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前言(一)罗伯特·佩·沃伦(1905 —1989) 是当代美国文学界的一大文豪。他不仅是蜚声文坛的诗人、小说家、剧作家、散文家和文艺理论家，而且还是颇有成就的编辑和大学教授。他自1929年发表传记《约翰·布朗：烈士的产生》一举成名以来，先后出版过十三部诗集、十部小说和大量的散文与文学评论等著作，不仅在诗歌方面多次获奖，而且还是美国唯一的既获得普利策诗歌奖又获得普利策小说奖的作家。在他去世前，沃伦还曾数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1986年，沃伦被美国国会授予“桂冠诗人”的称号，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享受美国最高文学荣誉的诗人。沃伦最初以诗歌成名。早期他坚持艾略特的诗歌理论和英国玄学派诗歌的传统，把典雅的修辞和通俗的口语，宛转柔和的音韵和尖厉不和谐的音律，富有诗意的意象和粗俗的形象对立统一地结合在一起，用以表现现代人的异化和两重性。《茶杯之后》和《午夜》在形式和主题上都模仿艾略特。但从1944年出版<<1923--1943诗歌选》之后，沃伦不再写诗，而是对诗歌创作进行深刻的反思。十年后，他重新写作时，诗风有了很大的改变，从理性的，结构严谨、形式讲究的客观诗歌变为从现实生活出发，以亲友和自己的生活经历为题材，朴素平实，叙述性强，并带有主观感情色彩。1966年，他甚至说，以艾略特、庞德和叶芝为创始人的现代主义诗歌的时代已经终结。他一生共发表十五部诗集，比较著名的诗集有《龙的兄弟》、《允诺：1954至1956年的诗歌》、《现在与过去：1976至1978年的诗歌》等。沃伦是美国南方“重农学派”的成员，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在大学求学期间就结识了重农学派的一些诗人、学者和评论家，并在该学派的文艺刊物《逃亡者》上发表诗歌。1930年他和其他十一位学者联名发表以《我要表明我的态度》为题的专题论文集，反对北方的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对南方的侵蚀，留恋农业社会、往昔的田园生活、宗教思想和古老的传统美德。重农学派在思想上是保守的、甚至反动的，但他们关于实现“完整的人”的人道主义理想和强调家庭、社会和历史传统的重要性等主张，对美国的南方文学和文艺思潮的发展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沃伦当时写了一篇主张种族平等但保持种族隔离的带有错误观点的文章《荆棘片片》。对此他一直深感内疚。在50年代的作品里，他检讨年轻时的错误，在《种族隔离：南方的内心冲突》(1956)中对当时南方仍然存在的种族偏见和歧视进行了深刻的抨击。1965年发表《谁为黑人讲话? 》介绍马丁·路德·金等黑人民权运动领袖以及他寻求解决南方问题，尤其是种族问题的希望与努力。1935年，沃伦和布鲁克斯等人创办《南方评论》杂志，扶植了一批才华出众的年轻作家，也吸引了一批富有远见卓识的文人志士，形成现代美国最重要的文艺批评流派——新批评派，他们认为文学作品是跟创作意图、创作过程和所反映的现实毫不相干的、独立的客观物体，文学有其特殊的语言，文艺批评的作用，在于通过严密的文字分析发现作品的内在价值。