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预选　　1月2日，星期六，中午十二时三十分，参议员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大步走进一个坐满了人的记者招待会，宣读了一份关于他参加竞选总统的一页纸的声明。　　他当时四十二岁——还从来没有一个这么年轻的候选人当选过美国总统，甚至在本世纪内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也从来没有提名过这样年轻的候选人。他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信仰这个教的教徒从来没有人当选过总统，而且在1928年以后，甚至从来也没有人认真地从中考虑过人选。他是合众国的参议员——参议院过去只选出过一个共和党人的总统，没有从中选出过一个民主党人的总统，而民主党人在这一百年中甚至从来没有提名一个参议员当总统候选人。他们在更长的时期里也没有提名过一个新英格兰人当总统候选人。　　然而肯尼迪的一举一动毫不气馁。他从牙买加休假归来，脸晒得黑黑的，讲话干脆而自信：　　　今天我宣布我参加竞选美国总统。……在过去的三年零四个月里，我访问了联邦的每一个州，并和各界的民主党人交谈过。因此，我参加竞选是以这一信念为基础的：即我能在提名和大选中获得胜利。　　他知道，在这个声明里，他不能扭忸怩怩，或半心半意。他应当使全国各地拥护他的人都知道，他在竞选中将是有始有终的，不会使他们进退两难。不久即将承担起义务来的政界领袖们需要弄清楚，他是否准备认真地大干一番。他决定不直接提到他的宗教信仰，但是却不以为意或毫无敌意地回答了这方面的全部问题。在答复人们担心他太年轻的问题时，他强调谈了自己"几乎到过世"界上每一洲、每一国"的二十年旅游经历，"为美国效劳出力的十八年，先是在太平洋充当一个海军军官……十四年来一直是当国会议员"。他从不直接地或贬低地谈论其他潜在的候选人——他们中只有汉弗莱已经公开宣布参加竞选——只不过要求他们在预选中同他较量一番。　　他断然拒绝考虑"在任何情况下"接受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第二天在哈见报界。的节目中，他说，现在的形势与1956年"多少有点不同"，如果他未能获得总统候选人的提名，"那末我认为我在参议院里可以最适当地为党和国家效力。……我不想把往后的八年花在……主持参议院的工作……在双方票数相等时来投票打开僵局（这种情况）……很少会发生……并等待着总统去世来继任总统职位。"他本来还会说，象他私下所说的那样，如果他的党以他的宗教信仰为由而拒绝由他当总统候选人，然后又以同样理由坚持要他接受副总统的提名，对此，他是不能接受的。他还认为，如果在1960年的任何其他民主党候选人的名单上把他作为副总统候选人，这很可能就是一张落选的名单上的副总统候选人，不过他并没有这样明说出来。　　然而，在那个第一个周末，新闻界的权威评论家仍认为肯尼迪实际上是一个副总统候选人，或者，他无论如何也没有理由如此自信地吹他竞选总统职位的事。据那些很少离开华盛顿的政治记者判断，实际上没有什么重要人士拥护他竞选总统。全国知名的民主党人几乎全认为，鉴于他的宗教信仰、年龄、职务以及籍贯等因素，提名和选举他当总统都是不恰当的。他们都赞成他当副总统，部分原因是想避免种种反天主教的攻击。他是大家心目中的第二号人物的第一号人选。但是几乎没有一个知名的人赞成他竞选他所唯一愿意接受的总统职位。　　国会参众两院的所有民主党领袖——据信只有不活跃的约翰·麦科马克不在内——都赞成约翰逊。民主党的"挂名领袖"艾德莱·史蒂文森没有公开表态，私下则赞成他自己。上届民主党总统哈里·杜鲁门赞成赛明顿。有影响的故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夫人则赞成史蒂文森或汉弗莱。　　对众议院民主党人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他们赞成赛明顿。参议院民主党人进行的民意测验则赞成约翰逊。在新闻出版界编辑中进行的民意测验预测是史蒂文森。对民主党各州委员会主席的民意测验却预测是赛明顿。在"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的民意测验中表明他们赞成史蒂文森。自由派的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委员会则赞成汉弗莱或史蒂文森。大多数黑人领袖首先提到的是汉弗莱。大多数劳工领袖，特别是那些被反舞弊调查和立法激怒了的人们，都首先提到汉弗莱或赛明顿。大多数南方的领袖则首先提到约翰逊。　　但是这位参议员，一方面不忽视上层工作，一方面注意从基层积聚他的力量。为了依靠新的方法和新的朋友来同这一系列难以对付的困难较量，他也搞到了他自己的一些"法宝"。他的实力基地不是在知名人士麋集的华盛顿，而是在代表们所在的外地各州。那里的选民和普通的民主党党员中，拥护肯尼迪的人多于拥护其他候选人的人。　　地方党的领袖们——他们通常比全国闻名的那些大人物掌握着更多选票——倾向于肯尼迪，因为肯尼迪在他们的邻居们和朋友中享有声望，还因为他多次访问了他们的州。他曾在他们的宴会和群众集会上讲过话，为他们的竞选活动筹集并且付出过活动经费，他征求过他们的意见和帮助，他对他们每个人都有一种真诚的关怀。他从来没有拒绝过别人的电话，他从来没有忽视过一封来信或怠慢过一个来访的客人。政治领袖们、劳工领袖们、黑人领袖们、知识分子们都从肯尼迪或肯尼迪的办公室以及马萨诸塞州肯尼迪的竞选办公室收到过大量的信件；他们并且不断地收到肯尼迪写的或关于肯尼迪的大量文章，他们还不断地收到肯尼迪打来的电话，肯尼迪写的书或关于肯尼迪的书，而且在各种民意测验中也表明肯尼迪是领先的。　　肯尼迪看上去不大象一个政治家，但他却显得越来越象一个胜利者。他具有把次要的候选人带着一起走向政治胜利的历史。也许更重要的是，他使人感到他会一直干到底的。他的竞选班子虽然缺乏经验，却既有能力，又有信心。他的"新的专业人员"，象奥布赖恩和奥唐奈，都比全国闻名的"老专业人员"工作更为努力也更熟悉各种各样情况。他在一个联合的新英格兰代表团里有一个牢固的政治基地，其规模可以同任何一个大州相比拟。　　宗教方面的障碍　　但是投在上述这些光明面上的阴影仍然是肯尼迪的宗教信仰问题。民主党人要的是一个总统，而不是什么原则。如果不能提名一个天主教徒当候选人，或者如果提了名，却不能当选为总统，那末不论理由多么荒谬，任何一个民主党政治家都有充分的理由来反对肯尼迪的提名，而丝毫不能算作偏执顽固，很多人就是这样做的。肯尼迪也没有把所有怀疑天主教徒能否当选的民主党人就看作是顽固分子。他并没有召唤人们来掀起一场运动，以取消不让天主教徒进入白宫的禁令。他并不急切地想为他的祖辈在波士顿遭到的歧视复仇。而且同某些报道相反，他对于成为第一个天主教徒总统将会带来的不论何种荣誉也并不感觉兴趣。他只是想成为总统，而恰恰又是一个天主教徒。虽然他的正式立场是，表示对选民们的宽容具有信心，他对人家提的一个问题苦笑着回答道："今后我在来世会得到报酬的——虽然我不一定会在这里得到它。"　　　1960年，他写信同我谈论我们的竞选方法时说：　　　现在的问题是，有多少人将投票选举肯尼迪，他除去其他条件外，还是一个天主教徒。一旦我们卷入一场……关于存在什么天主教徒选票的辩论中去，那么我们就的确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了。　　这样，他一再说他不希望任何人根据宗教信仰这个因素来投他的赞成票或反对票，他不希望这个毫不相干的标准成为他能否获胜的原因。有人指控说他威胁他的党如果党不提名他，他就要利用天主教选民来进行报复，事实上他并没有这样做。他既没有这种愿望，也没有这种力量把天主教选民的感情作为一根大棒来利用——而且他说："我不能相信我们的全国代表大会会在这样的前提下来进行。"但是他也知道，如果他在预选中获得全胜，在投票中领先并掌握大多数的代表，那末少数几个党的领导人如要拒绝对他的提名，只有说："我们不能接受他，因为他是一个天主教徒"——可是，他知道，他们将发现，要这样做在政治上是很困难的。　　预选小结　　……肯尼迪创造了一些新的总统竞选方式，使那些习惯于老办法的人不得不钦佩他。卡迈因、德萨皮奥说："他比所有的职业竞选人员更精明。只要他跌一交，那些狼立刻就会朝他围拢来的。"可是那些职业竞选人员在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同时，却过低地估计了肯尼迪。　　他单在1960年这一年里，就乘飞机巡行了二十四个以上的州，行程约六万五千英里——其中多次是在关键性的预选搏斗中进行的，大都是与他的妻子一起去的。他还就一切可以想到的话题发表了大约三百五十次演说。他曾就每一个当前的问题进行投票、提出法案或发表演说，而从不退缩或敷衍了事。他曾亲自在州的党代表大会上讲话，同党的领袖们、代表们和数以万计的选民们谈话。他利用一切空余的时间去打电话。他从不作任何不能兑现的诺言，也不对任何人封官许愿。他曾委托进行了儿十次私人的民意测验。他曾向汉弗莱的代表们发出呼吁，并同汉弗莱达成和解。他曾批准他的自由派支持者多数人署名的一封信，该信劝说所有支持史蒂文森的人加入他们的行列。他曾答复关于他的宗教信仰的一切询问，在组织工作方面他显得颇有行政才干，在有争论均立法问题上，他也显示出了勇往直前的胆略。在民主党代表大会以后，斯图尔特·赛明顿说："他不过是比我们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人胆子大一点……更富有精力、智慧和刚强之气罢了。"他还具有比大多数人更为坚强的取胜意志。　　假如没有别人在预选中参加竞选，假如史蒂文森在俄勒冈州参加了竞选，假如赛明顿在印第安纳州参加了竞选，假如约翰逊在西弗吉尼亚州参加了竞选，假如汉弗莱在威斯康星州的第二选区失利并不再在西弗吉尼亚州参加竞选，假如迪塞尔在俄亥俄州没有认输，假如帕特·布朗迫使肯尼迪在加利福尼亚州竞选，假如迪尔沃思当时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州长，或者假如约翰逊全力支持赛用顿，那末肯尼迪可能已经落选了。与此相反，他现在怀着《莫大希望。（这是预选会上采用的一首由弗兰克·西纳特拉演唱的竞选一歌曲的名称）试图在科德角休息十天，然后飞往洛杉矾去出席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他极为疲惫，几乎已经憔悴，但正如他的父亲所说的，"要是他落选了，他还要疲惫得多。"　　杜鲁门和青年人当总统的问题　　然而，他的休息却受到哈里·杜鲁门7月2日的一次攻击性讲话的干扰。在一次全国电视记者招待会上，曾在1956年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上以同样方式斥责过史蒂文森的杜鲁门，重申了他对赛明顿的支持，并加上了对约翰逊的支持，而且还额外提出了他希望煽动起来的鲍尔斯、迈纳及其他六个人的姓名。（史蒂文森的姓名被去掉了。）他用激烈的词句攻击全国代表大会是一个"事先早有安排的……愚弄人的……完全被一个候选人操纵着的"，他还攻击肯尼迪的"过分热心的支持者"，说他们对代表们施加压力，使代表们一下于倒向肯尼迪那边。不止一个民主党人说，杜鲁门私下是反对一个天主教徒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现在，他公开地，虽然只是含蓄地提出了肯尼迪的宗教信仰和经验不足的问题，却完全忘了他自己进入白宫时对华盛顿公职的经验要比肯尼迪少得一多。在这个会上他还说：　　　参议员，你是否肯定，你已为治理这个国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或是这个国家已为接受你担任总统做好了准备……？　　　（我们需要）一位尽可能成熟的和有经验的人。……我可否劝你耐心等一下呢？　　我是在洛杉矾民主党代表大会我们的总部里看到杜鲁门的电视广播的，因为大会的筹备工作已经在那里进行。几小时后，我就飞越全国回到海恩尼斯港去，参议员已在那里提出请求并获得了电视节目的时间安排。时间定于7月4日在电视台上进行答辩。我随身带了一份《青年与老年问题》的卷宗，其中恰好有在这种场合进行反驳的资料。参议员看来轻松而有信心，他中断了休假着手草拟讲稿。他知道他的年龄对他的候选人资格既有利又有弊，但他不愿承认这也会影响到他能否胜任的问题。他早些时候曾说过："萨姆·雷伯恩会认为我很年轻，不过在一个七十八岁的人看来，全国大多数人都是年轻的。……在过去四年的压力下，我记不起有哪一次我显得缺乏判断力。要考验的不在于年龄，而在于这个人本身。"　　因为他本人要举行电视记者招待会，我们于7月4日飞往纽约。他在驳斥了杜鲁门的其他论点以后，把杜鲁门关于年龄问题的理由更是驳得体无完肤，因此肯尼迪的支持者们对杜鲁门十分感激，因为他为肯尼迪提供了这么一个大肆宣传的机会。他提到他为国家效力十八年的经历，并表示愿意"让我们的党和国家作为我的工作经验与能力的鉴定者"。不过如果"认为担任了十四年通过选举产生的重要职务还算经验不足的话"，他说，"那么杜鲁门提出的十个姓名中只有三个，而全部美国总统中也只有少数几个人可算是经验丰富的，而二十世纪的全部美国总统——包括威尔逊、罗斯福和杜鲁门在内，则都是经验不足的了。"他继续说，假如是以年龄而不是以经验作为标准的话，那末这种检验成熟与否的标准将"把所有年龄在四十四岁以下的人都排除在受人信托和负责指挥的职位之外"，就是说杰斐逊不应写《独立宣言》，华盛顿不应指挥大陆军，麦迪逊不应制订美国宪法……而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甚至不应该发现美洲。"（他明智地删去了我写在名单上的另一个名字，即拿撒勒的耶稣。）　　他继续说，在一个象我们这样年轻的国家里，在国会和各州的首府都有年轻人任职的情况下，选民们有权要求具有同样精力和活力的人在白宫任职。他和尼克松两人都是四十多岁而且两人同时进入国会，过去还有六个总统（和许多总统候选人）也是在四十多岁时任职的。虽然1960年时世界上的主要领导人大多数的确都出生于上一世纪，而在另一个时代受的教育，但是"有谁能说他们在改善世界命运方面有多大的成功呢"？亚洲和非洲那些新兴的国家全在挑选一些"能够抛弃老的口号、幻想和猜疑的"年轻人。然后，他以自己竞选总统的下列结论结束了他的演说：　　　因为有一个新世界要去争取——一个和平和友好的世界，一个充满希望和富饶丰裕的世界。我要美国带头走向这个新世界。　　　杜鲁门先生问我是否认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这使我想起一百年前的亚伯拉罕·林肯来，他那时还未当总统，在他受到老政客们的围攻以后，写下了这些话："我看到暴风雨来了，我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要是上帝指定一个位置、一份工作给我，我相信我已经准备好了。"今天我对你说，假如这个国家的人民挑选我当他们的总统，我相信我已经准备好了。上一章目　录下一章□ 作者：西奥多·索伦森第六章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约翰·肯尼迪已经准备好了。他把自己年纪较轻这一不利因素转变成了一个有利因素。在洛杉矾那里，他的出席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组织业已准备就绪。当肯尼迪返回科德角，而我在五天内第三次横越全国时，鲍勃·肯尼迪和我们的工作班子正在比尔特摩饭店内我们的总部里最后落实各个事项的细节问题。有关住宿、运输、通讯、游行、接待代表、公共关系等方面和许多别的事情的具体安排，几个月来一直都在进行，并由肯尼迪的朋友、富有经验的罗伯特·特劳特曼和戴维·哈克特到场主持，为此，他们俩全暂时搬到洛杉矾去居住。　　1956年竞选中通讯联络失灵的事决不会再发生了。在比尔特摩饭店八楼肯尼迪的竞选总部里，有一个庞大的电话通讯网，把各个办公室同所有的住宅、体育馆会议大厅后面的一座小别墅，以及代表大会会场里肯尼迪派领导人的座位连接到了一起。会场内的肯尼迪的工作人员都自备有步话机。　　塞林格的宣传机器也开足了马力，每天都发布新闻消息，每天都向新闻界宣布新增加的支持者的名单：如北卡罗来纳州当选州长桑福德、明尼苏达州的弗里曼、新泽西州的代表等。一大批各种类型的志愿工作者——如马萨诸塞州的代表，有闲的旁观者，肯尼迪的老朋友——都被分配任务去同五十四个代表团膳宿在一起，按时向肯尼迪报告这些代表们的情绪、问题和倾向，特别是密切关注他们的投票情况。肯尼迪的"控制室"里存有每个代表的档案卡片，肯尼迪的"代表接待室"里挤满了人群；许多俊俏的姑娘忙着分发附有竞选徽章的免费咖啡，并且放映一部介绍候选人的影片。　　肯尼迪于7月9日星期六抵达洛杉矾，受到了二千名表示良好祝愿的人的欢迎。随后，他在《会见报界》的电视节目中说："我认为我们将赢得提名，但是我并不认为大局已定。……没有一次代表大会是这样的。"他知道，1912年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钱普·克拉克和1924年代表大会上的威廉·麦卡杜，在大会刚开始时都受到多数代表的拥护，结果却没有得到提名。不过，那时的规定是，被提名者必需获得三分之二代表的选票。要不是罗斯福和法利在1936年废除了这项规定，使民主党从此变得自由化的话，肯尼迪是决不会获得提名的。　　代表大会于7月11日星期一开幕时，一个声势愈来愈大的推举史蒂文森运动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罗斯福夫人附和了尊敬的沃尔特·李普曼早些时候在一篇专栏文章中提出的主张，表示希望肯尼迪的"大公无私和敢作敢为"会使他同意担任副总统的职位，因为在这个职位上，他会得到"成长和学习的机会"。她说，黑人不会投肯尼迪的票的。休伯特·汉弗莱在西弗吉尼亚州预选以后一直对肯尼迪很友好，不过始终没有正式承担过义务。这时他说，出于"对国家的关注"，他决定从支持肯尼迪"转而"支持史蒂文森。帕特·布朗发现，原先他以为能争取过来支持肯尼迪的许多加利福尼亚州的代表，已经被史蒂文森拉走了。哥伦比亚特区的、原属汉弗莱方面的一个代表告诉我说，她受到来自史蒂文森支持者方面的严重而持续的压力，而这些人正是抱怨肯尼迪实施高压手段的那批家伙。代表大会的走廊里挤满了支持史蒂文森的南加利福尼亚人和他们的纠察，他们在那里吵吵嚷嚷地欢迎他们的英雄作为一位代表抵达会议大厅。肯尼·奥唐奈挖苦地说，"我可没说过，他当选不上洛杉矾市市长。"　　史蒂文森本人曾被要求支持肯尼迪的提名，一些和他们两人都有友好关系的人一再要求他停止这些拉票的努力，因为这种做法只能帮赛明顿和约翰逊的忙。