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等我翻过身子游到跳板时，她已经走到海滩。我看见她捡起浴衣，披在身上，弯腰穿鞋。我大声喊她。她只是挥手，摘下游泳帽，打开头发，开始顺着海滩朝家跑去。我游向岸边，但等我来到海滩，她已经快走到家门口。我知道我赶不上她的。于是我慢慢地、不慌不忙地走上海滩。我连着两天没有见到她。第三天她挥动球拍出现在网球场上，友好但冷淡，一心一意等着亚当击败我，把我打得落花流水。这是在9 月里。再过几天，安妮就要去东部回到庞德小姐开办的学校。她父亲要带她早走几天，先去华盛顿和纽约逗留几天，再把她送到波士顿，让庞德小姐把她收进她的牢笼。安妮似乎对这次旅行兴趣不大，也并不急于回庞德小姐的学校。她告诉过我她挺喜欢这所学校，但并没有滔滔不绝地和我谈半夜偷吃东西、看彼此的日记以及可爱的法语老师等一类故事。她用的语言并不夹杂那种只有精修学校学生才懂得的、令人作呕的俚语。8 月里，她谈过旅行计划，出发日期等等；但她既不高兴万分，也没有闷闷不乐，仿佛这些事情与我们毫不相干，就像年轻人轻描淡写地谈论死亡一样。她提起旅行计划及出发日程时，我的心一阵刺痛，但我努力不去想它，尽管日历表明已是8 月份了，我始终不能相信夏天，以及整个世界，会结束的。然而，那天早上，安妮重新出现在网球场上时，我第一个念头就是她很快就要走了。这念头使我心头一紧，怔住了。我走上前去，连招呼都没打便一把抓住她的手，感到说不出的绝望和迫切。她望着我，略微有些愕然。“你不爱我了? ”我悻悻地问道。她哈哈大笑。她凝眸定神端详着我，笑容使她清澈如水的眼睛外角添上些皱纹，显得又天真又嘲弄人。“当然，”她哈哈地笑着，另一只手随便地挥动球拍，“当然，我爱你，小伙子杰基，小鸟杰基，谁说我不爱可怜的老小鸟杰基? ，，“别嘻嘻哈哈的。”我说道，在早晨灿烂的阳光下，在这绝望的时刻，我们夜晚在跑车里，在阳台秋千上使用的语言突然显得荒唐幼稚，令人讨厌。“别嘻嘻哈哈的，”我又说一遍，“别叫我小鸟杰基。”“可你就是小鸟杰基。”她认真地说，但眼角仍有笑意。“你到底爱不爱我? ”我不理会她的话，继续问道。“我爱小鸟杰基，”她说，“可怜的小鸟杰基。"“该死的，”我说，“你不爱我吗? ”她端详我一阵，眼角的笑意全部消失。接着她说，“爱的，我爱的。”说完她把手从我手中抽出来，朝球场另一端走去，步伐坚定，仿佛她决定出发去远方．路途遥远，及早起步为好。她走过球场，在茸茸的含羞草树阴下的一条长凳上坐了下来。我望着她，仿佛球场跟撒哈拉大沙漠一样广袤千里，而她就消失在远处。这时亚当来了，我们开始打网球。那天早上她回来了，但她跟以往迥然不同。确实，她回来了，但并不是全副身心都回来了。她一如既往，跟我朝夕相处，但她似乎全神贯注于思索某个问题。我拥抱她抚摸她时，她仍很顺从，但仿佛出自责任感，出自一种并非蔑视的好心。我们就这样度过了最后一个星期。这一周，白天又热又闷，傍晚乌云密布，好像要起风暴，但风暴始终没有刮起来，夜晚燥热异常，像一颗巨大的、带银点的、马上就要炸裂的黑葡萄。她离家前两天的晚上，我们去埠头看电影。散场时天空下起雨来。我们原打算看完电影去游泳，但后来没有去。那年夏天，还有以往亚当和我们在一起度过的夏天，我们经常在雨中游泳。如果那天晚上下的不是那样的雨，我们也会去的。