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拉手里还拿着她的牙。她走过去把它们重新放回到电视机上，然后说：“这小家伙刚才可能是着急了，他还不太习惯见陌生人。等等看我能不能哄他睡着了，他睡着的时候，你们就能去看了。”说完走向门厅边的房间，打开门，轻轻地走进去，带上门。婴儿不哭了。　　巴德关上电视，我们走进餐厅，坐在餐桌旁边。巴德和我谈论起工作上的事，弗兰听着，不时会问个问题。但我能看出她已经腻烦了，也可能是因为奥拉没让她看婴儿，生了气。她随便浏览着奥拉的厨房，翻翻奥拉的东西，手指缠绕起发梢。　　奥拉回到厨房里时说：“我给小家伙换了块尿布，还给他一个橡皮鸭子玩。他可能能让咱们安心吃饭了，不过也说不准。”她说着，打开烤箱门，从里面拿出个平底锅，然后往碗里倒了一些红色的肉汁，把碗放在桌子上，接着又打开几个盆盆碗碗的盖子，看起来是一切就绪了。桌子上有烤火腿，甜土豆，土豆泥，青豆，玉米棒子，和蔬菜沙拉。弗兰的面包摆在了很重要的位置上，就在火腿旁边。　　“我忘了拿餐巾纸。”奥拉说，“你们先吃。想喝点儿什么？巴德吃饭时总喝牛奶。”　　“牛奶好啊。”我说。　　“我来点儿水吧。”弗兰说，“我自己拿吧，你已经够忙的了，就别再费心来照顾我了。”她欠了欠身，想要站起来。　　奥拉说：“没事，你们是客人嘛。坐着吧。我去拿。”说着这话时候，她的脸又红了。　　我们只好坐下来，手放在膝盖上等着。我的脑子里想着那些石膏铸的牙齿。奥拉带回了餐巾纸，还有给我和巴德的各一大杯牛奶，给弗兰的一杯冰水。弗兰说了声：“谢谢。”　　“别客气。”奥拉说着也坐下了。巴德清了清嗓子，低头做饭前的祷告。他的声音很低，我几乎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但大概意思我还是明白的━━他是在感谢上苍赐给我们正要消灭掉的食物。　　“阿门！”巴德祷告完时，奥拉也这样说了一句。　　巴德递给我盛火腿的盘子，自己来了点儿土豆泥。我们埋头地吃起来，除了偶尔我或是巴德会说句“这火腿真不错”、“这甜玉米是我吃过的最好的甜玉米”以外，大家几乎没说话。　　羽 毛（7）　　　　“面包做的很特别。”奥拉说。　　“请再给我来点儿沙拉吧，奥拉。”弗兰说，声音好像变得更柔和了一点。　　“再吃点儿这个。”每次巴德递给我火腿或是红肉汁时都会这样说。　　不时，我们还会听见婴儿哭闹的声音。奥拉会侧过头去听，确定没什么大事后，满意地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在食物上。　　“小孩今晚有点儿不高兴了。”奥拉对巴德说。　　“我还是想看看他。”弗兰又提出来，“我姐姐也有个小孩，不过他们住在丹佛，离着太远。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去一趟丹佛呀？这个外甥，我到现在还一直没见过呢。”弗兰停下来想了想，然后继续吃起来。　　奥拉用叉子叉了点儿火腿，对弗兰说：“等会儿吧，等他赶快睡着了吧。”　　巴德说：“这菜还都剩着好多呢。来，大伙再吃点儿火腿和甜土豆。”　　“我是一口也吃不下了，”弗兰说着把叉子搁在盘子上，“菜做得真好，可我真的是不能再吃了。”　　“留着点儿肚子，”巴德说，“奥拉还作了大黄派 呢。”　　弗兰说：“你们大家先吃吧，我吃一小块就足够了。”　　我说：“我也吃一小块。”其实，说这话只是客气客气。13岁那年，我曾就着草莓冰激凌吃大黄派吃得生了病，从那以后，我就开始讨厌大黄派了。　　我们吃光了自己盘子上的东西后，又听见那只该死的孔雀的动静。这次，那个家伙跑上了房顶。听得出来，它就在我们的头顶上，在木瓦上走来走去，弄出嘀嗒嘀嗒的声响。　　巴德摇着头说：“乔伊马上就会停下来的，它一会儿蹦累了就去睡觉了，就睡在那些树上”。　　孔雀又发出了那种嚎叫：“喵奥——”谁都没说话。有什么可说的呢？　　奥拉冲着巴德说：“它是想进来，巴德”。　　“哼，它不能进来！”巴德说，“如果你没注意到的话，我提醒你一下：我们今天有客人！人家不想和只该死的鸟坐在一起。那只脏鸟，还有你的那排旧牙！人家会怎么想？”他摇着脑袋，笑了。我们都笑了。弗兰也和我们一起笑。　　“它不脏，巴德。”奥拉说，“你是怎么了？你不是挺喜欢乔伊的嘛。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它脏了？”　　“就从那次它在咱们的毯子上拉屎开始，请原谅我这不雅的语言。”他对弗兰说，“我得跟你说，有时我真想掐死这个老家伙。不过它都不值得一杀，是不是，奥拉？有时，大半夜的，它的叫声能把我从床上提搂起来。它现在连个屁都不值，是不是，奥拉？”　　奥拉对巴德的废话摇摇头，又盛了点儿青豆放到自己的盘子上。　　“你最开始是从哪儿弄来这个孔雀的？”弗兰想知道。　　奥拉抬起头说：“我一直想养只孔雀。小时候在杂志上看到过一张孔雀的照片，我就觉得那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东西。我把那张照片剪了下来，贴在我的床头，保留了很长时间。后来等我和巴德有了这个地方后，我觉得有机会了。我说，‘巴德，我想要一只孔雀。’那时巴德还嘲笑我呢”。　　“不过我还是到处帮她打听来着，”巴德说，“我听说邻村里的一个老家伙养这东西。他管它们叫天堂鸟。为了这只天堂鸟，我们花了一百块。”他边说边打了一下自己的额头，“上帝，我可给自己找了个品位昂贵的女人呦。”他冲奥拉咧着嘴笑。　　“巴德，”奥拉说，“你自己都知道这是瞎说。不说别的，乔伊至少是个好的看门的。”她对弗兰说，“有了乔伊，我们就不用养狗了。它什么都能听得见”。　　羽 毛（8）　　　　“要是等我们过不下去了，很这可说不准啊，我就把乔伊给炖了，”巴德说，“连着毛一锅烩”。　　“巴德！这可不是好开玩笑的，”奥拉说，但她自己裂开嘴也笑了，让我们又一次好好欣赏了一次她的牙齿。　　小孩又开始折腾了，这次听起来哭得很凶。奥拉放下餐巾纸，从桌子边站了起来。　　巴德说：“他真是没完没了。把他抱出来吧，奥拉。”　　“我也正想这么着儿呢。”奥拉说着去抱孩子了。　　孔雀又悲叹了一次，我脖子上的汗毛都竖起来了。我看了弗兰一眼，她把餐巾纸拿起来，又放了下去。我朝厨房窗户那边看了看，外面已经黑下来。窗户敞着，窗框上还有一层纱窗。我觉得鸟的声音是从前门廊那边传来的。　　弗兰扭过头看着门厅，等着奥拉和那个婴儿。　　过了会儿，奥拉抱着孩子走出来。我看了一眼，深吸了口气。奥拉坐在桌旁，撑着孩子的胳膊好让他站在自己的腿上，面冲着我们。她看了看弗兰，又看了看我。这次她没有脸红。她在等着我们的评论。　　“啊！”弗兰叫出了声。　　“怎么了？”奥拉立刻问。　　“没事！”弗兰说，“我觉得我看见窗户上有什么东西，像是蝙蝠。”　　“我们这儿没有蝙蝠。”奥拉说　　“也可能是只蛾子。”弗兰说，“总之是有个什么东西，算了，不说那个了。嗯，这小孩儿多好啊！”　　巴德看着孩子，又看了看弗兰。他向后翘起椅子，不住点头，说：“没事，不用担心。我们知道他现在还赢不了什么选美比赛。他不是克拉克?盖博 。不过给他点儿时间。要是他有运气，说不定他能长得像他老爸一样。”　　婴儿站在奥拉的腿上，看着坐在桌子旁边的我们。奥拉把手向下挪点儿，抱住他的腰，好让他能自己站着，肉乎乎的腿前后颤悠。毫无疑问，这是我看过的最难看的婴儿。他长得是那样的丑陋，让我无言以对，嘴里一个字也挤不出来。我不是说他病了或是有外貌上有什么残疾。不是那回事。就是纯粹的难看。大红脸，鼓眼泡，大贲儿头，还有那又大又厚的嘴唇。可以说根本没脖子，长了三四个肥下巴，从耳朵下面就开始滚下来，更别提那对从光秃秃的脑袋上龇出来的耳朵了。手腕上的肥肉当啷着，胳膊和手指上也都是肉。说他难看都是说轻了。　　这个难看的婴儿发出奇怪的声音，在他妈妈的腿上又蹦又跳。后来他不跳了，向前斜着身子，肉乎乎的小手想去够桌子上的碟子。　　我见过不少婴儿，我长大的时候，我的两个姐姐加一块儿有6个小孩，所以我小的时候老有婴儿在我的周围转。在商店之类的地方，我也见过不少婴儿。不过我以前见过的所有的小孩里面，还都没有能赶得上这孩子的，实在是太丑了。弗兰也凝视着他。我猜她这时候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他的个头够大的，是不是？”我说。　　巴德说：“过不了多久他就壮得能踢橄榄球了。在这个房子里，可绝少不了他吃的。”　　好像为了证明巴德说的话，奥拉用叉子插了些甜土豆，递到婴儿的嘴边。“他是我的小宝贝，是不是？”她对这个肥肥胖胖的家伙说，好像忘了我们的存在。　　婴儿向前倾着身子，冲着甜土豆张开了嘴。奥拉把叉子送进入孩子嘴里的时候，孩子一口咬住了叉子，嘴里嚼着，在奥拉腿上不住地摇晃起来。