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与民主：亲密关系的变革 作者：安东尼·吉登斯　　本书对现代社会的性、性别、爱和身份认同的复杂关联作了有趣的分析。事实上，性现在在公共领域中持续地发挥重要作用。在过去几十年里，性革命发生了，性代表着一种潜在的自由王国，尚未被今天的文明框限所污染。　　男人对女人的性控制远不止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偶然特征，当那种控制开始失效时，我们看到男性的性强制性更明显地表现出来。亲密关系的变革可能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现代体制有着颠覆性的影响，因为对性现在产生影响的这些变化是真正的革命性的，而且方式深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　　第一章 导论　　性征(sexuality)似乎是一个非公共性的主题，是一个有吸引力的但本质上是一个私人性的关注点。人们或许会想像，它也是一个永恒的东西，因为它具有某种生物性，且对于人类生命的延续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然而，事实上，性现在在公共领域中持续地发挥重要作用。在过去几十年里，性革命发生了，很多思想家将革命的希望维系于性上，对他们来说，性代表着一种潜在的自由王国，尚未被今天的文明框限所污染。　　人们应当如何解释这样的断言?这个问题促使我写作本书。我着手论述性，我发现我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同样在论述爱和性别。论述性的著作本身易于性别化，在某些男人所著的最为著名的性研究中，根本就没有提及爱，性别也只是作为一种补充物出现。今天，在人类历史上，妇女第一次宣称和男人平等。我下面并不打算分析性别不平等是如何贯穿于经济和政治领域的，相反，我关注的是感情规律。在此，妇女——过着日常生活的普通妇女和有自我意识的女性主义群体——开辟了某些重要的可概括的变化。这些变化从根本上是探究“纯粹关系”的可能性，这种关系也即性和感情的平等关系，其涵义对于先前的性别权力形式而言是爆炸性的。　　浪漫之爱的兴起为纯粹关系的起源提供了一个案例研究。理想的浪漫之爱长期以来更多地是对妇女而非男人的愿望产生影响。浪漫之爱的理想对妇女状况有双重影响。一方面，它有助于将妇女放在“她们的地点”——家中;而另一方面，浪漫之爱可以被看做是一个主动的激进的同“男性化”的现代社会的婚约。浪漫之爱预示着，长久的感情纽带可以在那种纽带本身的内在品质的基础上同他人建立起来。它是纯粹关系的预示，尽管它也同纯粹关系处于紧张状态。　　我所称之的可塑性性征的出现对于纯粹关系内在的解放是至关重要的，对妇女对性快感的宣称也是至关重要的。可塑性性征是一种去中心的性，它脱离了生殖的需要，源自于严格限制家庭规模的趋势中，最初出现于18世纪晚期的某地。但是作为现代避孕和新的生殖技术的传播结果，它又有进一步的演化，可塑性性征可以成型为人格品质，因而在本质上和自我相关，与此同时——原则上——它使性脱离了阳物统治，脱离了自负的男性性经验。　　现代社会有一种隐蔽的感情，然而，它趋向公开化。这是一个男人的性追求史，他们同公开的自我区别开来。男人对女人的性控制远不止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偶然特征，当那种控制开始失效时，我们看到男性的性强制性更明显地表现出来。这种衰退的控制也产生了一种增长着的男性对待妇女的暴力潮流。此时，一种感情深渊出现在两性之间，人们无法确切地说它在多大程度上会取得沟通。　　然而，亲密关系的变革的根本可能性是非常真实的。有些人宣称亲密关系可能是压抑性的。如果它被看做是长久的感情禁锢要求的话，那显而易见，情况就是如此。然而，如果将它看做是平等的个人纽带的相互协商，它的表现就完全不同，?密关系意味着对个人关系领域的大规模的民主化，其方式完全可同公共领域的民主相提并论。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密关系的变革可能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现代体制有着颠覆性的影响，因为在其中情感满足取代了最大化的经济增长的社会世界极其不同于我们眼前所知晓的世界，对性现在产生影响的这些变化是真正的革命性的，而且方式深刻。　　日常实验，关系，性　　在小说《邂逅之前》中，朱利安·巴恩斯讨论了一个名叫格拉海姆·亨利克的人的命运。他是经院历史学家，离开妻子，开始与另一位女子交往。小说开始时，格拉海姆年近40，已有15年的婚姻生活，“在生命的中途，”他已经能“感觉到在走下坡路了”。在一次否则便是例行公事的派对上，他与安妮邂逅。安妮曾经是一位不知名的电影演员，后来成了时装采购员。由于某种原因，这次邂逅搅起了他几乎忘得一干二净的希望和兴奋的感觉。他感到“与20年前的一个自我久已断裂的沟通突然恢复了”，“能再一次产生愚蠢的念头和理想了”。　　在一连串的幽会之后，他们的关系有了圆满结果。于是，格拉海姆抛开妻儿，与安妮同居。离婚手续就绪，两人结了婚。这部小说主要讲述格拉海姆逐渐发现安妮以前生活中的情人的过程。她几乎不隐瞒什么，但如果他不直接询问，她也不主动透露什么。格拉海姆越来越执迷于安妮的过去，发现她过去的性生活细节已经成了一种需要。他一遍又一遍地观看安妮在影片中扮演小角色的片断，仔细查看每一个交换目光或其他迹象，看它们是否表明她与某一特殊的男人有暧昧关系。有时，她承认曾与某男人有染，但大多数情况下则坚持没有性来往。　　故事的终极发展是残暴的，结局几乎完全颠覆了该书大部分风格体现的冷漠的幽默。功夫不负有心人，格拉海姆终于发现他最好的朋友杰克——他曾坦诚地向杰克讲过安妮“在遇到我之前”的生活问题——几年前曾与安妮有过暧昧关系。格拉海姆安排与这位朋友见面，仿佛要与他继续讨论这方面的问题似的。但他随身带了一把刀，一把“六寸长、一寸宽的锥形尖刀”。趁杰克转过身去忙于什么的当口，格拉海姆将尖刀刺进了杰克的后背。杰克迷惑不解地转过身来，格拉海姆又在他的“心脏和生殖器之间”连刺数刀。行凶期间，他的手指挂了彩，贴上橡皮膏后，他坐了下来，面前摆着他喝剩下的咖啡，那是杰克为他烧的。　　与此同时，格拉海姆的彻夜未归使安妮越来越感到不安，她给当地警察局和医院打过电话，打听他的下落，全无结果，于是便在他的写字台上查找线索。她找到了一些文件，那是格拉海姆偏执般地调查安妮的过去所得到的一些证据——她发现他已经知道了她与杰克的关系(这是她没有主动告诉格拉海姆的惟一一次性接触)。她来到杰克的公寓，看到了格拉海姆，还有杰克血迹斑斑的尸体。不知道为什么，她听从了格拉海姆的劝慰，镇定下来，还让他用几码长的晒衣绳把自己捆了起来。格拉海姆估摸着，在她来不及冲向电话求救的这段时间里，他足以实现他的目的。“没有什么告别台词,没有什么闹剧情节”,格拉海姆操起刀，深深地从两侧刺进了自己的喉咙。关于安妮——“他爱安妮，对此没有任何疑问”，但他低估了她。安妮尖叫着用头撞破窗玻璃，跳了下去。当警察到来时，扶手椅已经无法挽回地浸透着鲜血，格拉海姆死了。小说结尾的几段暗示说，安妮也自杀身亡——出于一时疏忽或我们不知道的什么原因。　　《邂逅之前》从根本上说不是关于妒忌的一部小说。通读格拉海姆搜集的关于安妮的材料，安妮认识到她“不能用妒忌来形容他”。重要的是“他无法面对她的过去”。所有引文均出自朱利安·巴恩斯：《邂逅之前》，皮卡多出版社，伦敦,1986。结局是暴力的——就该书其余部分的半滑稽格调来说，这有些不协调——但却是冷静的。格拉海姆的暴力是一次失败了的尝试，即旨在控制的尝试。小说家并未清楚交代其缘起，这说明格拉海姆本人也不清楚他为什么这样做。格拉海姆试图在安妮的性史中发现的那些秘密与他对一个女人的期待密切相关：安妮的过去与他所期待的不一致——她的过去与格拉海姆的理想不符合。这是一个情感问题:他认识到让安妮根据他的期待来安排她以前的生活该是多么荒唐的事。然而，她的性独立，甚至在他未为她“存在”之前，也是令人难以接受的，以至于酿成了暴力毁灭的结局。在格拉海姆这方面，他试图保护她不受她在他心中激起的暴力的侵犯。但她不管怎么说自然卷了进来。　　小说描写的事件是独具当代特色的：作为对普通人生活的探讨，小说的背景不可能是一个世纪前的时代。它假定相当程度的性平等，而且特别倚重这样一个事实，即今天，在进入一种“严肃的”性交往之前(甚至期间或脱离这种交往之后)，一个女人有许多情人这本是寻常之事。当然，总是有一少部分妇女，对她们来说，性多样化，并把性多样化作为平等的标准，是可能的。但大多数妇女都可分为贞节和放荡两种，而“放荡的”妇女只存在于礼仪社会的边缘。“贞节”一直是根据一个女人对性诱惑的拒绝来定义的，这是受不同制度保护的一种拒绝，如在陪伴下的求婚，强迫的婚姻，等等。　　另一方面，男人传统上一直被视为——不仅自视为——出于身体健康而需要性多样化。男人在婚前与许多女人有过性接触，一般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婚后的双重标准是一个真实现象。如劳伦斯·斯通在他对英国离婚史的研究中所说，直到相当晚近的时候，关于男人和女人的性经历的一种严格的双重标准才存在。对妻子来说，单单通奸行为就是“对财产法和遗传思想的不可饶恕的违背”，一旦被发现就要遭受极严格的惩罚。对比之下，丈夫的私通则被普遍“认为是令人遗憾但却可以理解的小毛病”。劳伦斯·斯通：《通往离婚之路：1530～1987年的英国》,第7页，牛津大学出版社，牛津，1990。　　日常实验，关系，性　　在一个性越来越平等的世界上——即便这种平等远没有完成——两种性别都要根本改变相互的看法和行为。要求妇女做到的调整相当大，但是，也许由于这位小说家是位男性，所以，这些调整在书中既没有充分地再现出来，也没有得到极为同情的刻画。格拉海姆的前妻芭芭拉被描写成一个十分苛刻的人，格拉海姆为她的态度所困惑；当他对安妮产生矢志不渝的爱情时，他对安妮的观点和行为也几乎没有更深的理解。我们甚至可以说，除了对安妮以前的生活进行钻研外，他实际上一点儿都不了解安妮。　　格拉海姆试图以传统的方式处理芭芭拉和安妮的行为：女人是有感情的、富于幻想的，她们的思维过程不是沿着理性的路线进行的。然而，他对这两个女人充满激情，在故事发生的时候，他尤其对安妮充满激情。现在的妻子不是一个“放荡的女人”，他也没有任何权利把她当作那样的女人对待。当她与格拉海姆结婚后去见杰克时，她坚决地拒绝了杰克的挑逗。然而，格拉海姆无法摆脱发生在他“控制”她之前的那些行为所带给他的恐惧感。　　小说家巧妙地传达了格拉海姆第二次婚姻的开放的实验的性质,这与第一次婚姻有着本质的不同。显然,格拉海姆的前一次婚姻更像是一个“自然给予”的现象，是以传统的“男耕女织”的分工为基础的。与芭芭拉在一起时，婚姻是一种事物状态，并非是生活的特别补偿，就仿佛做一种你并不特别喜欢的工作，但却要尽职一样。对比之下，与安妮的婚姻是一系列复杂的相互作用，必须经过经常的协商和“解决”。朱利安·巴恩斯：《邂逅之前》，第55页以后。在第二次婚姻中，格拉海姆进入了一个新世界，那是在他年轻时几乎没有出现的世界。这是性协商的一个世界，是一个“关系”世界,其中，“忠诚”和“?密”等新的术语成为首要的了。　　《邂逅之前》是一部关于在一个经历深刻变革的社会世界上男性焦虑和男性暴力的小说。妇女不再接受男性的性控制了，两种性别都必须认真理解这一现象的含义。个人生活已经成为一个公开投射，造成新的要求和焦虑。我们的人际存在正经历着彻底的变化，使我们都卷入了我所说的日常社会实验之中，更广泛的社会变化要求我们多多少少都要从事这种实验。姑且从社会学角度更充分地说明这些变化，而这关系到婚姻和家庭，也直接关系到性。　　社会变化和性行为　　莉莲·卢宾1989年研究了美国上千名从18～24岁的异性恋者的性史。在这个过程中，她提出的证据揭示了过去几十年中“男女关系发生的几乎惊人的比例变化”。莉莲·卢宾：《性战》，第8页，法法尔、斯特劳斯和吉鲁斯出版公司，纽约，1990。40岁以上的调查对象的早期性生活都与年轻的调查对象的早期性生活形成了戏剧性的对照。作者在前言中?自证实了老一代人提供的情况，她本人就属于那一代。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结婚，结婚时是个处女，是“循规蹈矩”的一个女孩，而且从来不会做“出格”的事。当时给性剥削划定清楚界限的并非她一人，她和朋友们都遵守一种共同的行为准则。她的未来的丈夫是个积极的参与者，为保证这些准则得以实施：他关于性行为的“对错”标准与莉莲本人的标准是相符的。　　女孩婚前的贞节是两种性别都赞赏的。如果她们与男朋友发生过真正的性交，也几乎没有人公开这样的事实——许多女孩只可能允许与自己正式定婚的男孩发生性关系。性比较活跃的女孩都要受到其他人的诋毁，而且要受到占了她们“便宜”的男性的诋毁。正如女孩的社会声誉取决于她们抵制或抑制性诱惑的能力一样，男孩的社会声誉取决于他们所能达到的性征服。一位45岁的调查对象说，大多数男孩只能通过“与那些女孩即妓女鬼混”才能成功。　　当我们回过头来看今天的青少年性活动时，好坏女孩的区别在某种程度上仍然适用，如男性征服的伦理仍然适用一样。但其他人的态度，尤其是许多青少年女孩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女孩们感到她们有权在适当的年龄从事性活动，包括性交。在卢宾的调查中，实际上没有青少年女孩谈论为了人们所期待的定婚或婚姻而“拯救”自己。相反，她们讲的是一种传奇和忠诚的语言，这种语言承认其早期性参与的无限潜力。因此，在回答卢宾提出的关于与男朋友的性活动的一个问题时，一个16岁的调查对象说：“我们相爱，所以没有理由不应该做爱。”然而，当卢宾问她打算与这位性搭档维持多久时,她的回答是：“你是说我们是否要结婚吗?回答是不。或者我们明年还会在一起吗?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明年距现在还相当遥远。大多数青少年都不能相聚如此之久。但是只要我们在一起，就不会与别人约会。这是一种忠诚，不是吗?”莉莲·卢宾：《性战》，第61页，法法尔、斯特劳斯和吉鲁斯出版公司，纽约，1990。　　在前几代人中，对性活跃的女青少年来说，传统上是扮演纯真的角色。这一关系在今天通常被倒转过来：只要必要，纯真就会扮演世故的角色。据卢宾的发现，女孩性行为和态度的变化比男孩要明显得多。她的确与一些男孩谈过，他们都对性与忠诚的关系特别敏感，他们拒绝把性成功与男性勇武等同起来。然而，大多数男孩都羡慕与许多女孩约会的男友，同时谴责与许多男孩约会的女孩。在卢宾的抽样调查中，一些女孩模仿传统的男性性行为，而且是公开地、无所顾忌地进行模仿。面对这种行为，大多数男孩都报以愤怒的反应。他们仍然需要纯真，至少是某种纯真。卢宾采访的年轻女人中有几个恰值结婚前夕，她们认为有必要向未来的配偶隐瞒她们以前的性经验的范围。　　卢宾的研究与其他调查构成了反响，适用于一切年龄组合。其最惊人的发现之一是性活动扩展的多样性，其中，大多数人都参与或认为适于让别人参与进来，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因此，在40岁以上的男人和女人中，在青少年时期进行过口交的还不到1/10。在续后的每一代人中，比例逐年增长。在目前这一代青少年中，尽管不是普遍的实践，但口交却被认为是性行为的正常组成部分。卢宾调查的每一个成年人现在至少都有过这种经历——这居然是在一个其法典仍然把口交列为“施虐行为”、在24个州里仍被列为非法活动的社会里发生的。　　男人大多欢迎这样一个现实，即女人们变得越来越乐于从事性活动，他们声称，在较长期的性交往中，他们想要在知识和经济上与自己地位平等的女性。然而，据卢宾的发现，当面对这种选择的暗含意义时他们表现出明显的深切的不安。他们说女人“丧失了温情”，她们“不知道如何妥协”，“今天的妇女不想当妻子，她们想要妻子”。男人宣布他们想要平等，但是，许多人也主张他们或是拒绝做让他们做的事，或是对此表示神经质。“你怎样帮助养育孩子们?”卢宾问杰生。用杰生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对强壮好胜的女人应付自如”的人。他的回答是：“我当然乐意尽我所能。我不想作一个缺席的父?，但是，总要有人承担更多一点的责任……我不想说我能做到那一点，因为我做不到。我有我的职业，而且这个职业对我非常重要，是我一生努力的目标。”莉莲·卢宾：《性战》,第146页，法法尔、斯特劳斯和吉鲁斯出版公司，纽约，1990。　　现在，大多数人，无论男女，在结婚时都积累了相当多的性经验和知识。从偷偷的抚摸或非法的幽会到比较安全的、然而也更咄咄逼人的新婚之夜，对他们来说已经不是什么突然的过渡了。今天，大部分新婚夫妇都有过性经验，婚后也没有什么性实验期了，即使当事人以前没有在一起生活过。　　社会变化和性行为　　然而，卢宾的调查表明，成年男女之间的婚后性期待要远远超过前几代人正常的婚后性期待。女人期待着接受和提供性快感，许多人都把一种补偿性的性生活视为令人满意的婚姻的一个根本要求。今天，结婚5年后有婚外性接触的女人实际上与男人的比例相同。虽然仍然存在着双重标准，但女人却不再容忍这样的观点了，即男人需要多样化，理当婚外冒险，而她们却不应该那样做。　　从这样一项在一个单一国家的有限人数内进行的调查研究中，我们能搜集多少关于一般社会变化的资料呢?我认为，我们基本上能够为这项研究获得我们所需要的资料。无可争议的是,卢宾勾画的这种发展,从广义上说，在大多数西方社会里普遍发生——而在某种程度上，在世界的其他地区也同样发生。当然，不同的国家之间、亚文化和社会—经济层面之间都要有很大的差异。比如，有些群体与所描写的这些变化无关，或主动抵制这些变化。有些社会比另一些社会拥有更长的性容忍的历史，它们所经历的变化也许不会像在美国那样激进。然而，在许多国家，抵制压抑性的性价值背景的这种转化正在发生，这些性价值比标志着几十年前的美国社会之特点的那些性价值更令人窒息。对生活在这种环境之中的人们来说，尤其是对女人来说，现在发生的变化是戏剧性的和颠覆性的。　　异性恋、同性恋　　卢宾的研究仅只涉及异性活动。她决定排除同性恋，这很奇怪。就事实而言，如金赛已经表明的，相当高的比例的男人，和相当比例的女人，在其一生中的某段时间里都参与过同性恋行为。金赛发现，只有50%的美国男人“专门参与异性活动”，即是说，既不参与同性恋活动，也没有同性恋的欲望。18%专门参与同性恋活动，或坚持双性活动。在妇女中，2%是彻头彻尾的同性恋者，13%参与某种形式的同性恋活动，还有15%据说有同性恋冲动，但没有付诸行动。阿尔弗列德·C金赛等：《人类男性的性行为》，桑德斯出版社，费城，1948；《人类女性的性行为》，桑德斯出版社，费城，1953。　　金赛的发现在当时惊动了迷惑不解的大众。然而，在过去的1/4世纪里，各种变化对同性恋的影响与对异性活动的影响一样大。甚至在金赛的巨著面世之时，同性恋在临床文献中仍然被视为病理学上的问题，某种形式的性心理紊乱，和一系列其他的病症——恋物癖、窥淫癖、易装癖、男性色情狂、女性色情狂等等。它仍然被许多异性恋者视为性变态——即是说，视为特别非自然的，应该受到道德谴责的。然而，“性变态”这个术语本身现在似乎从临床精神病学中完全消失了，许多人对同性恋的反感已经失去了医学职业的潜在支持。　　同性恋的“出世”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过程，在一般的性生活中发生了重要影响。它以自我描写的“男同性恋”的流行为标志，依据这样一个反射性过程，一种社会现象可以通过集体参与而被占用和改造。当然，“男同性恋”意味着色彩、开放和合法性，是发自曾经由许多实践同性恋和大多数实践异性恋的个人所持的同性恋形象的一声呼喊。在美国城市和欧洲的许多城市地区出现的男同性恋文化社区为同性恋提供了一个新的公共面貌。然而，在比较私下的个人层面上，“男同性恋”这个术语也带有越来越广泛的性指涉，即把性作为自我的性质或属性。一个人“具有”一种性征，男同性恋或相反，这可以反射地加以掌握、质疑和展开。　　因此，性成为自由流动的东西：“男同性恋”是一个人可以“成为”的东西，“发现自己已经是的东西”，与此同时，性本身对许多客体开放。于是，1990年发表的《金赛研究所的新性学报告》描写了一位65岁男人的情况，在长达45年的幸福婚姻之后，妻子去世了。在妻子死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爱上了一个男人。据他自己所说，他以前从未对一个男人产生性吸引，或幻想过同性恋行为。这样一个人现在公开改变了他的性取向，尽管他面对着“如何对孩子们说”的问题。琼·M雷尼施和鲁思·比兹雷：《金赛研究所的新性学报告》，第143页，企鹅丛书，哈蒙兹沃斯，1990。几年前他能够想到会如此改变“性”生活的可能性吗?他完全与格拉海姆一样进入了一个新世界。　　“关系”概念在男同性恋的亚文化中与在大多数异性恋人口中一样出现了。男同性恋通常拥有多个性搭档，与某人的接触也许仅只昙花一现——从艾滋病到来之前的浴室文化中可见其一斑，艾滋病的到来导致了浴室文化的实际消失。在70年代末进行的一次研究中，美国大约600名男同性恋者回答了他们共有多少性搭档的问题：大约40%的人说在500名以上。琼·M雷尼施和鲁思·比兹雷:《金赛研究所的新性学报告》,第144页,企鹅丛书,哈蒙兹沃斯,1990。　　我们似乎在这里发现了一个蔓延的男性性活动的社会宇宙，在这里，一夜的风流变成了任意的10分钟的交配。事实上，绝大部分男同性恋者和大多数女同性恋者在任何特定时间内只与一个搭档有同居的关系。上引的研究表明，大多数人至少在两年以上的时间里与一个主要搭档保持关系。金赛研究所于80年代初基于对几百名男同性恋者的采访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实际上，所有男同性恋者在特定时期至少能保持一年的稳定关系。琼·M雷尼施和鲁思·比兹雷:《金赛研究所的新性学报告》,第145页,企鹅丛书,哈蒙兹沃斯,1990。男女同性恋者比大多数异性恋者较早地发展关系，这里“关系”一词的意思是指现在用指个人生活时的意思。他们必须在没有传统上确立的婚姻框架的情况下、在搭档之间相对平等的条件下“相处”。　　“性”在今天得以被发现、开发和用于不同生活方式的发展。它已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或培养的东西，而不再是被个人视为注定的事物状态而接受的自然条件。在一种可以被调查的意义上，性似乎发挥着自我的一种可锻性功能，是身体、自我认同和社会准则的一个基本接合点。　　手淫的情况最充分地展示了这些变化，它曾经被视为性失败的可怕象征。手淫与同性恋一样也公开“出世”了。金赛报告发现，90%的男人和40%的女人，在其生活的某个阶段都有过手淫的经历。新近调查的数字表明，其比例在男人中达到100%，在女人中达到70%。同样重要的是：手淫被广泛推荐为性快感的主要来源，人们积极鼓励把手淫作为改进两性性反应的模式。W.H.马斯特尔和V.E.约翰逊：《人的性反应》，利特尔、布朗出版公司，波士顿,1966。　　上述变化以哪些方式比较经常地与个人生活的转变相互作用?过去几十年中的变化何以与对性行为的比较长期的影响相关?回答这些问题就是研究“性”的缘起，“性”是什么?它何以成为个人所“拥有”的东西?这些问题将是本书所关注的问题。但是，一部特殊的著作近年来一直主导着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我们可以通过对这部著作的批评评价开始探讨这些问题：这就是米歇尔·福柯讲述的性史。　　异性恋、同性恋　　为防止可能的误解，姑且强调指出：全面接触福柯的思想在本书研究中是不合时宜的。我也不想做这样的尝试。福柯卓越的创新以前人所未想到的方式提出了一些关键问题。然而，在我看来，他的著述在他所精雕细琢的哲学观点和公开提出或暗示的一些历史主张上，也有严重缺点。福柯的崇拜者将会失望：我不会详尽论证这些主张。然而，我与福柯的区别显见于我所提出的论点中；我把他的著作主要用作澄清这些论点的陪衬。　　福柯论性　　在《性史》中，福柯着手攻击他所称之的“压抑假说”《性史》共三卷，卷1是《导论》，鹈鹕丛书，哈蒙兹沃斯,1981。这里的讨论主要同卷1相关。这一著名提法。根据这一观点，现代体制迫使我们因为享用它提供的利益而付出代价——增长着的压抑。文明意味着规训，规训转而又暗示着对内驱力的控制，控制要卓有成效就不得不是内在的。谁谈现代性，谁就是在谈超我。福柯本人似乎接受了他早期作品中的某些相似观点，他将现代生活在本质上同“规训权力”的兴起联系起来，同监狱和精神病院以及其他的组织如公司、学校、医院等等联系起来。规训权力被认为是生产了“驯服身体”，这种身体活动受到控制和调节，而不能依据欲望冲动自发地行事。　　权力在此主要是表现为某种控制力。然而，如福柯所逐渐意识到的，权力也是一种生产现象，它不仅仅是限制性的；身受规训权力的人对它的反应并不一定总是驯服的。权力因而也可以成为生产快感的手段：它不仅仅站在快感的反面，“性”不应该只是理解为社会力量务必抑制的驱力，相反，它是“权力关系的极其密集的转换点”，它可以通过它所产生的能量——它被注入了权力——被用来作为社会控制的焦点。　　性在现代文明中并没有被驱至地底，相反，它被持续不断地讨论和探究。它变成了“伟大布道”的一部分，且代替了更为古老的神学布道传统。有关性压抑的陈述和超验布道彼此相互强化；争取性解放的斗争是它所谴责的权力的自我—同一机制的一部分，福柯充满修辞性地问道，还有任何其他的社会秩序如此持久如此普遍地为性所充斥吗　　在涉及“压抑假说”时，19世纪和20世纪是福柯主要关注之所在。在这段时期，性和权力以几种不同的方式相互缠绕起来。性转化为一种秘密，尔后，这种秘密又不得不被无休止地搜寻和遮掩。以手淫为例,医生和教育者发起全部运动来围攻这个危险现象并表明它的后果。然而，给手淫如此之多的关注，甚至使我们怀疑其目的不是根除手淫,而是使个人的身心发展井然有序。　　福柯继续论证道，精神病学家、医生及其他人所划分的大量的性倒错也是如此。这些反常的性行为形式既是向公众展示的，又被制作成个人行为、人格、自我—认同的分类原则。其结果就不是对性倒错进行压抑，而是给予它们“一个分析的、可见的和永恒的现实”；它们“植根于身体中，溜进了地下行为模式里”，这样，依据前—现代的法律，鸡奸就被界定为一种受禁行为，但不是一种个人的品质或行为模式。然而，19世纪的同性恋，却变成了“一个要人，一种经历，一个病史”，也变成“一种生活类型，一种生活形式，一种形态”。“我们不应该想像”，用福柯的话来说：　　当时代对某类性行为——它能再生产劳动力和家庭形式——赋予一种调节作用的时候，以前所能容忍的一切东西都会引起注意并被赋予一种贬义名称……正是通过对边缘的性行为的隔绝、强化、巩固，权力、性、快感的关系才扩散、繁殖且对身体进行测度，并穿透了行为模式。福柯:《性史》,卷1,第47～48页，鹈鹕丛书，哈蒙兹沃斯，1981。　　很多传统的文化和文明都曾鼓励和滋生色情艺术，但只是现代西方社会才发展了一门性科学，按照福柯的观点，这是通过将大量性知识的自白原则结合起来而产生的。　　性实际上变成了一个现代忏悔的焦点。