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们讨论了教育的人力资本观点，根据这种观点，正规教育增加工人的工资是因为教育使这些人更有生产率。虽然这种观点被广泛接受，但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另一种理论，这种理论强调，企业把教育状况作为区分高能力工人与低能力工人的一种方法。根据这种观点，例如，当人们得到大学学位时，他们并没有变得生产率更高，但他们向有希望的雇主发出了他们高能力的信号。因为高能力的人比低能力的人更容易得到大学学位，所以，更多高能力的人得到了大学学位。因此，企业把大学学位解释为能力的信号是合理的。教育的人力资本和信号观点有其重要的相似之处与重要的不同之处。这两种观点都可以解释为什么受教育多的人往往比受教育少的人赚得多。根据人力资本观点，教育使工人生产率更高；根据信号观点，教育与天赋能力是相关的。但这两种观点对旨在增加教育成就的政策的影响有根本不同的预期。根据人力资本观点，提高所有工人的教育水平会提高所有工人的生产率，从而提高了所有工人的工资。根据信号观点，教育并没有提高生产率，因此，提高所有工人的教育水平并不影响工资。怀疑教育信号论的人指出，教育是企业根据能力来对申请工作者分类的一种成本高昂的方法。如果信号是上大学的惟一收益，企业可以设计更好的方法来雇佣高能力申请者。例如，能力检验与试用期就比要人们用4年时间上大学，而仅仅为了确定他们内在能力的成本低得多。由于企业继续依靠大学学位来筛选工人，而不是用其他更廉价的方法，看来大学本身对工人生产率至少有某种有利的影响。案例研究人力资本、天赋能力及义务教育上学是由于提高了生产率而增加了工资呢，还是仅仅由于高能力的人往往更能上学因而表面上似乎提高了生产率而增加了工资呢？这个问题对判断教育的各种理论和评价可供选择的教育政策都是重要的。如果经济学家可以像实验科学家那样进行受控制的试验，回答这个问题就容易多了。我们可以从学龄人口中选择一些试验对象，然后随机地把他们分为不同集团。我们可以要求每个集团有不同的上学时间。通过比较各集团教育程度差别和以后的工资差别，我们就可以说明教育实际上是不是提高了生产率。由于各集团是随机选择的，我们可以确信，工资差别不是由于天赋能力的差别。虽然进行这种试验看来是困难的，但美国的法律正巧提供了十分类似的自然试验。法律要求所有美国学生上学，但各州的法律差别也很大。一些州允许学生在16岁时退学，而另一些州要求一直上学到17岁或18岁。此外，法律也一直在变动。例如，在1970－1980年间，怀俄明州把就学年龄从17岁降到16岁，而华盛顿州把就学年龄从16岁提高到18岁。这种不同州和不同时期的情况差异提供了研究义务教育影响的资料。即使在一个州内，义务教育法对不同人也有不同影响。学生在不同年龄开始上学，这取决于他们出生在一年的哪个月。但只要达到最低法定年龄，所有学生都可以退学；并不要求他们上完一学年。因此，那些开始上学年龄较小的人比开始上学年龄较大的人上学时间要多一点。一个州内学生之间的这种不同也提供了研究义务教育影响的一种方法。在发表于1991年11月出版的《经济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劳动经济学家乔苏亚?安格瑞斯特(Joa Angrist )和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用这种自然试验研究正规教育和工资之间的关系。由于每个学生义务教育的时间长短取决于他所居住的州和出生月份，而不取决于天赋能力，所以，把教育提高生产率的影响和能力信号影响分开是可能的。根据安格瑞斯特和克鲁格的研究，那些上完更多学的学生以后赚到的收入比那些上学短的学生高得多。这种发现表明，正如人力资本理论所说明的那样，教育提高了工人的生产率。虽然确定义务教育的收益是有用的，但它本身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些法律是否可取。政策判断要求更全面的成本与收益分析。至少我们需要比较正规教育的收益与机会成本——学生退学可以赚到的工资。此外，要求学生在学校上学还会对社会其他方面有外部效应。一方面，义务教育会减少犯罪率，因为退学的年轻人是进行犯罪的高危险群体。另一方面，那些仅仅由于法律要求而不得不呆在学校的年轻人会干扰那些更有心接受教育的其他学生的学习。超级明星现象虽然大多数演员赚得很少，而且还不得不从事侍者这样的工作来养家糊口，但演员金?凯利(Jim Carrey) 1995年赚了2900万美元。同样，当大部分人把打篮球作为消遣不拿一分钱时，为洛杉矶湖人队打球的沙奎里?奥尼尔(Shaquille O'Neal)每年的薪水为1700万美元。金?凯利和沙奎里?奥尼尔在他们的领域中是超级明星，他们极受公众关注就反映在天文数字般的收入上。为什么金?凯利和沙奎里?奥尼尔赚的钱这么多呢？在一些职业内存在收入差距并不奇怪。好木匠赚的钱比一般木匠多，好的管道工赚的钱比一般管道工多。人们的能力与努力程度不同，这些差别引起收入差别。但最好的木匠和管道工没有像演员和运动员中常见的那样赚到几百万美元。用什么来解释这种差别呢？为了解释金?凯利和沙奎里?奥尼尔的巨额收入，我们必须考察他们出卖自己劳务的市场的特征。超级明星产生在有两个特点的市场上：◎市场上每位顾客都想享受最优生产者提供的物品。◎使最优生产者以低成本向每位顾客提供物品成为可能的是生产这种物品所用的技术。如果金?凯利是最风趣的演员，那么，每个人都想看他的下一部影片；看两遍风趣性只有凯利一半的演员的电影也不如看凯利的一部。此外，每个人都享受金?凯利的喜剧也是可能的。因为生产一部电影的拷贝是很容易的，金?凯利可以同时向数百万人提供他的服务。同样，由于湖人队的比赛在电视上播出，几百万球迷可以享受沙奎里?奥尼尔精湛的球艺。现在我们可以说明，为什么不存在超级明星木匠与管道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每个人都会喜欢雇佣最好的木匠，但与一个电影演员不同，一个木匠只能为有限的顾客提供他的劳务。虽然最好的木匠也能得到比一般木匠高一些的收入，但普通木匠也仍能过上好日子。即问即答 补偿性工资差别的定义，并举出一个例子。◎举出两个原因说明为什么受教育多的工人的收入比受教育少的工人高。歧视经济学工资差别的另一个来源是歧视。当市场向那些仅仅是种族、宗教、性别、年龄或其他个人特征不同的相似个人提供了不同机会时，就出现了歧视。歧视反映了某些人对某个社会群体的偏见。虽然歧视是一个经常引起激烈争论的情绪化话题，但经济学家力图客观地研究这个题目，以便把假象与真实分开。劳动市场歧视的衡量劳动市场上的歧视对不同工人群体的收入有多大影响？这个问题是重要的，但并不容易回答。通过观察不同群体的平均工资来确定劳动市场上的歧视量看来是自然而然的。例如，近年来美国黑人工人的平均工资比白人工人的平均工资低20%左右。女性工人的平均工资比男性工人的平均工资低30%左右。在政治争论中有时也把这些工资差别作为许多雇主歧视黑人与妇女的证据。但这种方法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即使在一个没有歧视的劳动市场上，不同人的工资也不同。人们拥有的人力资本量以及能够并愿意从事的工作种类不同。我们在经济中所观察到的工资差别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在上一节讨论的均衡工资的决定因素。简单地观察不同群体——白人与黑人，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工资差别并没有说明歧视的普遍性。以人力资本的作用为例。80%左右的白人男性工人有高中文凭，25%的有大学学位。与此相比，只有67%的黑人男性工人有高中文凭，12%的有大学学位。因此，至少有一些黑人工资与白人工资之间的差别可以追溯到教育程度的差别。同样，男性工人中25%的人有大学学位，而女性工人中只有19%的人有大学学位，这表明男性工资与女性工资之间的部分差别是由于教育程度。实际上，在解释工资差别时，人力资本也许比上面那些数字所说明的更重要。许多年来，主要黑人区的公立学校质量——按经费、班级规模等来衡量——一直低于主要白人区的公立学校。同样，许多年来，专门为女子办的学校不开设科学和数学课程，尽管这些学科在市场中比其他学科有更大的价值。如果我们可以衡量教育的质量与数量，这些群体之间人力资本的差别看来还会大一些。以工作经验形式获得的人力资本也可以有助于解释工资差别。特别是，女性的工作经验平均而言比男性少。一个原因是过去几十年来女性劳动力就业率一直在上升。由于这种历史性变化，现在女性工人比男性工人平均起来更年轻。此外，妇女更可能中断工作去照料孩子。由于这两个原因，女性工人的平均经验少于平均男性工人。但工资差别的另一个来源是补偿性工资差别。一些分析家提出，平均而言妇女从事的工作比男性轻松，而且这个事实解释了男人与女人之间的部分收入差别。例如，妇女更可能当秘书，而男人更可能当卡车司机。秘书与卡车司机的相对工资部分取决于每种工作的工作条件。由于这些非货币内容是难以衡量的，因此，要确定补偿性工资差别在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工资差别中的实际重要性也是困难的。最后，对不同群体之间工资差别的研究还没有得出任何一个关于美国劳动市场普遍存在歧视的结论。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某些所观察到的工资差别是由于歧视，但对有多少是由于歧视看法并不一致。经济学家一致的结论只有一个否定的结论：由于不同群体之间平均工资的差别部分反映了人力资本和工作特性的差别，这些差别本身对劳动市场上有多大歧视并没有说明什么。