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中期以前。在价格普遍下降的时期当中，人均产量明显地具有一较高的增长速度。（5）另一方面，20世纪20年代，英国意在取得缓慢的价格下降的努力，伴随着种种相当大的经济困难，并几乎接近于经济停滞。 总而言之，也许唯一得到了证实的结论就是：在价格变动相当稳定、规模适中，且可以被合理地预期的情况下，或者价格的上涨，或者价格的下降，都与快速的经济增长相一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大概要到别处去寻找。但是，很明显，价格方向不可预测的反复无常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干扰作用与对经济稳定的干扰作用是一样的。 4．政策含义 前面对长期及短期内货币与价格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说明，以及对价格变动与产量变动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说明，对于增长及稳定方面的公共政策，有着某种相当直接并相当即刻的意义。 （1）为了使价格水平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保持合理的稳定性，货币总存量必将增长，以便使其与产量的增长及人口的增长相适应。此外，若要想让过去的模式继续下去，货币总存量必将增长，以便在公众的实际收入增长的同时，满足公众提高现金余额与收入之比率的愿望。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为了保持价格水平的长期稳定，年3% 一5% 的货币存量增长率是必要的。 （2）为了在今后的几十年中既避免大规模的通货膨胀，又避免大规模的通货紧缩，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就是：与为价格稳定所必需的年3% 一5% 的增长率相见，货币存量的增加既不能过分地快于这一水平，又不能过分地低于这一水平。货币供给的过分快的增长率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通货膨胀；反之，若没有货币供给如此之快的增长率，大规模的、持续的通货膨胀决不会发生。货币供给的过分低的增长率（更不用说货币供给的绝对减少），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通货紧缩；反之，若没有货币供给如此之低的或负的增长率，大规模的持续的通货紧缩决不会发生。 （3）一个高度波动的价格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干扰程度与对经济稳定的干扰程度是一样的。即使这一点得以避免。对于经济稳定来说，什么样的长期价格模式才是最佳的这一点仍不十分清楚——大致稳定的价格水平？温和上涨的价格水平？还是温和下择的价格水平？然而这一点的确是明确的：这些模式中的任何一种，都是与快速的经济增长相一致的。如果必须通过价格水平目标来表述目的的话，那么，一个稳定的价格水平有着极大的优越性：（a）易于公众理解；（b）确定性，它使得准确的目标方面的一系列变更较为不可能；（c）这大概是实现对社会各个成员平等相待的最佳途径。然而，确保任一价格水平目标的大致实现所存在的困难告诉我们：最好通过某种变量（而不是价格水平）来表述即刻的政策目标，如将即刻的政策目标表述为货币存量的、年4% 的稳定增长之取得，然后让价格处于与这一货币目标相一致的任一水平上。由此而产生的价格水平几乎不可能较大地背离相对稳定性，而且毫无疑问，决不会是剧烈的不稳定的。 （4）对于周期性波动来说，一个主要的问题是要防止货币变动成为波动的根源。如果我们可以将货币存量的增长保持在一个相当稳定的速度上，且在短期当中不存在货币存量的无规则变动，那么，发生下述两种情况都是不大可能的（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我们将经历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那样的急剧的价格上涨；或者，我们将经历如1920－1921期间，1929—1933期间，1937－1938期间所发生的那种大幅度的价格下降或产量下降。 （5）尽管一个稳定的货币供给增长率将防止我们过去常常经历过的那种广泛的波动，但它并不意味着完全的稳定性。力图更进一步利用货币方面的变动来抵消导致扩张与收缩的其它因素的影响，这一构想是十分吸引人的。尽管可得证据已经证明了：如同在较长的时期中一样，在商业周期的过程中，货币变动，与价格变动、收入变动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它也在通过货币政策的良好调整从而产生出经济活动的良好调整的可能性问题上，洒下了凝重的疑团——至少在我们目前的知识水平上是如此。这一证据告诉我们：货币变动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产生其影响，而且所需要经过的时间又是变化不一的。例如，按照过去的经历，为抵消目前的衰退而在现在所采取的行动，可能会在 6个月内，或在不超过一年零六个月内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1956年晚些时候及1957年大部分时间里所实行的紧的货币政策——这一货币政策是为抵消那时存在的通货膨胀压力而采取的——对于那时的情况几乎没有任何作用，而只是到了现在才产生其影响，并促成了当前的衰退趋势；1956年的通货膨胀压力本身又不能部分地是为抵消1953－1954年衰退而采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一个滞后结果。这样一来，在一个自行决定的货币政策的可能性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限制，而且这样的货币政策有着很大的危险性：这样一种货币政策可能会使事情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自1951年以来的联邦储备政策截然地优于联邦储备系统建立初期时的政策，这主要是因为：联邦储备系统业已避免了货币供给增长率方面的广泛波动。与此同时，我自己倾向于认为：在我们目前的知识水平上，且在我们现有的机构水平下，即使是这一政策也绝对地不如下面这种简单得多的政策：日复一日地将货币供给增长保持在一项先确定的比率上，而同时对季节性的影响加以考虑，但并不打算按货币情况来调整增长比率。 （6）为了避免理解上的错误，应该强调的是：刚才所讨论的这些问题决不是为货币政策所特有的。财政行动也涉及到时滞问题。的确，与自主性的货币行动相比，对于自主性的财政行动来说，从采取行动之必要性的认识到行动之采取之间的时滞，毫无疑问地将较长：货币当局可以迅速地采取行动，而财政行动却因国会考虑带来严重的延误。有人提出：财政行动的这一缺陷可以为行动与其影响之间的较短时滞而抵消。尽管我所知道的这一方面的具体实证证据很少，但这一点是有可能的。这一信念是以合理性的一般考虑为依据的，而合理性的一般考虑又可能是一个错误指导的目标。而且，的确不存在任何理由足以让我们相信这一点，而且没有任何实证证据能够表明：与货币行动相比，对于财政行动来说，这一时滞（不论其平均长度如何）的变动程度较小。所以，货币政策的这些基本困难及限制将同等程度地适用于财政政策。 （ 7）在当前的公众态度状况中，很明显，面对着相当温和加价格上涨，或者相当温和的价格与就业下降，“采取某种行动”的政治压力的确是非常强大的。从前面两点中所引出的主要教训就是：向这些压力屈服所带来的坏处通常会大于由此而带来的好处。有这样一种说法：“最好”常常是“好”的大敌，这似乎是与此高度相关的。某种极高的经济稳定程度无疑地是一辉煌的目标，然而我们取得这一目标的能力却是有限的。毫无疑问我们可以避免极度的波动，但是如何避免较小的波动我们的知识还远远不够。不量力而行的企图本身就是一种干扰，它可能会增加（而不是减少）不稳定性。同所有的这类戒令一样。这一条也必须适当地加以运用。这是在综合考虑及平衡意义上的一条要求，而不是在重大问题面前不负责任的一种托词，也不是在未能改正过去的错误问题上的一种托词。 版权：1969年，奥尔全·德·格瑞特，纽约。经允许重新出版。 摘自密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的最优数量及其它论文》（芝加哥；奥尔金出版公司，1969年）．最初出版于《价格与经济稳定及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经济协会出版物（华盛顿D·C·：美国政府出版署，1957年）。 《弗里德曼文萃》米尔顿.弗里德曼著 18．美国货币史：总论 自南北战争以来这一个世纪当中的美国货币史，一直是多彩多姿、变化无穷的。在追踪其曲折历程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对下列问题加以探究是十分必要的：国内政治，国际经济安排，大管理机构的作用，个性在事件形成中的作用，及其它似乎与会计室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美国货币历史的纷繁特色使得这一世纪的实践经验对于研究经济变动的学生来说，有着特殊的价值。虽然他无法控制这一实践，但是他可以在足够分立的条件下对货币经历加以观察，从而将共同的因素从偶然的事件中分离出来，并取得相当的信心：即使在其它情况下，我们仍然可以指望这些共同因素得以成立。 纵观我们所详细检验的这近于一个世纪的情况，我们发现： 1．货币存量的发展变化一直与经济活动、名义国民收入及价格的变化紧密相联。 2．货币变动与经济变动之间的相互关系一直是高度稳定的。 3．货币变动通常有一独立的根源；货币变动并不简单地是经济活动变动的反映。 我们可以这样期望：货币实践的这些共同因素，构成了我们将来发展的特征，正如它们代表了我们过去发展的特征一样。此外，我们还可以期望将来的发展（同过去的发展一样），为下面这一较为不特殊的概括提供进一步的例证： 4．在货币问题上，表象是具有欺骗性的；这些重要的相互关系通常完全是映入我的眼帘的那些表象的反面。 1．货币存量与其它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从1867到1960，在我们拥有货币存量估计值的这93年中，曾有过两次主要的价格膨胀：1914－1920，及1939－1948期间一倍以上的价格上涨，这两个时期刚好分别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中及战后时期。在这二次战争当中，还存在着货币存量的一倍以上的增长。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货币存量的增长规模如此之大，这在任何其它的历史时期当中都未曾出现过。 只有在一个时期当中曾出现过大规模的、持续相当长的、和平时期的价格上涨。即1897－1914年，在这一时期当中，价格上涨了40% 一50% 。1897—1914期间货币存量的平均年增长率，高于具有可比长度的任何其它时期（两次世界大战除外）。人们普遍担心：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时期可能会最终地变成另一个这样的价格长期持续上涨时期。然而，很清楚，到1960年为止，情况并不是这样。1945年以来主要的价格上涨，或者是二次世界大战的遗患，或者是与朝鲜战争有关。 1882－1892，1903-1913， 1923-1929， 1948-1960，我们认为：这93年中的这4个阶段表现出了相当高度的经济稳定性。在货币存量的年际变化问题上每一阶段也表现出了高度的稳定性；而其余各阶段，在货币及收入的年际变化方面则表现出了明显的较大的不稳定性。 在这93年当中，曾有过6次严重的经济紧缩时期，产生了广泛的灾难与失业，商业周期历史学家将这些紧缩时期限定为：与平均大约4年发生一次的、较温和的紧缩相比，这些紧缩时期在规模程度上有所不同（如果不是在种类上有所不同的话）（见图18·1）。最为严重的紧缩发生在1929至1933年期间。其它几个紧缩时期分别为：1873－1879，1893－1894（或者应该说是1893- 1897这整个时期，它包含了为一短暂的、不充分的扩张所分开的2个商业周期紧缩时期），1907－1908，1920-1921，及1937-1938。这些严重的紧缩时期中的每一时期，都伴随着明显的货币存量下降，其中最为严重的下降发生在1929-1933这一紧缩时期，在程度上能与这6个时期相比的其它下降时期只有这一时间序列的头一年，即1867-1868年，这是对南北战争时期的货币管用品加以清算的最后阶段。在整个这93年当中，只存在两个其它时期：1948-1949，及1959－1960，在此期间内货币存量的下降明显地长于零星的、较短的几个月时间；然而，与这6个严重的紧缩时期中的任何一个相比，这两个时期中的货币存量下降在程度上绝对地较小。而其余的紧缩时期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与扩张时期相比，紧缩期间内的货币存量增长速度较慢（而不是绝对地下降）。 在这6个严重的紧缩时期当中，有 4个是以较大的银行波动或货币波动为特征的：1873-1879这一时期的波动是由于关于美钞与铸币支付之恢复的争论，及1873年银行危机而引起的；19世纪90年代的波动是由于关于白银的作用的争论、1890年的银行危机及1893年更为严重的银行危机而产生的。1893年的银行危机所涉及的是各银行对存款与通货的可转换性的协调限制；1907－1908这一时期的波动是由于银行恐慌而引起的，这一次银行恐慌也与限制有关；1929—1933这一时期的波动是由于银行系统的崩溃而引起的，这一次银行系统的崩溃涉及了1/3的银行因失败或合并而消失，并以全国范围内的银行放假及为期一周的银行活动完全停止而告终。在严重程度方面，唯一能完全与这四次危机相比的另一次银行危机也发生在这整个的期间内，即1884年的银行危机。这是我们所研究的期间内第三个长的紧缩时期（1882- 1885）当中所出现的一个插曲，它处在严重紧缩时期序列的分界线上。 在其它两个严重的紧缩时期当中，即1920-1921，1937- 1938，货币存量的减少是联邦储备系统的政策行动的结果：在1920－1921期间，1920年早期出现了贴现率的急剧上升，而大约4个半月以后又出现了一次这样的上升；在1937－1938期间，1936年及1937年早期存款准备比率提高了一倍。在这两种情况中，货币存量的相应减少都伴随着严重的经济下降。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中的任一种情况中，货币存量的减少都不是导致银行危机的根源。 在我们的证据所反映的这些相互关系当中，最为紧密的相互关系是（一方面）货币存量的长期和周期变动，同（另一方面）名义国民收入和价格的相应变动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周期当中，因为实际国民收入与名义国民收人趋于同方向变动，所以，我们还观察到了货币存量的周期变动与实际国民收入或商业活动的周期变动之间的紧密关系，货币存量的长期变动与实际国民收入的长期变动之间的相互关系则较为不紧密得多。在早些时候所提到的这4个稳定时期中的每一个时期当中，实际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都大致相同。然而货币存量与价格却是以截然不同的速度增长着，在一个时期当中价格年下降1% ，而在另一个时期当中，价格年上升2% 。很明显，只要实际国民收入的增长与货币存量的增长进行得相当顺利时，那么决定实际国民收入长期增长率的力量则大致地独立于货币存量的长期增长率。但是，货币的明显不稳定则始终伴随着经济增长之不稳定。 2．货币关系的稳定性 货币与其它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长期以来，不仅是十分紧密的，而且在形式上及性质上也是高度稳定的。美元与英镑之间的汇率变动后美国与英国循相对价格调整情况，是关于基本经济关系之稳定性问题的一个有力证据。我们掌握着自1871年以来的极为连续的资料序列（见图18·2）。在1871-1949这79年中，美国的经济结构与发展，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美国与英国的内部货币结构，及将它们连结在一起的国际货币安排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尽管出现了这些变化，尽管存在着两次世界大战，尽管价格指数方面存在着统计误差，但是，以1929年为100的调整价格比率在这79年当中（有一年例外）介于84到111之间。唯一的例外发生在1932年。它反映了随1931年秋季英国货币贬值而来的国际货币关系的崩溃。这使得英国在英镑区以外、在美国贸易所及的世界中暂时地失去了代表作用。一年以后，这一比率又回到了早先的幅度之内。而且，在最初的10年中，这一幅度的最高水平及最低水平几乎都曾出现过：在这一时期当中，这一比率由1871年的111变化到1876年的86。1950年，在英国于1949年秋季再一次货币贬值后，如1932年一样，这一比率超出了原有的变动幅度，这一次上升的规模要大得多，达到了143。这一次偏离持续的时间较长，这部分地是因为英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具有的作用较小。但是，我们认为，更为主要的是由于抑制价格上涨或其在所计算的价格指数中等价物之表现的更为有效的方法的发展。然而，年复一年，这一比率一直下降到1958年才停止，这时的比率为118，稍稍超出了原先的变化幅度；1960年，这一比率仍然大致地保持在这一水平上。尽管我们习惯于把美国看作是自给自足的，但是，西方世界之经济一体化已足够他接近于使美国的价格相对于外部价格而几乎不具有灵活性（当一种价格都以一种共同的货币来表示时）。与能够取得什么样的价格关系相比，在如何取得某种价格关系问题上存在着更大的余地——是通过内部价格的变动还是通过汇率的变动？关税方面的广泛变更，某一重要的黄金购买计划，资本流动方向方面的大规模改变（见图18·2），或者我们的贸易伙伴对广泛的外汇控制的取消，等等，这些因素中没有一种曾根本性地改变过为取得某种国际支付均衡所必要的价格关系。 货币流通速度——它反映了社会的货币持有偏好——为基本经济关系的稳定性提供了另一个例证。由于美国人民实际国民收入的增加，而且也许还由于储蓄因银行机构的普及而变得更为顺利，相对于美国的国民收入来说，该社会掌握了绝对较大的货币数量，这就是说：货币的流通速度下降了。1869年，货币存量总额小于3个月的国民收入；1960年，货币存量总额多于7个月的国民收入。所以，流通速度的数值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然而，这一变化的进行却是相当稳定的：在19世纪80年代及 19世纪90年代早些时候的价格下降时期内，因为价格下降使得货币的持有更具吸引力，所以这一时期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稍微快一些；而在1897－1914的价格上涨时期内，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稍微慢一些。主要的例外情况只有两种：一种发生在2O世纪30年代大紧缩期间及大紧缩之后，在这期间货币流通速度发生了大幅度的下降，然后又迅速回升；另一种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在这期间也出现了货币流通速度的大幅度下降，然后又出现了迅速的战后回升。与周期性波动相对应，货币流通速度表现出了系统性的、稳定的变动趋势：在扩张时期上升；在紧缩时期下降。即使是随大危机而来的那一次货币流通速度的大波动也部分地适合于这一模式；这一次波动的幅度如此之大，部分的原因就是周期性波动的幅度是如此之大。 在以1960年为结束的这90年中，货币流通速度以平均略高于 1%的速度而下降。在商业扩张期间内，货币流通速度以低于这一水平的速度而上升或下降；在商业紧缩期间内，货币流通速度以高于这一水平的速度而下降。货币流通速度周期性上升与下降的幅度，趋于随经济活动的周期性变动幅度的变化而变化。鉴于经济活动的许多周期性变动的幅度大致相同，所以，货币流通速度的许多周期性变动的幅度也大致相时。尽管这一长期趋势，尽管这种一致性的周期摸式，尽管我们的估计值中存在着相当大的误差，但是，在1869（我们的货币流通速度资料的开始年份）到196o这91次年际变化中，所观测的货币流通速度的年际变化幅度有78次小于10% 。在13次较大的变动中，有半数以上是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大紧缩时期，或两次世界大战时期，且最大的一次变动的变化幅度为17%。按某种长期趋势的百分比来表示，货币流通速度在53年的时间里处于90到110之间，而在66年的时间里处于85到115之间。在其余的26年中，头15年的货币流通速度为12（按某种长期趋势的百分比来表示，而且这一时期的国民收入数字有着严重的缺陷），而在大紧缩期间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内这一数字为 7。 另一种高度稳定的货币关系是货币存量的变动与经济活动的周期性变动之间的相互关系。平均说来，货币存量的增长速度高于名义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这是货币流通速度的长期下降问题的另一侧面。在周期性扩张期间内，货币存量以快于平时水平的速度而增长。而在周期性紧缩期间内，货币存量以慢于平时水平的速度而增长。货币存量的增长比率刚好在商业高潮期到来之前趋于减慢，而在商业低潮期到来之前趋于加快。在整个该时期。内，这一模式都占有主导地位；从我们的资料所及的最早的商业周期来看，以及从最近的商业周期来看，情况都是这样。 我们的这些评述的细心读者将会发现许多更为详尽的、关于稳定的货币关系方面的例证，以补充上述那些概括性很强的例证。1878年为准备恢复铸币支付及1933年以后为提高国内价格而实行的黄金购买计划所具有的类似影响。存款- 现金比率作为流动性问题的指示器所具有的可信程度；随第一次世界大战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来的、美国批发价格的类似的初始波动——在这两种情况下，初始变动的方向都与后来占主导地位的方向相反；等等。 尽管在货币安排方面存在着根本性的变革，但这些一致性都得以保持下来．从1862年到1879年，美国有着独立的国币，它不能以任何固定的比率同黄金、白银、或任何其它国家的货币而相互转换。所以，货币存量可以由内部确定。从1879年到1914年，美国货币可以按照法律所限定的、且在实际当中所保持的固定比率同黄金相兑换。这样一来，货币存量及内部价格不得不处在这样一种水平上：在不存在异常的黄金波动的情况下，能够使国际支付大致平衡的货币存量及内部价格水平。尽管——毫无疑问——在短期当中存在着某种灵活性，但货币存量是一个因变量而不是一个自变量。从1879年前后到联邦储备系统的建立，美国的单一银行体制分为国家银行及非国家银行。国家银行及非国家银行各拥有总存款的大约一半，且二者都不受制于任何的中央控制，财政部偶尔担负起中央银行的责任时的情况除外。 从1914年到1993年，美国的货币继续固定地与黄金挂钩，但是具有此种挂钩的其它国币已为数较少。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增强，且外贸在美国的经济活动中所占的比重业已变小。所以，与早些年份相比、美国货币与国际贸易之间的纽带更为松驰。此外，联邦储备法案不仅对大部分银行系统建立起了中央控制机制，而且成立了这样一种机构：它可以有计划地加以干预，从而改变、甚至扭转国际支付与国内货币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1933年早期，美国货币与黄金之间的固定纽带被割断了。