福柯指出，天主教忏悔总是对信徒的性生活的一种调节手段。它涉及的远不止是性草率行为，牧师和忏悔者都同样地在伦理框架内对坦陈这些不检点行为进行解释。作为反宗教改革的一部分，教徒越来越有规律地坚持自白，而整个程度也被强化了。不仅仅是行为，而且连思想、幻觉及所有与性有关的细节都要被考虑和审查，在基督教义中，我们所承继的肉体——它包括灵魂和身体的结合——是颇具现代特征的性兴趣也即性欲望的大致根源。　　18世纪晚期的某些地方，忏悔式的自白变成了讯问式的自白，它被渗透进不同话语中——从病史、科学治疗一直到无耻的文章诸如匿名的《我的私生活》。性是文本建构起来的“秘密”，这些文本既有要灭绝性的，也有对性进行礼赞的。抵达这个秘密之途据认为是解开了“真理”，性对于现代性的“真理体制”特征而言是基础性的。现代意义上的自白“是全部的程序，根据这些程序，主体被激发起来生产有关其性征的某种真理话语，这种性征能对主体自身产生影响”。米歇尔·福柯，“肉体的忏悔”，见柯林·戈登：《米歇尔·福柯：权力/知识》，第215～216页，哈费斯特出版社，1980。　　成群结队的专家、性学家，形形色色的医生都打算着手探究他们帮助建造的这个秘密。性被赋予一种巨大的因果权力，且似乎对许多不同行为产生影响。米歇尔·福柯，“自我的技术”，见鲁特·H马丁等编：《自我的技术》，泰法斯托克，伦敦，1988。“同其他禁令不一样，性禁令持续地与说出自我真相的义务相关。”(第16页)调查中倾注了大量的努力将性转变成了某种隐私而难以察知。像疯狂一样，性不是业已存在的某种现象在等待着理性分析和疗效式的纠偏，当对于性的考察生产出将“正常性征”和病态性领域区分开来的文本、手册、调查报告时，性快感就变成“性征”，性的真理和秘密就通过对这样一些“发现”的寻求和获得而分别建造起来。　　福柯论性　　性的研究以及性话语的创建在19世纪导致了不同的知识—权力语境的发展。其中之一涉及妇女。女性性征被视为，也随即被压迫式地看做病态的歇斯底里症的根源。另一种与儿童有关。儿童的性行为积极活跃，这一“发现”同儿童的性征“违反自然”这一断言紧密相连，更进一步的语境与婚姻家庭有关。婚姻中的性是要负责任和自我调节的，不仅要局限于婚姻之内，而且应以专门的和不同的方式进行安排。避孕是不允许的。家庭规模的控制被认为是自发地从有节制的快感寻求中出现的。最后，一系列的性倒错被明确界定，对它们的诊治模式也被描述出来。　　对福柯来说，性征的发明是与现代社会的形成、巩固相关的某种不同进程的一部分。现代国家、现代组织都依赖于跨时空的对人民的微观控制。这些控制随着“人体的解剖—政治学”——致力于调控身体力量的身体管制技艺——的发展而产生，“解剖政治学”随即成为更为广泛的奠基性的在生物权力领域的一个焦点。福柯：《性史》，卷1，第142页。　　福柯在一次访谈中指出，性研究令人大伤脑筋。毕竟，为什么还要拉长另一种话语来添加到业已存在的多样性上?令人感兴趣的是“性征机制”，也即身体和快感的确定经济的出现。福柯：“肉体的忏悔”。福柯越来越多地注意到了这个与自我相关的性征机制，他对古典世界的性研究有助于在对其进行考察的时候表明这个问题。米歇尔·福柯:《性史》,卷2,《快感的享用》,序言,1987。希腊人关注的是对“自我的呵护”的培植，但是以一种与现代社会秩序中自我的发展截然相反的一种方式来进行的，福柯有时将极端伪装下的自我呵护贴上“自我的加利福尼亚海湾”的标签。在这两种有关自我的态度之间，则是基督教的影响。在古代世界，至少在上层阶级中间，自我的呵护被整合进了文明的、美学的存在伦理中。对希腊人来说，福柯告诉我们，食物和饮食比性要重要得多。基督教用业已废弃的自我观来代替古典观点：自我有待于描述，它的真理有待于识别。在“自我的加利福尼亚海湾”中，“由于心理学或精神分析学，人们被设想为发现了真实的自我，将自我同可能混淆自我、外在于自我的东西区分开来，对自我的真理进行描述。”米歇尔·福柯：“论伦理的系谱学：当前著作概览”，见保罗·拉宾芬：《福柯读本》，第362页，企鹅丛书，哈蒙兹沃斯，1986。有关福柯和自我的最好的间接讨论，见露易斯·玛卡蕾：《福柯和女性主义》，政体出版社，剑桥，1992。　　性征和体制变化　　“性征”，如福柯所言，确实是首先出现于19世纪的词语。这个词早于1800年代就存在于动物学和生物学的技术行话中，但直到20世纪末它才被广泛运用于与今天意义上的这个词有密切关联的事物中。《牛津英语词典》对这个词的定义是“性的特质或具有性的特质”。这个意义上的这个词出现于1889年出版的一本书中，这本书关注的是为何妇女容易染上男人能够避免的多种疾病，而这正是从女性的“性征”进行解释的。斯蒂芬·海丝：《性困境》，第7～16页，麦克米兰出版公司,伦敦，1982。它最初是同抑制女性性行为的意图密切相关，这一点在那一时期的文学中大量地体现出来，性征作为焦虑的源泉出现，它需要解决；渴求性快感的妇女尤其不自然，正如一个医学专家所写：“男人的天性(性亢奋)对女人来说是个例外。”斯蒂芬·海丝:《性困境》,第17页,麦克米兰出版公司,伦敦,1982。　　性是一种社会建构，它在权力的领域内活动，它不仅仅是一套或许找到或许没找到直接释放的生物刺激。然而，我们不能接受福柯这样的主题：从维多利亚直到最近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条对性的“关注迷恋”的直接演进之路。有关这个观点的一个说法，见海丝《性困境》。通过维多利亚的医疗文学而揭示出的性，在那里被有效地边缘化的性，同今天作为日常现象的性——它有成千上万的书籍、文章和其他的描写资源——之间存在大量的对比，更有甚者，正如一代代的妇女所尤能证实的，维多利亚时期及其之后的压抑在某些方面十分真实。劳伦斯·斯通：“西方历史景观的激情依恋”，见威廉姆·格林和伊斯尔·佩尔森：《激情依恋》，自由出版社，纽约，1988。有很多有关压抑假说的讨论。如彼德·盖依：《资产阶级经验》，卷1，1984年；卷2，牛津大学出版社，牛津，1986。还有詹姆斯·马霍德和克里斯汀·温伯格：《莫舍档案》，阿诺出版社，纽约，1980，这本书讨论的是卡莉亚·莫舍对45名维多利亚妇女进行的研究。她的问答者中有34%的人说她们“总是”或“常常”是在性活动中经历性高潮。这个比率同研究妇女的金赛报告相当。另外一本由罗拉德·海姆写的著作：《帝国和性征》(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90)指出，如果仅限于英国，“维多利亚主义”就不能被理解。家庭中的“压抑”，就男性殖民者而言，还伴随着在帝国领地广泛的性放纵。　　如果我们陷入福柯所发展的总的理论立场内的话，如果不是不可能，也是很难理解这些问题的。在福柯的理论中，活跃的力量只是权力、话语和身体。权力在福柯的著作中以一种神秘的方式活动，而作为人类主体所积极取得的成就的历史却罕见存在。我们先因此接受他的有关性的社会本质的论断，但要将它们设置在一个不同的解释框架内。福柯不顾及性别而过于强调了性，他对性和浪漫之爱的联系保持沉默，而浪漫之爱正是同家庭中的变化密切相关的一种现象。而且，他对自然性征的讨论主要还停留在话语的层面上——就这样停留在话语的特定形式上。最终，人们会质疑他的与现代性有关的自我观念。　　福柯断言说维多利亚时期的性是一个秘密，但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它在不同的文本中和医学文献中无休止地被讨论。主要因为福柯所给出的一些原因，各种各样的医学辩论现象十分重要，然而，认为性在公众所能见到的材料中被广为表现、分析和概述则显然是个错误。医学杂志和其他的准官方出版物只有为数甚少的人能够看到，而且直到19世纪后半期，绝大多数人还无法读写。将性限定于技术性的讨论区域，这事实上就是一个审查模式；这种文学无法为大多数人所了解，甚至无法为大多数受教育的人了解。这样的审查明显地对女性的影响比对男性的影响更大，很多已婚妇女根本就没有任何性知识，只是知道它和令人讨厌的男人欲望有关，并且还只能忍受。一个母?对他的女儿说了这样的名言：“?爱的，婚后你就会碰到些不快的事情，但别管它，我就从不管它。”引自卡罗尔·艾德姆斯：《普通生活》，第129页，维亚哥出版社，伦敦，1982。　　这是一个女同性恋者阿博尔·霍莉鲍芙在1980年代为妇女进行的呼吁，她要求大声地公开揭示尚未完全表达出来的妇女渴望：　　所有那些缺乏柔情也不想温柔的妇女；所有那些不了解自己但试图发现自己的妇女；所有那些甘作女性的情人的妇女；所有那些喜欢操男人的妇女；所有那些感觉像男同性恋者而不是女同性恋者的妇女；所有喜欢人造阴茎、穿透、服装的妇女；所有喜欢流汗、说脏话、看情人脸上掠过的想要她的表情的妇女；所有那些迷途的、需要用她们试探性的激情观进行试验的妇女；所有那些认为男同性恋者激情炽热的妇女，所有这些妇女，她们在哪?阿博尔·霍莉鲍芙：“对未来的欲望：激情和快感中的激进希望”，见卡罗尔·S.范斯：《快感和危险：对女性性征的考察》，第403页，芬特利奇出版社，伦敦，1984。　　福柯所注意到的对于性的迷恋很明显地是在霍莉鲍芙的迷狂的规劝中；但是，至少从表面看来，还有什么较之这更不同于福柯所描述的冗长乏味的男性权威的医疗文本?我们如何只是通过区区一个世纪的时期从一个极端到另一极端　　性征和体制变化　　如果我们同意福柯的意见，回答这些问题就相当容易。可以这样断言：维多利亚式的对于性的迷恋最终是被弗洛伊德带到了一个顶点，弗洛伊德从他对歇斯底里妇女的困惑着手，继而将性看做是所有人类经验的核心。大约在同一时刻，哈佛洛克·艾利斯和其他的性社会学家着手工作，他们宣称对可欲求的性和必然的性这两方面的性快感的寻求。从这里开始，通过金赛、马斯特和约翰逊直到这样一本书《自己享受性》，不过只跨越了几小步。这本书从性的角度将读者同一个收音机听众作了对比：“问问自己为什么不胡乱摆弄接收器。你多久享受一次在瞎弄旋钮时偶然碰到的一个意料之外的节目?”保罗·布朗和卡罗琳·芙尔德：《自己享受性》，第35页，企鹅丛书，哈蒙兹沃斯，1979。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要解释这些变化是怎样发生的，我们就必须将重点转离开话语，进而寻找在福柯的分析中所严重缺乏的因素。有些涉及长期的影响，而其他的则局限于一个更近的时期。　　尽管这些长期趋势因为对后来阶段产生影响，故它们贯穿始终的重要性是根本性的，但我还只是简要地说明这些长期趋势。在19世纪期间，婚姻纽带的形式就大部分群体而言是以对经济价值的判断和考虑为基础的。浪漫之爱的观念，主要地存留于资产阶级群体，它通过众多的社会等级而扩散，“罗曼司”变成了求爱的同义词，它还是触及大众的第一种文学形式。浪漫之爱的观点的传播趋向于将婚姻关系同更为广泛的?密关系区分开来，并赋予它一个特殊的意义。丈夫和妻子越来越被看成是一个相互的情感公司中的合作者，这甚至比他们对于孩子的义务更为重要。“家”变成一个与工作判然有别的环境，至少是个人可以寻求感情支撑的地点，这就恰好同工作环境的指令性相反。对性的含义而言，尤为重要的是，大家庭的压力——这也即是所有前现代文化的特征——以一种严格的方式趋向于家庭规模的压缩。这样的实践，看起来是个简单的人口统计,但就性征而言，则是将手指放在历史的扳机上。对于大多数妇女而言，性可以从怀孕、生育这个永久循环中分离出来。　　家庭规模的压缩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是现代避孕方法引入的结果。当然，生育控制，长期以来就有鼓吹者，而且大都是妇女。但是家庭控制活动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在大多数国家产生了广泛影响。英国官方意见到那时还对此充满强烈敌意，只是当皇室医生洛德·道逊在1921年对教会的一次讲演时，官方意见才表示出了变化。洛德·道逊勉强宣布：“生育控制在此应当维持，不论好歹，这是个已然的事实，也必须接受……无论怎样谴责，这都不能废除。”他的观念搅起轩然大波，《周日快报》以此作答：“洛德·道逊，该滚!”引自艾德姆斯：《普通生活》，第138页。　　有效避孕不仅仅意味着不断增强的避孕能力。同上述所提到的影响家庭规模的其他因素一道，它也表明了个人生活的转变。对妇女而言——在某种不同程度上，对男人而言也是如此——性变得更灵活，它可以不同方式被构形，也变成个人的潜在“财产”。　　性征作为将性同生育的紧密状态相分离的持续过程的一部分而逐渐成型。由于生育技术的进一步精雕细琢，这种分离到今天已完全实现。既然观念可以人为地产生，而不仅仅是人为地具有，性征最终就是完全自律的。生育可以不需要性行为，这是对于性的终极“解放”，性因此就可能完完全全地变成个体或个体之间的某种特质。　　可塑性性征的建立——它同古老的生育、?属、生殖剥离开来——是过去几十年性革命的前提，就绝大多数文化中的大部分妇女而言，在绝大部分历史中，性快感——如果说可能得到的话——在本质上总是和反复怀孕的恐惧联系起来，也即是说和死亡的恐惧联系起来。因为在生育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妇女死亡，而婴儿的死亡率则居于压倒性的高比率。这些联系的中断因而也就是带有根本意味的一种现象。人们会说，艾滋病重新将性和死亡联系起来，但这不是旧事复发，因为艾滋病不分性别。　　过去30年或40年的“性革命”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性允诺中的性别混淆这一步骤。它包括两种基本因素:其中之一是女性性自主革命，这是这一时期的关注点，但它也有可追溯至19世纪的先例，这一点被芭芭拉·厄伦雷契等编的《再做爱》(丰塔那出版社，伦敦，1987)更详尽地发展了。这对男性性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这个革命尚有大量的东西未完成；第二个因素是同性恋，包括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的大量涌现。这两种同性恋在性取向“正派人士”之前就明确标划出了新的性背景。这些发展的每一种都同60年代社会运动宣称的性解放主张有关，但是性解放对于可塑性性征出现的贡献既非必定的也非直接的，我们在此讨论的是比起60年代的运动所引起的更为藏而不露的和不可逆的变化，尽管60年代的运动较之以前更有利于无拘无束的性征的讨论而显得十分重要。　　体制反射性和性征　　在分析性演化的时候，福柯断定话语成为它所描画的社会现实的构成部分，这一点他无疑是对的。一旦有一个新术语来理解性征，那这些术语所表达的观念、概念和理论就渗透进了社会生活本身，且有助于重新规划社会生活。然而，对福柯来说，这个过程就是“知识—权力”稳固而单向地对社会组织的闯入。无需否认它同权力的联系，我们只是更应该将这种现象看成是体制的反射性，看做是不断地运动着的现象。说它是体制式的，是因为它是现代背景中社会活动的基本结构要素，它在这个意义上又是反射性的:用来描述社会生活的术语通常进入社会生活并改变社会生活——但这不是一种机械过程，也不一定是以一种可控制的方式进行的，而是因为它们变成个人或群体所采纳的行为框架的一部分。　　体制反射性的某种扩张是相对近期的现代社会的一个明显特征。不断增加的地理流动性，大众传媒以及众多其他因素已经暗自毁坏了社会生活中的传统要素，这些传统要素长期抵制——或逐渐适应——现代性。持续的反射式的吸纳知识就不仅仅造成一种破裂状态，它还准确提供了一种变革动力，这种变革波及个人的和全球的行为语境。在性话语区域，较之公开出版的提议寻求性快感的文本有着更为深远影响的，是那些在实践中有关性的报告、分析和评论。金赛的报告，同那些紧随其后的报告一样，目的在于分析在一个特定的社会行为领域会发生什么。这同所有的社会研究的意图一样。然而，当它们揭开了最初的辩论循环、再调查和进一步的辩论的时候，它们对此也发生影响，这些辩论变成公众领域的一部分，而且还有助于改变非专业的性行为观点以及它们本身的混乱。无疑，这些考察的“科学”投射有助于减缓对某种特殊的性实践行为的道德不安感。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这样一种研究的兴起，表明了也有利于在普通的、日常性实践层次上加速的反射性。　　根据我的意见，所有这些都同忏悔无甚关联，甚至是在福柯使用的最一般的意义上也是如此。福柯对这个主题的讨论，尽管确实具有挑衅性，但一看就是错误的。我们能够同意，治疗和劝告，包括精神分析，随着现代社会的成熟而变得愈来愈突出，尽管它们的中心性不是如福柯所说的那样是他们为性忏悔提供了调节程序这一事实的结果。福柯：“肉体的忏悔”。即使我们仅仅考虑精神分析的话，同忏悔作的对比也太牵强而缺乏明证。在这种忏悔中，个人据认为是能够容易地提供被要求的信息的，然而，精神分析则认为是缘自于过去的情感阻塞，栖居于个人的自我理解和自律的行为中。雅克-阿兰·米勒，有关福柯“肉体的忏悔”的论稿，也可见马克·库森和阿萨·胡森：《米歇尔·福柯》，第212～215页，麦克米兰出版公司，伦敦，1984。　　福柯对现代社会中自我演进的解释也应以一种相当基本的方式存疑。我们不是将自我看成是一个特殊技艺的建构，而应当认识到自我认同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尤其是在最近期是大成问题的，高反射性的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是自我—认同的公开性和身体的反射性。对于那些力争摆脱先前存在的性别角色的妇女来说，“我是谁”这个问题——贝蒂·弗丽丹称之为“没有名字的问题”贝蒂·弗丽丹：《女性奥秘》，企鹅丛书，哈蒙兹沃斯，1965。——伴随着一种特殊的紧张感浮出表面，对同性恋者而言，无论男女，情形也大抵如此，他们抗议主导性异性恋的陈旧范畴。这个问题是性认同问题，但又不仅仅如此。今天的自我对每个人而言都是反射性的规划——或多或少是同过去、现在、未来的持续质询。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和自我认同》，政体出版社，剑桥，1991。这是在一个丰富的反射资源中间所实施的规划，这些资源包括各种各样的治疗和自助手册、电视节目和杂志文章。　　针对这种背景，我们可以以不同于福柯的角度来解释弗洛伊德对于现代文化的贡献。弗洛伊德的重要性并非是他对性的现代关注给出了最有说服力的阐述，相反，弗洛伊德在性和自我认同的关系处于完全模糊状态之际却揭示了这二者的关系，同时也表明这些联系是颇成问题的。精神分析被弗洛伊德看成是征服神经症的方法，直到今天，许多精神分析实践者还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它，它所唤起的许多其他治疗形式也是如此。精神分析可以治疗神经症——尽管它在这方面的成就颇有争议，然而，它的特殊意义在于，它为创建一个自我的反射性有序叙事提供了背景和一个丰富的理论资产和观念源泉。在一个治疗情境中，不论是不是经典的精神分析类型的情境，个人(原则上)能够将他们的过去和现时的危机性联成一体，联成一个他们相对满意的感情故事链。　　适用于自我的也适用于身体。身体，非常明显地，在某种意义上是性的领地。像性和自我一样，身体在今天也充满着反射性。身体总是被装饰，被悉心打扮，有时，为了追求完美体形，还要整容或节食。然而，怎样来解释我们今天对身体形象和身体控制的明显关注——这些关注明显地不同于那些传统的关注方式。福柯有个答案，这个答案引出了性征。现代社会，福柯说，同前现代世界相比，取决于生物权力的产生。然而，这至多只有一半的真理性。身体成为控制权力的焦点，这是事实，但是，不仅如此，它也成为一个自我认同的可见的携带者，并且不断地被整合进个体所养成的生活方式中。　　体制反射性和性征　　身体的反射性随着现代意义上的节食的发明从而以一种根本的方式加速了。这样一种节食同古代节食当然迥然不同，它作为一种大众现象不过几十年历史。节食同营养“科学”的引进有关，因而也同福柯意义上的控制权力有关。但是，它也将身体发育和身体形貌的责任毫不含糊地交由节食者本人。个人吃什么，即使是那些物质贫困的人吃什么，都变成一个反射性的包含着饮食选择的问题。今天发达国家中的每个人，除了那些贫困潦倒者之外，都在节食。随着全球市场日益增长的效率，不仅饮食丰富，而且各种各样的食物原料可供消费者长年选择。在这种环境下，吃什么是一种生活方式选择，而这又受烹调书籍、大众保健小册子、营养指南等的影响，且通过它们建立了生活方式。饮食无序作为我们时代的病症取代了歇斯底里，这令人奇怪吗?这样一些无序主要对妇女,尤其是年轻妇女产生影响,这令人奇怪吗？因为节食和个人竞争的社会变革语境中的身体形象、自我认同、性征联系起来，消瘦的身体就不再是迷狂献身的证据，而是世俗战争强度的证据。　　倒错的衰退　　然而，我们应怎样来解释呢?它怎样成为这样的性行为——曾经备受谴责，有时还是非法的，但现在被广泛地实践，且在很多圈子中被积极提倡?而且，描绘这个表层故事的轮廓相当容易，性社会学家，连同弗洛伊德或至少是他的某些不正统的追随者，大大地颠覆了倒错概念的道德内涵，弗洛伊德极具争议的《性征理论的三篇论文》，最初出版于1905年，它试图表明同倒错有关的性的特征不局限于小部分的非正常的人群，而是每个人的性征的共通特征。因此，弗洛伊德得出结论，将倒错这个词作为谴责的术语来用是不合适的。希格蒙德·弗洛伊德：“性变态”，见《性征理论的三篇论文》，第160页，标准版，哈加斯出版社，伦敦，1953。哈弗洛克·艾里斯也同样宣称这个词是不可接受的，他用“性偏向”来代替它。　　在随后的日子里，可以这么说，一些兴趣群体和运动开始积极宣称同性恋的社会可接受性和合法性。他们甚至反对偏向这一术语。于是，举例来说，在美国，像Mattachine协会和Bilitis的女儿们这样的组织是在麦卡锡主义的高潮退却时建立起来的。大的男同性恋社群的不断建立为新的群体和协会的繁荣作了准备，多数人促进了少数人的性尝试。为确保公众对同性恋的容忍而进行的战斗导致其他的意在激发性多元主义的组织“浮出海面”，正如杰弗里·韦克斯所说的：　　在无序杂乱的小岛周围，不再是一个巨大的正当的大陆，相反，现在我们可以目击到一片片岛屿，大的和小的……新类型和少数爱欲群体出现了。当特殊的尝试、特定的习性和需要变成性认同繁殖的基础时，老的类型历经了一个分支过程。杰弗里·韦克斯：《性征》，第四章，塔法斯托克出版社，伦敦，1986。　　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性多样性，尽管被许多充满敌意的群体视作性倒错，还是走出了弗洛伊德的病历本中而进入到日常社会世界。　　根据这些术语来看，倒错的衰退可理解为自由民主国家语境中争取自我—表达权利的某种程度上的成功斗争。胜利取得了，但双方的对抗还在继续，已取得的自由仍可能被保守潮流貌似有理地一扫而空。同性恋仍面对着根深蒂固的偏见以及十分常见的公开暴力，他们的解放斗争遭遇到的抵抗可能同妨碍妇女获得社会和经济平等的持续阻力一样深重。　　没有理由怀疑这样一个解释。然而还有另外一种看待事物的方式，它暗示多元主义对于倒错的早期替代是变革的广泛基础背景的一部分，这种变革是现代性扩张的必需成分。现代性和自然世界的社会化密切相关——这指的是作为人类行为的外在特征的结构和事件被社会化的组织进程的逐步替代。不仅仅是社会生活本身，而且通常是“自然”的东西都逐渐由社会组织系统所主宰。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和自我认同》。生殖曾是自然部分，异性恋行为不可避免地是其焦点，一旦性变成社会关系的“必需”成分，作为一个已讨论过的变革结果，异性性征就不再是其他一切事物据以评判的标准。我们尚未到达这一步：异性性征仅只是作为其他性征中的一种尝试而被接受，但这确是生育社会化的潜在含义。　　倒错的衰退的观念同另一些观点并非不一致，因为宽容在公众领域总是要被争取。然而，它对这个现象提供了更为结构性的解释，在这种解释里，可塑性性征的出现有一个原初位置。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对可塑性性征还有许多话要说，但是，首先我要转向福柯所特别忽视的东西：爱的本质，尤其是浪漫之爱的观念的出现。爱的演化同性征的出现一样也是现代性的一个现象，它以一种直接的方式同反射性问题和自我认同问题连接起来。　　浪漫之爱与其他依恋　　B马林诺夫斯基通过对特洛比利安岛人(Trobriand Islander)的研究深思熟虑地指出：“爱是一种激情，这无论是对马来西亚人还是欧洲人而言都是一样的；它或多或少都会使心身备受摧残；它导致许多困局，引发许多丑闻，甚至酿成许多悲剧；它很少照亮生命，开拓心灵，使精神洋溢快乐。”B马林诺夫斯基:《野蛮人的性生活》，第69页，伦敦，1929。在古代埃及遗留下来的早于公元前1000年的历史文物中,还保留着大量的情诗，它们把爱描绘成对自我的全面毁灭。尽管也有治疗的力量，但总好像是一种疾病：她的目光令我心旷神怡她一睁开眼睛我的肉体就青春焕发她的莺声燕语让我健壮有力怀里搂着她我的疾病就无影无踪——哦，她离开我已有七天了!转引自MS博格曼:《爱情行为的解析》，第4页，纽约，1987。　　尽管“激情”一词的世俗用法是相对现代的，十分不同于意指宗教激情的古老用法，但把激情之爱这个术语是司汤达的，但我不沿用他赋予这个术语的意义，也不沿用他提出的划分爱情的分类标准。人们还可以顺带了解，在社会学发展的早期阶段，它就同对爱的本质的沉思以及对两性分工的思考难以分割地纠结着。司汤达深受Dde特雷西的影响，并称特雷西关于爱的论著是“关于意识形态的著作”。他用这个术语是指称“关于观念的话语”，但这种话语又采取了社会调查的形式。孔德对于爱的关注也在其晚期著作中有明文记载，他同克洛斯尔德·德瓦克斯的关系又确证了这种关注。可是到现代社会学形成的“古典”时代，这种影响已经消失了。比如迪尔凯姆尽管在其他方面广泛地参考了孔德，但对孔德晚期著作用力甚微，而且以蔑视的口气提到他。作为爱和性依恋的类属联系的表达行为却是有道理的。显示着激情之爱的是一种急切的渴望，极力要求从那种容易与激情之爱产生冲突的日常生活俗务中分离出来。同他人的情感纠缠是普遍带有渗透性的——它如此强劲以至于使个体或两个以上的个体漠视正常的义务。激情之爱具有一种只能存在于宗教迷狂中的魔性，世间万物突然无比新颖；然而，与此同时，它又不可能让单个人为之着迷，个人旨趣是同爱恋对象紧紧地维系着的。在个人关系层面上，激情之爱又类似于奇理斯玛魅力，尤其具有破坏性;它将个体从生活世界连根拔起，让个体时刻准备考虑极端的抉择和激进的牺牲。弗兰西斯科·奥尔伯罗尼:《陷入情网》，兰登书屋，纽约，1983。从社会秩序和社会义务的角度看，有理由说激情之爱是充满风险的。几乎毫不奇怪，无论是什么地方，激情之爱都不曾被视为婚姻的充分必要基础；相反，在大多数文化中，它都被视为对婚姻的难以救药的损害。　　激情之爱是一种多少带有普遍性的现象。我下文要立论，这种现象应该同更为特殊的文化现象即浪漫之爱区别开来。下面我要尝试辨识浪漫之爱的几个显著特征，追寻其中的意蕴。我的意图是进行最为朴素的分析，并不想写一部哪怕是微型的浪漫爱情史。不过为了展开分析，一种非常简要的历史解释又是必要的。　　婚姻、性和浪漫之爱　　在前现代的欧洲，大部分婚姻都是契约式的，是以经济条件而不是以彼此间的性魅力为基础的。在贫困者的婚姻中，有一种组织农业劳动力的手段。那种以永不停息的艰苦劳动为特征的生活不可能激起性激情。