当然，不同工人群体之间人力资本的差别本身可能反映了歧视。例如，从历史上看黑人学生的学校质量低劣可以追溯到市议会与校董事会的偏见。但在工人进入劳动市场之前，这种歧视早就发生了。在这种情况 下，即使表现是经济的，病症也是政治的。雇主的歧视行为现在让我们从衡量转向劳动市场上歧视背后的经济力量。如果即使在考虑到人力资本和工作特性之后，一个社会群体得到的工资仍低于另一个群体，谁是这种差别的罪魁祸首呢？答案并不明显。把歧视性工资差别归罪于雇主看来是自然而然的。毕竟是雇主作出决定劳动需求与工资的雇用决策。如果某些群体工人得到的收入低于他们应该得到的，那么，看来雇主要负责任。但许多经济学家怀疑这个简单的答案。他们相信，竞争性市场经济对雇主的歧视提供了一种自然的矫正方法。这种矫正方法被称为利润动机。设想一个工人由于发色而受到歧视的经济。金发人与褐发人都有同样的技能、经验和职业道德。但由于歧视，雇主不喜欢雇佣金发工人。因此，对金发人的需求低于没有歧视时的情况。结果，金发人赚的收入低于褐发人。这种工资差别能维持多长时间呢？在这个经济中，存在一种企业打垮竞争对手的简单易行方法：它可以雇佣金发工人。通过雇佣金发工人，一家企业可以使支付的工资和成本低于雇佣褐发人的企业。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金发人”企业利用这种成本优势进入市场。现有的“褐发人”企业成本高，因此，当面临新竞争者时就开始亏损。这些亏损使褐发人企业被逐出市场。最后，金发人企业进入和褐发人企业退出引起对金发工人需求增加，以及对褐发工人需求减少。这个过程一直继续到工资差别消失为止。简言之，在与只关心歧视的企业的竞争中，只关心赚钱的企业处于优势。因此，不进行歧视的企业取代了进行歧视的企业。竞争的市场以这种方法提供了解决雇主歧视的合理措施。案例研究 电车上的种族隔离与利润动机20世纪初期，许多南部城市的电车上实行种族隔离。白人乘客坐在电车前面，而黑人乘客坐在电车后面。你认为是什么因素引起并维持了这种歧视性做法呢？在1986年《经济史杂志》的一篇文章中，经济史学家杰尼夫?罗贝克(Jennifer Roback)考察了这些问题。罗贝克发现，电车上的种族隔离是要求这种隔离的法律的结果。在这些法律通过之前，座位上的种族歧视是很少的。它远远不如把吸烟者和不吸烟者隔离开那么普遍。此外，经营电车的企业也反对要求种族隔离的法律。向不同种族的人提供分开的座位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并减少了它们的利润。一个铁路公司的经理抱怨城市议会说，在种族隔离法之下，“公司拖着许多空车厢跑”。下面是罗贝克对一个南部城市情况的描述：铁路公司并不是种族隔离政策的始作俑者，也根本不愿意遵守它。州政府的法律、公众煽动，以及逮捕公司总裁的威胁都迫使它们在自己的车厢里实行种族隔离……没有什么证据表明管理者受到人权或种族平等信念的鼓动。证据表明，他们的主要动机是经济的；种族隔离成本高昂……公司的官员可能喜欢黑人，也可能不喜欢黑人，但他们不愿意放弃满足这种偏见所必须放弃的利润。南部电车上的故事说明了一个一般结论：企业所有者对赚钱的关心通常大于对歧视某个群体的关心。当企业采用歧视性做法时，歧视的最终来源往往并不在企业本身而在其他方面。在这个特殊的例子中，电车公司把白人与黑人分开是由于歧视性的法律，公司反对这种法律，但这种法律要求它们这样做。顾客与政府的歧视行为虽然利润动机是消除歧视性工资差别的一种强大力量，但也存在针对这种力量的校正能力的限制。这里我们考虑两种最重要的限制：顾客偏好与政府政策。为了说明顾客对歧视的偏好会如何影响工资，再来考虑我们虚拟的金发人与褐发人经济。假设餐馆老板在雇佣服务员时歧视金发人。结果，金发服务员赚的工资低于褐发服务员。在这种情况下，餐馆可以用金发服务员开业并收取低价格。如果顾客只关心他们饭菜的质量和价格，歧视性企业就会关门大吉，而且，工资差别也会消失。另一方面，也可能是顾客偏好褐发服务员的服务。如果这种歧视的偏好是强大的，金发人餐馆的进入就不一定能成功地消除褐发人与金发人之间的工资差别。这就是说，如果顾客有歧视偏好，竞争性企业就与歧视性工资差别相一致。有这种歧视的经济将包含两种类型餐馆。金发人餐馆雇佣金发人，成本低，收取的价格低。褐发人餐馆雇佣褐发人，成本高，收取的价格也高。那些不关心服务员发色的顾客将被金发人餐馆的低价格所吸引。有偏见的顾客到褐发人餐馆。他们要以高价格的形式为他们的歧视偏好付出代价。竞争市场中歧视得以持续的另一种方法是政府命令实行歧视性做法。例如，如果政府通过法律，宣布金发人在餐馆中只能刷盘子而不能当服务员，那么在竞争市场上工资差别就可以保持下去。以上案例研究中电车种族隔离的例子就是政府命令歧视的一个例子。近些年来，在南非放弃其种族隔离制度以前，也曾禁止黑人从事某些工作。歧视性政府通过这些法律是为了压制自由和竞争市场的正常平等化力量。总之，竞争市场包含了解决雇主歧视的合理方法。只关心利润的企业的进入倾向于消除歧视性工资差别。只有在顾客愿意为维持歧视性做法进行支付或政府规定歧视时，竞争市场上的这种工资差别才能持续下去。案例研究 体育运动中的歧视行为正如我们所说明的，衡量歧视通常是困难的。为了确定一个工人群体是否受到歧视，研究者必须根据该群体与经济中其他工人之间的生产率差别进行校正。但在大多数企业中，要衡量某个工人对物品与劳务生产的贡献是困难的。这种校正较为容易进行的一种企业类型是体育运动队。职业运动队有许多衡量生产率的客观标准。例如，在棒球中，我们可以衡量一个运动员的平均投中率、回垒的频率、攻垒的数量等等。对运动队的研究表明，实际上种族歧视是普遍的，而且大部分的罪过在于顾客。1988年发表于《劳动经济学杂志》的一项研究考察了篮球运动员的薪水。它发现黑人运动员的收入比能力相当的白人运动员低20%。该研究还发现，篮球比赛中白人运动员占大部分的球队观众更多。对这个事实的一种解释是，顾客的歧视使黑人运动员给球队老板赚的钱不如白人运动员多。存在这种顾客歧视时，即使球队老板只关心利润，这种歧视性工资差别也会持续下去。类似的情况也曾在棒球运动员中存在。一项研究用60年代后期的资料说明了，黑人运动员赚到的收入比能力相当的白人运动员少。此外，即使黑人投球手的记录比白人投球手好，观看黑人投球比赛的球迷也比白人投球比赛少。但是，近年来对棒球运动员工资的研究并没有发现歧视性工资差别的证据。1990年发表在《经济学季刊》上的另一项研究考察了老棒球队员卡的市场价格。这项研究发现了类似的歧视证据。黑人击球手卡售价比能力相当的白人击球手卡低10%。黑人投球手卡的售价比能力相当的白人投球手卡低13%。这些结论表明，在棒球迷中存在顾客歧视。新闻摘录男人、女人与工资为什么女性工人的平均收入低于男性工人？在下面这篇文章中，经济学家简?奥尼尔(June O’Neill )对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些答案。现在她担任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主任这一要职。缩小中的工资差距简?艾里诺夫?奥尼尔撰写在一种流行的纽扣上写着：“59美分”，这象征着一个棘手的事实：在二战后的整个时期中，尽管妇女离开家庭工作的比例日益增长，但妇女的工资一直在男人的60%左右。从60年代到70年代，尽管女权运动兴起，公平工资和就业法通过，并有积极的行动，但这种性别差距并没有减少。但是，在里根执政年代，工资的性别差距开始大幅度减少。按某些衡量标准，妇女收入与男人收入的比率上升到将近80%；而且，我相信，即使是这个数字也夸大了有相似技能与教育的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性别差距。为什么发生这种相对工资的大幅度缩小呢？用政治和抗议来回答这个问题不如依靠劳动市场有力。虽然在学校获得了基本技能，但真正形成带来高工资的专业技能的地方是劳动市场。在二战后的30年间，妇女进入劳动市场的数字是破纪录的。但许多新进入者在相当长时期内脱离了劳动市场抚养孩子。这些妇女降低了迅速扩大的就业妇女群体的技能水平。这是在战后许多年中工资性别差距没有缩小的主要原因。今天劳动妇女，特别是40岁以下的青年妇女在工作经验上比她们的母亲更接近于男人。由于晚婚、低生育率和有孩子母亲继续工作的趋势日益增长，妇女比过去获得了更多年的连续工作经验。(将近60%其孩子在6岁以下的已婚妇女现在仍在工作；在1960年，这一比例只是19%。)而且，这些年轻妇女已获得的工作经验很可能对她们未来的收入有更大的影响，因为她们的工作经验是可以正确地预期到的。许多影响一生的投资选择是在年轻时做出的：上多少年学，在学校学什么专业及其他职业培训。过去，妇女对长期培训的投资比男人少得多，因为她们认为自己工作的年限不值得进行这种投资。实际上，全国综合调查发现，甚至在60年代后期，不到30%的年轻妇女预期他们将工作到35岁，但这个群体的人实际上到35岁时仍有70%以上的人在工作。她们对未来工作活动的低估确实影响了他们早年的准备(或因此缺少了准备)。近来的调查资料表明，预期发生了急剧变化。绝大多数年轻妇女表示希望在35岁时仍在工作。这些变化着的工作预期反映在女性高等教育入学率的提高上。1960年，妇女获得了美国全部学士学位的35%；到80年代，她们获得了一半以上的学士学位。在1968年，妇女获得了当年8%的医学学位，3%的MBA学位，和4%的法学学位。在1986年，她们获得了31%的医学学位和MBA学位，以及39%的法学学位。最近正规教育中的这种趋势很可能加强了工作经验的提高，并有利于妇女工人相对收入的继续提高……尽管过去的10年中有了进步，但妇女的收入仍低于男人。1992年，年龄在25-64岁间的妇女的每小时收入从1979年占男人收入的62%上升到74%。