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看见迎面驶来一辆满载汽油的大卡车，却偏偏飕地越过一辆装载干草的大车，飞快地从卡车和大车之间迅速缩小着的空档冲过去，汽车后轮的左侧的挡泥板几乎擦着卡车，差点没把卡车司机吓出心脏病；而右侧的挡泥板又替大车的骡子擦了下鼻涕。然而，头儿喜爱这一切。他总是坐在前排糖娃的身边，不时看看示速器和前面的大路，等汽车从骡子的鼻子和油罐车之间钻了过去，便对糖娃会心地，一笑。这时候，糖娃的脑袋便会抽动起来——他憋着一肚子话而说不出来的时候，脑袋就会抽搐扭曲。糖娃开口了。“混——混——混，”他终于憋出一个字，嘴里口水四溅，好像喷雾器在喷洒药水。“混——混——混——蛋，——他看见我开——开——开一～”他向着挡风玻璃内侧喷射唾沫——“开一一开——开过来了。”糖娃不会讲话，然而，他的脚一踩上加速器，他就有办法表达思想感情。他在中学的辩论比赛里是不会赢得名次的，可是很少有人想和糖娃辩论。了解他的人，看他用那支38毫米口径的手枪——这把手枪像个肿瘤似地夹在他的左胳窝下—一表演过枪法的人都不会跟他辩论的。听到糖娃这个名字，你准以为他是个黑人。然而，他不是黑人。他是爱尔兰人，出身贫苦。他身高只有五英尺二英寸，尽管不到二十七八岁，脑袋已经开始秃顶。他系红色领带。在领带和衬衣下面的贴肉处戴着一根项链，上面有个天主教圣徒像。我总是祈祷上帝，希望这是圣克里斯托弗（旅行者的守护神。意指他希望圣克里斯托弗保佑他们不出车祸）的头像，而圣克里斯托弗又在坚守岗位，发挥神灵作用。其实，糖娃真名叫奥谢安；因为他爱吃糖，大家才叫他糖娃。他一走进饭店，就把桌上糖碗里的方糖块全部拿走。不管到哪儿，他口袋里总是装满方糖块。他往嘴里扔糖块时，你可以看到糖块上沾满灰黑色的细布绒头儿——人人口袋里常有的布绒头儿——和香烟的烟丝。他把糖块扔进嘴里，越过一排歪歪斜斜的小黑牙齿。他吮糖时，那瘦小的、略带神秘味儿的爱尔兰面颊便陷了下去，使他看上去像一个营养不良的爱尔兰民间传说中指点宝藏的矮妖精。头儿坐在前座糖娃的边上，眼睛盯着示速器。他的儿子汤姆和他坐在一起。当时汤姆不是十八便是十九岁——我忘了他的确切年龄——可是你会觉得他的年龄还要大一些。他个子不大，不过发育得完全像个成年男子：他两肩宽厚，头颈挺直，没有那种脖子细长瘦弱的娃娃脑袋的模样。他曾是中学足球英雄。前一年秋天，他是本州大学一年级学生球队中最为著名的人物。他的名字上过报纸，因为他实在踢得出色。他知道他非同一般，是个名手。他有一张光滑英俊的面庞，嘴里总是慢吞吞而又傲慢地嚼着口香糖，半合着的眼皮下，蓝色的眼睛缓慢而又无礼地扫视着你，也扫视着整个混帐世界。你一眼就能看见他那自命不凡的神情。可是，那一天，他和头儿威利·斯塔克坐在前排，我看不到他的脸。我记得我当时想过，他脑袋的形状和姿态跟他老爸爸真是十分相像。斯塔克太太——露西·斯塔克——头儿的妻子、泰尼·达菲先生和我坐在后座——露西坐在我和泰尼之间。我们三人算不上是快活的伙伴。首先，汽车闷热得叫人提不起精神聊天闲谈。其次，我在观看车外的来往交通，密切注意是否会出现类似从油罐车和干草大车夹缝中穿过去的场面。第三，达菲和露西·斯塔克一向合不来。所以，她坐在达菲和我的中间，想自己的心事。