如果那天下的是轻软温和的小雨，那从高天而降、柔和地悄声潜入你在游泳的水面的细雨，如果那天是斜风急雨，冷飕飕的、吹在脸上生疼，但使你精神振奋、杂念顿释，只想沿着海滩奔跑呼喊然后躲进海里的急雨，如果那天下的是倾盆大雨，海湾常有的倒海翻江似的暴雨，像悬挂着的装满水的大纸口袋忽然袋底破落，水流崩塌而下的暴雨，我们会冒雨去游泳的。不过那晚的雨势特别：整个天空很低很低，仿佛塌了下来，宇宙到处都是漏泄，穿过黑茫茫的、浓密的、没精打采的空气，万千条水柱扯天扯地地往下冲落。于是我们冒着大雨扯起跑车的车篷，搞得浑身湿透，我们坐进汽车回家去。我母亲家的屋子和阳台灯火通明，我们决定上她那儿煮点咖啡，吃点三明治。当时天时还早，才九点半左右。我想起来了，我母亲到巴顿家跟他们和一个来探望巴顿、可跟我母亲打得火热的家伙打桥牌去了。我们驶进车道，一个急刹车，轮胎轧轧作响溅起一片贝壳和雨水。我家车道左右两边都有台阶通往阳台，我们三步并作两步地冲上右手的台阶，来到避雨的阳台屋檐下，开始像小狗似地跺着脚，甩掉身上的雨水。安妮的头发淋了雨，再加跺脚和奔跑，终于披散下来，零乱的头发披散在她的后肩，几绺湿发沾在她的前额，有一绺贴在脸上使她像个刚冼过澡的小娃娃。她一边哈哈大笑，一边歪着头，使劲晃动脑袋，想把头发抖散。她分开五指梳理头发寻找散落的发夹，有几个掉在阳台地板上。“我像个难看的傻子，”她说，“我是个难看的傻子。”说着，她歪着脑袋，哈哈大笑，抬起明亮的眼睛从侧面凝望我。她又像从前那个她了。我说，对，她像个难看的傻子。我们走进屋子。我关上大厅的电灯，只留着阳台的灯，然后带着她穿过餐厅和餐具室，转向门厅右侧来到厨房。我煮上咖啡，又从冰柜里取出一些食物( 这还是从前没有电冰箱的时候，要不然，我母亲会买上一对大如小木屋的电冰箱，半夜三更时分会有一群袒胸露肩的贵妇人和穿着晚礼服的醉醺醺的男人围着这对电冰箱，跟广告里画的完全一样) 。我取碗碟放碗碟的时候，安妮在摆弄她的头发。显然她想一边梳一条小辫，因为等我把吃的东西摆在桌上，她已经快编好一根辫子。“你干吗不做几个三明治，别尽打扮了。”“好吧，”她说，“不过你得给我梳头。”于是她坐到桌子边上做三明治，我替她编辫子。“有根丝带什么的系一下就好了。”我边说边用手捏着辫梢不让它散开。忽然我看到毛巾架上一块干净的餐巾。我扔下辫子，走过去，用把小刀从餐巾两头撕下两根布条。餐巾是白色的，但滚着两条红边。我回到安妮身后，重新编好辫子，用餐巾上撕下来的布条系住头发，打个蝴蝶结。我说，“你看上去像个黑娃娃。”她咯咯地笑着，一面往面包片上涂花生酱。咖啡好了，我关掉煤气。我开始编第二根辫子。我俯下身子，用激动得直哆嗦的、粗糙得像沙纸的手指笼住柔软的青丝，分成三股，我一股叠一股地编着辫子，深深地呼吸着湿头发散发出来的清新的青草般的芳香。我正忙着编辫子的时候，电话铃忽然响了起来。“拿着，”我把辫子塞给安妮，‘’要不然又会散的。“我走向门厅。电话是我母亲打来的。她和巴顿夫妇以及那个缠着她不放的家伙，天知道还有些什么人，要挤着乘一辆汽车到四十英里外的拉格朗奇去。拉格朗奇是邻县的一个赌场，就设在进城的路上，里面摆着几张桌子掷骰子，还有几个轮盘赌器。这儿上流人物和最低级下流的人摩肩接踵，共同呼吸呛嗓子的烟草的青烟和私酒的酒味。她说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让我不要锁门，因为她忘了带钥匙。她完全不必告诉我别锁门，因为伯登埠头家家户户从来不闩门上锁。她叫我别担心，她觉得自己手气挺好。说完她哈哈一笑挂断电话，哼，她用不着叫我别担心。