砌的柱子上，屋顶下面结满了蜘蛛网。但回廊却很阴凉，走廊前面是茂盛的女贞属灌木丛和美人蕉，可以让母鸡扒土，抖松羽毛，让牧羊狗在暑天躺着喘气。房子离大路颇远，每到夏末，屋前的草坪就显得稀疏枯黄。大门前是一条与整个环境不甚相称的水泥小道，水泥路只铺到大门口，和公路路侧的黄土相连接。水泥小径两侧是两个圆形的花坛，这是用废旧的汽车轮子铺满树林里挖来的土建成的。花坛上长着几棵百Et草，毛茸茸的像头动物，灿烂的阳光下花草绚丽夺目。屋子的两端各有一棵橡树，但并不高大雄伟。稍远处的两侧是鸡窠与牲口棚，都没有上过油漆，夏末的下午，在那年那Et的绝对宁静之中，前面有着稀疏的草坪，整齐的花坛和值得骄傲的水泥铺的小径，两侧是橡树的，白得有些褪色但还像样的房子实在像一位体面的中年妇女：她穿着干净的灰色的花布裙、白色的长袜和黑色小山羊皮制成的皮鞋，花白的头发编成辫子盘在头上，她坐在摇椅里，双手在胸前交叉，她想稍稍休息一下，因为白天的活干完了，男人都下地去了，她一时还不用考虑晚饭的问题，还得再过一阵子才去挤牛奶。我小心翼翼地走过那段水泥路，仿佛脚下踩的是鸡房里莱亨鸡下的鸡蛋。露西把我引进客厅。客厅跟我想象的完全一样，雕花的黑桃木家具蒙着红丝绒的套子，有的地方套子上还剩下几根流苏，雕花黑桃木桌子上摆着一本《圣经》，一架立体视镜和一摞摆得整整齐齐的立体视镜的画片。地上铺着带花的地毯，磨损得很厉害的地方盖着一块块小小的用旧布拼花而成的地毯片。墙上挂着巨大的桃木涂金的镜框，里面装着严峻的、颧骨很高的、加尔文派教徒的肖像，他们望着你，眼睛里毫无同情之意。房间的窗户紧闭着，窗帘拉了下来，使得屋子昏黑幽暗。我们默坐一两分钟，仿佛正在举行葬礼。我放在丝绒靠手上的手掌扎得发疼。她坐在对面，仿佛我不在场，她并不看我，而是注视着地毯上的一朵花案。我第一次在斯塔克农场见到露西时，她的浓发被梅逊市美容店的理发员残酷地剪到齐脖长并且烫成波浪形；现在头发早就长到应有的长度。也许她的头发还有那种金棕色的光彩，但客厅光线昏暗，我看不清楚。可我在门口和她会面时注意到她头发开始有些花白。她坐在我对面的一张笨重的雕花红丝绒椅子里，依然娇小可爱的双脚交叉着，她不再有纤纤素腰了，但腰板依然挺直，蓝色的夏衣衬出她丰满而依然美丽的胸脯。她柔和沉静的面容已经失去少女的天真，不像当年在斯塔克老人农场里我第一次见到她时那么年轻可爱。现在她脸部的肌肉有些松弛沉重，略微有些下垂，这是那种柔和沉静的面容开始苍老的该诅咒的和必然的结局。然而年轻的时候，这种面容能唤起我们心底美好的天性，使我们想到神圣的母性。确实，这是那种你会采用作为美国圣母像的面容，如果你想画一幅的话。可是你并不想画圣母像，因此，人们用它作拌好的糕点粉、有专利权的尿布或粗面粉面包的广告的画像——因为它娟秀、诚实、健康、深信不疑、勇敢、温柔、年轻而容光焕发；现在，我面前的脸容不再年轻，亦不容光焕发，然而当露西·斯塔克抬起头来说话时，我发现她那深褐色的大眼睛还跟从前一模一样。时光与烦恼给它们略添愁思，使它们略显阴暗，但仅此而已。她说，“我找你是为了汤姆。”“是的。”我说。她说，“我知道出问题了。”我点点头。她说，“告诉我吧。”我深深地吸一口门户紧闭的屋子中淡淡的家具油漆味，一种正派、忧虑和有节制的希望的味道。我局促不安如坐针毡，红丝绒像细刺似地直扎我的手掌。她说，“杰克，把真相告诉我。我得知道事实真相，杰克。你会把一切原原本本地都告诉我的。你一直是个好朋友。你过去是威利和我的好朋友——从前——从前——当——”她说不下去了。我原原本本地把一切全告诉了她。我谈了马文·弗雷的来访。我说话时，她的手在膝盖上扭动着，后来她握紧拳头不动了。