他们要求他结束这种踌躇不决的态度，以取得肯尼迪的尊敬，并支持肯尼迪的提名，作为对肯尼迪在1956年支持他提名的报答。肯尼迪带着某种轻蔑的态度告诉我说，史蒂文森曾回答说，他很想解脱出来，但"无所措手足"。　　与此同时，约翰逊的支持者亦愈益活跃起来。在参院休会至8月间的这段时间内，多数党领袖约翰逊同意其支持者的要求，正式宣布参加提名的竞选，但他对反肯尼迪和反天主教的众院议长萨姆·雷伯恩的观点没有表示赞同。他的声明警告说，"罪恶的势力……对于无辜的人是毫无怜悯之心的，对于没有经验的人也不会格外照顾的。"雷伯恩攻击肯尼迪的领导地位"没有经过考验"。约翰·康纳利和印第安·爱德华兹对肯尼迪体力上能否胜任总统之职表示怀疑。老资格的政客故意地谈论着可能会出现一种僵持局面：由于史蒂文森夺走了肯尼迪的一些选票，所有总统候选人就都继续处于竞争状态，那么，在经过两轮投票肯尼迪的票数减少后，约翰逊，或许是史蒂文森，将作为妥协的人选。有人企图修改代表大会的规则，以防止候选人的提名在第一轮选举中就解决掉。这项动议显然是为了阻止肯尼迪被提名而提出的，但未获通过。　　尽管约翰逊和史蒂文森搞了许多名堂，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的阵脚却丝毫未乱。他知道，凡是赢得提名的候选人总要被人指责是采取了"高压手段"、"哗众取宠"和"讨好拉拢"的。谣言、混乱和暴徒式的情绪之类的东西，就如同铜管乐队、气球、标语牌和演讲一样，构成了代表大会内容的一部分。然而代表大会上真正重要的事情，却是争取七百六十一名代表的选票，即一千五百二十票总数中的过半数。　　实际上，转而支持史蒂文森和约翰逊的代表人数比所宣传的要少得多。无论是会场里支持史蒂文森的观众，还是会场外支持史蒂文森的纠察队员，抑或是无数封有组织的支持史蒂文森的电信，都代表不了美国人民的大多数而只是少数代表罢了。支持约翰逊和赛明顿的人可以去谈论将会出现僵持局面，但是，自从三分之二例规则被废除以来，没有一届民主党代表大会曾出现过僵持局面，别的人只抱有获胜的希望，但肯尼迪却拥有支持他的代表——这就是区别之所在。　　史蒂文森和约翰逊都可能提出由肯尼迪作他们的竞选伙伴，但肯尼迪对此明确地予以断然拒绝。他在电视里再一次明确地予以拒绝，并真的这样做了。他对一个猜测史蒂文森一肯尼迪会联合竞选的记者说，"来！我可以答应你，倘若我与谁搭档接受副总统提名的话，我就把我明年的参议员薪金给你。"他的父亲表达了我们大家的看法："我们决不会为胜负、金钱或留个芳名而接受第二把手的位置，"　　肯尼迪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一次民权集会上和代表大会前招待所有候选人的一次宴会上公开讲话，他集中谈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而不是评论别人。他说，唯一的"健康"问题是"今天美国经济的贫血问题"。唯一的"年龄"问题是对我们的年老公民坐视不管。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拜访那些尚未作出许诺的代表团和领导人，就象一个沉着冷静、富有目的感的人物在一堆杂乱物品中快步向前走去一样。　　其他问题也够肯尼迪及其竞选班子忙碌的了。竞选纲领大部分是在政纲委员会主席鲍尔斯领导下起草的，以肯尼迪个人的观点来说，他认为竞选纲领许诺了太多的根本不能兑现的相互矛盾的东西，提出了太多的无保证的希望和无必要的忧俱。资格与规则委员会提出了一些非重大的问题。代表大会的许多行政和人事问题，都是事先由劳工代表和自由派代表组成的一个非正式的秘密委员会制定的，肯尼迪和汉弗莱也派人参加了这个委员会。　　主要问题仍然是七百六十一张选票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是在第一轮投票结束时就扭转局势。否则，就得等到第二次投票了。如果必须搞第二次投票的话，我们担优一些受法律限制只能投一次票的人就可能帮不了肯尼迪的忙，结果，失去的选票还不足以抵偿从别的一些总统候选人那里争取来的选票；但是，如果有必要搞第三或第四次投票的活，一种僵持局面就可能导致幕后妥协。　　星期三下午，每个候选人的提名和表态工作都在进行中，这时，我从会议大厅与肯尼迪作了一次电话谈话。一他的最后一项工作是要求明尼苏达州州长奥维尔·弗里曼为他作主要提名演说。弗里曼是个适合上电视屏幕的、强有力的发言人，他是中西部人，农场主的好友，自由派，新教徒，一州之长，我们希望在他这个州里从史蒂文森和汉弗莱手中夺走选票，弗里曼具有一切必需的品质，但这一决定耽搁了很长时间才作出，原因是为了劝说史蒂文森来担当这一工作。现在演说和亮相就要结束，而众目睽睽的重要时刻即将来临了。　　上午十时零七分唱票。肯尼迪在第一次投票中就取得了胜利。　　肯尼迪获得提名后所做的头一件事是，通过他的四条专用电话线中的一条打了个电话给杰奎琳。杰奎琳当时呆在海恩尼斯一港，等待小约翰的出生。接着，他便赶到大会会场，向围着他的家人和政治上的主要支持者简短致词，表示感谢。然后，他返回寓所，吃了几个鸡蛋，睡了一觉。接下来就是挑选竞选伙伴的问题了。　　副总统　　"我认为他应该有能力履行总统的职责，"肯尼迪在对一个采访者概括地谈到他所需要的竞选伙伴的素质时，这么说，"我认为他应该是一位对美国的各种问题，特别是农场事务很有经验的人……他是一个中西部或西部的人。"关于他自己拒绝担任副总统就意味着他轻视这个职位的说法，他早已否认过了。他说：　　　我一定挑选我所能得到的最优秀的人。倘若我的寿命不是象我希望的那么长……不过这对第二把手说来，确实不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前景……那就是，‘只有在’我万一死去以后，他才能对事态的进展发挥影响。　　遵照他惯常采用的集中精力每次办一件事的做法，参议员在启己的提名成为事实之前，不愿决定竞选的伙伴。但是他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了。哈里斯民意测验表明，挑选约翰逊或汉弗莱作竞选伙伴，在某些地区有利，在某些地区不利，而其他有希望的候选人，则大多数也同以上两人的情况差不多。　　几星期前，我也象许多别人一样曾向参议员及其弟鲍勃提出过一份副总统的提名人选名单。我这份名单上原有二十二个名字，后来减少到十五个，最后又减少到六个。挑选副总统的过程总是以寻求一个可以加强竞选力量的人开始，而以寻求一个不会削弱竞选力量的人结束。从我的名单中去掉的人，都是些过于开明的、过于保守的、过于不善言谈的、为党内某些派别所十分讨厌的、或者是其长处和短处与肯尼迪过于相象以及过于年轻的那些人（我写道，"我们不希望候选人名单上是那些被人家称作'神童'的人"）。同其他许多人一样，我的名单上的第一名是一个既没有这些不合格的条件，又具有许多合格的条件的人，他的姓名是：林登·B·约翰逊。　　尽管对约翰逊竞选总统的支持只具有地区性的性质，但他本人不仅仅是一个南方人，他更是一个全国性的人物。他是历史上最年轻的多数党领袖，也是一位在过去八年的国会工作中比艾森豪威尔还有建树的杰出的参议员。他对农业和西部当然并不陌生。在肯尼迪没有多大影响或完全没有影响的一些地区，约翰逊对选民却具有很大的号召力。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新教徒。他为对外援助、社会立法，特别是为民权所做的工作，使自由派的反对有所缓和。他的协助对肯尼迪获得国会的支持将是必不可少的。　　作为总统提名投票中的亚军（与肯尼迪的806票相比，约翰逊获409票），作为参院的民主党领袖，作为一个最反对肯尼迪的地区的候选人，作为一个肯尼迪难以驾驭的大州的发言人，约翰逊是最强有力的竞选伙伴的人选，是合乎逻辑地对这一职位有"优先取舍权"的人物。　　肯尼迪只睡了几小时就回到了他比尔特摩饭店的总部，八时左右打了个电话给约翰逊。他要求两小时以后到这个旅馆约翰逊的套间里同这位多数党领袖进行交谈（约翰逊的妻子叫醒他听这个电话的）。会晤中，肯尼迪强调了全国和全党的团结，提出要他出任副总绩。约翰逊表示他对此是感兴趣的，两人同意与其他领导人讨论这个问题。　　挑选约翰逊当副总统候选人的消息公布了。这次提名未采用以往规定的办法，避免了唱票，约翰逊的提名是以口头表决的方式，在一片欢呼声中通过的。这样便打破了另一个先例：历史上第一次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是由两个现任的参议员组成的。　　余下的事就只有准备接受提名的演说一事了。肯尼迪和我收到了别人提出的许多草稿，我们在开代表大会的那一周中推敲出了最后的定稿。我们的最后一次会议是在副总统提名的那天晚上在肯尼迪的父亲借给我们用的一幢私人寓所里召开的。显然，这篇演说必须包含某些内容：　　·接受提名和政治纲领。　　·为了重建党内的团结而伸出橄榄枝，如赞扬约翰逊、赛明顿、史蒂文森和杜鲁门（"由于他们又站到了我一边，我感到安全了"）。　　·努力减轻反天主教人士的疑虑（"民主党……信任美国人民也信任他们有作出自由、公平判断的能力——信任我有作出自由、公平判断的能力"）。　　·对尼克松的攻击。有些人反对这样做。后来，这一段竟然是演说中最易遭到批评家攻击的一部分，但是肯尼迪考虑到电视观众人数众多，演说中应该包含这一内容。　　·对无党派人士发出超党派的呼吁（"我们到这里来不是为了诅咒黑暗，而是为了点燃光明。……我是在向不论年龄大小而充满朝气的人发出号召，在向不论属河党派而精神坚定的人发出号召"）。　　·叙述一下这个国家在国内外所面临的（日见增多）的问题月（"七个饥馑而干旱的荒年使人们在思想领域里也失去了生气……这些新兴国家的觉醒所发挥出来的能量，比原子裂变所放射出来的能量还要多"）。　　但是这篇演说最精彩的部分是对肯尼迪哲学的总结：即对"新边疆"的总结。演说中的许多思想和不少语言取自其他人的稿子和肯尼迪早期的演讲，包括对杜鲁门的那篇电视答复。不过"新边疆"的基本概念以及这个术语本身，全是在这篇演说中第一次提到的。我不知道有任何一个外界人士曾提出过这个词句，虽然不止一份稿子中都曾提到"边疆"这一主题思想。肯尼迪一般总避免使用口号，决不愿滥用这一概念，但是他喜欢把自己看作是"新政"和一"公平施政"的继承者。关于"新边疆"，他说，　　　不是总结出我打算提供给美国人民的东西，而是总结出我打算要求他们提供的东西。这是在向他们的自豪感而不是在向他们的钱包发出呼吁；它要求美国人承诺作出更多的牺牲而不是得到更多的安全。　　　但是我告诉你们，不论我们是不是在寻求"新边疆"，"新边疆"已是既成事实……未知的科学与空间领域，未解决的和平与战争问题，尚未征服的无知与偏见的孤立地带，尚无答案的贫困与过剩的课题。……　　他说，美国人民站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面临着一项抉择：　　　不是仅仅在两个人或两个党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安乐之间，在民族的伟大坚强和民族的没落衰微之间，在进步的清新空气和"按部就班"的陈腐、阴湿的空气之间进行选择。　　在一个对这次会议说来未免过于宽敞的露天会场里，在夕阳朝着一度是我们的最后边界徐徐西沉的时候，这位获得提名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以充满信念和决心的气势发表了他的演说：　　　全人类都在等待着我们的决定。全世界都在期待着，想看看我们如何行动。我们不能辜负他们的信任。我们不能不去尝试一下。……请你们伸出手来帮助我，请你们发表意见并投我的票。上一章目　录下一章□ 作者：西奥多·索伦森第七章　竞选　　1960年的总统竞选运动对约翰·肯尼迪来说，是以低调开始的，当时民主党人四分五裂，疲惫不堪。他的获得提名使党内业已动摇不定的南方派十分恼火。他选中约翰逊的决定则使已经疑虑重重的自由派也十分恼火。农场主对肯尼迪显然是抱怀疑态度的，劳工对约翰逊显然也是抱怀疑的态度，而黑人则对两个候选人都不信任。拥护史蒂文森的死硬派抱怨肯尼迪的野心、财富、父亲、兄弟以及他拒绝就任命史蒂文森为国务卿一事表态，另一方面，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尼克松却得到了洛克菲勒和戈德华特的支持，而且洛奇无疑也是一个得力的竞选伙伴，这样，他已经发表了一篇出色的接受提名的演说把追随者成功地集结在一起了。　　民意测验表明，尼克松由于担任过全国性的职务和参加过四次全国性的竞选，所以远比肯尼迪知名。测验还表明，大家认为尼克松更有经验，而人们所知道的肯尼迪主要只是一个富有的、缺少经验的年轻天主教徒。两党全国代表大会刚结束后，民意测验便表明尼克松以50％对44％的比数稳稳地领先，还有百分之六的未定数。所谓民主党的。正常"多数是由南方的绝大多数选民一这时由于宗教和民权问题而态度不明朗一和决定大选结果的美国其余地区的动摇不定的派别所构成的。艾森豪威尔已经使民主党在北方的据点形成了选举共和党人当总统的习惯。许多关键的州，如纽约、新泽西、密执安和宾夕法尼亚等，从1944年罗斯福当选以后，在全国选举中一直就没有再被民主党争取过来。而且，同共和党人相比，民主党人更倾向于同时投几个党的票，或不投本党的票，甚至干脆就不投票。这个党的各类观点如此纷坛，致使一些独立的国会议员能够在各自的地区获胜，但这在全国性的大选中却带来了严重的问题。　　与此相反，共和党则正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他们控制着行政部门，掌握着用人、宣传和分配公款的全部权力。他们得到大捐款人的较多的一部分捐赠。艾森豪威尔的声誉和稳健已经使民主党提出的传统的问题变得模糊不清了，他的威望成了尼克松的一笔不可忽视的财富，而他在职八年中的表面和平与繁荣的景象也颇为引人注目。实际上，观察家们还想不起有哪一个通过选举执政的政党能享有如此广泛的好评。根据历史上的任何一次考验来看，即使撇开肯尼迪的没有先例的宗教和年龄问题不谈，他似乎仍然会被击败。他对这种和平与繁荣的虚假性质的严厉警告，在某些人看来似乎他只能遭到那些满足于现状的选民的抛弃，正如肯尼迪看到丘吉尔在三十年代遭到选民抛弃那样。　　另一方面，尼克松本人比共和党更受人爱戴，而且比他的敌人所描述的要能干和受人欢迎。他头脑冷静、思想敏捷、口齿怜俐，具有广泛的竞选经验和丰富的电视演说知识。他有一个效率高的组织和私人班子来领导他那团结一致和经费充足的党，他还能利用整个行政部门进行调查研究。他的竞选伙伴洛奇在全国远比约翰逊有名，而且当时可能比肯尼迪还要有名。　　同富兰克林·罗斯福以后的历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相比，肯尼迪及时地赢得了新闻界的更大的支持。但是美国的报刊编辑和发行人（同报道这次竞选运动的记者截然不同）绝大多数是倾向共和党和尼克松的。在拥护肯尼迪的不到六分之一的报刊编辑中，许多人原来是拥护史蒂文森或某一个其他民主党人的，他们对候选人名单是给予不热心的或者过分晚的赞同。最突出的例子是《纽约时报》。但是肯尼迪由于注意到这份有影响的《纽约时报》自1944年以后就没有拥护过一个民主党人当总统这一事实，所以对该报的编辑大多数支持他还是感到很满意的。（他后来提到《纽约时报》上一篇著名的广告时说："有些人可以老老实实地说，'我是通过《纽约时报》找到工作的。'我就是其中之一。"）　　1960年夏末秋初的另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是，苏联主席赫鲁晓夫访问联合国。这件事突出报道了尼克松自称的"同赫鲁晓夫分庭抗礼"的优越的经历，也使选民们想起副总统在莫斯科的一个美国厨房展览会上同苏联主席的那次大肆宣传的辩论。正在当时还不大知名的肯尼迪需要全国注意的时候，这件事占去了报纸上的头版新闻。　　组织竞选　　不过肯尼迪在代表大会和劳动节之间的这段时间里也并非无所事事的。他偕同妻子和女儿在海恩尼斯港休息两天以后（他原来答应他的女儿休息一个星期），就埋头和他的兄弟以及参谋人员开了一系列的计划会议，和约翰逊开了战略会议，和灰心失望的民主党人开了团结会议，同史蒂文森和鲍尔斯开了政策会议，他还在国内作了一些急促的旅行。他到海德公园去访问埃莉诺·罗斯福。到独立城去访问哈里·杜鲁门，恳请他们给予支持。从纽约到佛罗里达，到加利福尼亚，党内长期不和的各派虽然没有统一起来。但却比以前协调了。尽管那时正处于夏季休憩时节，还是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全国性的和全面的选民登记运动，它强调要和千百万没有登记的选民进行个人接触，以便在许多州争取到比肯尼迪的最高指标更多的新的选民来投民主党的票。参议员说，"从现在起到11月，你们每人去登记上一个人，这样你们实际上等于投两次票。"　　那时肯尼迪的夏季别墅外面已修了一道新围墙并派驻了警察，以隔开川流不息的游客，从这里发出了一册册宣传品，它们把尼克松同艾森豪威尔的不得人心的农业部长本森作了类比。由于老的民主党联盟已经整顿一新，党代表大会的新创伤也已经愈合。有关民族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和农业问题的发言人以及劳工领袖和自由派领袖都纷纷前来海恩尼斯港，肯尼迪的竞选运动组织便准备就绪了，　　在参加过三次众议员选举、两次参议员选举和七次总统预选都取得成功以后，约翰·肯尼迪已懂得怎样竞选了。他知道怎样最有效地运用各种现代化的工具——空中旅行、电视、先遣人员。智囊团、民意测验等（不过没有象传说的那样使用计算机）。他知道在一场高度个人的、然而涉及一些有争论的重大问题的竞选运动中，应当怎样唤起群众和号召群众。在预选中他采用了在马萨诸塞州用过的基本办法并加以改进。在竞选运动中，这种办法进一步得到了发展。　　筹募经费是一个特殊的难题。捐赠大笔款子的人主要是拥护尼克松的，而捐赠小额款子的人则认为肯尼迪的财富使他们的捐赠显得无足轻重。两个党都知道，如果竞选失败，那就是最劳民伤财的，而胜利者则决不会一直穷下去。共和党人准备承担——而且是承担了——超过1952年和1956年为艾森豪威尔竞选所花费用的水平。肯尼迪缺乏他们那样的收入来源但是又需要同样的竞选财力，他准备承担——而且是承担了——美国政治史上最大的竞选赤字。"两党在全国性的竞选中都花了一千万以上的美元。肯尼迪后来谈到他的竞选班子时说："他们花起钱来就好象我们肯定会赢一样。"到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开过以后，他的竞选费用已经超过赠款二十多万美元了。这次代表大会后他接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时，又承袭了大约七万美元的债务。