新批评派的理论和活动为现代派诗歌开辟_ 『道路，是20世纪20年代到五六十年代十分重要的、影响极大的流派。沃伦和布鲁克斯等人运用新批评派的理论原则合作编写的《文学入门》、《理解诗歌》等介绍文学各种类型、流派和风格的著作，多年来一直是美国大学的经典教材，对文学课程的讲授起过极其深远的影响。沃伦曾说，“世界不断变迁，生活不断变化，我们则不断寻求足以表现新生活的语言。”半个多世纪以来，沃伦不断探索，不断寻求，捕捉美国社会的千变万化，表现各个时代的特性与变迁。即使在80年代，他已进入耄耋之年，还在不断地发表新的诗作，编纂新的文学选集，给读者以新的启示，继续发挥他在文学界的影响和作用。(二)沃伦的小说多半以美国南方为背景，以某个历史事件或社会动乱为基础，但他又总能超越地区和史实的限制，借古喻今，以情说理，使个别而具体的事件获得普遍意义，从而表现人类社会的共性问题。1946年发表的《国王的人马》是沃伦最优秀的一部作品。曾经改编拍摄成电影，已是公认的现代美国文学的经典著作。《国王的人马》是以20世纪30年代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长休伊．朗的生平为基础的。朗本是默默无闻的农家子弟，从未上过大学。但他通过刻苦自学，八个月修完大学法学院三年的课程，通过考试，二十一岁便当上了律师。三年后，朗进入政界，担任铁路专员。1924年他竞选州长，但因对三K 党的态度不够明确而落选。四年以后，他重整旗鼓，因争取到农民的支持，终于以微弱的多数当选州长。朗执政后，一方面大兴土木，修公路，建医院，造学校，为乡村农民谋取一定的福利；另一方面，他大搞独裁政治，拉帮结派，排斥异己，安插亲信，采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高压手段，甚至还办了一份报纸，诋毁攻击反对派，大造舆论为自己歌功颂德。朗用强权政治巩固了在路易斯安那州的绝对统治以后，便向华盛顿进军，于1932年当上了美国国会参议员。然而，正当休伊·朗飞扬拔扈不可一世的时候，他在1935年年方四十二岁，被一位医生莫明其妙地枪杀了。1937年，沃伦去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任教，听到了有关休伊．朗的传说，深为触动，便以此为素材于1939年写成诗剧《伤疤》。但他并不满意，从1943年开始，又不断修改这部诗剧，最后扩展成小说《国王的人马》。《国王的人马》的主人公威利·斯塔克和休伊·朗有十分相似的地方。沃伦承认，如果他从来没有搬到路易斯安那州去居住，如果没有休伊·朗这个人的话，《国王的人马》这部小说是写不出来的。但他又否认这是一部关于政治的小说，强调“政治不过提供了一个故事结构”，以便表现“更为深刻的问题”。沃伦并不是简单地把威利勾画成唯利是图的独裁者，而是塑造成具有强烈感染力的悲剧式人物。他在1953年《国王的人马》的现代图书版前言中表示，用强力和欺诈手段取得权力的政客没有戏剧性，他着意创造的是一个致力于社会改革但为权力所腐蚀的人物，这个人有能力替周围的人实现各自内心深处的隐秘的愿望，但又时时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感到空虚和孤独。沃伦正是通过威利表现现代社会的复杂性、现代人的分裂的人性以及理想和行动分裂所必然造成的悲剧。威利一进入政界便接触到腐败现象。他担任县司库时发现领导们营私舞弊，把建造学校的工程承包给一心赚钱不顾质量的亲戚。