我才不为她的运气担心。她确实一直运气很好。她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我放下听话器，抬起头来，借着从后走廊门口射来的光线，看见安妮站在离我几尺远的地方，正在打第二根长辫子上的蝴蝶结。“是我母亲打来的电话。”我向她解释。“她跟巴顿他们要去拉格朗奇。”我又说，“她要很晚才回来。”话一出口，我突然感到大屋子空荡荡的：我们周围是黑洞洞的房间，我们头上也是一片漆黑，阴郁的黑暗填满房间和阁楼，溢出楼道，浓密而又觉不出分量地涌下楼梯，连楼外也是一片漆黑。我凝视安妮时，屋子里静极了，没有一点声响，屋外只有雨打树叶和屋顶的嗒嗒声，连雨声也开始平静下来。突然我的心剧烈跳动起来，我感到浑身血液奔腾，好像有人打开了一扇水闸的闸门。我目不转睛地凝望安妮的面孔，我知道夏天的强大水流正是向着现在这个时刻坚定地前进着。我知道她也了解这一点。我转过身子，慢慢地顺着过道走向楼梯。开始，我说不上她是否跟在后面。但我马上知道她跟上来了。我走上楼梯，知道她随后跟上来了。我们相隔四级楼梯。5我走上楼梯，来到楼上过道，我并没有停下脚步环视四周。我顺着伸手不见五指的过道走到我的房门口。我摸到门把手，推开房门，走了进去。房间里隐隐绰绰有点光亮，显然雨势已经减弱，黑夜并不那么昏暗了，湿淋淋的树叶把楼下阳台的灯光反射进我的房间。我靠边站着，手还是抓着门把手，她走进屋子。她进来时并没有瞥我一眼。她走了三步便停下来。我关上房门，朝穿着白衣服的苗条的人影走过去；她并不转过身子。我站在她身后，扳过她的肩膀靠在我身上，两手在她胸前环抱，发干的嘴唇埋在她的秀发里。她的两臂无力地下垂在身体两侧。我们站了好几分钟，像一对广告里正在观看落日美景或大洋或尼加拉瓜大瀑布的情人。不过我们什么都不观看。我们站在一间家具很少的幽暗的房间中央(房间里只有铁床、旧梳妆台、松木桌子、箱子、书和男人的用具——我没有让母亲把我的房间变成博物馆) ，我们凝望屋外树木的朦胧的树冠，树木忽然随着一阵海湾刮来的海风晃动起来，雨势越来越大，打得树叶簌簌作响。安妮抬起手臂在胸前交叉，她的两手压在我的手上面。“杰基，”她低声但清晰地说，“小鸟杰基，我上来了。”是的，她上来了。我开始解白裙衫后面的扣钩。她纹丝不动? 规规矩矩地、顺从地站着，长辫子垂在肩后。轻薄的衣衫湿漉漉地粘在身上很不好解。我不断摸索着解那些该死的扣钩。我该解腰带了。我记得，腰带在她身体左侧系成蝴蝶结。我解开蝴蝶结，腰带落到地板上，我又开始解衣服扣钩。她还是耐心地垂手站着，仿佛我是个裁缝，她在试衣服。她静静地站着，一言不发，只有在我笨拙而慌乱地想把裙衫往下扯时，说了一声，“不。”她还是用低微但清晰的声音说，“不，这么脱。”说着举起两支光胳臂。我在那样的时刻居然还注意到她的手指不是很自然地松开，而是十指并拢，伸得笔直，仿佛她举起双臂准备跳水时，刚摆出跳水姿势却又停住了。我把裙衫从她脑袋上脱下来，傻乎乎地攥着它站着，好一阵子才想起把衣服放在椅子上。她还举着手站着。我猜衬裙也得像裙衫一样从头上脱下来。衬裙脱下来了，我小心翼翼地、笨拙而紧张地把它放在椅子上，仿佛它会碎裂。她垂下双臂顺从地站着，等着我脱她身上别的东西。我解开乳罩钩子，托起乳罩，顺着她毫无动静的胳臂褪了下来，我拉下她的短裤，蹲在地板上，把短裤从她腿上褪下来。不知怎的，我十分小心不让手指触碰她的皮肤。