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只见一簇簇、一丛丛、球形的、铃状的绿色，它们是从高处俯视时，州议会大厦周围树木呈现的形状。我望着绿色，想到某一棵大树内部深处的绿色迷津，想到大树幽暗的深处，一只脾气不好的橙鸟也许在那里栖息，犹如野蛮的君主瞪着黑色的、发亮的小眼睛凝视混沌一片的绿色。突然，它悄没声响地从树枝上向下俯冲，穿过绿色的屏幕，进入灿烂的阳光，突然不住声地啼叫起来．我俯视楼下，想象我在那空洞的树盖下，在那碧绿如水的光线里，在巨大的树冠里，独自一人，没有棰鸟与我作伴，因为它已经走了。树叶茂密，除了绿色的树叶我什么也看不见，我也听不见任何声响，只有远处传来隐约的车辆声，好像大海时起时落的波澜。这是一个美好宁静而神妙的思想。我从楼下绿色世界收回目光，躺在转椅里，把两脚放在写字台上，闭上双眼，想象着我如何俯冲下去，穿过绿色世界，来到它安静的绿色的内心。我躺着闭目养神，听着电风扇发出梦幻般的嗡嗡声，仿佛感受到那神妙的俯冲以及在绿色内部的平静。这真是个美好的念头，如果你有翅膀的话。忽然我听见外面接待室里一片喧骚，我睁开了眼睛。有人使劲摔了一下房门。接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萨迪·伯克闯进了我的房间。她一个大拐弯冲进敞开的房门，几乎同时摔上房门，朝我大步走来。她站在我桌子前面，使劲地喘着气，想说出她要说的话。9这情景跟从前完全一样。很久以前，一天早上她听说在芝加哥一位穿冰鞋的北欧女神溜冰溜到头儿床上的时候，她曾经大发雷霆。但从此以后，我没有见到她再如此暴跳如雷。那天早上，她从头儿办公室里冲了出来，画个抛物线进到我的办公室，她修剪得很短的黑发披散着，面孔像满是窟窿的美杜莎石膏像，只有那炽热的乌黑的双眼喷射着怒火，仿佛是鼓风机吹起的火焰。是啊，自那天早上起，萨迪和头儿肯定经历过许多次意见不合。头儿沾花惹草，跟各种女人——从北欧女神到《记事报》撰写家务劳动须知的专栏作家——都有过私情；而萨迪从未宽恕过他——宽恕并非萨迪的天性——可是他们终于达成一种奇怪的默契。“他妈的，”萨迪曾对我说，“让他去跟那些荡妇吊膀子。让他去找她们吧。他总要回到我身边的。他知道他离了我不行。他知道他少不了我。”她又郁郁不欢地添了一句，“他还是别想离开我为好。”于是，虽然她生气、乱骂，她讽刺挖苦，她骂得他狗血喷头——萨迪尖嘴利舌，骂起人来跟用鞭子抽打一样厉害——甚至尽管她偶而还不流眼泪地伤心一阵子。她似乎很高兴观察头儿和新欢们那老一套的发展过程，很高兴看到荡妇被一脚踢开，头儿笑嘻嘻地、庄重地、自信而耐心地回来站在她面前听她痛斥，她仿佛从中得到极大的乐趣，当然是苦中作乐，自解自嘲。很久以前，她似乎不再相信她的责骂，甚至不再去想她说了什么话。那些带刺激性的骂人话早已失去魅力，她的痛骂渐渐变得刺耳，变得机械了。她像一张转不动的唱片，也像个一心想吃鸡的牧师慌慌张张地唱着赞美诗。话照样说着，但她的心思不在上面。然而，那个阳光明媚的早上，情况大不一样了。她又像从前一样，真的，她的胸部剧烈起伏着，她火冒三丈，蒸汽压力仪表上的指针大大超过红字。她终于爆发了。“他干了，”她大喊大叫，“他又干了——我发誓——”“干什么? ”我问，虽然我很明白他干了什么名堂。他又找到一个荡妇。“他欺骗我。”她说。我靠在转椅背上望着她。灿烂的阳光毫不怜悯地直射她的面孔，但她的眼睛美极了。“王八蛋，”她说，“他骗了我。”“啊呀，萨迪，”我躺在转椅里，顺着我放在写字台上的双腿脚尖朝站在桌子对面的萨迪望去，“我们从前讨论过这个问题。他没有欺骗你。