他的眼睛是那样的凸起，像插头一样塞在什么东西里。　　羽 毛（9）　　　　弗兰对奥拉说：“这孩子真不错。”　　婴儿的脸皱成一团，又开始折腾起来。　　“让乔伊进来吧。”奥拉对巴德说。　　巴德让椅子翘起的腿又重新着了地，说道：“我想咱们至少应该先问问人家是否介意。”　　奥拉看了看弗兰，又看着我。她的脸又变红了。婴儿还在她腿上兴奋地腾挪跳跃，使着劲想要下来。　　“我们都是朋友，”我说，“你们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巴德对奥拉说：“说不定人家不想让屋子里面有只像乔伊那样的老鸟，这点你想到过吗？”　　“你们介意吗？”奥拉问我们，“如果让乔伊进来？那只鸟今天晚上真是有点儿反常。这孩子也一样。不过这孩子可能是习惯睡前让乔伊进来，和他闹腾闹腾。今晚他们两个看来都不会消停了。”　　“别问我们了，”弗兰说，“让它进来我没意见。我还从没和孔雀离得那么近过呢。不过，我不介意。”她看了看我，我想她是要我也表示表示。　　“当然没事！”我说，“让它进来。”我拿起杯子，一口喝光了牛奶。　　巴德站起来，走过去，打开了前门，又把门廊里的灯打开了。　　“你孩子叫什么名字？”弗兰想知道。　　“海拉德。”奥拉回答。她又从自己盘子里拿了些甜土豆给海拉德吃。“他很聪明，小猴子似的那样机敏。你说什么他都明白。是不是，海拉德？等你们有了自己的孩子，弗兰，你就知道了”。　　弗兰只是看着她，没说话。我听见前门开了又关了。　　“他是挺聪明的，那倒不假。”巴德又回到厨房说，“随奥拉她爸。”　　在巴德的身后，我能够看见那只孔雀正在客厅里转悠，左右来回扭着头，就像你转动手里的镜子，它要左右摇头才能看清楚自己。它不停地抖动着自己的羽毛，声音让人觉得就像是在别的屋里有人洗牌。　　它向前迈了一步，然后，又一步。　　“我能抱抱他吗？”弗兰对坐在桌子对面的奥拉说，说话的样子就像是如果奥拉允许她抱的话，就是帮了她一个忙似的。　　奥拉把小孩递给弗兰。　　弗兰试着让小孩老老实实地待在她的腿上，但孩子老是扭动着身子，发出各种声音。　　“海拉德！”弗兰叫着。　　奥拉看着弗兰和小孩，说道：“海拉德的爷爷16岁的时候，开始读百科全书，从A到Z，他还真读完了，就在他20岁的时候，他碰上我妈妈前不久。”　　“老爷子他现在在哪儿？”我问，“他是做什么的？”我想知道一个曾经定下那样目标的人现在会变成什么样子？　　“他死了。”奥拉回答我说，但目光仍在弗兰身上。弗兰已经让小孩仰面躺在自己的膝盖上了。她轻轻逗弄着小孩的下巴，并开始模仿儿语和他说话。　　“他以前是伐木的，”巴德说，“别人砍的树砸在了他身上”。　　“保险公司赔了妈妈些钱。”奥拉说，“但她都花光了。现在是巴德每个月给她寄些钱。”　　“也不多。”巴德说，“我们自己也没什么钱。谁让她是奥拉她妈呢？”　　到这个时候，孔雀已经攒够了勇气，开始在一种摇摆颠簸的运动中，从客厅向餐厅这边慢慢靠过来。它头挺到一定的角度，用红眼睛盯着我们。头顶上的枝状羽冠有几英寸高，尾巴上的大羽叶伸展开了。这家伙在离桌子几英尺的地方停了下来，审视着我们。　　“他们叫它天堂鸟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的。”巴德说。　　弗兰没有抬头看，她全部注意力都在孩子身上。她开始和小孩玩拍手游戏，婴儿好像挺喜欢。这家伙不再闹腾了。她把他抱起来，轻轻地和他耳语。　　羽 毛（10）　　　　“好，”她说，“不许告诉任何人我刚才说的话啊。”　　小孩用自己的凸眼泡注视着她，然后伸手抓住了一把弗兰的金发。孔雀又向着桌子靠近了一点。大家谁都没说话。我们只是平静地坐着。婴儿海拉德看见鸟，松开了弗兰的头发，在她大腿上站了起来，跳上跳下，用自己的胖手指指着鸟，嘴里发出各种声音。　　孔雀快速地绕着桌子跑向小孩，它的长脖子伸到小孩的腿之间，嘴巴钻进小孩的睡衣里，僵硬的脑袋前后颤动。小孩笑着小脚乱踹，靠背部的移动，费力但迅速地从弗兰的膝盖滑到了地上。孔雀推搡着孩子，好像在和孩子玩什么游戏。弗兰把小孩拉回到自己的腿边，孩子却使劲地挣脱，还想向孔雀爬去。　　“我简直不能相信。”弗兰说。　　“这只孔雀疯了，就是这么回事！”巴德说，“该死的鸟不知道自己只是一只鸟，这就是它主要的毛病”　　奥拉咧着嘴笑，又展示了一次自己的牙齿。她看着巴德。巴德冲她点点头，把自己的椅子从桌子边拉开。　　这真的是个难看的小孩。但，就我所知，这对巴德奥拉来说无关紧要。即使和他们有关系，他们可能也只是想，好，孩子是难看点儿，怎么了？他还是我们的宝贝。当然，现在孩子还小，这只是一个阶段。不久，就会有另一个阶段。有这个阶段，还会有下一个阶段。等所有的阶段都经历过后，最后就会没问题了。他们说不定就是这样想的。　　巴德接过孩子，把他荡过自己的头顶，直到小孩尖叫起来。孔雀竖起羽毛，注视着一切。　　弗兰又摇了摇头，衣服上有婴儿刚才弄皱的地方，她把它重新展平。奥拉拿起叉子，吃着盘子里的青豆。　　巴德把小孩转移到自己的胯部，冲我们说：“还有馅饼和咖啡呢”。　　在巴德和奥拉家的那晚很特别，我知道那是特殊的一晚。那天晚上，我几乎为自己生命里拥有的一切都感到高兴。我真的等不及想和弗兰单独待在一起，好早告诉她我的感受。那晚，我又许了个愿。坐在桌子旁，我闭上眼，使劲地想。我许的愿是我能永远不忘了那个晚上。在我的愿望里，这一点是实现了的。对我来说，这个愿望的实现是我的不幸。不过那时我当然不会明白到这点。　　“你在想什么呢，杰克？”巴德问我。　　“随便乱想。”我说着，冲巴德笑了笑。　　“发呆呢？”奥拉说。　　我只是又笑了笑，摇了摇头。　　那晚，从巴德和奥拉那儿回到家，躺在被窝里，弗兰说：“亲爱的，用你的种子填满我吧！”她说这话时，我全身都听到了，从头到脚，我大叫着释放出来。　　后来，当我们的情况变了，有了孩子，等等等等，弗兰总会想起在巴德家的那个晚上，觉得那是一切改变的开始。但她错了。改变是在那之后来的──而当改变真正出现的时候，那改变却好像是发生在别人的身上，而不是什么可能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事似的。　　“操，那些人，还有那个难看的小孩！”有时我们深夜看电视的时候，无缘无故地，弗兰就会突然这样说。“还有那只臭烘烘的孔雀，基督耶稣啊，要它做什么啊？”虽然自那次以后她再也没见过巴德和奥拉，她还是经常说一堆这样的话。　　弗兰现在已经不在奶品厂工作了，而且很久前就剪了头发。她长胖了。不过我们不谈这个问题。有什么可说的呢？　　我倒是还会在单位里看见巴德。我们一起工作，一起打开我们午饭的饭盒。如果我问起，他会和我聊奥拉和海拉德。乔伊的情况就不清楚了。有一晚，它飞进了巴德院里的那些树里，就不见了，再没有下来。老死了吧，巴德说。后来那些树被猫头鹰接管了。巴德耸了耸肩。他边吃三明治边对我说，将来有一天海拉德会成为一名橄榄球后卫。“你真应该去看看那孩子。”巴德说。我点点头。我们还是朋友，这一点一直都没变。不过我和他说话时变得小心了起来。我知道他感觉得出来，他希望不是这样。其实，我也希望不是这样。　　只有很偶然的时候，他才会问起我的家庭。当他问起的时候，我会告诉他大家都挺好。“大家都好！”我说。我会合上饭盒，掏出香烟。巴德会点点头，抿几口咖啡。　　事实上，我的孩子身上有种喜欢拐弯抹角欺骗的天性。但我不说这个。甚至和孩子他妈我都不谈论这些，连提都不能提。我们之间的谈话越来越少了。谈的话也几乎都是关于电视。但我还记得那晚。我回想起那只孔雀迈开灰色的爪子，绕着桌子缓慢移动的样子。还有我朋友和他老婆站在门廊上和我们说再见的情景。奥拉送给弗兰几根孔雀的羽毛带回家。我记得我们都握着手，拥抱着对方，说这说那。在车里，回家的路上，弗兰紧贴着我坐，手一直放在我的腿上。我们就这样一路从我朋友巴德那儿开回了家。　　大教堂（1）　　　　这个正赶过来到我家过夜的盲人，是我妻子的一个老朋友。他的妻子已经死了，这次来康涅狄格州，是看他死去妻子的亲戚。在亲戚的家里，他给我妻子打了一个电话，商量好了这次来访。他坐火车来，五个小时的车程，我爱人会去车站接他。十年前，她曾经在西雅图为这个盲人工作过一个夏天，打那以后，她再没见过他。不过，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他们录录音带，来回寄来寄去。对于他的来访，我没什么热情，我又不认识他。而且他是盲人这点，也挺招我烦的。我对失明的印象都来自于电影。在那些影片里，瞎子们行动缓慢，永远板着脸。有时还得靠导盲犬引路。我可不想让家里来个什么盲人。　　在西雅图的那个夏天，她身无分文，急于找个工作。夏末她要嫁给的那个男人，正在军官培训学校里上学，也是一分钱都没有。不过，那时她爱他，他也爱她，如此等等。她在报纸看到了这条广告：招工──给盲人读材料，后面有个电话号码。