我呼吸短促，嗓子眼和胸口憋得好像揪成死结，而心里颠三倒四想着各种古怪的东西——我看过但没有看完的一本书，我秋天回学院是住宿舍还是在外面租间屋子，一个老在脑子里转悠的代数公式，一个景象：田野的一角，篱笆坏了，我拼命想回忆这地方在哪里。我的思绪像一头一条腿被陷阱夹子夹住的动物，或用线系住的六月的甲虫，蹦来跳去没有着落。我蹲在她身边，我刚把细棉布裤褪到她脚踩，她便蹬掉一只浅口皮鞋——就像女孩们脱鞋时那样，脚跟靠拢，抽出脚来——接着又蹬掉另一只鞋。我站起身子，颇为吃惊地发现她脱掉高跟鞋站在那儿显得十分矮小。我从前经常看见她穿着游泳衣，光着脚，站在沙滩上或跳板上。不过，现在我强烈地感到她的矮小。我站起身时，她又无力地垂着双臂站着，后来她把双臂抱在胸前，略略耸起双肩，微微颤抖一下。我发现她肩膀向前一耸，肩胛骨突然显得瘦削而脆弱，她的肩头一边垂着一根辫子。外边又下起大雨，风势很猛。我注意到了。她的脑袋略微低垂着，她显然看见了，或者想到了，她还穿着袜子。她略略偏过身子，俯身用一只脚支撑全身，把袜子脱了下来，扔在脚前面跟腰带和那堆轻薄的东西放在一起。接着她又微微耸起肩膀站着，略略有些哆嗦，膝盖稍稍弯曲，两腿靠得很紧。我忙着摸索着解自己衬衣的扣子，我怎么也解不开，一下子扯掉一颗扣子(风声雨声正好暂时平静下来，扣子滚落在没铺地毯的地板上，发出“嗒”的一声) 。我的思绪像6 月里疯狂的虫子乱蹦乱跳。这时候她走到铁床跟前，坐了下来，她踌躇地坐在床沿上，腿脚靠得很拢，双臂互抱着，肩膀还是略略上耸。她远远地望着我，目光里带着疑问，还是请求——昏暗中，我看不清楚。接着，她一手撑在床上，略略偏过身子，抬起并拢的双脚，蜷曲着身子姿态优美地转身仰天躺在白床罩上；她一丝不苟地伸直身子和腿脚，重新把双臂抱在胸前，然后闭上眼睛。我瞪大眼睛望着她，就在她闭上眼睛的一刹那，我猛然一惊，我看到她漂浮在水面上，三年前我们共同野餐的那一天，她闭着眼睛躺在水上，头上乌云翻滚，一只白色的海鸥高高地掠过天空，那一张脸和眼前的这张脸，那个场面和眼前这个场面像重叠的照片似地交织融合，既保持各自的特色又互不排斥对方的存在。她闭上眼睛的一刹那：我嗓子眼发紧，我使劲吞着口水，浑身发胀怔怔地站着。我看见躺在铁床上的她，我猛地环视昏暗的空荡荡的大屋子，听见呼啸的风雨声，知道一切都不对头，完全不对头。怎么不对头，我并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只知道这不是我们整个夏天所追求的目标。“安妮，”我嗓门嘶哑地说，“安妮——”她没有应声，但她睁开眼睛看看我。“我们不应该，”我说，“我们不应该——这样不——这样做不——这样做不对。”原来我用了不对这个词，我脱口而出用了这个词，我自己也很吃惊，因为我从来没考虑过我对安妮·斯坦顿或别的女人姑娘们干的事情是对还是错，它们不过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我对一切事物都极少考虑对错问题，我只是学别人的样，他们干的我也干，他们不做的事情我也不做。而这些是人们又做又不做的事情。我现在还记得我当时听见“对”字的吃惊的心情，这个字悬在空中，像不知何年何月某个人说过的一个字的回声，现在像孟周逊男爵故事里的一个字慢慢地解冻了。当时她好像是我的小妹妹，我不能触碰她一根毫毛。她还是没说话，只是带着一种难以捉摸的表情望着我。我望着她，胸中涌起一股潮水般的强烈的、温暖的怜悯之情。我进出一声，“安妮——啊，安妮——，”我真想扑过去，跪在床前，抓住她的手。