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总序　　二十余年前，当中国再度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时候，钟叔河先生主编了一套《走向世界丛书》，旨在展示近代中国人最初步出国门后，对于外部世界的观察和思考。该丛书以深沉的历史感、丰厚的文化内涵，给读书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和温馨的记忆。那无疑是一项功德无量的文化出版工程。至今，我们仍然期待着它还能够有新的延续。　　但是，中国融入世界是一个双向流动的过程。中国走向世界，同时也意味着世界走向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一过程中，外来的人们还表现得更为“主动”，正如钱锺书先生所言：“咱们开门走出去，正由于外面有人推门，敲门，撞门，甚至破门跳窗进来。”当中国人远渡重洋，以惊奇的双眼观察世界的时候，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也漂洋过海、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他们用异域人的眼光打量着这块陌生的国土以及生活在这里的芸芸众生，写下了大量关于中国的各种著述，留下了对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和民族性格等方面形形色色的观感、研究和评论。无论是从历史研究、民族交往、文化交流，还是中国民族的自我认识等多种角度来看，这些著述都不该是封存于库的资料，而是有待开发的内容极其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　　虽然，在那中国人备受欺压的岁月里，西方人关于中国的著述往往带有程度不同的歧视意味和阴暗色调，但其中也不乏认真观察、深切体会、既具有洞察力又深怀同情心的明智之作。作者或是在中国生活多年的传教士、外交官，或是为清廷所雇佣的外国官员、教习和科技人员，或是西方报刊派驻中国以及在华西文报刊的记者，或是考察、游历中国的作家、学者、探险家、律师和到中国经商的商人等等，其角色种类之繁，观察范围之广，层次之多，内容之细致深入，总体说来均非同时期有机会观察西方的中国人及其有关著作可比。正是通过这些形形色色的观察者所写下的为数众多的著作，从而建立起了当时的西方世界里关于中国的形象。而这种形象，又构成今日西方人心目中中国形象的历史底版，并反复不断地被现实冲洗出新的照片。　　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浏览西方人关于近代中国的各种著作，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这些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于中国的观察记述，确有中国人习焉不察的独特之点。相当一部分是对中西直接接触和中国基层社会的记录，多系亲见亲闻，显得别致细腻，足以成为可补中文记载之阙的正史资料，尤其是对方兴未艾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　　当然，西方的中国形象毕竟是西方人自己建构的。他们的眼睛里嵌着自身历史文化的瞳孔，因应着当时当地不同的现实需要，故此对于中国的反映有真实的一面，也难免有变形、歪曲的一面；有受其社会文化心理需求左右、优先摄取或夸大反映的部分，也有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盲点”——甚至还会有意无意地借中国这壶“老酒”，去浇他们自己心中的“块垒”。但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其所记所述、所议所论，也仍然具有文化传播的重要意义。　　认识一个民族及其社会文化是一件复杂而长期的事情。无论是认识者还是被认识的对象，都会受到历史和现实因素的种种制约，且自身也并非一成不变。英国著名汉学家雷蒙•道森就曾感慨，在西方人眼里，中国及其文化就像一条“变色龙”一样，总在不断地变化着（参见本丛书中《中国变色龙》一书）。其实，并非只是中国自身在变，更为重要的是，西方人对于中国的认知、想象，也在随着其自身的发展及其与中国关系的改变而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大体说来，西方世界形成比较明确的中国形象，约从13世纪中后期《柏朗嘉宾蒙古行纪》和《马可•波罗游记》等的出版和流行开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在西方人眼中都是一个神秘而富庶的东方国度。至17世纪末和18世纪，沉醉在“中国文化热”氛围下的欧洲人，更是视中国为政治开明、教化理性、文明高超的效法榜样。然而从18世纪末期起，由于种种因缘，这一正面形象却迅速地朝其反面转化。　　19世纪初至20世纪上叶，是西方中国观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时期，也是本译丛所主要关注的历史时段。此时西方的中国形象已不再像18世纪时那样美妙，令中国人揽镜自照之下爽心悦目之感油然而生，而是观之不免既惭且愤，并由此易生奋发图强、赶超雪耻之念。阅读那个屈辱时代西方有关中国的各种著述里常见的民族偏见和文化歧视时，我们其实已不必过于敏感，更不必有意加以回避。正如本丛书最早出版之时戴逸先生赐序所指出的：这些偏见和歧视，“只能昭显出作者的狭隘和时代的局限，对于今天的中华民族——一个雄据于东方，充满自尊、自信和自强的民族，已经丝毫无损。我们已有足够的肚量，来回顾已为陈迹的一切”。　　如今，中国人的“汉唐气魄”正在逐渐恢复，坦承近代西方那极不美妙的中国形象之中的有关认识总体上较之以往趋于深化，至少这种形象变化成为其认知中国走向深化所必经的一个重要阶段，大概不会太显唐突。因为毕竟，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方人之间的接触要远比以前更为密切、交往更深、观察更细、碰撞也更多。实际上，我们怎样看待这一变化了的形象并非至关重要，最重要的在于，它是不以我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一种曾影响中西交往且至今仍影响着这一交往的历史文化因子。大凡健全自信的民族，都不会不正视和研究这一历史现象的。　　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好比是一面历史的镜子，照照这面西洋镜，从中领略生活于中国本土意识之外的人们对自己的看法，了解我们在西方的形象变迁史，将无疑有助于我们反省和完善自身的民族性格，在国家建设和国际交往中，增强自我意识，更好地进行自我定位。这也是人们常说的“借别人的眼光加深自知之明”的意思。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西方有关中国著作的翻译，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对西方汉学家专门研究成果的译述，这已得到许多人的重视。其中影响最大的工程，乃刘东教授主持、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它向国人介绍了不少当代西方和日本一流的汉学研究论著，资为国内学者学术研究有益的借镜。而我们这套“西方的中国形象”译丛，则显然属于另一类。它主要选择19世纪中国国门被打开后，来华西人综合记述或具体描述中国城乡的社会经济生活、各阶层的日常信仰行为、文化接触的故事、政治制度的运行等轻松活泼、凸显感性、不那么古板学究气的各类著述。我们的标准是：它们曾经在西方世界较广泛地流传，对西方的“中国观”产生过程度不同的影响；作者在华经历丰富、际遇独特、观察细腻、眼光独到、议论有味，总之具体真切、形象生动。与此同时，丛书还将包括一些后来的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对于欧美“中国观”予以分析研究的总结性著述。我们认为，后一类译著的价值，当是前一类研究专著所无法取代的。　　本译丛最早筹划于上世纪90年代初。1997年至1999年间，它曾以“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为名，由时事出版社和光明日报出版社先后推出过十种，受到学界和读书界的广泛重视和欢迎。但此后，终因我们精力不济，未能继续编译下去。多年来，虽屡有朋友鼓动、多家出版社诚恳相邀，我们却始终畏葸不前、未敢轻允。 2004年底，中华书局汉学编辑室的李晨光、马燕、孙文颖等郑重来函，希望我们能将此套译丛改在中华书局出版，争取每年推出三至五种，持续不断地长期编译下去。书局的领导对此也很支持，意在使之成为一项有文化积累意义的“出版工程”。经多次商谈，我们终于又在这个文化人“情有独钟”的老牌出版社的召唤之下重鼓余勇，再次投身到此套译丛的编译事业中来。　　由于原来所出版的十种书分散在两个出版社，且早已绝版，有的译校也尚欠精审，故此次在推出新译之前，在汉学编辑室上述几位专业编辑的大力协助之下，各译者又对原译著进行了认真的校审或修订，并首次以十部汇齐的完整形式，将其予以重版。在方便读者的同时，也希望此举能为译丛今后的发展，奠定一个较为牢靠的基础。　　但愿这套“西方的中国形象”译丛，对于国人了解近代中国社会、认知西方人当时的中国观，能够多有助益，并在今后“持之以恒”的坚持中，真正成为编者、译者、出版者和读者共同喜爱的学术文化事业。　　黄兴涛 杨念群　　　2006年6月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前言　　本书所展示的中国人的生活画面出自于我个人的亲身经历。我在中国生活了50年，几乎与每个阶层的人都有过很深的交往，从中得到了莫大的快慰。我越是深入到中国人生活的内部，我的心就越是被他们深深吸引。他们确实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民族，在充满欢乐的时刻，在笼罩着悲哀的时刻，以及在激发起正义感的时刻，他们都证明了自己真正拥有作为一个伟大民族的品质。　　一些到中国访问过的外国人，抱怨中国人已缺乏其原有的聪明才智，也丧失了进步发展的能力。若干个世纪以来，那只过去的“死神之手”牢牢地控制着这个国家，这成了导致人民思想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它就像我们看见的在夏天能为坐在它下面的人遮阳的枝繁叶茂的白杨树，也像是插在花瓶中的枝藤交错缠绕而不能健康生长的植物，中国人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但是，这只“死神之手”正在渐渐地松开，它的阴影和密如蛛网般的“手指”正慢慢地在稀薄的空气中消散。不久以后，大自然会以一种新生力量为所犯下的过失来报复她自己。　　中华民族是一个强大的民族，这可从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两个重大事件中得到证明。其中一件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另一件则还是近期的事。　　公元前2世纪，秦始皇——中国的拿破仑，为抵御野蛮的游牧部族对中原的骚扰而修筑了长城。中国人赋予它一个美名——万里长城，它的确像是把这个国家中的每一个城市围起来的城墙，仅就在此意义上讲，整个帝国就是一座很大的城市。　　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长城高二十多英尺，每隔一段距离就建有一个烽火台，当士兵前来保卫帝国不受外敌侵扰时就住在里面。长城绵亘在巍峨的高山、广袤的原野和起伏的丘陵之间，它跨越了冬日里充满咆哮怒吼的狂风的沟壑与山谷，经受了两千多年风雨的侵蚀。尽管冬天白雪覆盖、狂风大有将其夷为平地之势，而夏天的烈日又几乎要将其融为碎片，但是，今天它仍挺立在那里，丝毫没有减少威慑力，仿佛工匠们就在昨天才将其修筑完毕。　　第二件大事是近代才发生的。19世纪40年代，强大的英国军队凭借手中的枪炮强迫中国签署了《南京条约》。自此以后，控制中国的不再是那只“死神之手”，而是武力威慑之拳，它使英国的势力得以在中国存在下去。英国的商人在这里从事着鸦片贸易，英国的战舰游弋于中国的东部海域以确保自己获得的权利。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成千上万箱的鸦片从别处运抵中国，使从事鸦片贸易的那些外国商人变得富有，也为英国带来了发展所需的财富。这是一种多么可鄙、多么邪恶的行为啊!武力威慑之拳仍在高高地举着。　　时光慢慢向前推移，在此期间，鸦片渐渐遍及整个中国，它的黑手正牢牢地抓住无数人的心，政府永远无法消除的灾祸也正把无数个家庭毁灭，因为那武装的铁拳总是保持着威慑力。　　在我看来，这个民族似乎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这块土地上也不时地开着罂粟花。放眼中国大地，灾难已经深深地进入到中国人的生活，仿佛将来也无可救药。　　但接着出现了伟大的奇迹。这个国家的志士仁人胸中的愤怒之火燃烧起来，并呈燎原之势。