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形的、略微发红的、粗糙的、指甲剪得很平整的大手，便知道她懂得如何对付一切。她走进医院候诊室，对里面摆设的盆花和人工木柴老练地、挑剔地，但不轻蔑地巡视一番，仿佛她是个飞行员正走进驾驶室开始接管一切。她严峻地、腰板笔直地坐在椅子里，她坐的不是蒙着印花棉布的软椅子。她决不允许在陌生的房间里，在大白天哭哭啼啼流露感情——大白天里每天都要做早饭，照料小孩，送男人出家门。伤心哀叹自有一定的时间和地点。等一切过去了以后，等她把露西送回家，她会把她安置在一间拉上窗帘的屋子，在她前额放上一块洒了醋的布，然后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说，“宝贝，你想哭的话，现在就哭吧，哭完你会好受一些，哭完了，你好好躺一会儿，我就坐在这儿，我不会离开你的，宝贝。”可这一切要以后再说。现在，露西不时偷眼瞥看她姐姐那刻满深深的皱纹的脸庞。这张脸上并不充满同情，但它似乎具有露西寻找的一切。我坐在沙发里翻阅那几本旧画报。我觉得我坐在那儿很不合适。但是露西叫我来。“他会要你在场的。”她说。“我可以在楼下大厅里等着。”我说。她摇摇头。“上楼来吧。”她说“我不想碍你的事。你说你姐姐会来的。”我说。“我要你来。”她说。于是我便坐在候诊室。但我觉得，尽管不大合适，这总比耽在大厅里，跟那些新闻记者、政客、好打听事儿的人混在一起要好得多。手术时间并不很长。他们说手术很成功。送口信的护士刚说手术很成功，露西就倒在椅子里，进发出一声撕裂似的抽泣。她姐姐听了也似乎略为松一口气，但她瞪了露西一眼，“露西，”她喊了一声，嗓门不高却很严厉，“露西! ‘’露西抬起头，看到姐姐责备的眼光，很恭顺地喃喃道，“对不起，艾莉，对不起。我只是——只是——”“我们必须感谢上帝。”艾莉宣称。她轻快地站起身，仿佛马上就要出去感谢上帝，免得忘了。然而她转向护士。“她什么时候能见她的丈夫? ”她问道。“还得过些时候。”护士说，“我说不上究竟多少时候，反正还得过一阵子。如果你们稍等一下，我可以打听了告诉你们。“她朝门口走去。她在门口转过身子问道，”要不要我给你们拿些吃的? 来点柠檬水? 还是咖啡? ““你真好心，真考虑周全。”姐姐说，“但我们早上不在这个时候喝东西，谢谢你。”10护士退了出去，我也乘机告退出屋。我下楼去西蒙斯医生的办公室。手术是西蒙斯医生做的。我在医院里认识他。他是亚当的朋友——差不多可以说是亚当的朋友，因为亚当从来不跟人结为至交，除了我以外，而我不足为数，因为我是他年轻时代的朋友。我在医院里认识西蒙斯医生。亚当介绍我们认识的。西蒙斯医生身体干瘦，头发灰白，正坐在办公桌前往一张大卡片上写东西。我请他写完再谈。他说他快写完了，护士拿起卡片，放进档案柜，他转过身子接待我。我问他州长的情况如何。他说，手术很成功。“你是说你把子弹取出来了? ”我问。他冷冷地微微一笑说，不仅如此。“他有希望，”他说，“他身体很结实。”“他身体是很结实。”我表示赞同。西蒙斯医生从书桌上捡起一个小信封，把里面的东西倒在手心里。“不管人有多结实，他们不能吃下太多的这种东西。”他说着伸开拳头，让我看手心里的两颗小子弹。直径0 ．25英寸的铅弹够小的了，可是这两颗看上去还要小，比我记忆中的要微小得多。我从他手里拿起一颗子弹，细细观看。这是一颗小小的变了形的铅弹。我捏着子弹，想起从前，我们都是孩子、都住在埠头的时候，亚当和我常常对着一块松木板打靶，我们有时用小刀把子弹从松软的木板里挖出来。有时候挖出来盼子弹并不比手上这颗更为变形。木头真软。“王八蛋。”西蒙斯医生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我把子弹还给他，我下楼来到大厅。