年龄在25-34岁之间有技能的妇女增加最多，这一比率为87%。经济学家芭芭拉?伯格曼(Barbara Bergman)和其他人把两性工资差距归因为“广泛、严重、持续的雇主和同事歧视”。但无法直接衡量歧视。研究者估算生产率差别看来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这种工资差距，然后把其余的归因于歧视。但是，当生产率差别不能准确衡量时，这个结论是不成熟的，而生产率差别不能准确衡量是普遍的。例如，有关终身型的工作经验可得到的资料很少，那些与工作预期及工作投入的强度和性质有关的各种因素的材料，能得到的就更少了。由于这些仍然是男人与妇女之间技能差别的关键来源，所以解释与争论的余地相当大。当限于对经验和生活状况非常相似的男人和女人的收入进行比较时，可衡量的收入差别一般是很小的。例如，根据全国年轻人综合调查，在27岁到33岁从未有孩子的人中间，妇女的收入接近于男人的98%……的确，妇女与男人的收入仍然不同。但我相信，这种差别主要是由于一直存在的对市场工作与家庭责任性质的两性差别。在家庭中的角色更平等之前，妇女不大可能与男人有同样的市场工作型式和收入。技术减少了家务负担，但照料孩子仍然是一种很难转移给市场的责任。资料来源：The Wall Street Journal，Friday，October 7，1994.P.Al0。关于同工同酬的争论工程师的工资应该比图书馆管理员高吗？这个问题是关于同工同酬争论的中心，这种学说是可以相比的工作应该得到相同的工资。同工同酬的支持者指出，传统的男性职业比传统女性职业的工资高。他们认为，这种职业差别是对妇女的歧视。即使和男人从事同一类工作的妇女得到了相同的工资，工资的两性差距在可比职业得到相似工资之前仍然会存在。同工同酬的支持者根据一套客观的标准——教育、经验、责任、工作条件等等——来评价工作。在这种制度下，有可比评价的工作应支付相同的工资。例如，有硕士学位、10年经验和每周工作40小时的图书馆管理员应该与有硕士学位、10年经验和每周工作40小时的工程师得到同样的工资。大多数经济学家批评同工同酬的建议。他们认为，竞争市场是决定工资最好的机制。他们声称，要衡量与决定任何一种工作正确工资相关的所有因素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外，传统女性职业比传统男性职业工资低本身并不是歧视。过去妇女用于抚养孩子的时间比男人多。因此，妇女更可能选择有灵活工作时间以及其他工作条件更适于带孩子的职业。在某种程度上，两性工资差别是一种补偿性工资差别。经济学家还指出，同工同酬建议会有一种意想不到的负效应。同工同酬支持者想通过法令来提高传统女性职业的工资。这种政策有许多我们在第六章讨论的最低工资的影响。特别是，当强迫工资提高到均衡水平之上时，对这些职业的劳动供给量将增加，而需求量将减少。结果传统女性职业中有更多的失业。同工同酬法以这种方式给这种政策要帮助的群体中的某些人带来了不利影响。关于同工同酬的争论仍在继续。法院通常否定了职业工资差别是歧视的说法。但是，同工同酬运动也有某些政治上的成功。例如，在1985年，政府雇员工会用同工同酬论起诉华盛顿州政府歧视。该案交给了巡回法院法官安东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他后来成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肯尼迪决定驳回同工同酬论，他写道：“无论是法律还是逻辑都不会把自由市场制度作为嫌疑犯。”然而，尽管同工同酬支持者在法庭上失败了，但他们最终还是得到了他们想得到的。华盛顿州政府在政治压力之下让步，并对州政府雇员采用了同工同酬制度。即问即答为什么很难确定一个工人群体是否受到歧视？◎解释利润最大化企业如何消除歧视性工资差别？◎歧视性工资差别如何会保持下去？结论在竞争市场上，工人赚到的工资等于他们对物品与劳务生产边际贡献的价值。但是，有许多事情影响边际产量值。企业对那些较有才能、较勤奋、较有经验而受教育较多的工人支付得更多一些，因为这些工人生产率较高。企业对那些受到顾客歧视的工人支付少一些，因为这些工人对收益的贡献少。我们在这两章提出的劳动市场理论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工人赚得比另一些工人多。这种理论并没有说明所引起的收入分配是否平等、公正或合意可取。这是我们在第二十章中要涉及的题目。内容提要◎工人由于许多原因而赚到不同的工资。在某种程度上，工资差别是对工人工作性质的补偿。在其他条件相等时，从事艰苦、乏味工作的工人得到的工资高于从事轻松、有趣工作的工人。◎人力资本多的工人得到的工资高于人力资本少的工人。累积的人力资本的收益是高的，而且在过去10年来一直在增加。◎虽然教育年限、经验和工作特性都像理论预期的那样影响收入，但仍有许多收入差别不能用经济学家可以衡量的事情来解释。收入中无法解释的变动主要归因于天赋能力、努力和机遇。◎一些经济学家提出，受教育更多的人得到更高工资并不是因为教育提高了生产率，而是因为有更高天赋能力的工人把教育作为一种向雇主表示他们高能力的信号。如果这种信号理论正确的话，那么，提高所有工人的教育程度就不会提高整个工资水平。◎收入中的一些差别是由于基于种族、性别或其他因素的歧视。但是，歧视的衡量是困难的，因为必须根据人力资本和工作特性的差别进行校正。◎竞争市场倾向于限制歧视对工资的影响。如果一个工人群体的工资由于与边际生产率无关的原因低于另一个工人群体，那么，非歧视企业将比歧视企业赢利更多。因此，利润最大化行为可以减少歧视性工资差别。如果顾客愿意为歧视企业更多地支付或如果政府通过要求企业歧视的法律，竞争市场上的歧视就会继续下去。第二十章 收入分配在本章中你将——考察我们社会中经济不平等的程度考虑在衡量经济不平等时产生的一些问题说明政治哲学家如何看待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中的作用考虑旨在帮助贫困家庭脱贫的各种政策玛丽?科拉姆（Mary Colum）曾对恩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说：“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惟一差别就是富人钱多。”也许是这样。但这种说法留下了许多没有回答的问题。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是一个迷人而重要的研究题目——无论对舒适的富人，对穷苦中挣扎的穷人，还是对有进取心而又担忧的中产阶级，都是如此。你从前两章中已经对为什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收入有了一些了解。一个人的收入取决于这个人劳动的供给与需求，供给与需求又取决于天赋能力、人力资本、补偿性工资差别、歧视，等等。由于劳动收入构成了美国经济中总收入的四分之三，所以，决定工资的因素也就是决定经济中总收入如何在各社会成员中分配的主要原因。换句话说，它们决定了谁是富人，谁是穷人。在本章中我们讨论收入分配。正如我们将要说明的，这个题目引起了有关经济政策作用的一些基本问题。第一章的经济学十大原理之一是，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在考虑收入分配时这种可能性特别重要。市场中看不见的手有效地配置资源，但它并不一定能保证公平地配置资源。因此，许多经济学家——但不是全部——认为，政府应该为了实现更大的平等而进行收入再分配。但是，在这样做时，政府又陷入了经济学十大原理的另一条：人们面临交替关系。当政府实施一些政策来使收入分配更平等时，它扭曲了激励，改变了行为，并使资源配置效率降低。我们对收入分配的讨论分三步进行。第一，我们评价我们社会中不平等的严重程度。第二，我们考虑对政府在改变收入分配中应该起什么作用的不同观点。第三，我们讨论旨在帮助社会最贫困成员的各种公共政策。不平等的衡量我们从针对衡量的四个问题开始我们对收入分配的研究。◎在我们社会中不平等程度有多大？◎有多少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衡量不平等程度时引起了哪些问题？◎人们通常如何在各收入阶级之间流动？这些衡量问题自然是讨论旨在改变收入分配的公共政策的出发点。美国的收入不平等有各种方法描述经济中的收入分配状况。表20－1提出了一种特别简单的方式。它表示属于7种收入范畴中每一种的家庭的百分比。你可以用这个表找出你的家庭在收入分配中的地位。表20－1 美国的收入分配：1994年家庭年收入（美元）家庭百分比（%）10000以下8.710000-149996.915000-2499915.025000-3499914.335000-4999918.050000-7499919.975000及以上17.2资料来源：U.S.Bureau of the Census为了考察不同时期或不同国家收入分配的差别，经济学家发现提出表20－2这样的收入数据是有用的。为了说明如何解释这个表，考虑以下思想试验。设想你要根据年收入对所有家庭进行排队。然后你把家庭分为5个相等的集团：最低的五分之一，第二个五分之一，中间的五分之一，第四个五分之一，以及最高的五分之一。接着你计算每个家庭集团所得到的总收入份额。你可以用这种方法得出表20－2中的数字。