据说，17世纪德国、法国的农民中间，已婚夫妇之间几乎不存在?吻、?昵爱抚以及其他与性相联系的肉体爱恋形式。但是，男人们涉入婚外关系的机会常常是很多的。米歇尔·米特卢埃尔和莱恩哈特·西尔德:《欧洲家庭》，第129页，牛津，1982。但这些观点在史学家中间引起了争论。　　只有在贵族群体之间才存在性放纵，这种性放纵在“体面的”妇女中间被公开地认可。性自由与权力互为因果，而且性自由就是权力的一种表达；在特定的时间地点，贵族阶层的淑女们充分地从生殖要求和恒定的日常俗务中解放出来，能够去追逐她们独立的性快感，当然，这实际上与婚姻毫不相干。大多数文明似乎都创造了这么一些故事和神话，它们明白无误地传递着这样的信息：那些通过激情之爱来创造永久依恋的人命中注定有灾难。　　在婚姻的“贞洁”性关系与婚外关系的放纵激情之间作出的清楚区分，在欧洲之外的其他贵族之间亦是共同的；欧洲的特异之处在于，与基督教道德价值紧密相关的爱情理想的出现。尼可拉斯·卢曼:《作为激情的爱》一书中以非常灵活的方式讨论了这一点。第五章，政体出版社，剑桥，1986。有一种戒律规定:人应该为了认识上帝而献身于上帝，且经过这个过程而获得自我—知识，这条戒律成为男女神秘整体的构成部分。暂时理想化的其他类型的激情之爱在这里同一种更持久的对爱的客体的依恋联系起来；一种确定的反射性甚至已经在很早的时代就显现出来了。比特丽斯·戈特利布，“神秘婚姻的意义”，见罗伯特·怀顿和塔玛拉·卡·哈瑞汶:《法国历史上的家庭与性关系》，宾西法尼亚大学出版社，费城，1980。　　浪漫之爱在18世纪以后开始成形，它利用了这些理想，又吸收了激情之爱的某些要素，不过又渐渐同二者区别开来。浪漫之爱把一种叙事观念导入个体生命之中——这种叙事观念是一种套式，从根本上延伸了崇高爱情的反射性。讲故事乃是“罗曼司”这个词的应有之意，但这被讲述的故事现在被个体化了，把自我与他人都镶入了一种同广阔的社会进程没有特殊指涉的个人叙述之中。浪漫之爱的兴趣与小说的出现大体一致，这种一致关系乃是一种新发现的叙述形式。　　与浪漫之爱相联系的复杂理念第一次把爱与自由联系起来，二者都被视作是标准的令人渴求的状态。激情之爱永远是解放式的，但解放的意义仅仅是因为和俗务与义务发生了决裂。也正是因为激情之爱的这一品质才使之从既存的体制中脱离开来。与之相反，浪漫之爱则直接把自身纳入自由与自我实现的新型纽带之中。　　在浪漫之爱的依恋中，崇高之爱的素质容易高高在上主宰着性激情的素质。这一点的重要性决不能过分地强调。浪漫之爱情结在这方面，就如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中发现的那些特征一样,具有历史的罕见性。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伦敦，1976。爱既与性分离，又和性纠缠不清；“德性”开始获得对于两性都是新颖的意义，它不仅意味着天真纯洁，而且还意味着这样的人物品质:将他人辨识为一个“特殊之人”。　　人们总是认为，浪漫之爱涵蕴着转瞬即逝的两性吸引——“一见钟情”。虽然这种即刻的吸引也是浪漫之爱的成分，但它一定要十分明确地与激情之爱的性欲/纵欲的强烈冲动分开。“一见”是交流的姿势，对他人性格的直觉把握，正是这样对他人的吸引过程，人们才使他的生命，如人所言，显得“十分完美”。　　“罗曼司”理念，在19世纪它所承纳的意义上既表达着、也促进了从整体上影响社会生活的世俗化变迁。劳伦斯·斯通:《1500～1800年英国的家庭、性别与婚姻》,第189页，霍梦德斯华斯，1982。现代性与理性的兴起不可分，因为对自然过程与社会过程的合理理解终归要取代神秘主义与宗教教条的武断法则。在理性中情感没有地位，仅仅沦落在理性之域外;但实际上情感生活在日新月异的活动条件中也再度被有序化了。现代时期伊始，风流韵事、爱感魔力、春药迷情都是“聪明的”男人和“漂亮的”女人的法宝。男男女女转而求助于这些法宝，是为了控制性欲依恋的多变云雨、无常性事。或许他们还可以去向牧师请教。但是，无论是个人依恋还是在其他领域的依恋，个人的命运都依附着一种更广阔的宇宙秩序。“罗曼司”就如18世纪以来一直被理解的那样，仍然回荡着从前的宇宙命运的观念，但是又把这种观念和瞻望开放未来的姿态相融合。罗曼司并不像从前人们普遍理解的那样，它再也不是一种特殊的不真实的魔咒，呼唤着虚构领域中的可能性。相反，它成为一种控制未来的潜在捷径，对于那些为浪漫之爱所支配了生活的人们而言，它还是一种(从根本上)保障心理安全的形式。　　性别与爱　　有人指出，浪漫之爱是男人专为对付女人而捏造的一种诡计，进而让女人心中充满枉然非真的故事和虚无缥缈的梦想。然而这么一种看法实在不能说明浪漫派文学的魅力，也不能解释女性在浪漫文学流传中所起的重大作用。1773年，在《淑女杂志》上有位作家夸大其词地指出，“若大的大英王国鲜有妙龄淑女不是万分贪婪地阅读大量的爱情故事和传奇小说”。同一位作家还酸溜溜地补充说，这些出版物“有意要伤风败俗”。劳伦斯·斯通:《1500～1800年英国的家庭、性别与婚姻》，第189页，霍梦德斯华斯，1982。从19世纪初叶开始，与日俱增的浪漫小说与爱情故事(有的还是出自女性的手笔)像潮水一样涌向书店，直到今天也还是涌流不减当年。　　浪漫之爱情结的兴起必须相关于几种影响来理解，这几种影响从18世纪以来改变着妇女们的形象。其一是人们常常说到的家庭的营造；其二是父母与子女之间正在发生改变的关系；其三是有人名之为“母爱有发明”这种东西。至于妇女的地位问题，上述三者更是十分紧密地整合为一体了。安·达利:《发明母?》，伦敦，1982；参见伊丽莎白·巴汀纳:《母性神话》，伦敦，1981。　　正如阿里亚斯所提出的那种著名的观点所告示的那样，不论童年是不是相当晚近的历史的创造物，无须争议的是，在“压抑的”维多利亚历史时代所有阶层内的父母—子女相互关系模式(patterns of parentschild interaction)都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维多利亚时代父?的严肃刻板都是传奇。然而，到19世纪下半叶，家庭环境中各方面的父性权力已经开始衰微。因为当男性位于生产系统的核心时，男性主宰家政的公则尚且可以理解，但随着家与劳动场所的分离，上述公则就渐渐被弱化了。丈夫握有绝对的权力，这千真万确；但是父母和子女之间情感上的温馨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这又常常软化了丈夫对于绝对权力的运用。妇女在养育子女方面的控制力量随着家庭的微型化而日益增长，孩子们被视作是脆弱而易受伤害的,需长期的情感教化。正如玛丽·赖安指出的，家政的中心已从“父性权威”向“母性教化”发生转移。玛丽·赖安:《中产阶层的摇篮》,第102页，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　　在母性的现代建构中，对母?的理想化是一条重要线索，它无疑直接哺育了广为传播的浪漫之爱的价值。“贤妻良母”形象重新塑造了一种活动与情感的“双性”模式。男人认为女人是迥然不同的、不可认识的，关涉着一个外在于他的特殊王国。异性对异性彼此神秘，这种观念并不新鲜，但在不同的文化中又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在这里显然已成为全新要素的正是母性与女性的联系，女性作为人格品质，这种品质广泛充溢着，它支撑着女性性征的观念。正如于1839年出版的一篇论及婚姻的文章所说，“男人给妻子的人格与行为立法，她也给他的性情与意向立法，他的统治靠法则，她的统治靠劝慰；……女人的王国是柔情蜜意的王国；……爱抚是她的命令，眼泪是她的威胁。”弗兰西斯卡·M堪西安:《美国之爱》，第21页，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　　浪漫之爱从根本上是一种女性化的爱。正如弗兰西斯卡·堪西安早在18世纪末叶之前就已揭示，如果完全以婚姻关系来表达爱，那么这种爱就像同情之爱一样联系着夫妇双方为管理家政或经营农场而必须彼此承担的责任。正处在世纪转折之后而问世的《美好家庭》(Wellordered Family)之中，班杰明·瓦茨沃斯对于已婚夫妇写道：“爱的义务在彼此互惠，双方要一对一地予以履行。”弗兰西斯卡·M堪西安:《美国之爱》，第15页，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随着区域分工，爱的养育主要地成为妇女的任务。关于浪漫之爱的观念显然与女人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有关，也与她同外在世界的相对分离有关。这种关于浪漫之爱的观念的发展也表达了女人的权力，即对面临剥削的自治性的矛盾断言。　　对男人们而言，把家庭环境的温情慰藉与情妇和妓女的性事快乐区分开来，就可以处理浪漫之爱与激情之爱之间的矛盾冲突。但是，这种区分一如既往地接受了“体面又可尊敬的”爱情的女性化，这又很容易助长男性对于浪漫爱情的玩世不恭态度。占统治地位的双重标准没有留给女人这种退路。浪漫之爱与母爱，这两种理想的融构让女人开发了新的?密关系领域。在维多利亚年代，男性友谊大大地失落了同志之间彼此拥有的相互投入的品格，同志关系——男性同志关系的情感基本上被贬斥到边缘，只有在极度临界性活动中，如体育比赛或其他业余活动中，在参加战争的活动中，才谈得上同志之情。对大多数女人而言，情况则正好在相反的方向上发展。女人们作为善解人意的灵魂专家，她们在阶层分化的广大幅度内以人格平等和社会平等为基础广结广交；友谊——女人之间的友谊一方面有助于缓和对于婚姻的失望，另一方面对于她们自己也有合理的报偿。正像男人们一样，女人们也按照爱来评价友谊，她们在友情之中找到真正的坦诚交流。南希·柯特:《女性的枷锁》，耶鲁大学出版社，1977；杰尼西·罗依蒙德:《对朋友的热情》，妇女出版社，伦敦，1986。　　性别与爱　　狂热地消费浪漫小说与爱情故事，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消极性的实在见证。个体在梦境幻觉中追逐在日常世界中被否定而无法得到的东西。从这个角度看，浪漫的故事之虚幻性,之非真实性表现了这种软弱卑微，即无能为力去接受、去面对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受挫的自我认同。但是浪漫文学过去是(现在还是)一种希望的文学，一种拒绝的文学。它常常拒绝把平静的家庭当作惟一卓著的理想。在许多浪漫的故事里，女主角在跟几种不同类型的男人勾搭调情之后，也发现具有稳重可靠的品质的男人才是她可以依靠的夫君。但是，起码是司空见惯的是，真正的白马王子都是花俏轻狂的冒险狂徒，其显著特征是异域的形象、不凡的个性，但是他在拈花恋柳追求放浪生活时总是蔑视人间公则。　　让我们归结一下这个观点。虽然浪漫之爱同时也带有激情之爱的遗迹，但它毕竟完全不同于激情之爱。激情之爱从来没有像浪漫之爱那样从18世纪末到相当晚近的时代一直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力量。与其他的社会变革一道，浪漫之爱的观念传播深深地卷入了影响婚姻和其他个人生活环境的重大转型中。浪漫之爱设想了某种自我审视的方式。如:我觉得别人怎样?别人觉得我怎样?我们的感情是否足够“深厚”,能支持长期的依恋吗?不同于反复无常、无根无源的激情之爱，浪漫之爱的一种不同的方式将个体从更广阔的社会环境中分离出来。它为长期生活提供轨道，指向一种在希望之中但又切实可行的未来；它创造一种“共享的历史”，帮助把婚姻关系与家庭结构的其他方面区别开来，使婚姻关系具有特殊的首要地位。　　从其最古的源头，浪漫之爱提出了?密关系问题。这种?密关系与欲望、与世俗的性征是不相容的，其原因与其说是因为被爱的那位被理想化了(虽然此乃这个故事必不可少的成分)，不如说是因为它假设了一种心灵的交流，一种在性格上修复着灵魂的交会。另一位本着其实然的存在满足了一种缺乏，但是直到确立恋爱关系的个体都并不必然地认识到这种缺乏。而且这种缺乏直接地与自我认同休戚相关——在某种意义上，有欠缺的个体因之变得完整。　　浪漫之爱借助激情之爱形成一束与超验性相一致的特殊信念和理想；浪漫之爱也许结束于悲剧，靠道德上的犯罪而延存；可是它也会获得辉煌的胜利，征服世俗的陈规陋俗，拒绝折衷和解。这种爱在两种意义上投射，它一方面紧紧依恋着他人并把他人理想化，而另一方面又投射出未来发展的道路。尽管多数作家十分专注于刻画第一方面的特征，但第二方面起码也同等重要，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第一个方面。正如19世纪流行的文学作品中所描述的那样，浪漫传奇中如梦似幻的人物形象遭到了理性主义批评家——有男人也有女人——的轻蔑，这些批评家在这些故事中读出了一种荒诞的病态的避世精神。在这里我们所持的观点是，浪漫传奇无论如何都是那被剥夺者的反事实思考，在19世纪和后来世代，这种思想都对个人生活处境的重大改良产生了积极干预作用。　　在浪漫爱情中，典型的激情之爱导致的对他人的极端迷恋经过整合而形成了富有个性的“追求探索”定向(Characteristic orientation of the “quest”)。这种追求探索是一次长途漂泊的旅程，自我认同期待从他人的发现中得到效用的确认。这个故事有积极主动的人物形象，在这一方面现代爱情故事与中世纪骑士爱情传奇正相反，在后者的故事中女主角常常是相当被动的。现代浪漫小说中的女性大多都独立于天地之间浩气凛然，而且以这种方式得到一成不变的刻画。杰尼西·A拉德卫:《理解罗曼司》，北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4。在这些情节中征服主题丝毫不像是性征服主题的男性翻版：女主角体会并融化了一个男子起初无比冷漠和有意疏远甚至公开敌对的心。因而是女主角积极地创造了爱。反过来，她的爱又把她自己变成被爱的对象，以热情化解了另一人的冷漠，以热情取代了他人的敌意。　　如果只是把浪漫之爱的伦理意蕴理解为一个女人借以遭遇公正先生的手段，那么这就失之肤浅了。尽管正像在生活中一样，在文学中也常常以这种方式再现浪漫之爱，但是，捕获另一个人的心实际上却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创造一部相互叙述的传记——一部生命历史。女主角驯服、柔化和改变看似放荡不羁、桀骜不驯的所爱对象的男性品格，使彼此相爱的情操可能成为他们共同生活的主导目标。　　长期以来，浪漫之爱情结的这种固有的颠覆性受到爱情与婚姻、爱情与母性之间的关联的抑制；那种一旦确立真爱永存的观念也参与了这种抑制。当许多人认为婚姻完全是永恒的，浪漫之爱与性伙伴之间结构上的趋同性就变得清晰明白、一望便知。这种趋同的结果也许是苦恼不堪的岁月，在作为婚姻套式的爱和延续婚姻的要求之间只有非常稀薄、脆弱的关联。然而一种即使不是特别有益但也行之有效的婚姻可能通过两性之间的劳动分工而得以维持，其中丈夫负责劳动，妻子负责持家。在这种关系中我们可以理解，作为“体面”女性的标志，把女性性关系严格地框范在婚姻当中是何等重要。因为这同时也让男人们与正在悄悄生成的?密关系领域保持距离，保持着以婚姻作为女人的首要目标的状态。　　《亲密关系的变革》第二部分　　爱、承诺和纯粹关系　　80年代末，夏蓉·汤普逊对150名美国青少年的立场、价值观和性行为进行了调查，其受试者来自不同的阶层，具有不同的种族文化背景。夏蓉·汤普逊，“追寻明天：或女性主义与少年罗曼司之重构”，见卡路尔·S.瓦恩斯:《快感与风险·探索女性性征》，伦敦，1989。她发现，在时间较长的受试过程中，男孩谈论性(他们常常不谈论爱)的方式和女孩的回答之间存在着许多重大的差异。男孩似乎不能用一种和想像的未来相联系的叙事形成谈论性,卡路尔·S瓦恩斯：《快感与风险·探索女性性征》，第350页。而只能大致地讲出偶然的性故事论段,像什么早期异性游戏或各种各样的性征服。但当询问女孩的时候，汤普逊发现，她们几乎都能够不要暗示就讲述一段颇长的故事，“这些故事浸润着对于?昵关系的惊奇发现，痛苦的情绪，和自鸣得意的快乐。”夏蓉·汤普逊，“追寻明天：或女性主义与少年罗曼司之重构”，见卡路尔·S.瓦恩斯:《快感与风险·探索女性性征》，第351页，伦敦，1989。她指出，女孩天生就具有很类似于职业小说家讲故事的技巧与本领，有能力复述复杂的故事情节，说起来还事无巨细，有条不紊；有许多女孩还能滔滔不绝地讲几个小时，根本不需要测试主持人的太多帮助。　　汤普逊认为，自我叙述的这种流利性很大程度上源于这么一个事实：这些自我叙述已经是一再重复过了。这些自我叙述的故事产生于女孩彼此之间多次交谈，其中的情感和思想不仅在对话过程中出现过，而且还固定成形了。汤普逊承认，她本人比这些女孩长一辈，而那些故事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专门为她而编撰的，然而被调查者的反射性解释又在她身上引起共鸣，她也像她们一样深深地被这些故事所吸引。她觉得自己“被托付给某种像初恋一样有价值、有意义、有预见性的东西，此时初恋情人把这种东西理解为未来的预兆”。因为，作为更强烈的反射性共鸣者，她认定自己有“对罗曼司的嗜好”。　　追寻—罗曼司　　汤普逊把少女故事中重要的主题样式名之曰：“”。罗曼司使得性关系与对未来的期待一致；在对未来的期待中，性交活动被认为是迂回地接近终极恋爱关系的方式。性从来都是一个闪光的策略，并伴随着对命运追求的罗曼司。但是，对浪漫之爱的追寻不再意味着要将性活动推迟到那种梦寐以求的关系出现之时。与一位新的伴侣发生性关系，可能是所追求的命定遭遇的开端，但一般说来并非如此。下面就是一位受试者对罗曼司的叙述：　　我们发现我们都住在同一个地方，我们开始一起赶公共汽车回家，然后我们又不想赶公共汽车，而想步行回家，这样，我们就有更多时间谈话。我俩都已经有了对世界的独特看法……我们开始谈学校，最后还谈到了中国……不出3个月，我们就这么恋爱了……这是令人惊异的。夏蓉·汤普逊，“追寻明天：或女性主义与少年罗曼司之重构”，见卡路尔·S.瓦恩斯:《快感与风险：探索女性性征》,第361页，伦敦，1989。　　是的，令人惊异，这种事情也可能发生在25年前一个追求少年性关系的人身上。因为这个爱情故事是个女同性恋者的罗曼司。明显地体现在汤普逊著作中的重大发现之一是，性多样性与执着的罗曼司观念同时并存，虽然二者有时也处在动荡与冲突的关系中。汤普逊所测试的同性恋少女中，她们似乎都认为同性恋罗曼司和异性恋罗曼司一样不可抗拒、引人入胜。　　从不可追溯的年代开始，说一个男孩“失去童贞”似乎是不伦不类的说法，即使今天亦复如此。在男孩看来，初试云雨是一种有益的收获，它对未来生活具有保护意义，但无关于自我的核心面，而只不过是诸种男性能力的标志之一。对于女孩而言，贞操仍然是某种被认为是被放弃的东西。对大多数人而言，问题不在于是否要放弃这作为早期性经验构成部分的贞操，而在于如何选择正当的时间与场合放弃它。男孩对第一次性尝试迫不及待，女孩则“不紧不慢，希望不要操之过急”。这件事同浪漫叙事直接相关。女孩向自己、也暗暗地向第一位性伴侣(不论是她还是他)提出的问题是:我的性活动能让我决定未来的生活道路吗?性活动能给予我性权力吗?对许多人而言，初次性体验都是一种考验:未来的浪漫前景能否美梦成真。　　正如“追寻—罗曼司”这一术语所示，少女们对罗曼司的追寻并不只是一系列被动消极的渴望——“总有一天我心中的白马王子会到来。”尽管在许多方面充满痛苦和极度不安，这种追求却依然是一种积极主动的信奉未来的过程。汤普逊对罗宾做出了回应，她发现被调查的少女们并不必要为实现性解放而奋斗，因为自由实实在在地存在着。问题即是要不顾男性的态度来运用这种自由，这种男性态度往往不只是对过去时代的继承。因而，少女们在此是作为主要的社会实验者而出现的，对此，汤普逊作了非常恰当的解释：　　在某种程度上，少女们正在奋力解决19世纪女权主义者所预言的难题；这些女权主义者在当时就反对割裂性与生殖的联系，因为这种联系正好构成了女人说服男人的惟一方式，她说服他对这种关系作出自我承诺。但这最终只是个幻想而不能强制的问题，因而必须面对性、罗曼司和?密关系的解构，重新协调性别纷争。夏蓉·汤普逊，“追寻明天：或女性主义与少年罗曼司之重构”，见卡路尔·S.瓦恩斯:《快感与风险：探索女性性征》，第360页，伦敦，1989。　　迫于上述使命的过度压力，少女们往往试着以守为攻，皈依于先前存在的观念与行为方式，接受双重标准，“梦想当母?”，“又渴望永恒的爱”，二者具有同样的吸引力。但许多人发现自己已经完全背叛了早先确立的标准、规范与禁忌，并以许多方式调校着它们；对于这些调校方式，人们投入了大量的情感资源，但这些方式却又不是一成不变的，只不过是权宜之计，必待以可能出现的未来事件予以重构，因而它们是开放的。　　到了少年时代后期，许多女孩已经体验过了苦恼的恋情，意识到罗曼司再也不会等同于恒久的爱恋。在一种高度反射的社会里，她们不仅接触到，而且还在电视与书本媒介中积极主动地寻找五花八门的有关性、人际关系和影响力量的讨论，这些讨论都极大地影响了女人的立场。在实际地控制自己的生活的追求活动中，这些女孩子所把握的浪漫之爱情结的零散要素再也不是完完全全地维系于婚姻了。所有的女孩真正认识到她们要通过有酬劳动使自己的生活大多能自食其力，大部分人认为劳动技术乃是她们将来独立自主、安身立命的基础。在汤普逊所测试的女孩中，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大都具有中产阶级家庭背景——才认为工作是他们未来生活意义的源泉。一个女孩说：“我想，我现在要做的是找一份我喜欢的工作……如果我嫁给某个人或跟某个人生活然后他们又离开我，我就什么也不害怕，因为我是完全不依靠别人的。”但是，正如汤普逊在同别的女孩交谈时又发现，女孩很快回到了罗曼司与性主题：“我要与一个男孩建立理想的关系；我想，我要别人爱我、关心我，正如我爱别人、关心别人一样。”　　女人、婚姻与关系　　只是在过去一代人中，女人们自立运动才意味着离开父母家庭。在更早的时期，除了少数妇女，对于所有人而言离家都意味着出嫁。与大多数男人不同，大多数女人还继续把走入外在世界与形成某些依恋等同起来。正如许多评论家指出，甚至当一个人还是单身，仅仅在预期未来关系的时候，男人们常常用“我”的口气说话;而女性对自我的叙述总倾向于用“我们”的口气表达。上述引语中一望便知的“个体化言语”被暗度陈仓的“我们”所修饰改变了;正是那种人要“爱和照顾”，并从“我”之中塑造出“我们”。　　与今天那些更年轻的年龄群体之中的人相反，较年长的妇女们对于性的经验几乎总是纳入了婚姻的框架，即使正在谈论的人并未结婚。艾米莉·汉柯克在80年代后期研究了20名美国妇女的生活档案记录，这些妇女出身于不同的阶层，年龄在20～75岁之间，有的仍然生活在第一次婚姻中，有些是再婚，还有些是离异或寡居。在她们看来，婚姻是一个女人生命中最核心的体验——虽然许多人必须向后回溯重构她们的过去，因为在她们第一次结婚时，对婚姻的认识与今日有天壤之别。　　让我们对汶蒂的故事稍加追述。在汉柯克采访她时，她39岁。汶蒂的生活履历证明，部分由于外在世界的变化，部分由于她本人必须克服的个人生活危机和生活变迁，从而产生了一种日益上升的自我反思意识。汶蒂出生于新英格兰一个富裕的家庭，她的父母?严格遵循的行为法则是“行为正当举止得体”，她是4个孩子中最年长的大姐。她用嫁人的办法来挣脱父母的严格控制，做得非常主动、非常有意识，她是以跟人私奔来完成其壮举的(“私奔”经过几十年后已成了一个古字)。汶蒂认为结婚与进入成年，二者是完全等同的。她认为,婚姻就是“再造茧蛹，同时又使你再蜕变为一只完美的蝴蝶”。　　对她未来丈夫的依恋促进了她的独立性，至少，在她看来事情是这样的：“与一个新的人建立这种关系，是我采取的第一次真正具有独立意义的行动，从这里接踵而至的又有如此多的事情。”但是她的自律行为也是一种假设的物质上的依托。“我想，不结婚才是更加激进，但这决不会是我的选择，我从未想过自己会是个未婚的人，这是肯定无疑的。”她不想只当一位家庭主妇，因此决定不会像她自己的母?那样过着一种褊狭的生活，因为那种生活的最高关怀永远是家庭——是锅前灶后。汶蒂当上了中学教师，找到了一份理想的工作，甚至当她身怀六甲成了准母?的时候也没有辞去工作，而是改为半日制教学。　　后来，她丈夫在一次偶发的事故中丧生，她经历着人生最严重的危机，丧失了作为一个成年人把握自己的能力。这个事故不仅是生离死别，而且还是失落依恋。她的安稳感与成就感原以这种依恋为基础，因而，失落依恋成为一种心理创伤。尽管仍要哺育爱子，她还是感到“一下子被抛回到少年时代”，茫然失措、心智衰微。她父母希望她搬回去和他们共同生活；她认识到自己为了一种整体感而多么依靠着婚姻，因而成功地谢绝了父母的好意。她的第二度婚姻，也像初次婚姻一样，完全是由爱情而发，最后水到渠成，所以梅开二度，亦是她“自我完全复归”的构成要素。但是这时，她已经比初婚的时候具有更宽阔的视界：“带着一种产生于灾难与混乱中的自我意识去做事，这有助于你认识到自己的潜能，你可以像一个雕塑家那样把它更清晰地刻画出来。”汶蒂跟第二个丈夫又生了几个小孩；她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继续在她的工作中获得满足感；但已不再追求更高的职业成就。　　与汶蒂相比较，海伦的经历完全不同，当她接受研究者测试时，已49岁。在她成长的年代，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极端“缺乏自信，几乎到了一种心理变态的程度”。在大学里，她碰上了一位事业有成、颇有名气的教授，并和他结了婚。为了结婚而甘愿辍学、放弃自己的大学生活，她的自我价值感基本上依赖着丈夫的抱负与功名。正如她后来说的，她管理着他的生活，就像一个“仆人”或者“管家”。当她丈夫宣布要跟她离婚时，他们正生活在大学住宅区；由于他具有专业职位，她必须离开,带着孩子到别处生活。和汶蒂不一样，海伦的父母没有邀请她回家，也没有提供任何道德上的声援和物质上的资助。　　首先是被绝望所压倒，其次又为孤独所折磨，海伦最终想回到大学，半工半读而完成学业。她始终认定自己无可救药，处在“劳动妇女”的低社会层次，直到她谋到一份出版发行行业的职位。在她接受测试时已成为一名成功的编辑。汉柯克把她描述成一个敏锐犀利善于讽刺的人，全身充满嘲讽的智慧。然而她表面的强悍后面却隐藏着绝望与自憎，这是她婚姻之终结留给她的“财富”，她一辈子都不可能从中恢复过来。她感到是束缚在一种“空虚无聊的”生活中，不是致力去塑造自己的未来，而是任自己继续“向无限漂泊”。她还总结说，“你问我什么是我的成年生活?空虚，这就是一切。在35岁时，我就已是具行尸走肉,现在已近天命之年，但我甚至不能够描述这过去的15个春秋。我抚养孩子长大，但是，完全没有了时间感。”全部引文出自艾米莉·汉柯克：《少女之间》，伦敦，1990。　　女人、婚姻与关系　　一个相当满足而且十分成功的女人，一个孤独痛苦而且绝望憔悴的女人，两个故事都够平庸，尽管两个人的命运都渗透了相当的痛苦。既然在这两个女人的故事中爱都不是主导一切的主题，那它们又告诉我们哪些有关爱的道理呢?不难发现也不容争议的是，婚姻对两个女人都是陷阱，即使这个陷阱是每个人主动、故意地跳进去的。汶蒂能够从痛失爱侣的灾难中恢复过来，但海伦不能如此，她孤独地面对环境压力，永远抬不起头来。