经过5年左右的抗争，征服者的武力威慑之拳终于慢慢地垂下来了。　　今天，罂粟花已不再在这块土地上开放，人们希望在两三年之后，鸦片将完全从这个国家消失。　　世界上还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完成中国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所干完的事呢?　　本书各章，除了结尾一章外，分别都独立成篇地在中国上海的《北华捷报》上发表过。它们后来又以书的形式在中国出版，定名为《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此后，我又对这些文章进行了修订和充实，承蒙编辑恩准，我又得以将此书在英国再版，以飨英国读者　　 修改后书名为《现代中国的人及其生活方式》。但考虑到《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一名更加形象，故此仍用旧名。——译者。　　J麦高温 　　土地与土地法则　　纵观中国历史，自古以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一观念已经达成一种共识。那耸入云霄的群山、果实累累的山谷、未被开垦的荒野及富饶的平原，莫不归属于皇帝。因此，无论什么时候，如果国家需要任何财富用于公益事业，它只需简单地向现有的财富占有人提出征用要求，并向其支付财富实际价值一半的价钱就可以了。其实，这样一笔费用只能算是对财富所有者的一种感情上的慰藉，而不是对他作为真正的财富所有者的承认。如果阿拉伯国王是一个中国皇帝的话，他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把令人垂涎的奈伯斯葡萄园(Naboth vine yard)据为己有。他只要派几个臣子去将葡萄园征用就可以了，而奈伯斯也会马上屈从于他的命令，并在情感允许的情况下体面地隐退，将自己的财富予以奉送。　　还在好几年前，当决定在中国架设电报网时，需要向老百姓征用多少财富以满足建设之所需的问题始终未被政府纳入议事日程。架设的线路将绵延数千英里，它既要通过人口稠密的地区，而这里的人十分残忍，在行为上也无拘无束，还要通过朝廷命官权力无法达到的乡村，而在旷野、花园，或在别人的前院里埋置电线杆的权力问题，也从来就没有被认真地考虑过。　　许多人认为如此激进的变革将会导致动荡，尤其当其与风水相冲突时就更是如此。而且，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人们一想到自己触犯了法律，那个过了时的怪物就会使他们遭受精神上的折磨。然而，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发生过。一旦政府着手处理这件事情，各种各样的声音都会保持沉默，电线杆会静静地竖立起来，就好像电报系统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它发明于中国历史上黑暗与混沌的时代，传说是由伏羲或神农发明的。　　事实上，偶尔也会发现极个别小小的反面事件，工人们为了埋置电线杆而在一位已故学者的墓地旁挖了一个洞。皇帝曾给过这位学者极高的荣誉，这块墓地便是皇帝赐给他的封地。他的儿子同样也是一位知名人士，当看到一个男人正在他父亲的墓地旁粗野地刨坑时，他震惊了。怀着一种让人无法捉摸的心情，他十分愤怒和激动地要与那破坏自己家庭的行为大干一场，以捍卫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荣誉与财富。随即，他走进那已经挖好的坑里，宣称自己宁可死，也不愿将电线杆竖立在父亲的墓地旁。他非常耐心地解释自己并不是否认皇上对土地的拥有权，但父亲的安息之地是皇室赐予的，他自认为对这块土地拥有特权。双方僵持着，看起来这项工作就得停下来了。这时，陪同负责这条线路的外国技师的中国官员前来帮助他们解决这个复杂的问题。他走到那位蹲在坑里的人跟前，对他说：“像你这样一个具有学识和能力的人竟然做出如此孩子般的行为，我感到惊讶。你应该十分清楚，这个王国的每一寸土地都属于皇上；你现在拥有的一切荣誉都是皇上赐予的。这条线，”这位官员把手一挥，指着那一长排幽灵般竖立在平原上的、一眼望不到边的电线杆继续说，“是根据皇上的旨意而修建的。难道你敢违抗圣旨吗?你应该知道，他有权下令逮捕你和你的妻儿，并把你们碎尸万段，而没有人会怀疑他拥有这样的权力”。这段简短而又具说服力的话使这位学者如梦初醒，他立即站起身，向那位官员深深地鞠了一躬，以表示对其好意的感激。随后，他默默地走开了，留下的工人们则继续干他们的活。　　除了从全国各地的海关所征收的款项外，国家所能征收的唯一一项直接税就是土地税。税收收入中用于教育、陆军、海军、国防及警察、穷人等的数额是绝对无人知晓的。在中国，政府官员的薪俸采取的是一种十分简单的支付方式，这种方式不会对他们产生任何压力，因为早已形成并延续至今的那套体制会以一种高度令人满意的方式向他们支付工资和承担其他开销。当然，那些长期以来受苦受难而钱财又被榨干了的普通百姓是无法享有这种待遇的。土地税的征收方式体现了这个国家经济体制的绝妙之处，依靠它，政府能够在无需支付工资和其他杂费的情况下就可以使国家的权力得以维护下去。无论什么时候，当一个新王朝执政以后，它总是根据自身需要颁布新的宪法，并把其作为未来各种法律的基础，这一点在中国可能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证明。当满人在公元1644年登上权力宝座后，他们按照以往的惯例，颁布了他们称之为“大清律”的法律，这份文件改变了土地登记的方法，严格规定每个人都必须按照自己所拥有的耕地和占有的土地数交纳税金。这一做法似乎体现了一种公正和宽容的精神。假如政府在这件事上扮演着一个父亲的角色，最终的结果是，它极其希望土地税不会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在水田地区，是按水稻的插秧量来征税的；而在旱地上，则是根据播种量(以升为单位，与英国的计量单位配克相似)来确定一个征税的量，并以豌豆作为折算的标准。　　税的征收标准并不是千篇一律的，它随着土地状况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在富饶的高产地区，水田里每播下一升稻种将要上交八至九个便士，在旱地则只需交纳四至五个便士就够了。但在贫瘠或少雨的地区，征税的数量要根据情况成比例地减少。在征税过程中，应对农民予以适当的照顾，他们不应该受到过分的敲诈。　　土地税是一项十分稳定的税种，满人上台时它就存在了。直至今天，有关征税的规定还是没有什么变化，尽管发生过革命，但并没有对地税的征收产生过什么影响。共和政体仍然没有在法律上获得承认，中国人遵守和服从于法律的天性使旧有的秩序得以继续存在下去。纵然皇帝已经消亡，但国务会议却无法召开。　　地税远远谈不上沉重，但它的征收方式却常常给那些愿意交税的人带来极大的悲伤与不公。收税的人总是些劣迹昭彰、名声很坏、极其虚伪的家伙。他们不仅没有工资收入，而且他们现在所拥有的职位也确确实实是花钱买来的。作为对自己所支付金钱的回报，他们唯一要求得到的就是一种特权，凭借这种特权，他们可以想方设法地从人民身上索取钱财。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干每件事时都必须披上合法的外衣。在中国人眼中，法律、古老的风俗、旧有的惯例都是神圣的，在尊重法律和传统的幌子下，他们可以想出各种办法将坏事做绝。　　这样一种收税方式确确实实符合中国人的天性，他们宁可采取转弯抹角的方式也不愿采用直接了当的方法。这种方式为收税人创造了一个不受限制地捞取钱财的天地，比之领取工资而言，钱财可以更加容易地流入到他们的腰包。大家都清楚这种收税方式是不公正的，但却没有一个人会建议将其废除。这个帝国的缔造者推行了这种方式。如果我们能够进入到那些所谓贤明的人的私人账户里去看一看，就不会怀疑这些道貌岸然的家伙是会赞成这种方式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官僚政客们都在利用这种方式谋取私利。这一收税方式及其在操作过程中的权力滥用，使得人们极为恼火，由此而导致的大革命把这个帝国搞得支离破碎。风暴过后，国人已经过上了一种新的生活，但旧有的、让人无法忍受的体制却又重新延续下去，就好像在它们中间，存在着改造这个帝国的新力量的萌芽。　　收税人赖以生存的税收方式使他们变得腐败。这些人成了人人都憎恨鄙视的对象。而他们被如此对待确也是合乎情理的。他们的脑袋完全钻到钱眼里去了。在收税这条道上，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是遍地的财宝。在社交场合中，他们似乎已被某些话题所吸引，但实际上他们的思维仍受着钱财的无形影响。他们的辖区就是一个个“金矿”，它解决了他们每天的吃饭问题，还为他们的家庭囤积了大量财富，使他们能够购置田地，并为儿子们娶上媳妇。然而，这样的“金矿”是需要开采的。就好似那真正的埋藏在地下深处的黄金，需经过一定的技术手段、辛勤劳动和耐心等待之后方能将其提炼出来。同样的道理，在这一税收方式下，要想获取珍宝，就必须要训练出一个最为敏锐、最为灵活、最为卑鄙的头脑来。　　为了达到目的，收税人必须做的事情就是通过诡计和欺骗等不光彩的手段，使人们在官僚们那贪婪的手中俯首贴耳，任意受其盘剥；另外，他们还通过敲诈勒索使无数的家庭陷入苦难和悲哀之中。　　收税人每年要收两次税。在从开始到结束的整个收税过程中，他都在想方设法地欺骗和敲诈那些不幸的、受其管制的农民。　　这些中国人都穷得可怜，多数人都拿不出钱来缴纳税款，而让他们去筹集这部分款项也实在是件令他们感到苦恼的事情。妇女们将装饰自己的金耳环和发夹献出，男人们也许会把自己的农具送到附近的当铺典当掉。一些因无钱缴税的人会被粗暴和残忍地对待，他们身上仅有的衣物、家中唯一用来煮饭的锅，也会被毫不留情的拎走。　　这些贪婪残忍的收税人最热衷于使那些富裕的人在规定的交税时间期限内交不上税。对中国人而言，这是件很简单的事情，无论发生什么事，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把握住时机。东方社会中流行着一种拖沓风气，它对人的性格会产生微妙的影响，即使是那些精力旺盛的西方人，在这里呆不了多久，也会感到自己的脚步变缓，干起事来也有一种拖拖拉拉的倾向了。　　在超过缴税期限几星期后，有一个男人带着钱前来缴税，而那位收税人，则面露愤慨之色，质问他为什么拒绝缴纳税款。这位看上去即将被敲诈的倒霉蛋，以一种最谦卑的态度为自己辩解，他说他觉得晚一两个星期缴税并不重要。“不重要?”收税人高声地叫起来，“难道说你拒绝给皇上缴税吗?你会发现它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同时你也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昂贵的代价，你必须缴纳双倍的税款。”　　这位可怜的受害者不得不屈服了，因为求助于官府也是无济于事的。在其所在的地区，每一位官员都会站在收税人的一边，他们会判定他不仅拒绝缴税，而且还粗暴地攻击和伤害了收税人。　　收税人都训练有术，多年的经验使他们学会了如何巧妙地与那些卑微的农民们周旋。有时，一位拥有几小块土地的农民去世了，如果没有亲属，他的家庭就不存在了。然而，他的土地却依然需要纳税，因为国家不允许拖欠税款，人可以死去，但土地却是永存的。在他死后土地被重新注册，而收税人将对纳税一事负责。　　收税人是绝对不会自掏腰包的，他会想方设法地让别人来支付这笔钱。于是，他来到一位富裕农户的家中，并把那张没有主人的土地税票拿了出来。这个农民非常生气地拒绝了收税人的要求，并声明自己与这块土地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对此，收税人的脸上露出平静、温和的微笑，他说：“我知道还有比这更好的事，因为我已经确切地了解到你已经占有了这块土地，并且现在正偷偷地耕种它。”　　这纯属是一派胡言，但它却比真话更能达到收税人的目的，它使得这位农民十分恼怒并大发脾气，而这正是收税人最希望看到的。他抓住那个农民的衣领，开始将他往门口拉。嘴里还说要把他带到官府，让他吃官司。这个农民完全被一种不公正的情绪所支配，因而丧失了平日的谨慎与理智，他忘记了面前这个人的具体身份，自卫性地进行还击，他的两个身强力壮的儿子也上来帮忙。很快，那个收税人就躺在地上。　　一种胜利的感觉使这位收税人对自己暂时的屈辱感到欣慰，这样的结局正是他设计出来的。他假装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躺在地上大声地呻吟着，仿佛正处在极度的痛苦之中。他的一位随从则飞快地跑进城里，不久就带着五个警察和他的老婆返了回来，这个女人大声地哭叫着，并威胁要对那些胆敢对正在履行收税任务的丈夫施以毒手的人进行报复。　　这实在是一幕精彩的、往后再也不可能编排得出的喜剧了，但它又是以一种悲剧的形式来表现的。事实上，除了那位农民和他的两个儿子之外，其他人都表演得极其滑稽可笑。舞台效果对中国人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中国拥有许多戏剧演员，这似乎能使他们不断地编排出新剧，并在众人面前担当好自己的角色。这样一个包含了所有剧中人物的优秀剧目，是任何人都乐意看到的。剧中的反派人物痛苦地躺在地上，不停地打着滚儿。　　