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译者的话序言第01章　肯尼迪的为人第02章　参议员第03章　政治家第04章　总统职位的逐鹿者第05章　预选第06章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第07章　竞选第08章　选票差距第09章　开端第10章　肯尼迪的班子（1）第10章　肯尼迪的班子（2）第11章　早期的危机——猪湾事件第12章　国会（1）第12章　国会（2）第13章　反经济衰退（1）第13章　反经济衰退（2）第14章　反通货膨胀——钢铁价格的争端（1）第14章　反通货膨胀——钢铁价格的争端（2）第15章　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1）第15章　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2）第16章　橄榄枝（1）第16章　橄榄枝（2）第17章　世界领袖（1）第17章　世界领袖（2）第18章　柏林危机第19章　箭（1）第19章　箭（2）·关于本书□ 作者：西奥多·索伦森译者的话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1917-1963）是美国第三十五届总统。本书着重叙述肯尼迪在执政期间推行其国际国内政策的政治生活。　　1961年1月肯尼迪上台时，美国正面临着生产过剩和金融危机的严重局面；在国际上，美国的实力地位也遭到了严重的挑战。肯尼迪以"新边疆"开拓者的姿态进入白宫，煞费苦心地力挽颓势，最后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遇刺身亡。在他执政的一千天里，他大力改组白宫，扩大总统权力，并重用一批学者、教授、"智囊人物"，协助他制订新的美国全球总战略和重要的内外政策。他大幅度增加军费预算，以确保美国在核军备、空间竞赛和非核武器方面的对苏全面优势；在1962年10月举世瞩目的古巴导弹危机中，他又顶回了赫鲁晓夫的恫吓讹诈，在这场苏美军事对抗中占了上风。在国内，他以强硬的手腕压住了美国大公司的钢铁涨价，实行赤字预算和减税等财政措施，使美国经济一度出现了较明显的回升。他执政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他的战略策略思想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却有着重要的影响。　　本书作者西奥多·索伦森先后当过肯尼迪的参议员助理（1953-1961）和总统特别顾问（1961-1963），追随肯尼迪左右达十一年之久，是肯尼迪的头号亲信兼捉刀人，曾参与美国政府的重大决策，掌握许多重要的第一手材料。但作者在书中不少地方吹捧肯尼迪，对有些问题的叙述也不符事实，例如污蔑中国侵略印度等等，希读者阅读时注意。尽管如此，本书对于研究美国的现代历史和政治生活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反映肯尼迪的个人风格和制订政策的考虑方面也颇具特色。　　原书共有二十五章，由于篇幅较大，我们摘译了其中的二十二章，译文经叶治同志统校。在翻译时还删去了一些比较琐碎的细节，如有错误不当之处，请读者指正。198O年8月目　录下一章□ 作者：西奥多·索伦森序言　　在浑浊的波托马克河对岸，一片苍翠而平坦的山坡从林肯纪念碑迤逦升向罗伯特·E·李①的故居。人们在晴朗的秋天,从这座山的半山腰可以看到华盛顿的大部分庄严气象。三座大理石塑像和纪念碑②——为纪念那些在其总统任期内把政治机构缔造成为一个代表权力和仁爱的工具的人而树立的——使衷心感激的国民想起，在国家受到最严峻考验的时刻，他们却有幸拥有几位最伟大的领袖。远处，国会大厦的圆屋顶覆盖着一个智慧与愚蠢、总统的抱负与敌意的对抗、种种政治理想与形形色色的思想意识较量的场所。右边矗立着迷宫似的五角大楼，它在总统的统率下指挥着关系到我们安危的庞大的武装力量。在这片绿草如茵的山坡上，可以看到一些铭刻着"应征的美国青年战士之墓"的朴素墓碑。这使我们想起开国以来，每一代美国人都曾受到召唤去证明他们对祖国的忠诚"。往左，远在一片绿树屏障的后边，隐藏着一座白色沙岩建筑物，这就是行政权力机关所在地，在这里，上演着比世界上任何舞台更多的英雄戏剧，既有喜剧又有悲剧。　　①罗伯特·E·李（1807-1870），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部同盟军总司令。——译者　　②指美国首届总统华盛顿，第三届总统杰斐逊和第十六届总统林肯的纪念碑。——译者　　1962年10月20日，就在这样一个晴朗的秋天的下午，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总统站在白宫二楼后走廊上凝视着这片景物，谈论着他几乎从来没有谈论过的生与死的问题。他的弟弟，司法部长，同我们呆在一起，有时也有一些其他人同我们呆在一起。在走廊门另一侧的椭圆形办公室里，总统在几分钟之前刚刚开完一次历史性的会议。美国和苏联这两大核强国，正面临着在具有相互摧毁能力以后的第一次直接的军事对抗。苏联船只将在加勒比海受到美国海军的拦截。其原因是苏联在古巴岛上设置了导弹，其后果则肯定将影响到全世界。　　我们在那个凉爽的、充满阳光的后走廊上的谈话，并不完全是忧郁的。仅仅三星期以前，我们为了密西西比大学里的一场人权斗争曾通宵工作。这场斗争曾号称为本世纪最严重的宪法危机。总统大概就是想起这件事以及他所肩负的其他重任，所以他走到僻静的走廊上所发的第一句议论就是："嘿，这个月我们可没有白领薪金。"　　我们平静地谈论着他所作出的决定以及刚刚结束的会议。他说，"你不能不钦佩艾德莱①。甚至在人人都责骂他的时候，他还坚持自己的立场。"我们谈到这次危机对即将来临的国会选举所产生的政治后果。总统正打算中止作为一位行政首脑所进行的最激烈的中期竞选运动的其余活动。他猜测（事实证明他猜对了），这次危机将使那些一直主张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共和党人得到好处。"你们相信不相信，"他含讥带讽地说，"霍默·凯普哈特②是我们时代的温斯顿·丘吉尔！"　　①指艾德莱·E·史蒂文森（1900-1965），肯尼迪任内美国驻联合国的代表。——译者　　②霍默·凯普哈特，美国共和党参议员，他在导弹出现于古巴之前，就主张对古巴实行封锁。——译者　　我们用比较严肃的语调平静地谈论着核战争的可能性。正如大约十六个月前的柏林危机时那样，他在感情上最严肃地关怀着残杀儿童的问题——这问题关系到他自己的子女和所有的儿童，他们对大人的错误既不怀恨也没有责任，但他们却比任何别人都将蒙受更为深重的蹂躏和屠杀。不到两年前，在他儿子约翰出生之后，他曾经沉思地朗诵倍根的这句话："有妻子儿女的人已向命运交了人质。"这时，他所谈论的不仅是自己的孩子，而是所有的孩子，包括那些尚未出世的在内。他说，"如果不是考虑到他们，考虑到那些甚至还没有诞生的婴孩，那么作这些决定就要容易多了。"　　约翰·肯尼迪不想要战争。一年以前他就说过，战争不再是"一个合理的供人选择的办法了"。在白宫里，他为制止和预防战争所花的时间，比为所有其他问题所花的总时间还要多。这时，战争的阴影赫然浮现在地平线上。软弱肯定只会促使战争爆发，强硬也不一定就能避免战争。只要他走错一步，辉煌的文明便会毁灭，可是就连所有正确的措施，结果也可能还是错误的。我心里不由得想起他在接受总统提名时说过的一段话：　　　全人类在等待我们作出决定。全世界都在注视着，想看看我们将做些什么。我们不能辜负他们的信任。我们不能不试一下。　　这时，他突然使气氛再一次轻松起来。"我希望你们认识到，"他笑嘻嘻地说，"白宫的防空洞容纳不下我们全体人员。"我们互相开着玩笑，说谁有资格被列入进防空洞的名单。　　随后，他作了几项指示：在同空军进行一次最后的谈话之前，暂时不作决定；在他于星期一夜晚宣布之前，暂时把决定保密；以及重新草拟他将向全国和全世界发表的演说。他并没有显出一点热狂激动或垂头丧气的神情，始终保持着我经常看到的那种满怀信心的镇静。尽管这一星期排满了令人疲乏的会议和行程，他的嗓音还是生动有力，发的命令也是干脆而明确的。后来，我回到自己在白宫西侧的办公室去起草新的演说稿，他那良好的情绪使我感到无限振奋，他那深厚的感情使我感到无限温暖，而他的沉着坚定又使我感到无限鼓舞。　　几分钟后，总统打电话给我。他问我："你注意到道格·狄龙①所说的关于丘辟特导弹的那些话吗？"我说我注意到的。那天下午的会议曾谈到上届政府设置在意大利和土耳其的丘辟特地对地导弹很容易受到苏联的袭击，而苏联人似乎有可能想把自己新近设置在古巴的导弹说成是和美国设置丘辟特导弹对等的东西。肯尼迪的财政部长狄龙曾任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副国务卿，他当时在会上插话说，丘辟特导弹实际上是因为上届政府发现它们对美国没有任何使用价值，才强行设置在意大利和土耳其的。　　①即道格拉斯·狄龙（1909——），美国狄龙-李德财团的头子，又是洛克菲勒财团代理人之一，历任美国驻法大使、副国务卿、财政部长等职。——译者　　约翰·肯尼迪说，"我只是想知道一下，你是否确实已把这个情节记录下来，往后好放进我们要写的那本书里。"我象往常那样地回答他说，"你是说你要写的那本书吧，总统先生。"　　我写这本书就是想要代替他当时想要写的那本书的。本书尽可能地反映了他一生中最后十一年所持的见解；尽可能地使用了他的词句和思想；尽可能地说明他思考问题的依据。　　我深信他本来会写出这样一本书的。在他进入白宫的头一个月里，他说过："最近有人说，不论我当一任还是两任总统，我都会发现自己卸任时正处在一个所谓尴尬的年龄——再开始搞一项新事业吧，已嫌年纪太大，写回忆录吧，又还太年轻。"但在几次谈话中，他都曾对我明确表示，他打算一离开白宫就写回忆录，至少先写他担任总统期间的经历。这很可能是一部长篇著作的第一部分。　　这本来会成为一部了不起的著作的。创造了那么多历史的美国总统中没有几个人具有象他那样的历史意识或写作才能，也没有几个人乐于象他那样开诚布公。他不仅能够客观地估量自己的行为，而且深切地关心着未来的历史学家和当代的选民会怎样估量他的行为。在这方面，大多数政治家都望尘莫及。他自己对于担任公职的回忆将构成一部令人难忘的著作——它具有材料翔实、惊人坦率、风趣而精明等特点。为他写传记或编年谱的作家，没有人能指望写得象他那样好的。　　而且，凡是向往这项工作的人首先必须知道，肯尼迪不仅是一位历史学者，而且也是历史和传记著作的一位严格的批评家。他凭自己的本领赢得了普利策传记奖金。在他为撰写《勇敢人物的画像》而进行调查研究时，他对优秀传记的贫乏表示惊异。在担任总统的岁月里，他不止一次地指出，历史取决于写历史的人。当今一贯不正确的新闻报道使他怀疑，研究他这个时代的人将来究竟会对这些报道相信到什么程度。当密西西比州议会就1962年在州立大学内发生的冲突事件拟定一份官方报告时，他们把一切责任都推在肯尼迪弟兄指挥的倒霉的联邦法院执行官员身上。当时总统曾说，这就是一代以后的学者们将要仔细衡量的那种地方文件。他还说："这使我怀疑，我所知道的联邦重建时期①的种种弊病是否真的全属事实。"　　①指美国南北战争后，原退出联邦的南部各州的改组与重新加入联邦的时期。——译者　　他把最严格的检验尺度应用到写他本人的作品上面，这一点并不足为奇。在他出任总统之前，他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一定的选择余地，那时他对谁为他写传记就已经很挑剔了。他注意到，写他事迹的书籍和杂志文章不可避免地大半都互相抄袭，它们重复着同样的神话、谬误、断章取义的引文，以及先前已经驳斥过的辩解。（一个特别恶劣的例子是，人们经常反复指责当肯尼迪还是一个年轻的众议员时在哈佛大学一个研究班上所发表过的言论。在这种指责已经彻底破产的十年之后，它们居然还在流传。）1958年，他在其接触的出版界人士中花了很大气力去制止一本计划中的他的传记的出版。这本传记的作者在可能接受他的作品的出版商面前自称为肯尼迪的密友。事实上，参议员肯尼迪认为此人并没有掌握必要的材料，并且既不客观也不可靠。　　他的这种反应部分是出于他对人家的批评过于敏感。但是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是，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他对历史是否会准确地描绘自己感到关切。因此，他在1959年同意把有关的档案和事实无条件、无限制地提供给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教授，供他写出和出版了写到他出任总统前为止的唯一的一部严肃认真的传记。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以为伯恩斯会写一首颂歌（伯恩斯也没有这样做），而是因为他相信伯恩斯的才能及其在自由派知识界中的地位，将使该书在读者心目中的价值具有预期的那种高度。　　等他进入白宫以后，他对历史的关心仍一如既往。他相当注意将要保存他的文件的那所图书馆。新闻界和其他作者很容易受到他的接见，他在公共场合或私下讲话都很坦率和清楚有力，而且总是决心要对问题进行阐明、启发和解释。在他的工作班子里那个杰出的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的要求下，他同意建立一套规定，即要趁参与重大事件的人们记忆犹新的时候，把他们知道的第一手回忆材料记录下来。　　但是他一直抽不出时间来办这件事。他曾作出安排，对重大问题的讨论进行详尽的录音。有时他为了存档，还口授关于会谈的备忘录。但是对许多关键性的决定，他都是通过口述而不是通过书面，用电话而不是用手谕，对一个人而不是对许多人传达的。在他遗留下的书面案卷中，包括他的演说稿、咨文、电报、信件和备忘录，也只有比较少数是根据他口授的或亲自拟定的初稿写成的。　　而且，在某些方面，他处理事务的方法也故意使人难以捉摸。