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生活中的问题是：这种制度要求为了帮助0．2亿或者0.4亿人而向2亿人邮寄支票，然后再让不予帮助的这1．6亿人或1.8亿人把支票寄回来。这样的做法太不讲究效益了。同样重要的是，这样的做法在政治上过于复杂，而且易于混淆。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并不清楚。不论是从管理上来讲还是从政治上来讲，将这些支付与特别税相冲抵，在我看来似乎要好得多。 即使是小规模的儿童津贴所耗费的，明显的预算费用也是极大的。原因是为了真正地帮助一个或两个家庭，需要向10个家庭寄送支票。通过较高税收的反向回流，既令人厌恶，又难以确定。所以，任何儿童津贴或家庭津贴的数额都太小，以致于不允许取消现行福利计划中的任何重要部分。最终结果就是在保持目前这些具有高度分裂性的福利计划的同时，再向这个百宝囊中加入另外一种没有价值的东西。所以，在我看来，普遍的家庭津贴是非常不理想的。 5．负所得计划将是这百宝囊中的另一没有价值的东西。我一直极力主张要将负所得税计划作为对那些现存计划的替代物。但是，据说，在实际生活当中，负所得税计划将仅仅是与其它计划罗列在一起，而不是对其它计划的替代。这样一来，我刚才用以反对家庭津贴的那些理由，也同样地适用于负所得税计划。 很明显，无法轻易地摆脱这一反对意见，而且的的确确在我看来，这是我所列出的这些反对意见当中最有分量的一个。在政府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旧的计划永远也不会消亡，甚至不会逐渐消失，它们只是永远地继续下去，而不论其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的成效如何——而当初正是为了解决这些实际问题才实施这些计划的。如果这些计划失败了，那么唯一的影响就是进一步地实施更多的计划。 对这一反对意见的一种不十分令人满意的回答就是：这是一种自暴自弃的态度。如果我们中的那些认为任一方面的政府计划都很糟糕的人，不为取而代之的更好的计划而努力，却只是一味地拖延行动，那么，这种反对意见毫无疑问是合理的。这种行动进程将使得这种反对意见成为一种能够充分实现的预言。 偏巧，在目前的情况下，与这种一般性的回答相比，我认为存在着另一种更为令人满意的、对这一反对意见的答案。虽然负所得税计划不能象我希望的那样，被作为对所有福利计划的替代物而得到采纳，但是，在我看来，它的确很有可能被作为对直接的公共援助计划的替代物而得到采纳。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这些计划的缺点——特别是对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儿童的直接救济与援助计划的缺点——是如此之严重，如此之明显，而且如此广泛地为人们所认识，以致于政治圈子中的每一部分都希望用其它方法来取而代之。第二，现行计划的通常的堡垒——即由管理该项计划的官僚阶层及由能够为了任命权而利用该项计划的那些人所组成的压力集团——在这一事例中的能力通常情况下要小。这种压力集团力量减弱的原因是：这一方面的大部分工作都如此地缺乏吸引力，以致于很难填满这些空缺。需要补充物工人人数很多，而且几乎不存在使得任命权有意义的重要职位。 尽管存在着这些有利条件，但负所得税不可能被作为对直接的公共援助计划的完全替代物而得到应用。但即便如此，它还可能被用作一种部分的替代物，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它还将成为对该计划的其他补充措施的替代物。政治现实可能是这样的：直接的公共援助计划将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而得到扩充。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以上述方式来扩充则要好得多。 最后，我们必须寄希望于未来。不论最初的意图是什么，我相信，负所得税办法所具有的功效将远远超过那些现行计划，以致于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消灭所有这些计划实施中所存在的问题的过程中，负所得税办法将日益地替代这些计划。 6. 负所得税将鼓励政治上的不负责任。如果我们采取一种光明正大的、对收入低于某一特定水平的人进行补助的计划，那么，难道不会存在持续的政治压力，以要求越来越高的收支平衡的收人水平及越来越高的负所得税税率吗？难道那些蛊惑民心的政客不会举行一次户外集会，呼吁穷人通过立法使为了对穷人的转移支付而对富人的课税得以成立吗？ 很明显，的确存在着这样的危险。但是，同积极性问题一样，对这些危险的估计必须依据世界的真实情况来进行，而不是依据一种不存在任何政府福利措施的、幻想的世界来进行。与此有关的一个政治问题是：与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或可能采用的其它这类计划相比，负所得税计划是否更容易招致这些危险。 当我最初在著作中提出负所得税计划时，我写道：与其它计划相比，它可能更易于招致那些危险。然而，随着我对这一问题的更进一步的考虑，以及我对关于这一建议的公开讨论的参加，我开始转变了这种看法。现在我认为，有着充足的理由相信：与其它建议相比，负所得税较不容易招致这些政治危险。 由于负所得税与总的所得税体系是紧密相联的，所以，就税收计划而言，无法提高收支平衡收入而不提高免税额；而这明显地要求对免税额之外的收入部分课以更高的税率。这些支付的费用包括在这样一个总额当中：这一总额是可以计算出来的，而且对于每个纳税人都明显得令人痛苦。用于负应纳税收入的税率方面的每一提高，都将使这一费用增大，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最后。实行负所得税并不会象其它福利计划那样。产生出一个感兴趣于扩大这一计划的、庞大的官僚机构，而且它不可能用于政治贿赂。 结论 在福利方面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要终止现有的那些不好的计划的繁衍，并最终地废除它们。然而，尽管这些计划总体说来并不怎么好，但多多少少附带地，它们的确帮助了某些贫穷的人。除非我们能够提出另一种方法，来取得现有计划带给穷人的那一小部分帮助，否则的话，我们能够心安理得地发起对现行计划的政治攻击吗？对于说我们是冷酷无情的、是想让穷人挨饿这样的不可避免的指责，除非我们已经有了令人满意的答案，否则的话，我们能够取得成效吗？如果我们没有可供选择的办法，那么，对于这种指责，难道我们不会感到负罪于人吗？这些计划中大部分都永远不应该实施。但是它们已经实施了，所以，现在只能逐步地废除它们。这既是为了促进社会的安定，也是由于政府有责任履行它所做出的承诺。 负所得税提供了一种逐步地取代现存计划的方法。作为一种建设，它提供了一个发射台，对不理想的现行计划的、实际的政治攻击将得以由此而发出。一旦进入实施，它将确保对目前正在从现行计划中得到帮助的那些穷人的援助，从而，使得对现行计划的废止得以进行，或者，允许它们随着现有承诺的履行而逐渐消亡。一旦进入实施，它还将消除目前被用来为所提出的、每次扩大联邦权力而进行辩解的那种似是而非的借口——“需要”对一些或另外一些贫穷的人进行帮助。 可以说，这些都是负所得税的消极优势。而负所得税的积极的好处，也同样有力。“它是专门针对贫穷问题的。它以最有用的形式来向个人提供帮助，即：现金。它是一般性的，从而可以用来替代现在业已实施的那一系列特殊的计划。它明确地表示出社会所负担的费用。它在市场之外发生作用。象任何意在减轻贫困的其它措施一样，它也降低了那些受帮助的人自助的积极性，但是，正象一种对收入补贴到某一固定的最低额度的制度所应有的那样，它并没有完全消除这种积极性。”而且，与现已实施的其它措施相比，或与现已提出的其它措施相比，它对这种积极性的削弱程度较小。最后，它同等地对待社会所有成员，将一种单一的不具人格的生活状况调查形式应用于所有的人，不论是对于那些在某一特定的年份中需要交税的人来说，还是对于那些在该年份中得到补贴的人来说，情况都是如此。 选自梅尔文·R·莱尔德编辑的《共和党论文》（花园城市，纽约：道伯迪公司，1988年）．经允许重新出版。 《弗里德曼文萃》米尔顿.弗里德曼著 7．一支完全志愿者的军队 现行的召募人们服兵役的合法权限，将于6月30日中止。它中止于一个奇数年份这决不是偶然的。这是故意而为之的，从而确保征兵的重新开始将出现在这样一个时期：这时既没有国会选举的临近，又不存在着迫在眉睫的总统选举。迄今为止，这种策略效验如神——征兵分别于1955年、1959年及1963年重新开始，而几乎连轻微的公众关注或反对都不曾出现，只是进行了几次敷衍塞责的国会意见听证会。 今年，主要负责的那些委员会——即在参议院以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为首的，在众议院以众议员门德尔·里弗斯为首的那些兵役委员会——也象以往那样，一直在举行意见听证会，但是这一次，他们的意见听证会不再仅仅是刘易斯·B·赫尔希将军及选征兵役制的一种形式上的承诺。约翰逊总统业已提出了征兵的实施办法——即优先挑选最年轻的人，排除缓服兵役的学生，并实行一种抽彩式的选择制度（a lottery selection system）——方面的重大变革。但人人似乎都想在征兵法令问题上插一手。 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已经组织了一个劳力与公共福利小组委员会，并就征兵对人力问题的影响举行了意见听证会。以参议员威廉·普罗克斯迈尔为首的联合经济委员会，在其关于越南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的意见听证会上，也涉及到了同样的内容。参议员马克·O·哈特菲尔德提出的议案，为尽早过渡到一种完全志愿的军队兵员配给制度作了准备。众议员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及托马斯. 柯蒂斯提出的议案，呼吁国会对很快中止征兵的可行性进行研究。一个得到了从左的政治派别到右的政治派别的广泛支持的志愿军促进委员会刚刚成立。如此种种，不—一列举。 由越南战争而产生的这种感情，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征兵的恢复，在1967年这一奇数年份中，并不是一件寻常之事。但有趣的是：我们无法从一个人关于战争的立场中，推导出他关于征兵的立场。不论是那些赞成更强有力的军事行动的人，还是那些赞成停止在北方的轰炸，甚至赞成完全撤军的人，都支持中止征兵，并依靠志愿者来供给部队的兵员。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巴里·戈德华特在他所写的专栏中，三次呼吁停止征兵，并且要立即停止。诺曼·托马斯及詹姆斯.法默也都持有相同的看法。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这位美国人民主行动组织的新领导人，很久以来一直是征兵这种做法的有力的、且有效的反对者。值得庆幸的是，对个人自由的信仰，既不是共和党人的专利，也不是民主党人的专利，既不是保守主义者的专利，也不是自由主义者的专利。 到目前为止，人们普遍认为：现行的征兵制度是有缺陷的，必须加以变革——甚至赫尔希将军也已作出了让步。呼声较高的几种意见——包括萨金特·施赖弗及威拉德·沃茨的意见；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意见（分歧较大）；及人类学者玛格丽特·米德的意见（最令人吃惊）——强烈要求实行一种普遍的、全国性的兵役制度，在这种制度中，所有的年轻男子（而且，如果米德小姐得到成功的话，那么还将包括所有的年轻女子），都将被召募到部队中来，并分配以各种各样的工作，每个人选择一种作为在军队中服役的任务。 但很少有人认识到：虽然总统的建议将改善征兵的实施办法，但没有哪一种依赖于强制的制度，能够克服现行征兵办法中的根本缺陷。在目前的情况下，仅需要一少部分年青人来补充军队的兵员。不让人们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那么就不存在任何公平的方式来决定哪个年青人应该去服兵役，而哪两个或哪三个不应该去服兵役。不使军队提供能够吸引它所需要的人员的条件，那么就无法避免军队中人员的浪费及不适当使用，或者，无法避免这样一种情况的发生：军队中所使用的人员，是那些在民事活动中将能够作出更大贡献的人员。 而且，毫无疑问，任何一种涉及到强制的制度，都将与自由社会格格不入。抽彩的做法只会使现行制度中的任意成分更加明显。普遍的、全国性的兵役制度将把这些弊端混合起来——将所有的年青人严密组织起来，以掩盖对某些年青人的统制。 继续使用强制既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必要的。我们可以而且应该用志愿者来供给我们部队的兵员。这是除重大战事期间外美国一直采用的传统做法。过去这20几年是唯一的例外。是结束这一例外的时候了． 志愿军的好处 即使从严格的军事意义上讲，一种自愿的力量将会是一种更加卓有成效的力量。一支自愿的军队，将由那些业已选择了军队＿生涯的人来供给兵员，而不是由那些一心急于赶快服完兵役的、不情愿的应征士兵来组成。它将减少人员调整的次数，而让那些正在花时间训练别人或接受训练的人解脱出来，以从事其它的军事活动。深入细致的训练、较高的平均技术水平、更多的且更好的设备的使用。将确保军事力量在服役人员减少的同时得到提高。一种由志愿者所组成的力量的一个较为重要的优点。在于它对士气的影响。兵役的地位现在非常低下，被人们看作是不得不被迫履行的一种卑劣的义务。一支自愿的军队将恢复起适当的自豪感，恢复起对武装力量所执行的那种重要的、危险的、且艰苦的任务所具有的适当的尊敬感。 强制的消除将加强我们所有人的自由。年青人将自由决定是否去服兵役。征兵委员会的成员们将得以摆脱这样一种可怕的任务：任意地决定一个年青人将如何度过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年华中的几年——更不用说任意地决定他的生命是否将在战事中遭受危险。拒服兵役者所提出的这一令人困扰的、且无法解决的问题将会消失。我们可以立即省却对那些自称因道德或宗教的原故而拒绝服兵役的人的最深处的道德标准及信仰所进行的调查——这是一种与自由人的社会不相一致的作用。 征兵被用作一种武器——或者，按照年青人的想法，它已经被这样使用了——来抑制言论、集会及抗议的自由。年青人移居国外或到国外旅行的自由，一直受到这样一种条件的限制，即需要得到征兵委员会的允许（如果他们不想漫不经心地将自己置于违法者的位置上的话）。征兵的不确定性，影响了年青人按照他们自己的长远利益来计划他们的求学、职业、婚姻及家庭的自由。 用志愿者来供给武装力量的兵员，对于整个国家来说还具有其它真正的好处。学院与大学将能够追求它们真正的教学功能，从而既摆脱了这样一些年青人——这样的年青人大约数以百万计——这一沉重负担：这些年青人宁愿工作也不愿上学，但为了逃避征兵他们现在又开始继续上学；又摆脱了与它们的教学功能毫无关系的一些问题的争论。在我们的大学中当然需要争论——但这种争论是关于学术与教育问题的争论，而不是关于是否要对学生划分等级问题的争论。 社会将从至少部分地由于征兵的促动而缔结的不明智的、过早的婚约的减少中得到益处，同时还会从出生率的相应下降中得到益处。工业与政府将得益于能够按照年青人的优点（而不是他们的缓役情况）来雇用他们。同样重要的是，公众讨论的层次与思想状态将可能得到提高——尽管这可能仅仅是我天生的乐观主义的一种表露． 这些好处中的某些好处。也可以通过用抽彩的办法来替代现行的选择方法而得到——但这只是部分地，而且仅适用于那些明确地被淘汰掉的人． 志愿军可行吗？ 当热战正在越南激烈地进行的时候，当我们必须保持总数超过三百万以上的武装力量时，提出我们可以放弃征兵，这难道不是痴心妄想吗？现在，人们可以自由地加入志愿军，然而，自愿加入志愿军的人数明显地是不充足的，而且，很多人仅仅是因为预料到他们将被征兵所以才自愿加入志愿军。“真正的”自愿者的人数显然太少，不足以供给我们现有规模的武装力量所需要的兵员。这一不容置疑的事实被一再引用，以证明志愿军是不可行的。 这是根本不存在这种事情的证据。相反它证明了：我们的军队目前的薪酬严重过低。加入部队的年青人一开始的薪或低于每星期45美元——而且这一总额中不仅包括现金支付及配给，还包括衣服、食品、住房及其它以实物形式供给的东西。目前新兵最初的薪金实际上与195O年时的最初薪金完全相同——但价格却上涨了，所以若以产品与劳务的形式来表示，那么现在应征入伍的人所得到的东西，与那时相比，大大地减少了。从那时到现在所有的提薪机会，都给了军官及服役期较长的老兵。必须要诱使他们继续服役。然而新兵却是可以召募的——所以为什么要给他机提薪呢， 几乎没有人对志愿者如此之少而感到奇怪。在民用工作中．大多数青年人能够得到2 倍 于此的收入。 要想吸引更多的志愿者，我们必须改善服役条件。这意味着更高的初始薪金。但它也意味着更好的住房条件，及其它方面份、令人愉快的改进。征兵的存在意味着军队不太需要关心应征入伍者的要求——如果志愿者不够，那么按一下按钮，赫尔希将军将发出征兵的命令．的确，没有使在军队中的服役比现在更缺少’吸引力的了，这是对军队的人道主义的赞美——也是对通过政治程序而产生的间按压力的有效性的赞美。但请去问一问任何一位初美国士兵，看那是多么地富有吸引力。。 钱不是年青人在选择职业时所考虑的唯一因素，甚至不是一个主要因素。对于年青人来说，兵役具有很多非货币性的吸引力——如报效国家的机会，冒险，旅行，受训练的机会等等。今天，这些吸引力不仅为低报酬所抵消，而且为强制的存在所抵消。现在，兵役是强制监禁的同义词。仅仅因为被迫服役才来到军队的年青人的存在，几乎不可能促进服役的自豪感。 薪金的提高，更好的服役条件，及在吸引年青人及使用年青人方面的富于想象力的人事政策，都将极大地改变军队展现在年青人面前的整体形象。而空军方面，因为它如此主要地依赖于“真正的”志愿者，所以也许它最有可能表明我们所能够进行的改进工作。 在战后婴儿高峰期出生的年青人的时代的到来，使得符合兵役条件者的人数稳定增加。最乐观的估计是：为了按我们现有的实际规模来供给志愿兵役的兵员，所有年青人中仅有1／4（或者更少）的人将必须经历兵役生活。这一比率比朝鲜战争时期相应的比率要低得多，那时正经历着萧条年份中低出生率的种种影响。这一比率也低于在征兵制下必须服役的人的比率，因为平均说来志愿者的职役期较长。 最近进行的一次大学生民意测验——这是今年春天早些时候，当我在向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的委员会作证时，他提请我注意的一件事——表明：赞成实行志愿军制的人占大多数，但更多的人宣称他们自己不会自愿入伍。这位参议员实际上是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这不是志愿军制不可行的证明吗？ 答案是否定的。