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理查德.豪伊著 前言 我在1987年发表的专著《经济学中的边际主义》中曾经指出，边际主义已有两个半世纪的历史，它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发展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并对后来的经济学的发展有深刻的影响；而在这漫长的历史中，边际效用学派于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末的兴起，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正是对这段历史的专门研究，它以其资料丰富翔实、分析严密周到和论述准确生动而倍受读者好评，甚至被视为经典性的著作，成为研究西方经济学及其历史、特别是边际主义经济学史的必读参考书；该书初版于1960年，早已售罄，学者们往往欲求而不可得，成为书中珍品，有鉴于此，1989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又重印了这部书。 本书作者理查德·豪伊（1902年生）是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史）家，他于1926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学士，1929年获南加州大学经济学硕士，1955年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1929年起任教于堪萨斯大学，历任经济学讲师、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前后长达44年之久，直到1973年退休。豪伊教授还是一位闻名遐迩的经济学文献收藏家。 1984年我赴美研修期间有幸与豪伊教授建立了联系，并获赠一册他的这部名著。在得知本书译事之后，他又应约于1987年8月为中译本写了一篇学术评论性的序言，同时寄来了他的一篇题为“边际主义的起源”的论文，该文是作者于1971年夏在意大利白拉吉纪念边际效用学说问世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稿。豪伊教授在来信中说：“这篇论文是对我的著作（即指本书）的补充。一方面，我的书只写到1960年，而这篇论文涉及的范围扩及1971年。另一方面，这篇论文充分利用了《瓦尔拉斯通信及论文集》中的资料，这部论文集是贾菲教授的不朽之作，三大卷，1965年出版于阿姆斯特丹。”本书择译了作者的这篇论文。 在本书问世之际，我要特地向北京大学西语系王文融教授、东语系杨康善教授、经济系范家骧教授表示感谢，他们在百忙中热情和认真地协助我翻译了原著中为数不少的法文和德文语句，从而使本书得以圆满译成。全书文责当然应由译者自负。欢迎读者指正。 晏智杰 1987年8月 本书原由美国堪萨斯大学出版社于1960年出版，本书中译本即据该版本译出；1989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以“早期著作”出了重印本。与原版相比，重印本增加了一篇乔治·斯蒂格勒教授撰写的前言，并将上文提到的豪伊教授本人的“边际主义的起源”一文作为重印本的绪论，正文则全部是1960年版的重印。豪伊教授于1989年12月给我寄来一册刚问世的重印本，我据此补译了斯蒂格勒教授的前言，并将“边际主义的起源”一文的全译文作为绪论，正文译文则保持原样。 原书各章的注释集中排在全书正文之后，为了读者阅读方便，我将注释移到各页正文之下，由于作了这个调整，出现在同一页上的原书注释的页码同原书正文的页码就不连贯了，提请读者注意。 晏智杰 1990年3月 此中译本在译成之后11年终于问世，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领导同志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我要感谢他们对出版学术著作的热忱，对该书学术价值的重视和认同，以及张红女士的努力和辛勤劳动。 晏智杰 1998年12月17日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理查德.豪伊著 中文版序言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1870－1889）》问世后，有幸颇受世人评说。在这个序言中，我想对1960－1965年间在各种学术杂志上发表的对本书的评论作一小结，我相信这对晏智杰教授的中文译本的读者是有意义的，就像往昔的游记对今日的旅游者有用一样。 评论者对一本书通常总是有赞许也有贬抑。前者超过后者，可谓肯定的评论，反之，便是否定的；而肯定的评论极易超过否定的评论。本书问世后5年间先后获得的署名评论中，属于肯定的评论有11篇，否定的评论有3篇。 肯定的评论的评语、作者、出处及日期如下： “在当代经济学家中，也许没有人能像理查德·豪伊那样熟悉该学科浩瀚的文件了。”R．M．罗伯逊，《维多利亚时代研究》，1961。 “一部出色的作品……一篇惹人喜爱的历史记载。”J．E．巴塞尔，《南方经济杂志》，1961。 “资料可信，文笔优雅。”P．阿尔特，《科学与社会》，1963。 “作者在这个研究中并没有自命不凡，而以一种毫不矫饰和平实的方式获得了丰富的成果。遗憾的是，这种学者风度与作风正在学术界迅速地消失。”R．达塔，《Arthaniti》，1961。 “总之，这是一本内容非常丰富的著作，很难相信它只有271页。”E．菲尔斯，《国民经济与统计年鉴》，1962。 “在近期关于著名经济理论的产生和形成的历史研究中，豪伊的这本书应被看作是最值得注意的贡献之一。”A．蒙塔纳，《施穆勒年鉴》，1965。 “一般来说，豪伊所用的不是思辨的方法，而是根据最精确安排的事实材料进行研究的。”M．斯特林塞，《国民经济学杂志》，1963。 “这是一部关于边际效用理论起源的非常精确和深入的历史著作，它出自一位忠实和博学的作者之手。”E，詹穆斯，《经济评论》，1964。 发表类似评论的还有荷兰的杂志（M．爱斯金斯，《经济学评论》，1960。P．亨尼普曼，《经济学家》，1962。）以及丹麦的刊物（K．E．斯文森，《国民经济学评论》，1961）。 G．H．布斯凯、C．W．季尔鲍德和E．考德发表的评论则是否定的。他们的观点与本书显然不一致。他们对本书的某些部分看来是赞成的，但总的来说都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对此不应忽视。 布斯凯评论的开头是一句释疑的话：“这是一部易读的有教益的著作，它介绍了一段我们科学的有趣的历史。”（《政治经济学评论》，1961）布斯凯早在1927年就发表过一部常见的经济学史，我在本书第216页［见中文译本附录注释（24）〕提到过这本书。 在一番略显恭维的介绍之后，布斯凯声称，我的这本书不是他所写的那一种：他的书论述的范围更大，开头比1870年早得多，而结尾是在1889年之后很久。此外，他还更多地注意到戈森等重要人物，而不太重视拉韦利和奥托这些相对来说不甚重要的人物。 我起初是想写一部布斯凯所说的那种著作。我深知这样写的优点，但我改变了主意，宁可牺牲广泛的涵盖范围，也要作更详尽的研究，以阐明边际效用理论进入经济学主体的过程。 第二篇否定的评论是季尔鲍德提出来的，他勉强承认本书作者“看来阅读了大量著作，这些著作甚至在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早被人遗忘了……书末的注释也是一份很有用的文献书目单”（《经济学杂志》，1961）。季尔鲍德（他是A．马歇尔的侄子）对我的下述结论非常不满：他叔父认为他自己先于杰文斯表述了边际效用思想的说法是错误的。李尔鲍德的这种怨恨使他不能公正地评价本书的其他方面。 F．M．邓恩从新南威尔斯给我来信，对李尔鲍德的攻击有以下评论：“季尔鲍德的评论是蓄意中伤，不单是因为他对你的整个著作的辱骂，远远超出了有关马歇尔是否为首创者这个次要和部分来说无关紧要之点。既然任何认真和不抱偏见的研究均已表明，马歇尔所谓他惠及于其他人的种种说法，都不过是精心和审慎编造的谎言，所以它也就不仅是一种不真实的说法了。季尔鲍德真正的失误在于，在这样一个大多数出版物简单地、不加分析地重复别人言论的学科中，他的确碰到了一本书，这本书的严肃批评必定分辨出了某些新颖和富于首创性的东西，而他的惟一目的就是把这些东西一笔抹杀。” 邓恩接着说：“你可以聊以自慰的至少是，时间在你这一边。熊彼特写《经济分析史》时，起初轻率地接受了有利于马歇尔的种种要求，后来又仔细解释这些要求为什么不可能是对的。你则干得直截了当，因而受到了中伤。” 考德是第三篇否定的评论的作者，他长期致力于写作《边际效用史》，此书于1966年出版。我在第8－9页（中文译本第一章第v节）曾提到他的一篇多次被援引的文章（发表在1953年《经济学季刊》，指出他“把价值解说的分歧同经济学家的宗教背景联系起来”。 考德评论的第一段以三句赞扬的话结束：“为收集资料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充分地解译了数学理论，特别是瓦尔拉斯、威斯蒂德、奥斯皮茨－里宾的观点”；“作者以出色的英语写作，还用了一些辛辣的措辞。”《世界经济文献》1961） 但他接着说，“尽管有这些优点，本书仍然是不值得推荐的。”他认为，我关于杰文斯的“一位论教派”的背景对其边际效用思想的影响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还挑出关于奥地利学派的各章，列举了我所犯的至少四个错误。 由于某种原因，我一直未得到这个评论的副本，对考德的评论也不知晓，O．摩根斯坦的一封来信才使我得以了然。摩根斯坦先后就读和任教于维也纳大学，他在来信中说，“直到最近我才读到你的大作《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我觉得这是一部极有意义的和令人鼓舞的著作。您肯定对有关著作（特别是奥地利人的著作）有深入的了解。考德在《世界经济文献》上发表的文章是我迄今所看到的惟一的评论你的著作的文章。在我看来，此文有欠公允，尽管我也觉得书中有一两处错误，这对此类著作来说不足为怪。你能告诉我还有其他人的评论吗？” 我立即作了答复，并附寄了许多评论的复印件。他回答说：“我非常高兴地收到你5月12日的来信和有趣的附件。我认真阅读了这些评论，对菲尔斯的那一篇尤其感到高兴，他对你著作的理解有独到之处。考虑到季尔鲍德同马歇尔的关系，完全没有料到他竟会作出这样的反应。接到你的来信之前，我曾同巴塞尔（Basel）大学的埃德加·塞林教授谈过你的书，并把你的书给他看了，他一直没有注意到这本书。他对该书深表兴趣，发现它是极富有启发性的。” 理查德·豪伊（荣誉教授） 1987年8月14日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理查德.豪伊著 斯蒂格勒的前言 豪伊教授的这篇博士论文，在问世30年后的今天，理应获得再版重印的殊荣。无论在他以前还是以后，尚无一人如此广泛和精心地论述过边际效用理论从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提出到1890年的演进。豪伊以其精深的学识，非常细致地追踪了这些经济学家及其同时代人对这一理论的研究。 豪伊的研究没有什么需要后人补充和修正的，他的论述只是在某些更具技术性的细节上不大准确。例如，互补性问题只一带而过；威斯蒂德衡量边际效用的方法（第131－132页），只对附加的效用函数才是正确的。除去这些次要点之外，他的论述仍旧是十分可取的。 在边际效用理论出现大约100周年时，人们曾集会庆祝。读者如想了解该理论在这个时期的其他方面和后来的发展，可参阅专题论文集《经济学的边际革命》（刊于《政治经济学史》1972年秋季号），还需参阅戈森的那部令人惊异的著作《人类关系法则》（英译本，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83）。不过，对于1871－1890年这段边际效用理论的形成时期来说，豪伊的这部著作仍然是标准的来源。 乔治 J．斯蒂格勒 芝加哥大学，经济与国家研究中心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理查德.豪伊著 原序 1890年以后，经济学学术研究的课题与1870年以前相比是大不相同了。在这20年间，经济学经历了像以前各时期一样剧烈的变动。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是边际效用学说进入了经济分析。1871年前，没有哪位经济学家对边际效用作过任何重要和公认的应用，而在1889年以后的一个长时期内，大多数经济学家则感到不得不利用边际效用，或者不赞成利用它。因此，要想很好地理解1871－1889年经济学的现代化，就非理解边际效用学派兴起的作用不可。在说明现代经济学演进的一个特点方面，边际效用学派兴起的历史具有普遍的意义。 本书限于研究这20年，以囊括边际效用学派兴起的大部分阶段，甚至包括某些细微末节和附带的方面。对1871－1889年边际效用的完整研究，使早先的断代史研究得以补充，而这段重要的历史以往却被忽视了。这个研究应为其他的研究、特别是为精雕细刻地研究边际效用思想后来的历史，以及它最终局部的复归，提供更坚实的基础。 除了介绍许多新资料以外，本书还想对有关著作所提出的各种不甚重要的和少数重要的解释加以评说。主要更正在于，排除了以为边际效用思想很快就被人们接受这个论断。实际的情况确非如此。边际效用思想进入经济学家们的头脑是非常缓慢的，它不得不靠逐渐地克服惰性和更缓慢地克服对立面来赢得胜利。有些经济思想史著作常给人留下一个印象，似乎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的著作一问世，他们的观点就传遍了世界，经济学家们的思想和观点就起了明显变化。但思想上的突破并不是这样出现的。边际效用学派形成于我们所研究的这20年之末，但在整个这20年之内，边际效用思想作为一种新的、然而是次要的经济思想，是与旧的学说同时并存的。 本书第一部分（第1－5章）带有绪论性质，主要是追溯了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1871年以前的思想发展，他们于1870年代初分别发表的著作标志着边际效用学派兴起的开端。第二部分（第6－7章）比较了效用学说在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的里程碑式著作中所起的作用，以揭示边际效用学说的起源，以及他们的划时代著作的内容。第三部分（第8－25章）考察他们思想的缓慢扩展和偶尔的再发现。最后的第26章和附录是结论和对有关边际效用学派兴起的经济思想史著作的详细研究。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理查德.豪伊著 《早期著作版》绪论—边际主义的起源 Ⅰ 约翰·霍布森在《工业与财富》（1914年）一书中首创“边际主义”一词，用以概括经济学家们所接受的边际效用论和边际生产力论。它首次出现在“‘边际主义’在学术界已被普遍接受”这句话中。当然，接受的是思想而不是“边际主义”这个词。从上下文来看，霍布森是在贬义上用这个词的，因为他发现这个概念有缺点，而且其政治结论也不受欢迎。他在《工业与财富》中用了7次“边际主义”这个词。霍布森在1909年曾把使用边际分析的经济学家叫做“边际主义者”。 “边际主义”这个词在霍布森首创之后的25年中不常被使用。在评论霍布森《工业与财富》的人中，没有人视“边际主义”一词为新词。该词得以流传，完全是由于霍布森独自一人之功，他在自己的著作《社会科学中的自由思想》（1926年）中，插入了题为“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边际主义”一章。两年后，《国家学说袖珍词典》第四版的整个索引中，在“边际主义”主题条目下只有一处提到霍布森。“边际主义”和“边际主义者”这些词在《社会科学百科全书》（1930－1935年）中很少见到。 边际成本、边际收益、边际替代率以及边际消费倾向等概念在1930年代的广泛使用，引起理查德·莱斯特的抱怨，他在1946年的一篇文章中说：“边际主义的详情细节”充斥着美国教科书的1／3到1／2。他的抱怨标志着“边际主义”这个词再次作为贬义词被使用。翌年，莱斯特在一篇文章的标题中用了“边际主义”一词，使它更显突出。麦克洛普为反边际主义者准备了最长的答复，他在答复的第一部分采用了这个词，从而接受了它。 莱斯特在1946年发起的那场边际主义论战，到1961年告一段落。“边际主义”一词经此论战而有了新的含义。例如，在美国经济协会编制的《经济论文索引》（其前身是《经济刊物索引》）的主题索引中，“边际主义”只限于指研究边际成本或边际生产力在经济分析中的作用，此项索引在“边际主义”项下没有列出1925－1945年间的任何一篇文章，却大量列举了1946－1961年间关于莱斯特论战的文章，从1962－1966年在“边际主义”项下又没有列出任何文章。但至少有两位作者指出，“进际主义”是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精髓。 “边际主义”一词之新颖，从词典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个词首次进入普通的英文词典是在1966年，当时《韦伯斯特词典》第3版把“边际主义”解释为“一种经济分析，它强调边际特性在决定均衡中的作用”。在其他文种的词典中，只有葡萄牙文词典不是仅仅用其“特性”之一来解释“边际主义”。 公认的和连续的边际主义史，是随着现今被称为“边际效用”的这种“特性”的出现而开始的。已经有了若干有关边际效用起源（从而有关边际主义的诸种起源之一）的研究著作问世。按照一般的说法，以后来经济学家可以接受的形式来说，边际效用学说是在1862－1874年间，由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首次成功地和各自独立地提出来的。人们一般也都同意说，1871年是这些年中最富有成果的一年，在这一年杰文斯和门格尔分别发表了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作。 边际生产力是霍布森的“边际主义”所包含的第二种“特性”，它也有许多的先兆。然而直到1890年以后它才被人们完全发现和认识，也就是说，直到边际效用已被众多的有潜在影响的经济学家接受了以后，边际生产力理论才受到有系统的考虑。 这种接受是极为重要的。边际主义的第一种“特性”并没有很快被人们接受，它需要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有意识的努力以争取支持者，但遭到相当多人的冷遇和一些人的反对。现在，也许最终成功的时机已经到来。1870年以后，在以往作为流行边际主义的惟一场所的大学，边际主义得到了迅速发展，而且被接受为经济学研究的一项课题。 Ⅱ 杰文斯（1835－1882年）是1860年代发表边际效用理论的惟一的作者。1860年2月19日，杰文斯在日记中写到，他已经作到了对“价值的真正理解”。他当时24岁，在澳大利亚工作5年后刚回到伦敦，就读于大学学院。该年晚些时候他写信给他的兄弟说：“最重要的公理之一是，随着一个人必须消费的……任何商品的数量的增加，从所使用的最后一部分所获得的效用或利益在程度上减少。”他又说：“我不想让这些东西束之高阁，坐等别人利用，我将设法于来年春季公诸于世。” 但是，杰文斯的首次公开陈述迟至1862年10月7日才发表，时年27岁。那一天，在剑桥举行的英国科学促进会F组的会上，该会的秘书宣读了杰文斯的“简论政治经济学一般数学理论”。除了这位秘书以外，还有谁听到了这篇论文，尚不得而知。该文的一篇摘要于次年刊登在《英国科学促进会第32次会议报告》（1863年）上。此后10年无人提及这篇摘要。 显然，无论将杰文斯引向边际主义的是什么情况，它们肯定在他年届24岁时的前后几个月间对他发生了影响。此前他曾有过想要取得成功的冲动。他22岁时写给姐姐的一封信中说：“我有一种想法，不妨对你说，我认为我对人类知识的基础和性质的认识，比大多数人或作者更为深刻。我觉得我的使命就是致力于研究这个课题，并且打算干起来。”他同一封信中还谈到，他发现政治经济学是“一种模糊的数学，用以计算人类勤劳的原因与效果”。他想要利用数学的意向是认真的，因为，当他准备从澳大利亚回国，而且念念不忘自己的使命和政治经济学的性质时，就曾写道：“我特别希望成为一个精通数学的人，我相信，没有数学家，什么也不可能做得非常透彻。” 杰文斯也养成了一种同样重要的偏好，即将效用与经济分析联系起来。他对效用的兴趣似乎部分地来自边沁的著作，他可能是在回到英国、进入大学学院时熟悉边沁的著作的。边沁对杰文斯的影响，首次出现在公开发表的杰文斯报告的摘要中，他在那里虽未提及边沁，但他用了边沁的话，例如边沁的“行动的源泉”一词。杰文斯说，在他9岁时，听母亲为他读理查德·威特利的《货币通俗讲话》（1833年）时，便接触了效用概念。杰文斯后来说，他从这本书上学到了“最初的政治经济学概念”。