虽然参与内部机密的人比局外人知道的要多许多，但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助手、朋友或其家庭成员，知道他的全部思想和行动。我在他的参议院办公室和白宫办公室所担负的特殊责任，使我能够对很多问题都知道一点，可是决不是对任何问题什么都知道。他的动机往往是别人不知道或不清楚的，因为他总避开明显的和容易的途径，而且他常常过分忙于作出下一个决定，以致无暇解释上一个决定。　　有时候他谈话的口气好象希望我们把重要谈话用备忘录的形式保存在档案里似的。他那不准将来写"秘密"回忆录的规定（这项规定来自玛格丽特·杜鲁门①向他提出的一项善意的告诫）只适用于管家班子的人员，并不适用于他的职务上的助手。但在另外一些场合，他又明白指出，在密谈的时候，如果他认为一个或几个参加谈话的人会匆匆地把他们对他的观点的解释记载下来，那末他将感到很不自在。　　①玛格丽特·杜鲁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女儿，著有《哈里·S·杜鲁门》一书。——译者　　他是一个希望有人把他的执政时期写出一部伟大著作的那种总统，但他又是宁愿亲自撰写这部著作的那种总统。他相信施莱辛格会写出一部扎实的著作，除此以外，他对大多数官方回忆录和日记的可靠性都表示轻蔑。他认为艾森豪威尔演说稿的兼职起草人埃米特·休斯辜负了共和党官员们对他的信任，因为他引用了他们私下的谈话来诋毁他们。肯尼迪说，"我希望这里没有人在写那样的书。"　　本书就不是那样，甚至不是一部不偏不倚的著述。一个充满热情的参与者不可能是一个客观的观察家。我既然对约翰·肯尼迪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现在就不能装出一种完全超然的样子。我既以将近十一年的时间为他效劳并阐明他的见解，现在就不能用公正的学术性研究的外衣来掩盖起我那党派之见。让我一开始就讲清楚，这是一部歌颂约翰·肯尼迪及其成就的书，这不仅出于忠诚和爱慕，也是出于对他的深切的自豪感和信心。　　尽管如此，一部把他描绘得主要象个巨人而不象个普通人的著述是很不够的，他理应获得，而且本人原来也会希望人家为他写出一部较好的传记来。生前他并不要他的顾问阿谀奉承；死后他也不会要他的传记尽是颂扬的词句。他并没有夸口说自己博古通今、一贯正确，而总是很直率地承认自己在许多方面有缺点或没知识。他把他的许多成就归之于幸运，并且一定乐于把他议论温斯顿·丘吉尔的话应用于他自己："他虽习惯于战斗的艰难困苦，却并不厌恶享乐。"　　虽然传奇总把我们的英雄先烈说成是人人爱戴和战无不胜的，约翰·肯尼迪却有敌有友，有成就，也有挫折。他比钦佩他的人和贬低他的人都更为坦率、更为明确地承认这些事实。他喜欢取笑自高自大或荒谬愚蠢的人，也不喜欢过于一本正经地看待他自己。同时，他还能嘲笑那些为他吹嘘的大话——包括他自己作过的一些吹嘘。　　他对"美国之音"的工作人员们说："你们必须说出事实的真相。就象奥利弗·克伦威尔①谈到他的画像时那样，要把一切，包括我们的缺陷和赘瘤，以及所有那些可能不那么直接吸引人的情况全表达出来。"他对一批外国学生也说过同样的话。我相信，他本来也会对我说这些话的。肯尼迪对自己的工作很自负，一定乐于让这本书或任何一本书来对他的工作表示赞赏，但他会希望人们以他自己那种坦率和客观的态度来赞赏他的工作。　　①奥利弗·克伦威尔（1599-1658），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领袖。1653年被推举为共和国的"护国主"，在国内实行军事独裁统治。——译者　　本书的意图并不是为约翰·肯尼迪写一部完整的传记，也不是为他的时代写一部通史。然而这也不仅是一部个人的回忆录。我试图把我的观察和我同一位非凡人物在一个非凡时期共事的经过，条理分明地全写进去。我主要依据的是我所知道的事情，而不是别人写过的事情。有些人对往事的回忆可能被后来发生的事件冲淡了。我没有去访问这些人，我主要根据的是自己的档案和回忆。对于这些东西是无法注明出处的。　　因此，除了由于保密或礼貌的缘故略而不谈的某些事实外，约翰·肯尼迪一生中我不曾参与的那些事情，包括1953年以前发生的全部事情和1953年以后的许多事情，也都没有在本书中详尽地予以报道。我并不认为写入本书的一定都是最重要的事情，我只是说我并没有把任何事情故意排除在外；并且，真正的约翰·肯尼迪只有通过第一手的回忆，才能较为清楚地刻画出来。　　限于篇幅，许多次要的问题、事件和人物也给删去了。将来到一定时候，一部呕心沥血的学术性研究著作必然会对肯尼迪政府的每份文件和每天大事系统地加以分析，我在这里所能写出的仅仅是一些山峰，而没有写通向这些山峰的羊肠小道。此外，本书只写肯尼迪一人，没有写他的家族、他的朋友或是他的政敌，也没有写华盛顿或是肯尼迪所居住的那个世界。凡是在这些问题上想探索或需要知道更多事实的人，只有在这些事实关系到约翰·肯尼迪本人时才会在本书中见到它们。　　如果有些段落在政治上似乎有党派倾向，那是因为他是一个民主党人，并以此自豪。我的目的既不是谴责，也不是宽恕别人的行动，更不是用我的判断来代替传记主人的判断。我的唯一的责任就是对肯尼迪的真实情况负责。　　诚然，人们对历史的真相很少有一致的看法。记忆有差异，意见也有差异，甚至同样的事实在不同的人看来就不相同。我可以有把握地说，同约翰·肯尼迪保持不同关系的人就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回忆约翰·肯尼迪这同一个人扮演的角色。在政治家们看来，他总而言之是一位政治家。在知识分子看来，他的才气是最值得怀念的。他的朋友和他的家庭成员对他的品质和特征，也有各种不同的回忆。　　在我看来，最令人遗憾的是那些侈谈他的风度而不大涉及他的本质的回忆和纪念文章。肯尼迪的风度是特殊的。他的儒雅潇洒、机智风趣，和他那翩翩年少的容貌，当然会长期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但是对他最重要的，以及据我看来对历史最关重要的，是他的本质，即他的思想和理想的力量，他的勇气和判断力。这些是他作为一个总统的可贵之处，而风度则只是一种陪衬。我最不愿意贬低他的演说的价值。但是这些演说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华丽的词藻，而在于它们所表达的原则和政策。　　在白宫的岁月里，他已经听厌了人家冷嘲热讽地讲的一套话，即说他的人品要比他的纲领更得人心。在他看来，这两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现在，这些人（他们不愿或不能看到他所促成的变革）又在写文章说，肯尼迪留给我们的遗产与其说是具有深刻思想内容的东西，不如说它只是施政的风格方面的东西。　　对另一些人说来，他那悲剧性的死亡冲淡了他实际取得的成就。他们强调他没能实现的壮志，却忽视了他实践自己的诺言所取得的成就。当然，他的逝世虽不意味着什么，却是象征性的，对此我们永远不应忘记。不过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记住约翰·肯尼迪是如何活在世间的，而不是他如何死去的。上一章目　录下一章□ 作者：西奥多·索伦森第一章　肯尼迪的为人　　有人曾写道："真正不寻常的人实在就是平凡的人。"我第一次同约翰·肯尼迪会晤时，他的"平凡的"举止立即给了我深刻的印象——那种品质本身在政治家中就是非凡的。1953年1月初的那天早上，我们简单地谈了关于我向这位新参议员的办事处申请工作一事。这次，我是怀着希望但又没有多少把握的心情去会见他的。早在一个月前，当我同一位有见识的华盛顿律师一起查阅我可以为之工作的新参议员的名单时，他对肯尼迪的姓名曾经嗤之以鼻。他说，"杰克·肯尼迪①不会雇用任何一个不是乔·肯尼迪②叫他雇用的人。而且除了吉姆·兰迪斯③外，乔·肯尼迪五十年来从未启用过一个非天主教徒。"　　①杰克是约翰的昵称。——译者　　②指肯尼迪总统的父亲约瑟夫·P·肯尼迪，乔是约瑟夫的昵称。——译者　　③即詹姆斯·兰迪斯，肯尼迪总统的特别助理。——译者　　结果，这两项揣测都是错误的。不过有一点倒是确实的，即肯尼迪议员一连三次被选入众议院以后，再由马萨诸塞州选入参议院一事，并没有在全国性的报刊上或者在民主党内部各派引起关于他将要出人头地的任何预言。有见解的学术性杂志对他作为一个自由派人士的资格、对他的宗教信仰、尤其是对他的父亲都抱有怀疑。一些比较通俗的报刊竭力渲染他在竞选中所花的钱，他的家族的参与，他利用茶话会来帮助竞选的新技巧，以及他那蓬松的头发和孩子气的外表在妇女心中所激起的同情。　　但没有一个人停下来想想，面对着艾森豪威尔的势力席卷马萨诸塞州这一事实，肯尼迪要把艾森豪威尔的竞选经理、知名的亨利·卡伯特·洛奇赶走，这光靠茶话会和同情心是办不到的。洛奇第一次被选进参议院时，肯尼迪还是个大学一年级学生。事实上，在马萨诸塞州的历史中肯尼迪仅仅是被选进参议院的第三个民主党人。但是他当选后那种煊赫的气势，却掩盖了他仅以微弱多数获胜（获得投票总数的51．5％）这个事实。　　马萨诸塞州的纺织业城市和其他萧条地区既没有对其他地区和其他纤维织造业的日益强大的竞争作出反应，也没有尽量利用战后的工业发展所提供的条件。肯尼迪在1952年的竞选口号是："他能为马萨诸塞州做更多的工作。"①他希望有一个人帮助他把这个口号、这些问题和对这些问题的反复研究写成法案——他说他希望这个人能够就在那个月会见哈佛大学的西摩·哈里斯教授、波士顿《环球晚报》的约翰·哈里曼、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的艾尔弗雷德·尼尔以及其他一些专家去讨论繁荣新英格兰经济的问题。我从来没有到过新英格兰，也没有研究过多少经济学，不过对失业工人我却和他一样感到关切，所以我就开始工作了。　　①这一口号后来由民主党参议院竞选委员会应用到许多州的竞选运动中去。爱德华·肯尼迪在1962年竞选同一个参议员席位时，也一字不改地使用了这一口号，不过这次它受到了很多的批评。　　我逐渐惊异地看到这个人能以极端超然的态度对待自己的优缺点，他对国家大事总能作出正直、客观的反应，而且他还能坚持冲破流行的偏见和神话去抓住问题的核心。他有一个受过训练的、善于分析的头脑。甚至他稳重的本性也是讲理性，而不是凭直觉的。他不憎恨他的敌人，也不为灾难哭泣。他既不愿意也不善于搞浮夸的言行。　　在他那看来是幸运而欢乐的外表下面，存在着对于最为重大的悲剧性事物的一种敏锐的体验。他生前一直怀念着在大战中阵亡的他极为钦佩的哥哥和在海外因飞机失事而殒命的一个妹妹。此外，从童年起他就多病多愁，而且另一个妹妹又因为神经迟钝被禁闭在一家疗养院。从这些事中，我们就可以了解他对人情的敏感了。参议员本人从来没有提过这些事中的任何一件。但是由于他熟悉悲剧，所以他同时具有享受这个世界和改善这个世界这两种愿望。这两种愿望，特别是在1953年以前的那几年里，有时候是互相冲突的。　　他在谈话时如此直接干脆，这也说明他的脑力活动不是很简单的。当时，马萨诸塞州的大多数政治家都相当轻蔑地把他看作一个知识分子；而马萨诸塞州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又同样轻蔑地把他看作一个政客。他在哈佛大学求学时，特别是在入学的头两年，他的辅导教师之一（后来出任大使的加尔布雷恩教授）曾认为他是一个性格开朗、讨人喜欢、傲慢不羁、面貌漂亮但一点也不用功的学生。然而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了业。他的政治学教授阿瑟·霍尔库姆发现他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学生。他的天性爱好思索，并喜欢把他的思想付诸行动"。　　在二十三岁时，他把受人高度重视的大学四年级论文扩大篇幅，写成了一本出色的书。英国何以沉睡，就那个国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缺乏准备，作了条理分明、很受重视的分析。他写信给父亲说他在那篇论文上所花的工夫"比我有生以来在任何工作上所花的都多"。在三十五岁时，他继续广泛地阅读历史、传记和政治学著作。但他对抽象的理论没有多少兴趣。他主要探索可以作为依据来采取行动的真理和可以在其职务上使用的一些观念。　　他投身政治有着错综复杂的原因。在往后的年代里，他常嘲笑那些杂志撰稿人，因为他们总根据某一个心理上的动机来解释他的经历——例如为了在父亲面前表现自己一下，为了能胜过去世的哥哥，为了维护家里的一个老传统，或者为了成为爱尔兰人的复仇工具。事实上，他在青年时代曾经认为，只要他哥哥乔渴望踏入政界，政治就没有他的份，因为乔身体比较强健、性格比较外倾，更符合于马萨诸塞州政界人物的传统形象。（也许，年轻的杰克预见到了他和他的两个弟弟往后会听到的指责，即指责"肯尼迪家人太多了"。）在我认识他后不久，他就告诉我，他曾考虑当律师、新闻记者、历史学或政治学教授，或者当个外交官员。（他就读于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短暂时期，显然促使他去寻求更有兴趣的领域，）但在乔死后，他进入了政治舞台。　　杰克·肯尼迪知道，他要参加竞选，而不仅是做一个旁观者。他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老式的爱国主义者——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而是一个忠于国家利益的爱国主义者。他对几大洲许多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作了第一手的比较，认为我们自己的制度比其他国家的要好得多。他和巴肯①抱有同样的信念，即"民主政治……基本上是思想的态度问题，是一种精神上的信条"，同时"政治仍然是最伟大、最光荣的冒险事业"。　　①约翰·巴肯（1875一1940），苏格兰政治家、小说家和历史学家。