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布里雅尔运河联结塞纳河与罗亚尔河，1601 年开始兴修。柯尔伯时，造奥列昂运河与之相连。——译者② 即圣保罗僧侣会，因其创建者在米兰的圣巴纳贝教堂聚会故又称巴尔纳贝会。——译者----------------------- 页面 291-----------------------这个预言书应验了。但是地狱根本没有竭尽全力。她被神师带到巴黎后，①由于两个人在1687年都传经布道，大主教阿尔莱·德·尚瓦隆奉国王之命，把拉孔布作为勾引妇女犯关押起来，而居荣夫人则被作为须予以治疗的精神错乱者送进修道院。但是，居荣夫人在受到这一打击之前，就已经找到对她有用的靠山。她在初建的圣西尔女学中有个表妹，叫拉梅宗福尔夫人，是曼特农夫人的宠幸。她还打动过谢弗勒兹公爵夫人和博维利埃公爵夫人的心，深得她们的信任。她所有的朋友都公开抱怨这个以过于喜爱女人而出名的阿尔莱大主教，说他迫害一个只谈上帝之爱的妇女。曼特农夫人强有力的庇护迫使巴黎大主教默不作声，并使得居荣夫人获释。居荣夫人去到凡尔赛，进入圣西尔。她作为第三者陪曼特农夫人进膳之后，听费内隆院长布道宣讲。阿尔古亲王夫人，谢弗勒兹公爵夫人、博维利埃公爵夫人和夏罗公爵夫人都被宣授了这些宗教奥义。费内隆神父当时是宫廷太傅，是宫廷中最富有魅力的人。他天生心地温柔，想象美妙卓绝；文学精华哺育了他的心灵，他举止优雅，风度翩翩。在神学中，他喜爱一切显得动人和高尚的东西，而不喜欢阴暗和艰深的东西。这一切，使他具有一种说不出的浪漫气质。这种浪漫气质在他身上激起的，不是居荣夫人的那些冥想，而是一种对灵修的爱好。而这种爱好正与这个妇人的想法相去不远。他的想象因天真与美德而活跃起来，正如其他人由于激情而热烈起来一样。他的激情就是为了上帝而热爱上帝。他在居荣夫人身上看到的只是一个与他爱好相同的纯洁的灵魂，于是他毫无顾忌，与她结成友谊。奇怪的是他竟然会被一个从事默启、预卜、说话混乱难懂的女人所诱惑。这个女人由于内心恩典充溢而感到窒息闷气，人们不得不为她解开胸衣带子。她倾倒出 （照她的说法）那充盈的恩典，用来充满坐在她身旁的那个被选中的门徒的身体。但是，费内隆由于友谊使然，也由于他神秘主义的思想使然，就象一个陷入情网的人一样。他原谅一切缺点，只喜爱那些使他陶醉入迷的感情深处的一致。居荣夫人对有这样一个被她称为儿子的信徒感到放心和自豪。她甚至依靠曼特农夫人，而在圣西尔散布她的全部观点。圣西尔所在的教区夏尔特尔主教戈代对这件事惊惶不安起来，并且抱怨、上告。巴黎大主教威胁要重新进行从前的那些起诉。曼特农夫人一心只想使圣西尔成为一个和平安宁的住所。她了解国王多么敌视一切改革创新。她用不着为了让人尊重而去当一个类似教派的组织的首领。而且归根到底，她企图得到的只是自己的威望和安宁。她因此跟居荣夫人断绝了一切来往，并禁止她在圣西尔居留。费内隆神父看到一场风暴即将形成，害怕丢失掉他所向往的高位要职。他劝告他的女友去投奔被视为教会之父的莫城主教、著名的博絮埃。他的女友服从这位莫城主教的决定，从他的手里领了圣体，然后把她的全部著作呈交主教审阅。莫城主教经国王批准，结合后来成了红衣主教诺阿耶的夏隆主教和圣絮尔皮斯修道院院长特隆松神父共同进行这一审查。他们在巴黎附近的伊西村秘密聚会。巴黎主教尚瓦隆，因是别人而不是他在他的教区里负责审理此事① 圣泰蕾丝 （1515—1582）：西班牙人。1621 年封为女圣徒。其作品充满神秘主义色彩。——译者----------------------- 页面 292-----------------------而妒火中烧，于是对正在审查的书到处公开贬责。居荣夫人就在莫城退隐，对博絮埃主教的要求全部同意，并且答应以后不再传教布道。在此期间，费内隆于1695年晋升为康布雷大主教，并由莫城主教对他祝圣。这桩迄今为止只不过滑稽可笑、并且已经缓和平息的事似乎不会被人旧事重提。但是，居荣夫人却被控在答应闭口缄默之后，还一直在传教布道。