她打了电话，过去了一趟，当场就被录用了。整个夏天，她都为这个盲人干活儿，给他读案例研究、报告之类的东西。盲人在县社会公益服务部里有个小办公室，她也帮着收拾整理。渐渐的，他们成了好朋友。　　我是怎么知道这些事儿的？她自己告诉我的。而且她还告诉我了一些别的事情。　　她聘期的最后一天，在办公室里，那个盲人问，他能不能摸摸她的脸。她同意了。她告诉我，他的手指触摸到了她脸颊上的每一个角落，她的鼻子，甚至她的脖子！她永远也忘不了。她甚至曾经为他的指触写过一首诗呢。她总是想写诗。每年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发生之后，她都会写上一两首。　　我们刚开始约会的时候，她曾给我看过那首诗。在诗里，她回味他的手指是怎样滑过她的脸颊。在诗里，她讲了她当时的感触，讲了一个盲人触摸她的鼻子和嘴唇时，她脑子里一闪而过的念头。我还记得，那时我觉得诗写得不怎么样。我当然没跟她说了。也可能是我不懂诗。我承认，要是我想读什么东西的话，诗歌可不会是首选。　　不管怎么样吧，当初她最先喜欢的那个人，那个未来的军官，是她小时候青梅竹马的恋人。所以，好了，我是在讲，那个夏末，她让一只盲人的手摸了自己的脸，然后说了声再见，就嫁给她的青梅竹马了，那个人现在已经是个二等中尉了。　　那之后，她离开了西雅图，但她和那个盲人一直保持着联系。过了差不多一年，她主动联系了那个盲人。是一天的晚上，从阿拉巴马州的一个空军基地，她打通了盲人的电话。她想聊聊。他们就聊了。他请她给他寄一盒磁带，告诉他她日子过得怎么样。她照着做了，把自己的话录进磁带里，寄给了他。在磁带里，她跟那个盲人讲了自己的丈夫，还有他们一起在军营里的生活。她告诉盲人，她爱她的丈夫，但不喜欢他们住的地方，也不喜欢他丈夫成了整个军工业的一部分。她告诉那个盲人，她正在写一首诗，他丈夫也在其中，是一首关于作空军军官妻子是什么样的诗。诗还没写完，她正在写。那个盲人也录了一盒磁带，寄给了她。她再录一盒。就这样坚持了好多年。　　我老婆的军官先生去了一个又一个基地。她从穆迪空军基地 寄过磁带，也从麦克吉尔基地 和麦克康奈尔基地 寄过。最后是在特拉维斯，萨克拉门托附近，那晚她开始感到了孤独，她感到在漂泊不定的生活中，她被隔离开，与人失去了联系。她开始感到，这样的日子她一步也走不下去了。她进屋，把药箱里的所有药片胶囊都吞进嘴里，就着一个瓶杜松子酒把它们都冲进肚子里。她去洗了一个热水澡，就不省人事了。　　大教堂（2）　　　　但她没死，她只是恶心得吐了一地。她的军官──他为什么要有名字呢？他是她青梅竹马的恋人，他还想要什么？──从外面回到家，发现了她，叫来救护车。后来，她把这一切都录在磁带里，寄给了那个盲人。这些年来，她把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录在磁带里，然后马不停蹄地寄出去。除了每年写一首诗，我想这项活动就是她主要的消遣娱乐了。在一盘磁带里，她告诉盲人说，她决定离开军官，自己生活一段日子。在另一盘里，她告诉他，她离婚了。当然，关于我和她开始一起双宿双飞，她也告诉了那个盲人。反正在我看来，她没有什么不告诉他的。有一次她问我想不想听听那个盲人刚寄来的磁带。那还是一年以前的事儿。她说，他提到了我。我说好吧，我听听。我给我们两个倒了酒，在客厅里坐下来。她把磁带插进录音机，调了两个转钮，然后按下一个按键。磁带先是吱吱地叫，接着一个人声音很响地说起话来。她调低了音量。几分钟无伤大雅的客套之后，我听见自己的名字从这个陌生人嘴里蹦出来，这个我根本不认识的盲人！然后是这句话：“根据你所说的他的情况，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就在这时，有人敲门，有什么事，反正听磁带这事被打断了，之后我们再没有接着把这盒磁带听完。可能这样更好，我已经听够了。　　现在，就是这个盲人要来我家，还要睡在我的房子里。　　“我也许可以带他去打打保龄球。”我成心这样对我妻子说。她正在水池旁边的台子上切土豆，土豆片飞出一片一片的扇面。她放下手里的刀，转过身。　　“要是你爱我，”她说，“你就会为我做这件事。要是你不爱我，好，那你就甭废话了。但要是你有朋友，任何朋友，来咱家做客的话，我都会让他感到很舒适的。”她用擦碗布擦了擦手。　　“我可没什么盲人朋友。”我说。　　“你根本就什么朋友都没有。”她说，“就是这么回事。再说，该死的，他的妻子刚死了！你就不明白吗？那个人刚刚失去了他的爱人！”　　我没回话。她跟我讲过一点儿那个盲人老婆的事儿。她名叫比尤拉。比尤拉！那是一个有色人种的女人名字。　　“他老婆是个黑人？”我问。　　“你抽什么疯呀？”我妻子说，“你是疯了还是怎么的？”她拿起一块土豆。我看见它砸在地上，滚到炉灶底下。“你犯什么病呢？”她说，“你喝醉了吗？”　　“我就是随便问问。”我说。　　就在这之后，我妻子给我补充了更多的细节，远远超过了我所关心的范围。我倒上酒，坐在餐桌旁听着。故事的碎片一点点地落位就座。　　那年夏天，我妻子离开西雅图以后，比尤拉开始为那个盲人工作。没过多久，比尤拉和盲人就在教堂举办了婚礼。是一个小型的婚礼──谁会想去参加那样一个婚礼？──就他们两个人，再加上牧师和牧师的妻子。但那是个正经八百的教堂婚礼，他说过，那正是比尤拉想要的。那时，比尤拉肯定已经得了乳腺癌。他们两个难分难舍地生活了八年以后──我妻子用的词：“难分难舍”──比尤拉的健康状况急速下滑。她死在了西雅图的一间病房里，盲人坐在病床边，一直拉着她的手。他们结了婚，一起生活过工作过，一起睡觉，当然肯定也性交过，然后这个盲人不得不自己把她下葬。而经历过这一切以后，他都还没有看过这他妈的女人到底长什么样子！我是理解不了。听了这些，我先是有点替那个盲人感到难过，但又发现自己琢磨起这个女人的一辈子是多么可怜来。想想吧，一个女人永远无法让自己出现在爱人的眼里；一个女人可以日复一日地生活，却从没得到过爱人对自己面容的哪怕最轻描淡写的恭维；一个女人，不管是痛苦还是喜悦，自己的丈夫都永远无法读出自己脸上的表情。可以化妆，也可以素面朝天──他能看出区别吗？要是她想，她可以一只眼涂上绿色的眼圈，鼻孔里钉根向外龇出来的大头针，穿黄色的休闲裤配紫色的鞋，无所谓。我想象着：就在她滑向死亡，那个盲人手拉着她的手，失明的眼睛里淌着泪的时候，她最后可能会想：她坐在通向死亡的快车上，而盲人连她自己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她给罗伯特留下了一笔微不足道的保险赔偿和半块二十比索的墨西哥硬币。硬币的另一半跟着比尤拉进了棺材。可怜哪！　　大教堂（3）　　　　时间流逝，妻子已经去火车站接他去了。都是这个瞎子闹的，除了干等着，我无事可做。听见车开进家门前的车道的时候，我正喝着酒看电视。我拿着酒杯，从沙发上站起来，跑到窗边，向外看。　　我看见妻子笑着停下车。我看见她下了车，关上门，嘴上仍挂着一丝微笑。真是好极了！她走到车的另一边，那个盲人正准备下车。设想一下：这个盲人竟然长着络腮胡子。盲人加胡子！有点儿过了，我对自己说。盲人摸到后座上，拉出一个手提箱。我妻子挽着他的胳膊，关了车门，一路聊天，带他走下车道，又走上前面门廊的楼梯。我把电视关上，喝光了酒，涮了涮杯子，擦干手，走到门口。　　妻子说，“来，见见罗伯特。罗伯特，这是我丈夫。我跟你聊过好多他的事儿。”她笑容满面，拉着盲人的大衣袖子。　　盲人放下手提箱，伸出了手。　　我握住了他的手。他紧紧握住我的手，攥了一会儿，才松开。　　“我觉得就像我们已经见过面似的。”他说话轰隆隆地响。　　“我也是。”我回答。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然后我说，“欢迎啊，总听她提起你。”我们移动起来，凑在一起像个小组一样，从门廊走进客厅，我老婆一直拉着他的胳膊引导着他。盲人用另一只手提着箱子。我老婆不时提醒他，“左转，罗伯特。对了。现在，小心，这有把椅子。好了，就坐这儿吧。这是沙发，我们两周前刚买的。”　　我谈起以前那个旧沙发，我喜欢那个沙发，但我没提这一点。我想说点别的，闲聊嘛，比如沿着哈得逊河坐火车过来，两旁的风景如何。要是从这去纽约，你应该坐在车厢里的右手边，要是从纽约来这儿，要坐左手边，这类的话。　　“这趟火车坐过来，感觉还好吗？”我说，“顺便问一句，你坐的是哪一边呢？”　　“哪边？这叫什么问题？”我妻子说，“坐哪边有什么关系？”　　“我就是随便问问。”我说。　　“右边，”那个盲人回答，“我已经有将近四十年没坐过火车了。上次坐，我还是个小孩子，和我父母在一起。很久以前了。我都快忘了那是什么感觉了。现在，我的胡子密得都能放得下一整个冬天了，”他说，“反正别人这么跟我说的。