据威特利传记作者说，威特利认为他自己的《通俗讲话》“比他的一些更大的著作具有较多的实际重要性”。相隔15年之后，杰文斯对威特利的下述公理的含义及其生动的说明也许仍然记忆犹新，并对他自己1860年最初几个月的研究起着指导作用，威特利说：“不是劳动使物品具有价值，而是它们有价值才值得为它而劳动。” 关于他自己的能力，杰文斯写道：“给我一些事实或资料，我便能将他们构成一种安排得很好的成熟的理论结构，或者将它们造成某种形式新颖之物。”杰文斯在未到伦敦之前已经看到了一些“事实或资料”，不久又找到了一些。除了研究哲学，他还报名参加了奥古斯塔斯·德·摩根的微积分班和雅各布·威利的政治经济学班，威利是摩根的数学高材生。在威利的研究班上，杰文斯发现有机会思考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细节，当然，他从摩根那里也学到了他所渴求的微积分知识。1860年初，杰文斯把他所有的“事实或资料”发展成一种他认为“颇为新颖”的“成熟的理论结构”。 Ⅲ 卡尔·门格尔（1840-1921年）和杰文斯不同，他没有留下什么通信和日记，能够揭示《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年）中新思想的来源，此书是他的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关于边际主义的著作。尽管不知道有什么东西能够直接否定下述推测，即认为《原理》是早已出现的一些思想发展的结果；但《原理》中的一个说法却似乎表明它是在1869年前不久完成的，当时他需要一项“具体成果”，以便取得维也纳大学讲师之职。门格尔曾经说过，他研究的范围“在不小的程度上……是德国政治经济学‘新近发展’的结果。”这“新近的发展”是指德国学者持续进行到1869年的一场关于价值问题的讨论，门格尔显然想对这场讨论作最后的补充。 德国学者要求门格尔作出“具体成果”，而他们使他面对的却是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非劳动价值论。为了改进这一理论，门格尔加进了关键的边际主义观点，即“价值”等于“由全部可以获得的（物品）数量所提供并能以任何相等部分取得的满足之中最不重要的那个满足的意义”。类似观点在门格尔读过的德国学者的著作中还找不到。对杰文斯和瓦尔拉斯来说，关键的观点是数学的，他们也都承认微积分学同边际效用表述的关联，但门格尔却从未公开将他的说法同微积分学联系起来。由于这一点，加上他对方法论所发表的显然反对在经济学中使用数学的看法，所以人们一直推测数学在门格尔1871年前关于经济学看法的发展中没有起什么作用。熊彼特试图解释门格尔的数学，他说：“奥地利的效用价值论者，由于使用了边际效用概念，实际上发现了微积分学。” 然而，有证据表明，门格尔对边际效用的表述可能并不是熊彼特所暗示的那种简单的微积分的再发现。如果门格尔在1869年以前熟悉微积分学（情况似乎就是如此），就不会是这样了。他熟悉微积分，有他写给西格斯蒙德·菲尔博根的一封信为证，后者在《经济学家杂志》（1911年）上发表了这封信的法文译文。门格尔在信中写道：“哲学和数学向来是我喜爱的科目。”门格尔给瓦尔拉斯的第一封信中，有他熟悉数学的进一步的证据。瓦尔拉斯是从1883年6月22日奥尼斯·德·布瓦伊的来信第一次知道门格尔的，当时，布瓦伊刚刚看到门格尔的《原理》（即在该书问世12年以后），认为它是“一部纯理论的书，有数学概念（即不同数量的比较），并由此提出了交换价值的学说。”瓦尔拉斯于是连忙开始和门格尔通信。门格尔在复信中讨论到数理经济学，如果他对数学毫无兴趣，或者缺乏数学知识，他似乎不会写这样的信。门格尔在信中列举了他本人收藏有关政治经济学的10种数学著作，并表示愿意借给瓦尔拉斯。如果门格尔同数学只有淡淡的关系，他自己断不会收藏这么多数学书，即使他是一位收藏家。此外，在上述10种书中，有一种是古尔诺的。门格尔在给菲尔博根的信中说过古尔诺的著述“对我的思想发生了特殊的影响”。 遗憾的是，我们对他同他的弟弟（年龄比他略小）的关系一无所知，特别是考虑到他的数学。他的弟弟安东·门格尔出于爱好于1867年开始研究数学，1891-1894年间以朱利叶斯·伯格博姆博士的笔名发表了若干篇关于改革微积分学的研究论文。门格尔在1867-1871年间可能受到他弟弟对数学浓厚兴趣的影响。 Ⅳ 直接注意到里昂·瓦尔拉斯（1834-1910年）边际分析的第一位政治经济学家是约瑟夫·加尼尔，他是《经济学家杂志》老资格的主编。瓦尔拉斯于1873年（时年38岁）把他即将出版的《纯粹政治经济学要义》的样张60页寄给加尼尔，请求发表。 两个月后，瓦尔拉斯再次试图引起人们对其即将问世著作的注意，他向道德与政治科学院宣读了一篇题为“交换的数学理论原理”的论文提要。这是他首次公开发表自己的主要观点，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谈及此事时说：“我在我的科学领域有了一项重要的发现，我在暑期向学会作了汇报。人们对整个报告的反应冷淡。” 研究院稍后于1874年1月的《会议与工作》上发表了瓦尔拉斯的论文，这是他的边际主义研究成果的首次问世。他意识到他的论文如果不在其他刊物发表，就很少有人看到，因此他再次请求加尼尔发表他的一部分手稿。加尼尔拖延了一段时间，最后还是拒绝了，理由是“我们的读者99％都不会欢迎和欣赏这种著作”。加尼尔往常是善待瓦尔拉斯的，这一次也不例外，他在拒绝的同时，又答应给他其他帮助，说是“考虑到您是已故政治经济学教授奥古斯特·瓦尔拉斯的哲嗣，富有才华，虽然脾气大了些”。瓦尔拉斯立即表示接受加尼尔的好意。于是加尼尔在《经济学家杂志》1874年4月号上转载了瓦尔拉斯发表在《会议与工作》上的论文，这是他应允给瓦尔拉斯帮助的一部分。杰文斯从这一转载的手稿中得知瓦尔拉斯持有和自己相似的观点。 瓦尔拉斯从1873年年中就开始争取古尔诺的支持了；由于过去曾受惠于他，所以瓦尔拉斯邀请他来研究院听自己的报告，同他磋商彼此的观点，请他出面同出版商哈歇特联系，还请他帮着写一篇数理经济学的论文。古尔诺（1877年去世）愿意帮忙，但他无能为力，他忙于自己的家务和出书事宜，而且，他发表《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的研究》（1838年）之后不久，患上严重的眼疾，以致在后来30年间放弃了一切数学研究。 据瓦尔拉斯自己说，他对政治经济学的兴趣，缘起于1848年偶然听父亲阅读政治经济学文稿。他回忆说：“我14岁时已得知土地及其产品有一种内在的价值，该价值来自与效用相结合的效用。”这种认为价值与效用之间有一种合理联系的看法，可能促使他走向边际主义。然而，瓦尔拉斯把自己看作政治经济学家却是大约10年之后的事了。这个转变发生在1858年夏，当时，他在浪费了4年光阴和7000法郎而未能当成工程师，得到父亲谅解之后，瓦尔拉斯开始了自己的教授生涯，答应继续他父亲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未完成的工作。25年后，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谈到自己的学术经历时说：“这有点像是父亲为我提供了铅笔初稿的一幅油画。” 所谓“铅笔初稿”的内容是什么呢？它强调效用及其同稀缺性的关系，结果就有了“稀缺性”的概念，这个概念表现为一种比例，但这还不是边际主义。其中还有奥古斯特·瓦尔拉斯的未经解释的鼓励在政治经济学中利用数学的思想。这个草图留下了不少需要填充和修正之处。 瓦尔拉斯在1858－1870年期间虽经多方努力，但未能在政治经济学方面获得立足之地。在巴黎的12年中，他未能把数学和效用之间的重要关系加到那草图上去，尽管他在1860年和1869－1870年间尝试过两次。 假如瓦尔拉斯不曾被意外地聘为洛桑的教授的话，他的生活也许就会这样继续下去。这一任命减轻了他的一些旧的义务并得到了新机会。这无疑改变了边际革命的进程。他于1870年12月11日到达洛桑，为此他的父母付出了3O00法郎，雇人替他服兵役。在这新的环境中，他再次努力把政治经济学和数学结合起来。他到达洛桑不久写信给妻子说：“星期日早晨我去拜访了另一位同事、研究院的数学教授盖伊先生，并和他探讨了几个政治经济学问题。” 瓦尔拉斯什么时候第一次获得边际效用这个难以捉摸的基本概念呢？贾菲查阅了所有的通信和有关文件（含未发表的），得出的结论是：“无论在里昂·瓦尔拉斯到洛桑以前的文件中，还是直到1872年10月19日为止的工作计划中，都没有任何一点效用最大化理论的迹象。”关于这个日期的一点“暗示”，是他在给一位同事的一封信中，提到他正在和洛桑的机械学教授安东·保罗·皮卡德研究他的即将出版的著作，“拟修改一些代数公式”。皮卡德早些时候曾向瓦尔拉斯提出过一个评注，贾菲说这个评注“对于使瓦尔拉斯运用数学观点起了非同寻常的作用。”如果说皮卡德使得瓦尔拉斯运用“数学观点”，那么，瓦尔拉斯的《要义》一书临近出版还没有讲到边际效用，是因为他已经有了一份手稿，并开始找出版者。一个多月前，他在写给出版商吉约曼的一封信中曾说，他的关于纯经济学的著作“今天已经差不多全部完成了”，而且是一种“完全新的形式”，意思是说他运用了数学方法。 Ⅴ 前面几节意在说明边际主义是在1862－1873年期间由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新人逐渐发展形成的。这些新人（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具有年轻人的观点，觉得不必拘泥于当时流行的但阻碍进步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见解。各人也都有一种使命感。各人经历了不同的环境，最后都扩大了欲望或者效用在对经济学的了解方面所起的作用。这三个不同国籍的人将他们的欲望概念或者效用概念和微积分的基本概念结合起来的时候，边际效用就出现了。 从1873年到19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中，边际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历史是寻求人们接受和支持边际效用的历史。边际主义，作为得到人们承认的经济学的一部分，直到有人支持和接受以后才开始。杰文斯、门格尔，特别是瓦尔拉斯，是这种争取承认的奋斗史中的主要人物。他们是新人这一事实，使得他们长期没有助手。 杰文斯和瓦尔拉斯不久就彼此相知，但是差不多10年后瓦尔拉斯和门格尔才开始通信。有人很快向他们指出已经有过前辈。主要的前辈是赫尔曼·海因里希·戈森，他的发现在1878年杰文斯就写信告知瓦尔拉斯了。瓦尔拉斯和杰文斯一致承认戈森走在他们前面。关于其他的前辈，他们的意见不尽一致。乔治·弗里德利希·科纳普于1874年提出约翰·海因里希·冯·杜能，要瓦尔拉斯注意。罗伯特·亚当森则于1876年向杰文斯提出。瓦尔拉斯发现，杜能的著作没有什么东西使他感到兴趣，最后在一封给杰文斯的信里说：“不管怎样，我怀疑是否有多少东西可取。”杰文斯始终没有对瓦尔拉斯的评价表示意见，但是他在《理论》一书的1879年版本里仅仅提了一下杜能的名字，而用了差不多7页叙述戈森。夏尔·勒托尔1874年在评论瓦尔拉斯的《要义》时提出朱尔·杜皮特的名字。和对杜能一样（但原因不详），瓦尔拉斯不承认杜皮特是前辈。瓦尔拉斯于1874年对杰文斯关于《杜皮特先生的回忆录》作了评价，他说：“杜皮特事实上已经接触到效用的数学表达方式问题，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解决”。后来杰文斯写信给瓦尔拉斯说：“不可能不承认杜皮特对这门学科有很深的理解，并在效用的基本概念方面比我们先走了一步。”瓦尔拉斯立刻复信说他不同意杰文斯“对杜皮特先生的回忆录的评价的意见”。 卡尔·门格尔似乎不大费力就获得了一些支持者。然而，他所费的气力可能被低估了，因为人们对他的结果知道得较多，而对他的活动知道得较少。表面上他单凭他的《原理》一书的优点就首先取得两个主要支持者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的忠诚拥护。然而，奥地利学派的创立延迟了，因为维塞尔在1884年以前完全没有发表什么关于边际主义的东西，而庞巴维克直到1886年才开始。关于门格尔在这些著作方面的作用，人们知之不多。 杰文斯认识到他必须想办法传播他的见解。因此，他于1866年发表了一篇比他原来论文长的文章，刊登在一个比较引人注意的地方－《皇家统计学会会刊》上。晚些时候，他准备了一项篇幅可以出书的精细作品，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由麦克米伦公司于1871年出版。1875年杰文斯写信给他已经认为是盟友的瓦尔拉斯说：“我毫不怀疑我们的努力最后会取得成功，但须经过一些斗争。”在他的《理论》的第2版中，杰文斯为边际主义提供了他最初的历史和文献目录，这两者有助于奠定这个问题的地位，并增进人们的理解。可是杰文斯忙于其他的事情，没有兴趣加以推动，而且不幸于1882年去世。他始终不知道门格尔有同样的观点。 瓦尔拉斯在有系统地和不断地寻求人们的承认和支持方面，是3人中干劲最足的一个。贾菲编排得极好的三巨册《里昂·瓦尔拉斯通信和有关文件》中，有很大一部分叙述瓦尔拉斯为确保新经济学被人接受，从1873年到1909年所作的不懈努力。 瓦尔拉斯认为他知道必须怎么办。他有一个科学革命的计划，那不仅是宣告此项革命性的发现。瓦尔拉斯在1883年写给他母亲的信中说：“有了发现还不够，必须懂得如何造成一种形势，使这些发现能被人理解。”他有足够的革命热情，肯用他自己的钱资助边际革命。1901年瓦尔拉斯估计他已经从继承的家财中花掉了5万法郎（等于他最高年俸的10倍）推展他的学说。从一开始起，瓦尔拉斯就估计到法国的政治经济学家会忽视他的著作。瓦尔拉斯的想法推动了要把边际效用引进政治经济学的斗争的国际化。这种国际化是有助于斗争的最后胜利的一个因素，因而也有助于边际主义的兴起。 国际化的计划第一次出现于1873年，当时瓦尔拉斯告诉加尼尔，如果法国人固执地把我当作“一个梦想者”而不予理睬，他将诉诸“外国公众的评判”。他于1874年3月12日确实开始有系统地寻求外国支持者，他寄了内容相同的信给“一个在英国的朋友和一个在德国的朋友”（这两个人和他都是合作运动的成员），以及一位在日内瓦的大学教授（此人熟悉意大利的情况）。在这三封信中，他请对方提供一个精选的教授和主编的名单，以便他可以把他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的单行本送给这些人，希望以后“和他们发生关系，这些人会深入钻研我的思想，加以讨论”。瓦尔拉斯在一封信中解释为什么“在发表时略有更改”，他说因为他的著作是“很科学的但不太通俗”，他不得不向远处去寻找即使是一小批的读者。他又进一步说明读者对他特别重要，因为他的出版人只有在他的新著的第一部分的销数确实可以保证不赔本以后才会印制第二部分，这项协议把瓦尔拉斯的《要义》的第二部分延迟到1877年才付印。他估计他的《要义》会有成功的机会，如果能在法国、英国、德国和意大利找到30个人“能够阅读、评判，并公开予以支持”。 瓦尔拉斯最初的3封信找到了两个意大利的、7个德国的和16个英国的有希望的对象；但是只有一个意大利的和两个英国的通信者对瓦尔拉斯的倡议作出反应。这个意大利人是阿尔贝托·埃雷拉，他使得意大利向边际主义开放。杰文斯是给了复信的第一个英国人，他说已经读过《经济学家杂志》刊登的瓦尔拉斯的文章。他1874年5月12日写道：“我感到满意的是，我的关于交换的理论，尽管在英国发表时不是被人忽视就是受人批评，而实际上被你的研究成果所肯定。”瓦尔拉斯和杰文斯之间这种目的一致，加强了创造边际主义的力量。关于他们在新发现方面的巧合，瓦尔拉斯在写给另一个通信者的信里说，他希望“这种巧合的奇特会引起您的好奇心，使您想深入了解杰文斯先生和我两人的著作。”另一个写来复信的英国人是克利夫·莱斯利教授，他指出杰文斯有一种类似的理论，他本人和约翰·穆勒都不同意。 瓦尔拉斯在他的《要义》（1874年）的第一部分出版时，为了争取和感兴趣的经济学家发生通信关系，又采取了同样的做法，即“向欧洲差不多所有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寄赠一份”。这一次，杰文斯给瓦尔拉斯提供了6位可能有反应的经济学家的姓名，其中仅仅G．H．达尔文一人复了信。瓦尔拉斯寄出《要义》（1877年）第二部分时效果也不好。实际上，他争取读者的计划结果得到的人数一定比他预想的少得多；经过种种努力，到1881年他只数出三个“值得提名的学生”：奥尼斯·德·布瓦伊、冯·温特费尔德和德尔·佩佐。 1881年以后，前途呈现光明。1881－1890年间，承认和支持边际效用概念的著作家几乎每年都增加。1882年，杰文斯死后，成为瓦尔拉斯的主要英国顾问的赫伯特·萨默顿·福克斯威尔，寄给瓦尔拉斯一张列出可能成为对象的12个英国人。根根这张名单，瓦尔拉斯才能够和马歇尔及埃奇沃斯开始通信，这在某些方面是令人鼓舞的。1883年，布瓦伊使门格尔和瓦尔拉斯有了接触，结果边际革命的范围又增加了一个国家。门格尔在写给瓦尔拉斯的第一封信中说，他早已知道有了瓦尔拉斯的一些著作，但是不知道自己的观点和瓦尔拉斯的观点相似的程度。或许是没有这种认识，因为门格尔不以为有相似之处。另一方面，瓦尔拉斯在写信给门格尔时却强调他们观点的相似处，他说：“先生，我们显然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并且显然采取了同样方法来解决。” 门格尔被介绍给瓦尔拉斯以后的一年，维塞尔发表了他的《经济价值的起源和主要规律》（1884年）。这是一本以门格尔的观点为根据的书，也是将要出现一个奥地利学派的最初迹象，并且书中第一次使用了“边际”一词。它流通的范围狭小。瓦尔拉斯在1886年还不知道这本书，直到1887年才得到一本。夏尔·吉德1885年向瓦尔拉斯建议创办一种“接受批评意见”的法国新杂志，说明瓦尔拉斯早已感觉到的法国人那种冷漠态度有了一些好转。1886年，庞巴维克的《经济货物价值理论大纲》一文在《国民经济学与统计学杂志》上发表，这个杂志是德国关于经济学的专家意见的主要论坛。瓦尔拉斯立即写信给庞巴维克谈到“初步的和匆促的检查已使我意识到该书的极端重要性”。就在这一年瓦尔拉斯写出第二次的边际主义史，放在他的《货币论》（1886年）的序言里。1887年晚期，瓦尔拉斯找到一位俄国数理经济学家拉迪斯劳斯·冯·博尔基韦兹，此人成为一个受到重视的通信者和可靠的辩护人。 瓦尔拉斯曾于1884年第一次接到费利普·亨利·威斯蒂德来信，信中说：“我现在正以极大的兴趣阅读您的《要义》。”四年过去，瓦尔拉斯才再次接到他的信。继续向瓦尔拉斯提供有关英国经济学家的意见的福克斯威尔，于1886年称赞威斯蒂德“很能干，是杰文斯的一个热情的信徒”，1888年又说他是“令人钦佩的著作家”，并且“正在写一篇对杰文斯先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导言。”威斯蒂德送给瓦尔拉斯一本地的《经济科学入门》（1888年），瓦尔拉斯回信说他“极其愉快地”拜读了佳作。次年，他又用了“极其愉快地”这完全相同的词句来形容他看了马费奥·潘塔莱奥尼寄来的一本《纯经济学原理》（1889年）以后的心情。1889年边际主义在奥地利占有的地位，从那一年出现的三本其他运用边际分析的书这一事实中可以看出。这三本书是：鲁道夫·奥斯皮茨和理查德·利本的《关于价格学说的研究》、庞巴维克的《资本与利息》（第二部分）和《资本实证论》，以及维塞尔的《自然价值》。 Ⅵ 在1862－1887年间，这种研究效用的新方法被赋予各种不同的名称。杰文斯在寻求一个令人满意的名词时曾杜撰过“效用的最后程度”、“最终效用”和“极限效用”这些表达方式。门格尔用“最不重要的满足的重要性”来麦示同样的概念。瓦尔拉斯使用了“内涵的效用”、“稀少性”和“得到满足的最后需要的强度”这三种说法来指向一概念。到1887年的时候，似乎“最终效用”可能成为标准的名词，至少在英语中是这样。甚至维塞尔在《起源》（1884年）中用过的“Grenznutzen””（边际效用）一词，也被译为“final utility”（最终效用）。 1888年未出现一个词，它终于取代了英语中的“最终效用”，并大概也将取代其他语种中以前使用过的名词。它就是“边际”这个词，由费利普·亨利·威斯蒂德在他的《入门》中首先采用，在这本书的每一页上平均出现两次：就初次使用而言，这是大量出现了。别人接着采用的现象发展缓慢。例如，“边际”一词在1888年埃奇沃斯对《入门》一书的评论中就找不到、在该年晚些时候埃奇沃斯对英国科学促进会的F组发表的会长就职演说中找不到，尽管他谈到威斯蒂德的《入门》，并多次提起“最终效用”和“最终的无效用”。 不难推测，这个词威斯蒂德是从维塞尔的书里借用的。维塞尔曾于 1884年首先把“最终效用”译为“边际效用”，这简直不是确切的翻译。但是，在《入门》中或行在其他地方，没有证据表明威斯蒂德在引用“边际”这个词时曾受到维塞尔的《起源》或者其他著作家偶尔使用“边际效用”一词的影响。还可以加上一句说，“边际效用”是一种“非直译”。而且也未必是一种靠得住的译法，特别是因为“最终效用”这个说法曾经越来越多地作为同义词用了17年。1890年的《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记事》双月刊登载了庞巴维克的文章的两篇译文，其中“边际效用”一词不出人们所料每次都被译为“最终效用”。