他欺骗的是露西。他可能耍耍你，哄哄你。但这跟对你不忠诚大不一样。”我凝目直视她的眼睛，想知道我的话能否给它们增添火焰。我确实起到作用了。她说了两次，“你——你——”便再也说不出话来。“我怎么了? ”我开始捍卫自己。“你——你和你那一帮高贵的朋友——他们知道什么一一他们懂些什么——而你还要把他们搀和进来。”“你在说些什么? ”“我也许并不高贵，我也许是出身破棚屋，但是没有我，他现在当不上州长。他心中有数，她趁早别得意忘形，甭管她高贵不高贵的，我早晚得让她知道我的厉害。上帝在上，我会让她知道我的厉害的。”“你该死的在胡扯些什么? ”“你知道我在说些什么。”她隔着桌子向我凑过身子，对我摇摇指头。“你坐在这儿笑眯眯的以为你很高贵。如果你真是个男子汉大丈夫，你就该站起来，走进他屋里，把他揍个半死。我一直以为她是你的人。也许他把你也骗了。也许他像哄骗那个医生那样把你也给骗了。“她把身子凑得更近，”也许他在让你当医院院长。哈哈，他让你当什么东西的院长! “她的话语像倾盆大雨，她的手指狠狠地戳着，两眼闪烁着怒火；我猛地坐了起来，两脚落地砰然作声，我起身站到她面前。我起身太快，动作太猛，血液涌到头部，我一阵眩晕，眼前直冒金星。萨迪还连珠炮地说个没完。接着，她问完问题不再说话了。“你是说，”我说得很坚决，“那个——那个——”我差一点说出安妮·斯坦顿的名字，因为她的名字清楚地、仿佛广告牌上的大字似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但它马上梗在我的喉头，我吃惊地发现我不会说这个名字。于是我说，“那个——她——她——”萨迪看透我的心思——至少，我有这种感觉——她像拳击手似地用这个名字反击我，“对啊，她，她，那个斯坦顿家的女儿，安妮·斯坦顿! ”好一阵子，我两眼直视萨迪，为她感到难过，简直可以替她哭一场。这一点使我很吃惊。我真替萨迪难过。接着，我感到浑身麻木。我甚至并不为自己感到难过。我像个木制的印第安人，毫无知觉。我记得我很吃惊，因为我发现我的两条腿虽然像木头一样，却居然还能走路，而且在朝衣帽架走去。我的右手也像木头一样没有感觉，但它抬了起来，从衣帽架上取下挂在那儿的旧巴拿马草帽，戴在头上。于是我的腿便走出房门，走在又软又厚的春天草坪般的地毯上，经过长长的接待室，经过皮鞋嗒嗒作响的大理石地面，走出房门。我来到一个似乎比平时更为广大的外部世界。它似乎沿着阳光闪烁的、在青铜雕像和绚丽多彩的星状与半月状花坛间盘旋崛起的白色水泥地面永无尽止地延伸着，越过绿色的草坪，来到巨大的树木的绿色圆球，进入天空。太阳喷射着透明的、熔岩似的、汹涌奔腾的热浪把你全部吞没，因为春天已经消逝，一去不复返了，那个面容娟好、胸脯高高的、穿印花裙子的姑娘，那个面如桃花、雪白粉嫩、金黄色头发、鬓角带细碎汗珠的姑琅一去不复返了。剩下的只是一把骨头和像生锈的衣刷挂钩般的丑陋的面容。干涸的水塘只有一层绿色的浮垢，水塘周围的灰色土地像长了疥癣似地纵横交叉满是裂缝。我不住地惊叹，我的腿脚十分灵便，带着我走过白色水泥的车道，而且即使车道和树木永无止尽地延伸着，我的双腿还是走了出去来到大街，好像走在透明的溶岩沟里。我怀着极大的好奇心端详我所看到的面孔，但没有发现什么美丽的、出色的东西。我对它们是否确实存在并无把握。因为你得花很大的力气去相信它们的存在；而要相信它们的存在，你必须相信自己的存在；而要相信你自己的存在，你又必须相信它们的存在；要相信它们你必须相信自己——一二、一二、一二、就像前进的步伐。但是如果你没有可迈步前进的双脚，如果你的脚像木头一样没有知觉的话。可我俯视双脚发现它们在一二、一二迈步前进。