿意完全为幸福而哭。他活到这么大，还不曾有过象刚才打针以后那样奇妙的感觉。一种神奇的温暖，象一股乳流贯注到他的全身，使他有些昏迷，同时又使他清醒。他的舌头感到有种甜丝丝的味道，他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尝到过这种甜味。但他还是不由得要想起小家伙们。胡伯特在明天早上以前是不会回来的，爸爸还得三个礼拜以后，而妈妈……小家伙们现在真是孤单单的了。他知道得很清楚，他们又在倾听着每一个脚步声和楼梯上海一点细小的响动，而楼梯上会有非常多的声音的，小家伙们也会一次又一次地失望。格鲁斯曼太太会不会照顾照顾他们呢？她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怎么会今天突然想起来？她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也不可能知道他……他出了事。也许汉斯会安慰阿道夫，可是汉斯自己也很脆弱，动不动就哭起来，说不定阿道夫反而会安慰安慰汉斯呢！可是阿道夫才五岁，而汉斯已经八岁了，还是汉斯安慰阿道夫的可能性大，但是汉斯脆弱得可怜，阿道夫倒是坚强些。也许他们俩都哭起来了，一到七点钟，他们就因为肚子饿不想再玩了。他们知道他七点半会回来给他们弄饭吃。他们自己不敢去拿面包，有几次，他们一下子把一星期的定量全吃光了，他严禁他们自己去拿面包吃，以后他们就再也不敢了。本来，他们现在可以放心地去吃土豆，但他们不知道啊！要是他早些告诉了他们可以吃土豆，那该多好！汉斯已经很会煮士豆了；但他们不敢，他过去把他们处罚得太严厉了，甚至不得不揍过他们几下，因为一下子把面包都吃光了，怎么能行？！如果他从来都不责打他们，那他现在心里会高兴的，他们就敢去拿面包吃，至少今晚不会挨饿了。而现在，他们只好坐在那儿等着，一听到楼梯上有声音，就激动地跳起来，把苍白的脸贴到门缝上，象他千百次看到的那样。噢，他总是先看见他们的脸，他们一下子就高兴起来。啊，即使在他打了他们之后，他回来的时候，他们还是那么高兴，小家伙们什么都懂得。现在，每一点声音都会给他们带来失望。他们会害怕的，汉斯一看见警察就吓得发抖。他们说不定会大声哭起来，惹得格鲁斯曼太太骂他们，因为她晚上喜欢安静。也许他们一个劲地哭下去，格鲁斯曼太太会过来瞧瞧，可怜可怜他们。格鲁斯曼太太并不是那么坏的人。但汉斯绝不会自己去找她，他怕她怕得要命，汉斯什么都怕……他们哪怕是自己煮点土豆吃也好啊！　　自从他想起小家伙们以后，他完全是因为难过而哭泣了。他用手遮住眼睛，免得再看见小家伙们，这时，他觉得手湿了，他哭得更厉害了。他想知道现在有几点钟。可能已经九点或十点了。这可真不得了，平常他最迟七点半就回家了。但今天火车看守得这么严，他们得特别小心才行，卢森堡人那么喜欢开枪，也许他们在战争中没有来得及多放几枪，现在想来过过瘾；但他们是逮不住他的，他们从来都逮不住他，他总是能逃过他们溜上火车去的。我的天，正好碰上无烟煤，这可不能轻易放过。一说是无烟煤，他们马上就会给七、八十马克，怎么能错过这样好的机会。不光是卢森堡兵没有逮住过他，就是俄国兵，美国兵，英国兵和比利时兵，他全都躲过去了，难道今天偏偏会落在这些卢森堡兵的手里？这些蠢头蠢脑的卢森堡人！他闪过他们，爬到车皮上，装满了袋子，扔下去，然后再一个劲地往下扔，能抓多少，就扔多少。但没有想到，突然一下子，火车停住了。他只记得猛一下疼得要命，接着便什么也不知道了。后来，当他在门口醒来时，睁开眼睛，看见的就是这间白房间。以后人家给他打了针，现在，他又完全被幸福感动得哭起来，小家伙们已不再在眼前出现。幸福是一种奇妙的东西，他从未尝到过它的滋味，泪珠仿佛是聿福的化身，从他的身体里流出，而在他的胸中幸福却不见减少。那晶莹、转动、甜甜的泪滴，那神奇的泪滴，汇成泪水，从他的心底深处泉涌而出，总不见减少……。　　突然，他听见卢森堡兵的枪声，他们手里拿着自动步枪。令人战栗的枪声，在春天清新的夜空中震荡。他闻到了田野的清香，火车的浓烟味和煤味，也略微闻到了一点真正的春天的气息。两声枪响震撼了灰暗的夜空，四周发出了连续而又不同的回声，这些声音象针扎似的刺痛他的胸口。可不能让这些可恶的卢森堡兵抓住，可不能让他们打伤！他现在伸开四肢躺在煤堆上，清楚地感觉到身下煤块的尖硬。这是无烟煤，人家五十公斤给八十到八十五马克。要不要给小家伙们买点巧克力糖呢？不成，钱不够，买一块巧克力就得花四十到四十五马克，这么多煤他是拖不动的，我的天，五十公斤煤只能换两块巧克力糖。卢森堡兵简直象疯狗一样，他们又在开枪了。