我猜她可想的事儿很多。她至少可以回想，从她还是个姑娘在梅逊市开始教书到嫁给一个农村青年，到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当年，这个乡下青年，面孔和脖子被阳光和炎热磨砺得黑红粗糙，长着一双笨拙的大手，一头浓密的褐发耷拉到眉毛上，( 你从报纸上千百张威利的照片里找到他的结婚照看上一眼，便能知道他那时的模样。) 他凝视她时，眼睛里充满忠心耿耿的热爱和惊讶赞叹的神情。她坐在乱冲猛撞的凯迪拉克里，可以回味的事情太多了。世事沧桑，人情反复，实在值得回味。我们驶进那条两边房屋原是白色的街道，来到了广场。这是星期六的下午，广场上熙熙攘攘。草地周围密密层层停满了大车和破汽车。草地中央是县政府办公大楼。这是一幢南北战争以前建造的红砖房，久经风吹雨打早就应该重新粉刷。楼房顶部有个小小的塔楼，塔楼四周都是钟面。你再仔细一瞧，就会发现这并不是真正的钟，而是画出来的假钟面。时针一概指着五点钟，不像那些三流珠宝店门口画着的大钟，总是指向八点十t 分。我们跟在做买卖的人群后面缓缓行驶，糖娃使劲揿喇叭，脑袋一抽一抽地，吐沫四溅，嘟囔着，“混——混——混——混——蛋。”汽车在杂货店门前停下。糖娃还没绕过汽车来开车门，汤姆就已经下车，紧接着头儿走下汽车。我下车后，把露西·斯塔克搀出车外。她从令人恍惚的闷热和沉思中清醒过来，说声“谢谢”。她在人行道上稍站一会儿．扯扯臀部的裙子。跟当年使乡下佬威利·斯塔克心荡神驰为之倾倒的身材相比，她的体态当然有些臃肿了。大腹便便的达菲先生颇为费劲地把身子从凯迪拉克里挪了出来。我们大家走进杂货商店，头儿把门拉开，让露西·斯塔克先进去，他跟在后面，我们随着他鱼贯而入。店里顾客很多，穿工装裤的男人一字排开，站在汽水饮料供应器前面，女人们挤在卖花花绿绿、好看而不实惠的便宜货柜台的周围。小孩子们一手拽着母亲的裙子，一手拿着蛋卷冰淇淋，淌着鼻涕，瞪着像彩绘瓷弹子似的眼睛凝望四周男人的世界。头儿挺谦让地站在汽水饮料柜台的人群后面，他手里拿着帽子，湿漉漉的头发披在脑门上。一个舀冰淇淋的女孩忽然瞥见他。她脸上立即流露出慌张惶惑的神情，仿佛她坐在教堂里做礼拜时，腰带忽然崩开。她扔下舀冰淇淋的勺子，快步向店堂后面走去，青绿色的罩衣下臀部快速地摆动着。刹那间，一个穿着一件早就该换洗的白外衣的秃脑袋小个子从店堂后面跑步出来，死命地想挤过人群。他挥着手使劲推开顾客，嘴里大声喊道，“这是威利啊! ”这家伙朝着威利奔来，威利走上几步去迎接他；于是这个穿白外衣的家伙使劲抓住威利的手，好像他快淹死了似的。他不是像通常人们见面时那样握手致意，而是死死地抓住威利的手，浑身抽动，口中念念有词地重复“威利”这两个神圣的字眼。他惊魂稍定，便转向远远地站成一圈瞪着眼睛围观的人群大声宣布，“我的上帝，伙计们，威利来了! ”他的话完全多余。围观人群的神情说明，三岁以上的公民，如果不知道这位身材魁梧穿白色西服的人就是威利·斯塔克的话，那么这个公民就是个白痴。其实，他只需要抬起头，看一下高高地悬挂在汽水供应器上方的巨幅照片。这张照片比真人还大六倍，照片里的人长着同样的脸庞，但一双大眼睛带着一种昏昏欲睡的内向的神情( 穿白色西服的人现在并非如此，但是我看见过这种懒洋洋的、毫无生气的眼光) 。