当时，威利满脑子是山里人清正廉洁的伦理道德思想，是个正义感很强的年轻人。出于义愤，他挺身而出揭发了这个违法乱纪的事件。但是，小小的县司库斗不过有权有势的县官，威利失败了，丢掉了差使，回乡务农。两年以后，建筑质量低劣的学校发生倒坍事件，证实威利的斗争是正确的。他开始在县里名声大振，同时他通过自学当上律师，为乡亲们解决了一些问题。不久，威利怀着改革政治、为民谋福利的美好愿望，积极参加竞选州长的活动，但他很快发现选民们对他的改革措施毫无兴趣，而动员他出山的泰尼·达菲不过是利用他去争夺另一位受乡下人拥护的麦克墨菲的选票。威利终于大彻大悟，懂得了政治无诚实可言。他揭发了达菲的阴谋，决心报仇雪耻。四年以后，威利果然当上州长，但他已经抛弃廉洁奉公的传统美德，采取实用主义的政治原则。他口口声声说，“人是罪恶的结晶，在血污中诞生。人的一生从臭尿布开始，以臭尸衣告终。”因此，不可能是清白的。他反复强调世界是邪恶的，善并不存在，人们只能在邪恶中创造善。因此，只要动机是好的，目的是正确的，手段不当是可以接受的。为了改革政治，替老百姓办好事，他完全可以采用行贿收买、威胁讹诈等不法手段。于是，他一方面采取措施改善乡野村民的生活，另一方面又把老百姓看成是听他摆布由他指挥的愚民。他憎恨唯利是图的政客，但又招降纳叛，网罗一批像泰尼·达菲一类的小人作他的打手，从而建立了由他主宰一切的政权机构。威利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实干家，上台以后确实大刀阔斧进行了一番改革，也做出一番事业。可惜，他的成就往往是通过肮脏的政治交易获得的。威利并不是纯粹的实利主义者，他不像泰尼·达菲等谋私利、饱私囊的政客，上台以前说尽好话，上台以后便把选民的利益抛到九霄云外，以贪赃枉法、营私舞弊为唯一目的。威利有责任感，心灵深处还是个理想主义者，一心改革世界，拯救人民免于苦难。因此，他能满足人们的各种要求。私人秘书杰克在他身上找到自己所欠缺的目标、方向、权威和意志力。医院院长亚当发现威利可以实现自己为之献身的理想主义的真善美。老百姓更认为威利是正义的化身、人民的救星。威利的悲剧在于太自负，相信恶一定能创造善，结果干了很多坏事。他还有一个自私自利的动机：追求绝对权力，树立绝对权威，报复曾经愚弄过他的政界；威利是个悲剧人物，还因为他内心深处有一定的犯罪感。为了弥补罪孽，他决心修建一所能造福子孙后代，不为腐败政治所玷污的医院。但是，威利在政治泥淖里陷得太深，无法自拔。泰尼·达菲听说威利撕毁承包合同，眼看到手的肥肉就要失去，便借刀杀人，挑拨他和院长亚当的关系。结果亚当听信谗言，以为自己当上院长是由于妹妹安妮是威利的情妇的缘故。亚当一怒之下，开枪行刺，结果和威利同归于尽。沃伦通过威利·斯塔克的悲剧揭露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理智与情感，理想与行动的可怕分裂，指出在实利至上的时代里，无原则的行动，即使是充满理想主义的行动，必然变成机会主义，导致暴力和灭亡。另一方面，威利的故事——一个正直的青年从勇于和贪官污吏进行斗争蜕化到腐化堕落的权欲观念极强的政客，最后成为政治斗争牺牲品的故事——还尖锐地揭露了美国社会的种种不公正现象，无情地抨击了美国的腐败政治。从这个意义出发，尽管沃伦无意创作有关政治的小说，《国王的人马》仍然是一部寓意深远的政治小说和能够准确反映美国现实的社会小说。