他觉得光着两只又臭又脏的脚冷飕飕的，被煤块扎得生疼。枪弹把天空射穿了许多窟窿，但他们是打不坏天空的，也许，这些卢森堡兵以为他们会把天空也打坏呢！　　要不要告诉护士，他的父亲在哪里，他的哥哥胡伯特夜里上哪儿去了？可是她们没问呀！学校里老师讲过，人家没问的事情不应该回答……可恶的卢森堡兵……小家伙们……卢森堡兵别再打枪啦！他得去看看小家伙们……这些卢森堡兵一定是疯了，完全疯了。妈的，还是算了吧，父亲在哪里，哥哥夜里上哪儿去了，干脆什么也不要对护士说。也许小家伙们自己会去拿面包……或者土豆吃的……也许格鲁斯曼太太会发觉出了什么事，因为确实不太对头；真奇怪，为什么老是出事！校长也会责备的。那一针打得可真好，他感觉到被扎了一下，突然幸福就出现了。这个脸色苍白的护士，一定是把幸福装在针里了。他听得很清楚，她把那么多的幸福装在针里，太多了，真是太多了。他一点也不傻。格里尼有两个i……不，妈妈是死了……不，是失踪了。幸福真是美妙，也许可以给小家伙们买一些针管里的幸福，一切不是都可以用钱买吗？……买面包……堆得象山一样的面包……。　　妈的！有两个i，这里的人不知道德国最好的名字吗？……　　“不。”他突然大喊起来，“我没有受过洗礼。”　　妈妈呢？说不定妈妈还活着吧。不，卢森堡兵把她打死了，不，是俄国兵……不，谁知道，也许是纳粹杀死了她，她曾经狠狠地咒骂过……不，是美国兵……唉，小家伙们可以放心去吃面包，吃面包……他想给小家伙们买象山一样的面包……多得象山一样，满满一车皮面包……满满一车皮无烟煤，还有针管里的幸福。　　有两个i，妈的！　　修女跑来看他，摸了一下脉，她慌张地向周围张望。天啊，要不要去叫大夫呢？她再也不能把这个发着梦呓的孩子一个人丢下了。小施兰茨死了，她升天了，上帝保佑这个俄罗斯脸型的小姑娘！大夫跑到哪儿去了？……她急得在皮沙发旁转来转去……。　　“没有，”孩子嚷道，“我没有受过洗礼。”　　脉搏跳得越来越乱了，修女的额上沁出了汗珠。“大夫先生，大夫先生！”她大声喊着，但她清楚地知道，再大的声音也透不过隔音的门壁。　　孩子可怜地呜咽着。　　“面包……给小家伙们买多得象山一样的面包，巧克力糖……无烟煤……卢森堡兵，这些猪猡，不要开枪了！妈的，土豆，你们可以放心地去拿土豆……吃土豆吧！格鲁斯曼太太……爸爸……妈……胡伯特……小家伙们还从门缝往外瞧呢。”　　修女怕得哭了起来，她不敢走开。孩子开始翻滚，她紧紧地捺住他的肩膀，但皮沙发又是那么滑。小施兰茨死了，那个小灵魂上天了。上帝发发慈悲，保佑保佑她吧，她是无罪的啊！一个小天使，一个难看的俄国小天使……现在她变得美丽了。　　“没有，”男孩要伸出胳膊乱打，“我没有受过洗礼。”　　修女惊慌地抬起头来，一边跑到脸盆那儿，还不住地用眼睛盯着男孩。她没有找到杯子，又跑了回来，摸了摸孩子烧得发烫的额头，又到桌前抓起一个试管，急速地倒满了水，天哪，一个试管里才能装这么少一点水……。　　“幸福，”孩子喃喃说道，“把您所有的幸福都装到针里吧，也给小家伙们装一点。……”　　修女在胸前划了十字，很郑重，动作很慢，然后把试管里的水倒向男孩的额头，流着泪说道：“我现在就给你施洗礼……。”男孩突然被冷水浇得清醒过来，猛一抬头，把修女手中的试管撞掉了，落在地板上摔得粉碎。男孩微笑地望着惊恐万状的修女，喃喃说道：“施洗礼……好……”然后一下子倒下去，头沉重地垂落在皮沙发上，脸变得狭长、苍老，黄得可怕，一动也不动地躺着，两只手十指全伸着，象要抓什么东西……。　　“他透视过了吗？”医生大声问道，他笑着同洛迈尔大夫走进屋里。修女只摇了摇头。医生走到跟前，习惯性地拿起听诊器，但又放下了，他向洛迈尔看了一眼，洛迈尔脱掉帽子，洛恩格林死了……。　　梁家珍译　　肖毛扫校自《伯尔中短篇小说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初版　　------------　　①抢救心力衰竭的病人时用的一种强心剂。——译注　　②拜罗伊特是德国一城市，一八七二年德国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在此建立剧场，演出他的歌剧，瓦格纳去世后，每年在此举行音乐节。　　洛恩格林是瓦格纳的同名歌剧中的主人公。——译注　　　伯尔短篇小说选　　巴莱克老爷家的台秤　　在我爷爷的故乡，几乎人人都靠在亚麻作坊里干活糊口。已有五代之久，人们天天吸着轧亚麻茎时飞扬的尘土，身体受到摧残，慢慢死去。他们都是些乐天知命的人，吃的是羊油奶酪、土豆，千年难得宰一头兔子吃；晚上在各自的家里纺织、唱歌，喝薄荷茶，自得其乐。