接着她说，“他只有一件事可做。”“也许会——会有个解决办法的——你知道，一个——”她打断我的话。“正确的做法只有一个。”我等她说下去。“他得——他得娶她。”说完，她把头昂得高高的。我不安地扭动一下，又说，“呃——呃，你知道——看上去——好像还可能有…一些别的——西比尔别的朋友——别人——”“喔，上帝啊，”她几乎难以察觉地轻轻地嘘了一口气，我看见她膝盖上的手握紧又放松。话既然已经出口，我就大着胆子往下说，“还有另外一个方面。里面还掺杂着一些政治。你知道——麦克默菲要——”“喔，上帝啊，”她又嘘了一口气，猛地站起身子，把握着拳头的双手紧紧地贴在胸前。“喔，上帝啊，政治。”她低低地说道，蹒跚地走了两步，又说了一声，“政治。”她转身向着我，大声说，“喔，上帝啊。这件事情里也有政治。”“对，”我点点头，“跟别的大多数事情一样。”她走到一扇窗户跟前，背对着我和客厅，从窗帘的一个缝隙处向外探望，望着那杂事纷生的、阳光普照的炎热世界。半晌，她才说，“说下去吧，把你要讲的话都告诉我。”于是，我不是对着正通过缝隙探视世界的露西，而是望着她坐过的空椅子，把麦克墨菲的建议等种种情况告诉了她。我说完了。屋内一片沉寂。我听见她在窗口说，“我想只好这样办了。我一直想做事公平正当，不过，我猜这件事只好这样了。唉，杰克——”我听见她转身时衣裙的唏搴声，我侧过脸去看她。她说，“啊，杰克，我一直想做事公平正当。我爱我的儿子，想好好地把他抚养成人。我爱我的丈夫，想尽做妻子的一切责任。他们也爱我。我想他们是爱我的。经过这一切，我只好这么想了，杰克。我必须这么想。”我坐在红丝绒椅子上，大汗淋漓；她那双深褐色的大眼睛带着哀求与肯定的神情望着我。后来她十分平静地说，“我只好这么想。希望一切都会有个好结果的。”“听我说，”我说，“头儿在敷衍他们，他会想出办法来的，一切都会好的。”“噢，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她不说下去了。我知道她的意思，虽然她现在讲话的声音更低沉、更坚定，但也更为无奈。她说，“是的，他会想出办法的。一切都会好的。”我没有必要再呆下去了。我起身，从放着《圣经》和立体视镜的雕花桃木桌子上拿起旧草帽，走到露西跟前，伸出手去说，“会平安无事的。”她看看我的手，好像不明白我为什么要伸过手去。她看看我，“这只是个娃娃，”她耳语般低声说，“一个小娃娃。还在肚子里的娃娃。它还没有生出来，还不知道发生过的一切。对钱财、政治、有人要当参议员等等一无所知。它什么都不知道——怎么会有它的——那女孩干过些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做父亲的——为什么他——”她停住话头，褐色的大眼睛带着哀求，带着也许是谴责的神情注视着我。接着她说，“啊，杰克，这是个小娃娃，它没有过错。”我几乎脱口而出，说我也没有过错，但我忍住了。她说，它也许是我的孙子。也许是我儿子的孩子。“半晌，她又说，“我会爱他的。”她的手本来捏成拳头，紧贴在胸口，现在慢慢地松开伸了出来，掌心向上，略略弯成杯形，但手腕仍靠近身子，仿佛她要求不多，而且不抱希望。她发现我在注意她的手，便立即垂下了。“再见。”我边说边向门口走去。“谢谢你，杰克。”她并没有跟过来。我对此正求之不得，我真的走出去了。我走进阳光灿烂的世界，走下值得骄傲的水泥小径，坐进汽车，向城里驶去。显然，我的归宿在城里。头儿确实想出一些办法。首先，他想，跟马文·弗雷直接打交道，不通过麦克墨菲而是直接摸底也许是个好办法。但是，麦克默菲十分精明。