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能合股开店，他想找个小巧可爱的女人，从此成家立业；人到中年的酒色之徒，他大脑袋上绽满玛瑙似的血管，稀疏的头发抹得光光的，精心修剪的、潮乎乎的大手白嫩得像没熬过的猪油，嘴里带着香水和薄荷泡泡糖的气味) 。一种蔑视的感觉不由地涌上我的心头。接着，我的想法改变了。虽然我心头仍然涌起一阵阵蔑视，像一朵朵小火苗蚕食着潮湿的纸片，但是，现在，我蔑视的是我自己。我暗暗自责，我有什么权利嘲笑她们。我也曾有过这种快活的日子。如果今天晚上我没有寻欢作乐，那并不是因为我已经是过来人，已经进入绝对幸福状态，不再具有这种要求了。也许是因为我内心的某样东西消失了。缺点导致美德，呕吐可以促成戒酒。他们帮你戒酒时在你的酒中放些东西，让你一喝就吐。他们让你吐够了，你就不喜欢喝酒了。你像巴甫洛夫的狗一样，听见铃声，唾液就流出来。不过你的条件反射还要厉害，你只要闻到一点点酒味，甚至想起酒来，你就会反胃作吐。有人一定在我的快乐时光里掺过这类东西，我现在对快乐时光毫无要求。反正我现在不想寻求欢乐。但是我能压制闪现在我心头的蔑视。我想起欢乐时光就作呕，这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我将走进办公室，在暮色中静坐片刻，然后打开台灯，拿出税收表，开始工作。想到那些税收数字，我感到心地恬静，一阵宽慰。然而，我正一边想着税收数字一边走向办公室房门时，忽然听见——确切些说，我觉得我听见——对面办公室里有动静。我向那边张望。从办公室门缝下看不见灯光。可我又听见了一些声响。这是真的响声。办公室里不应该有人，尤其不应该不亮灯而有人。于是我轻手轻脚地走过厚厚的地毯，推开房门。原来是萨迪·伯克。她坐在写字台前的椅子里( 我听见的一定是椅子的吱嘎声) ，双臂放在写字台上，前臂交叉，我知道她是在我推门的一刹那才抬起头来的。萨迪并不在哭泣。可是这是个星期六的晚上，别人都出去尽情欢乐，而她却在暮色中独自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把脑袋埋在写字台上的胳臂里。“你好，萨迪。”我说。她看我一眼，她背对着窗户，软百叶帘拉上了，挡住了外面微弱的光线，我看不清她脸上的表情，只看见乌亮的眼睛。她问，“你要什么? ”“什么都不要。”我说。“那你用不着等着。”我走到一张椅子跟前坐下。细细地打量她。“你听见我说的话没有。”她说道。“听见了。”“好，你还会再听一遍：你用不着等着。”“我发现这儿挺舒服的，”我毫无起身的意思，“因为，萨迪。我们俩有很多共同之处。”“我希望你不是在恭维我。”她说。“不，这是实事求是的科学观察结论。”“噢，不过你当不了爱因斯坦。”“你是说我们俩有共同之处这个说法不对，还是说这个说法太对了，不需要爱因斯坦的头脑来加以分析? ”“我是说，我一点不在意。”她悻悻然说完，又添上一句，“我还一点不想要你耽在这儿。”我稳坐泰山，端详着她。“今天是星期六，星期六晚上。”我说，“你怎么不出去在城里好好玩玩。”“让这个城市见鬼去吧。”她从写字台上摸到一根香烟，划着火柴。火苗照亮她黑暗中的脸庞。她胳膊一甩掐灭火焰，然后顺着丰满的、撅起的下嘴唇喷出一口青烟。随后，她看看我说，“你也见鬼去。”她用恶狠狠的眼光扫视办公室，仿佛里面都是人影和脸庞。她又吐出一口青烟说，“让他们都见鬼去。让这个地方见鬼去。”她的眼光又落在我的身上。她说，“我要离开这儿。”“这儿? ”我问道。“这个地方，”她边说边用胳臂使劲一挥，动作迅速，香烟头亮了一下，“这个地方，这个城市。”“你呆下去会发财的。”我说。“我早就可以发财了，”她说，“我干过那么多的事情。要是我想发财的话。”她确实早就可以发财。但她没有。至少我知道她没有发财。“哼——”她把香烟狠狠地摁在桌上烟灰缸里——“我要离开这儿。”她抬起头来挑衅地望着我，似乎在看我敢不敢说话。我没有说话，只是摇摇头。“你以为我不会走的? ”她反问道。“我想你不会走的。”“该死的，我要走给你看看。”