我看起来是不是很神气，亲爱的？”盲人对我妻子说。　　“你看起来是卓尔不群，罗伯特。”她说，“罗伯特，罗伯特，见到你真的太好了！”　　我妻子的眼睛终于从盲人身上移开来，看了看我。我感觉得出来，我现在这样子，是她不太喜欢看到的。我耸耸肩膀。　　我从没见过，或是认识任何失明的人。这个盲人有四十多快五十岁的样子，块头很足，秃顶，塌着肩膀，就像他是一直扛了重挑子过来的。他穿着棕色的休闲裤，棕色的鞋，浅褐色的衬衣，打了领带，套着外套。很利落。还有络腮胡子。不过，他没有拄拐杖，也没带墨镜。我还总以为盲人肯定都带墨镜呢。说实在的，我倒是希望他戴一副。乍一看，他的眼睛跟任何人的眼睛没什么两样。但如果你仔细看，还是能看出点区别来的。首先是眼白太多，其次，眼窝里瞳孔到处乱转，他自己似乎控制不了，或是根本就不知道，怪叫人害怕的。就在我盯着看他的时候，我看见他左瞳孔向他鼻子那儿扭，而右边的瞳孔则努力保持着不动。但也只是徒劳，因为那只眼睛可不管他知不知道或是愿不愿意，就是自己一个劲儿乱转着。　　大教堂（4）　　　　我说，“我给你倒杯酒吧。想喝点什么？我们这儿什么都有一点儿。喝酒是我们的一种消遣。”　　“老弟，我自己就是个苏格兰人。”他这个大嗓门，说话可真够冲的。　　“好的，”我说。老弟！“你当然是。我早就知道了。”　　他坐在沙发上，手指摸着他的手提箱。他是在说他的胡子。这倒不能怪他。　　“我把箱子给你搬楼上去吧。”　　“没事，”盲人大声地说，“我上去的时候，顺便再把箱子带上去吧。”　　“苏格兰威士忌里加点儿水吗？”我说。　　“一点点。”他说。　　“我猜就是。”我说。　　他说，“就加一点点。那个爱尔兰演员，巴里?菲茨杰拉德 ，知道吗？我跟他一样。菲茨杰拉德说过，我喝水的时候，只喝水。喝威士忌的时候，只喝威士忌。”　　我妻子笑起来。那个盲人把手放在胡子底下，慢慢地拢上来，然后再松开，让胡子自己落下去。　　我倒了酒，三大玻璃杯苏格兰威士忌，每杯里都点了一点儿水。我们舒舒服服地坐下来，聊起了罗伯特这次的旅行。先是从西海岸到康涅狄格的一长段飞行，我们已经说过了。然后是从康涅狄格坐火车到这儿。谈到这段旅程，我们又喝了一杯。　　我记得在什么地方读过，盲人不抽烟，因为，就像可以猜到的，他们看不见自己吐出的烟。我本以为，关于盲人，我至少还知道这点，当然我也就只知道这点儿而已。不过，这个盲人抽烟可是够凶的，烟蒂一直烧到手指头，紧接着再就点上另一支。他把烟灰缸填满了，我妻子就去倒空。　　在餐桌旁坐下吃晚餐的时候，我们又喝了一杯。我妻子在罗伯特的盘子上堆满了牛肉块，土豆片和青豆。我又给他用黄油抹了两片面包，说，“这儿有黄油和面包。”　　我喝了口酒，说，“让我们祈祷吧。”盲人低下了头。妻子看着我，吃惊得目瞪口呆。我说，“让我们祈祷，电话铃不会响，吃的东西别变凉。”　　我们埋头吃起来。我们吃光了桌子上所有能吃的东西，就像这是最后的晚餐，吃完这顿，就没下顿了。我们不说话。我们只是吃，狼吞虎咽，风卷残云。我们像在那张桌子上割草一样，吃光了所有的东西。那个盲人吃东西的时候，就好像瞄准好了似的，什么东西在哪，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我看着他在肉上纯熟地施展着刀叉，令人欣羡。他切了两块肉，叉进嘴里，又全力以赴地消灭了土豆片，然后是青豆，再撕下一大块涂了黄油的面包，一口吃掉了，接下来喝了一大杯牛奶。这中间，偶尔兴之所至，他似乎也不介意扔下刀叉，干脆下手了。　　我们消灭了所有的东西，包括半扇草莓派。有一阵子，我们就像吃晕了一样地坐在那儿，脸上淌满汗珠。最后，我们从桌旁站起来，把一片杯盘狼藉扔在身后。头也不回地径直地走进客厅，重新陷进我们之前的座位里。罗伯特和我妻子坐在沙发上，我坐在一把大椅子上，一起又喝了两三杯酒。他们谈论起最近十年里，各自都经历了什么重要的事情。我基本上只是听着，偶尔也会插两句话，为了不让那个盲人觉得我已经离开了房间，也为了不让我妻子以为我自己觉得受了冷落。他们聊着这十年来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他们身上！我一直地等着我的名字会出现我妻子那甜美的嘴唇上：“然后，我亲爱的丈夫就走进了我的生活”，之类的话。但都是白费工夫，我半个字都没听到。只有罗伯特这个，罗伯特那个。罗伯特好像什么事都做过一点儿，一个瞎子万事通。最近干过的事是，他和他妻子分销安利的产品，我猜他们就是靠这个挣点钱养家的吧，至少以前是。这个盲人还是个业余无线电收发员。他用他的大嗓门讲了他和很多业余同行之间的通话，那些人有来自关岛的，菲律宾的，阿拉斯加的，甚至连塔希提岛的人都有。他说，要是他什么时候想去那些地方旅游，他会有很多当地的朋友。他不时把他张瞎了眼的脸转过来，冲着我，手托着胡子向我问这问那。现在这个工作，我干了多久了？（三年。）喜欢自己的工作吗？（不。）会一直干下去吗？（有什么可选择的吗？）我觉得他快没词儿了的时候，站起身，打开了电视。　　大教堂（5）　　　　妻子瞪着我，气得马上就要发作。然后，她看着那个盲人说，“罗伯特，你有电视吗？”　　盲人回答说，“亲爱的，我有两个电视。一个彩色的，还有一个黑白的，是个老古董。不过，有意思的是，我要是开电视，当然我的电视总是开着的，我都会开那台彩色的。很有趣，是不是？”　　我不知道有什么可说的。一个字都没有的说。我没看法。我看着新闻节目，努力听播音员在说什么。　　“这是台彩色电视，”盲人说，“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就是能分出来。”　　“前不久，我们刚升的级。”我说。　　盲人又尝了一口酒，把胡子拉起来，闻了闻，又放了下来。他坐在沙发上，身子向前倾斜。他把烟灰缸摆在咖啡桌上，把打火机放在烟旁边，向后靠过去，双腿在脚踝处交叉在一起。　　我妻子捂住嘴，打了一个哈欠。她伸了个懒腰，说，“我想，我得上楼，穿件睡衣了。我要去换身衣服。罗伯特，别客气，你也是怎么舒服怎么来啊！”　　”我现在就很舒服，“盲人回答。　　“我希望你在我家能觉得很舒服。”她说。　　“我很舒服。”盲人说。　　妻子上楼以后，我和他听了天气预报，又听了体坛摘要。妻子已经走了很长时间，长得我都不知道她还要不要回来了。我觉得，她可能已经上床了。我希望她会回到楼下，我可不想单独和这个盲人待在楼下。我问他想不想再喝一杯，他说，当然好。我又问他，想不想和我一起吸点儿大麻，我说我刚卷了几根。其实我还没卷，但我打算马上就卷。　　“那我就和你试几根。”他说。　　“好极了，”我说，“那可是好东西。”　　我倒了酒，和他一起坐在沙发上。然后，我卷了两个粗的大麻烟，点上一根，递给他。我把它夹在他的指间。他接过去，吸起来。　　“憋住气，能憋多久就憋多久。”我说。我能看出来，抽这玩意，他连最起码的常识都不懂。　　我妻子穿着粉红色的睡衣和拖鞋，走下楼梯。　　“什么味儿？”她说。　　“我们刚才想，我们可以来点儿大麻。”我说。　　妻子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看着那个盲人说，“罗伯特，我不知道你还抽这个。”　　他说，“我现在抽了，亲爱的。凡事都有个第一次。不过我现在还没什么感觉呢。”　　“这东西多香啊，”我说，“这是比较温和的，是你可以对付的大麻，不会毁了你。”　　“也别小瞧了它，老弟。”他说着笑了。　　妻子也坐在了沙发上，就在我和盲人之间。我递给她一根，她接过来，嘬了一口，又递还给我。“这个会怎么样？”她说，“这口烟我可不该抽。我本来就已经睁不看眼了。晚饭吃得我都困了。刚才，我真不应该吃那么多。”　　“是草莓派，”盲人说，“就是那个让你犯困的。”他大声地笑了笑，摇着头。　　“还剩着些草莓派呢。”我说。　　“你还想要点儿吗，罗伯特？”我妻子问。　　“等会儿再说吧。”他说。　　我们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电视上。妻子又打了一次哈欠，说，“你想睡觉的时候，我就铺床，罗伯特。我知道你今天可是够累的。你什么时候想睡了，就告诉我啊。”她拉了拉他的胳膊，“罗伯特？”　　他回过神来，说，“真享受啊。这比磁带强多了，是不是？”　　“又来了啊。”我说着，又在他的指间夹上了一根。他吸了一口，含在嘴里，憋半天才呼出来，熟练的像他九岁的时候就开始吸这玩意儿了。　　大教堂（6）　　　　“多谢了，老弟。”他说，“我想，我就吸到这儿了。我觉得我已经感觉出它的劲儿来了。”他把还在燃烧的烟蒂递给我的妻子。　　“我也是。”她说，“和你感觉一样。”她接过烟蒂，递给我。“我就再在你们俩人之间坐会儿，闭会儿眼。但别让我碍着你们的事儿，好吧？要是碍着事了，就告诉我。否则，我就闭着眼坐在这儿了，一直坐到你们要睡觉为止。”