到1961年三月他就任总统时，民主党的债务已经上升到近四百万美元。　　与此同时，我们正在着手准备去应付宗教问题。我们知道，宗教问题并没有消失。参议员说，"这是一件一直使人感兴趣的事。我们在西弗吉尼亚州所做的就是防止它成为唯一的争端……但是……这个问题会再度出现的。"　　代表大会结束以后，我立刻向竞选经理罗伯特·肯尼迪建议。我们的总部里应该有一个"社团关系'部，专门负责消除宗教上的对立情绪的工作。他同意了。我找来了詹姆斯·瓦恩主持这项工作，他是全国教会委员会的一个能干、勤勉的办事人员，在西弗吉尼亚州预选时我曾和他一同工作过。在随后的竞选运动中，瓦恩同两个助手和两个速记员一起，每周答复了六百至一千封有关宗教问题的信件，其内容从极有思想性的到最粗俗不堪的都有。他帮助澄清了肯尼迪在所有国家与教会问题上的立场。　　最后，我们在开始的几星期中还忙于组织"智囊团"。史蒂文森和鲍尔斯全被聘任为外交政策顾问。　　侯选人的演说　　我并不想说在竞选过程中起草和发表的演说都是辞藻优美和含意深刻的典范，亨利·史汀生有一次说过，"一个人的竞选演说，不是一个友好的传记作者进行研究的适当材料。"约翰·肯尼迪不会愿意人们单单根据我们巡行全国时日以继夜地苦心搞出来的演说去衡量他——我也不愿意这样。而且在绝大多数场合，他甚至不按准备好的讲稿讲话，有时他自己插些话或作些解释，对讲稿略加变动，更经常的是大量更改，甚至全部更改。当某句话在某地证明效果良好时，那末不管这句话是预先拟就的还是临时修改的，他在下一次和以后许多次都会使用它的。　　这些演说一般都言之有物、直截了当、具体明确。①它们总是简短的——在白天停留的地点通常只讲五分钟，在当天的主要集会上也不过二十分钟，而且早在听众满座之前就已经结束了。演说速度很快，没有什么装模作样，也不常停下来等人鼓掌。这些演说给人以关切与自信的感觉，显得非常了解情况，不屑于蛊惑人心。还有一种冷静而果断的领袖气度。这些演说显得自信，但决不是妄自尊大的。7月间他对一个采访者说，"我参加的这场竞选将要表现出……美国在六十年代的责任……‘和’我何以认为我和民主党……可以比尼克松先生把工作干得更好……‘他是’一个难以应付的候选人一[但是]我毫不怀疑我能够击败尼克松先生、"　　①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把这次竞选的全部演说都刊印成册。此后，那些为后来的侯选人起草演讲稿的人中有好几个对我说，这些材料对他们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和尼克松先生不同，参议员几乎在每篇演说中都力图抓住一个新问题或一组新问题来谈——从不发达国家谈到美国的失业问题，从我们在外层空间研究方面的落后谈到我们市内空地的缺少，从军备问题谈到裁军问题，从青年问题谈到老年人问题。但是这些提出的题目，无论只是数语带过的，还是在通篇演讲中加以强调的，往往只是作为他在那年秋天历次演说中所竭力鼓吹的一个主题的陪衬而已，这个主题就是；六十年代对美国的安全，美国的威望和美国的进步所提出的挑战。他一次又一次宣称，"现在是使这个国家再度行动起来的时候了，"在他最初的一些演说稿中，参议员总是把这句话或它的不同提法插到里边，所以后来我们便把这句话放进他的所有演说稿里去了。　　他知道，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之间观点上的分歧——在空间、防务、社会福利和一切其他问题上——可能比尼克松和肯尼迪之间的分歧还要大。但是他同样知道，而且私下还直率地承认，如果宪法允许艾森豪威尔争取第三次连任的话，那末没有一个民主党候选人，包括肯尼迪在内，能够击败他。他感到，如果共和党提名纳尔逊·洛克菲勒，那末这位纽约州州长倒可能会战胜肯尼迪而赢得这场竞争，因为他不需要为政府辩护，而且他在防务和经济增长等问题上的调子往往和肯尼迪很相仿。　　被迫处于守势的尼克松，一有机会就把艾森豪威尔（而不是共和党）抬了出禾。副总统的演说中谈到关于美国的领导地位、实力和经济等方面的情况总是表示乐观和令人安心的。肯尼迪说，这"正是使我们走不到一起的基本分歧点"，他还说，这是"安于现状的人们和关心现状的人们这两者之间"的一场争论。　　竞选还意味着同新闻界进行谈话，起初是正式地在记者招待会上，随后是非正式地在飞机上和火车上。报道尼克松方面的记者不久就记熟了他在每篇演说中屡次重复的多愁善感的陈词滥调，感到很难报道。至于报道肯尼迪的演说，则困难在于他们称之为"离题发挥"的那种倾向，以及急速插入的多得来不及记下的统计数字和汇报表。但是他和新闻记者的异乎寻常的接近，和坦率友好的谈活，他的日益增长的自信心，以及在第一次电视辩论后他的群众迸发出来的热情，所有这一切都使他们越来越敬重肯尼迪，并使他们把热情洋溢的报道发了回去。此外，跟随肯尼迪的记者们总有一股兴高采烈的气氛。由于塞林格有效地安排了他们的行李、交通、住宿，而且当场分发演说稿的做法，还有当地友好的官员们夸大了的欢迎群众的估计数字等，都使这种气氛有所增长，而候选人传给他的工作人员并传给记者的那种热情欢乐的态度，使这种气氛更为浓厚起来。　　虽然我们访问了五十个州中的四十五个州，而且没有哪一个州可以认为是有把握的，但是为了把力量集中在比较关键的地区，我们对那些选民人数不多或者民主党获胜机会很小的州只访问了一次。大体说来，候选人把四分之三的时间花在二十四个最难逆料的州上，而把将近五分之三的时间花在七个最大的州上。争取七个最大的州，加上新英格兰和南方的大多数州，是他的竞选战略的基础。　　顽固的宗教问题　　在南方，和在其他地方一样，最难处理的就是宗教问题。随着一些著名的新教牧师于9月7日成立了一个新机构"全国争取宗教自由公民大会"，这个问题很快地成了头号问题。这个机构开完了一整天的秘密会议后就发表了一项公开声明，它向参议员肯尼迪提出了一连串的质询，声明清楚地表明，无论肯尼迪作出什么样的答复，他的宗教信仰问题总使他不能被接受为总统。他们说，肯尼迪没有完全抛弃他的教会的教义，不能摆脱天主教统治集团的"破坏政教分离之墙的……坚决的努力"。波士顿的哈罗德·奥肯加牧师说，肯尼迪象赫鲁晓夫那样，是"一种制度的俘虏"。　　肯尼迪极其勉强地接受了一项邀请，即在9月12日星期一晚上出席得克萨斯州休斯敦的牧师协会讨论宗教问题。尼克松则谢绝了这个团体发出的类似的邀请。我们在洛杉矾花了整个周末"休息"时间，其后在埃尔帕索又搞了一个通宵来起草那个演讲稿。参议员希望把他的立场说得异常清楚而全面，使任何一个通情达理的人都决不会对他恪守宪法的态度有所怀疑。　　那天晚上，在休斯敦赖斯大饭店的舞厅里，我和科格利一起坐在听众中间，等待大会开始。由于这次会议将通过电视向得克萨斯全州播出，大家就都呆在自己的岗位上静候会议开始。参议员穿了一套黑色衣服，打了一条黑领带，有点紧张地坐在讲台后面主持会议的两个牧师当中。从另一面注视着他的，是休斯敦的新教牧师。当参议员赴会前在穿衣服时，皮埃尔·塞林格曾告诉他"这些新教牧师因为反对一个天主教徒而被人们称作顽固派，这件事已经使他们感到厌烦了"。在座的还有一大批飞来参加这场重大对抗的全国性报刊的权威评论家。会场的气氛显得紧张、敌对。几分钟的等待似乎是过不尽的。约翰·科格利低声向我说道，"我们这一回可很需要那种在每场橄榄球赛前向圣母玛利亚祈祷的人物。"　　最后，主持人把参议员介绍给了大家，气氛差不多马上就缓和了下来。这次演说是他竞选中最好的一篇，而且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演说之一。只有他的就职演说可以说是在气势和修辞方面超过了它。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对于他为自己的信念作出的简明总结全都叫好："问题不在于我信奉的是什么宗教，因为这只有对我个人才是重要的事；问题在于我所信奉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美国。"　　　我信奉的是一个政教绝对分离的美国——在这里，没有哪一个天主教教长会命令总统（假如他是一个天主教徒的话）怎样行事，也没有哪一个新教牧师会命令他的教区居民去投谁的票……在这里，宗教自由具有如此的不可分割性，以致反对一个教会的行为就被看作是反对所有教会的行为。　　休斯敦的这场较量并没有结束掉宗教方面的论战，也没有使议论参议员的人沉默下去，不过不仅在赖斯大饭店的舞厅里，而且在整个得克萨斯州和全国各地，它都受到广泛而热烈的赞扬。这次较量使候选人没有必要进一步再作出任何全面的答复。肯尼迪虽然仍继续答复询问，但再也不提起这个问题了。这场较量提供了一份文件，它对任何通情达理的人所能提出的全部问题都作了答复。它有助于把正当地关心肯尼迪的观点的公民和从他出生伊始就谴责他的狂热分子区分开来。　　电视和辩论　　肯尼迪认识到，他在竞选中最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用别的事情来转移人们对他的宗教信仰问题的视线。他在四十五个州的五百多次演讲、记者招待会和发表的声明对此会有所帮助，但这些听众即使是最大数量的群众，合计起来也只占全体选民中一个极小的部分。解决的办法就是要利用电视。　　但是电台和电视台的昂贵费用使民主党的经费大为紧张——单单花在联播节目上的费用就达一百万美元以上。　　全国性的无线电一电视联播网不惜牺牲几百万美元的代价（而且不顾无数大为不满的紧张喜剧和西部作品的爱好者的抱怨），在较早的时候便提出免费让两大政党的候选人一起到台上去进行辩论。　　象所有重要的共和党人一样，艾森豪威尔劝尼克松不要同肯尼迪辩论。尼克松在全国各地远比他的对手知名。他被认为是较为成熟和较有经验的。他没有理由去帮助肯尼达集结起观众来。后者在1952年同洛奇的辩论、在西弗吉尼亚州同汉弗莱的辩论，以及在洛杉矾代表大会上同约翰逊的辩论，都获得很好的成绩。　　但是尼克松也有自信的理由。他在1946年的一场辩论中击败了一个能干的众议员并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他在1952年为他的私人政治基金进行辩护所发表的"切克斯演说"①，普遍被认为是把他送上副总统宝座的那次竞选运动中最巧妙地运用电视的一次。他在莫斯科同赫鲁晓夫的即席的"厨房辩论"显著地提高了他在民意测验中受欢迎的百分比。　　①1952年尼克松竞选副总统时的一次电视演说，演说中提到他的爱犬切克斯，人们一般把这次演说称为切克斯演说。——译者　　由于要维护这种声誉，由于自信能够击败肯尼迪，由于希望通过辩论去影响他需要其选票的几百万民主党人和无党派人士，据说还由于注意到免费电视广播的经济上的利益，并考虑到两党的全国主席已经暗示两位候选人为了公众的利益应当接受邀请，尼克松感到要体面地退缩是不可能的。8月间，当他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获得提名以后，联播公司立即提出了一项具体的建议。肯尼迪马上接受了，并对尼克松直率地提出了挑战。四天以后，使参议员惊奇和高兴的是，副总统也接受了。　　最后，双方达成了协议，决定连续举行四次广播，每次一小时，由所有的电视网和无线电网同时联播。这四次辩论，特别是第一次，对选举结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肯尼迪获胜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他认识到，这场林肯和道格拉斯以来最有历史意义的辩论必然会产生空前的影响，而且必然会有一千倍以上的观众观看。他唯一的希望是自己可以为此作好充分的准备和获得充分的情报。为了这个目的，在第一次辩论之前，我们把材料压缩制成卡片，并花了好多小时来探讨国内每一问题的事实和数字、肯尼迪的每一项指责和尼克松的每一项反指责。我们向参议员提出我们所能料想到的一切棘手的和敏感的问题。有一次会议是在他下榻的芝加哥旅馆的阳光灿烂的屋顶上召开的，另一次是在他的起居室召开的，最后一次是他在一张堆满档案卡片的床上安然地午睡了将近三小时后在他的卧室里举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通过和新闻记者、大学听众、电视讨论会等等的几百次快速的答辩会议，已经为这个时刻准备了好几年。　　在他换衣服的时候，他把自己的紧张心情比作一个即将进入麦迪逊广场花园拳击场的职业拳击家的心情。对此，戴夫·鲍尔斯回答说："不，参议员，这比较象世界棒球锦标赛开幕式上的投手，因为你一定要赢得这四次辩论。"在乘车往电视台时，他没有说话，有点紧张。一个助手就怎样在电视上讲话所提的陈腐的意见被他粗率地打断了。交通灯也使他恼火。在广播室里，他派戴夫·鲍尔斯口旅馆去拿一件蓝色的衬衣，又看了一遍他的笔记本，随即把它放开，由电视台人员为他稍微化装了一下（虽然那个相反的印象无论怎样也改变不过来）。由于他一直晒得很黑，加上那天在旅馆屋顶上又晒了一下，因此不需要多少化装。他和尼克松紧张不安地互相微笑了笑，寒暄了两句后，便呆坐着等到晚上八点半钟。　　肯尼迪首先讲话，他讲得平静、直率，也许太快一点，并且不够生动，不过却讲得十分有力。他的语句简短而锐利。他所选择的。题目和用语都是他在竞选的最初几周里所熟悉的：　　　我认为摆在美国人民面前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在尽可能地做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呢……？如果我们失败了，自由也就失败了。……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对我们所取得的进展并不满意。……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但是我认为它能够成为一个更伟大的国家。　　"我并不满意，"他继续说下去，因为我们的钢铁生产能力有50％没有利用，我们的经济增长率在工业国家中是最低的，价值几十亿美元的粮食在仓库里腐烂，而几百万人却忍饥挨饿，苏联培养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人数比我们多两倍，学校学生过多、教师待遇太低，自然资源没有开发，而由于种族歧视，那么多美国人的才能都浪费掉了。他结束他的开场白时的那种绝对的信心在全国各地的电视屏上都可以感觉出来。　　在结束语中，参议员肯尼迪起先简短地答复了剩下的几项指责，后来几乎完全把尼克松撇在了一旁。他以辩论开始以来双方都未曾表现出过的那种高度的热情直接地向听众说话："……只有你们才能决定……你们要这个国家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你们要对将来做些什么事情。'我认为我们已经为采取行动作好了准备。"尼克松的结束语听起来内容空洞、处于守势。当肯尼迪仍然保持着主动，信心十足地讲完时，尼克松蹙起了眉头。　　詹姆斯·赖斯顿第二天写道，第一次辩论"并没有使两个总统候选人中的哪一个得势或是失势"。报纸的大字标题大多数也全把这次辩论称为平局。　　但是即使是平局，那也是肯尼迪的一场胜利。现在，又有许许多多选民知道肯尼迪了，而且是在赞许的气氛中知道他的。抱怀疑态度和持异议的民主党人现在全团结到他这边来了。震惊的共和党人再也不能说他不成熟和没经验了。新教徒也不再把肯尼迪只当作一个天主教徒了。　　在辩论结束后不久，双方都很快进行了民意测验。那天深夜乘着"卡罗琳"号飞往俄亥俄时，参议员一面喝着啤酒和汤，使精神放松下来，一面又对他所扮演的角色和所作的答辩作了几乎全面的回顾，他在体力上和精神上都已经很疲竭了。但他感到自信而快乐，没有什么可以遗憾的。他对在每个问题上他所希望说而已经说的话，并没有感到烦心。后来，他说："事后，你总可以有所改进的，不过我宁愿满足于已有的状况。我认为一切全都不错。"　　不久，他就发现还有许许多多人也都认为一切全都不错。拥护他的群众的人数和热情立即大为增长。尼克松的新闻秘书不得不发布了一条消息，大意是说他们的总统候选人"身体极佳，精神很好"。肯尼迪收到了先前态度暧昧的南方民主党州长们热烈祝贺他的一份电报，他们一共九个人，从他们在霍特斯普林斯举行的会议上观看了这场辩论。共和党的政客们团团围住尼克松，要他显得健康点，说话要强硬点。俄亥俄州的保守派参议员弗兰克·劳希决定加入肯尼迪的队伍。早在代表大会前就一直表现冷淡的民主党人——包括史蒂文森的支持者、大城市的党魁们，尤其是新教徒——全开始为肯尼迪效劳了。　　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辩论"几乎是虎头蛇尾。不仅是观看这几次辩论的选民人数较少（虽然还是很可观的）——特别是尚未表态和消息闭塞的选民人数较少——而且这几次辩论的影响也较小。对这三次辩论，人们的评价认为双方的比分都很接近。尼克松改而采取攻势，但是作用已很小，时间也太迟了。他长胖了，改用了一种新的化装来掩盖起硬糙糙的胡茬，但是比起漂亮的肯尼迪来，他仍然显得不那么有吸引力。有些人说他"赢了"第三个回合——那一次他和参议员分别在不同的城市播出，这显然使尼，克松觉得轻松一些——但是这也无济于事。调查表明，总的说来这场辩论是肯尼迪取得了胜利。　　尾声　　上述情况同肯尼迪一贯保持的自信气氛是一致的。竞选进入一了最后阶段。辩论已经过去，美国棒球锦标赛也已经结束，赫鲁晓夫已经离开了联合国，而关键性的百分之十一的选民仍然有待于作出最后的抉择。　　在竞选运动的最后阶段愈来愈向肯尼迪逼近时，如果说他和以前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更沉着了。当他大发忧国之情时。他迸发出无比的信心。他的演说更为奔放、更为协调、更为幽默，而且也不那么紧张了。他依然是随随便便。自由自在、毫不胆怯，保持着他的本色。他战胜了疲劳，他的声带在最后一轮竞赛中又发挥了威力。他只发过一次火，那是因为当时的汽车行列里发生了一系列故障，影响了他对纽约的最后一次访问。　　他的手扭伤了、抓破了，并且肿胀发炎，脸上也出现了一年前所没有的皱纹。他在纽约对群众说，"这次竞选运动，幸而体力方面和财力方面的负担都快要结束了。……假如有人告诉我选举是在11月16日而不是在11月8日举行，我也许会马上垮下去的。"　　尼克松的演讲虽然愈来愈带有孤注一掷的意味，但是他却感到他安排的时间是对头的，肯尼迪则过早地"攀上了高峰"。他预计，"如果这股势头继续下去的话"，选举将会一边倒，于是便加强了攻势，增加了他的电视演说并且使用了他的最大的武器：艾克。肯尼迪虽然仍旧避免攻击总统，却讥讽尼克松需要艾森豪威尔，还需要洛奇和洛克菲勒，以保护他通过纽约州的竞选，并且要他们充当他未来的关于和平问题的顾问。他问道。为什么不加上戈德华特、杜威、胡佛和兰登呢？　　但是艾森豪威尔的介入却是有害的。尼克松进行了有效地招架以后，使用了他以往在辩论中从未使用过的粗野的字眼。