白天在古老的机器旁轧亚麻茎，他们毫无防护，听任尘土侵害身体，烘干炉散发的热浪无情地烤灼着他们。各家的小屋里只有一张箱子式的木床，这是给父母亲睡的，孩子们都睡在周围的长凳上。每天早晨，小屋里满是面糊汤的味儿，星期天才能吃上烤饼。逢到特别隆重的节日，母亲笑盈盈地倒些牛奶在孩子们的咖啡壶里，这是一种用栎树果磨成的、黑乎乎的“咖啡”，随着牛奶倒进壶里，“咖啡”徐徐发白，孩子们高兴得满脸通红。　　清早父母亲上班去了，家务事全交给了孩子们：扫地、整理屋子、洗碗刷锅、削土豆皮，土豆可是宝贵的黄色粮食，削下的土豆皮都要留着给父母亲看过，证明他们没有任何浪费，干活也毫不马虎。　　放学后，孩子们都得到森林里去，按照不同的季节有时采蘑菇，有时采野草：车叶草和百里香，香旱芹和薄荷，还有洋地黄。夏天，他们从贫瘠的草地里收回干草，孩子们就忙着筛出干草花①。每公斤干草花可卖一芬尼，到了城里的药房卖给那些神经质的妇女时，就要二十芬尼。值钱的是蘑菇：每公斤二十芬尼，到了城里的商店，就卖一马克二十芬尼。秋天，孩子们钻到树林绿叶丛中最深处，那时潮气催发，蘑菇长得很快。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自己采蘑菇的地方，都是代代相传，秘而不宣的。　　树林都是巴莱克家的财产，亚麻作坊也是他家的。巴莱克家族在我爷爷的故乡有一座宅第，他们的当家夫人除了开设一家牛奶房，还总设有一间小铺，我们采的蘑菇、野草、干草花都在这里过磅卖钱。小铺里的桌子上放着巴莱克家的大台秤，这是一个带花饰的描金老家伙。我爷爷的爷爷和奶奶小时候就已经用肮脏的小手，捧着装满蘑菇的篮子或者装着干草花的纸口袋，站在台秤前，紧张地瞧着巴莱克夫人在秤盘上放多少砝码，才使那晃动的指针一丝不差地指着黑线——那条细细的公平线，它每年都要重新描一次。接着巴莱克夫人拿起褐色皮脊大帐簿，把重量登记在里面，再付钱给孩子们；几个芬尼或者几个银角子，难得付出一个马克。到我爷爷的时代，那里还放着一个大大的玻璃瓶，里面装着酸味糖，这种糖每公斤一个马克。遇到管小屋的巴莱克夫人高兴时，她就伸手到大瓶里边，给每个孩子一块糖。这时孩子们高兴得满脸通红，就象在特别盛大的节日，看到母亲在咖啡壶里加牛奶一样，牛奶使黑乎乎的咖啡渐渐发亮，直到变成金黄色的，和姑娘们的小辫儿一样。　　巴莱克老爷家给全村订了一条规矩：哪户人家都不许有磅秤。这条规矩已有年月，谁也不再去想一想，它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缘故订下来的。这条规矩可得小心遵守，谁若违犯了就要被赶出亚麻作坊，巴莱克老爷家就不买他家的蘑菇、百里香、干草花。因为巴莱克家族势力大，就是邻村也不敢雇这个人干活，也不敢收购他家的野草。但是从我爷爷的爷爷和奶奶那时起（他们从小就采蘑菇，把它卖给地主老爷家，然后转卖到布拉格，让有钱人家买去增加菜肴的美味，或者包馅饼吃），就没有人想要违犯这条规矩，因为量米面有升斗，卖鸡蛋是论个儿的，纺成的布用尺量，而且巴莱克家的那具描金老台秤看来不会有什么问题。已经有五代人了，他们把自己孩子勤奋地从树林里采来的东西信托给那根黑色的、摇摆不定的指针。　　虽然在这些沉默寡言的人中，也有天不怕地不怕的，他们偷猎野兽，一夜之间赚到的钱超过在亚麻作坊里干一个月的工资，但是就连这些人也从未想过要去买一台秤，或者自己装上一台秤。我爷爷是第一个有胆量检验巴莱克家买卖是否公平的人。巴莱克家族住的是深宅大院，有两辆马车，他们每年都出钱资助一个村里的青年去布拉格神学院学习。每星期三，牧师去他们家打牌消遣，逢年过节区里宪兵队长乘着饰有皇家徽记的马车，前来拜访，一九○○年新年，皇帝陛下授予巴莱克家贵族称号。　　我爷爷是个勤劳聪明的人。他钻进树林深处，到了他家其他孩子没有到过的地方。他一直闯到了传说中的巨人比尔甘居住的丛林。比尔甘在那里守卫着瓦尔德人的财宝。但是我爷爷不怕比尔甘，他从小就常常钻进丛林，带回大量的蘑菇。他甚至能采到麦蕈，卖给巴莱克夫人时每磅值三十芬尼。我爷爷无论卖给巴莱克家什么东西，都记在一张日历纸的背面：每磅蘑菇，每克百里香，右边他用稚气的字迹写上他卖出东西后收到的钱数；从七岁到十二岁，他把一分一厘都记得清清楚楚。一九○○年他十二岁了，因为巴莱克家族受封成了贵族，他们送给全村每户人家四分之一磅巴西来的真正的咖啡；男人们还有啤酒和烟草；庄院里举行盛宴，通往庄院的白杨树林荫道上马车首尾相接。　　但是在庆祝宴会前一天，他们在小屋里发咖啡，这间小屋就是近百年来巴莱克家族放台秤的地方。他们现在叫巴莱克·冯·比尔甘，因为巴莱克家族的高楼大厦正是造在传说中的比尔甘宫殿所在地。　　