一年议后，在一不同的比率上这种固定的纽带又重新建立起来．然而，这时重新建立起来的、且从那以后在法律上占主导地位的金本位，与1933年以前的金本位是截然不同的。黄金已从流通中消失，且货市黄金的私人所有权为法律所禁止，所以，国币不再可以自由地、以一固定的比率与黄金相兑换。货币与黄金之间纽带的松弛，及随之而来的货币与国际贸易之间纽带的松弛，在其它国家中得以完成，其中许多国家在完全割断国币与黄金之间的联系方面甚至走得更远。今天。黄金主要地是一种价格固定的商品，而不再是美国或世界货币体系的关键所在。然而，历史的继承性及黄金作为固定汇率的工具的使用，使黄金仍然具有为任何其它的政府限定价格的商品所不具有的货币重要性。 由于银行存款联邦保险制度的实行，1934年银行系统内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化。银行存款联邦保险制度的实行似乎完成了联邦储备法案所未能成功的事情：使得公众对某些银行信心的丧失迅速地扩展为银行恐慌成为不可能，银行恐慌是因公众方面大规模地将存款转化成现金的企图而产生的。 货币安排方面的这些变化叽显地改变了决定货币存量的力量。结果是：它们也改变了货币存量的变动情况。例如，在1914到1960这46年中，当某种政府机构对货币存量的变动情况负有明确为责任时，与前明年的情况相比（那时货币存量是由金本位的半自动机制所决定），货币存量的年际变动在数量上更为不稳定。另一方面，在二次世界大战末以来的这一段时期内，与具有可比长度的任何早些时期相比，货币存量的年际变动在数量上则较稳定得多。 改变货币安排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下述三个变量，而我们已经发现将这三个变量视为货币存量的数学决定因素是十分有用的：强力货币存量；公众的存款与公众所持有的现金之间的比率; 商业银行系统的存款负债与其存款准备金之间的比率，这里，我们将商业银行系统的存款准备金定义为等同于商业银行系统的强力货币总持有量（见图 示 83）。 强力货币存量是在数学上说明货币存量的变动的主要因素。然而，在不同的时间里，强力货币方面的变动却是由不同的力量所引起的：在美钞时期内，主要地是由政府的信用发行方面的变动所引起；在1879－1914时期内，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也由为交换白银而发行的国家银行票据及通货方面的变动所引起，但主要地是由黄金的流动而引起；在1914－1960期间内，主要地是由未清偿的联邦储备信贷方面的变动所引起，然而1934－1940这些年份却因黄金的流动占主导地位而出现了明显的例外情况。 主要在金融困难时期，存款-现金比率有着很大的重要性。在每一金融困难时期内，公众对银行的信心的丧失都会导致公众将存款转化成现金的企图，从而使存款-现金比率锐减，并对货币存量产生了强烈的下降压力。联邦储备系统的建立被期望为能够消除存款-现金比率方面的此类变动所具有的货币重要性，办法是当公众希望以现金来替代存款时，在不要求存款多倍减少的情况下，提供一种能够使公众可持有的现金绝对数量增加的途径。然而事实上，联邦储备系统并没有成功地取得这一目标。在从1867－1960这93年中，最为显著的存款-现金比率的变动发生在1930年到1933年期间，在这一时期当中，存款-现金比率下降到不足于初始水平的一半，且仅在3年的时间里便使三十几年的长期增长化为乌有。尽管公众所持有的现金的绝对数量增加了，但是这种增加仅是在存款的更大幅度减少的代价下才得以实现，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货币总存量减去1/3。1934年银行存款联邦保险制度的开始建立才最终地、决定性地改变了存款-现金比率的变动情况。从那以后，在短期当中这一比率从未遭受到剧烈的波动，但将来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 尽管存款-准备比率通过在商业扩张时期普遍上升，在商业紧缩时期普遍下降而有着更为连续的次要作用，但是，同存款- 现金比率一样，存款-准备比率在金融困难时期才拥有其主要的作用与影响。一旦公众通过降低存款-现金比率而表现出对银行的不信任，银行必须通过力求加强其准备而应付此种局面。在很短的一段时间之后，他们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也就是说他们成功地降低了存款-准备比率，从而进一步加强了货币存量的下降压力。 在较长的时期当中，存款-准备比率也对应于货币安排方面的变化而变化。在美钞时期内，由于国家银行的日臻完善及非国家银行的相对重要性的提高，存款-准备比率有了显著的上升。在1897-1907这10年中，这一比率又一次地上升，这部分地起因于财政部所担负的、更为广泛的中央银行职能的恢复。在联邦储备系统建立以后，这一比率再一次上升，原因在于联邦储备系统的建立既降低了法定准备要求，又给银行以信心：在需要的时候，在其它一切都失败以后，它们还有一个现成的、最后的贷款人可以依靠。1930－1933期间的货币崩溃，深刻地改变了这种情况。这使得存款-准备比率从其1929年的全期最高水平，下降到（10年以后）略高于我们的时间序列开始时的1867年水平。1930-1933期间的经历使银行知道了不能在流动性方面依靠联邦储备系统；银行根据它们在流动性偏好方面的相应变化来调整它们的准备大约需要3年的时间。1936－1937期间法定准备要求的连续提高使银行在其偏好方面发生了又一次变化；同样，它使银行用了大约3年的时间来进行调整。从那时起，随着存款保险在消除银行挤提风险方面的作用之逐渐被认识及早期经历的影响之逐渐消失，存款-准备比率持续上升。如果调整是针对法定准备要求方面的变动而作出的，那么这一比率将回到它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水平上。 尽管在影响货币存量的力量方面存在着这些明显的变更，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货币存量方面的变动与其它经济变量的变动之间的相互关系，一经确定下来，则很小存在任何改变。对货币存量有冲击作用的那些外部力量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与此同时，货币存量变动对经济生活的其它方面的影响作用似乎一直是高度稳定的。 3．货币方面的变动的独立性问题 货币存量的变动与其它经济变量的变动之间的密切联系本身并不能告诉我们任何关于二者择一的影响方向的起源问题。货币方面的变动可能是在随其它经济变量方面的、独立产生的变动而应声起舞；国民收入与价格方面的变动不能是在随货币方面的、独立产生的变动而应声起舞；这二者可能是相互作用的，每一方面都可能拥有某些独立因素；或者，二者可能都随此以外的、第三种影响因素系列所发出的共同之声而起舞。对在货币历史上非常重要、范围广泛的定性证据加以分析所带来的一个极大好处在于：它为对这些关于所观测到的这一统计协变性的各种可能解释加以区分提供了依据。我们可以超出这些数字本身，并（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对引起下面这种特殊变化的先前情况加以分辨：在我们将有关这些特殊变化的统计数字输入计算机时，这些特殊变化变得如此地缺乏个性特征。 从我们的论述来看，有一件事情是充分明确的。鉴于货币方面的变动通常不是商业情况方面的同期变化的直接或必然结果，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说，货币方面的变动事实上通常是独立的。 最明确的例子可能要数1897－1914期间的货币扩张，这一次货币扩张是世界性的，且反映了黄金产量的增加。黄金产量的增加部分地是前十几年中价格下降的结果（价格的下降促进了黄金生产），也可以说反映了货币变动与经济变动之间的相互作用。但是，很清楚，这次货币扩张不能归结为名义国民收入与价格的同期提高。名义国民收入及价格的提高单独地促进了世界黄金产量的普遍减少，而且在一金本位的世界里也促进了黄金从任何个别国家的流出。如果货币与国民收入的共同变动不是完全同步的，那么，影响的方向必定是从货币到国民收入。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两次主要的货币存量增加大约是同样清楚的。在两次大战的早期阶段，随着交战国将它们业已可以流通的资源用来购买美国的战争物资，黄金大量地流入美国，而这一期间的货币存量的增加则反映了这一流入。因为黄金的流动在1914年以前的年份中就已经存在了，所以，这一时期黄金的流入不是经济活动方面的同期变化的副产品。它们是两次战争之爆发的结果，是交战国家的政治当局有计划的政策决定的结果。在两次战争的晚期阶段，这一增长反映了美国当局关于为战事支出筹集资金的政治决定。这些决定涉及到了强力货币的大规模扩张，由此来继续为黄金的流入所开始的工作。同样，如果货币存量的变动与名义国民收入及价格的变动不是同时发生的，那么，影响的方向必定是从货币到国民收入。 硬币支付的恢复及一系列白银事件反映了所发生的货币变动方面的巨大独立性，也反映了货币变动与商业变动之间的、相当复杂的作用与相互作用。19世纪70年代对恢复硬币支付的各种赞成与反对压力，及19世纪90年代银币的自由铸造压力，是决定事件进程的主要因素。尽管这两种主要因素当然地并不独立于经济的长期发展进程。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二者都独立于同期的经济活动进程。这二者也深深地受到了这些事件的进程的影响；反对恢复硬币支付的压力及赞同银币自由铸造的压力，极大地为商业活动进度的减慢或下降，或为农产品价格的下降而加强。更为重要的是，国内外的收成状况，19世纪70年代铁路部门的发展及19世纪90年代伦敦货币市场的发展等此类的同期事件，对那些政治压力引起货币波动的特定时日有着重大的影响，依次地又将反作用于商业情况及政治态度。 联邦储备系统的建立为研究货币问题的学者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替代物（与社会科学家通常可以得到的相比），以替代为确定影响方向而进行的有所控制的实验。这一系统有时仅仅是其它力量借以发挥作用的一种途径——正如两次大战期间及20世纪3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所发生的情况一样，那时，联邦储备系统所遵循的是一个大致被动的进程；又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发生的情况一样，那时，其支持政府证券价格的政策使联邦储备系统几乎没有发挥独创性的余地。但是，联邦储备系统的建立使一小部分人具有了通过审慎的过程，以明显的且可证明是同一的方式，改变事件进程的权力（这种权力一次又一次地为他们所行使）——这里所描述的过程与有所控制的实验的行为相类似。的确，货币当局的行动极大地为他们行使其权力的社会中的舆论及知识水平所影响。货币当局的态度，他们所进行的实验，及他们对实验结果所作出的解释等，在很大程度上为同期的事件进程及关于货币现象的同期知识水平所决定。这一点对于自然科学家决定进行何种实验，根据以前的实验及同期的知识体系对实验结果加以说明等活动来说同样是正确的。在这两种情况中，对现有知识状态的这种依赖，并不改变科学的独立性，即独立于引入控制变量中来的这些变动的早期或同期事件进程。在这两种情况当中，上述说法的含义仅仅在于：后来的学者可以根据改变了的知识体系而对这些实验结果重新作出解释，并得出与原先的实验者所得出的不同的结论。 而且，的的确确，要想确定货币当局的行动所具有的准确影响，这通常是不可能的，一且永远是困难的。货币当局的行动通常是在许多其它情况之下而采取的，所以，至于所观察到的结果是由货币当局的行动所产生的呢，还是由某些其它情况所带来的，这二点根本不可能搞清楚。对于自然科学家的实验来说这一点同样是正确的。没有任何实验是可以完全控制的，而且大部分实验对于与实验课题有关的、经过检验的、且业已得到证实的知识的增加来说，贡献甚微。正是那种不同寻常的、决定性的实验为这一实验课题洒下了一束强光——一束使我们对于那些较不重要的、然而在这一决定性的实验得以作出之前又十分必需的实验视而不见的强光。 在自联邦储备系统建立以来的货币历史记录中，存在着三种这类决定性实验的类似物。有3次，联邦储备系统有计划地采取了大规模的政策措施，而这些政策措施不能被看作是名义国民收入与价格的同期变动的必然的、或不可避免的经济结果。同自然科学家的决定性实验一样，这些实验的结果是如此之一致，如此之明晰，以致于在其解释问题上所存在的疑虑微乎其微。这3次决定性实验的日期是：1920年1月-6月，1931年10月，1936年7月-19 37年1月。这是联邦储备系统实行具有极强约束力的委员会法令的3个时期（且是仅有的3个时期）：1920年1月，当会员银行向联邦储备银行的借款超过其法定准备余额总额时，联邦储备系统将贴现率由4．75%提高到6%，后来到了1920年6月，又进一步提高到7%；1931年10月。当倒闭的浪潮席卷商业银行（正如前一年的情况一样），且对联邦储备系统的负债不断增加时，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联邦储备系统将贴现率由1．5% 提高到3．5％； 1936年7月至1937年1月、当财政部实行黄金冻结时——这等价于大规模的、限制性的公开市场业务——联邦储备系统宣布将法定准备要求提高一倍，分3个阶段进行，最终有效期是1937年5月1日。除了这3个时期以此在联邦储备系统的历史上没有任何其它时候，曾采取过具有类似规模的、明确的限制性措施——我们甚至不能提出类似的建议。 与这些行动相联系的、精确的货币变动是同样地剧烈与明晰。1920车及1936－1937年期间所采取年的行动在几个月之后为货币存量的急剧下降所伴随；而1931年所采取的行动立即带来了货币存量的急剧下降，这是在联邦储备系统的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在12个月的期间内的3次最急剧的下降，分别为：下降9%（1920年），下降14%（1931年），及下降3%（1937年）。对于1920年第1次下降及1937年第3次下降来说，这些数字未能充分地反映货币方面的反应的严重程度。1919年及1936年，货币存量再一次地以飞快的速度增长，所以接下来的下降代表着从一个不同寻常之高的增长速度到一个不同寻常之快的下降速度的减速。1931年的下降——即这3次下降中绝对下降最严重的一次——按减速度来表示则是最温和的一个；前一年中的货币存量一直以略低于14% 的比率而下降，所以在以1931年10月为开始的这一年度内下降比率大约增加了一个百分点。 与这些货币行动相联系的经济变动是同样的剧烈及同样的明显。1920年及1936-1937期间的货币行动在几个月以后，为工业生产的急剧紧缩所伴随；1931年的货币行动立即带来了工业生产的急剧紧缩。在12个月期间内的下降幅度分别为：30%（1920年），24%（1931年），及34%（1937年）。此外仅有两次工业生产的下降具有可比的严重程度：一次是1929-1934期间的下降，这个问题我们后面还会涉及到；另一次是1945年的下降，这时的急剧下降代表着战后产品构成从军事产品向其它产品的转向。而不是象其它 4个时期那样，代表了经济活动的普遍紧缩。其它指标也证实了工业生产方面的这一情况，不论是从批发价格、货运量、普通股股票价格或百货商店销售额等哪一方面来看，随这3次货币行动而来的下降趋势，都是联邦储备系统历史上仅除1929－1931年下降以外的、大幅度的、最严重的下降。 由这3次准控制的实验所提供的这一证据的有力程度也许可以通过类比而使之更为清楚。假定我们拥有42对夫妇的医疗记录（与联邦储备系统1919—1960期间的42年历史相对应。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联邦储备系统尚不能有效地控制局面，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不包括在内）。假定我们发现3个男子及4个女子患有某种特定的疾病；假定这 4个女子中有3个被发现是患有同种疾病的那3个男子的妻子。那么这种疾病具有传染性的证据毫无疑问地是很有说服力的——如果第4个女子的丈夫被发现是唯一的患有一种与此病具有生物联系的、但并不完全一致的疾病的人，那么这一论据将特别有说服力。同样地；前面所描述过的那3个事件建立了同样强有力的证据：这些经济变动是有计划地采取的货币行动的结果，从而，我们关于货币存量与国民收入之间的密切协变性问题的发现，反映了从货币到国民收入的这样一种影响的存在。的确，从某一方面来说，这一类比本能充分反映该证据的有力程度。它没有对事件的时间先后加以考虑。 经济变动是货币变动的结果这一推论，为对1929-1931期间的紧缩所作的检验得到极大的加强．1929－1931期间的经济紧缩是不与联邦储备系统的明确的约束措施相联系的一次大规模紧缩，而且是1929－1933期间的特大紧缩的第一部分。1929—1931期间的紧缩可能比任何其它经历更适于用来加强这一观点：货币按照商业的曲调而起舞。原因在于：联邦储备系统事实上并没能阻止货币存量的1/3下降——这是至少从1892－1894年以来迄今为止在周期性紧缩过程中所发生过的最大的下降——或经济活动的相应紧缩。联邦储备系统以无办法可想为借口，明确地提出；导致紧缩的非货币力量是如此之强大，如此之猛烈，以致于该系统无力阻止这一势头；而且它还不明确地提出：货币存量下降幅度之大归因于商业活动下降幅度之大，而不是象我们前面所引用的证据所表明的那样，刚好相反。很多其他的人虽然在货币在经济事务中的作用问题上独立地持有各种不同的意见，然而认识到货币当局的良好愿望及该系统许多个人的能力，所以接受了该系统的托词。此外，具有截然不同的起因且决不必然地意味着货币政策之软弱无力的一场经济理论革命，提出了这样一种理论结构：该理论结构既合理地说明了货币政策的这次失效，同时又为这一经济崩溃提供了在学术上令人满意的另一种解释。 在一种意义上（且就我们所知仅在这一种意义上），可以创造一种情况，以适合于货币方面的下降是经济下降的结果这一主张。因为这一意义所涉及的是主要地依赖于心理因素及政治因素，所以，这一意义与我们力求理解经济关系这一主要任务不相关联．联邦储备系统当时是在这样一种社会舆论中运行的：这种社会舆论主要地将经济衰退与萧条视为起治疗作用的事件，是在主体经济中肃清早期过剩的不良影响所必需的。这一普遍流行的观点还混淆了货币与信用之间的界线。混淆了货币存量的一个组成部分相对于另一组成部分的弹性与货币存量的一个组成部分相对于总存量的弹性之间的界限；将下面这种情况看作是合意的：即货币存量应该对“贸易需求”作出反映，在扩张时期上升，在紧缩时期下降；且认为金本位的保持及汇率稳定的保持比内部稳定的保持具有大得多的重要意义。这些态度中的大部分反映了大多数公众的看法，而不仅仅是反映了金融社会（特别是联邦储备系统）的意见。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可以证明：联邦储备系统所奉行循是一种无法规避的政策；联邦储备系统不能被期望阻止1930年期间可估计的货币存量下降，原因在于联邦储备系统以及其他人将这一下降看作是对早期的投机性过剩的一种合意的冲抵；而且，在193O年后期，在银行开始大规模地倒闭以后，在公众力求将存款转为现金以后，联邦储备系统未能作出强有力的反应。这反映了这样一种态度：清理“坏”银行，“顺其自然”，而不是“人为地”支持该金融系统，这才是理想的办法。毫无疑问，大致说来，优先保持金本位的任务是1931年10月、继英国脱离金本位及美国黄金外流之后，贴现率急剧上升的原因——这一贴现率的急剧上升是前面已描述过的、作为该系统的决定性实验之一的一种约束性行动。 这一说明准确地反映了情况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有助于解释：那些能力非凡、热心于公益事业的人何以如此行事？现在回想起来，他们的所作所为似乎是误入歧路的；为什么在联邦储备系统之外如此明显地缺乏经济治国之才，以致于对该系统不存在坚定的、有理有据的压力从而采取完全不同的行动？但是，即使在那一水平上，这一说明也是严重的不完善的。我们倾向于认为：联邦储备系统所遵循的这一特殊行动进程，较少地归因于社会舆论——尽管社会舆论毫无疑问地是一个必要条件——而较多地归因于一系列或多或少的偶然性事件及该系统内部对权力的经久倾轧。1928年本杰明·斯特朗的去世，使争斗进入了白热化阶段。这场争斗左右了整个1929期间的政策，使得联邦储备委员会与纽约银行——作为所有储备银行的领导者而起作用——之间，在面对股票市场繁荣所应采取的适当政策问题上形成僵局。结果产生了这样一种政策：按照我们的观点，从打破市场行情看涨这一角度来说这一政策未免太松，从允许强有力的商业扩张这一角度来说这一政策又未免太紧。这一争斗加之该系统的其它组成部分对纽约银行随1929年10月的股票市场崩溃而采取的独立（且有效的）业务所作的反应，间接地导致了公开市场业务权力的转移、为纽约银行所控制的5人委员会由12个联邦储备银行理事所组成的12人委员会所取代，在新的委员会当中，纽约银行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较小。这一变动暗设机关，极大地促进了一项无所作为、放任自流的政策。 我们与卡尔·斯奈德拥有何样的观点。卡尔·斯奈德作为一名统计学家与经济学家，多年来一直与纽约银行相联系。他认为：如果本杰明·斯特朗能将其强健的身体再多保持12个月，那么，我们本可以在1930年结束这场衰退，并因此而结束对以后的政治发展产生了如此深刻影响的、长久持续的世界危机。事实上，斯特朗在纽约银行的接班人乔治·L·哈里森。在1930年曾极力赞同扩张性行动，但却没能压倒理事会及其它银行理事的联合反对。1931年，在该理事会的新总裁尤金·迈耶的支持下，哈里森又一次地主张扩张性行动，但是，这时，僵化与无为的局面已然形成，在国会的压力下，1932年，这一僵化与无为的局面才暂时地得以打破。尽管存在着这种普遍的社会舆论，但是，纽约银行的全体技术人员——有必要回想一下：在斯特朗的领导期间，纽约银行几乎完全地控制了整个系统的政策——会一致赞同这样一些政策，这些政策现在回想起来，在我们看来，似乎是属于那些应该得到采纳的政策。 不管怎么样，我们目前的目的所涉及的，既不是褒贬，也不是对在联邦储备系统所面临的窘困情况下该系统的行为的原因加以全面地理解。即使联邦储备系统的行为，在此种情况下，从心理上或政治上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也只能说明为什么所进行的是准控制实验，而并不能说明实验的结果。这一问题仍然存在着：货币方面的变动是否是经济变动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这样一来，如果该系统不是这一影响的中介人的话，那么，某种其它机制必将促进了同样的货币变动；或者，货币方面的变动是否可以看作是一种经济上独立的变量，它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经济方面的变动。关于该项答案几乎不存在什么疑虑之处。在1929－1933年紧缩的全都期间内，该系统可以采取的政策很多，通过这些政策该系统可以制止货币存量的下降，而且事实上，通过这些政策该系统几乎可以以任何期望的比率而增加货币存量。这些政策并不涉及根本性的变革。它们所涉及的是一种在早些年间业已为该系统所实行过的措施，是一种为该系统的创始人所明确考虑的措施，其目的完全就是为了对付如1930年后期发展起来的、且此后持续很久的这种银行危机。这些政策所涉及的是这样一些措施：只要当时所处的官僚政治结构或权力分配情况稍有不同，或者即使当权者的个性稍有不同，这些措施也将能实际地得到提出且很有可能得到采纳。直到1931年晚些时候——而且我们认为还要近一些——这些可供选择的政策与金本位的保持之间并不存在任何摩擦。直到1931年9月，经常困扰该系统的问题仍然是如何使黄金的流入得到控制，而不是相反。 再来考虑另一种情况：如果1914年以前的银行系统（而不是联邦储备系统）在1924年仍然存在，那么货币存量就不会发生类似于过去所发生的那样的下降。