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诗歌——它们都是在睡梦中产生的。我找到线索了。一天晚上在我睡着的时候。只是一个名字。一个古怪的名字：莫缇墨·L ·利特保。这个名字在我头脑中回旋，我心想，“真怪，”便睡着了。但我第二天一早醒来时马上想起莫缇墨·L ·利特保。那天我上街时买了份报纸，我读报时看见莫缇墨·L ·利特保这个名字。不过不是在我刚买的报纸上，而是，我眼前一亮，突然看见一张黄黄的、皱巴巴的、带奶酪味儿的纸片。验尸团裁决：莫缇墨·L ·利特保的死是因为意外事故。就这么几个字。接着，像河底慢慢浮起了一块湿漉漉的木头，又出现了一句话：美国电力公司的法律顾问。原来如此。我又去查阅档案，找到这段故事。莫缇墨从一家旅馆的窗户——准确些，是从窗户外装着铁栏杆的小阳台上——摔了下来。他从五楼摔下来的，莫缇墨就此呜乎哀哉。验尸时，和他住在一起的妹妹说，他近来身体不好，常常叫头晕。也有人认为是自杀，因为他的个人事务一团糟，而栏杆挺高，不大可能一失手摔了下去。还有一件小小的神秘的事情：有一个旅馆侍者发誓说，莫缇墨在去世前一天晚上给他一封信和五角钱的小费，叫他马上去寄信。旅馆侍者发誓说信是寄给利特保小姐的，利特保小姐发誓说她没收到这封信。呃，莫缇墨常常头晕。他也是美国电力公司的律师。我发现他是在欧文进入这家公司前不久被辞退的。这一点不解决什么问题，但再走进一个死胡同也关系不大。我着手进行这项工作以来，七八个月的时间内已经进入了好几条死胡同。然而，这次不是死胡同。这儿有莉莉·美·利特保小姐，经过五个星期的调查，我在孟菲斯贫民区边缘的一座公寓房子里一间又黑又脏又腥臊的小屋里找到了她。她是个干瘦的老太太，一身黑服，上面斑斑点点都是油迹饭渣。她已经没法再假斯文装体面了。她坐在黑洞洞的房间里，饱经沧桑的脸孔上，一对昏花的红眼睛望着我慢慢地眨巴着。她身上散发的狐臊味搀杂着房间里东方的焚香和蜡烛油味。墙上挂满了圣像，墙角一张小桌子上有个神龛，前面挂着褪了色的淡黄丝绒帘子，帘子后面不是你从圣像推断出来的圣母或十字架，而是一个用毡做的、裱贴在硬纸板上的一个大图像。开始我以为是个胀得不成样子的向日葵形针插，后来才意识到这是太阳及其光芒的图像。生命给予者。在这样一间屋子里神龛前，小桌上一支蜡烛烧得很欢，仿佛不仅是蜡油，而且空气中的油腥也在给它提供燃料。房间中央是张铺了酒黄色丝绒台布的桌子，桌子上有一盘陈年的带色的硬糖块、一杯水和几个狭长的、显然是锡镬做的号角和喇叭。我坐得离桌子很远；利特保小姐坐在另一头，红眼睛不断上下打量我，后来她说，“我们开始吧? ”没想到，她的嗓门还挺响亮。她又端详了我半天，仿佛自言自语地说，“如果台尔彻尔夫人叫你来的话，我想——”“是她派我来的。”确实是她派我来的。这花了我二十五元钱。“我想一切都好。”“一切都挺好。”我说。她起身朝小桌子走去，边走边看着我，仿佛在她把烛火吹灭以前我可能会出问题。接着她吹灭蜡烛，摸索着走回椅子。接着是一阵喘息声，呻吟声，我以为是某个喇叭发出金属的声响。还有利特保小姐与她所控制的某位斑鹿公主的含糊不清的不知所云的对话，还有阴世一位自称是我童年好友、叫吉米的人嘶哑的莫名其妙的讲话。与此同时，我身后，散热器震动着，砰然作响。漆黑中我猛烈呼吸着，浑身大汗，吉米说我即将外出旅行。在黑暗中我俯身问道，“找莫缇墨。