爷爷常常给我讲，他是怎样在放学之后，到小屋为四户人家，即赛克家、魏德勒家、福拉家和他自己家——布吕歇尔家，取咖啡的。那是除夕前一天的下午，由于各家各户都要装饰房间，做过年的菜，所以这四家不能各派一个孩子，各走各的道到地主庄院去取四分之一磅咖啡。　　因此，我爷爷就坐在小屋里窄小的木凳上，看着地主家的使女格特鲁德把一包一包咖啡数给他，一共四包，每包八分之一公斤。那时爷爷看到台秤左边的秤盘上，放着一个半公斤的砝码，巴莱克·冯·比尔甘夫人正在忙着准备宴席，格特鲁德正要伸手到大玻璃瓶里，拿一块糖给我爷爷时，她发现瓶空了，那个瓶是一年装一次，一次装一公斤，值一个马克。　　格特鲁德笑着说：“你等一下，我去取糖。”我爷爷就看着四包八分之一公斤的咖啡（这是由工厂包装封好的），站在台秤面前，一个秤盘上放着半公斤的砝码。那时爷爷拿起四包咖啡，把它们放在那个空秤盘上。当他看到黑色的公平针指在公平线的左边不动，放着半公斤砝码的秤盘斜在下边，半公斤咖啡高高翘起，那时他的心怦怦乱跳，就象他躲在森林树丛后等着巨人比尔甘出现时一样。他从衣兜里掏出几颗小石子儿，这是他老带在身上，准备用弹弓打那些在母亲种的蔬菜地里啄食的小鸟的。——在盛咖啡口袋的秤盘里，放上三颗、四颗、五颗小石子儿，盛着半公斤砝码的秤盘才慢慢升起，指针总算稳稳地指在黑线上。爷爷把咖啡拿出秤盘，用一块麻袋片包好五颗小石子儿。这时格特鲁德拿出一个一公斤装的大口袋，里面是满满的酸味糖，这些糖足够在一年之内，使得孩子们高兴得脸蛋通红。格特鲁德把糖果哗哗倒进玻璃瓶里，我爷爷，脸色苍白的小家伙，站在一边，不动声色。他只拿了三包咖啡，更使格特鲁德惊奇害怕的是，她看到那脸色苍白的小男孩把那颗酸味糖扔在地上，一边用脚踩，一边说：“我要找巴莱克夫人说话。”　　“你该叫她巴莱克·冯·比尔甘。”格特鲁德说。　　“好吧，就找巴莱克·冯·比尔甘夫人。”但是格特鲁德只是放声讥笑他，于是，我爷爷摸黑走回村里去，把咖啡送到赛克家、魏德勒家和福拉家，接着爷爷假装要去找牧师。　　其实，他兜里揣着用麻袋片包好的五颗石子儿，走向茫茫黑夜。他要经过遥远的路途才能找到一个有秤的人，一个可能有秤的人，他知道在布劳高村，在伯尔瑙村都不会有谁家有秤的。爷爷穿过这些村庄，步行两小时来到名叫迪尔海姆的小城镇，那里住着一个叫霍尼希的药剂师。霍尼希家里散发出喷香的新烤甜点心味儿。霍尼希为那个冻僵的小男孩开门，他嘴里有酒味，两片薄嘴唇叼着一支湿润的雪茄烟。他把小男孩冰冷的手紧紧握了一会儿，说道：“呣，是不是你父亲的肺又不太好了？”　　“不是，我不是来买药的。我要……”我爷爷解开他的麻袋片儿，取出五颗小石子，伸手拿给霍尼希看，他说：“我要把它秤一秤。”他胆怯地看看霍尼希的脸。霍尼希啥也没有说，他既不发火，也不问原因。我爷爷就说：“这是公平秤上缺少的分量。”这时我爷爷才感觉到他已经进了暖和的小屋子，他的脚已是湿漉漉的。雪进了他的那双破鞋，森林里树枝上的积雪掉在他身上，现在雪化了，他饥饿疲劳，突然哭了起来。因为他想起有多少蘑菇、多少野草，多少干草花　　在那台秤上秤过，这台秤每半公斤就要缺五颗石子儿的重量。霍尼希摇摇头，手里拿着五颗小石子儿，叫他妻子出来，这时爷爷想起他的父母那一代人，他的祖父母那一代人，他们都在那台秤上秤过他们的蘑菇和干草花。想着想着，愤愤不平的巨浪袭击他的心头，他哭得更厉害了。没有人请他坐，他自己坐了下来，坐在霍尼希家的一把椅子上。心地善良的胖胖的霍尼希太太给他端来了甜点心和一杯热咖啡，爷爷看都没有看一眼。霍尼希自己从前面店堂回来，手里簸着那些小石子儿，轻轻对霍尼希太太说，“五十五克，不多不少。”这时我爷爷才停止哭泣。　　爷爷又走了两小时路，穿过森林回来，在家里挨了一顿揍，问他为什么不把咖啡拿回家来，爷爷死也不开口。整整一个晚上，他在那张记着卖给巴莱克夫人东西的纸上算来算去。钟敲十二点，地主庄院里响起了欢庆新年的礼炮，全村沸腾起来，摇鼓叮咚作响，亲人们互相亲吻，互相拥抱，新年来到了。等到一切寂静下来时，爷爷自言自语地说：“巴莱克家吞没了我十八马克三十二芬尼。”他又想起村子里有多少孩子啊，他想起自己的哥哥弗里茨，他采过很多蘑菇，想起了姐姐卢德米拉，想起了成千上百的孩子，他们为巴莱克家采蘑菇、野草、干草花。这一次他不哭了，他把他的发现告诉他的父母、哥哥和姐姐。　　元旦那一天，巴莱克·冯·比尔甘来到教堂做大弥撒，马车上已经装好金蓝两色的贵族徽记——一个巨人蹲在枞树下。巴莱克一家看到人们呆呆地凝视着他们，脸色苍白，冷冰冰的。他们本来以为吉兰登村里人们一清早就会聚集在村口，向着他们唱一支小夜曲，高呼万岁，欢呼他们荣升。