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是不是有过这种情况：法官钱财不多，不能快快乐乐地生活? ”当然，这不是一笔微不足道的钱财。我又点上一根香烟，反复思索这个问题。我得不出结论。在我的童年记忆库里，一个声音在低声细语，但我无法捕捉它的话语。从时光的某个深处，我模模糊糊看到我自己，我还是个孩子，正走进大人的屋子，我知道他们因为我走进屋子而停止讲话，因为我不该知道他们的讲话内容。我听到他们谈话的内容了吗?我倾听童年记忆库中悄声低语的声音，但声音太遥远了。它无法把答案告诉我。于是我从桌边站起身，离开那些空啤酒瓶和香烟蒂子，走到大街上。傍晚刚下过一场阵雨，街上雾气弥漫像个土耳其浴室，汽车车轮碾过带水珠的柏油马路发出嘶嘶的响声。如果运气好的话，呆会儿，可能还会从海湾吹来一阵凉风。如果运气好的话。我招手叫住一辆出租汽车，对司机说，“南第五大道和圣埃蒂艾纳街的拐角。，‘我坐在皮座椅上听着车轮嘶嘶地碾过湿漉漉的马路，仿佛平底煎锅在炸东西似的。我坐车前去寻找有关欧文法官的答案。如果那个知道答案的人肯告诉我的话。这个人多年来一直是法官的亲密好友，他的知己，他的戴蒙（罗马神话中戴蒙与皮西艾斯是一对刎颈之交。皮西艾斯因反对狄奥尼索斯而被判处死刑，要求给予时间，安排后事，戴蒙以生命担保皮西艾斯一定会回来接受惩处。最后酒神狄奥尼索斯为他们的友谊所感动，给了他们自由），他的约拿单（见《圣经·旧约·撒母耳记》第十八——二十章。约拿单是以色列王大卫的朋友．与大卫结盟，曾把他父亲扫罗要杀害大卫的消息告诉大卫，使大卫得以逃走），他的兄弟。他就是博学多才的律师。他会知道的。我站在一家墨西哥餐馆门前的人行道上。餐馆里自动电唱机大放歌曲，响声震天。我付了车费转过身子望着在歌声中颤动的三层楼。三楼上悬挂着标语牌，有的用细铁丝挂在小铁阳台上，有的用钉子钉在墙上；标语牌是木头做的，漆成不同的颜色，白色的、红色的、黑色的、绿色的，而字母则是用和木板不同的颜色写成的。一块挂在阳台上的大标语写道：不可嘲弄上帝。另一块是。解救之日已经来临。好了，我对自己说，他还住在这儿。他住在一家挺干净的酒馆楼上，隔壁街上光屁股的黑孩子和挨饿的猫狗一起玩耍，太阳下山后，黑女人坐在台阶上慢慢地摇着芭蕉扇。我走进楼洞上楼梯，边走边掏香烟，但发现口袋里没有烟。于是我转身走进饭店，那儿电唱机刚刚停了下来。一个矮胖的老年妇人像个水桶似地站在柜台后面，在墨西哥人棕黄色的皮肤和黑色头巾衬托下她的眉毛显得粗短而苍白。我对她说：“Cigarrillos(有香烟吗)?”“Que tipo?(要什么牌子) ”她问。“幸福牌。”我说。她递给我香烟时，我向头上指指，问道，“那个老头儿，他在楼上吗? ”她好像不懂我的话。于是我说，“Esta arriba el viejo?(那个老头在上面) ”我能够说出这句西班牙语，心里很高兴。“Quien sabe? ”她回答道，“Viene Yva(谁知道? 来了还是去了) 。”原来他来去匆匆，忙于上帝的事业。这时有人在柜台另一端的阴影处讲话了，他的英语勉强能懂。“老头儿出去了。”“谢谢，”我对靠在椅子上的墨西哥老人说。我又转过身子对老妇人指指啤酒桶上的龙头说，“来一杯啤酒。”我喝着啤酒，抬头四望，看见柜台上方挂着一条标语牌，标语写在一块大三合板上，用钉子钉在墙上。标语牌是鲜红色的，上端有蓝花浮雕，字是黑色的，但勾有白色。标语写道：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二节。