年青人的回答是依现在的情况而作出的。而且毫无疑问，在目前的规定及条件下，他们的回答是正确的——谁又能够责备他们呢？他们不知道如果条件变化了，如果在军中的服役变得更富有吸引力，那么他们将如何行事。 我们必须再多付出多少才能吸引足够的志愿者呢？这一问题已经在国防部的一项征兵研究中得到了详细认真的考察。以这项研究所收集的各种证据为基础，从事于该项研究的华盛顿大学的沃尔特·奥依教授估计：新兵最初的薪金（同样包括现金支付及实物支付）为每年大约 4000美元左右——每个星期大约80美元左右——将是足够的了。这当然不是一种不合理的支付水平。奥依估计说：附加薪金总额（在人员调整方面及用于训练的人员方面的节省扣除之后），对相当于现行征兵方法下270万人的军队来说，将是每年30亿美元到40亿美元；而对于相当于目前人数较多（310万人到320万人）的军队来说，每年不超过80亿美元。 利用同样的资料，国防部提出的估计值高达175亿美元。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它意味着：从新入伍的人到最高上将，军队中每个人的薪金将每年提高到6000美元。但在联邦政府支出每年超过1700亿美元，而军费支出每年超过700亿美元的情况下，即使这一荒谬的估计也不是不可行的。 无论如何，我们不需要对吸引足够的人所要付出的代价进行准确的估计。出于简单的正义感，我们应该提高军人的薪金，并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如果我们确实这样做了，那么，甚至在征兵制度继续存在的同时，“真正的”志愿者的人数也会增加．那时，实践将会表明：志愿者对于所提供的那些条件是多么地敏感，以及还需要对这些条件作多大的改进才能够停止征兵。 志愿军的费用将较低 提高薪金以吸引志愿者的需要，使很多人相信：志愿军的费用将较高。然而事实是：与现在通过强制来供给军队兵员的费用相比，由志愿者来供给军队兵员的费用将较低——如果计算得当的话。联邦预算中列出的费用可能较高——尽管就连这一点也是不确定的。但对于社会而言的实际费用却低得多。 为召募一名在目前的条件下不会自愿服役的士兵所需要的实际费用，不是他的薪金及维持费用，而是他将愿意为之付出劳务的货币数量。例如，比较一下对于一位职业足球明星而言的实际费用及对于一位失业工人而言的实际费用。二个人可能对军队有着同样的看法，而且同等地喜欢——或不喜欢——军事生涯。但是，由于一个人有着比另一个人好得多的选择余地，所以，吸引他所需要的货币数额就要大得多。当他被迫服役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向他征收一种实物税，这种实物税在价值上等于吸引他所需要的货币数量与他实际得到的部队薪金之间的差额。这种隐蔽的实物税必须加到向我们这些其他人所征收的公开税上去，来求得军队的实际费用。 如果这样做了，那么立刻就可以看出：废除征兵将几乎肯定地会降低费用——因为这样一来，部队将由那些对于他们来说当兵是可得到的最好职业的人所组成，从而仅需要最少的货币数量就可以吸引他们服役。这可能会提高政府明显的货币费用，但这只是因为货币税代替了实物税。 隐蔽的实物税其份量并不轻．如果有谁提出要对军人征收50%的特别所得税，那么一定会引起强烈的反对。然而，这正是我们现在以隐蔽的形式所做的事情。废除征兵将具有这样一种伟大的好处，即：使这些税收落到应该归属的、我们这些其他人的头上，而不是落到军队中的年青人的头上。 即使在预算费用方面，也存在着一些非常重要的冲抵因素．志愿兵的服役期较长，重新入伍的比率较高，而且他们的平均技水水平较高。部队可以将较少的时间浪费在训练及被训练上面。因为对于军队来说，人力是廉价的，所以现在军队中存在着人力浪费的倾向：让应征入伍的人去干那些与他们的能力根本不相适应的工作，或者让应征入伍的人去干那些可以由市民、或由机器来干的工作，甚至让他们去干那些应该完全取消掉的工作。同样，这一点从任何一个退伍美国兵那里都会得到证明。 对志愿兵的较高支付，还可能会减弱目前在兵役结束后准予的退伍军人福利的政治吸引力。用于退伍军人福利的费用现在已达每年60亿美元，占目前在职军人年薪金总额的1／3——而且在目前的情况下，退伍军人福利毫无疑问他还会继续提高。 志愿军的种族构成 对志愿军的一种反对意见就是；志愿军将主要地由黑人所构成，因为与对黑人开放的其它职业相比，军事生涯是如此地更具吸引力。 首先存在着一个事实问题。这一倾向现在是以被夸大了的形式而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与志愿军制度下较高的支付水平相比，目前的支付水平对于黑人来说相当地更具吸引力。而且这一点已经从与白人的重新人伍率相比，黑人的更高的重新入伍率中得到了反映。然而黑人在军队中所占的比例，与他们在整个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大致相等。有人作了这样的估计：即使每一个符合条件但现在没有服役的黑人都准备服役，白人也仍将占都队的大多数．这种可能性是完全不现实的。军队要求各种技术并提供各种机会。兵役始终吸引了不同阶层及不同背景的人们，而且它将继续如此。特别地，如果薪酬及条件都变得更加吸引人的话，那么，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期望：军队将吸引社会所有部门的人们。 与白人相比，军队中的黑人所掌握的技术通常较低。这样一来，与他们在整个军队中所占的比例相比，他们在战斗部队中所占的比例较大。在越南战场上，黑人所占的比例绝对地高于他们在整个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然而，即使是在那里，黑人也不过是全体指战员中的一小部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去那里是出自他们自己的选择：因为他们自愿选择入伍或重新入伍。 这提出了一个基本的原则问题。很明显，对那些现在生活条件不好的人提供更好的选择这是一件好事，而不是一件坏事。与此相反的观点是以下述政治判断为基础的：军队中黑人所占的较高比率，将加剧国内种族之间的紧张关系，并将在复员士兵当中形成一个受过军事训练的集团，从而激起暴力。也许这有些道理，但我个人却倾向于把它看作是不相干的事情中最不相干的东西。不论是在民事活动中还是在军事活动中，政府都不应该有所歧视。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地处理好国内问题，而不应该把它们作为拒绝黑人的服役机会的借口．我们应该为军队在为生活条件不好的人提供机会方面所做的杰出工作而感到骄傲——而不应该在部队人员的配给问题上歧视黑人，因为我们在民事生活中所做的要逊色得多． 志愿军的灵活性问题 反对志愿军的另一个理由是：它缺乏灵活性——而世界风云变幻莫测，从而相应地要求规模较大的部队，或规模较小的部队。在征兵制下，征兵的人数可以迅速地增加或减少。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但很容易被估计过高。紧急情况必须用现有的部队——而不论它是怎样集结起来的——来应付。从征兵人数增加，到得到新增加的、受过训练的人负，现在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 关键问题是要求多大的灵活性。通过自愿的方式来征兵，可以提供相当程度的灵活性——当然，要付出代价。其作法是使服役的薪酬与条件比实际需要的更加吸引人。这样一来，将出现志愿者过剩——排队等候．如果所需要的人数增加的话，那么等候的队伍将会缩短，如果所需要的人数减少的话，那么等候的队伍将会拉长。 全面战争中所涉及到的规模变化则是另外一回事。如果军事判断是：在这样一种意外情况下，有时间且有理由从各个方面扩充军队，那么，不论是为提供受过训练的后备力量而进行的普遍的军事训练，还是一级战斗准备征兵法令，都将是正确的。二者都截然不同于在和平时期，或者在象越南战争那样的、仅需要召募一少部分年青人的小规模战争时期，为配给常规部队而对征兵的使用。 征兵所提供的灵活性有其另外一面。它意味着：至少在一段时期当中，在将美国军队投入战斗时，后方勤务与兵役部可以相当任意地进行。而自愿的方法却为全体公民提供了连续的表决权。利用军队所进行的活动是否顺乎民意，将毫无疑问地影响到征兵的顺利进行。这一考虑在某些人（包括我自己）看来，是这种自愿方法的一个好处，而在另一些人看来，却是一种不利之处。 志愿军是一种政治危险吗？ 对志愿军物最后一种反对意见是：它将危害政治自由。确实存在着一种真正的危险，但它来自于大规模的军队的存在，加之为供给它们所必须的工业综合体的存在，而不是来自于招募新兵的办法。如果世界局势容许我们保留规模较小的军队，那么我们的自由制度毫无疑问会更为安全。但是，以强制的办法（而不是以自由选择的办法）来填充部队，并不会使自由制度更加安全些。 刚刚在希腊策动的军事政变，就是由一支靠征兵而组成的军队进行的．阿根廷最近发生的军事接管亦是如此。拿破仑与佛朗哥也是在应征新兵的支持下夺得政权的。英国与美国在主要依赖于志愿兵的同时保持了自由；瑞士与瑞典在实行征兵的同时保持了自由。在征兵方法与来自军队的政治威胁Z间，很难找到任何历史性的联系。 对自由的威胁来自这样一些军官，他们现在、而且一直是一个职业志愿军团。不论我们怎样征募士兵，采取这样一种政策都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政策将防止效忠于他们自己的、与国家脱离联系的军官集团这种政治危险的产生。值得庆幸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基本上避免了这种危险。军事学院召收新学员的广泛依据（包括地理因素，以及社会与经济因素），大学中的后备军官训练队计划，从士兵中选拔军官，及类似的种种措施，都促进了这一结果。 至于将来，我们需要继续实行这种广泛吸收的政策。我们还需要鼓励从民事活动中横向吸收新成员的做法——而不是主要地依赖于军队内部的提升。同行政机构一样，兵役也需要而且也将会从内外交流中得到好处。为了这一政治利益，我们应该心甘情愿地承担因非常高的人员调整比率及相当短的军官平均服役期限而导致的经济上的代价。我们应该遵循这样的人事政策：继续使至少一个时期的军官兵役生活能够吸引各界的年有人。 无法完全避免这种政治危险。但不论是对于志愿军来说，还是对于由征募来的士兵所组成的军队来说，我们都可以同样容易地使这种危险最小化。 结论 废除征兵，并用自愿的方式来组织我们的军队，在我看来，这种情形似乎已势不可挡。 我们应该立即提高军人的薪金，改善服役条件，并促进军队对人力的更有效使用。我们应该继续提高军人的薪金，直到“真正的”志愿者的人数如此之多，从而使强制的驱使得以消除。同时，为了避免军队方面的拖延——军队方面很想继续依赖于征兵的支持——我们应该确定一个明确的征兵中止日期。 版权说明：摘自《纽约时代杂志》， 1967年5月14日．版权1967，《纽约时代》公司。经允许重新出版。 《弗里德曼文萃》米尔顿.弗里德曼著 8．对外经济援助：手段和目标 在美国目前正卷入其中的这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对外经济援助被普遍地看作是一种斗争手段。它所肩负的使命，是要帮助把那些独立的，然而同时也是不发达的、贫穷的国家，争取到我们这边来。按照这一观点，这些国家被确定要在济经方面得到发展。不论是否借助于我们的帮助，它们都会力求这样做。如果我们不帮助他们。，那么他们将会转而求助于苏联。所以，帮助他们实现其目的符合我们自己的利益。帮助他们的方式，是使其得到基本上免费的资本与技术援助，而成本则由美国和——我们希望—一处于同等发展阶段的它的那些同盟国来负担。 这种论断将两种全然不同的问题混淆在一起。一个是美国政策应该指向的目标问题。一个是为实现这些目标所应采取的适当的手段问题。我完全赞同对外经济援助的支持者们关于目标问题的看法。那些不发达国家选择民主的生活方式，毫无疑问是符合我们国家的利益的。它们在一个民主的社会结构中尽可能充分地满足它们对经济发展的渴求，毫无疑问也是符合我们国家的利益的。而且我们的国家利益与我们的人道主义理想是相互一致的：我们的根本目标是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一世界当中，自由的人们可以和平地、尽可能有效地利用他们的智能、能力与资源来满足他们的愿望。我们不可能长久地希望在一极权主义的世界中保持一个自由的小岛． 但是，在目标方面的一致意见并没有解决手段问题。象现在这样进行的，或者象人们所提议的那样进行的对外经济援助，能够确保实现这些伟大的目标吗？当前的大部分讨论中都提到了这一问题。一旦阐明了这些目标，人们通常简单地认定：对外经济援助是用来实现这些目标的一种适当的手段——如果不是唯一的适当手段的话。这一结论在我看来是根本错误的。尽管对外经济援助可以为我们赢得一些暂时的盟友，但长此以往，它几乎肯定地将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并促进共产主义的胜利。这种援助落入了我们的敌人之手，从而应该予以废除．我们应该致力于通过与美国的传统本身相一致的手段来促进世界范围的经济发展——如加强较不发达国家的国内自由市场经济，排除私人国际贸易的障碍，促进一种有利于私人国际投资的环境等。 为了避免误解，最好开宗明义：我的这篇文章，所涉及的只是美国对外援助支出的一个特定类别——经济援助，而且所涉及的只是赞成这类支出的一种理由——即它们在促进别国经济发展中的价值问题。对于《耶鲁评论》的读者来说，这篇文章是对欧文·克里斯托尔在1957年夏天的那期《耶鲁评论》上发表的、题为《经济援助的意识形态》的精辟分析的补充。克里斯托尔的文章讨论了与经济援助有关的其它一些问题，也讨论了我简单地认定的那些一般目标中的某些疑难之点。 联邦预算中列出的、用于经济援助的数额，只是所有记录在案的外援支出中一个很小的份额。在截止于1957年6月30目的财政年度中，外援总支出接近40亿美元．在这一总额当中，大约有25亿美元用于所谓的军事援助——主要是对美国各盟国的军事装备转移支出。另外10亿美元用于所谓的国防支持——在其他国家（主要有南朝鲜、越南等）的支出或对这些其他国家的支付，以用以供给那些被认为有助于他们的军事努力的活动。此外，总统有权对某些国家（原则上是中东国家）进行支付，其目的是要诱使受援国支持被认为符合美国利益的某些特殊政策——实质上，这些就是直接的军事补贴或政治补贴。最后，还有大约5亿美元用于所谓的经济援助，它包括对受援国的技术援助（第IV点援助）及经济发展基金援助，而这些援助中并不带有任何直接的军事或政治附加条件。 初看起来，人们可能会感到奇怪：为什么这一数额很小的预算类别竞会引起如此之多的纷争。部分答案是：这里所引用的数字在某种程度上有令人误解之处。国会对直接与间接军事援助所抱有的、一般说来更为有利的态度，可以理解地导致了政府将尽可能多的支出列入这两个项目的名下。而且，形式上的直接军事援助，实际上可能等价于经济援助，通常很难将二者区分开来。如果A国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将一笔数额固定的资金用于购买军事装备，而美国代之付款，那么，这个国家就可以将这笔钱用到别种用途上去；其结果与以直接经济援助的形式来把这笔相应的资金授予A国是完全一样的。但还远不止这些：经济援助的扩大已经成为更大的国家支出的拥护者们所侧重的目标。切斯特·鲍尔斯，保罗·霍夫曼，沃尔特·鲁瑟，阿德莱·史蒂文森等人，不论是在文章中还是讲话中，都一直在竭力主张经济援助的扩大。在最近的一本书名叫作《一个建议》的著作中，麻省理工学院的米利肯与罗斯托教授提出：美国应该责成自己在5年的时间里提供大约10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且在联合国，对于为了这一目的而设立一种特别基金，即联合国经济发展特别基金，存在着强有力的支持。简而言之，经济援助既不象目前用于经济援助的预算支出所显示的那么少，也不象它所显示的那么无足轻重。恰恰相反。在美国应如何帮助其他国家发展这一问题上，经济援助是整个争论的风暴中心。 与经济援助相比，军事援助及国防支持明显地基于另外一些截然不同的考虑。军事援助与国防支持的取舍通常依据它们在下述两个方面的贡献：（1）对我们实际军事力量的贡献；（2）对我们直接的政治目标的实现的贡献。原则上我看不出对这些支出会有什么反对意见；对它们的任何批评指责，或者对其扩大的任何支持，都必须以这样一种极为现实的问题为依据：与其它支出方式相比，以美元对美元来计算，这些支出所得到的收益较小还是较大。将这些类别与经济援助混淆起来所带来的一种严重的危险就是：对本文所考虑的经济援助的支持，有时会被用作一种合理的说明，从而允许在另外一种招牌下进行直接的军事或政治补贴。我们所关心的，既不是这些支出的类型，也不是经济援助论据的使用。 经济援助本身提出了一些更为广泛的、且毫无疑问的截然不同的问题。与对这些问题现有的争论相比，它们还值得进行更大范围的公众争议。我们几乎使自己献身于这样一种政策：在我看来，这种政策对于我们的国家及我们的生活方式只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我们这样做并不是出自对所涉及的问题的深思熟虑，而几乎是出于粗心大意，出于沿着阻力似乎最小的途径行事的目的。 在对政府的经济援助加以评判时，有两个问题必须予以回答。第一，经济援助实际上有可能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发展吗？第二，经济援助在这些国家中所产生的政治影响是否促进了民主与自由？ 第二个问题——尽管讨论的不多——很容易回答，而且可能存在的分歧很小。就目前的实施情况而言，我们的援助计划主要由直接对受援国政府的补助金、贷款或人员物资供给所组成，以用于那些被认为有助于经济发展的特定计划。所以，它趋向于加强政府部门相对于私人部门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然而，除大部分经济活动是通过私人企业来组织的社会（Community）以外，在其它社会当中，民主与自由从未得到实现或保持。 当然，这一问题已经为人们所认识，同时它也部分地说明了为什么有些补助金或贷款直接给了受援国的私人部门，而不是直接给予政府。去年，约翰·B·霍利斯特在他以国际合作管理处领导人的身份退休之际，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即资金总额中应有更大的份额流向私人企业。这一变更——它引起了强烈的反对，而且不可能得到深入的贯彻——将削弱经济援助计划加强政府部门这一趋势。然而，它不可能完全消除这一趋势．我们几乎不可能使与它们的政府不相一致，或为它们的政府所反对的企业得到资金。所以最后的结果几乎没有多大的不同。 许多对外援助的支持者们认识到：其长期的政治影响与自由和民主是背道而驰的。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以一些特殊的、情有可原的情况为借口。例如，某一特定国家的当权集团可能暂时地处在一种动荡的政治局势之中。