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吗? 我把那伙人狠狠打垮以后打算干什么吗? ”“不，”我说，“我不知道。”“我要盖一座天下规模最他妈的大的、最金光锃亮的、福尔马林味道最浓的免费医院和保健中心。伙计，听我说，我要在每间房间里摆上一只能唱意大利大歌剧的金丝雀。护士们个个都在亚特兰大得过美女奖，便盆都是用十八K 金子做的，而且，上帝作证，每个便盆还带一个瑞士造的百音盒，会演奏《草堆上的火鸡》或者《露西亚的六重唱》，随你挑选。”“那可太妙了。”我说。“我会办到的，”他说，“你不相信我，可我会办到的。”“我完全相信。”我说。我困得要命。我站在那里，身子直打晃。朦胧中，我看见他走过去，转过身子，猛地向前迈步，他甩动着大脑袋，头发披在额前，遮住了眼睛。露西以前一直没有打起行李出走，实在是一大奇迹。我真不明白她怎么会对那些早已公开的秘密居然一无所知。这事儿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并不知道。等我发现时木已成舟了。头儿当上州长以后过了七八个月，为了件小小的私事儿去芝加哥。他把我带了去。在芝加哥有个叫乔希·康克令的家伙领着我们游览全城。他做这种事情挺合适的。他身材高大结实，少白头，红脸膛，浓黑的眉毛，合身熨贴的西服，还有一套电影布景似的华丽公寓，一本寸把厚的人名地址录。他不是真正的大人物，但他学得像极了，比真正的大人物还要来劲，因为真正的大人物倒可以随便一些，而他这个假洋鬼子却一点不能放松，必须时时刻刻做到比真正的大人物还要有气派，还要不在乎钱财。他带我们去一家夜总会，那儿地板上铺着货真价实的冰层，一群穿着银色小裤衩、戴着银色胸罩、脚蹬冰鞋的“北欧仙女”随着音乐在蔚蓝色的灯光下、在人工制作的北极光下翩翩起舞，急速旋转，欢快地飞舞跳跃；蔚蓝色的灯光下，冰鞋闪烁，雪白的大腿耀人眼目，雪白的胳膊忽上忽下，犹如金蛇飞舞；赤裸的后背，脊柱两旁柔中带刚的肌肉优美地抖动摇晃，此起彼伏，银色胸罩下面的乳峰随着音乐颤动；秀长的、不束发带的、银光闪闪的瑞典长发在空中飘动，摇曳，拍打着空气。梅逊市来的、除了马槽里的浮冰就从来没见过冰块的家伙震惊了。“耶稣啊! ”梅逊市来的家伙毫不掩饰地赞叹起来，接着又是一声，“耶稣! ”他使劲地咽唾沫，仿佛嗓子里卡了一块挺大的干玉米饼子。表演完毕，乔希·康克令彬彬有礼地说，“州长，您喜欢吗? ”“他们真能溜冰，溜得真够可以的。”州长说。一位梳着瑞典发式的仙女从更衣室走出来。她已经脱去冰鞋，赤裸的双肩披着一件银色的斗篷，轻快地向我们的桌子走来。她是乔希·康克令的朋友，而且是个很好的好朋友，尽管她的头发不是来自瑞典，而是来自一家杂货店。她的一位朋友正好也来演出，她就把她找来。这位朋友马上和州长交上朋友。从此，在我们呆在芝加哥的日子里，除了每天晚上溜冰演出的时候，我和州长简直就不照面。演出时，他一边望着“仙女”们翩翩起舞，一面使劲咽那卡在嗓子里的干玉米饼子。最后一场刚演完，他说一声，“晚安，杰克，”便和乔希·康克令的朋友的朋友消失在夜幕中。我不知道露西是否了解溜冰场的情况。但是萨迪知道得一清二楚，她像持家主妇一样消息情报十分灵通。头头和我回到家，北国仙女已是美好的过去，像香瓜上的疤痕成为心灵深处的一丝甜蜜的柔情。可是萨迪却把爱尔兰人的醋缸子倒翻了，她大发雷霆，吵得天翻地覆。头儿和我回到城里的当天早上，我站在头儿办公室的外屋和负责接待工作的女秘书天南海北地闲聊天，忽然我听见屋里乱哄哄的，一片吵闹声。