大厅里人影稀少。政客们早走了。只剩下两三个新闻记者在等候最新消息。当天没有什么新进展。第二天也没有。头儿似乎恢复得不错。但是第三天他的病势开始恶化。伤口感染。发展得很快。西蒙斯医生没说什么，但我从他的脸色看出来，头儿已经没有指望了。那天晚上，我到医院不久，正要上楼到候诊室去看看露西，便听说头儿要见我。他们说，他精神好一些了。我看见他病容满脸。脸上瘦得没有肉，皮肤像老年人一样松垮下来。他看上去就像在梅逊市的斯塔克老人。他面如死灰。他惨白的面庞上，眼睛仿佛蒙着一层阴翳，似乎并不认识我。但我朝病床走去时，他的眼睛紧盯着我，微微明亮了一下。他嘴角抽动一下，无力地表示他在微笑。我走近病床。“你好，头儿。”我说着在脸上努力挤出一丝笑容。他费劲地举起平放在床单上的右手的中指和食指，勉强作出个敬礼的姿势，又无力地垂下。牵动他嘴角的肌肉失去了力量，笑容从他脸上消失了，皮肉重新松弛。我挨着病床站着，低头望着他，想说上几句话。可我的脑子就像在太阳下晒得很久的海绵，挤不出一点水分。他开口了，声音低微，犹如耳语。“我想见见你，杰克。”“我也想见你，头儿。”他好一阵子没有说话，但他望着我，眼睛里微微闪动着一丝光亮。后来他开口了，“他为什么这样对待我? ”“喔，该死的，”我脱口而出，嗓门很高，“我不知道。”护士瞪我一眼，以示警告。“我从来没有亏待过他。”他说。“对，你从来没有亏待过他。”他又沉默了。眼睛里的光芒黯淡了。后来，他说，“他是个好人。大夫是个好人。”我点点头。我等待着。但他看来不会再说什么了。他的两眼凝视天花板，我说不上他是否还在呼吸。终于，那双眼睛又转向我，它们缓慢地转动着，我简直觉得我听得见眼珠在眼眶里旋转时微弱而艰难的吱嘎声。但他的眼睛又闪烁光亮。他说，“事情本来可以完全两样，杰克。”我又点点头。他振作起来。他甚至似乎想努力抬起头来。“你得相信这一点。”他声音喑哑地说。护士走上前来，意味深长地看看我。“对。”我对床上的人说。“你得相信，”他又说，“你得相信这一点。”“好的。”他看看我，一瞬间，他的目光像从前一样，坚定、搜索、盘问、要求很高。可他开口说话时，却有气无力。“事情本来可能完全两样，”“他低声说道，”如果没出事的话，可能——会两样的——可能不一样的。“他虚弱已极，费尽力气吐出最后几个字。护士向我打个手势。我弯腰握住他放在床单上的右手。手软弱无力。“再见，头儿，”我说，“我还会来看你的。”他没有回答。我不敢说他还认得我。我转身出屋。第二天一早，天刚亮的时候，他去世了。葬礼的规模极大。城里挤满了人，各种各样的人，县政府大楼里的骗子、乡野村民、从来没见过人行道的乡下人。他们都带了老婆来。州议会大厦四周的空地，一直到远处的街道都挤满了人，天上下着毛毛雨，树上、电线杆上架着的扩音器哇啦哇啦直喊，令人作呕。棺材从州议会大厦高高的台阶上抬了下来，装上了灵车，州警察和骑警驱散人群，开出一条道路，送葬队伍便向着墓地缓缓驶去。人群乱哄哄地随后跟着。在墓地，他们拥上草地，乱踩乱踏，践踏坟墓，踩倒灌木。好几块墓碑被挤倒，摔碎了。葬礼结束以后两个小时，警察才把墓地的人群清除完毕。这是我一周之内参加的第二个葬礼。第一个葬礼的场面迥然不同。那是亚当·斯坦顿的葬礼，是在伯登埠头举行的。第十章1头儿长眠地下以后，大腹便便的、满头大汗的、穿蓝制服的市警察，瘦削灵巧的州巡警以及驾御着来回跳动的、马蹄深陷在花坛泥土里的、皮毛油亮的马匹的骑警把人群无情地赶出墓地以后——但在踩倒的青草重新生长、看墓人来修理被推倒的墓碑以前，我离城去埠头。我离去是出于两个原因。首先，我在城里呆不下去了。其次，安妮·斯坦顿还在埠头。自亚当葬礼以后，她就一直留在埠头。她随着尸体回埠头的，她坐在一辆殡葬人的小轿车里，随着闪烁着阳光的高级灵车缓缓前进。