而这个政权的被推翻却可能意味着反民主势力的上台。而经济援助可能会帮助这样一个政府渡过暂时的政治危机。然而，他们的主要回答是：在不发达国家当中，经济的发展是自由与民主的前提条件，而经济援助将促进这一结果，所以，总的来说，经济援助促进了政治自由。这种观点把第一种影响，即经济援助的经济影响看作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即使对于政治影响来说亦是如此。 对外援助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发展这一信念，依次地是以下述三种基本主张为依据的：第一，经济发展的关键是资本的获得。第二，不发达国家过于贫穷，以致于不能为他们自己提供所需要的资本；第三，政府广泛的中央经济计划与控制，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所有这三个主张充其量不过是使人误解的、部分真实的陈述。资本的增加对于发展来说当然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当然是资本越多越好。但资本的提供方式却会对其它方面产生影响。古埃及的法老们筹集了巨额资本来建造金字塔，这是大规模的资本形成。然而，从促进埃及人民生活水平的自我提高这一根本意义上说，这种资本的形成明显地并没有促进经济的发展。现代埃及在政府的领导下修建了一座钢铁厂，这也涉及到了资本的形成：但它是对埃及经济资源的消耗，而不是对经济实力的贡献，原因在于：在埃及生产钢铁的成本，要比在其它地方购买钢铁的成本高得多；它不过是金字塔的现代等价物，所不同的只是维持费用更高了。这种现代不朽之作绝不是什么例外情况。当资金直接或间接地给予那些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压力从而导致这种现代工业主义的象征的政府时，这种情况几乎毫无疑问他成为一种普遍规律。现在很难有哪个不发达国家不在政府所拥有的、或政府所补贴的国际航空公司这一象征上面浪费钱财,而且很难有哪个不发达国家不想要它自己的钢铁工厂，以作为另一个强有力的象征。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某些不朽的功业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作为一种有形的、激动人心的变革标志，在政治上的确可能是需要的。如果对不朽功业的欲望马上就如此之强烈，以致于使得它们拥有对国家资源的第一要求权，而同时这种要求又是如此地有限，如此地可以得到充分的满足，从而它们的限度不依赖于可以得到的资源，那么，不朽功业的建造可能是一种代价高昂的、严酷的生活现实，但与国外经济援助几乎没有什么关系。遗憾的是，情况根本不是这样。这种欲望的增长是由使它得到满足的东西来推动的。在代价极小或者毫无代价的情况下资源的获得，不可避免地会刺激该国对不朽功业的建造。这样一来，虽然国外援助资金最初可能增加了某国可以得到的资本，但它们也会导致用在实属经济浪费的项目之上的资本数量的显著增加。 人们会问：难道不能通过我们对给予各国政府的资本的用途上的控制来解决这些问题吗？如果我们采纳了将资金直接给予私人企业这一建议，那么能否更为直接地避免这些问题呢？即使撇开对我们给予的资金进行严格控制的任何打算所带来的政治问题不谈，答案仍然是否定的。首先，存在着纯技术上的困难。我们的援助金仅仅是该国可以得到的总资本中的一部分。仅仅是该国政府可以得到的资金中的一部分。在不对其它资金进行控制的情况下，仅仅对这一部分资金的用途加以控制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其作用不过是改变一下簿记：任何我们认为是适当的项目都被处理为用我们的资金来供给。而那些不朽的功业将靠本地的资金来建造。这样一来，要进行有效的控制就要求我们对该国的整个资本投资予以控制，而这种办法在政治上几乎是不可能行得通的。但即使行得通的话，问题也绝没有因此而得到解决。我们不过是在用一个中央计划集团来取代另一个中央计划集团。这引出了第三种主张，即政府的中央计划为经济发展所必需。 在转向这一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考虑一下这样一种观点：不发达国家过于贫穷，以致于不能为它们自己储蓄并提供资本。这里，所谓的事实也同样是最令人怀疑的。当前的发达国家曾经也是不发达的。它们的资本从何而来呢？关键问题不是可能性问题，而是动力问题，及适当的方法问题。几代以来，正如货币问题作家经常指出的那样，印度是贵金属的“海洋”。存在着大量的储蓄，但却是以金银的积累这一非生产性的形式存在的。在非洲，勉强能够维持温饱的土著人，在对他们的产品的市场需求一定的条件下，大面积地拓展了能够耕种的土地，尽管在有记载的储蓄数字中很少包括这方面的内容，但这种活动确实涉及到了资本的形成。如果条件适当的话——这意昧财产是安全的，既不会受到私人的侵犯也不会被政府所没收——那么，国内资本可以为国外资本所补充。当然，很多国民收入较低的国家无法吸引外资；在大部分这些国家当中，事实上，当地所拥有的资本却被投资于国外，而且原因是相同的——即因为不存在有利于私有财产和自由企业的环境。在这一方面，同样，政府对政府的援助金很可能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它们以私人部门为代价而加强了政府部门的力量，并减少了政府保持有利于私人企业的环境的压力。我们可以而且确实可以力求通过利用我们的援助金从该国政府那里得到有利于私人企业的“让步”，来抵消这种影响。但这很少是一种完全的抵消——政府部门客观权力的变化，可能会最终远远地超过我们对暂时它应该如何行使这一权力的种种限制。所以，俄们的援助金的最终结果，可能是从内部或外部的其它来源中可以得到的资本的数量的减少。 简而言之，如果某种概括是合理的话，那么就是：资本的可得性尽管十分重要，但却是一个次要问题——如果经济发展的其它条件业已成熟，那么资本将很容易得到，如果其它条件不成熟，那么所得到的资本将很有可能遭到浪费。 现在让我们转到这样一种主张上来：经济发展要求要有中央政府的控制与计划，要求要有一个协调一致的“发展计划”。同样，这一主张当中包含着真理的成分。在发展过程当中，政府毫无疑问地需要发挥重要的作用。它必须提供一个稳定的、合法的社会结构；它必须提供法律与秩序，以及对人身与财产的保障。此外，在促进某些基本的公共设施如基础教育、公路、及货币体系等方面的发展问题上，政府也具有重要的作用：政府可以通过各种有助于新的或得到改造的技术知识的传播的扩展活动而作出重大贡献。政府可以进行约其它一些这类活动不胜枚举。 但这些活动中没有一种要束经济发展的中央计划，或详尽的投资控制。而且这种中央计划很可能是一种障碍，而不是一种帮助。经济发展是一个不断改变旧的行事方式的过程，是一个向未知挑战的过程。它要求要有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最大限度的试验可能性。没有人能够事先预测出国家生产资源的最有效的使用方式是什么。然而，经济发展的中央计划的实质却是：它引入了僵化与非灵活性。它所涉及的是应该进行什么活动的中央决定，并使用中央权力与命令，来坚持与这一决定的一致性。 可能存在着这样的值况：很多不发达国家中的现任政府官员或潜在的政府官员，与现有的或潜在的私人商人一样，有能力判断哪些方面的活动将是有利可得的，并且有能力来管理各种工厂。然而，让私人企业进行尽可能多的活动会带来一种至关重要的好处。私人以他们自己的资金来冒险，所以有着更强烈的动机来进行明智的、妥善的选择。他们的人数更多，而且他们掌握着关于某些特殊情况的更为详细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政府官员是不可能得到的。更为重要的是，不论政府的决策多么英明，都必然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错误。只有认识到这些错误才能进步，只有放弃这些不成功的冒险才能前进。允许不成功的私人冒险归于失败至少还有几分可能性。但若让不成功的政府冒俭归于失败这几乎是不能的——除非这一失败与英国的落花生冒险一样地臭名远扬。这些错误将只是通过补贴、或关税保护、或禁止竞争等手段而掩盖起来。如果说从有关政府经济活动的广泛实践中能够得出什么明确的结论的话，那么就是：一项政府的冒险事业一旦建立起来，就绝少有放弃的时候。而且几乎同样明确的是：与用他们自己的资金来冒险的私人相比，政府官员的经验较少，灵活性较弱，适应性较差。 不发达国家所需要的，是将千百万受愚昧、习俗、传统所束缚的，并有能力、勤勉、精力充沛的人们的能量释放出来。这样的人民存在于每一个不发达国家之中。如果看起来情况似乎不是这样，那是因为，我们常常习惯于在我们印象中西方模式的“大企业”中来寻找他们，而不是在很多贫困国家的乡村、或农场、或罗列于拥挤的城市街道两旁的商店、集市中来寻找他们。这些人只需要一个有利的环境，就可以改变他们国家的面貌。然而，存在着这样一种真正的危险：这一系列遗留下来的文化与社会限制，将只不过是由一系列同样广为存在的政治与经济控制所取代；也就是说，一种束缚将为另一种束缚所取代．所需要的就是一种自由的环境，一种能够为个人实践提供最大机会的环境，一种让人们具有在客观的成败标准下进行实践的动力的环境——一句话，就是一个生机勃勃的、自由的资本主义市场。 所以，即使中央当局同私人一样明智地选择每一项计划，并且具有相同的考虑结果，但中央控制仍然不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好方法。事实上，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政府几乎肯定地会促成另一种结果——国家与个人的声誉可以通过不朽功业的建设而得到——所以，反对中央控制的理由要更为有力得多。 我们所讨论的这些问题，可以从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1956年12月向调查对外援助计划问题的一个特别参议院委员会提交的一份报告中得到生动的说明。这一报告研究了如何判断一国是否应该得到额外的援助这一问题。答案是这样的：判断的依据应该是该国是否在为经济的发展作出“额外的国家努力”。该报告给出了两个、而且只有两个粗浅的经验来确定某种情况是否符合这一标准：“国家的努力正在被发动起来以促进发展的一个标志，就是各种措施的实行，以便将国民收入增长中相当一部分积累起来，用于将来的投资”；“国家努力的另一个衡量标准”……“就是国家领导人详细拟定全面发展计划的进展程度”。 这正是我们开始时所讨论的那些主张中的两个。而且，引人注目的事情是：按照这些标准，美国从来算不上一个对经济发展作出过“额外的国家努力”的国家！我们从未实行过明确的、“将国民收入增长中的相当一部分积累起来，用于将来投资的措施”。我们的“领导人”也从未“详细地拟定一项全面的发展计划”。而且对于美国来说是正确的东西，对于业已实现了经济发展的每一其它自由国度来说，也同样是正确的。唯一可能存在的例外情况。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所制定的经济计划，而且由于这些计划的失败，所以其大部分都被废除了。 能够满足麻省理工学院报告中所提出的这些检验标准的国家，只有那些共产主义国家——它们全都具有“将国民收入增长中的相当一部分积累起来，用于将来投资”的各项措施，并且全都具有一“全面的发展计划”。在苏联虽然教育与健康服务等方面都有了显著的改善，但对人民大众而言，食物、住房、衣着等方面的条件却有所下降。而无可非议地大力宣扬的那些成就，却俯首皆是：在它的重工业方面，军工产品方面，及宇宙卫星方面——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这些成就完全属于那种不朽功业的建设。 所以，这一点似乎是明显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中央计划的自由市场，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最有效途径，而且是提高全体人民生活水平的最有效途径。同时，非常清楚：它始终是与政治自由和民主相一致的唯一途径。然而，麻省理工学院的报告和关于这一问题的其它大部分文章，却是把相反的情况认作必然的结论，他们甚至没有注意到；他们对这种相反情况的认定，与到目前为上所有的证据大相径庭，而且他们丝毫没有提出任何他们自己的证据。这样的现代神话未免太过分了。 这里所涉及的，完全是我们所卷入的这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战争的另一个方面。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国家必须对其公民的经济活动加以广泛的控制与指导；而西方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在自由市场中进行运作的自由人，能够促成他们自己的目标，而不必要依赖于无所不能的国家。 对外经济援助隐含地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这一前提，然而它的本意却是要成为反共产主义的一种手段。很多赞成在国外实行的这种经济援助的人，一想到要将其原则应用到国内的情况中来就会不寒而栗。如果他们接受了这种对外经济援助的做法，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这种做法的含义，或者是顶为他们相信了“专家们”的话：这是在国外赢得朋友的“唯一”途径。尽管他们是忠诚的美国人，但他们却在没有搞清事情的实质的情况下和在可得的证据面前，不加考虑地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基本前提．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成功程度，而恰恰是当它的产品并没有带着马克思主义的标签时。 不论对外经济援助的本意如何，它的主要作用——如果它还有些作用的话——却是加速了不发达世界的公有化。它也许暂时地会使那些国家中的某一些名义上站到我们这边来。 旨在促进一自由的、繁荣的世界的一项有效的计划，必须以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为基础，而不是与我们所反对的那种意识形态为基础。什么样的政策会与我们的意识形态相一致呢， 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促进自由市场的发展，并促进所有的国家在一种有利于竞争、有利于个人创造力的环境中对自由企业的最大限度的依赖。我们不能通过告诉其它政府应该做什么，或通过贿赂它们让它们违背自己的本性来实现这一点，就象我们不能强迫人们自由一样。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树立起一个榜样，并帮助建立起有利于经济与政治自由的国际环境；如果其它国家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使它们更容易地走上自由之路。 我们可以借以实现这一目的的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对外贸易。然而，特别是在这一方面，我们的政策与我们所宣称的目的不相一致、我们声称信仰自由竞争与自由市场，然而我们却建立起种种关卡来“保护”国内的生产者免受竞争的威胁；我们声称信仰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最小的干预程度，然而我们的政府却对进口产品制定了限额，并由于政府支持农产品价格的政策而向国外倾销出口产品。的确，我们也已经减少了许多方面的贸易关税与贸易关卡，而且这些行动——在通货膨胀所带来的意料之外的影响的辅助下——已经把我们的贸易限制减少到了几十年中的最低水平。然而，在我看来，那些依然存在的限制，以及种种新实行的限制，特别是对农产品的限制对我们的对外关系所造成的有害影响，远远地超过了我们的经济援助甚至暂时取得的一些成效。世界的其他成员把我们看作是伪君子，他们至少有一部分是正确的。 即使完全撤开对外关系问题不谈，这些政策对于我们自己也有着直接的经济危害。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它们使我们不能尽可能有效地利用我们的资源；它们在伤害了世界其它部分的同时也伤害了我们自己。象我自己一样的自由贸易者，将很愿意看到它们仅为了下述原因而得到废除：为了使我们能够享有更高的生活水平。然而这只是自由贸易问题的一部分，而且在本文所讨论的这些关系中，它只是较为次要的一部分。 促使不发达国家走向中央计划与闭关自守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它们对它们的产品市场缺乏信心。假定他们提出：我们确实奉行了自由企业与自由贸易的原则，主要侧重于生产那些我们可以以最低的成本生产出来的产品，并且依靠国际贸易来得到我们希望消费的东西。但是，难道成功不是带来美国与其它国家关税壁垒的增加，而我们发现自己虽然有良好的出口工业但却无处炫耀吗？而且，在目前的情况下，有谁可以肯定地说他们是错的呢？瑞士的手表制造商与英国的自行车生产者问道。 人们通常认识不到对贸易的限制的影响是多么的广泛，而且，特别地，人们通常认识不到它们的不确定性是多么的广泛。人们也许会说，我们并没有为大多数不发达国家的潜在产品提供市场，所以，我们的贸易壁垒并没有影响到它们。但这种说法明显地是错误的。自由的国际贸易的一个主要优点就是：它是多边的，而不是双边的。如果我们从（比如说）西欧进口了更多的东西的话，那么西欧将能够从其它国家进口更多的东西，如此往复，无穷无尽，所以，我们自己更多的出口产品所流向的国家，可能不是我们向之购买产品的国家。 我们再来看看问题的另一方面——即对对外投资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贸易壁垒刺激了这种投资：如果印度不允许整部小轿车的进口，那么，某家汽车公司可能会建立一个装配工厂。但是，从世界生产力的角度来看这种投资是一种浪费：它不过是被用来在一个国家做那种能够在其它地方更有效地进行的事情。而生产性的对外投资却直接地与间接地为贸易壁垒所阻碍。它直接地受到阻碍是因为贸易壁垒扭曲了投资的动力，并使得投资者以他希望的货币收回投资收益更为困难——因为一个国家只有通过出口才能得到外汇来支付给他。它间接地受到阻碍是因为国与国之间的商业与贸易关系，对传播投资机会的信息并使投资成为可能而建立起来的各种接触来说，是一条主要渠道。肩负着寻找“投资机会”之重任的、由大人物们组成的委员会，难以替代成千上万为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而从事于在国外出售产品或提供服务的个人的日常联系。 