在把收税人打倒在地后，这个农民感到害怕了，他看上去脸色苍白，脉搏也不自觉地加快了跳动的速度；收税人的老婆粗野地用手指着天空，头发散乱地披在背上，歇斯底里地尖叫着；警察们的眼里则露出凶猛、冷酷的目光，周围站着围观的人看上去都是一副害怕和惊恐的神情……所有这些构成了舞台效果无法超越的一幕，而这幕剧是经过精心策划并在幕后排练了许多次之后，才正式上演的。　　当这个恶棍看到这出闹剧已经达到了自己所期望的效果时，他便暗示可以通过谈判来达成一个解决的办法。这个农民是愿意作出妥协的，当然他也只能这样做，因为一旦落人官府的掌握之中，就意味着他要被榨干每一块铜板，最终落得个身无分文的下场。在与这帮身着官服、背后又有政府撑腰的强盗进行了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之后，他付给了他们10个英镑，这才使事态平息下来。带着这笔钱，收税人和他的那几个声名狼藉的同伙相互间挤眉弄眼地离开了村子，到了村外后，他们为能有今天这样的收获而开怀大笑起来。　　在中国，由土地而引发的争端是最多的。贫困是普遍存在的，为了偿清债款，人们被迫经常靠抵押自己的土地来借钱。由于半数以上的中国人都深深地陷于债务之中，一种具有永久属性的东西就应该作为偿还所借钱款的最安全的保证，这一点是很容易想到的。然而，当那些既无权势又无金钱来保护自己权利的人们必须承担中国司法审判中所犯的严重错误的时候，土地所具有的永久性属性也无法阻止经常性的争端和欺诈行为的出现。　　例如，一个人将他的地抵押给了某个富裕的邻居，根据契约在一定年份之后他可以赎回自己的土地。在契约规定的期限到来时，他还和当初借钱时一样的穷，他做梦都想赎回这块祖传的、但现在却被别人占有的土地，就如同想得到天上的月亮一样。年复一年，家里的贫困状况却依然如故，等到他的儿子或孙子有了钱并要求赎回这块土地时，时间也许已经过了五六十年了。而这个时候，邻居事实上已将这块土地据为己有，而且不打算放弃它了。　　与这种不讲道义的人打交道，最普通的办法就是将难题上交给官府，那无限期的拖延、无休止的敲诈和昂贵的诉讼费用将把穷人的钱包掏空，而财富终将流入作恶者的手中。另一种常见的办法是捏造契约，它将证实这块争议中的土地应该属于现在占有者的家庭财产。这种办法要做得非常巧妙。契约要按照惯常的法律术语写出来，再在地下埋上一段时间，直到它被染上一种看上去显得陈旧的颜色。随后，契约被放进一口铁锅里，再用文火将其烤成棕色，好像是在经历了几百年之后才变成这种颜色的。这种变化极其真实自然，即使是专家的眼睛也经常受到欺骗。　　许多年前就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孙子前来赎回他爷爷过去抵押出去的土地。这个家庭现在迎来了繁荣的希望，带着中国人对祖先的崇敬，这位孙子希望能找回祖先遗赠给子孙后代的那些财富。这块土地现在的拥有者否认了他们过去曾经对这块土地作过抵押。他们声称自己在很多年以前就已经拥有这块土地了，并且还提供了陈旧、变色的文件为自己辩护。官司打到县官处，希望由他来对此事作出裁决。县官是一位对中国历史有很深造诣的学者，抱着对双方都公平对待的原则，他十分认真地检查着契约上的每一处印迹。他皱着眉头，目光集中在这些褪了色的棕颜色纸上，静静地沉思着，仿佛他将会洞察到掩藏在那些神秘的古老印迹后面的秘密。　　原告拥有看起来十分真实的契约，但被告也提供了其他一些古旧气十足的文件。如何辨别这些契约的真伪成为县官断案的关键。突然，一丝微笑闪现在他的脸上，他转向被告说：“你的契约伪造得非常巧妙，它肯定会骗过任何普通人的眼睛，但是，正如你自己也清楚，它们是赝品。其中有件事可以明确地证实这一点。相信你对中国早期的历史并不了解，所以你在契约中写进了在那个时代并不存在的皇帝名字。因此，你必须马上把土地归还给它的法定所有者。”这个案子得到了公正的判决，但由此也容易想到，在官员既不公正又无学识的情况下，有无数的案子都被错判了。　　至于土地所有权的分配问题，习惯上都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并没有有关长子继承权的法律来保证土地归最年长的儿子所有。父亲去世后，土地要在所有的儿子中平均分配，当然也不排除这样的情况，即在父亲逝世后，长子成为一家之长，这个时候他的地就可以分得稍多一些，以作为对他承担家庭责任的补偿。　　女儿没有分配土地的权利，因为婚姻会对她们的生活作出新的安排，她们实际上被看作是丈夫家族的人，没有哪个妇女会成为她自己家族中任何一个成员的妻子。　　祖先遗留下来的房屋是儿子们的公共财产，他们和自己的家人都居住在这里。这样的居住习惯是英国人深为憎恶的，但中国人却不会如此，他们并不像我们那样认为每个家庭都应该有各自独立的住所。儿子们将祖先的房屋瓜分了，他们各自的家庭就生活在这所房屋不同的房间里，这似乎就是中国人处理这类事情的理想方式。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安排会导致争吵和相互之间关系的疏远，使得公共生活绝对难以容忍。这当然不是中国人的生活经验。中国人发了疯似地渴望能与同胞们群集在一起，这已成了他们最感舒适的环境。在修筑街道时，他们尽可能地将房屋建得紧凑一些，只留下极小的地方供人通行。这样做亦不是因为缺少土地，而是凭着一种直觉，这就像河狸要按照河岸边有限的空间来挖掘通道一样。　　中国人已经有许多年没有走出过国门了，他们扎根在这块土地上，在这里出生，在这里成长，最终还要在这里死去。他们对外国既感陌生又觉粗俗，对外国人也报以鄙视和粗暴无礼的态度。他们生性狭隘，只愿意与自己有关的人打交道，以至于失去了对较大范围内的人的爱。他们完全没有爱国主义精神，甚至到了今天，当“美善”正逐渐在人们的心中萌生，他们仍然想不出一个词来对它的含义给以充分的表达。　　中国就如同一个巨大而拥挤的场所，人们在这里生长、繁衍、发展，姻亲关系使他们的个性越来越趋向同一。一个人想开一家鞋店，他的直觉驱使他来到街上，却发现这里的所有店铺全都成为鞋店了。尽管布店没有遍及全城，但却集中在一两个街区，出了这个范围，你就会发现要买一码布或一束丝都是相当困难的。　　正是这种相同的天性才导致每个中国家庭像兔子似地挤在一起，在喧闹声中，各种各样的声音不断地传入人们的耳中。中国人并不需要宁静，他们需要的是交往。混乱嘈杂的声音是他们能够听到的最甜美的音乐。他们最奢侈的享受就是坐在拥挤的人群中，与这些人一道着了魔似地盯着街头的表演。在这里，演员们的喊叫声和铜钹与鼓的敲击声震耳欲聋，这样的声响足以使西方人的心智变得失常。　　祖先传下来的土地就这样没完没了地分下去，其后果是遍及全国的农田变得越来越零散了。然而，没有有关长子继承权的法律使整个中国免于大的灾难，也使其能够多多少少算是成功地解决了她那巨大的人口所带来的诸多问题。极端的保守思想和迷信习俗妨碍了这个国家对地下矿藏的开发利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父亲去世时将土地全部留给了长子，那他的其他儿子就将会饿死。事实上，中国人那近乎狂热的勤劳和顽强的生存能力，已经赋予这个古老帝国以新的希望，即便是过去那古老的王朝在人们的心中已经淡忘，这种希望仍使这个帝国能够延续下去。 　　帝国统治之道　　中国朝廷的模式与家庭相同。这种观念并不现代，而是与孔夫子一样古老。而且，管理有方的家庭是国家治理的良好榜样，这一点已得到确认。　　为了理解这一点，就必须解释清楚——中国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远比英国家庭紧密。在英国家庭中，子女成年前受父母管束，成年后脱离家庭，结婚并建起自己的家。而在中国，只有出嫁的女儿永远与家脱离，不再受父母管束。儿子则不离开本家，并不得脱离父母的约束。不管他们年龄有多大，不管岁月如何使他们满头霜雪，父母对他们的权威与孩提时期并无二致。他们娶妻生子有了自己的家庭，但都得生活在原来那个家里，并且绝不梦想由于岁月流逝、皱纹已经爬上脸庞，老一辈的绝对权威会稍有松懈。　　除了情感这个将家庭成员维系起来的共同纽带外，还有另一个永远不会被时光割断并交织在一起的契约。这个契约被称为责任，它看不见摸不着，神秘莫测，然而却是最富潜能的力量。中国人所理解的这个词的涵义是英国人绝对理解不了的。它在家庭中深入人心，无形中盘踞在社会的每个环节。其魔杖点化着每个官员的行为，它在朝廷产生的影响力随处可见，当没有外物可以控制其运作或意志时经常会陷入非正义。　　把家庭作为起点是因为这里体现着东方的一整套观念。这种观念认为，个体必须乐于将个性与意志和家庭或家族结合起来，并作为范例推而广之运用到社会其他方面。家庭每个成员都对其他人负有责任。父亲作为家长对各个家庭成员的劣行承担责任。而另一方面，如果父母有过失，儿子则难辞其咎。正因为如此，便导致了使中国历史出现黑暗篇章的惨痛悲剧。某位命官如果因僭越皇权而获罪，则不仅他本人会被处以最残忍的极刑，而且其父系和母系所有亲戚都会被满门抄斩，男女老幼被无情杀戮到不再有人剩下，屠杀才会停止。　　然而，这种相互负责的体制还不限于家庭。它贯穿于全社会，真实情况是，整个帝国没有哪个人不以一种方式或另一种方式对别人承担责任。这个国家可以被比作一架高度复杂的机器，它由无穷无尽的以最混乱方式旋转的轮盘组成。同时，亿万草民彼此顺应得尽善尽美，没有这种尽善尽美，机器运转就会出现闪失和陷入无序。　　自远古以来，中国人的社会体制就是在这种观念上建立起来的。所有人，包括最高贵的和最低贱的，都只不过是使社会生活运转的庞大机器上的一个零件。　　正是这种取得广泛共识的相互责任契约导致中国产生形形色色将各自归于区域行会的职业与行当，每个行会都有会首，他应对紧急事务，保护自己所代表的人。这种会首显然遍布全国，出现棘手事情的时候是最有用的人质，比如你雇船行到码头，若躺在那里待雇的船工怠慢了你，你可以叫来码头上的会首，申明意见。如果你有道理，他会马上让怠慢你的人给你跪下，准保以后即使停在他们身边一千次你都不会碰到麻烦。　　在中国生活一段时间并研究了其体制之后，对你思想接连产生冲击的便是遍布生活各个领域的责任体系。这种体系绝不以松散和不确定性为特点，而是极为严密的，以至于你能确切地知道得到什么毁誉攸关的证据，在什么样特定的情势下，给谁以打击。　　为了顺应帝国这种无所不在的观念，社会自发将自身分为若干部分，每个部分都有会首，其成员遇到困难能够向他寻求保护。比如，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会首，他不遗余力地保护大家的利益，并对任何成员的任何微小权益负有责任。镇上的当铺选出一个人代表所有其他人，以防遇到诉讼案或官吏压榨其成员。凡村必有其长，几乎每个县、每个城镇、每条重要街道，甚至连一文不名、衣不蔽体、臭名昭著的乞丐也有会首，他不仅为大家争得应有的份额，同时还站在同伙和压迫者之间出面维护他们的权益和地位。　　官场上无所不在的主导思想仍是责任契约，这一点甚至比现实生活中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每个官员都对比自己高一级的官员负责，无止境地一直负责到皇帝本人。举个例子便可证实这一点。　　官场上最低的官员叫地保，他是一村之长。中国的乡镇被划分为许多村子，郊区的群落就是由类似组织组成，其管理者便是地保。这种人通常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社会地位，其职能显然没有任何是非可言，他的作用异乎寻常的庞杂。他应该了解村子里的每一个人，并且熟知每个人的职业，白天干什么，晚上干什么，脑子里想些什么，私下的收入来源是什么等等。他有一大堆莫名其妙的权力，例如他可以不让名声可疑或来路不明的人在自己管辖范围内居住，他可以不用任何法律程序，一句话就赶走那些会对社区带来麻烦并且无力向他行贿的游民。　　向其上一级官员报告任何一件发生在自己村子里的重要事件，报告自己所知道的每件事情，以及许许多多可能不知的事情就是他的职责。他得随时准备好由于辖区内发生了自己根本不可能知道的事情而被打成肉酱。因而，地保必须得是一个想象力丰富、机智善辩，八面玲珑的人。不言而喻，每个村子都有不少有劣迹的人。这里有把家产换鸦片抽光的人，有专事鸡鸣狗盗的职业扒手，有一掷千金再也赢不回财产的赌棍，还有躲在临街黑暗角落里向成群结伙像从地沟里爬出来、看上去不三不四的人唱淫词滥调的吟游歌手。　　对这些人地保个个了若指掌。谁想平安无事，或者想不被告发到当地那位可以轻而易举把他赶出领地的官员那里的话，他就必须进贡。地保的性命微不足道，只不过比他管辖的那些危险分子稍强一点而已。因此，只要事情还不至于闹到不可开交，街坊四邻都知道的地步，他很乐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过，这样的事实是改变不了的，那就是，他对所有那些被准许呆在自己管辖范围内的人的行为负责，他随时都会因为发生了自己知道，或者除非拥有全知全能的法术，否则根本不可能知道的事情，而被召到上司跟前饱受皮肉之苦。　　植根于中国人头脑中的完美的责任契约理论排除了作为西方人能意识到的那些普通借口。这种理论认为，即使不是一个人就可以预见或阻止的事情，某个人也要认罪伏法。　　现在举个例子说明我的意思。有两个人在镇上偏僻地带一间看不到找不着的屋子里赌博，其间发生了争吵，结果双方大打出手，一个人被刺死了。此事发生时是凌晨两点。全城都在梦乡里，地保和他的家人都在床上。所以他对这个悲剧完全一无所知，但他关于自己对此事一点都不知道的辩解得到的都是冷笑和这样一句话：“那么，你应该知道。”他恭恭敬敬地回答说：“可是我怎么能知道呢?”上司回道：“怎么知道我不管，那是你的事情，村子归你管，你是负责管理的人。”就这样，他被摁倒在地，几个一直在用饥饿和期待目光盯着他的衙役使竹杖运用管教村民的方法教训了他一通，准保让他至少在未来一周时间内起不了身。　　