我要问莫缇墨一个问题。”一只喇叭轻轻地鸣了一声，公主讲了一句话，我没有听清。“我找的是莫缇墨·L 。”我说。喇叭又发出一些嗡嗡的响声，但我还是听不清楚。“他正在过来，”利特保小姐说，“不过振动不好，传音不清楚。”“我要问他个问题。”我说。“把莫缇墨找来。你知道，莫缇墨·L 。L 代表隆卓。”振动还是很不好。“我要问他关于自杀的那桩事情。”振动一定极糟，因为现在一点声音也没有了。“把莫缇墨找来，”我说，“我要问他关于人寿保险的那件事。我要问他关于他最后写的那封信的事情。”振动一定坏极了，因为一只喇叭砰地摔在桌上又弹到地上；桌子那边一片骚动。等电灯又亮起来时，利特保小姐站在门边，手放在电灯开关上，她瞪着红眼睛望着我，吁吁直喘，喘息声清晰可闻。“你骗人，”她喘吁吁地说，“你对我撒谎。”“我没有骗你。”我说。“我叫杰克·伯登。台尔彻尔太太叫我来的。”“她是个傻瓜，”她嘶声说道，“傻瓜才叫你来——你——”“她以为我是个好人。她不是傻瓜。她要了我二十五块钱。”我掏出钱包，拿出几张钞票，捏在手里。“我也许不是好人，”我说，“不过，这玩意儿总是好东西。”“你要干吗? ”她问道，眼光从我的面孔移到绿色的钞票上又扫回到我的脸上。“我说过了，”我说。“我要跟莫缇墨·隆卓·利特保讲话。如果你能让他来通话的话。”“你要向他打听什么? ”“我刚才说的那些事。我要问他关于自杀的事。”“那是个意外事故。”她阴郁地说。我抽出一张钞票，举了起来。“看见吗? ”我说，“一百元。”我把钱放在她那边的桌子角上。“好好看一眼，”我说，“这是你的。收起来吧。”她胆战心惊地望着那张钞票。我又举起两张钞票。“还有两张，”我说，“也是一百元的。三百块钱。如果你能把我和莫缇墨接上关系，这笔钱就是你的。”“振动，”她喃喃地说，“有时候振动——”“对，”我说，“振动有问题。不过一百元钱对振动能起很大的作用。收起那张钞票吧。这是你的了。”“不，”她哑着嗓门很快地说，“不。”我从手里又拿下一张钞票，放在桌上那张钞票的上面。“收起来吧，”我说，“别扯什么振动了。难道你不需要钱花? 你什么时候好好吃过一顿饭? 把钱收起来，给我讲一讲吧。”8“不。”她低声说道，身子往后缩，人退到墙边，一手抓住门把手好像想逃跑，但眼睛望着钞票。她又瞪起眼睛望了我半天，忽然脑袋一伸，说，“我知道——我知道你——你要引我上当——你是从保险公司来的。”“你错了，”我说，“不过我知道莫缇墨保险单的内容。有一条是关于自杀问题。因此你——”“他——”她嘶声说道，枯瘦的面孔扭曲歪斜，很难说是表达悲伤、愤怒还是绝望的感情——“他借过保险金——差不多全借了——不告诉我——他。”“原来你撒了半天谎一无所得，”我说。“你去领保险金，但是没什么钱可领了。”“对，”她说，“没什么钱了。他就这样——离开了我——他没告诉我——他什么也没给我留下——这儿——这儿——”她环视室内，破烂的家具，污垢臭味；她颤抖畏缩，仿佛她刚走进屋子看到这一切。“这儿——”她说，“这间屋子。”“三百元钱能做不少事儿。”我说着向着丝绒桌布上的二百元钱点了点头。“这儿——这儿，”她说，“他离开了我——他是个胆小鬼——啊，他那么做太容易了——太容易了——他只要——”“纵身一跳。”我替她把话说完。我的话使她安静下来。她呆呆地望了我好久，然后说，“他没有跳楼。”“我亲爱的利特保小姐，”我用一种所谓“友好”的口气说，“你为什么不承认这一点? 