他不相信弗雷，也不相信头儿，马文得赶快送走，送到无人知晓的地方。后来，我们才发现，马文和西比尔被送到阿肯色州——也许是他们最不想去的地方——阿肯色州北部的一个农场，那儿没有马匹只有骡子，最明亮的光线来自客厅桌子上的一盏汽油灯，那儿没有疾驰的汽车，人们八点半上床睡觉，黎明即起。当然，他们有个伴侣，可以打三人扑克和玩纸牌游戏，因为麦克默菲派一个手下人跟着他们。我听说，这个人把汽车钥匙白天藏在裤兜里，晚上放在枕头下面，他们到后院上厕所时，他歪戴着礼帽站在厕所门外，靠在忍冬草的棚架上，提防他们不要玩弄鬼计从后院溜出去向着十英里外的火车站走去。他还检查一切邮件，因为马文和西比尔不该收到任何信件。任何人都不能知道他们在哪儿。我们一直没有打听出来。过了很久很久才知道他们藏身之处。其次，头儿想到欧文法官。如果麦克默菲肯听人讲道理的话，他得听欧文法官的。他欠欧文很多人情，而且他凳子下面的腿已经不多了，不敢再失去一条了。因此，头儿认为，欧文法官还有用。6他把我叫进办公室，对我说，“我让你调查欧文的历史。你发现些什么? ”“我发现一些问题。”我说。“什么问题? ”“头儿，”我说，“我要给欧文一个机会。如果他能证明这件事不是真的，我就不宣扬出去。”“该死的，”他骂了起来，“我告诉过你——”“我要给欧文一个机会。”我说，“我答应过两个人我会这么做的。”“谁? ”“嗯，一个是我自己。另一个人是谁无所谓。”“你答应过你自己，呃? ”他狠狠地瞪着我。“是的。”“好吧，”他说，“照你的想法做吧。如果确有其事的话，你知道我的打算。”他沉着脸上下打量我一番，又说，“最好还是确有其事。”“头儿，”我说，“我担心确有其事。”“担心? ”他说。“对。”“你在为谁干活? 为他还是为我? ”“嗯，我不会诬害欧文法官。”他紧紧地逼视我。“伙计，”他开口了，“我没有叫你去诬害他。我从来没叫你诬害过人，对吗? ”“对。”“我从来没叫你诬害别人。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因为没有必要。你不必去诬害别人，因为事实足以能说明问题。”“你对人性的评价倒真是很高。”我说。“伙计，”他说，“从前还讲神学的时候，我上过几天长老会的主日学校。学的那一点还没忘记。而且——”他突然咧嘴一笑——“我发现还挺有价值。”我们的谈话就此结束，我坐上汽车出发去伯登埠头。第二天早上，我独自一人吃早餐，因为年轻的经理已经进城去，而我母亲要快中午时才起床。一吃完早饭，我就散步去海滩。早上阳光明媚，不像通常那么闷热。这时候，海滩上没有游人，只有几个孩子，一群矶鹞似的瘦胳臂细腿的小孩子在离海滩四分之一英里处的明亮的浅水里戏耍。我漫步走过他们身边。我经过时，本来在又蹦又跳、又泼水又转圈的小孩们停止了游戏，抬起黑黝黝的、满脸是水的面孔漫不经心地瞥了我一眼。不过他们马上不理会我了，因为显然我属于干巴巴的、迟钝的、穿鞋子裤子的那一类人。你是没法穿着鞋子裤子在明亮的浅水里上蹦下跳的。如果你有办法的话，你不会穿着鞋子在沙地里走，让沙子都蹦到鞋子里去。然而，至少我走在沙滩上，听任沙子随便地进入鞋子。我还没有老到不爱在沙地里行走。想到这一点，我感到很满意，我继续走着，向着海滩后边的松树丛、大橡树、含羞草及常春花丛走去。那边就是网球场。树阴下有几条长凳，我手里拿着还没读过的晨报。我读完以后将考虑今天可能发生的一切。但是现在我还不打算去想这个问题。我找到离空球场不远的长凳，点起香烟，开始看报。我以教士攻读祈祷书的真诚逐字逐句地看头版新闻，我专心致志，根本没去想我已经知道的新闻和没登在头版的消息。