每一个都是为爱而嫁人，其中汶蒂为爱而两婚，但是每人都并未完全认清，都把结婚当作是对独立自主的肯定，当作捏造一种有限的自我认同的方式。谁知道假若第二个丈夫离弃她，汶蒂是不是能够有效地掌管自己的生活　　正像大多数被汉柯克测试过的妇女一样，汶蒂和海伦两人都追求摆脱她们母?所过的那种生活，她们把母?们的生活等同于被束缚的家庭生活。但这种摆脱过程又是充满张力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想和母?分离，又不拒绝母?的女人气。在此，我们不将使爱和婚姻联结在一起的永恒化态度视作是一种“终极状况”，同时也不存在那种意图，即通过采纳工具价值而简单进入男性世界的意图。就像汉柯克所描述的另一些女人一样，这些女人真正是些拓荒者，正在穿越没有航标、也没有地图的区域，当她们在婚姻、家庭和工作的本质中遇到挑战和面对变化之时，她们就标出了自我身份的转向的标记。　　悖论在于，婚姻被当作一种工具，用它来完成对独立性的测量。我早些时候就指出，浪漫之爱是同未来赌博，就女人而言，它是对未来的一种明确控制,这些女人在(现在被逐渐理解为)?密关系的问题上精明老练。在现代发展的早期时代，对于妇女们而言，爱与婚姻之间存在着一种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联系，但是，即使在那时，与高瞻远瞩的女权主义作家的干预十分不同，妇女们事实上是在探索其他的道路。在婚姻与“外在因素”的传统婚姻根源之间的断裂，给女人身上强加的力量远远大于给男人身上强加的力量，那些男人在婚姻和家庭中原始地发现了规避经济个人主义的避难所。在男人们看来，依照一种期待的经济职业生涯对未来进行拓殖，这就易于通过计算来推进一种平行的但实质上完全不同的拓殖时间的形式，而这种形式为浪漫之爱所提供。对于这些男人们而言，至少在表面上，爱也还仍然接近于激情之爱。　　当汶蒂和海伦第一次过婚姻生活之时，婚姻对于她们来说就已经是自相矛盾的；但也注入了更高层面的反射性。没有“外在”支撑，婚姻就不会受到珍视；婚姻派给妇女以一种作为贤妻良母的明确地位。就在她们生活的早期阶段，对她们而言，婚姻问题就已不仅是“找一位男人”，而是联系着很不同于她们母?一辈的使命与关怀。像汶蒂和海伦这样的妇女为重建?密生活而开拓了道路，在这种?密生活的背后耸立着的是第一章所讨论的变革的全部重要性。如果说，少女并没有过多地谈婚姻，这不是因为她们已成功地完成了向非家庭式的未来的转变，而是因为她们不仅参与、而且支持对真正意义的婚姻及其他的紧密个人纽带的改组。她们只谈论这样的关系，对婚姻不置一辞，对她们而言，这是十分正当的。　　“关系”一词,意味着与另一个人的?近而持久的情感维系，它的普遍使用却仅仅是相当晚近的事。为了清楚揭示这里出现的问题，我们可以引进“纯粹关系”这个术语来指称这种现象。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政体出版社，剑桥，1991。一种纯粹关系与性纯洁不相干，它是一种限定概念而不仅是一种描述概念。它是指这么一种情境，在此，一种社会关系的达成没有外在的原因，它只是因为个人可以从与另一个人的紧密联系中有所获，这样一种情境只有在关系双方都对关系满意的情况下才能持续下去。对大多数在性关系上“循规蹈矩”的人们而言，爱曾经是通过婚姻而与性相联系；而现在，两个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多地通过纯粹关系来实现。对许多人，但并不意味着对所有的大众集团而言，婚姻关系正在日渐改弦易辙，变成一种纯粹关系形式，这带来了许多随之而出现的后果。再说一遍，纯粹关系是普遍性的重构?密关系的一部分。这种纯粹关系还出现在异性婚姻之外的其他性语境之中；它以一些因果相关的方式平行于可塑性性征的发展。浪漫之爱情结有助于敞开一条性领域的纯粹关系的构成之路，但现在却又被它协助产生的某些影响所弱化了。　　女人、男人、浪漫之爱　　迄今为止，所论一切几乎都是有关女人的。如果浪漫之爱情结首先是由女人所发展，后来在某种程度上又首先被女人所消融，那么对男人又将如何呢?面对女人所创造出来的变革，男人们除了保持自己稳固优先地位的反动捍卫者的角色之外，就对这些变革无动于衷，岿然不动吗?几乎自不待言，男人们也介入到了该书中所描述的日常生活实验中。但是，我觉得有理由对大体上把男人排除在外的浪漫之爱的演变提供一种解释。男人们在目前这方兴未艾的变动中总是些迟钝的落伍者，在某种意义上说，至19世纪晚期以来，他们一直如此。至少在西方文化中，今天才是男人们发现要成为男人，也即是说，他们发现自己的“男子气”颇有问题的第一个时期。在既往时代，男人们假设他们自己的活动构成了历史，而女人几乎存在于时间之外，永远自生自灭，干着同样的事情。　　像女人一样，男人们也陷入爱恋，坠入情网，这贯穿了有文学可考的历史。在过去两个世纪，他们也受到了浪漫之爱的理想的影响，不过，这种接受影响的方式与女人们非常不同。那些处在这种关于爱的观点主宰之下的男人已经同特指意义上的“浪漫者”这样的多数区别开来。他们从来都是些出身于富贵之家的梦想之士，他们恭顺于女性的权力。这样一些男人抹杀了纯洁与污秽的女人之间的区别，而这种区别在男性性征中又是举足轻重的。浪漫者仍然没有平等地善待女人，他沉迷于某一个别的女人(或随之沉迷于几个女人)，围着某一女人而组织自己的生活；但他的恭顺行为并不是一种平等的姿态。他实际上并没有参与这种正在兴起的对?密关系的探索，而更多地返顾于先前的时代。在这种情形下，浪漫之士并没有直觉地把爱的本质理解为与拓殖未来和重构自我认同相关的组织个人生活的方式。　　对大多数男人而言，浪漫之爱与引诱律令处于张力之中。这个观点正好更多地意味着浪漫之爱的修辞贮存在大多数好色之徒的巧智交往当中。从影响着婚姻与个人生活的巨大变化与转型开始，男人就大致把自己排除在发展着的?密关系领域之外。浪漫之爱与?密关系之间的联系被抑制了，而恋爱行为紧密地与接近行为纠合在一起：接近一个德性和声誉都受到保护的女人，至少要到缔结婚姻。也仅仅在引诱或征服的技巧方面，男人才容易成为恋爱专家。　　在体验、教养与教育方面，两性之间永远存在着鸿沟。“这些痴心妄想的女人!她们为何要围着我团团转!诗人是千真万确的:有她们在或没她们在，一样都活不下去!”(阿里斯托芬语)。但是，在19世纪，出于上述所论的理由，女人的一种新的方式对于男人而言是捉摸不透的。正如福柯所坚持认为的那样，那种试图认识女人的话语使女性的性征成为“一个问题”，把女人的疾病当作来自黑暗深渊的社会剥夺形式；也正是这些话语使女人变得神秘莫测。然而，她们之所以如此令人迷惑，也还起因于她们正在合力创造的变革。　　男人们需要什么?在某种意义上说，19世纪以后两性都不仅作出了清楚的回答，而且这种回答是两性都理解的。男人需要在其他男人中间独拔而出，占有地位，这种地位受到物质奖励，又连接着男性共同体的仪式。但是，在现代性的发展进程中，男性又在此误读了一种关键趋势。对于男人而言，自我认同是在劳动中被追寻的，但是他们不能(我们常常要补充说大体上不能)理解：为了把一种连贯的叙述投向未来，这种自我的反射性投射包括了一种对过去的情感重构。他们无意识地在情感上依赖于女人就成为他们力求在女人身上寻求答案的神秘；对于自我认同的追寻在这种没有公开承认的依赖性中被遮蔽了。男人所要的东西正好就是女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得到的东西；因而毫不奇怪，男性作家，包括《我的私生活》的讲述者，也都沉迷于那种只有女人才能揭示的秘密，但爱的征服中又因为那种紊乱完全不能揭开这种秘密。　　浪漫之爱对融汇之爱　　在我们的时代，由于女性的性解放与性自律的强大压力，浪漫之爱的理想几近裂成碎片。浪漫之爱情结与纯粹关系之间的冲突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就一般来看，每一种形式都越来越表现为日渐增长的制度反射性的产物。浪漫之爱依存于投射性认同，即激情之爱的投射认同，这种认同作为手段，使投射性伴侣彼此吸引和互相联系。投射在此创造了一种与他人共命的一体感，而且毋庸置疑，在男子气与女子气之间的既成差别又强化了这种一体感，伴侣的每一方都在互为反题的意义上得以定位。他人的特性是根据直觉而得以“认识”的。然而，在另外一些方面，投射性认同直达某种?密关系的发展。向他人敞开自己，即我们现在名之曰“融汇之爱”的情境,它在某种意义上乃是投射性认同的反面对立物，尽管这种投射性认同有时也给这种融汇之爱开辟了通途。　　融汇之爱是积极主动但又偶然飘忽的爱，因而它与浪漫之爱情结的本质很不和谐，对后者而言，爱是“天长地久”、“独一无二”的。在此，我们今天“分崩离析的社会”表现为融汇之爱的后果，而不是起因。作为一种现实可能性，融汇之爱越是巩固,某一“特殊人物”的发现也越是稀微，它就越可称得上是种“特殊关系”。　　与融汇之爱相反，浪漫之爱在性别地位上总是不平衡的，这是因我们上面讨论过的影响之故。浪漫之爱的平等观源远流长，它内在于下述理念：一种关系可能是产生于双方的情感投入，而不是来自于外在的社会标准。实际上，浪漫之爱在权力上是十二分不平衡的。对女人而言，梦想浪漫之爱最后却使她们大多成了家庭生活的严肃附属者。融汇之爱假设了在情感的予取上的平等性；情感的予取越是平等，特殊的爱的维系也越是接近于纯粹关系的原始样态。在此，爱就发展到了?密关系的程度，发展到了每一方都准备向对方推心置腹公开关怀与需要的程度，甚至伴侣彼此之间都十分看重因而易受伤害。男人掩饰起来的情感依赖性栖居于他们的意愿和能力中，因而变得十分脆弱。人们总是把理想的男人表现得十分冷峻而不可接近,在这个意义上,浪漫之爱的意蕴又在某种程度上维护了这种取向。但是，由于这种融汇性的爱消解这些作为外表的特征，现在人们对于男性情感脆弱性的认识乃是一目了然的。　　浪漫之爱是性爱，但它又排除了纵欲技术、性满足与性快乐，尤其是在罗曼司的幻想形式中，一概被假想为受到了浪漫之爱所唤起的纵欲力量的担保。融汇之爱首次把纵欲技术引入夫妻关系的核心，使夫妻彼此之间的性快感的成功成为一种关键的要素，无论这种关系是维持亦或消解。性技巧的培育、给予和体验性满足的能力，无论在男性方面还是女性方面，都是通过大量的性知识、性建议与性训练而被反射性地组构起来。　　在非西方文化中，我们早些时候就已经提到，纵欲技术常常是一种女性的专长，几乎总是局限于某些特殊的团体；纵欲技术是姘妻、妓女或少数宗教团体的成员所培育出来的。融汇之爱是在如下一种社会中才发展为一种理想：在这个社会中几乎每人都有机会达到性活动的最高境界；它假定“可敬的体面女子”与在某种意义上处在正统社会生活范围之外的人之间的分裂业已消失。不像浪漫之爱，融汇之爱并不一定发生在一夫一妻制当中，一夫一妻制具有性的排他性含义。使纯粹关系建立起来的是双方都接受，并“直到进一步认识到”每一方都觉得从这种关系中获益匪浅，从而使这种关系的延续具有价值。性的排他性在这里的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正是在这种程度上伴侣之间彼此决定了这种关系是理想的关系或本质的关系。　　浪漫之爱与融汇之爱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对立也值得注意：正像一般的纯粹关系一样，融汇之爱与异性恋并没有特殊的关联。罗曼司理念已延伸到同性爱恋的领域，而且具有在同性伴侣之间发展起来的男子气/女人气之间的区别。我已经指出，浪漫之爱包含一些容易藐视性差异的特征，但浪漫之爱情结仍然明显是以异性伴侣为指向的。融汇之爱,尽管并不一定是雄雌连理，尽管还仍然围绕差别而构建起来，但它预示了一种纯粹关系的模本，在这个模本中，认识他人的特征乃是举足轻重的。它是一种爱情版本，一个人的性征在这里面成了一种必须被协调而纳入一种关系之中的因素。　　我暂时想搁下这么一个问题：融汇之爱实际上是如何形成的、多大程度上成为当今性关系的组成部分?对此，我们只能存而不论。因为,纯粹关系中还有其他方面，其他意蕴存在，还有它与自我认同与人格独立的关系，这些是必须首先予以讨论的。在这种讨论之中，我广泛采用——尽管是批判的语气——医疗著作与自助手册为研究的导引，这不是因为它们对影响个人生活的变化提供了精确可靠的解释——不论什么情况下，它们大多在本质上都是实践手册；而是因为，它们表现了自己试图标画和帮助塑型的反射性进程。其中许多也是具有解放性的：它们指向那些可以把个体从阻碍其独立发展的影响中解放出来的社会变革。它们作为我们时代的文本，与罗伯特·阿利亚斯所分析的中世纪行为手册、或者埃尔文·戈夫曼在研究交互作用秩序时所运用的礼仪著作，都是可以媲美的。　　爱、性及其他的瘾　　“当我们在教会慈善机构为穷人做三明治时，有一个女人的穿着打扮我怎么也看不上眼……在性病诊所我试图勾搭队伍中的另一位病人……当我的男朋友到外地时，我与他最好的朋友睡觉……”这是天主教徒在私下里忏悔自己的行为不端吗?不，这些话是在嗜性者匿名互诫协会(Sex Addicts Anonymous)斯蒂文·查普利和戴维·泰尔伯特：《燃烧的欲望》，第35页，西格奈特出版社，纽约，1990。的一次聚会上所作的公开陈述。SAA受戒酒疗法的启发，是对嗜酒者匿名互诫协会(Alcoholics Anonymous)的直接仿效。还有其他的组织和分会：嗜性者匿名互诫协会和既嗜性又嗜爱者匿名互诫协会主要是针对异性恋者的；诸如性强迫行为者匿名互诫协会之类的团体则是同性组织。SAA团体采用嗜酒者匿名互诫协会倡导的“十二步”恢复疗法；按照这种方法，协会成员应首先承认他们受到某种自己无力控制的强迫性行为的支配。嗜酒者匿名互诫协会的“圣经”中所列的第一步是：“我们承认自己对酒精无能为力——我们的生活已变得难以控制而混乱无章。”SAA要求其成员以作出同样的承认开始，然后逐步克服自己对性欲的屈从。　　为了扭转福柯所论及的那种趋势(这种逆转是颇为有趣而且是意味深长的)，SAA的倡导者——他们大多都不是医务人员——已寻求将性瘾医学化。他们提出，应将这种“情况”作为“性欲过度亢奋症”列入诊断手册。这种看法未免有点牵强，而声称人口中有很大的比例受到这种病的折磨那就更为牵强了。然而这样说倒符合酗酒的情况，据估计美国成人中染有酒瘾的人数多达1/4。医学界花了很长时间才正式承认酗酒为一种瘾，即使它有明确的生理学根据。　　性瘾乍一看只不过像是另一种怪癖——或许是一种利用轻信的大众的新方式，因为一个得到公认的精神病学范畴可以帮助有关当事人获得医学基金，寻求研究支持并把自己装扮成新型的专家。但是这里发生的情况要比这个观点所暗示的复杂得多，无论是在性活动领域还是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性瘾只是过去5年来急剧增加的得到公认的各种瘾中的一种。对另一些东西，如毒品、食物、工作、吸烟、购物、锻炼、赌博都可以上瘾——而且，撇开特定的性成分，对爱和家庭关系也是如此。乔伊斯·迪泽勒和詹姆斯·迪泽勒：《如果你真的爱我——在家庭中怎样摆脱一种瘾》，麦克米兰出版公司，伦敦，1989。这仅是非常广泛的文献材料中的一例。为什么近段时期来瘾受到如此广泛的谈论?要回答这个问题——它关系到我整本书的论点——不妨让我们看一看性瘾的问题，并且考虑一下在何种意义上(如果有的话)，它不是一种浅薄的治疗新花样而是一种真正的现象。　　性与欲望　　“女人需要爱，男人需要性。”假如这句陈词滥调正确的话，那么就不会有什么性瘾的问题了。男人好色，恨不得性伙伴越多越好，这完全是他们的男性本性所使然。女人渴求爱而压制了所有的性倾向，则是为了获得爱与被爱的报偿而付出的代价。　　然而至少是在当今世界，这一古老的观念可以被推翻了。女人需要性吗?是的，从总体上说，女人们第一次可以把获得性快乐作为自己的生活和家庭关系的基本组成部分，而不必再背上荡妇的名声。男人需要爱吗?他们当然需要，尽管表面上似乎正好相反——也许他们比大多数女人更需要爱，不过这一点还有待进行多方面的探究。因为男人在公共领域中的地位是以对?密关系的变革的排斥为代价而达到的。　　所以，我们不妨看一看，如果这种说法被推翻，我们会得到什么样的结论。我将从一位年轻女子格丽的艳史开始，她与明尼阿波利斯地区的一个SAA团体有联系，并且参与了夏洛特·卡苏所作的一项调查女性性瘾的计划。夏洛特·卡苏：《女人、性和瘾》，曼德里恩出版社，伦敦，1990。卡苏的书对性瘾问题作了精彩的思考，我在以下的章节中大量吸收了它的观点。像许多治疗文献一样，我从头至尾参考了这本书，不过，我是按照加芬凯尔的“文件分类法”来对待它的：既把它作为有关个人和社会变化过程的文件，也把它作为这些变化的征候。在她加入SAA之前，格丽过着一种人格分裂的生活，就像任何一位上班时可能是正直诚实的谦谦君子而下班后则可能是一门心思从事性征服的色狼的男人一样。那段时期她在一所学校当助教。晚上她有时去上上别的课，但也经常光顾单身酒吧，就在她加入SAA前的那几个月，她同时与4个不同的男人有性关系，而这些男人中每一个人都并不知道其他人的存在。当她发现自己尽管比以前更加小心但仍然染上了性病时(这是她一生中的第12次)，她感到生活出现了危机。为了查出可能已受到传染的其他人，她必须要与不下于14个她在短时期内与他们发生过性关系的男人联系。　　她不能够使自己做到这一点，一方面是因为她觉得打这些不得已的电话有损尊严，她无法面对这种侮辱；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她担心她一直定期与他们约会的这些男人会发现她对他们口是心非。她第一次了解到性瘾这一概念是在她偶尔读到当地报纸上的一篇有关这方面的文章的时候，文章提到当地医院开设了一个治疗性依赖的诊所。她产生了上那家诊所去看看的念头，但实际上她又打电话叫来一位男朋友，与他共度了一个晚上。几天以后她才与那家诊所联系，而这期间她又出了一件风流韵事。格丽和她的姐姐上一家酒吧并结识了两个男人。在与其中一位开车回她的公寓时，发生了交通意外。她描述道：　　当我们回到家时，我感到晕晕沉沉的。甚至在这种情况下,我仍然想要做爱。平时做爱我可以抛开一切，全身心地投入，但那天晚上我却无法做到。干的时候我毫无感觉、直想呕吐。当那家伙当晚回家时，我得到了解脱。我没有兴趣再见到他，但他第二天没有给我打电话却又伤了我的自尊心。我以使男人追求自己为自豪。夏洛特·卡苏：《女人、性和瘾》，第86页，曼德里恩出版社，伦敦，1990。　　格丽感到自己的生活失去了控制，并且常常想到自杀。在那家诊所指点她加入了SAA团体之后，她一连几个月努力避免任何性接触。这期间她因涉嫌福利诈骗而被拘留：当局指控她在得到其教职之前曾领取了她没有资格得到的福利救济金。这一指控是令人可疑的，而她则成了当地这起轰动一时的案件的主要人物，得到了好几个妇女权利组织的支持。　　在法庭上，几个受到同样指控的、先于她出庭的妇女都认了罪；然而她却力陈自己无罪，最后，对她的指控被撤消了。格丽因此成为了一个旨在为那些因要求得到福利救济而受到惩处的妇女们平反的团体的重要成员。她说她逐渐看清了“妇女是如何受到鄙视，她们为了设法生存下去会得到多么严厉的判决”。为她们的权利而斗争，她“感到自己的生活有了目的”。“以前，”她说，“性是获得权力的一条途径……是我所知道的惟一途径。”夏洛特·卡苏：《女人、性和瘾》，第439页，曼德里恩出版社，伦敦，1990。她开始与一个男人建立一种新关系，跟他住在一起，尽量不与别人发生性关系。　　格丽的行为是否就像那一长串男性勾引者一样，是试图尽可能地尝试各式各样的性生活吗?我想答案理所当然是肯定的。她通过利用色相来进行某种追求，这只能被看成是一种对自我—认同的受挫的寻求；这种努力并不是传统的追求爱情。她主动追求男人，而不只是待在家里等他们打来电话。她的自我评价与其性技能密切相关，这包括她获得和给予性快感的能力；而且她还记录那些被她所“征服”的男人的数量。　　然而,她的故事确有着某种绝望的、悲剧性的色彩，这种情况有时也见于同类男性的经历中，但通常没有那么明显。当今完全可能有某些女性采取某种类似于传统上男性所持有的把性欲看做是自己性行为的组织性动力的态度，而不会产生太多的心理问题。但即使有这样的女性，格丽也肯定不在其中，因为她的行为使她陷入了巨大的痛苦。原来，她的父母都是酒鬼，她的父?不仅酗酒而且脾气暴躁，常常向孩子们发泄。他把家里的4个女儿都给奸污了；格丽学会了对他“友好”——换言之就是接受他的性要求——以保护自己和姐妹们免受可能的毒打。有一次她向当地保护儿童权益机构的官员报告了父?的恶行。当一位社会工作者来家里调查时，她的父?竟能使他相信没有什么不正常的；但在那人走后，父?便对她大发雷霆、拳脚相加，此后她再也不敢作任何公开的抱怨了。　　性与欲望　　格丽“需要性”。她是试图把尝试新的性经验和自己生活中的其他迫切需要结合起来。她早就懂得，在一个她对其实际影响有限且可疑的世界上，性给予了她一种控制手段。格丽感到自己的生活非常虚幻,而且也的确如此:她的行为实际上就像一位喜欢寻花问柳的男人，却没有那种为大多数此类男人视为当然的物质支持，或广泛的正式承认。她可以召来男人，主动寻找新的性伙伴，但她进行性交往中在某个方面却不能超出一定的限度，而男人则不受限制。许多、也许是大多数男人仍然觉得女人像他们惯常对待女人那样对待他们是不恰当的，而且具有威胁性，需要不断的性认可已成为格丽性格的一部分——但她却不得不在男人控制的社会环境中寻求这种认可。　　瘾的性质　　在断定把格丽的行为说成是性瘾这一点是否合理之前，先让我回到一个比较一般的层面，思考一下瘾这一概念的可能含义。瘾的概念最初几乎完全与对酒精或各种各样的药物的化学性依赖相联系。一旦这个概念被医学化，它就被界定为一种身体反常：在这种意义上瘾指的是生物体的一种状态。不过，这一概念掩盖了瘾表现为强迫性行为的事实。甚至就化学性依赖来说，瘾事实上是可以根据某种习惯对个人控制自己的生活的影响以及戒除它的困难程度来测定的。　　所有的社会生活从本质上说都是惯例化的：我们日复一日地重复着习惯性的行为模式，而这些行为模式既形成了我们的个人生活，又在更大程度上再生产了我们的行为所促成的那些惯例。但这些惯例并不是千篇一律的。克雷格·内肯在行为模式、习惯、强迫性行为和瘾之间作了一组有益的区分。克雷格·内肯：《上瘾人格：根源、仪式和恢复》，赫兹尔顿出版社，明尼苏达，1988。行为模式只是一种有助于安排日常生活的惯例，但个人在需要时可以改变它。例如某人一般在早上带狗出去散步，但必要时也可以改在傍晚。习惯是一种比行为模式更具有心理约束力的重复性行为；必须有非同寻常的意志力才能改变或戒除它。习惯性行为常常以“总是”这个词来形容——“我总是在晚上8点吃晚饭。”　　强迫性行为是一种个人感到单单通过意志力很难或不可能戒除的行为，重复这种行为可以使紧张状态得到缓解。强迫性行为通常表现为刻板的个人仪式，例如某人为了感觉到干净必须每天洗40或50次手。与强迫性行为相关的是一种对自我失去控制的感觉；一个人可以在一种迷糊状态中进行这种仪式行为。如果不能从事这种行为，那就会引起强烈的焦躁。　　瘾是强迫性的，但不是那些较次要的仪式；它们影响到个人生活的广泛领域。瘾具有刚才所提到的种种行为表现，而且还包括其他的行为表现。可以把瘾界定为一种被迫从事的模式化的习惯行为，停止这种行为会引起无法控制的焦躁。通过缓解焦躁，瘾给有瘾之人提供了一种安慰之源，但这种经验多多少少总是暂时的。斯坦顿·皮利：《爱与瘾》，新美国史，纽约，1975。所有的瘾从本质上说都具有麻醉作用，但这种化学性的效果，如果有的话，并不是上瘾经验的基本要素。　　下面是瘾所具有的一些特性。　　①“高峰体验”。高峰体验是个体的人在寻找某种行为的意义之所在时所挑出的东西欧文·戈夫曼：《交往仪式》，艾伦·莱恩出版社，伦敦，1972。——是一种与日常生活的普通的、凡俗的特性相分离的经验。这是一种短暂的欣快感，当个人体验到它时，就会产生一种“特别”的感觉——即片刻的解脱感。有时候(尽管不是总是)，高峰体验既是一种松弛的感觉又是一种胜利的喜悦。在上瘾之前，高峰体验本质上就是一种报偿性的体验。不过，一旦形成了一种瘾，无论涉及什么感觉，支配其内在特性的要素就是解脱。　　②“自我沉醉”。当一个人对某种特定的经验或某种行为方式上瘾时，力求获得高峰体验的努力转变成了自我沉醉的需要。自我沉醉减轻焦虑并且把个人引入瘾的麻醉性阶段。从心理上说，自我沉醉是必要的，但它迟早会被沮丧和空虚感所取代；而这种循环会一再开始。　　③高峰体验和自我沉醉都是某种形式的“暂停”。个人平常的努力奋斗暂时处于停滞状态，而且显得无关紧要了；个人似乎处于“另一个世界”，而且可以用一种玩世不恭甚或蔑视的态度来对待自己平时的活动。然而这些感觉常常会突然逆转，并且可能转而厌恶所上的瘾了。这种不满通常表现为由于无法控制这种瘾而产生的绝望；不管个人的意愿如何，都会发生这种情况。　　④上瘾是对自我的放弃，即暂时放弃对那种在日常生活的大多数情况下常见的保护自我—认同的做法作反思性的关注。某些形式的高峰体验——例如那些与宗教迷狂相关的体验——与那种战胜或失去自我的经验有着特别的关系。不过在上瘾经验中，这些感觉通常是宗教迷狂的世俗部分；自我错位感是摆脱焦虑的感觉所固有的。　　⑤丧失自我感后来被羞愧感和悔恨感所代替。瘾通常不是一成不变的行为方式，而其重要性往往是逐步上升的。可能会发生一种否定性的反馈过程，其中对上瘾行为日甚一日的依赖引起的不是日益增长的幸福感，而是恐慌和自我毁灭感。　　⑥上瘾经验感觉像是一种非常“特别”的经验，这意味着瘾发作时任何别的东西都无济于事。然而，从个人的心理状态方面来说，各种瘾在功能上常常是相同的。一个人想努力戒除一种瘾，结果却屈从于另一种瘾，从而被锁进一种新的强迫性行为模式中。她或他可能兼有两种上瘾行为，例如酗酒和嗜烟，或者有时候用一种瘾来缓解另一种瘾所引起的焦渴。可以在个人的心理结构中用“压条法培植”上瘾行为，以便使那些不那么严重的瘾或强迫性行为遮没那种核心的瘾。各种瘾在功能上往往可以互换这一事实有力地支持了以下结论：它们标志着一种根本无力克服某些种类的焦虑的无能。　　⑦瘾的自我丧失和自我厌恶特征并不一定等同于放纵。所有的瘾都是变态的自律，但这种反常可以向两个方面发展——解脱或束缚得更紧。我们可以看到表现在食物瘾中的这两种趋向，它们表现为强迫性的暴食和/或厌食性的禁食。尽管食欲过盛和厌食似乎正相对立，但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并且常常作为同一个人的习性而并存。　　瘾、反射性、自主　　在西方国家，不同阶层的人很久以来就一直在消费酒精以及其他成瘾性毒品。但他们并没有被称为隐君子。例如，直到19世纪，习惯性的饮酒到了足以扰乱公共秩序的程度时，还只是被看做“社会问题”。认为一个人可以成为隐君子的观念始于19世纪中叶左右；直到后来这个术语才被广泛使用，而酒瘾这个术语被广泛使用则要更晚一些。用福柯的话来说，隐君子这个词的发明是一种控制机制，即一种新的“权力/知识”网络。然而它也标志着在通向制定自我的反射计划道路上迈出了一步，这种计划既是解放性的又是遏制性的。毕竟，隐君子是“走极端”的人，“走极端”这个词不仅涉及公共秩序，而且还涉及对个人命运的拒不接受。　　瘾标志着一种对个人日常生活的各方面进行控制的新方式——而且也是控制自我的方式。瘾的特别重要性可以下列方式来予以理解。瘾必须从这样一个社会的角度来理解，在这个社会中，传统比以前任何时候都遭到更为彻底的摧毁，而自我的反射计划则相应地显得尤其重要。在个人生活的广泛领域不再受先在的模式和习惯所规定的地方，个人只好不断地进行生活方式的选择。此外——这是至关重要的——这种选择不只是个人态度的“外在的”或不重要的方面，而且表明了作选择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换言之，生活方式选择是自我的反射叙事的构成要素。