（三）《国王的人马》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手法，叙述者杰克在全书结尾处说，“这是威利·斯塔克的故事，但这也是我的故事……它讲的是一个生活在世界上的人，在很长的时间内，世界在他看来是一种样子。但后来他对世界的看法改变了，变得很不一样。”沃论认为他正是通过杰克的故事探索“更为深刻的问题”。他说，人“需要发现自我，需要在生存这张巨大而不断变化的图表上找到自己”。杰克的故事就是寻求自我的故事。对于沃伦来说，寻求自我是涉及具有道德高度的人的责任、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的问题。认识自我，实现“完整的人”的过程还是一个追求真理，发现真知的痛苦的过程。杰克有过幸福的童年，快乐的家庭。但在他六岁的时候，父亲忽然离家出走，抛弃优裕的生活去沿街传道，母亲接二连三地嫁人，最后一个丈夫比杰克大不了几岁。生活的变迁大大影响了杰克对人生、家庭的看法。他怨恨父亲懦弱无能，厌恶母亲情不专一。杰克愤世嫉俗，用冷漠、怀疑的眼光看待一切，成长为一个没有意志、没有明确目标和生活方向的疏懒散漫的年轻人。他热恋童年的伴侣，前州长斯坦顿的女儿安妮。但是安妮看不惯他玩世不恭的人生哲学，两人分道扬镳，杰克最后当了一家报纸的记者，糊里糊涂地混日子。然而，心灰意懒的杰克遇上了威利·斯塔克，并且马上为他坚定的信念和实现信念的干劲和意志力所吸引。他在威利身上发现自己所缺乏的意志、毅力和奋斗精神。于是他不顾上流社会的亲友们的反对，心甘情愿地充当威利的打手和狗腿子。他忠心耿耿地为威利奔波效劳，为他发现政界敌手的历史污点，帮他进行威胁和讹诈活动。杰克明白他干的是肮脏的见不得人的勾当，但他认为这是威利的事情，他本人拿工资干活，不负任何责任。他涉身丑恶腐败的政治，但他视而不见，不愿意正视现实。他不想了解世界是否有善恶，更不想知道人生在世应该担负什么责任。为了逃避现实，杰克常常采用自己发明的“大睡眠”方法。每到他必须作出抉择的关键时刻，他便躺在床上昏昏大睡，回到动物状态，糊里糊涂地应付日子。但是，杰克对往昔的美好时光还是有所留恋。在他心目中，青梅竹马的女友安妮是纯洁的化身；爱护他，帮助过他的欧文法官和斯坦顿州长是正直和廉洁的榜样。杰克奉威利之命调查欧文法官的历史时，不是为了发现他的污点，而是为了证明他的清白。然而，调查的结果使他大为震惊，法官年轻时确实接受过贿赂，利用职权出卖州的利益。当时的州长斯坦顿了解内情，但为了袒护法官，拒不受理揭发人的控告，使该人走上绝路，跳楼身亡。这个发现摧垮了杰克心目中的偶像，他不得不接受威利关于“世人都是罪恶的结晶”，都干过坏事的论点。不久，杰克听说旧日的恋人安妮成了威利的情妇。这个打击对他实在太大了，他赖以生存的最美好的形象倒坍了。他意识到安妮委身于威利是为了替父亲赎罪，因为他曾把对欧文法官的调查结果告诉了安妮。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他迫使安妮作出错误的决定，投入威利的怀抱的。然而，杰克不愿意面对残酷的现实，也不能勇敢地承担责任。于是他开车躲到西部的一家旅馆昏睡了三天三夜，再次采取逃避主义的态度，用虚无主义的观点解释一切。他认为“生命不过是黑色血液的跳动和神经的抽搐而已”。在杰克看来，世上一切事物都是独立的、彼此毫不相干的自然现象，个人不必承担任何责任。“一切都不是你的过错，也不是任何人的过错，因为事情本来就是如此这般。”安妮未必纯真，他更不必为安妮的失身感到内疚。杰克以为他已经找到真理了，他的虚无主义的宿命论可以解释一切了。