表20－2 美国的收入分配年份最低五分之一第二个五分之一中间五分之一第四个五分之一最高五分之一最高5�.210.015.723.346.920.119904.610.816.623.844.317.419805.211.517.524.341.515.319705.512.217.623.840.915.619604.812.217.824.041.315.919504.512.017.423.442.717.319354.19.214.120.951.726.5资料来源：U.S.Bureau of the Census注：这个表表示收入分配中每五分之一家庭和收入最高的5%家庭得到的税前收入在总收入中的百分比。这些数字给我们一种判断经济中的总收入如何分配的方法。如果收入平等地分配到所有家庭之间，每五分之一的家庭应该得到五分之一(20%)的收入。如果所有收入集中在少数几个家庭中，最上层的五分之一家庭应该得到100%的收入，而其他五分之四的家庭收入为零。当然，现实经济是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该表表示，1994年，最低的五分之一家庭共得到全部收入中的4.2%，而最高的五分之一家庭共得到全部收入中的46.9%。换句话说，尽管最高与最低五分之一包括了同样数量的家庭，但最高五分之一家庭收入是最低五分之一家庭的10倍左右。表20－2最后一栏表示最富有的家庭在总收入中所得到的份额。1994年，最富有的5%家庭得到了总收入的20.1%。因此，最富有的5%家庭的总收入比最穷的40%家庭的总收入还多。表20－2还说明了从1935年开始以来各年的收入分配状况。乍一看，收入分配似乎一直是相当稳定的。在过去几十年间，最低的五分之一家庭得到4%－5%的收入，而最高的五分之一家庭得到40%－50%的收入。进一步考察该表会发现不平等程度的某种趋势。从1935年到1970年，分配逐渐变得更平等。最低五分之一家庭的收入份额由4.1%提高到5.5%，而最高五分之一家庭的收入份额由51.7%下降到40.9%。近年来这种趋势又倒过来了。从1970年到1994年，最低五分之一家庭的收入份额从5.5%下降到4.2%，而最高五分之一家庭的收入份额从40.9%上升到46.9%。在第十九章中我们讨论了近年来不平等增长的某些原因。与低工资国家国际贸易的增长和技术变革倾向于减少不熟练劳动的需求并增加熟练劳动的需求。因此，不熟练工人的工资相对于熟练工人的工资而下降，而且，这种相对工资变动提高了家庭收入的不平等。案例研究 妇女运动与收入分配过去几十年间，妇女在经济中的作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工作的妇女从50年代的32%增加到90年代的54%。整天从事家务劳动的人已经不常见了，妇女的收入成为决定一般家庭总收入的一个更重要因素。妇女运动使男人与女人之间在得到教育和工作中更加平等，它也使家庭收入更不平等。原因是在各个收入集团中妇女劳动力参工率的提高不同。特别是，妇女运动对高收入家庭的妇女影响最大。甚至在50年代，来自低收入家庭妇女的参工率早就相当高，而自那时以来，她们的就业情况变化并不大。实际上，妇女运动改变了高收入家庭妻子的行为。在50年代，男性经理或医生愿意与一个留在家里并照料孩子的妇女结婚。今天，男性经理或医生的妻子本身更可能是经理或医生。结果是富有的家庭变得更富了，这是家庭收入不平等加剧的一种型式。正如这个例子所说明的，决定收入分配的有社会与经济因素。此外，认为“收入不平等坏”这种简单化观点可能有误导。妇女得到的机会日益增加，即使在家庭收入上有较大的不平等的影响，对社会来说也确实是一种好的变化。在评价收入分配的任何一种变动时，决策者在确定是否会引起社会问题之前必须考察这种变动的原因。案例研究 世界各国的收入不平等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有多大呢？这个问题是令人感兴趣的，但要回答它是困难的。并不是世界上每个国家都用同样的方法收集数据；例如，一些国家收集个人收入数据，而另一些国家收集家庭收入数据。因此，一个国家的数据可能与另一个国家的数据并没有严格的可比性。当我们发现两国之间的收入差别时，我们无法确定这是反映了经济中真实的差别呢，还是仅仅体现了收集资料方法的差别。记住这一点提示，再来看表20－3，该表比较了美国和其他6个主要国家的收入分配。这些国家的排序从最平等到最不平等。该表的最上端是日本，最富的五分之一人的收入只是最穷的五分之一人的4倍左右。该表的最下端是巴西，最富的五分之一人的收入是最穷的五分之一人的30多倍。虽然所有国家都有相当大的收入不平等，但各国的不平等程度并不一样。表20－3 世界各国的收入不平等国别最低五分之一第二个五分之一中间五分之一第四个五分之一最高五分之一日本8.713.217.523.137.5韩国7.412.316.321.842.2中国6.411.016.424.441.8美国4.711.017.425.041.9英国4.610.016.824.344.3墨西哥4.17.812.319.955.9巴西2.14.98.916.867.5资料来源：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4, pp.220-221。注：这个表说明每个五分之一家庭在收入分配中得到的税前收入的百分比。当各国根据不平等排序时，美国大约排在中间。美国最穷的五分之一人赚到了总收入的4.7%，相比之下日本为8.7%，巴西为2.1%。美国的收入分配几乎和英国的收入分配相同。这两个国家经济制度的相似性反映在收入分配的相似性上。贫困率最常用的收入分配判断标准是贫困率。贫困率是家庭收入低于称为贫困线的绝对水平的人口百分比。贫困线是联邦政府按提供充分食物成本的大约3倍的标准确定的。贫困线每年根据价格水平的变动调整，并取决于家庭规模。为了知道贫困率告诉我们些什么信息，我们来看看1994年的数据。这一年典型的家庭收入为39000美元左右，四口之家的贫困线是15141美元。贫困率是14.5%。换句话说，有14.5%的人是那些按其家庭规模收入低于贫困线的家庭的成员。图20－1表示从1959年以来的贫困率，官方数据是从这一年开始的。你可以看到，贫困率从1959年的22.4%降到1973年的11.1%。这种下降并不奇怪，因为在这一时期内经济中的平均收入（根据通货膨胀调整之后）增加了50%以上。由于贫困线是绝对标准而不是相对标准，所以，随着经济增长把整个收入分配向上推动，更多的家庭被推到贫困线之上。正如约翰?F.肯尼迪曾经指出的，水涨船高。但是，自从70年代初以来，水涨而一些船没有高。尽管平均收入持续增加（虽然放慢了一些），但贫困率并没有下降，而且，实际上还有某种程度的上升。近年来减少贫困方面没有进展与我们在表20－2中看到的不平等加剧密切相关。虽然经济增长增加了一般家庭的收入，但不平等的增长使最穷的家庭没有分享到经济繁荣的果实。贫困是一种影响所有人口集团的经济病症，但对各集团影响的大小并不同。表20－4 谁是穷人集团贫困率所有人14.5白人11.7黑人30.6西班牙裔人30.7孩子（18岁以下）21.8老人（64岁以上）11.7丈夫不在的女性家庭38.6资料来源：U.S.Bureau of the Census，1994年资料表20－4说明某些集团的贫困率，并反映出三个显著的事实：◎贫困与种族相关。黑人和西班牙裔人生活在贫困中的可能性是白人的3倍左右。◎贫困与年龄相关。孩子比一般人更容易成为贫困家庭的成员，而老年人比一般人更不容易贫穷。◎贫困与家庭结构相关。以女性为家长而没有丈夫的家庭生活在贫困中的可能性是一般家庭的两倍多。这三个事实描述了多年来美国社会的情况，它们也说明哪些人更可能成为穷人。这些影响也在同时起作用：在女性为家长的家庭中黑人和西班牙裔的孩子有一半以上生活在贫困之中。衡量不平等中的问题虽然收入分配和贫困率数据有助于我们了解我们社会不平等的程度，但解释这些数据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这些数据是根据家庭年收入。但人们所关心的并不是他们的收入，而是他们维持良好生活水平的能力。由于各种原因，收入分配与贫困率数据所给出的生活水平不平等状况是不完全的。我们以下考察这些原因。实物转移支付 收入分配和贫困率衡量是根据家庭的货币收入。但是，通过各种政府计划，穷人得到了许多非货币物品，包括食品券、住房补贴和医疗服务。以物品和劳务形式而不是以现金形式给予穷人的转移支付被称为实物转移支付。不平等程度的标准衡量并没有考虑这些实物转移支付。由于实物转移支付主要是由社会中最穷的成员得到，所以，没有把实物转移支付作为收入的一部分包括在内就大大影响了所衡量的贫困率。根据人口普查局的研究，如果把实物转移支付按其市场价值包括在收入内，生活在贫困中的家庭数量会比标准数据所表示的低10%左右。实物转移支付的重要作用使评价贫困的变化更为困难。由于帮助穷人的公共政策一直在变动，现金和实物转移支付之间的援助构成也在变动。因此，被衡量出来的贫困率的某些波动只是反映了政府援助形式的变动而不是经济恶化的实际程度。经济的生命周期 显而易见，在人的一生中收入变动很大。一个年轻工人，尤其是还在学校的年轻工人，收入是低的。随着工人年龄变大和经验增加，收入在增加，在50岁左右达到最高，然后在工人65岁退休时收入大幅度减少。这种有规律的收入变动型式被称为生命周期。由于人们可以以借款与储蓄来平缓收入的生命周期变动，所以他们在任何一年中的生活水平对一生收入的依赖大于对那一年收入的依赖。年轻人也许为了上学或买房子而借款，然后在他们以后收入增加时偿还这些贷款。人们在中年时有最高储蓄率。由于人们可以根据退休预期来储蓄，在退休时收入大大减少并不一定会引起生活水平的相似降低。这种正常的生命周期型式也引起年度收入分配不平等，但这并不代表生活水平的真正不平等。为了估计我们社会中的生活水平不平等，一生收入分配比年度收入分配更适用。不幸的是，实际上得不到一生收入数据。但是，在考察任何一种不平等数据时，重要的是要记住生命周期。由于人一生的收入是把生命周期的高收入与低收入拉平，所以在人们的分配中，一生收入肯定比年度收入更平等。