如果我扑了过去，情况也许会大不一样，事态的发展也许会比较正常，因为一个没穿多少衣服的健康的年轻人跪在床边紧紧地握住一位一丝不挂的美貌少女的玉手的时候，他们迟早有可能顺理成章按照正常的方式采取下一步行动。如果我在给她脱衣服的时候曾经碰过她的肌肤，如果她开口对我说话，叫我小伙子杰基，说她爱我，高高兴兴地咯咯直笑，如果我望着她躺在床上，呼喊她的名字的时候，她答应我的话——如果任何这类事情发生的话，当时的情形也许会大不一样，而且从此一切便大大不同。可是这一切并未发生，我未能听任冲动感情的支配，扑上前去，跪在床边，抓起她的小手，使肉体与肉体之间作出最初的、微不足道的接触——而这样的接触也许就足以推动一切。我正喊出“安妮——啊，安妮——”的时候，一辆汽车驶进车道，窗外传来刹车的吱嘎声。“他们回来了，他们回来了! ”我惊呼道，安妮从床上猛地坐了起来，慌乱地望着我。“拿起你的东西，”我连忙说，“抱起你的东西，去厕所——你在上厕所! ”我手忙脚乱地又塞衬衣又系皮带，一边朝门口走去。“我去厨房，”我说，“我在准备吃的东西。”我冲出房门，跑下过道——我努力踮着脚尖快跑——冲下后楼梯，顺着后通道快步奔到厨房。我哆嗦着赶快点上放着咖啡壶的煤气灶眼。这时前面纱门撞开了，有人走进门厅。我坐在桌边做三明治，只希望我的心脏不要怦怦地撞击胸膛，让我可以对付我母亲、巴顿夫妇和他们带来的那帮混蛋们。等我母亲走进厨房的时候——她把她那一帮人都直接带进厨房——我坐在厨房里，面前是一堆切得好好的小小的三明治。他们因为暴雨不去拉格朗奇了，他们逗我，说我能猜测他们的心思，把咖啡和三明治都给他们准备好了。我礼貌周到殷勤招待。过了一会儿，安妮下楼来( 她考虑得很周到，把抽水马桶冲了两次，提醒大家她是在厕所里) ，他们拿她的辫子和黑人娃娃式的蝴蝶结开玩笑。她没说话，只是羞涩地笑笑，像个有教养的好姑娘在听大人的夸奖有些不大好意思。她安静地坐着，吃了一块三明治，她声色不动，我从她脸上什么都看不出来。好了，夏天就这样结束了。确实，那天还有后半个夜晚，我躺在床上，听着树叶啪嗒啪嗒地不断滴水，咒骂自己是个大傻瓜，怨恨自己运气不好，努力猜测安妮在想些什么，一心策划第二天——最后一天——怎样才能跟安妮两人独自呆在一起。另一方面，我又想，如果当时我已经动手，情况会更加糟糕，我母亲回来了，带着她的朋友们走上楼来，她进厨房就带着她的朋友，而安妮跟我困在房间里动弹不得。想到这里我吓出一身冷汗，我突然感到自己无比聪明：我做得对极了，聪明极了。因此我们得救了。于是，我的运气变成我的智慧，( 正如该死的人类的运气变成他们的智慧，写成文字，并在学校进行讲授) ，后来我的智慧又成为我的高尚的品德，因为，过了很久，我终于认为我当初完全是由于品德高尚才那样做的。我并没有直接用品德高尚这个词来表扬自己，但我绕着圈子往这方面想，常常在晚上喝了酒以后想起我在那个场合的表现感到自己还是挺不错的。然而，当我向着西部疾驰，当我的家庭生活像电影一幕幕展现的时候，我禁不住想到，如果当年我不是那么高尚的话——如果那种做法是品德高尚的话——情况就会大不一样。如果安妮和我困在屋子里被他们发现的话，我母亲和斯坦顿州长尽管很气愤，很不乐意，还是会给我们俩举行婚礼的。那末，无论什么样的事情可能发生，已经发生的、促使我出走西部的事情便永远不会发生了。所以，我的结论是，在我的世界里我的高尚品质( 或者随便什么品德) 跟凯斯·马斯敦的罪恶在他世界里一样都带来不幸的结果。