地保上面好几级才是县太爷，对于老百姓来说，他才是大大小小官员中最重要的。许多人官职大于他，但谁也没有他的实权大。县里来自最高层的不管什么指令，总是要通过他传达，他才是真正负责实施的人。　　他的职权非常广，也非常重要。他是县里的执政官。所有关于民生、捐税、诉讼，还有量刑等问题，都须在他的堂上解决。他与老百姓的关系被一个加在他身上并被广泛认同的称呼表达得淋漓尽致——“县官，就是百姓的衣食父母也”。　　家庭是一国政府的理想模式，无论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首先都要把这种观念摆在突出的地位上，这便是中国人的目标。县太爷这个称号提醒县里的行政长官在所有公务活动中永远牢牢树立父权思想，无论为官还是行事都要像睿智、慈祥的父亲那样公正而严格不苟。　　比方，两个村子素有私仇，有一天发生冲突，双方都有些伤亡；儿子不学好，赌光了所有的东西，设法从父亲那里去偷，发生冲突杀死了父亲；邻县的一帮小偷跨县过来抢劫了一个当铺，杀死了几个试图保护财产的住户。这些不法事件即使归罪于肇事者的不义之心也不及县太爷的罪责大，因为或许算是一句笑话的说法框定了他的角色——“知县就是了解县情的人”。他的上司深信，这些事件是他本人治理无方或品行不端的结果。这种理论认为，如果为官者主观意图高尚，生活没有污点，老百姓就不会有非分之想，相反会倾向于追随上苍给每个人心中赋予的更高的良知。　　尽管中国人的责任教义存在缺陷，无疑也有不少优点。英国民事与军事史上都曾多次出现灾难，却没有人单纯因为责任特定落在身上而受到惩罚。这在中国根本不可能，总有人能够被责成对某种失误负责，并可以因此受到惩罚。　　比如，一艘战舰的舰长无论什么情况下都得对战舰负责。惊涛骇浪、暴风骤雨也许会把它冲进避风港，但他以此申辩则不得作为聊以自慰的口实。战舰是皇帝托付给他的，因而他有责任为圣上将这一圣物保护好，使其完好无损。他同意指挥这艘战舰就是完完全全知道自己所担负的责任，因此他将随时准备受到自己已知的无法推卸的责罚。　　我的一位朋友曾在1884年法国舰队攻击福州港的中国战舰时任海防舰舰长。在很短时间内大部分中国战舰被击中下沉，幸存的水手浮游在战舰残骸之间，我的这位朋友看到自己这艘舰难逃被毁的命运，便抛锚将它转入一条狭窄的河道，把它沉在浅水里，使它不至于被法国人掠获。他知道，待敌人退去后，它很容易再被打捞起来。人们也许会想他应该因为挽救了战舰而得到嘉奖，然而远非如此。他的行为被认为给清廷的军机处丢了脸，以至于他仅仅免于一死，并被判流放到靠近阿木尔河流域等荒无人烟的地区。他关于自己确确实实挽救了战舰的辩护对法官没有任何影响。问题就在于，他有什么权力沉掉属于圣上的战舰?他得对它负责。他的使命就是让它完好无损，既免遭风暴的侵害，也不能受到敌人枪炮的轰击。　　外国人在中国旅行时，这种责任教义倒很让人宽慰。旅人投宿的旅店掌柜生怕客人住宿期间发生危及生命财产的事情，因此客人进店后他就百般小心，惟恐客人任何有关生命财产的闪失落在自己头上。据说有次某旅店掌柜拿着一件客人留下的东西，跑出好几里地追那位凌晨离店的客人。他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地追上了客人，结果却闹了个大笑话，因为他满脸欣喜、虔诚地递给对方的竟是一个空火柴盒。　　当我们经由高高低低的各级各类在庞大的国家官僚体系中不值一提的官员，最终接近皇帝本人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他向谁负责?因为按照中国圣贤的主张，即使皇帝本人也不能摆脱约束他统治下的每个人的法则的限制。　　皇帝有个头衔叫“圣上”，意思就是他可以置身于所有的批评之外，他是大清帝国唯一绝对无需为自己行为向任何人提供解释的人。朝廷倒是设有协助帝国政府统治的六大部，但皇帝对它们拥有绝对权威，他可以按自己的意志推翻其决定。　　枢密官似乎也有权质询君王，但他们的影响只限于道义方面，每当他们提出建议或就皇上那些在他们看来有损国家利益的言行提出质询时，都会冒生命危险，因为他们很容易被流放甚至被处以极刑——如果他们的做法冒犯了皇帝的话。　　不过他毕竟处于绝对法则之下，是这一法则最普通的臣民，他只在这一点上向上苍负责，也只对上苍负责。通行的理论是，他的王位直接来自上苍的旨意，是上苍赋予他负责执行国家事务的权力。如果他有良知并为臣民谋取利益，上苍就赐福给国家。如果他践踏朝纲，不理朝政，由于他的罪过，同样的威力在冥冥中会给他的臣民带来饥荒、疫病、战争和叛乱。这套理论和中国国家的历史一样古老。公元前8世纪就有一部叫《礼记》的经书记录了所谓天狗吞日举国惶恐，于是大片国土遭受灾害的事情，崇山峻岭因恐慌倒伏在地，进而河川雍塞、洪水泛滥，导致大片土地荒芜。据说这都是帝国统治者暴虐无道的结果。上苍只是提醒统治者，他的罪过已被知晓，如不悔过自新把国家治理好，对他的惩罚会更严酷。　　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广泛认同帝国统治中的道义因素。有形的国家机器由活生生的人组成，它像一张巨大的网，上面密布的扣结无间断地把社会各阶层用神秘的责任契约捆绑在一起。此外，还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秘力量，它那明察秋毫的双眼以道德法则为目标，它就是上苍。　　应该明白，皇帝既被封为“天子”，王位从上苍那里得到，他就更应该受到上苍的监管。因为这种非尘世、捉摸不定的力量对帝王和平民一视同仁。“上苍之眼”洞察每个人的劣行都不带偏见，并以此实施惩罚，不管地位有多高。谁也不会有异议，因此上苍的威力畅行于从地保到天子的官员之间，从而使当官的感到自己理应对官职比自己高的人负责，并且在潜意识中明白，除了官职比自己高的官员，还应该对上苍负责，因为它总能将自己犯下的罪过记录在案。　　南方某大城市曾因致命的热病流行使许多人处于死亡的边缘。狭窄、拥挤的街道及饱受疾病之苦的住户，到处都是死去的男男女女。郎中对这种疾病束手无策，灵丹妙药似乎也失去了功效。全城陷人悲恸之中，痛苦的呻吟随处可闻，死神无情地将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花枝招展的少女、臂弯中的孩童及白发的老人带离人间。对死亡的共同畏惧使全城恐怖，死亡的消息与日俱增，可怕的谣言增添了恐慌。炎炎赤日俯瞰着这座倒霉的城市，灼热的阳光使备受折磨的人们更加痛苦。　　这场灾害终于迫使该城的执政官意识到自己某种程度上难辞其咎，决定向上苍求援。因此他于次日清晨肃立于旷野，抬眼凝望灰白的天空，祈求上苍驱赶掉城里的疾病。他说：“我深知本人罪过不小，我治理无方。您给百姓降下死亡完全是由于我的过失，我痛苦万分，特祈求您让我补赎犯下的那些罪过，如果灾难可以祛除，我甘愿一死。”　　帝国就是这样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皇位天赐，皇帝只对上苍负责。每逢叛乱，弑君和天灾最终导致改朝换代，就能看得出上苍的操纵。统治者一旦不具备坐龙廷的价值，冥冥中正义的力量便会将他驱逐出去，以更为出色的人代之。　　在因统治无方而使国家陷于变乱的关头，上苍便是最终的裁决者，这种广为认可的信念无疑可以激活深深植根于中国人心中的民主精神。这种看不到的力量像庞大的怪物千百年来昏睡着，世世代代都没有找到恰当的机会肯定自己。西部高耸入云的山峦如不可逾越的屏障，阻挡着使国家与新生活同步的思想的涌入。心胸狭窄的各级官员更是拒绝使沿海省份受到西方文明和革命意识的浸染。　　这个国家需要受到伟大变革的震动，这种变革会释放如惊涛骇浪般奔涌的血液。确如人们所言，大清帝国当今这种涉及全局的新生活的最初震荡正始于响彻帝国的英国枪炮的回声，回声不会停息，更不用说西方的其他声音，西方关于人生的新思想，崭新的天国和人间的景观也已展现在人们眼前，点石成金之手一直在编织着的诗篇和传奇以全新的观念启发着人们，这些观念中关于朝廷统治之道的设想绝对是先辈们做梦都想不到的。 　　中国的军事制度　　中国的军事制度历史悠久，可追溯到西方的常规军发展成为确立的制度之前。这是因为在这个国家形成的最初阶段，奠定了这个帝国基础的人们经常发动残酷血腥的战争。那时的中国地域狭小，诸侯众多，名义上承认其中之一的最高地位，实际上当他们觉得自己羽翼丰满、力量强大时，就宣布独立，大兴反叛。诸侯之间也频繁交战，或是出于自卫，或是企图征服和吞并弱小者。最后，在一个被称为“中国的拿破仑”的天才诸侯带领下，他的王国陆续征服了所有对手，统一了他们的疆土，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秦朝，他也自封为统一后中国的第一个皇帝。从那时起，战争体系就被确立，并导致了今天的中华帝国的建立。　　那些不熟悉中国历史的西方人，认为中国人基本上算是一个不好战的民族，在他们看来，只要一想到要在战场上与勇猛的敌人进行殊死搏斗，中国人就总是退缩。这种认识真可谓是大错特错了。在历史上，也许除了英国军队，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的军队能像中国军队那样经历过那么多的战争。在通往胜利的征途上，曾发生过许多场战争，牺牲过数不清的生命。残忍而好战的部落需要征服；满是士兵尸骨的高山需要攀登；尽管面临饥饿的威胁，一望无边的平原仍需要占领。这些勇敢的中国人凭着百折不挠的毅力，踏着死亡之路，顽强地前进，最终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地域最为广阔的帝国之一。　　然而，中国士兵的优良素质并不仅仅体现在征服外族的战争中。在更为严酷的自卫战中，他们的勇气也被充分地体现出来。这个美丽国家肥沃的土地、阳光普照的平原和果实累累的山谷，常被住在北部和西部边疆的好战民族所觊觎。野蛮的鞑靼骑兵时常进犯中原，由此引发了许多场血腥的战争，但最终的结局总是入侵者遭到失败，灰溜溜地退回到自己的老窝。　　事实上，由于官员的腐败和皇帝的无能，这个国家的主权在历史上曾经数次丧失于外族人手中，但即便如此，这个民族的宽容特性仍在他们容纳征服者、并将征服者同化的过程中显现出来。现在的满族人所统治的清朝就是一个实例。大约3个世纪前，鞑靼人推翻了汉人的统治并从此掌握了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鞑靼士兵和从前一样驻防在各省省府，满族人在全部十八省中担任着政府和军队的重要职位，但现在没有人能觉察出汉、满这两个民族的差别。今天，征服了这个帝国的士兵们的子孙和被征服者的后代并肩而立，无论在服饰、语言、还是在思维模式上，他们都没有什么差别。　　从外表上讲，中国士兵看上去十分滑稽可笑，他们显得并不威严，即使他们的个头很大，人们在看到他们时总免不了流露出一种半带鄙视和讥笑的神情。当官的没有教过他们如何使自己显得精明或表现出军人的气质。以西方人的观点看，他们从没受过任何值得称道的训练。中国的士兵没有被要求站直、挺胸，以充分利用父母赐予的每一英寸高度。他们不必去学走正步，这免去了他们精神上的折磨。对这块土地上的士兵而言，这实在是一件幸运的事，因为他们原本对左腿和右腿的概念就混淆不清。士兵们从来就没有受过正规的行军训练，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着装，在环境恶劣的道路上散漫地行军，而这样做并不会受到长官的干涉。　　士兵们很不讲卫生，这实在是一种令人作呕的习惯。对于下属的衣着及形象，当官的一般也不关心。士兵们对水和肥皂从来都报以敬而远之的态度。他们看上去肮脏而邋遢，就好像从来都是穿着军装睡觉，早上起床后，他们既不洗脸，也不把自己那皱皱巴巴、汗臭味十足的外衣换下。在南方的一些省份，士兵们是不穿鞋袜的，这更使他们丧失了军人的气质。当需要行军时，他们便穿上草鞋来保护自己的脚，而在平时，他们就简单地承袭了普通穷人的做法，穿着上天赐予的鞋——光着脚。　　中国人天生就很随和，即使是在成为士兵之后，这一天性也不会有多大变化。他们显得单纯又具孩子气，好像自己并不是被征召来替国家打仗的。下面这个情景并不让人觉得稀奇：一个执勤的卫兵以中国人习惯的方式蹲在地上，一群老百姓正聚在他身旁触摸他的步枪，他向人们解释着步枪的结构，还谦虚地暗示自己的枪并不比原始的矛枪高级多少。因为后者并不需要细心地保养，即使生了锈，使用起来也不会受多大影响。　　为士兵配备军服是一件容易的事，政府从来就没有在这件事上伤过神，只是在前胸和后背上分别多一个大而显眼的“勇”字而已。如果哪个士兵想要掩饰自己的身份，他只须将军装反过来穿即可，这样，他立刻就变成了一个在街上随处可见的普通农民或工人。　　军装仅由一件紧身的上衣和一条裤子组成，它们都肥肥大大的，一点儿也不合身。中国人习惯席地而坐，并把下巴搁在膝盖上，这种姿势很不雅观，但裤子在设计时就是要让人们作出这样的姿势来。如果让英国人以这种姿势呆上十分钟，他们就会感到肌肉痉挛、内心疲劳，以至于身心都无法忍受，但是中国人却把它看作是一种极其舒服的休息方式。　　观看一队执行某种特殊任务的士兵行进，留意他们所配备的武器装备，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情。每个士兵都把枪扛在肩上，另外每人还配备了一把扇子。扇柄插在背后的衣服下，另一端伸出来，离耳朵很近，这样在行进中就不会给他带来不便。如果天热，他们就把扇子打开盖在头上，并用辫子将扇柄缠住，以便使扇子的位置固定，这样扇子就像屏障一样挡住了强烈的阳光。　　另一件几乎与扇子同样重要的东西是竹烟枪。一想到烟枪，他们就恨不得把背上的长枪扔掉，因为吸烟对这些人而言是一种享受。在长距离的行军途中，时不时地吸上几口旱烟，既可以缓解行军的劳累，又能够抑制饥饿引起的阵痛。