眼睑和颚下的垂肉有些松弛，厚厚的嘴唇尚未耷拉下来，你仔细一看，倒像是两块砖头紧紧地摞在一起；蓬乱的头发披散在方方的并不很高的前额上。照片下面的题词是：我悉心研究的是人民的心愿。这句话标有引号，并有署名：威利·斯塔克。我在成千上百个地方，从赌场到宫殿，都看到过这张照片。2人群后边有人高喊，“你好，威利! ”头儿举起右手向着这位不知名的仰慕者挥手致意。接着，头儿忽然看到汽水柜台另一端站着的一个人。这人高高的个子，面容憔悴，似乎患有疟疾，皮肤干巴巴的，只剩下一把骨头。他穿着牛仔裤，两撇小胡子使得他的长相酷似照片里福雷斯特将军（福雷斯特(182l 一1877) ，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方邦联的将领）的骑兵。头儿伸着手向他走去。干巴老头并没有走上前来。他也许只在瓷砖地上挪动了一下穿着破靴子的脚。他脖子里的喉结上下滑动了两下，饱经风霜的皮鞍子似的脸庞上两只眼睛小心翼翼地观望着。头儿走近时；干巴老头不知不觉地抬起手臂，仿佛这只手不由他作主，而是在自行其是。头儿握住这只自己伸出来的手。“日子过得怎么样，马拉西埃? ”头儿问道。喉结又滑动了好几次，头儿握握那只悬在半空、似乎没有主人的手。干巴老头说，“我们出了桩麻烦事儿。”“你儿子好吗? ”头儿问。“不怎么好。”干巴老头艰难地说。“病了? ”“没有，”干巴老头回答得很勉强，“蹲监狱了。”“我的上帝，”头儿说，“这里的人在搞什么名堂，把好好的小伙子关进监狱里? ”“他是个好孩子，”干巴老头赞同地说。“那场打架也还公平，只不过他运气不大好。”“嗯? ”“打得挺公平，挺公正的，不过他运气不大好。他扎了那人一刀，那人死了。”“真糟糕，”头儿说。接着他又问，“审过了没有? ”“还没有。”．“真糟糕，”头儿说。“我不埋怨，”干巴老头说，“他们打架打得挺公平，挺公正的。”“见到你，我很高兴，”头儿说。“告诉你儿子，别再惹事也别泄气。”“他并不抱怨，”干巴老头说。头儿转过身，正要向我们走来。我们在大太阳底下坐了一百英里的汽车，现在都眼巴巴地像见到了海市蜃楼一样望着汽水供应器。可是干巴老头喊了一声，“威利。”“嗯? ”头儿答道。“你的照片，”干巴老头慢吞吞地说，对着那张挂在汽水供应器上方比真人大六倍的照片扬扬嘎嘎直响的脑袋。“你的照片，”他说，“没给你添光彩，威利。”“就是嘛，真混。”头儿说。他歪着脑袋，眯缝着眼睛，望着照片，端详了半天。“不过他们照相时，我身体不大好，简直就像得了一场霍乱病。我在议会里费尽心血让他们明白些道理，这把我累垮了，比中了暑热还要糟糕。”“你去把他们统统打垮，威利! ”有人在人群后面大声喊道。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街上的人都想挤进来。“我会打垮他们的。”威利说。接着，他转身对穿白外套的小个子说，“道克，快给我们一些可口可乐。上帝啊。”道克冲向汽水柜台另一端，神情好像得了心脏病，白外套的下摆飞了起来。他拐进柜台，两手扒拉着，把穿青绿色罩衣的几个姑娘一一推开，亲自动手，从汽水供应器里倒可口可乐。他灌好一杯，递给头儿，而头儿转手递给他的妻子。小个子接着灌第二杯，一迭声地说，“我们店请客，威利，我们店请客。”头儿接过这一杯，小个子继续灌可口可乐，最后多灌了总有五杯。