然而事态的发展迫使杰克正视现实，认真思索。他奉威利之命去找法官，企图用他的历史污点作要挟，逼他就范，听从威利的指挥。出乎杰克的意料，法官承认早年的罪行，但他既不屈服于威利的压力，又不乞求杰克的怜悯，而是开枪自杀，勇敢地承担早年失足应负的责任。接着，杰克又从母亲听到欧文死讯时撕心裂肺的哭喊中，了解到原来法官就是他的生身父亲。他不能回避自己在法官之死中应负的责任。他从此拒绝为威利发掘别人的历史污点，也洗手不于任何讹诈活动。杰克终于迈出新的一步。他的好朋友亚当和威利的死亡，再次强迫他正视现实，考虑自己应负的责任。他想到是他把威利和亚当拉在一起，因此对他们的死有着不可推诿的责任。于是，杰克的自然主义的宿命论思想彻底动摇了。不久他发现达菲是幕后操纵的真正的刽子手，决心揭发达菲，为亚当和威利报仇。正在他一心一意把自己看成是主持正义的英雄人物时，新任州长达菲出高薪聘请他当私人秘书，希望他能像从前替威利那样为达菲服务。杰克大受震动，反省自己，认识到自己并不清白，其实他本人和达菲是一丘之貉，都干过很多坏事。他认识到自己的罪恶，也觉悟到自己应负的责任。他对世界的看法有了根本的改变。他从欧文法官的自杀一事中看到，历史虽然是邪恶的，但仍然存在法官那样的荣誉感。他又从威利临终遗言中发现，威利虽有缺点和错误，仍不失为伟大的人物，因为他临死前有所觉醒，再次表现了信念和意志力。他还发现，他原以为是个冷漠无情的女人的母亲，心底里还是有持久的爱情的。杰克终于认识到世上有善也有恶，善恶是紧密相连的，人只有承认本性中恶的一面才能充分实现善的天性；人对世间的一切都有影响，都负有责任。一个人如果能承认自己是有罪的，并且勇敢地承担责任，他就能成为“完整的人”。于是，杰克摆脱了虚无主义的宿命论思想，回到老家，和安妮结婚。杰克寻找自我的故事使《国王的人马》成为一部深刻的伦理小说和哲学小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沃伦创造了一个故事中的故事——凯斯·马斯敦的日记——用以点明杰克的故事的主题思想。凯斯原是一个山里人的孩子，后来由哥哥送到城里上大学。不久，他和好朋友邓肯的爱妻阿娜蓓尔发生私情。邓肯十分伤心，假造手枪走火的现场自杀了。黑奴菲比发现邓肯放在妻子枕头下的结婚戒指，洞悉一切。阿娜蓓尔受不了菲比的谴责的眼光，把她卖给了人贩子。凯斯认为，朋友之死，黑奴之被卖，情人的苦痛，都是由于他的罪孽引起的。他努力寻找菲比，但是没有成功。为了赎罪，他给家乡的黑奴以自由，他承担起南方人的责任，以士兵身份参加南北战争，在战争中寻求死亡，希望以死来弥补自己的罪孽。杰克把凯斯·马斯敦对于罪恶和责任的思想总结为“蜘蛛网”‘的理论：“世界是一个整体……就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不管你碰在哪里，不管你碰得多么轻，蜘蛛网的震动都会传播到最遥远的边沿，而昏昏欲睡的蜘蛛不再打瞌睡了，它会马上跳将起来，抛出游丝，纠缠碰过蜘蛛网的你，然后把黑色的、令人麻木的毒素注入你的皮下。无论你是有意还是无意碰了蜘蛛网，结果总是一样。”杰克在大学里研究这份日记写博士论文时，既不理解也不能接受凯斯的观点，最后扔下材料，昏睡数天，最终没有完成论文．．但他始终把自己和凯斯相比较，时时思索他的论点，终于血的教训使他接受了凯斯关于罪孽与责任的看法，决心完成这篇拖了多年的论文。凯斯·马斯敦宣扬的“人皆有罪，人必须赎罪”的思想，是和沃伦的宗教思想分不开的，基督教认为，亚当和夏娃违背上帝的意志，偷食智慧之果，被赶出伊甸乐园，来到人间。