我指指标语。“Deel? （他的）”我问道。“老头儿的，嗯? ”“si．senor ，( 对，先生) ”老妇人说。接着，她又加上一句不相干的话，“Es como un santito。( 那个人是个圣人) ”“他也许是个圣人，”我表示赞同，“可他还是个傻瓜。”“傻瓜? ”“Es loco ，( 他是个疯子) ”我解释说，“他是个傻瓜。”她不置可否，我喝着啤酒。突然，柜台另一端的墨西哥老人说，“来了，老头儿回来了。”2我转过身子，透过门上肮脏的玻璃看见一个穿黑衣服的人。接着，门推开了，他走了进来。他比我记忆中的模样要苍老得多，旧巴拿马草帽下是湿漉漉的白发、金丝边眼镜松松地滑到鼻子尖，随时可能掉下来，一对灰白失神的眼睛，肩膀向前耷拉着，仿佛被那个笨重的讨厌的不相干的大肚子拽了下来，而他的肚子又像街角小贩身上挂的沉重的托盘或书包。下腹处黑大衣的钮扣松开着。他站在那儿，很认真地眯缝起眼睛打量我，显然没有认出我是谁，他刚从落日的余晖走进昏暗的餐馆。“晚安，先生，”墨西哥老人对博学的律师打招呼。“Buenas tardes ，( 下午好) ”老妇人说。博学的律师摘下巴拿马草帽，转向老妇人，微微弯腰致意。他略一点头，我头脑中突然闪出海湾边白房子长客厅中的景象，那间屋子里有着同一个人，但他又大不一样，年轻得多，头发并不灰白。“晚安，”他对老妇人说，又转向墨西哥老人说，“晚安，先生。”墨西哥老人指指我说，“他一直等着。”博学的律师这才真正注意到我。不过他没有认出我，他只是在昏暗的光线里眨巴眼睛。当然，他完全没有想到我会上他那儿去的。“你好，”我说，“不认得我了? ”“认得，”他说，可还是使劲地盯着我。他伸出手来，我握住他的手。他的手潮乎乎的。“我们出去吧，”我说。“你面包还要吗? ”墨西哥老人问道。博学的律师转过身子，“要的，谢谢你，如果方便的话。”墨西哥人站起身，走到柜台尽头，拿出一个装满东西的褐色大纸口袋，递给了他。“谢谢，”博学的律师说，“非常感谢你，先生。”“De nada ，（没什么）”墨西哥人说完鞠了一躬。“祝你晚安，”博学的律师说。他向老人鞠躬致意，又向老妇人鞠躬致意，他脑袋的动作又使我想起海边白房子的长客厅。我跟着他走出餐馆，来到大街上。街对面是个小小的公园；踩倒的黄草闪烁着水珠；无业游民坐在长凳上，鸽子温柔地心平气和地咕咕叫着，在喷泉周围的水泥地上拉下一撮撮小巧的石灰色的粪便。我看看鸽子，又看看他手上装得鼓鼓的纸包。我发现纸包里装的都是面包皮。“你要去喂鸽子? ”我问他。“不，这是给乔治的。”他边说边向通往楼上的门洞走去。“你养了条狗? ”“没有，”他领我走进门厅，走上木头造的楼梯。“那么乔治是什么东西? 一只鹦鹉? ”“不是。”他气喘吁吁地说话，楼梯陡得很。“乔治是个不幸的人。”我想起来了，所谓不幸的人就是叫花子。不幸的人就是一个走进容易上当受骗的傻瓜的家门而且耽在里面不出来的幸运的叫花子。如果他搞到一个好铺位，他就从叫花子提升成为不幸的人。博学的律师过去曾多次收容不幸的人。一个不幸的人开枪打了博学的律师负责的教区风琴手。另一个不幸的人偷了他的表和6BK联谊会的钥匙。原来乔治又是一个不幸的人。我看看面包，说，“噢，要是他只有面包皮当饭吃，那他一定很不幸。”“他只吃一部分，”博学的律师说，“不过，完全不是故意吃的。他用面包皮工作。不过，我相信，有些面包皮顺着喉咙咽了下去，因此他从来不饿。除了想吃糖以外。”“看在上帝面上，告诉我，他怎么用面包皮工作，而面包皮又怎么会顺着喉咙咽下去的? ”“别空口白舌乱用上帝的名字。”他说。但他又接着解释。