或者，再来看一下美国对外国的观念与文化影响的来源所在，我们从哪里能够找到它们呢？这些影响不是来自美国新闻处散发的印刷品，而是来自收割机、履带拖拉机、辛格缝纫机、可口可乐、好莱坞等方面的活动。相比之下，贸易渠道是扩大七美国的理解与了解的最为有效的途径。 英国对自由贸易的保持——而不论其动机是什么——毫无疑问地是使19世纪的世界紧密地结合起来，并促进当时许多不发达国家的迅速与有效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贸易壁垒、货币管制及其它经济方面的限制，毫无疑问地是使20世纪的世界陷于分裂，并阻碍现有不发达国家的有效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 假定我们将对全世界宣布：我们将在某一特定日期之前——比如说在5年之内或10年之内——取消所有的关税、限额及其它对贸易的限制，而且从那以后，我们将保持完全的自由贸易。那么，这对我们的国际地位的影响——既包括立刻通过这一宣布的作用而产生的影响，也包括最终通过长期经济作用而产生的影响——将大为有利，其有利程度远远超过了任何可以想象的对外经济援助计划所能够取得的影响，即使你将对外经济援助计划的支持者们所宣称的所有优点都赋予这种计划，情况也是如此。对于这一点，难道还有什么怀疑吗？我们将会加强我们的实力。我们是在提供让自由的人们有效地利用他们的自由的机会，而不是提供禁锢人们的锁链。 当然，如果许多国家都采取这样的行动就更好了。但是，如果我们将我们的行动与别人的行动连在一起，那么就是大错而特错了；结果将会使向自由贸易的迈进减慢到最难对付的成员所希望的程度。单方面地行动则要好得多。我们将从单方面的行动中得到经济上与政治上的好处，而且，与会谈桌上所能取得的影响相比，我们可以通过实例来对其它国家产生更大的影响。 向着自由贸易的迈进将会对很多特殊人物及特殊关系产生不利的影响——这些特殊人物就是那些业已在“受到保护”的行业中投入了才干与资本的人。但我们的灵活性与适应性都是非常充分的：一种循序渐进的行动——比如说在为期10年的时间里——将使受影响者能够拥有充分的机会，从而以极小的（如果不是完全没有的话）代价来对这种新情况作出调整。由世界贸易扩大所带来的新机会，以及由此而来的我们的资源的更有效利用，将使因此而得到益处的人数，大大超过因此而受到损害的人数．毕竟，与数十年所发生的，我们在前进的过程中所实行的科技变革相比，在10年的期间内向自由贸易的过渡所带来的影响要小得多。 从现在起，我们的对外经济政策便处于一种骑虎难下的境地。继续进行经济援助所能给我们带来的政治赞誉微乎其微——受援国已经开始把得到经济援助看作是一种天经地义的事情，甚至看作是它们的权力。然而，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突然停止援助会被看作是不友好的、甚至是敌意的行动，从而将会导致对美国的极大的敌意。所以，即使人们接受了前面的种种阐述，但仍然存在着如何实现从我们目前的政策过渡到另一种政策的问题。 在我看来，最简单的、不理想程度最小的一种方法，是对每一受援国进行一次最后的、终结性的补助。而补助的金额应该是相当慷慨的，比如说是我们给该国的年补助金的2倍到3倍。这一援助应该是完全没有限制的，而且最好是以美元——瑞士法郎更好——帐户的形式进行的，受援国可以按照它们的意愿从这个美元或瑞士法郎的帐户上支取的款项。通过这种办法，我们可以立刻终止我们对受援国中央计划的介入，而且受援国政府也将对这一援助给予最高的评价。 在终止年份中，这样一种终止计划的费用是相当可观的。但这将是一种一次性的耗费，而不是那种我们几乎献身于此的、固定的、不断增长的负担。 结论 即使很难对每一特定的支出加以归类，但仍然需要将对外经济援助与直接的军事援助及国防支持截然分开。对外经济援助是由我们政府对其它政府或其它国家的企业的补助或贷款所组成，其目的是用于那些被认为有助于经济发展的特定的计划。它既包括技术援助，也包括货币形式的补助与贷款。 对外经济援助的目标是值得赞美的。然而所使用的方法却与这些目标不相适应。对外经济援助不仅不能沿着民主的轨道促进经济的迅速发展，相反很可能会抑制广大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可能会以私人部门为代价而使政府部门得到加强，很可能会破坏民主与自由。对外经济援助的支持者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对外经济援助意在与之战斗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前提。他们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政府所实行的集中的、广泛的经济计划与控制，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这一观点不仅为我们自己的经验所否定，而且也为其它每一自由国家的经验所否定。 一项有效的计划必须以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为基础，而不能以我们正与之战斗的那种意识形态为基础．这样一种计划将要求消除我们所宣扬的自由贸易及自由企业政策与我们至少部分地实行的保护贸易主义及干涉主义的政策之间的不一致性。一项富有成效的、且激动人心的计划，就是使我们自己单方面地致力于在某一特定的、且不太遥远的日期之前，实现完全的自由贸易。这将极大地促进有利于不受约束的世界沿着自由与民主的轨道而迅速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国际环境。这将是一项出自真正开明的自我利益的行动。 版权说明：摘自《耶鲁评论 47》（1958年夏）．版权耶鲁大学，经允许重新出版。 《弗里德曼文萃》米尔顿.弗里德曼著 9．学校的问题在哪里？ 教育一直是美国梦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清教徒的新英格兰，学校很快建立了起来。起初作为教会的附庸，而后为世俗的官方所接管。伊利运河通航之后，农民们离开了新英格兰的山区，来到富饶的中西部平原。他们在所到之处，建立起一所所学校。不仅建立了中、小学，还建立了大学和神学院。许多在十九世纪后半叶从大西洋彼岸来的移民，都渴望接受教育。大多数人在他们定居的主要都市和大城市内，都不轻易放过任何受教育的机会。 最初的学校是私立的，上学全凭自愿。渐渐地，政府开始发挥较大的作用。先是在财政上给予资助，继而是建立和管理官办学校。 1852年马萨诸塞州通过了第一个强迫入学的法令，而所有的州都实行强迫入学制则是在1918年。一直到二十世纪，政府对教育的控制主要是通过地方当局来实施的，盛行的是地区学校，由当地的学校管理委员会控制。接着，开始了所谓的改革运动，这场运动主要是由于大城市内不同教学区之间的种族成分和社会成分差异太大而引起的。另外，这场运动也受到职业教育家希望发挥更大作用的影响。随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政府的扩大和权力的集中，这场运动也不断发展。 为所有人提供的、广泛的普及教育，以及为同化我们社会的新成员的公立教育，在防止分裂活动和使不同文化和宗教背景的人能够和睦相处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对此，我们一直，而且确有理由引为自豪。 遗憾的是，近几年来，我们的教育越来越走下坡路。家长们抱怨子女们所受教育的质量下降了。很多人对孩子们的身体健康越发感到担忧。老师们抱怨说，他们所处的教学环境，往往不利于孩子们学习。越来越多的老师在教课时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纳税人抱怨费用上涨。几乎没有人认为我们的学校是在向孩子们传授他们所需要的解决实际问题的知识。与促进同化及创造和睦气氛的愿望相反，学校越来越成为我们从前极力避免的分裂的源泉。 中小学的教学质量参差不齐：在靠近主要城市的一些富人居住的郊区，学校办得很好，许多小城镇和乡村办的学校也很出色或令人比较满意，但一些大城市内的学校则糟得令人难以置信。 “在公立教育事业中，对来自低收入家庭的黑人儿童的教育，无疑是成绩最糟糕、失败最惨重的领域。与其说是使黑人儿童受教育，还不如说是使他们失掉受教育的机会。但按照政府的一贯说法，公立教育的最大受益者却是穷人和被压迫者。由此看来，公立教育的确是一个双重悲剧。” ① 据我们看，公立教育所患的病与我们在前面和后面章节中所谈到的许多福利计划患的病是相同的。四十多年前，沃尔特 ·李普曼把它确诊为“社会集权过度症”，其病因在于“信念的改变，以前人们认为，由那些思想狭隘的和自以为是的人自由行使权力会很快带来专制、反动和腐朽”，……要取得进步就必须限制统治者的作用和权力，而现在人们则认为，“统治者的能力是无限的，因此，不应对政府的权力施加任何限制。” ② ①伦纳德·比利特：《用自由市场方法改革教育》，第 P－6141号兰德公司文件（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兰德公司，1978年），第27一28页。 ②《良好社会》中的话，转引自沃利斯的《被过分管制的社会》，第 VIII页。 在培养孩子方面，这种病症的表现是：作父母的无法干预孩子受什么样的教育，他们既不能直接出学费为孩子挑选学校，也不能间接地通过开展地方政治活动来改变教育制度。学校的控制权已经落到了职业教育家手中。尤其在大城市里，学校权力的日益集中和官僚主义的增加，更加重了这种病症。 在高等教育方面，私人市场的作用要比在初等和中等教育方面大一些。但在那里也摆脱不了过分集权的社会的弊病的影响。 1928年，在高等教育中，上公立学校的学生人数比上私立学校的学生少。1978年，上公立学校的学生人数增加了三倍。由于学生自己交付学费，政府在直接筹资方面的作用落后于政府在管理方面的作用。然而，尽管如此，1978年政府的直接拨款已经超过了由公立和私立学校组成的高等教育的总经费的一半。 同对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影响一样，政府作用的增加对高等教育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它所创造的环境使尽职的老师和用功的学生都难以安心学习。 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问题所在 甚至在共和国建立后的最初年代里，就已经不仅是城市有学校，而且几乎每一个小镇、村庄和大部分农村地区都有学校。在许多州或地方都有法律明文规定要建立一所 “公立免费学校”。但是，大多数学校是靠学费和私人资助来办的。市、县或州政府一般只提供一些补充资金，补足那些父母无力交纳学费或所交学费不足的孩子们的上学费用。尽管当时受教育既不是强迫性的也不是自由的，但实际上是普及的（当然，奴隶们除外）。纽约州公立学校的校长在1836年的一份报告中说：“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有理由认为，在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和专科学校受教育的孩子的人数，与五岁至十六岁孩子的总人数相等。” ① 当然，州与州之间的情况不尽相同。但是，总的来讲，白人家庭的孩子，不论其家庭经济条件如何，都受到了教育。 ①转引自 E.G.韦斯特的《美国公立学校立法的政治经济学》一文，载《法律和经济学杂志》，第10卷（19O年10月），第101－128页，引语摘自第106页。 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人们发动了一场运动，要用所谓免费学校来代替形形色色的私立学校。也就是家长和其他人不直接交学费，而是用纳税的方式间接向学校交学费。 E.G.韦斯特广泛研究过政府在教育方面的作用的发展情况，他认为，这场运动并不是由对教育现状感到不满的家长们发起的，而“主要是由教员和政府雇员们” ① 发起的。免费学校运动最著名的参加者是霍勒斯 · 曼，在《大英百科全书》中，他被称为“美国公共教育之父”。 ② 霍勒斯 · 曼曾任 1837年设立的马萨诸塞州教育委员会的第一任秘书长。在这以后的十二年中，他领导了一场气势磅礴的运动，争取建立一种由政府出资、由职业教育家管理的中小学教育制度。他的主要论点是，教育非常重要，因此政府有责任向每个孩子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学校应办成非宗教性质的，应接纳所有来自不同信仰、不同社会地位和不同种族的家庭的孩子。这种普及的免费教育可以使孩子们克服由于父母贫穷造成的不利条件。“在向马萨诸塞州教育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霍勒斯· 曼反复强调 …… 教育是一种最好的、一本万利的公共投资。” ③ 尽管这些论点都是在增进公众利益的名义下提出的，但教育和行政管理人员对公立学校运动的支持，大部分出于自私自利的狭隘动机。他们期望，由于是由政府而不是由学生的家长直接交学费，他们将得到更牢靠的职业、更有保障的薪金收入以及对教育更大的控制权。 ①见第 155页注①，第108页。 ②注意这里有个词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公共的”和“政府的”这两个词的意思是一样的，不过在某些情况下，如“公用事业”、“公共图书馆”等等，意思并不一样。在学校教育方面，哈佛大学难道在哪方面不如马萨诸塞大学那样“公共”吗？ ③同上，第 110页。 “尽管困难巨大，障碍重重，……但霍勒斯·曼所提倡的这种教育制度的主要轮廓在十九世纪中叶却被勾画了出来。” ① 从那时起，大多数孩子都上了公立学校。只有少数学生继续在所谓私立学校念书，私立学校大都是由天主教会或其他教会开办的。 学校体制发生了变化：以前是私立学校占多数，现在是公立学校占多数，但这一变化并不仅仅发生在美国。正如一位权威人士所说，“人们逐渐接受了这样一种看法，认为教育应当是国家的职责”。他把这一过程称之为“十九世纪意义最为重大的趋势。它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仍然影响到所有西方国家的教育事业。” ② 十分有趣的是，这一趋势最初在 1808年兴起于普鲁士，并几乎同时出现于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而英国是在美国之后才出现这一趋势的。“ 在自由放任主义的影响下，英国犹豫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允许国家干预教育事业。 ” 最终建立起公立学校制是在 1870年，一直到1880年才实行强迫性的初等教育，直到1891年才基本上废除学费。 ③ 英国同美国一样，几乎在政府接管之前，教育就已经普及。韦斯特教授颇有根据地认为，在英国由政府接管教育正如在美国的情形一样，它并不是由于家长的压力所造成，而是由于教师、行政人员和好心的知识分子的压力所造成。他的结论是，政府的接管降低了教育质量，减少了教育的多样性。 ④ ① R．弗里曼· 巴茨：《大英百科全书》，第 7卷（1970年），第992页。 ② W．O．L．史密斯：《大英百科全书》，第7卷（1970年），第988页。 ③同上，第 988一989页。 ④ E.G.韦斯特：《教育和国家》（伦敦：经济事务协会，1965年）。 教育同社会保险一样，也是证明极权主义与社会主义理论有相似之处的一个例子。贵族专权的普鲁土和法兰西帝国都是国家管理教育的先驱。美国、英国和稍后的法兰西共和国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们，则是国家控制教育的主要支持者。 在美国，公立学校体制就如同被自由市场的汪洋大海包围的一个社会主义孤岛，它的建立只是从一个很小的侧面反映了知识分子在早期对自由市场和自愿交换的不信任。它最多不过反映了知识分子对机会均等的理想的重视。霍勒斯 ·曼和他的助手们巧妙地利用这种强烈的情绪，在改革运动中获得了成功。 不用说，公立学校制度并不能被看作是 “社会主义的”，而只能看作是“美国式的”。决定该制度运行方式的最重要的因素是非中央极权的政治结构：美国宪法严格地限制了联邦政府的权力，使它无法发挥重大的作用。各州把控制学校的权力大部分都留给了地方团体、小市镇、小城市和大城市内的各个区。家长密切监视管理学校的政治机构，部分地代替了竞争，同时也确保了家长们的普遍要求得以实现。 在大萧条之前，形势已经发生变化。学校区得到巩固，教育区得到扩大，职业教育者的权力越来越大。大萧条过后，公众加入到知识分子的行列，开始对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能力无限崇拜，在这种情况下，单间教室的学校和地方学校委员会的衰败就成了不可逆转的趋势。而控制学校的权力，也就很快从较小的地方机构转给了较大的地方机构，如县、市、州一级的机构，最近则转给了联邦政府。 1920年，地方拨款占公立学校收入总额的83％，联邦拨款还不到１％。1940年，地方拨款下降到68％，而目前还不足一半。剩下的经费由州政府提供：1920年州政府拨款占公立学校收入总额的16％，1940年占30％，现在占40％以上。联邦政府拨款所占百分比虽然很小，然而增长迅速，目前已经从1940年的不到２％上升到８％左右。 由于职业教育者接管了教育的权力，家长的控制权被削弱了。另外，赋予学校的职责也改变了。人们仍然希望学校教会孩子们读、写、算，并向他们传授基本的价值概念。但是，现在学校还被认为是促进社会流动性、加强种族结合的手段，而且认为可以用它来达到其他一些与学校的基本任务关系甚少的目标。 在第四章，我们谈到过马克斯 ·甘蒙博士的“官僚替代论”，这是他考察完英国的全国卫生局后提出来的。用他的话来讲，在“官僚体制内……费用的增加将与生产的下降并驾齐驱。……这样的体制就象是经济宇宙中的‘黑洞’，它在吸收资源的同时，‘释放’的生产却在收缩。” ① 甘蒙的理论，完全适用于美国公立学校体制官僚主义的不断增长和权力的日益集中所产生的结果。自 1971－1972学年至1976 －1977学年的五年中，美国公立学校教职员工的总额增加了８％，以美元计算，每个学生的费用增加了58％（扣除通货膨胀率后为11％）。输入明显上升了。 学校学生人数下降４％，同时，学校数目也减少了４％。我们相信，几乎没有读者会反对教育质量比数量下降得更厉害的说法。这是通过正式考试记录的成绩下降情况所说明的事实。输出明显下降了。 每单位输入量的输出减少，是不是由官僚主义的增长和权力的日益集中引起的呢，让我们来看下面的证据，学校区数目从 1970－1971至1977－1978学年的七年中减少了17％，这可以说是权力日益集中的长期趋势的发展。至于官僚主义，我们来看稍早一些时候即1968－1969至1973－1974学年的情况，因为我们目前只能得到这段时期的资料。在这五年中，学生人数增加1％，专业人员总数增加15％，教师增加14％，而学监增加44％。 ② ①甘蒙：《健康与安全》，第 27页。 ②我们要感谢赫勃特 .