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剑桥，1991。　　酗酒一度被界定为一种身体反常这一事实使人们忽略了瘾、生活方式选择和自我—认同之间的联系。它所持有的解放的承诺受到了阻碍，以至它被认为是一种疾病，与任何其他的疾病没有什么两样。然而嗜酒者匿名互诫协会的早期纲领已经承认，戒瘾意味着对生活方式进行深刻的改变和对自我—认同进行再审视。就像心理疗法和劝告疗法的情况那样，参加聚会的人会感受到一种批评或指责被悬置的氛围。成员们被鼓励公开地袒露自己最隐秘的关切和担忧，而不必担心受窘或有辱骂性的反应。这些团体的主旨是对自我叙事进行重写。　　在一个后传统秩序中，如果个人想把个人自主和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安全感结合起来的话，那么自我叙事其实必须不断地进行重写，而生活方式实践则必须不断地与其保持一致。不过，自我实现的过程常常是不完全和有限的。因此，瘾能具有如此广泛的性质便毫不奇怪了。一旦制度性的反射真正深入到社会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几乎任何模式或习惯都可能成为一种瘾。瘾的概念在传统文化中几乎没有意义，在那里一个人今天做昨天做过的事是很正常的。如果传统存在连续性，而且一种特定的社会行为模式既遵循早就形成的模式，又被认可为是正确和恰当的，那么几乎就不能把它称为一种瘾；它也并不具有什么明确的自我特征。这种情况下个人别无选择，但同时也无须在自己的行为和习惯中显露自己的身份。　　那么，瘾从反面显示了在某种程度上自我的反射计划走上了后期现代性的舞台中心。瘾是闯入(也许以一种非常间接的方式)自我的反射计划的行为方式，但拒绝受制于这种计划。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瘾对个人都是有害的，因而不难看出为什么在戒除它们的这个问题上有如此多的治疗文献。瘾是不能进入未来的，而其本身也不在个人现在必须加以反省的那些主要关切的范围之内。　　每一种瘾都是一种防卫反应，而且是一种逃避，即承认缺乏自主性，这给自我的能力投上了一层阴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剑桥，1991。就不太严重的强迫性行为而言，羞愧感仅为轻微的自轻，即反讽式地承认“我似乎只是被这玩艺给迷住了”。在比较明显的强迫性行为中，自我的完整性从总体上说受到了威胁。更加广泛的社会准则对这种情况的形成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那些以社会可接受的方式受到关注的瘾不太容易识别，无论是被这种瘾所涉及的个人还是其他的人——也许要等到有某些危急情况的介入才会被识别。正如我等一会儿将要指出的，性方面常常是这种情况，而对于工作来说也是如此。一个有着一份体面工作、因害怕遭辞退而拼命工作的人，可能一干多年而不肯完全承认他(或她，这较为少见)的行为中的强迫性质。只有当其他的事件介入时，他之忘我工作的防卫性质才得以彰显——例如当他失去职位而身心崩溃，或者婚姻破裂时。可以说，工作对他而言就是一切，但它也是一种暂停，一种减缓他不能直接控制的其他需要或渴望的长期的麻醉性经验。正如这一措词所表明的，他已习惯于经常性的忘我地工作了。　　性的含义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回到性瘾这个问题。某些人可能倾向于争论性是否在与工作相同的意义上是强迫性的。有人可能会提出反对，说对正常性行为的需要是所有的成人都具有的基本倾向；如此说来，几乎每一个人无论如何都会对性上瘾。但一种需要的存在并不决定其满足的方法。对食物的需要也是一种基本倾向，然而食物瘾在今天已变得非常显著。当一个人的性行为被不断地寻求自我沉醉所支配时，性就像其他的行为模式一样是强迫性的；不过，这种自我沉醉却不断地导致羞愧和不适当的感觉。就自我的反射计划而言，瘾是与选择正好相反的行为；这个看法对性瘾就像对其他的行为方式一样有效。　　强迫性的性行为必须在某种环境背景下来加以理解，在这种环境中，获得性经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自由，而且性认同构成了自我叙事的核心部分。女人需要性吗?她们当然需要，如果这被理解为是坚决要求性自主和性满足的话。然而想一想这种情况所显示出的巨大变化吧。任何认为“压抑假说”不正确的人都应该考虑如下事实：仅仅是在大约75年以前，在英国，未婚先孕的少女被成千上万地送到教养院和精神病院。1913年通过的“智力缺陷法案”准许地方当局认定和无限期地拘留那些贫穷、无家可归或只是“不道德”的未婚怀孕的妇女。因为当时普遍认为，非法怀孕本身就是智力低于正常水平的一个标志，因此该法案的各项条款可以、而且也确实被广泛地运用。来自比较富裕家庭的未婚先孕的少女有时可以做非法人工流产——比较贫穷家庭的少女也可以做，但要冒相当大的生命危险——然而在另一方面她们仍然是为社会所遗弃者。对性和生殖的无知被认为意味着智力低下，但这种无知非常普遍。一位1918年出生于伦敦的妇女，在乔伊·麦尔维尔所作的一项口述历史研究中接受访问，回忆起她母?在每晚睡觉时都要对她耳语一番，告诫她千万不能发生婚前性行为，否则她就会精神错乱。她没有询问为什么未婚妈妈被送进收容所。她只是想，“噢，她们活该；她们偷尝了禁果，她们已经疯了。”乔伊·麦尔维尔：“浅蓝色”，《新政治家和社会》，第2页,1991年，3月号。　　女性们难以应付她们所促发的那些变化，这确实有什么奇怪的吗?像在其他领域中一样，性行为中的强迫性是受挫的自主性。假定预先存在有性定向，那么与大多数男性比较而言，这一事实对大多数女性具有不同的含义。对于今天的两性来说，性预示了?密关系的希望前景(或凶兆)，其本身涉及自我的各主要方面。格丽的不稳定的安全感与她需要反复证明自己对男人的吸引力密切相关。她可以从频繁的艳遇中获得性快感，但却没有建立任何较为长期的依恋关系(直到她的生活后来发生了改变)。我们可以说她已经将一种男性的性行为模式内在化了，把性经验与一种见异思迁的追求联系起来；但是，由于社会和心理方面的原因，这无异于一种破坏性的策略。正如卡苏所评论的：企图尽可能多地拥有性伙伴的女性是少之又少。有性瘾的女性陷入了一个怪圈之中，一方面她们首要的力量之源是性征服，另一方面她们却又通过性行为来满足自己对温存和爱抚的需要。潜在于大多数女性的性瘾行为之下的是一种对不断发展的关系的渴望。夏洛特·卡苏：《女人、性和瘾》，第57页，曼德里恩出版社，伦敦，1990。　　女性的强迫性的性行为采取的形式五花八门，这强化了如下结论：它是某种潜在的综合征而非其明确的表现，这一点非常重要。在某些例子中，强迫性的手淫(也许每天几次)是主要成分；某些这样的女性几乎没有性伙伴。而在另一些例子中，一种在幻想层面上对性的迷恋式专注(这被一位女性描述为“一种充满恐惧的对性的专注”)夏洛特·卡苏：《女人、性和瘾》，第58页，曼德里恩出版社，伦敦，1990。则是主要特征。就许多人而言，性行为类似于饮食失调中的那种循环。一段时间的性亢奋状态之后，性似乎变得令人厌恶了，以致个人几乎不再想有更进一步的性接触。大多数这样的女性似乎都可以达到性高潮。性高潮既是身体和情绪放松的时刻，也是胜利的时刻；但许多人在性前夕阶段就达到了高潮，在此阶段她们感到特别活跃甚至狂喜。　　男性性行为的强迫性往往不同。在形容男性的词中没有荡妇这个词的对应词，而且寻花问柳的男人常常受到钦佩，尤其是其他男人的钦佩。据卡苏记录，当她在一次聚会上向一个男人提到她正在写一本有关女性性瘾的书时，他的反应后来变得众所周知：“你的意思是有些女人对性上瘾?嗨，我真想见见她们。”夏洛特·卡苏：《女人、性和瘾》，第279页，曼德里恩出版社，伦敦，1990。然而有许多证据证明好色的男人并不找放荡的女人，事实上还往往厌恶她们。就这些男人的性交往所及的范围而言，女人历来被分成两类：那些必须被“追逐”因而可以被征服的，和那些在某种意义上超出道德界限因而“无关紧要”的。查普利和泰尔伯特：《燃烧的欲望》，第1章。　　男性中的性瘾并不完全与对多样性的执迷相联系。就像女性的情况那样，它可以表现为强迫性的手淫，往往与渗透于个人从事的几乎所有其他行为的性幻想相联系。有时，“性瘾”的发泄只集中于一个人身上。据苏珊·福华德所作的一项研究所述，查理报告说他每天必须与其性伙伴性交数次。他对自己行为的描述是老练的反射，而且自觉地运用了有关瘾的语言：“那星期我们本可以性交10次，但如果第11次她说‘不’，我会觉得遭到了拒绝，因而会对她恼火。我现在知道这是不公平的，但当时我所想到的就是我的‘自我沉醉’正在离我而去。”苏珊·福华德：《恨女人的男人与爱他们的女人》，第68页，班坦出版社，纽约，1988。　　性的含义　　那些朝三暮四，最为花心的花花公子，把对性追求的热衷与对他们的欲望对象的几乎无隐蔽的轻蔑结合在一起。正如一位作者所指出的：“他们追逐女性的那种急切和一心一意使普通的求爱显得草率和随意，而那种不顾一切的劲头常常会危害到他们的婚姻、事业和健康。”彼特·特拉克登伯格：《卡萨诺瓦情结》，第17页，袖珍本图书公司，纽约，1988。那些被不遗余力地追逐的女人，一旦到手便渐渐淡漠了——尽管与此同时也有许多这样的男人试图通过保持一种持续关系而在他们的逢场作戏之外寻求稳定性。这样他们就常常必须施展最狡猾的欺骗和掩盖手段。　　追求性征服所引起的无非是那种为其他的瘾所表明的绝望和幻灭的恶性循环。下面是上面所引的那位作者所谈到的自己的经验，这最终使他加入了一个性瘾自助团体：　　我认识到我一直用来避开痛苦的那些措施本身已变得使人感到极度痛苦：追逐女色对我来说不再“奏效”。为追求自己的瘾我已失去了很多，如今在我最后一次征服后不到几分钟，我的内心充满了空虚感。除了射精那种身体上的释放外，性不再给予我任何东西；我常常完全不能达到性高潮。女人们不再是爱的对象，甚或不再是欲望的对象。我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甚至当我进入她们的身体时，我仍然厌恶我的那些性伙伴，而且由于知道我是多么需要她们，我的厌恶就更甚。彼特·特拉克登伯格：《卡萨诺瓦情结》，第289页，袖珍本图书公司,纽约，1988。　　他继续补充道，某些花花公子声称他们的行为对他们不是一个问题，这是很难从表面上来加以认可的。一个男人这样回答他的质询：“发现女人可以，但追逐女色则不行。”然而，在这位作者对这些男人进行访谈时，他们对女人的担忧和畏惧之情很快就溢于言表；他们谈及自己的风流韵事时的平静与这种事本身的狂乱性质恰成对照,而且颇似其他的瘾所特有的那种自我克制。他们用以掩饰自己行为的那些话颇类似于嗜酒者用以证明自己酗酒正当所说的那些话：“就这一次”，“这并不伤害任何人”，“我的妻子是绝不会发现的。”彼特·特拉克登伯格：《卡萨诺瓦情结》，第283～284页，袖珍本图书公司，纽约,1988。　　廓清这种讨论的要旨是重要的。不应该将追逐女色与一夫一妻制的固有模式对立起来，好像“忠诚”是可以根据性关系专一来界定似的。追逐女色当然与我后面所称谓的插曲式性行为有关，但二者并不是一回事。它们之间的联系是强迫性。　　性与勾引　　我们可以假定，男性强迫性的性行为只是从其传统束缚中被解脱出来的男性性行为。毕竟，不是一直都存在着多种有钱男人可以娶三妻四妾的文化么?卡萨诺瓦不就是这种男性英雄原型——他也受到许多女性的赞美——和今天的詹姆斯·邦德的祖先么　　不过，在前现代文化的语境中，娶两个或更多的妻子一般与性征服本身没有多大的关系。事实上，所有的一夫多妻制社会都有盲婚制度。娶几个妻子需要有物质财富和社会声望，而且前者是后者的一种表征；纳妾也同样如此，这是一种公认的风俗。卡萨诺瓦在前现代的文化中没有位置:他是来自一个处于现代性开端的社会的人物。他对妻妾成群没有兴趣，即使这种事情是可能的。对于他来说，性是一种永无休止的寻求，使其结束的不是由于达到了自我满足或由于明智，而仅仅是由于年老体衰。男人需要爱吗?噢，他们当然需要，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恰恰是卡萨诺瓦的生活的目的。他是第一位“好对女人献殷勤的男人”，这是一个有效的措词，因为与表面意思相反，它表明了谁从属于谁。　　这样的男人爱女人，尽管他们不可能只爱一个女人。毫无疑问，这是一种部分导源于恐惧的爱，但有趣的是，就我们所知，卡萨诺瓦并没有那种对女性的赤裸裸的轻蔑，而这种轻蔑似乎非常接近于今天的花花公子，以及至少是某些男同性恋者表面显示出的态度。他决不是一个值得模仿的人物：在晚年时他竟以强奸来作为延续自己的性生活的手段。不过，在他比较年轻的时候，他试图照顾他曾爱过并离弃的那些女人，而且常常积极地为她们物色合适的丈夫。哈夫洛克·埃利斯这样谈到他：“他爱过许多女人，但没有伤害过几颗心”哈夫洛克·埃利斯：《性心理学》，第189页，黑尼曼恩出版社，伦敦，1946。，不过这一评价肯定过于宽容了。与众不同的是，卡萨诺瓦在其《回忆录》中谄媚地写到了与他有过风流史的那些女人，他的许多在事情发生很久以后、至少是按照他自己的人生哲学而作的评论中对她们是不惜笔墨地大加奉承。　　卡萨诺瓦是一个勾引者。他到处拈花惹草的时代背景是：其时未婚小姐被认为应该保持自己的贞洁，而且在除了贵族以外的大多数群体中，已婚妇女通奸如果被发现会有灾难性的后果。他的勾引行动不得不倍加小心，而且常常要付出比较长期的努力，因为必须要做许多准备。即使目的达到了，这个过程也并不一定就此完结，因为他还常得确保在事后不使小姐的陪媪、保护人或?属生疑。　　今天的花花公子是他们表面上似乎予以最强烈抵制的那种个人生活变革的产物。他们是这样一个时代的勾引者，在这个时代中，勾引实际上已经过时了，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们的被迫性。在一个与女人发生性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容易(尽管这只是由于男女地位更加平等——而这一点至关重要)的社会里，“勾引”失去了许多意义。追逐女色这一行为在自相矛盾的同时反映了这种根本的变化。彼特·特拉克登伯格：《卡萨诺瓦情结》，第241页，袖珍本图书公司，纽约，1988。　　当今的好色之徒可能显得像是来自上一个时代的守旧者，只带上青霉素、避孕套(这是我们所希望的)并做好了面对艾滋病危险的准备，大胆地靠近他们的猎物。然而，如果我前面的论证不错的话，那么追逐女色之徒就是当今性世界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他们是勾引者，是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首先关注的是性征服和权力的行使。但是，如果胜利得来是如此容易，那么胜利还有什么价值呢?如果对方不但是愿意，而且也许同样急于发生性关系，那么还有什么可体味的呢　　当一个男人面对一个坚持自己的平等权利的女人时，维护勾引的权力(凭此可以征服女人或象征性地把她们“干掉”)表面上似乎更具有挑战性。但正如格雷厄姆·亨德里克所发现的，女性性权利的平等消解了在贞洁的和淫荡的或堕落的女人之间所作的古老区分。既然勾引者的“得手”取决于对贞操的破坏，那么这种追求便失去了其最主要的动力。勾引者试图夺取或支配的那种“真诚”与性方面的贞洁不再是一回事，而且它也不再会产生了。在纯粹关系的语境中，真诚仍起着一种基本的作用，但变成了一种每一个伙伴都指望对方具有的伦理品质。　　在比较传统的时代，我行我素的勾引者是真正的冒险家，他不仅向每一个女人挑战，而且向整个性规则系统挑战。他是贞操的破坏者，而且还骑马执矛冲向别的风车，因为勾引意味着挑战性保护和性控制的男性秩序。今天的花花公子不是追求肉体快乐之辈，而是在一个性开放的世界里寻求刺激之徒。这种追求的刺激提供了某种高峰体验——不过这种高峰体验后来往往变成了自我沉醉。花花公子们与其说是放荡的浪子，倒不如说是在一个其中性与?密关系前所未有地紧紧结合在一起的环境中的不自觉的反革命。融合之爱意味着?密关系：如果达不到这种爱，那么个人就准备离去。花花公子们通过耍手段而不是对性伙伴的尊重来维持那个必要的“潜在空间”。他们期待着下一次可能的艳遇，因而使出浑身解数以求“脱身”。他们常常是浪漫爱情修辞学的行家，但却不能由之造就一个情感连续的自我叙事。因此，一个在进行勾引时游刃有余、信心十足的男人，一旦性事结束，便感到自己笨手笨脚、张口结舌，从而不顾一切地溜之大吉。他其实是处在卡尔·克罗斯的恋物欲者的地位上，后者渴望的只是一个女人的鞋，而他则必须以得到整个人为满足。　　性与勾引　　某些这样的男人一年中与上百个女人发生过性关系，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们“需要爱”?在一种特别急切的意义上。他们对女人的依赖是十分明显的，实际上这对他们的生活有着支配性的影响。从前，勾引无疑可以等同于男性取得成功和排除障碍的领域——即男性的现代性领域本身。但是，一旦勾引失去它的早期意义，这一定位便成为空洞的了。花花公子不可能像卡萨诺瓦那样——既作为贞操的剥夺者，但也作为性隔离生活的潜在的拯救者——对每个性伙伴都“特别?密”。现代的性冒险者已经抛弃了浪漫之爱，或者只把它的语言用来作为劝诱的修辞。因此，他对女人的依赖只能通过性征服机制来予以确认。可以认为，花花公子比其他男人更能看出性、?密关系和自我—认同的反射建构之间的联系；但是他受缚于女人而不能把她们作为有能力给予和接受爱的独立的人来对待。花花公子似乎是“既爱她们又离开她们”的人。其实，他根本不能“离开她们”,每一次离去都只不过是另一次相遇的序幕。　　相互依赖的社会学意义　　花花公子通常具有与浪漫之爱情结密切相关的一些品性，这些男人可以让女人情不自禁六神无主，也可以在女人面前献尽殷勤死乞白赖，或许还会成为精于此道的情场老手。一些对这套把戏心领神会的女人尽可以顺势捞一个露水性伴，以寻求昙花一现的兴奋和欢乐。一碰到这种女人，男人身上那些使女人神魂颠倒的魅力就会立刻黯然失色，或者会被她们精明的察觉所控制。　　大多数被上述男人追逐的女人根本不像上面提到的那样。彼特·特拉克登伯格:《卡萨诺瓦情结》，第244～248页，袖珍本图书出版社，纽约，1988。卡萨诺瓦(Casanova,1725～1798)，意大利冒险家和作家，浪荡公子，当过间谍和外交官。“卡萨诺瓦”指那些像卡萨诺瓦那样乱搞男女关系的浪荡公子。相反，一旦与男人开始建立关系，她们很可能就会深陷其中(而难以自拔)。这种女人的生活会被一些灾难性的罗曼史所点缀，或者会陷入一些与男人没完没了、痛苦不堪的感情纠葛当中，而那些男人却用这样或那样的手段虐待她们。简而言之，这些女人具有相互依赖性，这已经成了治疗文学的老生常谈：即尽管相互依赖性绝不仅仅限于女性，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它已成为描述那种曾被称为普通“女性角色”的术语。参见考莱特·多林:《灰姑娘情结》,第34页，袖珍本图书出版社,纽约，1981。　　互相依赖型的女性是些操碎了心的人，她们需要养育别人，但在一种完全或部分无意识的层次上，她们又预感到自己的付出会遭到拒绝。这是一个多么令人痛心的反讽啊!相互依赖型女性恰恰最有可能卷入与一个花花公子的关系漩涡。她准备着，也许渴望着去“解救”男人；而男人则需要这种宽容，因为除非他彻底的口是心非，而且完全隐藏了自己的真实态度，否则其他的女人也会拒绝他。　　相互依赖的本质　　“相互依赖性”一词是这个时代普遍存在的“逆向反射性”的范例。这一术语不是专家创造出来的，而是从那些与自身的酒瘾作斗争的人中产生的。在早年的嗜酒者自助小组，嗜酒被认为是人沾染上的一种人格缺点。人们以为，嗜酒者离开家庭环境，与染有同样毛病的人在一起会康复得最好。后来，人们认识到，嗜酒者可以感染与他经常接触的他人；但大多数人还是相信，嗜酒者只有在治愈之后才能成功地重新融入家庭环境。然而，人们最终明白：如果嗜酒者重新返回那种其他家庭成员都依然如故的关系或家庭，他们几乎不可能保持冷静；整个关系也都经常围绕嗜酒者的酒瘾打转转。　　其他人的生活，通常以一种微妙的，有时甚至以巨大的破坏性方式，依赖于嗜酒者的依赖性。为了解释这种情境，人们首先创用的一个术语是“认可者”，指一个人，通常是性伙伴或配偶，最常见的是妇女，她自觉或不自觉地支持了某个人的嗜酒行为。当这些人忍受的痛苦等同或超过了那些靠酒精生活的人的痛苦时，认可者的观念就被“相互依赖性”的观念所取代。安尼·威尔逊·沙伊夫:《互相依赖，误解—误待》,第11页，哈珀与罗出版社，旧金山，1986。　　“互相依赖”这一术语一旦变得如此普遍化，就会引起某种误解。它是在一种具体的语境中发展起来的，这个语境里有一个明显的“上瘾者”，而其他人对他的行为产生反应。这一概念倾向于暗示一种在谁依赖谁方面的优先权；它似乎指产生的一种继发性上瘾，即面对嗜酒者的认可者。当这样使用这一概念时，它便混杂了两种事情：一种是一个人的酒瘾折光到另一个人身上，后者围绕嗜酒者建构自己的行为；另一种是关系的相互影响特征。说得更复杂些，相互依赖性常常不是与某个具体的关系相联系，而是与一种人格类型相联系。这正如一位著者所说：　　互相依赖型的人从她所实际接触到的任何一个人身上寻求赞同。她不是围绕某一个人建构她的生活，而可能围绕好几年“黄金搭档”跳舞，除了她的情人之外，也许还会有她的父母、女友、老板和超市的雇员等。她围绕别人的需要而安排自己的生活。乔迪·海伊斯:《精明的爱》，第31页，艾罗出版社，伦敦，1990。　　让我用以下的方式来简洁地陈述我们正在讨论的概念。相互依赖型的人是这么一种人，为了保持一种基本的安全感，需要另一个人或另一组人界定他(她)的需求；如果不对他人的需要作奉献，他(她)就无法感到自信。相互依赖性关系是这样一种关系，在其中个体在心理上维系于自己的伙伴，而伙伴的行为受某种强迫力所控制。我将用固定化关系一词来表示这么一种关系，在其中关系本身成了迷恋的对象。在固定化关系中，个体不是围绕先在的他人的酒瘾来建构自己的生活；而毋宁说，他们需要那种关系来满足一种非此无法满足的安全感。固定化关系以其最温和的方式占据在习惯当中。当相关各方以互相敌对的方式联系起来的时候，这类关系就更易变得难以驾驭，他们无法使自己从中摆脱出来。　　我们可以假定，固定化关系在任何一种本质性的形式上都比相互依赖性关系更普遍。固定化关系建立在强制性的依赖之上，而不是相互依赖性之上。任何一方显然都不是成瘾者，然而双方都依赖于一条联系的纽带，它或者是一种日常化的义务，或者是一种实际上对关系双方有破坏性的东西。固定化关系通常假定了角色的分离。每个人都依赖于其伙伴提供的“变相”；但谁也无法完全认识，或完全屈从于自己对他人的这种依赖本性。男人们倾向于进入这种固定化关系，以至于深深卷入与他人的联系之中，但是对这种联系性要么不理解，要么主动地否认它。而对于女人们来说，强制的依赖性更经常地与家庭角色联系在一起，后者已经成为一种物恋——仪式性地卷入诸如家务琐事和孩子的需求之中。　　那些设法在治疗水平上帮助他人摆脱迷恋关系的人所做的工作，再次提供了一些影响那些关系的有关结构转化的线索。在此我们又一次碰到了纯粹关系呈现的中立性，以及与自我反射目标和融会之爱模式之间的密切关系。依恋的纽带：①不允许将对自我和他者的监视看成纯粹关系的核心；②将自我—认同隐藏于他人或固定化的惯例之中；③防止向他人开放是?密的前提条件；④倾向于保存不平等的性别差异和性习惯。　　每一种治疗计划的第一条律令都是反射性的：即认识到你有问题，然后凭借认识的力量去着手解决问题!在嗜酒者自助小组，“降至最低点”是一个经常用来描述一些人精神状态的术语，他们会说：“糟到极点，我就会开始变好。”在做出决定之后，你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需要一种打击来促使你采取行动。这打击可以是遭到拒绝、遭遇车祸或受性伴虐待，也可以是不省人事或者受内心焦虑的煎熬。这些伤害性的后果就如同给健康的身体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一样。夏洛特·卡苏：《女人、性和瘾》，第340页，曼德里恩出版社，伦敦，1990。采取行动的决定通常涉及一个问题：要保障迷恋性关系之外的其他人能提供帮助，因为这是获取原初距离和支持的最重要方式。　　反射意图的发展包含着对作为基本出发点的选择的认识。在这里要强调指出，选择意味着对一个人所承受的局限和压抑的评价：这是一种评价机会的方法。有著者将反射的时刻称作“自我交谈”。自我交谈是一种重新安排，一种思考的途径，审察现成的惯例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或者放弃(如果可能)。对选择的认识意味着对那些支持依恋性模式的“消极计划”的克服。下面是依恋性计划的一些表白：　　相互依赖的本质　　“我不能做”；“我知道那样做不行”；“我不是那块料”；“我创造性不够”；“我绝不可能有足够的钱”；“我与老板合不来”;“我似乎从未有足够的时间去做完所有的事……”　　如此等等。沙德·海尔姆斯戴特尔:《选择》，第47页,袖珍本出版社，纽约，1989。　　我们应该摆脱那种幼稚的、近乎极权主义的禁令的束缚，以避免产生如下所有这些想法：相当明显，“我不会做”，“我知道那样做不行”以及其他的说法，通常可能是对任何既有语境中的机会的切实的评价。反射性是从迷恋中解放自己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尽管如此，那种计划对于行为的重要性仍然是显而易见的。　　由此可见，选择直接反映到自我的本性。知道一个人需求什么，有助于确定他是什么样的人；而找到一个可靠的自我—认同是确认需求什么的基础。“每天可能有一千次的琐碎的选择。所有选择都值得考虑。”沙德·海尔姆斯戴特尔:《选择》，第97页,袖珍本出版社，纽约，1989。但其中有些选择更重要一些。强制性关系，诚如治疗性文学虽用语不多却反复阐述的那样，拉开对自我—认同进行反射探索的序幕。因此，卡苏把互相依赖的个体准确地看成“一些其核心身份未得到发展或未被认识的人，这些人维持着一种依赖于外部接触而建立起来的虚假的身份”。　　迷恋与亲密问题　　相互依赖型个体习惯于从他人的行动或需要中发现自己的身份；但是，在任何一种迷恋关系中，自我都趋向于和他人融合，因为迷恋是基本安全的最初来源。在治疗或自助组的早期阶段，人们所表明的目标之一就是“放任不管”，即放弃相互依赖性所特有的控制他人的企图。她被鼓励着努力摆脱他，或自己摆脱掉授权给他人的“无言契约”。这是一个很难完成的过程，尽管表面上显而易见：她的谈话将不再持续地集中在“他”想什么或做什么，“他们”说什么，“我的丈夫”或“我的情人”说什么。在酒鬼伴侣扶助小组，放任不管被贴上“爱情分离”这样一个庸俗透顶的短语标签，以称谓这样一种真实的现象——形成一种能力，即相互依赖者既可以继续关心他人又不必背上被他或她迷恋的包袱。海伊斯:《精明的爱》，第63～64页,艾罗出版社,伦敦,1990。　　那些乍看起来似乎是鼓励个人主义甚至自恋的东西，更应该被理解为一个为融汇之爱提供可能性的根本出发点。它是将他人视作独立存在者的前提，而这个人可以因为她(他)所特有的品性而被爱；而且，还提供了一种机会，让人从一个已经破裂或濒临破灭的关系的痛苦纠缠中解脱出来。