和她坐在一起的是一个护士——她是个多余的人——还有她的老朋友凯蒂·梅纳德——她毫无疑问也是个多余的人。她坐在租来的轿车里，我看不见她，轿车缓缓行驶，礼数周到地，也极其折磨人地慢慢行驶在将近一百英里的路程上，缓缓地一点一点地驶过水泥石板，缓慢而又精细地行驶着，仿佛要永无止尽地从活生生的血肉之躯剥下一条长长的皮肤。我看不见她，但我能想象她的姿态：腰板挺得笔直，面容惨白，美丽的颧骨上皮肤绷得紧紧的，双手紧握，放在膝盖一L 。她就是这种神情站在青苔萦绕的橡树下，茕茕孑立，尽管铁铣扔土的时候，她身边站着护士、凯蒂·梅纳德以及各种各样的人群——朋友们，指指点点、幸灾乐祸的好事之徒，新闻记者，从城里、从巴尔的摩和费城赶来的大名鼎鼎的医生们。她就是这样走出墓地，她并未依靠任何人的搀扶，护士和凯蒂．梅纳德跟在她身后，显得颇不自在，但又努力显得十分虔诚，人们在公开场合下和葬礼的主要哀悼者走在一起时脸L 常常带着这样的神情。即使在她跨出墓地大门，一名记者把照相机对准她拍照时，她的神情也没有丝毫的变化。我走出大门时，那位记者还在门口，一个夜郎自大的年轻人，歪戴着帽子，脖子上挂着照相机，满脸得意洋洋的笑容。我觉得我在城里见过他，不过也许我并没见过他，这些寒窗苦读熬完新闻学院的、自视颇高的年轻人看上去都是一个模样。“你好。”我说。他说你好。“我看见你拍了张照。”我说。他说是的。“嗨，孩子，”我说，“如果你多活几年，你会发现当个新闻记者不一定要当某种混蛋。”他颇为骄矜地说，是啊。他打量我一眼，问道，“你就是伯登? ”我点点头。“耶稣基督，”他喊了起来，“你给斯塔克干活，你还要叫别人混蛋。”我看看他。我以前对付过这一套。我至少跟一千个人辩论过一千次。饭店大厅里、餐桌上、俱乐部、汽车里、街拐角、卧室、加油站等等。有时候他们说得不那么明确，有时候他们什么都不说，可是这种想法是存在的。喔，我一一对付过他们。我知道怎样避开他的袭击并反过来报以老拳。我应该知道如何回敬一拳。我曾经有过不少锻炼。但你感到腻烦了。从某种意义来说，对付他们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太容易了，不再给人以乐趣。你也不再生气了，因为这样的事情太多了。不过这一切都不是理由。只是那些说这番话的人——或者没说话的人——既不对也不错。如果不是对就是错的话，你就用不着想它，你可以闭上眼睛，击中他们的要害。问题是，他们半对半错，而这一点最终使你动弹不得。你努力想区分对与错。你没法跟他们解释，因为你没有时间，因为他们脸上总带着那种表情。于是你不再揍他们了。你只是看着他们，好像是在做梦，或是在回忆往事，好像他们并不存在。于是我只是凝望那张自负的面孔。我的周围还有别人。他们望着我。他们等着我讲话。等着我有所表示。可是我并不在乎他们的目光。我甚至不怨恨他们。我只觉得内心麻木、痛苦，麻木多于痛苦。我站着看着他，等待着，就像挨过打的人等待疼痛发作。如果疼痛发作的话，我就揍他。可是我不感到疼痛，我只感到麻木。我转过身子走开了。我并不在乎那些追随我的目光，或短促的笑声，他们刚要笑又压了下去，因为这是葬礼。我怀着麻木痛苦的感觉走在大街上。墓地大门口发生的事情对我并不是打击。我来以前已经受到了打击。我沿着大街向斯坦顿家走去。我并不认为她马上想见我，但我打算留个口信，告诉她我会在埠头旅馆等到天黑。当然，这是在头儿的病势没有变化的情况下。然而，等我走到斯坦顿家，我听说安妮谁都不见。凯蒂·梅纳德和护士不再是多余的人了。因为安妮走进屋子来到起居室，站在门口慢慢地环视四周，钢琴，一件件的家具，壁炉上的肖像，她的神情好像在打算重新布置房间、安排家具(这是凯蒂·梅纳德的描述) ，接着她倒了下去。她没有去扶门框，没有踉跄，没有出声，她们说。她只是倒了下去，一切都结束了，她躺在地上，晕了过去。