洛布森兹和辛西亚· 萨沃，他们整理出了《市场数据汇集》，我们从该《汇集》的《教育数据库》中得到了所需要的数据。 学校教育的问题并不仅仅同规模的大小有关，也就是说。学校区的扩大或每个学校学生人数的增加并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因为事实证明，在工业中，规模庞大往往可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和改进质量。可以说，美国工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依赖于大规模生产和经济学家的所谓 “经济效果按规模递增”的原理。那么，为什么规模的大小对教育的影响不同呢？ 其实并不是影响不同。问题并不出在教育同其他活动的区别，而在于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安排：是让消费者自由选择，还是让生产者说了算，而消费者没有发言权。如果消费者可以自由选择，企业要想扩大，就得生产出消费者所喜爱的质高价廉的产品。企业单单靠规模庞大是不能把消费者不喜欢的产品推销出去的。通用汽车公司的庞大规模并不妨碍它继续发展。而格兰特公司的庞大规模也不能使它免于倒闭。在消费者自由选择的情况下，只有当庞大规模产生效率时，它才能存在下去。 但一般来说，在各种政治安排中，规模的大小确实会影响消费者的自由选择。单个公民会感觉到，自己在较小的地区内比在较大的地区内对政治当局的所作所为具有更大的发言权，实际情况确实如此。他可能不具有买东西时的那种选择自由，然而，他至少具有相当可观的机会去左右周围发生的事情。另外，假如有很多小地区的话，个人就可以选择在哪里生活。当然，这是牵涉到很多因素的复杂选择。尽管如此，它意味着地方政府必须向它的公民提供与他们所纳税款的价值相符的服务。否则，它就会被取代，或者失掉一些纳税人。 但是，当权力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时，情况就大为不同了。单个公民感到，自己对于高高在上的、缺乏人情味的政治当局没有，或很少有任何发言权。从一个地区迁移到另一个地区的可能性虽然还存在，但已经是极为有限的了。 在学校教育中，家长和儿童是消费者，教师和学校管理人员是生产者。学校教育的集中化意味着教育单位的规模越来越大，消费者的选择能力越来越小，生产者的权力增加。教师、管理人员和联邦政府官员们同别人并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可能也是家长，衷心地希望有一个好的教育体制。然而，作为教师、学校管理人员和联邦政府官员，他们的利益与他们作为家长的利益和他们所教的孩子的家长的利益是不同的。他们的利益是靠更大的集权代和官僚化来增进的。尽管这与家长的利益并不一致，然而，他们的利益确实是通过削弱家长的权力来增进的。 每当政府官僚们不顾牺牲消费者的选择来接管某件事时，就会出现这种现象。这种情况在邮政方面、垃圾收集方面或其他章节所列举的许多例子中，比比皆是。 在学校教育中，我们中间那些高薪阶层的人们仍然享有选择自由。他们可以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去，他们实际上为孩子交两次学费。一次是为资助公立学校体制纳税，另一次是为自己孩子上学交学费。另外，他们也可以根据公立学校的质量，选择居住地点。好的公立学校主要集中在大城市比较富裕的郊区。在那里，家长对学校仍有控制权。 ① ①确实，许多这种公立学校可以说实际上是赋税漏洞。如果上私立学校，学费是不能减免联邦所得税的。公立学校是用地方税收资助的，因而不必纳税。 情况最糟的是大城市的城区，如纽约、芝加哥、洛杉机和波士顿等市的城区。在这里生活的人们只有付出极大的努力，才交得起双重学费，因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只能让孩子上教会学校。他们的经济状况不允许他们把家搬到有好学校的地方。他们的唯一办法是力图影响主管公立学校的政治当局。然而，这样做通常是徒劳的，或者是困难很大的，而且他们根本无力做这种事。市内居民在孩子的上学教育方面恐怕要比所有其他方面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唯一的例外也许是防止犯罪，这是政府提供的另一项 “服务”。 具有讽刺意味而且十分悲惨的是，一个致力于使所有孩子掌握共同语言，具有相同的价值观念，享有同等的教育机会的制度，实际上却在加深社会的分化，而且造成了极不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市内每个学生的教育费往往与富裕郊区的一样高，但质量却差得很远。在郊区，几乎所有钱都用在教学上，而在市内的学校，经费大部分都花在维持纪律，防止破坏，或补偿破坏所造成的损失上。一些市内学校的环境象是监狱，而不是个学习的地方。就为使子女受教育而纳税而言，住在郊区的家长比住在市内的家长划得来。 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凭单计划 即便是在市内，学校并不一定非得是现在这种样子。过去，在家长有较大的控制权时，情况不是这样。今天，在那些家长仍能控制学校的地方，情况也不是这样。 美国人我行我素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提供了许多很好的例子，说明家长能有更多的选择时会出现什么情况。现举我们参观过的一个教会小学为例，该学校名叫圣约翰 ·克里索斯姆小学，位于纽约市布朗克斯区最贫穷的一个街道内。它的经费一部分来自一个叫做“纽约市奖学金基金会”的慈善机构，一部分来自天主教会，其余来自学生所交纳的学费。孩子们上这个学校，是家长的选择。这些孩子几乎都来自穷苦家庭。然而，他们的父母至少都要交纳一定数量的学费。这些孩子品行端正，求知欲强。教师专心任教。校园里非常宁静，没有噪杂的吵闹声。 甚至把那些身为修女的教师们所提供的无偿服务的费用计算在内，每个学生的花费也比公立学校的学生少得多。然而，这些孩子的平均分数却比公立学校的同年级学生高出两个等级。这是由于教师和家长可以自由选择如何教育孩子的方法。私人资金代替了税款，官僚手中的控制权被夺走，归还给了应该掌握控制权的人。 让我们再来看一个中等教育方面的例子。本世纪六十年代，哈莱姆区暴力活动猖撅。很多孩子离开了学校，一些为此而担忧的家长和教师决定设法改变这种情况。他们用私人资金买下了几家空店铺，办起了所谓沿街学校。其中最出色和最成功的一所，名叫哈莱姆预备学校，专门吸收不能用传统方法进行教育的年轻人。 哈莱姆预备学校缺乏足够的物质条件。很多教师不具有教公立学校所要求的文凭。然而，这并没有妨碍他们把事情办好。尽管许多学生过去功课很差，曾经中途退学，但是，在哈莱姆预备学校，他们找到了所期望的教育。 这所学校办得非常成功。许多学生考上了大学，而且有些考上了第一流大学。遗憾的是，它并没善始善终。在经历了最初阶段的经济危机的打击后，学校又面临着缺少现金的困难。教育委员会提出给予卡彭特（该校校长和创办人之一）一笔款子，条件是他今后按照该委员会的规章制度办事。在为保持独立性作了长期斗争后，卡彭特让步了。学校被官僚接管。 “我觉得”，卡彭特先生评议道，“在教育委员会的僵化的官僚主义统治下，象哈莱姆预备学校这样的教育机构一定会夭折，不会发达兴旺的。……对于将要发生的一切，我们只能等着瞧。我不相信事情会有任何转机。我是正确的，自从我们隶属于教育委员会以来，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并不都好，也不都坏，但毕竟是弊多利少。” 这类私人冒险是有价值的。但它们最多只是触及了那些所要做的事情的皮毛而已。 一种能够取得较大进展的、把知识带回课堂的办法是，给予所有家长以较大的控制孩子教育的权力，就象我们中间那些高薪阶层的人们现在实际上具有的那样。这样做，对于那些目前处于最为不利的地位的父母，尤其重要。比起别人来，父母总是更关心自己子女的教育，也更清楚自己子女的能力和需要。社会改革主义者，特别是教育改革主义者，总是自以为是地认为，父母，特别是那些贫穷的、受过很少教育的父母，不关心自己子女的教育，而且不具有为自己的子女选择教育的能力。这纯粹是无稽之谈。这样的父母确实很少有为子女选择的机会。但是，美国历史上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一旦有机会的话，他们为了子女的幸福，总是愿意作出很大的牺牲，而且会作出很明智的选择。 无庸置疑，一些父母不太关心自己子女的教育，缺乏明智地进行选择的能力和愿望。然而，他们是极少数。遗憾的是，我们的现行制度在帮助他们的子女方面所做的事，无论怎样说都是太少了。 一种既能保证父母享有更大的选择自由，又能保持现有的财政来源的简单、可行的方法是实行凭单计划。假设你的孩子正在上一所公立小学或中学。就全国范围来讲， 1978年纳税人（你和我）平均要为每个入学儿童付大约两千美元。如果你让孩子从公立学校退学，转入私立学校，那你每年就为纳税人节省大约两千美元。但是，你得不到一点儿节省下来的钱，除非把这笔钱退给所有的纳税人，即使如此，你最多也只能少交几分钱税款。除去纳税外，你还得付私人学费，这就是促使你让孩子上公立学校的强大动力。 但是，假定政府对你说： “如果你不要我们为你的孩子出教育费，那你将会得到一张凭单，用这凭单你可以为孩子在某一得到政府批准的学校上学交纳一定金额的学费。”凭单上的金额可能是两千美元，或者，为了使你和其他纳税人都能分得节省下来的钱，也可能是一千五百或一千美元。但不论是二千美元还是少于这个数字，它至少可以解除一部分目前限制着家长选择自由的资金困难。 ① ①米尔顿·弗里德曼最初是在《经济学和公共利益》一文中提出该计划的，见罗伯特 .A.索洛编的《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新泽西州新布伦端克：拉特格斯大学出版社，1955年）。这篇文章改写后为《资本主义与自由》的第六章。 凭单计划所体现的原则正好同退伍军人领取教育津贴的原则一样。退伍军人可以得到一张只能用于教育的凭单。他可以拿这份钱随便挑选学校，只要这所学校符合政府所规定的某些标准。 家长也应被允许在任何一个愿意接受他的子女的学校使用凭单，不论是私立的，还是公立的，也不论是在他们居住的地区、城市或州，还是在其他地区、城市或州。这样，不仅将给每位家长较多的选择机会，同时也迫使公立学校通过收学费而自筹资金（如果凭单金额等于全部教育开支，则学校必须完全自筹资金；如果不等于全部教育开支，则学校必须部分地自筹资金）。这样，不仅公立学校之间要展开竞争，而且还要同私立学校竞争。 这个计划并不减少任何人为教育纳税的负担。它只是在社会有责任向孩子们提供教育的前提下，给予家长较为广泛的选择余地，让他们自己决定孩子应受什么样的教育。这个计划也不会影响目前为私立学校规定的标准，这些标准是为实施强迫入学法而制定的。 我们认为，凭单计划只能部分地解决问题。因为它既不影响教育经费，也不影响强迫入学法。我们主张走得更远一些。一般说来，社会越富裕，分配越平均，政府资助教育的理由就越少。无论如何，家长们担负了大部分教育费，而且毫无疑问，就获得相同的教育质量所花的费用来说，家长直接交学费要比通过纳税而间接承担教育费用来得便宜 ——除非教育活动同其他政府活动极不相同。然而，实际上，随着美国平均收入的提高和收入分配更加均等，政府资金在整个教育经费中所占的比重却越来越大。 我们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原因是政府对学校的管理。父母的收入增加时，自然就想为孩子的教育多花些钱，但由于学校归政府管理，所以实现他们这种愿望的最简便方法就是增加公立学校的开支。凭单计划的一个优点在于它将鼓励更多的家长直接交纳学费。如果父母想在教育上多花些钱，那他们可以补足凭单金额，直接交纳学费。为救济困难学生的公共助学金仍会保留下来，但是，这同 90％的孩子上学要靠政府的补助比较起来，情况是大为改观了，因为需要救济的困难学生只占5％或10％。 强迫入学法是政府掌握私立学校标准的根据。但我们弄不清，实行该法律本身有什么根据。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了。四分之一世纪以前，当我们最初泛泛谈到这个问题时，我们认为有必要实行这种法律，其理由是： “如果大多数公民不具备最低限度的文化和知识水平，一个稳定和民主的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 ① 我们现在仍然相信这一理由。但是二十五年来关于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教育情况的研究报告表明，为获得最低程度的文化知识，大可不必采用强迫入学法。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这类报告表明，在入学法实行之前，美国的中小学教育几乎已经普及。在英国，实行强迫入学法和政府资助教育之前，中小学教育也已经几乎普及。强迫入学法同大多数法令一样，有利也有弊。我们不再相信利多于弊了。 ①见第 164页注①，第86页。 我们意识到，这些关于政府资助教育和强迫入学法的观点对大部分读者来说也许是过于偏激了。这就是为什么目前我们只是提出这种观点，而不要求读者给予全面支持的原因。我们主张实行凭单计划，这是摆脱目前做法的最稳妥的方法。 当前，唯一最有可能代替地方公立学校的是教会学校。因为只有教会能够大规模地资助学校教育，而只有得到资助的学校教育才能与 “免费”学校教育相竞争。（试图出售别人丢掉的产品！）凭单计划将提供各种各样的替代物，如果它们不被政府“批准”所要求的极其死板僵硬的标准扼杀掉的话。人们在公立学校之间的选择机会将会大大增加。公立学校的规模将由它吸引的顾客的数目来决定，而不是由政府当局划定的地理界限或分配学生数额来决定。凡建立非赢利性学校的家长（目前已有少数家长这样做了），政府都将确保他们得到教育经费。民间组织（从素食主义者团体到童子军以及基督教青年会）都可以建立学校并吸引顾客。而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新型的私立学校将会崛起，开发广阔的新市场。 现在让我们来简单地看一下凭单计划可能带来的问题，以及人们已经对它提出的一些异议。 （１）宗教和政府问题。如果父母可以用凭单支付教会学校的学费，这是否违背了第一号修正案呢，不论这是否违背第一号修正案，重要的问题是：在中小学教育中采取一项加强宗教作用的政策是否合适呢？ 最高法院对于各州资助家长送孩子上教会学校的法令一般都予以否决，尽管它还从来没有机会裁决一个既包括公立学校，又包括私立学校的成熟的凭单计划。但是，它今后很可能对这样一个计划作出裁决。很显然，最高法院采纳的计划将把与教会有关的学校排除在外，而适用于所有私立和公立学校。这样一种有限制的计划将远远胜过现行的制度，而且也不逊于一个毫无限制的计划。目前与教会有关系的学校可以通过把自己划分成两部分来达到政府所要求的条件：一部分与宗教无关，是独立的学校，可以接受凭单；另一部分带有宗教性质，主要组织课外活动和星期日活动，由家长或教会直接提供资金。 这种牵涉到宪法的问题只能由法院来解决。但是，要强调的是，领取凭单的是家长，而不是学校。根据美国军人法案，退伍军人可以自由选择天主教学校或其他学校。而且据我们所知，迄今为止并没有人对此提出过第一号修正案的问题。社会保险金和福利津贴领取者可以随意在教会商店里购货，甚至可以把政府救济金捐献给教会，对此，也没有人提出过第一号修正案的问题。 无论律师和法官如何花言巧语地狡辩，我们确实认为，目前惩罚不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的家长的做法，违背了第一号修正案的精神。公立学校也在传授宗教，只不过不是信奉哪一个神的正式宗教，而是一整套价值观念和信仰，但这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一种宗教。目前的做法剥夺了一些家长的宗教信仰自由，他们不相信公立学校传授的那种宗教，但却不得不为自己的子女接受这种宗教教育交纳学费，而要让孩子逃避这种宗教教育则必须花更多的钱。 （２）财政耗费。对凭单计划的第二条反对意见是，由于要为大约 10％的目前正上教会学校或其他私立学校的孩子们提供凭单因而会增加纳税人为整个中小学教育所付的钱。其实，这只对那些忽视把孩子送到非公立学校的家长所受的歧视的人才成为“问题”。凭单计划的普遍实行将结束那种用税金来教育一部分儿童，而不管其他儿童的不平等现象。 不论怎么说，我们可以采用以下一种十分简单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使凭单金额大大低于每个公立学校学生的费用，以保持公共费用总额不变。在竞争性的私立学校上花少量的钱，很可能带来比现在在公立学校上花大量的钱更好的教学质量。这可以由教会学校每个学生的费用之低来说明。（名牌贵族学校收费高昂也不值得奇怪，正象 1979年“二十一家俱乐部”对它的第二十一只汉堡包收费超过十二点二五美元一样，这并不意味着麦克唐纳饭店不能以四十五美分的高价出售汉堡包，或以一点零五美元的高价出售“大麦克”。） （３）欺骗的可能性。谁能确保凭单用来给孩子交学费，而没有用来给爸爸买啤酒或给妈妈买衣服呢，我们的回答是应该把凭单的使用范围限制在已经得到政府批准的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只允许在这类学校中将它兑换成现金。这不能防止所有欺骗行为（因为政府官员可能把它作为 “酬金”送给家长），但是，它将把欺骗行为控制在一个可以容忍的范围内。 （４）种族问题。有一段时期，南方一些州为防止白人和黑人享有同等待遇而实施了凭单计划。这样做被判为非法的。防止公立学校在实行凭单计划时采取歧视做法也是非常容易的：政府将只兑换那些没有歧视行为的学校的凭单。研究凭单计划的学者遇到的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是，由于持有凭单的人可以自由选择学校，这就有可能增加校园内的种族隔离和阶级隔离，从而加剧种族冲突，而形成一个日益分裂和等级更加分明的社会。 我们认为，凭单计划会产生完全相反的效果；它会缓和种族冲突，促成一个黑人和白人为共同的目标而合作的社会，同时，又将互相尊重各自的权利和利益。许多人之所以反对强迫的种族合并，并不是出于种族主义情绪，而是因为他们多少有些担心孩子的人身安全和教学质量受到影响，这种担心也是很有理由的。如果种族合并不是靠强制，而是靠自由选择产生的话，那才是最成功的。非公立学校、教会学校和其他类型的学校，常常站在消灭种族隔离的前列。 一些公立学校发生暴力行动，仅仅是由于政府强迫人们上指定的学校造成的。只要给予学生足够的选择自由，无论是黑人学生还是白人学生，无论是穷人家出身的学生还是富人家出身的学生，无论是北方学生还是南方学生，都会离开那些不能维持纪律的学校。那些培养无线电和电视技术人员、打字员和秘书或无数其他专业人材的私立学校，很少发生纪律问题。 让其他学校象私立学校那样专业化，共同的利益就将战胜肤色的偏见，实现比目前更为广泛的种族平等。