你的兄弟死了好多年了。你承认了对他不会有坏结果了。保险公司早就忘记了这件事儿。没有人会责怪你当初不该撒谎——你得生活。还有——““不是钱的问题，”她说，“是声誉扫地的问题。我要教堂为他举行葬礼。我要——“她突然闭上了嘴。“噢。”我看看满墙的圣像。“我当年是个信徒。”她说完，顿了一下，又改口说，“我现在相信上帝，不过这不一样。”“对，对。”我安抚她，又看看桌上剩下的一只喇叭。“当然。你要是觉得这件事是耻辱，未免太傻了。你兄弟、那么于的时候——”“那是个意外事故，”她说。“唉，利特保小姐。你刚承认了这个事实。”“那是个意外事故。”她重复一遍，又缩了回去。“不对，”我说，“他自杀了，可那不是他的过失。他是被迫走上这一步的。”我十分注意她脸部的表情。“他为公司辛辛苦苦干了很多年，可他们却把他踢了出来，要给_ 个为公司干坏事的人腾地方让位置。就是这个人把你的兄弟逼上死路的。对吗? ”我站起来向她走近一步，“对吗? ”她死死地看了我半天，突然垮了下来。“是他干的! 他逼得他自杀，是他杀了他，他们雇佣他是因为这是贿赂——我的兄弟知道的——他告诉他们他会知道——可是他们把他赶出来——他们说他没有证明，把他赶了出来——”“他能证明这是行贿吗? ”我问。“喔，他知道，他就是知道。他了解那个煤矿事件的一切——他早就知道了，但他不知道他们会怎样对待他——那时候他们对他很好，但心里一直明白他们要把他赶出来——他去找州长说——”“什么? ”我追问道，“你说什么，”我又朝他走去。“找州长，他——”“找谁? ”“找斯坦顿州长，可州长不想听，他只是——”我一把抓住老妇人的胳臂，抓得紧紧地。“听着，”我说，“你在说你的兄弟去找过斯坦顿州长，跟他谈过? ”“对，可是斯坦顿州长不肯听。他不肯听。他对他说，他什么也证明不了，他不想调查，结果——”“你在撒谎? ”我摇晃着柴火杆一般的胳臂厉声问道。“真的，上帝作证! ”她大叫起来，浑身哆嗦。“这事儿杀了我的兄弟。州长杀了他。他到旅馆给我写了封信，把一切告诉我，当天夜里——”“那封信呢? ”我说，“那封信后来怎样了? ”“——那天夜里——天亮以前——在那房间里等了一晚上——就在天亮以前——”“信呢? ”我问，“信在哪儿? ”我又摇晃她，她低声重复着，“就在天——”但她从沉思中清醒过来，看看我说，“在我这儿。”我松开手，塞一张钞票在她湿漉漉的手里，捏住她的手让她握住钞票。“这是一百元钱，”我说，“把信给我，剩下的钱全是你的——三百元钱! ”“不，”她说，“不，你想销毁那封信。因为它说了实话。你是那个人的朋友。”她使劲地瞪着眼睛望着我，搜索我脸部的表情，就像一个老人在用衰弱无力的手指使劲想撬开一个盒子。她放弃这种打算，无力地问，“你是他的朋友吗? ”“如果他现在看见我，”我说，“我想他不会认为我是他的朋友。”“你不是他的朋友? ”“不是。”我说。她满腹狐疑地望着我。“不是的，”我说，“我不是他的朋友。把信给我吧。我起誓，如果有朝一日这封信派上用处，那是用来反对他。”“我害怕。”她说，但我感到她的手在慢慢地抓我塞在那儿的钞票。“别害怕保险公司。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我去找州长的时候——”她又开口了。“你也去找过州长? ”“出事以后——一切事情完了以后——我想报复那个人——我去找州长——”“上帝啊。”