对较早期的银行系统下所发生的1907年银行危机与1930年晚些时候所发生的非常类似的流动性危机所作的比较，为上述这一判断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如果较早期的银行系统那时仍在运转的话，而且如果此外的任何事情都仍如1930年12月以前那般地进行的话，那么，1907年的经历有力地说明：对银行失败的初始反应必定要比1930年所发生的要严重得多，可能还会涉及到银行对存款与现金的可转换性的一致限制。与构成1930年晚些时候的特点及为1931年早些时候所具有的、对银行系统的持久性压力相比，这一限制可能会对深化当时的经济紧缩产生更为严重的初始影响。但是，这一限制也会缩小危机的波及幅度，防止银行失败的累积，并使经济在几个月之后得以复苏成为可能（正如这一限制在1908年所作的那样）。 所以，在这些情况下，虽然联邦储备系统在1929—1933期间的行动可能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在心理上或政治上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这一紧缩是另一条有力的证据，它说明了：当货币存量的下降不是为联邦储备系统所采取的那些明确的限制性措施的结果时，货币方面的变动具有经济独立性，独立于国民收入与价格的同期进程，即使在紧缩的早期阶段（1929－1931）也是这样。的确，这可以被看作是第四个决定性实验，使得独立的货币下降与后来的经济下降之间投掷硬币的正反比例为4比4。 从货币到国民收入的一重要的、独立的影响之存在，说明了我们已提到过的这样一种对比。即在我们所研究的、几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货币安排方面的可变性，与货币方面的变动和其它经济变量方面的变动之间相互关系的稳定性的对比．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货币安排的可变性已经带来了货币变动本身的相应变化。但是，即使影响的主要途经是从货币到商业，也没有理由认为：货币安排方面的变动必定改变了货币方面的变动与商业方面的变动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相互关系主要地是由货币借以影响商业的途径所决定的。只要这些途径保持不变（正如它们业已明显地表现出来的那样），那么货币与商业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应该保持不变。然而，假定影响的主要途径是从商业到货币。这样一来，由于在不同的货币安排下商业方面的变动对货币存量有着不同的影响，所以，货币机构及其制度方面的变化将不仅影响到货币的变动情况，而且影响到货币与其它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例如，在1914年以前的金本位制度下，美国社会的商业扩张将趋于产生国际收支逆差，这依次地又将造成黄金外流，从而对货币存量产生下降的压力，该系列中的这一特殊纽带大致地为联邦储备系统20世纪20年代所采取的黄金进口冻结政策及为财政部在20世纪30年代中的部分时间里所采取的黄金进口冻结政策所割断，且为1914年以后的其余时期内金本位性质的变化所极大地削弱。不论是1914年以前还是以后，商业扩张都使利率提高并刺激了银行的扩张。然而，1914年以前，利率的提高只有通过存款——准备比率的提高或从国外吸引资本从而吸引黄金才能使货币存量得到增加。1914年以后，利率的提高也可以通过诱使银行向联邦储备系统更多地借款而增加货币存量。如果最主要的影响方向是从商业到货币，那么，在商业与货币之间的纽带方面的这些变化及其它变化，将很可能使下述关系明显地有所不同：即1914年以前的时期内的变动与1914年以后的时期内的变动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也许是对这些时期作进一步的划分所形成的时期内的变动之间的相互关系。 虽然从货币到经济活动的这一影响是主要的，但同时也明显地存在着反方向的影响，在与商业周期相联系的短期变动期间内情况尤其是这样。存款一准备比率的周期形态就是一个例子。硬币支付的恢复及白银事件，1919年通货膨胀，还有1929—1933期间的经济紧缩，这些都清楚地反映了商业对货币的反作用影响的其它方面。所以，货币存量方面的变动除了是名义国民收入与价格方面的变动的一个独立根源之外，还是名义国民收入与价格方面的变动的结果——尽管货币方面的变动一旦发生，它们会依次地对国民收入与价格产生更进一步的影响。彼此在相作用，但在这当中，在较长期的波动及主要的周期性波动当中，相当清楚，货币是主要的参与者；而在较短期的波动及较温和的波动当中，货币（与名义国民收入价格一道）更几近于一个平等的参与者——这就是我们的证据所给出的理论要义。 4．表象的欺骗性 货币是一个引人入胜的研究课题，原因在于它是如此地充满着神秘与自相矛盾之处。作为纸来说，印有图案的一张绿色的纸与同样大小的、从报纸或杂志上撕下来的一张纸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但是，一张可以使其持有者得到某种数量的食物、饮料、衣服及其它生活必需品的要求权，而另一张只适用于引火。差别在哪里呢？这张绿色的纸可以读作：“美科坚合众国将对其持有者立即支付……美元”，或者是具有这种作用的其它文字，此外再加上这样一层含义：即这张绿色的纸是“在偿还债务时债主必须接受的合法货币”。但是，在当前的情况下，这种承诺仅是一种一张绿色的纸与一张或几张其它绿色的纸相兑换，或与硬币相兑换的许诺，而这些硬币，如果加以融化并在市场上作为金属出卖，其所得少于它们可以兑换的纸币数量。合法货币的质量仅意味着在为政府所拥有的债权的清偿中，政府将接受这些纸张，且法院将把这些纸张支付看作是对以美元表示的债务的清偿。为什么在私人的产品与劳务交易中这些纸张也能为私人所接受呢？ 简单的答案——然而是正确的答案——是：每个人都接受这些纸张，这是因为他坚信别人将接受这些纸张。这些绿色的纸张具有价值，这是因为每个人都认为它们具有价值；而每个人都认为它们具有价值，这是因为在他的经历当中它们已经具有了价值。如果不存在一个共同的、且普遍为人们所接受的交换媒介，那么我们的经济连现有生产力水平的一小部分也达不到；然而，这一共同的、且普遍为人们所接受的交换媒介本质上却是一种社会常规，这种社会常规的存在完全归功于人们对从某种观点来说，明知不符合实际而习惯上仍然采用的东西的相互接受。 这种社会常规，或者说这种明知不符合实际但习惯上仍然采用的东西，或者随便你称呼的这种东西，决非等闲之辈。相反，一种共同货币的社会价值是如此之大，以致于即使在极端的煽动之下人们仍将固守这种明知不符合实际俱习惯上仍然采用的东西——毫无疑问，货币发行者从通货膨胀中得到的收益部分地来自于此，从而搞通货膨胀的动因也都分地来自于此。但是，这种明知不符合实际但习惯上仍然采用的东西也决不是坚不可摧的：这种绿色纸张的数量的极端变动——正如美国革命战争时期或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恶性通货膨胀时期所生的情况一样——或者这种绿色纸张的数量的温和变动加之法律上与实际上对名义价格所作的最高限制——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的情况一样——将使以前作为货币而发挥作用的这种纸张一文不值，并促使人们去寻求替代物：如香烟与法国白兰地酒，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德国，它们曾一度成为交换媒介。 货币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实际起作用的”力量是：人们一的能力，人们的勤奋与才智，他们所掌握的资源，他们的经济组织模式与政治组织模式，等等。正如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在一个多世纪以前所阐述的那样： 简单说来，在一社会的经济生活当中，不存在任何在本质上比货币更微不足道的东西了；然而货币作为一种节省时间与劳动的发明物所具有的性质不包括在内。它是一种使将要进行的事物更快、更为方便地进行的机器——尽管当不存在货币时将要进行的事物将进行得较慢、且较为不方便；而且同许多其它种机器一样，当货币这架机器失调时，它仅产生出它自己的、独特的、独立的影响。 完全正确。然而，除非我们认识到：几乎不存在这样一种为人类所拥有的发明物，当其出现差错时，它将对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否则的话，还可能存在某些误解。 每个人都认为他可以决定他的财富中他将以货币形式而持有份份额；然而，为所有的人可以持有的货币总量，却非作为一个总体的所有货币特有者所能控制的。每家银行都认为它可以决定：它的资产当中的多少份额将以现金及在联邦储备银行的存款的形式而持有，以满足法定准备要求并符合预防的目的。然而，为所有的银行所能持有的货币总量却非所有银行总体所能控制的．如果某一家银行的现金得到了增加，那么，借此它可以获得至多与这一增量相等的其它非现金资产;然而，如果所有的银行共同地得到了一个现金增量，那么，该银行系统可以借此而得到与这一增量的倍数相等的其它资产。 在我们的分析过程中，表象的这种欺骗性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南北战争期间，以美钞表示的黄金价格会随战争局势的变化而天天发生波动；但是，但当战争局势影响到外国人持有美钞或以美钞表示的有价证券的意愿时，战争的局势才仅在很小的程度上影响到这些波动所借以发生的水平。这一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棉花出口的大量减少以及发行货币以为战争筹集资金时北方内部价格的上涨。 为促进硬币支付的恢复而采取的一种方法——也就是说，提高美元以外国货币表示的价值——与弗兰克林·D·罗斯福为达到完全相反的目的，即降低美元以外国货币表示的价值——而采取的方法是完全一致的。在这两种情况中，财政部都从国外购买黄金。新政经济学是正确的，至少在这一方面是如此；所以，在美钞期间内这同一方法的采用意味着：从国外购入黄金的机械影响，使得硬币支付的恢复更为困难，而不是更为容易。 尽管在接近15年的时间里硬币支付的恢复是一项主要的政治问题，但硬币支付之恢复的成功取得，却很少归功于在此名目下所采取的那些措施。鉴于扩大美钞发行的压力，所以，政府方面的主要贡献是强力货币的少量减少——我们承认，在纯粹的政治方面并没有任何显著的成就。硬币支付之恢复得以成功的原因在于：尽管存在着货币存量的温和上涨，但产量的迅速增长使价格水平下降了一半。对硬币支付之恢复具有最大影响的政府措施，不是这些明显的货币政策，而是那些促进了产量迅速增长的失职与委托行为（act of omission and commission）。 “健全货币”势力对主张自由铸造银币的人进行攻击的理由在于：银币的自由铸造将导致货币存量的不适当的迅速扩张，从而酿成价格膨胀。财政部所进行的有限的白银购买成了人们叹惜的对象。原因在于：据认为，这些购买不适当地增加了货币存量，从而成了将由无限制的购买而引发的那种通货膨胀的先兆。事实上，即使金本位没有被废除，由这场白银骚动所带来的主要经济危害也只是在于：它加重了货币存量之过低增长率，从而产生了通货紧缩。它产生这种影响的原因在于：人们对美国将放弃金本位的担心减少了资本的流入，而在不存在这种担心的情况下资本的流入将较大；同时，这种担心又促进了资本的出逃。依次地，这些情况要求美国国内的价格较低，低于在不存在这些情况的条件下，在为美国与外国的黄金官价所制订的汇率下，为平衡国际收支所需要的水平。 1896年布赖恩的失败标志着这场白银骚动的最高潮。1896年布赖恩的失败之所以成为最高潮，并不是因为布赖恩的雄辩失去了威力，也不是因为“健全货币”的拥护者以其理由说服了银币消自由铸造政策的拥护者，而是因为：黄金的发现及黄金开采与冶炼技术的改进，使黄金成为实行通货膨胀的有效工具。而这一有效工具正是布赖恩及其追随者试图通过白银而获得的。 1907年的银行恐慌产生了明显的、不可抗拒的银行改革压力。然而，我们有理由认为：至少这次恐慌的最后措施——即银行关于存款对现金的可转换性的一致限制——是一项治疗良策，它中止了这场流动性危机，它使许多优良的银行免于作为大规模歇斯底里症的牺牲品而坠入洪流。而且，以短暂但严重的困难为代价，它在短期的紧缩之后便迎来了经济的复苏与高涨。 最终制定的改革措施——联邦储备系统、其目的是防止将来发生任何此类恐慌或任何此类的转换限制，事实上并没能阻止住1930－1933期间发生的干1933年3月的银行假日而终止的美国经济史上最严重的恐慌、最严厉的转换限制及银行系统的崩溃。意在促进货币稳定性的这同一项改革，30几年来，一直伴随着货币存量方面的相当大的不稳定性，其不稳定程度之高居我们的数据所及的、联邦储备系统之前的任何经历之首，而且，也许还居整个美国历史当中的任何经历之首（仅革命战争时期除外）。 股票市场之繁荣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通货膨胀之阴影，导致了这样一种广为存在的观点：20世纪20年代是一个通货膨胀的时期，而1929－1933期间的价格暴跌则是对此作出的反应。事实上，如果要说的话，应该说20世纪20年代是一个相对通货紧缩的时代：从 1923年到 1929年——对商业周期的高峰年份加以出轨并从而避免周期性影响的干扰——批发价格以年1% 的速度下降，而货币存量以年4% 的年际速度增长，货币存量的这年4% 的增长率大致上是为满足产量扩大的需要所要求的增长速度。1927－1929期间的商业周期扩张，是自 1891—1893期间以来首次出现的这样一个时期：在此扩张期间内，批发价格发生了下降的情况（即使只是少量的下降），而从这以后再也没出现过这样的时期。 从1929到1933期间的货币暴跌，并不是在以前所发生过的情况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它是这些年份中所实行的那些政策的结果。正如我们前面已经谈到的那样，在1929—1933这些年份当中，可以用来制止这场货币崩溃的各种政策都是可以实行的。尽管联邦储备系统宣称：它们所实行的是一种松货币政策，但事实上，它们所实行的是一项极端的紧货币政策。 “新政”的支持者强烈地赞同松货币政策。而且，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出现了迅速的货币扩张，这主要地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黄金价格的上涨，二是希特勒权力的膨胀，后者促进了资本的向美国流动。这一迅速的货币扩张并不归因于除黄金价格的上涨以外的任何其它的货币行动。尽管这一上涨产生了所预期的直接影响，但与此相伴随的某些其它措施——特别是黄金的国有化，黄金条款的取消，及货币政策以外的新政计划——却因妨害了商业投资而产生了相反的影响。在这一时期当中联邦储备系统所采取的一项主要的货币行动，是于1936及1937年在新获得的权力之下，将法定准备要求提高一倍．这一行动并不打算带来显著的同期通货紧缩影响；它主要地是作为一项“预防性的”措施而被采用的；联邦储备系统使它自己满意于这样一种状态；超额准备充足且分布广泛。在这种情况下，加之财政部的黄金冻结政策，联邦储备系统将法定准备要求提高一倍这一行动产生了严重的通货紧缩影响。 2O世纪30年代的白银购买法案，是在这样一种表面目标下进行的：提高白银在国家货币储备中的比例，将其由1/6提高到1/3；而主要地却是为了援助白银矿工。该项法案在1933到1960期间内的总支出为20亿美元，即为使美国的白银矿工得到一美元的收益至少需支出5美元．然而白银比例增加到1／3的目标却永远没有实现。但是，20世纪30年代的这一白银购买法案却着实地使中国遭受了好几年严重的通货紧缩，使中国永远地、使墨西哥暂时地脱离了银本位，并且必须将其看作是在经济上及政治上削弱中国的一个重要因素。 人们曾广泛地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伴随着严重的失业现象。联邦储备系统准备迎接这一可能性并欢迎债券支持计划，这是因为该系统认为债券支持计划将与战后所要求的松货币政策相一致。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而不是通货紧缩）赫然出现，成为较大的危险，而且，在朝鲜战争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增加的推动下，联邦储备系统最终被迫放弃债券支持这一自缚的锁链。 在美国所发生的事情在国外也发生了。人们曾广泛地认为：货币数量所具有的经济重要性很小，除非对货币数量的控制能够成为使长期利率保持较低（低于不存在控制时的情况）的手段，行长期利率保持较低依次地又将使总需求水平有所提高，否则的话，这一总需求水平将是不充分的。松货币政策是几乎一成不变的药方。通货膨胀是几乎一成不变的结果。只有当松货币政策被放弃时通货膨胀才能够得以终止。由此而来的一个结果是货币在经济事物中作用的健康一面的恢复。 与在前3/4世纪当中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相对照，在几乎整个战后时期当中，货币流通速度一直持续上升。这一上升的很大部分明显地是对战时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所作出的反应。但是，这一上升规模太大，且持续的时间太长，以致于我们不能单单以此作为解释。人们已经提出了无数的说明：从货币替代物之更为广泛的可得性与更为优良的质量，到利率的提高，再到人们对通货膨胀的恐惧。然而我们倾向于认为：虽然这些因素可能都曾发挥了某种作用，但是，超出对战时下降所作出的反应之外的那部分货币流通速度上升，则主要地是由整个公众对经济稳定信心之增强所产生的。与这一解释相一致，我们预期长期的下降趋势将得以恢复。但是，我们与这些表面现象之间的联系仍然过密，以致于我们根本无法肯定这些表面现象在哪些方面具有欺骗性。在对这种种解释加以最后的评判之前，我们还不得不等待实践去揭示真相。 然而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确定无疑的：货币的历史将继续为其未来进程的见证人贮存意外之事——研究货币的学者及政治家在危难关头将予以忽略的那些意外之事。 《弗里德曼文萃》米尔顿.弗里德曼著 19．通货膨胀与失业 1968年，当瑞典银行为纪念阿尔弗莱德·诺贝尔而设立经济科学奖金时，不论是在科学家当中还是在更为广泛的群众当中，在经济学受到与物理学、化学和医学同等待遇是否适当的问题上，毫无疑问他曾存在着普遍的怀疑——正如无疑地现在仍然存在的那样。物理学、化学和医学等被看作是“精确的科学”，在这些学科当中，客观的、累积的、确切的知识是可能获得的。经济学及其它类似的社会科学更近乎于被看作是哲学的分支，而不是适当定义的科学分支，因为它们所涉及的是人类行为，所以一开始就陷入了价值判断的羁绊之中。在社会科学当中，学者们对他们自己的行为及与他们相类似的其他人的行为加以分析，而反过来他们又在遵循着学者们的论述并对此作出反应。这样的社会科学难道不需要有其与物理科学及生物科学根本不同的研究方法吗？难道不应该以不同的标准来对它们加以判断吗？I．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我本人从未接受过这种看法。我认为：这种看法反映出了对社会科学的性质及可能性的误解，而对自然科学的性质及可能性的误解则更甚。在这两种科学当中，都不存在着“确定的”实质性知识；而只存在着这样的一些假说：它们永远也不可能被“证明”，而仅可能成功地避免遭到否定；我们对这些假说所怀有的信心或多或少，这取决于这样一些特点：如相对于它们本身的复杂性及相对于其它可供选择的假说而言，这些假说所包含的实践的广度，及这些假说避开可能遭到的否定的次数。不论在社会科学当中还是在自然科学当中，实证知识体系的扩展，来自于尝试性的假说在对它意在加以说明的现象进行预测时所遭到的失败；来自于对该假说的不断完善，直至一个能更精确或更简洁地包含这一棘手现象的新假说的得以提出；如此反复，以至无穷。在这两种科学当中，实验有时是可能的，有时又是不可能的（以气象学中的情况为证）。在这两种科学当中，没有任何实验曾完全地得到了控制，而且实践常常能提供这样的证据：它与有所控制的实验是等价物。在这两种科学当中，都无法存在一个自成体系的封闭系统，也无法避免观察者与被观察对象之间的相互作用。数学中的高德定理，物理学中的海森堡测不准原理，及社会科学中的自我实现预言或自我失败预言等，都为这些局限性提供了例证。当然，不同的科学所要解决的专业问题不同，有着不同的证据体系可供利用（例如：与对自然科学的作用相比，内省对于社会科学来说是一个重要得多的证据来源），发现不同的最为有用的分析方法，并在对它们所研究的现象的预测方面业已取得了不同的成功。但物理学、生物学。医学和气象学之间所存在的这类差别，同这些学科中的任何一门与经济学之间所存在的这类差别一样大。即使是区分价值判断与科学判断这样的难题，也非为社会科学所特有。我清楚地记得在剑桥大学的一个学院的宴会上，我坐在一位同行经济学家和一位伟大的数理统计学家兼遗传学家罗纳德·A·费雪之间．我的这位同行经济学家给我讲述了他所指导的那个研究劳动经济学的学生的一件事：在谈到关于工会的影略的某一分析意见时，这位学生说到；“毫无疑问，X先生（具有不间政治主张的另一位经济学家）不会同意这一点。”我的同事将这件事看作是对经济学的一个可怕的指控，原因就在于它说明了不存在价值考虑的实证经济科学之不可能性。我转过来问罗纳德爵士：这样的事情是否确实为社会科学所特有？他激动地否定了这一点，接着他又讲述了一件又一件的往事，以说明他可以多么准确地从政治观点中推导出遗传学方面的观点。我的伟大的老师之一，韦斯利·C·米切尔使我深深地懂得了下述问题的基本原因：为什么不论学者们的价值观念如何，也不管他们多么强烈地希望传播并促进这些价值观念，他们都将全力以赴地去追求一种不存在价值考虑的科学。当我们为实现某一目标而建议某一行动进程时，我们首先必须知道这一行动进程是否会实际地促进这一目标。明显地，使我们得以对某一可能的行动进程的种种结果作出预测的实证科学知识，是作出如下规范判断的先决条件：那一行动进程是否是合意的。正是因为人们忽略了这一非常明显的问题，所以良好的愿望反而成了通向地狱之路的铺路石。在经济学当中这一点则尤为重要。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如今正在经历着具有社会破坏性的通货膨胀，超出一般的高失业率，经济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及（在某些情况下）对人类自由的压制。这些现象的存在并不是因为有坏人在处心积虑地想要达到这些结果，也不是由于各国居民之间在价值观念方面的分歧，而是由于人们对政府措施的各种结果的错误判断：至少从原则上来说是由实证经济科学的进步而能够加以改正的错误。我不准备抽象地对这些观点加以探讨（在《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一书中我已经更为详尽地讨论了这些方法论问题），我将通过对业已成为整个战后时期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的一个特殊经济问题的讨论，来说明经济学的实证科学性质；这一特殊的经济问题就是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因为这一问题在整个该时期内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政治问题，所以它是一个理想的例证，然而为人们所接受的经济专业观点方面的具大变化，却主要地是下述科学反应所引起的：对否定了暂时地为人们所接受的假说的实践的科学反应——对一科学假说加以改进的、完完全全的传统程序。在这里我无法详尽地罗列出人们在这一问题上所业已进行的工作，也无法详尽地罗列出导致该假说的改进的有关证据。