我读到第三版的时候，听见人声，抬起头来看见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走近网球场的另一端。他们瞥了我一眼便走到远处的一个场地，开始一来一回地打起小自球，活动一下筋骨。他们刚打第一下，你便知道他们完全明白他们在干什么。你看得出来他们的肌肉不太需要放松。他中等身材，也许稍稍偏矮，胸部宽厚，胳臂粗壮，腰部没有肥肉。他把红色的头发剃成平头，他没穿衬衣只穿一件汗背心，胸口露出红色的卷曲的汗毛，他的皮肤粉红光滑，只是脸部和肩头有大片褐色的雀斑。在满脸雀斑中间是露着白牙的笑容和明亮的蓝眼睛。她是一个皮肤棕褐色的活泼女孩，她急转身时棕褐色的短发甩动着，白色背心在胸前束紧，棕褐色的手臂和肩膀挥舞着，穿着白鞋白袜的褐色大腿直晃眼睛，白色短裤和白色背心之间是一段平坦的棕褐色的腹肌。他们两人都极为年轻。他们很快就开始打起网球来。我隔着报纸观看着。也许红头发的家伙抽得不狠，但她回得很好，打得他满场奔跑。她有时还赢他一两分。她是个美丽耐看的女孩，轻巧而富有弹性，表情严肃，腿脚轻捷。但是，我作出结论，她没有安妮·斯坦顿漂亮。我甚至比较白裙子和白短裤的优劣，觉得白裙子要美多了，随着打球人的动作，白裙子可以抽打或飘曳。不过短裤也不错。这个活泼的姑娘穿短裤挺漂亮的。我得承认这一点。我还得承认，我看他们打球时，心中郁闷不已。因为我不在网球场上。不在和安妮·斯坦顿打球。我不在网球场上，这真是一个可怕的、极端不公正的现象。那个红头发、剃平头的家伙在那儿干什么？那女孩在那儿干什么? 我忽然讨厌起他们。我真想走过去，制止他们的比赛，对他们说，“你们以为你们能打一辈子网球，是吗? 哼，你们做不到的。”“噢，不，”女孩会说，“不是一辈子。”“去你的，不，”年轻人会说，“我们今天下午要去游泳，今天晚上我们——”“你们没听明白。”我会说。“当然，我知道你们今天下午要去游泳，晚上要外出，回家的路上会把汽车停下来。不过，你们认为你们能这样过一辈子? ”“不是的，”他会说，“我下星期要回学院去。”．“我要去学校，”她会说，“不过感恩节的时候，我会见到艾尔的，是吗，艾尔——你会带我去看比赛的——对吗，艾尔? ”他们才不理会我呢。给他们谈我的经验是没有用的。连我去加利福尼亚旅行中学到的伟大的、了不起的经验都没有用。他们不懂大抽搐的奥妙，他们得自己去发现它，因此没有必要告诉他们。他们也许会很有礼貌地倾听着，但他们半点都不会相信的。我望着那棕褐色姑娘映着常春花和灿烂的大海又蹦又跳，我一时不敢肯定我自己确实真的相信大抽搐。但我当然是相信的，因为我去过加利福尼亚。我没有看着他们打完第一局。我走的时候比分是五比二，不过看来她能打成五比三，因为那个剃平头的家伙在给她送球，让得不是很明显，她把球抽回去的时候，那个雀斑脸就高兴得咧嘴直笑。我回到家里，换了套衣服，又去游泳。我游出很远，在海湾漂浮——这儿是墨西哥湾的一角，是世界上巨大的、含盐的、未经探测的海域的一角。我赶在吃午饭前回到家里。我母亲和我一起吃午饭。她老是给我机会，让我告诉她我为什么回家，不过我一直避开话题。吃甜点时，我才问她欧文法官是否还在埠头，我一直没打听。我本来在前一天晚上就可以打听出来的。不过我没问。我拖延时间，不想马上打听。是的，他在埠头。我母亲和我到屋侧回廊去喝咖啡，抽香烟。过了一阵，我上楼去躺一会儿，消消食。我在我的老房间里睡了一个来小时。我想我该开始工作了。于是我下楼朝前门走去。但我母亲在起居室里叫我。这个时候，她呆在起居室里，真有些奇怪，不过她是在里面。我想她在起居室是为了拦住我。我走进屋子，靠在墙上，等她开口。“你要上法官那儿去? ”她问道。