它们走了很长的时间，终于在永恒的尽头，把我带到一个门口。门打开了，她站在阴凉的、白色的、昏暗的房间前面，穿着一件浅蓝的、于净凉爽的亚麻裙衫，细长白嫩的光胳膊垂在浅蓝色裙衫两侧。她是安妮·斯坦顿。我并没有抬头看她，但我知道她是安妮·斯坦顿。我凝视过其他的面孔——其他一切我所见到的面孔——我十分坦率而好奇地审视过这些面孔。但我现在没有看她的脸庞。终于，我抬起头来。她坚定沉着地迎着我的目光。我们四目对视。我一言不发。我不需要开口，因为她望着我，缓缓地点点头。第七章15 月末的一个早上，我看过安妮·斯坦顿以后便离城外出，在外边耽了大约七八天。我上午离开她的寓所，到银行取了些存款，又到车库把汽车开了出来，我打了个小包便出发。我沿着一条白色的大路行驶，大路笔直如弦，平滑如镜，路面闪烁反射着热气，车轮碾过时轧轧作响，犹如跳动的神经。汽车时速七十五英里，但我似乎永远赶不到地平线这边犹似一池清水的路面。过了一阵子，阳光直晃我的眼睛，因为我是在朝西行驶。于是我放下遮阳板，眯起眼睛，加快车速。我仍然朝西疾驶而去。因为我们大家都计划着有朝一日上西部去。当土地不再生长庄稼，从前长在田野上的松柏扩展侵占土地时，西部便是你去的地方。你收到一封写着“快逃，一切败露”的信，西部是你去的地方。你低头俯视手中钢刀，发观刀上有血迹时，西部是你去的地方。当你听说你不过是帝国潮尖上的泡沫时，你涌向西部。当你听说那边山里有金子，便去西部。你去西部和全国一起发展成长。你去西部安度晚年。或者，西部只不过是你去的一个地方。西部不过是我去的一个地方。第二天我来到德克萨斯。我经过长着平脚的、脾气暴躁的、带着捕青蛙木棍的、吃软饼的浸礼教会教徒（指乡下人。他们捕青蚌当食品）居住的地方。接着我经过放牧区有一双罗圈腿、穿高跟鞋、背枪、杀害讲西班牙语的美国人的游牧骑马臀部长有老茧的人（指美国西部的牛仔）居住的地方——他们星期六晚上都挤在杂货店里凑热闹，又都拐过街角去看吉尼·奥特里主演波莱克斯·彼得（(1907--1998)，美国歌手、电影演员、广播及电视节目主持人）的《醋溪复仇记》三幕剧。这两个地区的上空，白天是一块烧得通红的铜板，夜晚是黑色的丝绒；人的生命需要的只是可口可乐。后来，我来到新墨西哥，这是一片完整的、玄妙的旷野，沙地里白色的小加油站就像荒野小径旁被猎杀并被太阳晒白的野牛头骨，经历过蒙特马特战役侥幸生还的英雄们（蒙特马特为法国巴黎附近一高地名。1814年普鲁士、奥地利、俄罗斯等反拿破仑国家组成联盟，攻打巴黎。3 月30日他们进攻拿破仑弟弟在此高地的司令部。他仓皇出逃，巴黎向联军投降。拿破仑赶回时已无法挽回败局，被迫退位被流放到厄尔巴岛。但此战役与美国西部无关。此处叙述者杰克为了排解郁闷心情，故意嘲弄西部人，并虚构历史以显示自己高明）在北部扎下最后的营地。他们穿着平底凉鞋，戴着印第安人的银制首饰，站在街角上没话找话地同霍皮人（指来自亚利桑那州的美洲土著人）攀谈。接着我到达亚利桑那。那儿到处是一片宏伟壮观的景色，羊群冷漠怀疑的目光追随着你来到莫耶夫。你在夜间穿过莫耶夫，即使在夜间你仍然感到口干舌燥，气短声粗，仿佛吞剑演员误把钢锯吞了下去。黑暗中，隆起的岩石与高大的仙人掌幽灵般影影绰绰，仿佛是弗洛伊德式内心梦魇的怪影。接着便是加利福尼亚。接着是长滩——加利福尼亚的精髓。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我除了长滩外没去过加利福尼亚的其他地方，因此对其他地方的赞扬并不使我动心。我在长滩停留三十六个小时，除了在旅馆门厅的理发室内坐过四十分钟以外，这一天半的时间都是在旅馆房间里度过的。早上我的车胎突然漏气，因此，我在黄昏时分才抵达长滩。