我只能匆匆掠过，希望能反映出该方面的工作及该方面的证据的精神实质，并指出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主要问题。在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上所存在的专业分歧，一直交结着人们在货币、财政及其它因素在影响总需求的相对作用问题上的分歧。一方面所涉及的是：名义总需求方面某种变化（不论是如何引起的），如何通过就业及价格水平方面的变化而体现出来；另一方面所涉及的是：导致名义总需求方面的变化的因素是什么。这两方面的问题是紧密相连的。名义总需求方面的变动时就业及价格水平的影响，不可能独立于该项变动的根源；相反地，货币、财政或其它力量对名义总需求的影响，可能取决于就业与价格水平的反应如何。很清楚，要想进行全面的分析就不得不同时对这二者加以考虑。然而，在它们之间又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独立性。就第一近似而言，对就业及价格水平的影响可能仅取决于名义总需求的变动幅度，而不取决于名义总需求变动的根源。不论在这两方面问题中的哪一方面，今天的专业观点已截然不同于二战后初期时的专业观点，原因在于实践已否定了暂时地为人们所接受的各种假说。所以这两方面问题中的任一方面都可以用来说明我的主要议题。为了使本篇演讲篇幅得当，我只选取一个方面来阐述。我选取的是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这是因为：与我的关于导致名义总需求变动的力量的早期著作的充分性相比，近来的实践情况使我对我的关于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早期著作的充分性更加不满意．II．第一阶段：科率为负的菲利普斯曲线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关于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专业分析已经经历过了两个阶段，现在正进入第三阶段。第一阶段是人们对一个与A·W·菲利普斯这一名字相联系的假说的接受，即这样一种假说：在失业水平与工资变动率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反比关系——失业的高水平总是伴随着工资的下降，而低水平的失业总是伴随着工资的增长。考虑到劳动生产率的长期提高，并通过将价格超过工资成本的剩余部分看作是由一大致不变的毛利因素所给出，工资的变动依次地又与价格的变动相联系。图19·1给出了这一假说，在这一图中我仍然采用标准的做法：将失业直接地与价格变动相联系，而超过工资这一中间环节。这一关系被广泛地理解为这样一种因果关系：它为政策的制定者提供了一种稳定的交替选择。他们可以选择低失业为政策目标，如UL。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不得不接受通货膨胀率A。余下的问题则是能产生出为实现外所必需的名义总需求水平的各种措施（货币的、财政的或者是其它方面的）的选择问题，但是如果措施选择完毕，则不再需要考虑失业与通货膨胀的这一组合的保持问题。或者，政策的制订者也可以选择低通货膨胀率、甚或通货紧缩作为他们的政策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不得不接受较高的失业水平：当通货膨胀为零时，失业水平为U0；当通货膨胀紧缩时，失业水平为UH。于是。经济学家们便忙于从不同国度、不同时期的证据中概括出图19·1所描述的这一关系，排除外来干扰的影响，并阐明工资变动与价格变动之间的关系，等等。此外，他们还对通货膨胀（作为一个方面）与失业（作为另一个方面）所带来的社会效益与社会损失作了考察，以便于作出“正确的”交替选择。不幸的是，新增加的证据未能与这一假说相一致。这一菲利普斯曲线的实证估计并非个人满意．更为重要的是，似乎与特定的失业水平相一致的那一通货膨胀率并没有保持固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种种情况下，那时各国政府都在力求促进“充分就业”，通货膨胀率在任一国家中都随时间而趋于上升，而且在国与国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从另一方面来看，早期曾与低失业水平相联系的一些通货澎胀率，到了后来又与高失业水平并驾齐驱。高通货膨胀与高失业同时并存这一现象，日益激起公众及经济学界的担忧，并得了“滞胀”这个不美妙的称号。一开始我们中的有些人就对一稳定的菲利普斯曲线的合理性表示怀疑，这一怀疑主要是基于理论方面，而不是基于实证方面久我们认为：对于就业来说，重要的不是以美元，或英镑、或克朗所表示的工资，而是实际工资，即这些工资所能购买到的产品与劳务的数量。的确，低失业率意味着存在提高实际工资的压力，但如果物价水平以更大的幅度下降的话，即使名义工资降低，实际工资也可以提高。同样，高失业率的确意味着存在降低实际工资的压力，但如果物价水平以更大的幅度上升的话，即使名义工资提高，实际工资也可以下降。为了减少失业而实行的通货膨胀有着明显的加速趋势，但没有必要为说明这一明显的加速趋势而假设一稳定的菲利普斯曲线。它可以通过名义需求方面的意外变动对市场（它们是以资本及劳动力的隐含的、或明确的长期合同为特征的）的影响而得到说明。长期的劳动力合同可以通过雇主获得关于雇员的信息及雇员获得关于其它就业机会的信息的耗费，加之这样一种特定的人力资本而得到说明：这种特定的人力资本使得某一雇员对某一雇主所具有的价值随时间而增长，并超过他对其它潜在的雇主所具有的价值。只有意外事件才会产生影响。如果每个人都预测到价格将以（比如说）年20% 的速度上涨，那么这一预测就会反映在将来的工资契约（或其它契约）上面。这样一来，实际工资的变动情况将完全与人人都预测不存在价格上涨时的情况相同，而且没有理由认为与20% 的通货膨胀率相联系的失业水平不同于通货膨胀率为零时的失业水平。然而如果是意外事件则大不相同了，当存在着长期合同时情况就更是如此：长期合同本身就部分地是知识不充分的结果，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又加强并扩散了知识不充分的影响。首先，长期合同意味着：不存在即刻的市场清算（如易腐烂产品市场中的情况那样），而只存在价格与数量对需求或供给方面的变化所作出的滞后调整（如房屋租赁市场中的情况那样）。第二，长期合同还意味着：所签订的合同，不仅取决于可观测的当期价格，而且取决于被预期为将在该合同的整个期限内占主导地位的价格水平。III．第二阶段：自然率假说顺着这些思路发掘下去，我们（特别是E·S·费尔普斯及我本人）提出了另一种假说：对名义总需求方面的意外变动的短期影响与长期影响加以区分的一种假说。例如：从某种稳定的初始位置出发，假定出现了一种名义总需求的意外膨胀。这在每一生产者看来意味着对其产品的需求出现了意料之外的好势头。在变化总是发生在对各种产品的相对需求方面这种情况下，生产者不知道这一变化是为他所独有的呢，还是具有普遍性的。对于该生产者来说，将这一变化至少部分地看作是为他所独有的，并对此作出反应，这才是明智的。方法是力求生产更多的产品，并以这样一种价格而出售，即这种价格在他看来将高于将来产品的预期市场价格。为了吸引更多的工人，他将愿意支付较高的名义工资。这将高于以前他所愿意支付的工资水平。他所关心的实际工资是以他的产品的价格表示的那种工资，而他预计地的产品的价格将高于以前。所以，在他看来，一较高的名义工资却意味着一较低的实际工资。对于工人来说情况却不同了：他们所关心的是工资的购买力，但这一购买力不是对他们所生产的那种特殊产品而言的，而是对一般说来的所有产品而言的。不论是工人还是他们的雇主，他们对其关于一般价格水平的预计所作的调整都较为缓慢，慢于他们对其关于他们所生产的那种特殊产品的价格的预计所作的调整，原因在于获得有关一般价格水平的信息所需的耗费较大。这样一来，名义工资的提高可能会被工人看作是实际工资的提高，并进一步带来劳动力供给的增加；与此同时，名义工资的提高在雇主看来却意味着实际工资的下降，并进一步带来工作机会的增加。若以各种预计的将来价格的平均值来表示实际工资，则实际工资是下降了；但若以所预计的将来平均价格来表示实际工资，例实际工资是提高了。但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假定名义总需求及价格水平的较高增长率得以继续，且各种预期都将经过调整而与现实相一致。在新的情况下，这种初始影响将会消失，而且当工人及雇主发现他们业已陷入不适当的契约的桎梏之中时，情况甚至会逆转。最终，就业将回复到名义总需求的这一假定的、意外的激增发生以前占主导地位的那一水平上去。图19·2描述了这另外的一种假说。同图19·1中的曲线一样，图19·2中的每一条斜率为负的曲线也都是菲利普斯曲线。所不同的只是这里的菲利普斯曲线是相对于某种特定的预期通货膨胀率，或日预计通货膨胀率而言的；这里的通货膨胀率指的是价格变动的预期平均比率，而不是单个价格变动的各种预期比率的平均值（对于后一种概念。曲线的次序则相反）。从点E出发，假定通货膨胀率从A变化到B（不论出于何种原因）并保持在B的水平上。这时，失业水平将沿着与预期通货地胀率A=（1/P）（dP/dt)相对应的那一曲线而移动，下降到UL，即点F。随着预期的调整，这一短期曲线将向上移动，最终达到与预期通货膨胀率B相对应的那一曲线。同时，失业水平将逐渐地由F移动到G（更充分的论证请看《价格理论》一书）。当然，这样的分析过于简化了。它只假设以一种意外变动，然而毫无疑问，事实上存在着一系列接连不断的意外变动；它没有明确地涉及时滞问题，或超前问题；也没有涉及预期形成的过程问题。但它确实着重说明了下述关键问题：重要的不是通货膨胀本身，而是出乎意料的通货膨胀；在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不存在稳定的替代关系；存在着一种‘自然失业率”（UN），它与实际的力量及准确的预计相一致；唯有通过加速的通货膨胀才能将失业保持在自然失业率之下，或者，唯有通过加速的通货紧缩才能将失业保持在自然失业率之上。“自然失业率”是我所引入的、旨在与K·威克塞尔的“自然利息率”相对应的一个称谓。它不是一个数值常数。相反，它取决于与货币因素相对立的“实际”因素，如劳动力市场的有效性，竞争或垄断程度，阻碍或促进到各种职业部门去工作的因素，等等。例如，出于以下两方面的主要原因，美国的自然失业率一直明显地上升：第一，妇女、青少年及非全日制工人在劳动大军中所占的份额日益增加。与其他工人相比，这些人在就业方面有着较大的流动性：更为经常地进出劳动力市场，并更为频繁地转换工作。这样一来，他们将趋于经历较高的平均失业率。第二，更多行业的工人业已有机会享受到失业保险及其它形式的对非就业人员的援助，而且不论在期限上还是在数额上这些援助都更为宽大。所以，失去工作的工人现在所面临的寻找其它工作的压力较小，他们将趋于更长久地等待，希望能被招回到原先的就业岗位上去（这种愿望通常能得到实现），而且对于他们所考虑的各种就业机会可能会更为挑剔。再者，失业保险之可得性使得下述作法更具有吸引力：不管怎样，先加入到劳动大军中来再说。所以，失业保险可能刺激了业已出现了的劳动力增加，提高了劳动力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同时也改变了劳动力的构成。不论是对美国来说还是对其它国家来说。自然失业率的决定因素问题都还有待于作更为细致的分析。此外，所记载的失业数字的含义，及这些数字记载与自然失业率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也都还有待于作更进一步的分析。这些问题对于公共政策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然而，对于我目前的有限目的来说，它们却是一些枝节性的问题。就业状况与一经济的效率水平或劳动生产率水平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属于另外一个话题。虽然这一问题对于公共政策也有着根本重要的意义，但在我目前的讨论中仍不占主要地位。有一种倾向认为：记录中的高水平失业必然地是资源非有效使用的证据，反之亦然。这种观点是大错而特错了。低水平的失业率也可能是一种强制征集经济的象征，这种经济低效率地使用其资源，并诱使工人为了一些在他们看来并不如闲暇时间珍贵的产品而牺牲他们的闲暇时间，同时使工人错误地相信：他们的实际工资将比真正的要高。此外，一低水平的自然失业率也可能反映了这样一些机构安排：这些机构安排限制了变动的产生。一高度静止的、僵化的经济可能为每个人都提供了固定的工作场所，而一动态的、极为进步的经济（这种经济为人们提供了各种不断变换的机会，并促进了灵活性），却可能面临着高水平的自然失业率。为了说明相同的自然失业率如何可能与截然不同的情况相对应。下面我将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1950至1970期间内，日本与英国都有着低水平的平均失业率，但日本所经历的是高速增长，而英国所经历的却是停滞。这种‘自然失业率假说”，或曰”加速主义假说”，或曰“预期调整的菲利普斯曲线假说”（这是人们对它的各种命名），到目前为止，业已得到了经济学家们的广泛接受（尽管这种接受决不是毫无异议的）。但一些人仍然坚持原来的菲利普斯曲线；更多的人虽然认识到了短期曲线与长期曲线之间的差别，但他们甚至认为长期曲线也有负斜率（尽管长期曲线比短期曲线更陡）；有些人以通货膨胀之加速度与失业之间的稳定关系，来替代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稳定关系——他们认识到了（但并没有加以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将他们引导到二阶导数上来的这种逻辑推理，同样有可能将他们引导到更高阶的导数上来。目前的许多研究都在致力于探讨这个第二阶段的各个方面：该过程的动态研究，预期的形成，能够对实际变量产生可预测的影响的系统性政策（如果有的话）的种类。我们可以期望这些问题的研究将取得迅速的进展．（在“合理预期”方面的研究工作应该给予特殊的提及，特别是约翰·马司，罗伯特·卢卡斯，及马斯·萨金特等人的创造性贡献。）IV．第三阶段：斜率为正的菲利普斯曲线尽管对这第二阶段的研究还远远没有穷尽，更不用说将这些研究成果完全地吸收到经济著作中来，但事物的发展却已经产生了向第三阶段的迈进。近些年来，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时常伴随着较高（而不是较低）的失业率；对于为期几年的时期来说则尤为如此。这类时期的简单的、统计性的菲利普斯曲线为正，而不是呈垂直状态。第三阶段正是以容纳这种明显的实证现象为宗旨的。为了做到这一点，我认为：必须将经济经历与政治发展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包括到该分析中来。至少不应将某些政治现象当作独立变量来对待——用计量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当作外生变量——而是必须将这些现象本身视为由经济事件所决定，当作内生变量。第二阶段深受过去几十年中经济理论的两大发展的影响——一个是由乔治·斯蒂格勒率先倡导的不完善信息之分析，及获得信息之成本的分析；另一个是由加里·贝克尔率先倡导的在劳动力合同形式的决定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分析。我相信：第三阶段将深受第三个重大理论发展的影响——即经济分析在政治行为中的应用分析。在该项分析领域中，肯尼思·阿罗，邓肯·布莱克，安东尼.唐斯，詹姆士·布坎南，戈登·塔洛克，此外还有斯蒂格勒及贝克尔等，都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明显的正比关系，一直是政府政策制订者极为关注的根源。下面我引证一段英国首相卡拉汉最近发表的一篇讲话：过去我们常常认为，通过减税和扩大政府支出就可以找到走出萧条的途径，并增加就业。让我坦率地对你们说，这种交替办法已经不复存在，如果说过去这种交替办法确实曾存在过，它也只能是通过向经济当中注入更大剂量的通货膨胀来发生作用，而这种注入又伴随着更高水平的失业。以作为下一项措施……这就是过去20年的历史。加拿大政府的一份白皮书上也表述了同样的观点：“连续不断的通货膨胀（特别是在北美），一直伴随着测得失业率的提高。”这些表述都非同寻常。正如它们本身所显示的那样，它们的矛头直接指向在整个战后时期当中几乎为每一西方政府所采取的这些政策。某些证据表19·1及图19·3、19·4给出了过去20年中的一些更为系统的证据。这些图表反映了过去20年中7个工业化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根据表19·1中给出的5年平均数，我们发现：在头两个5年期间（1956－1960，1961－196O，这 7个国家当中有5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与失业水平呈相反方向变动——即人们所期望的简单菲利普斯曲线结果；在第二个5年及第三个5年期间（1961－1965， 1966—1970），这7个国家当中仅有 4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呈相反方向变动；而在最后两个5年期间内（1966－1970，1970一1975），这7个国家当中仅有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呈相反方向变动。而且，即使唯一的这一例外情况——意大利——也不是一个真正的例外。的确，尽管通货膨胀率在1971－1975期间内比前5年提高了3倍以上，而在1971—1975期间内失业水平却平均略低于前5年的水平，但自1973年以后，通货膨胀与失业都出现了急剧的上升。图19·3中所描绘的所有这7个国家的平均值，更为清楚地反映了正斜率的简单菲利普斯曲线向负斜率的菲利普斯曲线的转化。在头两个5年期间内，这两条曲线是相反方向变动；而从那。以后，这两条曲线则同方向变动．图19·4中的年度数据所反映的情况，虽更为复杂，但内容类似。早些年间，价格与失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变化多样：从意大利形式的基本没有关系，到英国与美国式的相当明确的年际间的反比关系。然而近些年来，法国、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中都出现了通货膨胀与失业二者同时显著增长的情况（尽管对于日本来说，与其它国家的情况相比，其失业水平的上涨相对于通货膨胀水平的上涨要小得多，它反映了失业水平在日本的不同机构郊境中所具有的不同含义）。只有瑞典和意大利未能与一般模式相一致。当然，这些数据至多只是启发性的．我们并没有真正地拥有7组独立的资料体系。共同的国际因素对所有国家都会产生影响，所以，国家数目的成倍增加并不能使证据的数量同比例地增加。特别地，石油危机同时冲击了所有这7个国家。不论这次危机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如何，它直接地破坏了生产的进程，并趋于使失业增加。我们很难将失业的此类增加归因于同失业的增加相伴随的通货膨胀之加速；充其量我们只能将达二者看作是（至少部分地）一个第三种影响的共同结果。不论是5年的数据还是年际数据都说明了：这场石油危机不能完全用来解释卡拉汉先生所如此生动地予以描述的那一现象。远在1973年石油价格上涨4倍以前，大多数国家就已经出现了通货膨胀增长与失业增长相结合的明显倾向．但这也有可能反映了独立因素的影响，而不是通货膨胀对失业的影响．例如：使美国自然失业率提高的那些因素，同样也可能在其它国家产生影响，并独立于通货膨胀的影响而成为这些国家失业增加的原因．尽管存在着这些因素，但这些数据资料强烈地反映出：至少在某些国家当中（其中英国、加拿大及意大利可能是最好的例证）。通货膨胀之提高与失业之增长一直是相互加强的，而不是不同原因造成的不同结果。这些数字资料与下面这一更强有力的表述之间并不存在任何不一致的地方：在所有工业化国家当中，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会产生某些影响，而这些影响会使失业率有所提高（至少在一定时期内是这样）。本文的其余部分将对这些影响的来胧去脉初步地加以探讨。一个尝试性的假说我推测：虽然毫无疑问，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正比关系仅可能由其它因素而引起，但只要稍加修改，自然失业率仅说完全可以用来说明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这种正比关系。正如自然关业率假说将短期的负斜率菲利普斯曲线解释为一种当经济代理入（economi agents）将其预期调整到与现实一致时将会消失的暂时现象一样，稍长时期的正斜率菲利普斯曲线也有可能作为一种过渡性的现象而发生——尽管资源的利用效率可能不独立于平均通货膨胀率，但失业率将大致地独立于平均通货膨胀率。高水平的通货膨胀不一定意味着特高或特低的失业水平。然而，伴随着高通货膨胀而出现的种种制度安排与政治安排（它们或作为早期历史的遗迹而存在，或作为通货膨胀本身的产物而存在），却很可能与所用资源的最有效使用背道而弛——这是前面所提到过的就业状况与一种经济的劳动生产率之间的不同之点的一个特例。我相信，这一论点与那些业已适应了长期高度通货膨胀的很多拉丁美洲国家的经历相一致。我的一些同事，特别是阿诺德·哈伯杰与拉里·西阿斯塔德，已经对这一经历作了再透彻不过的分析。在图19·2中所概括的那种自然失业率假说中，竖向曲线与充分预见到的通货膨胀的不同比例相对应。不论这一比例如何——不论它是负值，是零，还是正值——只要它为人们所充分预见，它就可以渗透到每一决策中去。例如，在年20% 的预期通货膨胀率下，长期工资合同将对年工资作出如下规定：这种年工资将相对于通货膨胀为零时的工资而每年增长20% ；长期贷款利率将比通货膨胀为零时的长期贷款利率高出20个百分点，或者本金每年增加2O% ；等等。简而言之，即所有的合同全部指数化。高通货膨胀率将具有某些实际影响（例如通过改变人们希望持有的现金余额），但它不一定要改变劳动力市场的效率，或改变劳动力合同的期限及条款，所以，它不一定要改变自然失业率。表 19·11956年- 1975年7个国家的通货膨胀与失业情况：连续5年的平均值（DP= 价格变动率，年百分比数；U=失业，占劳动力的百分比）意大利 日本 瑞典 英国 美国 七国未加权平均数年份 法国 西德 意大利 日本DP U DP U DP U DP U1956-1960 5．6 1.1 1.8 2．9 1.9 6.7 1.9 1.41961-1965 3.71 1.2 2.8 0.7 4.9 3.1 6.2 0.91966-1970 4.4 1.7 2.4 1.2 3.0 3.5 5.4 1.11971-1975 8.8 2.5 6.1 2.1 11.3 3.3 11.4 1.4瑞典 英国 美国 未加权平均数DP U DP U DP U DP U3.7 1.9 2.6 1.5 2.0 5.2 2.8 3.03.6 1.2 3.5 1.6 1.3 5.5 3.7 2.04.6 1.6 4.6 2.1 4.2 3.9 4.1 2.27.9 1.8 13.0 3.2 6.7 6.1 9.3 2.9注释；DP为日历年度1955－1960; 1960－1965；1965一1970; 1970—1976期间的消费品价格年复合变动率。U为这5个日历年度期间的平均失业率。因此，DP的日期中有关的U早半年。这一分析的内在假定如下：第一，通货膨胀是稳定的，或者至少可以说，高比率的通货膨胀并不比低比率的通货膨胀更为可变——否则的话，人们对高比率的通货膨胀的预测要与人们对低比率的通货膨胀的预测同样充分便成为不可能；第二，通货膨胀是公开性的，或者说可以是公开性的，所有的价格都可以对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作出调整，所以，通货膨胀率为20% 时的相对价格调整与通货膨胀率为零时的相对价格调整是一样的；第三，（这一点实际上是第二点的另一种形式）在合同指数化问题上并不存在任何障碍。