她接着说，“罗伯特，你要睡的时候，床一铺就得。就在楼上，挨着我们的房间。你什么要睡了，我们就带你上去。要是我睡着了，你们两个人可得叫醒我啊。”她说完，闭上眼，睡着了。　　新闻播完了。我起来换了频道，又坐回沙发上。我真希望我妻子没就这么筋疲力尽地睡着了。她的头躺在沙发靠背上，嘴张着，身子歪到了一边，睡袍从腿上滑下来，露出了一段多汁的大腿。我伸手把她的睡袍重新拉起来，盖住她，就在那时，我看了那个盲人一眼。何必呢！我又睡袍给掀开了。　　“什么时候想吃草莓馅饼，就说一声啊。”我说。　　“好。”他说。　　我问他，“你累不累？要不要我带你上楼去，上床歇着吗？”　　“不急，”他说，“再等会儿。我陪着你，老弟，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你什么时候休息，我再睡。我们还没机会好好聊聊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感觉，刚才我和她把这个晚上都给独占了。”他揪起胡子，又松开来，拿起了香烟和打火机。　　“好啊。”我说，“我很高兴有你作伴聊天。”　　我想我的确是高兴。每晚，都是我自己抽大麻，熬夜，一直熬到我能睡着为止。我妻子和我几乎从来没有同时上床过。等我真的睡着了，我又总做梦。有时，我会从梦中惊醒，心脏疯狂地乱跳。　　电视上讲着关于教堂和中世纪的事，不是什么你通常会看的节目。我想看点别的，换了频道，但别的台也什么好节目都没有。我说着对不起，换回到了原先的那台。　　“没事，老弟，”那个盲人说，“我无所谓。你想看什么都行。看什么我都能学到点东西。学无止境嘛。今晚上学点东西对我也没坏处。我带着耳朵呢。”　　好一会儿，我们一句话都没说。他向前斜着身子，头冲着我，右耳对准电视的方向。让人很不舒服。偶尔，他的眼皮低垂下来，又猛地睁开。偶尔，他会用手指捋着胡子，就像在琢磨什么他从电视上听到的东西。　　屏幕上，一队戴带头巾穿修道士服的人，正被架起来，一些披着骷髅骨架，化妆成恶魔的人，正在折磨那一队被架起来的人。装扮成恶魔的那些人，戴着恶魔的面具，长着犄角和长尾巴。这个表演只是整个游行队伍中的一部分，英国的讲解员介绍，这种活动在西班牙每年举行一次。我试着给盲人解释电视里正在播放的这一切。　　“骷髅骨架，这个我明白。”他说着点点头。　　电视里出现了一座大教堂，然后又花了很长时间，慢慢地展示了另外一座。最后，画面切换到巴黎那座着名的大教堂上，飞扬的扶壁，尖顶直抵云端。摄像机拉回来，展示大教堂的全貌，衬着背后的天空，升起在地平线上。　　有时，那个英国讲解员会闭上嘴，任凭摄像机绕着大教堂转。也有时，摄像机会漫游在乡间，田野上的人和牛并排行进。我一直憋着，直到我觉得我必须说点什么的时候，才说道，“现在，他们在拍这个教堂的外部结构。怪兽状的喷水嘴。雕成妖怪模样的小塑像。现在，我猜他们到了意大利。没错，是意大利。这个教堂的墙上有画。”　　大教堂（7）　　　　“是壁画吗，老弟？”他问了一句，抿了一口酒。　　我伸手去拿我的酒杯，但杯子空了。我想起来他的问题。“你问我那些是不是壁画？”我说，“问得好。我也不知道。”　　摄像机转到了里斯本郊外的一座大教堂上面。和法国，意大利的大教堂相比，葡萄牙的没什么大区别，但还是有点不一样。主要是室内的东西变了。直到那时，我才突然想起一个问题来。我说，“我突然想起来，你知道大教堂是什么吗？就是说，它们是什么样子？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要是有人跟你说起大教堂，你明白他们在说什么吗？你知道大教堂和，比如说，和一个浸礼教礼拜堂有什么区别吗？”　　他让烟雾从嘴角渗出来，说，“我知道大教堂要有成百上千的人，花五十年甚至一百年的时间，才能修建起来。当然，我是刚听那个解说员说的。我知道会有一个家族的几代人都修同一座大教堂。这也是听那个人说的。那些人为了修一个大教堂，干了一辈子，却永远活不到完工的时候。就这点而言，老弟，他们倒和咱们这些人没什么区别，是不是？” 他笑起来。他的眼皮又垂了下来，点着头，就像在打盹儿。没准他正想入非非，自己身处葡萄牙呢。现在，电视上出现了另一个大教堂。这次是在德国。英国人的声音继续低沉地喋喋不休。　　“大教堂，”盲人说着，坐起来，头来回地转，“要是你想知道的话，老弟，其实，我就知道这么点儿，我刚才刚说的那些，也就是我听他讲的那些。不过，你也许可以给我描述一下？我想你给我讲讲。我真的希望。说真的，我真是不大清楚大教堂是什么样子。”　　我狠狠地盯着电视上大教堂的镜头。我从哪儿开始描绘呢？但假如我的命都要赌在这上面，假如一个疯子非逼我描绘一个大教堂不可，否则就要了我的命的话，我该从哪里说起呢？　　我盯着屏幕上的大教堂又看了一会儿，直到图像切换到了乡下。没辙了，我只得转过身，对盲人说，“首先，他们很高……”我环顾着房间，想找点儿线索。“它们一直向上伸，向上，向上，一直伸进天里。有个特别大，非要有支撑柱才行，也就是说，有东西扶着它们向上升。这种支撑物叫扶壁。不知为什么，扶壁的样子让我想起来高架桥。不过，可能你也不知道高架桥是什么样子，是吧？有时，会有恶魔雕刻在大教堂的正面，有时雕刻的是上帝和贵妇人。不过，别问我为什么是这样。”　　他不住地点头，整个上半身似乎都在前后晃动。　　“我讲的不太好，是不是？”我说。　　他停止了点头，身子向前斜着，坐在沙发边上。他一边听我说，一边用手指挠着胡子。我能看出来，他没太听懂。但他又点点头，像在鼓励我。他等着我就这么接着讲下去。我努力想着还有什么可说。“他们非常大，”我说，“很庞大。石头做的，有时也用大理石。过去，人们修大教堂，是为了想接近上帝。那时候，上帝对每个人的生活都很重要。你从他们修大教堂就能看出来这点。不好意思，但好像我的水平就到这儿了，我只能讲成这样了。我本来就不擅长这种事儿。”　　“没事儿，老弟。”盲人说，“哎，听我说，你希望你不会介意我问你一个问题。我能问你点儿事儿吗？就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回答是，还是不是。我就是很好奇，没什么别的意思啊。你是主人，我是客人，但让我问问你，你信不信宗教，任何宗教？你不介意我问你这样瞎问吧？”　　大教堂（8）　　　　我摇了摇头，不过他看不见。对于一个盲人来说，眨眼和点头都是一个样。“我想我不信吧。什么都不信。其实，有的时候，这样也挺痛苦的。你明白我说什么吗？”　　“当然。我懂。”他说。　　“好。”我说。　　那个英国人还在滔滔不绝。。我妻子在睡梦中叹了口气，又深吸一口气，继续睡。　　“你得原谅我，”我说，“但我没法告诉你大教堂长什么样子。我就是没这个本事。我只能讲成这样了，讲不好了。”　　盲人听我说着，很平静地坐着，低着头。　　我说，“其实，说实话，大教堂对我来说没什么特别的，一点都没有。大教堂嘛，就是些在夜间电视上能看到的东西。不过如此罢了。”　　这时，盲人清了清嗓子，从背后的兜儿里拿出了什么东西。是一块手帕。他说，“我明白，老弟。没事儿。别担心。哎，听我说，你能帮我个忙吗？我有个主意。你给咱们找点儿厚纸，行吗？还有笔。我们试试，一起画一座大家庭。找杆笔还有厚纸，去呀，老弟，去把这些东西找来。”　　我就上了楼。我的腿软得一点力气都没有，就像我刚刚跑了很远的路似的。我在我妻子的房间到处找，在她桌子上一个小篮子里找到了几支圆珠笔。然后我想了想该到哪儿去找他说的那种纸呢。　　我下了楼，在厨房里，找到一个底上还挂着些洋葱皮的购物纸袋。我把里面的东西倒干净，又抖了抖，拿着它走进客厅，坐在盲人腿边上。我清开一些东西，把纸袋铺在咖啡桌上，展平了上面的褶皱。　　盲人从沙发上下来，挨着我坐在地毯上。　　他的手指抚过纸袋，上上下下地摸着纸的两面，还有纸的边缘，对，甚至包括纸的边缘。他也用手指拨弄了纸袋的四角。　　“好了，”他说，“好了，咱们画吧。”　　他摸到我的手，我拿着笔的手。他把自己的手紧贴着放在我的手上。“开始吧，老弟，画，”盲人说，“画吧。你待会儿就知道了。我会跟着你。没问题的。就像我跟你说的，开始吧。一会儿你就明白了。画吧。”　　我就开始画了。我先画了一个像房子一样的盒子，大概就像我现在住的这栋房子吧。然后我在上面加了一个房顶。又在屋顶的两端画了尖顶。疯了。　　“好极了，”他说，“太好了。你画得不错。从没想过你这辈子还会做这样的事儿吧，老弟？啊，人生嘛，谁都猜不准，这个我们都知道。继续画吧。别松劲儿。”　　我装上了拱形的窗户。我画上了飞扬的扶壁。我挂上了巨大的门洞。我停不下来了。电视台已经停止播放了。我放下笔，攥住手，又伸展开。盲人摸着纸面，感觉着。他的指尖滑过纸面，滑过我画的每一个地方，然后，他点了点头。　　“画得不错。”盲人说。　　我又拿起笔，他又找到我的手。我接着画下去。我不是什么艺术家，但我照画不误。　　