“乔治的工作聪明极了。而且还挺有艺术性。你会看到的。”我看见了。我们走到第二层楼梯顶上，借着破碎的天窗的光亮，沿着狭窄的楼道走进一间屋子。在宽敞的、家具稀少的房间一角有个人盘膝坐在一条破毯子上。我想这个人便是乔治了。他面前放了几个大碗，身边地板上放着一块大约两英尺宽、四英尺长的三合板。我们走进屋子，乔治抬起头来，说，“我没有面包皮了。”“这儿又有了。”博学的律师边说边把褐色的纸袋递给他。乔治把面包皮倒进一个大碗，拿起一块放进嘴里，开始嚼起来。他嚼得很认真，很有目的。他中等身材，肌肉发达，脖子特别粗壮，他嚼面包时，头颈里的青筋一动一动，让人看着难受。浅黄色的头发快掉光了，扁平光滑的面孔上长着一对蓝眼睛。他嚼面包时，两眼直瞪瞪地瞧着前面某个地方。“他要干吗? ”我问。“他在做个天使。”“噢。”我说。这时，乔治低头凑近一只大碗，把嚼得烂透的面包皮吐进大碗里。接着他又往嘴里放一块面包皮。“那儿有一个他做好的天使。”博学的律师说着用手指指房间的另一个角落，那儿靠着一块三合板。我走过去仔细端详。木板的一端是一个好像用油灰做的天使的形象，带着翅膀，披着衣饰。“这个正在晾干。”博学的律师说。“等它干透了，他就上颜色，然后再用虫胶处理。最后油漆板子，写上箴言。”“很漂亮。”我说。“他还做天使像呢。瞧。”他走到厨房柜子前，打开柜门，里面一格是锅碗瓢盆，另一格是一排俗气的天使。我逐一端详那堆天使。博学的律师从柜子里取出一罐汤、一段面包和一些黄油，放到房间中央的桌子上，又点上屋角煤气灶的一个灶眼。“你跟我一起吃晚饭，好吗? ”他问道。“不必了，谢谢。”我说。我继续研究那些天使。“他有时候上街去卖。”他边说边把汤倒进一个炖锅。“不过最好的他舍不得卖。”“这些就是最好的? ”我问道。“是啊，”博学的律师回答道，“它们挺不错的，是吗? ”“挺不错。”我只能这么说。我看看那位艺术家又问道，“他除了天使不做别的? 不做些可派娃娃（Kewpie doll ，1909年，商业艺术家露丝·奥尼尔设计的洋娃娃。这类娃娃通常头呈洋葱型，背上有翅膀，常以救火员、牛仔、音乐家形象出现）、叭儿狗之类的东西? ”“他做天使，完全是因为发生了一场事故。”“发生了什么事故? ”“他的妻子。”博学的律师边说边搅动炖锅里的汤。“为了她，他才做天使的。你知道，他们以前是马戏团的人。”“我不知道。”“他们是那种高空杂技演员。她演天使。乔治说，她有很大的白翅膀。”“白翅膀。”乔治含着面包说道，可听起来他好像在说“伯黄”。他微笑着摇动大手，好像在拍打两只翅膀。“她从高空落下来，白色的翅膀拍打着，好像她在飞翔。”博学的律师耐心地解释着。“有一天绳子断了。”我断言道。“设备出毛病了。这件事对乔治影响极大。”“对她的影响呢? ”老头儿并不理会我的俏皮话，又说，“他结果不能表演了。”“他有什么特技? ”“他演一个被吊起来的人。”“噢。”我说着看看乔治。怪不得他脖子那么粗。“他的器械没出毛病，没把他憋死? ”“没有，”博学的律师说，“他只是讨厌那整套表演。”“讨厌? ”我说。“对，讨厌。后来事情发展到他不能高高兴兴地表演他选中的行业。他一睡觉就做梦，梦见他摔下来了。他就会像小孩一样尿床。”“摔啦，摔啦。”乔治含着满嘴的面包，发出像“酸啦”的声音，他一边嚼，一边笑眯眯地很高兴。“有一天他头颈里套着绳索走上舞台，可他跳不起来，他动都动不了。他倒在舞台上，趴在那儿哭泣。他们只好把他抬下来。”博学的律师说，“后来，有一段时间，他完全瘫痪了。”“看起来，”我说，“他是很讨厌上吊那个节目。你说得挺离奇的。”“他完全瘫痪了，”他不理会我的俏皮话，又重复了一遍。