最后，如果年20% 的平均通货膨胀比率得以持续好几十年，那么这些要求将非常有可能得到满足。这就是我之所以倾向于继续延用长期坚向菲利普斯曲线的原因。但是，在一个国家刚刚走向高度通货膨胀的初始时期，这些要求将无法全面地得到满足。而这一过渡时期可能要延续几十年。下面我们将特别地考虑一下美国与英国的情况。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两个世纪当中，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一个半世纪当中，其价格围绕着一个大致固定的水平而变化：战争期间价格大幅度上升，而战后又大致地回到战前的水平。“正常的”价格水平这一概念已深深地扎根于这两个国家的金融机构及其它机构，深深地扎根在这两个国家人民的习惯与观念之中。二次战后初期，人们普遍期望以前的情况再次出现。尽管事实是在战时通货膨胀的基础上又加上了战后通货膨胀，但英美两国所预期的却都是通货紧缩。对战后通货紧缩的担心过了很久才得以消失——虽然这种担心现在仍然存在——而预期开始对货币体制方面的根本性变化作出调整则更是很久以后的事情。这一调整仍远不够充分。的确，我们不知道一种充分的调整应该包括哪些内容。现在我们还无法知道那些工业化国家是将回到价格水平长期稳定的二次大战前模式上来呢，还是将转到长期高通货膨胀率的拉丁美洲模式上来——在这种模式当中，超通货膨胀或恶性通货膨胀经常剧烈地爆发，正如智利及阿根廷最近所出现的情况那样——还是将进行更为根本性的经济与政治改革，从而将目前尚不明确的这种状况导向一个更为不同的结局。这种不确定性——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是导致这种不确定性的那些情况——导致了对为一条垂直的菲利普斯曲线所要求的那些条件的全面背离。最根本的背离在于：在几十年的过渡期间当中，高通货膨胀率不可能是稳定的。相反，通货膨胀率越高，它的可变性可能就越大。过去几十年中国与国之间的差别已从实证上证明了这一点。在理论上这一点也是非常合理的——不论是就实际的通货膨胀而言，还是（甚至更为清楚地）就经济单位相对于通货膨胀的预期而言，情况都是这样。政府所导致的高度通货膨胀，从来就不是作为一项明确宣布的政策而出现的，而是作为其它政策的结果而出现的——特别地，是作为增加政府支出的充分就业政策与福利国家政策的结果而出现的。各政府都宣称以稳定价格水平作为其坚定不移的目标。它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对其选民作出反应；原因在于选民们虽然可能欢迎通货膨胀的附属影响，但他们仍然执着于稳定的货币这一概念。通货膨胀的爆发带来了抑制通货膨胀的强大压力。政策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加重了实际通货膨胀率与预期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大幅度偏差。而且，毫无疑问，在这样一种环境之中，没有人会仅作一种预期。人人都认识到：在任一特定的将来时间区间当中，实际的通货膨胀最终会是怎样一种情况，这其中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平均说来水平很高的通货膨胀将具有高度的不稳定性这趋一势，又为通货膨胀对这样一种国家中的政治内聚力的影响所加重；在这种国家当中，机构安排及金融合同业已与长期的“正常”价格水平相一致。一些人有所得（例如房屋所有者）：而另一些人则有所失（例如在银行拥有存款的人及定息股票所有者）。 “审慎的”行为实际上变成了卤莽的行动，而“卤莽的”行为实际上却是审慎的。社会出现了两级分化，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相对立。政治动乱增加。在越来越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的同时，政府统治的能力却削弱了。实际通货膨胀或预期通货膨胀的可变性的增大，可能会通过下述两种截然不同的途径而提高自然失业率。第一，通货膨胀之反复无常性的加重，缩短了非指数化契约的最优期限，并使得指数化变得更为有利。但实际情况的调整是需要时间的。与此同时，以前的种种安排又导致了僵化的产生，从而削弱了市场的有效性。可以说，在每一项市场安排中都又加进了另外一种不确定因素。此外，指数化充其量不过是通货膨胀之稳定性的一个不完善的替代物。价格指数是不完美的；唯有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人们才能得到这些价格指数，而将这些指数运用到契约条款中去通常还需要更长的时间。这些情况明显地降低了经济效率。但它们对统计的失业数字的影响却不那么明显。各种物品的高额平均库存是应付僵化及不确定性增加的一种方式。但这可能意味着企业对劳动力的囤集，从而减少失业；也可能意味着更多的劳动大军在为寻找工作而奔波，从而增加失业。较短的合同期限可能意味着就业方面对变化了的情况得以作出更为迅速的调整，从而降低失业率；或者，合同期限的调整方面的延误可能会减弱调整的功效，从而提高失业率。很清楚，要想明确这种种影响的相对重要性问题，我们还需要在这方面作更进一步的、更多的研究工作。目前我们所能肯定的只是；契约的缓慢调整及指数化的不完善性，可能促进了统计失业率的提高。通货膨胀之反其无常性的加重所带来第二个相关影响，是使市场价格作为协调经济活动的机制的效率下降了。正如哈耶克所如此出色地强调的那样，价格体系的基本作用就是恰如其分地、有效地、低成本地传递这样一种信息，这种信息为经济单位所需要，从而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或者如何使用所拥有的资源。相关的信息是关于相对价格的——一种产品相对于另一种产品的相对价格，一种生产要素服务相对于另一种生产要素服务的相对价格，各种产品相对于要素服务的价格，目前价格相对于将来价格的相对价格。但实际上这种信息是以绝对价格的形式来传递的——以美元价格、英镑价格、或克朗价格的形式来传递的。如果价格水平平均说来较为稳定，或以稳定的速度变化，那么从所观察到的绝对价格中抽象出有关相对价格的信号还是比较容易的。一般通货膨胀率的可变性越大，从绝对价格中抽象出有关相对价格的信号则越为困难：也可以说，有关相对价格的广播正在受到来自通货膨胀广播的噪音的干扰。最严重时，绝对价格体系变得几乎毫无用处，而各经济单位则转而或求助于另外一种货币，或求助于物物交换。这种都将对劳动生产率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同样，这些因素对经济效益的影响是明确的，但对失业的影响却不那么明确。但是，同样。下述观点似乎是合理的：至少在机构安排尚未适应新情况以前的那段时间内，市场信号方面干扰的增加将会使失业的平均水平提高。即使从法律上说价格是可以自由调整的——其意思是：即使通货膨胀是公开性的——通货膨胀之反复无常性的加重所带来的这些影响也仍然会发生。实际上，不确定性、自愿的长期合同之刚性及价格信号之骚扰，将几乎毫无例外地要为对价格变动的种种法律限制所加重．在现代社会中，政府本身也是在市场上出售的种种劳务的生产者：从邮政服务到范围广泛的其它项目．而其它价格也要受到政府的控制，且需要得到政府的同意才能进行更改；从飞机票价、出租汽车收费到电费。在这种情况中，政府不可避免地将被卷入钉住价格的过程中去．此外，反复无常的通货膨胀率所造成的社会与政治压力，将迫使政府力图在其它领域也开展抑制通货膨胀的工作：或者通过明确的价格与工资控制，或者通过迫使私人企业或工会“自愿地”实施“限制”，或者通过外汇投机，以改变汇率。尽管具体的情况将因时间的不同及国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但就一般结果来讲却是相同的：即价格体系指导经济活动的能力的减弱；由于更大的摩擦（也就是说在所有的市场范围内）的引入而使相对价格体系发生的扭曲；以及（非常可能地）更高的统计失业率。我刚才所描述过的这些力量，可能会使政治及经济体制动荡不安，并导致恶性通货膨胀与根本性的政治变革——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许多战败国或智利与阿根廷较近期所发生的情况那样。另一种极端情况是：早在此种大灾难发生以前，人们已经采纳了种种政策，这些政策将使通货膨胀率较低且较为稳定，并使对价格体系的诸多干预得以消除。这将重新建立简洁明了的自然失业率假说的前提条件，并使得这一假说能够被用来预测这一过渡进程。还有一种中间可能性：该体制将在一种虽则很高但相当稳定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下实现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失业也应该回到一个相当稳定的水平上去，且这一水平绝对地低于该过渡时期的水平。正如前面的讨论所强调的那样。似乎可能使失业增加的主要因素，是通货膨胀率之不断增加的反复无常性，及政府对价格体系的不断增加的干预，而不是高程度的反复无常性或高程度的干预。对付反复无常及干预的办法终究会研究出来：以指数化及类似的安排来对付通货膨胀之反复无常；以调整价格与工资的间接方法的发展来避免政府的控制。在这些条件之下，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又会呈垂直状态，我们又将回到自然失业率仅说上来，尽管与最初提出的菲利普斯曲线相比，现在的菲利普斯曲线可能与不同范围的通货膨胀率相对应。由于所要解释的是高通货膨胀与高失业同时并存的现象，所以我着重强调了制度变动的影响问题，这种机构变动是由一种货币体系（在这种货币体系中存在着一种“正常的”价格水平）向另一种货币体系（这种货币体系与长期高水平的、且可能是高度不稳定的通货膨胀相一致）的转化所产生的。应该说明的是：一旦这些制度变动能够完成，且各经济单位已经根据这些变动调整了它们的活动及预期，那么，对早先的货币结构的恢复，甚或在新的货币结构中采用成功的低通货膨胀政策，都将依次地要求作新的调整，而且这些调整可能会对就业水平产生很多同样的、暂时的不利影响。似乎将存在一条中期负斜率菲利普斯曲线，以取代我一直力图证明的这条正斜率菲利普斯曲线。V．结论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革命的后果之一便是人们对一刚性的绝对工资水平，及一近乎刚性的绝对价格水平的接受，以此作为短期经济变动分析的出发点。这些数据基本上是制度性资料这一点已经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毫无疑问他，各经济单位也都是这样看的。所以，名义总需求方面的变化几乎全部地都通过产量来体现，而很少反映在价格上。绝对价格与相对价格之间所存在的由来已久的混淆现象，又重新泛滥起来．在这种学术气氛中，经济学家们纷纷探讨失业与名义工资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是失业与实际工资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不明确地将预期名义工资的变动看作等价干预期实际工资的变动，则是可以理解的了。再者，最初支持失业水平与名义工资变动车之间的稳定关系的实证证据，得自于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当中，尽管存在着价格的短期剧烈波动，但长期价格水平却是相当稳定的；而且人们普遍预期价格水平将继续保持稳定。这样一来，这些数据并没有对这些假设的特殊性质发出警报信号。经济学界欣然地接受了失业水平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着稳定的相互关系这一假说。它填补了凯恩斯理论结构上的一片空白。这似乎就是凯恩斯本人所说的“我们缺少的……”“一个方程”。此外，它似乎为经济政策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工具，使经济学家得以向决策者提出几种方案供其选择。如同任何科学中的情形一样，只要实践似乎与这一占统治地位的假说相一致，该假说就将继续为人们所接受，尽管总是会有几个持不同意见者对其合理性提出质疑。然而，在由20世纪50年代进入60年代，以及由20世纪60年代进入70年代时，以其简单形式接受该假说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看来需要越来越大剂量的通货膨胀才能使失业率有所下降。于是滞胀局面不幸地出现了。通过将诸如工会的力量等特殊因素考虑进来，人们为补救该假说已作了多方面的努力。但实践仍然顽固地拒绝与修改过的假说相一致。更为彻底的修改在所难免了。这次修订是借强调意外事件的一重要性的形式来进行的——即强调实际规模与预期规模之间的差别的重要性。它恢复了将“实际”规模与“名义”规模区分开来的首要意义。在任何时点上都存在着一种由实际因素所决定的“自然失业率”。当各种预期平均说来都得到实现时，这一自然率也将趋于得到实现。在价格变动对持有货币金额的实际成本的影响业已考虑进来的条件下，同样的实际情况既与任何绝对的价格水平相一致，也与任何价格变动的绝对水平相一致。在这一方面，货币是中性的。另一方面，名义总需求及通货膨胀方面的意外变化，将在雇主方面以及雇员方面导致一系列的错误估计，从而使失业开始以相反的方向偏离其自然率。在这一方面，货币就不是中性访了。然而，这种偏离是暂时的，尽管在这些偏离随预期的调整而得到纠正，并最终予以消除以前，这种偏离还可能存在相当一段时间。自然失业率假说包含了最初的菲利普斯曲线假说（将其作为一个特例）；同时，自然失业率假说还对范围更为广泛的实际情视作了说明（特别是滞胀现象）。到目前为止，自然失业率假说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尽管不是普遍的）接受。然而，自然失业率假说以其目前的形式还没有被证明足够丰富，足以说明下面这种更为近期的新情况：从滞胀向通货膨胀下份经济衰退转化。近些年来，较高的通货膨胀常常为较高的失业所伴随——不是为较低的失业所伴随，如单一的菲利普斯曲线所提出的那样；也不是为同样的失业所伴随，如自然失业率假说所提出的那样。最近出现的较高通货膨胀与较高失业相纠结这一现象，可能反映了诸如石油危机等事件的共同影响，或反映了一系列独立因素的影响，这些独立因素向通货膨胀与失业注入了共同的拉上力量。然而，还有一种因素需要予以考虑，这一因素在某些国家当中可能是主要的，而在另一些国家中则可能是次要的。这一因素就是：这些国家均处在这样一种过渡时期之中——这一时期要以 5年或10年为单位来衡量，而不是以年内单位来衡量。公众还没有根据新的货币环境调整其态度或惯例．通货膨胀不仅更趋高涨，而且愈益变化无常，同时，与通货膨胀相伴随的是政府对制订物价的更广泛的干预。通货膨胀之反复无常性的加重，及相对价格与由市场力量所单独决定的价值之间的背离的加剧，共同地使该经济体系的效率降低，使所有的市场摩擦纷呈，同时，非常可能地，还将使失业记录提高。根据这一分析，当前的局势无法持久。它将或者恶化为恶性通货膨胀及根本性的变革；或者转化为制度调整，以与长期通货膨胀的情况相适应；或者转化为政府的政策调整，从而采取降低通货膨胀率、减少政府的定价干预的政策。关于应如何对科学理论予以修正的问题，我已经进行了极为标准的阐述。然而这一问题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却是非常深远的。政府的通货膨胀与失业政策，一直是政治争论的中心所在。围绕着这些问题业已出现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但经济理论方面所发生的巨大变革，却不是思想意识斗争的结果。这一变革并非产生于不同的政治信仰或目标。它几乎完全地反映了一系列事．件的力量：严酷的现实比最强有力的政治或思想意识偏好还来很雄辩有力。正确地理解实证经济科学对于人类所具有的重要性，已由皮埃尔·S·杜邦在近200多年前所作的一段论述中，生动地揭示出来了。杜邦是来自来穆尔的法国国民议会下院议员。他对于增加发行阿西钠——法国革命时期的纸币——的提案作了恰如其分的发言。他说：先生们，假定别人动机不良，这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习惯。尖锐的争论很容易把人引到这种恶习上去。对待动机问题必须宽厚；应当相信动机都是好的，而且显然动机都是好的；但对待混乱的逻辑或荒谬的推理却一点也不必宽容、蹩脚的逻辑学家无意中所犯下的罪过，比坏人故意所为的还要多。”（1790年9月25日）《弗里德曼文萃》米尔顿.弗里德曼著 20. 对货币数量理论的说明 这里将要进行的这些说明，首先讨论最近的一项理论发展，然后对数量理论的实证证据予以概括，最后以对政策含义的讨论为结束。在政策含义的讨论中，则特别地对自1971年以来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范围内的纸币本位的各种可能含义予以侧重。 合理预期理论 1961年由约翰.F.马司在一篇久为人们所忽略的文章《合理预期与价格变动理论》中种下的一颗种子，若干年后，开出了姗姗来迟的花朵，这便是后来的一项理论发展。合理预期理论在静态均衡分析或长期均衡分析方面，没有提出什么独到的见解。它的贡献集中在动态方面——短期变动，所以，它的贡献潜在地集中在稳定政策方面。 正如亚伯拉罕·林肯一个世纪以前所指出的那样：“你不可能永远地愚弄所有的人。”长久以来，这一点一直为各派别的作者们所承认。公众从实践中学习，并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调整这一趋势，构成了戴维·休姆的下述观点：货币扩张仅在其最初阶段才“会对工业起促进作用”，但如果货币扩张持续进行的话，那么终究它将会为人们所预期，从而只影响到价格与名义利率，而不影响实际规模．它也构成了与自然失业率假说相关联的另一种观点：以货币措施（或以充分就业为目标的财政措施）来对付失业增加的这种“充分就业”政策，将几乎不可避免地不仅导致不稳定的通货膨胀，而且导致围绕着一种上涨趋势波动的、不稳定的通货膨胀——人们经常通过下述比喻来说明这一结论：通货膨胀就好比这样一种麻醉剂，吸毒者必须服用越来越大的剂量才能达到同样的快感。 尽管如此，在决定对货币方面及其它方面的变化的动态反应问题上，预期的重要性及预期的形成方式等，仍然大体上是不明确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卢卡斯与萨金特将马司的这一合理预期思想，明确地应用到经济的计量经济模型的可能性及稳定政策中来时为止。 合理预期理论认为：我们应该这样地看待各经济单位，就好象它们的预期不仅完全地与目前可得的关于世界局势的信息相结合，而且完全地与关于各交量间的相互关系的正确理论相结合。通过这种方式而形成的预期，平均说来大致是正确的（这种表述的简化形式掩盖了阐述中的根本性问题）。 合理预期假说对于计量经济模型的合理性有着深远的意义。假设一位统计学家能够设计出一种模型，从而对过去某一时期中的所有有关变量进行高度准确的预测；又假设人们能够设计出这样一种货币制度，如果在过去那一时期中，在那一模型下使用这种制度，则必定早已能够实现某一特定目标——比如说，将失业率保持在4%～5% 。现在假定那一政策制度在以后的岁月里得到采纳，那么，我们可以几乎肯定地说；人们创造出这种制度时所针对的那种模型将不再起作用。海森伯格测不准原理的经济等价物将取而代之。这一模型是针对那种不存在那一货币制度的经济而言的。将这一货币制度付诸实施，那么它将改变合理预期，并进而改变人们的行为。即使不将这一制度付诸实施，该模型也很有可能只有在其存在得到保密的情况下才能继续发挥作用。原因在于：如果市场活动的参与者知晓了这一模型，那么他们将在形成其合理预期时使用这一模型，从而或大或小地审改了这一模型。很少有人对下述观点表示怀疑：每一主要的计量经济模型都总是当经验把它否定时而要重新加以设计；或者说，每一主要的计量经济模型的制作者都已对合理预期理论作出了如此强烈的反应。 一种已引起了最多的关注并业已产生了最大的分歧的理论的另一种形式的含义，就是所谓的关于稳定政策的中性假说——特别地，是关于意在促进经济稳定的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的中性假说。各经济单位的正确的合理预期将包含任何系统的货币政策的正确估计，所以各经济单位在决定他们的行为时将对这样的政策予以考虑。如果进一步给定自然失业率假说，那么我们可以得出：任何系统的货币政策都仅会影响到名义数量的情况，而不会影响到如产量与就业等此类的实际数量。有关当局只有通过“愚弄”参与者才能影响到事件的进程，即以一种不可预测的特殊方式行事。但是，一般说来，这种严格特定的干预将会破坏经济的稳定性，而不是使经济趋于稳定。这些干预只会在经济中注入另外一系列的随机冲击，而参与者必须对此作出调整．同时，这些冲击又削弱了参与者形成正确的和准确的预期的能力。 以上是对合理预期假说及其含义所作的一个高度简化的说一明。一种经济的在各种情况下均合理的模型，不会因为被公诸于世而失去其正确性。系统的和公布于众的政府政策的所有实际影响不会完全流于虚无。严重的问题出现在以一种逻辑上令人满意的方式构造该假说的过程中，出现在为该假说赋予一种实证内容的过程中，特别地出现在融合多位（而不是单值）预期，并对长时期内事件的非独立性予以考虑的过程中。这一领域的探索突飞猛进；在合理预期革命完全为人们所把握之前，我们相信将会出现迅速的进展及业已取得的观点方面的诸多改变。 实证证据 在经济现象中，可能没有哪一种实证规则，象货币数量的大规模变动与价格水平的大规模变动之间的相互联系那样，基于如此之多的证据，适用于如此广泛的情况。很少（如果不是完全没有的话）存在这种情观：单位产量货币数量方面的大幅度变动，曾独立于价格水平同方向的大幅度变动而发生。反之，很少（如果不是完全没有的话）存在这种情况：价格水平方面的大幅度变动，曾独立于单位产量货币数量同方向的大幅度变动而发生。而价格与货币数量同步变动的事例，在几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在遍布地球的每一角落的众多国家中，且在各种各样的货币安排下，却处处可见，比比皆是。 然而，这一统计联系本身却不能告诉我们任何关于影响方向的问题，而影响方向问题正是存在着最大分歧的问题。价格方面的上升或下降（不论是出于何种原因），将产生出货币数量方面的相应的增加或减少，所以，货币变动是一种被动的结果。在另一种情况下，货币数量方面的变动又会导致价格方面的同方向变动，所以，对货币数量的控制意味着价格控制。第二种解释——即货币数量的大规模变动，是一般价格水平大动模变动的必要且充分条件——得到了各种货币安排情况的有力支持，而我们正是在这些货市安排下来考察货币变动与价格变动之间的关系的。但毫无疑问，这一解释并不排除价格变动对货币数量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通常是重要的，几乎总是复杂的，且可能是任一方向的（这取决于货币安排）。 来自于硬币本位的证据 。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前，货币几乎全部是金属制成的：铜，黄铜，白银，黄金。金属货币名义数量方面的最为显著的变动，来自于受潮与削割，来自于改变该种金属的一定实物量所具有的名义价值的政府法令，来自于新的金属资源的发现。经济史上充满着头两种情况的事例，充满着头两种情况与名义价值方面的相应变动同时发生的事例。16世纪新大陆上金属资源的发现，是第三种情况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例证。由此而导致的货币数量的增加与16世纪及17世纪的价格革命之间的联系，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尽管存款货币与纸币均有更大程度的发展，但19世纪40年代澳大利亚与美国的黄金发现仍然伴随着19世纪50年代大幅度的价格上涨。