因此，等我走到，护士在楼上抢救她，凯蒂·梅纳德在打电话找大夫，她主持一切。我没有理由留在埠头，我坐上汽车驶回城里。现在头儿去世了，我回到埠头。我母亲和她的西奥多外出旅行去了，我一个人守着一栋房子。家里空荡荡的，安静得就像殡仪馆。即使如此，它还比我耽过的医院和墓地要快活一些。这栋房子里的死者已经死去很久，我已经习惯了。我对其他几个人的死亡也开始渐渐习惯了。他们用一杯黄土埋葬了欧文法官、亚当·斯坦顿和头儿。然而，还有一些人留在人间。活下来的有安妮·斯坦顿。还有我。于是我们回到埠头，天晴出太阳时——晚秋天气，阳光苍白无力——我们并排坐在阳台里，望着与秋色朦胧的地平线相连接的海湾，午后的阳光在闪烁着点点绿光的海水上缓缓移动。如果是阴天，狂风掀起海浪冲打海滩，甚至冲上大路，整个天空是一片暴雨，我们便并排坐在起居室里。不管我们在阳台还是在起居室，我们都很少交谈，不是因为无话可谈，而是因为可谈的也许太多，一旦我们开了头，我们也许会打破我们好容易建立的美丽而危险的平衡。我们好像各自坐在跷跷板的一端，保持着美好的平衡，但是我们不是在某个整洁的小游戏场地，而是在某个黑暗的角落里，坐在上帝为我们孩子们搭起来的跷跷板上。如果我们两人中有一个向对方稍稍凑过去一点，即使挪动一分一厘，平衡就会消失，我们就会跌入万丈黑暗。然而，我们欺骗了上帝，我们一言不发。我们不说话。有的下午，我读书给安妮听。有一天下午，我觉得我无法再在沉默中静坐，我们的沉默里充满着、翻腾着无数没有说出来的话语。于是我随手抓起一本书读了起来。这是安东尼·特罗洛普（ (1815—1882) ，英国小说家。他主张小说的目的“应寓道德教育于趣味性之中”。他写过两部六卷一组的小说，“巴塞特郡小说”和“巴里赛小说”）作品的第一卷。这本书很保险。安东尼从来不破坏任何平衡。渐渐地，十分奇怪地，这些晚秋的日子使我想起大约二十年前我爱上安妮的那个夏天。那年夏天，我们完全与世隔绝，即使周围有人的话。我们两人互相厮守，是漂浮的爱情之岛或爱情魔毯上仅有的居民。现在我们又是两人相对，与世隔绝，但处于完全不同的漂浮的小岛或魔毯上。那年夏天我们似乎为一股巨大而令人茫然的潮流所裹挟，它自有一定的速度与时间，它答应载着我们流向幸福，但它似乎并不急于流向幸福。现在，我们仿佛又置身于这样的潮流，对它迟滞的漂流无可奈何，因为它自有一定的速度与时间。但它会答应我们什么，我并不清楚。我甚至不去思忖。偶而，我思索另外一件事情。有时候，我坐在她身边读书或相对无语；有时候，我不和她坐在一起，我独自吃早饭的时候，漫步在大路的时候，或者躺着睡不着觉的时候，我常常思索一个问题。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安妮告诉我亚当最后一次去她寓所，气得发疯的情景时——他怎样冲进屋子说绝不为她拉皮条等等——她说过有个男人打电话给亚当，把她和威利·斯塔克的事情告诉他。这人是谁?刚出事的那几天，我把这件事情完全忘记了，但后来我想起了这个问题。乍一开始，即使在当时，这问题对我来说并不重要。因为当时麻木与痛苦攫住我，一切事物似乎都无关紧要。至少，当时我认为重要的事情跟这个问题毫不相干。重要的是已经发生的一切，而不是出事的原因，只要我本人不是出事的原因。但这个问题一直在我的脑海中萦绕。即使我并没有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会‘突然感到它像老鼠啮护壁似地折磨着我。好一阵子我知道我没法向安妮打听。我甚至不能向她提起已经发生的一切。我们可以永远在缄默的密约中对坐着，密约把我俩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因为我们都记得我们两人以前很不明智地串通一气，我们把亚当·斯坦顿和威利。