但是，当他们驱车经过街头时，村里一片死气沉沉。到了教堂里，人们扭过苍白的脸，怀着无声的敌意盯着他们，牧师走上讲坛致新年布道词，他也感到那些平时沉静而温和的人们今天却是多么冷淡。他费力地草草读完布道词，满头大汗走回祭坛。做完弥撒，巴莱克·冯·比尔甘要离开教堂了，他们走过夹道列队的人群，人们脸色苍白，毫无表情。但是年青的巴莱克·冯·比尔甘夫人在儿童们坐的长凳前站住了，她寻找我的爷爷——小弗兰茨·布吕歇尔，在大庭广众前问他：“你为什么不替你母亲把咖啡拿回去？”我爷爷站起身来说：“因为您吞没我的钱足够买五公斤咖啡。”说着他从衣兜里掏出五颗石子儿，递给那位太太看。爷爷说：“这是五十五克。您家的台秤每半斤就缺这些分量。”这位太太还没有来得及说话，教堂里的男男女女齐声唱起一支歌：　　“世上的公平正义，噢，主耶稣，是它杀害了你……”　　正当巴莱克一家在教堂里的时候，威廉·福拉，那个偷猎野兽的人，钻进小屋，把台秤和厚厚的皮面大帐本偷了出来。帐本里记下了巴莱克家在村里收购的每公斤蘑菇，每公斤干草花，和其它一切东西。元旦的整个下午，村子里男人都坐在我曾祖父家里算帐，按巴莱克家收购东西的十分之一计算，已经有几千塔勒。但是还没有算完，区里宪兵队的宪兵已经冲进我曾祖父的家里，一边打枪一边用刺刀乱刺。宪兵把台秤和帐本抢走了。爷爷的姐姐，小卢德米拉中弹死了，还有一些男人受伤。有一个宪兵被威廉·福拉，那个偷猎野兽的人，一刀杀死。　　不仅在我们村子里，就是在布劳高村和伯尔瑙村也发生了暴动。亚麻作坊停工了一个星期。但是大批大批的宪兵赶来镇压，宪兵威胁村里的男男女女，要把他们关进监牢。巴莱克家逼着村里的牧师，叫他把台秤陈列在本村的小学校里，让他证明巴莱克老爷家的台秤确确实实是公平秤。后来，村里的人们又去亚麻作坊做工——但是谁也不去学校看牧师表演：他孤孤单单呆在那里，狼狈不堪，情绪低落，看着那砝码、台秤和几袋咖啡。　　孩子们又去采蘑菇，拾百里香、野花和洋地黄。但是每逢星期日，只要巴莱克一家走进教堂，人们就唱起歌来：“世上的公平正义，噢，主耶稣，是它杀害了你。”后来，区里的宪兵队长派人敲着小鼓宣布：不准唱这支歌。　　我爷爷的父母被迫告别了他们刚刚埋下的小女儿的墓，离乡背井到处流浪。他们成了编筐匠，但到哪儿都呆不长久，因为他们看到，各地各村地主家秤上公平正义的指针都是虚假的。这使他们伤心痛苦。他们的老牛破车在泥路上慢慢爬行，车后面牵着一头瘦骨嶙峋的羊。如果有人经过他们的车旁，便时或能够听到车里在歌唱：“世上的公平正义，噢，主耶稣，是它杀害了你。”只要有人愿意，就能听到巴莱克·冯·比尔甘的故事：他们家的所谓公平正义就是吞没人家十分之一的钱。但是几乎没有人愿意听他们讲述。　　倪诚恩译　　肖毛扫校自《伯尔中短篇小说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初版　　------------　　① 按欧洲土方，可作草药治病。——译注　　　伯尔短篇小说选　　一 定 照 办　　——一则事业心强的故事　　在我一生中最为奇特的经历，要算我在阿尔弗雷德·冯西德尔的工厂里当职员时度过的那段时间了。我天生喜欢沉思默想，宁愿无所事事而不愿工作。可是经济上的困难接连发生——因为沉思默想同无所事事一样，都不能给我带来任何收益——，使我有时不得不去求得一个所谓的职位。有一次我又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便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职业介绍所。经他们介绍，我和其他七个同命运的弟兄们一起，到冯西德尔的工厂里去接受一次能力考试。　　一见到那个工厂，我就疑虑重重：整座厂房是用玻璃砖建造的，而我讨厌明亮的建筑物和明亮的房间，就象讨厌干活一样。厂方马上请我们到明亮的、色彩柔和的工厂食堂去吃早饭，那时我的疑虑更重了：漂亮的女招待给我们端来了鸡蛋、咖啡和烤面包片，还有盛在雅致的刻花玻璃杯里的桔子汁；金鱼高傲的脸撞在浅绿的鱼缸壁上。那些女招待是多么高兴愉快，仿佛差一点就要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了。在我看来，只是因为她们具有坚强的毅力，才克制住自己不唱起歌来。她们的心里满是没有唱出来的歌儿，就象母鸡怀着没有下出来的蛋一样。　　我马上发现一件事，而我那些同命运的弟兄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顿早饭也是考试内容之一；所以我就专心致志地大嚼起来，就象一个清楚地知道自己正在向体内输送宝贵养分的人那样自觉。