好像有人向桌上啪地摔了一本书，接着是一个人的责骂声，是萨迪在说话。“出什么事了? ”我问秘书姑娘。“哼，应该是你告诉我，你们在芝加哥干什么好事了? ”姑娘说。“噢，”我恍热大悟。“原来如此。”“噢，”她学着我的腔调，“原来如此，怎么回事! ”我走回外屋边上的我的办公室。我刚进屋，房门还大敞着，只见萨迪从头儿房间里冲出来，好像是一头罗马时代的大狮子从竞技场尽处的栅栏里窜出来冲向基督教殉道者。她怒气冲冲，头发都倒竖了起来。她的脸色煞白，麻斑像石膏上的窟窿粒粒分明。她的面孔像小孩用来打靶玩的美杜莎（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怪，目光所到之处，一切东西立即化为石头）石膏像，然而石膏像中间是一样和石膏毫无关系的东西：她的眼睛。它们是一对灾祸，一对黑色的火山，一对熊熊的火焰。她像汹涌的蒸汽一心冲断焊好的铆钉。她快步猛冲的时候，你几乎能听见她裙子缝线的断裂声。她一见我便毫不迟疑地转身冲进我屋，猛地把门关上。“王八蛋。”她咒骂一声，怒气冲冲地瞪着我直喘粗气。“你用不着来骂我。”我说。“那个王八蛋，”她怒目而视又说一遍，“我要宰了他。我向上帝发誓我会宰了他。”“你把事情看得太重了。”我说。“我要毁了他，我要把他赶出这个州，我向上帝发誓。王八蛋，我给他卖命，他倒对我三心二意。听着——”她说。她粗壮的双手抓住我前胸的衣襟，使劲摇晃。( 她的手又粗又大，又硬又有力气，完全像男人的手。) “听着——”她又说。“你用不着把我掐死。”我生气地抗议道。“我不想听。我知道该死的事情已经太多了。”我不是开玩笑。我确实不想听。这个世界里，我不想知道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听着——”她使劲摇晃我——“谁使得那个王八蛋有今天的地位? 谁让他当上州长的? 谁在他还是天字第一号傻瓜的时候帮他的忙，使他成为大人物，显赫一时? 谁一步步教他，帮他忙，使他不出差错，一局不输? ”“我想你是要我说，这一切都是你帮忙的结果。”“这是事实，”她说，“可他倒欺骗起我来了，这个——”“不，”我努力想挣脱她抓住我衣襟的双手，“他欺骗的是露西。你得另想个词儿来形容他对你干的事儿。我不知道这种情况下得用乘法还是除法? ”“露西! ”她撇撇嘴，很不以为然地说，“露西—一她是个傻瓜。要照她的想法办事，他还在梅逊市喂猪呢。他很明白。他知道她会给他干些什么。要是他听她的话。她有过机会。她——”她不得不停下来喘口气，可是我看得出来，尽管她直喘气，她的脑子并没有停止活动，相反，还在不断地讲话。“看来你认为露西要完蛋了。”我说。“露西——”她不说了，但她的口气很清楚：露西是个乡下姑娘，上了个乡下人的、信奉上帝的浸礼会学院，在梅逊县小学教些黄头发的拖鼻涕小孩，嫁给威利·斯塔克，给他生了个儿子。她错过了机会。萨迪突然平静下来，用冷酷的干巴巴的口气说，“等着瞧吧，总有一天他会甩了她的，他这个王八蛋。”“你应该知道的。”我实在忍不住要进行逻辑推理了。可我话还没出口她已经打了我一个耳光。这是我自作自受，因为只要多管闲事，不管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闲事，你就会挨嘴巴的。“你打错人了。”我说。捂着脸倒退一步，因为她又要发火。“我不是这出戏的主人公。”然而她并没有大发雷霆。