“不，”我又摇摇头，“你不会走的。你干这种事情很有天才，就像鱼生来就会游水一样。而鱼是一定要游水的。”她张张嘴想说话，但没有说出口。我们在昏暗中静坐了一阵子。“别老瞪着我。”她发话了。“我没叫你出去吗? 你干吗不出去，干吗不回家? ”“我在等头儿，”我干巴巴地说，“他——”突然，我想起来了。“你听说出事了吗? ”“什么事? ”“汤姆·斯塔克。”“真该有人踢掉他几个牙齿，好好教训他一顿。”“有人踢了。”我说。“他们早就该这么做了。”“是啊，他们今天下午做得很出色。我听说他昏迷不醒。他们把头儿叫到球场更衣室了。”“情况严重到什么地步? ”她问。“很糟吗? ”她凑过身子问道。“他昏迷不醒。我就知道这一点。我猜他们把他送医院了。”“他们有没有说情况很严重? 他们告诉头儿了吗? ”她身子前倾，急切地问道。“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刚才说真该有人踢掉他几个牙齿教训他一顿。现在有人踢了，你却又好像很疼爱他。““哈，”她说，“真是可笑。”我看看表。“这么晚头儿还不来。他一定在医院里守着那个能跑、能踢、能传球的足球能手。”她沉默不语，咬着嘴唇，低头望着写字台。突然，她站起身，走到衣架边上，穿上外套，戴上帽子，走向门口。我转过脑袋去看她。她在门口迟疑一阵，拉一下碰锁，说道，“我要走了，我要锁门。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能坐在你自己的办公室里。”我起身，走到外面接待室。她撞上房门，一言不发，很快走出屋子，走下过道。我站着倾听她急促的脚步声渐渐地消失在大理石走廊的远处。脚步声消失以后，我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坐在窗户边上，眺望河面，薄雾冉冉上升在屋顶上弥漫凝聚。然而，电话铃响的时候，我并不在眺望黄昏时薄雾笼罩的，富有浪漫色彩的城市景色，而是在绿色台灯下，专心致志地研究那些美好的、巨大的、令人欣慰的税收数字。电话是萨迪打来的。她说她在大学医院里，汤姆．斯塔克仍然昏迷不醒。头儿在医院里，她没有看见他。可是她知道他找过我。原来萨迪上医院去了，去躲在消过毒的阴影里。我离开令人欣慰的、巨大的数字出去了。我在一家小铺里吃了一份夹肉面包和一杯咖啡，然后驱车去医院。我发现头儿一个人呆在候诊室里，神色有点阴郁。我打听汤姆的情况，知道他在x 光室里，他们对病情知道得不多。斯坦顿医生全面负责，有一位专家正坐专机从巴尔的摩赶来会诊。他说，“我要你去把露西找来。她应该在这儿。她呆在乡下恐怕还没有看到报纸。”我答应一声，便向门E1走去。“杰克，”他叫我一声，我转过身子。“慢慢地告诉她，”他说，“你知道——婉转一些让她有点思想准备。”我说声好吧，便走了。看来情况不妙，连对露西都不能直截了当地说明一切。我沿着公路迎着星期六晚上驶进城来的车辆一边开车一边琢磨怎样委婉地把消息告诉露西，我觉得这是一种乐趣。我走上那段不合时宜的水泥路，向着灯光昏暗的白房子走去时还是这种心情。然而，等我走进摆满红丝绒的桃木家具、立体视镜卡片和病容满面的肖像画架的客厅，当我一点一点地委婉地把情况告诉露西时，我发现这一切绝非乐趣。她经受住了。这是个致命的打击，但她挺过来了。“上帝啊，”她轻轻地说了一句，“上帝啊。”她面容呆滞苍白。她说，“等一下，让我拿件外套。”我们上车返回城里。一路上我们没有交谈。我听见她又说一声，“上帝啊。”不过她不是在对我说话。我猜她在祈祷上帝，因为她从前上过一所乡间浸礼会小学院。在乡下，人们一向祈祷，她也许还保留这种习惯。我把她领进头儿呆着的候诊室，这差使并非乐趣。他坐在填得很松软的高背椅子里，椅子套是带花的印花棉布。他呆呆地转过脸来望着她，仿佛她是个陌生人，她并没有朝他走去，只是站在屋中央问道，“他怎么样了? ”他听到这个问题，脸上掠过一丝怒容，他十分激动地从椅子里站起来。“听着，”他说，“他没事——他会好的。你懂吗? ”“他怎么样了? ”她又问一遍。“我告诉你了——我告诉你他会好的。”他的声音很刺耳。