“Grenze”（边际）这个词在门格尔的《原理》一书里也有，但是应该并且在英文版里确实是译为“极限”而不是译为“边际”。 埃奇沃思在他为帕尔格雷夫的《政治经济学词典》（1869年）所写的《（经济学中的）边际》一文中说，威斯蒂德首先使用“边际”这个词，而不是“最终效用”。另一个可靠的报道者詹姆斯·博纳1889年说：“‘边际主义’是威斯蒂德使用的一个巧妙而恰当的词语。”埃奇沃思和博纳都没有使人联想到和维塞尔有任何关系。奇怪的是，威斯蒂德在他为帕尔格雷夫的词典所写的《效用的最终程度》那篇文章里始终没有提到“边际效用”。威斯蒂德的文章的结尾中有一句话说：“杰文斯所谓‘效用的最终程度’就是奥地利学派的‘边际效用’”。 包括“边际”这个词的第二本书是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1890年）。马歇尔对这个词的使用不像威斯蒂德用得那样频繁，平均每15页使用一次。人们可能以为马歇尔从威斯蒂德那里学到“边际”这个词。然而并没有人这样说过。在《原理》第1版中，马歇尔亲自说明了这个词的来源。他写道：“‘边际’增量这个词是我从杜能那里借来的，现在德国经济学家一般都使用。杰文斯的《理论》问世时，我采用了他的‘最终’这个字眼，但是我逐渐地终于相信‘边际’比较好。”马歇尔的说明在某些方面是不确切的。杜能并没有使用“‘边际’增量”一词；就这个词来说，马歇尔除了上面引述的这段话以外也没有使用过。杜能只使用了“边际”这个名词一次，而这一次指的是“极限”，超过这个极限雇主就不会增雇任何工人。 马歇尔觉得自己的说明不恰当，结果在第2版里把脚注改成这样：“‘边际’增量这个词是和杜能的思想方法协调一致的，并且是由于受了他的启发，虽然他没有实际使用。由于维塞尔教授所提倡，奥地利经济学家一般已经使用了一个时期，而且已经被威斯蒂德所采用。杰文斯的《理论》出现时，我采用他的‘最终’这个字眼，但是我逐渐地终于相信‘边际’比较好。在第1版里，这个脚注错误地把这个词以及‘边际增量’的概念追溯到杜能。”这简直不是改进。他所谓“采用”是什么意思呢？马歇尔在第二版的索引中也两次引用“维塞尔首先使用了‘边际效用’”这句话。此后的版本中都删掉了这可能引起误解的一句。 在庞巴维克的《资本实证论》（1889年）由威廉·斯马特于1891年译成英文时，“边际”这个新词确曾作为德文“Grenze”的英译而出现（或许是第一次出现）。在克里斯琴·马洛赫1893年翻译的维塞尔的《自然价值》（1893年）一书中，也是这样处理的。但斯马特以及他的学生马罗赫一定是从马歇尔的《原理》而不是从一些德英词典中学到“边际”这个词的。 “边际”这个词被威斯蒂德应用于10个不同的词，被马歇尔应用于13个不同的名词。威斯蒂德和马歇尔两人都用“边际”这个词来修饰的惟一名词只是“效用”。威斯蒂德的其他名词是欲望、被想望性、效果、效力、有用、价值、使用价值、需要和值得。马歇尔的其他名词是资本、生产成本、需求价格、劳动的无效用、投入量、生产要素的效率、努力、费用、增量、产品、报酬、供给价格和货币的效用。 很可能，“边际”这个词被采用，不是作为“Grenze”的译名，而是作为“最终”一词的比较方便的代用语。“边际”这个词比较灵活。尤其是因为它还可以用在例如“在边际”或者“在边际上”的意义上。威斯蒂德和马歇尔都利用了这一有利条件。威斯蒂德使用“边际”这个名词24次，马歇尔用了12次。这是有吸引力的，因为它使边际分析符合英国政治经济学中长期存在的一种分析类型，其内容包括把注意力集中在“耕作边际”的情况上。威斯蒂德和马歇尔写书时，人们认为“边际”在这一意义上广泛使用。西蒙·帖顿1889年说：“‘耕作边际’这种说法，由于长期使用，已经成为一种标准方式，表达经济学上一些最基本的概念之一。” “耕作边际”这种说法曾被托马斯·查默斯在他的《论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的道德状况及道德前景》（1832年）一书中引用。他学习“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和马尔萨斯先生”，从考虑“耕种的终极限度”开始他的探讨。查默斯重复了这种说法，然后未作解释就改用“耕种的终极边际”，这另一种说法他只用了两次。他也用了“最后和最远的边际”。“边际”这个词用了三次以后，他又恢复使用他原来用的名词“限度”，频繁地使用，常常写出“终极限度”“某种限度”、“自然限度”、“最小可能的限度”或者“存在的限度”。“限度”的一种德文译语是“die Grenze”。 仅仅查默斯一个人或许还不能把“边际”这个词引进政治经济学的词汇。在得到约翰·穆勒的赞成时，引进后发生效力了。穆勒在其所著《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年）中，把查默斯博士包括在“最著名的和有重大成就的著作家”之列，这是他通常得不到的地位。穆勒说查默斯具有善于表达意见的优点，“用他自己的语言，往往说出人们惯用的词句只会隐蔽的真理的某些方面”。穆勒写道：“查默斯博士说得好，政治经济学上许多最重要的教训必须在终极的耕作边际才能认识到。”穆勒在许多别的时候提到“边际”，认为这是查默斯最先采用的。“边际”这个词被译为德语的经过很有趣。阿道夫·泽特贝尔在他所译的穆勒的《原理》的德文本（1852年）里，把“在极终的边际”译为“auf dem aussersten Rande；把穆勒的“典极限度”解释为“ die ausserste Grenza”。这样，边际这个词（以及因此“边际主义”这个词）恰好就像它应该的那样，把杰文斯、门格尔及瓦尔拉斯的著作和韦斯特、马尔萨斯及穆勒的著作联系起来。在这一意义上，边际主义似乎是两股分析之流的汇合。 Ⅶ 把边际主义包括在一般经济学的论文之内，标志着边际主义起源方面的最后或得到承认的阶段。为了简明扼要，这里只考察美国的教科书。 理查德·伊利的《经济学大纲》（1893年）是出书后40年中经济学教授们最广泛选用的一本美国课本，这本书是作为作者的《政治经济学绪论》（1889年）的修订本处理的，《绪论》中原来简直没有边际主义的迹象。《大纲》包含略多一些的边际主义。他在一段简短的经济学史中介绍了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并评论当时在美国已经有人知道的奥地利学派。此书的索引中列出了“边际主义”，但是正文里只有关于边际效用这一概念的简略介绍，而且没有提到这个名词本身。 伊利的《大纲》的第一版从1893－1907年适应了当时的需要。在这15年中边际分析进入了一些其他竞争的课本，这些书的作者中有：A．T．哈德利（1896年出版）、C．J．布洛克（1897年出版）、H．J．达文波特（1897年出版）、E．T．迪瓦因（1898年出版）、F．W．布莱克默（1900年出版）、F．A费特（1904年出版）、H．R．西格（1904年出版）和E．R．A．塞利格曼（1905年出版）。这些课本多半仅仅讨论边际效用，虽然哈德利和塞利格曼的著作里也有边际生产力这个项目。 伊利的《大纲》修订本（1908年）的出现，反映了边际主义方面的变化。在修订本的编订者加上了边际生产力作为对回到劳动和资本的一部分收入解释以后，没有其他的课本再把它排除在外。伊利的《大纲》后来于1916、1923、1930和1937年先后印了4版，关于边际主义保持着差不多同样的内容。 从1908至1936年这一段时期的其他主要的美国课本，其内容范围都和伊利的著作基本上相同。这些书的作者是阿尔文·约翰逊（1909年出版）、F．W．陶西格（1911年出版）、欧文·费希尔（1911年出版）、F．M．泰勒（1911年出版）、J．R．特纳（1919年出版）、H．克莱（1919年出版）、T．N．卡弗（1919年出版）、O．F．布克（1925年出版）、莱昂内尔·伊迪（1926年出版）、L．A．鲁菲纳（1927年出版）、F．B．加弗和A．H．汉森（1928年出版）、P．F．格米尔（1930年出版）、F．R．费尔柴尔德（1930年出版）、布罗德斯·米契尔（1932年出版）和F．S．戴布勒（1936年出版）。这是一段28年的稳定时期，边际效用和边际生产力都已经被人接受。在这些课本中，边际分析没有其他的用处。 20世纪30年代中，边际概念被引进一些刊物和专业文献。“边际效用”已经失宠。边际替代率取而代之，部分地作为J．R．希克斯和R．G．D．埃伦的《价值论的再商讨》（1934年）一书的直接结果。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长期以来出现在个别事例中的对最大限度化的两项指标，开始在爱德华·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经济学》（1933年）和罗宾逊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1933年）中广泛使用。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开始把一些边际名词异乎寻常地作为常用词使用。 这些变化在1937－1947年间影响了课本。两本教科书，一本是迈耶斯写的，第二本是麦克艾萨克和史密斯合著的，都于1937年出版，其中第一本清楚地表明张伯伦和罗宾逊的概念被人接受了。1947年出版的洛里·塔布斯写的教科书，把凯恩斯式的边际名词放在显著的地位。 代表1947年以后美国课本的新特征的一本书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1948年），这是当时销售日益增多的一本书。1970年修订时此书仍在风行。这个修订本包括基本上和第一版相同的边际主义题目，但用了一倍以上的篇幅。当时流行的其他教科书中，边际主义的数量与性质大致和萨缪尔森的书中相同。 美国课本中的边际主义经历了三个逐步取得人们认可的稳定时期：第一个时期，1893－1907年；第二个时期，1908－1936年；一段时间的间歇，1937年－1947年；以及第三个时期，1948－？年。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理查德.豪伊著 第一章 杰文斯的边际效用观点的形成 Ⅰ 一件物品对其消费者的效用或满足的概念，在1871到1889年的经济学研究中首次处于关键地位。这个概念的引入标志着经济学家观念的急剧变化。过去的经济学家虽没有完全忽视效用，但也没有有效地利用它，这是因为，一般来说他们没有从实用的观点，而主要在其最不实用和最明显的形式上考察它，亦即考察一个人从一定量消费中所获得的总效用。采用“边际的”观点，即把注意力集中于总效用相应于消费量的变动而出现的变动，为有效地利用效用概念开辟了道路。后来，当经济学家严格和全面审视他们的课题时，他们便来研究效用的节约（最大化），而过去他们却一直在研究成本的节约（最小化）。 新的“边际”观点通常被认为发端于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卡尔·门格尔和里昂·瓦尔拉斯的同时问世的主要著作。研究这些有影响的著作是如何写成的，从这些作者中的第一人开始可能比较方便。因为杰文斯远在他的主要著作问世10多年前（1860年2月19日）即已发现了边际效用的意义。拉恼泽依据杰文斯的未发表的日记（保存在杰文斯儿子手中）确定了这一日期。2月3日到5日，杰文斯还曾写到，他“几乎完全埋头于政治经济学的一本著作……价值建立在劳动的基础上……”，从而表明他此时还追随着英国古典学派的先驱者。但在两周以后，1860年2月19日，杰文斯写到：“整日在家，主要研究经济学，并且得出了我认为是对价值的真正理解。关于价值概念，我不久前说过许多错话。”拉恼泽认为，这里所说的“许多错话”指的是他先前赞成劳动价值论，而“对价值的真正理解”则指效用价值论。 杰文斯本人在1860年6月1日致其兄弟赫伯特的信中确认了他的发现的大致日期。他说：“在最后这个学期，我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几个月来，我幸运地提出了无疑是真正的经济学理论，这个理论是如此透彻和一贯，以致我现在读到这方面的其他著作时不能不深感愤怒……我从一些数学原理引出了政治经济学家们先前已经得出的全部主要规律，我只是把他们搞成一系列精确和有联系的定义、公理和理论，就像许多几何学问题一样。最重要的公理之一是，随着一个人所消费的任一商品（例如进餐）数量的增加，得自所用的最后一部分商品的效用或福利在程度上是减少的。进餐的开头和结束之间享乐的减少可以作为一个例证。我认为，一般来说，效用的比例是商品数量的某种连续的函数。事实上，政治经济学家们在更复杂的形式上，以供给与需求规律名义已经提出了这个效用规律。不过一旦以简单的形式对它加以适当表述，它便揭示出了问题的全部……我不想把这些东西束之高阁而让别人占先，因此我想在明年春季把它发表出去。” 这是边际效用学派基本原理的最早陈述。它是完全而准确的。它无疑表明，远在门格尔和瓦尔拉斯注意到这个问题之前，杰文斯已经制定了该学派的基本原理。 是什么原因使伦敦大学的这位24岁的学生把边际效用思想引进他自己的经济学构想？本章没有选用有关杰文斯创新的个别材料，而是列举了一系列不连贯的情况，这些情况程度不同地增进了作出这种创新的可能性。 Ⅱ 杰文斯虽没有暗示是谁引导他得出了效用论，但确实普遍赞扬了许多作者，认为这些人的著作有助于他思想的形成。其中之一是西尼尔，他是牛津大学第一位“德鲁蒙德政治经济学教授”（1825-1830年）。西尼尔德鲁蒙德讲席的继任人威特利（1830－1832年）和劳埃德（1832－1836年）可能对杰文斯也有影响，尽管杰文斯没有提及。也许还可以加上都柏林三一学院的第一位“威德利教授”郎菲尔德（1833-1838年）。这些人都被誉为边际效用学派的先驱者，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指出杰文斯受到了他们的影响。他们的著作出现在杰文斯诞生前后不久；他们的效用观点正期待着1859年从澳大利亚归来，并准备投身于价值论研究的杰文斯的发现。 杰文斯没有意识到他直接受惠于“德鲁蒙德”和“威德利”教授们关于效用的著作。他曾提及西尼尔与效用论的关系，但没有为我们提供什么根据，可以使人相信他知晓西尼尔关于边际效用的著作是在他自己独立发现边际效用（1860年）之前。不过，杰文斯在少年时代曾有机会接触威特利的观点，这可能为他日后把效用论作为基本工具的想法作了准备。杰文斯接受经济学教育，按照他妻子的说法，开始于他的母亲为他读威特利大主教的《货币通俗讲话》。他本人在他去世前不久说过：“我在孩提时代曾从这些讲话中学习了最初的政治经济学。”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可以大致不差地说，杰文斯接受边际效用价值论应部分地归功于这位大主教，因为威特利（如下所述）拒绝劳动价值论，接受一种不太严密的效用论。 威特利说：“当所需要的任一物品由劳动获得，而已没有劳动便得不到时，我们当然会发现为得到它而付出的人的劳动；如果这些物品有很大的价值，则通常会发现它花费了很多劳动。这使得一些人认为，给它价值的正是花在它上面的劳动。但这是完全错误的。不是任一物品所花费的劳动才使它依较高价格而售卖，相反地，正是为了高价售卖才使人为得到它而劳动。例如，渔夫之所以出海，在恶劣气候下艰苦劳作捕鱼，为的是得到好价钱；但是，如果某渔夫虽然夜以继日地干，却只捕到1条小鱼，而另一渔夫也许因为落潮而在浅滩上抓到1000条鱼，则前者不可能以后者1000条鱼的同样价格来售卖他的1条鱼。1条大马哈鱼和1条鲟鱼也许偶然蹦到船里，虽然没有花费任何劳动，但没有理由说它们的价值较小。如来一个人在吃牡砺时，偶然发现了一颗晶莹的珍珠，那么这颗珍珠的售价决不会少于他花一整天时间潜水而得到的珍珠的价格。 因此，不是劳动使物品只有价值，而是它们有价值才值得为它而劳动。”威特利的这段话对一个9岁少年该有多大的影响啊！难怪35年后杰文斯还会想起当时的情景！ 杰文斯为什么会忽略中津和都柏林的教授们关于效用的著述呢？主要的理由是，当时英国教授们的地位比现在要低，在经济学和英国大学教育上都是这样。学生们难得去听杰文斯开始著述这几位教授所开的课程，其他许多人的讲课就更不在话下了。据说西尼尔第一次讲座（在牛津）结束时，听众只剩下一个人。时，“德鲁蒙德教授”实际上都不住在牛津。这些教授的微贱地位使其著作不被杰文斯所注意。 牛津和都柏林的教授们对效用的偏爱是从何而来的（这种偏爱得到了如此充分的发挥，以致其中的一位对边际效用在价值论中的作用作了几乎完整的说明）？最大的可能是，早期的这批效用经济学家有着一致的看法；这又因为他们师承西尼尔或威特利。支配这批人的是一个人，而不是一种思想。西尼尔在经济学界的声望比威特利高；不过，也有许多证据表明，威特利可能影响了西尼尔观点的形成，而不是相反。这是自然的，因为西尼尔初次遇到威特利是在他于1811年聘威特利作他的家庭教师时。西尼尔还可能把他自己选择教授职业归功于威特利，以至后来在西尼尔的讲授中还不忘恩师的观点。毫无疑问，这批早期效用理论家的中间联系纽带是威特利，而不是西尼尔。威特利在挑选劳埃德这位明星的效用经济学家方面肯定起了作用。威特利在都柏林及时建立了以他自己命名的讲席，并且支配着人选的任用。 威特利和西尼尔在价值问题上的言论不多。西尼尔最初论及价值（非常简略，没有涉及效用），是在他匿名发表的对两篇农业论文的评论中。第二次是为威特利《逻辑原理》所作的附录（1826年）谈到“价值”一词的定义。他不赞成李嘉图把价值与成本相联系的观点，但他也没有提供一种思路，表明正确的联系应是价值同效用。他最后一次回到价值问题是在1826－1827年的讲义中（这些讲义10年后才出版）。西尼尔写道：“在价值的三个条件即效用、可转移性和供给有限性中，最后一条是最重要的。”这不太像是一位效用经济学家的说法。当然，西尼尔还进而提出了效用递减原理，但是，他把这个原理同他对为什么“我们向往的不是数量而是品种多样性”的解释联系起来。除了前面引证的段落外，威特利再没有谈及效用与价值理论的联系。但它足以同西尼尔在此问题上所写的一切相媲美，而且先于西尼尔。 在劳动价值论占有牢固地位的情况下，威特利或西尼尔何以能够使其他的“德鲁蒙德教授”或“威德利教授”转到效用价值论上呢？这种转变的发生，多半是因为这些作者（甚至包括西尼尔在内，至少在1825年）并不完全懂得李嘉图经济学，从而难于接受李嘉图的学说体系。英国的这些早期经济学者在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上同今天的经济学家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就他们中间的大部分来说，研习经济学只占他们生活的一小部分。他们几经选择，终以教授为业，是基于动机，而不是基于他们对当时经济文献的了解。他们在授课和出版发表其一部分作品的同时，仍继续他们的主业，或任律师（西尼尔，朗菲尔德），或任教会牧师（威特利，劳埃德），而且一般来说他们在教授任期届满后发表的经济学方面的东西很少。 没有谁能从这些早期英国政治经济学教授们的任何一人的著作中找到证据，表明他们确实曾经认真地通读过李嘉图的《原理》。他们之所以能提出一些创见，多半因为他们不懂得李嘉图价值论的内容，而较少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理论的缺点而要加以补救。他们所要求的一切不过是朝正确方向迈出一小步，威特利或西尼尔能够做和实际做的就是这些；他们仍然停留在远离劳动价值论陷阱的路途中。因此，英国古典派成员忽视他们就不足为怪了，他们对要攻击的对象尚缺乏充分的了解。 因为他们没有惹起当时的争论，而后来的作者们也没有提及他们的思想，所以，当杰文斯于1859－1860年冬在伦敦制定他的价值理论时也就没有发现他们的著作。 Ⅲ 哈奇逊认为，19世纪末期，在许多国家促使经济学家们研究边际经济学的一般动力，是对铁路或其他需花费巨大管理成本企业的研究。如果说“德鲁蒙德教授”和“威德利教授”未能影响杰文斯，那么，也许铁路起了这种作用。杰文斯的诞生之日（1835年9月12日）和诞生之地（英格兰利物浦），肯定使杰文斯的早年生活同英格兰最初的铁路建设密切相关。杰文斯对此问题也确实饶有兴趣，因为他为澳大利亚的报纸写过铁路问题的文章。不过，他的文章并没有表明他已认识到边际效用与铁路的成功经营的关系，当然也谈不上边际效用分析了。杰文斯的其他著作也没有显示出铁路问题与边际分析，特别是与边际效用分析之间的直接关系。 希克斯借助于拉德纳的《铁路经济学》一书，在铁路问题和杰文斯的边际分析之间搭起了一座间接的桥梁。希克斯认为，通过阅读拉德纳的著作，杰文斯受到古尔诺的影响，从而接受了依据那些可靠资料把边际分析应用于效用的思想。也许如此。但是，依据同样多或更多的证据，我们可以说，当杰文斯阅读拉德纳的著作时，他受到了杜皮特的影响。因为拉德纳把他的铁路支出的分析明白地建立在“《桥梁与道路年鉴》等期刊上一系列有关铁路费用分摊的论文报告”的基础上。拉德纳特别提到了朱利恩（P．A．Jullien），此人的一篇关于运输费用的重要论文，同杜皮特的著名论文“公共工程效用衡量”刊登在上述杂志的同一卷中。杜皮特不仅在拉德纳后来引用的这一卷中发表了论文，而且他的论文所分析的问题正是拉德纳感兴趣的最优比率问题，在分析中所用的方法也是拉德纳用的需求曲线。拉德纳怎么可能避而不见杜皮特关于运输经济学的著述呢？当然，在杜皮特的论文中（古尔诺的论文也一样），以一种显而易见的形式启发或支持了拉德纳的明确说法是很少甚或没有的。 