暂时收入与持久收入 人一生的收入不仅仅因为预期的生命周期而变动，而且还因为随机的和暂时的力量而变动。某一年的霜冻摧毁了佛罗里达的橘子树，佛罗里达的橘子种植者就会眼看着收入暂时减少。同时，佛罗里达的霜冻也使橘子价格上升，加利福尼亚的橘子种植者眼看着自己收入暂时增加。下一年也可能会出现相反的情况。新闻摘录 正确衡量了贫困率吗？贫困率是一项备受瞩目的经济统计指标。但正如下面这篇文章所明确地指出的，有很多人批评这个指标。差错破坏了新贫困水平数据达纳?米尔班克撰写统计数字中有谎言，也在指责谎言。年度贫困数字也不例外。今天早上记者挤到华盛顿的商务部听人口普查局宣布生活在贫穷中的美国人数量。人口普查局还将透露家庭收入的统计，该统计告诉我们是不是富人越来越富，而穷人越来越穷。政治家将讨论这些数字。利益集团会扭曲这些数字。官员们将用这些数字来确定27项联邦计划的权利受益者，其中包括食品券、医疗援助、创业补助，以及学校午餐。附注：统计数字令人可疑。保守派这样认为。遗产基金会称这个报告是“苏联式扭曲信息的宣传”，并称人口普查局是“波将金村”(据传波将金为取悦女皇叶卡捷琳娜而在她巡游经过之处搭建外观悦目的假村庄。——译者注)。自由派人士也这样认为。西北大学贫困问题专家瑞贝卡?布兰克(Rebecca Blank)说人口普查局用的数据是“完全过时的，所用的技术使这些数据毫无意义。”甚至人口普查局也承认存在一个问题。今天介绍这些数字的该局一分部主任丹尼尔?温伯格（Daniel Weinberg）说：“现在的衡量标准是有缺点的，多年来我一直指出了这一点。”主要问题是：编撰收入和贫穷数据的方法回到了1963年，忽略了反贫穷计划的巨大变化。为什么不使它与现在一致?1988年家庭补贴法案委托的由13个专家组成的一个委员会花费了100万美元，并在5月发表了一份500页的报告，该报告建议对方法进行大幅度修正。但到现在为止，一切依然如旧。管理与预算机构用人口普查局的数字来决定贫困标准，但由于有对各州补助款的重新分配，国会也想插一手。保守派思想智囊、美国企业研究所的道格拉斯?贝沙罗夫（Douglas Besharov）说：“在路上你遇到了一块政治绊脚石。”甚至在1963年这种方法也是值得怀疑的，当时的贫困线是由莫利?欧桑斯基（Mollie Orshansky）划定的，她当时服务的部门就是现在的健康与人力服务部。欧桑斯基夫人现在已经退休了，她说她的计算仅仅打算用于一项老年人调查，但这些数字被正在寻找一种全国贫穷衡量指标的约翰逊总统所滥用。今天仍然在用的衡量指标是根据农业部对每年食物消费所需要货币量的估算，考虑到所有其他支出把这个数字乘以3就是指标数字，并进行调整以反映家庭规模。但是，贫困线只是衡量税前收入，没有考虑食品券这种实物津贴以及劳动收入税减免这种优惠政策。它也没有扣除照料儿童与交通费用，因此低估了工作的穷人数量。它没有考虑地区生活费用差别，尽管密苏里农村支付的住房租金要比曼哈顿低得多，这种奇怪的做法低估了城市穷人而高估了农村穷人……实际上，贫穷分析家无论其政治立场如何，都认为贫困水平与收入衡量被如此之扭曲，以至于连趋势都看不清了。布兰克教授说，非常可能的情况是，报告中的贫困一直增加和不平等一直加大的趋势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资料来源：The Wall Street Journal，October 5，1995，P.B1。正如人们可以借款和存款来使收入中生命周期变动平稳一样，他们也可以借款和存款来使收入中暂时变动平稳。当加利福尼亚橘子种植者有好年成时，他们花掉全部额外收入将是愚蠢的。相反，由于他们知道好年成不可能总有，所以把一部分额外收入储蓄起来。同样，佛罗里达橘子种植者对暂时低收入的反应是提取储蓄或借款。在某种程度上，家庭进行储蓄和借款是要减缓收入的暂时变动，这些变动并不影响他们的生活水平。家庭购买物品与劳务的能力主要取决于其持久收入，即正常的或平均的收入。为了确定生活水平的不平等，持久收入的分配比年度收入的分配更适用。虽然持久收入难以衡量，但它是一个重要的概念。由于持久收入不包括收入的暂时变动，持久收入的分配比现期收入更平等。经济流动性人们有时谈“富人”与“穷人”时仿佛年复一年这些集团都由同样的家庭组成。实际上，情况根本不是这样。经济流动性，即人们在各收入阶级之间的变动，在美国经济中是相当大的。沿着收入阶梯向上移动可能是由于好运气或勤奋工作，向下移动可能是由于坏运气或懒惰。这种流动性有一些反映在收入暂时变动上，而另一些反映在收入较持久的变动上。由于经济流动性如此之大，所以，许多低于贫困线的人只是暂时的。对少数家庭来说，贫困是一个长期问题。在一个有代表性的10年期中，4个家庭中有一个至少在一年中在贫困线之下。但只有不到3%的家庭在8年或更长时间中是贫困的。由于暂时的贫困和持久的贫困很可能面临不同的问题，所以，旨在反贫困的政策需要区分这两个集团。判断经济流动性的另一个方法是根据一代到另一代人经济成功的持续性。那些研究这个题目的经济学家发现流动性是很大的。如果父亲的收 入比他同辈人的平均收入高20%，他的儿子很可能比他同辈人的平均收入高8%。祖父的收入与孙子的收入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还是一句老话说得对：“富不过三代。”这种巨大经济流动性的一个结果是，美国经济充满了自己致富的百万富翁（以及挥霍继承来的财产的继承人）。根据1996年的估算，美国约有270万个家庭净资产（资产减去负债）超过了100万美元。这些家庭代表着最富的2.8%的人口。这些百万富翁中有五分之四的人是靠自己赚的钱，例如通过开办并建立企业或通过公司职务的晋升。只有五分之一的百万富翁是继承了财产。即问即答 用什么衡量贫困率？◎说明解释所衡量的贫困率时的三个潜在问题。收入再分配的政治哲学我们刚刚说明了经济的收入如何分配，并讨论了在解释所衡量的不平等时遇到的问题。我们现在转向政策问题：政府对经济不平等应该做些什么？这不仅是经济学问题。仅仅是经济分析并不能告诉我们决策者是不是应该努力使我们的社会更平等。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哲学问题。但由于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中的作用是许多经济政策争论的中心，所以，在这里我们离开经济科学来考虑一点政治哲学。功利主义政治哲学中一个主要学派是功利主义。功利主义的奠基人是英国哲学家杰瑞米?边沁（Jeremy Benthan,1748－1832)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在很大程度上，功利主义的目的是要把个人决策的逻辑运用于涉及道德与公共政策的问题。功利主义的出发点是功利或效用的概念——效用是人从其环境中得到的幸福或满足程度。效用是福利的衡量，而且，根据功利主义者的看法，也是所有公共和私人行动的最终目标。他们声称，政府的正确目标是使社会每一个人的效用总和最大化。功利主义者支持收入再分配是根据边际效用递减的假设。一个穷人额外一美元收入给这个人所带来的额外效用大于富人额外一美元带来的效用看来是合理的。换句话说，随着一个人收入增加，从增加的一美元收入中得到的额外福利是减少的。这个似乎有道理的假设与功利主义者总效用最大化的目标一起，意味着政府应该努力达到更平等的收入分配。这种观点是简单的。设想皮特和保罗两人除了皮特收入8万美元而保罗收入2万美元之外完全相同。在这种情况下，拿走皮特的一美元给保罗将减少皮特的效用而增加保罗的效用。但由于边际效用递减，皮特效用的减少小于保罗效用的增加。因此，这种收入再分配增加了总效用，这是功利主义者的目标。乍一看，这种功利主义者的观点似乎意味着，政府应该一直进行收入再分配，直至社会上每个人有完全相同的收入。实际上，如果收入总量是固定的——我们例子中的10万美元——那么，情况就是这样。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功利主义者否定收入的完全平等化，因为他们接受了第一章中提出的经济学十大原理之一：人们会对激励作出反应。要把皮特的钱给保罗，政府就应该实行收入再分配政策，例如美国的联邦所得税和福利制度。在这些政策之下，收入高的人支付高税收，而收入低的人得到收入转移。但正如我们在第八章和第十二章中所说明的，税收扭曲了激励，并引起无谓损失。如果政府通过高所得税和减少转移支付拿走了一个人可以赚到的额外收入，皮特和保罗勤奋工作的激励都变小了。当他们工作减少时，社会收入减少了，总效用也减少了。功利主义的政府必须使更大平等的好处与扭曲激励的损失平衡。因此，为了使总效用最大化，政府不能使社会完全平等。一个有名的寓言说明了功利主义者的逻辑。设想皮特和保罗是在沙漠上不同地方的饥渴旅行者。皮特的绿洲有许多水；保罗的地方水很少。如果政府可以无成本地把一个绿洲的水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就可以通过使两个地方的水量平等化而使水带来的总效用最大化。但假设政府只有一个漏水的桶。当它把水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时，运输中有一些水损失了。在这种情况下，功利主义的政府仍然努力把水从皮特那里运到保罗那里，但这还要取决于保罗的饥渴程度和漏多少水。然而，在只有一只漏水的桶时，功利主义的政府并不想达到完全平等。自由主义思考不平等的第二种方法是所谓的自由主义。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在他的著作《正义论》中提出了这种观点。这本书在1971年出版，并很快成为政治哲学中的一本经典之作。罗尔斯从一个社会的制度、法律和政策应该是公正的这个前提开始。