我吃了一杯牛奶冰淇淋，买了一瓶烈性威土忌酒，就上楼进屋。我出发以来始终滴酒未沾。我一无所求，只需要马达的嗡嗡声和汽车行驶节奏的镇静作用，这两方面我都得到满足。但是现在我知道，如果我不喝些酒的话，我一闭上眼睛，整个炽热的、起伏不平的大陆就会从黑暗中向我俯冲而来，我休想睡得着觉。因此，我喝了些酒，洗了个澡，躺在床上熄了灯，仰视窗外的霓虹灯伴随着我心脏的跳动闪闪烁烁忽明忽暗。我还隔一阵子便喝上一口酒——酒瓶就放在床前地板上。我睡了一个好觉，直到第二天中午时分才醒过来。我让他们把早饭和报纸送上楼来。因为是星期天，报纸有一大堆。我看看报纸，发现加利福尼亚跟别的地方并无区别，考虑的是同样的问题。吃完早饭我听听收音机，一直听到霓虹灯又随着我的心跳速度忽明忽暗闪闪烁烁。于是，我又要了些饭菜，吃完以后，又喝些酒便睡觉。第二天早上，我踏上归途。我行驶在返回的路程上，我已经忘掉我来时萦绕心头的一切记忆。举个例子。但我又没法举出例子。我记得的某一个例子、某一件事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事情的进行与结构内容，因为事件的意义并不寓于事件本身，而是包含在事件发生的经过之中。否则的话，我们可以孤立地截取事件的一个片刻，把它说成是事件本身，是意义。但是我们不能这么做。因为只有运动才最为重要。而我在运动。我以每小时七十五英里的速度，穿过价值百万美元的土地，穿过这片土地的英雄历史向西部前进；同时，我穿越时光返回记忆深处。人们说，溺水的人在下沉时会重温一生的经历。嗯，我没有溺水，但我沉溺在西部，我穿越烧红的铜块似的白天和丝绒般的黑夜沉溺在西部。我花了七十八个小时才得以沉溺，我的身体沉到西部的底部，卧在静止的历史河床的淤泥之中，赤条条地躺在加利福尼亚长滩市一家旅馆的床铺上。随着汽车的颤音与震动，过去的岁月像电影似地展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好像在放映一部家庭生活的电影，那种广告上经常劝人们拍摄的电影，用以记录苏西第一次蹒跚学步、约翰尼上幼儿园、你登上派克峰、在老家农场野餐等的日子，以及你被任命为推销部主任、买回第一辆别克牌汽车的那一天。广告画面总是一个神态庄重、头发花白、慈祥可亲的老先生，就像你在威士忌酒广告里见到的那类老先生( 或者是一个头发花白、慈祥、温柔的老妇人) ，他在观看家史电影，满怀柔情重温往昔岁月。不过我的头发并不花白，神态并不庄重，我既不慈祥也不可亲，但我确实在放映我的家庭电影，满怀柔情地重温往昔岁月。如果你拍过家庭生活电影的话，我真心诚意地劝你烧掉片子、重受洗礼以求再生。我满怀柔情地重温往昔岁月。我手里拿着彩色蜡笔坐在壁炉前的地毯上，身穿黑色外套、戴副眼镜的矮胖子俯下身子，递给我一块糖。他说，“只能咬一口，因为快吃晚饭了。”金头发蓝眼睛、面颊瘦削的女人在我上床睡觉时俯下身子亲吻我，跟我说“晚安”。她关上灯走了，但在黑暗中留下一缕芳香。欧文法官在灰白的晨曦中凑过身子对我说，“杰克，打那只鸭子的时候，你的提前量应该再大一些。孩子，打鸭子应该超前瞄准。”科维里伯爵挺直腰板端坐在长形白房间的一张价值昂贵的椅子里，黑色的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嘴角露出一丝笑容，一手拿着玻璃杯，一手抚摸躺在膝盖上的一头大猫——他的手小巧有力，握手时能使对方皱紧眉头。还有那圆圆的脑袋上的头发像太妃糖似的年轻经理。亚当．斯坦顿和我坐在小船里，飘流出海，海面上没有一丝凉风，白帆无力地垂挂着，大海像滚烫的玻璃，西方地平线上，骄阳似火，犹如谷仓在燃烧。