我说。“——请州长惩罚他——因为他接受贿赂——因为他杀了我兄弟——但他说我没有证据，那个人是他的朋友，而我没有证据。”“那封信，你给他看了那封信吗? ”“是的，我带着信去的。”“你给斯坦顿州长看那封信了吗? ”“是的——是的——可他站在那儿说，‘利特保小姐，你发誓你没收到那封信，你发了假誓，这是作伪证，作伪证要受到严厉制裁的。如果有人知道这封信，那你就要受到法律制裁。”’“你怎么办了? ”我问。那脑袋不过是白头发、黄皮肤包着的骨头，还有古老的回忆。仿佛一阵微风吹来，脑袋慢慢地摇了两下。“怎么办，”她重复我的话语，“怎么办? ”她摇摇头。“我是个孤身穷女人。我的兄弟，他走了。我有什么办法? ”“你保留了这封信。”我强调说。她点点头。“拿来，”我说，“拿出来。现在没有人会来找你麻烦了。我保证。”她拿来了。她在墙角一个铁皮箱子里的一大堆发黄的、带酸味的文件、旧绸带和皱巴巴的衣服里翻找着。我站在一边，看着她那双哆哆嗦嗦的不管用的手直发急。终于，她找到了。我从她手里一把夺过信封，抽出信纸。这是一张旅馆信笺——蒙卡斯特罗旅馆——日期是1915年8 月3 日。信上写道：亲爱的妹妹：我今天下午去看了斯坦顿州长，告诉他我怎样在工作多年以后被他们像条狗似地一脚踢开。我失去了工作，因为欧文那个人接受贿赂，中止了对南方贝尔燃料公司的诉讼案。现在，他抢了我的位置，工资极高，而我为他们呕心沥血多少年都没拿到过这么高的工资。他们还叫他当副总裁。他们对我撒谎，他们欺骗我，而他们因为他接受贿赂而让他当副总裁。但是斯坦顿州长不要听。他要我拿出证据。我告诉他，几个月以前塞特菲尔德先生告诉过我他们是怎么了结了这个案子的，公司又怎样照料欧文。可现在塞特菲尔德矢口否认。他一口咬定他没告诉我，而且还坦然地正视我的眼睛。因此我没有证据，而斯坦顿州长又不肯调查。我没有办法了。你知道我去找过政治上反对斯坦顿州长的人，可他们也不要听。因为他们一伙的中心人物麦克考文那个恶棍异教徒跟南方贝尔燃料公司有密切关系。开始他们很感兴趣，现在他们取笑我。我还能干什么? 我老了，身体不好。我再也没有用了。我将是你的累赘，我帮不了你的忙。妹妹，我有什么办法?你一直待我很好。我很感激。请原谅我就要做的事情。但我要去和圣洁的母亲和亲爱的父亲相会了。他们以前一直对我不错，现在将在彼岸迎接我，为我擦干泪水。永别了，我们将在光明里、在欢乐的日子里再会。莫缇墨又及：我把我的人寿保险费借了不少。因为投资失败。但还有些剩余。要是他们知道我干了这样的事，他们不会把保险费给你的。又及：请把父亲给我的表赠给裘里安。他虽然只是个表亲，但他会珍惜这块表的。又及：如果我不是为了把保险费留给你，我会有更容易的办法干我要干的事。我付了保险费，你应该拿到这笔保险费。于是这个可怜的混蛋教了他妹妹如何欺骗保险公司以后，马上跑到彼岸，那里父亲和母亲将为他擦干泪水。信的内容说明了一切——莫缇墨·隆卓的一切——纷乱的思绪、软弱、虔诚、自我怜悯、无足轻重的敏锐、报复心理等等。这一切都包含在那老派簿记员整齐的、细长笔迹的书法里；他的手也许有些颤抖，但一笔一划写得清清楚楚。我把信放进信封。把信封放进口袋。“我要去影印。”我说。“你可以收回你的信的。我会证明影印件是按原件复制的。但你必须找个公证人，写一份材料说明你找斯坦顿州长的经过情况。还有——”我走到桌子跟前，拿起两张钞票递给她——“你写了材料以后还会有一百元钱。