她呆呆地站着，精神萎靡，生气全无，衣服显得松松垮垮。她的眼睛湿润了，泪水慢慢地涌上眼眶，两滴大大的眼泪顺着略带麻子的鼻子两侧像精确的小机械玩具似地一点一点地流了下来，同时流到涂了深红色口红的嘴唇，慢慢地向四周渗开。我看见她伸出舌头小心翼翼地舔了舔上嘴唇，仿佛要尝尝那咸味。她一个劲儿地瞪着我，好像只要她使劲看的话，她可以找到某个答案。她绕过我朝着墙壁走过去，墙上挂了面镜子，她把脸凑到镜子跟前，慢慢地轻轻地左右转动，仔细端详。我看不到镜子，只看见她的后脑勺。“她长得什么样? ”她冷冷地、心平气和地问道。“谁? ”我问。我确实不知道她指的是谁。“芝加哥的那一个。”她说。“她不过是个妓女，”我说，“头上戴着瑞典人的假发，脚上穿的冰鞋，身上简直没穿什么。”“她漂亮吗? ”口气依旧很冷淡，很平静。“鬼才知道，”我说，“要是我明天在街上遇见她，我不会认出她来的。”“她漂亮吗? ”还是那种口气。“我怎么知道? ”我反问一句，我又烦躁起来。“她靠卖笑为生，因此你从不注意她的长相。”“她漂亮吗? ”“看耶稣面上，忘了她吧。”我说。她转过身子向我走来，两手抬到下巴颌，手指并拢而略微弯曲，但并未接触脸颊。她走到我跟前站住了。“忘了她? ”她好像刚听见我的活。她把手抬高一些，摸摸满是麻疤的白色石膏；她摸摸两边的面颊，轻轻地碰一下，仿佛又肿又疼。“你看看。”她命令道。她把脸凑过来让我看。“看! ”她恶狠狠地说，用手指戳戳脸上的肉，戳得很狠。这到底是肉，不是石膏。“对，好好看看，”她说，“我们躺在那间破败的小棚屋里——我们两个，我和我弟弟——我们还是孩子——我们得的是天花——我父亲是个没用的酒鬼——他出去喝醉了，哭哭啼啼，只要能讨到一文钱，就在酒馆里喝酒——哭哭啼啼跟人说，他的孩子们，可爱的天使般的小孩们病了——唉，他是个醉醺醺的、讨人嫌可又热心肠的、爱打孩子、好哭的爱尔兰人——我的弟弟死了——他应该活着的——麻脸对他关系不大——对男人关系不大——可是我，我没有死——我没死，我好起来了——我父亲，他有时看看我，一把搂住我，满脸亲我，亲我脸上的疤痕，一边亲一边语无伦次地哭哭啼啼，满嘴酒味——可有时他会望着我说声‘基督啊，’打我一个耳光——不过，这都一样——反正都一样，因为我没有死——我没有死——我——”她上气不接下气地喃喃自语，突然停住了。她哆哆嗦嗦地伸出手来，抓住我的外衣，把低垂的脑袋埋在我的胸前。我只好用右手搂住她的肩膀，拍拍她．一边拍一边用手抚摸她那因抽泣而无声地颤动的后背。她并没有抬起头来，只是说，“总是这种样子——一直就是这种样子，以后还是——这种样子——”样子，我想。我以为她在讲她的面容。可她并非如此，她又说了，“——还会这样下去的——他们吻你，哭哭啼啼地——然后他们又打你耳光——不管你干些什么，不管你为他们卖命，拼死拼活地造就他们——把他们从阴沟里救出来，帮他们成名成家——可他们就是要打你的耳光——一有机会——因为你出过天花——他们看见一个光屁股穿冰鞋的淫妇，就来打你的耳光——他们就要往你脸上倒脏土——”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一个劲儿地拍她肩膀，抚摸她的后背。“——就是这么回事——总是一个穿冰鞋的荡妇——一个——”“算了吧，”我边拍边说，“你好好想想。你干吗要在乎他干的事情? ”8她猛地抬起脑袋。“你懂什么? 你知道什么? ”她气呼呼地问道，两手紧紧攥着我的衣服使劲摇晃我。“要是你这么伤心的话，”我说，“还不如放了他。”“放了他! 