然后他提出了一个合理的问题：我们如何能使社会成员对公正的含义有一致的认识呢？看来每个人的观点必然要取决于自己特殊的环境——他才能高呢还是才能低，勤奋还是懒惰，受教育多还是受教育少，出生在富裕家庭还是贫穷家庭。我们能客观地决定一个公正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罗尔斯提出了以下的思想试验。设想在我们任何一个人出生之前，我们到一起开会设计统治社会的规则。这时我们对我们每个人生活的终点将如何结束都一无所知。用罗尔斯的话来说，我们都处于“无知面纱”背后的“原始状态”。罗尔斯认为，在这种原始状态时，我们可以为社会选择一套公正的规则，因为我们必须考虑这些规则将如何影响每一个人。正如罗尔斯所指出的：“由于所有人都处于相似状况，没有一个人能设计有利于自己特殊状况的原则，所以，公正的原则是公正协商或谈判的结果。”用这种方法设计公共政策和制度使我们对什么政策为公正的判断保持态度客观。然后罗尔斯考虑在这种无知面纱蒙蔽下所设计的政策要达到什么目标。特别是，他考虑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结果是在收入分配的最上层、最下层还是中间层，他会认为什么样的收入分配是公正的。罗尔斯认为，处于原始状态下的人会特别关注处于收入分配最低层的可能性。因此，在设计公共政策时，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提高社会中最差的人的福利。这就是说，不是像功利主义者所主张的使每个人效用的总和最大化，罗尔斯要使最小效用最大化。罗尔斯的规则被称为最大化标准。由于最大化标准强调的是社会上最不幸的人，所以，它证明了旨在使收入分配平等化的公共政策是正确的。通过把富人的收入转移给穷人，社会增进了最不幸者的福利。但是，最大化标准并不会导致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如果政府努力使收入完全平等化，人们就没有勤奋工作的激励，社会的总收入将大大减少，而且，最不幸者的状况肯定会更恶化。因此，最大化标准仍然允许收入不对称，因为这种不对称可以增强激励，从而提高社会帮助穷人的能力。然而，由于罗尔斯的哲学只重视最不幸的社会成员，所以它要求的收入再分配比功利主义者更多。罗尔斯的观点是有争议的，但他提出的思想试验非常引人注目。特别是这种思想试验使我们把收入再分配作为社会保险的一种形式。这就是说，从无知面纱蒙蔽的原始状态的角度看，收入再分配很像一种保险政策。房主购买火灾保险是为了预防他们的房子着火的风险。同样，当我们作为一个社会，选择向富人征税以补助穷人的政策时，我们就为自己成为穷人家庭成员的可能性进行了保险。由于人们不喜欢风险，所以我们应该为自己出生在一个给我们提供了保险的社会而感到庆幸。但是，完全不清楚的一点是，受无知面纱蒙蔽的理性人实际上厌恶风险的程度是否足以使他们遵循最大化标准。实际上，由于原始状态的人结果可能处于收入分配的任何一个位置上，所以，当设计公共政策时他应该平等地对待所有可能的结局。在这种情况下，在无知面纱之下最好的政策应该是使社会成员的平均效用最大化，而且，所产生的公正概念就更接近于功利主义者而不是罗尔斯主义者。自由意志主义不平等的第三种观点被称为自由意志主义。到现在为止我们考虑的两种观点——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把社会总收入作为社会计划者为了达到某种社会目标而自由地再分配的共享资源。与此相比，自由意志主义者认为，社会本身没有赚到收入——只是单个社会成员赚到了收入。根据自由意志主义者的看法，政府不应该为了实现任何一种收入分配而拿走一些人的收入并给以另一些人。例如，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在他1974年的名著《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中写了下面这样一段话：我们并不是一些由某人来分割馅饼的孩子，这个人做一些细微的调整来修正前面粗心的切割。没有任何集中的分配，没有任何人或团体有权控制所有的资源，并总的决定怎样施舍它们。每个人得到的东西，是他从另一个人那里得到的，那个人给他这个东西是为了交换某个东西，或作为礼物赠予。在一个自由社会里，不同的人们控制着各种资源，新的持有来自人们的自愿交换和馈赠。在功利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努力判断社会上有多大不平等程度为合意可取时，诺齐克否认了这个问题的正当性。自由意志主义者对经济结果的另一种评价是评价这些结果产生的过程。当收入分配是以不公正手段达到的时候，例如，当一个人偷了另一个人的东西时，政府有权力也有义务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只要决定收入分配的过程是公正的，所引起的分配无论如何不平等都是公正的。诺齐克通过进行社会收入分配与课程成绩分配之间的类比来批评罗尔斯的自由主义。假设有人要你判断你现在所选的经济学课程成绩的公正性。设想你自己处于无知面纱之下，不知道每个学生的才能与努力程度，你会选择某个成绩分布吗？或者你会保证评价学生成绩的过程公正而不考虑产生的成绩分布是否平均？至少就成绩的情况而言，自由意志主义者强调过程而不是结果是有说服力的。自由意志主义者的结论是，机会平等比收入平等更重要。他们认为，政府应该强调个人的权利，以确保每个人有同样使用自己才能并获得成功的机会。一旦建立了这些游戏规则，政府就没有理由改变所引起的收入分配。即问即答 帕姆赚的钱比帕利尼多。一个人建议向帕姆征税并补贴帕利尼的收入。功利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自由意志主义者会如何评价这种建议呢？减少贫困的政策正如我们刚刚说明的，政治哲学家对政府在改变收入分配中应该起什么作用有各种观点。大部分选民中的政治争论反映了类似的分歧。尽管这些争论仍在继续，但大多数人认为，起码政府应该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根据一个广为人知的比喻，政府应该提供一个“安全网”，以使任何一个公民免于陷入极度贫困。贫困是决策者面临的一个最困难问题。贫困家庭比一般人更可能经历无家可归、毒品依赖、家庭暴力、健康问题、未婚少女怀孕、文盲、失业和教育程度低。贫困家庭成员更可能犯罪，也更可能成为犯罪的牺牲品。虽然很难把贫困的原因与结果分开，但毫无疑问，贫困与各种经济和社会病症相关。假设你是一个政府决策者，你的目标是减少生活在贫困中的人数。你应该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我们这里考虑一些你会考虑的政策选择。正如你将看到的，虽然这每一种选择都会帮助一些人脱贫，但没有一种选择是完美的，要确定哪一种选择最好并不容易。最低工资法规定雇主支付给工人的最低工资总是争论的来源。支持者把最低工资作为帮助工作的穷人而政府又不用花钱的一种方法。批评者把最低工资看成是对它想帮助的人的一种伤害。正如我们最初在第六章中所说明的，很容易用供求工具来说明最低工资。对那些技能水平低和经验不足的工人来说，高的最低工资迫使工资高于供求平衡的水平。因此它提高了企业的劳动成本，并减少了这些企业需求的劳动量。结果是受最低工资影响的这些工人集团的高失业。虽然那些仍然就业的工人从较高工资中受益，但那些原本在较低工资时能就业的工人状况变坏了。这些影响的大小关键取决于需求弹性。支持高水平最低工资的人认为，不熟练劳动的需求是较为缺乏弹性的，因此，高水平最低工资所减少的就业是微不足道的。批评最低工资的人认为，劳动需求较为富有弹性，特别是在企业可以更充分地调整就业与生产的长期中更是如此。他们还注意到，许多最低工资工人是中产阶级家庭的青少年，因此，高水平最低工资作为帮助穷人的一种政策并没有完全达到目标。福利提高穷人生活水平的一种方法是政府补贴他们的收入。政府这样做的主要方法是通过福利制度。福利是包括多种政府计划的一个广义术语。有未成年子女家庭补贴(AFDC)是一项帮助有子女但没有养家的成年人家庭的计划。在一个典型的AFDC家庭中，没有父亲，而母亲在家抚养小孩。（在1996年的福利改革方案中，AFDC计划开始出现重大变动，相应的新闻摘录中讨论了这一点。）另一项福利计划是补贴性保障收入（SSI），它为有病或残疾穷人提供帮助。要注意的是，在这两项福利计划中，仅仅是收入低的穷人并不能有资格获得帮助。他还应该满足一些额外“要求”，例如，有小孩或者残疾。对福利计划的普遍批评是，它引起了人们变成“需要帮助者”的激励。例如，这些计划会鼓励家庭破裂，因为许多家庭只有没有父亲才符合经济帮助的标准。这个计划也会鼓励未婚生育，因为对许多穷人来说，单身妇女只要有孩子就符合帮助的资格。由于贫穷，单身母亲就是贫困问题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而且，由于福利计划似乎增加了穷人，即单身母亲的数量，所以批评福利制度的人断言，这些政策恶化了它们原本打算解决的问题。福利制度潜在的问题有多严重？没有一个人知道确切的情况。福利制度的支持者指出，作为贫困的单身母亲依靠福利充其量也是艰难度日，而且他们怀疑如果不是迫不得已这种制度会鼓励许多人追求这种生活。此外，长期趋势有时也不支持福利制度批评者所提出的观点，即双亲家庭的减少主要是福利制度的象征。自从70年代初以来，福利津贴（根据通货膨胀调整后的）一直在下降，但生活在单亲家庭的儿童的百分比上升了。负所得税当政府选择一种制度来征税时，它就影响了收入分配。在累进所得税的情况下这显然是正确的，这种税制下，高收入家庭收入中纳税的百分比大于低收入家庭。