我妻子睁开眼，凝视着我们。她在沙发上坐起来，睡袍还是张开着。她说，“你们干什么呢？告诉我，我想知道。”　　我没回答她。　　盲人说，“我们在画一个大教堂。我和他正画着呢。加把劲儿呀！”他对我说，“对，就这样，很好。没错，你找到感觉了，老弟。我能感觉得出来。你本来以为你画不成。但你行了，对不对？你现在开着大火炒菜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马上，我们就真能干出点儿名堂来了。胳膊画得累不累？现在，画上点儿人进去。没人还叫什么大教堂？”　　我妻子又问，“怎么回事？罗伯特，你们在干什么？怎么回事？”　　他对她说，“没事儿。”　　这个盲人又对我说，“现在闭上你的眼吧。　　我照着做了。就像他对我说的那样，我闭上了眼。　　“闭上了吗？”他问我，“别蒙我呀。”　　“闭上了。”我说。　　“就这么闭着吧。”他说，“现在别停下。画！”　　所以，我们继续。我的手抚过纸面的时候，他的手指就骑在我的手指上。到现在为止，我这辈子还从没这样干过。　　然后他说，“我觉得差不多行了。我觉得你画好了。”他说，“看看吧，看你觉得怎么样？”　　但我仍旧闭着眼，我想我就这样再多闭一会儿。我觉得我应该这样做。　　“怎么样？”他说，“你在看画呢吗？”　　我的眼睛还闭着。我坐在我自己的房子里。我知道这个。但我觉得自己无拘无束，什么东西也包裹不住我了。　　我说，“真是不错。”　　发 烧（1）　　　　卡莱尔有麻烦了。其实，自打六月初妻子离他而去后，整个夏天他都很不好过。不过，至少不久以前，也就是他要到那所高中去上课的前几天，他还不需要找保姆看小孩。那之前，他自己就是看孩子的，从早到晚地照顾自己的那两个孩子。卡莱尔告诉他们，你们的妈妈，现在正在长途旅行。　　黛比，他联系的第一个看孩子的，是一个胖胖的女孩，十九岁。黛比告诉卡莱尔说，她来自一个大家庭，孩子都喜欢她。她给卡莱尔提供了两个介绍人的名字，写在了一张便签纸上。卡莱尔接过来，把纸折上放进衬衣口袋里。他告诉她，转天他得开会，所以第二天早晨她就可以来上班。她说，行。　　他明白自己的生活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艾琳是在卡拉尔还在填写学生成绩报告时，离开他的。她说，她要去南加州，自己开始一段新的生活。她是和理查德?胡布斯一起走的。胡布斯是卡莱尔高中里的一个同事，教戏剧和玻璃吹制术，显然他准时地交上了学生的成绩单，带上自己的东西，和艾琳匆匆忙忙地走了。现在，整个漫长而痛苦的暑假已经快过完了，新学期的课程很快就要开始，卡莱尔终于考虑起找保姆这件事来。刚开始的努力并不成功。在找到一个看孩子的人──找谁他都无所谓──变得越发迫在眉睫后，他雇了黛比。　　刚开始，卡莱尔还是很感激这个女孩的出现，他把整个房子和小孩们都交给了她，好像她是自己的亲戚。第一周的一天，他从学校早早地回到家，发现自家车道上停着的一辆车里，后视镜上挂着一对很大的法兰绒骰子，他知道，他只能怪他自己，怪自己不小心。他大吃一惊地发现自己的孩子穿着脏衣服，在前院里和一只大狗玩闹，而那只狗大得足以能把他们的手咬下来。他儿子，基思，一边打嗝一边哭。莎拉，他女儿，一看见他下车就也哭起来。他们俩都坐在草地上，狗正在舔他们的手和脸。那只狗冲他吼了两声，看他向孩子这边靠近时，后退了一点儿。他抓起基希和莎拉，一胳膊夹一个地往前门走。屋里，电唱机的声音大极了，震得前窗玻璃瑟瑟发抖。　　客厅里，三个十几岁的男孩子从咖啡桌边，跳着站起来。啤酒瓶子立在桌子上，烟灰缸里烟头还燃烧着。罗德?斯图尔特 在电唱机里嘶鸣。黛比，那个胖女孩，和另一个十来岁男孩坐在沙发上，呆呆地盯着卡莱尔看，像是不能相信卡莱尔正走进屋里。这个胖女孩盘腿坐着抽烟，上衣扣子解开了。客厅弥漫着烟雾和音乐。胖女孩和她朋友们慌忙地从沙发上站起来。　　“卡莱尔先生，等一下，”黛比说，“我可以解释。”　　“不用解释了。”卡莱尔说，“都给我出去，所有人。别等我把你们扔出去！”他使劲地抱紧了孩子。　　“你还欠我四天的钱呢。”胖女孩一边系上上衣扣子，一边对他说。她手指上还夹着香烟，系扣子时，烟灰掉了一地。“不说今天了。今天你不用付我钱。卡莱尔先生，其实不是像看起来的那样坏。他们只是顺便过来听唱片的。”　　“我明白，黛比。”他说着把孩子们放到地毯上。他们紧贴着他的腿，看着客厅里的人。黛比看着他们，慢慢地摇摇头，陌生得就像以前从没看过他们一眼似的。“该死！都出去！”卡莱尔说，“就现在，出去，你们所有人！”　　发 烧（2）　　　　“听懂没有？”卡莱尔说着向那个男孩迈了一步，然后停下来。　　“别碰我，OK？千万别碰我。”男孩一边说，一边走到电唱机旁，提起里面的触手，摇回来，没管转盘还在转着，就取出了唱片。　　卡莱尔的手一直抖着。　　“要是一分钟之内，一分钟，那辆车还不给我从车道上开走，我就叫警察。”他愤怒得头晕又恶心。他看见，他真的看见，眼前跳动起火花。　　“嗨，听着，我们这就走，行了吧？我们走了。”那个男孩说。　　他们从房子里鱼贯而出。在外面，胖女孩蹒跚了几步，摇摇晃晃地走到车旁。卡莱尔看见她停下来，手举起来遮住了脸。她就这样在车道上站了一会儿，直到一个男孩从后面推了她一把，喊她的名字。她把手放下来，钻进车，坐在了后座上。　　“爸爸给你们换上干净衣服。”卡莱尔对孩子们说，努力让自己的声音稳定下来。“我要给你们洗个澡，换上干净衣服。然后我们出去吃比萨饼。比萨饼听起来好不好？”　　“黛比哪儿去了？”莎拉问他。　　“她走了。”卡莱尔回答。　　那天晚上，把孩子送上床后，他给卡罗尔打了电话。卡罗尔也在学校里工作，上个月来卡莱尔一直在和她交往。他告诉了她自己孩子保姆的事。　　“我孩子和这只大狗待在外面院子里，”他说，“那只狗大得跟狼那么大。而那个看小孩的则跟她的一帮流氓男朋友坐在屋里，罗德?斯图尔特开到了最大音量。他们在屋里鬼混，却把我的孩子关在外面，和这只野狗玩。”他说的时候，手指一直揉着太阳穴。　　“天呐，”卡罗尔说，“我的可怜虫，真替你难过。”她声音模模糊糊的，让他想象出她是把话筒挂在腮帮子上说话。她打电话的时候，有这个习惯。他看见她以前这么做过。她这个习惯，让他隐隐约约有点儿烦。他想叫她来他这边吗？她问。她可以来。她觉得她可能最好应该来他家看看。她可以把自己的保姆再叫回来，帮她照看孩子，然后自己开车过来。她愿意那样做。她说，要是他需要别人的疼爱的话，千万别怕和她说。卡罗尔是校长办公室里的一个秘书，卡莱尔在同一所学校里教艺术。她离婚了，带着孩子，一个有点神经质的十岁男孩，名字是孩子的爸爸用自己的汽车牌子给起的：道奇。　　“不用了，没事。”卡莱尔说，“不过，多谢了。卡罗尔，多谢了。孩子倒是已经上床了，不过，你知道，今晚叫你来陪我，让我觉得有点儿滑稽。”　　她没再提自己可以来看他的事：“亲爱的，我很难过都发生了这些。但我能理解你今晚想一个人待着。我尊重你这样做。明天学校里见吧。”　　他能听出来她正等着他说点儿别的。　　“一周里找了两个看孩子的了，”他说，“我真是快给逼疯了。”　　“亲爱的，别为这个沮丧了，”她说，“会有办法的。这周末，我帮你找人。都会好的，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谢谢你能在我需要你的时候在我身边。”他说，“你真难得，你知道，真难得。”　　“晚安，卡莱尔。”她说。　　挂上了电话，他后悔自己刚说的那些话，他希望自己能想出点儿别的什么来对她讲。这辈子，他还从没那样说过话。他们还没到恋情的地步，他不那样想，但他喜欢她。她知道现在的情况对他来说很难熬，所以她并不要求什么。　　艾琳去加州以后的第一个月里，卡莱尔睁开眼以后的每一分钟，都和孩子在一起。他想是她的离开带给他的震惊让他这样做的，他就是不想让孩子从自己的视线里消失。那时，见别的女人，他根本不感兴趣，有一阵子，他甚至以为自己以后都再也不会找女人了。他觉得自己就像是在服丧般一样悲恸。他的日日夜夜都是陪着孩子过的。他给他们做饭──自己一点儿胃口也没有──洗衣服熨衣服，开车带他们去乡下，采野花，吃用锡纸包好的三明治。他带他们去超市，让他们捡自己喜欢的买。没隔几天，他就带他们去公园，或是图书馆，动物园。他们带着陈面包去动物园喂鸭子。晚上，给他们掖紧被子之前，他给他们读故事：伊索的，安徒生的，还有格林兄弟的。　　发 烧（3）　　　　“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他正讲着一个童话的当间儿，两个小孩的一个会问他。　　“快了。”他会说，“就这几天了。现在听这个。”他会把故事一直讲完，吻他们，然后关上灯。　　他们睡着了，他就拿着酒杯在他屋子里转悠，告诉自己，没错，早晚艾琳会回来的。但吐出下一口气后，他会说：“我永远不想再看见你这张脸。我永远不会原谅你，你这个疯婊子。”