放了他! 我要先宰了他，我发誓，”她红肿的眼睛怒气冲冲地瞪着我。“放了他? 你好好听着——”她又推我两下——“要是他追的真是荡妇妓女，他会回来的。他非回来不可，你听见没有? 他得这么做，因为他没有我不行。他明白这一点。没那些婊子他可以过日子，没有我他就不行。没有萨迪·伯克他就混不下去，他心里明白。”她仰起头，高高地抬起头，把脸凑过来，好像让我看一样我实在应该感到骄傲的东西。“他总是会回到我的身边。”她沉着脸，口气很肯定。她说对了。他总是浪子回头。世界上到处都是穿冰鞋的婊子，尽管有些并不穿冰鞋。有些人穿草裙，有些打字，有些收存衣帽，还有些是议员夫人。但他总是会回心转意的。当然并不一定受到热烈的拥抱和温柔的微笑。有时候是像北极冬夜一样的冷漠。有时候像九级地震似的天翻地覆。还有些时候是一个精心挑选的形容词。譬如说，有一次头儿和我上州北部去办件小事。我们回来的当天下午便去州议会大厦。我们走进大厦，看见萨迪站在富丽堂皇的大厅里的宏大的青铜穹顶下。我们越走越近。她等着，等我们走到跟前便于脆而直截了当地说了两个字，“畜生。”“咦，萨迪，”头儿说着像个任性的漂亮孩子咧嘴笑了笑，“你还没打听，还没发现问题就骂人。”“你是狗改不了吃屎，畜生。”她说得很简短，并且说完就走开。“咦，”头儿不无怨恨地对我说，“我这次出差什么都没干，可你瞧她待我还是这副样子。”露西·斯塔克是否有所知晓? 我不清楚。表面看来，她似乎一无所闻。甚至当她告诉头儿她要离开他的时候，用他的话来说，还是因为他不肯把巴伦姆·B·怀特交给那群豺狼处理。可是，她还是没有打点行李离家出走。她没有出走，因为她太高尚，太宽宏大量，太好心，太那么回事，她不能在她认为他失势时——或者说，快要失势时——投井下石。他当时的处境极像天平上包得整整齐齐的一小包灾难，猩红的鲜血不断渗出灰色的包皮纸，而她决不会在天平上再加上即使是一个手指的分量。弹劾巴伦姆·B ·怀特已经不是件了不起的大事了。对方抛出真货：他们要弹劾威利·斯塔克。我不知道这一切是早有预谋的，还是他们被迫不经计划就采取行动，他们觉得头儿穷追猛打要赶尽杀绝，而这是他们反守为攻的唯一机会。也许他们以为上帝把敌人送到他们的手上，他们可以以企图腐蚀、威胁、敲诈议会的罪名，以及其他渎职、不履行义务等小问题致他于死地。也许他们从工作人员中找到一些英雄人物，愿意出头露面证实斯塔克曾对他们施加压力。要这么做确实需要一位英雄人物( 或者很有说服力的能说会道的人物) ，因为只有白痴才会相信历史清白的头儿在欺上瞒下靠欺诈办事。不过，显然他们以为他们找到了，或者说买到了，几个英雄人物。总之，他们发起一场弹劾运动；一时间生活乱了套，成了一场抢速度的竞争运动。我确信头儿整整两个星期没有睡过觉。我指的是，没有上床睡个整党。当然，他深更半夜坐在汽车后座在公路上疾驰的时候，他坐在椅子上等一个人走出房门而第二个人还没进来的时候，会抓紧时间打个盹儿。汽车以八十英里的时速鸣着喇叭飞速地横穿全州，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从一个十字路口到另一个十字路口，他一天作五六次，甚至七八次演讲。他走上讲台，懒洋洋地、没精打采地走到了台前，好像世界上有的是时间，而时间全都在他的手心里。他开始讲话时口气总是很轻松，“乡亲们，城里出了一丁点儿问题。我和州议会里那帮鬣狗脸、小狗爪子、大肚皮的狼崽子们闹了点矛盾。你们懂我的意思吧。唉，我对他们…伙儿看腻了，我想我得出来走走，看看人的脸是什么样的，免得我忘了。