下面这些是一位治疗医生列出的新习惯的特征，可能会替代旧有的、更具强制性的特征：你可以听听朋友的麻烦——只是听听——不要试图去救助他(她)。　　不要仅仅关注于某一个人，应对许多人感兴趣。　　不要重返“犯罪现场”——你以前的情人生活的地方，或你们两人曾去过的一些特殊的地方——找一些更有趣的地方去游览。　　若得不到你渴望的人与事，那就享受你能得到的人与事。　　不要忍受虐待，你可以拒绝这种关系。　　如果你刚刚和情人吹了，而他常在某个时间来电话，你就在那个时间里找另一个令人愉悦的追求者。海伊斯:《精明的爱》，第73页,艾罗出版社,伦敦,1990。　　明确个人界限被认为是非迷恋性关系的基础。为什么?答案再次直接关系自我及其反射性。从心理学上说，界限建立了属于他的东西，从而抵消了投射性认同的影响。某个关系内部的清楚界限，对融汇之爱和?密关系的维持显而易见是重要的。?密并不是被另一方所吸纳，而是知道他(她)的特点并使之与自己的特点相适合。具有悖论意味的是，向另一方开放却要求有个人的界限，因为这是相互交流现象；它还需要敏感性和机智，因为这并非不同于隐私生活。开放性、敏感性和信赖之间的平衡在关系中发展，这种平衡决定着个人界限是否分化，而分化会阻碍而不是鼓励这种交往。C.爱德华·克罗塞:《?密关系：成功关系的策略》，第156～158页，戴尔出版社，纽约，1988。　　这种平衡也预示了一种权力平衡，这就是纯粹关系连同它所承诺的?密关系，取决于日益增强的妇女自主性和可塑性性征而不再受制于双重标准的原因。上面所提到的那位治疗医生还提供了一个图表来鉴别迷恋关系与?密关系的不同特征：迷恋关系亲密关系沉迷于“找个人去爱”需要当下的满足优先发展自我渴望长时间的满足；逐步发展关系强制伴侣做爱或献身权力不均衡有选择自由关系具有平衡性和相互性使用权力控制他人和解、协商或轮流领导非协商原则，尤其当问题不好解决时操纵缺乏信任试图改变伴侣以适应自己的需要分享需求、情感，以及欣赏伴侣对自己所意味的意义直接坦白适度信任(即知道性伴依据自己的个性可能会如何行事)接受彼此的个体性关系建立在幻想及对不快之事的回避上关系一成不变期望一个伴侣会救助另一个沉迷(被对方的问题和感情所困扰)激情混杂着恐惧为一些问题责怪自己或伴侣痛苦和失望循环出现关系处理一切现实关系经常变化通过双方进行自我关照爱意分离(放任对方的同时，积极关注对方的幸福和成长)性源自友谊和关爱共同解决问题舒适感和满足感循环出现海伊斯:《精明的爱》，第174～175页，艾罗出版社，伦敦，1990。　　这是虔诚的心理呓语吗?也许是吧，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右栏中的一些断言自相矛盾吗?毫无疑问就是如此，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断言也表达了个人生活的真实矛盾。然而，我不认为上述的可能性只是一厢情愿；它们反映了?密关系转化的某些倾向性特征，后者正是本书通篇力图证明的。从中谁会看不到日常生活的民主化的例证和方案呢?比较一下左右两栏的内容，会揭示出一幅解放的图景。这不仅是“获得自由”：因为这里描绘的?密关系有实质性的内容。我们初步看到了获得解放的个人天地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亲密关系、亲属关系、父母身份　　?密关系的转化有关性和性别，但并不局限于此——这一事实会支持我将在后面详尽展开的一个论点，即此处讨论的是作为整体的个人生活伦理的根本转换问题。像性别一样，?属关系曾一度被视为是自然获得的，是由生物性的、婚姻的结合所创造的一系列权利和义务。一直颇受争议的?属关系，已经被各种现代机构的发展严重破坏，只剩下核心型家庭在极其孤独地支撑着。如果不细致地考虑这一问题，就会认为这种观点被误解或至少被误导了。在分居和离异的社会群体中，核心型家庭产出多样性的?属关系，比如与所谓重组家庭相关联的?属关系。然而，当这些联系屈从于比以往更多的协商时，其性质会发生变化。?属关系过去常被想当然地认为是彼此信任的基础；而现在，为了取得信任必须通过协商和讨价还价，承诺在此就很像性关系中的同样问题。　　珍妮特·芬奇在分析当今的?属关系时谈到“解决问题”的过程。珍妮特·芬奇:《家庭责任与社会变化》，第192～211页，政体出版社，剑桥，1989。人们必须处理好如何去对待?属的问题，并在这种行动中创立一种新的日常生活伦理。她在承诺语言方面明确地讨论了这一过程。人们倾向于通过“协商性承诺”来组织他们的?属关系，因此努力为处于特殊情境的?戚解决“适宜去做的事情”。例如，一个人不打算借钱给妻弟，因为在家庭或更大范围的社会群体中，这被限定为一种责任；而将钱借给他是因为这人已经与他者建立起了一系列的承诺，这限定了借给他钱是一件正确的事。　　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与上述情况有多大区别呢?显然，在成人与孩子的相互关系中，有一种明显的权力不均，特别是在孩子年龄尚小的时候。鉴于这一事实，人们可以假设关系的性质与所提供的关爱几乎没有关系，因为双方都有一些有束缚力的既定的社会责任。然而，人们还是有足够的理由来怀疑，在如今的许多群体中这种责任还有多大束缚力。表明这一点的最好办法，是沿着带有明显协商性色彩的父母—子女关系“上溯”到孩子早年的某些特性。许多父母现在既是继父母，同时也是生父母。继父母通常接受一些面向孩子的义务和权利，但在芬奇看来，这些义务和权利在今天一般是孩子与成人之间的“协商性承诺”。或者以成年子女对老年父母的义务为例。在某些环境和文化语境中，人们多少有些想当然地认为，父母可以指望他们的孩子提供物质和社会支持。但是，发展的趋向显示出，那些支持依赖于锻造这种关系的性质。　　决定性的影响似乎可被描述为累积义务的构成。珍妮特·芬奇:《家庭责任与社会变化》，第204～205页，政体出版社，剑桥，1989。比如，在一项对母女关系的研究中，一位调查对象回答说：“母?与我一起生活，因为我们选择这种方式，我们彼此喜欢……我们共居一家，一起欢笑……我是独立的，我的母?也是如此。我们一起生活，而不仅仅是我照料她。”J.刘易斯和B.梅内迪思:《关爱人的女儿》,第54页，卢特莱支出版社，伦敦，1988。她感到有义务照料母?，这是长期共同居住的结果；但相互喜爱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像芬奇指出的，累积义务的观念有助于让我们懂得，经过一段时间，应给单?或双?提供各种形式的照料是如何变成某一个孩子的“显而易见”的义务；而为何另外的孩子却可能不以为然。珍妮特·芬奇：《家庭责任与社会变化》，第205页，政体出版社，剑桥，1989。　　父母与年龄小的子女之间的关系，情况更复杂些。父母不仅比小子女更有权力；而且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塑造了孩子的人格和性情。然而，若认为童年不受纯粹关系世界的影响，那肯定是不正确的。母?身份的社会进化预示了如下观念并赋予了具体形式，即母?应该与子女建立慈爱关系，这种关系给孩子的需求以特殊的照顾。20世纪早期出版的子女抚养手册建议父母不要对孩子过于?密，其根据是过于?密会减弱父母的权威。后来这一观点得到了发展，认为父母应该设法与子女之间培养起?密的情感关系，但是孩子的自主性也应适当承认。H加德林“孩子管教与自我追求：一种历史阐释”，《儿童成长和行为指导》，第12卷，1978。就像一些人用自恋这个词指称现代社会中自我的处境一样，另一些人认为父母—子女的相互关系已经转向更大限度的“宽容”。但是，用此作为标签来指称人们努力发展一种替代旧式子女抚养的策略，是不充分的。关系的性质突现于眼前，即强调?密关系以代替双?的权威性。双方需要敏于感受和理解对方。H加德林“孩子管教与自我追求：一种历史阐释”,《儿童成长和行为指导》，第12卷，第75～82页,1978。　　父母与孩子　　有关互相依赖性或稳固性关系的治疗学讨论，几乎无一例外地建议，那些渴望与他人发展?近关系的个体应该“从内心救助孩子”。在这里，父母与年轻子女的关系，再次以一种与纯粹关系和融会之爱方式相似的基本方式呈现出来。对于?密关系的获得，为什么“摆脱过去”就如此重要呢?这是因为，许多形式的治疗从心理分析开始,进而走入病人的童年经历,回答这一问题可以更好地为理解现代一般文化中的治疗和对话的重要性提供进一步的线索。　　我们可以在治疗学的指导下再次进行讨论，苏珊·福华德就是这方面的例子，因为她提出了如何“医治过去”的建议。苏珊·福华德:《恨女人的男人与爱他们的女人》，班坦出版社，纽约,1988。她的论述集中于分析一个叫妮奇的年轻妇女的病例，她的婚姻正经受着麻烦。她无法在自己的婚姻关系中为自己辩护，当丈夫与她生气时，她感到受尽屈辱和无助。治疗医生让她回忆童年里让她产生这种相似感受的事件，从而从这些事件中找到一个扎根在她心灵深处的特殊事例。她的父?一直想让她弹好钢琴，尽管她对此并不太感兴趣，但她还是努力取悦父?。当她在他人面前演奏时，会变得紧张起来，使她的演奏水平大为下降。在一次演奏会上，她太紧张了，以致漏掉了人们要求她演奏的一首曲子中的整整一段。会后在回家的路上，父?告诉她，出了这么大的乱子，他不知道如何再去面见那些过去的听众。她让父?在众人面前丢了脸，从那以后她变得粗心大意、心不在焉，懒得再去练琴了。　　她曾经多么想讨好父?，可现在感到彻底破灭了。用她的话讲，“我只感觉死到临头”。治疗医生发觉,她在婚姻生活中再次扮演了童年时的角色，因而“失去了成年自我”。苏珊·福华德:《恨女人的男人与爱他们的女人》,第193页,班坦出版社，纽约,1988。福华德让她拿来一张她自己还是小女孩时的照片，当她们一起看照片时，妮奇想起了许多其他的情景，都是些父?以同样方式让她感觉羞耻的事情。于是，福华德建议她到当地学校去，找一个能让自己想起自己那么大时情景的小女孩。福华德的想法是，她可以想像那个女孩以她曾经感受过的相同的方式经受着羞辱；由此她可以认识到在事件最初发生的时刻她是多么的幼小与无助。正是这个“童年内因”使她在丈夫批评她时变得那么恐惧和胆怯。　　后来治疗医生让妮奇想像她的父?就坐在眼前的空椅上，让她向父?说那些她一直想说但从未能说出的事情。她用愤怒而颤抖的声音大喊：你怎么敢那样待我!你怎么敢以那种方式羞辱我!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我一直尊敬你。我崇拜你。你难道不知道对我的伤害有多深吗?我所做的事没有一件让你满意。你让我觉得一败涂地，你这个家伙。为了能得到你的一点爱，我曾愿意为你做一切事情。苏珊·福华德:《恨女人的男人与爱他们的女人》,第195页,班坦出版社，纽约,1988。　　读者——至少是男性读者——可能会被激将出一句话：这样对父?不公平。因为，毕竟她父?可能尽了最大的努力，然而，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不管父?的主观意图是什么，女儿感觉到一种难以摆脱的羞辱。依据福华德的说法，在消除妮奇长期积聚的对父?的愤怒这方面，这种疗法与其他疗法具有同样的重要意义。　　治疗医生让她将自己眼里所感觉到的父?所有的消极方面进行整理。于是她列出了一长串：我粗心大意我自私自利我没有思想、愚钝我平庸无能我不够格我让家人为难我让人失望我忘恩负义我是个坏蛋我是个失败者我得过且过我懒惰，终将一事无成她很快明白，她将自己对于自己的许多看法都搬用过来了；然后她回到她所写的全部条目上，并重重地写了一笔：“过去和现在都不是这样!”与她对父?的看法相比较，她总感到母?是慈爱的和给支持她的。下面是她感觉到的母?对自己的积极性看法的清单：我聪明伶俐我温柔甜蜜我漂亮迷人我慷慨大方我天生有才我工作努力我性情好我精力充沛我很可爱我是周围人的乐趣苏珊·福华德:《恨女人的男人与爱他们的女人》，第198～199页，班坦出版社，纽约，1988。　　妮奇列出这个清单以后，在上面潦草地画了一笔：“这是真的，一直是这样。”她后来渐渐承认，父母对她的看法并非像她想的那样极端化。比如父?经常夸奖她聪明、漂亮，有体育才能，她渐渐学会“为她内心中的小孩重新安排父母”，并驱除了内心深处那个挑剔的父?形象。福华德没有提到妮奇能否有效地改善与不常见面的父?的关系。她最终摒弃了那个希望自己父?“总是我所想要的父?”的幻想。这样做是令人“痛苦和忧伤的”，但能获得更大的自由。所有的精力，在过去被她用去寻找毫无结果的父爱；现在可以用来追求那些对她有积极影响和有意义的活动。苏珊·福华德:《恨女人的男人与爱他们的女人》,第202页,班坦出版社，纽约,1988。　　父母与孩子　　我并不关心这些特殊的治疗技术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效的，比如与经典的精神分析或其他疗法相比效果如何，后者以一种更微妙的方式关注人的无意识。培育“内心的孩子”意味着恢复过去——即回溯和重新捕捉半记忆性的或压抑的童年体验的过程——但目的仅在于释放它。关键在于现在和将来，与过去决裂的严峻性表现在以下事实上，即放弃过去需要经历一个令人痛苦的过程。我们现在是不是在谈论另一个需要破除的毒瘾呢?在比以前讨论的这一术语更为宽泛的意义上，我想是如此。治疗医生鼓励妮奇“抛开”那些有破坏性的性情，它们对她的态度和行动有某种程度的强制性控制。　　痛苦的意义大量弥漫在治疗文学当中。比如，可以看看对斯蒂芬·格罗和康妮·彻奇提供的“爱的打击”的分析。斯蒂芬·格罗，康妮·彻奇:《爱的打击：破碎的心如何康复和再爱》，西蒙舒斯特出版社，伦敦，1989。格罗有关爱的打击的想法，是在他从事治疗越战退役老兵的工作中发展起来的，那些士兵遭受了战斗的疲惫，通常被广泛地称为炮弹休克。关于战争苦役心理内涵的权威研究，请参见威廉姆·萨根特:《为心灵而战》，班坦出版社，1959。从越南返回的士兵承受着心理扭曲、感情迟钝的痛苦，无法与除战友之外的任何人建立?近关系。格罗注意到，在士兵的体验与人们在严肃爱情关系终结时的反应之间，存在着对等关系。这种比附看起来可能把战争苦役带来的痛苦琐碎化，但事实上，人们对既定关系破裂的反应强度，有时几乎与康复一样大，几乎与康复所拖延的时间一样长。　　当关系终结时，即使对一个“拒绝者”而不是被抛弃者来说，对方的形象、与对方的联系习惯以及对复交的期待，事后也会持续好多年。放弃那些否则会在目前将其转换为迷恋性特征的习惯是令人感伤的。爱的打击有一个“心理的旅行时间”，要完成可能需要好几个月；但究竟持续多长时间，取决于个人在感情方面卷入那些让个体不得不回忆的事情的程度。听从决裂，即“主动分手”通常只有在脱离关系的后期阶段才能达成，那时痛苦和责备已经得到了实质性的处理。　　将已经解体的成人关系中的放任不管与将成人从童年事件和心灵创伤的强制性纠缠中解放出来(比如像妮奇的经历)的努力做比较，并不是异想天开的事。在这两种情况中，都有一个与过去心理进行认识和情感交涉的事，也都有对自我叙述的重写。在两种情况中，无法“摆脱”很可能意味着重复相似的行为模式,构成一种循环而找不到一条自主的自我发展道路。“正视爱的打击的经历，从在关系中出错的地方吸取教训，能将痛苦转化为有助于成长的经验，为你提供洞察力和处世技巧，从而增强你下一次建立关系的能力。”格罗和彻奇:《爱的打击：破碎的心如何康复和再爱》，第28页。　　在说明成年子女与其父母之间的关系时，需要用想像去努力思考有关“恢复”的事情，当考虑到一个人克服了失去爱侣的情感损伤时，这种思考方式会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童年似乎是一个为以后比较独立地加入成人世界做准备的时期，而不是一个让成年人从中逃脱的人生阶段。然而，与其他关系一样，父母—子女关系是一个人必须摆脱的关系(尽管是不正式的)，因为这与成人爱情关系的解除具有相同的方式。假定我们采取不同寻常的步骤，将父母—子女的牵连关系看成仅仅是由个体构成的而个体又从中脱离的关系之一，那么问题马上就明朗了。从治疗的观点看，许多父母—子女关系将会被看成是有严重缺陷的——如果子女们不是本质上依赖于他们的父母，人们可以希望他们脱离开这种关系。我将努力阐明，如果我们用看待与践踏他人需要的人结婚的同一方式来看待“品行不端”的父母，就会得出一些有趣的结论。　　有毒的父母？　　让我随着苏珊·福华德对妮奇的情况的概括性治疗工作，进一步提供一个证明父母对其子女“有毒”的状态的全面说明。苏珊·福华德:《有毒的父母：克服他们的有害影响，重整你的生活》,班坦出版社，纽约，1990。什么是有毒的父母呢?有一种普遍的说法，认为不管父母对其子女的影响表现得如何，父母都会是错误的；没有一个父母能觉察到或能完全答应子女的所有需要。然而，有许多父母总是以伤害孩子个人价值感的方式对待子女，这可能导致孩子一生中很长一段时间要与自己的童年记忆和形象进行斗争。有毒的父母　　倾向于将反抗或个体差异看成人身攻击。他们通过强化子女的依赖性和无助性来保护他们自己。他们不是促进子女健康发展，而是下意识地暗中破坏这种发展；他们经常自以为是在为子女的最大利益而行事。他们可能这样说：“这是培养性格”或“她需要吃一堑长一智。”但是他们的否定性招数实际上伤害了孩子的自尊心，摧毁了处于萌芽状态的独立性……以前受过不良对待的每一个成人——甚至那些成就卓著的成功者——骨子里都是一个自身感到无力和恐惧的小孩子。苏珊·福华德:《有毒的父母：克服他们的有害影响，重整你的生活》,第16页,班坦出版社，纽约，1990。　　福华德辨别出多种多样的有毒父母。有些只是“感情方面不足”的父母。他们并不为他们的孩子待在“那里”，让孩子感觉到父母必须保护他们，或者让孩子无穷无尽地从那里寻找父母之爱的纪念物。这些父母有意无意地放弃了对子女应尽的责任。另一类不同的有毒父母是那些控制者。孩子的情感和需求服从于父母的情感和需要。以这种方式教养出来的孩子的典型反应是，“为什么不让我过自己的生活?”　　这些类型的父母之毒是相对温和的；其他类型的则更直接地暴露出残忍性。酗酒再一次以一种重要的方式显现出来。在父母中的一人或双方都有酒瘾的大多数家庭，产生出一套掩盖这一事实的系统手段，在这种环境下孩子实际上被要求成为同谋，这往往会对孩子自身的人格发育造成极其有害的影响。“这个家没有嗜酒的人”是给外人提供的印象，但在家庭成员内部却在孩子身上负载了超常的压力。　　再有一些是言语和肉体施虐者。所有父母时不时说一些孩子感觉受伤害的事情；如果那种伤害是可以觉察的，那么也许大多数人会努力用友好或道歉的方式去修补创伤。然而有些父母多多少少都以不断挖苦、侮辱或点名批评的方式攻击他们的孩子。“如果有人把你的底细抖出来，他们会知道你身上的每个毛孔都流着恶臭”，在福华德的调研对象中，就有一位父?这样骂过女儿；他肯定常常说女儿身上的气味是多么难闻。苏珊·福华德:《有毒的父母：克服他们的有害影响，重整你的生活》,第106～107页,班坦出版社，纽约，1990。　　言词方面的经常性侮辱还伴随着对孩子的体罚。肉体虐待在美国联邦法律中被定义为“身体致伤，诸如青肿、烧伤、鞭痕、割伤、骨折；这些伤是由脚踢、拳打、口咬、击打、刀割、鞭笞、拧打等等引起的”。法律规定不许体罚孩子，但是在美国和在其他国家一样，只有在父母使用暴力的极端情况下，这些规定才会被执行；许多这类事情从来不会引起警方的注意。那些其父母对其漠不关心的孩子，所受的损伤可能会以另一种挫折感的方式表现出来；然而，“棍棒下面出孝子”的古训当然还会被一些父母经常奉行着，他们相信，体罚是引导孩子尊重权威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　　最后，还有父母对孩子的性虐待，据我们目前所知的情况，这种现象以各种虚伪形式影响着相当比例的孩子子，男孩女孩都有。乱伦已被认为不仅是一种隐秘的渴望，而且在很多家庭中实际上存在着，这些家庭已扩展到社会各个阶层。即使是狭义的乱伦，指不包括视觉和言语上的性骚扰，仅指直接刺激身体性感区的乱伦，也非常普遍，比社会福利专家和家庭问题专家以前一般认为的要普遍得多。研究发现，18岁以下的孩子中，大约有5%的人在某个时刻受到过父母(包括继父母)的性调戏。大卫·芬克尔霍等:《家庭的黑暗面》,塞致出版社,1983。如果把其他家庭成员也算在内，对孩子的性虐待的程度会高得多。绝大多数，但不是全部的性虐待都是男人做的；和强奸不同，对孩子的性虐待不仅仅是男性犯罪所独有的。男孩子成为乱伦受害者的频率几乎与女孩子一样高。父—子乱伦是最易常见的一种类型，但是儿子被母?调戏的事也并不稀罕。　　请问各位有毒的父母：难道我们这里所说的不是许多父母长期以来对待孩子的惯用方式吗?尤其当我们考虑到那些不是太过激的、不是太具有侵犯性的虐待方式时，情况更是如此。我想在某种程度上情况确实如此。在一个家庭规模缩小的时代，对于父母来说孩子变得更“值钱”了，但此时萌发了一种观念，即孩子应当服从长辈和比他更优秀的人。然而，即使在其萌生阶段，这种观念也随时可能被一种舒畅的?密氛围的创造所颠覆——这种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男性法则，受父权统治的支持。父?的法则是将孩子束缚于传统，束缚于对过去的特殊的阐释;在这种情况下权威性大致只剩下教条式的断言了，在很多情况下得靠体罚作为后盾。归功于“母性认同创造”的部分成果，后来出现了一种较为温和、较为平等的养育子女的形式，它可以给孩子以更多的独立自主性。当今正处在进一步转变观念的时代:孩子与父母的关系，包括与其他家人的关系，正在向关系这一术语的现代意义方面转化。　　有毒的父母？　　再来看看福华德给那些渴望重建与有毒父母的纠葛关系的人提出的建议。即使治疗的过程会很漫长，但人们必须学会两条首要的法则：“作为一个没有防御力的孩子，你无需对别人对你所做的事负责!”和“你现在有责任采取积极的步骤针对此做些事情!”如何才能做到这些事情呢?人们建议个体首先应设法从父?或母?那里获得并确立情感自立的标准。她(他)必须学会以一种自主的方式“响应”而不是仅仅“反应于”父母的行为——即使在与记忆中的父母?的相互作用关系中，而不是在与活生生的父母?的关系之中，也应如此。作为这一过程的一部分，治疗医生建议人们对现实中的父母本人或假想中的父母说“我不能”，“我不愿”——这是一种维护自主性的方法。下一步的目标，就是要重估父母—子女关系得以建基于其上的那些术语，以便使相关各方都能尽可能地平等对待对方。于是，“我不能”，“我不愿”就不仅仅是一种阻挠手段，而且是一个协商的立脚点，依据这个立脚点个体能够进行自己的选择。因为“缺乏选择与陷入困境直接相关”。苏珊·福华德:《有毒的父母：克服他们的有害影响，重整你的生活》，第211页，班坦出版社，纽约，1990。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对贯穿本章始终的一些线索进行总结归纳了。有毒父母问题使人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反射性的自我投射、纯粹关系与新兴的重建个人生活新伦理方案之间是如何关联的。宣布从父母那里获得“情感独立”是一种手段，它同时开始改造对自我的叙述和对自己权利的维护(也引导人心悦诚服地承担责任)。个体行为不再依据对童年日常生活的强制性的重演来构建。这直接对应于对后来生活中形成的迷恋的克服，这些迷恋通常源自早年阶段形成的习惯。　　有毒父母的背景，会阻碍个体发展一种自我叙述，使其无法将自我叙述理解为一种“传记式评价”以感觉到情感上的满足。自尊心的缺乏，通常以无意识的或未被承认的羞愧方式出现，就是一个严重的后果；更为严重的是，个人无力在感情平等方面接近其他成人。逃离有毒父母的影响与维护某种伦理原则或权利是密不可分的。试图通过追溯童年经历而改变与父母的关系的个体，实际上是在要求应得的权利。孩子不仅有权得到衣食和保护，而且有权要求情感方面的关爱，要求尊重他们的感情，考虑他们的观点和情感。一句话，适用于成人之间融汇之爱关系的特性，并不亚于与成人—孩子之间关系的关联。　　对于尚处于孩子阶段的人，尤其是还不会用语言说出其需要的小孩来说，维护权利的说法是反事实的。在道德观念方面，他们必须由大人造就。这种见解有助于说明权威问题。当父母—子女关系越来越接近纯粹关系时，情况可能会变成：父母的观念失去了对于孩子倾向形成的优先性地位——结果是“宽容”会大行其道。但是，这绝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个人空间的解放可能并不意味着权威的消失；而相反，强制性权力让位于权威关系，后者可以一种原则性的方式得到保护。对于这个问题，我将在本书的“结论”一章中进行更为细致地讨论。　　《亲密关系的变革》第三部分　　个性紊乱，性烦恼　　有人说，“在卷帙浩繁的关于性和性征的文献中，论述男性性征者极为鲜见……男性性征在日常生活中如此司空见惯，人们对它似乎已经熟视无睹了。”安迪·麦特卡尔夫与马丁·亨弗利:《男人的性征》前言，第1页，普鲁托出版社，伦敦，1985。仅就弗洛伊德及其许多追随者对男性性经验抱有的先入之见而言，这是一个古怪的判断。然而，如果依据性所激发的情感和冲突、而非依据性活动本身来理解，上述观察还是有道理的。　　男性性征在迄今一直盛行的“分离和不平等的”社会环境中是不成问题的。其本质由一系列社会影响所掩盖，而所有这些影响现在已经或正在受到颠覆。其中包括：①男人对公共领域的控制；②双重标准；③依据双重标准而把女性分成纯洁的(可婚娶的)和不纯洁的(妓女、娼妇、姘头、女巫)两种；④依据上帝、自然或生物学来理解性差异；⑤认为女性的欲望和行动愚蠢或非理性而加以问题化；⑥依据性别进行劳动分工。　　这些现存的社会形式越是破裂——尽管所有这些仍有立足之处——男性性征就越陷入困境，往往会成为冲动。如前章所示，男性性冲动可以解释为一种偏执但却脆弱的日常行为，这些日常行为已经脱离了以前的支持。至少从其公共制度的领域来看，这种冲动构成了可与现代性本身的苦难历程相媲美的一种“奥德塞”——涉及控制和情感距离但却处于暴力边缘的一种“奥德塞”。　　性征与精神分析理论：写在前面的话　　弗洛伊德发现的可塑性性征——载于《三篇论文》——是一个非凡的成就，与其对男性和女性性发展的阐释并不十分吻合。按弗洛伊德的描述，那种发展是“天生的”，在儿童生长的环境中，其性能量是以特定客体为指向的。如果我们把重点放在可塑性性征上，并提出女孩子何以妒嫉男孩子的问题，而非理所当然地接受基于特定体质的妒嫉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以不同于弗洛伊德的方式重新建构“男性”的起源。　　俄狄浦斯的过渡时期标志着弗洛伊德成熟的性心理分析的里程碑，在《三篇论文》中并非举足轻重。那部著作写成时，俄狄浦斯情结理论只具雏形。因此，尽管弗洛伊德后来依据续后的发现修正了《三篇论文》中提出的论点，但是，关于性征不具有内在客体、男性和女性性征具有同等功能等观点已经让位于这样一个假设,即男性和男性性征是衡量一切的标准。男孩子的优越性在于他们的阳物是可见的，作为性刺激的源头而更容易被找到。对于男孩子如对于女孩子一样，性发展是件可怕的事:阳物由于是可见的,因而也是易受伤害的,男孩子与父?的争风吃醋是一种极为矛盾的混合情感，既标志着失败又标志着自身的独立。而就较深刻的意义上说，小女孩是被剥夺了，她那明显的缺乏是其生存所固有的。她从一开始就被剥夺了，因为她生来就“被阉割”了；她只能以一种二极方式获得异性性征，她知道由于没有阳物，所以她永远不能占有母?。通往女性的直接途径并不存在。　　