为了不妨碍双手的自由活动，他们把烟枪水平地插在背后的腰带上。　　第三件重要的东西是雨伞。每个想体面一点儿的士兵都有一把伞。如果没有伞，作为军人的“勇”的品质就会受到质疑，旁观者也会感到他们没有尽其所能。注重实际的中国人并不认为一个士兵被雨水淋湿会提高自己的尊严亦或是表示他的高效率。虽说雨伞有几磅重，且制作粗糙，既不能插在背后，也不能别在腰带里，可他们仍旧毫不犹豫地把这多余的负担带在身边，因为万一在路上遇上雨，雨伞就能使他们免遭淋雨之苦。　　队伍就这样从我们面前过去了。士兵们满脸严肃，连眼睛都不眨一下，然而，这些士兵正是那些和他们一样受到严格训练、纪律严明的战士们的后代，也正是由于他们的英雄主义精神和勇敢战斗，中国的疆土才一个省一个省地扩大，发展成今天世界上地域最为广阔的帝国之一。　　参军需要经过公开的考试，考察应试者对剑、盾和弓箭等武器的运用能力，还要对他们进行力量测试。下面就是一次很有趣的入伍考试。来到考试地点，我们看见许多人正在周围闲逛，等待着考官的到来。不一会儿，考官骑着一匹鬃毛蓬乱的小马来了，他的坐骑看起来好似从来就没有被修饰过。考官迈着大步走上前去，坐在事先为他预备好的座椅上。接着，一个应试者被一声宏亮的、命令式的喊声点到，站出来开始表演。　　这是一位身材魁梧、穿着普通蓝色棉上衣和肥大裤子的小伙子，他的面部流露出迟钝而沉重的表情。好脾气和愚钝好像是我们面前这个人的主要特征。在他身上看不到丝毫激情，他给我们的印象是一旦对手向其发动第一次进攻，他就会落荒而逃。他手持短剑和盾牌，另一个被指派充当对手的年轻人则站在他的对面。这个人所配备的剑比他的要长一些，但由于他多了一副盾牌，所以理应比对手占些便宜。一声令下之后，两个人都呈戒备姿式站立，转眼间应试者就变成了另一副模样。呆笨的表情从他脸上消失了，他的双眼炯炯有神，隐藏在迟钝外表下的郁积许久的火焰使他容光焕发，这个愣头愣脑、长得像头牛似的家伙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变成了一个初入道的武士。　　他的对手谨慎地向前迈出一步，向他猛刺一剑。他将身体微弯，从盾牌上方瞥见对手的举动，接着他紧张地一手持剑，另一手迅速地用盾牌挡住了那本要刺向自己身体的剑。在他的对手还没来得及缓过劲来之前，他就凶猛地回敬一剑，逼得对手全力闪躲。这时，两个人均显得非常兴奋，他们似乎都觉得这是一场必须全力以赴的比试。攻击和防守在高速转换着，尤其是应试者使用盾牌的敏捷身手，更是深深地吸引着我们的目光。这会儿盾牌还挡在身体的前方，下一刻又挡在了脚上，一会儿，盾牌挡在了他的侧面，转眼间又被举起护住头部。他前进攻击，只见迅速舞动的剑影。有时，他的剑猛刺出去，劈向对手，下一刻，又向上扫去。他们的身手实在是太矫健了，我们真有些眼花缭乱的感觉。他好像完全忘却了这仅仅是一场模拟的比试，而将性命攸关的大事寄托在这种武器的运用上。这种表演有时让我们觉得滑稽，在我们看来，它更像是江湖艺人的把戏，而不太像是士兵的功夫。但别的旁观者却并不这样认为，他们觉得这是一场精采的武术表演，并不时地对表演者矫健的身手报以一阵阵的喝彩。　　接下来的测试项目是射箭。小伙子手里拿着一把弓和三支箭，他必须射中大约五十码开外的目标。他很幸运地将三支箭都射中了靶心。如果射不中，他就算落选了，并被告知回去以后多加练习，待到武艺娴熟时再来报名。　　考官对他运用武器的能力感到满意，并对其进行了最后一项测试——力量测试。许多大石头杂乱地摆放在地上，他必须将它们举起并搬到别处。一开始，他试着举了一块最小的，但少说也有五十磅重的石头，在空中停顿了一下之后，他便很轻松地将它举过了头顶，显示了自己那从前受到锻炼的强壮的肌肉的力量。随后，他每一次都搬起更重一些的石块。最后，他奋力抓住了最重的足有一百磅的那块石头。这一次可以明显地看出他的力量已达到了极限。他必须把石头举到脸的高度，但石块的重压使其面红耳赤，身体也因此而颤抖。然而，他最终还是证明了自己的力量足以将在战场上遇到的任何一个敌人抓起来扛在背上。他因此而得以入伍了，名字和帝国的其他战士们写在了一起。　　尽管近来对步枪的使用也成为被要求测试的项目，但以上所描述的入伍考试在中国各地仍然普遍采用着。现在，在一些按照西方模式训练的军队中，采用了一种新的入伍测试法，但与各省因袭的古老惯例相比，这仅仅是少数。　　新兵入伍后就被编入具体的连队中，在那儿他基本上享受不到英国士兵在军营中的舒适和便利。兵营由许多二十五英尺见方的房间组成，每间屋住十个人。房间里备有五张床、一口饭锅、几副碗筷、几张小桌子和几条必需的长凳。这些极其简单的由政府提供的日常生活必需品构成了士兵营房里的全部家当。　　士兵的军饷每个月约有十四先令，这点钱既要用于吃饭，还要用于别的开销。除了接受检阅或是执行特殊任务，其他时候士兵都得自己做饭，十个人轮流为大家准备伙食。在没有任务时，他们不会受到长官令人厌烦的监督。当官的不会对营房进行检查，对士兵的衣着及个人卫生也没什么要求。士兵们每天都可以洗澡，当然也可以几个月才洗上一次，他们完全有权力作出自己的选择。如果某个士兵因为要洗澡而提出申请的话，这必将引起全团士兵的哄然大笑，而这位士兵，在他的整个服役期都会成为别人讥笑的对象。　　军人在行军途中的伙食是由沿途的地方政府免费提供的。记录有将要前往的士兵数量的备忘录事先会被送到沿途的驻扎地，当地人要置备足够数量的米饭、咸鱼、腌萝卜和豆腐，因为饥肠辘辘的士兵们一驻扎下来就渴望能够饱餐一顿。　　沿途的店主总是害怕军人们的到来，尤其是当这些军人要去与敌人殊死搏斗时，店主们就更是如此。军纪本来就不严明，此刻就更加涣散了。这些士兵马上就要去为国家流血流汗，所以自以为稍稍放肆些也是一种情感上的宽慰。因此，他们所到之处，商店老板都会将自己的货物贡献出来，在这个时候，没有任何人胆敢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的财产。有一次，一千名未戴帽子的军人从某地出发，当他们到达二十里外的另一座城市时，每个人的头上都增加了一顶崭新的帽子，这当然是不需他们付钱的。　　如果军人们驻扎的地方没有营房，他们通常就住在当地最大的寺庙里。没有人会认为这种做法有什么不妥，实际上，人们觉得这样做自有它的道理，因为士兵们深得天神的照顾，这些天神将会运用神力保佑他们在对敌作战中取得胜利。不管士兵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可他们对寺院内的神像并不尊敬，他们在神像面前吸食鸦片、打牌、互相谩骂及争吵，而且还把各种垃圾随处乱扔，一两天后，他们所驻扎的地方就变得极其污秽肮脏。　　军人们的到来对当地老百姓来说也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清朝官吏在给军队供应口粮时，往往从中榨取钱财以渔利，他们给士兵的口粮要么数量不足，要么质量低劣。士兵们不敢向管理军粮的军官反映实情，因为他们会由于暗示了政府从军人身上渔利这一点而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无奈之下，他们唯一的发泄方式就是向无辜的老百姓泄恨。这样，一些胆大妄为的士兵策划了一起抢劫阴谋。不久以后，原本平静的城镇变得鸡犬不宁，就连小鸡都会在这几个凶神恶煞的士兵面前惊恐地张着嘴，伸直翅膀落荒而逃。看上去活蹦乱跳的小猪也奇怪地失踪了，女主人像平常一样吆喝它们回来吃食，但这只不过是白费力气，因为小猪们再也不可能回家了。水果、糕点以及各种各样的美味佳肴在没有得到主人允许的情况下也被这帮无赖赊账买去了，尽管他们保证说第二天就来付帐，但这种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不一会儿，烹调的香味从寺庙里飘出，环绕着尚自疑惑不解的神像久久不去。粗鲁的士兵们流着口水，贪婪的目光像是在期待马上要来的这顿大餐。　　虽然有可能通过考试来选择军官，但他们主要还是从士兵中提拔上来的。考试的项目跟普通士兵的入伍考试一样。但是如果要取得较高的军衔，考试就要难上许多，而且对能力的要求也更高，另外，还需要一定数量的钱财来买通考官。然而，军官是最让人崇敬的，同时也是最令人畏惧的。他们因为面对敌人时所表现出来的勇猛而显得卓越不凡，由此亦赢得了手下人的敬意。几乎每一个升至高位的军官都是以他们不凡的勇气和卓越的军事才能而得到上级赏识的。　　我在数年以前居住的地方有一位林将军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年轻时他是个十分粗野、放荡不羁的人。他不甘于呆在家中，也不愿屈从于社会的一般准则，以至于沦落为一个流浪汉，最终只能靠偷抢为生。有一天，他突然想到参军对他来说也许是件好事。那个时候军队正在与台湾岛上的土著人作战。这些土著人头发散乱，性情残忍，他们常在原始森林中对中国士兵实施伏击，并将割下的血淋淋的人头带回山中的要塞中。部队损失惨重，亟需补充新的兵员。林被看作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招募对象，因为他体格健壮，力大无比，正是对付土著人突袭的合适人选。　　林没有多余的时间来考虑自己的选择。几天以后，他随着队伍穿过暴风雨笼罩的台湾海峡，不知不觉中就上了岛。这个岛屿给他带来了好运，从前那种流浪汉的生活结束了，他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有名望的人。他那杰出的勇气使自己很快得到了提升，成了十个士兵的头目。　　这次提升之后不久，一场与土著人之间的激烈战斗爆发了。不计其数的土著人从森林中涌出，闪电一般冲向中国军队，逼得他们向后撤退。扛着军旗的林在后撤时突然发觉自己的剑在混战中遗失了。这意味着耻辱和丢掉官职，如果让将军知道了，他甚至会被处死。当时他想，与其死在刽子手的手中，还不如光荣地战死在沙场，无论遇到何种危险，他也要取回自己的剑。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杀回正在向前猛冲的敌人中间。他手下的士兵并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只是看见军旗又在敌阵中飘扬，军人的本能驱使他们又冲回去追随自己的长官。土著们也大吃一惊，他们本以为中国士兵已完全被击溃了，那么现在冲过来的一定是被派来对付自己的敌军后援。他们深深地感到恐惧了，很快，本已得胜的土著在中国士兵面前溃不成军，四散逃去。战役结束后，林被叫到将军面前。将军当着所有手下军官的面，称赞林的勇敢是取得战役胜利的关键，并将他提升到更高的职位。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不断地得到升迁，最后成为一个大而重要的军事辖区的统领。　　中国的士兵，就其现有的素质和训练情况而言，并不能让人由衷地感到钦佩。他们所受的军事教育太差，因而素质也低。他们不够勇敢不是因为天性中某些遗传因素的欠缺，而是周围的环境使然。难以想象完全没有胆识的中国人能使自己的国家成为东方第一流的军事强国。这个国家的士兵需要的是受过正规训练、勇敢的军官的领导和比他们日常军营生活更高尚、更有勇武精神的环境因素的影响。戈登将军就展示了怎样将入伍新兵培养成为合格士兵的方法，这些士兵以自己的勇敢与战功表明了自己无愧于“常胜军”这一响当当的称号。　　威海卫兵团在从义和团手中夺取天津的战役中显示了中国人的禀性。1900年9月5日的《北华捷报》就提到了这次战役：　　“很多人都深信中国人不能成为好军人，由此对威海卫兵团产生了许多偏见。无疑，这些偏见迄今为止尚未得到证实。威海卫兵团的士兵们在天津城的城墙下勇敢地战斗。我们还记得，这支队伍曾和我们的部队打过仗，并且他们是为文明和人性而战，尽管当时这些抽象的概念在中国人的头脑中还十分陌生”。　　“总有评论说中国人只需要领导，威海卫兵团短暂的历史就证实了这一点。正像第四连的兵士们跟随沃森上尉那样，当人们情愿舍命追随军官们冲过弹雨密布的长街时，他们不应该像士兵们那样绝望。一个士兵护送驮着弹药的骡子来到火线上，当军官们和骡子都中弹而亡时，他却仍在坚守自己的职责，不惜牺牲生命。能培养出这种士兵的兵团不会是一支无所作为的部队。在奥利维特上尉死后，亲眼目睹了这一壮举的欧洲人都说应向这位中国士兵颁发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在上面的文字中，我尽力对中国的军队进行了描述。的确，有一些军团是按照西方的方式进行组建和训练的。一个不熟悉真实情况的人可能会认为无论哪儿的部队都已采用了全新的制度，这是完全错误的。在这个国家的广大地区，军人的情形基本上没什么改变。在目前这场革命中取得胜利的人中，大部分都没有接受过新式训练。从所痛恨的征服者那里获取自由的幻想给了他们极大的鼓舞，这使他们有胆识和勇气去为自己的理想而战，并最终取得了胜利。新生的共和国会认识到：她的士兵需要经受严格的训练，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入侵者面前维护起国家的尊严。 　　文人阶层　　在中国，当家中有男孩子出生的时候，几乎每个父亲都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能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这个强烈的愿望从孩子一落地就开始在父亲的心中燃起，孩子给整个家庭带来了光明和希望。最穷的人可以和最富的人一样尽情地沉醉在这一希望之中，因为在中国，财富和荣誉的获得并不限于某一个特定的阶级，任何身份、地位的人都可以成为一名书生，但法律也把一些人拒之门外，妓女、演员、理发师和一些从事其他职业的人的儿子不能获得任何学位。