这时候，我们身边总有安妮·斯坦顿伴随着。小女孩们穿白色的喇叭裙，露出可爱的小膝盖，她们穿圆头黑色一字带襻的皮凉鞋，白袜子用肥皂粘在腿上，她们的头发在脑后梳成辫子，系上蓝色的蝴蝶结。安妮．斯坦顿就是这番打扮。星期天她上教堂去，安安静静地坐着，用舌头小心翼翼地舔着刚掉了牙齿的齿龈。小女孩们坐在跪垫上，面颊偎依着亲爱的父亲的膝盖，做父亲的一边朗读美丽的词句，一边抚弄光滑如丝的发卷。安妮．斯坦顿就是这番神情。小女孩总是怯生生的：她们在早春的日子里用脚趾去试探拍岸的浪花，如果浪花突然溅起，冰凉的海水溅到她们的大腿，她们就会尖声叫喊，瘦小的细腿像踩高跷似地来回蹦跳。安妮·斯坦顿就是这种样子。小女孩在篝火上烤牛肉熏香肠时常常会把烟灰弄到鼻子尖上，而你——你是个大男孩，不会把鼻子弄脏的——你会用手指着她的鼻子唱道：“脏脸，脏脸，脏得真丢脸。”有一天，你又唱了起来，但小女孩不像以往那样反唇相讥，她抬起大眼睛望着你，瘦小圆润的小脸上，嘴唇略略颤动。你以为她要哭了，虽然她已经不是小娃娃，不会张嘴便哭的。她静静地凝望着你，你的笑容消失了，你慌忙转身，假装去捡柴火。这就是安妮·斯坦顿。安妮·斯坦顿就是海边海燕翱翔，阳光明媚的白天。但我当时并不知晓。安妮‘斯坦顿还是屋檐滴水、海风呼啸、壁炉火苗熊熊的并非晴朗的日子。而我当时也并不知道。后来，安妮·斯坦顿就是黑夜。但是这一点，我却懂得了。那是在夏天。我二十一岁，安妮·斯坦顿十七岁。我从大学回家度假，我已经长大成人见过世面。我在傍晚时分从大学回到家中，急急忙忙游过泳，吃过晚饭。冲到斯坦顿家去看亚当。他坐在阳台上，借着黄昏的光线在看书( 我记得，是吉朋的书) 。我看到了安妮，她走出屋子的时候，我正和亚当一起坐在秋千上。我还是头年圣诞节她从庞德小姐的学校回伯登埠头度假时见到过她。现在，我一看见她便发现她变化极大。她完全不是一个穿圆头、平跟、一字带襻的黑皮鞋和白袜子的小女孩了。她穿着一件白色亚麻布的裙衫。裙服是直筒形，剪裁简朴。但朴素的式样和挺括的亚麻布却挑逗似地更显示出裙下的曲线与柔软。一根窄窄的白色缎带束住她的头发，发髻垂在后颈。她对我粲然一笑——我很熟悉的但又是崭新的笑容——她说道，“你好，杰克。”我紧紧握住她瘦小而有力的右手；我明白夏天到来了。夏天到来了。这个夏天和过去的、甚至将来的夏天都大不一样，是从未有过，永远也不会再有的夏天。白天我像从前一样多半和亚当呆在一起，她也多半跟随着我们，就像从前一样，她跟着我们，因为她和亚当感情融洽、形影不离。那个夏天，每天清晨，太阳还没升高，天气还不太热的时候．我和亚当打网球，她会跟着我们到网球场，坐在含羞草和常春花的树阴里，看着亚当把我打得落花流水，在我脚步错乱，球拍乱挥时笑得像欢唱的小鸟和汩汩的溪流。她有时也跟我打几下，她打得很好，而我打得很糟糕。她体态轻盈，但网球打得很好，她那小巧圆润的胳膊挥动得很有力量，在清晨的阳光下，白嫩的胳膊像翅膀似地摆动着。她的脚步也很轻快，她像个舞蹈演员，裙子拍拍作响，白鞋时隐时现。但是明朗的早晨只给我留下一个画面。我只记得她在场地的另一端，踮着脚尖准备发球，球拍举在束着缎带的脑后方，右手高举，右胸挺起，左手刚刚抛出网球，仍然抬着仿佛要从空中捕捉什么似的，脸蛋严肃而紧张地仰向灿烂的阳光和广阔的太空，一只小白球像旋转的世界悬挂在异彩光辉之中。啊，这是那不朽的姿态。真可惜，希腊人不打网球。要不然，他们会在希腊花瓶上再现安妮·斯坦顿。然而，我又一想，认为他们不会这么做的。因为这一时刻她虽然沉静自若，但仍过于轻快、过于小心、过于紧张。这是抽击前的一瞬间，爆炸前的一刹那。而希腊人是不会在花瓶上表现这样的时刻的。