是啊，你们看上去都像人样，多少都是人样。而且通情达理。可他们在州议会里胡说八道，他们胡说八道还每天拿五块钱，都是你们交的税钱。他们说你们没有头脑，连蝙蝠的头脑、鹅的机灵劲儿都没有，因此才投票选我当州长。也许你们当时的头脑还不如蝙蝠。别问我，我有偏见。可是——“这时他精神十足，他不再懒洋洋地歪着脑袋眯着眼睛从眼皮底下看人。不再是一副随随便便地打量对方的样子。他会突然伸出大脑袋，他那因熬夜而通红的眼珠子瞪得滚圆——“我要请问你们一个问题。而且我要你们在上帝面前，在至高无上的尊者面前回答这个问题。你们回答我：我使你们失望了吗? 失望了吗? ”他的身子使劲向前倾，话音未落便举起右手又说，“别开口! 你们先问问自己的良心，先好好思量一番，再回答我的问题。因为真理在你们的良心里。不在书本里。不在律师的书籍里。也不在任何一张纸片里。真理就在你们的良心里。“接着，他慢慢地扫视人群，好一阵子，他才喊，”回答我! “我等待着人们的欢呼。我没法不等待。我知道人群会爆发出一阵欢呼，可我还是等待着，而且每次在欢呼声爆发以前都觉得时间难熬。这一切就像深水潜水。你朝着光亮浮起来了，但你知道你还得屏住呼吸，你还不能呼吸，你只感到血液涌向头部，在难熬的漫长的间歇里敲打着你的头部。接着欢呼声爆发了．我好像潜入深水后刚浮出水面，空气从肺部进了出来，阳光下一切都十分晃眼。人群突然同时高声呼喊，这喊声出自人群中的每一个人，但又很难说是他本人在呼喊。这种呼喊声是难以形容的。人们的欢呼声涌起下落又再度高涨，而头儿瞪大红肿的眼睛，右手高举，直指青天。欢呼声平静以后，他仍然举着胳臂对大家说，“我正面直视你们大家了。”他们又发出一阵欢呼。他说，“上帝啊，我看到了征兆! ”他们再度欢呼。他说，“我看到羊毛上有露水，但地面是干燥的。”他们欢呼。“我看到月亮上有血! 成桶的血。啊呀，真多啊! 我知道这是谁的血。”说着，他身子略略前倾，右手向空中抓去，仿佛要抓住一样东西，“给我那把切肉刀。”这就是当时的情景。他的汽车响着喇叭在州里高速飞奔，糖娃在公路上擦着油罐车的车身向前猛冲，他的嘴巴直动，唾沫四溅，半天说出两个字，“畜……畜——畜生。”头儿站在搭起来的台上，举起右手指向天空( 这一天可能下雨，可能烈日当空，也可能是夜晚，在乡村商店的走廊上，咝咝响的煤油灯发出昏暗的红光) ，人群高呼。而我，因为睡眠不足，感到轻飘飘的，脑袋像天空一样高大，走起路来腾云驾雾像踩棉花一样。这就是一切。不过，还有这些：午夜以后，头儿坐在车灯熄灭的凯迪拉克里，汽车停靠在一幢房子附近的小街里。或者停在乡村的一扇大门旁。头儿凑过身子对着一个人也许是糖娃，也许是糖娃的伙伴，大个子哈里斯或艾尔．帕金斯压低嗓门急促地说，“叫他出来。我知道他在家。告诉他他最好还是出来跟我谈谈。如果他不肯出来，你就说你是艾拉·罗的朋友。这样他就会来的。，‘或者，”问他是否知道一个叫滑头威尔逊的人。“或者其他诸如此类的话。结果，总会过来一个人，他睡衣塞在睡裤里，浑身哆嗦，黑夜中他的面颊显得格外苍白。还有：头儿坐在一间烟雾腾腾的房间里，地板上有一壶咖啡或一瓶水，他说，“把那混蛋带进来。把他带进来。”他们把混蛋带进来以后，头儿就会上下打量他，从头看到脚，然后说，“”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他说得很慢，很轻松。接着他会突然向前一冲，凑到那人跟前，说得很快，也很认真，”该死的，你知道我能怎么对付你吗? “他干得出来的。