这一点多少说明这两个世界的性质。我说过了，那天安妮回家后还剩下大半个晚上。还有第二天整整一天。可是，白天安妮忙着收拾行李，在伯登埠头干各种各样的事情。我在她家周围晃悠，想找机会跟她淡谈，但是除了我开车送她进城以外，我们碰不到一起说不上几句话。在汽车里我要她马上嫁给我，我们回家取个包，马上逃走。她虽然尚未成年，还有种种问题，但是我估计——如果我对任何事情进行估计的话——我们能侥幸混过去的。我们先斩后奏，让州长和我母亲去大叫大嚷吧。可是她只是说，“小伙子杰基，你知道我会嫁给你的。当然，我会跟你结婚，白头到老。但是今天不行。“我缠个没完的时候她说，”你回州立大学把书念完我就嫁给你。用不着等你拿到法学学位我就跟你结婚。“她提到“法学学位”，我一时想不起来她在谈什么。不过我幸好马上想起来了，没有表示吃惊，只好就此默认了。我帮她办事，把她送回家，然后回自己家里吃晚饭。晚饭后，我早早地过去看她，虽然天气阴沉，狂风大作，我还是开着跑车去她家，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出去兜兜风。可是不行。那年夏天我们一起游玩的男女青年已经聚在她家向安妮告别；有些家长，两对夫妻，也在她家看望州长( 他已经不是州长了，但在埠头，他永远是“州长”) ，跟他饮酒告别。年轻人在阳台里放留声机，老年人——在我们看来他们都是老年人——坐在屋内喝杜松子酒。我最多只能跟安妮跳跳舞。她对我很亲热，但不肯跟我一起溜出去。她说她一时走不开，她有客人出不去，过一阵子再说。可是那天正是秋分，又下起一场暴雨，父母们出来说他们得回家了，还大声吩咐他们的子女也该回家，让安妮好好睡一觉可以上路。我赖着不走，可是没什么用。斯坦顿州长拿了杯酒坐在起居室看晚报。我们坐在阳台秋千上，紧紧地偎依在一起，一边倾听着州长翻报纸时的唏率声，一边悄悄地诉说对彼此的爱恋之情。后来，我们只是比肩偎抱，沉默不语，因为语言已经失去意义。我们专心倾听雨打在树叶上的沙沙声。雨声稍停，我便起身进屋和州长握手告别，又走出屋子亲吻安妮，道声晚安便离开她家。我们的亲吻冷冰冰的，很不自然，仿佛不曾有过夏天，仿佛一切全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回到州立大学，急不可待地盼着圣诞节早日到来，安妮可以回家。我们天天写信。可是渐渐地，信就像支票，不断提取夏天积累起来的感情。银行里存款确实不少，但靠存款过日子从来不是做买卖的好办法。我不知怎的总感到自己在靠存款过日子，而且眼看着存款越来越少。与此同时，我急} 刀地盼望着能见到她。我在圣诞节见到她了，我们相聚了十天，但跟夏天不大一样。她告诉我她爱我，会嫁给我的，也让我对她动手动脚。但她不肯马上跟我结婚，也不肯超出极限，采取那越轨行动。为了这一点，我在她离家前夕和她大吵一场。9 月里她很乐意，可现在她不干了。在我看来，她简直就是背信弃义。我气得不行，说她根本不爱我。她说她爱我的。我要知道她为什么不让我再亲热一点。“不是因为我害怕，也不是因为我不爱你。噢，我真爱你，杰基，我真爱你。”她说。“而且也不是因为我是个讨厌的假装规矩的老姑娘。我不肯是因为你现在这种样子。”“噢，”我挖苦地说，“你是说你不相信我，你以为我不会娶你，你会成个一辈子给人毁了的姑娘。”“我知道你会娶我的，”她说，“我不干就是因为你成了现在这种样子。”她不肯多说。我们大吵一架。我回到州立大学，情绪低落，心力交瘁。