我还做了一些在正常情况下绝对不会干的事：空肚子喝下桔子汁，留下咖啡和一个鸡蛋和大部分烤面包片不吃，马上站起身来在饭厅里大步踱来踱去，装出一副焦急难耐，急于要做事的样子。　　这样，我被第一个领进考试室里，在那里诱人的桌子上放着试卷。屋子四壁都漆成绿色，那种热衷于布置屋子的人看到了，准会情不自禁地说出“迷人”这样的词来。屋里阒无一人，可是我肯定有人在窥视我，便装出一副醉心于工作的人明知无人注意也应有的样子，我急切地从衣兜里掏出自来水笔，拧开笔套，在最靠近门口的桌子旁坐下，象一个性情急躁的人在饭店里拿过帐单时那样，唰的一下把试卷拉了过来。　　第一题，人只有两条胳臂、两条腿和两只耳朵，您以为这种说法是否正确？　　这时我那喜爱思考问题的习惯第一次有了收获。我毫不迟疑地写道：“即使有四条胳臂四条腿，外加四只耳朵也不能满足我的事业心。人身上的装备少得可怜啊！”　　第二题：您能同时使用几部电话机？　　回答这个问题同样易如反掌，犹如解一道一元一次方程式。“如果只有七部电话机，”我写道，“我将闲得发慌。要加到九部电话机，我才感到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力量。”　　第三题：您在工余时间干些什么？　　我的回答是：“我已不认识‘工余时间’这个词——我在十五岁生日那一天，就已把这个词从我的词汇里划去了，因为我是个工作第一的人。”　　我受雇供职了。事实上，就是管九部电话机，我也没有忙碌不堪之感。我无非对着电话机的送话器大声说：“马上动手！”或者“请您办理！——非办不可——一定照办——事已办妥——应该办理。”之类的话而已。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我都用命令式，因为我觉得只有命令式才同厂里的气氛相称。　　中午休息是很有乐趣的。我们都坐在工厂食堂里，一片无声的欢乐气氛，吃着维他命丰富的午餐。在冯西德尔的工厂里，聚集着一大批人，他们特别热衷于讲述自己的履历，这正是事业心强的人物所喜爱的。对他们来说，他们的履历比他们的生命更重要，只要让谁开个头，他们都会一本正经地细述起自己的履历来。　　冯西德尔的副手是一个名叫布罗舍克的人，他颇有些名声，因为他在大学读书时就已经靠做夜工养活七个孩子和瘫痪的老婆，他卓有成效地同时身兼四家商号的代理人；尽管如此，他还在两年之内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两项国家考试。有一次记者问他：“布罗舍克，您究竟在什么时候睡觉？”他回答说：“睡觉简直是作孽！”　　冯西德尔的女秘书靠打毛线养活她瘫痪的丈夫和四个孩子，她同时取得了心理学和乡土学的学位，饲养许多牧羊狗，还化名“狐狸精七号”当裸体歌星而走红。　　冯西德尔本人是个大清早一睁眼就决心干事的那种人。“我要有所作为。”他们这号人一边使劲系住浴衣腰带，一边这么想。“我要有所作为。”这号人一边刮胡子，得意洋洋地瞧着同肥皂沫一起从刮脸刀上冲下来的胡子茬儿，一边这样想。刮下的胡子就是他们事业心的首批牺牲品。即使蹲厕之类私事也会使那号人得到某种满足：哗哗地冲了水，使用了手纸。这都叫做事已办妥。面包吃下去了，煮鸡蛋的一头磕碎了。　　那些最最微不足道的举动，在冯西德尔看来都是有所作为：诸如他戴上帽子，他——因为用力过度而浑身发颤——扣上大衣扣子，吻他妻子的脸颊告别，—切的一切都是有所作为。　　每当冯西德尔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他用这样的话向女秘书问好：“非办不可！”女秘书心情愉快地高声答道：“一定照办！”接着冯西德尔到各部门一一视察，愉快地高声说：“非办不可！”人人都回答说：“一定照办！”每当他走进我的屋子，我也容光焕发地向他高呼，“一定照办！”　　我上班后一周之内，就把使用的电话机增加到十一部，第二周内增至十三部。有一件事使我感到乐趣无穷，每天清晨，我在电车里编造各种新的命令句，或者把办事这个动词变成各种时态，变成主动式或被动式，变成虚拟语气或直陈语气；有两天之久我只说一句话：“早就该办了嘛”，因为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美。又有两天我专说另一句话：“不该这么办嘛。”　　有一次果真出了一件事，我这才感到真正发挥了自己的才能。那是一个星期二的早晨——我还没有来得及坐端正——冯西德尔冲进我的屋子，高声说道：“非办不可！”