他加强了他的指责，说肯尼迪是左翼劳工头头的俘虏，必定会使美国陷入通货膨胀和经济萧条之中，会使食品价格增加25％，使国内预算增加二百五十亿。肯尼迪在布朗克斯说："在过去七天中，他骂我是蠢材、说谎者、骗子手等等。我只限于称他是一个共和党人……而他却说那真算得卑鄙了。"参议员在阿尔布开克说，尼克松指责他说了"一个无耻的谎言"。"我曾仔细地观看了他四次……看见他乔装打扮，但是我并不谴责尼克松先生无耻，可是美国人民能够判断谁是在说真话。"　　参议员肯尼迪把最后两周的时间集中在伊利诺斯州、密执安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新泽西州、纽约州和新英格兰等地。天气非常寒冷，尤其是11月6日凌晨三时在康涅狄格州的沃特伯里，就那个城市的规模而言可以算是人数极多的一批欢迎群众，干脆就不让他去睡觉。　　11月7日终于突然来临了。那天，选举前夕的气氛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曼彻斯特开始弥漫起来，肯尼迪在五个州发表了六次演说之后到这里来和他的三个妹妹呆在一起。他到曼彻斯特一家电视台去举行了一次全国性的问答会，由他的妹妹就我们选定的一些问题进行提问。这些问题涉及所有最棘手的问题——包括有关共产主义、卡斯特罗、天主教、农业、教育、预算、小企业以及和平问题等等。　　那天晚上回到老家后，他又在波士顿花园同他的最早的支持者举行了一场热闹的鼓舞人心的聚会。他当场总结说：　　　我很感谢你们过去对我的支持。我要求你们明天和我们站在一起。而最重要的是，我要求你们在尚未到来的明天永远和我们站在一起，一起建设美国，推动美国，使我们这个国家振作起来，把它送进六十年代。　　最后，在晚上十一点钟，他在波士顿古老的法纽尔会堂里通过电视节目宣布1960年的总统竞选运动结束。这一节目包括他的夫人从海恩尼斯港和林登·约翰逊从奥斯汀所发表的简短谈话，同各阶层选民会见的录像片，以及他的竞选旅行的电影片段。参议员的讲话很平静、但很感动人。他说，"我是怀着对美国的前途、对美国人民履行自己的责任……（并）加强我们的事业的能力的最强的信心回到这个古老的城市里来的。"上一章目　录下一章□ 作者：西奥多·索伦森第八章　选票差距　　竞选过去了。他说："我们做了所能做的一切。"他和杰奎琳在波士顿投票以后，便到科德角去休息。剩下来的就是组织工作了。鲍勃·肯尼迪毫不放松地为这项工作作了准备，丝毫不容许自己这方面过于自信。　　选举日首先传来的消息是说，参加投票的人数打破了记录——将近有六千九百万选民：这可是好消息。接着，传来消息说，南方参加投票的人数特别多——白人中，信奉新教的南方人人数特别多：这可是坏消息。除了费城、芝加哥、纽约和洛杉矾外，其他大城市中参加投票的人数低于通常的水平：这又是坏消息。最后，参议员穿着运动衫、毛衣和便裤，悠闲自在地抽着雪茄烟，定下心来注视着结果。他有时走到鲍勃的屋子去，那里有助手们在管着电话机，有时又回到自己的屋子来同杰奎琳一起静静地观看电视。参议员不动声色地观看着电视，大部分时间都保持着沉默。他一般说来很镇定，只不过因为没有在加利福尼亚多花点时间而有一阵子感到烦恼。快到清晨四点钟时，约翰·肯尼迪上床睡觉了，合理地、但不是完全有把握地深信自己已经获得胜利，合理地但不是全然满意于自己的努力，而且和往常一样，不愿意为自己已经无能为力的事情去烦恼发愁。　　第二天早晨九时左右他醒来时，我立即上楼祝贺他当选为总统。"加利福尼亚的情况怎样？"这是他的第一句话。我告诉他——结果却与原来的估计不一致——他已经拿下了加利福尼亚州，而且，不管怎样，他也已经拿下了明尼苏达州、密执安州、伊利诺斯州，以及宾夕法尼亚州和密苏里州，这就保证他获得了多数的选票。我还告诉他特工人员已经驻守在他房子的周围。就在这时候，他床边的电话铃响了，他拿起话筒，希望听到最后的结果。打电话来的是他的岳母——一位公开支持他的终身的共和党人——他们闲聊了一会，好象他毫无心事似的。他又一次穿上了运动衣，不知尼克松还要多久才会认输。他太懂得政治了，知道在对手认输以前，什么都还不能肯定下来。他所获的选票和尼克松所获的选票之间的差额不断缩小，最后在将近六千九百万张选票总数中，其差额下降到不满十二万张选票，这同他在选举团中以三百零三票对二百十九票获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刚过正午，当尼克松和艾森豪威尔认输和祝贺的礼节性电报终于打来时（在明尼苏达州已成定局后），他才忙碌起来，考虑他对各方面的答复和获胜后的声明。他获得自己长期追逐的总统职位时的得意之感，被极度的疲乏、眼前的重任以及得来不易的险胜所冲淡了。　　候选人肯尼迪早就知道，他得打一场艰苦的战斗，同一个既没有带来战争也没有带来不景气的根基牢固的政府较量。在研究了1956年艾森豪威尔多获的选票以后，他知道，要使许多选民改变立场，以便夺得足够的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无论是他自己的民意测验记录或是已经公布出来的记录全都表明，两党在全国的票数将是接近的，在那些关键的州里也是如此，但是他不会知道这是七十六年中票数最接近的一次选举。在两党所获的选票中，他以低于百分之二的多数赢得了十二个州，也以同样的差额失去了六个州。　　但是，从另外一种意义来说，正是因为这种险胜，就扩大了肯尼迪的胜利的基础。如果他不是既获得天主教徒和犹太人的选票，又获得了新教徒的选票，那么约翰·肯尼迪是不会当选为总统的。实际上，投他票的新教徒比拥护他的天主教徒和犹太人两者的总和还要多。如果没有黑人和南方的支持，他是不会当选的。如果他拿不到农场主和商人、青年人和老年人、富人和穷人、城市和郊区的选票，他是不会得胜的。只有一些观察分析问题的人认为，他的胜利才是真正同地区、宗教和种族有关连的。千百万不属于任何派别的一般"公民"，他们是只根据自己的信念而不受任何压力进行投票的美国人，他们都选举约翰·肯尼迪为美国的总统。上一章目　录下一章□ 作者：西奥多·索伦森第九章　开端　　1960年11月9日，刚过了晌午，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成了美国的当选总统。新闻界说，用当选总统这个词称呼他有些拗口，而他也建议人们仍称他"参议员——这是个好头衔"。他在海滨附近背着卡罗琳散了一会步，然后观看了尼克松表示认输的午间电视节目，并对尼克松和艾森豪威尔发来的贺电表示了谢意。他脱下毛衣和便裤，换了一套衣服，系上领带，去向聚集在海恩尼斯港兵工厂的全国电视业和新闻界人士发表一个表示感谢的简短声明。他因自己的胜利而喜气洋洋，同时，他也深受感动。但是，最重要的是，他感到疲惫不堪了。他希望，而且也需要长时间的睡眠，需要静居和在阳光下松散松散，他还希望跟他的女儿、妻子以及不久即将出世的婴儿一起，过一段宁静的生活。不过当他的汽车从兵工厂开回科德角他的乡间别墅时，他屈指一算，离上任只有七十二天了。　　离开就职只有七十二天了。　　……在这七十二天里，他要组成一个政府，搭好白宫的工作班子，任命大约七十五个重要的内阁成员和制订政策的官员，以及对六百个其他重要任命进行提名，还要决定留用哪些现任官员，对忠于他的人授予官职，并确定将来的人事政策……　　……在这七十二天里，他要跟艾森豪威尔一起工作，以便有秩序地交接权力；他要跟尼克松共同工作，以便恢复国家的团结；他要跟民主党领袖们一起工作，以便重新改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还要跟他自己的助手们共同工作，以便处理过渡时期的一切行政问题——包括财政、交通运输、膳宿供应、同新闻界的关系等问题以及处理来自国家首脑、祝愿者、求职者、老朋友和无数其他人士的大量来信……　　……在这七十二天里，要为就职典礼制定种种计划，对有关的人和事都要考虑周到，不能有所疏忽，要商定好一个适当的继任者去接替他在参议院的席位，要出售或转让他所拥有的股票以避免发生利益方面的冲突，并且，还要写一份就职演说稿……　　……在这七十二天里，要为国会的组织工作制订计划（国会将在他就职前召开），要准备一份可立即列入咨文和法案中去的立法纲领，还要为美国的各项问题——外交和内政的——制订出种种具体政策和计划，因为这些问题都是他作为总统即将负责处理的。　　这些问题数量之多和性质之复杂，换了别人很可能被搞得头昏脑胀。战后世界变化万千。但是这个国家对于作出种种必要的变化似乎持着一种冷漠和反对的态度，这就妨碍了进步。那种无休无止的、总是令人沮丧的"冷战"，反而增加了那些以简单手段解决问题的极端分子的号召力。参议员肯尼迪在年初就曾说过："我认为，总统（艾森豪威尔）将要溜之大吉，所有的事情都要落到下一任总统的头上来了。"　　1957年10月，苏联在把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到环绕地球的轨道上的同时，还发动了一场新的冷战攻势来影响全球。这场攻势的赌注押在西方面对核讹诈而出现的分裂，以及不发达地区出现的反西方的民族主义情绪上面。在随后的三年里，西柏林的自由受到了苏联一份最后通牒的威胁，这份通牒是以苏联所炫耀的对准西欧的中程弹道导弹作为后盾的。南越的生存遭到了由河内共产党政权所策划和支持的游击战术和恐怖活动的威胁。老挝的独立受到亲共叛军的威胁。苏联投入了几十亿美元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其中包括向印度尼西亚提供武器，为埃及建造阿斯旺水坝，为印度建造钢铁厂，以及向阿尔及利亚的叛乱者提供更多的武器。俄国和中国的共产党人竞相在加纳、几内亚、马里，特别是在局势混乱的刚果建立一个中非基地。通过菲德尔·卡斯特罗对古巴的统治及其颠覆拉美的运动，俄国人在西半球得到了一个根据地。赤色中国则忙于建立由其保护国组成的亚非集团，以及制造它自己的原子弹。　　相对地，美国的军事力量太分散了，军事费用不足，以致无力承担我们在全球的义务。我们致力于发展导弹和探索空间开始得较晚。象我们军事潜力的灵活性一样，我们的对外援助也是不足的，而在发展中国家里，人口和贫穷的增长率都比它们国内的资源和我们的援助增加得快。联合国弄得一团糟。巴黎首脑会议的失败，以及日本和委内瑞拉国内的反美暴乱，使得民主势力似乎处于守势。我们的各项政策在拉丁美洲未能配合那些致力于经济发展和社会正义的新生力量；而在西欧我们的各项政策也没有能同争取经济统一和经济增长的新生力量的前进步伐相一致。当我们谈到人类的平等，谈到我们希望裁军，或者谈到我们为保卫自由承担的义务时，其他一些国家也捉摸不准我们的意图，不知道我们讲的是否真正算数。　　在我们国内，我们还要受到更多的恶报。七年内发生的第三次经济衰退，造成了二十多年来最高的失业人数，和平时期美国国际收支出现的创记录的逆差，使我们的黄金储备下降到了二十多年来的最低水平。我们受压迫的黑人居民日益感到灰心丧气，给大农场主的补贴越来越多，拥挤不堪的大学教室以及无人照顾的老年公民的数量日益增加——肯尼迪知道，所有这些问题，以及更多的问题，都不是在民主党的竞选演说里讲讲就行的，而是他即将面临的具体问题，他也知道，这些问题也并不象任何一方的政党人士在竞选中所提出的那样，有着现成的政治上的解决办法。　　权力过渡中的问题　　对他来说，七十二天的时间是很短促的。不过他并非事事都得从头做起。民主与共和两党之所以能够进行历史上最顺利的权力移交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布鲁金斯学会①。该学会曾敦促双方提名的候选人在两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后，为权力过渡的问题作好准备。参议员肯尼迪指派了他在"德鲁·皮尔逊事件"中结识的朋友、华盛顿律师克拉克·克利福德，作为他跟布鲁金斯学会的联络员和他在政府交接期间的顾问。克利福德曾做过杜鲁门总统的特别顾问，还做过斯图尔特·赛明顿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的竞选经理。在这个过渡时期，他经常征询克利福德的意见——肯尼迪对一位来访者风趣地说，克拉克对他并没有要求什么作为报答，只是要求在一元美钞的背面登上克利福德法律事务所的广告而已。肯尼迪以自己独特的作风，又要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研究总统职权问题的权威理查德·诺伊施塔特谈谈他自己对当选总统将会碰到的各种个人问题的看法，并要求他最好不去同克利福德交换意见。　　①布鲁金斯学会成立于1927年，它为美国政府提供有关统计、人事和一般情报方面的研究资料，同时也资助学者研究当代的经济、政治和国际问题，并发行刊物。——译者　　在这过渡时期以及在白宫的整个任职期间，肯尼迪将需要一个助手负责行政管理和安排约会，一个助手负责与新闻界打交道以及一个助手负责制订计划和政策。他任命了三个人，这三个人实际上在他竞选期间就担任了这些工作。他们是：奥唐奈、塞林格和我。我有幸第一个被提出来，头衔是总统特别顾问——这是克利福德渴望要恢复其以前地位的职位，也是我梦寐以求的职位。奥布赖恩和施赖弗则奉派负责为内阁及其他官职物色人材。当时在场的另一个人鲍勃·肯尼迪，则没有指派具体的职务，但是显然，他仍将出任关键性的职位。　　为了有利于国家团结，使工作顺利地持续下去以及保持政治均势，诺伊斯塔特建议五个担任机要职务的官员应该是无党派的，肯尼迪应该让这些在职官员继续留任，并迅速宣布此事，以杜绝各种反对的压力和推测。这五个人是：联邦调查局局长、中央情报局局长、总统科学顾问、文官委员会主席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秘书。肯尼迪只留任了头两个人。据传，头天晚上参加他的宴会的客人们曾建议首先撤掉这两人的职务。我们聚会的时候，他就通知了胡佛先生和杜勒斯先生，①并把他们的姓名列入当选总统发表的第一次新闻公报中。　　①指联邦调查局局长J·E·胡佛和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译者　　别的事情耽搁了他的行期。在他收到的所有贺电中，他最关心的是对两封来电的答复——法国总统戴高乐打来的一封措辞优雅而动人的电报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的高唱"和平"调子的来电。为了回复戴高乐的"欢迎，亲爱的伙伴"的电文，肯尼迪求助于他自己的法语和文学老师杰奎琳·布维尔·肯尼迪，并和她一起起草了一封热情洋溢、富有洞察力的复电。　　赫鲁晓夫在巴黎会议上闹翻之后，曾明白表示不打算再跟艾森豪威尔打交道，要等到他的继任者选出之后再说。他在给肯尼迪的电文中暗示，希望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并多少有点假心假意地要求恢复"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所建立起来的"那种苏美关系。为了答复这封电文，当选总统叫我打电话给外交界最负盛名的俄国问题专家之一、他的老朋友"奇普"·波伦。波伦提议的一句话的复电，似乎迹近粗率、不够礼貌。当选总统相信"讲究礼貌并不是软弱的表现"，于是自己起草了一份不那么粗暴，但在实质上同样谨慎，而语调则较为友好和抱有希望的回电。　　即使在当选总统去棕榈滩过宁静生活的时候，行政职权的移交工作已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合作使这项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11月9日，他第一次从华盛顿发来了贺电（如果不算头天晚上他意外发来的那份为时过早的贺电），几小时以后，他接着又从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拍来了另一份电报，他是到那里去作短期休假的。这第二份来电谈的全是移交问题，提出"在双方都适宜的时间"与肯尼迪会晤，指定首席助理威尔顿·珀森斯作为他同肯尼迪工作班子的联络员，并且表示他的预算局局长、国务卿和其他官员都准备随时提供帮助。肯尼迪叫克利福德去跟珀森斯会晤，叫我去跟白宫和预算局的官员会晤，还叫每一个被提名任命的人去跟与自己相对应的人会晤，他本人则于12月6日和1月19日在白宫与艾森豪威尔会晤。　　这两次会晤，艾森豪威尔总是先参加会谈，然后他的国务卿、国防部长和财政部长也一起来参加会谈。在这两次会晤中，当选总统都认真地询问了他即将面临的种种问题。艾森豪威尔在竞选运动中曾对肯尼迪抱据傲态度，而且显然推迟了同肯尼迪的第一次会晤，直到竞选结果明朗，重计选票也改变不了选民们的意见时他才同意会晤。但这两次会晤后，据报道，他对一个朋友说，这位年轻的参议员给了他"极其深刻的印象"。肯尼迪在他这方面也发现艾森豪威尔"比我原来想象的好"。他感谢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合作态度，在第二次会晤后说："我认为我们要求的事情，他们都做到了。"　　肯尼迪还在11月14日与尼克松进行了短暂的诚挚的会晤。对于后者打给他的有礼貌的认输电报，肯尼迪也复电表示，"这是一次良好的竞赛"，并且表示相信，"在今后的岁月里，你我之间能够保持我们长期以来的诚挚的关系"。为了实现他提出的与尼克松的这次没有先例的会晤，肯尼迪从棕榈滩飞到了佛罗里达州比斯坎岛尼克松的假日休憩地。两人都称这次会晤是友好的，前总统赫伯特·胡佛为这次会晤当了中间人。　　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一经同肯尼迪会晤，就本着爱国的精神承认了肯尼迪当选的必然性。这就帮助平息了关于竞选舞弊的猛烈指责，打消了重新计票的要求，并解除了南方的无党派选举人的威胁。差距这样小的竞选结果，能够如此顺利地被人所接受，这在别的国家是很少有的。一种友好的基础已经建立起来了。怨恨、冷淡、互不通气和漠不关心，这些几乎是以往总统权力转移时通常的特点。与此成鲜明对照的是，艾森豪威尔一肯尼迪的移交工作充满着一种诚挚的、来往密切的气氛。这就向美国和全世界表明了一种约翰·肯尼迪所渴望保持的团结精神。　　固然，分歧是有的。艾森豪威尔在1月间向国会告别时，将提出一个文件。当我跟艾森豪威尔的预算局官员一起研究那个文件时，显而易见这个文件内所载的靠不住的收支平衡是建立在各种立法活动、缩减开支和岁入估算的基础之上的，但连他们自己也完全知道，这些都是无法实现的。不过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他们无意根据改变了的情况去修改他们的预算，而宁愿把预算赤字推给肯尼迪负责。与此同时，当选总统则认为，在他负起全部责任和掌握全部情况之前，就去参与、承担，甚而评论和咨询即将卸任的政府在他当选到就职这段时期内所采取的行动——包括派遣使节到西欧去改善收支平衡情况和断绝同古巴的一切外交关系——那是既不适当又不明智的。　　