当黄金存量的增长减慢时，特别是当各个国家先后从银本位转向金本位（德国是在1871年-1873年，拉丁货币联盟是在1873年，荷兰是在1875年-1876年）或从银本位回归金本位（美国是在1879年）时，以黄金表示的世界价格缓慢但相当稳定地下降了大约30年。19世纪8O年代及19世纪90年代黄金的新发现（这些新发现又极大地为采矿与冶炼方法的改进所加强，特别地为在经济上可行的、从低质矿石中提取黄金的氢化物方法的使用所加强），导致了世界黄金存量更为迅速的增长。此外，没有其它有影响的国家再转向金本位。这样一来，从19世纪助年代中期到1914年，以黄金表示的世界价格上涨了25%-50%。 来自于大规模的通货膨胀的证据 。一些存在着较大的货币骚乱的时期，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货币数量的作用问题的最有力的证据。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奥地利及苏联的恶性通货膨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匈牙利、希腊的恶性通货膨胀，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与后期中许多南美洲国家及某些其它国家的价格急剧上涨（如果不是恶性通货膨胀的话）。这些20世纪的历史事件业已得到了比一些较早时期的历史事件更为系统的研究。这些研究几乎肯定地证明了货币数量变动的关键作用。 在一价格水平相当稳定的时期之后而发生的大规模的通货膨胀，通常开始于战争时期——尽管近来它们在其他情况下发生已很普遍了。重要的是某些因素（通常是为政府的非常支出筹集资金）导致了货币数量的更快增长，价格开始上涨，但其增长速度慢于货币数量的增长速度，所以，在一定时期内货币的实际数量有所增加。其原因是两方面的：第一，人们重新调整他们的货币余额是需要一定时间的；第二，开始时存在着这样一种普遍预期：价格的上涨是暂时的。且将为价格的下降所伴随。此类的预期使货币成为持有资产的一种理想形式，从而导致了以实际形式表示的合意货币余额的增加。 随着价格的持续上涨，人们的预期得到了修正。货币持有者开始预计到价格将继续上涨，从而减少合意的货币余额。他们还将采取一些更为积极的措施来消灭实际货币余额与合意的货币余额之间的偏差．结果是价格开始以快于货币存量增长的速度而上涨，而实际货币余额开始下降（亦即：货币流通速度开始加快）。这一过程将走得多远取决于货币数量增长速度。如果货币数量增长率保持了相当的稳定性，那么实际货币余额将归到一种虽低于初始水平、但大致不变的水平上——一个不变的预期通货膨胀率意味着一个大致不变的合意实际货币金额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价格最终地将以与货币数量增长相同的速度员上涨。如果货币增长率下降，通货膨胀率也将随之下降。随着人们对其预期的重新调整，这依次地又将导致现实的实际货币余额与合意的实际货币余额的增加；反之亦然。一旦这一过程进入了全力进行状态，实际货币余额方面的变动将为货币存量变动率方面的滞后变动所伴随。这一时滞反映了这样一种事实：人们对未来价格变动率的预期明显地部分地基于对前几年之经历的平均估计，加以平均的时期越短，通货膨胀则越为迅速。 在这些极端情况中，那些业已恶化为恶性通货膨胀并导致了交换媒介的完全崩溃的价格变动率是如此之高，且实际货币余额下降得如此之低，以致于导致了替代货币（通常是外国货币）的普遍引入。在这一点上，全新的货币体系的引进已成为不可避免。 当通货膨胀实际地为价格控制所抑制，从而在为法令所允许的价格与在不存在价格控制的情况下将占主导地位的价格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时，也会出现与前面相类似的现象。这一差异阻碍了货币作为一种实际的交换媒介而发挥作用，此外还导致了替代货币的引人，有时甚至是一些稀奇古怪的替代物，如第二次大战后德国使用的香烟与法国白兰地酒。 其它证据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过去的20几年里，关于货币现象的出版物如洪水滔滔。大致说来，这些出版物可归纳为相互重叠的两种类型：性质上的与计量上的；而且这些出版物所涉及的是相互重叠的两类问题：货币变动的静态影响或长期影响与动态影响或周期性影响。 下面是一些主要的研究结果： 1．不论是对长期来说还是对短期来说，在货币数量增长率与名义国民收入增长率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一致的关系（尽管不十分精确）。如果货币数量增长迅速，名义国民收入也将迅速增长，反之亦然。与在短期中的情况相比。这一关系在长期当中则密切得多。 通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时期当中各国间情况的比较，近期的两项计量经济研究业已对货币变动的长期影响作了检验。洛西恩对1956－1980期间的20个国家作了研究，他总结道：“在这篇文章里，我检验了与货币数量理论有关的三种假说：古典中性主张（货币名义数量方面的变动在长期当中并不影响实际规模）；影响汇率的货币渠道（国与国之间的汇率变动主要地反映了某些国家当中单位产量货币量的变动）；费雪方程式（持久的通货膨胀率方面的差异导致了名义利率方面的差异）。各种数据资料与头两个假说完全一致，且适当地支持了第三个假说。” 达克对1962—1982期间的33个国家进行了研究。虽然他所使用的数据资料与前者有所重叠，但他的研究方法却是毅然不同的。他总结说：“其（指这一研究）发现说明了：（i）对货币的实际需求可以用较少的几个变量极好地加以说明，主要是实际国民收入与利率；（ii）名义国民收入与货币数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同时它也与其它变量的行为相联系，主要是利率；（iii）名义国民收入方面或其决定因素方面的大部分变动，均为价格的上涨所吸收；（iV）甚至在一个为期20年的时期当中，某些名义国民收入的增长也会在一重要的程度上为实际产量的增长所吸收；（V）预期是合理的这一方面的证据十分薄弱。” 2．关于长期问题的这些发现，反映了这样一种长期货币实际需求函数：正如达克所指出的那样，这种需求函数仅涉及较少的几个变量，高度稳定，且在不同国度中的情况极相类似。这一函数相对于实际国民收入的弹性近似于1，偶而较低一些，但通常较高一些，特别是对于那些增长迅速且货币经济的范围不断扩大的国家来说情况尤为如此。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这一函数相对于利率的弹性为负，且绝对值相当低。所需束的实际货币数量不受价格的影响（即不存在“货币错觉”）。 3．在短期当中，货币增长与名义国民收入增长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常常从人们的肉眼下消匿，这部分地是因为短期中的这一关系不如长期中的这一关系来得紧密，然而更多地是因为货币增长方面的变动对国民收入的影响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才能表现出来，而且需要多长时间这本身又是变化不定的。今天的国民收入增长与今天的货币增长之间联系得并不紧密；它取决于货币过去的变动情况。今天所发生的货币变化所影响的是国民收入将来发生的变化。 4．对于大多数主要的西方国家来说，货币增长率方面的变动要在大约6—9个月之后才会引起名义国民收入增长率方面的命化、人只是一种平均估计。并不是在每一情况下都成立。这一时滞有时较长，有时较短。特别地，在高水平的且高度可变的货币增长率及通货膨胀率下，这一时滞将趋于缩短。 5．在周期性事件中，名义国民收入对货币增长变动所作出的反应（业已考虑了时滞因素），在程度上大于货币增长方面的变动。所以，货币流通速度在商业循环的扩张阶段将趋于提高，而在收缩阶段则趋于下降。这一反应似乎都分地是对利率的周期性模式的一种反应；同时部分地又是对合意的现金余额与永久性收入（而不是测得收入）之间的联系的一种反应 6．变化了的名义国民收入增长率通常首先反映在产量上，而很少反映在价格上。如果货币增长率加快了或减慢了，那么大约6－8个月之后，名义国民收入增长率及实际产量增长率将趋于提高或降低，但价格上涨率所受的影响却极小。 7．对价格的影响同对国民收入及产量的影响一样，是在一定时间上分布的，但对价格的影响却要在12－18个月之后才能表现出来，所以，在货币增长变动与通货膨胀率变动之间的总的时滞，平均说来大约2年左右。这就是为什么要中止一项业已被允许开始的通货膨胀需要进行漫长而艰苦的工作的原因。通货膨胀是不可能一夜间就得到中止的。 8．即使将货币增长的滞后效应考虑进来，这一关系也远不是完善的。在短期当中，在货币变动与国民收入变动之间存在着许多尚待商榷之处。 9．在短期当中（这一短期可以是长至2年到1O年的时期），货币方面的变动主要对产量发生影响．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已经说明的那样，在为期几十年的时期当中，货币增长率主要对价格产生影响。产量方面的变化取决于下述实际因素；民众的进取心、创造力与勤勉精神。节俭程度;工业结构及政府结构。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等。 10．一个重要的发现必须涉及严重衰退问题。证据有力地证明了：伴随着货币数量大量减少的货币危机，是重大衰退的一个必要且充分条件。虽然货币增长方面的波动与较小的经济波动之间也有着系统的联系，但与其它因素相比货币增长方面的波动并不起决定作用。正如弗里德曼及施瓦茨所指出的那样：“货币存量方面的变动既是名义国民收入与价格方面的变动的一个独立根源，又是名义国民收入与价格方面的变动的结果，尽管一旦发生了货币存量方面的变动它们又会反过来对国民收入与价格产生进一步的影响，互相影响，但在较长时期的波动中及在重要的周期性波动中，相当明确地，货币是占主要地位的一方，而在较短时期的波动中及在较温和的波动中，货币与名义国民收入及价格相比则更接近于平等的一方——这就是我们的证据所支持的总论。” 11．一个尚未解决的重要问题，是名义国民收入在产量与价格之间的短期划分问题。各种划分在时空两方面的差异都很大，且不存在一种令人满意的理论，以便对造成这种差异的因素予以划分。 12．从这些主张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通货膨胀永远且不论在任何地方都是一种货币现象．这样说的意思是：通货膨胀仅由且仅可以由货币数量比产量更快的增长所产生。很多现象都可以引起通货膨胀率的暂时波动，但只有当它们对货币增长率产生影响时，它们才可能具有持久的作用，然而，货币增长可能为许多不同的原因所导致，其中包括黄金的发现，为政府支出筹集资金，以及为私人支出筹集资金。所以，这些主张仅是对通货膨胀之起因与医治问题的回答的一个开头。更深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发生过度的货币增长。 13．政府支出可能是、也可能不是通货膨胀性的。如果政府支出是由创造货币来供给的，即由印刷钞票或创造银行存款来供给的，那么它明显地是通货膨胀性的。如果政府支出是由税收或由向公众借款来供给，那么所造成的主要影响就是：政府对这笔资金的花费，取代了纳税人或贷款人，或在其它情况下将借到这笔资金的人的花费。财政政策在决定政府花费在总的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及谁将承担这一支出的负担问题上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决定货币政策并由此而决定通货膨胀问题，财政政策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所有主要的通货膨胀基本上都起因于政府对印刷机的求助，以便供给他们的支出。这通常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存在着诸如战争失败或国内革命之类的巨大压力，环境限制了政府通过公开的税收来获得资源的能力。 14．货币增长方面的变动对利率的影响起初是以某一方向进行的，但后来却是以相反的方向进行。更为迅速的货币增长起初趋于降低利率。但后来，所导致的支出加速及更迟一些的通货膨胀之加速，却导致了贷款需求的增加，这将使利率上升。此外，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加大了实际利率与名义利率之间的差异。当贷款人与借款人都开始预期到通货膨胀时，贷款人要求而借款人愿意提供较高的名义利率，以抵消所预期的通货膨胀。这说明了为什么在那些货币数量与价格增长最为迅速的国家里利率最高——此类的国家有巴西、智利、以色列、南朝鲜。与此相反，较低的货币增长率起初将提高利率，但后来，当立减慢了支出与通货膨胀时，又将降低利率。这说明了为什么在货币数量增长速度最慢的那些国家里利率最低——此类的国家有瑞士、德国及日本。 15．在主要的西方国家中，与黄金的联系及由此而来的价格水平的长期可预测性意味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某一时期为止，利率的变动都好象价格被预期为稳定的，且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都未被预期一样；所谓的费雪效应几乎完全不见了。名义资产上的名义所得相当稳定；但实际所得却是不稳定的，吸收了几乎全部的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 16．20世纪60年代之初，特别是1971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后，利率开始与通货膨胀率相平行。名义资产上的名义所得变得更为可变；而名义资产上的实际所得的可变性却减少了。 政策含义 从一非常概括的水平上说，货币数量理论对经济政策的含义是一目了然的。然而从一更为准确且更为详尽的水平上说情况则不是这样。 人们对货币数量理论的接受，意味着货币数量在以控制价格水平或名义国民收入水平为目标的政策中是一个关键性变量。只有当人们可以成功地防止单位产量货币数量的大规模增长时，通货膨胀才能够得到制止。只有当人们可以成功地防止单位产量货币数量的大规模减少时，通货紧缩才能够得到制止。这一含义决非无足轻重。货币当局更为经常地将信贷市场的状况——如利率、贷款的可得性等等——视作评判政策的标准，而很少甚或从来不重视货币数量本身。当信贷与货币数量相对立时人们对信贷的侧重，即成了1929至1933年期间美国大紧缩的原因——那时联邦储备系统允许货币存量减少1/3——也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通货膨胀的原因。 在与实际国民收入增长有关的政策方面，即使是在这样一种一般性水平上，货币数量理论也不具有如此明确的含义。不论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都已经被证明与增长、停滞或衰退相一致。 从这些一般赶往和含糊的表述过渡到对政策的特别描述是十分困难的。从货币数量的变动与名义国民收入的变动之间所存在的紧密关系（平均说来）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种尝试性的结论：对货币数量的控制可以被用来作为抵消导致名义国民收入不稳定的其它力量的有效工具。不幸的是，短期当中货币与国民收入之间的关系之松弛，货币数量方面的变动与其它变量之间所存在的漫长且变化不定的时滞，及政策制定者的各种目标之间所存在的经常性冲突，妨碍了准确的抵消性控制之功效。 国际硬币本位仅给独立的货币政策留下有限的余地。在任何较长的时期当中，货币数量均由支付平衡所决定。资本流动加之在出于货币动机或其它动机而进行的资金转移过程中存在的时滞，造成了一定的偏差；而偏差的程度大小，取决于对外贸易在该国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及反应的迟缓程度。这样一来，在有效的国际硬币本位下，货币政策主要地是由意在避免或缓解银行危机与流动性危机的银行政策所构成。 在1971年以前，脱离国际硬币本位的情况（至少是就各主要国家而言）较少发生，而且只是出现在危机时期。通过对这类事一件的研究，费雪平1911年总结到：“不可兑现的纸币几乎一成不变地成了使用它的国家的祸根。”这一概括同样地适用于自1971年以来的大部分时期（当然也适用于1917年以前的时期），同时说明了为什么这类事件通常是暂时性的。 国际硬币本位之重要性的不断下降及其在1971年的最终消亡，极大地改变了这一情况。“不可兑现的纸币”不再是危机时期可籍以使用的权宜之计，它已成为各国在和平时期的正常情形。这时的各国政府并没有面对任何国内危机（不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而且有充分的能力通过公开的税收来获得大量资源。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情。我们所面对的是一块尚未耕耘的土地。 正如凯恩斯1923年所指出的那样，货币当局不可能一仆二主。他说到：“我们无法既使我们自己的价格水平保持稳定，又使汇率保持稳定。我们被迫作出选择。”自那时以来的实践又使这一困境转化为更为复杂的情况。原则上货币当局可以取得下述三个目标中的任何两个：控制汇率，控制价格水平及免除外汇管制。然而在实际生活当中，以采取外汇管制来实现头两个目标已经被证明是不可能的．事实证明这种控制的代价极高，且最终毫无作用。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也是在这种更为复杂的情况中搁浅。各国追求独立的货币政策的种种努力，结果却与保持固定汇率的企图相冲突，而保持固定汇率的企图导致了外汇管制的实施，导致了伴随着大规模的、不连续的汇率变动的、一再发生的货币危机，并最终导致了1971年对该体系的废除。 从那时起，大部分国家都不再具有关于汇率的正式协定，汇率得以自由波动，且波动的幅度很大。尽管如此；凯恩斯所描述的那种困境依然存在。各货币当局纷纷力图影响他们的货币的汇率，与此同时又力图取得一系列国内目标。结果就出现了被描述为管理浮动体系的那种情况。 设计一种新的体系以取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种种努力，构成了近期的政策讨论的主要内容，这种新的体系应能通过某种方式而将汇率稳定的优点与国内货币稳定的优点结合起来。例如，麦金农提出的建议是让美国、德国与日本三国在它们的货币之间固定汇率，并为这三个国家共同发行的货币总量（或强力货币）确定一个联合的增长率目标。到目前为止，不论是在经济学家之间还是在范围更大的公众之中，这种建议没有一个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另一种政策讨论涉及的是货币当局的政策工具、政策对象及政策目标等问题。业已取得了相当影响的货币数量理论方法的要素之一，便是对货币数量的侧重，将货币数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一个适当的中间目标。大多数主要国家现在（1985年）都奉行这样一种作法：事先宣布它们的货币增长目标。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瑞士及许多其他国家都是如此。事先公布的政策目标所取得的功效差异很大——有的成绩斐然，有的后果可怕。最近，有相当多的经济学家已经赞同下述做法：将名义国民收入（通常是名义国民生产总值）用作中间目标。这些作法的共同特征就是货币数量理论对名义数量的重视。 另一种更为抽象的政策讨论涉及的是最优货币量问题，即什么样的货币增长率或什么样的货币增长模式将原则上最有效地促进经济体制的长期效益——这里的意思就是帕累托福利最优。这一问题结果被证明与许多其它问题紧密相关，特别地与下述问题紧密相关：价格水平的最优行为；利率的最优行为；资本的最优存量；以及资本的最优结构。 一种广为接受的答案是以下述观察为基础的：即鉴于增加货币实际数量的目标可以通过降低价格水平而实现，故此在这一过程中不需要任何实际的资源耗费。其含义就是：最优货币量就是使得来自于增加实际数量的边际效益也为零的货币数量。各种安排都有可能取得这样一种目标，如果货币不支付任何利息的话，那么这种种安排中最简单的可能是这样一种货币增长模式：这种增长模式所涉及的是价格水平以与实际利率相等的比率下降。 尽管这一答案在理论上极有意义，但其实际影响却很少。可以理解，与这样一种高度抽象的长期主张相比，短期考虑被赋予了优先权。 最后，对货币制度的基本结构加以探讨的文章如雨后春笋，其中的一种观点来源于下述信念：即费雪关于不可兑现的纸币的结论对于目前世界的纸币制度仍然适用，除非立即恢复硬币（黄金）本位，否则我们将被导向世界性的货币崩溃，并以恶性通货膨胀而告终．在美国，这种货币信念是足够之强烈，从而致使国会建立了黄金作用委员会。在其最后的报告中说：“该委员会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恢复金本位似乎并不是解决持续的通货膨胀问题的一个有效方法……我们不赞成灵活的汇率制度方面的任何改变。”该委员会面前的证词暴露了这样一个问题：对“金本位”的一致赞同的背后，隐含着关于“金本位”一词的准确含义方面的广泛分歧：从货币由足赤黄金所成或由货栈的黄金栈单所组成的一种制度，到货币当局受命将黄金价格视为影响其政策的一个因素的一种制度。 这一讨论中的另一种观点与前者截然不同。它必须解决的是作为价格水平之长期稳定器的黄金的各种可能替代物问题。这一流派包容了下述各种建议：这些建议意在使货币当局接受更为严格的立法指导或宪法指导。这些指导从解决货币当局的目标（价格稳定，名义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实际利率等）方面的指导，到限定货币或强力货币的特定增长率方面的指导，包罗万象。在这些建议当中，讨论得最多的大概要数这样一条建议：使货币当局承担起保持某种稳定的货币总量增长率不变的责任。其它建议包指冻结基础货币存量，消除自由决定的货币政策，以及货币的非国有化，将其留给私人市场与自由银行制度。 最后，还有一组更为根本性的建议，即计量单位应与交换媒介作用区别开来，理由是金融方面的改革将建立起一种有效的支付体系，从而完全废弃现金的使用。这些特别建议过于高深复杂。因而受到了尖锐的批评。到目前为止，这些建议的价值还主要局限在对进一步分析货币的含义及作用所起的促进作用方面。 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货币数量理论还将继续得到赞同，引起争议，遭到否定，并促进科学分析；同时，与过去的三个世纪一样，在下一世纪当中货币数量理论还将继续在政府政策中发挥作用。 版权说明：摘自密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理论》，见于约翰·文特沃、默里·米尔盖特及彼得·纽曼编辑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词典》，第4卷（伦敦：麦克米兰；纽约：斯托克顿出版社，1987年）。经允许重新出 版 。 《弗里德曼文萃》米尔顿.弗里德曼著 21．货币政策的作用 人们对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问题的看法是广为一致的：即高就业率，稳定的价格，及迅速的经济增长。然而，在这些目标是否彼此协调的问题上人们的看法却不是那么一致，或者，在那些认为这些目标彼此并不协调的人当中，人们对这些目标可以且应该以何种代价相互替换的问题的看法也不是那么一致。人们在对下述问题的看法上意见是最不一致的：即在取得这几个目标的过程中，各种政策工具可以且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今晚我的中心议题是这类工具中的一种——货币政策的作用问题。货币政策能有哪些贡献呢？而且为了使货币政策发挥最大作用我们应如何指导它呢？