“不是出于物质的原因——如果——”他顿了一下——“如果天下真有因为物质原因而发生的事情。因为物质世界虽然存在，不容否认——否认物质世界便是亵渎神明——但物质世界并非原因，它只不过是结果，是征兆，是陶工手下的泥土；而我们——”他停住话头，失神的双眼里刚才闪烁的热情的光芒暗淡了，比划着做手势的双手无力地垂了下来。他靠在煤气灶上搅拌锅里的汤。他又说了起来，“毛病出在这儿，”他用手指指前额，“出在他的精神方面。精神总是原因——我告诉你——”他停下来，摇摇头，看看我又悲哀地说，“不过你不懂。”“看来我是不懂。”我同意他的看法。“他的瘫痪病好了，”他说。“可是乔治不再是个健康的人。他怕登高。他不能往窗外看。他得用手捂着眼睛才能让我领他下楼上街去卖他的艺术品。所以我现在很少带他下楼。他不能坐椅子，也不能在床上睡觉。他老得坐在地板上。他不喜欢站着。他的腿站不住，他就要哭。幸好，他向来有这点艺术才能。这能分散他的心思。他作很多祷告。我教他祷告。挺管用的。我起来祷告，他跟着我念祷词。他夜里做恶梦睡不着觉的时候就祷告。““他还尿床吗? ”我问。“有时候还要尿的。”博学的律师挺认真地回答道。我看看乔治。他在默默地哭泣，眼泪顺着他光滑的圆脸流下来，但他的牙床还在不断地咀嚼面包。“你看看他。”我说。博学的律师看了他一眼。“真蠢，真蠢。”他烦躁地嘟哝起来，摇了摇头，于是又有几片头皮屑飘落在黑色的哔叽领子上。“我真蠢，居然当着他面讲了起来，让他全听见了。真蠢——我老了，忘了——”他无比烦恼地又摇头又嘟哝，往碗里倒了些汤，拿个勺子走到乔治身边，“来，瞧瞧，”他俯下身子，舀了一勺汤送到乔治的面前，“好极了——很好的汤——汤——喝点汤吧。”3乔治流着眼泪，没有张开嘴。但他也没有再嚼面包。他只是闭紧嘴巴。老头把饭碗放在地板上，一手拿着勺子凑在乔治的嘴前，一手拍着他的后背安慰他，嘴里不断像母鸡似地咯咯有声，像个心烦意乱的母亲在哄孩子。突然，他抬起头来，眼镜滑了下来，他像个母亲似地、怒气冲冲地对我说，“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就是不肯喝汤——他除了糖果别的都不吃——只要巧克力——我真不知道——”他说不下去了。“也许你把他宠坏了。”我说。他把勺放回身边地板上的碗里，开始在口袋里摸索。最后他摸出一块巧克力，——因为天热，糖有些化了——他开始剥掉黏乎乎的锡纸。乔治还在流眼泪，但他同时看着老头儿剥锡纸，他张着嘴巴高兴地等待着。他没有用胖乎乎的小手来抓糖。老头儿掰下一块巧克力，放在那张期待着的嘴里，又仔细地审视乔治的面孔。显然，乔治嘴内黑暗处的味蕾在大起作用，唾腺疲乏地呼出一口甜蜜的、快乐的叹息，释放出大量口水，乔治的面孔慢慢呈现出深深的、内在的、含苞待放的幸福表情，他好像是个圣人。啊，我差一点对老头儿说出口，你说物质从来不是起因，可是巧克力是物质，你看看巧克力起的作用：他这张面孔，简直让人以为是耶稣的亲吻产生的法力而不是什么赫西牌巧克力的作用。你怎么说明两者的区别，嘿?但我没有说话，我望着老头儿，他正俯着身子，眼镜滑了下来，外衣挂了下来，肚子显得更突出了，他又掰了一块巧克力，嘴里啧啧有声，满脸高兴的神情。我望着望着，忽然看到海边白房子长客厅里的人。他和我眼前的是同一个人但又不是一样的人；薄暮时分海上刮来的暴风雨鞭打着窗户，但雨声欢快而安全，因为壁炉里火光熊熊，映照在窗户上，雨水把夜晚漆黑的窗户划出道道银光，银光又和映照在窗户上的炉火金光交织在一起；这个人弯下身子拿出一样东西说，“这是爸爸今天晚上带回来的，不过你现在只能咬一口——”他掰下一块递了过来——“只能吃一点儿，快吃晚饭了——晚饭以后——”我看看老头儿，心肠软了下来，胸口堵着的大硬块开始融化——我胸口一直有个大硬块，我已经习以为常，现在，忽然，硬块消失，我的呼吸松快了。