Ⅳ 杰文斯对经济学感兴趣不到两年便发现了效用的意义。在他24岁（当时仍滞留澳大利亚）时给其姐姐的信中说：“透彻理解社会的各项原理现在对我来说是最有吸引力的事业。”在此（1858年）之前，他还抱有人人都对物理学有热烈和强烈兴趣的想法。对于他从物理学转向经济学，杰文斯未作解释，只是说“从事物理学的人很多，而实用科学和工艺学则听其自然”。 杰文斯后来又说过，对经济学的新兴趣使他逐渐转向经济学。一年后他给姐姐写信说，虽然物理学提供了“一个几乎无穷无尽的研究领域……然而在人的科学研究方面要作的事情更多。”同时，他还想把物理学方法，至少把应用数学方法应用到社会的研究中。他说：“我的大部分理论是以数学为基础来进行的，不过，我深为抱歉的是，除了一般的论证外，我不能把数学方法贯穿到底。” 结果，当他1859年秋从澳大利亚回国并开始在伦敦的大学学院学习时，他便着手研究经济学和微积分。正是这次对经济学的系统学习，为他发现边际效用提供了直接的刺激。杰文斯参加学习时，威利正执教大学学院的政治经济学讲席，他可能以某种方式鼓励过杰文斯的效用发现。不过这种影响一定是间接的和不自觉的。威利的主要兴趣在法律方面，而且有引人注目的经历，他只把一部分时间花在经济学上。作为一位教授，威利的主要任务是讲授课程，主持考试。杰文斯上课时，威利每周二讲授，从1859年11月13日开始，每次从下午5：20到6：20这一年讲了大约20课。3个月间（从听威利的课开始到他最终看出效用和经济学问题的关联为止），杰文斯不可能听很多课。威利讲授的课题也是严格遵循着约翰·穆勒《原理》的章节次序，因而没有给杰文斯在利用效用方面任何直接的帮助。 杰文斯春季的政治经济学考试成绩不佳，可以很好地说明他在效用问题上下了多少功夫。很可能他在自己新奇的想法上花的时间太多，而在阅读威利所指定的穆勒著作上却不甚努力，这是相对于他应当作的事情以及应当相信的思想来说的。他认为他应该得第1名，结果屈居第3名。杰文斯责备威利，并把自己相对的失败归因于“观点分歧。这种分歧是完全允许的，而怀有偏见的教授却反对我的答案。”对于这个轻微的责难，我们尚无其他证据加以确认。可以肯定的是，威利可能的偏见不会来自对数学的完全忽视，因为当他于1839年在伦敦大学获得硕士学位时，他的数学成绩是第1名。其次，威利在1860年所主持的考试中没有包含几个问题（如果有的话），会给杰文斯提供一个机会，让他运用新的效用观点或数学与经济学关系的观点。许多问题反而给他提供了运用关于穆勒的广泛知识的机会。6个多月以后，当威利在奖给杰文斯以“李嘉图奖学金”方面予以合作时，威利也表示，他对杰文斯不抱偏见。但是，不管杰文斯对他的成绩如何不满和抱怨（或是因为忽视穆勒，或是因为威利教授对他可能有反感），威利的课程和备考毕竟为他集中注意经济学（此时即集中于边际效用）提供了一种动力。 Ⅴ 考德把价值观点的分歧同早期经济学家们的宗教背景联系起来。他发现，基督教徒倾向于劳动论而天主教徒倾向于效用论。他承认，这个说法不能原封不动地用到19世纪经济学家头上，因为这时经济学家“一般来说不再按其宗教背景进行思考。” 不过，在杰文斯关于效用思想的形成中，宗教还是起了一定作用，虽然不属于考德说的那种类型。杰文斯对宗教的内容和形式确实未表现出任何兴趣，但他的双亲却不然，而且对幼年杰文斯的成长产生了一定影响。杰文斯的父母属于一位论教派，他们也是通过对一位论教的共同兴趣而彼此相识的。关于杰文斯母亲的生平，有人说她“嫁给了一位论教信徒托马斯·杰文斯”。结婚时，她是年已30岁的姑娘。她出身于利物浦的名门之家——威廉·罗斯科（虽已破落，门第依旧高贵）。托马斯·杰文斯则属于小工厂主之家，从伯明翰附近搬来不久，还未尝到许多成功的欢乐。托马斯·杰文斯和玛丽·安·罗斯科结合的最可贺的“成果”是有了杰文斯这个儿子，母亲以她兄弟的名字为儿子取名叫威廉·斯坦利，还为她的出世写了一首十四行诗，开头几行是这样的： 忧郁中，投进一束明亮的欢乐， 我可爱的宝贝！我最终的希望！ 在许多方面，杰文斯都更像他母亲这一支而不像父亲那一支。他母亲出嫁前，一直同她的父亲相依为命；虽然她在威廉·斯坦利成人之前不幸去世，还是把她家许多可贵的品质传给了他。后来，当杰文斯进入大学学院时，他又同舅舅生活在一起，后者使他对罗斯科家族有了进一步了解。 一位论教派对权威和论证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态度。杰文斯从双亲那儿一定接受了这种态度的某些部分。他对在其他理论和价值理论中维护非正统立场一定深表好感，虽然对正统的这种冲击无疑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他的双亲的非正统宗教信仰一定给了他极大鼓励。一位论教派也包含着对人和自然的某种理性主义的和分析的观点，以及要求把各种情况分解为它们的要素和组成部分。杰文斯把这些思想用到经济学中，因为边际效用理论就是由把消费分解为许多特殊的部分，以及对这些部分的各种关系加以分析所组成的。 一位论教对杰文斯还有某些直接的影响。由于他不信奉国教，所以被牛津和剑桥拒之门外，不得已进了伦敦大学学院，处在那里的各种影响之下。一位论教提供了杰文斯的最积极和最出众的学生菲力浦·威斯蒂德。威斯蒂德可能了解杰文斯的各种情况，不过，杰文斯不信奉国教这一事实必定有助于使威斯蒂德接触杰文斯的《理论》。在英国，如果没有威斯蒂德和杰文斯之间的联系，效用理论的演变将遵循完全不同的路线。 Ⅵ 在使杰文斯摆向运用效用方面，边沁的著作无疑比其他任何明显的条件都发生了更多的作用。杰文斯在其《理论》再版（1879年）序言中承认了这一点。他说，边沁的思想“被作为该书理论的出发点……”。该书初版第二章包含着完整的边沁主义手法，并且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必须肯定无疑地接受边沁在这个问题上奠定的原则。”不过，最重要的是，杰文斯关于效用理论的第1篇短文（1862年宣读，1863年发表，即在他的《理论》问世前八年多），14个段落中至少一半明显地反映出边沁的影响。第2段说，在一定程度上，“一种真正的经济理论只能通过回溯到人类行为的动机——快乐和痛苦的感觉——才能得到。”还有什么能比说“人类行为的动机”更明显地反映边沁的影响呢？从杰文斯的这篇早期的短文我们知道，边沁不是杰文斯所指责的那些权威之一，这个指责从杰文斯最初写效用理论时起，到他1870年初在展开的形式上著述它为止，杰文斯是一再指出的：杰文斯用这个指责来支持他的发现。 杰文斯最初是何时和怎样了解进沁的著作，并把它用于他的经济分析？当然，边沁长期以来一直在起作用。他属于前辈，在杰文斯出生前3年就去世了。约翰·鲍林把边沁的许多分散的著述收集起来，出版了边沁著作集（1843年），当时杰文斯还是利物浦的一个孩子。大学学院（杰文斯在去澳大利亚前后都曾进过这个学院）可以时常提醒杰文斯想起边沁，边沁是这个学院的创建者之一。该学院的图书馆保存着边沁1832年到1853年间的书籍和文章，解剖学博物馆还展出了他的雕像、骨架、衣服和手杖。不过，直到杰文斯从澳大利亚回国之前，他可能从未进一步考察过边沁的思想，特别是因为他早年的兴趣并没有遵循边沁的路线。当他回到伦敦后，他便既研究经济学，又研究哲学。他在哲学上下了不少功夫，以致在学院的哲学考试中名列第一，与当时最好的学生齐名。为此所作的准备看来使他偶然熟悉了边沁的思想。 杰文斯在发挥他的效用价值论时从边沁那里可能借用了多少东西呢？实际上，仅仅是快乐和痛苦计算的一般思想。有两点基本考虑妨碍杰文斯直接利用边沁的观点（除了某些不相干的讨论苦乐量的地方以外）。这两点考虑是，第一，边沁对日用品给人提供的享乐未加详论。边际效用所观察的恰是这类消费享乐。第二，边沁在其大量著作中如此成功地掩饰了他所具有的哪怕任何一点点边际效用的想法，以至今天没有人能从中揭示出它来。简言之，我们绝不要以为，杰文斯仅仅在边沁著作集的范围内去发现效用思想；他要完成他对经济过程的数学观察。边沁不赞成亚当·斯密对钻石和水的“似非而是”命题的解答，对该命题的解答，今天看来可以视为包含着边际效用思想的核心。但是，边沁的上述看法不过是边沁经济学中一个极其次要的部分，而他的经济学又是他整个文字成果的很小一部分。 Ⅶ 杰文斯在《理论》初版中说：“对我来说，对效用规律的本质和意义作了最明确解释的作者是理查德·詹宁斯先生……”詹宁斯关于边际效用的观点最初发表于1855年，并在来年的第二本书中予以确认。杰文斯只提到詹宁斯的第一本书《政治经济学的自然要素》，而且完全不认识作者本人，虽然他们都住在伦敦。杰文斯初读詹宁斯的书的日期对确定杰文斯思想的来源是很有关系的，日期不同，会使其受惠于人的性质有所不同。他是在澳大利亚时最早阅读詹宁斯的《自然要素》的吗？或者，是回到英同之后，在1860年早些时候着手制定他自己类似的理论之前？或者，是在他早先发表他的观点和1870－1871年冬写作《理论》这段时间之间？最后这个说法的证据充足。 杰文斯的确可能在澳大利亚时就已经阅读过詹宁斯的书。这本书由一家伦敦的主要厂家出版，在悉尼的书店也售卖过。但是，杰文斯对它并没有注意，即使他在这些年初次读过也罢。因为我们确知，杰文斯在澳大利亚期间的观点并不带有任何詹宁斯的色彩。特别是我们知道，即使在他回到英国之后，他还持有劳动价值论，而詹宁斯公开宣称反对这种理论。我们没有同样有力的证据表明，杰文斯没有在1860年2月从《自然要素》中获得更好地运用效用的线索。如果这样，杰文斯应对詹宁斯深表谢忱。他可能经由新近出版的加尼斯的书会发现有关詹宁斯的资料，它们应能引起他的好奇心。但是却有相当的证据表明，杰文斯当时绝不知道詹宁斯。首先，从他这一时期的通信和日记中，看不到对詹宁斯的任何暗示，从他早些时候的两篇有关该问题的出版物中也看不到这种暗示。在他后来所写的文字中也没有提及他当初已经知道詹宁斯。其次，虽然杰文斯关于经济学的观点一般来说与詹宁斯的观点是吻合的，但是，这些观点在早期的表述方式上并没有任何类似之处，否则应可暗示他认真地研究过詹宁斯的著作。看过杰文斯的两篇早期有关效用的短文，我们可以说他读过边沁的书，但我们从中得不到一点线索表明他读过詹宁斯的著作。另一方面，杰文斯的《理论》却提及、称赞和援引过詹宁斯。在很多地方，《理论》同《自然要素》在形式和例证上都很相象。看来，很可能杰文斯发现詹宁斯的书是在他从伦敦大学获得学位并进入曼彻斯特的欧文学院之后，在那里，除了别的以外，他还讲授经济学。 虽然杰文斯从《自然要素》中援引了若干段落，但他可能也同样有效地利用了詹宁斯的第二本书《关于财富和需求的社会欺骗》，因为这本书在许多方面以同样方式研究了同一课题。詹宁斯的这两本书包含的许多想法，杰文斯发现他会完全赞同的。第一，詹宁斯虽然没有使用数学概念术语，但他主张在社会科学中运用数学。如果说这并没有对杰文斯发生什么影响，那么也应是出现在他面前的一种机会。詹宁斯可能读过早期数学经济学方面的东西，或者至少见到过它，因为他在第一本书的扉页上引述了休厄尔关于该问题的论文中的话。后来，詹宁斯谈及应用数学于社会现象的可能的好处时说：“假如研究哲学的这些同等的分支（心理学和经济学）是可能的话，则借助于纯数学科学将会使它们的语言更合适，使观察和实验更确定，更有把握地推断过去现象的长远后果，从而使最熟悉和精通自然哲学史的人最恰当地理解使用数学方法的意义。”杰文斯承认詹宁斯重视利用数学，而且在这个问题上还引述了詹宁斯的另一些段落。 詹宁斯拒绝劳动价值论的立场是明确而坚定的。他声称：“全部价值来自人类劳动的命题是一个重大的基本的谬误；这个谬误虽然表现为一种抽象命题，而且有一定限制条件，但是，它以其潜藏的后果毒害了我们的整个政治经济学。”他援引威特利的话以支持自己的观点，并以此把自己列入“德鲁蒙德教授”中效用理论的可能的奠基者。杰文斯在他的《理论》中用两页多篇幅引述了詹宁斯关于边际效用的一个解说。以下是詹宁斯有效地利用边际效用思想的另一例证： “……没有价值可以加到数量无限的物品的有限数量上，因为很显然，如果这一数量的物品被持有，则另一同量物品可以代替它，直至人的本性的各种欲望得到满足。我们还看到，当适量商品已经满足了消费感觉时，则该商品的每一连续增量产生的满足感觉越来越少；反之亦然。由此可见，物品不丰裕，则任何有限数量物品定有较多价值；物品愈丰裕，则他的价值必定较少；每个商品的价值随其数量增加而消散，像水一样，直至价值因其数量的‘不断增长而消失’。” 这个段落比杰文斯所援引的段落更好地表述了边际效用递减思想以及它同物品价值之间关系的观点，它表明詹宁斯对该关系已有了多么明确和完整的理解。在劳动的边际反效用问题上，杰文斯也引用了詹宁斯的话。杰文斯早先已经表述了这一看法，但当他后来在《理论》中加工整理这一点时，他觉得用詹宁斯的说法更适宜。 在把经济学同正在发展中的心理学问题结合方面，詹宁斯比杰文斯更明确得多。在下述文字中，詹宁斯表述了关于心理学的普遍性或主观经济学的思想。他说：“物质从外部接触到人体，例如消费中发生的情形；或者，劳动的努力从内部发起，例如在生产和分配中的情形；从这些地方引起了某种感受，或是多少不等的满足，或是相反；当这些感受同物体，或同它们所由发生的行为联想在～起时，便引起各种复杂的概念。在这些概念中，物质和行为被看作或多或少是有价值的；这就是扼要描述的因果关系的链条，即内在地从物质导致我们思想形成的链条。”詹宁斯后来又问道：“为什么在政治哲学的这个分支中，我们的老师没有系统地谈到人类本性的原理，为什么没有运用这些法则和条件以求在困惑中得到帮助？而了解这些法则和条件已在精神哲学的历史记载中赢得了盛名。”詹宁斯以当时心理学文献的叙述而告终。他援引了托马斯·布朗的《人类精神哲学讲义》（1820年）和詹姆斯·穆勒的《人类精神现象分析》（1829年），这看来是对心理学文献的有分寸的利用。然而，我们应当记得心理学史仅仅提到19世纪前半期的另一位英国作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对于他，詹宁斯当然是知道的。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理查德.豪伊著 第二章 杰文斯关于效用的最初著述 Ⅰ 1860年夏，杰文斯再次注意到经济学，特别是资本问题。1861年春，他编制了《统计图表集》，试图对理解“ 商业风潮 ” 有所帮助。但是，从这时到 1862年6月获得硕士学位为止，他主要是专心致力于读学位。1862年9月，即杰文斯向他的兄弟透露了他的效用观点之后两年多，他又转向了理论经济学。这时他向剑桥的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提交了两篇论文。他没有亲自宣读，可能是因为他还不习惯在公众面前讲话。他在效用问题上的第一篇论文是“ 一般数理经济学简论 ” ，杰文斯在写给其兄弟的信中谈到这篇短文时说： “ 虽然我知道这篇短文的价值，可以同其他将在这里发表的所有论文加到一起的价值相提并论，我还是不敢妄想它将怎样被接受：是全文宣读呢，还是被当作十足的谬论 …… 我的确非常想知道我的理论对我的朋友和外界会发生什么影响，就像一名炮手观察炮弹和子弹的发射是否会达到预期效果一样。 ” 结果并不如愿。秘书告诉杰文斯说，他已看过杰文斯的两篇论文，只有第二篇得到应允可以宣读，这篇论文题为“ 商业周期波动之研究 ” 。这无异于向杰文斯泼了一盆冷水。 1862年底他在一封信中说，在刚结束的一年中，“ 我的经济理论提交给了研究协会，却未引起任何人的兴趣和信心。我已看出我的努力所能获得的成果总要比我想象的低，这一年的经历打掉了我的许多锐气。 ” 我们只能推测这次剑桥会议的参加者。间或参加的人员大概有：埃德温· 查德威克，他是 F组的主席，也许是边沁的最热心的门徒；亨利· 杜宁 · 马克利昂，他是 F组的一位秘书，他要亲自阅读论文；埃蒙德· 麦克劳利，他也是一位秘书，他阅读了杰文斯的论文；亨利 · 福塞特； W．T．松吞；赫尔曼· 墨里维尔；大卫 · 查德威克。以上各位都提交了论文。我们还可以指出当时滞留剑桥的三位作者，他们可能想听杰文斯宣读论文但未能如愿。其中一位是马歇尔，他 1862年在剑桥已开始了第二年的学习。另一位是威廉· 休厄尔，他是剑桥的一位居民，不列颠协会副主席，按理说他应为杰文斯把数学应用于经济学的论文所吸引，因为他自己几年前就写过类似主题的东西。第三位是弗列明 · 詹金，八年后鼓励杰文斯撰写其主要著作的就是此人。他参加了协会的会议，但把时间花在其他小组的活动上了。 还有一个情况似应提及。在可以听到、也应作此安排、但几乎可以肯定没有听到杰文斯介绍边际效用论文的这些人中，我们发现，马歇尔－他的朋友们后来鼓励他要求作为边际效用理论的独立发现者；休厄尔－他是把数学和经济学结合起来的第一个英国人；至于詹金，他后来在解释经济问题时用过几何方法。这使杰文斯大为吃惊，从而促使他赶快发表他的《理论》以保持领先！ Ⅱ 次年，剑桥会议文件汇编首次将杰文斯的论述边际效用的论文付印，标题是“ 政治经济学一般数学理论简报 ” ，只有一小页， 14个段落。杰文斯在这一小块空间列出了他的体系的全部要点。他简明扼要地提出了他的论证，没有任何数学概念和几何图形。他在第1段倡导把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归结为严密的数学形式。第2－7段开始提出痛苦和快乐是行为的动力，不过也应承认其他的动机；最后提出了边际效用递减的观点。第8段把痛苦与快乐联系起来。第9段反驳劳动价值论。第10段是中心，说明市场上持有两种商品的两方交换均衡的条件。接着的一段是把两人两种商品扩展到数人数种商品。很少有人了解杰文斯在研究经济理论之初就已经坚决主张现今经济学家所谓的“ 一般均衡 ” 了。第 12段把生产和交换联系起来。第13、14段研究资本和利息，最后表示对上述理论将予以详细论述。 三年后，杰文斯在《伦敦统计协会杂志》上发表了长篇论文，题为“ 政治经济学一般数学理论简论 ” 。这期杂志分送给了该协会的四五百名成员，其中大多数人看来都欣赏到了对边际效用的这篇专门论证。《简论》比先前的《简报》的篇幅大三倍多。 《简论》开头7段与《简报》大体相同。虽然他说：“ （对经济学的）数量法则的明白理解，因为忽视这种有力的表现方法（该方法在其他大多数科学却得到了如此成功地应用）而受到妨碍 ” ，但他自己除了最简单的数学观念之外，并没有用数学方法。他新加了一段谈及 “ 我们总是把感情看作能够增减的 ……” 方法，以及如何 “ 估量在选择和志愿行为中表现出来的感情比较量 ” 。他还详述了快乐的强度和持久性的观点。最后他讨论了效用的预期。他指出： “ 预期的影响不过在于使理论的其他部分复杂化，而不会改变它。 ” 他还强调说： “ 我们必须仔细地区分现在效用即现在的用途和估计的将来的效用 ……” ，这一句是《简报》中没有的。 在论及边际效用递减的部分，杰文斯作了重要更动。在1866年付印前他可能改写了这个部分。因为他采用了不同的术语来表达他的思想，特别在表述边际效用观点时是这样。他1860年写给兄弟的信中第一次谈及这一思想时，他说的是“ 所使用的最后部分所获得的效用或利益 ” 程度；当他说 “ 效用比例 ” 时指的可能也是同样的意思。在 1863年的《简报》中，杰文斯一开头就谈到“ 最后增量的效用比例 ” 并说要称之为 “ 最后效用程度 ” 。在这里他首次使用了与效用相关的 “ 最后的 ” 这个词。在 1866年的论文中杰文斯首次谈到“ 一物最后供应的效用 ” ，并说 “ 我们必须追溯至无限小量；我们所谓 ‘ 效用系数 ’ 是指物品的最后增量或无限小供应量与其所引起的快乐增量之间的比例，这两个增量当然是以其适当单位估算的。 ”“ 效用系数 ” 是一个新概念，早先的论文中没有出现过。 “ 最后效用比例 ” 在同一论文中稍后处又出现过，但没有下定义。杰文斯可能把第一个 “ 最后比例 ” 变成了 “ 系数 ” ，但没有变更第二个。《简论》还有几处若干侧重点和不多几处新增的内容。杰文斯强调了效用递减法则的意义，这在早先的论文中是没有的，他称该法则是 “ 全部理论中最重要的法则 ” 。他把不可分割的物品这一情况包括在内，而过去他只涉及到完全可分割的物品。他评论了他的方程式体系在不可分割物品的场合失效的经济意义。他还加了一段，指出人们将发现不了他的模式所要求的条件，因为这些条件 “ 在理论上是完全复杂的 ” ，在现实世界我们将不得不满足于 “ 近似的和经验的法则 ” 。他通过更详细地论述交换所带来的效用的增加来说明效用的应用。 杰文斯在《简论》中深入分析了交换与生产本身的联系。他认识到一旦引入物品的生产就会增加一系列未知数和同样多的方程式。杰文斯—— 对他早先扼要提及的论点重新作了长篇论述 —— 在瓦尔拉斯有关著作问世之前已经表述了一般均衡的基本思想。 杰文斯说：“ 从两人和两种商品的情况所得出的交换原理，对任何数量的当事人和商品也是适用的，它不仅适用于国内的一般贸易，而且适用于人群和国家之间的贸易即国际贸易。 “ 方程式数目将依照简单的结合法则十分迅速地增加起来。 “ 由于把交换理论和劳动理论、生产理论联系起来，每人生产量将取决于交换的结果；而交换的结果可能大大修正效用的条件。 “ 这样，一系列新的末知数就出现了；不过，决定这些未知数的同样多的方程式也是可以成立的。每一个这样的方程式都处于产品最后增量效用和生产它们所必要的劳动增量之间。 ” 瓦尔拉斯理应获得他应得的荣誉，因为他详尽地发挥了更广泛和更复杂的模式，而杰文斯仅仅提出了蓝图，而且后来他显然把这个蓝图也遗忘了。 Ⅲ 1866年以后五年间，没有经济学著作谈及杰文斯的任何一篇早期的效用问题著述。惟一提到的是一篇刊载于《经济学家杂志》的短评，作者是莫利斯· 布洛克，他后来对边际效用首次作了广泛的考察，人们有时把他列为边际效用学派的一员。布洛克关注的主要是杰文斯提倡在经济学中运用数学。瓦尔拉斯注意到了布洛克的评论，他作为上述期刊的读者，在自己从事效用理论研究五年之前就已经对杰文斯的理论有所了解了。 