因此，这一时刻不表观在博物馆的花瓶上，而是保存在我的脑海里，只有我才能领略其美妙。因为，对我来说，这是爆炸前的一刹那，而爆炸确实发生了。球拍一挥，“砰”的一声，小白球向着我直飞而来，而我十之八九接不着球。于是比赛结束，我们打完 j一盘网球，我们各自回家，天气炎热，没有一丝清风，小草的露水干了，清晨的微风消失了。然而，那年月总还有下午时刻。午后，我们总是先去游泳，或划船后再游泳；我们三个人，有时还有一些住在伯登埠头下面的、或来访问的青年男女一起出游。接着，晚饭以后，我们再度相聚，在他家或我家门廊上纳凉。或者去看电影，或者在月光下游泳。然而，有一天晚上，我去她家，亚当不在——他开车送他父亲出去了。于是我请安妮去埠头看电影。回来时，我在半路上停下汽车——我驾驶的是一辆跑车，我母亲和她那一伙人坐大汽车出去了——眺望哈定峰外海湾的月色。月光映在漪澜荡漾的水面上，像一抹清凉的、灿烂的白色火焰。你期待着白色的火焰像鼠尾草田里的火苗一样吞食蔓延到整个海面。然而，它只是宽宽的一长条。明亮的、模糊一片的白光，不停地闪烁着，跳跃着，一直延伸到地平线。我们坐在车子里，一边讨论刚才看过的电影，一边眺望水面那一抹月光。渐渐地，我们停止争论。她把身子往下滑了一点，脑袋靠在座椅背上，她并不在看地平线而是仰望长空——跑车的车篷早就放了下来——月光如洗，照得她的脸庞像大理石一般光滑。我也把身子往后靠，仰面看天，月光如水，照在我的脸上。我心里一个劲儿地想着，我马上就伸过胳膊搂住她。我偷偷地瞥了她一眼，只见月光下她的面孔像大理石一般光滑。她的双手放在膝盖上，掌心向上，手指略微蜷曲，仿佛在接受某件礼物。我可以很轻易地伸过手去抓住她的手掌，我可以先握握她的手再看下一步如何发展。我就是这样想的，用的是自以为是成年男子汉大丈夫的、大学生的陈腐而又没有针对性的语言。但是我没有伸过手去。虽然她与我之间只是一小块皮革，她仿佛与我相隔千里。她仰着头靠在椅背上，两手放在膝盖上，月光抚摸着她的面颊。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不伸过手去。我不断给自己打气，想着我并不胆小，我并不害怕。我对自己说，该死的。她不过是个孩子，我干什么要犹疑，她最多就是生气，如果她生气的话，我可以住手。该死的，我对自己说，她不会生气的，她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她知道，没有人会坐在停驶的汽车里和小伙子在月光下下跳棋，她也许经历过好多次这种场面，也许早就有人在她身上动手动脚抚弄一番。想到这里，我突然浑身燥热，怒火上升。我猛地坐直身子，胸口翻腾，思绪烦乱。“安妮，”我说道，“安妮——”我并不知道我该说些什么。她转过脸来看看我，她没有抬起头，仍然是靠在皮椅上，只是把脑袋转了过来。她用一个手指按住嘴唇，轻声说：“嘘，嘘! ”她放下手指，隔着犹如千里之距的皮椅背向我坦率地微微一笑。我躺下身子。我们半躺着呆了好一阵子，虽然只隔着皮椅背，却又似相距数千里。我们仰望皓月当空的夜晚，倾听海水轻轻拍击岸边海滩的圆卵石。我们呆了很长一段时间，天空似乎越来越宽广浩瀚。过了很久，我又偷眼瞧瞧安妮。她双眼微合。我以为她不在凝视广阔的天空，突然产生一种孤寂与落寞之感。但她又睁开眼睛——我在偷眼窥探她。我看见她睁开眼睛的——仰望夜空。我也躺在那儿，仰望夜空，心地平静坦然，没有一丝杂念。那时候，半夜十一点三刻，总有一列火车经过伯登埠头附近的十字路口。2火车经过路口前总要长鸣汽笛。那天夜里，汽笛响了，我知道快十一点三刻了。该回家了。于是我坐起来，发动汽车，调转车头往回开。