种族平等将成为现实，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 凭单计划的实行，将废除为大多数黑人和白人共同反对的用校车接送学生的制度。也许人们还会用校车接送学生，而且接送的学生可能会更多，但这将是自觉自愿的，正象今天接送孩子上音乐课、舞蹈课那样。 黑人领袖不支持凭单计划的态度，是我们长期以来百思而不得其解的问题。他们的选民从凭单计划中得到最多的好处。这将给予他们控制子女上学受教育的权力，摆脱各级官僚机构的控制，更为重要的是，摆脱教育机构的顽固控制。黑人领袖们通常把自己的子女送到私立学校去读书，那么，为什么他们不帮助别人也这样做呢？我们怀疑这是因为凭单计划将使黑人摆脱其政治领袖的控制。这些领袖通常把教育的控制看作是获得政治支持和权力的来源。 然而，由于向广大黑人群众的子女开放的教育机会日益减少，越来越多的黑人教育家、专栏作家和其他社会团体的领袖们已经开始支持凭单计划。争取种族平等会议已把支持凭单计划作为其主要的政策目标。 （５）经济等级问题。凭单计划将对社会和经济等级结构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也许是研究该计划的人们分歧最大的问题。有些人认为，公立学校最大的价值在于它象是一个熔炉，使富人和穷人，本国人和外国人，黑人和白人能够融洽地生活在一起。这种情形在小社区内，过去和现在都是真的，但在大城市里，却几乎全然不是这样。在那里，由于公立学校提供的教育和收取的学费同所在地区关系很大，因而造成了居民的分化。所以毫不奇怪，国内大多数名牌公立学校都设在高收入居民区之中。 在凭单计划下，大多数儿童很可能仍将上附近的小学，而且就近入学的人数肯定要比现在多，因为该计划实施后将不再用校车强迫接送学生。但是，由于凭单计划将使各居民区的组成更加参差不齐，因而某一地区内的学校种类可能要比现在多得多。中等学校的等级几乎肯定要比现在少。侧重某一方面的学校，如艺术学校、理科学校或外语学校，将广泛地吸引来自各个不同居民区的学生。当然，自愿选择仍将严重地影响学生的阶级组成情况，但这种影响将比今天的小得多。 对于凭单计划，人们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家长是否能够并乐意 “添补”凭单金额。如果凭单金额为一千五百美元，家长可能另外添上五百美元，把孩子送到学费为两千美元的学校。但有人担心，由于广大中等和高等收入的家长愿意添补不足的学费，而收入低的家长拿不出钱，结果，凭单计划可能在提供教育机会上造成比现行制度更大的不平等。 这种担心致使一些支持凭单计划的人提议禁止 “添补”。 ① ①参看克里斯托弗·詹克斯及其合作者：《教育凭单：关于向家长提供初等教育补助费的报告》（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1970年12月）；约翰.E.孔斯和斯蒂芬·D．修格曼：《教育选择：节制生育的理由》（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8年）。 孔斯和修格曼写道： 私人添补学费的自由，使许多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都不能接受弗里德曼的计划。 …… 无力添补学费的家庭将不得不去上那些凭单之外不再另收学费的学校，而比较富裕的家庭则可以自由地在学费高昂的学校中进行选择。今天全靠私人资金和个人财富进行的选择，明天将会变成一种由政府资助的、令人反感的特权。 …… 这违背了一项基本的价值准则，即：任何提供选择自由的计划必须保证所有家庭的孩子享有同等的上某一所学校的机会。 弗里德曼的看法是：在一项允许添补学费的提供选择自由的计划下，穷困家庭的处境可能要比他们今天的处境强一些。然而，不论该计划将使这些家庭的教育得到多大改善，政府有意识地资助经济分离的做法，是我们绝对不能容忍的。如果弗里德曼的计划是政治上唯一可行的计划，那我们不会对它抱有多大热情。 ① 对我们来说，这种观点似乎是前一章讨论的那种平等主义的一个例证：宁让父母把钱花在放纵的生活上，也不让他们把钱用在改善自己子女的教育上。这种观点在孔斯和修格曼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因为他们曾在另外的场合说过： “以牺牲个别的孩子的发展为代价的平等的许诺，在我们看来似乎是平等主义的最终腐败，不论其本质上有任何好的东西。” ② 这是一种我们衷心赞同的情绪。但我们认为，从凭单计划中受益最大的是非常贫穷的人。一个人怎么能够避免 “政府资助”所谓“经济分离”，就闭眼不看它“使穷人的教育得到了多大的改善”，而自以为是地为反对凭单计划的意见辩护呢，即使能够确实证明这种计划带来了某种程度的“经济分离”，也不能这样做，更何况这根本就不是事实呢。相反，通过大量的研究使我们相信，它将产生截然相反的效果。另外，我们要指出的是：“经济分离”这个词的意思非常含糊不清，难以明白它所表达的确切含义。 ①孔斯和修格曼：《教育选择》，第 191页。 ②同上，第 130页。 平等主义对人们的影响是非常强烈的，以至赞成有限的凭单计划的人甚至不同意试一试无限制的凭单计划。但是，据我们所知，除了有人毫无事实根据地宣称无限制的凭单制度将导致 “经济分离”外，再没有人提出过任何别的理由。 在我们看来，这种观点是知识分子往往小看贫穷家长的又一证明。即使最穷的父母也能（而且实际上也确实是这样做的）积蓄几个钱来改善子女的教育状况，尽管这笔钱不足以支付当前公共学校的全部学费。我们估计，穷人家庭也会象其他人家一样添补学费，尽管添补的数额可能较小。 如前面指出的，我们认为一项无限制的凭单计划将是改革现行教育制度的最有效的途径。这种教育制度非改革不可，因为正是这种制度注定了市内的许多孩子过贫穷悲惨的、行凶犯罪的生活。这项计划还将摧毁现行经济分离的大部分基础。在这里，我们无法提供这种见解的全部根据，但只要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早先的一个论断，就能显示我们的看法的合理性：在各经济集团所获得的各种商品和劳务（除防范犯罪行为的保护措施外）中，有比教育质量差别更大的东西吗，对各种不同经济集团开放的超级市场，是否象学校一样在质量上差异那么显著，凭单计划几乎丝毫不会改善为富人提供的教育的质量，却可以适当地改善为中产阶级提供的教育的质量，同时极大地改善为穷人提供的教育的质量。由此我们可以肯定，穷人得到的好处，将大于某些富人或中产阶级的家庭由于能够避免为孩子交纳双重学费而得到的好处。 （６）对新学校的怀疑。这是想入非非的计划吗，现在的私立学校几乎全是教会学校或纨袴子弟学校。凭单计划会不会是只补贴了这些学校，结果把大量的来自贫民窟的学生留在质量低劣的公立学校呢？有什么理由认为会出现新的学校呢？ 理由就在于将会出现一个新的市场。目前，市、州和联邦政府每年在中、小学上花费将近一千亿美元。这个数目比餐馆和酒吧间每年花在食品和酒上的钱多三分之一。后者为各阶层和各地区的人们开办了足够的各式各样的餐馆和酒吧间。前者或甚至它的一部分也一定能开办大量的、各式各样的学校。 凭单计划将开辟一个庞大的市场，吸引来自公立学校或其他职业的许多顾客。在同各类人谈论凭单计划时，给我们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很多人都说， “我一直想去教书（或办一所学校），但我不能忍受教育机构的官僚主义、烦琐的办事程序和公立学校普遍的思想僵化。如果实施你的计划，我愿意试着办个学校。” 很多新学校将由非赢利组织来办，其他的则由赢利组织来办。对于未来学校工业的最终结构，现在尚无法预言。这将由竞争来决定。现在可以预言的是：只有那些能够满足顾客需要的学校才会生存下去，正如只有满足顾客需要的餐馆和酒吧间才能够生存下去一样。竞争将确保它们满足顾客的需要。 （７）对公立学校的影响。把管理学校的官僚的花言巧语同实际存在的问题区分开来是十分重要的。全国教育协会和美国教师联合会宣称，凭单计划将会断送公立学校体制，而按照他们的说法，公立学校体制是我国民主制度的根本和基石。但他们说这些话时，从来没有列举出事实证明：今天的公立学校体制取得了预想的结果 ——不管早先取得了什么样的结果。这些组织的发言人也从来没有说明，为什么办得那样好的公立学校会害怕私立学校的竞争？如果公立学校办得不好，为什么要反对它“垮台”。 其实，对公立学校的威胁来自其自身的缺陷，而不是它们的成就。目前，在共同利益把人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小地方，公立学校，特别是公立小学，还是办得比较令人满意的，在这样的地方，即使是最全面的凭单计划也不会对公立学校产生多大影响。公立学校将继续保持其统治地位，或许由于潜在竞争的威胁，而使它有所改善呢。但是，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在公立学校办得十分糟糕的城市贫民窟内，大多数家长无疑要把自己的子女送到私立学校去读书。 这将引起一些过渡性的困难。那些最关心子女幸福的家长很可能首先把孩子转到私立学校去。尽管他们的孩子并不比剩下的孩子更聪颖，但他们将受到更多地鼓励去念书并有着更有利的家庭支持。结果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一些公立学校只剩下一些 “渣滓”，他们受到的教育从质量上来说可能比目前还要糟糕。 随着私人市场接管教育事业，整个教育质量将极其迅速地提高，以至最差的学校在绝对质量上也会有所改善，尽管相对水平还是低的。正如哈莱姆预备学校和其他类似的例子所表明的，在能够激发人们的热情，而不是使人们互相仇视，和对一切都淡漠无情的学校，许多原来的 “渣滓”学生在学校的表现都是非常好的。 正如亚当 ·斯密在二百年前所说的： “讲授果真值得学生到堂倾听，无论何时举行，学生自会上堂，用不着校规强制。对于小儿……为要使他们获得这幼年时代必须取得的教育，在某种程度确有强制干涉之必要。但学生一到了十二、三岁以后，只要教师履行其职务，无论哪一部分的教育，都不必要加以强制的干涉。…… 未有公立机构的那一部分教育，大抵教得最好，这是值得注意的。 ” ① 凭单计划的障碍 自从二十五年前我们首次把凭单计划作为解决公立学校制度缺陷的切实可行的办法提出以来，支持在增加。今天，一些全国性组织也表示赞成。 ② 自 1968年起，先是联邦经济机会办公室，而后是联邦教育委员会，相继鼓励和资助了对凭单计划的研究工作，并且表示愿意为这方面的试验提供资金。1978年，密执安州为通过一项有关凭单计划的修正案进行了投票。1979年，加利福尼亚州展开了一场运动，要求在1980年对凭单计划进行投票表决。最近，又成立了一个非赢利性的研究机构，专门研究凭单计划。 ③ 在联邦一级，有人提出法案，打算对交付给私立学校的学费实行某种程度的免税，这些法案几次险些被通过。尽管它们本身并非凭单计划，但它们却是这种计划的部分翻版，这是由于免税额是有限度的，也由于这种方法很难把无力或有很少力量纳税的人都包括进去。 ①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商务印书馆 1979年版，第323一324页。 ②例如“争取教育自由公民会”，“全国争取个人教育权利协会”。 ③“教育凭单研究会” 1979年5月正式成立于密执安州。 教育界官僚们的自私自利，表现在他们是反对在学校教育中推行市场竞争的主要障碍。正如埃德温 ·Ｏ·韦斯特教授所说，这个在美国和英国公共教育事业的建立中起过关键性作用的特殊利益集团，坚决反对研究、考察或试验凭单计划的所有尝试。 黑人教育家和心理学家肯尼思 ·Ｂ·克拉克总结了管理学校的官僚们的态度： ……看来，为提高城市公立学校工作效率的必要改革，并不会由于它应当到来而到来。……如想了解教育机构抗拒这种改革的能力，最要紧的是了解这样一个事实：公立学校制度是很少受到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竞争的，是受到保护的公有垄断集团。批评美国城市公立学校的人，甚至包括我这样严厉的批评者，几乎没有哪一个敢于对目前公立教育组织的现状提出疑问。……也不敢对选拔学监、校长和教师的标准和水平提出疑问，不敢问一问所有这一切给公立教育的目标——即培养从事民主事业的有知识和文化的，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尊严、创造性而又尊重他人的人——带来的影响。 垄断组织根本不必关心这些问题。只要各地的公立学校可以确保得到州政府的补助和联邦政府越来越多的补助，只要它们不必为激烈的竞争节省开支，指望公立学校的效率有所提高的一切想法就是痴心妄想。如果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取代现行的教育制度 ——不包括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因为它们的发展几乎已经到头了——那么，改进公立教育的可能性是很有限的。 ① 这一估计的正确性后来被教育机构对联邦政府出资进行凭单计划的试验的反应所证实。当时许多地区主动制定了颇有成功希望的计划。但只有加利福尼亚州阿卢姆罗克一个地方的计划，经过艰苦磨难，获得了成功。我们根据亲身经历了解得最清楚的例子发生在新罕布什尔州。当时该州的教育委员会主席威廉 ·Ｐ·比特本德进行了一项试验。条件似乎满好，联邦政府拨了款，定出了详细计划，选出了作试验的一些地区、家长和行政管理人员也达成了初步协议。正当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当地学校的学监和其他头头却劝说一个又一个地区退出了预定的试验，结果，整个探索夭折了。 阿卢姆罗克的试验是实际进行的唯一试验，但很难说它是真正的试验。试验仅仅限于几所公立学校，而且除政府拨款外不允许家长或其他人捐款。一些所谓的小型学校建了起来，它们的课程各不相同，家长可以任选一所学校让孩子在那里上三年学。 ② ①肯尼思 .B.克拉克：《可供选择的公立学校制度》，见《哈佛教育评论》的《平等教育机会》特辑，第明卷第1期（1968年冬季），第100－113页，引自第110－111页。 ②丹尼尔·韦勒：《公立学校凭单的示范：阿拉姆·洛克试验的第一年》，第 1495号兰德公司报告（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兰德公司，1974年）。 正如负责这项试验的唐 ·艾尔斯所说：“所发生的意义最为重大的事情是：教师第一次有了一些权力。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安排适合学生需要的课程。州和地方学校委员会对麦卡科兰学校的课程安排不予干涉。家长越来越多地参与学校的事情，更经常地参加学校的会议。另外，如果他们看中了另一所学校，他们有权让孩子转学。” 尽管这项试验的范围有限，但由于家长可以进行更多的选择，因而对教育质量产生了很大影响。从考试分数上看，麦卡科兰学校从所在地区的第十三名上升为第二名。 但是，现在这项试验已经成为一件过去的事了。象哈莱姆预备学校的命运一样，教育机构断送了它。 在英国也有同样的阻力。英国的一个叫做 “选区教育凭单试验之友”的非常有力量的组织，在英格兰的肯特郡的一个小镇上进行了四年的努力来推行一项试验。政府当局表示赞同，然而教育机构却极力反对。 职业教育者对凭单计划的态度，可以从丹尼斯 ·吉所说的话中清楚地看出来。此人是肯特郡阿什福一所学校的校长兼当地教师协会秘书，他说：“我们把这项计划看成是我们与家长之间的一道障碍。他们拿着小纸片（即凭单）来找你，指使你干这干那。我们之所以要对一些事情作出判断，是因为我们相信这样做对每个孩子最有利，而不是因为有人说：‘要是你们不干，我们就自己干。’这正是我们所反对的市场上的那种生意经。” 换句话说，吉先生反对让顾客（在这里指家长）决定自己的子女应受什么教育，而想让官僚们来决定。 吉先生说： “ 我们通过管理机关向家长负责；通过检查人员向肯特郡议会负责；通过女王陛下的检查官向国务大臣负责。这些人是能够作出正确判断的内行和专家。 ” “ 我不能肯定家长都知道什么样的教育对他们的孩子最有利。他们知道给孩子吃什么最好，知道什么样的家庭环境对孩子最有益。但我们学的却是弄清孩子们身上存在的问题，发现他们的弱点，纠正那些需要纠正的毛病。我们希望在家长的协助下，而不是在不正当的压力下，自由地干这些事。 ” 不消说，至少有一部分家长是对此持不同看法的。住在肯特郡的一位电工和他的妻子为使他们的儿子上一所他们认为最适合于他的学校，竟与官僚们斗争了一年的时间。 莫里斯 ·沃尔顿说： “ 我认为，在现行教育制度下，当家长的没有一点选择的自由。他们要由教师来告诉怎样做才最有利。他们被告知说，教师们正在从事伟大的工作，对此不要多加过问，如果实行凭单计划的话，我认为它将使教师和家长结合在一起，使他们的关系密切起来。为自己的子女感到担忧的家长，会把自己的孩子从办得不好的学校转到办得好的学校去。 …… 如果一所学校一无是处，存在着破坏公共财产的现象，而且纪律非常松弛，学生无法念书，那它会因此而垮台，在我看来，这倒是件好事。 “ 眼下，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教师把它当作套在他们头上的紧箍咒，但同时又用它作紧箍咒套在家长们的头上。家长找到教师说，我对你们的教学不满意。但教师会相当粗暴地回答说，你不能把孩子带走，也不能给他转学，你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走开，别来麻烦我。这可能是今天某些教师新采取的态度，而且他们确实常常这样对待家长。但是，现在（有了凭单计划以后），他们的地位颠倒过来了，只有家长们能大声大气地对教师讲话：让他们卖力气干活，让家长的钱花得上算，能够更多地参与学校事务。 ” 尽管教育机构坚决反对，但我们相信，凭单计划或其他类似的计划将很快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被采纳。我们对教育事业要比对福利事业更乐观，因为教育同我们许多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比起消灭救济金分配上的浪费和不公平来说，我们愿意尽更大的努力来改善孩子们的教育状况。对教育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就我们来看，目前减少这种不满情绪的唯一途径是使家长有更大的选择。这是切实可行的措施。尽管凭单计划一直受到抵制，然而，却一再被越来越多的支持者提出来。 高等教育的症结 同初等和中等教育一样，今天存在于美国高等教育的问题也是双重的：既有质量问题，又有平等问题。在这两个方面，由于没有强迫入学制而使问题大为改观。法律没有规定某人必须上大学，因此，对有志继续受教育的学生来说，在上哪所大学方面，他们可以进行广泛的选择。广泛的选择减轻了质量问题，但加剧了平等问题。 质量：由于没有人违背自己的意志（或其家长的意愿）上一所学院或大学，因此，任何一所大学要想办下去，就得满足学生的最低要求。 这里存在着一个全然不同的问题。在收学费低的官办学校，学生是二等顾客。