杰文斯从1866年年中到1870－1871年冬开始写《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这段时间，对效用理论没有给予多少关注。甚至作为F组的主席发表的演说也没有对经济学中抽象的理论分支表示兴趣。谁也没有想到杰文斯会在第二年出版一部该世纪经济理论的杰出著作。 发表这篇主席演说后不久，杰文斯就开始着手写作《政治经济学理论》，他的妻子对他的这个转变有详细地描述，但未加解释。她说：“ 三四年来，杰文斯的思想主要集中在逻辑上，但在这个冬天他的兴趣重新转向政治经济学，并全力以赴地写作《政治经济学理论》。他专注于此，撰写的速度很快，但同时也损害了他的健康，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 关于杰文斯 1870－1871年冬突然转而写作《理论》的缘由，他的儿子H．S．杰文斯提供了一些线索。他在《理论》1911年第4版前言中说：“ 根据我父亲的一本手稿附记，我十分幸运地发现，如果不是因为 1868年到1870年出现了弗列明· 詹金教授的论文的话，我父亲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可能推迟到 1871年之后很久…… 詹金教授的论文的方法显然是数学的，还包含着一些图解供求法则的精巧的几何图形。我父亲在这个附记中提到，詹金教授已经同他开始通信，讨论经济学的数学问题、曲线的利用问题。接着便发表了詹金的论文： ‘ 供求法则图解法 ’ ，结论是： ‘ 部分地由于这个原因，促使我写作并发表了 1871年的《理论）’” 。 凯恩斯得到了一份杰文斯儿子提到的这份附记，并将它收进了论述杰文斯的一篇论文中。凯恩斯说：“ 这份附记（我勉强可以辨认；它像通常那样写在一个旧信封的背面）说： ‘ 关于弗列明 · 詹金教授的这部文集和其他文集，我想作出如下解释以防误解。我的理论最初是在 1862年的不列颠协会（Brit．Assoc．）上宣读的，后来收进统计杂志（Stat．Journal），1867年（原文如此）。1868年3月，詹金教授为不列颠每季评论（Br．QuarterlyReview，原文如此）写了一篇文章，重申（？）…… 以数学语言表述供求法则。他赠我一份征求意见。作为答复，我送他一份上面提到的论文，随后还有关于这一理论正确性的一次通信，双方在信中都用曲线作为图解。 1870年詹金教授发表了‘ 图解 ’ （ Graphic Illustration，原文如此），其中未曾提及我先前的（原文如此。？）。 部分由于这个原因，促使我写作并发表了1871年的《理论》。 1872年詹金教授在Roy Soc Edin（？）的会议记录汇编中发表了（？）’” 。 遗憾的是，詹金和杰文斯的这次通信没有保留下来。当然，我们可以看看杰文斯提到的詹金的三篇文章，这些文章也就是詹金的全部经济著述。它们表明杰文斯担心的只是詹金利用数学方法将会夺去他自己的优先权。他并不担心在利用效用上会失去优先权，因为詹金从未涉足杰文斯论证的这个部分。 詹金的第一篇文章是关于商会的。他对此感到兴趣是因为他作为徒工所在的工厂发生了罢工。在这篇文章中，有一部分论及政治经济学与商会的关系。詹金在这里没有利用任何效用之类的观点，而利用了数学概念。他决没有把效用和价值联系起来；实际上他所表述的是一种生产成本价值论，因为他说，物品的价格“ （可以随意增加）应被正确地认为最终取决于生产成本 ” 。 两年后詹金又论及这一问题，不过着重强调的是供求分析，还提出了一种图解。他以此为英国经济学家首次提供了一套完整的供求曲线分析法。但他未涉及效用问题，除非读者假定某物品对购买者的效用体现在需求曲线的某一位置上。 詹金不接受效用思想在经济学中的意义，即使在第三篇即最后一篇经济学方面的文章中也是这样。这篇文章写于他同杰文斯通信以后和他读过杰文斯的《理论》之后。在明确表述了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与税收细则有关）的思想以后，詹金表示拒绝运用效用曲线而不是拒绝运用需求曲线。他说：“ 杰文斯教授用曲线把用类似于上述方式从交换中获得的效用加总起来；但是，如他所说，效用不容许进行实际的测定，而且他的曲线不是基于不同个人对他所拥有或他所需要的东西所作的不断变动的估价，而是基于物品每一增量对每人的不断变动的效用。 ” 杰文斯一气呵成写完了《政治经济学理论》，并于1871年10月出版了这本书。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理查德.豪伊著 第三章 门格尔为《原理》所做的准备 Ⅰ 我们知道，杰文斯在1870年初发表他的主要经济学著作以前已经有大量著述问世。 同样，瓦尔拉斯发表他的最主要著作以前也已有了相当长一段出版史。这些出版物的一部分有助于说明他们各自的边际效用观点的发展过程及其同经济学的关系。但是我们不能以同样的方式考察门格尔，因为他没有什么早期著作可资我们参考，《原理》一书在他的数目单上位居榜首。 此外，无论杰文斯还是瓦尔拉斯，在为他们赢得了荣誉的著作问世以前，都有相当完整的生活记录。杰文斯有日记，还有信件的副本。同样，瓦尔拉斯也保存了书信和日记。但对门格尔来说，我们没有这样的原始材料，以致使我们对他的早年生活几无所知。只有他1871年前的一点思想过程被保留下来。我们只知道这位奥地利人先后就读于维也纳大学和布拉格大学，并于1867年在克拉科夫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此后他任职于内阁新闻局，并逐渐对社会科学发生兴趣（他的两个兄弟也转到这个方面），在他近30岁时，为了在维也纳大学谋一教职，应校方要求准备并提交了他的著作《国民经济学原理》。 按照门格尔儿子的说法，他父亲的笔记表明门格尔是在1867年秋转向研究经济学的。门格尔不满足于成本价值论的实践和理论意义；于是在1867年晚些时候和1868年春发展了主观价值论。维塞尔说，门格尔告诉他，他（门格尔）之所以要发挥自己的观点，缘起于一位作者在《维也纳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该文提出了对市场条件的分析。据说他此时已经注意到，物品价格看来并不是依照他学经济学时人们要他相信的那种方式决定的；他倾向于认为效用（而不是成本）支配物品的价格。 Ⅱ 门格尔的思想肯定是在他受聘于《维也纳报》期间形成的，不过，除了对市场的观察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推动他去研究新的价值理论。早些时候转向经济学的热切兴趣进一步发展了。在研究过程中，他对德国经济学界关于价值问题的旷日持久的争论作了一番考察。这场争论像其他因素一样地促使他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如他自己所说：“因而，这里试图进行的最主要原理的改革，都是建立在先前成果所尊立的基础上的，这些成果几乎完全是德国学者们辛勤劳作的结果。”门格尔肯定参照过下列各位的同《原理》的中心议题有关的著述。这些作者是：E．弗尔德布兰德，A E．F．谢夫勒，H．罗斯勒，O．迈可利斯，A 林德伍恩，K．克尼斯和J．V．柯莫津斯基。一看即知，在通常的边际效用理论先驱者的名单中是没有这些人的名字的。 门格尔从这些德国学者关于价值问题的七篇文章中借用了哪些东西呢？首先我们可以说，门格尔没有从他们中的任何人借用任何接近于边际效用的思想。他也不可能这样作，因为这些文章没有一篇包含边际效用思想的暗示。门格尔的基本贡献也就在这里，这些作者在这方面没有对门格尔发生影响，也没有以其他的方式影响他。但门格尔也不会在这七篇文章发表之前就写他的《原理》，德国人关于价值问题的广泛讨论的确推动了门格尔思想的形成。这些德国经济学家乐于摆脱对劳动价值论的依附，允许门格尔去探索一条需求分析之路，建立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奥地利形式；而门格尔也确实没有任何犯禁的感觉，他反而是以一种继承民族思想的姿态来写作的。杰文斯就截然不同了，他的《理论》以同英国价值论的主流相决裂而标榜。瓦尔拉斯的立场则介于杰文斯和门格尔之间，法国经济学家具有较多的伸缩性和较少的实证性。 门格尔对1870年前那一辈德国价值理论家们表示感谢，但这不过意味着他把自己的著作看作是那七篇文章（他显然已经认真阅读过）的顶点，他的用意在于说出最后的话。他在书中详细征印了这些著作，从而表明他得惠之处极少。他指出这些文章的某些部分以引起注意，而他对他们的批评常常多于赞扬。一般来说门格尔不像杰文斯和瓦尔拉斯，他对其前辈并不那么颂扬备至。 门格尔在《原理》中还提到了许多因以效用估计价值而知名的作者，包括巴斯夏，孔狄亚克，加利阿尼，劳德戴尔，西尼尔和杜尔阁。此外，他还谈到吉诺维西、萨伊、A．瓦尔拉斯，这些人都同边际效用学派的先驱者有关，虽然门格尔自己的见解同他们并不完全一致。这些人在边际效用历史上没有起主要作用，他们没有把边际效用递减思想同价值问题联系起来。 Ⅲ 《原理》问世40年后，门格尔在说明他在维也纳的立场的一封信中，才使1871年前有哪些人影响过他的思想这一点进一步清晰地显现出来。他在信中回忆起父亲的大图书馆，以及借此使他得以熟悉的许多著作，而当时他的伙伴还沉湎于收集邮票和阅读冒险故事呢。门格尔记得他读过萨伊、劳德戴尔和孔狄亚克等人的书，这些人后来被看作边际效用学派的先驱者。不过，对这些作者，除了《原理》已经包含的材料外，此信并没有增添什么内容。 但是，古尔诺的名字出现在门格尔的信中却使人大吃一惊。当然，古尔诺不曾使用效用概念，但他的确用了导数；而方程式的这种一级导数提供了边际效用思想的实质。哈耶克同奥地利学派有长期和多方面的联系，他应当很好地理解维也纳人的看法，他的说法有理由使人感到惊奇：“（门格尔）在写《原理》时显然忽视了古尔诺的著作是有特种意义的，而其他同时代经济学的奠基者瓦尔拉斯、马歇尔，很可能还有杰文斯，看来都直接或间接地受惠于古尔诺。”显然没有人怀疑门格尔说他知道古尔诺，但门格尔没有明确说他从古尔诺的那些著作得到助益，不过我们从他对经济学的坚定不移的兴趣和他后来的这封信的内容可以推论，门格尔一定参考过古尔诺的《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之研究》。这封信至少表明，同哈耶克的说法不同，门格尔在1911年并不认为他忽视了“古尔诺的著作。”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理查德.豪伊著 第四章 瓦尔拉斯受惠其父 Ⅰ 里昂·瓦尔拉斯承认，他的效用和价值概念主要是从父亲那里来的。他说：“我已故父亲和导师的理论指出，稀少性是交换价值的源泉。” 里昂的父亲奥古斯特·瓦尔拉斯，据医生说是死于悲痛。这位父亲也许把使他不幸的某些性情传给了儿子，因为里昂·瓦尔拉斯的性情也有不少令人不满之处，就其范围和特点而言，同其父很类似。奥古斯特·瓦尔拉斯在“普通高等学校”时与A．A．古尔诺同班，但他不像古尔诺，没有受过数学训练，因为他接着学的是哲学和人文科学。他1882年离开普通高等学校后，一生从事于学校教育，或作较低的第二级学校的教师或行政负责人，或作学校总监。 奥古斯特·瓦尔拉斯对他自己的工作十分不满。他因同上司不断发生摩擦而相继改换工作地点，从一地转到另一地：瓦朗斯，圣艾蒂安，埃夫勤，里尔，卡昂，杜埃，最后是波城。他感到不满也许是因为从未获得学位，而这是教授经济学所必需的。当时的法国只有法兰西学院和公立国民工艺学校设有经济学讲席。当拥有这两个讲席的萨伊于1832年去世时，奥古斯特·瓦尔拉斯曾自荐为候选人，但一个也未得到。阿道夫·布朗基成了公立工艺学校的教授，P．L．E．罗西则到了法兰西学院。这位父亲和他的儿子一样没有在法国为展露经济学才华找到用场。父子俩代表非流行观点。他们造诣高深，但法国却不为他们提供用武之地。至于奥古斯特·瓦尔拉斯应得的经济学家头衔，在他本人看来要归功于他在学院外的活动，归功于他个人的研究，归功于他的写作、对公众的演说以及对儿子的影响。 Ⅱ 奥古斯特·瓦尔拉斯对经济学的强烈兴趣和诱惑力早已有之，而且持久不衰。据他自己说，对“财产”概念的兴趣最早促使他考察经济学，希望经济学家能比法学家对此问题作出更好的解释。由于对现有的说法感到不满，他便开始自己研究“财产”，并带着继续研究法律的想法回到巴黎。由于发现不能从经济学家那里得到比法学家更多的帮助，他便在1820年代（大约1826年前后）开始提出自己的经济学观点。他研究的重点是价值论。可是在他把自己的思想整理成书后，却因自己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作者而难以找到出版者，他先在期刊上发表了部分手稿；后来得到必要帮助而出了书，书名是《财富的本质和价值的起源》；除了价值问题外，该书几乎没有其他内容，它也许是价值问题上问世的第一部大作。 在价值源泉问题上，奥古斯特·瓦尔拉斯对英国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论不满意，对萨伊等人的效用价值论也不太满意。他明确地试图拒绝把效用和劳动作为价值源泉。同杰文斯、门格尔和自己的儿子一样，奥古斯特·瓦尔拉斯发现流行的理论有瑕疵，并想以新理论加以纠正。从实证的角度来说，他把物品价值源泉追溯到一种他称为稀少性的现象。他后来多次论及这一观点，发表了三篇有关论文；他沿着同一路线写了另一本书《社会财富理论与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概要）；他还在埃夫勒、巴黎和波城等地讲授经济学，内容无疑是价值问题。 Ⅲ 众所周知，里昂·瓦尔拉斯从他父亲那里接过“稀少性”一同，并在边际效用的意义上使用它。不过，同样明显的是，父亲并不抱有儿子那样的解释。他授课中提出的若干论证似乎会使他得出边际效用观念，但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例如，在讨论自由物品（空气和阳光）时，他写道：“一立方米空气的价格是多少……我用一束阳光将换回什么？”他在此直接考察了一立方米空气和一束阳光。为什么他没有在此刻发现边际效用思想呢？他已用考察一立方米空气代替考察空气总量，用一束阳光代替所有的阳光。他一定认识到，价值的关键在于忽略全体而专注于局部，他离边际效用价值论看来已近在咫尺。他只需说其余的每一立方米空气没有价值，因为它们不提供效用，而先前的那一立方米则提供效用。对阳光亦是如此。但他没有这样说，反而得出了这样一种真确然而无效的结论：因为上帝为我们提供了我们能够利用的一切，所以谁也不必再去购买。众多的前人一直未解决的问题，他也没有解决。 奥古斯特·瓦尔拉斯分析的目的和特点的差别，使他轻易地避开了边际效用学派后来的结论，这些结论在今天看来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奥古斯特·瓦尔拉斯基本上只探究价值的原因。他所希望的多半是发现一种标准，用以决定某种物品是否构成一国财富的一部分。请注意他的第一本书的书名：《财富的本质和价值的起源》，他的最后一本书的书名：《社会财富的理论》。他对价格（作为一种分配方案）是没有兴趣的。边际效用学派的先驱者们有一个优点，他们中的每个人都试图寻找一种原理，使经济资源与不同物品的生产成比例，然后在各种消费者中间分配这些物品。奥古斯特·瓦尔拉斯只需知道一种原理，使他能以选择包括在他的财产定义中的物品。对这个有限目的来说，稀少性足矣；他也不需要再去精雕细刻边际效用这样的概念。 其次，奥古斯特·瓦尔拉斯没有得出边际效用思想是由于他根本没有考察一个人消费某一商品不同数量的问题。在他的分析中，某个消费者所消费的是不同的物品，这些不同物品会给他不同水平的满足，但他并不改变对某一特定物品的消费量。简言之，在奥古斯特·瓦尔拉斯的分析中，某一特定物品对某人具有一种效用强度。效用在数量上的变动只表现在它的增加上；对瓦尔拉斯来说，这意味着享受该物品的人数增加了。很显然，在奥古斯特·瓦尔拉斯的整个分析中，消费者只有要么消费要么不消费的选择，决无对一物品消费或多或少的机会。例如，瓦尔拉斯指出，有许多物品对某些特定的消费者来说就是不需要的。健康者不需要药品。需要枪者只有战士和猎人。剃须刀对妇女无用，男人也无需手镯和耳环。瓦尔拉斯根本没有想到药品、枪、剃须刀或手镯的边际效用递减的问题，多半是因为，他所想的是每人所利用的量是固定的和需要的，即一剂药，一支枪，一把刀或一副手镯。 在奥古斯特·瓦尔拉斯的著作中，某物品的稀少性，是指可得到的该物品量，与预期消费者人数之比例（其中每人使用一单位物品）。稀少性，作为一个数字，表示该物品所能满足其需求的人口的分数，并不表示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边际效用”。瓦尔拉斯是这样为“稀少性”下定义的：“什么决定稀少性和由此导致的价值呢？首先是有限的物品的数目或数量，其次是需要这些物品的人数，即要求享用这些物品的需求总数。稀少性不过是这两个数量之比。”他有一处接近于边际效用的实质了，即当他把稀少性同速度联系起来时。但是，他没有想到提出在某一点上的速度这一问题，他所想的是对全程而言的平均速度。同样，他所说的稀少性也是指每单位物品的平均消费指数。 Ⅳ 虽然奥古斯特·瓦尔拉斯没有提出后来在经济学中如此出名的边际效用概念，但他给他的儿子留下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学观点；他的儿子认真地看待这些观点，因而有助于使这位儿子转向边际效用分析。我们已指出，奥古斯特·瓦尔拉斯向儿子传授了一种激进的经济学观点，认为效用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都没有使研究达于完成，因而应有一种新理论取而代之；他称这种新理论是稀少性。父亲还赞成将数学应用于经济学，即使他未能将他的观点付诸实践，但他这方面的观点同认为劳动论或效用论不足以解释价值现象的观点同样激进，甚至于更激进。里昂·瓦尔拉斯采纳了其父建议的这一理论的新名称，但幸运地改变了运用这一名称的理论。他还采纳了关于数学和经济学之间关系的观点，这也是他父亲提出来的，但与其父不同，他将这一观点付诸实践了。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理查德.豪伊著 第五章 瓦尔拉斯（1858－1873年） Ⅰ 里昂·瓦尔拉斯在父亲去世（1866年）后的七年间，并没有改变父亲的思想体系而引进完整的边际效用观点，不过他在1860年就开始经济学著述了。他写于1860－1873年的著述有助于人们理解他对其父经济学观点的遵从，也显示出他早期的效用观点的性质。 据里昂·瓦尔拉斯自述，他最初接触经济学和价值理论，是在他14岁时有一次听父亲向邻居读一份手稿。他写道：“我溜到他们身边，在一个角落坐下，贪婪地听他读。就这样我在14岁时知道了土地及其产品有一种内在的价值，这种价值来自与其数量相关的效用……”这些话是在事隔半个多世纪以后回忆的，也许不完全准确，但在一定程度上仍不失为是对作者最初顺从父亲价值观点的一种解释。 Ⅱ 里昂·瓦尔拉斯1858年结束学业之后，先到波城看望了父母，然后回到了巴黎，父母显然宽恕了他几年来不潜心研究矿业工程技术而醉心于文学的作法。父亲建议他从文学转向社会科学。当他正在考虑写作的议题时，接到父亲一封来信，来信对蒲鲁东的观点提出了有力的批评，对这一问题他们父子过去显然讨论过。于是里昂·瓦尔拉斯便把反驳蒲鲁东作为他头一本著作的主题。他父亲不仅在一定意义上建议他进行这一批判研究，而且在此后的许多信件中不断发挥了这一思想。奥古斯特·瓦尔拉斯理应同儿子分享作者的资格。 该书问世前，里昂·瓦尔拉斯写了一篇很长的书评，他在其中使用了他父亲的方法，包括他父亲对价值的解释。他在该评论接近开头处写道：“可以说，交换价值和所有权同时产生于效用数量的稀少或有限。”这是里昂·瓦尔拉斯对价值理论的第一次声明，表明他从一开始就完整地接受了父亲的观点，不过，同他父亲一样，他在此所要说明的只是物品是否有价值，以便指出它可否列为财产。 在他的第一本著作《政治经济学和正义》中，里昂·瓦尔拉斯仍然追随父亲的价值理论。他在该书最初论及价值时说：“其根源在于，效用数量有限导致效用的稀少。”这表明，他对父亲的观点没有增加什么新东西，除了试图把稀少性同供求观念联系起来之外；瓦尔拉斯这样做，也许是想把他父亲的观点同约瑟夫·加尼尔有影响的观点协调起来。他同意父亲的观点，认为当时流行的两种价值论都不正确；但这个看法不像在他父亲的著作中那样，引起完全的对抗。分析的结论是相同的，这些结论限制了他父亲，也使他自己裹足不前。他根本没有想到要去研究决定物品相对价值量的那些条件。他写作和思考时，他甚至没有考察一下价格形成过程突发性的本质。他对价值问题的兴趣是社会和哲学的，而不是经济学的。所以对于价值同一个人从物品的不同数量的消费所得到的满足的关系，他根本就没有考虑，而除非把得自物品的满足看作物品消费量的函数，否则就没有机会遇上边际效用的关键思想。 Ⅲ 瓦尔拉斯的下一部著作是《赋税批判理论，并附：忆洛桑代表大会》。他在这本书中没有利用与税收有关的任何价值理论，却没有必要地引述了他父亲的价值论观点。他说：“我父亲在1871年《论财富性质和价值的起源》一书中已经证明，交换价值产生的原因，不在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所说的劳动，也不在于让·巴蒂斯特·萨伊所说的效用，而是在于有效用的物品的数量有限。