“这是你说的，”她说，“大夫怎么说的? ”血涌上他的脑袋，我听见他倒吸了一口气才说，“你早就希望有这种事情。5你说过的。你说你还不如看见他死在你的脚边上。你希望出这种事情。可是——“他朝她走上一步——”他会玩弄你。他没事。你听见没有? 他会好的。““愿上帝保佑。”她平静地说。“保佑，保佑! ”他大声嚷道，“他没事，他现在就没事。这孩子很顽强，他能挺过来的。”她对此不作回答，只是站着凝视他。渐渐地，他脸上的血色退了下去，他身体伛偻，仿佛不胜负担似的。她又问道，“我能看他吗? ”头儿没有吭声，他走回椅子，颓然倒下去。然后，他看看我说，“领她去305号房间。”他无精打采地说道，显然不感兴趣，仿佛他是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正在回答一位旅客关于火车时刻的愚蠢的问题。我把她领到305 号房间，雪白的床单下，汤姆的身体就像一段木头，微启的嘴唇艰难地呼吸着。她并没有立即走近病床。她站在门口，远远地望着病床。我以为她要昏倒了，伸出手去搀扶她，但她两腿没有发软。她走到床边，小心翼翼地伸出手去摸摸汤姆的身体。她把手放在他的右腿上，就在脚踝上面，仿佛通过接触她能汲取一些力量或者传递一些力量。这时，站在床对面的护士俯身去擦病人额头的汗水。露西·斯塔克朝床头走了一两步，看看护士，伸出手来。护士把纱布递给她，露西接着擦病人的额头和两侧太阳穴。她把纱布还给护士。“谢谢你。”她轻声说。护士出于职业习惯，报以微笑、表示能理解她的心情。这是个中年护士，长相一般，普普通通，但心地善良，她的微笑像是一道光线暂时照亮一间舒适但破旧的客厅。但露西并不在看这张面孔，她在端详张着嘴艰难地一呼一吸的面容。这张面孔没有光彩。过一阵子——护士说，斯坦顿医生要过一阵子才来，到时候，她会通知我们的——我们回到候诊室，头儿还坐着，粗壮的脑袋抵在椅子背上大花图案的正中央。露西坐在另一张蒙着印花棉布的椅子( 候诊室的窗台上摆着盆花，椅子套都是印花棉布，墙上挂着水彩画，镜框是木头的，壁炉里摆着人造木柴，整个屋子显得舒适大方，令人愉快) 。她低头凝视膝盖，偶而抬头望望头儿，我坐在靠墙的沙发里翻阅画报，我揣测在这个舒适的小角落以外，世界照样存在，生活照常进行。快十一点半的时候，亚当进屋说从巴尔的摩乘飞机赶来会诊的医生由于大雾被迫降落，但等云幕一开他马上就来。“大雾! ”头儿从椅子里跳起来大喊一声。“大雾! 打个电话——你给他打个电话——叫他马上就来，别管什么雾不雾的。”“飞机有雾不能飞行。”亚当说。‘“打个电话给他——里边的孩子——躺在那儿的孩子——我的孩子——”他没有拖长话音。他的声音兀然停止，像个沉重的物体嘎的一声刹住了，头儿望着亚当·斯坦顿，目光充满怨恨与深深的谴责。“伯汉姆医生会尽快赶来的。”亚当冷静地说。他默默承受着那怨恨与责难的目光，又说，“州长，我认为你该躺一会儿。休息一下。”“不，”头儿嘶哑着嗓门说，“用不着。”“你不去躺一下对这件事没有好处。你只会消耗精力。没什么好处。”“好处，”头儿喃喃地说，“好处。”他握紧拳头，仿佛要抓住一样他抓到过但已消失隐退的东西。“我还是劝你躺一下。”亚当轻轻地，几乎很温和地劝说着。他转眼看看露西，仿佛想询问她。她摇摇头。“不，大夫，”她声音低微得几乎听不见。“我等着。我也等着。”亚当点点头便出去了。我起身去追他。我在走廊里赶上亚当。“情况怎么样? ”我问。“很糟糕。”他说“有多糟糕? ”“他昏迷不醒，而且瘫痪了。”亚当说，“他四肢无力，没有反应能力。如果你拿起他的手，这只手软得跟果子冻一样。爱克司光片子——我们照了一张头部片子——显示第五和第六颈椎骨骨折错位。”“到底哪儿骨折? ”亚当伸出手，用手指摸摸我头颈后边。“这儿。”他说。“你是说他脖子断了? ”“对。”“我以为脖子断了，人就要死的。”“一般情况下是这样，”他说，“如果骨折部位再高一些的话，那就一定送命。”“他还有希望吗? ”“有的。”“光是能活还是完全恢复正常? ”“完全恢复正常。或者说，基本正常。但只有一丝希望。”“你打算怎么办? ”他直瞪瞪地望着我，我发现他脸色惨白，面孔歪扭，神情紧张，仿佛被人在头上踢过几脚。