可是，一分钟以后，他又会说：“回来吧，甜心，求你了。我爱你，需要你。孩子们也需要你。”　　那个夏天的有些晚上，他会坐在电视机前面睡着，醒过来的时候，电视还开着，屏幕上全是雪花。那段日子里，他觉得自己不会再去见别的女人了，至少很长时间之内不会。夜晚，坐在电视前面的沙发上，身边放着没打开的书或杂志，他常常会想起艾琳，想起她甜美的笑，或是当他抱怨脖子酸痛时，艾琳手指在他脖颈上的揉捏。就在这些时候，他觉得自己能哭出声来。他想，你还以为这样的事只发生在别人身上呢……　　就在黛比来他家前不久，艾琳离家之后的那些慌恐和悲伤渐渐消退后，他给一个雇用服务公司打过电话，告诉他们他的一些难处和他的要求。有人把信息记下来，说他们会再和他联系。他们说，大部分人不原意又做家务又看孩子，不过他们会找到人的。离他要去学校开学注册就剩下没几天的时候，他又打了电话，他们说第二天一大早就会有人到他家去。　　来的是一个三十五岁的女人，长着多毛的手臂，穿着吐了舌头的烂鞋。她和他握过手后，安静地听着他说，关于孩子却一个问题都没问，甚至连孩子们的名字都没有问。他带她走到屋子后面，小孩们正在那儿玩耍，她只是随随便便地看了一眼，什么话都没说。当她终于笑了一下的时候，卡莱尔才注意到她缺了一颗牙齿。莎拉扔下蜡笔，站起来，跑过来站在他身边，拉起卡莱尔的手，看着这个女人。基思也盯着她看了看，又继续画画涂颜色了。卡莱尔感谢那个女人能抽空来一趟，告诉她说自己会再跟她联系。　　那天下午，在超市里，卡莱尔从一个用大头针钉在公告板上的索引卡片上，抄下来一个电话号码。有人愿意给别人看小孩，要是需要，那个人还能提供出介绍人来。卡莱尔拨通了那个电话，找到了这个人就是那个胖女孩：黛比。　　这个夏天，艾琳给孩子们寄过一些卡片、信、自己的照片，还有一些钢笔画，都是她自己离家以后画的。她也给卡莱尔发过絮絮叨叨的长信，请求他在这件事上面对她的理解──这件事！──并告诉他说，自己很快乐。快乐！好像活着就是为了快乐一样，卡莱尔想。她告诉他，如果他真的爱她，就像他自己以前说过的那样爱她，她也真的相信他是那样地爱着她──也别忘了，她也爱他──那么他就会理解并接受发生的一切。她写道：“那些真正联合在一起的，永远也不会分开。”卡莱尔不知道她是在说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是在指她在加州的生活。他恨“联合”这个词。这跟他们两个人有什么关系？她以为他们是个联合公司吗？他觉得艾琳肯定是疯了才会说这些。他又读了一遍这句话，把信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　　不过，几个小时过后，他就从垃圾桶里找回了那封信，把它和她寄过来的其他卡片信件一起装进盒子里，放到了自己壁橱的架子上。在一封信里夹着的一张照片上，她戴着一顶松松垮垮的大帽子，穿着一身泳装。还有一张画在厚纸片上铅笔画里，河岸上一个塌肩膀的女人穿着轻薄的睡袍，手遮住眼睛。卡莱尔猜想，这是艾琳在表现她为这件事的心碎和难过吧。大学里，她的专业是艺术，就算是答应嫁给他后，她还是说想做些和自己天赋相关的事。卡莱尔说他自己也不会容忍她把自己的才能荒废掉。他说，她得对得起她自己。她得对得起他们两个人。那些日子里，他们爱着对方。他知道他们爱过。他无法想象自己还会以爱她的方式再去爱别人了。那时，他自己也体味到了被爱的感觉。然后，结婚八年以后，艾琳退出了。就像她在信里面说的，她要去“搏一把”。　　发 烧（4）　　　　和卡罗尔谈完以后，卡莱尔又去看了看孩子们，他们都睡着了。他走进厨房给自己倒了一杯酒。他考虑要不要给艾琳打个电话，告诉她找孩子保姆的危机，但还是决定不打了。他有她的电话和在那边的地址，但他只打过一次电话，到现在为止还没写过信，部分是因为对整个情况的迷惑，部分是因为愤怒和羞耻。夏初的时候，有一次，他冒着被羞辱的危险，打了一个电话。理查德?胡布斯接起话筒说：“嗨，卡莱尔！”就好像他们还是朋友。然后他像是想起来什么似的，对卡莱尔说，“等一下，好吧？”　　艾琳出现在电话线那边，说：“卡莱尔，你还好吗？孩子们怎么样？跟我讲讲你自己。”他告诉她，孩子们都很好。没等他说别的，艾琳打断他的话说，“我知道他们都很好。你自己怎么样呢？”她接着对他说，很久以来，她的脑子第一次“落了位”。下面她想谈的是卡莱尔的脑袋和他的因果机缘。她说，她已经调查了他的因果机缘，从现在开始那玩意随时都会好转过来。卡莱尔只是听着，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说了句：“我现在得走了，艾琳。”就挂了电话。一分钟左右以后，电话响了，但他只是由它叫着。铃声停下来后，他摘下话筒放在一边，直到他要上床睡觉为止。　　现在，他想给她打电话，又怕给她打。他还想她，想跟她倾诉。他想念她以前的声音──甜美、坚定，而不是像这几个月来的那样疯狂──但要是他打通了，可能会是理查德?胡布斯接起电话。卡莱尔知道自己可不想再听到那个男人的声音。理查德和他已经同事三年了，也算是朋友吧，卡莱尔想。至少在教师餐厅里，他还还算是和卡莱尔坐在一起吃过午饭的人，至少，卡莱尔还和他聊过田纳西?威廉姆斯 的戏或是安塞尔?亚当斯 的摄影。不过，就算是艾琳接的电话，她也有可能又会钻到他的因果机缘里叨唠个没完没了。　　就在他手里拿着酒杯坐着，努力回想结婚以及和别人一起亲密的感觉时，电话响了。他拿起听筒，听见一缕静电噪音，没等她叫他的名字，他就知道了是艾琳的电话。　　“我刚才正想你呢。”卡莱尔说完就后悔自己怎么这么沉不住气。　　“看！我就知道你想着我呢，卡莱尔。好了，我也正想你呢？所以我才打了电话。”他深吸了口气。她是有点儿控制不了自己了。这对他来说再明显不过了。她接着说，“现在听着，我给你打电话的主要原因是，我知道你现在那边的情况一团糟。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反正我就是知道。我很抱歉，卡莱尔。是这么回事，你现在还要找一个又能做家务，又能看孩子的好手，对不对？好，这样的人其实在你住的小区里就有一个！噢，你可能已经找好人了，要是那样的话，也很好。要是那样的话，也是机缘巧合决定好了的。但，假如你遇到了麻烦，这有一个女人，以前给理查德的妈妈工作过。我跟理查德讲了，你可能会遇到的麻烦，他就去想办法了。你想知道他都干了什么吗？你在听我说吗？他给他妈妈打了电话，他妈妈以前请过这个女人给她做过家务。她叫韦伯斯特夫人。理查德的姑妈和他姑妈的女儿搬进去以前，就是这个韦伯斯特夫人照顾理查德的妈妈。理查德从他妈那儿搞到了电话号码。他今天给韦伯斯特夫人打了电话。对，他这样做了。今晚，这个韦伯斯特夫人就会给你打电话。要不然就明天早晨给你打。不是今晚，就是明天早晨。反正，要是你需要她的话，她自愿提供服务。你可能会需要的，谁都说不准会遇到什么麻烦，即使你现在的情况很好，我当然希望是那样。但迟早，你可能会用得着她。你明白我的话吗？要是不是现在立刻，就可能是别的时候。好吗？孩子们怎么样？他们干什么呢？”　　发 烧（5）　　　　“孩子们都很好，艾琳。他们现在已经睡下了。”他说。可能他应该告诉她说，他们每晚都是哭着睡着的。他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告诉她实情──最近这两个星期，他们根本连一次都没有问起过她。他决定还是什么都不说了。　　“我早些时候打过的话，但是占线。我跟理查德说，你可能正跟你的女友聊天呢。”艾琳说着笑起来，“想点儿积极的。你听起来太消沉了。”　　“我得挂了，艾琳。”卡莱尔把听筒从耳边挪开，准备挂上电话，但她还在说话。　　“告诉基思和莎拉，我爱他们。告诉他们，我会再给他们寄画的。告诉他们这个。我不想让他们忘了他们的妈妈是个艺术家。可能还不是伟大的艺术家，那并不重要。但，你知道，艺术家，重要的是他们不应该忘了这点。”　　卡莱尔说，“我会告诉他们的。”　　“理查德说，哈罗。”　　卡莱尔什么话都没说，他对自己重复了一遍这个词，哈罗。这的男人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他说：“多谢打电话过来。谢谢你们联系了那个女的。”　　“韦伯斯特夫人！”　　“对。我现在最好挂电话了。我可不想把你们的钢蹦都给花光了。”　　艾琳笑起来：“不就是钱吗！钱最不重要了，只不过是交换的一种必需媒介罢了。有比钱更重要的事儿。不过，这你早知道了。”　　卡莱尔把话筒远远地举在面前。他盯着这个小玩意儿，艾琳的声音正从里面源源不绝地传出来。　　“卡莱尔，你的情况就要变得越来越好了。我就是这么知道。你可能觉得我是疯了或是什么的，”她说，“但就记住吧。”　　记住什么？卡莱尔警觉地问自己，觉得一定是错过了什么她说的话。