因此，人生来就有罪，必须时刻牢记人的堕落，努力修身养性，赎取罪愆，才能得到上帝的拯救。沃伦进一步发展这个“原罪”思想，认为世界虽然是堕落的，但人并不是简单的罪人。他既受束缚，又是自由的，既是自然的一部分又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自然。因此，人有无限的烦恼和忧虑。为了摆脱这种矛盾的局面，人往往强调自身特性的某一方面而排斥其他方面。有些人不能承担自由和责任的要求，便否认自由和责任的存在，像动物一样生存；还有些人则不能接受人的局限性，妄自尊大，一心主宰一切。他们都不是“完整的人”，都要走向灭亡。《国王的人马》的标题点明了这个主题思想。它引自在英美民间广泛流传的一首儿童歌谣《亨普蒂·邓普蒂》，一个拟人化的鸡蛋。原来的歌词是，“亨普蒂·邓普蒂坐在墙上头，亨普蒂·邓普蒂摔了个大跟斗。国王所有的马，国王所有的人，都不能把它重新来拼凑。”沃伦借用童谣点明，世人都是上帝的臣仆，都应认识自己的罪孽。威利狂妄自大，否认人的局限性。自以为是人民的救世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因而受到上帝的惩罚。他人政界掌大权时坐上了墙头，但他为权力腐蚀，走向反面，摔了大跟斗。杰克几乎也要摔跟斗，自取灭亡。他的逃避现实的“大睡眠”的人生哲学导致了三个人的死亡。但他终于醒悟，既承认自身的局限和罪恶，又决心负起世人应承担的责任，因此他得救了。他有希望成为“完整的人”。沃伦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求真知，真正的了解自我和世界，认识到自身和世界的局限性，从而努力完善自己和整个世界。这个求知过程是十分痛苦而又完全必须的，只有掌握了真理，人才有自由。他的名诗《龙的兄弟》中有这样几句：“承认复杂是单纯的开始，认识必须是自由的开端。认识完善的方向便是自我的死亡；而自我的死亡正是人格个性的开始。“沃伦还认为作家的责任在于向读者揭示真理和寻求真理的过程。他在1947年发表的一篇评论海明威的文章中表示，“好的小说激励我们，向我们介绍强有力的、一心使人性更为完善的人物形象，而不是发表抽象的指示。人的经济属性和政治属性是人性的重要方面，完全可能构成小说的一部分材料。然而，无论是人的经济属性还是人的政治属性，都不能构成完整的人，还有其他重要的，值得作家考虑的问题——诸如爱情、死亡、勇气、荣誉和道德原则等。一个人不仅在经济和政治方面要和他人共同生活，他还要在道德原则方面与人相处；他还得跟自己生活，说明他自己是怎么样的人……”在沃伦看来，作家描写寻求自我要比写政治更为重要，因为，“每一个灵魂的故事都是它自我确定是善还是恶，受拯救还是下地狱的故事。”像很多西方作家一样，沃伦把资本主义制度下争权夺利，尔虞我诈，互相残杀的社会现象抽象化为普遍的、永恒的人性问题，用宗教思想来解释社会矛盾和社会悲剧。这是不足取的。但他探讨人的道德选择和责任问题，人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等严肃问题，还是对我国读者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四)《国王的人马》是一部比较复杂的作品，在艺术技巧中也有很多成就。