因为他掌握材料。1933年4 月4 日下午，通往州议会大厦的街道挤满了人群。他们不是通常在这些街上到处可见的行人。至少从数量上说不大一样。当天夜里《记事报》提到有关向议会大厦进军的谣传，但断言州最高法院法官不会对此屈服。4 月5 日上午街上出现更多粗脖子戴毡帽的乡下人和穿着裙边沾满红色尘土的宽大长罩衣和双绉裙衫的乡村妇女。还有一大群衣着长相不像乡野村民而像是从县城、加油站来的人。人们走向议会大厦，他们既不唱歌，也不喧哗，只是分散在塑像耸立的大草坪上。背着照相机和三脚架的人在人群四周东颠西跑，把三脚架架在议会大厦的台阶上，爬上身穿礼服大衣的雕像底座去拍照。沿着人群外侧不时闪现高于人群的骑警的蓝色制服；人群与议会大厦之间的草坪上站着更多的警察和公路巡逻人员，他们身穿鲜绿色的制服，黑色的皮靴，扎着黑色武装带，挂着手枪皮套，显得精悍而又严肃。人群开始有节奏地喊叫，“威利，威利，威利——我们要威利。”我从二楼的窗户口看到整个场面。我不知道这喊声是否传进了众议院议事厅。他们正在那里大叫大嚷，争吵辩论，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说。外面草坪上，蔚蓝色的春日天空下，一切都很简单。没有争论。十分简单。“我们要威利——威利，威利，威利! ”节奏很长，声音略带沙哑，像拍岸的浪涛。我看见一辆大黑汽车慢慢地驶进议会大厦前的汽车道，停了下来。车上走下一个人，他向警察挥手致意，然后走向草坪边上的音乐台。这个人很胖，是泰尼·达菲。他对人群讲话。我听不清楚，但我知道他在讲些什么。他在说威利·斯塔克请大家心平气和地到城里去，等到天黑，八点钟左右再回到议会大厦前的草坪，那时候，他有话对大家讲。我知道他会讲什么。我知道他会站在他们面前告诉他们，他还是本州州长。我知道这一切。因为头天晚上大约七点半的时候，他把我叫进去，给我一个棕色的马尼拉纸做的大信封。他说，“罗丹在赫斯克尔饭店。我知道他现在在房间里。你去那儿，给他看看这个信封，可别让他拿走。你叫他把他那些巴儿狗都撤走。他撤不撤都关系不大，他们已经改变想法了。”( 罗丹是麦克默菲一伙在众议院里的中心人物。)我来到赫斯克尔旅馆，没有通报姓名便走到罗丹先生的房间门口。我敲敲门，听见有人答应，便说，“送信。”房门打开了。他个子高大，高高兴兴的样子，颇有风度，穿了件带花的晨衣。他并没有马上认出我来，他只看见一个棕色大信封，以及一个人脸的上半部。但他刚伸手来接的时候，我收回信封，跨进门槛。这时，他一定看清了我的面孔。“啊呀，伯登先生，你好，”他说，“听说你近来很忙。”“吊儿郎当，”我说，“简直是吊儿郎当混日子。我正在附近游荡，忽然想到该进来给你看看有个家伙给我的一样东西。”我从信封里抽出那张长方形的纸，举起来让他看。“不，别碰，烫手，烫手。”我说。他没有碰，但他看了，看得很仔细。我看见他的喉结动了几下；他取下嘴里叼的雪茄( 高级雪茄，味道很好闻，至少值两块钱) ，说了一声，“假的。”“这些签名都是真的。”我说。“不过，如果你不信，你可以给在上面签名的人打个电话，当面问问。”他沉吟了一忽儿，喉结又滑动几一下，而且更使劲了。不过，他颇有军人风度，临危不惧。也许他仍然认为这是假的。他说，“我要打电话给被你吓唬过的人。”说完他朝电话机走去。他等着接线员接电话，同时抬起头来对我说，“你要不要找个椅子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