关于这些问题众说纷给。在新创造的联邦储备系统第一次激发起人们的热忱时，许多观察家将20世纪20年代的相对稳定归功于（用一句适当的时髦话说就是）该系统良好的协调能力。人们普遍地相信：一个崭新的时代到来了，在这一时代里，商业周期已因货币技术方面的进步而变得过时了。尽管毫无疑问还存在着某些异议，但这种看法却为经济学家及外行人所共同特有。大萧条摧毁了这种天真的想法。于是，人们的看法又转向了另一极端。货币政策是绳索一根。你可以拉它以中止通货膨胀，但是你却不可以推它以防止衰退。你可以将马引到水边，但你却无法使它喝水。这种格言式的理论很快地便为凯恩斯的更有活力的、更加深奥的分析所代替。 凯恩斯同时还提出了一种解释，以说明货币政策在抑制衰退方面所谓的无能为力，这是关于衰退问题的一种非货币解释，是货币政策的替代物，用以对付衰退。凯恩斯的建议得到了热烈的欢迎。如果流动偏好是绝对的或近似于绝对的——正如凯恩斯在严重失业时期所认为的那样——那么利率将不可能通过货币措施而降低。如果投资与消费受利率的影响极小——正如汉森及凯恩斯的许多美国支持者所认为的那样——那么较低的利率（即使可以实现的话）所能起到的作用也很小。货币政策受到了双重限制。据认为，由投资崩溃或投资机会短缺、或顽固的节俭等因素带来的经济紧缩，是不可能为货币措施所中止的。然而还有另外一种办法，那就是财政政策。政府支出可以弥补不充分的私人投资。税收减免可以破坏顽固的节俭习惯。 经济学界对这些观点的广泛接受，意味着：在大约二十几年的时间里，除少数具有叛逆精神的人以外，大多数人都认为新的经济知识已使得货币政策变得陈腐过时。货币根本不重要。它的唯一作用是这样一种微不足道的东西：使利率保持较低，以便在政府预算中减少利息支付，促进“食利者的消亡”，也许还将极大地刺激投资，从而在维持高水平的总需求方面对政府支出起辅助作用。 这些观点致使廉价的货币政策在战后得到了广泛的采用。然而，当这些政策先后在一国又一国中遭到失败时，当一个又一个中央银行先后被迫放弃它们可以不确定地将利率保持在一较低水平上这一夸口时，这些观点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在美国，尽管直到1953年才正式取消钉住政府债券价格的政策，但据根联邦储备系统一财政部记录，公开停止这种做法是在1951年。为廉价的货币政策（而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战后衰退）所刺激的通货膨胀，结果却成了当代的“正常”现象。这一结果使得人们对货币政策之能力的信心开始复苏。 在经济学家当中，这一复苏强烈地为下述理论发展所推动，这些理论发展为海伯勒所首创，然而是以庇古的名字来命名的。这一理论发展指出了一条途径，即财富的变动，通过这条途径，即使不改变利率，实际货币数量方面的变动也会对总需求产生影响。这些理论发展未能对凯恩斯的下述论点提出有力的反驳：即在流动偏好为绝对的情况下，传统的货币措施将无能为力。这是因为，在绝对流动偏好的情况下，通常的货币活动只涉及货币对其它资产的替代问题，而不涉及总财富的变动。但是，这些理论发展确实指出了以其它方式产生的货币数量变动，如何得以对总支出产生影响（即使在绝对流动偏好的情况下）。同时，更为根本的，这些理论发展确实驳斥了凯恩斯的下述主要论断：即使在一价格灵活可变的世界里，充分就业下的均衡位置也不可能存在。所以，失业同样地必须由刚性或不完善来解释，而不能作为充分运行的市场过程的必然结果。 对1929－1933期间货币作用的重新评价，也促进了人们对货币政策效能之信心的恢复。凯恩斯及那一时代的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为：尽管货币当局实行了攻击性的扩张政策，但美国还是发生了大萧条——也就是说，货币当局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仍然无能为力。近期的一些研究已证明：事实与他们的看法完全相反，美国货币当局当时奉行的是高度通货紧缩的政策。在经济紧缩的过程中，美国的货币数量下降了1/3。而且，货币数量下降的原因并不是人们不愿意借款——并不是因为马不愿意饮水。货币数量下降的原因是联邦储备系统迫使或允许货币基础的急剧下降，是联邦储备系统未能行使联邦储备法案赋予它的职责，即为银行系统提供流动资产。大萧条是对货币政策之力量的悲剧性证明。而不是象凯恩斯及如此之多的凯思斯支持者所认为的那样，是货币政策之无能的证据。 在美国，对财政政策之幻想的日益破灭（人们对财政政策影响总需求之能力的幻想的破灭程度，轻于人们对如此使用财政政策的实际可行性与政治可行性的幻想的破灭程度），也促进了人们对货币政策之效能的信心的恢复。支出对于按照经济活动的进程而对其所作的种种调整反映迟钝，且时滞很长，所以，人们将侧重点转移到税收上面。这里，许多政治因素掺杂其中，妨碍了人们对实际需要作出迅速的调整。从我开始撰写此篇文章到现在这几个月中所发生的事情，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在这个电子时代，“协调一致”是一个极有感召力的词句，但它与可能存在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也许我应该补充一句，那就是：可能存在的实际情况并不总是意味着灾祸。 经济学界在货币的作用问题上的看法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要认识到这一变化的程度是非常困难的。今天的经济学家很难接受二十几年前的一些观点，而这些观点在当时是得到公认的。下面我将引证几个例子。 在1945年发表的一篇讲话中，当时的联邦储备委员会研究部董事 E·A·戈登威泽将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描绘为“保持政府债券的价值……”。他写道：“美国将不得不把安全的、长期货币的收益率调整到2．5% ，这是因为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在这一时代里，风险资本的收益不再象过去那样，可以是无限的。” 在由保罗·霍曼与弗里茨·马克卢普编辑并于1945年出版的一本关于美国繁荣之融资问题的著作里，阿尔温·汉森花了9页的篇幅来讨论“储蓄与投资问题”，结果并没有发现有何必要要使用“利率”或其它任何类似的词句。在弗里茨·马克卢普所写的文章里，他写道：“与利率有关的问题，特别是与利率的变动性与稳定性有关的问题，不可能属于战后最关键的经济问题之列，但它们却毫无疑问地属于疑难问题之列。”在约翰·H·威廉姆斯所写的文章里——约翰·H·威廉姆斯不仅是哈佛大学的教授，而且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长期顾问——他说道：“在战后时期普遍的货币控制之恢复问题上，我不抱乐观态度。” 另一本探讨这一时期出现的战后政策问题的著作，《充分就业：计划与代价》，是由亚伯·P·勒纳与弗兰克·D·格雷厄姆编辑的，而且其撰稿人禁括了各方面的经济学观点——从亨利.西蒙斯与弗兰克·格雷厄姆到亚伯·勒纳与汉斯·内塞。然而，艾伯特·哈拉西在他对这些文章所作的精辟概述中总结到：“我们的撰稿人没有讨论货币供给问题……这些撰稿人对于为医治实际衰退而采取的信贷政策没有进行专门的论述……通货膨胀也许可以通过提高利率而得到更为有效的防治……但……其它的反通货膨胀措施……更为可取。”由霍华德·埃利斯编辑并于1948年出版的《当代经济纵览》正是为理顺当代的经济思潮而作出的一次“官方的”努力。在亚瑟·史密斯茨的文章里，他写道：“在补偿性行动方面，我相信财政政策一定肩负着大部分重任。而财政政策的主要竞争者——货币政策，在习惯方面似乎是不合意的。从长远来看，美国这一国家似乎仍将处于目前这种低水平的利率状态之中。” 上面引述的这些论断可以使我们略见二十几年前的经济学观点之一斑。如果你还想继续进行这一令人沮丧的探究的话，那么我建议你将战后早些时候的《原则》文本中的有关货币部分——当你找到它们时——与现在有关货币的长篇累牍作一下比较，特别是当早期的《原则》文本与最近的《原则》文本是同一著作的不同版本时，情况尤是这样。 从那时起，经济学观点的重心便远远地偏移开来，即使不是完全地回归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观点上来，与对1945年观点的回归相比，对前者的回归也是更为接近得多。当然，那时与现在之间存在着许多不同，这其中，在货币政策之效能方面存在的差异，比在货币政策之作用及经济学界所认为的应该用来指导货币政策的标准方面存在的差异要小得多。那时，货币政策所肩负的主要作用是促进价格稳定，并维持黄金本位；评价货币政策的主要标准是“货币市场”之状况、“投机”的程度及黄金的流动。而在今天，货币政策的作用主要集中在促进充分就业上面，而防止通货膨胀则是货币政策的一项持久的、然而却是第二位的目标。同时，在评价货币政策的标准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有些人认为，评价货币政策应注重货币市场状况、利率及货币数量；而有些人则认为就业情况本身应该成为衡量货币政策的大致依据。 尽管如此，我要强调的仍然是20年代后期占主导地位的那些观点与现在流行的那些观点之间的同一性。这是因为：我担心现在又会象过去那样，经济学观点之重心可能会偏移得太远；我担心现在又会象过去那样，我们将处于这样一种危险之中，即赋予货币政策以过大的作用，以致起出了它力所能及的范围，即要求货币政策完成它所不能完成的任务。这样一来，我们又将处于这样一种危险之中，即妨碍了货币政策作出实际上它有能力作出的贡献。 因为我绝少抵毁货币之重要性，所以，作为第一项任务，下面我将着重谈谈货币政策力所难及的一些方面。然后我将就我们目前的知识水平——或无知水平，对货币政策力所能及的方面加以概括，并指出货币政策如何才能发挥出最大作用。 I ．货币政策力所难及的一些方面 认对货币政策的一片否定声中，我选择了货币政策的两个缺陷来加以讨论：（1）除极短的时期以外，货币政策对利率的钉住无法持续得更久。（2）除极短的时期以外，货币政策对失业率的钉住无法持续得更久。我之所以选择这两个问题来讨论，是因为人们业已普遍地相信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着分歧；是因为它们与两项重大的、但却不可能实现的任务相对应，而这两项任务很有可能要被强加到货币政策身上；是因为一项理论分析基本上便可以将这两个问题包括其中。 钉住利率 历史已经使你们中的很多人相信了上面所提到的第一个缺陷。正如我以前所指出的那样，廉价的货币政策的失败是人们对头脑简单的凯恩斯主义者发起攻击的主要原因之所在。在美国，这一反击包含了人们对下述问题的广泛认可：战时及战后钉住债券价格的作法是一种错误；放弃这一政策是一项合意的、不可避免的措施；而且它并没有引起人们那时纷纷预言的那些干扰性、破坏性结果。 这一缺陷来自于人们对货币与利率之间的相互关系之特征的深刻误解。假设联邦储备系统准备降低利率，它会怎样做呢？当然是买进有价证券。这样做将使有价证券的价格上涨，同时使这些有价证券的收益下降。在这一过程中，银行可得到的准备金的数量也增加了，从而使银行信贷数量增加，最后是货币总量的增加。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中央银行（特别地）及金融机构（更广泛地）相信：货币数量的增加将使利率趋于下降。经济学界的学者们也接受这一结论，但依据却与此不同。从他们的观点出发，他们看到的是一条斜率为负的流动偏好曲线。如何才能诱使人们持有更大量的货币呢？只有通过降低利率。 就一点来说，这二者都是对的。使货币数量以更快的速度增长所产生的初始影响，是使利率暂时地出现降低，低于加速前所应具有的水平。但这只是这一过程的开始而并非结束。更为迅速的货币增长率将刺激支出：既通过较低的市场利率对投资的影响，又通过较低的市场利率对其它支出，进而对较高的现金余额（高于合意的现金余额）的相对价格的影响而起作用。但一个人的支出就是另一个人的收入。收入增加将使流动偏好曲线上移，同时使对贷款的需求增加；收入的增加还可能使价格升高，这又将使货币的实际数量下降。这三方面的影响会在很短的时间里（比如说在少于一年的时间里）使对利率的向下压力发生逆转．在一稍长的时期之后（比如说一年或二年），上述种种因素将一并地使利率回归到原有的水平上去。的确，如果整个经济的反应过于强烈的话，那么这些因素将使利率暂时地高于原有的水平，从而开始新的周期性调整过程。 此处还存在着第四种影响。当这种影响开始奏效时，它会走得更远。这种影响的产生毫无疑问他意味着这样一件事，即较高的货币扩张率将与较高的（而不是较低的）利率水平相对应，从而高于货币扩张率提高前所应有的水平。假设较高的货币增长率导致了价格的上涨，同时假设公众的预期是价格将会继续上涨，那么，正如欧文·费雪几十年以前所指出的那样，借款人将愿意支付较高的利率，而货款人将要求得到较高的利息。这一价格预期发展得很慢，同时消失得也很慢。费雪估计一次充分的调整过程大约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而较近期的研究成果也与费雪的估计相一致。 这一系列影响说明了为什么每一次将利率保持在较低水平的努力，都迫使货币当局一次次地进行更大规模的公开市场购买．这一系列影响说明了为什么在历史上，较高的、且不断升高的名义利率，总是与货币数量的迅速增长相联系，正如巴西、智利及美国近些年里所出现的情况一样；同时说明了为什么在历史上，较低的、且不断下降的名义利率，总是与货币数量的缓慢增长相联系，正如瑞士现在或美国1929至1933年期间所出现的情况一样。作为一种经验，低利率已成为货币政策紧缩的标志——从货币数量增长缓慢这一意义上说；而高利率已成为货币政策松弛的标志——从货币数量增长迅速这一意义上说。各金融机构及经济学界的学者们普遍认可的那些东西，与实践所提供的最广泛的证据，恰好是背道而驰的。 虽然货币当局可以确保较低的名义利率，但要想做到在一点它必须从似乎截然相反的方向入手，即采取通货紧缩的货币政策。类似地，货币当局可以通过采取通货膨胀政策并接受利率在相反方向上的暂时波动，来确保较高的名义利率。 上述这些考虑不仅说明了为什么货币当局无法钉住利率，而且也说明了为什么在货币政策是“紧”还是“松”的问题上，利率是一个令人误解的指示器。要想确定这一问题，以货币数量变动率为标准则要好得多。 以就业作为评判政策的依据 我想讨论的第二个缺陷就更加与当代思潮不相吻合。人们普遍认为：货币增长将趋于刺激就业；而货币紧缩则趋于抑制就业。那么，货币当局为什么不能以就业或失业——比如说3% 的失业率——为目标呢？当失业低于这一标准时则收紧银根，当失业高于这一标准时则放松银根；并通过这种办法将失业率钉在（比如说）3% 。货币当局无法这样做的原因与货币当局无法钉住利率的原因完全相同：此类政策的即时效果与滞后效果之间存在着差异。 感谢威克塞尔，我们现在都已熟悉了“自然”利率这一概念，以及“自然”利率与“市场”利率之间存在着差异的可能性。关于利率问题的上述分析，可以完全直接地按照威克塞尔的模式来表述。唯有通过实行通货膨胀，货币当局才能够使市场利率低于自然利率。而唯有通过实行通货紧缩，货币当局才能够使市场利率高于自然利率。对于成克塞尔模式我们所增加的只是下面这个建议：即欧文·费雪关于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的区分。假设通过实行通货膨胀，货币当局在一段时间内，将名义市场利率保持在低于自然利率的水平上。这样一来，一旦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变得无所不在，那么，依次地，上述作法又将使名义自然利率本身有所提高，从而要求更为迅猛的通货膨胀来平息市场利率。类似地，由于这一费雪效应，要想将市场利率保持在高于初始“自然”利率的水平之上，木仅需要实行通货紧缩，而且需要实行越来越迅速的通货紧缩。 在就业市场问题上，上述分析也有其类似的对应物。在任何时点上都存在着某种水平的失业，这种失业水平具有这样的性质：与实际工资比率结构中的均衡点相一致。在这一失业水平上，平均说来实际工资比率将趋于提高，而这一提高是以一种“正常的”长期速度进行的。也就是说，只要资本的积累、技术的改进等保持在其长期趋势之上，那么上述提高速度就可以无限期地得以保持。一较低的失业水平意味着：存在着对劳动力的过度需求，进而对实际工资比率产生了提高的压力。一较高的失业水平意味着：存在着对劳动力的过度供给，进而对实际工资比率产生了降低的压力。换言之，“自然失业率”是这样一种失业水平：它可以通过费心的计算而由沃尔莱斯总均衡方程体系所导出，条件是假定这些均衡方程中蕴含着劳动力市场及产品市场的实际的、结构性的特征，包括市场的不完善性，需求与供给方面的随机可变性，收集有关工作空缺及劳动力可得性问题的信息的费用，转换工作的费用，等等。 你将会承认上述表述与著名的菲利蒲斯曲线之间高度类似。这一类似绝不是偶然的巧合。作为一项重要的且富有创造性的贡献，菲利蒲斯对失业与工资变动之间的关系问题的分析毫无疑问地是值得人们推崇的。但不幸的是，他的分析包含着一个根本性的缺陷，即没能对名义工资与实际工资加以区分，正如威克塞尔没能对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加以区分一样。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但菲利蒲斯的文章是针对这样一种世界而写的：在这一世界里，人人都预期名义价格将保持稳定；在这一世界里，不论实际价格与工资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人们对名义价格的上述预期都将是不可动摇的且永远不变的。与此相对照，假定人人都预期价格将以高于年75% 的速度而上涨——正如几年前巴西人的预期那样。那么，工资必须也要以这一速度提高才能使实际工资保持不变。劳动力的过度供给将通过名义工资的增长速度慢于预期价格的增长速度而反映出来，而不是通过工资的绝对下降而反映出来。当巴西着手实行降低价格上涨率的政策，并且成功地将价格上涨率控制在大约年45% 时，失业出现了一次急剧的增加。原因是：在早期预期的影响下，工资以高于新的价格上涨率的速度而持续提高——尽管这时的提高速度低于早期的提高速度。这就是试图将通货膨胀率降低到人们普遍预期的水平之下的所有努力的共同结果。过去是这样，可以预料将来仍将如此。 为了避免误解，我要着重指出一点：使用“自然”失业率一词，并不是意味着认为它是永远不变和不可改变的。与此相反，在决定自然失业率水平的诸多市场特性中，有许多是人为的，或因政策而形成的。例如，在美国，偿定最低工资比率，沃尔什- 希利及戴维斯-培根法案，以及工会的力量等因素，都可以使自然失业率高于原有的水平。职业介绍所、有关职位空缺及劳动力供给的信息的可得性等方面的改进，都将使自然失业率趋于降低。我使用‘自然”失业率一词的理由与威克塞尔使用这一词汇的理由是一样的，即试图将实际力量与货币力量区分开来。 让我们假设货币当局试图将“市场”失业率钉在低于“自然”失业率的某一水平之上。为了明确起见，假定货币当局以3% 为目标失业率，而“自然”失业率高于3% 。我们还假定我们是从这样一个时点开始的：在这一时点上，价格一直是稳定的，且失业率高于3% 。与此同时，货币当局提高了货币增长速度。这将是扩张性的。通过使名义现金余额高于人们希望持有的数量，货币当局将逐渐地开始降低利率，同时以这种或别种方式刺激支出。收入与支出将开始增加。 最初，收入增加中的相当一部分或大部分将以产量及就业增长的形式而表现出来，而不是通过价格的上涨来体现。人们一直预期价格会持续稳定，而且在将来的一定时期内价格与工资都已经被按照这一依据而界定了。人们对新的需求状况作出调整是需要时间的。生产者将通过增加产量而对总需求的最初扩大作出反应，雇员的反应则是延长劳动时间，而未被雇用者的反应则是接受社会现在为他们所提供的工作（在以前的名义工资下）。这些分析都是一些相当权威的学说。 但上述分析所描述的仅仅是这一过程的初始影响。因为具有代表性的情况是：产品卖价方面对名义需求的意外增加的反应，快于生产要素价格方面的反应。所以，工人所得到的实际工资下降了——尽管工人所预期的实际工资是上升的（这是因为工人实际上是按照早先的价格水平来衡量雇主所提供的工资的）。的确，对雇主而言的实际工资的事后下降与对雇员而言的实际工资的事前提高，共同促成了就业的增加。但是，实际工资的事后下降很快便会对人们的预期产生影响。雇员们将意识到他们所购买的物品的价格正在上涨，从而在以后的时间里要求较高的名义工资。“市场”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由于存在着对劳动力助过度需求，从而使实际工资开始上升，逐渐趋近于初始水平。 即使较高的货币增长率持续不变，实际工资的提高也会使失业减少的情况出现逆转，并且进一步导致失业增加，从而使失业逐渐地回复到原先的水平上去。为了使失业保持在其目标水平3% 上，货币当局将不得不进一步地提高货币增长率．正如利率问题中的情况那样，唯有通过通货膨胀才能使“市场”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向时，亦如利率问题中的情况那样，唯有通过加速的通货膨胀才能将“市场”失业率保持在低于“自然”失业率的水平上。相反，假如货币当局选择的目标失业率高于自然失业率，那么他们将不得不实行通货紧缩，而且是加速的通货紧缩。 如果货币当局选择“自然”率——或者是自然利率或者是自然失业率——为其目标，那么情况又将如何呢？一个问题是它无法知道这一“自然”率是什么。很不幸，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设计出一种方法，以便对利率或者失业率的自然率进行准确、迅速的估计。而且“自然”率本身也会不断地发生变化。然而，最根本的难题是：即使货币当局知道“自然”率，并且试图将市场率钉在这一水平上，它也不可能制订出任何明确的政策。货币政策以外的各种因素都有可能使“市场”率偏离自然率。如果货币当局将这些偏差考虑进来的话，那么它必须对一系列较长期的影响作出安排。这些较长期的影响将使货币当局所奉行的任何货币增长趋势与政策原则相一致。那么，实际的货币增长轨迹就好象一条杂乱无章的小路，在那些使市场率暂时地偏离自然率的因素的冲击下而崎岖不平。 如果换一种方式来表述这一结论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在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永远存在着暂时的此消彼长，但不存在着永久性的此消彼长。这种暂时的此消彼长并不是来自于通货膨胀本身，而是来自于未曾预料到的通货膨涨一般说来即来自于通货膨胀率的提高。存在着永久性的彼此消长这一广泛地为人们所持有的信念，是“高”与“提高”之间的混淆的另一复杂形态。而在较简单的问题中我们都已认识到了这一混淆。通货膨胀率的不断提高可能会减少失业，但高通货膨胀率却不能。 你也许会问：那么，“暂时”是多久见？对利率而言，我们掌握着一些系统性的论据，可以说明这些影响中的每一种需要多长的时间，来充分发挥其作用。但对于失业，我们却做不到这一点。我最多只能根据对历史证据所作的一些考察，而冒然地提出我个人的一些判断：一个更高的且未曾预料到的通货膨胀率的初始影响，大约会持续2年到5年；此后，这一初始影响将开始出现逆转；正如利率一样，就业对新的通货膨胀率所作的充分调整，大约需要几十年．现在，让我们加上一个限定，这一限定既是对利率而言的也是对就业而言的：上述估计是就美国社会中曾发生过的通货膨胀率方面的一些变动而言的，而且是就这些变量的近似值而言的。至于一些规模颇为可观的变动，例如南美洲国家中发生的通货膨胀率之变动，针对这些变动所进行的调整的全部过程则会大大地加速进行。 下面让我们再换一种说法来表述这个一般性结论，即货币当局对名义数量予以控制，直接地，是对货币当局本身的负债数量予以控制。原则上，货币当局可以利用这一控制手段而钉住名义数量——如汇率、价格水平、国民收入的名义数量、以这种或那种定义限定的货币的数量；或者钉住名义数量之变动率——如通货膨胀率或通货紧缩率、名义国民收入增长率或下降率、货币数量增长率。货币当局无法利用其对名义数量的控制而钉住实际数量——如实际利率、失业率、实际国民收入水平、实际货币数量、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率或实际货币数量增长率。 