在总统一级以下，政府各部门移交工作的情况各各不同。一位新任命的官员对我们说，在他们研究移交问题的会议上，他的前任把大部分时间用来劝他留用那个即将离任的官员的私人秘书。我在同和蔼的威尔顿·珀森斯将军——他继谢尔曼·亚当斯之后担任艾森豪威尔的总统助理——的会谈中，了解到很多情况，它进一步证实了肯尼迪取消那个职位的种种职责是明智的。这些职责包括：未经珀森斯的初步同意，任何备忘录、信件或公文都不得送呈总统，总统也不能约见内阁成员、国会议员和白宫助手，唯恐这些人会使总统"应接不暇"识有在白宫新闻秘书认为必要时，才让少数记者（如果有的话）访问总统；此外，还有一些更适宜于由军事指挥系统中参谋长负责的类似职能。尽管我在当时曾对珀森斯未交出他曾答应给我的一份有关有待解决的问题的清单而感到不快，但我现在明白了，白宫各个职位的私人性质和政治性质，会使开出的那份清单显得纯属空想。　　在大多数情况下，合作是顺利而有成效的。肯尼迪的人竭力仿效他们的领袖，对他们的前任表示尊敬，并对其协助表示感谢。艾森豪威尔政府慷慨地同意，从1961年1月3日起，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工资名单中放进十个即将就任的官员名额，其他各部也分别列入两名，这就使整个交接工作进行得更加顺利了。　　尽管采取了这个行动，经费问题仍然是过渡时期未解决的问题之一，为将来的当选总统着想，肯尼迪后来成功地促使国会对这个问题采取了行动。他的个人财产、住宅、飞机、电话以及参议院办公室人员的薪金就占去经费的很大部分。许多新被任命的官员和顾问都是自己掏腰包的，尽管这对他们来说，并不是没有相当大的困难。有许多人在他们即将接管的部门得到了办公的地方。但是还需要聘用许多人负责处理邮件、审查任命、接待新闻界和协助当选总统工作，因而还得筹集更多的钱去支付他们的工资、旅馆房间、办公室、生活用品、电话以及出差等费用。从总统当选到就职，这笔费用的总数估计超过三十五万美元，这笔钱无论是让肯尼迪家庭负担，还是让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负担，都是不公平的。　　肯尼迪除了去尼克松家、波士顿以及得克萨斯州林登·B·约翰逊的牧场作短暂的访问之外，他的时间都是在棕榈滩、华盛顿和纽约的卡莱尔大饭店度过的。他的空中旅程（与竞选时比较）是微不足道的，总计才不过一万五千英里。他在头两个星期和此后不时去棕榈滩晒晒太阳——在那里，他的体重很快就增加了十五磅——但是他感到，在这里宣布重大的事项则显得太不严肃，而且也太遥远了。他喜爱他在华盛顿的家，但他发觉他在那里比起在纽约更易受到干扰，并且会有更多的人向他提出各种要求。而且，他的乔治城住宅并不宽敞，每当参议员在里面同助手们和可能被任命的人会晤时，那些到处跟着他的新闻记者、警察、特工人员和旁观者的人群，就不得不在屋外挨冻。　　告别马萨诸塞州　　波士顿之行有三个目的：（1）参加哈佛大学校董会的一次会议，他对校董的职责是看得很认真的（当他在哈佛校园里几乎被欢呼的学生团团围住的时候，他回答说："我到这里来是要同普西校长一起检查你们的成绩的，我还要保护你们的利益"）；（2）在小阿瑟·施莱辛格的家里同来自波士顿和新英格兰地区的可能被任命的人员进行一次简短的会商；（3）在具有历史意义的贝康山上向州议会发表演说，向马萨诸塞州告别。　　最后一个目的是出于某种关怀之情的。肯尼迪这位历史学家并没有忘记林肯向斯普林菲尔德人民的告别。肯尼迪这位政治家并没有忘记他之所以能从事政治生涯应归功于自己出生的那个州。肯尼迪这位当选总统也并没有忘记，他不能象马萨诸塞州以他感到自豪那样，把这个州的所有政治家引以为荣。在美国，没有几个州政府有着廉洁的记录，但是在1961年1月震惊他的家乡州的政府官员的不道德行为接二连三地被揭发出来，而没有几个州政府有比这种情况更为严重的记录。当选总统感到他既不能回避这个问题，也不能为这个问题发表一篇自以为公正的演说。　　我们只有很少的时间去准备这篇演说。为了满足他的要求，我不得不勉强从为总统就职演说汇集的辞句中去挑几句。演说稿不长——只有三十多句话。但它是肯尼迪最精彩的演说之一。事实证明，这是一篇很动人的演说。这是他当选以后发表的第一篇正式讲话。当他把政府说成是"一座小山上的一个城市"时，所有的电视观众都认为他看起来和听起来都象一位总统：　　　对谁赋予多，对谁要求也多。在未来的某一天，当历史的高级法庭审判我们每个人，审查我们在短短的任期内是否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时……我们的成就……将根据对下列四个问题的答复来衡量：　　　首先，我们真是勇敢的人吗……？　　　其次，我们真是果断的人吗……？　　　第三，我们真是正直的人吗……？　　　最后，我们真是具有献身精神的人吗……？　　　我这个马萨诸塞州之子，希望在上帝的庇佑下能使这些品质成为我们政府办事的特征。　　政治纲领的制订　　到肯尼迪飞往波士顿时，这位当选总统的步调几乎可以同秋季竞选时的狂热程度相比拟，虽然体力方面的消耗是少得多了。两个月前，他在海恩尼斯港兵工厂就竞选胜利发表的那篇简短声明说："现在，我和我的妻子在为一个新政府——以及一个新婴儿——作准备。"在随后几周里，他迎来了新婴儿，并且大体上组成了新政府。他经常睡得很好，钓钓鱼，打打高尔夫球，访问了林登，B·约翰逊的牧场，还到纽约的剧院去看戏，并且同家人欢聚一番。他避开了一大批求职的人，推荐了学生时代同一寝室的伙伴、前格洛斯特市长本杰明·史密斯去填补他在参议院的席位。他把自己的公司股票和债券全部卖掉，把它们变成了政府债券。他阅读了上二十本议论中肯而又令人愉快的书籍，批阅了数十份报告，并且一再跟他的日益增多的同事开会商讨。为了争取更广泛的社会支持，他不仅拜访了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而且拜访了赫伯特·胡佛、比利·格雷厄姆、劳工领袖们、农场主的领袖们、黑人领袖们以及其他许多人。他举行了十九次各种形式的记者招待会。他跟林登·约翰逊以及国会两院的主要民主党人商谈。他收阅定期的情报摘要，并同英国大使和德国副总理进行了会谈，在就职之前他还要跟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会晤。　　他的"办公室"就在他当时居住的不论什么住处的起居室或图书室里——在棕榈滩、乔治城，或者在卡莱尔大饭店的楼顶房间里，而且他的"办公室"总是生气勃勃的。在肯尼迪参议员接见一个可能被任命的人时，另一个人已等候在他的卧室里。有时候，等着的还有一个要向当选总统作简要汇报的助手和一个应邀前来看他的代表团。外面，新闻记者和特工人员群集着；里面，电话铃声响个不停。　　我曾记录下一天下午他给我的指示（主要由于我为别的事碰巧在那里），那可以说明他的活动范围：　　打电话给威斯纳。……问问洛维特，菲斯克是否愿意接受任命，在今天下午会议前把结果告诉我。……替肯·加尔布雷恩在农业部或别的什么地方找个办公室。……问问鲁萨，斯普劳尔小组在什么时候向白宫报到。……向腊斯克打听一厂，同麦金尼比起来，让麦科恩留任是否要好一些。……和众议院议长核对一下海斯问题。……派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到菲律宾去了吗？……查一查米尔斯的投票记录。……征求一下马西的意见。……杜萨里担任财政部的什么职位好？……马格纳森要求在就职演说或者国情咨文中提出电视教育和海洋学方面的问题。……问问莫尔斯有关最低工资报告的事。　　恰好在我再次跟当选总统一起开会的时候，我最后打给莫尔斯参议员的这个电话的回电来了——那时，莫尔斯正在纽约我出席联合国的代表团里——肯尼迪接了这个电话："是的……他在这里，总机吗，电话由我来接。……我就是参议员肯尼迪，今天我替索伦森先生接电话。"　　然而，同这种经常紧张的气氛大不相同的是，制订一个新的总统政纲的工作正在悄悄地进行着。这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工作。自从1933年以后，还没有一个民主党人接替共和党人做总统，这次接任是无先例可援的。换了别的总统，他可能会等着就职，而后，象1953年时那样，指派一些研究小组，以便赢得时间和考虑问题。但是肯尼迪对他所担负的使命却有着不同的想法。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前，有人问到，要是他当选总统，首先要干的是什么事。他回答说；"……要确定。有哪些未了的事务要办；我们的议事日程应安排些什么，并且，在1961年头几个月里就把它们摆在美国人民的面前。"要做到这一点，就得在1960年最后几个月里作出非同寻常的努力。　　1960年夏天，在他获得提名之后，这位参议员就曾经相当公开地责成手下在竞选后的过渡时期内发表一系列顾问委员会的报告：斯图尔特·赛明顿主持写的关于改组国防部的报告、艾德莱·史蒂文森主持写的关于对外政策诸问题的报告、保罗·尼采主持写的"超党派的、代表两党的"关于国家安全措施的报告以及众议员弗兰克·史密斯主持写的关于自然资源需求情况的报告。此外，艾夫里尔·哈里曼将到非洲去视察，参议员乔·克拉克和众议员伊曼纽尔·塞勒则应准备一些民权方面的新议案。在竞选刚开始时就宣布进行以上一项项研究，这在政治和公共关系方面具有显而易见的价值。　　但是，在11月9日午后，公布这些报告已经不再是政治和公共关系方面的问题了。作为制定各种新计划和新政策的基础，那就需要提出更多的研究报告了。公开的报告也是有用处的，它们可以作为试探政治气候的气球，还可以作为肯尼迪获胜的势头仍在持续发展的公开的明证。　　史蒂文森报告中常常涉及的几个论题——包括对外经济政策、剩余粮食、非洲、美国新闻署、海外人事及裁军问题等——全指定由史蒂文森的同事乔治·鲍尔和约翰·沙伦领导的几个新的特别工作组去研究。詹姆斯·兰迪斯应邀提出有关制定规章的机构的报告；理查德·诺伊施塔特就政府改组问题提出报告。我作为当选总统特别顾问，接受的头两项任务是：（1）组织一个特别工作组去对付经济衰退的问题，（2）跟总统一起制定其他需要研究的题目。后一项任务的清单很快地扩大到包括经济萧条地区和西弗吉尼亚、住房和城市、卫生和社会保障、教育、税收、最低工资、外层空间、拉丁美洲、印度、文化交流、美国新闻署以及和平队等问题。　　这份清单上的题目显然有重叠之处，这有时引起了混乱，但它却反映了肯尼迪的审慎的作风。当他拒绝一个调整的方案时，他说，"只有一套顾问班子，对我说来干脆是不成的。"农业是个漏掉了的重大的题目，我们曾试图就这个问题筹建一个特别工作组，但失败了。我们找到了许多对农业问题思想解放的人，我们也找到了许多农业专家，可是我们没有能找到思想解放的专家。　　除了"经济萧条地区一西弗吉尼亚委员会"——它是为了履行肯尼迪旧日的诺言，而以保罗·道格拉斯参议员为首马上组织起来，以便在西弗吉尼亚州参加听证活动的——以外，这些特别工作组的建立均未宣布。在这些小组里供职的近百名人员，大部分来自专业人士、基金会和大学教师队伍，其中包括两位大学校长。这是对美国知识界人才的一次异常迅速的动员。我负责的十三个人的名单，是根据人事档案、朋友关系和肯尼迪班底里各个人的记忆，以及每个小组主持者的推荐而获得的。　　据我记忆，没有一个人拒绝到特别工作组工作的邀请。这一方面是由于那时正值知识界对新政府抱有希望并愿意合作，一方面是由于通过委以备受尊敬的职务而使他们的才能得到了赏识。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接受任务的口气，比起他们最初听到接线员的话——"索伦森先生从棕榈滩打电话来给你"——的时候的反应，热情略差一些。　　这些特别工作组的成员是没有酬劳的，而且往往连工作经费都没有。在许多情况下，只有小组主持人才能获得公众的称赞，并得到当选总统的亲自接见。在这些专家中，有许多人不久便在肯尼迪政府中获得了职位——这些人是杰罗姆·威斯纳、沃尔特·赫勒、威尔伯·科恩、莫蒂默·卡普林、亨利·福勒、詹姆斯·托宾、斯坦利·萨里、阿道夫·伯利、乔·麦克默里、汤姆·芬勒特、罗伯特·谢策尔、唐纳德·霍尼格、弗兰克·凯佩尔、林肯·戈登、杰里·斯平加恩、钱皮恩·沃德、阿图罗·莫拉莱斯·卡里翁以及其他许多人，其中包括前面提到的名单中的"学术界顾问"。但是有些人没有受到邀请，有些人未能接受邀请。此外，财政上的限制，立法方面的反对或者其他实际上的束缚，往往严重地阻碍了他们履行自己的职责，使他们如果不是沮丧的话，至少也是感到失望的。　　在1961年1月初，这些特别工作组的报告送给肯尼迪的时候，当选总统私下对它们的评价是"很有助益"以至"极好"①不等。有些报告，例如主张对各个军种根据职能界线加以大规模改组的赛明顿报告，引起的争论太大，只能对将来的规划起到刺激作用而已。其他有些报告，例如珀杜大学校长弗雷德里克·霍夫德及其第一流的教育问题特别工作组所提出的九十亿美元经费的那项计划，只是确定了一种不可能立即达到的标准。但是，所有报告都提供了有益的材料、论点和主张，并且所有的报告几乎都在立法中得到了直接的反映。例如，保罗·塞缪尔森的反衰退特别工作组，在制订新政府最初的一些经济计划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并且使肯尼迪枉费心机地加倍努力，想劝诱塞缪尔森离开他所爱好的学院的宁静生活并参加到"新边疆"来）。　　①这些报告或报告的摘要，一般在送交当选总统后就予以披露，尽管有些建议——例如在拉美报告中有关古巴问题的建议，在税收报告中有关改革赋税的建议——被认为最好保密。凡一经被任命为相应的内阁成员和次一级的内阁成员都可以看到这些报告。在某些情况下，后者在他们所分工的范围内与相应的特别工作组配合工作。　　但是新总统施政纲领的制定既没有等待。也没有取决于各特别工作组报告的完成。1960年11月和12月，在预算局工作人员和我的同事们的帮助下，一份包括总统可能采取行动的所有有关立法、预算和行政问题的查核清单已经拟定好了。①经过同我们新任命的预算局长和留用的副局长开了一次会议之后，我们把这份清单加以提炼，压缩到便于处理的规模。12月21日，我们在棕榈滩跟当选总统开了一个日以继夜的、争论激烈的会议，对这份包括二百五十多个项目、从地区的复兴问题到奈基式三型地对空导弹问题等内容的清单进行了研究。肯尼迪看了这份既长又复杂的清单之后说，"现在我明白为什么艾克少不了谢尔曼·亚当斯了。"　　①这份清单是根据肯尼迪的竞选诺言和书面声明而编制的，并且已由我们的工作人员和预算局作了分类索引。它还根据1960年的民主党竞选纲领和我们的各种竞选会议及委员会提出的主张，第八十六届国会没有通过的民主党的和无党派的立法提案，需要延长或修改的即将到期的法案以及其他由预算局对各个机关、各个问题搜集整理的简明材料，其中包括艾森豪威尔提出的一些与党派哲学无关的建议。　　那时候，肯尼迪已作了很好的休息。比起大选结束后两个星期我上次到棕榈滩去时，他的头脑要敏锐和清楚得多。那时，他看上去仍然很疲惫的样子，勉强地在应付人事和方案选择中的一些细节问题。现在，他晒得很黑。当他在卧室里换下游泳裤的时候，他开玩笑地说自己看上去多么胖。他的意见是明确而果断的，看到他那种还未到真正负起全部责任时就已迫不及待的心情，使我感到颇为振奋。　　根据12月21日那次会议的决定，他向每个未来的内阁成员发出了一封详细开列了各种问题和要求的信件，分派给他们草拟详尽的建议和文件的任务，新的预算已准备就绪，各个特别工作组的报告也适当地加以采纳——早在肯尼迪就任总统之前，一份肯尼迪总统的施政纲领业已定型了。为此而进行的大量准备工作是空前的。显然，这使新总统有可能马上在立法方面采取主动行动。在政府政策的几乎所有紧要的方面——包括经济衰退的复苏、经济的增长、预算、收支平衡、保健、住宅、公路、教育、税务、资源保护、农业、制订规章的机构、对外援助、拉丁美洲、防务及利益冲突等问题——内容充实的总统咨文和大约二百七十七个单项的要求，将在肯尼迪执政的头一百天内提交国会。　　就职典礼　　1月初，他的施政纲领制定工作正在顺利地进行着，一些主要的职位也已决定了人选，这时，当选总统的注意力就越来越多地转向就职典礼的准备工作了。他对于庆祝总统就职的音乐会和同时举行的五个舞会（他都将参加）的计划，对于长达四小时的总统就职典礼的游行（他将在二十度的气温中检阅这些队伍）的计划，对于民主党为筹集百万美元基金而组织的总统就职庆祝会（尽管由于大风雪，庆祝会推迟了两个小时，他还是极为欣赏），以及对于所有其他的庆祝活动都是兴致勃勃的。他请罗伯特·弗罗斯特在就职典礼中发表一首诗。他要玛丽安·安德森歌唱《星条旗》。他找出一本家用《圣经》，用它进行就职宣誓，这就不致刺激"新教徒及其他美国人联合会"了。他指示，参加正式宴会时要戴大礼帽，而不要戴霍姆堡帽。①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他开始写他的就职演说了。　　①男子所戴的一种窄边凹顶之毡帽，最初用于德国的霍姆堡。——译者　　他在11月第一次同我谈起就职演说的事。他需要来自每个人的建议。他要求讲稿写得简短，并集中于谈对外政策。他不要演说带有党派色彩、调子低沉或对前任有所非议。他既不要沿用关于共产主义的威胁之类的冷战词汇，也不要用任何可能会使赫鲁晓夫误会的含糊的话。而且，他要求这篇演说给这个即将开始的时代定下一个调子来。　　肯尼迪的演说稿从来没有改过那么多遍。每段话都经过了一再的润色、修改和删节。　　起初，肯尼迪在棕榈滩构思时，我在华盛顿郊区自己的家里根据当选总统的电话指示以及从其他来源搜集来的材料进行工作。后来我飞往棕榈滩，被送到肯尼迪父亲的海滨寓所去，把我为正式起草和集中材料用的底稿交给他看。我们坐在俯瞰大西洋的一个室外就餐用的阳台上工作了一个上午。　　他对于概述国内目标的每种想法都不满意。他说，那听起来是党派宣传，起了分裂作用，太象是竞选了。最后他说，"让我们把国内方面的材料全部删掉。反正，演说稿太长了。"他说他要这篇演说成为二十世纪最短的一篇。"这个办法效果较好，我不希望人们把我看成一个夸夸其谈的人。"我说，他不可能搞得比1944年富兰克林·D·罗斯福压缩了的战时演说更短，可是他却决定要写出1905年以来最短的一篇总统就职演说（不到一千九百字）。　　在就职前一天的1月19日，就职演说完稿了。他叫筹备委员会查一下放讲稿的台架的高度。一份大字不的打字稿放进一本活页的笔记簿里。在肯尼迪家里他的椅子旁边，以及在他去纽约的一次急速旅行的座位旁边，都放了一份演说稿，以便他利用一切空闲时间去熟悉它的内容（他从不背诵演说稿）。在那闹哄哄的、排满会议和筹备工作的最后一天的活动日程中，肯尼迪还抽空会见了我的七个小侄女和侄子以及他们的双亲，这时在他的身边仍放着那份演说稿。　　就职那天的早晨寒冷而晴朗。驻扎在华盛顿地区的三千名军人干了一桩惊人的事，他们开动七百台扫雪机和卡车彻夜奋战，把厚达八英寸的积雪扫清——头一天，这场雪几乎把华盛顿市困死了。（听到下达扫雪的命令时。