我们一直没有说话，在回家的路上也没有说话。我们在斯坦顿家的楼前停了下来，安妮迅速走下车去，在贝壳铺成的车道上站了一小忽儿，低声说了一句，“晚安，杰克，”又像两小时以前隔着犹如千里之距的皮椅背那样，对我微微一笑，然后轻盈地跑上台阶。我还来不及镇静下来理清思绪，她已经消失了。我呆呆地望着阳台暗处黑乎乎的门洞——她进屋后并未开灯——侧耳细听，仿佛在等待某种信号。然而我听不到一点动静，只有黑夜不可名状的声响，即使没有一丝微风，即使你离海滩甚远，听不见海滩固有的浅浅水声，即使大海十分平静，黑夜还是带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唏率声。过了几分钟，我发动马达，冲出斯坦顿家的宅地，车轮用力碾过车道，溅得贝壳四下乱飞。我加快马力开上大路，存心不给白房子里睡眼惺忪的混蛋们半点安宁。我要用马达的轰鸣声把他们一个个从床上吓得坐起来。汽车咆哮着疾驰十多英里来到松树林。这儿没有人会吓得从床上跳起来，只有几只猫头鹰和聚集在潮淹区的上帝的礼物——疟蚊。于是我调转车头，减慢车速，缓缓而驶，我靠在皮椅背上，汽车就像在水流缓慢的河面上飘荡的一叶小舟。回到家里，我刚躺到床上，就突然想起——我不是想起，而是看见——仰躺着的安妮的面容，眼睛微闭，月光映照她的面颊。我还想起多年前的那次野餐——我们在乌云密布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时刻游向海湾的那一天，她双眼微闭向着昏暗的天空，仰天平躺在水面上，一只白色的海鸥掠过高高的天空。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场面，即使我想到的话，我并未看到其中的意义。今天，我躺在床上突然觉得自己朦朦胧胧就要作出重大的发现。我发现今晚的时刻不过是很久以前野餐时那一时刻的延续；今晚的时刻一直孕育于那个时刻之中，只是我并不知晓，我把那个时刻失落了或扔掉了；不过它就像你顺手扔掉的种子一样，等你回来时，你发现种子已变成高大的、开满鲜花的植物；它还像一根小小的土色短棍，你把它和别的没用的东西一起扔进火里，但这根短棍是火药，于是你听见砰然一声巨响。我听见一声巨响。我像那些我用汽车马达声吵醒的混蛋们一样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不仅如此。我坐在床上，心里洋溢着喜悦与欢乐，一种我从来没有体会过的激情攫住我整个身心，使我呼吸窒息，好像一个潜入深水，以为浮不上来的人，感到浑身血管快要崩裂。我觉得我马上就要发现那主宰万物的唯一的绝对真理。再有一秒钟，我马上就会知道。我倒吸一口气，大声说道，“耶稣啊，耶稣! ”我张开双臂，仿佛我能拥抱全部空气。我又想起她在水面上的面容，天上乌云翻滚，雷电交加，一只白色海鸥掠过天际。我居然想起了那一天，水上的面容居然又浮现在我的眼前，我不免有些吃惊，因为我沾沾自喜，情不自禁，沉浸在狂喜之中，忘却了产生喜悦的直接原因。不过，我终于又看到那个形象；于是销魂般的狂喜突然消失了，一股强烈的柔情蜜意涌上心头，清甜的温情掺杂着忧伤，仿佛温情是我的肉体，而忧伤是肉体内的血管与神经。这种说法有些荒唐，但当时就是这么回事。这是事实。接着，我好像是在观察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十分客观地想道：你恋爱了。我一时有些茫然。我恋爱了，可这跟我心目中的恋爱又完全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