正如我们在第十二章中讨论的，在设计税制时各收入集团之间的平等是一个重要的标准。许多经济学家建议用负所得税来补贴穷人的收入。根据这种政策，每个家庭都要向政府报告自己的收入。高收入家庭根据他们的收入纳税。低收入家庭将得到补助。换句话说，他们将“支付”一种“负税”。例如，假设政府用以下公式来计算一个家庭的税收负担：应交税收＝（1/3收入）－10000美元。新闻摘录 1996年的福利改革在1996年，克林顿总统签署了美国福利制度有重大改革的法律。在以下的专栏中，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提出支持这个福利方案。什么原因使福利方案获胜加里.S.贝克尔撰写由国会通过，并由克林顿总统签署而成为法律的福利改革方案并没有大幅度削减福利支出。但这个方案是革命性的，因为它确立了一个原则，即个人和家庭不再能仅仅因为穷就自动地有权得到政府补贴。虽然大多数享受福利的家庭只是用津贴来帮助他们渡过暂时困难，但有40%左右的家庭享受福利在2年以上。不幸的是，证据无可争议地表明，家庭依靠福利的时间越长，也就越难以摆脱对福利的依赖。这就是为什么限制家庭可以享受福利的时间是新法律中最重要的条款之一。这些限制使家庭不能把福利作为长期的依靠：这些条款规定，除非家长在两年之内开始工作，否则接受补贴者必须放弃大部分补贴。家庭可以超过一段时间享受福利，但一生受到的补贴限于5年之内——虽然各州可以有最多20%的家庭不受此限。在一段时期之后中止补贴的做法引起了强烈批评。但在我看来，这是沿着正确方向的重要一步。时间限制之所以可取不仅因为减少了政府支出，而且还因为长期依靠福利使技能退化，并强化了依靠政府施舍的习惯。这就破坏了赚钱的能力、个人创造性与自信心。在国会中投票反对这个方案的民主党人认为，如果母亲被迫失去福利补贴，许多孩子就成为无辜牺牲品。（但要注意的是，有50%的民主党众议员和50%以上的民主党参议员支持这一方案——以及所有共和党议员都支持。）我同意应该着重考虑福利改革对儿童的影响。但批评者是把新制度与理想的标准比较，而不是与被取代的旧方法比较。解决贫困和福利的新方法是人们早就期盼的。在过去50年中，政府用于帮助穷人的计划花费了5万亿美元以上。享受福利的家庭成员从1970年的不足800万人增加到90年代的1500万人。但贫困家庭子女受到虐待、无人照看和其他错误行为一直在恶化。我并不知道有什么证据能说明，接受福利家庭的孩子和许多同样贫穷但放弃了福利津贴的家庭的孩子有什么不一样。长期接受福利尽管有货币收益、但严重伤害了许多儿童，这主要因为它侵蚀了这些孩子的价值观。长期享受福利的家庭的孩子开始接受这样一种观念：靠政府补贴比经济与心理上的独立更正常。这就是为什么5年的补贴还是太长了。强迫享受福利的父母去做一份普通工作有助于给他们以新希望并给孩子以动力。新法律通过联邦政府一次性拨款给州政府来分散实施福利政策，这使州政府自由实施自己的福利计划——服从联邦政府的时间限制和其他限制。这种权力下放的批评者认为，许多州会忽视贫穷的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一些州会提出软弱的计划——但现在歧视少数民族要比民权法案和相关联邦法律实施之前更困难。此外，过去10年间实际上所有福利的创新性方法，包括联邦法律的主要条款，都是由加利福尼亚、密歇根、新泽西、威斯康星和其他州开始实施或首先提出来的。许多其他州将模仿这些创新者，这就是为什么我预期大多数州会比联邦政府用更少官僚机构而又更有效率地支出福利拨款。这个福利法也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例如，使合法居民没有资格享受许多福利津贴是不是阻止移民的最好方法就是值得怀疑的。但是，这个法律朝着承认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结论迈出了一大步：政府津贴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激励、行为和价值观。类似的社会保障、医疗保健和其他所谓的政府津贴计划也应该遵循福利改革的方向，共同向各个家庭提供更强有力的自救自强激励。结果将是老人储蓄率更高，医疗保健的支出更节省，社会有更好的价值观。资料来源：Business Week，September 23，1996.p.220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收入6万美元的家庭将交1万美元税，而一个收入9万美元的家庭将交2万美元税。收入3万美元的家庭不交税。而收入1.5万美元的家庭“应交”-5000美元税。换句话说，政府将给这个家庭送一张5000美元的支票。根据负所得税，贫困家庭不用表示需要就会得到经济帮助。得到帮助要求的惟一资格就是收入低。根据一种观点，这种特点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一方面，负所得税不鼓励非婚生育和家庭破裂，福利制度的批评者认为现在的政策就是鼓励非婚生育和家庭破裂的。另一方面，负所得税也会补贴那些仅仅是由于懒惰而陷于贫穷的人，而在一些人眼中，政府最不该补贴这样的人。一种和负所得税有相同作用的现实税收条款是劳动收入税收减免。这种优惠使贫困劳动家庭一年中得到的所得税返还大于交纳的税收。由于劳动收入税收减免只适用于劳动的穷人，它就不会像其他反贫困计划所做的那样鼓励得到补贴的人不干活。但由于同样的原因，它也无助于减轻由于失业、生病或其他无工作能力引起的贫困。实物转移支付帮助穷人的另一种方法是直接向他们提供提高生活水平所需要的某些物品与劳务。例如，慈善机构提供所需要的食物、居住场所或圣诞节的玩具。政府向贫困家庭提供食品券，食品券是政府发放、可以用来在商店购买食物的票证，商店可以把这些票证兑换为现金。政府也通过所谓的医疗援助计划给许多穷人提供医疗保健。是用这些实物转移支付帮助穷人好呢，还是直接给现金好？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回答。实物转移支付的支持者认为，这种转移支付确保穷人得到他们最需要的东西。最贫困社会成员中的嗜酒和吸毒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相比，更为普遍。通过向穷人提供食物和居住场所，全社会会更相信，这不会扶植这些恶习。这是给穷人实物转移支付比给现金支付在政治上更受欢迎的一个原因。现金支付的支持者认为，实物转移支付是无效率的和不尊重穷人的。政府并不知道穷人最需要什么物品与劳务。许多穷人是运气不好的普通人。尽管他们不幸，但他们可以最好地决定如何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不给穷人可能并不需要的物品与劳务的实物转移支付，而是给他们现金并允许他们购买自己认为需要的东西，会使他们的状况更好。反贫穷计划和工作激励许多旨在帮助穷人的政策可能对鼓励穷人依靠自己的力量脱贫有意想不到的不利影响。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来看看下面一个例子。假设一个家庭维持合理的生活水平需要15000美元。再假设出于对穷人的关心，政府承诺每个家庭都有这个收入。无论一个家庭赚多少钱，政府补足收入和15000美元之间的差额。你预期这种政策会有什么影响呢？这种政策的激励效应是显而易见的：任何一个工作收入在15000美元以下的人没有找工作和保持工作的激励。这个人每赚到1美元，政府就会减少1美元的收入补贴。实际上，政府对增加的收入征收100%的税。有效边际税率为100%的政策必定会招致巨大的无谓损失。这种高有效税率的不利影响会一直存在下去。一个被鼓励不工作的人失去了工作中提供的在职培训。此外，他的孩子也不能通过观察有全职工作的父母而学到一些经验，而这可能对他们自己找工作和保持工作的能力有不利的影响。虽然我们已经讨论的反贫穷计划是假设的，但并不是像乍看起来那样不切实际。福利、医疗援助、食品券和劳动收入税收减免都是旨在帮助穷人的计划，而且这些计划与家庭收入相关。随着一个家庭收入增加，该家庭就变得不符合这些计划的资格。当把所有这些计划放在一起时，这些家庭面临有效边际税率极高是常见的。有时，有效边际税率甚至超过100%，以致当贫穷家庭受赠到更多钱时，他们的状况变坏了。通过努力帮助穷人，政府鼓励这些家庭不工作。根据反贫困计划批评者的看法，这些计划改变了工作态度，并创造了一种“贫困文化”。对这个问题似乎有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随着贫困家庭收入增加，逐渐减少对他们的津贴。例如，如果一个贫困家庭每赚1美元就减少30美分津贴，那么，它就面临30%的有效边际税率。这种实际税负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工作努力，但并没有完全消除对工作的激励。这种解决方法的问题是，它会大大增加反贫困计划的成本。如果随着贫困家庭收入增加逐渐减少津贴，那么，正好在贫困水平以上的家庭也有资格得到大量津贴。津贴的减少越慢，符合津贴资格的家庭越多，这个计划的成本也越大。因此，决策者面临着用高有效边际税率增加穷人负担，与用高成本减少贫困计划增加纳税人负担之间的交替关系。1996年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通过了旨在解决这个问题的一项重要的福利改革方案。该方案限制了任何人可以得到福利的年限。该方案的支持者认为，这将减少长期福利的不利激励效应。批评者认为，它使许多有孩子的家庭大大跌到贫困线之下。