——译者　　虽然在1953年我们会晤时，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已经取得了相当成就，但他并未妄自尊大地把自己描绘成上帝选定了来拯救人类脱离什么特定的罪恶的救世主。但是他以撇开谦逊和自负的那种一贯的客观精神，确实认识到自己具有才能、理想和对公众的吸引力，而这三者结合到一起就能帮助这个国家解决其面临的任何问题。在此后的所有年代里，尽管国家面临的问题和他在公众面前的形象可能会发生变化，他私下对自己和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的看法却始终没有改变过。　　异和同　　当我开始替他工作对，我们两人似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他是一个估计拥有千万美元私产的人。这主要来自他父亲多年以前就为肯尼迪一家的九个子女每人设置的大笔信托基金。他习惯周旋于棕榈滩、纽约以及法国里维埃拉的社交界。而我自己则出身于中西部的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一个典型的中等收入的家庭。　　我从未出过美国国境，也难得离开中西部。但是这位参议员，以学生、旅游者、驻外大使父亲的助手（1938年）、海军军官（1941-1945年）、新闻记者（1941年及1945年）以及众议员（1947-1953年）等身份，曾游历过世界上每一个主要的大洲，并同大约三十七个国家的总统、总理、店主和学者谈过话。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我只有十七岁。他则已经是大战中一位名副其实的战斗英雄了。他背部的情况①本可以使他完全免役的，可是他通过幕后关系终于成为现役军人。当他指挥的PT－109鱼雷艇在所罗门群岛附近的一次夜战中被敌军的驱逐舰打成两截时，他鼓舞并帮助同船的水兵脱离了险境。他在科德角以及后来在哈佛大学游泳队时本是一个游泳健将。这次他拖着一个受伤的水兵，用牙齿咬住他的救生带，在黑暗而寒冷的海洋中游了三英里。尽管他自己的背部和健康都已因此受到了伤害。　　①指1939年肯尼迪在哈佛大学打橄榄球时背部所受的伤。——译者　　他曾进过贵族化的、专收男生的乔特预备学校，并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哈佛大学，又在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就读过一个短时期。我在内布拉斯加大学就读六年，获得了法学学位，我六年的全部学费还抵不了哈佛一年的费用。　　由于家庭传统、习惯和信仰，他是一个天主教徒，又是许多红衣主教的朋友。我是一个唯一神教派的教徒。由于这个教派没有教条和宗教仪式，它就处于宗教派别的另一个极端。　　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爱尔兰移民的儿子，在波士顿本乡都是知名的、成功的政治家。我的祖父和外祖父则是贫苦的丹麦和俄罗斯移民。（有一次，他从哥本哈根寄了一张明信片来给我，赞美那里的秀丽景色，不明白"丹麦人为什么要移居国外"。）　　然而所有这差别在他对我的态度方面并没造成什么影响。他不仅仅是他的出身与经历的总和一出身于波士顿的一个豪富家庭、毕业于哈佛大学，他是一个天主教徒和退伍军人。他的最重要的品质是他自己培养起来的。那些试图根据他的个人有记载的材料来对他进行归类的人未免是大错特错了。　　显然，他对自己服过兵役，并获得"紫心"勋章①以及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奖章，感到十分自豪。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枚用塑料包装着的椰子壳。在那枚椰子壳上面，遗留着战时他在一个遥远的太平洋岛屿上涂写的一封求救信的手迹。他保存着这件纪念品，以示他对自己险些丧生的这件往事永志不忘。当他是一个年轻的众议员时，他曾为一些比较进步的退伍军人组织争取通过一项退伍军人住房法案。在战后进行的那些工作中他是一个头头。但他既不是一个职业军人，也不是一个职业退伍军人。他从不讲自夸的话，甚至对他的战时经历也提都不提。他从不嘟哝自己受伤的事。1959年，当我们在威斯康星州阿希兰的一条街上行走时，一个轻率的中学生问他，他是怎样成为一个英雄的。他笑呵呵地回答说："这很容易——他们把我的船打沉了"。　　①"紫心"勋章系美国的军事勋章，授予作战中受伤的战士。——译者　　他毫不畏惧陆海军将领（他当了总统后，更是如此），而且对于军事教育抱有重大的怀疑。1944年，当他还住在海军医院时，他曾写信给一个朋友，谈论"海军有一种把他们所接触的一切事情都搞得一团糟的超人本领"。　　他对自己接受的高等教育很自负，但并不认为所有的智慧都集中在哈佛或东部的其他学校。他以总统的身份接受耶鲁大学的名誉学位时曾经说："现在我已获得教育领域内两个最好的东西——耶鲁的学位和哈佛的教育。"同时，他对被选入哈佛大学校董会感到很光荣，因为没有几个天主教徒曾被选入。1955年他未被选入校董会，对一个习惯于胜利的人来说是一个令人失望的新经历。不过他在选择他的参议院和白宫的助手时，并不考虑他们是在哪里接受的教育。他认识到自己的名牌大学出身并不总是一笔政治资本。我在为他的伺学会刊物撰写的一篇文章的初稿中写道：　　　马萨诸塞州的大多数选民把哈佛的一纸文凭看作是献身于公众事业的证据。　　参议员把它改成：　　　马萨诸塞州的许多选民，尽管我连忙要补充说，并不是全体选民，把哈佛的一纸文凭看作是有些才干和能力的证据。　　他并不认为所有的美德都集中在天主教教会，也不认为所有非天主教教徒都要（或都应该）下地狱。他对自己的宗教既不感到尴尬，也不感到了不起，只是把它当做生活的一部分来看待罢了。他对早些时候的一个传记作者试图把他说成"不是虔诚地信奉宗教的人"感到不愉快。他每个星期日虔诚地参加弥撒，甚至在疲劳的外州旅途中，没有一个选民知道他是否去做弥撒时，他也去。但在十一年中，他从未透露过他个人对于人类同上帝的关系的看法——尽管我们曾讨论过政教关系问题。　　他的工作班子里并不需要、也不优先录用天主教徒。他既不了解、也不在意我们这些人员的宗教信仰。他的许多亲密朋友并非天主教徒。他虽然是一个天主教徒又是一个学者，但并不能被称为一个天主教学者。他对神学毫无兴趣，演说稿中到处点缀着新教版本《圣经》的引文。有一次，他使他的妻子又吃惊又好笑，因为在他读了。传道书。中自己爱好的一段文字（"……哭有时，笑有时；哀恸有时，跳舞有时……"①）之后，他竟然大不敬地自己添了几句政界常说的话："全力以赴有时，干脆不干有时。"在我认识他的十一年里，我从未听见他在人前高声祈祷，从未看到他吻一个主教的戒指，也从未听说他曾为了政治上的方便而改变其宗教习惯。　　①见《旧约·传道书》，第三章。——译者　　他说："波士顿有句老话，'我们的宗教来自罗马，我们的政见则出自本土。'"他对天主教统治集团并不敬畏，对政教分离的明智性也是完全同意的。1959年，他写信给我说："赞成政教分离和做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两者之间一点也不矛盾——恰恰相反……我并不认为……做一个天主教徒和履行你的宪法义务两者之间有（任何）矛盾。"他在一所天主教女子学校答复人家询问时曾说，"承认赤色中国不是一个道德上的问题。"有个神父听到他这句话感到很恼火，就问他道："肯尼迪参议员，你不相信所有的法律都是上帝制订的吗？"参议员立刻顶住他说："我是一个天主教徒，我当然相信——不过这同国际法没有什么关系。"　　虽然他生来富有，而且花钱毫不在意，但他对积累更多的金钱却没有特别的兴趣。他同那些对旁人的需要漠不关心的富翁们没有共同之处。他投票时有一贯的主张，不顾自己的（以及他父亲的）经济利益——例如在石油和煤气问题上。他的父亲也从不强制他或是他们弟兄中的任何一个继承自己的金融事业。　　这位参议员除了使用一般的表和领带别针外，从不戴戒指，或佩上钻石的领带别针以及任何其他珠宝饰物。所有他的政府薪金——作为国会议员、参议员和总统——都捐献给慈善事业，约计五十万美元。他的竞选运动虽然花钱很多，却总避免那种可能被指责为炫耀金钱的铺张浪费（诸如广告牌、报刊上的整版广告或者电视广告节目等）。但他对于父亲的财富使他能担任公职而不需要在经济上依靠一些有势力的压力集团这一点，并不感到羞愧。相反，他把自己的幸运当作是一种义务："被上帝赏赐了很多东西的人。就有必要做很多的事情。"他还请他的妻子把艾伯特·爱因斯坦的这段话保存在他的文件夹里：　　　我每天一再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赖别人——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的辛勤劳动，因此我必须竭尽全力，以便给予别人以等量的东西。　　杰克·肯尼迪喜欢波士顿，波士顿也喜欢杰克·肯尼迪，但是他一向总不止是一个波士顿人。就象许多对情侣那样，他们很少生活在一起。他诞生在波士顿郊区的布鲁克莱因。在他的个性逐渐形成的时期，他是生活在纽约的布朗克思维尔。他父亲将全家搬到那里去，因为他认为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徒商人及其子女在波士顿是没有多大发展机会的。1946年，肯尼迪初次参加竞选时，还是一个羞怯的、瘦弱的、二十八岁的众议员候选人。他在波士顿那个难弄的第十一选区竞选，因为众议员詹姆斯·迈克尔·柯利就要退休了。　　作为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他并不坚持他工作班子的成员一定要来自他们为之服务和研究的那个州。事实上，他倒宁愿不要马萨诸塞人。他告诉我："这样，如果他们工作不得力，我可以不受任何政治上的压力或义务来留用他们。"然而他的新英格兰经济问题的助手是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这一点他也觉得好笑。有一次，当我将代表他去出席马萨诸塞州商人的一次宴会时，他向我建议，如果有人问我是什么地方的人，就告诉他们，我是"来自西海恩尼斯港的，因为宴会上不会有一个那地方的人"。　　我们具有不同的思想背景，多数职业自由派对他缺乏好感。但是我发现他是真实的、最老的那种自由派；具有无拘束的思考的自由人。他随便地就承认，他进入国会，只具有很少的或者根本没有什么政治哲学。许多"职业自由派"的放肆态度使他感到"不愉快"。正如他在1959年秋季曾写信给我所说的那样，他并不反对，　　　一般人认为的那种自由派的信条。你肯定被看作是自由派，而我希望，我在一般意义上也属于自由派，但我们两人对那些教条主义的自由派都有意见。……这些人是如此地反对我……"保守派"这个字眼有许多含义，是我不希望同它划等号的。对我更为确切的字眼是"克制"。我认识许多政治上的保守派，我同他们是无共同之处的。　　肯尼迪曾看到许多左派和右派的献身政治生涯的人，他们的观点都可能是僵硬的和固执的；他们对各自的政治思想上的领袖们的主张如鹦鹉学舌一样毫不加以思考或者重行检查。适成对照的是，他则自行投票，并不受任何其他参议员或参议员集团，或任何个别的私人和集团意愿的约束。　　1960年他在对纽约自由党的演说中，对自己的政治信条作了最正式的陈述：　　　我相信，作为国家目的的根源在于人类的尊严；作为国家行动的根源在于人类的自由；作为国家同情心的根源在于人类的感情；作为我们的发明和思想的根源在于人类的思考。　　……自由主义……对人的才能的信心……理智和判断……是今天世界上我们最良好的，也是唯一的希望。他谈这些话，也相信这些活。但他并没有写下来，当然也没有用这样的夸大的措辞谈论哲学上的观点。他通常总用较为简单的方式来概括他在政治分野中的立场：　　　一个具有几分克制感的北方民主党人。　　　一个凭自己的良心来为国家谋求利益的温和的民主党人。　　一个讲求实际的自由派……一个实用主义的自由派。　　当有人问到他希望成为哪一种类型的总统，自由派还是保守派时，他回答说："我希望做一个负责任的总统。"或许他的妻子对他作了最好的概括："一个没有幻想的理想主义者。"　　作为参议员、总统候选人和总统，他处事的衡量标准是：行得通吗？于事有补吗？同时，他虽然经常地，但并不总是这样说：通得过吗？他能以惊人的速度来掌握一个复杂问题的本质。同时，他的天性永远站在问题的进步的一面；但他天生的小心谨慎，要求他以证据和经验来检验他那些直觉。这种对于有成功可能性的事物强调现实主义的态度，使得许多批评他的人和评论家把他描绘成实用主义者。他确实基本上是个实用主义者。但他也兼具唯心主义和乐观主义的强烈气息。每一天发生的令人失望的事提醒他——他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但这并不使他惊异或沮丧。他是如此关心世界的未来，以致永远不会对现状感到满足。的确，他在竞选时期和在白宫的岁月里，他对这个国家和这个星球的情况的分析一贯是以这几个字开始的："我不满足于……。"　　他的成长　　以上的描绘大部分既适用于他在1953年的情况，也适用于他在1963年的情况。不过在这两个时期他已是不同的人了。1953年，他所具备的品质没有比下列这些更为显著、更为重要的：他的成长潜力、好学精神，以及钻研和调查问题并坚持亲自取得经验的决心。他总对新的挑战和竞争感觉兴趣，他几乎对一切事物都有无限的好奇心——人物、地方、过去、未来。对那些没有什么话可讲的人他感到很不耐烦。他不愿使别人感到厌烦，也不愿别人使他感到厌烦。但他乐于仔细倾听掌握新情况或具有新思想的人所谈论的几乎任何话题，而且他从不遗忘他所听到的东西。他经常阅读书刊，而且读得很快——杂志、报纸、传记和历史（也阅读小说，不论好坏）。有时，他常在飞机上或游泳池旁为我高声朗诵一段他认为特别有力的文章。　　如果说，他对手下工作人员并不放松要求的话，那末他在打乱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时间表时，至少却显得比以前更为抱歉。他对一般公众也是这样。1953年，他把汽车停放在华盛顿闹市区一个"不许停车"的牌子前面时，曾微笑地对我说："这就是哈姆雷特所说的'官员们的蛮横无礼'。"