斯塔克拉在一起，使他俩唇齿相依，送他们走上绝路。( 如果我们居然打破缄默的密约，我们也许得面对另一密约的事实，得低头凝视我们的双手，并且会发现手上沾满血迹。) 因此，我什么都不说。终于有一天，我不得不开口了。我说，“安妮，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关于——关于那个的问题。问了以后。除非你先开口，否则我决不会再说一句有关的话。“她看看我，没有作答。但我从她眼睛里看到畏缩、恐惧和痛苦，也看到她顽强地鼓起仅有的力量。于是我单刀直入，“你告诉过我——我到你公寓来的那一天——有人打电话给亚当——告诉他——告诉他关于——”“关于我的事情。”她替我说完我一时犹疑说不出口的话。她并没等待冲击。她鼓起仅有的力量，正面直视一切。我点点头。“怎么啦? ”她问道。“他有没有说谁打电话给他? ”她想了一下。她坐在我对面，一幕幕地回忆着亚当冲进她公寓的那个时刻，好像在揭开躺在殡仪馆大理石桌上死尸身上的尸布，在端详死者的面容。她摇摇头。“没有，”她说，“他没有说——”她迟疑一下——“除了说过是个男人。我敢肯定他说的是男人。”我们重新遵守缄默的密约，跷跷板在我们身下晃动摇摆，黑暗伸出爪子来捕捉我们，而我们使劲坚持着。第二天我离开埠头。我在傍晚时分来到城里，往萨迪·伯克的公寓打了个电话。没有人接电话。我打电话到州议会大厦，心存侥幸也许她在那儿，可是分机没人接。当天晚上，我隔一阵子便给她公寓打电话，可是总找不到她。第二天早上，我没有去州议会大厦找她。我不想见那儿的一伙人。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们。于是我又打电话。她的分机还是没人接。我请交换台想法打听一下她在哪儿。过了两三分钟，接线员说，“她不在这儿。她病了。请问你打听够了吗? ”我还来不及整理思绪，她已经咔嗒一声，把电话挂断了。我又拨一次电话。“我是杰克·伯登。”我说，“我想——”“噢——伯登先生——”交换台接线员不动声色地说了一声，也许这句话包含询问的意义。从前，并不很久以前，在这栋大楼里，只要一提杰克·伯登的名字，事情马上就能办成功。然而现在，对方的口气，说话的声调充分说明，杰克·伯登这个名字在这里一钱不值了。我不过是浪费了一口气。我一时心里酸溜溜的不是滋味。但我马上想起来朝代变了。那里的朝代换了。在那种地方一朝君子一朝臣。一切都变得很快，上上下下变得十分彻底，交换台接线员叫你的名字时口气也就变了。我想起，这里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不再感到气恼，因为我根本不在乎。2我极为客气地说，“劳驾，您能否告诉我怎么才能找到伯克小姐。我非常感谢。”我等了几分钟，等她去打听。“伯克小姐在米莱特疗养院。”那位接线员说道。墓地和医院：我又受到生老病死的冲击，我想道。然而米莱特疗养院并不像医院。我在离城二十五英里的地方驶下公路，缓缓地驶入通往疗养院的车道。我发现它跟医院大不一样。车道两旁是高大的百年大橡树，大道上方枝桠交叉，绿阴浓遮，形成壮丽的穹棱，钟乳石似的青苔从树上悬挂下来，散发出水似的绿莹莹的洞穴般幽光。距离相当的橡树中间是一座座古典的、大理石雕像——披着衣服的、没披衣服的、男的、女的，这些雕像久经风吹雨打，落叶的污染和地衣的侵蚀，看上去仿佛是从阴暗的黑绿色腐殖土里生长出来的——他们带着老牛似的淡淡的痛苦、迟滞、淡漠而毫不惊讶的目光凝视过路的行人。这些大理石雕像的目光一定是精神病患者入疗养院后的第一阶段治疗。它们好像是涂抹在心灵的炽热的脓疱和干涩的搔痒上的清凉油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