就其阳物妒嫉观念的重要性而言，弗洛伊德的著作似乎不能指望成为女性主义作家的灵感源泉。事实上，女性主义与精神分析学的相遇已经证明为心理学和社会理论做出了重要和创新的贡献。关于这个问题的最新和最佳讨论，见特瑞莎·布勒南：《女性主义与精神分析学之间》，卢特莱支出版社，1989。然而，在朱丽娅·克里斯蒂娃、露丝·伊瑞格蕾等深受雅克·拉康和后结构主义哲学影响的作者与楠茜·肖多罗、多罗茜·迪奈斯坦或卡洛尔·吉利甘等受客观关系学派左右的作者之间已经产生了重要分化。在某种意义上，这些观点存在着深刻的差异,但在另一种意义上这些差异却又可能是夸大其词。这个不太重要的因素恰恰是表面看来最重要的因素：即后结构主义的影响。　　我希望不熟悉有关这些问题的争论的人将原谅我在下两个段落中使用相当难解的词汇。据后结构主义思想，事物没有本质；一切事物都是由流动嬉戏的能指构造的。正如女性主义与弗洛伊德的争论及其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利用所折射的，这种观点表现为对“本质主义”的批判。如果总是从反面界定意义，依据相反的方面界定意义，那么，“性身份”或更普遍的“性认同”就是用词不当。这种观点在拉康论证的“分裂”现象中找到了进一步的支持：主体只通过误认显示自身。　　在我看来，对“本质主义”的批判无论如何都是以一种被错置的语言理论为基础的。安东尼·吉登斯：《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文化生产》，载吉登斯与乔纳生·特纳：《当代社会理论》，政体出版社，剑桥，1987。意义不是通过无休止的能指嬉戏，而是在实用的场合中，通过差异界定的，这毫无疑问。在逻辑的层面上，语言的语境从属性质绝对没有理由消解连续的认同。“本质主义”是不伦不类的问题，除非从经验上说明自我认同在多大程度上是模糊的或破碎的，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从类的性质上把男人与女人区别开来。　　更为重要的是拉康提出的命题，即妇女被明确排除在象征界和语言之外，这至少被一些女性主义者所利用。比如，对伊瑞格蕾来说，不管她对拉康的其他批评如何，对女性来说都不存在指意的经济：女性都是双重意义上的一个“洞”。然而，这一立场是拉康在象征与“父?的律法”之间建立关联的结果。我们似乎没有充分理由接受这一观点。肖多罗提出了比较合理的见解，即“男性语言”，如果存在的话，往往比女性语言更具工具性和理论性——但在某些关键方面，“男性语言”既表示剥夺也表示统治。因此，在这里的讨论中，我将依据客观关系方法，而非拉康的方法。然而，拉康式的女性主义理论的一些重点还需要牢记在心——尤其是对性认同的破碎性和矛盾性的坚持。一旦丢掉后结构主义的透镜，那就没有理由不把这些重点保留在客观关系的语境之中。　　社会心理发展与男性性征　　依据肖多罗，人们可以证实的是，在生命的最初年月里——尤其是、也许仅仅是在当代社会里——母?的影响胜过了父?和其他照顾者的影响。楠茜·肖多罗：《母性的再生产》，加州大学出版社，伯克利，1978。儿童对母?的最初感受实际上恰与阉割和无能之人的形象相反；尤其是在无意识的层面上，小男孩、女孩都把母?视作无上的权威。因此，早年的自我认同和一种潜在的?密关系首先是通过与一位无比重要的女性人物的认同发展而来的。要获得牢固的独立感，所有儿童都必须在某个阶段摆脱母?的影响，并因此解除母爱。不言而喻，这是通往男性之路，而非向女性的迂回。男性自我认同的根源与深切的不安全感密切相关，这是此后一直萦绕个人无意识记忆的一种丧失感。基本信任是本体安全的根源，在本质上是妥协的，因为男孩恰恰是被他所爱戴信任的那个成年人抛向男人世界的。　　由此看来，对两种性别来说，阳物，作为对阴茎的想像性再现，是从女性统治的幻想衍生其意义的。珍尼·蔡斯古特-史摩格尔：《弗洛伊德与女性性征》，载《国际精神分析学杂志》,卷57，1976。它象征着分离，但也象征着叛逆和自由。在俄狄浦斯之前的阶段，阳性力量与其说来自纯粹的男性优越性，毋宁说来自母?和父?权威领域的分离。阳物表示摆脱了对母?的压倒一切的从属，也表示独立于母爱和照顾的能力，是儿童早期寻找独立的自我认同的关键象征。阳物妒嫉是一个真实现象,如杰西卡·本杰明所说,这种妒嫉表示男女儿童与父?相认同的愿望，父?是外部世界的原始代表。杰西卡·本杰明：《爱的纽带》，维拉哥出版社，伦敦，1990。俄狄浦斯阶段的到来证实了男孩与母?的分离，但作为交换，却给男孩以更大的自由——甚或更大的任性，这与自由决不是一回事。阳性因而充满了生气和抗争，而男孩的精力却掩盖着一种原始的丧失。　　在习惯的层面上，?密关系越是变化，俄狄浦斯的过渡就越是趋于“和睦相处”:即父母和孩子们基于对对方权利和情感的理解建立起来的相互交往。“缺席的父?”的问题首先是由法兰克福学派提出来的，最近又由男性活动团体提出来，在此可以从肯定的而非否定的方面来看待。父?不是特别严厉的惩戒人物，因为早年的大多数惩戒都是由母?执行的，用汉斯·列奥瓦尔德的话说，父?(或理想的父?人物)比母?“慷慨”。汉斯·列奥瓦尔德：《俄狄浦斯情结的衰退》，载《精神分析学论文集》，耶鲁大学出版社，1983。在此，我们看到进入男性心理发展的一种耻辱感，尽管与女孩子相比，内疚占据突出的位置。最最重要的并不完全是与明显的惩戒人物的认同，这种认同是对养育的防御性拒绝。　　因此，男性的自我认同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哺育的,其中，趋于自足性的动力与具有潜在危害的情感缺陷并驾齐驱。一种自我认同的叙事已经势在必行，以便写出被剥夺童年母爱的痛苦。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因素多多少少都具有普遍性，但在当下语境中，重要的是男性性征在母爱——如果真的有过母爱的话——极为重要同时又已失去的环境中所造成的特别矛盾的结果。不错，阴茎就是阳物，但是，今天，阳物仍然保持的权力越来越聚焦于阴茎，甚或说把性交作为其主要表达。　　以这种方式理解现代社会中的阳性有助于说明典型的男性性冲动。许多男人都通过对女性的审慎观察被迫寻找自身缺乏的东西——而这种缺乏可以在公开的愤怒和暴力中显示出来。在治疗文献中，说男人“不能表达情感”或无法交流情感已是习以为常的了。但这太过于粗鲁。我们应该说，许多男人都不能建构一种自我叙事，这种自我叙事能使他们与逐渐民主化的和重建的个人生活领域达成一致。　　男性性征、冲动、色情文学　　在现代社会环境中，男性性征的脆弱性在当代疗法的个案研究中均有文献记载。西德尔·弗尔马尼说，“不管阳性是什么，它对男人都是非常有害的。”她讨论的个案研究资料为这一观察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西德尔·弗尔马尼：《男人，更加黑暗的大陆》，第13页，曼达林出版社，伦敦，1991。与女人相比，更多的男人易于产生性急躁；然而，他们也把性活动与生活的其他部分分隔开来，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他们能够找到稳定和一致的方向。　　当女人确定出她们与男性隐蔽的情感从属性的共谋并加以拒绝时，趋于偶发性欲的那种驱策力便会具有更大的冲动性质。如我试图表明的，罗曼蒂克式的爱总是携带着对这种共谋的抗议，尽管在某些方面这种爱也帮助支持了这种共谋。妇女越是追求融汇之爱的伦理，男性情感从属就越难以维持；但是，对许多男人来说也就越难以对付这种伦理所意味的赤裸的道德。仅就阳物实际上变成了阴茎这一点而言，男性性征便易于在包括使用暴力在内的武断的性主导与有关性能力的持续焦虑之间被撕得粉碎(这些焦虑最常见于持续了一段时间的关系当中，在这种关系中，性行为已经无法与各种情感区别开来)。参见迈克尔·罗斯：《已婚的同性恋男人》，卢特莱支出版社，伦敦，1983。　　男性性焦虑大多是隐而不见的，只要上述起保护作用的各种社会条件仍然存在的话。如果妇女表达性的能力和需要直到20世纪还仍然被小心翼翼地包裹起来的话，那么，同时发生的男性心理创伤也同样被隐蔽起来了。莱斯利·霍尔分析了许多男人写给玛丽·斯托普斯的信，阐明了这种性质的性骚动和绝望——决不是那种无所顾忌的淫欲或鲁莽放荡不羁的性欲。莱斯利·霍尔：《隐蔽的焦虑，男性性征，1900～1950》，政体出版社，剑桥，1991。阳痿、梦遗、早泄、对阴茎大小和功用的担忧——这些以及其他焦虑在信中反复提及。与斯托普斯通讯的许多男人谨慎地指出，他们不是弱小男人，而是“高大健壮”，“体格超过一般”，“结实，强壮，身体非常健康”，等等。　　由于缺乏性知识而引起的焦虑是一个恒定主题，正如长期的自卑和困惑情感一样。不能引起对方的性反馈是常见的一种抱怨，但男人缺乏快感也同样如此。一个人曾这样说：“我们两人从来没有感到最紧密拥抱时的那种满足，本能和理性告诉我情况应该如此。”莱斯利·霍尔：《隐蔽的焦虑，男性性征，1900～1950》，第121页,政体出版社，剑桥，1991。斯托普斯的大多数信访者所产生的性忧虑或是集中在性交失败上，或是集中在不能正常性交的担忧上。缺乏“阳刚之气”威胁到男女之间的宝贵关系，而不是抽象问题。　　尽管我不想详尽讨论这些问题，但前面的分析有助于说明大众色情文学的一些特征和男性性暴力的一些重要方面。色情文学可以视作性的商品化，但这种观点是非常偏激的。当下色情读物的大爆炸基本上是指向男人的，大部分只供男人消费，而在形式上则与低调情感和高密度性活动的流行做法相并行。异性色情文学表明了对标准化场面和姿势的偏执式关注，其中，在实际的社会世界上本质上被消解了的妇女的共谋又得以明确的重申。安迪·摩耶：《色情文学》，载麦特卡尔夫和亨弗利：《男人的性征》。软色情杂志里妇女的形象——通过插入正统的广告、非色情故事和新闻而被标准化了的形象——都成为欲望的对象，但从来不是爱的对象。她们使人激动，激发性欲，但从本质上说是偶发的。　　女性的共谋都被风格化了，因此，妇女通常都受到这种风格化的描写。软色情文学的“体面”是其吸引读者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向人们暗示妇女是性欲望的客体，而非主体。色情杂志的视觉内容把女性性征中性化了，对?密关系的威胁被消解了。通常情况下，妇女的目光凝视着读者;在此，阴茎再次成为阳物，这是男人能够向女人施加的无上权力。有些色情杂志开辟专栏供读者商讨性问题。但这种期刊登载的大部分信件迥异于斯托普斯收集的信件。与以问题为指向的信件相对照，这些信件主要记叙勇敢的性行为；但也同样是分散的偶发的插曲。　　在这些偶发插曲中有一个流行主题，即性快感，实际上不是男人的性快感，而是女人的性快感，而且往往是以特定方式表现的。这些故事讲述性交中进入极乐境界的女人，但她们总是受阳物的摆布。女人抽泣、喘气、颤抖，但男人则沉默无声，精心安排着即将过去的事件。女性快感的表达得到了细腻的描写，远远超过对男性经验的描写。女人的销魂状态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这些故事的主旨并不在于理解女性性快感的源泉和性质，或产生移情作用，而恰恰在于驯服和孤立女性性快感。安迪·摩耶：《色情文学》，第68～69页,载麦特卡尔夫和亨弗利：《男人的性征》。事件是根据女性的反应来描写的，但是，这样就把女性欲望变成与男性欲望一样是偶发的了。于是，男人开始了解女人需要什么，并如何根据自己的条件应付女性欲望。　　色情文学由于其替代性质是很容易使人上瘾的。女人的共谋被肯定，但色情再现无法阻止男性性征的矛盾因素。女性表现的性快感带有一个价格标签——因为能够为这种疯狂状态提供证据的人也可以认为是强行提出必须满足的许多要求的人。失败并不公开表现出来，而作为未予言表的欲望前提潜伏起来；对女人的愤怒、谴责和敬畏无疑与这些故事表露的忠诚融为一体。软色情文学的标准化效果也许说明了它之所以受大众欢迎的原因，而非这样一个事实，即更明显的色情读物在市场上并非唾手可得。至少就其某些表达方式而言，硬色情文学可能更具威胁性，尽管其公开性似乎更迎合男性的“渴求”。在此，权力不再限于“被统治者的同意”——女人共谋的凝视——而似乎更加开放、直接和武力施行。当然，对一些人来说，这正是其吸引人的地方。然而，硬色情文学也在阳物性征的外围运作，在另一端揭示可塑性性征危险的放荡不羁。　　男性性暴力　　武力和暴力是所有统治秩序的组成部分。在正统的政治领域，问题在于权力达到了何种程度的霸权地步，这样，当合法秩序垮台时就只能诉诸于暴力，或从另一个角度看，暴力表现了国家权力的本性。在有关色情文学和性暴力的文献中也出现了类似的争论。有些人认为，硬色情文学的发展，尤其是在暴力得到直接再现的地方，描写了作为整体的男性性征的内在真实。安德列·德沃金：《色情文学：占有女人的男人》，妇女出版社，伦敦，1981。人们进而指出，对女人施加的暴力，尤其是强奸，是男人控制女人的主要工具。苏珊·戈里芬：《强奸，泛美罪行》，载《堡垒》，卷10，1973；苏珊·布朗米勒：《与我们的意愿相悖》，企鹅丛书，伦敦，1977。强奸展现了阳物统治的现实。　　似乎清楚的是，在男性施与女性的暴力与其他形式的恐吓和骚扰之间存在着一种连续而非明显的断裂。强奸、殴打甚至谋杀妇女与非暴力的异性遭遇、即对性客体的压制和征服具有相同的核心因素。里兹·凯利：《残存的性暴力》，政体出版社，剑桥，1988。那么，是否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色情文学是理论而强奸是实践呢?回答这个问题时，重要的是确定性暴力是否是男性长期压迫女性的组成部分，或是否与本书探讨的变化相关。　　如前面关于男性性征的探讨所示，压制和侮辱女人的冲动也许是男性心理学的发生学方面。然而，可以商榷的是(尽管这样一种观点无疑是有争议的)，在前现代文化中，男性对女性的控制从根本上说并不依赖暴力实践。这种控制是通过男性特有的对女性的“所有权”以及不同分工的原则而得到保证的。妇女常常被男性施与暴力，尤其是在家庭场合；然而，同样重要的是，她们在公共角逐场上受到保护，而男人却要相互施与暴力。在前现代的欧洲，强奸之所以“主要发生在边境、边疆、殖民地、战争状态和自然状态，在烧杀劫掠的入侵军队中”罗伊·波特：《强奸具有历史意义吗?》，载希尔瓦纳·托马塞利和罗伊·波特编《强奸》，第235页，布莱克威尔出版社，牛津，1986。，其原因就在于此。　　这个名单长得可怕，本身就令人毛骨悚然。然而，在这种状况下，暴力极少是施与妇女的：在这些“边界”地区，暴力公开发生，而强奸不过是其他残酷和屠杀活动之中的一种，参与这些活动的主要是从事毁灭和被毁灭的男人。这种边界环境的一个特点是，妇女并不像正常情况下那样不介入男性领域，男人也不能保证她们的安全。　　在现代社会里，情况不同了。妇女空前地生活和工作在无名的工作场所，从本质上解除了过去把两性隔绝开来的“分离和不平等”的划分。假定男性性暴力已经成为性控制的基础，这在现时代要比以前更有意义。换言之，现在，大量的男性性暴力都源自不安全感和无能，而非缘自天衣无缝的连续的父权统治。暴力是对女性共谋的衰弱的一种破坏性反映。　　除了战争状况外，今天，男人对待女人也许比男人相互间的对待更粗暴。男性施与女性的暴力有许多种，但是，至少有些产生了前述的影响：暴力使性征成为偶发的了。这也许是主要的——尽管当然不是惟一的——把这种暴力与色情文学联系起来的特征。如果情况属实，那么，不言而喻，色情文学，或大部分色情文学，就是霸权统治的组成部分，以性暴力作为二极支持而非作为阳物权力的例子。　　当然，声称只有一种男性标准将是荒唐的，而假定所有人都不积极地欢迎变化将是虚假的。此外，性暴力并不仅仅是男人的活动。妇女在家庭场合常常向男人施与身体暴力；暴力在女同性恋关系中也并非不寻常，至少在某些环境下是如此。研究美国的女性性暴力可以表明女同性恋的强奸现象、身体的殴打和用枪、刀和其他致命武器进行的攻击。卡雷·罗贝尔：《为暴力命名》，海豹出版社，西雅图，1986。与斯托普斯通信的大多数男人都是为了增进女方的性满足而要求解决性问题的。有规律地嫖娼的许多男人都希望充当被动的而非主动的角色，不管这是否涉及实际的性受虐实践。有些男同性恋者在被动从属的状态下找到最大的快感，但许多人也能交换角色。他们比大多数异性恋者更成功地孤立出辨别力，将其局限于性欲区。一位男同性恋者说道：“有些幻想束缚我们，有些幻想释放我们。……性幻想一旦自觉地应用就能创造一种抵抗秩序，一种破坏，和我们无法逃脱的一个微小空间，尤其是当它们把主动和被动、男性和女性、统治和被统治之间鲜明而压抑性的区别搅混在一起的时候。”转引自林·塞加尔：《缓慢行动》，第262页，维拉哥出版社，伦敦，1990。　　女性性征：互补性问题　　如果我们接受这一原则，即每一种性别都是另一种性别所不是的东西，那么，在女性性征与男性性征之间就将有一种简单的协调。事物并不是如此界限分明的，因为所有儿童在性心理发展方面都具有共性，尤其是在早期生活中。从今天的视角看弗洛伊德的思想不管有什么局限性，他都是第一个阐明这一现象的人。女孩也有类似于男孩的性史——尽管对弗洛伊德来说，其原因在于她们的早期性征“表现出彻底的男性特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论性的三篇论文》标准版，霍伽斯出版社，伦敦，1953。当两性都发现小女孩缺少什么东西时，差异便介入进来；每一种性别都认为她被阉割了。　　在弗洛伊德看来，从心理学上说只有一种生殖器官，即男性生殖器。尽管女孩的生殖器最初被男孩所忽视——一直到产生阉割的幻想时——但她很快就意识到她所缺少的是阳物，因此想要拥有它。甚至在俄狄浦斯情结阶段，女孩的经历并非与男孩的经历直接构成互补。如弗洛伊德所说，“只有在男孩中才同时发生对父母一方的爱和对作为对手的另一方的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三篇论文》标准版，霍伽斯出版社，伦敦，1953。女孩脱离母?，责怪她缺乏阳物，尽管她同样无法与父?认同，或把攻击移植到父?身上。　　在对弗洛伊德的“逆转”中，肖多罗等作家从类似的观点出发，提出比之弗洛伊德原来假设的更大的一种互补性。据他们所说，女孩保持着男孩已经经历过的性心理发展的那些特征；男孩形成一些特征，形成对世界等事物的一种工具性态度，而女孩却不具备，或只有细微的表现。从一开始，母?与男孩的关系就不同于她与女孩的关系。她认为男孩相当不同于女孩，并以较“自恋”的方式去爱女孩。乔治，斯坦伯连：《男性幻想/男同性恋的现实》，第159～160页，海马出版社，纽约，1984。每一种性别都有所得，每一种又都有所失，尽管男孩失去的更多一些。女孩有较强烈的性别认同，但自治和个性感却较弱；男孩有能力从事独立活动，尽管为此而付出的情感代价是高昂的。　　按照前述的命题，姑且修改并历史地追溯这种解释，试图表明何以应该避免对互补性的过分强调。母?身份的发明创造了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母?在男孩和女孩眼里是无上的权力和无上的爱，在前几代人中情况并非如此。然而，那种权力和爱也相关于儿童的自治性，哪怕是在早期的童年生活中，人们对儿童自治性的重视也强似以前的典型强调(尽管有许多经验性例子证明这种重视大多受到了阻碍)。　　男孩与母?的决裂导致这样的后果，即他对妇女的依赖被掩盖起来了，并在一种无意识和往往是自觉的层面上受到否认；在后来的生活中很难把性征融入自我的反映性叙事之中。不妨重申，男人易于压抑的不是爱的能力，而是情感的自治性，这对保持?密关系极为重要。女孩有更多的机会获得这种自治性，这与其说取决于表达情感的禀性，毋宁说取决于交流。这种交流能力应该视作与男性易于发展的那种“工具性能力”一样重要。　　在?密关系方面男人对女人的依赖不仅仅表现在性领域里，而且也可以体现为友谊。俱乐部或体育队等组织由于其全部男性的特点而提供了发展和巩固兄弟情谊的环境。然而，从纯粹关系特点的角度看，兄弟情谊——来自共同而且独特的男性经验的纽带——与友谊并不是一回事。对美国200名男女的一次深度研究表明，2/3被采访的男人都说不出一个?密朋友来。而即便有的话，那个朋友也是个女性。在被采访的妇女中，3/4都可以随口说出一个或更多的?密朋友，对她们来说，朋友实际上永远是女性的。已婚或单身女性都可以举出作为?密朋友的其他女性。莉莲·卢宾：《?密的陌生人》，哈珀与罗出版公司，纽约，1983。见司徒雅特·米勒：《男人与友谊》，盖特维出版社，伦敦，1983。　　承认阳物权力对男孩和女孩来说都是一次冲击——因为他们已经发展的能力受到了威胁，即便没有被这一发现完全推翻的话。就男孩的情况看，在性这方面，阳物成了一个能指，表示要控制女人的一种模棱两可的能力。然而，阳物越是变成阴茎，它就越在集冒险与快感于一身的偶发性遭遇中得到“验证”。这里所说的环境并不是什么互补性，而是一种相互错置，在男孩和女孩的情况中还涉及一些矛盾因素。女孩要与父?认同的愿望受到严重挫折，尽管不必像男孩那样把个性分隔开来。不难看出，在女孩的心目中对男人的理想化何以与交替出现的对男人的绝望如此错综地交织在一起。父?象征着分离和对世界的“影响”，然而，他也是远不可及的。女孩爱的能力与压倒一切的被爱和被照顾的欲望融合在一起。　　说顺从是女性性心理发展的独特特点，就仿佛脸谱一样，这有道理吗?我认为没有道理。无论男孩还是女孩，顺从和控制的冲动都是相互关联的，被控制的愿望是对母?早年影响的压抑性意识的强大残余。男性和女性都发展了照顾别人的能力，尽管这种照顾有各种各样的形式。男孩在婴儿期间或之后如果不是彻底地在心理上疏远母?的话，他就能保留照顾对方的能力和愿望；但是，这种照顾正常情况下具有“工具”性质。在情感支持的意义上，哺育与女孩在婴儿期间发展的各种能力是相对应的。然而，甚至在这里，由于两种性别矛盾地发展而假定一种性别的能力仅仅是对另一种性别的能力的补充，也将是错误的。　　女性性征：互补性问题　　“缺席的父?”，在儿童成长的早期仅仅作为一个影子存在的父?，对女孩具有特殊的意义。他可能由于距离遥远而被理想化，但他也似乎是个危险人物——他造成的恐怖气氛往往是他魅力的一部分。由于不像母?那样成为儿童生活的中心，父?也不太可能具备母?的交流技巧。必须“改变”、征服父?，而父?又远不可及，似乎在无意识的层面上高不可攀。若要获得自治性，就必须制服父?的倔强的性格；其悖论在于，如果要完全征服他，女孩就会认为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因为他不是作为对母?的性占有者而赢得女孩的尊敬的，而是因为他保持的“距离”。　　愤怒和爱的欲望点燃了男人偶发的欲火；这往往是性受虐和顺从欲望的基础，与耻辱相关的一种综合征。然而，愤怒和耻辱也构成女性哺育的特点。女孩爱母?，但也恨母?：在通过与父?认同而疏远母?的过程中，她把愤怒转到父?身上。尽管父?已经被理想化，但他弥补了她为了征服他而不得不牺牲的一切。他的远不可及，比之儿童喜欢的母?的临近性，进一步增进了这种矛盾情感。男人不值得信任；他们总是让你失望。　　要更充分地理解耻辱与性心理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弗洛伊德关于女性的阐释，在他的阐释中，女性与自恋密切相关。据弗洛伊德言，女人体内含有大多数男人都缺乏的一种自恋因素，这是女孩对其“阉割”事实反应的结果。女孩戒掉手淫，不再对阴蒂感兴趣，因为手淫显然并不足够。她的爱欲开始发散，而非集中在基本的快感部位。她仅仅从男性欲望的反射中看到自身。因此，用弗洛伊德的话说，女人的需要并不“在于爱的给予”，而更在于“被爱”；“符合这一条件的男人便受到青睐”。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论自恋》标准版，第14卷，第89页。妇女不需要别人的羡慕，但需要欣赏和敬重。她们在早年就被剥夺了自恋的证据，此后只能在爱她的他者提供的爱的镜像中寻找安全感。不必说，男人并不符合这一要求，并不能满足女性的爱欲。因此，妇女常常抱怨其男性搭档笨拙，并不真正知道何以给她们带来满足等等。珍尼·蔡斯古特-史摩格尔：《女性性征》，第76～83页，密执安大学出版社，1970。　　弗洛伊德得出的结论固然有其正确的地方，但用以得出的结论的论点却不然。这些论点提出了两个不相关的问题：一方面是女性性征与身体的爱欲化，另一方面是希望肯定被给予爱。我们可以假定，这两种性别在与母?决裂后实际上都需要有仍然被爱的信心。然而，男孩对爱的需要，与弗洛伊德的观点相反，比女孩的需要更大、更迫切，这主要因为这种需要易于掩埋得更深。男孩的信心来自阳物规则(证明其社会地位和权力)，而在性行为领域，则来自偶发性欲。这种性欲否认点燃这股欲火的情感依赖性。　　弗洛伊德对女性性征的阐释给后来的精神分析文学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妇女的性征从本质上被视作被动的，这是强化了当下各种原型的一种观点。仅就当下性行为的变化而言，这已是显而易见的了，甚至这样一种描写也是与现实相符合的，这是社会对妇女限制的结果，而非其永久的性心理特征。当然，性贪婪的女性始终与被动的女性相共存；弗洛伊德的描述强调了一方而牺牲了另一方。　　弗洛伊德谈到的这种发散的爱欲应该被正确地视作对“损失”的状况具有潜在的颠覆力量，而非是否定的反动。阴蒂在功能上并不等同于阴茎，由失败所限定的女性性快感也不能满足男性制定的标准。可以假定，两种性别在婴儿时期大都有从身体获得性快感的能力。男孩放弃了这种能力而热衷于集中于阳物的部位，这是俄狄浦斯过渡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女孩则更倾向于保留这种能力，因此更能够把特定的生殖器快感与其他经验和联系统一起来——事实上，她们往往认为缺乏这些广泛联系的性活动是不值得的。谢尔·海特：《妇女与爱》，海盗出版社，伦敦，1988。　　性别、亲密关系和关怀　　姑且总结一下上述讨论的含义。如弗洛伊德所认为的，性心理多多少少具有一些普遍特征是可能的，甚至是非常可能的，但我还是把那个问题搁置一旁。近代的社会化的一个独特特征，标志着现代社会大多数阶层的一个特点的特征，始终是母?在照顾婴幼儿方面的重要作用。母婴关系受到“母?身份的发明”的影响，同时也反映了其他变化，这些变化把现代与前现代制度区别开来。母?的主导作用对两种性别都发生深远的心理影响，是今天性别差异各个最流行的方面的根源。　　男人有?密关系方面的问题：我们在治疗文献中以及在别处一遍又一遍地听到这一断言。但那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建议的分析是合理的，我们就不能简单地说妇女比大多数男人更容易产生同情心。用一句俗语说，我们也不能认为妇女以不同于男人的方式表达情感。?密关系归根结底是情感交流的问题，在人际间平等的语境中与别人、与自己交流情感。妇女在革新现代情感交流这方面已经奠定了扩大?密关系领域的基础。有些心理禀性就是这一过程的条件和结果，正如一些物质变化使得妇女要求平等一样。在心理层面上，男性在?密关系方面的困难主要由于两件事：一是对妇女采取的一种分裂式观点，这可以溯至对母?的潜意识敬仰；另一件是被淹没的自我的情感叙述。在妇女不再与阳物角色共谋的社会环境中，男性的心理创伤便更加清晰可见了。　　就个人的情况看，一切心理动力机制都是复杂的，男性和女性心理之间并没有直接的互补性。因此，对作为整体的“男人”或“女人”加以概括化，甚至不顾前现代或非现代文化的多样性，都必须加以限制。