可是，他脸上某种难以捉摸的表情使我犹犹豫豫，不能按照规定心情愉快地回答“一定照办！”大概是我犹豫太久的缘故，冯西德尔这个平时很少大叫大嚷的人竟然对我咆哮起来：　　“您回答！您按规定回答！”我就象一个孩子被人家逼着低声而又抵触地回答说：我是个坏孩子。我使了好大的劲才说出那句话：“一定照办。”我这句话刚一出口，就真的出事了；冯西德尔一头栽倒在地，滚到一边，横躺在打开的门前。　　我一眼就看出是怎么一回事了，当我慢慢地绕过桌子走到他身边后，又得到证实：他死了。　　我摇了摇头，从冯西德尔的身上跨过去，慢慢穿过走廊，朝布罗舍克的房间走去。我连门都没敲就闯了进去。布罗舍克坐在他的写字台旁，两手各拿一个电话听筒，嘴里咬着一支圆珠笔在便笺本上写电话记录，同时用赤裸的双脚操纵放在办公桌下的一台打毛衣机。他就用这种办法帮助解决全家的穿衣问题。　　“出事了，”我轻声地说。　　布罗舍克吐出嘴里的圆珠笔，挂上两个电话，犹豫不决地把脚趾从打毛衣机上解开。　　“究竟出了什么事？”他问道。　　“冯西德尔先生死了。”我说。　　“不会的。”布罗舍克说。　　“真的，”我说，“您来看嘛！”　　“不会的，”布罗舍克说，“这是不可能的。”但他还是赶紧穿上拖鞋，跟我走过走廊。　　“不会的，”当我们站在冯西德尔的尸体旁时，他还在说，“不会的，不会的！”我不去反驳他，而是小心翼翼地把冯西德尔翻过身来，让他朝天躺平，替他把眼睛闭上，并且沉思着凝视他。　　我感到自己对他几乎可说是温顺体贴的，我也第一次认识到，我从来没有恨过他。他脸上的表情，就象某些孩子执拗的面孔，他们无论如何也坚信圣诞老人是有的，不管其他的小朋友用多么充分的理由说圣诞老人是不存在的。　　“不会的，”布罗舍克说，“不会的。”　　“该办后事了，”我轻轻地对布罗舍克说。　　“是啊，”布罗舍克说，“该办后事了。”　　事情就这样办了：安葬冯西德尔时，我被选中拿着纸做的玫瑰花圈，走在棺材后面，因为我不仅天生喜好沉思默想、无所事事，而且我的面孔和身材都特别适合穿上那套黑色的丧服。显然我的模样——手中拿着纸做的玫瑰花圈，跟在冯西德尔的棺材后面——很出色，所以我收到了一家高级殡仪馆的聘书，请我去当职业送殡人。“您是天生的送殡人，”殡仪馆经理对我说，“行头我们给你准备。您的脸——妙不可言！”　　我向布罗舍克辞职，理由是我感到在那个工厂里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虽然我一个人要管十三部电话，但是我的一部分才能还是被埋没了。在我第一次干完职业送殡人的差事后，我就意识到，这是专为我安排的工作岗位，真可谓得其所哉！　　我站在棺材后面、哀乐乐队中间，默默沉思着，手里拿着素花一束，乐队奏着亨德尔①的《广板》，一首不受人注意的乐曲。公墓咖啡馆是我常去的地方，职业送殡之余我就在那里消磨时间。有时候，虽然没有人请我，我也去送殡，还自己掏腰包买一束鲜花，同慈善机关的职员一起，跟在流离失所老死他乡的人的棺材后面走着。有时我还到冯西德尔墓上去看看，因为我终究得感谢他，是他使我找到了这个合适的职业，做这种工作时，沉思默想正是人们对我的要求，无所事事则是我的职责。　　后来我才想起，我那时从不关心冯西德尔工厂制造什么产品。大概是生产肥皂吧。　　倪诚恩译　　肖毛扫校自《伯尔中短篇小说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初版　　------------　　①亨德尔（1685～1759），德国作曲家。——译注　　　伯尔短篇小说选　　一桩劳动道德下降的趣闻　　在欧洲西海岸的某个港口，停泊着一只渔船，里面躺着个衣着寒伧的男人。他似睡非睡，两眼朦胧。一个衣饰入时的游客踱到这里，他马上就往照相机里装上一卷新的彩色胶片，打算拍下这一幅田园诗般的画面：蔚蓝的天空，绿色的海洋，海面上轻波荡漾，波峰如雪，黑色的小船，绛红色的渔人便帽。咔嚓！再来一次，咔嚓！好事要成三，保险再保脸，来个第三回：咔嚓！单调的，惹人反感的咔嚓声吵醒了那个似睡非睡的渔人。他睡眼惺忪地坐了起来，迷迷糊糊地伸手去摸他的烟盒。但是，还没等他拿到手，殷勤的游客已经把一包香烟送到他鼻子底下，虽然没有把烟直接塞到渔人的嘴里，可也递到了他的手中。第四声，咔嚓！打火机燃着了，就此仓促地结束了他的客套。这样手脚敏捷地献殷勤不免过分和做作，造成了令人不快的尴尬局面。这位对所在国的语言十分精通的游客想攀谈几句以便摆脱窘境。　　“您今天会捕到很多鱼的。”　　渔人摇摇头。　　“可是人家告诉我说，今天的天气非常有利，”　　渔人点点头。　　