除此之外，任何人都有可能获得国家授予的最高荣誉。因为在理论上——至少在理论上——通向荣誉最正当的途径就是教育。　　国家的行政官员必须从文人中选出，如果我们认识到对这个地域辽阔的国家进行管理需要多少行政官员，那么这个阶层在国家中是多么强大和有影响力也就不难想象了。事实上，没能通过任何考试的书生人数也相当多，虽然他们没有得到官职，但他们在自己的家乡仍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这些人在学校中做老师，是所在村镇的领导人物。他们所受的教育使他们的地位远远高于普通老百姓。在解决与官府产生的矛盾、村庄之间的长期不和以及阶级争斗的时候，人们总是征求他们的意见，而他们也很自然地居于领导地位。如果他们为了彼此支持而结成同盟，那么与他们发生冲突就将是十分危险的，因为每一个人的背后不但有同盟者的支持，而且与他同一宗族的村民们也会不论祸福，不惜任何代价地支持他。从整体上看，这些文人都是些无耻之徒。他们的智慧通过学习得到了提高，但与此同时，他们的道义感却好像变得麻木了。他们是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对外国人，他们的痛恨之情是最强烈的，也是根深蒂固的，不论这个外国人来自哪个国度。　　总共有四种不同的学位提供给成功地通过了考试的书生们：（1）秀才——“精明强干之人”；(2)举人——“高贵之人”；(3)进士——“高级文人”；(4)翰林——北京皇家学府(翰林院)中的一员。获得第一种学位要通过乡里的考试，获得第二种学位要通过省里的考试，而要获得后两种学位则要通过在北京举行的考试。其中晋升翰林的考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　　用西方的观点看，获得以上学位所需要的知识是贫乏而有限的，在我们英国学生的眼里简直少得可笑。中国学生们所需要的所有知识就是对儒家经典深刻而又透彻的理解。他们对英国学生在中学里所学的基础课程尚且知之甚少，更不用说大学中那些高级课程了。数学、天文学、几何学、地质学等等，这些名词对中国学生几乎是完全陌生的，至于英国青年人必须学习的一些纯科学的课程更是中国文人闻所未闻的。　　但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中国学生学习的课程是很容易的，从很多方面讲，它比英国学生学习的课程要严格许多。学生们必须背下所有的经典以及公认的解释。这些课程常常是晦涩难懂的，让人觉得提不起多少兴趣，它们从不触及人的生活，而只是谈论一些抽象的道德和哲学问题。这里面没有有关现实思想的课程，也没有通过对自然的研究来获得创造性的课程。整个学习过程枯燥乏味，一个学生首先要掌握数以千计看似神秘的象形文字——因为所有的书都是用这样的文字写成的，然后把它们在书中的排列牢记在心，使他对整本书中的每一个词，每一个短语都非常熟悉，直到他能够在任何需要的时候把它们准确无误地引用过来。鉴于这两方面，没有一个英国学生能够忍受这种令人恐怖的身心两方面的折磨和压力。而又有多少中国文人最终被这种可怕的过度疲劳压垮呢?这个数字恐怕只有那些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人才能够想象得到了。这些可悲的人也只好带着那永远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长眠在山旁了。　　要成为秀才必须通过四门考试：五言或七言诗，总字数不得超过六十；描写著名古建筑或其他旧时古物的格律文，文字长短不限；针对经典语句所写的小品文，可做正反两方面论述；还有对某个重大事件的评论文章，这个重大事件可以是古代的，也可以是现代的，只要主考官认为合适就行。　　诗所描写的都是极富韵味的东西，这些景物能够激发人潜在的想象力，并把它以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下面就是几个在过去的考试中曾经用过的题目，它们得到了近乎完美的表现，具有一种真正的诗韵，这些诗已被印刷成册供后来的文人们做为范例学习。《古林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描写了悠扬的钟声从孤山中的寺院里传出，传到了那在山间独处的人的耳中。《别友人》描述了一个著名的官员离开他治理的地区返回遥远的家乡时的情景。《玉镯春水》描写的是春雨后山中蜿蜒而下的小溪，溪水汩汩向山下平原流去，太阳的光辉给溪水染上了翠玉般的光泽。还有《鸟鸣涧》、《春天的石榴树》等等。　　许多诗歌作品韵味十足，读来朗朗上口。它们展示了诗人对大自然的惊人的洞察力，蕴含着诗人丰富的想象，这些想象给一些西方的著名诗人以启示，并给他们带来了荣誉。单凭第一印象，诗的火花好像根本不可能在中国人的心中燃起，基于这一点，他们对大自然深刻的洞察和丰富的想象就显得更加可贵了。即使是面对一头老牛或犀牛，这些貌似迟钝、冷漠、粗俗而又毫无诗意的中国人，也能迅速抓住大自然赋予它们的可爱之处，加以一番高雅、细腻的描写。　　中国人具有多方面的才能，从他们麻木迟钝、缺乏艺术修养的外表上，你永远也想象不到他们会具有那么多的天赋和才智。而且，他们是从内心深处热爱着大自然，一眼就能观察到她魅力无穷的一面。他们好像拥有一种能在大自然中发现美的特殊天赋，并能运用真正的诗的语言把美展现在人们面前，而那些没有艺术眼光的人是永远也看不到这些被大自然羞答答地掩藏起来的美的。　　格律文所选择描述的东西从本质上说并没有诗意，但在马丁•塔珀形式(Martin Tupper style)之后，这类文章必须遵循严格的韵律规定，这使它们不再像散文，而更像一个在韵律方面很有造诣，不久就会成为一名伟大诗人的人所写的文章。下面列举了一些在以往考试中主考官们出过的题目：“阿房宫”，“铜雀台”。三国时期，中国分裂为三个敌对的国家，这被赞颂的铜雀台就是在那时候由一个篡位者修筑的，站在铜雀台上，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当有敌人来犯的时候就能提前得到消息。还有一个题目是“宫花”。相传在汉朝时，这棵石榴树每天三次把叶子耷拉下来，就好像它已进入了梦乡，小睡之后，它又重新舒枝展叶，精神焕发了。　　小品文论述的是从经典中引述的语句，考生可以对它加以批评，也可以引申出自己的观点。下面是以前考试题目的几个例子：“饥与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德不孤，必有邻”，“心诚则灵”，“以德报怨”。　　评论是一种更一般的形式，它论述的对象范围很广，上至遥远的古代，下至当代社会。过去的考试中曾有过这样一个题目：“秦始皇焚书论”。这是要求评论秦始皇焚书的目的。焚书指秦始皇烧毁当时国家的所有经典书籍，使人们无法再学习，从而变得愚昧。但秦始皇也为此事付出了代价——在他对新诞生的帝国进行一系列改革的过程中，那些深受各种书籍影响的读书人成了最令他头痛的反对者。还有一个题目是“描述万里长城，评论铁路与铁制战船”，这个题目反映了当时的统治者光绪皇帝的改革倾向——他在1898年开始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也表明这位皇帝正把主考官们引向一条更新考试内容的道路。　　要想写出这些小品文和评论文章，必须对经典书籍中每一个字、每一个词理解透彻，同时还要了解对这些字词的公认的解释。且不说写文章，这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工程了，除了中国人，其他任何人要完成这一工程都会精神崩溃的。每一部经典都必须单独学习，因为它们内容各异，且各具特点，书生们必须全神贯注地学习和掌握，就如同它是唯一的一部经典。引经据典的时候是不允许出现任何错误的。只要有一个引用错误或是书写错误，这篇文章就会被丢在一旁，这个考生也就绝不可能通过这次考试了。　　想象一下：五六千个方方正正的小字摆在面前，它们古老得像来自于挪亚挪亚(Ark)：基督教《圣经》中洪水后的人类新始祖。——译者注的时代。它们像数字一样枯燥、呆板，但每个字那复杂的点点划划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学生们必须领悟这些文字的含义，同时记住它们的结构，在此基础上才能将它们组合成各种各样的故事，这些故事讲述的或是爱与恨，或是爱情与谋杀，或是人类脆弱的意志和崇高的理想。由此看来，这项工作实施起来是多么艰巨。　　但仅仅完成这些工作还远远不够。整本整本的经典必须牢记在心，必须掌握那写于大约三千年前的每一个词，每一个短语的意思，只有这样才能迎合那些观念保守的主考官，因为正是他们掌握着授予学位的权力。　　一个一流的中国学者就是一座巨大的纪念碑，纪念在经受所有这些重压之后，他们的头脑和智慧居然还能够存活下来，那些书比任何东西都乏味。古代的哲学家、思想家们尽量不在其中加入人类生活的色彩，他们本人似乎也对普遍的、大众的人性评价不高。书中语言简练、干脆，大概那些著书人根本就没有学习过写作，或者也许他们太忙了，所以不能尽述。书的内容既不浪漫也不刺激，它只是长篇累牍地叙述着高尚的情操和崇高的道德，可惜这与现实生活相去甚远，读书时我们希望能从中听到成人们的交谈、孩子们的欢笑和其他属于人类的声音，但我们从来就没有听到过。这一切与《圣经》是多么不同啊!《圣经》中的语言是那样的活灵活现，就好像一群群栩栩如生的人物正走过我们面前，人类的欢乐和痛苦都用非常浅显易懂的语言描绘了出来，给我们一种如临其境的感觉。　　省试的考试科目与乡试相同，唯一不同的是它要求应试的文章要更为简洁、朴实，更为正统，而考生也需要有更渊博的知识。考试在省会举行。由于很多省地域辽阔，交通闭塞，不少考生要跋涉两三百英里，用上近一个月的时间才能抵达省会。暂且不说路途上的劳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路费从何而来。大多数考生穷得像约伯约伯(Job)：《圣经》中《约伯记》里的人物——译者注和教堂里的老鼠，因此对大多数考生来说，怎样凑足路途上的吃住费用就成了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　　有许多故事讲述的是这些学生为了取得荣誉历尽艰辛，最后终于青史留名。中国南部某地有一座陡峭的山，一条很重要的驿路刚好从山中通过，关于这座山有这样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一个穷秀才要到省会去考举人，从他所住的小村庄到那个将决定他命运的城市有二百多里的路程。他凭着自己勇敢的精神、强健的体魄和百折不挠的努力，翻过高山，涉过险滩，再穿越人口稠密的平原，最后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这时候他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了，仅够他勉勉强强度过考试的九天。考试结束时他已是身无分文，只好留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大城市里。没有人会帮助他，对陌生人施以仁慈之心这一在中国经典中广受赞誉的美德在现实生活中根本就无处可寻。但有胆识、有主见的他是不会绝望的。虽然才高八斗，可他并不认为老老实实地干些体力活儿有什么丢人之处。本着这个思想，他在一家轿行里找到了一个抬客人返乡的活。轿夫的地位在中国是很低下的。而这一切恰恰反映了秀才大胆而又独立的思想，他愿意暂时放弃他的秀才地位而做一个被人歧视的轿夫。　　走呀走呀，他已经抬着轿子走过了整整一百五十英里路——爬高山，走峭壁，穿越人口稠密的平原，但他的头脑中时时刻刻都焦急地揣测着考试的结果：考榜贴出来了吗?我考中了吗?他没有足够的钱，不能留在城市里等待考榜揭晓。由于抬轿时间过长，他的双肩已经肿得老高，还被轿杠磨起了水泡，阴郁的生活正笼罩着他。这天，他来到了这座又高又陡的山下，抬头望着高高的山顶，想到要抬着沉重的轿子向上爬，他简直有些窒息了。就在这时，他听到身后传来了“报喜官”的锣声，他们一边快马加鞭，一边喊着那些考中的幸运儿的名字。这些“报喜官”就靠考试过活。考试结果一揭晓，他们就立即上路，去给那些家远的考中者的亲朋好友报喜。他们很容易辨认，因为他们一般四人同行，带着铜锣，时不时地敲几下，一边高喊着考中者的名字。　　他们越来越近，秀才紧张地聆听，心怦怦地跳个不停，他听到了自己的名字，他不但考中，而且高居榜首，也就是说，他现在是省里的一流学者了!他完全沉浸在兴奋中，现在金钱、荣誉对他都是唾手可得，而贫穷和痛苦都将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他放下轿子说：“我再也不抬轿子了!”可客人提醒他按照协议规定他应把客人抬回家乡。一阵犹豫之后，他决定继续抬下去，但有个条件：为攀登面前这座陡峭的山峰，他必须得到更多的报酬。这个要求得到了满足。于是轿杠再一次被放在满是水泡的肩上，秀才带着他的荣誉，迈着轻快的步子，心中欢快地唱着歌向山上攀去。他的名望很快就会传遍全省，他的名字很快就会出现在本省，甚至全国每一所学校和每一个秀才的家里，但现在他看上去是多么像一个普普通通的苦力呀!为纪念这件事，从那以后，每当轿夫抬轿经过这座山时，他们都会停在山脚下，客人必须增加报酬他们才肯继续前进。　　第三和第四种学位的考试是在北京举行的。凡是能够通过考试，特别是考中翰林的人都有着光明的前途，可以在这个国家中谋到一个相当好的职位。不管他们曾经有过什么样的身份，处在什么样的地位，只要中榜，他们就立即成了中国上层社会中的拔尖人物。