但是十年以后，他于1963年11月在纽约坐车从飞机场到市区去时，却坚持不要总统通常具有的警卫车队，情愿接受车辆往来和红绿灯所造成的耽搁，因为不这样，他在车辆高峰时刻到达就会给纽约市民造成很大的不便。　　他对自己的计划遭到挫折和对他的一些书面批评也越来越习惯了。1954年，当波士顿《邮报》的社论指控他"牺牲了他的选民的最大利益"时，他感到十分烦恼。可是1963年，当右翼作家维克托·拉斯基在其《约翰·F·肯尼迪：这个人及其神话》一书中把他从别人文章里断章取义地搜集到的关于肯尼迪一家的一切不利的谣言和传说全部刊印出来时，肯尼迪对此书及其作者都置之不理，并认为与其说他是危险的，不如说他可笑到了可怜的地步。　　拉斯基和其他批评他的人能揭露他在当众议员、参议员和总统时所采取的立场前后有矛盾，这件事并不使他感到意外或是沮丧。他在1960年说过："我们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过程中都在学习，……事情在变……情况在变……如果你还去执行那些失败了的政策，……那你就太不聪明了……"　　例如，他并不认为，在他当波士顿众议员时发表的关于提高农场收入或扩大世界贸易的意见要使他终身都受到约束。1961年，一个共和党众议员引用了众议员肯尼迪在1949年批评杜鲁门对华政策的一篇激烈的演说来攻击肯尼迪。肯尼迪总统虽然没有在对他早期政策观点的讥刺面前退却，却毫不迟疑地对向他提问的新闻记者们说："我在1949年的演说比今天更强调了对人身的批评……我要说，我今天的观点比1949年的观点更符合于事实。"　　显然，在后来的岁月中，他比当一个年轻的众议员时更为开明，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时，"我还刚刚走出父亲的家门"。他仍然不愿根据公认的陈规滥套去思考问题，或者笼统地泛泛而谈，或根据教条的办法去解决问题。他仍然不愿为了变革而去搞变革，或者在需要妥协的时候去反对妥协。但是他更为关心的是思想和理想，而不象过去那样主要关心的是赢得胜利。在我们第一次会面时，他曾关切而冷静地向我谈到马萨诸塞州劳伦斯地方的失业统计数字。可是1960年在我们驾车穿过西佛吉尼亚州时，他去访问了一所失业矿工的棚屋，回进汽车时，看来显然有所触动。他沮丧地摇摇头，什么也没说。不象那些开口尽是答复人家问题的自由派那样，他一开始总是询问。而且他还胜过大多数"自己奋斗出来的人"，因为他所养成的深刻信念不是从父母那里承袭来的，也不是由环境强加给他的，而是他自己论证和学习的结果。　　在他从政的初期，他的外交政策演说有着一种好战的调子。在他看来，国防是外交的主体，裁军只不过是空想。但是随着他的观察能力和责任的加深，在他身上重新树起了致力于和平的责任感。他在白宫任职期间，没有一件事比签署禁止核试验条约使他得到更大的满足了。　　1954年，这位参议员并不太重视最高法院关于取消种族隔离的那项历史性决定，可是不到十年，他竟成为历史上因维护平等权利而行使总统的一切行政、立法和道义上的权力的第一位总统。　　这位年轻的众议员曾投票赞成《麦卡伦国内安全法》，并对麦卡锡主义破坏别人名誉的问题不够敏感——这一点是他自己承认的。当他成为总统以后，他把恩里科·弗米奖金①授给了备受攻讦的J·罗伯特·奥本海默②，赦免了共产党领袖朱尼厄斯·斯凯尔斯，制止了邮局对共产党宣传品的拦截，还在白宫欢迎过引起争议的莱纳斯·波林③，并且任命了麦卡锡最喜欢攻击的几个人为政府官员。　　①恩里科·弗米奖金，是以意裔美国物理学家恩里科·弗米（1901-1954）的名字命名的。弗米对氢弹发展颇有贡献。——译者　　②J·罗伯特·奥本海默（1904-1967），美国物理学家，1946-1952年任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总顾问委员会主席，在麦卡锡进行迫害时期，被指控为"亲共"，后被清洗出该委员会，但最后恢复了名誉。——译者　　③莱纳斯·卡尔·波林（1901-），美国化学家，曾直言不讳地批评核试验，著有《不再要战争了》。——译者　　1953年，他对农业、资源保护和自然资源方面的情况知道得很少，关心得更少。他对基本经济、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看法或者尚未成熟，或者十分肤浅。他对自己的国家及其土地和居民看到的也不多。他从未到过一个采矿城市，从未视察过一片棉花田，也未访问过一座国有森林。象他后来在贝尔特农场发表的一篇演说里所承认的，他从未"用犁耕过田，不论是直的犁沟，还是弯的犁沟"。　　但是，到了1961年，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位总统曾经象他那么时常察访和那么深入了解这个国家各个地区的人民和问题的。在民主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前的竞选期间，他在一个阴雨天对内布拉斯加州哥伦布附近的一个农场视察后，对午餐招待会上的听众说，这个市里的银行家曾告诉他这里银行有一条基本规则：对于脸上从未沾过泥土和鞋子上从未沾过肥料的人一概不予贷款。这位波士顿参议员接着说："今天我有资格借款了。"　　他对自己的成长和演变很清楚。伯恩斯1959年为他写的传记中，没有着重写出在他身上发生的"远为深刻的变化"，他对此确实感到失望。"他本可以把我在学校里表现的马虎作风和我现在表现为热情认真的态度对比一下的。"这位参议员坦率地把他在政治上的发展同他在学校里的成绩进行了比较。他对我说："实际情况是，我在乔特一直鬼混，直到我在哈佛大学读完二年级时，才对学习真正发生了兴趣。"　　有些人会说，他当众议员时一直鬼混，直到他进入参议院的第二年，才真正对工作发生了兴趣。我觉得为争夺约翰·肯尼迪灵魂的一场内心的战斗，似乎是在1953年展开的——这场斗争关系到肯尼迪将当一个政治爱好者，还是当一个政治家，他将屈服于奢侈享受的诱惑，还是将从事立法工作。大多数观察家全认为他在众议院的工作基本上是不出色的——只有一份经常缺席的记录。由于他健康不佳和漫不经心，再加上因公和不因公的外出旅行，缺席的情况就更为严重了。　　在他获得参议员席位并取得令人满意的荣誉以后，他证明在自己所选定的政治这一行里有相当的才能。当时距离改选还有六年，在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和共和党政府之下，一个当选不到一年的民主党参议员的职责既不卞分繁重，也不令人兴奋。由于他所忍受的痛苦和优愁超过他愿意回忆的地步，所以在单身汉的日子里，他便喜欢在大西洋两岸举行一些无忧无虑的宴会和结交上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在这有限的日子里，他可以指望享有非常健康的生活，既可以寻欢作乐，又可以履行公职。这对他具有一种自然的诱惑力。　　但是随着他的信念有所加深、他关心事物的面有所扩大，而华盛顿和世界事务又占去他越来越多的时间，他那政治家的一面逐渐占了上风。显而易见，约翰·肯尼迪的不同凡响的成长是由许多因素促成的：他所阅读的书刊，他的旅行，以及从他的伙伴、经历和责任所带来的日益扩大的视野。　　1952年，他被选入美国参议院，赞助他的选民扩大了，他所关心的事物的范围也扩大了。　　1953年，他结了婚，结束了单身汉的毫无牵挂的生活，并建立了自己的家庭。　　1954年，一次脊骨手术几乎使他送了命，他把好几个月不能走动的复原期消磨在冷静的思索之中。　　1955年，他在进行研究和撰写一本书①时，懂得了民主的精髓，以及担任公职的人同公众之间的关系。　　①指《勇敢人物的画像》。——译者　　1956年，他成了一个颇孚众望的全国性人物，以接近的票数几乎被提名为本党的副总统候选人。　　1957-1959年，他经常在国内来回奔走，到完全不同于他自己选区的地区去展开竞选活动，既演说又观察，既教导又学习。　　1960年，他接连成为总统候选人、被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和当选总统，每一种身份都扩大了他的眼界和责任，也提高了他的洞察力的广度和深度。　　1961年，总统的职务甚至更为深入地改变了他的看法和洞察力。　　他的家族　　不过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人仍然是他家庭里的成员，尤其是他的父亲、他的弟弟鲍勃①和妻子杰奎琳。　　①鲍勃是罗伯特的昵称。——译者　　鲍勃和杰奎琳的作用在本书以下各节中将经常可以看到。约瑟夫·P·肯尼迪在他儿子的事业中所起的作用既不象这位父亲有时喜欢自吹的那么大，也不象他有时自称的那么小。作为父亲通常产生的影响，却往往被那些诋毁他们父子俩的人夸大成为二种斯文加利①与傀儡的关系。那些熟悉杰克·肯尼迪的人，知道他为人刚强自信，在青年时期就颇有魄力、热望和独立性。他们都同意杰奎琳·肯尼迪对一位在1959年替他写传记的人所表达的看法，因为这个人既夸大了老乔的愿望对肯尼迪的影响，也夸大了小乔的夭折对他的影响。杰奎琳说："不管我丈夫有多少位父老兄长，他总归是他今大这样的一个人——再不然就是另外一个领域里的这样一个人。"　　①英国小说家乔治杜莫里埃所著小说《特赖尔拜》中的一个人物，他专为人出坏主意。——译者　　甚至在竞选时，父亲关心的几乎也完全是策略方面的事，几乎从不过问实质性问题，他知道杰克在大多数政策问题上同他有着尖锐的分歧，他们是代表不同的两代人在说话。虽然大使难得忍住不说自己的观点，但是他很少试图改变杰克的观点，而且从未设法影响他的投票。在杰克方面，根据我的经历，他也从不同他父亲争辩。他说："我不打算改变他的主张，他也不打算改变我的主张。"父子俩都同意他们可以愉快地保持不同意见。1953年秋天，我第一次在海恩尼斯港同约瑟夫·肯尼迪会面时，他对我说："你不能替我起草演说稿。你的自由派观点太强了。但是替杰克起草稿子，那是另一回事。"——我后来才知道这是友好的口吻。　　父子俩几乎不可能再不相同了。总统微笑着对全国制造商协会1961年的大会说，在选举中支持他的"没有几个"该会会员，必然是"认为，我是我父亲的儿于"。父子俩都有一种自然的魅力——但是父亲虽然内心富于感情，却经常显得执拗和粗暴，而儿子则在外表上总显得很平静。两人都有一种讨人喜欢的爱尔兰式微笑，但是父亲却比他这无限耐心的儿子容易动怒发作。两人都具有坚强的意志，能够作出果断的决定，并坚持到底，但是同儿子的一贯从容镇静相比，父亲的外表要急躁些。父亲平常的谈话往往喜欢夸张，儿子的讲话无论在私下或在公共场合常常总具有平静而含蓄的特点。　　两人都憎恨战争，但是父亲比较倾向于建立一个美利坚堡垒的观念，而儿子则觉得我们应关心的事情必须是全球性的。在内政问题上，父亲虽然喜欢早些年代的较为简单的机构和较低的赋税，但是更强调人物和问题的因素。1953年，他的儿子对我说："你知道吗，去年大选的时候，他对总统的第一个选择是罗伯特·A·塔夫脱参议员，第二个选择是威廉·O·道格拉斯大法官？"　　父子俩也有很多共同之处：使人欣喜的幽默感、强烈的家庭观念、对国家情况的关怀、无穷的活力，以及不论形势多么不利或压力多么大时也始终保持着的自信神情。（这位总统候选人在尼克松一肯尼迪第二次辩论后听了父亲在电话中通常给他的鼓励后说：其他的因素。　　杰克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　　　乔的牺牲对我们大家是一次很大的震动。他件件事都干得很出色，而且以极大的热情去干。就连在一个象我们这样弟兄姊妹很多的家庭里，他的地位仍然是无法填补起来的。　　但是，对杰克和他的父亲来讲，兄弟鲍勃在某种程度上是接近于填补起这个位置。鲍勃比杰克小九岁，青年时代同哥哥并不那么亲密。哥哥说："我记得第一次遇见鲍勃是一年夏天在科德角，那时他才三岁半。"我记得1953年我第一次遇见鲍勃的时候，他还没有显现出后来使他成为如此重要的一个内阁成员的那份耐心和观察力。他应友人人事处处长弗朗西斯·弗拉纳根的邀请，接受了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一个工作人员的位置。当时在狂热的委员会主席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的主持下，该委员会即将横行一时。肯尼迪参议员告诉我，他反对他的弟弟接受这个位置，但是又不愿意阻碍他。没有多久，鲍勃就离开了麦卡锡和他的总顾问罗伊·科恩，鲍勃说，他们不太注重事实。　　在那些日子里，当鲍勃受到挫折时，他可以象他的体格那样粗野（就象以前他的哥哥乔外表看来那样）。当时，他也倾向于比较好斗的观点，这使他父亲很喜爱他。但是他的绝对的忠诚和冷静的判断力，使得他成为不那么爱好争论的哥哥的一个难能可贵的知心人。在1952年杰克竞选参议员的时候，正象在1960年他竞选总统时那样，鲍勃理所当然地被挑选为竞选经理。比起任何一个职业政客来，可以毫无保留地信任他，他可以把"不"字说得更有力点，还可以以更大的权威代表候选人讲话。参议员在接见一个记者时说："如果明天我遭到什么意外，我的弟弟鲍勃将竞选我的席位，正如乔死了以后我就进入政界一样。"鲍勃的独一无二的作用几乎在以下的每章里，都体现出来了。　　另一个弟弟特迪①日益表现出来具有杰克那种热情洋溢和受人爱戴的吸引力和天生的政治本能的迹象。1957年9月，《星期六晚邮报》的一篇文章里概括说：　　　肯尼迪弟兄的热情的钦佩者……满怀信心地盼望着有一天杰克会进入白宫，鲍勃在内阁里当上司法部长，而特迪则成为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但是就连热情的钦佩者也认为，那一天就算真会到来的话，也还是很遥远的。　　①特迪是爱德华的昵称。——译者　　杰克代替哥哥乔成了肯尼迪家族的领袖，他成了提出忠告和帮助的源泉和肯尼迪家族热爱的对象。反过来他对父母和弟妹们的赞许也比对任何别人（除了他的妻子外）的赞许更为在意。他对他们的旅行、配偶、教育、事业、仪表、古怪行为和意见都真诚地感兴趣。例如，他在白宫时甚至还抽空同他妹妹帕特①的丈夫彼得·劳福德②谈论他的演戏工作，并为彼得尽了些力而不让他知道。　　