如在本书的其他部分一样，当我无条件地谈到“妇女”或“男人”时，总是有一个隐蔽的括弧，意思是说“在许多情况下”。比如，如前面所强调的，偶发性性征不仅仅限于男人；它是一种权力机制，其防御性属性对妇女也是有用的。“男人不能爱”的思想显然是虚假的，据前述的理由，不能将其直接等同于男性的?密关系障碍。大多数男性性欲都是由受到挫折的求爱激发的，而爱既是欲求的对象，又是恐惧的对象。在?密状态下，许多男人不能把别人作为同等人来爱，但却能够为能力低下的人(妇女、儿童)或与他们享有某种未言明的关系的人(朋友、兄弟会成员)提供爱和关怀。　　?密关系障碍也不仅限于男人。妇女与男权的关系是矛盾的。要求平等在心理上与寻找在情感上疏远和权威的男性人物相左。因此，基于对方的平等和独立能力而发展的尊敬同时为两种性别提出了问题，这些问题无疑也渗透到同性恋关系之中。此外，情感的交流本身并不足以构成?密关系。仅就交流与自恋紧密相关这一点而言，交流是获得权力的手段，而非为发展融汇之爱提供条件。　　失败的男性：这一主题与父权统治持续的现实相一致吗?性劳动分工在本质上仍然完好无损。无论是在家里，在工作单位，还是在现代社会的大多数环境中，男人都不愿意放掉手中的权力。权力有利于利益，显然。纯粹的物质考虑有助于解释这种情况。然而，仅就男权是以妇女的共谋、以妇女提供的经济和情感服务为基础这一点而言，男权并不稳固。　　纯粹关系中的诸种矛盾　　尤其是就前章所论的心理特征基本上或部分地被定位在无意识之中这一点而言，它们构成了新出现的纯粹关系世界内部的基本张力。为追根溯源，我将集中探讨同性邂逅——尤其是女同性恋者中纯粹关系的诸方面。把这一探讨放在对男女性征的心理特征的阐释之后，这个策略看起来有点儿怪。但是，为了看一看把男女分离开来的心理分化会在何种程度上颠覆纯粹关系，思考一下其内在动力还是值得的——而在某些方面，当排除异性因素后，这些研究就会顺利进行了。　　姑且不论这份资料有多大的代表性，我将严重依赖那些绝妙的反思性文献的某些部分，这就是海特报告。海特调查的目的在于“绘制意识形态革命的进程的图表”，但也转达了这样一种意识，即所分析的文献直接促进了那个进程。海特的第一篇“调查文章”于1972～1976年间发行，继后发表了基于在美国对3500名妇女所作调查的第一部调查报告。这一调查和续后各份报告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于强调了对性征的研究不能仅仅通过“专家”——如金赛、马斯特斯、约翰逊之流——的思考，而应依据平民百姓的叙述。用海特的话说，这一项研究的目的是“让妇女定义自己的性征”，让她们“说出关于性的感受，她们如何界定自己的性征，性征对她们意味着什么”。　　海特在研究中发现(卷3)，只有11%的妇女与其他女人发生过性关系；还有7%偶尔有过这种性关系。这些数字并不具有特殊的统计学意义，但值得注意的是，在40岁以上的被调查者中有相当比例的人生平第一次陷入与女人的性关系。实际上她们以前都处于异性婚姻关系之中。80%以上的女同性恋者在研究的当时都已持续了一段时间的性关系。　　大部分女同性恋者都可能保持长期的性关系，但是，她们很难获得一种安全感。一位妇女评论道：　　一种没有规则的反常关系是很难维持的。在传统的婚姻关系中，如果传统教育所塑造的角色碰巧适合两个个体，那么，那种安排就是再好不过的了。……但在同性恋关系中，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规则，真的，所以，你得在相处过程中制定自己的规则。你每时每刻都得努力弄清楚如何维持下去。　　然而，由于“传统”婚姻正在消失，在这方面充当先锋的正是同性恋者——那些重要的日常生活实验者。他们长期以来一直经历的恰恰是异性夫妇越来越普通的经验。　　纯粹关系：破裂与建立　　在早期的异性婚姻中，配偶双方通常把以前的性接触“载入史册”而使其对未来无关紧要。妇女通常带着完好无损的“贞洁”走进婚姻，而男人的不检点则被归属于偶发性性征的范畴而被接受。然而，今天的关系既要与以前的关系区别开来，又要与个人可能卷入的其他关系(不管是性关系与否)区别开来。以前配偶关系中的一方可以继续留在一方或双方的记忆里；即便以前的情感纽带已经彻底破裂，但眼下的关系中仍然可以充斥着过去的情感残余。如果承认成年人的个人情感都带有童年经验的印记，那么，失落的经验也不例外；而在纯粹关系的领域，个体往往要应付众多诸如此类的过往事件。　　由于同性恋关系是经过协商达成的，尤其是由于同性恋自我认同的“开放性”，关系的破裂对女同性恋者来说就是一次苦难的历程。“关系破裂时，我真的不知所措了。我不知道我是否是一个同性恋者，不知道她是否是我爱的惟一女人。”这是一个女人与第一个与她发生性关系的女人分手时说的话。她还说，“我的许多女同性恋朋友也与我一样，第一次关系破裂是灾难性的，因为这使你对一切重又产生怀疑。”她还经历过一次维持几年之久的关系的终结。下面这段话是有代表性的：　　有时，我真烦透了不断确定关系并使其顺利发展的生活。比方说，我真的能到达某座高原，终于能在那里收获我的劳动果实吗?即使你跑完了最后一段路程，他们也还会离开你而投向一个更年轻的、或更聪明的、或更年老的、或其他什么女人——或男人　　海特的调查对象大多承认，纯粹关系中存在着一种以忠诚为核心的结构矛盾。要长相厮守、共创历史，个体就必须把自己托付给对方。即是说，她必须在言行上为对方提供某种保证，使其关系无限延续下去。然而，当今的关系并不像过去的婚姻那样是一种“自然状况”，在没有极端境遇的情况下当然会持续下去。任何一方都可以在某个特定时刻多多少少有些随意地提出终止关系，这是纯粹关系的一个特征。若让一种关系冒永久持续之险，那么，承诺就是必要的；然而，毫无保留地承诺意味着在未来遭受更大的伤害，如果关系破裂的话。　　海特的调查对象中大约有3/4涉及爱情方面的不安全感。“我总是怀疑她是否真的爱我，或是否我更爱她”；“有时我感到爱，有时感到被忽视了。我满意吗?不”;“我感到自己比她更需要照顾。我感到了爱，但似乎缺乏安全感。我想让她再多一点地需要我。可如果她太多地依赖我或耗尽我的精力，我会极其不愿意的。”然而，大多数人认为与其他女性的性关系比与男人的性关系更?密和平等。人们普遍意识到，应该发展新的爱情模式，同性恋关系为此提供了一个语境，这是显而易见的。如一位妇女所说，“坠入爱河是爆炸性的、偏执的、非理性的、妙不可言的、陶醉的、梦幻般的。爱是长期的努力、信任、交流、承诺、痛苦和快乐。”　　在往往短命的性刺激与持久的关心别人的形式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冲突。然而，许多人也观察到，强烈的性反馈和满足取决于他们对对方的?密程度。80%以上的人说能够与其配偶自如?密地交谈。“她专心得令人敬佩，每当我需要时她就注意到我，我对她也一样。我更容易表达我的愿望，我也鼓励她做她想做的事，说出她的任何感受。”前面各段中的引文均引自谢尔·海特：《妇女与爱》，海盗出版社，伦敦，1988。经济上的不平等并不像在大多数异性关系中那样明显；而共同做家务似乎较为普遍，尽管这常常引起冲突。　　在纯粹关系中，信任得不到外部支持，必须基于?密关系得以发展。信任是对对方充满信心，也是对共同抵制未来创伤的能力充满信心。这不仅仅是信誉的问题，因为信誉本身就是有问题的。信任对方也是拿个体实际能否诚实做人的能力做赌注。性关系趋于二分制(不能混同于一夫一妻制)的倾向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是那种无意识欲望的结果，即要重新获得婴儿独自占有母?的那种感受。一个人在另一个人身上看到的“特性”，如弗洛伊德所说，就是这个意义上的“重新发现”。然而，性关系的二分制性质也可能由于假定的信任的性质而得以强化。因为我们所谈论的对人的信任并不是能够无限扩展的一种品质。　　两个个体共建的历史在某些时候必定是向他人关闭的，使其成为一般化了的“外部”的一部分。排他性并不能保证信任，但却是激发信任的一个重要因素。?密关系意味着暴露不可能展示给众目睽睽的情感和行为。事实上，吐露内心的隐秘是可能引发他者信任、从而导致被追求的主要心理标志之一。不难看到?密关系假定的这种自我敞开何以在不保留自治性的同时产生相互依赖性。如果向他人的心理“奉献”不是相互的，而且没有合理地得到平衡的话，那么，个体就很可能在不考虑他人的情况下定义自己的需要，期待着他或她能满足这些需要。　　当然，关系的一方可能确信她或他有一个朋友圈，以及在艰难之时可以依赖的人。然而，由于信任不能无限地扩展，在做出判断时就必然有一些优先的选项。正如相爱的人一样，朋友通常情况下要求有一些?密的表示，这是特别向他们发出的信息。向朋友比之向爱人吐露更多的情感和感受的人完全可能在与爱人的关系上有所保留。对许多异性夫妇来说，这个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已由这样一个事实得到了“解决”，即妇女常常发现很难与其男性配偶“交谈”。她们能够容忍与其他女友保持?密关系的迹象，但这是丈夫或男性爱人所拒斥的。　　纯粹关系：破裂与建立　　在某些条件下，纯粹关系能够为自我反思提供有力的社会环境。如治疗手册所说，界限、个人空间等等是个体所需要的，他们用此发展关系而非滑入相互依赖之中。然而，这里显然也有产生张力和冲突的余地。一种关系所发展的共同历史可以掩盖外部世界的麻烦；一方或双方都可以产生依赖性，但不完全是依赖对方，而是依赖这种关系和固定的日常生活，以此摆脱其他的社会任务和义务。在自治性和依赖性之间达到平衡并不是没有问题的。　　自我认同的变动性质大可不必与纯粹关系的要求相吻合。信任必须适应双方可能遵循的不同发展轨道。总是要允许给信任以某种自由。信任某人意味着放弃对某人的密切监视，或迫使他们依据某种特定模式活动。而给予别人自治性则大可不必用于满足对方的各种需要。人们“越来越疏远”——这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然而，这可能产生更加微妙的影响。比如，自我叙述的转化不管是怎样引发的，都典型地影响到关系中权力的分配，并可能将其推向相互依赖的关系。　　女同性恋与男性性征　　每一种性别对另一种性别来说都是一块黑暗的大陆，而前章的讨论充分表明了情况何以如此。海特的调查对象中有许多清楚地表明了逃离男人的性注视时所产生的轻松感，即便她们仍然继续着其异性接触。海特的发现与夏洛特·沃尔夫等人的发现不谋而合，即双性妇女对其他妇女往往表现出比对男人更大的依附性，甚至当她们处于异性婚姻之中时亦然。夏洛特·沃尔夫：《双性性征》，四重奏出版社，伦敦，1979。　　可塑性性征如果得到充分发展的话将意味着对阳物持一种中性态度。海特或沃尔夫的研究中几乎没有哪个妇女能够或倾向于在男女之间自由往返，不管她们怎样混淆她们的性经验。然而，女同性恋者确实打破了妇女天生属于一夫一妻制这一定式。海特的大多数调查对象都把一夫一妻制视作一种理想，如果她们已经处于相当长的一种关系之中的话。但这与其说是对这种性实验表示反感，毋宁说是对信任的中立性的一种认识。许多妇女谈到她们或她们的配偶都很难继续一夫一妻的关系，至少在对方强烈的身体吸引力消失之后是如此。　　男人的偶发性性征显然相关于一种无意识努力，即驯服和征服全能的母?。那种极端的性冒险在女人中似乎极为少见。然而，我们知道，要征服母?的欲望并不仅仅限于男性心理，而且，有些女人以杂交作为缓解承诺的手段，这个承诺乃是一种基本关系的前提。“她是一个可怕的调情者，”一位妇女这样评说她的情人：　　而且死不悔改。我已经忍受3年了。我们在一起生活了两年。最后……我搬了出去。我仍然与她见面，和她睡觉，但我也和其他女人睡觉。在那漫长的时间里我一直眼睁睁地看着她和别人一起出去，然后，我决定也试一试——现在我喜欢这样做，我再不敢说我基本上属于一夫一妻制的了。　　在基本关系之外发生过或正在发生性关系的女同性恋者在比例上少于异性已婚妇女，但其数量仍然是相当大的(在海特的调查中占1/3)。“我在关系之外有过性关系，每一个人都有过”；“我喜欢女人。我喜欢调情。我喜欢那种勾引”；“我并未坠入爱河；我在满足淫欲”——你不认为这是异性恋男人而非同性恋女人在说话吗　　但这是有差别的。大多数异性恋妇女都隐瞒其婚外性关系，但在同性恋者中，非一夫一妻的性关系要么在对方的认可之下进行，要么很快就传到对方的耳中。其理由似乎是女人对女人的交流水平要高于异性关系。摆脱一夫一妻制往往是公开谈论的话题，而一夫一妻制与其说是传统婚姻标准的残余，毋宁说是舆论确立的准则。其他联系虽说从一开始就没有公开过，但总是会在某一时刻暴露出来的。　　一些妇女似乎怀念与男人接触的那种偶发性性关系，但在与其他女人保持关系期间却相对少见。女人继续与男人发生性关系主要是出于这个原因。另一位妇女说，“我发现，在与女人的这种本质上属于非人格的性接触中几乎不可能像与男人接触那样‘有味’。在接触的过程中你不可能不了解其他女人——更多的谈话，更多的抚摸——你至少与她们交了朋友。”据海特提供的数据，60%的女同性恋者在关系破裂后仍与过去的爱人保持长期紧密的朋友关系。在《妇女与爱》中，海特实际上于两处谈到这种现象，即610页和641页，显然没有注意到内容的重复。其所给的数字在这两处稍有不同，一处为64%，另一处为62%。　　关于女同性恋者的报告有一个显著特征，即对强烈的追求性快感性质的关注。女人需要性吗?这些女人当然需要性，而且积极追求性满足，在婚姻内外都如此。如果性快感可以用肌体反应来衡量——如许多人所说，这是一个模糊的指数，但当与过去妇女遭受的性剥夺相比较时却并非没有价值——那么，同性恋活动似乎就比异性恋活动更成功。此外，在这种性经验中，付出和获取更加平等了：“我们之间有一种契约，这是与男人的经验所不可媲美的”；“我喜欢女人的方式，身体，激情，温柔/权力”；“与女人发生性关系我从未感到有压力。我过去总是被男人施加压力。”就大部分来说，这些强调似乎与性反馈相吻合，并有助于产生性反馈。这些妇女证明这样一种想法的虚假性，即对女性身体的爱欲化只能以牺牲生殖器快感为代价。实际上，二者是同步进行的，是完全与可塑性性征的影响相吻合的。　　在同性恋关系中，无论男女，性欲与繁殖完全不是一回事。同性恋妇女的性欲几乎完全出于纯粹关系的可见含义组织起来的。即是说，性反馈的可塑性主要是由对方的感受输导的，即辨识出她们喜欢什么、能够容忍什么。如通过性虐和被性虐的癖好可以重新获得辨别力。一位妇女说：　　我喜欢粗犷激情的性活动，因为这种性活动超过了许多妇女在自己周围建构的“温柔”的障碍。没有退缩的感觉，如进行政治上正确的温柔的性活动时所产生的那种感觉——我的一个朋友将其标示为“S和L”(即甜蜜和温柔)。我现在的爱人和我试着来一点S/M和奴役，发现这非常刺激和性感。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完全经过双方同意的，而“底线”(由人的不同而不同)总是有限度的，同时又产生奔放不羁的幻觉。我们所做的事情中包括拍打、鞭打、拽头发、口咬，但从来不造成伤害或留下印记。其诱人之处就在于那种完全无所顾忌的感觉。谢尔·海特：《妇女与爱》，海盗出版社，伦敦，1988。　　女同性恋与男性性征　　在此，我们看到阳物的回归，而且是以似乎有害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这也许是正确的，但也可以提出一种不同的解释。在女同性恋关系中(如在男同性恋中一样)，纯粹关系中“禁止”的态度和特征实际上可以以行动表现出来，包括工具性控制和正常权力的实施。由于仅限于性的领域，并转变成幻想——而非像以往那样由外部所决定，所以，控制也许有助于缓解攻击性，否则这种攻击性也将在别处发泄出来。　　如在其他方面一样，在女人对女人的性关系中看似倒退的特征实际上可能为在道德上可辩护的异性活动提供了模式。经双方同意的性虐和性被虐大可不必作为获得有益性经验的良方，但它所表示的原理却是可以加以概括化的。可塑性性征可能会成为一个领域，它不再包含外部压力的残余，反倒作为许多自我探讨的道德建设的形式之一而取代了外部压力。在此，人们也许从德·萨德的作品中读出一种不同于已往的意义。在德·萨德的作品中，权力、痛苦和死亡完全包裹在性中，并通过变态行为表现出来。阳物统治着一切，性征则被抹掉了任何温柔的痕迹——或仿佛如此。然而，德·萨德把女性性征与繁殖完全分离开来，宣扬其逐渐从阳物统治的摆脱。他再现的性活动聚焦于性活动范围内的一切其他因素，可以看做反讽式的隐喻手段，表明性征本身的清白。　　同性性征与偶发性接触　　偶发性性征在一些女同性恋俱乐部和酒吧文化中得到最充分发展。酒吧生活往往以寻欢为主，即寻找临时的性搭档。一个刚刚接触酒吧文化的新人说，长期以来，“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一直不幸被排斥在酒吧文化之外”。她继续说，她的教育和出身似乎没给人留下什么印象。然后，她突然明白了建立联系的最重要因素是相貌和“现场的魅力”。“就是那么简单……在酒吧里没有人会对可以带回家与老母见面的人感兴趣。”锡德尼·阿波特和芭芭拉·罗敷：《萨福是真正的女人》，第74页，斯坦出版社，纽约,1977。　　短期的非个性化的联系在女同性恋关系中决非不存在。仅就许多男同性恋者都相互建立起长期的性纽带这一点而言，我们不应夸大男女同性恋之间的差异。然而，一些男同性恋者的偶发性性征的强化却是女同性恋群体所远不可及的。比如，当洗浴房存在的时候，来洗浴房的许多男人每天晚上在那里寻求多次性经验；如果在几个小时之内只有一次性经验的话，他们大多会失望的。马丁·霍夫曼在对60年代的洗浴房文化的研究中采访过一个年轻人，他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常常在一天晚上就有过大约50次性接触。马丁·霍夫曼：《男同性恋的世界》，第49～50页，基础书局，纽约，1968。　　如男同性恋者从事性活动的各种群体场合一样，洗浴房的性活动一般是隐蔽的。到那儿去的男人除了最随意的谈话之外，通常相互间没有社会交往。他们丝毫不了解各自的外部世界生活，只称呼各自的名字。在此，临时性被赋予一种新的意义；与这种接触相比，《巴黎的最后探戈》中描写的异性艳遇仿佛成了一种情深义重的纠缠。　　霍夫曼提到的男人已经结婚，已是两个孩子的父?。男性双性性征在今天的男性性行为中如此典型，以至于成了有如异性性征一样“正统”的性指向。不时从事偶发性同性性活动的“异性恋”男人的比例近来已有显著增长——尽管受到艾滋病的冲击。据研究者们估计，在美国，40%的已婚男人在其婚后生活期间都与其他男人有过性交往；还有人认为其比例甚至更高。西德尔·弗尔马尼：《男人，更加黑暗的大陆》，第23～30页，曼达林出版社，伦敦，1991。　　以这种伪装出现的偶发性性征的防御方面似乎再清楚不过了。这可以视作男性从性征、自我认同和?密关系等关系的一种总体逃逸。在妇女不再充当共谋的地方，偶发性同性性征便成为男人串通起来抵制性别平等的一种努力。在婚姻关系中承诺给对方的各种权利由于偶发性接触的间离效果而陷入了困境。　　对拒绝与女性进行任何性接触的较公开的男同性恋者也可以做同样的描写吗?仅就对女性的厌恶是非常普遍的男性心理的一部分这一点而言，男同性恋者在某种意义上通过安全置身于外而解决矛盾的情感。然而，仅仅从否定的方面看待偶发性性征的趋势将是错误的。与女同性恋者一样，男同性恋者也对传统异性婚姻和一夫一妻制的整一提出质疑。如人们所理解的制度化了的婚姻一样，一夫一妻制总是维系于双重标准，因此维系于父权制。它是对男人提出的规范要求，但许多人只能报之以违背。而在一个可塑性性征和纯粹关系的世界上，必须依据承诺和信任的语境“重构”一夫一妻制。一夫一妻制指的不是关系本身，而是指把性的排外性作为信任的标准；“忠贞”除了指信任对方所假定的那种诚实外不具有任何意义。　　偶发性接触虽然并不构成一种控制手段——或一种癖好，如霍夫曼描写的例子所示，但事实上却是对可塑性性征提供的各种可能性进行的探讨。由此看来，甚至在非个性的、昙花一现的接触中，偶发性性征也可以是日常实验的一种肯定形式。它揭示了可塑性性征(隐含的)真实：性摆脱了古老的对区别性权力的臣服。因此，洗浴房文化中男同性恋者的偶发性性欲表达了一种大多数异性关系(包括临时关系)中所没有的一种平等。就其本质来说，它只能以性实践本身的形式赋予权力：性感受是惟一的决定因素。这当然是偶发性性征在去除其冲动特点时所能提供的快感和满足。　　男同性恋性虐狂 、皮带王后、穿粗布的群居者——这些不仅仅是对异性关系中男性的讽刺反驳。他们也是可见的对男性的颠覆，同时证实了阳物权力所否认的理所当然的东西：在现代社会中，自我认同，包括性认同，乃是一种反射线成就。在一种平行的意义上，非个性的偶发性性活动是对由于参与“外部”统治而颠覆了性快感这一现象的批判。这完全可能是防御性的和强制性的，甚至受其外部影响的驱使。只有通过在其他社会生活场合平等对待各种影响而汲取营养时，才能充分认识其内在的平等。偶发性性征往往会成为逃避?密关系的一条途径，但它也提供促进或加工?密关系的一种手段。性的排外性仅仅是保持对对方的承诺、达到诚实的一种方式而已。这种排外性尽管是阳物统治的核心，但偶发性性征是否本质上与新出现的纯粹关系的标准不相协调，却一点也不清楚。　　男人与女人：同路还是殊途？　　“30年来我一直是同性恋者。我和我的朋友们都有过长期的关系，但几乎没有人能‘白头偕老’。我们为此而焦虑——我们认为异性恋夫妇远比同性恋夫妇厮守得长久。”海特研究中的一位妇女提出这一灼见，还说：现在情况不同了。情况的确不同了。海特研究中描写的同性恋关系往往很难相处，为许多问题所困扰，并为时不长。然而，与同性恋关系相比，异性恋关系往往看上去是一个战场，在那里，进攻和公开的战斗与两性间深切的不满混合在一起。海特发现，她用作抽样调查的所有异性恋妇女都说需要与丈夫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大部分人报告说，当他们试图创造更紧密的交流时都会遇到抵制或情感疏远。妇女对对方持续的不忠诚感到绝望，尽管有相当一部分人也保持婚外联系。在她们期待着持续的爱的地方却出现了情感的枯竭。海特是这样描写的：　　许多妇女知道在婚姻关系中她们不会得到相同的情感支持、尊敬或敬重。然而却很难对一个男人确切描述他是如何逐渐改变态度的。促使这种情况发生的一些方式在表现上如此微妙，以至于当一个妇女忍不住表达沮丧的情感而保护自己时，她发现几乎说不出什么理由来：指出所说或所作的微不足道的小事会显得小题大做。但一旦总合起来，那么，毫不奇怪，甚至这样一件小事也会引发一场大战——或确切说，会导致永远不会和解的另一次离异。这些小事削弱关系，使妇女生气，最后使爱情减少到一种不过是淳朴的忍耐。谢尔·海特：《妇女与爱》，第73页,海盗出版社，伦敦，1988。　　正如可能的交流一样，平等是?密关系变革的一个内在因素。今天，男人向女人发怒就其实质来说是反对妇女在家里、工作单位和其他地方的独断专行。反过来，妇女向男人发怒是因为男人以微妙和并非非常微妙的方式否认妇女所要求的物质特权。对妇女来说是经济贫困，对男人来说是情感贫困：难道这就是两性之间关系的嬉戏状态吗?男女双方自命的辩护者都会这样认为的，尽管每一方都可能谴责另一方没有完全承认给对方带来的痛苦。　　赫伯·戈德伯格拣取作为心理伤害的男性主题，描写了“男性面临的危险”，谈到了作为神话的男性特权。赫伯·戈德伯格：《男性面临的危险》，西格奈出版社，纽约，1976；《新男性》，西格奈出版社，纽约，1979，及其他著作。戈德伯格敏感地观察到了影响性别和性征的那些变化，并对妇女运动表示同情。然而，在他的著作中，那些在海特调查中以及在无数治疗手册中引起反响的妇女对男人的抱怨——男人缺乏情感、感觉麻木等——被视作男人必须肩负的令人不愉快的负担。　　在此，癖好似乎又一次起到核心作用。戈德伯格认为，许多男人都变成了“木讷”，被他们几乎不理解的动机所驱使。现代文化浸透着“商业木讷，高尔夫木讷，体育木讷，花花公子木讷”:所有这些木讷都“遵守男性游戏规则”，结果，“已经失去或逃离了他们的情感和对自身作为人的意识”。妇女抗议并已经挣脱了束缚她们的家庭环境和这种环境给他们自身发展带来的局限。男人仍然被禁闭在养家?口的角色之中，尽管男人为女人提供的经济利益现在非但受到青睐，反而遭到白眼。“像男人一样行动”的必要性已经刻下深深的印记——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也是妇女所期待的——但由此产生的种种压力却是沉重的。据戈德伯格言，男性占有特权的观点公然不顾所有那些个人伤害的统计数字：在寿命、患病率、自杀、犯罪、事故、酗酒和吸毒等方面，妇女一般要比男人幸运。　　男人在诚实的反思时刻会扪心自问，“所有这些对我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得到了什么?我对未来能期待什么?”这种人将不知道如何做出肯定的或乐观的回答。她的变化与他自己的僵化加在一起使他陷入困境。如果他坚持旧的方式，他就会被谴责为大男子主义和性歧视。如果他尽最大努力承担新的责任而同时不提出平等要求、甩掉传统束缚，那他只能感到负载过重，已达到无法承受的地步。如果他完全抛弃传统的男性风格，他会惊恐地发现在大多数女人甚至大多数其他男人的眼里，他变成了看不见的、没有性感的和没有价值的人，那些人会对一个没有工作、地位和权力的男人弃之不顾的。赫伯·戈德伯格：《男性面临的危险》，第3页，西格奈出版社，纽约，1976。　　据戈德伯格言，在当代关系中，男人往往陷入一种认输的境地。女人会说，“你害怕?密和情感的温暖，”这往往是事实；但她们事实上一直在寻找她们所敬仰的男人，有自治力、控制力和事业心强的男人。女人逐渐对起初吸引她们的那些特点感到愤怒，因为她们越来越看不起男人所最能提供的那些关怀形式。赫伯·戈德伯格：《新男性》，第163页，西格奈出版社，纽约，1979。　　女性主义的反驳以迥异的方式看待这一切。据芭芭拉·厄伦雷契言，男人比妇女更早一些时候反叛先存的性别角色。芭芭拉·厄伦雷契：《男人的心》，普鲁托出版社，伦敦，1983。早在30或40年前，人们指望男人结婚，养活妻子；不这样做就会在某些方面受到怀疑。然而，在某一时刻，男人开始对结婚和满足经济需要感到厌烦。他们仍然需要获得经济成功，但不必相信应该承担为他人工作的责任。要无拘无束，男人就得过单身生活；他能够在不满足娶妻生子的社会要求的情况下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在厄伦雷契看来，似乎对传统男性的勤劳生活提出质疑的垮掉分子和嬉皮士进一步强化了已经发生的变化，因为他们蔑视婚姻、家庭和家庭责任。　　男人与女人：同路还是殊途？　　厄伦雷契认为，医学和心理学无意中促进了男性叛逆；它们表明男人是如何不成比例地受到现代生活的紧张和压力的影响的。在19世纪，男人的寿命长于女人；随着心脏病、癌症和其他疾病取代了以前的主要疾病，如结核病或肺炎，随着婴儿死亡率越来越低，妇女的平均寿命开始长于男人。男人变成了弱性别，至少在某些医学圈子里，这个事实被认为是男人需要比女人更努力地工作造成的。尤其是冠心病，其患者大多是男人，因此被解作男人承受更大压力的表现。在此，戈德伯格的观点是与上述观点针锋相对的：“心脏病造成的长期恐惧将颠覆女人要分享丈夫工资的要求，而且，不仅如此，还会把养家?口的角色指控为给男人设下的‘致命陷阱’。”芭芭拉·厄伦雷契：《男人的心》，第86页,普鲁托出版社，伦敦，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