考取翰林榜首的人有可能成为两省总督，治理两省，在那里他统治着四五千万人口，有着绝对的权力。　　但是，一种新思想正在这个国家传播开来，血管中流动的血液已不再去重复那持续了几百年的缓慢基调。正像《里普•范•威科尔》《里普•范•威科尔》(Rip Van Winkle)：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所著《见闻杂记》中的故事及其主人公的名字。——译者注 中所描写的那样，“沉睡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古老的舞台已不复存在，年轻人正好奇地睁大眼睛，他们面前的景象决不允许他们再退回去扮演过去的角色。　　为父辈们所津津乐道的那些书和论题现在在年轻人面前已失去了吸引力。众多的西方观点像一首新鲜而又激动人心的乐曲传了进来，它们的共鸣声跨平川，越高山，穿峡谷，用那些伟大诗歌中从未提到过的一种全新的生活观念惊醒人们沉睡的心灵。一个新纪元的序曲奏响了，人们心中那些似乎已经永远泯灭了的梦现在又开始活跃起来，再一次成为他们那非凡的想象力中的主旋律。　　全国各地都建立了国立学校，学校里挤满了求学的少年。他们接触到了西方思想的奥妙，与此同时，过去中国人从不了解的大陆现在也开始呈现在他们的面前，使他们吃惊地睁大了眼睛。　　在中国，一个新的历史纪元开始了。那些曾容纳过一万考生的巨型大厅现在已被遗弃，孤零零地呆在一旁。它们的辉煌已经过去，大门在风中时开时关，巨大的蜘蛛已在房梁上安家织网了。仔细听，你能听到幽灵们的呻吟声，这是那些曾在这里获得了荣誉的人在感慨，是那些悲痛于帝国荣耀丧失的人在叹息! 　　中国的经典著作　　这一章我们将讨论一个最最古老的话题，然而它又是一个很现代的问题，因为尽管这个国家已开始把目光投向西方这片土地和它理想中的未来，然而有这样一个不容置疑的现实，那就是中国的经典著作对所有的中国人，无论他知识渊博还是没什么文化，仍旧具有深远的影响，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仍占据着支配地位。　　在研究经典著作的同时，我尽力使我的读者了解这些名著在当今的思想家和学者的评价中占有怎样的地位。鉴于它们的地位与从前相比根本没什么变化，因此我觉得用现在时态来描述它们的发展历史和流传情况是合情合理的。　　这些经典著作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一直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虽然这种至高无上不是神学意义上的。一些外国学者甚至称它们为中国的《圣经》，尽管中国人自己还没有像外国学者那样授予它们这样的荣誉称号。　　这些经典著作从来没有对人们心中产生的重大问题提出过任何解决办法，也从来没有把关于未来的重要问题清楚明白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大多数的中国人因为不识字从来不翻阅这些书或者就道德问题请教过它们。即使那些对书中每个字都认得清清楚楚的学者也不认为这些书能够满足他们的精神需要。我认识很多这样的学者，而且我从未遇到哪一个人在家中没有他们崇拜的偶像，而这些被他们全家崇拜的偶像正是极普通而又最没文化的人。这些经典作品不是宗教方面的书，至少不是我们西方人眼中的宗教书籍，而且这些书也没有给予什么神授的启示。它们包含一种伦理观念，这种伦理观念对培养中国人树立行善与讲道德的高尚理想具有极大的影响，正因此，它们在中国人的评价中占有崇高地位。　　在中国也有大量其他的书籍，这些书涉及的题目很广泛，但是它们中没有一本能得到像经典著作那样的名望和权威。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拥有这些经典书籍，人们对待它们比对待君主还要尊敬：每日耕地的老农拥有它们，尽管他们仅仅在年轻时偶尔翻一翻；那些每天靠干繁重体力活糊口的苦力拥有它们，就好像它们是他的救护神，更不用说这片土地上最富才华的学者了，他们正是靠研究这些书籍而名满天下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经典著作已经渗透到这个国家的每个角落，并且统治着各个阶层人士的思想和想象力，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本书具有如此巨大的感染力，也许只有外国人所信奉的《圣经》能与之相提并论。当认识到它们会对中国人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时，我们就不必感到惊奇了。在将近二十个世纪的岁月中，这些经典著作是这个国家唯一愿意采用的教科书，没有别的书能与它们竞争。　　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接受着这样具有格言性质的真理，即在所有出版的书籍中没有比经典著作更适合作为国家允许采用的教科书的了。在一千多年以前，中国的小男孩在黎明时分便要醒来，揉揉惺忪的睡眼，然后望望屋外正在驱逐黑暗的日光。他们必须马上起来，因为学校的大门已经敞开，教书的先生正在等着他们。此时，阳光掠过村庄，光芒射进树林，一丝金光也照亮了教室里那让人感到阴郁的墙壁。一想到教书先生那张眉头紧锁、目光冷酷的严厉面庞，孩子们立刻跳出了被窝，几分钟后，他们就走在上学的路上。初升的太阳放射出光芒，远处的山顶在阳光下格外醒目，而平原则因为头天夜里徘徊的昏暗而仍处在梦一般模糊的景象中，这层朦胧似乎不愿意在新的一天完全到来之前离去。　　当这些小伙子急急忙忙赶去上学时，还有一些孩子会从田间的小径上出现，或是从那些在早上阳光的映衬下闪烁着的榕树林中出现，这些榕树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更加可爱。不久，铃声响了，二十几个孩子尖厉的吵闹声打破了破旧的教室的沉闷。　　然后，孩子们的手中会被塞上这些经典书籍，这些书看起来枯燥无味，印刷得也很糟糕，而且整本书里连一张插图都没有，总之，它们给人的感觉是死气沉沉的。在开始学习这些书的四至五年中，孩子们对于书中讲些什么没有一丝一毫的概念，而教书先生也从没打算作任何讲解。它们对这些小伙子来说实在是过于深奥了。就如同将一本未经翻译的用希腊原文印刷的柏拉图的著作放到一个美国小伙子手中，剩下他一个人在那里冥思苦想原文中每个词的含义是什么。　　而当今的学生们正在接受着与十个世纪以前他们的前辈所经历的一模一样的教学模式，无论是教科书还是教学方法都没有丝毫的变化，没有哪个学校会为此召开校务会，并作出决定认为哪些书和教学方法已经过时，而代之以现代的书籍和新式的教学法。甚至还没有哪一个人提出过这样指导性的建议。因为提出这样的左道邪说会使整个国家陷入狂乱和骚动，会使这片土地上的学生和思想家产生一种叛逆心理。　　但是，这些经典著作并不仅仅是在小学中才具有崇高的、不受教育部门或当局干扰的统治地位。它们在这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中也同样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没有人认为学者们应该脱离它们的影响。他们从来就没有想过把这些翻得破破烂烂、曾无数次使他们头痛的经典著作扔掉，而发出解脱的叹息：“现在，我感到很欣慰地说，我要永远与你断绝关系。”不，这些在儿时曾令他烦恼不堪的书，这些在作为学生时使他度过无数令人厌倦的时光的书，正是不久以后他为了升入高一级学府而参加考试时所必须参考的书，也正是对这些经典名著所从事的研究，使他获得了荣誉，如果幸运的话，甚至会使他成为一省总督，在其所管辖的省区内拥有独裁统治的最高权力。　　这些书对中国人来说如此神圣，也并不令人感到惊奇。当一个人通过读这些书而成为知识渊博的学者时，这些书便不会像初级读物那样被人爱看不看地扔到一边。它们会伴随这位学者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其他的读物可做为娱乐性的书读一读，但要是为了学业和思想境界的提高，为了崇高理想的实现，在他眼中没有什么书能替代这些古典名著。　　这些经典包括九本书，用学者们所熟知的术语来说，便是“四书五经”，在对这些书的描述中，我们将按照中国人排列它们的顺序来一一介绍。在“四书”中最有趣而最重要的当数《论语》。这本书在孔子死后由他的门徒编纂而成，书中收集了这位卓越的圣人发表过的明智而敏锐的言论。正如这本书的题目所反映的，书中涉及的内容很广。许多论题都是由孔子的门徒提出来的，这些门徒中有的想请教孔子那些令他们困惑而深奥的问题，有的想了解孔子对当时社会知名人士的看法。　　正是在这样的对话中，孔子提出了一些见解。这些见解不仅显示出他伟大的思想，而且对无数代中国人具有强大的感染力。这些见解对传统思想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成为当代各阶层人民追求崇高理想的力量源泉。他的所有学说可概括为六个部分，其中包括他思想体系的萌芽。从这些学说中衍生出了整个中华民族高尚行为的理想、目标及动机。在我看来，中国现代社会中的精神、社会或政治生活方面存在的优点及缺陷，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古时这位圣人或半神化的英雄影响。我相信，大家对《论语》中的某些字句作些研究后便会得出我所作的论断。首先，我们先来说说“天”在汉语中，“天”由“大”和“一”两个字组成。这个字。不知为什么，孔子羞于使用在他之前哲人们都喜欢谈论的“神”这个字。他好像特别迷恋“天”字，但从他的言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在一些重大思想问题上，并没有完全摆脱神的影响。鉴于他把一些本属于神的重要特征移入他的“天”中，他在这方面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便黯然失色了。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对他来说，天总是比纯粹的物质力量更重要，因为单纯的物质力量是不会了解人类的欢乐与斗争的。他曾经觉得自己的一切永远在天的监督之下，尽管人们不理会他和他的理论，但如果天赞同他的学说，他会心满意足的。　　有一次，他想到自己一生所坚持的政治主张没有被诸侯采纳，感到很沮丧，就对一个门徒说：“莫我知夫。”“何为其莫知子者?”他的门徒立刻问。而他的思绪仍沉浸在失败感的压抑中，他回答他门徒的问题更像是自言自语。“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不仅如此，天对他而言是统治凡人的巨大力量，而今天感到不满将是人类最大的不幸，因为任何力量也不能违背它的意志。他还指出，若一个人违背了天，那么在偌大的宇宙中也没人能帮助他，这种信仰已在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体系中根深蒂固。　　无视神的存在对人类来说是很不幸的，这会给他们带来比最初所能预料的还要严重的后果。从宗教的角度来看，这些后果是最具灾难性的。人们已经完全把神给淡忘了，而客观存在但又不明确的天却替代了神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某些仅属于神的特征也为天所有。生与死，灾难与幸福，王侯的地位与乞丐的命运全部是由天来安排的。人们可以计划，可以作出努力，但他们能否成功将由天来决定。尽管人们有这样的信仰，但天毕竟只是头顶上的一个大空间，它可能为人间的不平伸冤，但它不会为人类的痛苦和灾难而落泪，也不会为此感到怜惜。很显然，孔子频繁使用“天”这个字(尽管他没有试图给它下定义)，并且教导他的门徒在与神打交道时要谨慎小心，这导致中国的学者和思想家们都以无神论的态度讨论宗教问题。　　在孔子的著作中，另一个常用的字眼就是“孝”。如果一个人不是从小生长在中国，他便不可能理解这种伟大的美德在这位圣人的教导下是如何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的。如果要问中国人的生活以什么特征为标志，中国人无论高低贵贱都以什么为最根本的责任，他们会毫不犹豫的回答是孩子对父母的孝敬。　　当一个人漫步在中国的大街上，他会经常遇到宏伟的耗资巨大的牌楼，这些牌楼的建立是为了纪念这一地区因尊敬父母而闻名的孝子们。没有哪种美德比孝顺更值得尊敬，而在孝顺这方面的不足会比其他任何失职受到更严厉的谴责。在孔子对家的观念中，他指出孝敬父母不仅对家庭的稳定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对整个国家的安定也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方面孔子的确做了一项杰出的工作，中国人接受了这个思想，就好像它是神明的启示。　　孔子的另一个观点真可以说是天才的设想。在灵感的激发下，他勾勒出一个他称为“君子”的典型形象，这个人具有高尚的道德，这种崇高的道德是他为人处事的原则。他行事从不违背仁爱的原则，即使在慌乱和危险中也不会。他从来不做卑鄙可耻的勾当，因为他生活在充满仁慈的环境之中。　　这个君子的典型形象在那被称作“小人”的描述的映衬下显得更加伟大，后者的行事与目的与君子截然相反。小人的行事即使是在表现他的美德和优点的时候，也像是在幕后策划着什么。