II．货币政策能起到的作用 货币政策无法将上述那些实际变量同定在某一事先确定的水平上。但货币政策可以而且确实能够对这些实际变量施以重要的影响。在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协调的地方。 我自己对货币历史所作的研究，使我对约翰·斯脱特·米尔的那段经常为人们所摘录、受到了无数辱骂、且广泛地为人们所误解的评述，寄予了极大的同情。他写道：“从本质上说，在社会经济生活当中，没有任何东西比货币更微不足道；但货币充当节约时间与劳力的媒介物这一特性不在此列。对于那些将要进行的事情来说，货币只是一种使这一进程更为迅速、更为便利的机器，尽管当它不存在时事物的进程在迅速与便利方面要受到一些影响：象许多别种机器一样，当货币这架机器出了毛病时，它仅产生出它自身的明显的、且独立的影响。” 的确，货币仅是一架机器，但它却是一架极为有效的机器。没有它，我们无法取得我们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在产量及生活水平方面所取得的惊人成就——当然，如果没有其它一些伟大的机器我们也同样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这些机器遍布乡村，且它们多半只是使我们得以更为有效地行事，而在没有它们的情况下，我们要想做成这些事情则需要以更多的劳动力耗费为代价。 但是，货币有着一个为其它机器所不具备的特征。由于货币的渗透是如此之广泛，所以当它出现问题时。所有其它机器的运行过程都会陷入混乱。大萧条就是一个最为有力的证据，而且并非仅此一例。美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历次衰退，都或是由货币失调所产生，或是为货币失调所激化。每一次重大的通货膨胀都是由货币扩张所引起——这些货币扩张大多数都是为了满足可恶的战争需要。战争迫使政府发行货币，以弥补公开税收之不足。 在货币政策具有哪些功效的问题上，历史给我们上的第一课，也是最重要的一课——关于这一问题的一课也是意义最为深远的一课——是货币政策能够防止货币本身成为经济波动的一个主要根源。听起来这似乎象是一个消极的建议：避免主要的错误。部分说来的确是这样。如果货币当局业已避免了错误的发生，或者，如果当时的货币安排仍然是早些时候（那时并不存在着有权去犯联邦储备系统曾犯下的那种错误的中央权力机构）的那种货币安排，那么，“大萧条”就根本不可能发生，即使发生了，也不可能那么严重．如果联邦储备系统避免了剧烈的、且反复无常的方向性变动——起先是以过快的速度扩张货币供给；而后，在1966年早期，又骤然刹车；再后来，在1966年年底，又倒转过来，恢复扩张，而且这次扩张货币供给的做法至少持续到1967年12月份，同时，这次扩张的速度，决于在不存在相当规模的通货膨胀的条件下所能长期保持的速度——那么，大致说来，过去几年中经济的运行状况会更为稳定且更为富有成效。 即使货币政策能够防止货币本身成为经济波动的一个主要根源这一主张，是一种完全消极的建设，但它仍然是重要的。然而，很不凑巧，它并不是一个完全消极的建议。即使并不存在着拥有现在为联邦储备系统所掌握的那类权力的中央当局，货币这架机器也仍然会出现失调。在美国，1907年事件及更早些时候的银行危机，都说明了货币这架机器如何能够大致地自行出现失调。所以，货币当局肩负着一项积极的、且重大的任务：提出对货币这架机器的改进意见，从而减少其出现失调的可能性；并且对货币这架机器自身所具有的力量加以运甩；从而使货币这架机器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 货币政策所能发挥的第二个作用，是为经济的运行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继续使用米尔的比喻。就是使货币这架机器滑润运行。第一项任务的完成将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然而前者之于后者的重要意义却远非如此。一旦生产者及消费者，雇主及工人。都能充满着这样的信心，即在未来的日子里，平均价格水平将会按照已知的方式行事——如果人们所抱有的信心是平均价格水平将会高度稳定那就更好了，那么我们经济体系的运行将是最佳的。在一切制度安排下，特别是在那些目前正风行于美国的制度安排下，价格与工资方面的可变性极为有限。我们需要保持在相对价格和工资方面进行变动的这种灵活性，而在相对价格和工资上的变动则需要调整时尚和技术的动态变动。我们不应该仅仅为了得到毫无经济意义的、绝对价格水平方面的变动，就废弃价格与工资方面的可变性。 在早些时期，金本位被用来使人们对将来的货币稳定性充满信心。在其黄金时代，金本位非常好地行使了这一职能。然而，很明显，金本位不再能够行使这一职能了。原因是：在当今的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确保金本位王国不受限制——而且，各国有着充分的理由不这样做。如果货币当局钉住汇率，而且这种针住完全是通过下述作法而实现的：在不存在‘封存黄金”剩余或赤字的情况下，在不诉诸于公开的或隐蔽的外汇管制、或关税与限额方面的变动的条件下，按照支出流量的余额来改变货币数量，从而钉住汇率，那么，货币当局能够作为金本位的代用品而发挥作用。但是同样。尽管许多中央银行支持这种观点，但事实上很少有谁乐意实行这一作法——而且同样，他们不这样做也有着充分的理由。这样一种政策，将使每一国家受制于其它货币当局的变幻莫测的货币政策（精心设计的或纯属偶然的）之下，而不是受制于非人为的、自动的黄金本位之下。 在当今世界上，如果货币政策的目的在于为经济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那么它唯有通过悉心审慎地利用其权力直至某一终点才能做到这一点。至于货币政策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目的，我将在后面进行论述。 最后，货币政策有助于抵消经济体系中来自其它方面的主要波动。假如存在着独立的、长期的经济高涨——长期滞胀政策的支持者们称作战后的经济扩张——原则上，货币政策可以通过较低的货币增长率（低于正常情况下的合意水平）而有助于局面的控制。假如（正如目前的情况那样）一项爆炸性的联邦预算，预示着前所未有的赤字，那么，货币政策可以通过较低的货币增长率（低于正常情况下的合意水平）而使任何的通货膨胀危险得到控制。这将暂时地意味着较高的利率水平（高于正常情况下将占主导地位的利率水平）——目的在于使政府能够借到为弥补赤字所必需的资金——但是，通过对通货膨胀之加速的遏止，从长远发展势头来看，它将可能既意味着较低的价格水平，又意味着较低的名义利率。如果说一次大规模战争的结束，为该国家提供了一个将资源由战时生产转向和平时期生产的机会，那么货币政策可以通过较高的货币增长率（高于正常情况下的合意水平），而使这一转变更为顺利地进行——尽管历史没能提供有利的证据，以说明货币政策可以成功地做到这一点而又不会走得太远。 我将这一问题放在最后，同时以严格限定的词句来阐述它——当与主要波动有关时——这是因为我相信；货币政策在抵消导致不稳定的其它力量方面所具有的潜力，比人们普遍所认为的要有限得多。我们的知识并不充分，从而不足以在较次要的波动发生时认识它们；或者对它们的影响作出具有准确性的预测；或者对需要什么样的货币政策来抵消它们的影响作出预测。我们的知识并不充分，从而不足以通过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结合的精心的、或甚是相当粗糙的变动，而达到既定的目标。特别是在这一问题上，“最好的”很可能就是“好”的反面。经验告诉我们：最明智的方法，是仅在其它波动带来了“明显的、且现时的危险”时，才使用货币政策公开地去抵消这些波动。 III．应如何引导货币政策？ 应该如何引导货币政策，从而使它对于我们的目标作出其力所能及的贡献呢？很清楚，这里并不适宜阐述一项详尽的“货币稳定计划——这里借用了我的一本书的书名，在这本书里我努力地对这一问题作了详尽的论述。这里，我将仅限于讨论对货币政策的两条主要要求，而这两条主要要求是完全直接从上述讨论中得来的。 第一条要求是：货币当局应该以本身所能控制的变量来指导自己，而不应该以不能控制的变量作为指导。如果（正如货币当局通常所作的那样）货币当局以利率或者目前的失业百分率作为评判政策的直接标准，那么，它将象一艘错误地选择了星球方位的宇宙飞船一样，无论它的导航仪器多么灵敏、多么精密，它终究都将驶入迷路。货币当局也是一样。在货币当局能够控制的各种可供选择的变量当中，对于政策来说，最有吸引力的指示器是汇率、由某些指数所定义的价格水平、及某种货币总额的数量——通货加上调整后的活期存款，或者是这一总额再加上商业银行的定期存款，或者是某一更为广泛的总额。 就美国这一特殊情况而言，汇率不是一个理想的指示器。要求大多数经济活动，对包含着对外贸易的这一微小的百分比作出调整，这可能是值得的，如果它将确保避免货币方面不负责任的现象的话——正如在真正的黄金本位下的情况那样。但是，如果仅仅是为了适应世界上其它国家的货币当局所采取的无论什么样政策的平均标准而这样做，那么则很难说是值得的。如果通过浮动汇率，而让市场对世界情况作出调整（我们的资源中有大约5% 用于国际贸易），与此同时，并保持货币政策用以促进95% 的资源的有效利用，那么情况则会好得多。 在上面所提到的这三种指示器当中，价格水平以其本身所具有的性质。毫无疑问他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如果其它方面都相同，那么价格水平将当之无愧地成为这些选择中最佳的一个——正如过去如此之多著名的经济学家业已论证的那样。但是，其它方面并不完全相同。货币当局的政策行动与价格水平之间的联系，虽然毫无疑问地存在着，但比起货币当局的政策行动与这几个货币总量之中的任何一个之间的联系，则要间接得多。此外，货币行动对价格水平产生影响所需要的时间，长于对各货币总额产生影响所需要的时间，而且，货币行动对价格水平的影响的时滞与程度，都随情况的不同而不同。所以，我们根本无法就某一特殊的货币行动对价格水平的影响，进行准确的预测，而且，同样重要的是，我们根本无法对这一影响将何时出现作出准确的预测。所以，直接控制价格水平的努力，很可能由于错误的起止而使货币政策本身成为经济波动的一个根源。也许，随着我们对货币现象的理解的不断加深，这种情况将会得到改变。但在我们目前的理解阶段上，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长久之计似乎是较为稳妥的。所以，我相信：某一货币总量是目前可得的、最好的、货币政策的直接指示器或评判标准——而且我相信：与选择价格水平的作法相比，具体选择哪一种货币总量所带来的妨害则会小得多。 对货币政策的第二条要求是：货币当局应该避免政策方面的大起大落。过去，货币当局有时会沿着错误的方向前进——正如我已经强调过的“大萧条”时期的情况那样，但更为经常的是（尽管常常是为时过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然而却由于走得太远而犯了错误。为时过晚及过于频繁成了实践的写照．例如。在1966年早期，联邦储备系统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向程度较轻的扩张方向迈进——尽管它应该至少在一年以前这样做。但是，当它起步的时候，却又走得太远，从而导致了战后时期最急剧的一次货币增长率的变动。因为已经走得太远，所以．在1966年底联邦储备系统改变航向的政策是正确的。但它又一次地走得太远，不仅恢复了早先过度的货币增长，而且超过了早先的增长比率。这一事件绝非例外。历史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这一过程——正如1919与1920年期间，1937与1938年期间，1953与1954年期间，1959与1960年期间所发生的情况一样。 过度反应这一倾向的原因似乎是明显的：货币当局未能对它们的行动与对经济的一系列影响之间的时滞问题予以考虑。他们领向于按照今天的情况来决定他们的行动——但是他们的行动要在6个或9个或12个或15个月之后才能对经济产生影响。所以，他们感到非紧急刹车不可；或者，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感到非立即加速不可。 对于这一问题，我个人提出的解决办法仍然是：货币当局应该通过公开地采取这样一种政策，即实现某一特定的货币总量的稳定增长速度，而在其行动中自始至终地避免此类的摇摆不定。与对某一确定的、且已知的速度的采纳相比，精确的增长速度，与精确的货币总量一样，其重要程度就逊色得多了。我本人提出了这样一种速度，一般说来这种速度将能够实现最终产品的价格水平方面的大致稳定性。按照我的估计，要实现最终产品价格水平的大致稳定，则要求通货加所有商业银行存款之总和的大约3% - 5% 的年增长率，或者要求通货仅加活期存款之总和的略低的增长比率。然而，与遭受那些我们业已经历过的、广泛的、且变化无常的骚乱相比，拥有一种大致说来将会导致温和的通货膨胀或者温和的通货紧缩的固定增长比率（如果它是稳定的话），则要可取得多。 在没能采取这样一种公诸于众的、以稳定的货币增长率为内容的货币政策的情况下，如果货币当局能够奉行避免大幅度摇摆的原则，这也将是一项重大的改进．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其它国家，货币增长率相对稳定的时期也是经济活动相对稳定的时期，这一点已经为历史所证实。而货币增长率大幅度波动的时期，同样也是经济活动大幅度波动的时期。 通过为自己确立一条稳定的航线并始终保持这一航线，货币当局可以在促进经济稳定方面作出重大贡献。通过以稳定的然而却是温和的货币数量增长为航线，货币当局可以在避免价格膨胀或价格紧缩方面作出重大贡献。其它方面的力量也会对经济产生影响，从而要求变动与调整，甚或干扰了我们的措施的顺利进行。但是，稳定的货币增长将创造出一个有利于下述基本力量有效运转的货币环境：进取心、独创性、创造力、勤奋及节俭。而这些基本力量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所在。这就是在我们现有的知识水平上对货币政策所能提出的最高要求。然而，这一要求——同时这也是一项伟大的政策——毫无疑问地是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的。 版权说明：1968年，美国经济协会。 密尔顿.弗里德曼：《货币政策的作用》，见于《美国经济评论58》，第1册（1968年3月），第 1-17页。经允许重新出版。 美国经济协会第 80次年会上的首席演说，华盛顿D·C·，1967年12月29日。 《弗里德曼文萃》米尔顿.弗里德曼著 22．20世纪80年代的货币政策 对货币政策的讨论可从以两个截然不同的层次来进行：政策战术—— 货币当局应该采取的一些特定的行动；政策战略或政策结构 —— 针对应该采取的货币政策的实施而言，理想的货币制度与安排。 战术问题是更为吸引人的。它们是直接相关的。并具有直接结果，同时，与适合于货币政策的基本结构这一棘手的问题相比，对它们的讨论在大多数方面比较容易进行。然而，长期的实践使我相信：在我们现有的制度条件下，对战术问题的讨论可能没有什么成效。 注重于战术问题的诱惑力，在相当程度上来自于使政策个人化的一种倾向：值得一提的有艾森豪威尔、肯尼迪或里根的经济政策，及马丁、伯恩斯或沃尔科的货币政策。有时这一方法是正确的。负有责任的某一特定个人可能会使事件的进程出现很大的不同。例如，在《货币史》一书中，安娜· 施瓦茨与我在说明 1929年至1933年的货币政策时，特别强调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第一位总裁本杰明· 斯特朗的过早逝世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然而，也许更为经常的是：这种个人化的方法是令人误解的。明显地负有责任的个人就好象那清晨报晓的雄鸡，而事件的进程是由一些更为深刻、且更为不容易观察到的力量所决定的；这些力量既决定了那些名义上负有责任的个人的个性，同时又决定了这些人所受到的压力。 我相信，过去几十年中的货币发展，与其说是由那些好象是负有责任的个人的意图、学识或个人特点所决定，不如说是由联邦储备系统的制度结构及外部压力所决定。例如，在在某位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任期内对货币增长方面的变化加以判断时，仅知道他的姓名、背景及个人品质是没多大用处的。 如果现在的货币结构正日益产生出令人满意的结果，那么我们将心悦诚服地继续保留它，从而战术问题就成了唯一的论题。然而，现在的货币结构并不能产生出令人满意的结果。在我看来，的确，在美国，没有任何一个主要的机构象联邦储备系统那样，在如此漫长的时期当中留下了如此糟糕的政绩记录，但同时却又享有如此之高的公众信誉。 货币政策的实施有着极大的重要性：货币之不稳定孕育着经济之不稳定。一种造就着一般价格水平的稳定性及可预测性的货币结构，是健康的、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的基本前提条件。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对我们的货币制度中的根本性变化予以考虑是重要的。这类变动目前可能既不是可行的又不是所急需的。但是，除非我们现在就着手考虑，否则的话，一旦形势急需，再来实行这些变动就来不及了。 经济稳定与货币稳定 货币稳定重要吗？为了这个问题，我们来考察一下货币数量增长率的稳定性（作为一个方面），与经济的稳定性（作为另一个方面）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有关证据。 这一证据由两部分组成：（1）货币数量的系统性、周期性变化，及其与经济方面的相应变化之间的关系（以一系列循环为基础）；（2）货币增长方面的不稳定性与经济方面的不稳定性之间的长期联系。 安娜.施瓦茨与我对美国自1867年以来货币数量的周期性变动作了研究。在整个期间内，货币增长一直先于（而不是随着）经济活动而升降。货币增长的周期性高峰通常比经济活动的周期性高峰早一个时期；这一时期在时间长度上变化很大，平均说来大约是6至9个月。货币增长的周期性低潮平均说来也要比经济活动的周期性低潮早大约相同的一个时期。而且，大幅度的货币加速与减速，通常都伴随着经济活动方面的、大幅度的扩张与紧缩；而温和的加速与减速通常都会带来温和的扩张与紧缩。 在重大的紧缩与重大的繁荣期间（例如 1873－1879，1892－1894，1895－1896，1907－1908，1920－1921，1929-1932，1937- 1938期间的紧缩），以及在所有主要的通货膨胀性扩张期间所发生的国民收入方面的主要波动，则提供了特别有力的证据。对于这些时期来说，下述论证是极为有力的：货币增长的大规模变动，是名义国民收入的大规模变动的必要且充分的条件。 图22·1中所表现的，是一个多世纪以来，货币方面的可变性与国民收入方面的可变性之间的比较，它为货币稳定之重要性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图22·1描绘出了货币及国民收入（按照国民净产值来计算）方面的年变动率的移动标准离差，而这些移动标准离差是针对以4年为单位的各个时期而言的。虽然这一图表是从对20多年前制订的一份图表的修正而来的，并使其在时间上适合于现在，然而，对早先的图表的下述表达仍然是适用的： 这两条曲线高度精确地彼此平行，特别是当人们心中牢记着下列条件时，情况犹为如此：这些仅以4种观察（自由度为3）为基础的标准离差，可以适应大幅度的抽样变动；而且，就我们所知，国民净产值数列与货币数列在它们的统计结构中是完全独立的；同时，这两者都包含着相当的误差数。 对于整个114年来说，这两个数列的相关系数是0．776。如果略去1898年以前的年份（这时国民收入数据的统计质量得到了改善），则会得到一个更高的相关系数：0.858。对于自1898年以来的年份来说，货币的变动性不论是与实际国民收入的变动性还是与价格的变动性都是高度相关的。前者的相关系数为0.767，后者的相关系数为0.706。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里，罗伯特.J.戈登展示了1908年到1980年期间货币、名义国民收入、实际国民收入及价格方面的变动性。他所使用的基本数据，与我们使用的那些数据完全相同或密切相关，所以，并不表示在货币变动性与经济变动性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上有独立的、新增加的证据。然而，他将这些初始数据转化成了对趋势的偏离，或者，按照他的描述，转化成了对“ 自然 ” 增长率的偏离。同时，对 7个性质迥异的时期计算了标准高差，而不是移动的标准离差。他的一些结果列在表22·1中，作为图22·1的补充。这些结果明显地加强了从我们的那些相关系数中得出的论点：货币变动性高的时期，同时也是名义国民收入及实际国民收入方面的变动性较高的时期，也是（除一次例外）价格高度变动的时期。他的数据还反映了一个在我们的图表中反映较为不清楚的重要的细节：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相对于货币方面的变动性，名义国民收入的变动性毫无疑问地比以前要小。在以前的每一时期当中，名义国民收入的变动性都是货币方面的变动性的2倍以上；而在此之后，前者只是后者的1倍到1．5倍。对于这一变化，我提不出任何好的说明，然而，我推测：这一变化可能更多地来自于国民收入数据的统计质量方面的变化，而不是来自于经济关系方面的结构性变动。 正如表22.1中的4个季度及12个季度移动标准高差所显示的那样，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这一时期的季度数据，给出了（虽然不是那么有力）相同的结论。总体说来，对于整个这一时期而言的耶些相关系数，绝对地低于每一部分分别计算而得到的相关系数。原因是在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之间，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动性出现了急剧的下降—— 我倾向于暂时地将这一现象归因于朝鲜战争的影响，因为这场战争导致了货币流通速度方面的异常广泛的波动。 这一论证是明显的：货币增长率方面的变动性与经济增长方面的变动性相互关联。较高的货币变动性总是伴随着较高的经济变动性，反之亦然。 在这一关系问题上，对下述两点予以强调是十分重要的。第一，尽管货币制度方面业已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但这一关系却依然保持不变。货币制度方面的这些变化包括：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非常严格的金本位到一种松懈得多的金本位，而后又为一种完全的纸币本位所替代；从联邦储备系统建立以前的时期到联邦储备系统建立之后的时期。这一点的含义是：影响的方向是从货币变动到经济变动，而不是相反—— 以各种截然不同的论据为依据，我与施瓦茨已经多次地证明了这一结论。 第二点与第一点是相互联系的。联邦储备系统一直力求利用货币政策来稳定经济—— 即为了抵消那些对经济造成干扰的力量而改变货币增长。假如这一方法获得了成功，则高度的货币变动性将始终与较低的经济变动性相联系，而不是与高度的经济变动性相联系，而我们所计算的那些移动标准离差之间的相关系数，则将会为负或者为零，而不是有规则地为正。这一点的含义仍然是：货币方面的变动，始终是经济变动的根源，而不是抵消经济变动的力量。 这两点共同地为下述结论提供了依据：减少货币的变动性是十分重要的。在考虑货币改革的建议时，我们将力推这一目标。 表22.1 七个阶段中的货币与经济变动性（按季度数据计算） 季度增长率对趋势或自然增长率的偏离的标准离差 时期（年及季度） 货币（ M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