“我很难作出决定，”他说，“我得好好想想。我现在不想谈。”他转过身子，挺挺胸膛，沿着擦得锃光明亮、在柔和灯光下像棕色冰块似的、塑料地板铺成的过道走开了。我回到候诊室，发现在满屋子印花棉布椅子、盆花和水彩画中间坐着露西·斯塔克和头儿。她绽露青筋的双手紧握着放在膝盖上，她低首凝视膝盖，偶而抬起头，远远地望望她丈夫的面庞。他避开她的目光，一味注视着壁炉里人工木柴发出的不带热量的火光。午夜一点钟以后，一个护士来报告说云开雾散，伯汉姆医生的飞机又起飞了。飞机一到，他们就会来报告的。说完她便退了出去。头儿沉吟一下，．对我说，“去给飞机场打个电话。打听一下这里的天气情况。叫他们找一下糖娃，告诉他我说的让他赶快上这儿来。告诉墨菲我要他赶快。上帝啊，上帝在上——”他不说下去了，他的诅咒没有针对性。我走下过道到一楼电话间，打电话把头儿古怪的指示传达给糖娃和墨菲。糖娃一向把车开得飞快的，而墨菲——他是摩托车卫护队的上尉——也知道他开车不是兜风玩。可我还是给机场打了个电话，他们告诉我起风了，云开了。我又给墨菲留了话。我走出电话间，迎面撞上萨迪。她一定在大厅里游荡，也许坐在暗处的一条板凳上，因为我进来时没有看见她。“你干吗不大吼一声，把我吓破胆，死了完事? ”我问。“怎么样了? ”她抓住我外套的袖子连声追问。“很糟糕。他脖子断了。”“还有希望没有? ”“斯坦顿医生说还有希望，可他并不是满脸笑容这么说的。”“他们打算怎么办? 开刀? ”“还有个名大夫从霍布金斯医院赶来会诊。他来了以后，他们会抛个硬币，看看该怎么办。”“他说话的口气怎么样? 他是不是真的有希望? ”她还紧紧地抓着我的袖子。“我怎么知道。”我忽然烦躁起来，使劲一拽，挣脱了她。“如果你打听到什么消息——你知道，等大夫来了以后——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下? ”她放开手，恭顺地问道。“你干吗不回家，偏要像个幽灵似地躲在黑暗里吓人? 你干吗不回家? ”她还是很恭顺地摇了摇头。“你以前要踢他一顿，好好教训他，现在又呆在这儿不肯走，也不睡觉。你干吗不回家? ”她缓缓地摇摇头。“我等着。”她说。“你真是个傻瓜。”我说。“你打听到消息的话，”她说，“告诉我一声。”我一言不发，转身上楼，又去和他们作伴。候诊室里的气氛没有任何变化。过了一会儿，护士来说飞机大约再过三四十分钟到达机场。又过了一会儿，她来说我有个电话。“谁打来的? ”我问护士。“是位女士，”她说，“可她不肯说她姓什么。”我猜到打电话的人是谁，我走到楼层服务台拿起电话听筒便知道我猜对了。电话是安妮·斯坦顿打来的。她受不了了。她没有抓住我的衣袖，因为她在离医院有几英里的家里，可她说话的口气跟抓住我的袖子差不多。我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她，耐心地回答她再三重复的问题。她向我道谢，并且因为打扰我而向我道歉。她一直在给我住的旅馆打电话，以为我会回去的，后来她就给医院打电话。她没有别的人可以找了。她给医院打电话打听消息，可是接电话的人不肯直说。“因此，你明白吗，”她说，“你明白吗，我只好找你了。”我说我明白了，我挂上电话，回去了。屋里一切如旧，没有一点变化。凌晨四点钟，倒在印花棉布面椅子里的、一直在凝视人造木柴的头儿突然抬起头来，神情像一条躺在壁炉边昏昏欲睡的狗听到你还没听见的声音突然抬起了脑袋。不过，头儿并不在打瞌睡。他一直在等候着这个声音。他紧张地抬起头听了一会儿，然后迅速地站起身。“来了! ”他粗声粗气地喊道，“来了! ”接着我也听见了，我第一次听见远处摩托车护卫队开道汽笛的呼啸声。飞机到了。很快进来了一个护士，她报告说伯汉姆医生和斯坦顿医生在会诊。她说不上要过多久他们才能提出治疗方案。汽笛声响起以后，头儿没有再坐下。他一直站着，昂着头，倾听汽笛呜叫，沉寂，再次鸣叫，直到呼啸声终于消失，接着他又倾听楼道里的脚步声。他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