①即帕特里夏。——译者　　②彼得·劳福德，美国电影演员。——译者　　尽管肯尼迪家的人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每一个人都同这位参议员有所不同，而他们彼此之间也有所不同。不过他们全被真诚的父母子女和兄弟姊妹的感情联系在一起。这种感情由于家庭的悲剧和自豪感而得到加强。他们全非常好强，在家里相互竞争。可是到了同外界竞争时，他们团结一致的热忱使杰克增添了力量，并使他的对手感到畏惧。　　杰奎琳·布维尔·肯尼迪不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但她生得异常俏丽、极其聪明，而且具有无比的魅力，因此她是一笔天生的政治资产。当她同肯尼迪在他们的朋友查尔斯，巴特利特家中会面时，她是一个不关心政治的女记者。据她说，"巴特利特老脸厚皮地做了一年的媒。"1953年夏天，她第一次到参议员的办公室参观时（作为他的未婚妻），似乎为他的工作的复杂性吓倒了。同年9月21日，他们在纽波特结婚后，她使肯尼迪对艺术稍微发生了一些兴趣，肯尼迪也使她对政治稍微发生了一些兴趣。　　她是在远离政治斗争喧嚣的优雅的社交界里长大的。最初，她在政界和参加政治工作的人中找不到什么吸引她的东西。政治占去她丈夫的时间太多了。从事政治活动的人们过于频繁地侵犯他们俩的私生活。有位记者引用她谈到他们新婚生活的话说："就好象是同旋风结了婚一样。就我同杰克见面这件事来说，政治多少是我的一个敌人。"她并不想撰写演讲稿或是去纠正错误，虽然她对丈夫事业的兴趣逐渐增长了。她在1960年一次简短的谈话中承认，她"从小到大受的是共和党人的教养。但是你得先做一个共和党人，才能认识到做一个民主党人多么好。"　　她迟迟不愿接受竞选运动和四下握手这种辛苦生活，肯尼迪也不愿强加给她，这是可以理解的。每当她能陪他一起旅行时，她那羞怯的妩媚和微笑总加强了群众对候选人的兴趣。但是在他们婚后的初期，她宁愿寻找一些较为文静的方式来帮助比她大十二岁的丈夫：把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法文著作翻译出来，为了跟上他的阅读而学习历史（她说："他比我同他结婚前所想象的要严肃得多。"），尤其重要的是，要为他提供一个轻松愉快的家庭生活，使他可以抛开对世界事务的烦恼。上一章目　录下一章□ 作者：西奥多·索伦森第二章　参议员　　约翰·肯尼迪并不是参议院伟大的领袖之一。几乎没有什么具有全国性重要意义的法律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1958年11月，当他在参议院结束了传统上不活跃的参议员的新手生涯以后，他为参议院作出重要贡献的机会又因为竞选总统的种种要求而日益减少——除了为公正的劳工改革和抵制非法买卖进行过战斗。　　在肯尼迪任职的头四年里，他参加的两个委员会——劳工委员会和政府工作委员会——几乎没有处理过什么重要的立法工作。他想为政府工作委员会争取重要任务（例如调查院外活动）的努力和他想以自己在该委员会的席位换一个比较重要的委员会中的席位的努力都落空了。1957年，多数党领袖林登·约翰逊提名他为有声望的外交委员会委员，不过1955年当参议员肯尼迪还在欧洲时，我就曾有机会写信给他说：　　　林登·约翰逊终于成功地补救了他提名你为外交委员会或财政委员会成员所遭到的失败。他已推荐你去担任波士顿国家古迹委员会的委员：　　尽管如此，综观他在参议院的八年，参议员肯尼迪还是可以为他在委员会中不那么引人注目的工作、为他参与的重大辩论、为他帮助挫败了不一定有益的措施，以及为他可以居功的一些较小的法案、修正案和法案修订而感到自豪。所有这些工作并不是尽人皆知或引起争议的。例如，他首先提出的那项决议案，导致了"三人智囊团"就西方对印度和巴基斯坦援助标准所作的研究。这件事极其重要，但很少被人提起。回顾一下他的投票记录以及他所倡议的、尔后又被通过的法案和修正案，我们不难看出他的日益扩大的视野、日渐加深的信念，以及对选民、对各种思想日见增长的兴趣。除了因病缺席外，他在唱名投票时的出席记录有所改善——虽然由于他在1959-1960年的竞选活动和他在委员会中责任的加重，在时间上往往不免发生冲突。（1961年，肯尼迪在维也纳会见尼基塔·赫鲁晓夫时曾提到，当这位部长会议主席访问美国时，他们曾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会见过。赫鲁晓夫回答说："我记得……那天你迟到。"）　　同其他参议员的关系　　参议员肯尼迪始终不是参议院核心集团的正式成员。这个"俱乐部"的影响被它的辩护人和它的诋毁者共同夸大了。肯尼迪太年轻、太自由主义、太直言不讳。在他担任第一任参议员的初期，在参加一次全院的辩论时，他离开他的后座向前排靠拢，暂时坐到了参议院中的"老前辈"卡尔·海登的身旁。海登四十多年前就已经进入国会了。肯尼迪一贯对历史感兴趣，于是他问参议员海登，在这段时期内，国会如果有变化的话，到底有些什么变化。海登回答说："从前新议员是不发言的。"　　不过即使在肯尼迪担任参议员的初期，年资较长的参议员也会同意海军第一次提升他时所写的报告："很乐于工作，工作非常认真。"几乎所有的参议员都喜欢他和尊重他。民主党内的同僚也很赞赏他，因为请他在捐款宴会上发言或在电视报告会上露面，总是有求必应的。他的亲密的友人既有约翰·谢尔曼·库珀这样的自由派共和党人，也有乔治·斯马瑟斯这样的保守派民主党人。他对院内辩论所作的贡献，以细致的事实和冷静的逻辑性而受到了好评。他在委员会里和在全院的独立投票被誉为明智、勇敢和克制的产物。　　在他的同事中，他并没有真正的"敌人"——可能只有两个例外。一个是缅因州的女参议员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肯尼迪在1963年把她称为"一个很可怕的政治人物"。在他为其他新参议员竞选人奔走期间，史密斯把肯尼迪替跟她竞争的一个民主党对手所作的竞选活动看作是对她个人的冒犯。她是持这种看法的唯一的共和党参议员。　　另一个"敌人"是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麦卡锡和肯尼迪有很多理由应该接近。没有一个州比马萨诸塞州拥有更多的支持麦卡锡的人。没有一家报纸比波士顿《邮报》更忠于麦卡锡的全部事业。在1952年的参议员竞选运动中，麦卡锡没有在马萨诸塞州发表演说，由于肯尼迪和洛奇两人都拿不准这会产生什么影响，就都没有对他的做法提出疑问。麦卡锡的委员会在1953年曾聘请鲍勃·肯尼迪做他们的工作人员。在这以前，他曾到科德角去拜访过肯尼迪家的女孩子们。有一段时间，他还受到过肯尼迪大使①的嘉许。　　①指约翰·肯尼迪的父亲。——译者　　但是麦卡锡追查赤色分子、左倾分子和追求头条新闻等滥施淫威的做法，往往践踏了那些无辜者的自由权利和情感；约翰·肯尼迪是一个富于理性、通情达理的人，不可能对所谓麦卡锡主义的极端主义无动于衷。他投票反对批准麦卡锡的朋友罗伯特·李去主持联邦交通委员会——这次投票变成了对麦卡锡的实力和观点的一次考验。在这次投票后，麦卡锡在走廊里遇到肯尼迪时总连头也不点便走了过去。麦卡锡还为下列几件事感到很失望：肯尼迪支持查尔斯。奇普"·波伦出任驻苏大使；不顾麦卡锡私下的要求，支持哈佛大学前校长詹姆斯·B·科南特出任驻西德大使；支持哈奇法案的一项修正案，该法案使麦卡锡的朋友、当时国务院安全事务的首脑斯科特·麦克劳德无法发表政治演说；以及后来反对提名麦克劳德出任驻爱尔兰大使。（肯尼迪对我说："对他们想去掉麦克劳德的要求我很同情，他为什么老是挑剔可怜、古老的爱尔兰呢？"）　　此外，肯尼迪还是麦卡锡担任主席的政府工作委员会全体会议中麦卡锡一方的眼中钉（麦卡锡又是该委员会所属调查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当麦卡锡打算委派前参议员欧文·布鲁斯特为全体会议总顾问时，肯尼迪担心布鲁斯特著名的那种手法会把小组委员会犯下的一切罪恶又转移到全体会议上来，于是出面拖延并挫败了这项任命。由于科利斯·拉蒙特①拒绝答复有关他所著书籍的质询，麦卡锡想要定他藐视传讯罪，但遭到肯尼迪在委员会中的阻挠……　　参议院中的民权问题　　①科利斯·拉蒙特，美国知名的作家，专门从事苏联问题的讲授和著作，1943-1946年任美苏友好协会会长。——译者　　民权问题在马萨诸塞州不是一个重要的争端，因为反对种族歧视的正义的法律和持续不断的种族歧视行为在那里已经相安无事地共存了许多年。虽然如此，肯尼迪当众议员和参议员时，都曾参加到两院中拥护民权的小集团中去。他支持一个强有力的公平就业委员会，支持取消人头税，支持反对私刑的立法，并支持修订关于妨碍议事活动的规则。在来自新英格兰的众议员中，他是第一个委派一个黑人做他的工作人员的。　　1957年，他支持行政部门提出的温和的、但是创先例的选举权法案。不过他要我查清关于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提出的那项裁定，即绕过由委员会审议该法案的做法，是否有任何法律根据。①当我报告说，我从参议院的规则和先例，以及从宪法中都找不到这种根据，而且这会使保守的参议员们在工作权和众议院的其他法案上要同样的花招时，他便支持莫尔斯的没有成功的要求，即民权法案应按正常程序送交委员会，并须在一星期内审议完毕。　　①根据正常的表决程序，向国会两院提出的议案均先送交有关的常设委员会，在委员会里进行讨论表决，作出通过、修改或否决的决定，然后再向两院提出，供两院全体会议审议。——译者　　许多维护民权的民主党人私下也同意莫尔斯的意见，认为放弃传统程序所引起的恶感会使一个强有力的议案更难获得通过。但是由于他们担心在政治上被尼克松和共和党人的策略所击败，所以他们大多数人全投票支持尼克松的裁定，而肯尼迪支持按正常程序的投票，则被民权派的领袖们谴责为企图在总统竞选中争取南方的支持。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一次代表大会上，在波士顿黑人领袖们的信件中，在报刊社论和专栏文章里，肯尼迪的投票都受到了攻击。　　他在不止一篇演说中曾引用过一首据说是在一个逝世的议员的文件中找到的传奇式的诗篇：　　　在生命行将熄灭的余烬里，　　　令我引以为憾的是：　　　我做"对"了时，没有人会记住，　　　我做"错"了时，没有人会忘记。　　工会的舞弊行为和改革　　不过他在参议院里冒着风险去得罪的对象，在传统的民主党联盟的成员中还不止是黑人和南方人。有组织的劳工长期以来一直是肯尼迪的强有力的同盟者。他在参众两院任职期间，始终都在两院的劳工委员会内工作。劳工领袖们赞赏他在众议院反对塔夫脱-哈特莱法案，在参议院带头争取提高最低工资、改善社会保险，其中包括医疗照顾、支援经济萧条地区，以及确定全国失业补助金的标准等。他在劳工方面作出的成绩，用夸张的政治语言来说，是"百分之一千"的。马萨诸塞州的卡车司机工会（他们同他们的全国性领导人所干的贪污行为从来没有什么牵连）一贯是拥护肯尼迪的。但在1957-1959年间，肯尼迪和他的劳工界朋友之间的关系却变得十分紧张起来。　　为了进一步搜集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当时由约翰·麦克莱伦为主席，罗伯特·肯尼迪为总顾问）最初揭发出的工会贪污的材料，参议院在1957年成立了一个调查工会舞弊行为的专门调查委员会，由麦克莱伦小组委员会和参议院劳工委员会抽调人员组成。麦克莱伦和鲍勃·肯尼迪继续担任原来的工作，约翰·肯尼迪也应邀参加。　　他知道这意味着要拿他同有组织的劳工的良好关系冒险——而且至少有两个想担当国家重任的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和斯图尔特·赛明顿都拒绝参加。当时还有暗示，说只要鲍勃·肯尼迪"做得漂亮"，全国卡车司机工会就支持约翰当总统候选人。①　　①这大概意味着卡车司机工会主席吉米·霍法原来自认为是民主党内的一个实力人物，但是，在调查开始以后，他竟然说肯尼迪弟兄们一心想打击他，因为他是共和党人。　　但是不管这里面有些什么政治陷阱，肯尼迪却很感兴趣。自从他在众议院研究了塔夫脱-哈特莱法案以后，他对工会内部一些安全保障措施就很感兴趣。作为参议院劳工委员会劳工立法小组委员会主席，他知道他不可避免地会被卷入听证会上所提出的任何立法建议（虽然他放弃了离开劳工委员会而接受另一个委员会职位的机会）。很多已被挑选出来的、具有人所共知的反劳工观点的工会舞弊调查委员会委员们，特别是具有那些观点的南卡罗莱纳州的斯特罗姆·瑟蒙德，很想在肯尼迪谢绝当委员的情况下，接替他的位置。这着重地说明了肯尼迪接受这个职务的艰巨性和必要性。　　他决定参加这个委员会。他主持委员会作出有关劳工改革的立法。在他的国会生涯中，他第一次以几年的时间，精力非常集中地，几乎排除一切杂务地专搞一项立法。据《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说，他是"破釜沉舟"，不争取劳工支持他竞选总统了。参议员本人后来有一次超然地自我评价时——它既不是吹牛，也不是抱怨——提到，这"肯定是任何总统候选人所能承担的最艰巨的政治任务了"。　　劳工领袖们对他先是冷淡、猜疑，后来则是激烈地反对。劳联一产联主席乔治·米尼在肯尼迪为他提出的改革法案召开的一次听证会上大声嚷道："愿上帝把我们从我们朋友的手中拯救出来吧！"——对此，肯尼迪冷静地回答说："米尼先生，我也要说这句话。"机械工人工会主席艾尔·海斯把肯尼迪比作阿根廷独裁者庇隆。其他的人则试图在他们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谴责他。但是这时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威廉·诺兰就一项福利及养老金法案提出并几乎要通过一批反劳工的修正案。米尼和工会的大多数高级领导人才逐渐勉强地认识到，通过某种立法是不可避免的了——而可供选择的对象是：要么通过肯尼迪的劳-资改革法案，以铲除他们既不能否认也不能宽恕的舞弊行为；要么就通过诺兰的劳-资关系法案，以限制他们工会谈判的权利。　　