因此根据国王命令，她于同年被抓走并关在万森的监狱里，仿佛她在国内是个危险人物。她不可能危害国家。她那些虔诚的幻想不值得君主重视。她在万森写了一厚本神秘主义的诗，写得比她的散文还糟，他滑稽地模仿歌剧的诗句。她经常唱道：纯洁而美满的爱情走得比预料的更远爱情产生之初，谁也不知道有一天它索取的全部代价若何。我的心如果没有感受这纯洁的爱，它本来不会经历万森监狱和痛苦煎熬。人们的观点取决时间、地点和情况。居荣夫人囚禁监狱期间，某次在精神恍惚之中同耶稣基督结了婚。从此，她就不再祈祷圣徒，说是家庭主妇不该向仆人请教。请注意，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却请求罗马把阿格雷达的玛②丽封为圣女，因为她得到的幻想和接受的启示，比所有神秘主义者得到的加在一起还多。而且，这个世界已经矛盾充斥，似乎为了使矛盾加在一起更加尖锐，西班牙人想要奉为圣徒的这个阿格雷达的玛丽，却在索邦神学院受到①指控。萨拉曼卡大学谴责索邦神学院，并因此受到谴责。很难说那一方最荒谬、最疯狂。不过使所有这类胡言乱语具有至今它们有时还有的重要影响，①这大概是最荒唐不过的举动了 。博絮埃过去长期被看作是费内隆的父辈和师长，现在却妒忌他弟子的声望和权威。同时因为想始终保持他对全体同行的巨大影响，于是便要求新任康布雷大主教同他一道谴责居荣夫人，并在他的主教训谕上签字。费内隆既不愿为他放弃自己的感情，也不愿为他牺牲自己的女友，有人提出折中解决的办法。两人都作出许诺。但双方又都埋怨对方食言。康布雷大主教在动身前往其教区就任时，在巴黎出版了他的《圣徒箴言录》这本书。他认为通过这部著作，可以改正人们对他女友的一切指责。同时阐述虔诚的静修士的正统观点。这些观点超越感官，已经臻于凡夫俗子向往不到的完善境地。莫城主教和他的朋友对这本书群起而攻之。有人向国王告发了这本书，好象这本书既危险又难懂。国王尊重博絮埃的名望和学识，便向他谈起这本书。博絮埃向他的君主下跪，请求原谅他没有及早向国王禀奏康布雷先生那会招致不幸的异端思想。在费内隆的许多好友看来，这种狂热的崇拜并不真诚。国王的内宠近幸认为这是一种阿谀奉承的手段。实际上，象博絮埃这样一个人很难把为了上帝而热爱上帝的虔诚幻想看作是一种会招致不幸的异端。可能他真心诚意仇恨这种神秘主义的虔信，更暗中仇恨费内隆，可能两者兼而有之。所以，他② 该书全名为《心灵祈祷的方便而简易的方法》。——译者① 弗朗索瓦·德·阿尔莱·德·尚瓦隆（1625—1695）：巴黎大主教。积极参与取消南特敕令和迫害冉森教派事件。——译者① 之所以称为阿格雷达的玛丽，是因为她是西班牙阿格雷达的一个女修院院长 （1602—1665）。——译者----------------------- 页面 293-----------------------真心诚意对他的同事和老朋友提出这种指控。因为他也许以为，可能破坏武士名誉的告密行为会给教士增添光荣，宗教的热情会使一切卑劣行为变得神圣。国王和曼特农夫人立即征求拉谢兹神父的意见。这位听忏悔神父回答说，大主教的书非常好，所有耶稣会教士都从中得益不浅，只有冉森派教徒才加以非难。莫城主教并非冉森派教徒，但却大量阅读冉森派教徒的优秀作品。耶稣会教士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他们。宫廷与巴黎城都有意见分歧。所有的注意力都转移到这方面来，这时冉森教派教徒有了喘息之机。博絮埃撰文抨击费内隆。两人都把自己的著作寄呈教皇英诺森十二世，信赖他的裁决。情况似乎对费内隆不利：前不久西班②牙人莫利诺 的寂静主义思想刚在罗马受到强烈谴责。现在人们正在指控康布雷大主教这种思想。控告莫利诺的是法国驻罗马大使、红衣主教埃斯特雷。我们看到这位红衣主教埃斯特雷在晚年更热衷于社交中的娱乐消遣，而不是神学。那时他却迫害莫利诺，以取悦于这个不幸的神父的敌人。他甚至怂恿国王请求罗马加以谴责，并且轻而易举就达到目的，以至于路易十四成了神秘主义者的纯洁爱的最可怕的敌人，而自己还不知道。