他把话筒拿近了一些，说：“艾琳，多谢打电话过来。”　　“我们得保持联系。”艾琳接着说，“我们得保持所有的交流线路畅通无阻。我觉得最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对来我们两个来说都一样。我也很难熬。我们就要得到我们应该从生命里得到的东西了，我们两个都是的。而且最终我们都将因为经历了这一切而变得更坚强。”　　“晚安。”他说了一句，挂上了听筒。他看着电话，等着。它没再响。不过，一个小时以后，电话还是响了。他接起来。　　“卡莱尔先生？”是一个老女人的声音，“你不认识我，我叫吉姆?韦伯斯特夫人。我答应了别人会与你联系。”　　“韦伯斯特夫人，你好。”他说。他想起来艾琳刚刚提到过她。“韦伯斯特夫人，您能早晨到我家来一趟吗？早一点儿，比如说，七点？”　　“我可以，那很方便。”老女人说，“七点。给我你的地址吧。”　　“我可就指望您了。”卡莱尔说。　　“你就放心吧，包在我身上。”她说。　　“我真是没法告诉您，这对我有多重要。”卡莱尔说。　　“不用担心了。”老女人说。　　第二天早晨，闹铃响过以后，他还想再闭会儿眼，好把正做着的梦接着做完。是有关一个农舍的梦，里面还有一个瀑布。什么人，他不知道是谁，背着什么东西，可能是装野餐的篮子，正沿着公路走。这个梦并没有让他感到不安，其实在梦里，似乎存在着一种安宁的感觉。　　最后，他还是滚过来，按下什么按钮，铃声停止了。他又在床上躺了一会儿，然后坐起来，穿上拖鞋，走到厨房，煮上了咖啡。　　他刮了胡子，换了衣服，拿着咖啡和香烟，坐在厨桌旁。孩子们还在睡着。不过，再过五分钟左右，他就打算把装麦片的盒子放到桌子上，摆上碗和勺，进屋叫他们起床吃早点。他真的不信，那个昨晚打电话过来的老女人，今天早晨真会像她自己说的那样出现。他决定等到七点过五分，要是还没来，他就给学校打电话，请一天假，想尽办法也要找到个信得过的人出来。他把咖啡杯拿到了嘴边。　　发 烧（6）　　　　就在这时，他听见了外面街上传来的隆隆声。他放下杯子，从桌子旁站起来，向窗外看。一辆小卡车在他家门前的路边停下来，发动机怠速空转着，整个车都摇摇晃晃。卡莱尔走到前门，开开门，挥了挥手。一个老女人也冲他挥挥手，下了车。卡莱尔看见开车的司机斜过身，消失在仪表盘下面。小卡车大喘了一口气，颤抖了一下，终于平静下来。　　“卡莱尔先生？”老女人一边问，一边拿着一个大钱包缓慢地走过来。　　“韦伯斯特夫人，”他说，“请进屋。那是您先生吧？叫他进来呀。我刚煮了咖啡。”　　“没事。”她说，“他带着他的保温瓶呢。”　　卡莱尔耸耸肩，为她拉着门。她迈进屋，和他握了手。韦伯斯特夫人微笑了一下。卡莱尔点点头。他们走到厨房里。　　“是你想让我今天来的，对吧？那么……”她问。　　“让我把孩子们叫起来。”他说，“我想叫他们先见见您，然后我再去学校。”　　“好啊。”她说着观察了他的厨房，把钱包放在水池旁边的台子上。　　“那我就去把孩子们带过来吧。”他说，“等我一两分钟。”　　一会儿，他把孩子们带了出来，向她介绍了他们。他们还都穿着睡衣。莎拉揉着眼，基思倒是全醒了。“这是基思，”卡莱尔说，“这边这个是我的莎拉。”他拉着莎拉的手，扭向韦伯斯特夫人这边。“你看见了，他们需要有人照顾，我们需要个人，有什么事情的话，能指望得上。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吧。”　　韦伯斯特夫人走到孩子们身边，系紧了基思睡衣的领子扣，又把莎拉的头发从脸前拨开来。他们没有阻止。“现在，孩子们，你们不用担心了。”她对他们说，“卡莱尔先生，没问题了。我们会好的。给我们一两天时间，让我们互相了解了解，就行了。既然我要留下来，你能给韦伯斯特先生一个手势，告诉他没事了好吗？就从窗户那儿向他挥挥手就行。”她说完就又把注意力集中到孩子们身上去了。　　卡莱尔走到窗前，拉开窗帘。一个老人正从小卡车的驾驶室里向外看着他的房子。卡莱尔冲他挥手的时候，他正好把保温瓶拿到嘴边，用闲着的另一只手冲他回了礼。卡莱尔看见他拉下车窗，把杯子里剩下的东西倒了出来，便又弯腰钻到仪表盘底下去了──卡莱尔想象着他把一些电线接在一起──小卡车马上启动了，又摇晃起来。老人挂上档，从路边开走了。　　卡莱尔从窗前转回头，说：“韦伯斯特夫人，我真高兴您能来这儿。”　　“我也一样，卡莱尔先生。”她说，“现在你去上班吧，别晚了。什么都不用担心。我们不会有问题的。是不是，孩子们？”　　孩子们点点头。基思一只手拉着老太太的裙子，另一只手的大拇指塞进了嘴里。　　“谢谢您，”卡莱尔说，“我觉得，我真的感觉好多了。”他摇摇头，咧开嘴笑了。他吻了两个小孩，说了再见，胸口觉得暖洋洋的。他告诉韦伯斯特夫人自己大概什么时候回家，穿上大衣，又说了一遍再见，出了门。几个月来，这是头一次，他觉得自己身上的担子轻了一些。开车到学校的途中，他听起了收音机里的音乐。　　艺术史课的第一段，他在一些拜占庭美术的幻灯片旁踱步，耐心地讲解着局部的细枝末节以及主题的细微差别。他既指出作品的情感力量，也没有忽视作品的节制和恰当。他把过多时间消耗在了匿名艺术家的社会背景上，以至于几个学生开始在用鞋摩擦起地板，或是清起喉咙来。那天，他们只讲完了课程计划的三分之一，铃响的时候，卡莱尔还没说完。　　发 烧（7）　　　　接下来的一堂课讲水彩画，他异乎寻常的平静而富有洞见。“像这样，像这样，”他一边说，一边引导着学生们的手画。“轻柔的，就像在纸面的一缕微风。就点一下，像这样，明白了？”他觉得自己几乎站在了重现自己的边缘。“暗示，关键就是要暗示。”他一边说，一边轻轻地捏着苏?科尔文的手指，引导着她的画刷。“你得和你犯的错误合作，直到那些错误看起来像是有意为之的才行。懂了吗？”　　中午，教师食堂里，他排着打午饭的队向前走，看见了卡罗尔就隔着几个人排在他前面，已经付了钱。卡莱尔迫不及待地等着自己的钱也付清，但还是走过了半间屋子才赶上她。他的手滑进了卡罗尔的臂弯，把她拽到了一张靠窗的空桌子旁。　　“天哪，卡莱尔，”他们坐下来后，卡洛尔对他说。她拿起她的冰茶，脸红红的，“你看见斯托夫人刚才看咱们的眼神了吗？你这是怎么了？这下所有人都会知道了。”她吸了一口冰茶，放下了杯子。　　“去他妈的斯托夫人，”卡莱尔说，“咳，跟你说点事儿。亲爱的，我现在感觉比昨天好了千万倍。天哪！”　　“出什么事了？”卡罗尔问，“卡莱尔，告诉我啊。”她把水果杯移到托盘的一边，往自己的意大利细面条上撒了吉士粉。但她没有吃，她还等着他继续说下去。“告诉我是怎么一回事儿呀。”　　他给她讲了韦伯斯特夫人。他甚至提到了韦伯斯特先生，告诉了她那个人得现对火才能把小卡车启动起来。卡莱尔一边说，一边吃木薯粉。接着又吃了蒜味面包。他把卡洛尔的冰茶喝光了，才明白过来。　　“你有点儿抽疯了，卡莱尔，”她说着，冲他盘子里的意大利面条点了点头，示意他还没吃一口呢。　　卡莱尔摇摇头。“我的上帝啊，卡罗尔。上帝啊，我真的感觉好极了，你知道吗？我现在的感觉比整个夏天中任何一天都好。”他放低了声音说，“今晚过来吧，好吗？”　　他的手从桌子底下伸过去，放在了她的膝头。她的脸又红了，抬起眼，向四周看了看。没人注意他们。她迅速地点点头，也把手伸到桌子底下，拉住了他的手。　　那天下午回到家，他发现自己的房子又干净又整洁，孩子们也都穿着干净衣服。厨房里，基思和莎拉站在椅子上，正帮韦伯斯特夫人做小姜饼呢。莎拉的头发终于不在脸前晃悠了，而是用一个条形发夹别在了头后。　　“爸爸！”孩子们看见他时，高兴地叫。　　“基思，莎拉，”他说，“韦伯斯特夫人，我……”但她没让他把话说完。　　“我们今天过得很好，卡莱尔先生。” 韦伯斯特夫人语速很快地说。她用身上的围墙擦干净了手指。那是艾琳的一条旧围裙，上面绣着蓝色的风车。“真是漂亮的小孩。他们可真是宝贝，真是宝贝！”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卡莱尔站在水池边的台子旁，看着莎拉正挤出一些生面团，能闻见香料的味道。他脱下外衣，坐在厨桌旁，解开了领带。　　“今天是‘互相熟悉日’。” 韦伯斯特夫人说，“明天还有别的计划。我想我们走到公园去。我们应该好好利用现在的好天气。”　　“好主意！”卡莱尔说，“太好了。真好，韦伯斯特夫人。”　　“我把这些小甜饼都放进烤炉里，放完了，韦伯斯特先生也就该来了。你说的是四点回家吧？我让他四点钟过来。”　　发 烧（8）　　　　卡莱尔点点头，满心欢喜。　　“今天你有一个电话，”她说着，把搅拌用的碗放进水池里，“是卡莱尔夫人打的。”　　“卡莱尔夫人。”他说，等着韦伯斯特夫人接下来要说的话。　　“对。我告诉了她我是谁，她好像一点儿也不吃惊我会在这儿。她和两个孩子说了几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