在随后发生的斗争中，多数劳联一产联领袖既支持建设性的法案，也支持他们自己志愿的法规。这次斗争使参议员极为深刻地看到了劳工领袖们的品质。象贝克、霍法以及他们的流氓朋友这样一伙人很快便从其他人中孤立出来。不过他发现，并不是所有正派的工会领袖都能象霍法那样有效地行使权力。在一次旅途中他对我说，有些人因为多年掌权，已经变得软弱无力，并同他们的工会会员们脱离接触或互不协调了。有些人思想贫乏，单靠他们手下的人和律师来办事。有些人只不过是傀儡，不能有效地控制他们的工会。有些人，象建筑行业和铁路兄弟工会的领导人很有能力，因为他们把精力全部集中在对会员有影响的问题上，并且对两党的朋友都给以报酬。　　企业界的人也怨恨肯尼迪弟兄，因为他们揭露了资方同舞弊分子的勾结。美国律师公会主席也怨恨这位参议员，因为他发表声明，指责有组织的律师对于其会员同舞弊分子勾结，侵吞工会经费的事"显然漠不关心"，而他则对此深表关切。各种各样的民主党政客也对肯尼迪弟兄俩施加压力。当那个以伊利诺斯州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委员和史蒂文森密友的身份闻名的杰克·阿维代表一个当事人要求参议员肯尼迪进行调解时，参议员告诉他，只有总顾问肯尼迪能制止调查。等阿维和他的同事离开，到委员会办公室去以后，参议员把鲍勃叫来告诉他，他认为这个请求"令人作呕"。　　随着这些反对者的压力增大，肯尼迪的决心也增大了。在拉尔夫，邓根、哈佛大学劳工法专家阿奇博尔德·考克斯，以及由其他六位学者组成的一个小组的帮助下，他起草了一份劳工改革法案，掌握了劳工法的错综复杂细节，并且第一次真正掌握了立法的程序。1958年，肯尼迪一艾夫斯法案在参议院以八十八票对一票获得通过，结果在众议院却被葬送了。1959年，经过在院内长期艰巨的斗争，肯尼迪一欧文法案以九十票对一票获得通过。　　这个法案于是同众议院所通过的兰德勒姆一格里芬法案一起提交会议进行协商。肯尼迪宁愿通过一项折衷方案而不愿什么法案也不通过，他终于能从众议院通过的法案中删去了十五项限制工会正常活动的条款，同时却保存了他自己的关于限制工会舞弊行为的条款。虽然最后的文本总的说来更接近于参议院的法案。但他却认为法案不冠上他的姓名是更为策略的。　　在整个这项长时期的立法努力中，贯穿了调查性的探索工作。当他签署麦克莱伦委员会报告时，一些全国性的和马萨诸塞州的工会领袖们被激怒了。他回答说，如果他不签字，他在参议院里关于这个问题的信用就会丧失掉了。但是这使他在政治上既有损失。也有收获。电视观众们对肯尼迪兄弟越来越熟悉了，他们看到肯尼迪兄弟严厉地盘问那些不诚实的工会领袖，并教训那些滥用诚实会员基金的骗子。同麦卡锡的作风不一样，这个委员会给一切证人以提出事先准备好了的声明的权利，给予提出问题进行盘问的权利和获得证词文本的权利，反对一人作证，完全防止自证其罪。　　参议员办公室　　在肯尼迪担任参议员期间，参议院办公大楼第362室的房门总是敞开着的。肯尼迪的参议员工作使他自己和马萨诸塞州的选民都感到满意。　　一开始，工作步调是狂热的，工作时间也很长。他的工作人员全出力地干，因为参议员也很出力，还因为他的活力和热忱具有感染性。巴里·戈德华德①对一个朋友说，晚上他离开大楼时，仍然在办公的唯一的办公室必然是肯尼迪的办公室。走廊正对面副总统尼克松的办公室里，秘书们经常分两班工作。但是肯尼迪办公室里的女秘书们既没有加班费，也没有补休，一贯工作上十小时、十二小时或更长的时间，而且几乎没有人调班。（尼克松和肯尼迪一起进入国会，彼此相当友好。1953年肯尼迪举行的一次鸡尾酒会上，来宾包括他的全体工作人员，连速记员也在内。来宾还有理查德·尼克松一家。副总统偶尔也到我们办公室来看望一下，1955年还送了一篮水果来，表示欢迎参议员从疗养中归来。在这以前，当民主党在1954年的选举中以一票之多似将重新控制参议院时，副总统把我找去说，他无意让共和党人趁肯尼迪住院的机会把参议院组织起来。）　　①巴里·戈德华德（1900-），美国共和党参议员，1964年曾被提名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译者　　参议员对他下属的工作并不总是满意的。他不喜欢抱怨者和工作拖拉的人。他想知道实情和争执双方的论点，但是他特别厌恶只向他报告坏消息的人。他总想知道更多的细节和书面的东西，同时总能看到每一行动或每一见解可以配合进去的更为广阔的图景。　　他作为雇主，象他平时的为人一样，对雇员是很耐心的，不过他不能容忍效率不高和工作无能的人。他一向平易近人，肯倾听别人的意见，能迅速领会一项建议，只有在没有建议的时候才感到失望。当他对我们的工作表示不同意或不满意时，他从不提高嗓音。诚然，他很少对任何工作人员发火，而且即使发火，为时也很短。但是他作为参议员，却有一个对行政官员说来很严重的弱点，即他不愿辞退任何人。　　1953年，他原来分派给我的工作是为新英格兰的经挤草拟一份立法计划。这件事就在那一年里导致他在参议院全院会议上一连发表了三篇内容广泛的演说，提出了若干法案、有关的演说和向全国性杂志投稿的文章，并建立了新英格兰参议员会议的正式组织（由一个内布拉斯加人担任秘书）。　　他在参议院发表的一系列演说中所建议召开的新英格兰参议员会议是他和马萨诸塞州的同事、彬彬有礼的莱弗里特·索顿斯托尔共同发起的。从那以后，我们两个办公室在马萨诸塞州的各项问题上就密切合作、共同工作，我们召开了一些联席会议，发表了一些联合公告。　　虽然索顿斯托尔和肯尼迪两人在全国性政策方面往往投不同的票，但彼此尊重，也颇亲密。他们两人都由于同对方合作而亭有额外的政治支持。这两人私下宁愿同一位反对党同事分享参议院特权，而不愿同他们自己党的一个竞争者分享这种特权。他们轮流带头提出有关马萨诸塞州的联合提案。这些提案在这位老资格参议员的1954年和1960年竞选运动中，将称为索顿斯托尔-肯尼迪法案，而在1958年的竞选运动中则称为肯尼迪-索顿斯托尔法案。他们两人对此是完全有默契的。　　关于他处理问题是从地方着眼，还是从全国着眼这一问题，最严峻的考验出现在1954年年初，当时圣劳伦斯航道问题①再一次在参议院提了出来。这个问题二十年都未获通过。马萨诸塞州的所有参议员和众议员不问党派和地区，二十年里一直投票反对它。肯尼迪在1952年竞选中也反对过它。马萨诸塞州的港口业和铁路业是反对这个法案的院外集团中的中坚分子。波士顿的码头工人一向是肯尼迪的忠实支持者。他们也谴责这个法案，认为它是对他们工作的一种威胁。　　①圣劳伦斯航道系美国和加拿大在圣劳伦斯河联合修建的一项工程，目的在于使圣劳伦斯湾和安大略湖之间可以通航远洋轮船。此项工程在美国引起长期争论，直到1954年国会才批准美国参加修建。——译者　　但是参议员出于他的个性，要我替他汇集有关的客观事实——事实表明这条河道不会造成人们所说的那种损害，而且从国家利益来看，是很需要的。如果美国再拖延下去，很可能（这在1952年还不清楚）加拿大就会独资修建这项工程。他吩咐草拟一篇演说支持这项计划，但在第二天以前不作最后决定，让他好"考虑一晚"。　　第二天，他承认自己没有睡多少时间。几年以后，他作出了远比这一次艰巨和危险的决定而没有失眠。不过这一次在许多方面都成为这位三十六岁参议员的一个转折点。他没有义务为航道投票，从而危及他的政治根据地。没有人要求他为任何一方发言。假定他不声不响投一次反对票，也没有人会注意。但是他决心代表国家利益。他对他的选民们说，他们的地区性观念只会使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继续忽视他们。最初，他仍然踌躇不决。随后，他把头一摆——我经常看到他这样一摆，意思是说，"嘿，这是我好歹必须做的事"——走到参议院讲坛上，发表了这篇演说。　　他引证他的州历来反对此事的传统，并宣称，"我不能接受对一个美国参议员职责的那种狭隘的看法。"我自豪地站在大厅的后边，人们立即围着我，向我索取演说稿。这篇演说被认为是参议员一生事业以及关于航道问题辩论的一个转折点。航道法案终于成了法律。波士顿《邮报，指控肯尼迪"使新英格兰遭到毁灭"。1958年，他的对手指控他，他这样做是为了帮助约瑟夫·肯尼迪在芝加哥的商品市场。波士顿市议会的一个朋友告诫他，不要参加1954年圣帕特里克节日的游行，以免在码头工人住宅区被人辱骂和遭遇更坏的事。但是他大踏步前进——没有发生意外事件。在他一生的政治生涯中，他不愿逃避他的听众中可能出现的敌意行为，无论是在波士顿、杰克逊、休斯敦、加拉加斯或达拉斯。　　在参议院的演说　　肯尼迪每发表一次讲话，工作人员总要事先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在国会图书馆，他以借阅参考书最多而闻名。他在参议院发表的重要演说并不象有些比较喜欢讲话的同事那么多，他也不以一篇演说所受到的宣传来衡量自己或其他人发言的效果。　　参议员肯尼迪发表的经过最仔细研究、受到最广泛宣传、但完全遭到官方忽视的演说之一，就是1957年概述美国和西方通过谈判最终解决阿尔及利亚自决问题的利害关系的那篇。这篇演说在随后的年代中证明大部分都说对了，而且在某些方面也不幸而言中，但当时它在巴黎和华盛顿都受到尖锐的批评。他后来发现，他的姓名和演说在整个北非却受到人们欢呼——访问过阿尔及利亚营地的一个美国记者曾向参议员谈到，他当时感到很惊讶，因为那些疲乏、肮脏的叛军向他询问肯尼迪当选总统的可能性。不过美国并没有阿尔及利亚选民，因此记者们便拚命寻找他们的政治动机。　　关于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这篇演说，同参议员多年来认为西方殖民主义具有危险性的信念是一致的，同他在较早时期发表的关于法属印度支那的两篇演说也是一致的。他在1953年和1954年曾说过，越南人民实现独立的问题拖延得越久，我们对法美两国的反复的预言——法国即将取得军事胜利——相信得愈久，那么越南和它的姊妹国家一旦获得完全自由后，其前途就将愈加困难。当时他还不能预见到，他自己将如何深深地被卷入这些正确地预见到的困难中去。的确，在许多问题上——阿尔及利亚问题、印度支那问题、印度问题、波兰问题、拉丁美洲问题以及防御问题——肯尼迪的演说都大大地走到了他的同事和头条新闻的前面。　　当肯尼迪在参议院发表的一篇重要演说引起了同反对党的辩论时，他通常能坚持立场，顶住资历较老的共和党参议员的攻击。例如对于霍默·弗格森为艾森豪威尔的"新面貌政策"①削减陆军实力所进行的辩护，对于斯泰尔斯·布里奇斯反对肯尼迪关于增加对印度援助的请求，对于威廉·诺兰以一票之差击败肯尼迪提出的鼓舞波兰民族主义的一个方案，或是对于霍默·凯普哈特要求参议院举行秘密会议，以辩论肯尼迪指责我国战略部队团步自封的问题等，都是如此。　　①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政府提出了所谓"新面貌政策"，强调美国不直接卷入局部战争，加紧武装外国雇佣军队，组织侵略性军事联盟，扩大战略空军，发展新武器，建立"报复性"的攻击力量。——译者　　他的著作　　除了演讲稿以外，他在任期之中还开始为杂志写了大量的文章——包括立法、政治、外交政策、经济问题和历史等方面。在这项工作上，他也要我给予帮助。早在1954年，他曾要我读艾加著的《联合的代价》一书中的一节，因为这一节一直使他感觉兴趣。其中讲到了约翰·昆西·亚当斯作为马萨诸塞州联邦派参议员的独立风格。他说，如果我们能找到更多的这种参议员抵抗选民压力的事例，那末他就有材料好写一篇有价值的杂志文章了。他希望提醒人们，政治是——而且能够是——最崇高的职业。　　后来，在1955年1月中旬，参议员闲着没事干。他因为背部动手术后需要疗养，正在棕榈滩父亲的住宅里卧床休养。他有时没精打采，有时满心烦躁。他知道自己的头脑需要一种引人入胜的活动以补偿身体不能活动的痛苦。通过电话和信件往返商讨，他的《政治上的勇气》一稿的规划复活了。他写成了草稿，送了一份给《哈珀杂志》去考虑。文章暂时定名为《政治勇气的典范》。这时，一种念头已在参议员的心中日益滋长起来，即这类材料很多，足够写一本书而不仅是一篇文章。　　哈珀对于出版一本书很感兴趣，源源不断的材料开始送到参议员床边的小桌子上。我在3月中旬以前一直没有见到他，但是我几乎天天通过信件，有时还通过电话接到他的指示——把书给他送去，起草一些备忘录，查对资料来源以及搜集种种材料。他浏览了二百多本书籍、期刊、杂志、《国会记录》和旧的报纸，还有我父亲同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诺里斯来往的信件以及其他来源的资料。　　他坚持要了解所写书每一章的全部历史背景。在他边读边写时，他对自己的政治哲学以及在民主政治中一个担任公职的人的职责，产生了远较过去深刻的见解。　　除了绪言和尾声两章以外，大部分手稿在6月1日他回到参议院前都已经完成了。几箱子的书，大部分是国会图书馆的财产，从棕榈滩运回了华盛顿。他在办公室和家里仍然日日夜夜地继续从事这项工作。最后，他选定了这一书名：《勇敢人物的画像》。　　随着《勇敢人物的画像》在1956年1月1日的出版，约翰·肯尼迪不再是"初出茅庐的参议员"了。这本书立即成为一部历久不衰的畅销书。它博得了不少好评，并译成了好几十种文字，从波斯文到古吉拉特文①。虽然除了其中的一章外，想把这本书改编为电视剧本或电影剧本的尝试在1963年以前都失败了，但是大多数章节都已由发行量很大的杂志和报纸予以转载。一些作品评论午餐会和大学也邀请作者去发表演讲。许多荣誉学位开始象雨点般地落到他的身上。但是他一生中受到的最使他高兴的荣誉是1957年获得的传记奖"普利策奖金"。　　①印度的一种语言。——译者上一章目　录下一章□ 作者：西奥多·索伦森第三章　政治家　　1956年，哈佛大学授予约翰·肯尼迪名誉学位，并附有一张证书，措辞同他的最精彩的演说一样简洁和对称："勇敢的军官，干练的参议员，哈佛的儿子。他对党忠诚，坚持原则。"　　后面一句话绝妙地总结了这位参议员的政治立场。他对党忠诚，坚持原则。他在参议院的投票都是自行决定的，但同他的党内进步分子是一致的。他在投票时，不总是绝对投民主党的票；不过他多少年来一直忙于为马萨诸塞州内外的其他民主党人发表演说和募集基金。在竞选运动的宣传活动中，他不象很多人那样隐瞒自己的党籍，但是他也成功地赢得了无党派人士和共和党的选票。