他们是部分靠纳税者花钱资助的慈善事业的施舍对象。这一特征影响到学生、教师和管理人员。 收学费低的事实意味着，市立和州立的高等学校除了吸引许多想接受教育的、用功的学生外，还吸引了许多其他男女青年，他们来这里是因为学费低，有住宿和伙食补贴，能同其他年青人在一起。对他们来说，上大学只不过是高中毕业但还没有走上工作岗位时的一段令人愉快的歇息期。上课、考试和取得毕业分数并不是他们来上学的主要理由，而是他们为获得其他好处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由此而带来的一个结果是退学率很高。例如，在国内公认的最好的州立大学之一，洛杉机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中，被录取的学生中大约只有一半人完成整个大学的学业，而这在官办大学中，毕业的比率还算是高的呢。当然，有些学生退学后又转上了其他学校，但这只对退学总人数产生很小的影响。 另一结果是，课堂上的气氛往往使人感到压抑，而不能激发学习的热情。当然，各学校的情况并非千篇一律。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课程和教师。各个学校内用功的学生和尽职的教师总可以想办法凑到一起，达到自己的目标。但是，同上述情况一样，这只能对所浪费的时间和税款起很小的补偿作用。 在市立和州立大学中，不仅有勤奋的学生，而且有优秀的教师。但是，在有名望的官办学校中，对大学教师和管理人员的酬劳办法是不利于那里的教学的。教师们靠研究和出版成果来提升，管理人员靠从州立法机关那里争取到更多的拨款来擢升。结果，甚至最有名的州立大学，如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的威斯康星大学或密执安大学并不以其教学质量闻名。它们是以培养研究生的工作、科研工作和体育运动队而出名的，这才是给它们带来好处的地方。 私立大学的情况颇不相同。这些学校的学生需要付很高的学费，即使学费支付不了大部分教育费，也可以支付相当一部分教育费。所交学费来自家长、学生自己挣的钱、政府贷款以及奖学金。问题的重要意义在于，学生成了一等顾客；他们为得到的教育而付钱，因而他们想要得到与他们所付的钱价值相等的教育。 学校出售教育，学生购买它。同在大多数自由市场上的情形一样，买卖双方都受到强烈刺激来为对方服务。如果某一大学不能提供学生所指望的那种教育，他们就会上别的大学。学生想得到他们所付学费的全部价值。正如一位在颇负盛名的私立大学达特默思学院上学的学生所说： “当你想到修一门课程要花三十五美元，而又考虑到用这三十五美元能干其他事情时，你肯定会专心致志地听课。” 一个结果是，上私立大学的学生完成大学学业的人数，大大多于公立大学完成大学学业的人数。达特默思学院的毕业率为 95 ％，而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毕业率仅为50％。达特默思学院的比率在私立大学中可能是较高的，正如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比率在官办大学中也是较高的一样。尽管如此，它们之间的差距也还是具有典型意义的。 从某一方面来说，这样来谈论私立院校是过于简单了。除教育外，它们还出售另外两种产品：纪念物和研究工作。个人和基金会捐赠了私立院校的大部分建筑和教学设备，资助了教授职位和奖学金。大部分研究经费来自捐赠、联邦政府的特别拨款或其他来源。捐赠者出钱，是因为他们想促进某件他们认为值得促进的事情；另外，以个人命名的建筑、教授职位、奖学金也可以纪念某位个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它们称为纪念物的原因。 出售教育和出售纪念物能够结合在一起，说明自愿合作具有被人们大大低估了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通过市场的作用可以利用人们自私自利的动机来为广泛的社会目标服务。亨利 ·Ｍ·莱文在谈到高等教育的筹资问题时写到：“人们怀疑：这个市场是否会资助古典文学系或其他许多人文学科方面的教学计划。这方面的教学活动可以促进文化知识的发展，而人们普遍认为，在我们的社会里，文化知识的发展将广泛地影响人民的生活质量。使这些活动维持下去的唯一途径是靠直接的社会补贴。”这里的所谓补贴指的是政府拨款。 ① 莱文先生显然是搞错了。广义上的市场，一直维持着私人机构的社会活动。正因为这些活动对整个社会有益，而不是只为捐赠人的眼前私利服务，才使得它们对捐赠人具有吸引力。假设某某太太想为其丈夫某某先生增添荣誉，那么，她或别人是否会认为只委让某一大型工业企业（这可能是这位先生的真正纪念物和对社会福利事业的真正贡献）用这位先生的名字命名一座新建的工厂就行了呢？他们显然不会这样认为。另一方面，如果这位太太出资帮助。一所大学修建一座以其丈夫的名字命名的图书馆或建筑物，或资助以其丈夫的名字命名的教授职位或奖学金，那就会真正被认为是对其丈夫的赞颂。它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确实提供了一项社会服务。 ①亨利· M．莱文：《高等教育凭单计划种种》，第72－7号不定期文件，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1972年 7月，第 16页。 学生们以两种方式参加制造教学、纪念物和研究工作的合资企业。他们既是顾客，又是雇工。他们靠促进纪念物和研究成果的出售，为教学基金作出贡献，从而获得他们的一部分教育。这是说明自愿合作的途径和潜力是多么复杂而又难以捉摸的另一个例子。 许多名义上官办的高等教育机构其实是一种混合体。它们收学费，从而把教学卖给学生。它们接受盖建筑物的捐赠，从而出售纪念物。它们同政府机构或私人企业签订研究合同。很多州立大学得到大量的私人捐赠，如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密执安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这些只是其中的少数几个。我们的印象是：一般来说，市场的作用越大，学校的教学也就搞得越好。 平等。使用税款来资助高等教育的理由通常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莱文先生在上面提出来的：高等教育除了给学生本身带来好处外，还产生 “社会福利”。第二个理由是说，为促进“教育机会的均等”，需要政府的资助。 （１）社会福利。当初我们第一次论述高等教育时，我们对第一种理由是抱有极大同情的。现在则不然了。从那时到现在，我们一直力图引导那些持这种观点的人搞清楚他们所说的 “社会福利”到底指的是什么。然而，得到的回答几乎总是很差劲儿的经济学概念。我们被告诉说，国家可以因为拥有更多的掌握高超技术和受过良好训练的人而得到好处；为得到这种技术水平而进行的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更多的受过训练的人可以提高其他人的生产率。这些说法都是正确的。但是，没有一条可以成为补贴高等教育的正当理由。这些说法也同样适用于有形资本（即机器、厂房等），但是，没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应该用税款来补贴通用汽车公司或通用电器公司的资本投资。如果高等教育可以提高个人的经济生产率，那么人们可以通过收入的提高获得由此而产生的好处，因而个人的私利刺激人们去接受高等教育。亚当·斯密所说的那只无形的手会使人们的个人利益服务于社会利益。靠补贴教育来改变他们的个人利益的做法本身违背了社会利益。那些只愿意上有补助的学校的多余的学生，恰恰是那些认为得到的好处低于所付的学费的人。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就会愿意自己付学费了。 偶尔得到的回答是很好的经济学概念，但它们所依据的常常是武断的假设而不是有根有据的事实。最近的一个例子见于由卡内基基金会建立的高等教育专门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中。在最后的一份题为《高等教育：谁付钱？谁受益？谁应该出钱？》的报告中，该委员会对所谓的 “社会福利”作了总结。该报告中包括上面一段讨论过的不恰当的经济论据——也就是说，它把受教育的人得到的自然增长的福利，当成是第三者得到的福利。但是，它也列举了一些所谓的好处。如果这些好处确实存在的话，它们将增加那些并非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的福利，由此而可能证明政府补贴高等教育是有道理的。它列举的好处有：“知识的总进步……；民主社会的更大的政治效能……；由个人和集团之间更好的了解和相互谅解所取得的更大的社会效能；对文化遗产更有效的保护和发展。” ① ①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高等教育；谁付钱？谁受益 7谁应该出钱？》（麦格劳-希尔公司，1973年6月）第2－3页。 卡内基委员会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至少对可能产生的 “ 高等教育的不良后果“在口头上谈了谈，尽管所列举的例子只是 “ 由当前多余的博士学位（这不是社会，而是个人造成的）所引起的个人的失败情绪和在过去由于校园里爆发的混乱而引起的公众的不悦。” ① 读者应注意，他们列举的好处和 “ 消极后果 ” ，经过多么仔细的选择，带有多么深的偏见。在印度那样的国家，大批找不到合适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成了社会和政治极度不稳定的根源。而在美国， “ 公众的不悦 ” 几乎算不上是 “ 校园混乱 ” 所带来的唯一的或主要的消极后果。更为重要的后果是对大学的管理、对 “ 民主社会的政治效能 ” ，以及对“通过 …… 更好的了解和相互谅解所取得的社会效能”产生的有害影响，而这些都是该委员会毫无保留地列举出来的高等教育给社会带来的好处。 该报告的独到之处还在于它认识到，“即使没有政府补贴，高等教育给社会带来的某些好处也会作为私立教育的副作用而出现。” ② 然而，这也只是在口头上说说而已。尽管该委员会进行了大量的很费钱的专门研究，但是，它并没有采取任何认真的态度去鉴别各种所谓的社会效果，没有从量的方面粗略地估计它们的重要意义，也没有粗略地估计一下。如果政府不提供补贴会产生多少社会效果。结果，它提不出任何证据，来说明总的社会效果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更不必说能够充分证明花在高等教育上的数十亿美元的税款是否取得了任何真正的积极效果。 ①见第 184页注②，第 4页。 ②同上，第 4页。 该委员会满足于得出这样的结论： “目前没有任何精确的——甚或不精确的——方法能够估计出个人和社会从个人和政府开支中得到了多少好处。”然而，这并不妨碍它坚决地、毫不含糊地建议增加早已是非常庞大了的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补贴。 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特殊要求。卡内基委员会由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前校长克拉克 ·科尔领导。在包括科尔在内的由十八名成员组成的委员会中，有九人现在担任或曾经担任过高等学府的校长，另外五名成员任职于与高等教育机构有关的部门。剩下的四人曾在大学的董事会或评议会里干过事。当工商业者高举着自由企业的旗帜，呼吁得到关税、定额或其他方面的优惠向华盛顿进军时，学术界会很容易地看出这是一种特殊要求，从而对之加以嘲笑。如果一个钢铁工业委员会有十八名成员，其中十四名来自钢铁工业，而它建议增加政府给予钢铁工业的补贴，学术界又会说些什么呢？我们至今还未听到学术界对卡内基委员会的建议发表过任何意见。 （２）教育机会的均等。促进 “ 教育机会均等 ” 是通常为使用税款资助高等教育辩护的主要理由。用卡内基委员会的话来说， “ 为了使教育机会尽可能地均等，我们赞成让公众暂时为教育多掏一些钱。 ” ① 用卡内基基金会的话来说， “ 高等教育是通向更广泛的机会均等的主要途径。它越来越为出身贫寒的人、妇女和少数民族所拥护。 ” ② ①见第 185页注①，第15页。 ②卡内基促进教学质量基金会：《不只是生存；不稳定时期的高等教育展望》（旧金山：乔西·巴斯出版社， 1975年），第7页。 这一目标是可嘉的，事实的叙述也是正确的。但是，它们之间缺少一个中间环节。政府的补贴是促进了还是阻挠了目标的实现？高等教育是否由于有了政府补贴才成为 “通向更广泛的机会均等的主要途径”，还是没有这种补贴也能促进机会均等呢？ 卡内基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的一组简单统计数字说明了问题： 1971年入私立大学的学生中，20％来自收入低于五千美元的家庭；17％来自收入在五千——一万美元之间的家庭；25％来自收入超过一万美元的家庭。换句话说，私立大学为来自家庭收入最低和最高的青年男女提供了比官办大学更多的机会。 ① 而这仅仅是冰山之巅。来自中等和上等收入家庭的青年上学的人数为来自低收入家庭青年的二倍或三倍，而且，他们往往上收费较高、学制较长的大学（他们通常上四年制的专科或本科学校，而不上两年制的初级大学）。结果，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学生从政府补贴中受益最多。 ② ①卡内基委员会：《高等教育》，第 176页。书中的数字不是根据卡内基委员会制作的表格计算的，而是根据该委员会引用的资料来源：美国1971年国情普查报告P－20，第241号，第40页，表140我们在计算肘发现卡内基报告中的数字有些小错误。 我们给出的数字多少会使人产生误解，因为与配偶住在一起的已婚学生是按他们自己和他们的配偶的家庭的收入归类，而不是按他们父母的收入归类。如果除开已婚学生，数字会更大：收入低于五千美元的家庭的孩子有 22%上私立学校，收入在五千至一万美元之间的家庭为17%，收人高于一万美元的家庭为25%。 ②根据美国国情普查局的数字，在 1971年在校的十八至三十四岁之间的公立院校学生当中，来自收入低于五千美元的家庭的学生不到14%，虽然在这一年龄组，22%以上的人来自这些低收入家庭。57%的公立院校学生来自收入高于一万美元家庭，虽然在这一年龄组，来自这些高收入家庭的人只占40%。 以上数字也是有偏差的，因为它们计入了同配偶生在一起的已婚学生。在公立院校学生中，只有 9%来自收入低于五千美元的家庭，虽然在十八至二十四岁的人口中，有18%来自这些低收入家庭。将近65%的未婚学生来自收入高于一万美元的家庭，虽然在十八至二十四岁的人口中，只有50%多一点的人属于这些家庭。 顺便提一下，关于本注释和前一个注释，有一点值得指出，就是卡内基委员会在总结报告中列举数字时，甚至没有说明它把已婚的和未婚的学生无区别地混在了一起，而这样做显然使结果偏低，未能充分说明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资助实际上是使收入从低收入阶层转向高收入阶层。 一些出身贫穷的青年确实从政府补贴中得到了好处。一般说来，他们是穷人中生活境况较好的人。他们具有的天赋才能和技能使他们能从高等教育中受益，这种技能甚至能使他们用不着上大学就能挣到较高的工资。不论怎样，他们注定要成为穷人中境况好的人。 这里有两份详细的研究报告，一份是关于佛罗里达州的，另一份是关干加利福尼亚州的，它们说明了政府的高等教育经费从面向低收入阶层转向高收入阶层的程度。 佛罗里达州的研究报告把四个收入阶层中的每个阶层在 1967 －1968年度中从政府高等教育经费中得到的全部好处与他们以纳税形式所花的钱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只有最高收入阶层得到了净收益，这个阶层得到的好处比他们付的钱多60％。最下面的两个阶层付的钱比他们得到的好处多40％；中等阶层付的钱比他们得到的好处多20％以上。 ① 1964年关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研究报告，也得出了令人吃惊的重要结论，不过表达方式稍有不同，它所比较的是有孩子在公立大学念书的家庭和没有孩子在公立大学念书的家庭。有孩子在公立大学念书的家庭得到了相当于他们平均收入1.5－6.6％的纯收益，得好处最多的是那些有孩子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念书而且平均收入最高的家庭。没有孩子在公立大学念书的家庭，平均收入最低，而且还要从他们的收入中拿出8．2％资助高等教育。 ② ①道格拉斯 .M.温德姆曾两次估算了四个收入等级在1967－1968年从公共高等教育中得到的好处和由此遭受的损失。按他的估算，收入转移的程度较小，其估算结果如下： ——————————————————————————————— 年收入 总收益 总代价 净失（－）净得（＋）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0－3,000 10,419,600 14,259,360 -3，839,760 3,000－5,000 20,296320 28,979,110 -8,682,790 5,000-10,000 70,395,980 82,518,780 -12,122, 800 10,000以上 64,278,490 39,603,440 ＋24,675,050 道格拉斯· M．温德姆：《教育、平等和收人再分配》（马萨诸塞州列克星教：希思· 列克星教公司， 1920年），第43页。 ② W．李· 汉森和勃尔登 ·A．魏斯布罗德：《得益、代价和公共高等教育经费》（芝加哥：马尔科姆出版公司，1969年），第76页，表中第五行的数字是我们计算的。注意：第三行有关赋税的数字，与佛罗里达州的数字不一样，包括所有赋税，而不只是用于资助高等教育的赋税。 事实是不容置疑的。甚至卡内基委员会也承认，高等教育经费的再分配产生了违反政府意愿的结果，不过，人们必须非常仔细地阅读卡内基委员会的各份报告，才能在下面这样的话语中发现他们的这种态度：“一般说来，这一‘中等阶层’……得到的公共补贴是相当可观的。通过补贴的合理的再分配，我们可以达到更大的公平。” ① 该委员会提出的主要对策还是老一套：进一步增加政府在高等教育上的开支。 就我们所知，似乎没有比政府资助高等教育更为不平等的政府计划了，也没有哪一项计划能更清楚地说明“董事规则”。我们这些中等收入和高等收入阶层的人们，诱骗穷人大规模地补贴我们，然而，我们不仅丝毫不感到耻辱，反而大吹大擂我们的大公无私精神。 ————————————————————————————————— 没有孩子在加利福尼亚州受公共高等教育的家庭 有孩子在加利福尼亚州受公共高等教育的家庭 ————————————————————————————————— 所有家庭 全部 初级大学 州立学院 加州大学 1. 