一个肯尼迪新任命的经济顾问——他已经负担着十几项任务了——疲乏地对顾问委员会的主席说，"如果他们叫我们去扫雪，那也不要感到惊奇。"）从各州来的观光者，自从预选后我们就很少见过面的、喜气洋洋的肯尼迪竞选工作人员，外国的使节和显要人物，上任和卸任的官员，一个特邀的由一百五十五名作家、艺术家和学者组成的团体，以及数千名各种年龄、各种背景的普通公民，云集在首都和国会山上。在油漆一新的国会大厦东端，临时的木制观礼台上，在闪耀的阳光下和严寒的天气里，聚集着致力于"新边疆"的内阁成员以及白宫的官员。我们这些人的穿着跟"边疆居民"有些相象，礼服里穿着毛线衫，戴着毛线手套和大礼帽。当我们相互愉快地打招呼的时候，寒气只会振奋我们的青春活力和朝气蓬勃的精神。　　几乎没有人会忘记中午十二点举行庄严典礼那个值得纪念的时刻；　　虽然阳光和白雪刺眼，使得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老眼难以看着稿子朗诵一篇新的献辞（……一个充满诗意和力量的黄金时代——今天中午就是开始的时刻……），他还是果断地凭着记忆，背诵了他的一首旧诗……　　红衣主教理查德·库欣为这位知名的教区居民发表了一篇感到自豪的（而又拖得很长的）祈祷。同时，消防队员和保安人员不对付着在读经台里冒起烟来的短路电线。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合众国第三十五任总统，以惊人清晰的语调，重复着首席法官厄尔·沃伦领他朗诵的就职誓言。他曾对休斯敦的牧师们说过他可以无条件、无保留地接受这个誓言，他说，"让上帝保佑我吧。"　　几乎没有人会忘记就任与卸任总统这两人之间显示出来的强烈的对比。一个是可爱的而又富于献身精神的中西部农村和军事学院的产物。另一个则是出身于东部城市的温文尔雅的人物。两个人都把他们成年后的整个生涯贡献给他们的祖国，但是他们又有着巨大的差异，这不仅表现在年龄、宗教信仰和政治哲学方面，而且表现在对于政治这个职业以及总统职位的权力的看法上。他们就座时，人人都注视着他们。一个是历届总统中年龄最大的，另一个是被选入白宫的人中年龄最轻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已经七十岁——在他的继任者看来，仍然显得很健壮——坐在约翰·肯尼迪旁边，后者只有四十三岁，在二十二度的气温中仍然象一贯的那样光着头，手里拿着他命令大家都要戴的大礼帽。他们的对比给下面这句话增添了意义："让这个信息从此时此地传到我们的朋友和敌人那里去吧：火炬已经传到了新的一代美国人手中。"　　当肯尼迪脱下大衣去发表演说时，聚集在他身后的是他的新政府中的年轻人。这些人在企业界、法律界、政界、政府中以及学术事业中都具有显著的成功经历。除了少数人以外，他们都没有受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种种陈；日的教条和经济萧条时期以前的种种学说的熏陶——他们都亲眼看到绥靖政策和不整军备的愚蠢可笑，看到战争的悲剧，看到核时代的开端以及麦卡锡主义和新实利主义对知识分子的有害的摈斥。就是这样的人，关切着在那种主张采取高压手段的共产主义和狭隘消极的反共产主义之间的无结果的冲突中缺乏理想和理想主义的问题。但是，正如他们的领袖在那天所指出的那样，他们也决心去"付出任何代价，挑起任何重担，对付任何困难，支持任何朋友[或]反对任何敌人，以确保自由的存在和胜利"。　　我没有办法把肯尼迪的就职演说加以概括、压缩或摘录。这篇演说本身就是新总统的希望和决心的一份简洁的摘要——他对我们的新老朋友和盟国所许下的诺言；对共产党人提出的一次新的寻求和平的要求；以及他要他的同胞跟他一起肩负起自由的重担的召唤。表达这些要求的每个词句已经简练得难以再概括，而且又重要得难以再省略了。这些话是对我们时代的美国人民说的，但是对一切时代的一切人民都具有意义。因为，这些话体现着我们过去继承下来的最美好的东西，也体现着我们对未来的最美好的憧憬。在约翰·肯尼迪的所有演说中，这是一篇必须在这里全文照录的演说：　　　我们今天不是庆祝一个政党的胜利，而是庆祝自由的胜　利，这一大象征着一个结束，也象征着一个开端，它表示着一种更新，也表示着一种变革，因为我在你们和全能的上帝面前作了我们的祖先在将近一百七十五年以前所规定的那种庄严的宣誓。　　　现在的世界已经非常不同了，因为人类的巨手掌握着消灭人类一切形式的贫困和消灭人类一切形式的生存的力量。　　　但是，我们的祖先为之奋斗的那种革命信念，在世界各地仍然是有争论的。这个信念就是：人权并不是政府的施舍，而是上帝之手所赐予的。　　　我们今天不敢忘记，我们是那第一次革命的继承者。让这个信息从此时此地传到我们的朋友和敌人那里去吧：火炬已经传到了新的一代美国人手中。他们是在本世纪诞生的；受过战争的锻炼，也受过艰难而又困苦的和平时期的训练；他们对我们的悠久传统感到自豪，不愿亲眼看到或听任我们国家过去一向保证的、今天在国内和全世界仍然作出保证的那些人权逐渐被夺走。　　　让每个国家——不管它对我们怀有善意还是恶意——都知道，我们准备付出任何代价，挑起任何重担，对付任何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对任何敌人，以确保自由的存在和胜利。　　　这些是我们所保证的——并且还不仅仅是这些。　　　对那些在文化和精神方面跟我们同出一源的老盟友，我们誓保一个诚实的朋友的忠诚。如果我们团结一致，那末在许多合作事业中几乎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如果我们发生分　裂，那末我们几乎什么也做不到，因为我们不敢在意见分歧、各行其是的情况下应付强大的挑战。　　　对那些我们欢迎它们走到自由行列中来的新兴国家，我们保证，一种形式的殖民统治的结束，决不会仅仅去换得另一种更加严酷的暴政。我们并不总是期望看到它们支持我们的观点。但是我们将始终期望看到它们坚强地维护它们自己的自由，并且记住，在过去，凡是愚蠢地试图骑在虎背上去寻求权力的人，到头来必然会葬身虎腹。　　　对于居住在半个地球上的那些正在为摆脱大众贫困而斗争的生活在茅屋和村落里的人们，我们保证尽我们的最大努力去帮助他们进行自救，而不论需要多长的时间。这并不是因为共产党人可能正在这样做，也不是因为我们希望他们投我们的票而是因为这样做是正确的。如果自由社会不能帮助众多的穷人，就不能保全少数富人。　　　对我们国境以南的各姊妹共和国，我们提出一项特别的保证：在一个新的争取进步的联盟中，把我们善意的话变成善意的行动，帮助自由的人们和自由的政府挣脱贫困的枷锁。但是这场和平革命的希望不能成为一些敌对国家的牺牲品。让我们所有的邻国都知道，我们将和它们联合起来，反对在美洲任何地区进行侵略和颠覆活动。并且让其他一切大国都知道，本半球的人打算继续成为自己家园的主人。　　　对联合国这个各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集会——在一个战争手段远远超过和平手段的时代里，我们对它寄予极大的希望——我们重申予以支持的保证：防止它仅仅成为谩骂的论坛，加强它对新兴国家和弱国的保护，并扩大它的权力所能运用的范围。　　　最后，对那些要使自己成为我们的对手的国家，我们向它们提出的不是一项保证，而是一项要求：在科学所发放出来的可怕的破坏力量把全人类推向有计划的或偶然的自我毁灭的深渊之前，双方应重新开始寻求和平。　　　我们不敢以软弱来引诱他们。因为只有在我们毫无疑问地拥有足够的军备的时候，我们才能毫无疑问地确信永远不会使用这种军备。　　　但是两个强大的国家集团任何一方也不能从它们目前所走的道路中得到安慰——双方都由于现代武器的费用而负担过重，双方都由于致命的原子力量不断扩散而理所当然地感到震惊，然而双方却还在争着去改变这种制止人类发动最后战争的不稳定的恐怖均势。　　　因此，让我们重新开始——双方都应当记住，讲礼貌并不是软弱的表示，而诚意则始终需要由事实来证明。让我们永远不要由于恐惧而进行谈判，不过也永远不要害怕谈判。　　　让双方都来探讨把我们团结起来的问题，而不去为那些使我们分裂的问题操心。　　　让双方第一次制订有关检查和控制军备的认真而明确的计划，并且把那种能够毁灭其他国家的绝对力量置于所有国家的绝对管制之下。　　　让双方都去利用科学的奇迹，而不是去乞灵于它的恐怖。　　　让我们共同探索星球，征服沙漠，根除疾病，开发海洋深处，鼓励艺术和贸易的发展。　　　让双方联合起来；使全球各个角落都能遵照以赛亚①的训诫——"卸下沉重的负担……[并]使被压迫者得到自由"。　　　如果在猜疑的丛林中能开辟出一个合作的滩头堡，那末，让双方共同作出新的努力，建立一个新的法治的世界，而不是一种新的力量均势。在这个新世界中，强者是正义的，弱者是安全的，而和平将得到维护。　　　所有这一切不会在我当政的头一百天内完成，不会在头一千天内完成，也不会在本届政府的任期内完成，甚至我们在这个星球上的一生中也许还不会完成。但是让我们开个头吧。　　　我的同胞们，我们方针的最终成败与否，更多地取决于你们，而不是取决于我。开国以来，每一代美国人都曾受到召唤去证明他们对祖国的忠诚。响应这种召唤而献身的美国青年的坟墓遍及全世界。　　　现在，号角再次向我们发出召唤——不是号召我们拿起武器，虽然我们是需要武器的；不是号召我们去战斗，虽然我们准备战斗；而是号召我们负起一场漫长的黎明前的斗争的重担，年复一年，"为希望而喜悦，在苦难中坚持"，这是一场反对人类共同敌人的斗争。这些共同的敌人是：暴政、贫穷、疾病和战争本身。　　　我们能不能在东西南北各地建立起一个对付这些敌人的全球大同盟，以保证全人类享有更为丰裕的生活？你们是否愿意参与这一历史性的努力？　　　在全世界漫长的历史中，只有很少几代人在自由处于最危险的时刻被授予保卫自由的任务。我在这种责任面前决不退缩——我欢迎这种责任。我不相信我们当中有任何人愿意与任何别人或任何其他一代人交换位置。我们在这种努力中所注入的精力、信念和忠诚，将照亮我们的国家和全体为它服务的人——从这种火焰发出的光辉必将照亮全世界。　　　因此，我的美国的同胞们，不要问你们的祖国能为你们作些什么，而是要问你们能为祖国作些什么。　　　全世界的同胞们：不要问美国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是要问我们大家共同能为人类的自由做些什么。　　　最后，不论你们是美国的公民，还是世界其他国家的公民，你们应要求我们拿出我们同样要求于你们的高度的力量和牺牲。问心无愧是我们唯一可靠的奖赏，历史是我们行动的最后裁判者，我们祈求上帝的保佑和帮助，但是我们都知道，上帝在人间的工作实际上必然是我们自己的工作，那末让我们来引导我们热爱的祖国向前迈进吧。　　①基督教《圣经》中的人物，希伯来的大预言家。——译者　　当我注视着在场的人们的面部表情时，我似乎看到他们已忘记了寒冷，忘记了党派界线，忘记了一切旧有的种族、宗教和民族等各方面的分歧。这正是个开头的时候了。　　进入白宫　　1月21日那天，工作很早就开始了。总统给所有白宫工作人员下达的命令是上午九点钟上班，而他自己比任何人来得更早。（我没有那么早开始办公。我的闹钟失灵了，几乎赶不上白宫工作人员的宣誓仪式。）总统把我同迈克·弗尔德曼一起叫进去，后者遵照肯尼迪早些时候的吩咐，把第一号行政命令带了来：给四百万贫苦美国人增加剩余食物的品种，并把数额加倍。第一次进总统办公室的时候，虽然它还几乎没有什么陈设，迈克和我还是感到有点拘谨和尴尬，我猜想总统本人也是如此。我还是第一次称他"总统先生"，但是这样的称呼似乎也还自然。上午十点半，肯尼迪签署了第一号行政命令，十一点钟颁布。　　在一些会议和白宫工作人员宣誓仪式之间的空隙里，肯尼迪熟悉了一下办公室和它的各种电钮与电铃。他还走到别的办公室去看看，跟手下的工作人员谈谈，去看看速记员，拆拆邮件，打打电话，并开始了他本人的工作。这种不习惯的、长而不歇的紧凑的工作时间，既使人感到震惊，也不失为一种乐事。在白宫的头一个星期里，有一次在二楼吃午饭的时候，肯尼迪想到他在参议院里、在"卡罗琳"号座机上，以及在过渡时期的喧闹的住处，对我说道："这里有时非常静寂。"　　日子并不是完全寂静的。他由于获得了追求多年的荣誉而产生的那股兴奋情绪还没有消退，他也还没有完全从那些经常进行竞选活动的日子里转变过来。政治家和记者们不断地进出他的办公室。新总统的第一个来访者是前总统哈里·杜鲁门，他第一次在他以前的官邸里受到了欢迎。各种团体、知名人士以及各种奖金的获得者，从浸礼会教友到美女皇后，每天都在椭圆形办公室受到接待。每星期有三万封信件源源而来。上任后的头两个月里，肯尼迪发表过十二次演说。他还要到一些老朋友家里访问。各部的会议他也亲自去看看。记者招待会和背景情况介绍会全定期举行。还要把各种立法要求放进咨文中，分期发表，以求取得最大的宣传效果。　　他那种生气勃勃、热情奔放的作风感染了整个行政部门。在他的办公室以及在华盛顿的每个部门里，很晚还灯火通明。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是一段令人兴奋和鼓舞的时间，任何事情也不能压抑我们于此时进入此地所感到的高兴了。大约在就职一百天后，鲍勃·肯尼迪若有所思地回忆说，"正是在那些日子里，我们认为自己正在取得成功，因为所听到的都是每个人怎样在苦干的故事。"　　对于白宫生活，新总统始终未能克服那种孩子般的自豪感和兴奋情绪。在他就职后开始全日工作的第二天，他跟保罗·弗伊和他的弟弟特迪一起做完弥撒回来，邀请他们进白宫来看一看。肯尼迪坐在他那间仍然没有什么陈设，几乎是空着的椭圆形办公室里仅有的一张椅子上，他把椅子转过来，满脸高兴地问道："保罗，你认为设备够了吗？"弗伊代表大家回答道："我感到随时都会有人走进来对我们说：'好啦，你们三个家伙都走开吧。'"在这个星期里，至少还有另外两次，肯尼迪和杰奎琳带着客人们把他们所谓的"这份财产"从上到下看了一遍。他们向小富兰克林·罗斯福询问了某个房间或摆设的来历，并把他的前任所穿的高尔夫球运动鞋在地板上踩出来的一些洞指给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看。加尔布雷思曾说，整个参观过程"是极其令人愉快的"。他把一些家具转过来，看了看标记，抱怨这里复制品太多了，把有些他称为"格兰德拉皮兹"的东西打发走，他试了试林肯用过的床，一边还不停地谈论着政治问题。　　将近三年以后，在爱尔兰的新罗斯，肯尼迪讲到一个过去的爱尔兰移民的故事：这个人在白宫的面前拍了一张全家的照片，然后骄傲地对他在爱尔兰的朋友们说，那是他夏天的别墅，他的朋友们应该到那儿去看看。总统骄傲地结束道，"好啦，它也是我们冬天的住所，我希望你们会来看看我们。"上一章目　录下一章□ 作者：西奥多·索伦森第十章　肯尼迪的班子（1）　　在肯尼迪就职的那天，没有什么事比那批被挑选来跟他一起工作的人更使这位新总统感到满意和安心了。　　搜罗人材　　在离肯尼迪就职前仅仅七十二天时，他着手拟定了一份全新的政府人选名单。美国政治没有规定在野党应组成"影子内阁"，并且肯尼迪的工作人员和顾问们也不等于影子内阁。他在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时候，并没有对民主党的任何领导人承担义务。在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他动员了一个竞选班子，筹集了一笔竞选经费，也没有答应以任何职位作为报酬。在他自己心里，他甚至也没有对任命职务的事作过任何盘算。竞选期间，肯尼迪坚决地抵制了记者们和史蒂文森的支持者们想说服他透露出国务卿人选的种种努力。他说，那样做是不适当的、是冒昧放肆的，而且回想到杜威在1948年所作的相反的决定，这更是不必要的对命运的挑战。他感到（尼克松也采取了相似的立场），过早地宣布人选只会把两个总统候选人之间的问题搅混。与此相反，他把全部时间和注意力都集中在赢得这场选举上。新闻界能够而且确实对肯尼迪可能组成的内阁进行了推测，但是他们从这位候选人那里既未得到任何帮助也未得到任何暗示。　　因此，当1960-1961年大规模搜罗人材的工作于11月10日开始时，他的选择并不受到任何明确的政治义务或竞选诺言的限制。在此后的五星期里选定了来组成肯尼迪正式内阁的十名部长，至少可以从五个方面反映出肯尼迪并没有受到任何政治限制。　　1．肯尼迪内阁里没有一个阁员在全国范围内具有自己的追随者。1913年，威尔逊觉得有必要邀请布赖恩①入阁；1933年，罗斯福则任用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前主席、著名的南方众议员科德尔·赫尔。可是肯尼迪却感到可以不受约束地绕过史蒂文森、鲍尔斯和其他一些全国知名的人物，而挑选不太知名的迪安·腊斯克当国务卿。一个甚至更不知名的人物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被提名担任另一个高级职务——国防部长，而不是总统的竞选对手斯图尔特·赛明顿，或是行将退休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亨利·杰克逊。肯尼迪在当选总统整整一个月后才第一次会晤了腊斯克和麦克纳马拉——恰巧是在12月8日同一天分别进行的。其他的高级职务也同样作了任命。史蒂文森被提名担任他最合适的职务——驻联合国大使，具有阁员的身份。　　①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是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任内的国务卿。——译者　　2．肯尼迪内阁只有一个阁员曾经为1960年的竞选捐过一千元或更多的钱：道格拉斯·狄龙同他的妻子一起，捐了两万六千多元。不过狄龙夫妇的捐款是给尼克松和共和党人的，而不是给肯尼迪的。　　3．肯尼迪内阁里没有安插他需要安抚的某一反对集团中持不同政见的代言人——例如艾森豪威尔内阁里的劳工领袖德尔金和林肯内阁里所有各派的领袖。肯尼迪内阁也没有包含任何象亨利·华莱士－哈罗德·伊克斯之流的随心所欲的个人主义者。肯尼迪内阁的成员具有各种各样的背景，并向他提供各种独立的判断，而他们都一致愿为他以及为广泛的公众利益献身。所有的人，包括那两个共和党人，都是以一种跟他们的首脑相一致的哲学思想承担其任务。他的农业部长并不是由任何农业组织推荐的，也从没有提出过任何农业立法。他的劳工部长尽管作为一名律师，曾经同劳工运动有过长期的合作关系，但是有组织的劳工领袖们并不认为他是他们的自己人之一，他的名字也没有被列入他们提出的可以接受的劳工部长人选的名单。　　肯尼迪认识到，他在种族隔离主义者，反天主教的人们和农场主中没有得到什么选票，但他并没有因此就任命他们中的任何人入阁，就象他不愿仅仅为了装点门面而任命任何一个妇女或黑人为阁员那样。他曾问过我有关亨利·福勒的背景，因为他想任命他做财政部副部长，我说，我相信福勒在弗吉尼亚州曾反对过财政委员会主席哈里·伯德的强有力的政治机构。