这时候，从商店门口到街中央密密层层站满了人。人们把脸凑在纱门上，好像要使劲地透过纱门看清黑暗屋子内的一切。店外，人们不断高喊，“讲话，威利，讲几句话! ”“我的上帝，”头儿向着道克说。道克还紧紧捏着汽水供应器的镀镍龙头，凝望着那杯可口可乐一滴滴地流进头儿的喉咙。“我的上帝，”头儿说，“我不是来作演讲的。我是来看我爸爸的。”“讲点话，威利，讲话! ”他们还在店外大声喊叫。头儿把他的小玻璃杯放在大理石柜台上。“我们商店请客。”道克狂喜之余，难以自持，哑着嗓子低声说道。“多谢，道克。”头儿说。他转身向店门走去，又回过头来。“你最好呆在这儿，多卖些阿斯匹灵片，道克。”他说，“这可以弥补你好心请客所受到的损失。”他向店门挤过去，人群后退几步，我们尾随着走出店堂。达菲先生紧赶几步．追上头儿，问他是否打算发表演讲，可头儿连看都没看他一眼。他缓慢而坚定地走过马路，走向人群，仿佛人群并不存在似的。那些长长的红通通的面孔，那些凝视着他的犹如灌木丛中警惕、狂野而又戒备的眼睛，纷纷后退。四下一片寂静。人群闪开，为他让道，我们跟在后面，我们所有坐在凯迪拉克里的人以及第二辆汽车里的人都跟随在他身后。然后，人们又聚集拢来。头儿大步向前，脑袋略微低垂，仿佛他在独自外出散步，心事重重。他的帽子拿在手上，因而头发披到前额。我知道他的头发耷拉到前额，因为我看见他使劲甩几下脑袋。他平时独自散步而头发掉到前额时常常这样甩脑袋的，这动作跟骏马上了嚼子兴高采烈的劲儿一模一样。他笔直地走过大街，走过那片草地，一直走上县政府大楼的台阶。没有人跟着他走上台阶。他走到台阶上，慢慢地转过身来面向人群。他望着他们，略微眯起大眼睛，仿佛他刚刚从身后县政府大楼的黑暗的楼道里走出来，走出敞开的大门，眯缝起眼睛以适应户外的光线。他眯着眼睛站在台阶上，头发搭在前额，白色外衣的腋下露出两块黑色的汗渍。接着，他脑袋略微一动，他的眼睛突然睁大；尽管太阳直射他的面孔，他还是两眼炯炯有神，光彩四射。开始了，我心想。你看到他的眼睛突然睁大，好像身体内部突然发生变化，你心想，开始了。每次都是这样。他眼睛睁大了，放射出光芒，而你觉得胸口深处揪了起来，似乎有人用一只戴着冰凉的橡皮手套的冰凉的手一把攥住你胸I-3 深处说不清楚的某个地方。你深夜归家，看到门缝下露出一份电报的黄色信封，你俯身拾起电报，在你还没有拆开电报的一瞬间，你会有这样的感觉。你站在楼道里，手里拿着电报，你觉得有一只眼睛在凝视着你。一只几英里外冥冥世界中无比巨大的眼睛直视着你，它穿墙过室，透过你的外衣、背心、皮肉，看到你内心黑暗深处。那蜷缩成一团的一片黑暗就是你。在你的内心世界，你好像是一个滑腻腻的忧伤的小胎儿。你到处带着这个胎儿，而它又深藏在你的内心。这只眼睛洞悉信封里的内容，它正注视着你，望着你打开信封去了解其中的内容。然而，在你那一片黑暗深处隐藏着的你自己那个滑腻腻的忧伤的小胎儿也抬起它那忧伤的小脸蛋，它双眼失明，内心凄凉颤栗，因为它并不想知道信封里的一切。它希望躺在黑暗中，一无所知，而在无所知晓中获得温暖。人一生追求有所知。但有一点他不可能知道。他无法知道他所求的知悟将拯救他还是将杀害他。好吧，他将被杀害，但他不可能搞明白他之所以被杀害是由于他有所知，还是因为他尚未知晓，更不可能知道他如果有所知悟，这种认识能否拯救他。