这个理论是正确的理论，也是惟一的可以得出如下推论的理论，即交换价值用稀少性或供求关系来测定亦即用储备量与需求量之间的关系来测定。” 正在这时候，奥古斯特·瓦尔拉斯给他儿子发了一封关于价值问题的长信，这封信在帮助儿子打破价值问题上的僵局方面可能起了作用，因为这个僵局本来就是由于他留给儿子的一整套概念而形成的。他在信中对他自己关于消费的某些观念及其对儿子可能产生的影响表示担忧。他感到用数学方法表示他的“稀少性”概念是困难的，而这在过去从未使他烦恼过。他以往总是把稀少性看作市场上预期的消费者人数同物品数量的比例，并假定每个消费者只需要一单位的物品。这种观点确实妨碍利用效用函数。在这封信中，奥古斯特·瓦尔拉斯从上述立场稍微离开了一小步，因为他考虑到了下述情况：一些人可以比另一些人消费更多的消费品，因而当用分数来表示稀少性时，该数值就不再包括消费者人数。他就此论述道：“一个人一天喝一升酒，等于两个人每天各喝半升，也相当于四个人每天各喝四分之一升。一个女人每年穿坏六双鞋，等于两个女人每年各穿坏三双。一个人常年生病，每天都要看医生，等于三百六十五个人每年只看一次医生。这就使我们无法确定社会所消费的一切资料或食品的需求单位。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是数学占领政治经济学的障碍——它已经占领了力学、声学和光学物理学——至少，它使数学在社会财富理论上的应用更缓慢、更困难。” 请注意，他在这里没有进一步说明，一个每日饮用2利特尔酒的人，如果再增饮半利特尔，则这半利特尔酒对他的意义必不相同，恰如6双鞋中的每一双对一年穿6双鞋的女人必定会有不同的意义一样。他没有看出，后续的物品具有不同的意义，如同他的儿子以及杰文斯和门格尔于10年后所指出的那样。他之所以就此却步，是因为他未能想到个人可以自由地选择消费品（酒、鞋等）的数量。相反，他可能一直认为，个人所能够供应的消费品的数量是一定的。他也许觉得，在个人本性之内成之外存在着某种强制力，要求个人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来调节他的消费。然而，除非假定消费者能自由选择，否则便不可能体会到（至少，不可能运用）任何边际效用概念。 Ⅳ 从《赋税批判理论》到《社会思想研究》（1868年），里昂·瓦尔拉斯很少提及价值理论。在这七年间，他的写作集中在实际问题上。他评论过（1863年）古尔诺的《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研究》，这使他有机会表述他对效用和数理经济学的观点（他还没有运用过数理经济学）。他在《社会思想研究》（内含他1867－1868年间发表的一系列公开讲演，这些讲演首次发表于《劳动》杂志）中，再次回到其父的效用观点，而没有增加任何新的东西，并且带着深深地伤感，因其父已于1866年去世。 Ⅴ 除了父亲以外，还有哪些经济学著作家影响过瓦尔拉斯早期的效用观点呢？在《纲要》第一部分（1874年），瓦尔拉斯曾对吉诺维西、西尼尔、孔狄亚克和萨伊表示感谢，因为他们在价值分析中运用了效用概念。在第二部分（1877年），瓦尔拉斯首次注意到杜皮特同效用发现之间的联系，而在此前尚无人公开指出杜皮特是一位先驱者。但这并不意味着瓦尔拉斯在1873年之前曾就教于杜皮特，他肯定不会这样做。他对杜皮特没有表现出任何恭维，他说，杜皮特的效用观点并不比萨伊的好。他在这年给杰文斯的信中就是这样说的，也许说得更多。最大的责难是杜皮特从不区分效用曲线和需求曲线，这个批判是对的，但是这对一位早在1844年研究效用问题的作者来说未免太苛刻了。令人有点费解的是，为什么瓦尔拉斯一辈子都无视杜皮特的作为边际效用学派先驱者的要求？特别是在杰文斯已经坦白接受了这一要求的情况下。瓦尔拉斯至少犯了判断的错误；很可能是出于对杜皮特不自觉的嫉妒。这可追溯到1860年代初在巴黎时，瓦尔拉斯在法国经济学界刚有立足之地，杜皮特却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很高声誉，这种嫉妒没有随岁月流逝而减弱。瓦尔拉斯十分关注优先权问题和他对经济学所作贡献的性质问题，他乐于承认戈森在一本不为人知的著作中较早地解释了边际效用思想，但他不肯对人皆知晓的杜皮特多置一词，而他在1877年（很可能在1874年）前显然读过杜皮特关于边际效用的一些著作。他在形成自己的边际效用思想时可能直接从中汲取了一些营养，同样明显的是，他后来一直无视的东西，正是他1877年前所忽视的有益思想。 Ⅵ 此后几年对瓦尔拉斯来说是艰难的，他没有时间研究价值理论，直到1870年任聘于洛桑大学。表明他的思想发生新转折的第一个明显暗示，是他到洛桑后向《道德和政治科学学院》1873年8月16日和23日会议所宣读的一篇论文。 这篇论文显然是从日后成书的稿件中择录的，例如他略去了《纲要》中依据一般函数概念所作的全部论证，而只用了几何图解。应当记得，杰文斯在他的第一篇论文中，用的全是代数分析，而没有图形。瓦尔拉斯只以最基本的情形说明他的论点，即只有两个人交换两个商品。他用需求曲线进行分析，后者则是从他的交换者效用曲线引申出来的。 该论文包含《纲要》中略去的重要一小节。1873年论文中有很长一节论述效用测定问题，但1874年《纲要》的相应部分却缩短了，这必定反映出作者对这一重大问题没有把握。这预示了他日后对效用测定问题所抱的态度，即尽可能少谈这个问题。他在《纲要》中说，困难不是不可超越的，尽管我们不得不假定效用可以测定。在1873年的那篇论文中，他对这种相当脆弱的论证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作了说明。例如，他说，他的论证方法也就是物理学中衡量“质量一类要素”的方法。他后来正确地意识到，既然已经“假定了”可测定性，所以对其理由还是少谈为妙。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理查德.豪伊著 第六章 杰文斯《理论》、门格尔《原理》和瓦尔拉斯《纲要》所阐述的边际效用理论（一） Ⅰ 边际效用学派的三本奠基之作出现于1870年代初。威廉·斯坦利·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卡尔·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出版于1871年，里昂·瓦尔拉斯的《纯粹政治经济学纲要》第一部分出版于1874年，第二部分出版于1877年。我们已经说明了促使这些作者以其各自的方式阐述效用理论的各种条件，现在我们来对这三本完全独立著作的某些方面作一比较。 这三本书所提供的效用理论的资料，其质量之高、范围之广，远非以往许多片断的讨论材料可比拟，他们为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奠立了适当的基础。本章将依次讨论以下问题：三位奠基人所用术语的差别；生产要素的效用；得自交换的预期效用；总效用的再分割；可分割性所引起的问题；最后是关于效用的测定问题。下一章将讨论其他一些问题：个人之间效用的比较；效用函数的形式；收入的边际效用；最大化；劳动价值论及其同需求曲线的关系。 Ⅱ 边际效用学派的三位奠基人都没有使用过“边际效用”这个术语，下文将会提到，这个术语最早出现于德文是在1884年，出现于英文是在1888年，出现于法文就更晚了。这个术语出现时，杰文斯已经过世。门格尔在“边际效用”一词通用之后很久依然健在，但他从未用过这个词。瓦尔拉斯坚守着他自己对“边际效用”的特殊和首创的说法，拒不接受新术语。1890年代以前，其他经济学家也没有普遍使用这个术语。 至于“效用”一词（在今日经济学通用的意义上），杰文斯和瓦尔拉斯至少还使用过，而门格尔却不然，他从未用过。他坚持认为，效用（在我们现在理解的意义上）对物品价值的决定不起作用。在大多数场合，门格尔都避而不用“效用”一词，即使用，也要指出，它对考察价值是不适宜的。门格尔何以这样看待“效用”呢？看来，这主要是由于他拒绝把效用量的变动同物品量的变动联系起来所致，尽管他没有明确这样说过。在门格尔看来，效用从性质上来说是不分等级的，就如同死亡一样，所以他坚决反对把价值和效用联系起来，也就是说，价值是分等级的，而效用是一次性的。 门格尔用以代替“边际效用”的是“满足的意义”。满足本身同效用一样，在数量上是不会变动的，但满足意义是变动的。他限于讨论由具体欲望的实现而带来的满足的意义，这个欲望，指的是由物品总量的一部分来实现的那种欲望。这就是他谈论边际效用的方式。程序上和语言上的这种差别，明显地反映在他首次的一般陈述中，这个陈述后来以边际效用递减法而闻名。门格尔说：“任何一种特殊欲望的满足，达到一定程度，都会具有相对来说最高的意义，进一步的满足的意义就会逐渐减少，直到最后达到这样一种程度，那个特殊欲望的更多的满足变得毫无意义了。”请注意，在这段话中，门格尔根本没有提及物品。 另一方面，杰文斯却依据门格尔未曾说明的真实的物品来表述他的思想。在讨论效用时，他开始就说：“把我们的注意力尽可能地转向产生快乐和痛苦的实物对象和行为是适宜的。”于是他把满足欲望的能力附于物品之上，并称此能力为“效用”。这样以来，杰文斯对边际效用递减法则的表述，在外表上就不同于门格尔的表述。杰文斯说：“表现最后效用程度的函数的变动，是所有经济问题中最关键之点。作为一个普遍法则，可以表述如下：效用程度随商品量的变化而变化，商品数量增加，效用程度最终会减少。” 瓦尔拉斯的说法与杰文斯相仿。他只论及到个人从欲望的实现而得到满足的条件。他集中注意那些能够满足欲望从而具有效用的物品，因而他对边际效用递减法则的最初表述，看来更接近于杰文斯而不是门格尔的表述。瓦尔拉斯说：“从所消费的物品的第一个单位或该单位的第一部分，到最后单位或最后部分，内含的效用总是减少的。” 瓦尔拉斯最初是用“内含效用”来说明“边际效用”的，这个词来自他父亲的说法，其父用它表示消费者欲望感受的“大约的紧迫程度”。这个词在不多几页中反复使用了10次，然后突然以稀少性一词取而代之。稀少性这个词也是从他父亲那里借用来的，而且同他的著作的联系最为密切。他把“稀少性”定义为“消费一定量商品所满足的最后欲望的强度”。瓦尔拉斯从此就用“稀少性”或“最后欲望满足程度”来表示边际效用。 瓦尔拉斯中途改变用语，显然部分地是为了说明消费者行为中最后消费单位的影响。他可能想用“最后欲望满足程度”来显示消费的次序，这在他的图式和方程式中均无反映。但这不是改变用语的充分理由。杰文斯在《理论》一书中的作法同样是含糊的，他最初给边际效用下定义时，也没有涉及消费者进行消费的特殊次序，后来，他改变了说法，以表达消费者使用物品的最后单位或终点单位的意义。他起初说“效用强度”或“效用程度”，但当他想强调消费的先后次序时，便代之以“最后效用程度”或“终点效用”。门格尔不曾强调消费的任何时间模式。 Ⅲ 边际效用论的三位奠基人认为，各种生产要素只有在他们生产出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物品时才有效用。门格尔把这种关系单挑出来，作了详细的研究。他把所有物品分为不同的等级，较高等级物品的价值取决于第一等级物品（直接适于消费）的价值。门格尔把得自第一等级物品的满足称为“直接的”欲望满足，而把得自较高等级物品的满足称为“间接的”欲望满足。门格尔在这方面提出了一种一般均衡模式，但这种模式不完善，因为它强调因果关系，而市场的情形却是同时决定的关系。可见，对经济过程的观察，瓦尔拉斯优于门格尔。瓦尔拉斯在其最完善的体系中，把所有产品和所有要素的价值完全地联系在一起了。 杰文斯把来自消费品的效用称作“直接效用”，而把来自生产要素的效用叫做“中间效用”，但是，一般来说，他对生产要素价格同其所生产的消费品的边际效用的关系的陈述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他起初像门格尔和瓦尔拉斯一样，分析消费品的价值决定，然而，接着他又把生产和消费的考察联在一起。在杰文斯心目中可能有某种类似的含糊不清的想法，但没有完全予以实现。看来，杰文斯更多地圈于传统，在完成了交换一节之后，他用了三章的篇幅讨论劳动、地租和资本这类传统的论题，最后以“结论”结束了全书。 Ⅳ 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注意到，许多物品的有用性，不是来自它对所有者的直接满足，而是由于它们通过交换可以支配其他的物品。瓦尔拉斯很少利用这个区分，虽然他有一次对此有过明确地表述。他说：“一旦所有能被占有的物品……已被占有，他们便处于一定的关系中，这种关系来自下述事实：任何稀缺物品，除了它自身特有的效用以外，还有一种特殊性质，即它依据一定的比例可以同任何其他物品相交换。”然而在其余的分析中，瓦尔拉斯只用他所谓的“特有效用”即直接来自物品本身的效用，尽管他没有再提及这个名词。 杰文斯指出，人们评价物品，不仅因其能满足消费需求，而且因其能交换其他所需之物品。杰文斯称来自后者的效用为“获得的效用”。他想进一步运用这个概念，但没有成功。他说：“我们以（一种商品）增量的需求强度”衡量它的价值，“但是，一种商品交换另一种商品的能力极大地扩展了这种效用的范围。我们不再限于从商品的直接所有者需求的角度来考察商品的效用程度；这是因为它也许对其他人有更高的效用，并且可以转移到直接所有者手中，以交换对买者有较高效用的商品。交换的一般结果是，一切商品，就其最后被消费的部分来说，将处于相同的效用水平。” 门格尔用“直接地”和“间接地”两个副词来形容个人获得满足的活动方式，即通过消费商品本身，还是通过交换。门格尔把价值区分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前者是指通过直接使用得到的，后者则是间接得到的。”他指出，有些物品可能只有使用价值或者只有交换价值，但通常是两者皆有，在此情况下，其中较大的一个决定满足的意义，从而决定物品的经济价值。 三位作者这种暗含的说法，即交换价值是决定交换价值的一个要素，显然是根本错误的。他们都没有准备把这一观点以任何严格的形式揉进自己的论证中，可以推想，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在杰文斯和瓦尔拉斯的图解中，它确实也没有起作用。如果利用间接效用，则应在每条效用曲线上打一个价值的结，在这个结上，从某物品获得的货币的效用，要大于该物品本身增加的数量。在收入的边际效用不变的条件下，某特定物品对个人的边际效用曲线将会下降，只有自由物品的边际效用曲线会到达表示数量的轴线（假定该效用曲线包括了通过交换该物品所得到的满足）。此外，该物品交换价值的每一变动都将改变曲线上这个结的位置。显然，这个结的曲线无助于决定交换价值，因为它本身取决于交换价值。 有一个事实同这种间接效用观点有关，即交换者在交换中可以象征性地提供或者不提供物品。也就是说，生产者出售他们的全部产品，但用户却象征性地不出售任何物品。三位作者注意到了这种情况，指出这不同于他们用以说明交换的一般模式或例证，并试图解释这种差别。门格尔只注意到下述情况：某些人提供他们所拥有的全部物品进行交换，而别人一点也不提供。他之所以会提出这种不精确的说法，部分因为他没有像杰文斯和瓦尔拉斯那样，用数学模式说明经济过程，所以他就不能像他们那样明确地领会到，依据他的逻辑，提供一切或什么也不提供的结果。然而，即使在门格尔的算术模式中，也应对交换者提供一切物品或什么也不提供的情况予以解说。瓦尔拉斯和杰文斯对此则有更明确地解释，有必要稍加评论。杰文斯是把它作为交换方程式的“缺陷”来谈的。瓦尔拉斯也认识到，一种物品对于不使用它的人来说没有稀少性，所以，他的方程式体系在杰文斯的意义上就失效了。为此，他提出“假设的稀少性”的说法，用以表明“将要满足或可能被满足的最后需求强度”。 Ⅴ 杰文斯和瓦尔拉斯用数学模式解释他们的效用理论，所以，他们发现，如果假定物品在数量上可以分割，会方便于分析。但他们也认识到，经济生活的有关数量，全部或大部分都不是这样的，因此他们的模式不符合实际。为避免对此假定的批评，杰文斯和瓦尔拉斯改变了他们的基本模式，以便为消费品的不可分性留下余地。门格尔所用的算术表从性质上说是不连续的，他没有必要改变自己的分析，以便把不可分的物品也包括进去。相反，门格尔对他所谓的不连续性这一点很是欣赏并予以强调。他甚至把这一点还传给了他的直接继承人，这些人从不利用连续函数，这使他们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必然要遇到其他人得以避免的障碍。 杰文斯先说，效用会有一定程度的增加。但他接着指出，效用递减法则“可以被认为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不管增量如何小”。他知道，不可分割性不适用于他的最一般的模式，这是造成他的交换方程式的“缺陷”的又一个原因。他也知道，在国内贸易中，在“一座房屋、一个工厂或其他建筑物的售卖中”都存在着不连续性的例证。 他为此设计了特殊的模式，以研究不相等性。他的第一个模式是两个人交换的模式，其中的交换方程式是两个不等式，这表明交换的这一方喜欢另一方的物品。他进而详细论述了各种情况，包括各瓶墨水的例子。他还以图形说明，买者必须决定，每瓶墨水增加的效用，是否多于把货币用于别处所得的效用。 与杰文斯不同，瓦尔拉斯在《纲要》第1版没有受到不连续性问题的困扰，但他在一些地方明确表示，他意识到存在这个问题。在讨论个人需求曲线时，他最初接触到这个问题。他划了一种“台阶曲线”，用以表示不连续的个人需求曲线。他对这个困难提出的解决办法，与杰文斯的办法是一样的。他说，当大量的个人需求代替单个人的需求时，不连续性就消失了，或者显然就消失了。这个理由可以给他一点安慰，因为他的模式基本上是基于效用方程式（不可加总），而不是经验性需求方程式。瓦尔拉斯后来提出了另一个处理不连续效用函数的建议，即用连续函数代替不连续函数，作为一个近似值。这就对不可分割性问题提出了一个最好的解答。数学模式只能对世界上的各种复杂的情形给出大概的近似值。直截了当地承认数学模式同被想象的现实的本质之间有矛盾，比引进导致模式缺乏灵活性的各种因素，给模式强加某种倾向或特征，会得出更好的解答。 Ⅵ 系统地介绍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的理论，应当包含享乐、需求、需要或效用的可测定性问题。他们三人都认识到在一定程度上必然要面对下述矛盾：尽管他们假定了物品可测定，但谁也没有对这个量实际做过测定。他们还正确地意识到，他们得为他们的假定作出辩解，以反驳未来的批评。如果做到了这一点，边际效用分析就没有什么最易受攻击的地方了。主观数量的测定仍是经济理论中一个未决的问题。 这个问题对门格尔的困扰最少，他在一个脚注中力图证明他的做法的正当性。他说，他并不打算让表现后续的重要程度的数字“在数量上代表所满足的重要性的绝对量，而不是相对量”。他对此作了如下说明：“假定我说两个满足的重要性分别为40和20，我不过是说前者是后者的两倍。”他没有意识到，他这样说，实际上已经引出了一个测定可能性问题（在基数的意义上）。他显然相信，他不承认任何特定的零点尺度或任何惟一单位尺度，也就排除了运用主观数量的主要障碍。可是他在应运满足尺度的主要例证中，却选择了一个零点尺度和一个确定的单位尺度。从一物所得的满足，如果没有使总满足有所增加，就是零价值的满足；最大满足有任意的重要性，确定为10，此数字是用于“我们的生命所系”的那一单位商品上。在这两个极端（0和10）之间，有9个其他等级的满足。 瓦尔拉斯同样预见到，他把不可测定的东西看作可测定的，必定会遇到非难。对此，他“快刀斩乱麻”，宣称他已经“假定”可测定性。他说：“以上分析是不完整的；而且乍一看，进一步的研究也不可能，因为内含效用（intensive utility），绝对地看，对时间和空间没有直接的或可测定的关系，因而是捉摸不定的。这与外在效用 （extensive utility）和所拥有的商品数量不同。但这个困难不难克服。我们只需假定这种直接的可测定的关系确实存在，我们就可以对外在效用、内含效用和占有的最初资材对价格的有关影响，作出准确的数学表述。因此，我将假定，存在着一种标准的需求强度或内含效用的尺度，它不仅适用于同种财富的相同单位，而且适用于不同种财富的不同单位。” 瓦尔拉斯对其基数衡量没有加以论证，他的这个温和的假定不是对问题的解答，在认定了可测定性以后，他承认他的效用方程式“是未定的”，而且，只有取决于效用方程式的需求方程式“依然是经验性的”。然而，他没有用消费者所受的金钱的损失作为效用尺度（像在需求曲线所显示的那样），他还指出了杜皮特这方面分析的所有不当之处。 有人可能认为，既然效用不能测定，所以研究经济学是不可能的。为了消除这些人的疑虑，杰文斯表示希望，虽然现时还不能找到尺度，但将来一定能够解决。杰文斯作了这样一个概括“在科学上没有什么比不肯研究和绝望情绪更没有道理的了。”他指出，除了经济学以外，尺度在其他各种研究中已经缓慢确立起来了。他问道：“帕斯卡时代以前，谁设想过测定怀疑和信任呢？”他还以热力和电力为例，说明衡量尺度都是在一段时间的研究以后才找出来的。 杰文斯坚持认为，“快乐、痛苦、劳动、效用、价值、财富、货币和资本等等，都是包含着数量的概念”，因而可以推想为可以测定。他提到边沁的下述建议：测定快乐和痛苦以便检验立法。”他承认他不知道边沁的“数字资料在何处能够找到”，但他认为经济学的数字资料是可以得到的。他说，在经济学方面，“数字资料是非常丰富和精确的，比其他任何科学所掌握的都要丰富和精确。但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如何利用它们”。