关于政治问题，他很少在意个人因素——虽然他私下的谈活中议论人物多于议论问题——而且他并不厌恶反对他、甚至攻击他的人，只要他们的立场是坦率的、对事不对人的。　　在《勇敢人物的画像》那本书里，他写道："我们不能容许对党负责的压力在所有问题上把表达个人责任感的要求全淹没了。"但是他是一个有党派观念的民主党人。在第一任参议员任期中，他曾对我说，假使他是从外层空间来到这里且完全不了解这些争端的活，那末"在听了一会儿蒙特、柯蒂斯以及那一群人的发言之后，他也会欣然地做一个民主党人的"。他说，民主党人一般说来比较重感情、比较有远见、比较有活力。他们并不满足于现状，他们相信他们能够改善现状。　　但是他的党派观念并不是盲目的或是强烈的，不足以使马萨诸塞州的某些"专职的"党魁、"政客"、政治喽啰和帮闲们喜爱他。象他们大多数人一样，他也是爱尔兰人的后裔，但他是一个"哈佛的爱尔兰人"。　　一些职业政客们认为，早在当一个年轻的众议员时，他就已经表现出来对党是不可靠的。在1947年，他是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代表团成员中唯一不愿意在请求杜鲁门总统宽大处理詹姆斯·迈克尔·柯利的请愿书上签名的人。柯利一度是波士顿市长、众议员和马萨诸塞州州长，被认为是民主党老派政治家中的一个"元老"。肯尼迪同这类政治家是不想混在一起的。他后来告诉我，更重要的是，柯利由于邮件诈骗罪被判徒刑，刚关进监狱不久，而且经过同有关当局核查以后，表明没有健康上的理由可以请求赦免。尽管柯利在他以前的选区很得人心，尽管代表团团长约翰·麦科马克提出了请求，这位年轻的众议员并没有被说服，他并不认为柯利的提早获释会有助于保全党的形象。　　约翰·肯尼迪对已故的俄亥俄州参议员罗伯特·A·塔夫脱所表示的尊敬，不仅使约瑟夫·P·肯尼迪高兴，而且使一个关键性的支持者和朋友巴兹尔·布鲁尔也高兴。布鲁尔是马萨诸塞州新贝德福有影响的《旗帜时报》的发行人，又是马萨诸塞州一个保守的共和党人，他还是老肯尼迪的旧友和亨利·卡伯特·洛奇的宿敌。1952年，在洛奇帮助艾森豪威尔击败塔夫脱、赢得共和党的提名后，《旗帜时报》支持肯尼迪而不支持洛奇竞选参议员。肯尼迪在新贝德福地区积累起的二万二千张额外的选票，对于他取得胜利的仅仅七万张选票的差额有一定的帮助。　　再次当选参议员　　由于这次当选的票数差距很小，肯尼迪对我说，"这个州里任何人都可以走进这个办公室来说我这次当选是他的功劳。"因为考虑到这次选票差距小，所以他在1952年的竞选运动结束的那天，就开始了1958年的竞选活动。①在再次竞选正式开始前将近六年的时间里，他不容许任何其他问题使他分心，也不容许轻易取胜的预测来干扰他为1958年获胜所采取的五个基本途径：　　①由于1958年的竞选运动和肯尼迪在马萨诸塞州政治生活中的崭露头角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我将先讲1958年的事情，然后再回过头来讲述1956年比较短暂的竞选副总统提名的经过。　　1．同他在本州每个角落用心培育起来的个人组织保持接触。　　2．每年，关于他"为马萨诸塞州多做一些工作"而谋求提出立法和行政行动的详细报告遍寄马萨诸塞州各地。　　3．参议员越来越多地利用周末的时间到州内各地去发表演说。他的大部分演说，特别是在小市镇上发表的，都是超党派的，而且口气相当温和。　　4．仔细培育马萨诸塞州各种报纸对他的好感，因为这些报纸大都是共和党的，而且在1952年几乎全部拥护洛奇。记者、编辑和报刊发行人到参议员的办公室去，总是深受欢迎的。报社经理凡是需要一个代言人，一篇社外人士撰写的社论，或是在某-个与政府有关的问题上需要有人帮忙时，总发现参议员是乐于效劳的。结果，同1952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没有一份马萨诸塞州的报纸在1958年反对肯尼迪再次当选为参议员。几乎所有的报纸，包括一贯充当共和党代言人的波士顿《先驱报多这类报纸，都公开支持他。　　5．参议员不但从来不忘记他的支持者，还经常争取他的反对者。他总是愿意忘掉分歧，宽恕诋毁他的人。他并不永远记恨，而且认为在政治问题上不应进行报复。他经常提醒共和党人，他同索顿斯托尔合作，他支持艾森豪威尔的外交政策措施以及他的独立投票记录。他经常使工商界人士知道，他努力繁荣马萨诸塞州经济和制止工会的不法行为。他告诉主张削减预算的人们，他对参议院"第二胡佛委员会报告"起着领导作用，并且向他们散发他父亲的另一个老朋友赫伯特·胡佛的热情洋溢的感谢信翻印本。意裔美人为他同弗科洛的不和而激怒，码头工人因为他支持圣劳伦斯航道而怨恨他，卡车司机工会和其他工会会员被他的劳工改革工作搞得不安。而黑人又因为他投票赞成陪审团审判问题修正案而对他有所疑忌——所有这些人以及其他一些人都收到他寄去的材料，强调他为他们的利益所做的工作，他对他们的事业的友好态度以及他对他们的领导人的支持。此外，当然，他保证做到对一切来信立刻作复，对所有来访者都表示亲切的欢迎，并尽量亲自处理州里的问题。　　肯尼迪竞选的做法在许多方面是独一无二的。这些做法后来也应用到总统竞选的预选中去，然后又在全国范围内加以应用。　　在1958年，马萨诸塞州的共和党人找不出一个愿意对抗肯尼迪的重要候选人。有些共和党战略家建议不反对肯尼迪，以便抑制民主党人出动对他投票的热潮。波士顿《先驱报》的一个专栏作家一甚至建议两党都支持他。已故的比尔·坎宁安写道，共和党人"不可能战胜他。他们不能借用一个更好的人，他们自己肯定没有一个象他这样的人……为什么不一致推举他呢？"　　约翰·肯尼迪比对手多得了八十七万三千余张选票，以创纪录的三与一之比赢得了连续第五次的政治胜利。这是马萨诸塞州历史上任何一个候选人所赢得的最大多数票和最大的总投票数。　　他使民主党的全部候选人同他一起在州内各地都赢得了胜利，并使民主党第一次在该州的议会里赢得了多数。着眼于1960年的总统选举，肯尼迪在全国各地的政治家中已造成了他所希望造成的印象。同争夺国内重要职位的候选人相比，他赢得的胜利更要大些。　　在本州各个县市，不论其政治、经济和种族情况如何，他都赢得了胜利。在马萨诸塞州历史上竞选公职的人中，他是第一个能够取得这样的胜利的人。他并没有象一年前所预测的那样丧失一部分黑人选票。与此相反，他在黑人州议员林肯·波普的选区内得到的票数比波普还多。　　竞选副总统　　肯尼迪的姓名经常被人提起，认为他是副总统的一个可能人选。在我1955年11月22日写给参议员的一封信里，我建议他为自己的健康辟谣时，曾提到人们的这种说法。1956年年初，我们第一次从西奥多·H·怀特那里听说史蒂文森在考虑提出肯尼迪，怀特当时正为一份全国性的杂志撰写一篇关于民主党的特写。他说，史蒂文森阵营里的人告诉他，正在考虑的副总统人选有两个南方人（戈尔和克莱门特，都是田纳西州人）和两个天主教徒（马萨诸塞州的肯尼迪和纽约州的瓦格纳）一提出其他三个人的姓名看来显然是作为贬低总统候选人田纳西州的凯弗维尔和纽约州的哈里曼的一种手段。因此，我们怀疑整个这件事是一个"骗局"。　　但是种子一旦入土以后，就在崇拜肯尼迪的人们的思想上（即使不是在参议员自己的思想上）扎实地成长起来了。康涅狄格州州长亚伯拉罕、里比科夫第一个支持他，接着是罗得岛州州长丹尼斯·罗伯茨。北卡罗来纳州州长卢瑟·霍奇斯说，肯尼迪在南方是可以接受的。当参议员继续以好奇甚于关切的心情观察着整个问题的时候，报纸和杂志上的一阵惊人的暴风雨式的报道和社论都热情洋溢地宣传他的可贵的特点。　　肯尼迪究竟何以会被提出来的呢？他的畅销书和他所发表的越来越多的演说，使他比大多数民主党官员更有名声。他的朝气蓬勃、风度翩翩、坦率耿直、处事稳重，以及英勇的战绩，使他对一些新的和不抱成见的投票人具有特别的吸引力。他在电视屏上的露面和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说，引起了全国的注意。据说，他的宗教信仰会有助于维护民主党的竞选名单，抵挡关于共和党说他们"对共产主义软弱"的指责，并且有助于抵消史蒂文森离婚所产生的影响。　　但是日益清楚的是，他的宗教信仰并不是在所有人的心目中都是一个有利条件。据说，史蒂文森本人就曾对他的宗教信仰所产生的影响表示出一些疑虑（他还担心肯尼迪的健康和他对民权问题是否热心）。为了副总统人选问题而递送到史蒂文森办公室的信件中有很大一批是反天主教和反肯尼迪的。匹兹堡市长戴维·劳伦斯对史蒂文森说，竞选名单上有一个天主教徒就意味着必然失败。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也抱着这样的见解。　　那年年初，《展望》杂志上一篇新闻报道的作者弗莱彻·克内贝尔给肯尼迪办公室送来一份同那篇报道类似的报告。参议员完全乐于不当副总统，不过他不甘心因自己的宗教信仰问题而被否定。他要我把我在收集的一些材料交给克内贝尔，这些材料说明潜在的"天主教徒选票"的增加，可能有助于抵消任何损失。克内贝尔要我对这些材料进一步加工，为他的《展望》杂志写一篇文章。其"结果，就是在几个月以后写成的一篇十六页的备忘录，其中包括统计数字、引文、分析和论据。它综述了史蒂文森需要夺回的那些居战略地位的、在一般情况下会投民主党的票的天主教徒的投票问题。　　参议员肯尼迪不喜欢人家越来越注意到他的宗教信仰，更不喜欢冒险使自己的助手被宣扬为这种争议的促进者。我们同他的一个有力的支持者民主党康涅狄格州委员会主席约翰·贝利商定，要他承担搞这篇备忘录的责任。这份"贝利备忘录"并不冒充是一份全面的、客观的研究文章，它是对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提名一位天主教徒做副总统的那些意见的一项政治性答复。　　使参议员感到宽慰的是，他的宗教信仰以外的有利条件再一次受到人们的重视。1956年8月1日，我写信给施莱辛格说："参议员认为如果他被选中，他宁愿是根据这一点（他的其他条件）而不是根据宗教信仰。"　　我们在8月间带着大量材料去芝加哥参加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施莱辛格悄悄地把史蒂文森阵营内的想法不断通知我们。在他的建议下，我早几天先出发去试探一下气候。在史蒂文森的助手中（除了阿瑟①以外），我发现牛特·米诺是热忱的，比尔·布莱尔是友好的，其他的人则是态度不明的。在肯尼迪的妹夫萨金特·施赖弗和芝加哥商品市场（这是约瑟夫·肯尼迪的企业，由施赖弗帮助管理）的帮助下，我成功地为我们的住宿和证件问题作好安排，但是在政治方面却进展很少。　　①即阿瑟·施莱辛格。——译者　　史蒂文森赢得了总统提名，然后他戏剧性地宣布，将把选择其副总统竞选伙伴问题交民主党代表大会公开作决定。好几个民主党领导人认为这是一项危险的试验，肯定会帮了凯弗维尔的忙。尽管他们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史蒂文森却认为这是对沉闷的代表大会的一种刺激，是同共和党选择尼克松的一种对照，也是对那些友好的候选人之间的矛盾对他形成的政治压力的一个解决办法。　　他在深夜宣布，第二天将就副总统的人选举行一次真正的投票，这样就掀起了十二个小时的狂热的政治活动。鲍勃·肯尼迪和约翰·贝利在我们的一套房间里举行了一次闹哄哄的家庭成员和朋友们的会议。每个人都分配了任务。会后大家努力去同关键性的领袖进行接触。但是我们的活动大半是在混乱和无知的状态中进行的。我们没有计划，没有设备，没有通讯工具，没有组织，没有多少窍门，没有几个熟人。　　象往常一样，参议员是他自己的最好的竞选工作者。他会见各州的领袖，访问了几个州的核心小组。他对于这次争取提名是否可取仍然有些怀疑——但战斗正在这里进行，他的战斗精神不容他逃避战斗或是抛开他的朋友。他的弟弟鲍勃和妹妹尤妮斯到其他代表团去游说。有几位众议员——包括马萨诸塞州的爱德华·博兰和托伯特·麦克唐纳以及密西西比州的进步人士弗兰克·史密斯——一直没有休息。　　我为准备提名演说和附议演说收集起资料来，但这是白费力气。结果，阿贝·里比科夫发表了一篇热烈的、基本上是无准备的提名演说。乔治·斯马瑟斯在佛罗里达州代表团中无法给我们多大帮助，这时却匆匆地发表了一篇附议演说。约翰，麦科马克简直是在最后一分钟被鲍勃·肯尼迪推上台去，发表了一篇说明政治立场的附议演说。这篇演说除了最末一段话外，简直不象是一篇附议提名肯尼迪的演说稿。　　提名以惊人的速度结束了，投票接着开始。凯弗维尔、肯尼迪、汉弗莱、瓦格纳、戈尔和其他一些人都参加竞选。参议员在代表大会大厅后边的斯托克耶茨旅馆里躺在床上从电视中观看这场角逐，只有我坐在一旁陪着他。他看到自己在佐治亚州、路易斯安那州、内华达州和弗吉尼亚州的意想不到的实力，不禁惊讶地摇摇头。他说，"这件事现在真成了一件值得争取的事啦。"　　伊利诺斯州（六十四票中）的四十六票给了他很大的帮助。缅因州的十四票出现了分裂，这使他很失望。俄亥俄州的迈克·迪萨尔和宾夕法尼亚州的戴维·劳伦斯都担心候选人名单上会出现一个天主教教友，所以把他们两州合起来一百三十二票中的一百票全给了凯弗维尔。　　第一轮投票结束后，汉弗莱、戈尔和瓦格纳的票数看来都不够，虽然头两个人还希望会出现僵局。在下一轮投票中，他们所得的选票，以及其他一些候选人的选票，大有可能转到领先的两个人手里——不是转向凯弗维尔，就是转向肯尼迪，凯弗维尔这时以超过三比二的比数比肯尼迪领先。电视机上传来消息说，汉弗莱正在向斯托克耶茨旅馆凯弗维尔的一套房间走去，大概预备把他的选票转给那个田纳西州人。参议员说："快上那儿去，截住休伯特。告诉他我也想同他谈谈。"　　在凯弗维尔的门外，除了乱成一团、互相竞争的摄影师和新闻记者外，我什么人也找不到。没有人知道谁在房间里，谁要进去或谁要出来。我连忙赶到主席台去，简短地核对了一下使凯弗维尔的提名获得一致同意的程序，然后跑回旅馆。在途中，我遇到了汉弗莱的竞选经理尤金·麦卡锡，于是转达了肯尼迪发出的邀请（这项邀请的假设是：汉弗莱正去访问凯弗维尔）。众议员麦卡锡黯然地摇摇头。他否定了联合的任何可能，说："我们的人都是新教徒和农场主。"事后才知道，凯弗维尔曾经亲自去恳求过心神不定的汉弗莱，而密执安州州长门南·威廉斯也曾代表凯弗维尔去见过汉弗莱。据说，麦卡锡觉得受到了怠慢，因为肯尼迪自己不去，而派了一个乳臭未干的青年人去通知汉弗莱，表示肯尼迪准备"接见"他。　　