戴上你的帽子。”终于，经过好几个月的努力，我找到了，因为任何东西都不会消失。从来没有一样东西会消失的。而且总会有线索：注销的支票、唇膏的污迹、美人蕉花坛上的脚印、公园小径边上的避孕套、老伤口的抽痛，镀了青铜的婴儿鞋( 美国习俗，把婴儿的第一双鞋穿几天后镀上青铜留作永久纪念) 、家族血缘史上污点。所有的时代只是一个时光，在我们给死者下定义，赋以生命以前，他们从来没有生活过，他们的眼睛从时光的阴影里望着我们，苦苦地哀求我们。这就是我们所有历史学者相信的一切。我们热爱真理。第六章1我是在1937年3 月末到孟菲斯一间肮脏、腥剡的破屋子去见利特保小姐，从而结束长达七个月的调查研究的。七个月来，除了调查研究还发生了一些别的事情。二年级大学生汤姆·斯塔克成了赫赫有名的全南方十一人队的四分卫；他开了一辆黄色高级双座轻型汽车去庆祝这一盛大喜事，在以他父亲命名的无数新修建的高速公路中的一个排水沟里，他的车翻了个个儿。幸好，发现汽车废骸的是一辆公路巡逻车，而不是爱唠叨爱传话的公民。那个喝了一半的、说明出事原因的瓶子当然给扔进黑夜落在沼泽地黑乎乎的水洼里。在陷入昏迷的大学生——二年级的雷电霹雳似的快手——的身边躺着另一个神智清醒却伤势严重的躯体；原来在这辆贵重的黄色大汽车里，汤姆还带着一个不那么贵重的黄头发的玩物，她的名字叫克瑞西·琼斯。克瑞西没有葬身沼泽而被送进了医院的手术室。还算好，她没有死去，然而她的健康使她从此以后不大可能再坐跑车了。可是她的父亲不懂人事，不肯帮忙。他跺着脚指天发誓要闹个天翻地覆要报仇雪恨，要控告，要起诉，要把罪犯监禁起来，要把真相公布于众，等等。不过，他的怒火很快熄灭了。当然还是花了一些钱财。不过这笔交易总算悄悄地做成了。琼斯先生搞的是卡车运输。有人提醒他卡车是在州建公路上奔跑，卡车运输业主跟州政府的某些部门关系很密切。汤姆连一根毫毛都没受损伤，他躺在医院里只昏迷了三个小时。当时头儿面如死灰，头发耷拉着，眼神散乱，满脸汗水，他在候诊室里来回走着，一手紧攥拳头使劲碾着另一只手的掌心，他的呼吸艰难粗重，跟里屋他儿子的一样急促。后来，露西·斯塔克赶来了——那时大约是清晨四点钟——她两眼红肿，眼泪枯干，神情震惊茫然。他们大吵一架。里边传出话来说汤姆醒过来，没有问题了。他们却吵了起来。他本来一直喘着粗气来回走动，而她则一直呆坐着，直视前方黑暗处。汤姆没事儿的消息传来以后，她站起身子走到他跟前说，“你一定得制止他。”她声音低微，犹如耳语。他愣愣地，莫明其妙地望着她，又伸出手去摸摸她，像狗熊伸出笨拙的爪子触摸它想要了解的东西。他嘶哑着嗓子说：“他——他会好起来的，露西。他没事儿了。”她摇摇头说，“不，他并不好。”“医生——”他踉跄地向她走近一步——“医生说——”“不，他并不是没有问题。”她又说。“他不会好起来的。除非你使得他好起来。”血一下子涌上他的双颊。“得了，如果你是说要他不再踢球——如果你——”这是他们吵架的老题目了。“噢，并不仅仅是踢球的问题。踢球已经够糟糕了，他以为他是个英雄，天下没有别的东西了——可我指的是跟踢球有关的一切事情——他粗野、自私、懒散，还——”“我的孩子绝不能女孩子气的，哼。你就要他像个姑娘一样。”“我宁可看着他死在我的跟前，也不想让你的虚荣心把他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