作为经济学原始资料的例证，他提到了“私人账簿，商人、银行家和公共机关的大账本，分配表，价格表，银行收益，金融情报，海关和其他政府机构收入”，以及“数以千页计的统计资料，国会材料和其他出版物。” 为什么杰文斯没有从这些丰富的资料中作出效用曲线呢？他提出了两点理由，第一是“方法不够”，第二是缺乏“完整性”。后面这一点同他前面所说的有抵触，他曾说经济学原始资料丰富和精确，又说“我们丰富的资料显得错综复杂”。实际上杰文斯似乎认为缺乏基本统计的完整性是更重要的原因，因为他说他不知道“何时才能有完整的统计制度，而缺乏这种制度恰是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精确科学的惟一的难以克服的障碍”。 杰文斯在绪论章中仅仅暗示他想用用来衡量效用的办法，如果他有“完整的统计材料的话”。这个惟一的暗示包含在下面这句话中：“我们不能就重力本身来认识和测量重力，同样，也不能以感情本身来认识和测量感情。但是，我们却能以人心的不同决定来估计各种感情是否相等，就像我们能以重力在摆的运动上所引起的效果来测定重力一样。意志是我们的摆，它的摆动时刻反映在市价表上。”正像杰文斯后来所说，上面的话意味着，他将用需求函数作为效用函数的近似值，以价格作为边际效用的粗略尺度。瓦尔拉斯可能在原则上拒绝这样作，因为他拒绝过杜皮特“混同”需求曲线和效用曲线的方法；不过，在他更切近地考察杰文斯的方法的细节之后，他会撤回他的一些拒绝意见的；杰文斯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瓦尔拉斯对杜皮特的拒绝意见。至少，瓦尔拉斯没有拒绝杰文斯把边际效用和需求联系起来的方法，而这个方法同杜皮特的方法大体上是类似的。 杰文斯在接下去的一节“感情与动机的测量”中再次回到测量的尺度问题。但这一节的精神同他前面的观点大相径庭，他一开头就是一句令人沮丧的话：“我们没有方法来确定和测量感情的量，就像测量一英里，一直角或任何其他物理量一样。”他显然忘记了，就在几页之前他还表示对测量（至少是间接地测量）抱有极大的希望和信心，而现在他却说：“感情量的数字表现似乎是办不到的。”他倾向于序数效用观点；他说：“假如我们能够直接比较数量，我们就不需要单位”，他没有要求“人心具有准确的测量与计算感情的能力”，“我们难以断言，甚或决不能断言，一种快乐在数量上是另一种快乐的若干倍”，他的理论“极少涉及在数量上相差甚大的感情量的比较”，不过，他没有推进这个比较简单的衡量观点。 杰文斯在下一章研究痛苦与快乐时，又回到了他开头提出的测量个人感情的基数尺度概念，他说：“若幸福程度相等，则两日的幸福量是一日所希求的幸福量的两倍”。这句话肯定暗含着关于持续时间的基数尺度，如果不是快乐强度的话。在他用来说明相等时间间隔中快乐强度递减的图例中，也肯定地显示出基数效用已经回到了他的考虑之中。当杰文斯论及效用时，他有些含糊地说：“效用必须被视为是以个人幸福的增量来衡量的，而且实际上与该增量相一致。” 在用效用方程式来决定交换率之后不久，杰文斯又明确表示要以需求曲线作为效用曲线的近似值。他用以分析交换的效用方程式以基数效用为前提，但他没有作出基数尺度的假定，因为他使用了一种总函数概念，并辅以效用曲线来说明他的结论，这种曲线图只保留了他赋予总函数的主要特点。在进行概括时，他显然忽略了他在物理学中看到的某些具体性，在物理学中研究者可以规定他所使用的方程式的形式和变量。 结果，杰文斯第三次回到了尺度问题。这次他是乐观的，他希望从需求统计中“至少近似地决定最后效用程度（经济学中最重要的因素）的变动”。他认识到必须假定货币收入的效用不变，以使需求曲线接近于效用曲线；他并不指望这个结果“像重力法则那样是一种简单的法则”，但最后他还是认为“它们的决定将使经济学成为一门在许多方面像纯物理学一样精确的科学”，虽然“开支的基本要素的方程式”仍然不能获得（因为经济学家们在考察必然性时不可能假定收入的边际效用不变）。同他的期望相反，杰文斯后来的经济分析并没有追随他所预测的路线（即物理学的路线）来决定效用方程式或任何经济方程式的形式，并在后来的分析中运用这些特殊的方程式。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理查德.豪伊著 第七章 杰文斯《理论》、门格尔《原理》和瓦尔拉斯《纲要》所阐述的边际效用理论（二） Ⅰ 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的基本论证，都没有假定能够在个人之间比较效用，也没有暗示这种比较的可能性。虽然他们都提出了基数效用尺度，但是为每个人选择的单位同任何其他人的单位并没有特定的关系。 不过，只有杰文斯强调指出了不可能在个人之间比较效用。门格尔和瓦尔拉斯虽然也像杰文斯一样没有做过个人之间的比较，但他们没有对此提出一般的说明；杰文斯却提出了一个经典性的表述，这一表述迄今仍为所有的经济学家或多或少地赞成。杰文斯说：“读者还将发现，在一个简单例证中，决不存在这样一种企图，去比较一个人心中的感情量和另一个人心中的感情量。我不知道有什么方法能够进行这种比较。一个人心中的感受性可能比另一个人心中的感受性大1000倍，不管我们是否知道。但是假定这种感受性以相似比率在一切方向上都不同，我们将永不可能发现这种最深奥的差别。每个人的心对别人来说都是不可思议的，感情不可能有公分母。” 不过，杰文斯并没有全然回避（他的后继者不回避）人们一般所作的那种相当自然的偶然的个人比较。例如，他说，新增1便士对年收入50镑的家庭的效用，要比对年收入1000镑的家庭的效用为大。如果他严格恪守禁止个人之间比较的信条的话，他何以能进行这种比较呢？门格尔和瓦尔拉斯同样也多次试图作出粗略的个人比较。门格尔假定他能完全知道人心之所想。并且说：“一件物品或一些物品的使用价值对两个不同的个人会是很不相同的。”至于瓦尔拉斯，在他试图证明自由竞争可使一国经济的效用达于最大化时，就一直抱有个人之间可比的假定。 当杰文斯将不同个人的效用加总或平均时，他又偏离了个人之间不可比的假定。把效用加总或平均，是以个人之间某种程度的比较为前提的。他躲不开将效用平均的诱惑，尤其是当这种平均有助于他摆脱不可分性的困难时，即使这样作包含着比较的因素也罢。当杰文斯说经济学所研究的通常是个人的总体时，他接近于运用这种平均。当然，他不可能不作总体的个别部分之间的比较而研究总体。他的第一个总体研究是无妨害的，因为这里的总体是指需求曲线。但是当他最后提出“贸易体”的概念、使他得以把效用方程式加总时，这同他一直反对的个人之间的比较相抵触了。“贸易体”一词所表示的，或是买者，或是卖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一块大陆的居民”。他谈及消费时，联系到“贸易体”，但在他讨论“贸易体”时却没有涉及物品效用。可是在他决定交换率时却突然给他的“贸易体”一个效用方程式。此后，“贸易体”就如同一个人那样行动，杰文斯也就这样对待它。杰文斯依据“贸易体”的效用方程式对交换均衡提出了他的一般表述。此后，他没有依据他的“贸易体”思想便作出了澳大利亚木材的效用曲线。在这些场合，杰文斯无意中假定了个人之间效用的可比性。 门格尔避开使用平均效用或总效用等概念，可能是因为一般来说他没有严格的数量观察，还因为他不觉得需要利用不可分性（经由这一路线）。门格尔只有一次论及平均使用价值的观点，还是不赞成的。瓦尔拉斯在其《纲要》第1版中没有把个人之间的效用加以平均，但在第2版中（也许是随杰文斯之后）他却引进了这种平均。 Ⅱ 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都没有明确讨论他们所用的效用方程式的形式。不过，从他们偶尔谈及的许多情况中，我们可以把他们心目中想到的那些方程式的独到之见拼凑起来。像在其他方面那样，边际效用的三位奠基者在这些方程式的一般特征方面有一致的看法。 他们使用的方程式中，某特定物品对某人的边际效用取决于（而且仅仅取决于）该物品的数量。于是他们对相互补足和相互替代的商品内部关系作了严密考察。但以下这些可能的变量却没有包括到他们的方程式中：消费者的收入，收入的分配，别人消费物品的数量，物品的价格以及在某种体系中这些或那些变量的变动比率。 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十分正确地强调了以下事实：当物品数量增加时，边际效用减少（边际效用递减），并以之作为他们的边际效用方程式的最重要的特征。门格尔认为这个特征反映了一般的经验，但是他指出学者们对此未多加注意。杰文斯强调了边际效用递减的真实性和重要性。虽然瓦尔拉斯说到在他的效用方程式中边际效用递减具有“假定”性，但他可能也像杰文斯和门格尔一样，是基于同样的一般经验的假定。他们对这一基本关系都未提出任何例外。杰文斯还明确指出不存在例外情形。他们都没有对边际效用下降的变化（效用曲线上凸或下凹）赋予什么意义。杰文斯的所有曲线都是向下凹的。门格尔的表例和瓦尔拉斯的《纲要》第1版的曲线都是直线。在《纲要》1877年的部分，瓦尔拉斯曾援引杜皮特，后者描述的效用曲线是下凹的；但瓦尔拉斯对杜皮特的假定未加评论。 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都未用过动态方程式。杰文斯说：“只有作为一个纯粹静态的问题……我才敢于研究交换行为。”他之所以避开动态问题，是因为“更容易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时，就想去解决更困难的问题，肯定是不合理的”。瓦尔拉斯在《纲要》第1版根本末提及他所用的只是就静态分析这一事实，虽然在后来各版中曾有一句话涉及于此。门格尔偶尔使用“时间”概念，但多半是与生产的性质有关。他在一节中曾说到人类需求的“能力”在“增长”，并说这种能力未曾引进他的分析。不过，一般来说他的分析是静态的。 他们在1870年关于效用递减的例证中，没有特别注意消费的一般条件。但他们暗示他们的方程式所代表的物品，由消费者打算消费的物理性质上同质的商品所组成，除了所使用的其他（未指明的）物品以外。杰文斯在边际效用递减的第一个例证中要求我们设想“把一个人在24小时平均消费的食物总量分为10等分”。他一定是指食物的某种抽象数量，因为他不可能在实体上把一天的食物分成相等的和类似的若干份，使之具有消费者会认可和估价的性质。此后，杰文斯为他的交换理论作出假定：一种商品“在性质上是完全一致或同质的”，便于它具有同一的市价。杰文斯显然还假定消费者拥有恰好同量的衣物、房舍和其他物品，不管他所消费的食物是1个单位或是10个单位。然而根本末指出，其他物品的消费水平必定是决定该消费者对食物的效用方程式形式的主要条件。读者在解释门格尔主要例证的第1栏（表示从11等分同质食物所得到的增量满足）时，必定假定此人所消费的其他物品的数量不影响他的满足。瓦尔拉斯在最初介绍他的效用方程式时的陈述，同样暗示了商品（增量消费单位的商品）是同质的；所有其他物品数量都不会影响结果。 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的效用方程式全都同这样的效用相关，这个效用是某个人从他所消费的物品中所获得的；这些方程式引导他，按照他自己的兴趣去买或卖一定量物品。换句话说，消费是以该方程式相关的那个人利用一定的物品为前提的。某人饮水、吃食品（一般地说），吃牛羊肉（特殊地说），吸烟、烧柴等等，正是为了这些目的他才购买这些东西。杰文斯等人这一次没有提到（只在稍后一些时候提到）这个条件：消费者要为家庭的其他成员购买。为了解释消费，无论是1871年还是今天，效用方程式都应涉及家庭。至少，购买者应当知道他自己和其他家庭成员的效用方程式的特点。 Ⅲ 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都假定，来自不同物品的满足具有某些共同的抽象的性质，因而个人可以把各种物品对他具有的意义加起来。这个重要的假定对他们这些1870年代的经济学家来说是很自然的，但是在他们以前和以后的人则否认个人能够对来自各种不同物品的满足加以比较。可比性假定所强调的关系就是现在一般所说的收入（或货币收入，或简单地说货币）的边际效用。 门格尔在字面上并没有明确地论及这一思想，但他也没有发表同收入的边际效用概念相左的观点。他无疑会赞成下述说法：有一个人支出的货币额增加时，他所得到的总满足会增加，但由他的收入的一个单位所增加的满足会逐个单位地减少。瓦尔拉斯也认为总效用取决于消费者的投入，但他在后来的分析中没有运用这个思想。 相反地，杰文斯对收入边际效用慨念不仅有很好的想法，而且有相当好的运用。杰文斯谙熟丹尼尔·伯努利在博弈论中对收入边际效用的应用，也了解拉普拉斯关于物理财产和精神财产的划分。杰文斯论及收入的边际效用时说：“可见，我们现在能够以一种精确的方式得出货币的效用，或得出构成一个人的生计的商品供应量的效用，它的最后效用程度是由他所消费的其他商品的最后效用程度来测定的。”这无疑是以现代形式对货币或收入的边际效用的首次陈述。杰文斯在此揭示了收入边际效用为什么一定会随收入增加而递减：因为所购买的物品的边际效用下降了。他没有考虑到当收入增加时，个人有可能改变消费的数量和性质。 杰文斯假定，收入的边际效用在短期内可以大体不变，这样他就把读者引进到一种局部均衡的经济分析，其中货币学边际效用仍然不变。他指出他只是在下述场合才运用这种分析，即某人花费的货币“个会使他受穷”，比如购买食盐；但是当某项“购买显著地影响到购买者的财产状况时”，他就不用这种分析了，比如购买肉制品。他作出图例（假定在一定收入期间收入的边际效用不变，且足够购买6瓶墨水），说明某人将如何决定购买墨水的最佳数量，这是基于收入边际效用不变这一假定的第一个需求曲线。后来的许多作者都采用了这种作法。杰文斯对收入边际效用的最大运用，是在他把这个过程倒转过来，把个人需求曲线解释为效用曲线时，仍然假定货币的边际效用不变。 Ⅳ 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对他们的效用方程式的最集中和最主要的运用，是将它同交换（或价值）；问题联系起来。在这方面他们不同于早期的效用论者，如伯努利、西尼尔、杜皮特，他们提出过大体相同的效用方程式，但从未用它们表述交换均衡。杰文斯等人对效用方程式的这种一致的运用，标志着效用分析中最重要的进步和边际效用学派的开端。即以最基本的方式将效用最大化过程同经济问题联系起来。门格尔在讨论经济问题之初就提出了最大化的说法，他希望表明消费者如何“把他所支配的一定量物品（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用到最有效地满足需要的地方”。杰文斯也说，经济学关注的是效用最大化过程。他说：“以最小的努力，使我们的需求达到最高度的满足……换句话说，达到最大的舒适和快乐、乃是经济学的课题。”瓦尔拉斯的“最大效用原理”所表述的观点是：“交易的目的在于获取最大可能的需求量。”这是边际效用学派引进经济学的新调子。这个调子今天已经习以为常了，但在当时却不是这样。没有哪位早期经济学家会否认人类一般来说是依照它们的自我利益的方向行事的。追求利益的思想，承认它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这是经济学家们早在1871年以前很久就接受的看法，但是效用最大化在决定经济量（价值、产出、投入等）中起着重大作用的思想也还没有出现。早期的经济学者们认为，人们追求它们的个人利益是在这样一个领域：产品的重要变量，如价值以及所生产的产品量，是由更严格和不同的外部原因（比如痛苦的代价）决定的。如果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像早期经济学家那样继续限制它们的分析，它们几乎不可能发现效用方程式的用途。在可能出现一个边际效用学派以前，效用在经济学中已经有了某种重要用途了。 但是，就它们的最大化研究来说，无论是杰文斯，还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都没有以正式的数学程序方式直接得出最大化的条件。门格尔当然没有利用过任何数学分析，他通常也不利用与数学相通的最大化方法。杰文斯和瓦尔拉斯是利用数学概念和方法的。我们也许指望它们会指出最大化数量，从而直接解决最大化问题；然后说明最大化的条件（预筹条件），接着至少再发挥一下最大化的必要条件（若不是充分条件的话）。这些必要条件将会采取常见的一系列比率的形式（消费者的边际效用和物品的价格之间的比率）。但是情况并非如此。他们的分析不是从消费者的总效用方程式开始的，他们肯定懂得它的意义；而是从边际效用方程式开始的，这些方程式是他们直接用来表现最大化条件的。他们更关注的是边际效用作为一个经验事实的存在，而不是边际效用的相对量和某人的总效用。为此他们对边际效用思想作了长篇的描述，这不应被视为一种损失。如果用不了几页篇幅就能对最大化的必要条件作出简明的解释，说明边际效用思想起源的话，我们可能会对这种边际效用思想表示怀疑。因此他们奠立的学派应当冠之以边际效用学派而不是最大效用学派。 Ⅴ 三位先驱者都公开地拒绝劳动价值论，这成为他们的共同纽带之一。劳动价值论在当时比任何其他对立的价值论都更有威望，追随者也更多，因此他们同当时经济学家的思想武器中令人尊敬的部分作对时是冒着一定风险的。他们都拒绝劳动价值论。瓦尔拉斯说：“把价值溯源于劳动，这种理论与其说无意义，不如说太狭窄了一些；与其说没有理由，不如说不可接受。”这类说法显然会惹怒劳动价值论者。门格尔对劳动价值论的斥责比瓦尔拉斯更严厉。他说：“在我们的科学以往的发展中，已经出现的那些带来了最严重后果的极为愚蠢的若干基本谬误中，就有这个观点：认为物品得以有价值，是因为物品被用于生产，而生产对我们是有价值的。”比较起来，杰文斯冒的风险最大，因为英国是劳动价值论的祖国，它在英国有最发达的形式，因而杰文斯比其他人更密切地注意劳动价值论。他甚至努力把他的效用价值论同当时英国流行的观点协调起来。他在论述交换的一章的结尾处指出：“劳动影响供给，供给影响效用程度，效用程度支配价值或交换率。”他的这个解释是调和的；而在下面的一段话中他明确地拒绝了劳动价值论：“事实是，劳动一旦投下，便对任何物品的未来价值不再发生影响：它已经过去了，永远丧失了。在商业上，过去的永远是过去的；我们总是明确地在每一瞬间开始，以未来效用的眼光来判断各种物品的价值。产业实际上是预期的，而不是回顾的；任一事业的结果，也难与其创始者的初衷恰好吻合。” Ⅵ 门格尔的需求函数思想要比杰文斯和瓦尔拉斯的更模糊。当他承认市场销售量取决于喊价时，对需求函数未多置词。他本来是可以用他在讨论价格理论时用过的那种表格来说明它们的，但他根本没有这样作。门格尔也没有把它们同某个人从购买物品得到的满足直接联系起来。另一方面，瓦尔拉斯则从既定的需求曲线开始他的分析，而且在他还未就效用说一个字之前，就得出了他的均衡市场条件。此后他才引进了效用，为需求函数打下了基础。杰文斯从另一个角度看待需求曲线。他研究需求曲线主要是希望找到某种方法，以获得制定个人效用曲线的资料。 应当注意，杰文斯的需求曲线初看上去同瓦尔拉斯的恰好一致（坐标轴倒换了）；但它们是基于完全不同的假定条件作出来的。瓦尔拉斯的需求曲线也不同于现在经济学中所用的均衡需求曲线，例如瓦尔拉斯的第一个需求方程式中有两个变量，不是因为现今需求曲线的“其他条件均保持不变”这个假定，而是因为他所考察的市场只有一定量的两种商品，因为交易者是以另一种物品的单位来表示这种物品的价格。即使瓦尔拉斯的集合的需求曲线也还保留着这种差别。杰文斯的需求曲线具有较多的后来普及的那种需求曲线的特点。他假定个人拿到市场上转让的是次要的部分，因而交换不会改变他自己物品的边际效用，换句话说，此人的货币的边际效用不变。瓦尔拉斯根本没有用这个假定，而且责备杜皮特进行了这种分析。杰文斯当然认识到，他不可能对任何商品（占个人收入的大部分）都作出这种需求曲线。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理查德.豪伊著 第八章 对杰文斯《理论》的评论 Ⅰ 英国人虽然不曾注意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的早期著作（如果他们有专业的经济杂志就会注意到了），但他们对杰文斯的《理论》的问世还是知道的。先后出现了四篇重要的评论，此外还有六篇未署名的短评发表在报章杂志上。让我们先来考察杂志上的短评，然后是报纸评论，最后是期刊上的长篇重要评论。 Ⅱ 在Athenaeum上刊登了一篇草率的评论，根本没有提及“效用”；最后遗憾地表示它对“这本可钦佩著作的短评是不充分的。”发表在《不列颠季评》（British Quarterly Review）上的一篇较长的评论为在经济学中运用数学和效用概念而喝彩。《威斯特敏斯特评论》（Westminster Review）上的一篇短评显示出作者认真阅读了杰文斯的《理论》。它很内行地概述了杰文斯的观点，而且显然赞成杰文斯利用数学和效用观点。 Ⅲ 英国报纸的评论者对杰文斯的《理论》的评论篇幅较长而且总的来说比较有利。发表在《曼彻斯特每日考察时报》（Manchester Daily Examiner and Times）的一篇文章“杰文斯论政治经济学理论”占了半版。评论者说，杰文斯著作“对这门科学未来研究的影响远比作者想象的深远”。评论者从杰文斯的《理论》征印了大量段落，多数涉及效用；并且指出“效用的真正性质和条件可能还从未这样成功地说明过，对杰文斯先生的手法（它显示了杰文斯的才干）怎样赞扬也不过分”。 题为“杰文斯教授论政治经济学”的评论文章在《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上也占了多半版。