“您今天不出海吗？”　　渔人摇摇头。游客愈发神经质起来。他真诚地替这位衣着寒伧的人的健康操心。错过表示关切的机会准会使他难过的。“哦，您的身体不舒服吧？”　　渔人终于放弃了摇头点头这样的信号语言，张嘴说话了。　　“我身体好极了，”他说，“从来没有这样好过。”他站了起来，舒展了一下身子，似乎要炫耀一番他结实得象个角斗土。“我觉得自己是惊人的健壮。”　　游客脸上的表情越来越难堪，疑团却越来越大，似乎快要把他的心脏炸裂了，使他忍不住问道：“那么为什么您不出海呢？”　　回答来得又快又干脆：“因为我今天一大早就出过海了。”　　“捕了很多鱼吗？”　　“捕了那么多鱼，所以我今天不需要再出海了。我的鱼篓里有四只龙虾，大概还有三十来条鲭鱼。”　　渔人终于完全醒了，态度也缓和下来，抚慰地拍了拍游客的肩膀。在他看来，游客脸上忧虑的表情虽然纯属多余，却也很感人。“甚至明天，后天我都够用了。”他说这番话，显然是为了减轻这位外国人的精神负担。“您抽我的烟吗？”“好的，谢谢！”　　两人的嘴里都叼上了香烟。第五次咔嚓！这位外国人摇了摇头，坐到船舷上，放下手中的照相机，腾出双手，因为他现在要借助手势加强他语言的分量了。　　“我确实不想干涉您个人的事。”他说。“但是请您设想一下，假如您今天能够两次，三次，甚至四次出海去，那么您会捕捞到三十条，四十条，五十条，或许是上百条鲭鱼。您想象一下这种情景吧！”　　渔人点点头。　　“如果您，”游客继续讲下去，“不仅仅是今天，而且明天，后天，是的，也就是每个好日子都两次、三次，也许是四次出海去——您知道，那将会有什么结果呢？”　　渔人摇摇头。　　“您至少一年内可以买一只摩托艇，两年内可以买第二条船，三年或四年内您也许会有一条单桅船。要是有两只小船或一条单桅船，您当然会捕捞到更多的鱼——有那么一天，您会有两条单桅船，您将……”有那么一小会儿，他兴奋得说不出话来了，“您将会盖起一个小冷藏库，也许还会开一个熏鱼作坊，以后就是鱼类食品厂，可以乘着自己的直升飞机寻找鱼群，还能通过无线电指挥您的单桅船队。您可以根据法律申请捕捞斑鳟，经营海味餐馆，还可以不通过掮客，把鲭鱼直接出口到巴黎去。然后……”这个外国人又兴奋得说不出话来了。他一边摇着头，一边望着那悄然卷来的潮水，只见漏网的鱼儿还在水里快活地游来游去，他内心深处不免有些忧伤，度假的乐趣几乎烟消云散了。“然后，”他说着，却又一次激动得说不出话了。　　渔人拍拍他的后背，就象对待一个噎住了的孩子一样。　　“然后怎么样？”他轻声地问道。　　“然后，”这位外国人十分激动地说道，“然后您可以安然地坐在这个港湾里，在阳光下打瞌睡——还可以眺望这庄严美丽的大海。”　　“可是，我现在就已经这样做了，”渔人说，“我现在就已安然地坐在海边，而且朦胧入睡了，只是刚才您那咔嚓、咔嚓的声音打扰了我。”　　游客受到这番启迪后，沉思着离开了此地，因为从前他也曾这样想过：他现在工作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可以不再工作。这位衣着寒伧的渔人曾唤起过他的怜悯，而现在那种怜悯之心早已消逝得无影无踪了，剩下的只是微微的羡慕之情。　　黄文华译　　肖毛扫校自《伯尔中短篇小说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初版　　　伯尔短篇小说选　　关 于 本 书　　亨利希·伯尔（1917～1985）德国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正点到达》、《女士和众生相》、《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等。1972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为了表扬他的作品，这些作品兼具有对时代广阔的透视和塑造人物的细腻技巧，并有助于德国文学的振兴。”　　本电子书收伯尔短篇小说十三篇，分别选自《伯尔中短篇小说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女士及众生相》（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和《天使沉默·不中用的狗》（译林出版社1998年版）。除了短短的一篇《死者不听话》外，其他均为肖毛扫校，原发表在《天涯社区·闲闲书话》，特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