在1992年大选时承诺“正如我们所知，要结束福利”的克林顿总统不顾自己党内的许多人反对签署了该法案。即问即答 列出旨在帮助穷人的三项政策，并讨论每种政策的优缺点。新闻摘录 储蓄与福利旨在帮助穷人的计划有许多意想不到的负效应。其中之一就是鼓励穷人不储蓄。下面这篇文章描述了一位享受福利的母亲在她想用一些钱未雨绸缪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对享受福利的父母来说，超支是合法的，但储蓄就不能享受福利罗伯特?L.罗斯撰写节约一分钱就是赚一分钱。这是正常情况。以格里斯?卡波蒂罗来说，她是一个36岁的母亲，真正精于勤俭治家。为了节省衣服开支，卡波蒂罗太太穿的衣服大多是在旧货店买的。为了节约日用品支出，她买了一些67美分一盒的咸饼干和39美分一筒的鸡汤罐头储存起来。当卡波蒂罗太太5岁的女儿米契尔要一个洋娃娃作为圣诞节礼物时，她母亲没进玩具反斗城，在这里一个洋娃娃的零售价为19.99美元。相反她在一家名为古德温旧货店中找到一个1.89美元的洋娃娃。她把这个洋娃娃洗干净，并在头发上系了一条粉红色的缎带，然后送给米契尔。卡波蒂罗太太在古德温旧货店还找到了很受欢迎的土豆头先生玩具，这是一种拼装起来的塑料玩具，然后把它一片片装起来。她只花了79美分，又节省了3.18美元。卡波蒂罗太太这种节俭的策略帮助她在最近4年中有了一个3000美元以上的储蓄账户。她的目标是存到足以买一台新洗衣机的钱，也许有一天还要帮助米契尔上大学。在某种程度上，这使她在她坚毅的北边邻居中成为一个贤慧的模范，她的知名度比她的高尚志向还要广。但也存在一个麻烦：卡波蒂罗太太享受福利——每月440美元，加60美元食品券——而把公共补助的钱储蓄起来违背了法律。当福利官员发现这一点后，他们迅速采取行动。他们起诉卡波蒂罗太太的储蓄损害了纳税人的利益。上个月，米尔瓦基县社会服务部把她带到法院，控诉她欺诈，并要求她交回储蓄——总计15545美元。卡波蒂罗太太说她不知道这一点，但根据联邦政府有未成年子女家庭补贴计划，当她在1985年储蓄达到1000美元的那一天时就不符合补贴资格了。山姆大叔要收回钱。米尔瓦基县社会服务部副主任罗伯特?戴维斯（Robert Davis）说：“根据有未成年子女家庭补贴计划，税收的钱是用来维持人的基本需求的。”联邦政府的规定和这项计划的精神不是要让“人们拿钱并存到储蓄账户上……”在受到法律控诉之后，卡波蒂罗太太减少了她的储蓄，以免失去她的福利支票。她给自己买了新洗衣机，一个二手炉子来代替她的小电炉，价值40美元的冰箱，以及给米契尔的一张新床。但这并没使她免受欺诈的指控。最后，她上法庭的日子来临了。最初，巡回法庭法官查理斯?B.舒德逊（Charles B. Schudson )觉得很难找出卡波蒂罗太太的罪行。在他看来，福利欺诈意味着双重领款：得到了全部津贴同时又有工作。在律师解释了有关存钱的规定后，他明确表示他对这些规定不以为然。他说：“我并不认为我们可以多么有力地对我们社会的穷人说：不许储蓄。”舒德逊法官说，当布什总统在推行他的家庭储蓄账户计划时出现这种情况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显然，这个国家只鼓励富人储蓄。”其他人有不同看法。该县福利工作人员索菲娅?帕蒂皮罗(Sohia Partipilo）说，帕蒂皮罗太太的储蓄引起了她究竟是否需要福利支票的问题。处理这件事情的帕蒂皮罗太太说：“我们不是储蓄贷款协会。我们不是在月底赠送会员礼品。我们只是帮助你渡过难关。”卡波蒂罗太太可以打这场官司。她的律师，后来甚至法官都说，有一个陪审团将会站在这位福利母亲一边的好机会。连检察官也承认，只要她把钱花掉而不储蓄，她就可以免于法律追究。但对卡波蒂罗太太来说，上一次法庭已经足够了。她如此受到惊吓，而且喉咙如此干哑，以至于法官几乎听不到她的讲话。她承认有罪，罪名是“没有报告情况的变化。”法官判她一年缓刑，并命令她偿还1000美元。资料来源：The Wall Street Journal，February 6, 1990, pp.1，11。结论人们长期以来一直在思考社会的收入分配问题。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得出的结论是：在一个理想的社会中，最富的人的收入不超过最穷的人的收入的4倍。虽然不平等的衡量是困难的，但显然我们社会的不平等已大大超过了柏拉图的建议。第一章的经济学十大原理之一是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但是，对于应该如何把这一原理运用到收入分配中很少有什么一致看法。现在的哲学家和决策者对多大程度的收入不平等为合意可取，或者甚至对公共政策是否应该以改变收入分配为目的，看法并不一致。公共政策的许多争论反映了这种不一致。例如，当税收提高时，法律制定者就会为税收应该落在富人身上多少，中产阶级身上多少，以及穷人身上多少而争论不休。经济学十大原理的另一个是人们面临交替关系。当考虑经济不平等时记住这个原理是重要的。惩罚成功和奖励失败的政策减少了对成功者的激励。因此，政策制定者面临平等和效率之间的交替关系。更加平等地分割蛋糕，蛋糕就会变得越小。这是几乎每一个人都同意的有关收入分配的一个结论。内容提要◎收入分配数据表明了我们社会中存在的巨大不对称。最富的五分之一家庭收入是最穷的五分之一家庭收入的10倍左右。◎由于实物转移支付、经济的生命周期、暂时收入和经济流动性对了解收入变动如此重要，所以，要用某一年的收入分配资料来判断我们社会中的不平等程度是困难的。当考虑到这些因素时，它们总倾向于表明，经济福利的分配比年度收入更平等。◎政治哲学家关于政府在改变收入分配中的作用的观点并不相同。功利主义者（例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选择使社会每个人效用之和最大化的收入分配。自由主义者（例如，约翰?罗尔斯）决定收入分配时，我们仿佛被置于“无知的面纱”之下，这使我们不了解我们的生活状况。自由意志主义者（例如，罗伯特?诺齐克）要求政府保护个人权利以保证一个公正的过程，但不用关注所引起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有许多不同的政策旨在帮助穷人——最低工资法、福利、负所得税，以及实物转移支付。虽然这每一种政策都帮助了一些家庭脱贫，但它们也有意想不到的副作用。由于经济资助随收入增加而减少，所以，穷人往往面临很高的实际边际税率。这种高实际税率不鼓励贫困家庭依靠自己的力量脱贫。第二十一章 消费者选择理论在本章中你将——知道预算约束如何代表消费者可以承受的选择了解可以如何用无差异曲线代表消费者的偏好分析消费者的最优选择是如何决定的说明消费者如何对收入变动和价格变动作出反应把价格变动的影响分解为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把消费者选择理论运用于家庭行为的四个问题当你走进商店时，你会遇见成千上万种你可以买的物品。当然，由于你的财力是有限的，你不能买你想买的一切。因此，你考虑各种供销售的物品的价格，并在你的财力为既定时购买最适合你需要和合意的一组物品。在本章中我们提出说明消费者如何作出购买什么的决策的理论。到现在为止，在本书中我们一直用需求曲线来概括消费者决策。正如我们在第四章到第七章所讨论的，一种物品的需求曲线反映消费者对该物品的支付意愿。当一种物品价格上升时，消费者只对较少该物品有支付意愿，因此，需求量减少。现在我们深人考察需求曲线背后的决策。本章中所提出的消费者选择理论对需求提供了更全面的解释，正如第十四章的竞争企业理论对供给提供了更全面的解释一样。第一章讨论的经济学十大原理之一是人们面临交替关系。消费者行为理论考察了人们在作为消费者时面临的选择。当一个消费者多购买一种物品时，他只能少买其他物品。当他把更多时间用于闲暇并少工作时，他的收入就减少，并只能少消费。当他把收入更多地用于现在并少储蓄时，他必然接受未来的低消费水平。消费者选择理论考察面临这些交替关系的消费者如何作出选择，以及他们如何对环境的变动作出反应。在提出消费者选择的基本理论之后，我们把它用于几个家庭决策问题。特别是我们要问：◎所有需求曲线都向右下方倾斜吗？◎工资如何影响劳动供给？◎利率如何影响家庭储蓄？◎穷人偏好得到现金还是实物转移支付？乍一看，这些问题似乎是毫不相关的。但正如我们将说明的，我们可以用消费者选择理论来解决这每一个问题。预算约束：消费者买得起什么大多数人都喜欢增加他们所消费的物品的数量和质量—度更长的假期、开更豪华的车，或者在更好的餐馆吃饭。人们之所以消费的比他们愿意的少是因为他们受到收入的约束，或限制。我们从考察收入和支出之间的这种联系来开始我们对消费者选择的研究。为了使事情简单，我们考察一个只购买两种物品—百事可乐与比萨饼的消费者面临的决策。当然，现实的人购买成千上万不同种类的物品。但假设只有两种物品极大地简化了问题而又不改变关于消费者选择的基本观点。我们首先考虑消费者的收入如何制约用于百事可乐和比萨饼的支出量。假设消费者每月有1000美元收入，而且他把每个月的全部收入用于百事可乐和比萨饼。一品脱百事可乐的价格是2美元，而比萨饼的价格是10美元。表21－1表示消费者可以购买的百事可乐和比萨饼许多组合中的一些。该表的第一行表示，如果消费者把全部收入用于比萨饼，他一个月可以吃100个比萨饼，但他就根本不能买一点百事可乐。第二行表示另一种可能的消费组合：90个比萨饼和50品脱百事可乐。以此类推。表中的每种消费组合花费正好是1000美元。表21－1 消费者预算约束百事可乐(品脱)比萨饼数量(个)百事可乐支出(美元)比萨饼支出(美元)总支出(美元)01000100010005090100900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