在此期间，第二轮投票已在进行，对肯尼迪有利的趋势开始了。南方急于遏止住凯弗维尔，所以肯尼迪正在赢得戈尔和南方其他候选人的大部分选票。他也在赢得瓦格纳的选票。凯弗维尔的进展比较缓慢，不过他的代表几乎没有几个背离他的。鲍勃·肯尼迪、约翰·贝利和他们的助手们分布在大厅各处，叫唤代表团站到肯尼迪这边来。　　当新泽西州和纽约州很快地接连把肯尼迪在第一轮投票中没有得到的一百二十六票半全给了他后，新闻记者们的纷乱暄嚣声，便从凯弗维尔的走廊导转移到我们的走廊里来了。我们的电视机上显示出大会会场里一片混乱和肯尼迪的总票数不断上升的情景。但是参议员和平时一样冷静。他洗完澡，重新躺在床上。最后，我们穿过一个后门转移到一间较大、较僻静的房间去了。　　这场角逐仍然不分高低。肯尼迪知道如果不能取得大多数，光领先是不够的。俄克拉何马州仍然支持戈尔（俄克拉何马州州长对一个替肯尼迪提出请求的人说："他不是我们这样的人。"他用这一句话概括了肯尼迪无法打进西部新教徒农牧场区的这一事实）。瓦格纳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选票转到了凯弗维尔那边而不是肯尼迪这边。然后，林登。·约翰逊代表得克萨斯州站起来讲话。他在几个众议员的帮助下，已经消除了包括萨姆·雷伯恩在内的他的代表团里的反天主教徒的情绪。他宣布得克萨斯州的五十六票全部"支持那位带着战争伤痕的战斗的参议员……合众国的下一任副总统，马萨诸塞州的约翰·肯尼迪"。　　我伸出手未向他祝贺。参议员说，"还没有定哩。"但他的票数不断在增长。他穿好衣服，一边看电视，一边开始讨论，如果他被提名，他应对代表大会说些什么话。北卡罗来纳州在第二轮投票中弃权，现在把半数的选票全投给肯尼迪。肯塔基州的主席宣布，他的代表团"在这次代表大会期间一直站在少数派一边，现在热情地加入多数派，并将选票转投给肯尼迪"。　　几乎是半数以上了——仅仅还差一点，除了内华达州外，在伊利诺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之间的西部一中西部地区全部十九个州中，肯尼迪只能取得它们的三百八十四张代表大会选票中的二十张选票。突然间风向又变了。　　在电视屏上显示出凯弗维尔取得过半数选票以前，参议员一直默不作声。这时，他说，"我们去吧"，于是他冲过门外的人群，走到代表大会的主席台上去。他把那些希望他等到一切都结束后再上台的办事人员推到一边，带着疲倦的微笑大步走上了主席台。他没带讲稿，讲话简短而动人。他对支持他的人表示感谢，对史蒂文森作出的由代表大会公开决定提名的办法表示祝贺，他并且提议全体一致同意凯弗维尔的提名。　　参议员回到旅馆自己的房间里，同杰奎琳和家庭成员团聚在一起他很平静，既不象鲍勃那样发怒，也不象本·史密斯那样叫喊。但是他的失望情绪甚至在去欧洲之前已经不存在了——在那天晚间他同家人和朋友们举行的一次喧哗和说笑话的晚餐会上，他的沮丧情绪已烟消云散了。上一章目　录下一章□ 作者：西奥多·索伦森第四章　总统职位的逐鹿者　　约翰·F·肯尼迪希望有朝一日能成为合众国的总统。　　这个愿望并非他在某一特定时刻突然动念的。它并非一桩压倒一切其他兴趣而使他着迷的事。它既不是从哥哥那儿继承过来的，也不是由父亲强加给他，或他在病中所激起的想法。他对参议员的生涯并非不满意，也不是为了权力而醉心于权力。更不是为了自己而需要什么荣誉。要是他始终得不到那个职位，他也不会感到上当受骗和灰心丧气；而且在1956年那些使他有赢得这个职位的可能性的事情发生以前，他根本没有把这件事提上他的时间表或就此制订计划。他竞选这个职位并不是由于认为自己是在体现祖国的命运，也不是因为他对于未来有着某种宏伟的计划。　　1956年年初，约翰·肯尼迪对这个职位还没有明确的意图时，他曾对一个新闻记者说，"我料想凡是搞政治的人都想当总统。"他想当总统无非就是这个因素——还因为，正如他在1960年经常说的，"这个职位是行动的中心，是美国制度的主要动力和力量源泉"——也因为，正如他在1962年所说的，"你至少有机会对好些问题能有所作为……对这些问题，我作为一个父亲或者一个公民，（反正）都会十分关心的……而且，如果你的所作所为是有益而成功的话，那末……这本身就是一件极大的快事。"　　作为一个民主党党员，肯尼迪认为再让共和党执政四年将是灾难性的。作为一个公民，他为自己国家在六十年代的趋向感到担心。作为一个政治家和公仆，他象许多人那样，渴望登上他这一职业的顶点。作为国会两院的成员，他日益认识到，两院所掌握的改进我们国家和社会的权力是多么有限。他在竞选运动中时常讲的一句话最能扼要地说明他谋求总统职位的理由了："因为我想把事情办好。"　　他父亲告诫他说，总统职位之艰难繁忙，可能使它成为"世界上最坏的工作"。他回答说，这些问题总还是得由人来解决的。他知道这个职位的职责往往遭到苛求，并必须独力承担。可是，他对于自己，对于自己的判断力和勇气，对公共事务的学识，对于自己在参众两院的多年经验，在世界各地旅行的经历，以及在他同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政府首脑的交谈中，都体现了自信心。在1960年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之前，他曾以通常的坦率精神对访问他的一个记者说："担子是沉重的……〔然而〕这个职位总要有人去干的。我是考虑去担任这个职务的四，五名候选人之一。我认为我能胜任这个职务，我是以这样的认识来争取它的。"　　私下里，他甚至可以说得更直率些，他列举出那些在他的同时代曾经担任过或谋求过这个职位的人或者这时正在谋求这个职位的那四、五个人的姓名——这些人的才干充其量也并不胜过他。至于在其他可能竞选的人中，他认为约翰逊最有才干，而赛明顿则是各派最可能一致接受的人选。他对他们两个都有好感，都很尊重。对史蒂文森和汉弗莱也是如此。不过曾经两度担任党的旗手的史蒂文森却直截了当地说，他不想再竞选了。而且肯尼迪还客观地认为他自己获得提名、当选并领导这个国家渡过一个危险时期的能力是超过所有这四个人的。　　在这位参议员看来，共和党的候选人也不是不能击败的。他于1957年写道，理查德·尼克松将是一位"顽强、老练、精明的对手。……想打败尼克松先生，要采取比谩骂性的声明——就是他在乘车参加1961年总统就职游行时可以看到的那类声明——更进一步的手段。"但是他觉得尼克松志大才疏，其演说风度和过去的历史都不足以在选民中激发起信心来。　　这一切不是自视过高而是客观现实。他对自己的不利条件如同对自己的有利条件一样地客观。往往，使记者们难以相信并使拥护者感到惊愕的是，他会当众客观地列举出那些不利条件来。他知道从来没有一个天主教徒曾经当选为美国总统，因为在美国的教徒中基督教新教徒占有二比一以上的多数；从来没有一个四十三岁的人曾经当选为总统俪且特别为了这些原因，他的党不大可能会选中他。另一方面，他知道，他的宗教信仰和年轻的外表虽然为某些人所不信任，却也使他同大多数政客有所区别，并有助于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　　假如他能获得保证说，他可以在选定的将来任何一年里被提名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那末他也许不会选中1960年竞选总统。再等八年或十二年年龄上的障碍就会消除，宗教上的障碍也会有所缓和，并且可能使共和党人有所削弱。但是他没有获得这种保证，因而在这方面没有选择的余地。当时的形势、事态和他自身的竞争本能促使他在1960年参加逐鹿。而且他一旦下定了决心，便感到要就在1960年，否则就永不再参加竞选。许多人——专栏作家、竞争对手、朋友和素不相识的人——都劝他等一等，暂靠边，安居第二位。1960年年初的一天，当他在威斯康星州欧克莱尔市的街上进行竞选活动时，同他握手的一个老妇人说："现在还没到时候，小伙子，现在还太早，还太早。"他和颜悦色、几乎是逗趣地回答道："不，大娘，是时候啦。现在正是时候。"于是她含笑地离开了他，说了一句"愿上帝保佑你"。　　前几年，我脑子里经常在想，将来有一天肯尼迪可能会成为总统候选人，但是他自己却从未谈论过这件事。1954年当我在参议院会议室里提醒他说，他支持一项次要的经济动议"可能会在今后的一场全国竞选活动中显得很不好"时，他断然地回答道："我不能一开始就把我的生活建立在那上面，否则我当了总统也当不好，这对我自己也没有好处。"两年之后，当他在棕榈滩卧病时，他那位烦愁的夫人问我，他会不会有一天进入白宫。我在他的办事处里仅仅工作了一个月以后曾对伊夫林·林肯说过：他总有一天应当成为，也可以成为总统的，不过他更可能会先成为副总统。这时，我就把这句话告诉了她。　　1956年发生的事件并没有使参议员染上"总统热"，而改变其全部抱负和习性。然而这些事件的确使他几乎立即变成了他的党的全国领袖，以致当选总统对他说来不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了。　　他谈话时仍然不提这些。他没有在任何一个时刻或任何一个场合表示过要在1960年竞选总统的决心。和往常一样，他只不过打定主意要在自己所处的新形势下，去掌握时代的潮流和事态的发民并且看看形势会把他向前推得多远。在1956年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之后，我看得很清楚，竞选总统职位已成为他政治生涯中，而且确实也是他的生活中的首要目标了。不过在他确信他有可能获得提名以前，他谨慎地避免卷入1960年的竞选——即使在私下里，在他良己的思想上，也是如此。我们还要求那些申请物资或许可，以便筹组"肯尼迪竞选总统"俱乐部的志愿人士停止活动（尽管他们的姓名、住址已全被妥善地保存在一份"基层群众的支持"的卷宗里了）。　　1959年10月某日，在印第安那州伊凡斯维尔市一家旅馆的房间内，我们就总统提名问题谈到深夜的时候，他说："我认为现在我可以干了"——这句话使我感到很惊讶，因为我从来不曾想到他会有另外的想法。但即使在这时，在他所认为的既必要又适当的时候到来之前，他仍没有作出最后的公开的决定。1959年11月在堪萨斯州威奇塔市，有个采访者请他至少举出他认为合意的候选人的名字，参议员没有陷入圈套，回答说："我确有一位合意的候选人，不过在他有胆量宣布他是候选人之前，我不打算宣布我对他的支持。"他对一个假装对肯尼迪谢绝宣布表示迷惑不解的记者说。因为"每件事情都有一定的时间和场合的呀"。　　民意测验与宣传　　肯尼迪的旅行、写文章、宣传以及对劳工改革所进行的斗争，使人们日益注意到他的品质，反映在全国和少帅民意测验中，肯尼迪的实力在不断地增长。不管是同其他的民主党候选人还是同两个有希望的共和党候选人进行较量，他在比赛中总是名列前茅，民主党的其他逐鹿者只不过在他们本地区显示出了实力，而肯尼迪则在所有各地区都显示出了实力。　　不论怎么说，从1957年到1959年，凡是私下和公开举办的民意测验都使肯尼迪越来越宽心而使他的对手越来越泄气。"竞选中的领先者"总有一些不利之处。批评参议员的人变得更加公开、更加畅言无忌了，他们对他的一字一句都加以政治性的解释。共和党政府在某两昼夜的时间内，对它以前似乎赞成的三项肯尼迪的提案突然转持反对的态度了。这三项提案是：对印度的援助，同波兰的经济关系以及劳工改革。老资格的政界人士曾告诫他说，他动手动得太早了，逼得太紧了，这样会使自己的精力耗尽的。有一个人建议他不要再到马萨诸塞州以外去发表演说。不止一个专栏作家说，从肯尼迪的年龄和政治上成熟的程度来看，他在1960年竞选总统时机还未到，最好还是"放慢下来"。公共关系专家们也告诫他，不要在新闻界过于出头露面。　　参议员有时确曾严格地压缩自己到外州去演说的次数，以便专心致志于参议员的本职工作和他在马萨诸塞州的再次竞选。他还设法限定了自己在全国电视上露面的次数，并把宣传的重心从宣传他的家庭和他本人转向宣传他的信念和成就，不过他对于"不要过早动手"这句至理名言却抱怀疑态度。他宁愿同对消息很感兴趣的新闻记者合作，而不愿自费力气试图去耽搁他们的这种兴趣。　　此外，他的步子快也有一些好处。它回答了对他健康的一切怀疑。它有助于选民们不去在意他那副不够成熟的外表。它强调的是他的品质而不是他的宗教信仰。它还产生了一种其他逐鹿者无法阻挡并且望尘莫及的自发的势头。肯尼迪深知，一个具有他这种不利条件的候选人在竞选中必须领先并早日赢得胜利，否则就干脆放弃竞选。在1958年，他对我说："他们谈到我时，至少不再说只好先当副总统了。"那年夏天，另一位友人说，看来只要他提出，副总统一职就可以是他的。对这句话，他咧开嘴笑着回答道："我们不要老是谈论副职了。我对任何形式的副职都反对。"　　宗教问题　　有些民主党人，包括其他有获得提名希望的人物在内，希望有个天主教徒当副总统候选人，这样既可以获得天主教徒的支持，又不至于失去反天主教人士的支持，关于副总统的议论就是由他们掀起来的。甚至象沃尔特·李普曼那样聪明绝顶的人，也把宗教问题称为是"肯尼迪参议员所引起的问题"，他建议把肯尼迪放在候选人名单上的第二位作为解决办法。据说有个重要的耶稣会知识分子曾经评论说："情况一向是如此。天主教徒做一名董事很不错，可是做董事长就不妥了。"　　参议员肯尼迪没有那么达观。他说，"我觉得这种见解非常令人讨厌。它把大主教徒当作政治棋盘上的小卒子，可以任人摆布。"这种见解还认为由于1928年天主教徒阿尔·史密斯①的惨败，最高职位之门对全体天主教徒已经永远关闭了。肯尼迪开始向这种设想挑战——而且尽早向它挑战，希望到1960年这个问题会减少一些神秘色彩和热度。1928年史密斯曾经引用神父的讲道和教皇的圣谕为自己的教会辩护。肯尼迪则援引自己的政绩和见解为自己辩护。他只谈论立法方面的问题，而不谈论神学问题，并且他只代表他自己说话。关于这个总策略他曾对我说："我想我们就应当坚守一项总的原则，即决心履行我们宪法上的义务。"　　①阿尔·史密斯（1873-1944），美国民主党人，天主教徒，曾四任纽约州州长，颇得人望，于1928年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但终因宗教教派关系败于胡佛之手。——译者上一章目　录下一章□ 作者：西奥多·索伦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