你心内一片冰凉，但你得拆开信封。你一定得拆开信封，因为人生就是为了知晓。头儿静静地站在台阶上，眼睛睁得大大的，闪烁着光芒，人群寂然无声。一只疯狂的、不相干的7 月的苍蝇在广场的一棵梓树上嗡嗡地徘徊。然而，连苍蝇的嗡嗡声都消失了，只剩下等候期待。于是，头儿向前迈开一步，轻轻地、从容地上前走了一步。“我不打算作任何演讲。”头儿微微一笑。但他的眼睛还是张得大大的，眼睛里依然闪烁着光芒。“我并不是来作演讲的。我上这儿来是为了去看望我的父亲，去看看他熏制鱼肉的房屋里还有没有可吃的。我要对他说：爸爸，你一直夸耀的那些熏香肠在哪儿你去年冬天夸个没完的火腿怎么样了? 你那些——”这就是他说的话，可是他的嗓音变了，带着浓重的鼻音，语调平缓，带着红山区人民说话时常有的停顿和间歇。他在说，“爸爸，你一直——”他的眼睛仍然充满光芒，我想：也许要开始了。也许还不太晚。你永远没法判断。忽然，话也许就在那儿，他也许会说的。可是，他在说，“——所以，我不打算作任何演讲——”他恢复了本来的嗓音，他自己的嗓音。可那是他的嗓音吗? 哪一个才是他真正的嗓音? 你不禁纳闷，那么些嗓音中，哪一个才是他真正的嗓音?他在说，“我并不是来请求你们给予我任何东西，我连选票都不要。《圣经》说，‘有三样不知足的，连不说够的共有四样——’——”这时，说话的声音变了——就是阴间和石胎、浸水不足的地、并火。‘（见《圣经旧约·箴言》第三十章。这并非所罗门的箴言，而是亚古珥之箴言）但是所罗门也许还可以加上一样小东西。他也许可以使他开列的单子更加完整，可以加上：永远不停地说’给我‘的政治家。“他懒洋洋地站着，脑袋向一边略歪，迷缝着眼睛。他莞尔一笑，接着说，“如果当年有政客的话，他们会像我们这些政治家一样，也说，给我。给我，给我；我的名字叫吉米（英语中”吉米“同”给我“音极相近）。不过，我今天不是政客。我今天休息。我不想要求你们投我一票。打开天窗说亮话，对着上帝说句坦率的老实话，我用不着要求你们。今天用不着。我在那所大房子——那所前廊的白色柱子足足有两层楼房那么高的大房子，那所把桃子冰淇淋当早饭的大房子——里还得耽一阵子。这并不是说那群政治家不想把我赶出来。”他身体稍稍前倾，仿佛要告诉他们一个秘密——“真有意思，我跟有些人就是交不了朋友。不管我怎么努力都不行。我很有礼貌。我说，请。但请字没有用。然而，看上去他们还得容忍我一阵子。你们也得容忍我一阵子．才能把我赶下台。所以，你们最好笑笑，忍忍算了。这并不比长个疖子更糟糕，对吗? ”他停下来，四下看看，向着人群望下来。他慢慢地转动脑袋，好像目光正面直视某一个人，在他的脸上停留短促的一瞬间，便又转向更远处的另一个人。他微微一笑，眨了眨眼睛，他说，“晦? 怎么回事? 猫叼了你们的舌头? ”“瘴子长在屁股上了! ”人群后边有个人大声喊道。“去它的，”威利大声回答，“趴着躺着，睡你的觉! ”有人哈哈笑了起来。“还有，”威利大声喊道，“你得感谢慈悲的上帝发善心，在你那块小得可怜的材料上，还给你造出一样能分出前后的东西! ”“你说得好，威利! ”有人在人群中高喊回答。人们哄堂大笑。头儿向前伸出右手，高举到头部，手掌向下，等着大家的笑声、口哨声平息下去。接着他说：“不，我不是来这儿问你们要东西的，不是来要选票或者别的东西的。