我说是的。她举着右手，手背向着她，手指分开着，正在察看手指上的红指甲油。她皱皱眉头仿佛很不满意，她又问，“噢，去谈政治，是吗？”“多多少少。”我说。“你干吗不过一阵子再去? ”她说。“他不喜欢别人在这个时候打搅他。”“随便什么时候，不管白天还是晚上，他都不会喜欢听我要跟他讲的话的。”她目光锐利地瞥我一眼，忘了五指分开的右手还举在空中。她说，“他身体不太好。你干吗非得打扰他? 他现在身体很不好。”“我没有办法。”我觉得我的倔强劲儿上来了。“他身体不好。”“我没办法。”“你至少可以晚一点再去。”“不，我不想再等了。”我觉得我不能再等了。我得去把事儿办了。所有的障碍和阻力都说明我必须前去。我一定得知道个水落石出。而且还要赶快。“我希望你不去打扰他。”她说着放下举在空中的、我们说话时忘记还在空中的右手。“我没有办法。”“我希望你不至于参与——不受事情的牵连。”她抱怨着。“我不是参与这种事情的人。”“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问了欧文以后就会知道。”我对她说完后，便走出房间，走出屋子，沿着大街向欧文居住的大街走去。尽管天气闷热，我还是要步行着去。这可以在我提出问题以前再多给老家伙一点时间。我认为他应该多得几分钟。我到的时候，老家伙在楼上睡常。穿白外套的黑用人说，“法官，他在楼上床上躺着呢，他在休息。”他觉得这句话把一切问题全解决了。“好吧，”我说，“我等他下楼。”我不等邀请便打开纱门，走进昏暗阴凉而雅致的门厅，门厅就像时光的最深处，那里的镜子和防风玻璃像冰块似地闪烁发光，这些能反射物体的表面像丝绒或回忆似的悄无声息地捕捉住我的身影。“法官，他——”黑用人开始抗议了。我径直走过他身边，我说，“我在书房里等他。一直等到他下楼。”于是我走过眼白像剥了壳的煮鸡蛋的眼睛，走过不知该说什么好、只能张大着露出粉红色牙龈的、忧伤的大嘴，走到后边的书房，走进深深的、百叶窗紧闭的阴影中去。阴影从高高的天花板和四墙排得很紧的、石块似的书籍投射下来，落到深红色的土耳其地毯上，像头熟睡的不大呼吸的大狗躺在地上。我找了张大皮椅子坐下来，把我带来的大公文信封放在椅子边上，然后靠在椅子背上。我觉得所有的书籍都像美术馆里石雕像的紧闭的眼睛毫无表情地盯着我。我像从前一样发现牛皮封面的旧法律书有一股干奶酪的气息。过了一阵子，楼上有些响动，后屋响起铃铛声。我猜是法官摇铃叫用人。7接着，我听见用人轻轻地走进门厅。我猜他上楼去了。又过了大约十分钟，法官下楼来了。他稳健的脚步朝书房门口走来。他在门口停了一忽儿——高高的个儿，穿着白外衣，系着黑领结——仿佛要使眼睛习惯于昏暗的光线，接着他伸着手向我走来。“你好，杰克，”他的声调我很熟悉。“你来了我真高兴。我不知道你在埠头。刚到吗? ”“昨天夜里到的。”我没多说话，站起来和他握手。他使劲握了握我的手，又让我坐下。“你来了我真高兴。”他又说一遍。昏暗中，那高傲的、疲乏的、有着红褐色头发的、老鹰似的脸部露出了笑容。“你来多久了? 你干吗不让那混蛋把我叫起来，反而让我睡了整个一下午? 好久没见你了，杰克。”“是的，”我表示同意，“好久了。”确实好久了。上一次是在深更半夜。和头儿一一起来的。我说完后他没再说话，我知道他也想起来了。他想起来了，不过他是说过以后才想起来的。我知道他把想起来的事撇在一边。他拒绝接受他想起来的一切。“是啊，好久了，”他若无其事平静地说，“不过下次可别再隔这么久。难道你就不想见见老家伙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