全书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但叙述者杰克不仅是客观报道威利的兴衰沉浮的次要人物，而且还是寻找自我的故事的主人公。威利和杰克的两个故事、两条线索交错进行，但又不按时序展开，而是正叙、倒叙穿插进行，以大量的回忆和内心独白使整个故事波澜起伏，扣人心弦。沃伦还善于使用不同的文体和语言表现不同的人物甚至同一人物在不同时期的特性。例如，早年的威利语言比较简单甚至枯燥。在他发现自己上当受骗时，他的演讲真挚感人。但在他掌权以后，他的演讲充满了美丽的词藻和响亮的口号，却缺乏实质性的内容。同样，杰克在愤世嫉俗时用词尖刻，词句简短，充满讽刺与挖苦的意味。在他苦苦思索人生真谛时，所用的语言像是纠缠不清的绳结，沉重而拖沓。但在他回忆和安妮的纯真爱情时，他的语言便充满诗意，富有浪漫色彩。为了突出凯斯故事的重要性，沃伦采用和全书完全不同的风格，语气更为急促，文字更充满激情，整篇日记颇有排山倒海之势，裹挟着渎者一起前进，迫使读者身临其境，接受他的结论。译者一九八四年八月于北京大学第一章1梅逊市你要去梅逊市的话，得顺五十八号公路，从东北方向出城。这是一条很好的公路，新修的，或者说，我们走这条路的那一天，它还是新的。放眼望去，它笔直地延伸出好几英里，正中是一条黑线，两旁的白石板把黑线衬托得平展光滑；它闪烁着柏油亮光。白色的石板在阳光的照射下热气腾腾，十分晃眼，只有这条黑线清晰可见，向着你扑面飞驰，伴随着车轮的呻吟令人眩晕倦怠。但是，如果你不目不转睛地凝望这条黑线，不深深呼吸，不使劲拍打后颈窝，那你就会不知不觉睡眼朦胧，等你清醒过来，汽车的前右轮已经拐进石板路肩的黑灰土里去了。你想把车子再开回公路，那可是办不到了，因为石板比路边泥地高出一截，像路缘一样。汽车往下冲时，你也许想伸手去关掉马达，可是当然来不及。于是，一英里以外，一个在刨棉花秸的黑鬼会抬起头来，他将在颇有讽刺性的、仿佛带着砒霜的绿色棉田上空看到一股黑烟在猛烈的金属激荡声中上升到蓝天。于是他会说，“我的老天，又翻了一辆汽车。”另一个在边上一垅干活的黑鬼便说：“上帝保佑。”第一个说话的黑鬼会咯咯地笑上几声，又扬起锄头继续干活，锄板像反光仪似地在阳光中闪闪发亮。几天以后，公路部门将派人在出事地点的道旁黑土中作个标志，插上一根带小方块铁牌的铁棍。方方的铁牌漆成白色，上面用黑色画着象征死亡的骷髅。再过不久，杂草丛中的蔓藤便顺着铁棍攀援而上。然而，如果你及时清醒过来，不让车轮挂在石板下面，你便会顺着使你眼花缭乱的大路继续疾驰前进。偶尔有一辆汽车从耀眼炫目的公路上对面驰来，带着呼啸声疾驶而过，仿佛万能的上帝赤手空拳把铁皮屋顶拆下来。前方棉田和天空相连的远处地平线上，白色的石板闪闪发光，犹似一池清水，路面仿佛淹没在水中。你向着它飞驰，然而这一片粼粼发光淹了水似的路面永远在你的前方，就像海市蜃楼可望而不可及。你会经过那些带白方铁牌的小铁棍，那些画着骷髅、标志出事地点的小铁牌。因为在这片土地上内燃机的时代已经自动到来。在这里，小伙子个个都是巴尼·奥德菲尔德（(1878 —1946) ，美国著名赛车手。），姑娘们都穿挺括的细棉布或亚麻布做的带小孔的绣花衣裙；因为天热，她们不穿短衬裤。她们的脸庞小巧细腻，令人心荡神驰。飞驰的汽车带起一阵阵疾风，掠起她们两鬓的头发，你可以看到发根处细碎的汗珠。她们低躺在座位上，纤细的脊柱扭曲着，弯着的膝盖向着车前挡泥板高高耸起，两膝并不靠拢，承受着从车头通风口吹出来的冷气，如果这算是冷气的话。这个地区，汽油味、刹车皮圈的糊焦味和烈性劣质威士忌酒要比没药树脂香甜得多。八个汽缸的玩意儿轰鸣着绕着红色的山峦，带起一阵阵四下飞溅的砂砾石。