作者显然熟悉当时经济思想状况，并欢迎杰文斯“对权威的勇敢而有力的攻击”。他注意到边际效用，并且同意杰文斯的看法，认为边际效用是“政治经济学科学中突出的和决定性的要素”。他又说：“一旦接受了它（大量明白易懂的演绎之一），既可用来解答特殊问题，也会有助于整个研究领域。”评论者认识到杰文斯同他的先驱者们（亚当·斯密、李嘉图和穆勒）是直接对立的，但他并不完全接受杰文斯的立场，他试图把新的和旧的观点融合起来。 与上述两篇不同，《格拉斯哥每日先驱报》（Glasgow DailyHerald）的评论就不那么都是有利的了（也许是因为杰文斯在曼彻斯特有许多熟人的缘故）。它们对杰文斯的效用学说作了更切实和更具批评性的解释。杰文斯追随边沁，假定一个人可以把效用相加或相减，评论者拒绝这一点。评论者认为要作此假定就必须事先再假定，第一，各种享乐“只在强度上有所不同”；第二，“必须有若干共同约定俗成的享乐单位，以便测定和计算享乐”。评论者对这些假定都不接受。他拒绝承认“一顿美餐的享乐”同“作出一项科学发现的享乐”之间的差别仅仅是享乐量的大小。他指出即使是杰文斯也不可能给它们一个共同的单位。评论者还拒绝了杰文斯的许多新的术语，认为其中包含着许多含糊不清的地方。他提出了一个后来常被提起的异议：“我们只能从交换比率知道最后效用程度的比率，因而不可能从后者去解释前者，换言之，不可能离开交换方程式去了解效用方程式。” Ⅳ 对杰文斯《理论》初版的四篇重要评论中，有一篇未署名，其余均出自知名作者。约翰·埃里特·加尼斯为有影响的《双周评论》（Fortnight Review）撰文评论杰文斯的《理论》。马歇尔是以发表在《学会）（Academy）上的评论杰文斯《理论》的文章开始其学术生涯的。在美国，西蒙·纽柯布在《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上发表了长篇评论。评论者的调子一般来说互不相同。纽柯布和加尼斯给予一般的赞扬；马歇尔限于称赞个别几点；《周六评论》（Saturday Review）末予赞许。他们都不同意杰文斯对效用的运用，但理由不尽一致。 马歇尔看到杰文斯的“主要目的在于以‘价值完全取决于效用’的理论来代替穆勒的价值理论”，但他竭力证明劳动价值论和杰文斯价值论的一致。马歇尔文章的第一句话即显示出他对那些偶尔拒绝伟大经济学家（特别是英国伟大经济学家）教义的那些人的态度，这种态度他保持了一生。马歇尔的这句话是：“这本书要求‘对经济学家们所喜爱的不少理论提出异议’。”这句话（以及评论的其他部分）暗含着杰文斯不曾实现他的要求。马歇尔对这个要求的否认是从征引杰文斯的一段话开始的：“虽然‘劳动通常决定价值’，但它‘只是通过间接的方式，改变商品的效用程度，而效用程度的改变又是通过增加供给’。”马歇尔接着说：“几乎令人吃惊的是，作者认为李嘉图的理论是支持把劳动作为价值源泉的，但同上述最后的说法不一致。”两种理论之间的差异使杰文斯感到惊异，而杰文斯关于差异的论断又使马歇尔感到恼怒。 马歇尔还表现出他时常提及的折中主义精神。他说：“尽管这两种理论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但主要是形式上的差异。”马歇尔争辩说，假如杰文斯承认他不过是以另一种形式改写了李嘉图和穆勒的理论，那么杰文斯的效用理论就是正确的。马歇尔还否认杰文斯应获边际效用思想首创者的荣誉，他说：“任何商品的总效用不同其‘最后效用程度’成比例，不过是一个熟悉的真理。”马歇尔没有说究竟是谁提出了这个熟悉的真理。 在对上述评论的注释（保留于马歇尔的手稿）中，他反复申明杰文斯没有必要使他的观念显得是首创的。“杰文斯看来顽固地夸大了他的理论与穆勒和李嘉图的理论的不相容的程度……当我读杰文斯的《理论》时，对（李嘉图）……的纯洁的忠诚在我心中油然而生……我还清晰地记得，我不得不把一些愤怒的词句写进草稿，刚被删去，不大一会又以另一种形式出现，然后又删去。”实际上马歇尔并没有完全删掉“愤怒的词句”。 Ⅴ 在压低杰文斯要求优先权方面，加尼斯的评论在一定程度与马歇尔是一样的。加尼斯说：“杰文斯的理论并不完全是新的，至少，在我看来，我从中得到的价值规律概念实际上同巴斯夏在《经济和谐》中所提出的观点是一致的。”与马歇尔不同的是，加尼斯还有另一类不利的批评。其中之一是，加尼斯抱怨杰文斯没有提出一种真正的衡量最后效用程度的尺度，除非用物品的交换价值。然而，他说，“这样以来，我们就会处于这样的境地：交换价值取决于效用，而效用又以交换价值测定，而且只能依据交换价值来确定……我承认，对我来说，它们似乎如此地接近于是一回事，以致我无法将它同那许多种情况区别开来。我看不出它对澄清经济学的任何问题有什么帮助……假定‘最终效用’只能由交换价值来确定，我们又何以能从前者来了解后者？”这个批评同上述《格拉斯哥每日先驱报》的批评相类似。 加尼斯十分牵强地试图表明杰文斯不可能直接测定享乐或满足。在某种程度上他想把他的责难置于这种特别的信念之上：享乐或满足同杰文斯的效用概念无关。他说：“我认为，一般人都会同意，假定人类组织和气候条件为已知，则从穿一件上衣或外套所得的享乐，在感觉上，现在同一百年前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因为一百年间衣料价格下跌，所以加尼斯说，杰文斯不可能用它们引起的享乐或满足来决定其价值。加尼斯显然对边际效用缺乏理解。服装生产量的增加固然会压低边际效用，但它足以允许以较低的价格出售，即使人们的效用函数没有变动也罢。 加尼斯对边际效用递减的观点是理解的。因而上述论证可以视为一时的过失。事实上他用以反对效用的第二个论据中，有一部分就是边际效用的变动。他说，“一磅茶叶对一位洗衣女工的‘终点效用’就比对一位淑女要大”，因为已经假定后者的茶叶量比前者要多。加尼斯从这种个人之间的比较得出结论，一些读者“可能推论说，根据杰文斯先生的理论，洗衣女工应当为她的茶叶支付得更多”。加尼斯最后这个不顾一切的论证是没有意义的，它表明加尼斯既没有理解杰文斯的诚意，也不知道该如何应用边际效用理论。 Ⅵ 《周六评论》的那篇匿名评论对杰文斯未作任何赞扬，但杰文斯认为它比任何其他评论都值得注意，因为它显示出作者对经济学有一定的了解，而且认真地读了自己的书，还因为该文接触到了核心问题。作者一开始就以马歇尔和加尼斯同样的方法排除了杰文斯的任何首创性，他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同他所拒绝其权威性的那些著作有着广泛的一致。” 关于效用测定和效用在经济分析中的用途的关系，这位评论者有如下的阐述：“但是，效用的尺度是什么呢？杰文斯先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毫无疑问，我们可以说一种快乐比另一种是大还是小；但这无济于事。为了应用数学方法，快乐应以某种方式予以数学表述，例如，我们可以说吃一块牛排的快乐同喝一杯啤酒的快乐之比是5：4。但这并没有传达给我们什么特定的含义，而且杰文斯先生看来不得已回避了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提醒他注意，为使某种事物适于数学研究，光用若干字母表示某些相关量是不够的。如果我们说G表示对自由党格拉斯顿先生的信任，D表示对保守党人迪斯雷利先生的信任，X和Y表示参加的人数，那么格拉斯顿先生的任期就取决于包含dG／dX和dD／dY在内的若干方程式。这不过是把一个平淡无奇的说法隐藏在一堆神秘的字母之中罢了。”这个论据是不容易回答的，它可能使杰文斯感到难堪。 《周六评论》文章提出的最后一个批评涉及杰文斯的交换问题和穆勒的国际贸易例证的比较。他说两者是一回事，所不同者，在杰文斯方面，物品总量不能增减，每个交换者都有严格的垄断。这位匿名评论者说：“杰文斯的问题等于是说，假定大英博物馆拥有现存的全部希腊雕刻，罗浮宫拥有现存的全部罗马雕刻；以怎样的比率他们才会交换这些收藏品，而又没有其他购买者呢？这个问题如此地远离实际，以致几乎不值得加以考虑。”评论者试图表明方程式是没有用的，即使它们不是虚构。假定交换率定在5单位谷物对1单位牛肉，A将交换到足够的牛肉，但这样的交换未必会使B感到满意。B可提供2单位牛肉以交换谷物，但是A却拿不出更多的谷物。评论者继续说：“在无论哪种情况下我们都看不出为什么会要求使双方皆满意的比率。简言之，我们所能说的只是牛肉和谷物会交换到一方或双方停止为止；但是什么时候停止将部分地取决于A和B对牛肉和谷物的欲望，部分取决于他们讨价还价时的机敏。”这段话也许仅仅暗示，在最后比率的实际决定中，达于均衡的轨迹与最后的交换比率不同。如果真是如此，这个解释就是对最后交换比率决定过程作了过于肤浅的解释。方程式不过是最终结果的反映。 最后，评论者以下述总结性的话集中表达了他的“指控”：“如果把我们对杰文斯理论的评论总结一下，那么可以说，他希望以对当事人的效用来决定交换比率，而不引进供给和需求的作用。因而他所想象的是一个供给和需求不起作用的场合。他发现可以指望的惟一的答案是，交换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脾性（无法加以考察）；他把这种神秘的结论隐藏在各种符号之中，而这些符号不过是一些累赘，它们包含的函数没有解也不可能有解。” Ⅶ 西蒙·纽柯布在《北美评论》上的评论对杰文斯经济学的赞扬比其他三篇长篇评论的赞扬的总和还多。在四位作者中，只有纽柯布赞成杰文斯把数学用于经济学。他总结说：“鉴于这种表达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现在最需要的，所以我们欢迎每一种将数学引进经济学的尝试，并对这部著作予以肯定，它揭示了经济学这门容许精确数学表达和论证的科学中确实存在的一些真理。”和其他评论者一样，纽柯布也认识到这本书的中心部分是以效用为基础的，他认为这有重要意义。他说：“本书的基础是效用理论，而这种理论可能很好地代替旧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 纽柯布和其他评论者一样，对杰文斯也提出了一些批评，他的主要批评也许是这一点：“尽管就其结果及其能够应用于实际的贸易条件来说，（杰文斯的效用理论）是完全正确的，（但其应用是）很有限的。”纽柯布认为，当事人拥有大量物品这一情况就限制了杰文斯理论的有用性，因为这些物品对当事人没有直接的效用。杰文斯本人已经注意到了这种情况，但是杰文斯不认为这有什么重要性，而纽柯布却十分重视这一点。他问道：“如果发现一种科学基于一系列方程式，而这些方程式正确与否，则要看每个商品生产者用来为自己使用的商品量是否无限之少”，这一点是否“反而不能令人满意”？纽柯布还认为，考察物品对制造者（而不是对商人）的效用是困难的，因为生产者将它们用于生产未来物品。于是他问道：“我们将怎样知道……马掌对马蹄匠的效用？又如何知道铁路对工程师的效用？”他偶尔谈及他对这个困难的解答，他说，当我们把方程式用于具体的场合时，“我们就会发现，该商品对卖者或生产者的效用会从方程式中统统消失了，而显现出来的是生产条件和该商品对买者的效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纽柯布同物理学的联系无疑促使他想从价格和数量的资料中编制出实际的效用函数（就像杰文斯认为他自己能这样作一样），并力图用这些方程式解答有关交换方程式的实际问题。他不赞成将数学方法限制在各种函数上，这些函数的形式他只能部分地加以说明，他对于获得实际的有价值的成果抱有真诚的热情。他说：“因为效用取决于供给，所以用一种代数方程式来表现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有可能的，如果有列出这种方程式所需要的条件的话。已知每次出卖的数量，又有在各种条件下影响售卖的价格，利用归纳的方法就可从中得出方程式。法则的一个有趣的应用是，确定一个人（已知其欲望和收入）究竟会购买多少物品。已知必要的资料，又假定其花费总是明智的，则其每单位收入花费的方式就是一个数学演绎的问题了。” 纽柯布对杰文斯分析的结果似乎不满，他说：“我们的作者已经为我们奠定了基础，但还没有建起大厦，也没有向我们指明通向大厦的道路。他的效用理论是很有意义的，它有助于人们理解商业世界的种种现象，但他没有提出完善的研究方法。”纽柯布同物理科学的联系也说明了他拒绝杰文斯关于计算苦乐的观点的原因，他不认为这种观点具有“任何健全的哲学基础”。纽柯布实际上只拒绝集中快乐和痛苦，而并不拒绝出于苦乐考虑的行为。他说：“我们可以把人趋利避害的行为作为计算的对象，但很难把这看作是可以测定快乐和痛苦本身。” Ⅷ 对杰文斯《理论》再版的惟一的署名评论出自莱斯利之手。两篇未署名的短评解释了杰文斯著作的内容，并且未加批评地予以赞扬。当人们对莱斯利的众所周知的各种兴趣抱有期望时，他却把注意力主要限于评论杰文斯的研究范围和方法。他不同意杰文斯研究的内容，但他显然努力想说明杰文斯是公正的。然而当他暗示他从不拒绝将数学用于解释李嘉图经济学时，他的怒火便油然而生，因为这使他看到李嘉图经济学的“每篇论文都是含糊不清的，而这些论文又都是作了许多的计算才提出来的”。而当他论证说不应当利用数学时，他也怒不可遏，他问道，是否应当认为“泰晤士报减少印数从而节省大量墨水和纸张……将会有助于启发公众去从事于这样的节约呢”？莱斯利赞成边际效用递减的说法，但又认为它在一定程度上会被下述情况所排除，即物品的价格“还受到如此众多条件影响，以致它不能同供给量保持不变的比率”。莱斯利后来重申了这一思想，他说，价值也取决于“其他一些蔑视一切数学计算能力的条件”。莱斯利最后评论了效用，并表示希望历史学派对效用进行透彻地研究，他说：“人类需求演进所遵循的秩序，是新兴的历史学派或主张归纳的经济学派有待研究的课题之一。”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理查德.豪伊著 第九章 杰文斯论效用（1871－1882） Ⅰ 杰文斯的《理论》问世于1871年10月，此后大半年杰文斯的健康状况不佳，妨碍了他的研究。他重新考虑效用问题是在1872年10月17日致沙德威尔的一封信中。后者极力主张并提醒杰文斯保持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尺度，因为没有测定幸福的方法。杰文斯反驳说，许多东西只宜于用其效果间接地测定。他认为可以用“一个普通工人在已经劳动了10小时后（例如说）的一刻钟所受的平均痛苦……来测定他的最后一份增量工资对他的效用……”他争辩说，他也可以用“已经吃了3／4磅面包之后的一盎司面包对一个人所带来的通常的或平均的好处……作为快乐的单位，当然要记住从任何商品所得的快乐并不同那个商品成比例”。杰文斯在信中重申了他早先的希望：如有完整的商业统计资料，他就能为他的公式得出相应的数值，因为价格“代表了对商品的估价，使我们可以对各种商品的最后增量所产生的快乐加以比较”。“如果我们把完整的价格表和消费量加以比较，就能规定效用变动的数字法则”。杰文斯承认他“指出我们能够（以完整的统计资料）把所有的公式都转变为数字的表述过程，并不是十分谨慎的”。他的结语说，只是想走出“正确得到公式的第一步……”；接着他又补充了一个虽然重要然而无关的说法：“同亚当·斯密分歧的主要之点在于区分效用程度和效用总量。”这样的结语是很不和谐的。杰文斯在1873年的大部分时间忙于写作《科学原理》，该书问世于1874年2月2日。其中一长节论及测定问题，末尾还附有关于在社会科学中测定问题的资料。杰文斯说：“经济统计学，包括了生产的、现存的、交换的和消费的各种商品的数量，它构成另一个最广泛的科学实体”。但他没有更进一步和更好地解释他怎样得出效用函数中的常数。 Ⅱ 杰文斯得知瓦尔拉斯论效用的著作是在1874年4月底和5月初的某个时候。瓦尔拉斯的论文“交换的数学理论原理”刊登在《经济学家杂志》4月号上。瓦尔拉斯于5月1日送一本给杰文斯时，还不知道杰文斯已经出版了类似的著作，只知道杰文斯是“因为价格变动和货币贬值问题的著作而受到重视的一位作者”。瓦尔拉斯首次致信杰文斯之后不几天，布鲁尔（一位德国经济学者）给瓦尔拉斯写信说，杰文斯论效用的著作具有相同的特点。 1874年5月12日，杰文斯致信瓦尔拉斯说，在他接到瓦尔拉斯寄来的杂志之前，他已注意到刊登在《经济学家杂志》上的瓦尔拉斯的文章所提出的“非常值得注意的理论”。他说他自己的“交换理论在英国备受冷落和批评，却被你的研究所证实。”他详细陈述了他在该理论上的优先权，并指出瓦尔拉斯的“理论同我的理论在实质上是吻合的，并证实了我的理论，尽管所用的符号不同，还有一些非本质的差别。”最后，他十分委婉地询问瓦尔拉斯在多大程度上了解他自己的著作。 瓦尔拉斯于1874年5月23日回了一封长信。他解释说他刚刚从布鲁尔的来信中得知杰文斯论效用的著作。他同意说他和杰文斯的论文在后者已经“极为明确地”指出的各点上是吻合的，但他也指出了若干区别，他认为这些区别是重要的。瓦尔拉斯说，他不可能知道杰文斯已经从最大化满足的观点引出了他的函数，或是杰文斯已经用它们提出了需求函数（用以建立后来的均衡条件）。瓦尔拉斯正确地感觉到了上述两种特殊情形下的细微差别，但是这种差别并没有引起这两种观点的矛盾和对立。 瓦尔拉斯没有进一步考察这种差别，而是详细陈述了他自己思想的来源，没有为他未引用杰文斯这一点留下任何怀疑的余地。他提醒说，虽然这一理论在法国或英国尚未被认真接受，但一些意大利经济学家却表示了支持。他最后提议将两人的信件在《经济学家杂志》上发表。杰文斯在1874年5月30日复信中感谢瓦尔拉斯寄来他的《纲要》一书的校样，并希望过些时候再来确定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否有所不同。他承认瓦尔拉斯的研究是完全独立的，他感谢瓦尔拉斯的提议，即通过发表他们的信件来承认他在一些方面的优先权，最后他表示愿为瓦尔拉斯理论介绍到英国出力。杰文斯的信和瓦尔拉斯的回复发表在1874年6月的《经济学家杂志》上。 1874年夏杰文斯还与布鲁尔通过信，后者对新经济学感到兴趣。杰文斯告诉布鲁尔，他对他的《理论》在英国未受好遇而失望，但他提到“一些年轻数学家和经济学家……已经在钻研这个问题……”尤其是乔治·达尔文。布鲁尔完成了一本遵循杰文斯和瓦尔拉斯思路的书，杰文斯对此表示高兴，还希望在德文原版之后能出法文和英文版。布鲁尔在早先的信中曾表示希望研究“效用曲线的变动问题；杰文斯对此感兴趣。杰文斯说，关于商品不可分问题，除了《理论》中所说的以外，他没有什么好补充的了，不过他对他自己关于不确定的回答是不满意的。初秋时节，杰文斯再次致信布鲁尔，说他“在你所提到的那一点即不可分物品的交换问题上作过深入思考”，但没有任何进展。杰文斯在信中表示眼下最需要的还不是加工“完整和正确的理论，而是使大家都懂得其最简单的原理……”他还认为瓦尔拉斯的书“一点也不宜于使人们更加理解这个理论的各项原理……” Ⅲ 1874年11月杰文斯在曼彻斯特统计协会宣读了一篇题为“政治经济学数学理论的发展”的论文，这是自他的《理论》问世以来他对效用问题第一次发表意见。他在这篇论文中对边际效用价值论作了最基本的非数学的说明；他在英文文献中首次注意到瓦尔拉斯；他肯定遵循着他在给布鲁尔最后一封信中提出的看法，力图以最简单的术语说明问题，而不是致力于对理论的精雕细刻和发展。 出席曼彻斯特统计协会之后，杰文斯有数年没有在效用问题上发表意见了。他只是在同布鲁尔的通信中谈及他新近发表的效用理论方面的论文；在同G．H．达尔文通信中谈及后者维护杰文斯和反对加尼斯；在同福克斯维尔通信中谈及马歇尔同杰文斯理论的关系。杰文斯在给瓦尔拉斯的信中表示，边际效用理论已经开始取得了一些进展，他说：“我认为英国人的看法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各种人物都表示了默许，一些教授开始把这个理论提到学生面前。我两个月前在剑桥时发现，人们对这个理论的理解比我设想的要好，我不怀疑它在逐渐地获得地盘……”杰文斯于1876年来到伦敦，在大学学院宣读了一篇绪论性的论文“政治经济学的未来”，几乎没有提到效用。杰文斯在1877年发现了杜皮特的论文，遂写信给瓦尔拉斯说：“杜皮待对此问题有相当深刻的理解，而且在我们之前即预见到了效用论的基本思想”。杰文斯于1877年3月出版了初级读物《政治经济学》，其中涉及效用之处甚少。这本书脱手后，杰文斯开始考虑再版《理论》，并收集整理附在政治经济学数学研究之上的书目。这时他发现了戈森的著作，1878年8月21日他在给其兄的信中首次谈及这一情况：“几天来我为一件事所烦恼，欧文斯学院的亚当森发现了一本不知名的书。作者是戈森，该书所包含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我的理论极为相似。事实上有一批著作（它们甚至在大陆也不为人知）在我之前已经提出了我的理论的基本思想，这样以来我就处于一种不幸的境地了，相当多的人不理解它，认为它是荒谬的；另一些人则认为这理论没有什么新东西。我正在整理新版但进展缓慢，时作时辍。” 过了一些时候杰文斯才从戈森著作的冲击波中解脱出来，因为戈森的效用论同他的瓦尔拉斯的理论非常相似。杰文斯在1878年9月初给福克斯威尔的信中谈到戈森，他从以下的想法中多少得到一些安慰：“这个理论实际上已经被独立地发现了三四次以上了；这说明它必定是正确的。”此后不久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瓦尔拉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