“爸爸．”我说．“爸爸——”老头儿抬起头看看我，挺不高兴地说，“什么——你说什么? ”啊，爸爸，爸爸! 可是他不再站到海边长形的白屋子里，永远不会在那儿了，因为他走出白屋——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男子气概不足，不能治理自己的家，因为他是个傻瓜，因为——他走了很长的路，上楼来到这间房间，成了老头儿，弯腰拿着块巧克力，一时满脸高兴——如果那是高兴的话。不过，现在他脸上没有高兴的神情，只有老人那种因为没听懂别人的话而不大高兴的表情。我也走出海边长形白屋子，走过很长的路程。我从壁炉前的小地毯上站了起来，我曾坐在地毯上玩铁皮做的马戏团大车、用五彩蜡笔在纸上画图，倾听打在玻璃窗上的风雨声，而爸爸曾弯腰对我说，“今天爸爸带回来这个东西。”我从长形自屋子走出来，走过很长的路程，来到这间屋子，成了靠在墙上抽着烟的杰克·伯登。可是没有人向他俯下身子给他巧克力。于是，我望着老头儿的脸，回答他颇不耐烦的问题。我说，“喔，我没说什么。”这是事实。一切都过去了。往昔并非今朝，而今朝亦将消失。风拍打浪花时激起的泡沫像阳光一样灿烂，然而潮水退去后，泡沫留在坚硬的沙滩上，就像洗碗水里的浮垢。然而，还是有一样东西：留在坚硬的沙滩的浮垢。于是，我说，“是啊，是有件事情。”“什么事? ”“给我讲讲欧文法官。”我说。他站直身子面对着我，眼镜片后面昏花的老眼眯缝着，就像他刚才从阳光中走进楼下墨西哥人昏暗的餐厅里眯起眼睛看我一样。“欧文法官，”我又说一遍，“你知道的——你的知心老友。”“那是另一个时代了。”他嘶哑着声音说。他瞪大眼睛望着我，手里还拿着剩下的半块巧克力。“当然哕，”我说。我望着他，心里想，上帝啊，真是另一个时代。我又说，“当然，不过你还记得的。”“那个时代已经死了。”他说。“对，不过你还没死。”“当年追求虚荣与腐朽的罪人已经死了。如果我现在还在违反教规，还在犯罪，那不是出于愿望，那是我软弱的结果。我已经改邪归正。”“听我说，”我说道，“我只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只有一个问题。”“我已经抛弃了过去那个时代。”他说完两手一推，做个抛弃的动作。“就问一个问题。”我还是坚持着。他看了我一眼，不说话了。“听着，”我说，“欧文破产过吗? 他过去缺过钱用吗? 非常缺钱吗? ”他瞪眼望着我，隔着地板上的一碗汤、隔着手上的巧克力望着我，仿佛我是在遥远的地方，他要越过时光看到我。半晌，他问，“你——你为什么要打听? ”“老实说，”我脱口而出，“我并不想打听。不过有人要打听，这个人每个月一号给我钱付我工资。他就是斯塔克州长。”“邪恶，”他望着别处说，“邪恶。”“欧文破过产吗? ”我问。“邪恶。”他还是这两个字。“听着，”我说，“如果你说的邪恶是指斯塔克州长的话，我并不认为州长会带着邪恶向上帝祷告的。不过，你想过没有? 你那些上帝诅咒的、戴高顶礼帽的、做礼拜的、说起话来引经据典的高雅的朋友们，像斯坦顿和欧文这样的朋友，把本州搞到了多么糟糕的地步? 至少头儿还干点事——可他们——他们光占着茅坑——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