要是它们冲下山坡，下面恰巧是平坦的大路，它们冲到新铺的石板路面上，就该感谢上帝保佑了他们这些海员（海员常易出事。此话意为祈求上帝保佑在车中的人免于车祸）。顺着五十八号公路继续向北，乡村景色起了变化，平坦的地势和一望无际的大片棉田全都消失。远处的大宅、宅旁的橡树，和棉田边一排排刷成白色、式样相同的、棉花一直长到f_J 口的小木屋全都不见踪影；小木屋连同那些坐在门前像黑比立肯（美国一种被认为能带来好运的玩偶）般吮着大拇指瞧着你走过去的小黑娃娃也都无影无踪了。这一切都留在汽车的后方。这里是红色的山峦，山丘不高，沿着篱笆全是丛丛黑莓，河边低地长着一簇簇黑皮橡树。偶尔有的地方长着一些乱砍滥伐后重生的松树。为了开辟牧羊草场而纵火烧掉的松树留下焦黑的残根；尚未毁灭的松树则长得十分茂密。棉田紧挨着山边，棉田里沟渠纵横。玉米叶子僵硬地低垂着，叶面上布满黄色的道道。早先，这里是一片松树林。然而如今松树已经荡然无存。混蛋们来到这里，盖起木厂，铺起窄窄的铁轨，拼拼凑凑开办起出售食品和日用品的商店，工资每天一块钱。于是，为了挣这一块钱，人们从丛林里闻风而来，从上帝都说不上的地方蜂拥前来。他们赶着大车，大车上斜堆着五斗橱和床架，五个孩子挤成一团；车座上坐着老伴儿，她头上戴顶有撑边的帽子，齿龈上沾着鼻烟，怀里抱着个吃奶的娃娃。木锯高声欢唱，商店伙计递过赤糖糊和腌猪肉，赊购的钱在大型账簿里登记入账。于是北方佬的钱币和南部邦联的愚蠢互相合作，共同医治四年来兄弟残杀（指1861—1866年的南北战争）所遗留的伤痕。人人兴高采烈，仿佛新婚燕尔如胶似漆。终于，忽然有一天，松树砍伐殆尽。木厂拆除。窄窄的铁轨上听任杂草丛生。人们把商店拆了当柴烧。一天一块钱没有了。大伙儿溜之大吉，他们手上戴着钻戒，身上穿着线面呢，一去不复返。但是不少人留了下来，看着饮水的沟渠被红土越淹越深。这些人以及他们的继承人和受让人留在梅逊市。他们总共约有四千人。你顺着五十八号公路，经过轧棉厂、水电站、黑鬼木屋区，颠簸着越过铁路轨道，便进入一条街道。那里有很多原先是白色的小房子，屋顶是洋铁皮做的，阳台屋檐装饰着褪了颜色华而不实的精致的花边织物。庭院里的树木叶子晒得发蔫。在那里，尽管你的八十马力的头部带活塞的玩意儿( 你起什么名字都可以)以每小时四十英里的速度行驶，马达不断地轰响，你还是听得见7 月的苍蝇在青翠的草木间嗡嗡地叫个不停。我上一次去梅逊市看到的就是这番景象。那是大约在三年以前，1936年的夏天。我坐在第一辆汽车里。这是一辆凯迪拉克，里面还坐着达菲先生、我的头儿、头儿的妻子和儿子，以及糖娃。第二辆汽车没有我们的高级，缺乏我们这辆汽车所具备的兼有灵柩车和远洋轮特有的肃穆优雅的气质；但是在乡村俱乐部停车场里，它绝不会给你丢脸，绝不会让你羞愧得满脸通红。第二辆汽车里坐着几个新闻记者和一位摄影师，还有头儿的秘书萨迪·伯克。她的任务是保征这些记者、摄影师不喝得醉醺醺的，保证他们能够清醒地到达目的地，干他们该干的事儿。凯迪拉克由糖娃驾驶。看他开车是一种快乐。换句话说，你要得到这种快感，就得把一切置之度外，不去想象一个一两吨重的昂贵机械，以一小时八十英里的速度飞驰，颠翻三次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儿；你还不能分心，要能做到专心致志地欣赏糖娃全身肌肉的协调配合，他的尖刻的幽默以及选择瞬息时机的本事。他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