她整整一个月没给我写信。我坚持了两个星期就忍不住写信道歉。于是我们又书信来往，然而在广袤宇宙的伟大簿记系统里，有人天天在按过账机器上的红揿钮，有些红色的数字过入总账了。6 月里她又回埠头呆了几天。可是州长身体不好，医生要他去缅因避暑。6他把安妮带走了。她离家以前跟圣诞节时一个样，跟前一年的夏天完全不一样。甚至可以说比圣诞节还要糟糕，因为我已经得到学士学位，该去读法学院了。我们为此吵了一架。真是为这件事吵的吗? 她谈起法律，我大发脾气。她去缅因六个星期以后，我们通过写信言归于好。我们又写起信来，可是天空中写着我的名字的账单上不断出现红色的数字，像小鸟留下的爪印。我常常呆在欧文法官家里阅读美国历史，不是为学校课程作准备，而是因为我无意之中踩破了易逝流光的单薄易碎的外壳，第一次感到流沙没过脚踝的危险。秋初，她在去弗吉尼亚某个高雅的女子学院上学以前和她父亲回家来住了一星期左右，我们朝夕相处，一起去海湾，一起坐跑车兜风，干我们以前干过的事情。她从跳台上像小鸟似地飞身下水，月夜下——如果有月亮的话——她躺在我的怀里。然而一切都不一样了。首先，出了接吻的事情。大约在我们秋天第二次或第三次相聚的时候，她用一种新的方式，她从来没有用过的方式亲吻我。她也不是像前一年夏天那样作为一种试验、一种探讨的方式来亲吻我。她亲吻我，可以说，这是她热情冲动的自然流露。我马上醒悟到这一手是她夏天从缅因某个男人——某个穿白色法兰绒裤子、咬字吐音硬崩崩的某个避暑混蛋男人——那里学来的。我告诉她我知道她在缅因跟人鬼混过。她并没有否认，她一点都不否认。她只是说，“是的。”态度非常冷静，还问我怎么知道的。我告诉她，她说，“噢，当然了。”我气得不行，把她推开了。她本来一直搂着我的脖子。她还是十分冷静。她看着我说，“杰克，我在缅因是和一个男人接过吻。他是个好小伙子，杰克，我很喜欢他，跟他一起玩很有意思。不过，我并不爱他。如果你和我没吵过架，要不是我觉得世界要完蛋了，我永远不会再跟你见面了，我是不会跟他接吻的。杰基，也许我想爱上他，但那只是为了填补你留下的空白——啊，杰基，确实有一块空白，一块很大的空白——“她很自然地把手放在心口。”不过我没法，“她说，”我没法爱上他。我不再和他接吻了。在我们和好以前，在你跟我言归于好以前，我就不肯亲他了。“她伸出手来把右手放在我的手上，向我凑过身子。”可我们俩确实和好如初了，杰基，你跟我言归于好了，是吗? “她发出一声短促的笑声，发自心灵深处的笑声。接着她又问，”我们和解了，是吗，小伙子杰基? 不是吗? 我现在又高兴极了! ““是啊，”我说，“我们言归于好了。”“你不高兴吗? ”她偎过身子问道。“当然高兴，”我说着，也高兴起来，我以为我该高兴的。可是这件事情还是留下了阴影，隐藏在我的思想深处，等待时机发起进攻。尽管我忘了有这么回事。第二天晚上，她没有用新方法亲吻我，我心头激起一阵妒意。第三天晚上也是如此。她不用新方法亲吻我，我反而更加生气。于是我用那个缅因人的方式亲吻她。她马上挣脱身子，轻轻地说，“我知道你为什么这样做。”“你在缅因的时候不是挺喜欢的吗。”我说。“唉，杰基，”她说，“天下没有叫缅因的地方，从来就没有过，除了你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你就是美国四十八个州的总和，我一直爱的是你。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