当选总统说："这就他说来是一个有利条件，不是一个不利条件。"这就是肯尼迪不愿意投人所好的一个事例。　　虽然很明显，如果他的内阁阁员都是天主教徒，那他将会感到关切，但是他在选择阁员时并没有考虑到宗教问题。我提出来的三个白宫助理－迈克·弗尔德曼、李·怀特和迪克·古德温，祖先都是犹太人。当我感到必须使他注意到这个事实时，他干巴巴地回答说："那有什么？人家还告诉我这是第一个包括有两个犹太人的内阁呢。我所关心的只是他们能否称职。"　　4．肯尼迪内阁只有一个罗斯福－杜鲁门时代的官员——迪安·腊斯克。他曾做过副国务卿帮办。同时，在肯尼迪的内阁里通过选举而担任公职的人，任职期没有一个比他长久的。在内阁一级，特别是在助理阁员一级上，有许多人对公共事务具有丰富的经验，但是新进的人代替了那些老的、熟悉的脸孔。肯尼迪的内阁是二十世纪最年轻的内阁。卢瑟·霍奇斯①是唯一出生在1900年以前的阁员。肯尼迪并没有致力在青年人和老年人之间取得平衡。相反地，在很早时期，当我谈到保罗·塞缪尔森曾经提议让罗伯特·鲁萨做财政部长，并且提醒肯尼迪，鲁萨只有四十三岁时，肯尼迪回答说："一个四十三岁的财政部长……嘿——可能跟四十一岁的国务卿麦克·邦迪②是个好搭档。"　　①卢瑟·霍奇斯是肯尼迪政府的商务部长。——译者　　②即麦乔治·邦迪，肯尼迪总统任内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总统助理。——译者　　5．就民主党的历届总统来看，肯尼迪内阁在非党派政治和两党政治方面的特别风格是不同寻常的。它里面只有四个曾谋求担任公职的人（里比科夫、尤德尔、弗里曼①、霍奇斯），他们中没有一个是全国知名的人物，并且内阁里只有四个是"威斯康星州预选前支持肯尼迪俱乐部"的成员（鲍勃·肯尼迪、里比科夫、尤德尔和戈德堡②）。这四个人是由弗里曼和霍奇斯拉进竞选运动里来的，不过肯尼迪跟腊斯克（他曾经支持提名史蒂文森当总统候选人）或共和党人麦克纳马拉并没有政治关系，甚至也没有私人交情，而且肯尼迪还知道狄龙支持过尼克松。五角大楼里一个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留用人员、研究处处长赫伯特·约克向我指出了一个奇异的事实：在新国防部的高级官员中，他是最早支持肯尼迪的人，当所有别人都拥护洛克菲勒、赛明顿、约翰逊或史蒂文森的时候，他就支持约翰·F·肯尼迪了。跟传统决裂的另一个事例是，邮政总局局长一职并没有派给一个支持肯尼迪的政客或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而是给了一个熟练的行政官员——J·爱德华·戴，他是史蒂文森的支持者，约翰·F·肯尼迪以前只偶尔见过他一面。　　①里比科夫、戈德尔、弗里曼分别担任肯尼迪政府的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内政部长和农业部长。——译者　　②戈德堡是肯尼迪政府的劳工部长。——译者　　有一种传说认为，任用艾森豪威尔的副国务卿狄龙，是跟肯尼迪作出的对所有艾克的人"来个大清除"的保证相矛盾的。实际上，肯尼迪在竞选中宣布的录用人材的唯一明确的标准是："要有高超的工作能力"。肯尼迪也简略地提到他不喜欢的事。他不愿要他的内阁阁员完全来自社会的一个阶层，例如企业界。而且凡是个愿"作出保证长时间稳定在工作岗位上以学习其必须学习的东西"的人，他全不想要。　　要求阁员们在经济方面作出的牺牲也是相当大的。甚至根据州和地方政府的标准来看，联邦行政官员领取的薪金也是低得惊人的。密苏里州拉杜的督学拿的薪金比国防部长还要多（前一年，麦克纳马拉在福特汽车公司的收入是四十一万美元）。伊利诺斯州库克郡的首席遗嘱查验法官的薪金比国务卿还高。单单洛杉矾市就有二十八个官职的薪俸比任何内阁官职的待遇都高。　　肯尼迪需要的是一个人材内阁。他在搜罗最优秀的人材的过程中，受到了一些限制和压力。他过去所接触的人士和朋友大多数是属于政界和新闻界这两个领域里的。他们多数是东部人。许多最优秀的国会议员宁愿当议员，不愿进入行政部门，他们认为议员的位置既稳定又有资望，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呆在自己原来的位置上倒可以对我们更有帮助。在诸如劳工、农业这些特殊领域里，每个私人的压力集团都提出了同一领域内其他集团所不能接受的人选，当选总统发现要想悄悄地查核一下一个人的能力及其思想而不致引起他的种种期望，不致惹恼他的民主党参议员，或招致某些党派的反对，那是很难做到的。那些传说已被考虑到的人选的消息——有些是肯尼迪从来都没有听到过或考虑过的——不断地走漏出去，传给了新闻界，新闻界于是很快便得出结论，认为这些人选是肯尼迪方面故意放出的"试探气球"。甚至一些人品问题也暴露出来了。例如，肯尼迪对于史蒂文森迟迟不就驻联合国大使一职表态，感到十分恼火，因此公开宣布，提出这个职务为的是要使他更难拒绝。　　还有时间因素造成的种种压力。克利福德和诺伊施塔特都催促他似乎立即应任命一个预算局长。新闻界强调指出，艾森豪威尔在12月1日宣布了他的内阁的最后一项任命，而肯尼迪却在这天宣布了他的内阁的第一个人选（里比科夫）。甚至在12月17日他的内阁全部组成之后（最后一名是戴），还有大约六十个制定政策的其他重要职位和几百个重要的职位尚待填补。同时，他决定，在挑选"次一级阁员"方面不授权内阁全权办理。　　安排新政府人选的过程既是漫长的、审慎的，又是艰苦的。一天夜晚，当我们在棕榈滩厌烦地审查着人选名单时，当选总统微带嘲弄的口吻说："我原来希望这会是很有趣的一部分工作，但是这些对人选的决定竟然关系到我们大家的成败哩。"他既不缺乏顾问，也不缺乏助手。在一个新当选的政党从未进行过的第一次大规模有组织的工作中，拉里·奥布赖恩和萨奇·施赖弗的工作做得很干练，他们细致地审查了数以千计的为获得高级和低级职位而提出申请和受到推荐的人的资格。在邓根、沃福德、多纳休和亚当·亚莫林斯基的帮助下，他们不仅获得了一些名单，而且物色了一些新人。他们掌握的大量评价候选人的档案卡，并不象某些新闻报道所说的那样有系统，但是比它们所说的更切合实际。　　在这方面的活动中，鲍勃·肯尼迪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每一个内阁成员一经被任命，在挑选他的属员方面就享有重要的发言权。在特殊领域内具有种种背景的肯尼迪的顾问们——特别是保罗·塞缪尔森在经济和财政方面，杰罗姆·威斯纳在科学和防务方面，切斯特·鲍尔斯在外交事务方面——提出了一些有影响的名单。我们这些不直接负责人事工作的人，也仍然从竞选工作人员、捐款人、朋友和大学老同学那里（其中有许多是过去从未听说过的人）接到了纷至沓来的电话和信件。参议院的许多成员和肯尼迪家族的一些成员，也向他提供了许多意见。克利福德和诺伊施塔特偶尔也对他们备忘录里提及的职务举出适当的人选。他也跟一些别的名高望重的人士进行过磋商，其中包括当选副总统、达格·哈马舍尔德①、迪安·艾奇逊、沃尔特·李普曼、约翰·麦克洛伊②，尤其是罗伯特·洛维特③（肯尼迪曾徒劳地想把最后两人拉进他的内阁，麦克洛伊倒是接受了裁军事务方面的一个临时性的职务，并且干得极为出色）。　　①达格·哈马舍尔德，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译者　　②约翰·J·麦克洛伊（1895——），曾任世界银行行长、美国驻西德高级专员、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福特基金会主席、肯尼迪总统的裁军顾问等职，还长期担任美国对外关系协会主席。——译者　　③罗伯特·A·洛维特（1895——），曾任美国副国务卿、国防部长、肯尼迪总统特别顾问等。——译者　　但是就最高一级的三十至五十个职位而言，大部分工作和所有的最后决定都归肯尼迪负责。他亲自会见了几十个人，研究了另一些人的著作和资历，并同全国各地通电话去核对情况。他总问道："你知道点这个人的情况吧？""你对他熟悉到什么地步？——他是不是就好说上许多空话？"他在衡量人材方面具有一种非常出众的本能。他还很幸运地具有个人的魅力和劝说的本领，使他能够把人材吸引了来，争取到他的旗帜下，指引他们为祖国服务。他跟施赖弗办公室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一天深夜，他从棕榈滩打电话到施赖弗办公室，发现只有一个秘书留在那里，于是温和地"要求"她交代一下，"是谁把所有人选的名单透露出去了"），不过他把内阁人选的名单保存在他的脑子里，而不是保存在档案卡里。　　他认为避免选择任何不会得到参议院的确认或者不会通过保安审查的人比较好。但是他对于极右派热衷攻击的所有人物却是毫不踌躇地予以任命。其中许多人相互之间也是意见很不一致的：鲍尔斯、史蒂文森、艾奇逊、加尔布雷恩、罗斯福夫人、施莱辛格、凯南、波伦、尼采、邦迪兄弟、罗伯特·韦弗、默罗和门南·威廉斯。万贯家财的人并不能打动他，才智过人的人也并不使他害伯。当他那才气横溢的经济顾问詹姆斯·托宾最初表示犹豫，认为自己多少是个"象牙塔里的经济学家"时，当选总统回答说，"这没有关系，我多少是个象牙塔里的总统"，实际上，他所任命的重要官员里，学术界人士——其中包括十五个罗得斯奖学金获得者——所占的比重比历史上任何别的总统，包括罗斯福在内，所任命的都高——甚至比某些欧洲政府都高，在那里，知识分子只在级别较低的文官中人数众多。据说，他任命的官员所写的书，比总统在四年任期内即便以每分钟一千二百字的速度所能阅读的还要多。　　不过肯尼迪班子里的学术界人士大多数过去就有政府工作的经验，正如他任用的那些政治家和商人中有许多从前曾经是作家和教师那样。他需要的是既能思考又能行动的人。"能办事的有才能的人……有敏锐的判断力的人。"他所寻求的人品条件，大体上反映出了他自己所具备的品质：在思想观点上，重实际胜于重理论，重逻辑胜于重意识形态；办事精确干练；乐于学习和工作，勇于创新和改革；以及具有艰苦、耐久、富有创造性、富于想象力和卓有成就地进行工作的本领。　　他搜罗人材的工作是成功的。他所挑选的人大多数都抱着和他同样的思想，和他有着共同的语言，并把祖国和肯尼迪置于一切重大事情之上。他们是审慎正直的，甚至没有一点丑闻的嫌疑得以玷污肯尼迪内阁。他们象肯尼迪一样，全富有献身精神而又不感情用事，全很年轻而又经验丰富，全能说会道而又温和动听。这里并没有十字军骑士式的人物，也没有盲从者或极端主义分子，他们既非左派也非右派，而较接近于中间派。大家讲话都具有他们的首长所特具的那种低调的克制，然而他们同他一样都深信自己能够改变美国的航向。他们喜欢政府工作、喜欢政治、喜欢肯尼迪，并且完全信任他。　　终于得到任命的那些人，并不总是肯尼迪最先考虑的人选。一个农业领袖——根据对所有人选进行的一次审查，肯尼迪实际上本来选定他当农业部长——应召到乔治城跟当选总统进行首次会晤时，他所谈的只是些笼统的概念和陈词滥调。当选总统事后对我们说，"谈话是那么令人厌烦，起居室又那么温暖，以致我实际上睡着了。"奥维尔·弗里曼本来已经拒绝担任这个职务，但是在肯尼迪的心目中，他的才能却大大超过那个农业领袖，所以第二天终于说服他接受了这个职务。　　虽然肯尼迪任用的企业家远比他的前任为少，但他还是在企业界仔细搜索，寻找一些能干的行政人员，特别是关于对外援助计划的职务。尽管肯尼迪坚持他手下的人员必须忠于他的哲学思想，但他留用的前政府官员和派到机密职位上的反对党党员全比八年前其前任所安排的要多得多。实际上，我很怀疑，在政党交替执政之际的任何新总统，在他初步任命官员时是否要表现出如此明显的两党合作色彩。　　这几百个官员的全部名单，从内阁级往下，将会表明并不是完美无瑕的。有些人的表现超过了总统的期望，有些人则未能达到他的期望。知名人士难得名副其实——有些人比较好，有些人则比较差。有些事例表明，恰当的人担任了不恰当的职务。但是作为一个集体而言，肯尼迪任命的官员是具有显著的高质量的，这反映出了他本人为组成一个真正的"人材内阁"所进行的出色的搜访。　　白宫的班子　　我作为肯尼迪白宫班子的一个成员参与工作比较晚，这使我不能对它的全体人员以及他们在政府中的作用作出客观的叙述，但是这个问题又太重要了，以致在关于肯尼迪总统任期的任何叙述中都不应省略掉。　　我们的作用不应加以夸大。我们并没有掌握任何秘密的影响。我们并没有取代内阁阁员们的作用，没有跟他们争权争名，或是不让他们接近总统。我们不能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总统，如果事前或事后没有得到批准，我们不能擅自陈述总统的观点或是代表总统讲话。当人们谈到有个助手正取得巨大的权力时，总统冷冰冰地说："我将继续保有某些剩余的职权。"　　肯尼迪总统通过使用他个人的工作人员，大大地增加和改善了他自己对行政部们的影响。他知道一个人事必躬亲是不可能的。要了解他想了解的一切，要接见值得他接见的每个人，要阅读他应当阅读的所有东西，要撰写由他签署的所有电文，以及要参与同他的种种计划有关的所有会议，这就他来说也是不可能的。他也知道，在他的政府里，内阁成员可以就种种重大事情提出建议，但是只有总统才能作出决定；同时，他也知道，如果自己没有独立的判断力，他就无从考虑各部顾问们提出的种种创见和建议，因为那些顾问的责任并不象总统及其工作人员那样，需要从政府及其各项计划的整体来看待问题。因此，他需要有一个个人的班子——一个能体现他个人的方式、方法和目的的班子——去为他对那些创见和建议进行概括和分析，对不同机构间相互冲突的观点加以斟酌，对于他必须作出决定的一些问题予以阐明并协助在这些问题上添上他个人的看法，要确保种种现实的政治事实没有遭到忽视，并使他能够根据自己的各种考虑和选民们的意见统筹兼顾地作出决定，而这是任何内阁成员所无需顾及的。　　有些报道说，肯尼迪总统按照罗斯福的方式，鼓励他的白宫班子和内阁之间以及它们内部成员相互之间进行倾轧和竞争。事实与此相反，我们的作用与其说是在制造分裂，不如说是在建立政府的团结。二、三十个肯尼迪的助手，使他多了二、三十双手和耳目，以及二、三十个头脑去和他自己配合。他们可以跟议员们、官僚们、记者们、专家们、内阁成员们以及政治家们谈话——可以为各部门间的特别工作组服务——可以检阅文件并起草演说稿、信件以及其他种种公文——可以在有些问题出现危机之前就看出来，在有些建议提出之前就估价其可能性——可以斟酌立法要求、政府法令、各种事件、总统的约会、奖励，以及总统的演说稿——还可以为他传达口信，照料他的利益，执行他的命令，以及确保他的各种决定得以执行。　　在他的兴趣和知识都比较局限的领域里，需要由我们来考虑的范围往往是广泛的。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并没有为他作出重要的决定。我们的任务是，使他都有更多的时间、掌握更多的事实和看法，以便他亲自作出决定——扩大他的影响，而不是扩大我们的影响；维护他所作出的选择，而不是维护他的自我主义；确保提问不遭到妨碍，或者在他有机会对此表明自己的意见之前就作出答复。用大选后诺伊施塔特备忘录里的话来说，我们的任务是使"他心里有十分可靠的情报，手头有十分可靠的关键性决定，以便他可以迅速地统筹安排"。这就使他负起了检查我们所做的一切的沉重负担，不过他宁愿挑起这样的担子，而不愿只成为他自己办公室里的一个办事人员那样，成天卷进例行公事和别人的建议堆里而不能自拔。　　当他征求我们的意见时，我们就提供意见。更为经常的是，我们使他能对别人的意见作出评价。我们的任务是，冒着使国会议员和内阁成员——以及总统——不愉快的风险，提出疑问和批判性的意见，而不是逢迎拍马。如果我们仅仅作为另一级的批准或同意机构，或者过分尊重专家的意见——象猪湾事件异常清楚地表明的那样——那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毫无疑问，我们的任务常常招致人们的怨恨。霍奇斯部长显然由于不能更常见到总统而感到不满。他要求在1961年6月15日的内阁议事日程上列入一项议题——"关于同白宫工作班子的关系问题跟总统进行一次坦率的讨论"。我在会上发现了这件事之后，就递了一个条子给总统，问道，"我应否离开一下？"但是总统既不理睬这张字条，也不理睬这个议题。　　工作中的某种重复是难以避免的。总统经常把同一个问题交给不止一个助手去处理，或者使一个助手不知道另一个助手的任务，或者在一个关键性时刻使恰巧在他身边的任何人卷了进去。　　白宫班子的遴选工作——这项工作象上文所记，在他当选后的那天就开始了——是总统亲自办理的。他挑选了一些人以适合自己的需要和办事风格。这种人事安排不需要参议院的批准，也不希望给公众造成特殊的印象。一个有势力的政治家施加了重大的压力，想把他自己长期聘请的个人助手成为我们班子的成员，但是当选总统并不器重这个助手，且不愿为任何别人的偏爱所束缚。　　没有一个白宫工作人员的任命是为了取悦或为了支持以下几方面的人士：裁军或防务的鼓吹者、黑人或犹太人、国务院或商务部、农场主或劳工；也不是为了讨好或支持任何其他目标、集团或政府机关的。也没有一个白宫班子成员的任命是着眼于照顾任何特殊的类型——在自由派与保守派、各个地区或各种宗教信仰之间搞平衡。我们之所以得到任命，是因为我们有能力完成总统需要我们做的工作以及讲总统所要讲的话。我们并不代表任何人，只代表约翰·肯尼迪。除了约翰·肯尼迪，谁也不能把这些意志如此坚强，而在风格和背景方面又全然不同的各种各样的人材聚集在一起。　　当然，他的白宫班子既不象我们自命的那样效率很高，也不象他所想象的那样和谐一致。互不通气的现象就出现过不止一次。一定程度的忌护，偶或还有抱怨，不时也曾出现。一批有才干、有魄力的个人主义者，大家归附于一个人，难免总有竞争的情绪，也难免总会轻蔑地提到彼此的政治或知识背景。在高级顾问一级以下的人员中，先后有过几次人事调动，但是肯尼迪个人对助手们的关心、他的一视同仁的作风、以及敦促与表扬并用的手法，完全博得了我们的忠诚。我们每天为他工作十到十二个小时，并且珍惜每一分钟工作时间。　　总统不是通过经常表示谢意——这实际上是很少有的——而是通过推心置腹地对待效忠于他的白宫班子和他所任命的其他官员来表示他对我们的赏识。"议员们总是劝说总统把他们的顾问去掉，"肯尼迪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这是贯串着美国历史的最常见的事情之一。"　　当阿瑟·施莱辛格由于把一个专栏作家称作"白痴"而受到攻击的时候，当迪克·古德温遭到指控，说他干预外交事务的时候，当皮埃尔·塞林格的苏联之行受到攻击的时候，当埋头苦干的邦迪、罗斯托和加尔布雷思被人讥讽为"舞蹈教授"的时候，当沃尔特·赫勒、斯图尔特·尤德尔、威拉德·沃茨、阿瑟·西尔威斯特以及许多别人由于某种假定的错误或讹传而受到攻击的时候，总统总煞费苦心地私下使我们每个人放心，而且如果他被问到时，总是公开为我们进行辩护。有一次，报上歪曲了一件航海事故，使杰罗姆·威斯纳一时意气沮丧，他后来谈到总统如何鼓励他振作起来，提议要"就航海和处理新闻界的关系问题给我上课"。