我想为了选票我得以后再来。如果我还喜欢在那所大房子里吃桃子冰淇淋当早饭的话。不过，我并不指望你们大家都选我。上帝啊，如果你们大家都来选威利，你们还有什么可争论不休的? 那样的话，除了天气就没别的可争论的了，而你们又不能对天气投票，进行表决。”“不，”他的嗓音又变了，平静而从容，慢声细气，仿佛来自遥远的地方。“我今天不是来提要求的。我今天休息，我回家来了。人是会离家远去的，这是他的天性。黑夜里他躺在陌生的床铺上，连树林里的风声听上去都大不一样。他走在街上，眼前晃过各种各样的人脸，但这些面孔都没有名字。他听见的说话声不再是很久以前离家时带走的家乡的声音。他听到的是大声说话的声音。这些声音实在太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盖过了他从家乡带走的话语嗓音。然而，总会有一个时刻，这些声音安静下来，他又听到好久以前他从家乡带走的亲人的声音。他分辨出他们的话语，他们在说：归来吧。他们说：归来吧，孩子。所以，他回来了。”3他打住话头。现在他的声音倏然停顿，毫不拖拉。一秒钟以前，寂静的广场和悄然无声地站在县政府大楼门前的人群中还回荡着他的声音，他一字一句款款而言的话音。人群拥上草地，7 月的苍蝇在人群头上两棵梓树叶丛中嗡嗡地叫着，衬托得广场更为肃穆宁静。他的话语，一字一句地在广场中回荡，突然这声音消失了，只剩下7 月苍蝇的嗡嗡声。嗡嗡声似乎来自你的头脑内部，是你内部的弹簧和齿轮所发出的呼呼声和飕飕声，不管你怎么说，这种声音永不停歇，它们只有在你自己乐意的时候，才会消失。他站在台阶上，纹丝不动，一言不发，足足站了半分钟。他似乎并不理会台阶下面的人群。突然，他发现他们了，他咧嘴微笑。“所以他回来了。”他笑眯眯地说，他有半天休息时间。他说，“你们好，乡亲们，你们的日子过得怎么样? 这就是我要说的话。”这就是他说的话。他笑眯眯地望着大家。他的脸随着目光转动，他的目光似乎在这一张脸上停留一一忽儿，又转向另一张面庞。接着，他走下台阶，他好像刚从身后敞开的大门后面阴暗的楼道里走出来，独自一个人走下台阶，他的前面空无一人，更没有眼睛凝望着他。他走下台阶，径直地走向他的伙伴们——露西·斯塔克和我们这一群人。他向我们点点头，好像他只是在街上和我们邂逅相遇，跟我们并不熟悉似的。他继续大步向前，向着人群走去，似乎他们并不存在。人们稍稍后退，给他让道，他们的目光紧紧追随着他的身影，我们这些人尾随着，在我们身后，人群又迅速合拢。人们鼓掌欢呼。有些人不断高喊，“好啊，威利! ”头儿目不斜视，穿过街道、穿过人群，钻进凯迪拉克，坐了下来。我们跟着他坐进汽车。摄影师和其他的人回到他们那辆汽车。糖娃发动汽车，小心翼翼地开上马路。人们没有迅速闪开。他们没法让道，因为四周人山人海，挤得紧紧的。汽车慢慢地开进人群，人脸就在车外，相距不到一英尺。他们向车内一望，便能看到我们。然而，他们在车外，我们在车内。人们的眼睛，红润光滑的长脸上的眼睛、棕褐色，满是皱纹的脸上的眼睛，凝望着我们这些坐在车子里的人。糖娃不停地揿喇叭。他憋着一肚子的话要说。他的嘴唇直哆嗦。我从反光镜里看得见他的面容，看见他的嘴唇直动。“混一混一混一混一混一蛋，”他说，口水四下喷射。头儿已经陷入沉思。“混一混一混一混一蛋，”糖娃吃力地说，一边使劲揿喇叭。