平均家庭收入 8000 7900 9500 8800 10000 12000 2. 平均每年高等教育补助 - 0 880 720 1,400 1,700 3. 平均州和地赋税总额 620 650 740 680 770 910 4. 净转移（第 2 行 - 第 3 行） — － 650 ＋ 140 ＋ 40 ＋ 630 ＋ 790 5. 净转移占平均收入的百分比 -8.2 ％ +1.5 ％ +0.5 ％ +6.3 ％ +6.6 ％ ①卡内基委员会：《高等教育》，第 7页。 高等教育：解决办法 每个男女青年，无论其父母收入、社会地位、居住地区或种族怎样不同，只要愿意现在交付学费或愿意毕业后用挣得的较高工资来补交学费，都应得到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是非常合乎情理的。为确保所有的人都有上学的机会，有充足的理由提供足够的贷款，有充足的理由传播有关这种贷款的消息。并敦促经济情况较差的人们去利用这一机会。但是，没有任何理由让那些没有享受到高等教育的人为享受高等教育的人掏腰包。如果是政府经管高等教育机构，它收取的学费应该相当于向学生提供的教育和其他服务的全部费用。 虽然确实应该废除纳税人为高等教育出钱的做法，但目前这在政治上似乎是办不到的。为此，我们将附带论述一项代替政府出资的、不那么激烈的改革方案 ——高等教育凭单计划。 代替政府出资的办法。由于大学生毕业后收入的差别很大，因此，以固定金额的贷款资助上大学的青年是有缺陷的。有些人干得很好，偿还贷款对他们来说不成问题。有些人最终只能挣得有限的收入，偿还贷款对他们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在教育上花钱就是对一个有风险的企业进行投资，也可以说是对一个新建立的小企业进行投资。资助这种企业的最佳方法不是提供固定数额的贷款，而是对其股本进行投资，即 “买进”某企业的股票，将来按股分红。对于教育来说，就是“买进”某人未来的一部分收入，也就是说，如果某人同意在未来的工资中拿出一规定部分还给投资人，投资人就预付给他上学所需要的资金。采用这种方法，投资人可以从比较成功的人那里收回多于他当初投资的钱，从而补偿在那些不成功者身上投资损失的钱。按这种方式签定个人合同虽然在法律上似乎没有障碍，但这种方法并没有被人们普遍采用，我们猜测，其主要原因是这种合同的期限很长，实施起来费用高，困难多。 二十五年前（ 1955年），我们提出过一项计划，建议通过某一政府机构对高等教育进行所谓“ 资本投资式的 ” 资助。该机构可以向任何符合最低质量标准的个人提供或帮助他们筹集上学所用的资金。它将在规定的年限内每年提供一定数量的资金，条件是所提供的资金必须用于在某一得到政府批准的高等院校接受教育。反过来，个人将同意从他未来的超过一定数额的收入中，提取一定的百分比，偿还他从政府那里得到的资金。偿还给政府的钱可以很容易地与所交纳的所得税结合在一起，因而额外牵涉到的行政管理费是非常少的。偿债基额应与未受高等教育的人的平均收入相等；每年应偿还的数额要加以仔细的计算，以使整个方案能自给自足。这样，实际上使入学者负担了全部学费，投资金额就可以由个人的选择来决定了。 ① ①最初发表于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重印时稍作修改。引文摘自该书第 105页。 最近（ 1967年），一个专门研究小组建议实施一项与我们的计划相类似的计划，其名称很吸引人，叫做“ 教育机会银行 ” 。该小组是约翰逊总统下令成立的，组长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杰罗尔德 · Ｒ · 扎卡赖亚斯教授。它对这项计划的可行性和为使其能够自足自助所需要的费用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的研究。 ③ 该计划遭到了 “ 州立普通大学及农业大学联合会 ” 的猛烈攻击，想必本书读者是不会对此感到奇怪的。这正是亚当 · 斯密所说的 “ 自私自利的谬说 ” ① 的一个极好例证。 1970年，卡内基委员会提出了资助高等教育的十三条建议，其中第十三条提议建立一所“ 全国学生信贷银行 ” 。该银行将提供长期贷款，偿还条件将部分地取决于届时的收入情况。该委员会说： “…… 我们认为，全国学生信贷银行不同于教育机会银行，它为学生提供补助金，而不是全部教育费用。 ” ② ③研究小组提交给美国教育委员会主席和国家科学基金会会长关于教育改革的报告《教育机会银行》（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 1967年8月）。支持该报告观点的材料有K．谢尔、F．M．费希尔、D．K．弗利、A.F.弗里德兰德（与J．贝尔、S.费希尔、K．莫森逊协作）的《教育机会银行：关于高等教育应急偿还贷款计划的经济分析》一文，载《国民税务杂志》，1958年3月，第2－45页；还有扎卡赖亚斯研究小组未发表的文件。 ①该协会的声明见全国州立大学和州立农学院协会的《会议录， 1967年11月12－15日》，第67-68页。斯密的引语见《国富论》，下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68页，斯密指的是寻求政府保护免受外国货竞争的商人。 ②卡内基委员会：《高等教育》，第 121页。 最近，包括耶鲁大学在内的一些大学，研究或采纳了一些由它们自己管理的、偿还条件暂且不定的计划。由此可见，这种计划还是有活力的。 高等教育凭单计划。在用税款补贴高等教育的情况下，弊端最少的补贴方法就是前面谈到的在中小学采用的凭单计划。 让所有官办学校根据所提供的教育服务的全部费用来收学费，从而在平等的条件下与非官办学校竞争。用每年希望得到补贴的学生的人数除以每年用于高等教育的全部税款，所得的数目便是每一张凭单的金额。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选择在任何教育机构使用凭单，唯一的条件是他们所上的学校是需要补贴的学校。如果申请得到凭单的学生人数超过现有凭单的数目，就以最能为社会所接受的标准来分配凭单，如根据考试测验的成绩、体育才能、家庭收入或其他各种各样可能的标准来分配。由此可见，这种方法大致上与美国军人法向退伍军人提供教育的做法相同。不同之处在于，美国军人法没有附加任何限制，所有退伍军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 正如我们第一次提出这项计划时写道的： 采取这种方法，将更有效地促使各类学校之间开展竞争，更有效地利用它们的资源。它将消除要政府直接资助私立院校的压力。这样，一方面将使私立院校相对于州立院校获得发展，同时又使它们保持完全的独立性和多样性。作为附带的好处，它还会起到严格控制补贴的作用。这种补贴教育机构而不是补贴人的做法，最终将导致不加区别地补贴所有大专院校的活动，而不是仅仅补贴各州认为应该补贴的活动。即使作一粗略的考察也可看出，尽管这两种活动有相互重叠的地方，但决不是一码事。 为促进公平而采用凭单计划的理由 …… 是很明显的。 …… 例如，俄亥俄州对本州公民说： “ 如果你们有小孩想上大学的话，我们将连续四年向他们主动提供丰厚的奖学金，只要他们能够满足起码的入学条件，并明智地选择上俄亥俄大学（或其他一些由本州政府资助的大学）。但是，如果你的孩子想上（或你想让他们上）奥柏林学院或西部储备大学，那他一个钱也甭想得到，更不要说去上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西北大学、贝洛伊特大学或芝加哥大学了。“我们怎么能为这样一种方案辩护呢？如果把俄亥俄州打算花在高等教育上的钱花在所有高等院校的奖学金上，并要俄亥俄大学在平等的基础上与其他院校竞争，难道不是更为公平，更能提高奖学金的水平吗？ ① ①引自《资本主义与自由》，第 99—100页。 自从我们最先提出这一建议以来，一些州相继有限度地实施了这方面的计划，颁发了可以在私立院校使用的奖学金，尽管只限于本州内的私立大学。另一方面，虽然纽约州立大学的董事会也根据同样精神制定了一项非常出色的奖学金计划，但这个计划却被该州州长纳尔逊 ·洛克菲勒的一项宏伟计划代替了。洛克菲勒计划是要按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样式办纽约州立大学。 高等教育方面的另一重要事态发展是联邦政府在资助高等教育方面的作用大大增大了，尤其是对公立和私立大学的管理更多了。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干预是联邦政府活动大规模扩张的一部分。而联邦政府活动是在争取更大的民权的名义下采取的所谓 “积极行动”。这种干预引起了高等院校教职员工的极大关注，他们坚决反对联邦政府官员过多地干预教育。 这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遗憾的是高等教育的前途受到了极其严重的威胁。学术界曾极力鼓吹对其他部门进行干预，只有干预到他们头上时，他们才感觉到干预带来的种种弊病：耗资巨大，学校的基本教学任务受到干扰，以及适得其反的效果等。此时，他们成了当初信仰的牺牲者，成了继续从私利出发仰给于联邦政府的牺牲者。 结论 按通常的习惯，我们把 “受教育”和“上学”当作同义词来使用。但是，区别这两个词的意思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事物的本质。如果较为细心地使用这两个词的话，就会发现：“受教育”并不一定都得“上学”，“上学”也并不都“受到了教育”。许多学历很高的人并没有受到教育，而许多“受过教育的人”并没有上过学。 亚历山大 ·汉密尔顿在我国的创建者当中是一位真正受过教育的、博学多才的人，然而，他只上过三、四年正规学校。这种例子举不胜举。毫无疑问，每个读者都认识一些学历很高，但他认为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也认识一些没有上过学，但他认为很有学问的人。 我们认为，政府在资助和管理学校方面作用的不断加大，不仅导致了纳税人金钱的巨大浪费，而且导致了比自愿合作继续起较大作用所能产生的教育制度远为落后的制度。 在我们的社会中，几乎再没有比学校更令人不满意的机构了，几乎没有比它更能引起不满情绪，更能破坏我们的自由了。教育机构极力捍卫其现有的权力和特权。它得到了许多具有集体主义观点、热心公共事业的人们的支持。但它也受到了攻击。学生考试成绩普遍下降；城市学校中犯罪行为、暴力行动和秩序混乱等问题越来越严重，绝大多数白人和黑人起来反对用校车接送学生上学；在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的严密控制下，许多大专院校的教师和管理人员感到惶惶不安，所有这一切都是对教育事业中权力日益集中、官僚主义日益严重和社会化日益增强等趋势的严厉批判。 在这一章里，我们曾试图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在初等和中等教育中采用凭单制度，该制度将给予不同收入的家长以选择子女所上学校的自由；在高等教育中采用贷款资助制度，偿还条件根据学生毕业后的收入情况来确定，该制度不仅将使教育机会均等，而且将消除目前征穷人的税来资助富人家子弟上学的不合理现象；或者，在高等教育中也采用凭单计划，该计划将提高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学质量，同时促使补贴高等教育的税款的分配更加公平。 这些计划是富有想象力的，然而，并非是行不通的。阻碍来自既得利益集团和偏见，计划的实施和管理根本不成问题。在我国和其他国家，早已有人小规模地实施过类似的计划。公众是采取支持态度的。 这些事情不是一蹴而就的。但只要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或在目标不变的情况下采取不同的方法，我们就能够巩固我们自由的基础，并使教育机会的均等具有更为实在的意义。 版权说明；摘自《自由选择》第六章，版权 1980，米尔顿·弗里德曼与罗斯.D·弗里德曼。经H·B·乔凡诺维奇公司允许重新出版。 《弗里德曼文萃》米尔顿.弗里德曼著 10．经济方面的报刊文章 有害的法令 有一种很不错的方法可以用来预测政府社会计划的结果；而这些政府社会计划都是为了实现高尚的目标而实行的。首先看那些赞成实行该项计划的、善意的、热心于公益事业的人，他们希望该项计划达到什么样的结果。然后再将这些期望颠倒过来，于是你就会得到对实际结果的准确预测。 理想主义者（从哈罗德·拉斯基到贾瓦哈拉尔·尼赫鲁），都曾经向受苦受难的印度人民保证：“民主的经济计划”将消除饥荒，带来物质上的繁荣，解决种姓之间的、历时久远的冲突，并消灭不平等。结果是：对人民群众的、连续不断的剥夺，种姓之间的、连续不断的暴力，及更加深化了的不平等。 事与愿违的结果。现在再来看看一些较不那么严重的情况。为了实现幻想中的太平盛世，人们提出了房租控制计划，希望这种方法能够降低房租，并确保穷人得到更多的住房。然而，对于除少数幸运者以外的所有房客来说，哪里实行了这一计划，那里的实际结果就刚好相反。房租控制鼓励了对住房空间的浪费使用。同时又打击了更多的居住单位的建造。这样一来，对于除了那些没有搬家的房客以外的所有房客来说。他们实际支付的——不论是合法的还是私下的——租金，在飞速上涨。而且即使那些没有搬家的房客也在抱怨上涨的房租使得他们吃不消。 两年多以前，当三藩市的行政官员在考虑实行一种房租控制的时候，我在当地的报纸上重新发表了一篇我曾发表在《新闻周刊》上的关于房租控制问题的文章。我在序言中写道：在考察了关于房租控制的影响的大量证据之后，只有“傻瓜或无赖”才会支持这样的做法。不用说，这并没能阻止城市管理委员会（它的组成者既不是傻瓜，也不是无赖）的大多数成员实施我所反对的这一条令。而且，这些经验教训也没能阻止房租控制条令在其它城市的实施——或者说，没能阻止悲剧的重演。 人们又提出了城市重建计划，以期治愈“都市生活的恶劣影响”，并改善穷人所能得到的住房条件。但结果却正象马丁·安德森对他的城市重建调研报告的命名所显示的那样，这一计划成了一架“联邦推土机”。被推倒的居住单元的数量，大于所建造的居住单元的数量。而建造起来的新单元，大部分是为具有中等或上等收入水平的人提供的。“都市生活的恶劣影响”不过是被转移了，而且，由于将穷人移出“重建的”地区而在别处造成的更高的密集程度，又使得这种恶劣影响更为严重。 在教育方面，专业化、取消种族隔离、使用两种语言、大剂量的联邦援助——所有这些都得到了提倡，以期提高教学质量，缓和种族紧张状况与种族歧视。其结果是可以预知的：教育系统成效的大幅度下降，以及（至少在北方）实际的种族隔离的加剧。尼克松总统于1971年8月15日实行了价格控制，以消除通货膨胀。当时的通货膨胀率大约为年4%至5%。当价格控制于1974年结束时，通货膨胀已经发展到了2位数字。 卅际商务委员会是于19世纪80年代及19世纪90年代，为当时的拉尔夫.纳德家族所提倡的，其目的是要惩治垄断性的铁路，并为铁路顾客谋利益。今天的纳德集团的一个分支，公布了一项关于州际商务委员会的、毁灭性的研究报告，证明了：州际商务委员会加强了铁路的垄断势力，后来，又加强了卡车运输方面的垄断势力。交通运换设施的使用者一直享有这样一种令人怀疑的特权，即对较差的服务支付较高的价格。 讲出一种例外的情况。我还需要再继续列举下去吗？我想请我的读者们讲出一种业已实现了为真善意的、热心于公益事业的支持者们所保证的那种结果的政府社会计划。我一再重复使用“善意的、热心于公益事业的支持者们”这一词句，是因为他们普遍地一直是那些有着非常清楚的自利动机，并且是常常确实能够实现他们预想的结果的人的愚弄对象——以19世纪90年代的铁路为例。 使我感到迷惑不解的是知识分子及人民大众的、一再的轻信。我希望有谁能够为我解释一下这一问题。难道这仅仅是因为还没有人给这一业已得到广泛征明的结论赋予一个容易记忆的名称——如……（欢迎提出建议）吗？ （原载《新闻周刊》，1982年） 自由市场与将军 在以皮诺切特将军为首的军政府的赞同与支持下，智利对自由市场政策的采用，更加促进了这样一种神话；只有独裁政权才能成功地实施自由市场政策。 事实却截然相反。智利只是一个例外，而并不是规律。武装部队所实行的是等级制度，它的人事织成渗透着某些人发布命令，而某些人执行命令这样一种传统：它的组织是由上至下的。而自由市场则刚好相反。它是唯意志论的，权力是分散的；它的口号是讨价还价，而不是屈从于命令；它的组织是由下至上的。 而其它南美国家中的军政府，在经济领域中的独裁统治，与其在政治须域中的独裁统治完全是同等程度的。弗朗茨将军与希腊的上校们也是如此。有些国家已经开始引入自由市场因素以对付经济危机——但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在其新经济政策下也曾这样做过，而且近些年来，中国也一直在这样做。然而，据我所知，除智利外，作为一种原则，没有一个国家赞成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 奇迹。智利是一个经济奇迹。通货膨胀从1974年中期的年700%下降到年10% 以下。在经历了困难的过渡时期之后，经济开始上升，在1976至1980期间，经济以平均每年大约8%的速度增长。实际工资与就业迅速提高，而失业下降。在出口补贴取消之后，在关税大幅度地削减到10%的统一税率之后（对大多数汽车所课征的、暂时的较高关税除外），进口与出口迅猛发展。许多国营企业都已实行了非国有化，而且汽车运输业及其它部门都已经实行了缩小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范围的措施。凭单制度已经在初等及中等教育中得到实施。最为突出的是，社会保险改革已经得到采纳，从而允许人们在参加政府保险体系与由个人为其退休作出准备之间进行选择。 智利还是一个更为令人惊诧的政治奇迹．一个军政府居然会支持极大地削减国家的作用，并用从下自上的控制来取代从上至下的控制这样的改革。 这一政治奇迹是一系列不同寻常的情况的产物．阿连德政权所导致的混乱局面——正是这种混乱局面加速了1973年军管的发生——使得中央经济控制的信誉丧失殆尽。为了努力改变这种情况，军方制订了一项广泛的自由市场经济计划。这项计划是由一些年轻的智利经济学家起草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尽管不是所有的人）曾经在芝加哥大学学习过。在头两年当中，这些所谓的芝加哥小伙子们参与了该项计划的实施，但他们只是处于从属的地位。而且降低通货膨胀方面的成效甚小。在多少有些绝望之下，军政府让这些芝加哥小伙子们担负起了主要责任。值得庆幸的是，他们中的有些人，将杰出的智力及实施能力，与勇于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的胆略及对完成这项计划的献身意识结合在一起了——于是，这一经济奇迹就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