君子的生活观念，为人们展现了一个人人都应追求的崇高的生活境界，对整个国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每个时代的学子在掌握这些经典的时候，都必须仔细地研究君子这个完美的典型，而且对君子性格上的特征也要作细致的分析，由此君子的形象便以一种固定模式深深地印在中国人的头脑乃至国家的思想体系中。这些先哲的后代们无疑离君子所展现的形象越来越远，但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先哲们用他们那天才之手描绘出如此伟大的形象，来弥补(尽管作用甚微)这个国家因忽视神灵而遭受的损失，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会堕落得更多。　　对孔子而言，还有两个十分有吸引力的字，而他的学说为这两个字冠以光环，统治着人们的思想。第一个字便是“忠”，中国人已从中受到鼓舞。这个字眼经常激发在懒散的表面下深藏的民族之心，激起那郁积在心中沉睡已久的热情。现实中的哪样传奇不是起源于“忠”这个字带给人们的勇武观念呢?在形势极为不利的条件下，人们面对强大的敌人从不退缩也不思进攻。许多士兵坚守在被围困的壁垒后，“忠”这个字像具有魔力般使他们产生古代神话中英雄般的想法，因此他们宁愿在遭受猛烈攻击和将被慢慢饿死的压力下坚守而绝不投降。古代有个人为了他那行将没落的王朝而死，而后人却被他的英雄事迹所激励，在那片土地上将他奉为神崇拜着，仅仅因为他对他的君主忠诚。　　孔子的另一个极富吸引力的字是“诚”，这个字的意思的确很美，然而在这个国家的伦理道德中几乎没有人具有如此高尚的情操。中国人极为推崇这种品德，这是毫无疑问的。每当我和别人之间需要真诚的时候，每当这种真诚发生危机的时候，这个词会立刻触动对方，他的眼睛闪着光芒，脸上严厉的表情也会变得柔和。二十个世纪以前这位伟大圣人所阐述的思想具有这般神奇的力量，它触动人们心中的某些感情，使人们的心弦随着这种思想所产生的魔力而颤动，孔子曾说他搞不懂一个不诚实的人怎能生存。对他来说，这个问题是最不可思议的。孔子还提出这样的学说，即天本身也遵循着真诚的原则，而且如果哪个人缺少真诚这一美德的话，他将无法得到全面发展。当孔圣人继续讨论这个问题时，他发现自己已越来越接近他理想中充满真诚的贤人，最后他宣称他堪与天相比，甚至称他自己就是神。　　“四书”中的第二部被称作《大学》。这本书内容涉及对个人的培养教育，对家庭的合乎体统的管理，封建制度下的政府以及对国家的统治。这本书在开篇中就阐明了它的编写目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便是说，如果一个人真正持续地遵循这些原则，则他最终不仅会成为他的国家的成功的统治者，而且在他本国之外，也会获得巨大成就。这本书在以后的章节中为了阐述上面的学说，引用了大量君主和名人精辟而明智的言论。　　“四书”中的第三部是《中庸》。这部书传说是孔子的孙子所著，内容极为复杂深奥，它主要的论题是以人类的完美典型——君子为例讨论美德的本质。　　“四书”中的最后一部是《孟子》。它收集了孟子这位著名的哲学家生于公元前372年，死于公元前289年。的著作，主要论述统治者如何按照公正、正直的原则统治好他的臣民。孟子不相信君权神授，这一点与孔子一样。他认为一个不称职的君主应该被拉下宝座，而由一个有德行的人来行使统治权。孟子极为推崇仁爱与正直这样的美德，并且在他的著作中经常提及。他也非常喜欢讨论人性问题，他与孔子观点一致，认为人的本性是好的。他认为人天生是正直的，也极力通过所有人至少具有四种品质这个事实来证实自己的观点。首先，人们都有恻隐之心，这种本性来自于正直的品质；其次，人们都有仁慈之心，正直也是这种本性的根源；再次，人人都有恭敬之心，这种本性来自于人们内心固有的礼貌观念；最后，便是善恶之心，这是因为人们天生具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孟子认为如果人们在发展中能让这些本性充分发挥作用，那么大家将生活在一个充满善行的社会中。孟子同样推崇孔子所描述的君子的完美形象，同时给他冠以五种永恒的美德，即仁、义、礼、智、信。当人们为一个问题的是与非而争论时，这些字便被各阶层人士作为格言引用。　　按照“五经”的顺序来说，第一部当数《周易》。这是最著名的经典著作中的一部，毫无疑问在某些方面是因为它极其深奥，其中一些难以理解的句子和那些构成这部书的基础和论点的几段句子被认为包含了宇宙起源、人生哲理、算卦占卜和其他秘术中的奥秘，这些奥秘一直使最渊博的思想家和最有学问的学者感到困惑不解。　　预测和占卜之术对中国的思想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在至少三千年的岁月中，《周易》一直作为预测和占卜的基础。然而书中的那些神秘的符号和图解仅用于微不足道的目的。例如大街上的算卦先生很圆滑地告诉人们将来的好运或恶运，他们的预测大部分依据《周易》中那些不可思议的文字，而这些文字在西方人看来又是那么毫无意义而荒谬。　　“五经”中的第二部是《尚书》。这部书主要包括古代文献中关于尧帝至周朝的中国史(前2357—前627年)。许多文献的手稿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传，而那些流传下来的被孔子收集、编著成册。在他当时收集到的八十一篇原稿中，仅有四十八篇流传至今。值得一提的是，历史学家们若想复述古代的重大事件，他们唯一能参考的资料便是这些现存的文献。　　“五经”中的第三部是《诗经》。它对整个国家民族精神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影响。这本书主要由古代的民谣和民歌组成，这些诗歌就如《荷马史诗》一般被一代一代流传下来。据说这些诗歌是在周朝初年(前1120年)由周文王收集并配以音乐的。我们现在手中的资料只不过是当年原稿中很少的一部分。这些流传下来的诗歌按不同的内容整理分类，有的是全国流行的民谣，有的是祭诗，还有篇幅长短不一的颂文。它们并没有涉及什么崇高的事物。有一些诗歌听起来很古怪，还有一些缺乏真正诗歌的韵律，而且所有的诗歌都缺乏那种激励人们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或是追求崇高生活境界的震撼力与激情。　　“五经”中的第四部是《礼记》，中国人都喜欢这本书，因为它与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爱好与倾向相吻合。据说，《礼记》是由孔子编著的。它为社会中各个阶层提供了在各种场合下的行为准则。人们在重要的场合中该如何表现自己?怎样的举止才不会使自己因违背礼仪的原则而有失身份?这些问题在书中都作了详尽的描述，即使最愚钝的人也不会产生误解。　　在《礼记》中，这位孔圣人并没有将女性包括进去。如果他生活在现代社会，就会发现自己还有很多的东西需要学习，这些东西会使他在日常生活中开阔眼界，但他的人生观却不能做到这些。　　“五经”中的第五部是《春秋》，这部书已被大家公认为是孔子所著。他写这本书是为了将《尚书》中描写的历史时期延长二百四十二年，也就是从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80年。这部书十分令人失望，它一点也没有体现出作者在文学方面的才能，作者平铺直叙了一些君王的美德和罪恶，而不带任何感情色彩。这些关于古人生活中重大事件的纪实与一个搬运工人关于火车到达与出发的记录一样枯燥无味。书中仅描述了事件最基本的轮廓，作者让读者根据他自己的想象将事件的来龙去脉补充完整。这本书之所以能流传下来，完全因为它的作者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如果这部书是由某个无名之辈所著，那它早就被人们遗弃了。　　除了这九部书外，还有一部人们普遍承认的经典名著，就是孔子写的《孝经》，人们认为这部书堪与“四书”“五经”齐名。该书主要描述孔子与他的门徒谈论孝顺的本质和起源，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发扬这种美德。许多知名的评论家研究过这本书，尽管中国的学者没有像对待“四书”“五经”那样看重这部书，但由于它的作者的知名度以及中国人崇尚孝顺的强烈本能，他们乐于将此书列为该国的古典名著。　　西方的学生最初读这些古典名著很容易感到失望。他们那逻辑性很强的头脑会使他们有些瞧不起这些作者处理论题的方式，他们觉得这些材料的组织没有条理而且给人一种杂凑的感觉。比如说这些作者在讨论政治经济学时就没有遵循深入而符合逻辑的方式，却在一种非正式或很偶然的谈话中以随随便便的方式加以讨论。作者在论述这个文明古国的古代史时并不发表任何评论。他们在记录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文件时甚至不打算去核实它的真实性，或许他们以为人们只是希望在笔记本上草草记下这些事件的概况，而并不想在以后对这些事件加以评述和描绘。人们在传授伦理学的时候，也必须要遵循一种特定的方式。崇高的理想在警句式的句子中以一种松散的、不连贯的方式描述出来，而这些警句由于缺乏逻辑上的先后次序而使说服力大打折扣。　　对于普通读者和思想家而言，以上事实也许是一个警告，从中他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经典著作不值得在中国百姓中长期占据崇高的地位。现实的状况实在是一个大大的错误。　　东方人的思维方式与西方人有着本质的区别。后者喜欢逻辑性、演绎推理，主张理性的推论，而推理的每一步都相互关联，因此论题发展的每一步都清晰明了。东方人认为这种方法太乏味，而且缺乏艺术性，因此不屑采用。他们十分喜欢作诗，喜欢在富于想象的太空中遨游，喜欢在巫士的魔杖指挥下产生美妙的幻觉，而纯理论性的推理是不会令人产生这种幻觉的。这些经典著作反映了东方人的心理，从他们伟大的先贤圣人传授最高尚而且最深奥的哲理名言的方式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民族只接受这样一种教学法。　　的确，这些经典著作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影响和激励着中华民族，但是更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书中所涉及的论题却对那些未开化的人们的感情和见解没有任何号召力。比如说《荷马史诗》，它能唤起希腊人民内心中最强烈的激情，因为它描写了军队的功绩和著名武士的英勇事迹，这唤醒了民族的战斗意识，增强了民族的斗争精神，使年轻的小伙子们心中热血沸腾。而在中国的经典著作中，没有一丝一毫这样的感染力。他们的理想是正直、忠诚、仁爱和品德高尚。中国人从来没有得到什么神的启示来教导他们如何生和怎样死。经典著作的作者们没有认识到这些问题。他们只是在作品中强调人性的观点，从而以这种模糊的方式来弥补自己认识人生问题的不足。君子的形象固然伟大，而那仅仅是灵感触发的一瞬间产生的。整个民族被君子的美丽形象所感染。尽管它仅是一种神圣的幻觉，但它在人们的思想中已根深蒂固。而且在过去所有的文献中没有哪个作者能描绘出比君子更完美的形象。　　虽然在几千年的历史中这些著作对中国人的性格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但它们长久以来所处的崇高地位已开始动摇。中国人头脑中产生的新观念使人们对其权威性产生疑问。一种新的力量已经出现，而且一位神赐的导师将会引导这股力量，使他们对古代圣贤认识得很模糊的那些美德赋予更深刻的意义。这些著作在人们的头脑中将会逐渐淡忘，但是他们将看到自己不仅不会因此与外面广阔的世界隔离，而且会与世界各地的人们产生一种更亲密的关系。 　　学校与教师　　中国人笃信教育。不论是高官或是平民，是富人或是穷人，他们对教育的看法都是绝对一致的。而且，如果不是因为家里太穷或是因为父母没有足够的权威迫使孩子去学习的话，孩子们是必须要去上学的。人们不必对这种观点的一致性感到奇怪，因为受教育是通向由政府给予荣誉与金钱的正统之路，而且它也是使得驰骋于年青人头脑中的狂热野心得以最后实现的一种方式。在西方，一个人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成为杰出的一员或获得显赫的社会地位，如国会议员，或者在某个政府部门中担任主管，而这些职位都能使他在公众面前得以抛头露面。但在中国，这些途径狭窄得只剩下一条，即从学校教室里走出来的一条路。　　然而，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得出这样的推断：因为一个人从没上过学，所以一切能使他的生活得以改善的有利机会都将离他而去。其实，在这个国家里，除了人人都渴望的上学之路外，其余的发展道路都对他敞开着。例如：他可以经商挣钱，也可以购置房屋和田地，以自己的富有遐迩闻名。然而，他毕竟还只是个商人，他也许永远不能踏进充满魅力的贵族圈，也同样不会被授予一个连最可怜的学者都能得到的头衔。　　从另一方面讲，一个受过教育的人虽然可能如格言里所说的教堂中的老鼠那样贫穷，虽然他的父亲可能只是个体力劳动者，虽然他自己也可能平平庸庸，不能挣钱糊口，但是，面对众人的评头论足，他却可以比腰缠万贯的商人多显出几分自负。可以确信地说，每个学生的小帆布包里都可能装着总督的权力，到时候，他将成为两个省的统治者，管理超过二千万或三千万的人民，这种能力是连他的上司也不容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