我们已经离开广场，缓缓驶进一条没有行人的街道。等我们经过座落在城边的学校砖房时，汽车的车速已是每小时四十英里。看到这所学校，我想起我第一次见到威利的情景。那大约在十四年前，1922年，他当时不过是梅逊县的一个县司库，他来城里了解如何为建造这所学校发行债券的问题。我回忆起我见到他的情景。当时是在斯雷德赌场的后屋一一斯雷德卖掺酒精的啤酒的地方。我们坐在一张大理石桌面的小桌旁，桌腿带着铁丝网。我们年轻的时候，杂货店常常有这样的桌子。星期六晚上，我们中学生带着女朋友去那里吃香蕉船（一种冰淇淋的名字），想在桌下碰碰腿亲热一番，可惜铁丝网老碍事儿。当时我们是四个人，其中一个是泰尼·达菲，那时，他已经发胖，身材跟现在差不多了。他不需要任何标志，明眼人一看便知道他的身份。要是风向对头的话，你还没看到他的眼白就会知道他是市政府里的饭桶。他长着饭桶的大肚子，很爱出汗，皮带以上的衬衫总是湿漉漉的。他还长着一张饭桶的面孔，油光光，滑腻腻，像春天牧场上的牛奶馅饼，只不过他的脸孔像做饼干的发面团，面团中央是露着金牙的笑容。他那时是估税员。他脑后扣一顶平顶硬草帽。草帽上镶一道条纹布。当时在场的还有阿列克斯·迈克尔。他是从梅逊县来的乡下青年，但他学得很快。他学得快，当上了县的司法副长官。不过，他没当多久。他不是什么大人物。他到一家低级妓院去征收买卖提成费作为他保护贸易的款项时，被一个吸了可卡因，神经极度兴奋的钢琴师在肚子上捅了一刀。我说过了，阿列克斯来自梅逊县。达菲和我坐在斯雷德赌场后屋等候阿列克斯，我想跟阿列克斯做一笔小小的买卖。我是个新闻记者，阿列克斯知道一件我想打听的事情。达菲把他找来的。因为达菲是我的朋友。至少，达菲知道我在《记事报》工作，而《记事报》是拥护乔·哈里森一伙的。乔·哈里森当时是州长。达菲是他手下的人。于是，1922年，6 月或7 月的一个炎热的上午，我坐在斯雷德赌场的后屋，等候阿列克斯·迈克尔的光临，倾听着斯雷德赌场后屋的安宁和寂静。如果你是上午第一个来这儿的人，那半上午这里的肃静使你觉得半夜里的殡仪馆实在喧闹不堪。你坐在屋里，回想着昨夜的欢乐，朋友们身上散发的气味，伙伴们呵呵哈哈的话语声。你看看地板，地板上只有无精打采的老黑人上午打扫时扫帚留下的一道道湿锯末。于是，你觉得你孤独一人遇上了孤独，现在该他行动了。我沉默地坐在那里。( 达菲每天上午还没灌下两三杯酒以前是从来不爱讲话的。) 我坐在那里静听自已的身体内细胞的分裂，静听汗珠从我伙伴丰满的肉体毛孔里轻轻地进发出来。阿列克斯进来时还带着一个人，我知道我和他的谈话不会有多大结果。我的使命颇为微妙，不宜让生人知道。我想恐怕正是这个缘故，阿列克斯才带着朋友一起来。也许，阿列克斯有一种并非行家里手的戒心。总之，他把头儿一起带来了。不过，当时他并不是头儿。至少在世俗庸人粗鄙的眼光里，他并非领袖般人物。从超验论的观点来看，他是个首脑，可我当时怎么能知道呢? 命运之神走进门来：他身高五英尺十一英寸，肩宽胸厚，两腿略短，穿着一套七十五号皱纹麻布西服，裤子太长，裤腿皱巴巴的拖在黑色高帮皮鞋的鞋面上，而这双皮鞋也早该擦油了。他戴着一条又高又硬的假领，像个主日学校的校长。那根蓝色带横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