当另一个助手就报上刊载的一个个人事件向总统表示歉意时，总统回答说，"这没有关系，我看过联邦调查局的档案，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没有出过点事的。"　　肯尼迪希望他的工作班子小些，以便使它保持个人的班子的规模，而不成为一个机构。虽然后来为了特殊理由而增加了一些"特别助理"，但他却把高级的有多方面才能的人限制在最低数目上。我的办公室大部分处理对内政策事务，麦乔治·邦迪的办公室专门处理对外政策事务，我们这两个办公室加在一起以比较少的工作人员处理了艾森豪威尔的多出几倍的助手们所处理的工作。我并没有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增添专家，我是依靠预算局和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优秀的工作班子来进行工作的。　　总统需要一个灵活机动的班子。我们的权限是有所区别的，但不是排他性的。每个人都可以，也确实帮助了别人。我们的任务和关系随着时间而发展，正如总统对我们的使用一样。谢尔曼·亚当斯－威尔顿·珀森斯的职责是，监督和检查所有别人的工作，但他们并不是白宫班子的负责人，肯尼迪本人才是他的工作班子的负责人。他的白宫主要顾问们享有同等的身份、同等的薪俸以及同等的进入总统办公室的权利。他把白宫班子比作"一个车轮和一系列轮辐"。　　白宫班子的头衔并不意味着等级上的差异，并且头衔本身就很少有什么差别。几乎每个人的正式职称都是"特别助理"。有几个人叫"行政助理"。没有一个人是"总统助理"。实际上，总统在1961年1月就说过，他希望每个人都被称作特别助理。作为一个非常荣誉的职称的继承人，我几乎不能同意他的看法，不过在白宫的围墙里曾经被使用过的只有一个头衔，那就是"总统先生"。　　白宫班子从来没有开过一次有总统在场或不在场的会议，也没有人认为需要开一次这种会议。我们每个人都忙于自己负责的工作。在必要时，每个人都同与我们职权范围有关的人去会商。例如，我的任务是协助总统制定计划和政策，特别着重于立法方面。这使我可以在一天中分别就外援的咨文问题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邦迪会商，就外援的费用问题同预算局局长贝尔会商，就咨文的公布问题同新闻秘书塞林格会商，就咨文在国会通过的问题同负责和国会联络的奥布赖恩会商，并就总统为商讨咨文内容而召开的会议问题同安排总统约会的秘书奥唐奈会商，同时还同国务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和对外援助局长会商。我还通过参加所有较为正式的制定政策的会议，来跟上总统的想法，如内阁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总统与国会领袖们举行的早餐会，记者招待会前的早餐会，以及制订预算和立法计划的会议。他和我以一种特殊的非私人性质的方式继续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当然，没有一个人真正是美国总统的"莫逆之交"。　　各部首长　　议论内阁阁员位置的高低长期以来一直是华盛顿专栏作家和鸡尾酒会的常客们喜爱的游戏。他们议论着谁进了内阁，谁出了内阁，谁升迁了，谁降职了，谁内定要离职，谁将取代离职的人。他们搞这种游戏主要是出于兴趣，而不是根据事实，因为外界很小获得同这种议论有关的材料。经常见到总统的某个内阁成员，可能会被认为是一个亲信，也可能会被认为是个讨厌鬼。难得晋见总统的人，可能被认为已授予他广泛的处理事务的权力，或者被认为他与总统的关系已经"完全冻结"。对新闻界来说，评论一个劳工部长是否成功要比评论一个农业部长容易得多。一个邮政局局同长的重要性是不能同一个司法部长相提并论的；也没有哪一个全神贯注在世界危机上的总统同他的商业部长会商的次数会象同他的国务卿会商的次数一样地频繁。　　有六个全国性的高级行政官员由于他们职责的性质和他们办事的才能，同总统特别接近。他们是副总统约翰逊，司法部长肯尼迪，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财政部长狄龙，国务卿腊斯克和劳工部长戈德堡。其余的内阁阁员——农业部长弗里曼，第二任劳工部长沃茨，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里比科夫，内政部长尤德尔，商业部长霍奇斯，第二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塞莱布雷兹，以及邮政总局局长戴和格罗诺斯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得到总统的绝对信任与尊重，尽管他同他们相处的时间必然比较少些。　　使许多人感到惊讶，并使他们两人自己也感到有些意外的是，总统和副总统相处得非常好。他们在一开始相处中的小心谨慎，随后便为真诚的热情所取代了。约翰逊把他的巨大的才能运用到了范围很广的职务上面：反对种族歧视就业委员会主席、空间协调委员会主席、和平队咨询委员会主席、内阁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总统同国会议员的早餐会和记者招待会前的早餐会的参加者、重要外交使命的使者和实地调查人、民主党竞选和筹募基金的人员，以及同国会两院，特别是同否则便很难与之取得联系的得克萨斯州议员和南方议员进行联络的人员。在立法问题和政治问题上，总统特别要征求他的意见。主持参议院会议，以及代表总统出席种种仪式，这只是他的工作中最次要的部分。　　总统并不委托副总统去作出决定，而约翰逊也不希望作出决定。在外交事务方面，副总统有时在白宫内主张一种比较好战一点的政策，但他总是大力支持总统所采取的不论何种方针。在国内事务方面，他经常提出一些为总统所采纳的建议，其中包括在赋税法案中对石油和其他行将耗竭的能源实行补贴的一项不十分彻底的改革，以及在民权计划中列入大规模的职业训练与扫除文盲和组织一个志愿调解机构的措施。他在会上发言不多，对那些他感到没有充分了解情况的事情并不主动提出意见。在这种情况下，肯尼迪有几次觉得约翰逊本可以说得坦率一些或者更热衷于提供意见，而约翰逊有时则觉得肯尼迪本可以让他对情况多了解一些。但是据我所知，双方说出气恼的话是比较少的。总统对副总统的忠诚始终没有感到怀疑，而这是许多总统常会感到的问题。肯尼迪还尽力使约翰逊能出席上文提到的各种重要会议，并且公开赞扬他是"非常宝贵的人材"。　　有些不真实的报道说，他对约翰逊进行侦察，或者说他正在考虑把约翰逊从下一届候选人名单上去掉（对后一种谣言他曾追查到一些对立的得克萨斯政治家），这使肯尼迪很恼火。他在两次记者招待会上明确表示了他的意向，即在1964年继续同约翰逊合作竞选。在一次政治性的宴会上，他说："波士顿和奥斯汀①的合作是司法部长最后批准的名单之一，然而它却是最成功的合作之一。"反过来，这位前多数党领袖对于自己新职位的不大引人注目和比较缺乏实权却始终不曾出过怨言，他也始终没有妨碍过他的上司或是怎样喧宾夺主。有个记者引用他的话说，"老实说，我认为他〔指总统〕很体贴我，如果我跟他换个地位，我还不会这样体贴呢。"　　①肯尼迪是波士顿人，约翰逊是奥斯汀人。——译者　　关于如果总统死亡而由副总统继任的这种可能性是始终存在的，不过难得认真谈起这个问题。总统往往在随意取笑时拿这件事跟副总统和白宫班子里的人员开玩笑。有一天，肯尼迪正在他的卧室里由贴身男仆乔治·托马斯帮助穿衣服，准备冒一场即将来临的暴风雨飞往俄亥俄去，他笑着对我说道，"如果这架飞机摔下去，那末林登将在二十四小时内把这地方彻底出空——你和乔治将会最先走路。"不过总统知道，除了偶然有些例外，他的班子和内阁同副总统的关系实际上非常好，并且约翰逊对情况很了解，如果必要的话，他可以顺利地接管权力的。　　1961年，肯尼迪请求国会通过一项立法，应为副总统提供特工保护，——不管副总统是否提出要求——并在副总统继任总统之职后，为排在副总统后的人选提供特工保护。同时在1961年间，他还跟约翰逊毫无困难地就一些程序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根据这些程序，如果由于总统无力履行其职务而有了那种需要的时候，副总统将担任代总统。这项程序跟他们的前任所采取的相应办法是一样的，只是增加了一条。万一总统不能将他的丧失能力一事通知政府，那末文字中副总统进行"适当的协商"一语在肯尼迪一约翰逊协议中有了明白的规定，即应包括要得到内阁的支持和司法部长的一项法律证明。由于司法部长是肯尼迪家族的一员，这种情况使总统和副总统都更加放心了。　　司法部长仍然是他哥哥最亲信的知心人。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各个附属机构的特邀成员，作为一个在国外带着总统的旗号、姓氏和目标的人，作为处理重大危机的所有会议的参加者，他在外交事务方面提供的意见和帮助，其范围之广就他这个职位来说，是没有先例的。恰巧国内事务方面有几次重大的危机，包括民权和钢铁价格问题，正在他的部门掌握的权限之内。除了青少年犯罪问题和贫穷问题之外，其他大多数内政措施或是日常的外交活动虽然不必就商与他，也同他并无直接的关系，但是在同立法有关的问题和高级人事的甄选方面，他也往往加以协助。　　在一群异常有才干的同僚的帮助下，他在没有放松其他那些职责的情况下，使司法部取得了十分出色的成绩：他不仅促进了民权，而且打击了青少年犯罪活动、有组织的罪恶勾当、垄断性的并吞，以及操纵物价等行为；他还干预了重定界标的案件；为贫穷的被告提供辩护律师；扩大赦免条例的适用范围；促使移民局的工作变得通情达理；改善了联邦法官的素质（除了个别例外）；使联邦调查局在打击有组织的犯罪的辛迪加和破坏民权者方面更有成效；制止了保释条例的滥用和过分的或不适当的惩罚。二十五年米，联邦监狱管理局局长一直徒劳无功地设法战胜反对意见，关闭古老的阿尔喀特拉斯监狱，结果是肯尼迪弟兄把它关闭了。此外，司法部从国会得到的立法比过去三十年中所得到的还要多。由于触犯联邦法律而被起诉的民主党人为数众多，而奉派担任联邦法官的共和党人为数较少，这在两党的工作人员中引起了一定程度的不满，但是司法部长在这些事情上就象在所有别的事情上一样，总是欣然地为贯彻总统批准的决策而不遗余力。　　在内阁里有一个总统的弟弟，是有种种不利之处。鲍勃说话直率所犯的错误，是不可能十分轻易地予以否认的。他的敌人可以攻击"肯尼迪弟兄"，而不必仅仅攻击内阁。他对其他各部事务的干预，对他的同僚是个较大的威胁，因为他如不是肯尼迪家的一个成员，他的同僚可能会较为有力地加以抵制的。不过他的长处远远可以抵消这种种短处：他少年老成，具有成熟的判断力和非凡的干劲、忠诚与献身精神。因此，他的种种错误和政敌的问题，在这弟兄俩之间更多地是引起轻松的玩笑，而不是表示惋惜。　　同我在1953年初次见到他时相比，1961年的鲍勃·肯尼迪显得更为热情和深沉得多。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这时正相处得很融洽。他在内阁中的工作既增长了他的专业才干，也使他更为通情达理。通过处理种族偏见的受害者的案件，通过处理青少年犯罪案件的种种起因，他变得更富有同情心了。通过处理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他变得没有以前那么好战。而通过跟他哥哥一起工作，他变得更有耐心，更乐于听取意见，更为宽厚，并且不那么固执己见。　　肯尼迪弟兄俩之间建立起了一种信任与友爱的关系，这即使在弟兄之间也是罕见的。他们总是立即地互通信息，几乎是灵犀相通的。甚至总统也说，他们的互通信息是"有些神秘难解的"。两人都拿鲍勃在政府里的威望仅次于总统这件事开玩笑。当司法部长打来的一个电话使椭圆形办公室里的一次会议中断了的时候，总统会笑着说，"请各位容我离开一会，这是国内第二个最有权力的人打来的电话。"　　象内阁所有的成员和总统的关系一样，他们弟兄俩并不总是意见一致的。当报纸上刊登的一篇关于罗伯特·肯尼迪的访问记使得猪湾事件的争论再起时，总统是很不高兴的。当总统在就职后的一次宴会上开玩笑说，他认为任命他的弟弟做司法部长并没有什么坏处，这可以使"他在当律师之前先有一点经验"，这时候鲍勃也很不高兴。实际上，鲍勃（他不喜欢人家叫他鲍勃，但是始终没能说得总统改口）对于裙带风的指责一直是很敏感的，所以尽管他具有响当当的学历和资历，对于他哥哥想提名他做司法部长的愿望，他早就表示过反对。但是不这样做而叫他担任没有职责的总统私人顾问，没有指挥权的白宫顾问，或是国务卿或国防部长的一名助手，那实际上显然也是困难的。　　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肯尼迪班子里的新人中显然是个出色的和强有力的人物。他自己的工作班子和助手同鲍勃·肯尼迪和道格拉斯·狄龙的一样，在华盛顿，可能也是在历史上最出众的班子和助手了。主要由于总统对麦克纳马拉的才干十分信任，所以国防部开始在与其他部门有关的各个领域内起着一种比这些部门重要得多的作用，诸如在民防、太空、情报、准军事性的行动、对外援助以及一般的对外政策等方面。同有些国防部长不一样，麦克纳马拉甚至深入地钻研了种种军事问题。此外，他在企业界的经验在那次钢铁价格的争端中发挥了作用，而他过去作为福特汽车公司的有独立见解的共和党人经理这一身份，对于制止共和党人的攻击也是个有效的因素。　　麦克纳马拉起初不愿意离开企业界。他的名字是由施赖弗的搜罗人材的班子提出来、并由几位社会贤达加以推荐的。施赖弗到底特律去邀请麦克纳马拉的时候，拒绝接受否定的答复。麦克纳马拉于是到华盛顿去向当选总统再次表示他怀疑自己是否能够胜任。肯尼迪回答说："我没听说过有什么专门训练内阁官员的学校。"麦克纳马拉重新考虑了这件事。他得到当选总统的保证，他将既不受赛明顿的研究五角大楼改组问题的班子的约束，也不在选择他的下属问题上受任何政治义务的约束，这样他便决定，不可能再对总统说"不"了。　　他们俩都始终没有为这项决定感到遗憾。两人之间建立了一种密切的公务关系与私人关系。他们在重申文职官员对军人的控制方面互相支持。两人都长时间地埋头苦干。两人都喜欢作出明确的决定，而不喜欢长时间地设法弄得人人满意。在我与肯尼迪相处的十一年中，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他对任何别人象对麦克纳马拉那样快地引起了钦佩和尊敬的感情。这种情况使麦克纳马拉一家能够不受肯尼迪的那条成规的限制，即把公务关系与私人交情分别开来。　　总统公开和私下都一再用热情洋溢的词句称赞他的国防部长。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驳回麦克纳马拉的建议。麦克纳马拉满怀信心地表达出的简明的权威性结论给肯尼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也始终没有使他失去自己的判断力。他也感到，合众国总统在处理同新闻界和同国会的关系方面，要比大汽车公司的经理多知道一些。肯尼迪明白，麦克纳马拉精力旺盛地插手外交事务，往往遭到国务院的怨恨，所以总统对于什么时候要依靠麦克纳马拉、什么时候要抑制住他、什么时候听取国务卿的意见，有一种精明的意识。　　迪安·腊斯克具有许多品质使他非常适合做肯尼迪的国务卿。许多人曾经预言，肯尼迪将是"他自己的国务卿"——这句话实际上无法应用到下列这些工作上：管理一个庞大的部门和全体外交人员，处理跟一百多个国家的日常关系，以及在几个不同的战线上同时跟盟国和敌对国家进行谈判。肯尼迪指望腊斯克担负起这项工作的大部分责任，他还明确表示，腊斯克——而不是麦克纳马拉、邦迪或是总统在外交事务上征询意见的许多人中的任何一个人，——是他在外交关系方面的主要顾问和代理人。　　但是有少数总统在别人的政府里本可以成为一个第一流的国务卿，肯尼迪便是其中之一。他表现在外交事务方面的兴趣、精力、经验和胆略远远超过了他对所有其他各个部门的表示。象麦克米伦、戴高乐、赫鲁晓夫和当代的大多数政府首脑一样，他认为和平太重要了，不能光交给外交官去处理，他必须亲自掌握外交政策的制定。一个象艾奇逊、杜勒斯或查尔斯·埃文斯·休斯那样惯于维护自身的坚强领导的国务卿，是不会如腊斯克那样地同肯尼迪和睦共事的。另一方面，彬彬有礼、谦和庄重的腊斯克几乎过于随和地听从白宫的倡议和干预。他为人沉着平静、谦恭有礼、小心翼翼，在记者招待会上，他从不明确表态，而在同国会保持的绝好关系中，他也从不锋芒毕露。他精明而博识，但是从不傲慢自大，他措辞用字冷静而谨慎，总避免同平淡易懂的推理不必要地纠缠不清。肯尼迪认识到腊斯克是一个埋头苦干的人，一个见多识广的谈判能手和一个经验丰富的外交家，所以很喜欢他这个措辞简洁、不唱高调的国务卿，尽管他始终没有叫过他"迪安"。反过来，腊斯克对总统也是绝对忠诚，全心全意地为实现总统的目标而贡献自己的一切。　　他的忠诚是早就得到证明了。在新旧总统交替的过渡时期，我曾一本正经地把我们从一份哥斯达黎加的报纸上剪下来的材料交给他。这是一份在该国的愚人节那天刊登出来的材料，内容是一张假照片和一篇新闻报道，说当选总统肯尼迪"在赴"棕榈滩的途中，曾在圣约瑟停留了一下，答应给予哥斯达黎加一笔数目特别大的外援赠款。腊斯克看了看这份虚假的剪报材料，严肃地点点头说，凡是当选总统承担的任何义务都必须遵守。尽管他随后也表现出来具有一种捉弄人的幽默感，但是当我向他讲明这是个骗局的时候，他显得比较放心而不是感到好笑。　　腊斯克的优点也就是他的缺点。总统有时也希望他的国务卿——他发现国务卿的意见在表达出来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会更大胆地维护自己的观点，更直率地提出解决办法，更经常地对五角大楼的计划提出富有想象力的代替方案，并且更有力地管理国务院（在国务院他的下属中，有四个并非由腊斯克亲自挑选来的前州长）。腊斯克有时则似乎太急于驳斥人们关于国务院太软弱无力的指责，而去接受国防部的强硬主张，国务院显得软弱无力。肯尼迪感到，总统和国务院往往太不知道国务卿的看法了，而且不论在公众的心目中还是在同国会的交锋中，腊斯克往往也并不象他的大多数同僚那样，跟总统一起分担有争议的决策所激起的批评。国务卿对另外一种批评——针对国务院官僚政治一再表现出来的缺乏创见的批评——倒是几乎过于沉得住气了。　　洛维特和艾奇逊都曾极力推荐腊斯克。肯尼迪以前从没有会见过他。他把这位前外交官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次会议上找了来——腊斯克当时是该基金会的主席，在会上刚会见了基金会的理事狄龙——同他简短而有点笼统地谈了谈腊斯克写的一篇文章"论总统"，第二天便打电话给他说，国务卿一职就是他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