在这些微妙棘手的问题上，从一本正受评审的书中找出跟某本已被取缔的书的某些段落相似之处，是再容易不过了。支持康布雷大主教的有耶稣会教士、博维利埃公爵、谢弗勒兹公爵，和不久后任法国驻罗马大使的布莱红衣主教。莫城先生则有赫赫大名并且得到法国主要高级教士的赞助。他把好些主教和一大批学者的签名呈给国王，这些人都反对《圣徒箴言录》一书。博絮埃的威望如此之高，以至拉谢兹神父在他的忏悔者国王跟前也不敢支持康布雷大主教，而曼特农夫人则坚决抛弃他的朋友。国王致函教皇英诺森十二世，说有人向他控告康布雷大主教，认为他的书是一部有害的著作，他已把该书交给了教廷公使，他敦请教皇陛下进行裁决。有人说——甚至公开在罗马这么说，而且这种谣言还有人听信——康布雷大主教之所以受到这样迫害，只是因为他曾经反对宣布国王和曼特农夫人的秘密结婚。趣闻轶事的制造者声称，这个贵妇人曾经要拉谢兹神父敦促国王承认她为王后，而这位耶稣会教士却巧妙地把这个有风险的委托转交给费内隆神父。这个宫廷太傅，热爱法国的和他弟子的荣誉胜过自己的命运，于是跪倒在路易十四脚下，向国王进谏，以防这件事轰动全国，受人讥嘲。这件事荒诞不经，在国王身后对国王的贻害损失将会多于国王生前从其中得到的。③费内隆自从被任命为康布雷大主教以来，还继续负责勃艮第公爵的教育。在这期间，国王确曾风闻他跟居荣夫人和拉梅宗福尔夫人的暖昧关系。另外，他认为费内隆向勃艮第公爵灌输的是一些相当严肃的格言，以及治国方略和道德原则。这些方略和原则，有一天将会指责那种威严的气派、对荣② 萨拉曼卡大学在西班牙马德里北面的旧卡斯蒂。当时是最著名的大学。哥伦布曾在这里宣布其探险计划。——译者③ 我们本应指出的是，在《唐·吉诃德》中就有寂静主义。这个游侠骑士说，他应为杜尔西内娅（这是唐吉诃德所物色的、并决心终身为她效劳的意中人。——译者）效劳，唯一的报酬便是充当她的骑士。桑科回答说：“我曾听到人们布道劝诫，应为天主而爱天主，这种对天主之爱不是出于希冀天堂的真福，也不是害怕受到惩罚；但我却愿意热爱天主和为他效劳，而不管出于什么动机。”——伏尔泰注----------------------- 页面 294-----------------------誉的渴求、轻率进行的征战和对玩乐的爱好。而这一切已经成了他的统治的特征。国王想同新任大主教就他的政治策略原则进行一次谈话。颇有自己的见解的费内隆，让国王隐约看出他后来在 《忒勒玛克》一书论述政府的章节里发挥的那些准则的一部分。那些准则同柏拉图的共和国中的准则比它同必须用来统治人的方式更加近似。谈话之后，国王说跟他谈话的人是王国中最有才华，又最喜幻想的人。国王的这些话被人告诉了勃艮第公爵。不久以后公爵又把这些话告诉了教他几何学的马莱齐厄先生。这件事我是从马莱齐厄那里得知，并经红衣主教弗勒里证实的。从这次谈话以后，国王便很轻易相信，费内隆在宗教和政治方面都是幻想家。国王本人肯定对康布雷大主教十分恼怒。夏尔特尔主教戈代·德马雷，这个以修道院长的独断专横支配控制着曼特农夫人和圣西尔女学的人，毒害了国王的心灵。这位君主把这场荒谬可笑而他自己又毫不了解的争论当作他的主要事情。毫无疑问，很容易使这场争论烟消云散。因为后来，它很快就自行消失了。但是，当时这场争论弄得宫廷满城风雨，以至国王害怕这是一次阴谋，甚于害怕这仅仅是异端思想。这就是煽起迫害费内隆的真正原因。国王在他1697年8月（我们却非常不适当地把八月叫做aoust）的信中，命令当时他的驻罗马大使红衣主教布荣继续谴责一个人们非把他说成是异端分子不可的人。他亲笔写信给教皇英诺森十二世，敦促他作出决定。罗马宗教裁判所任命一名多明我会教士、一名耶稣会教士、一名本笃会① ①教士、两名方济各会教士、一名斐扬派修士 、一名奥古斯丁派教士对这一案件进行预审。这些人在罗马称为神学顾问。红衣主教与高级教士们通常让这些僧侣去研究神学，而自己却去搞政治、玩阴谋、或者享受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乐趣。①神学顾问们开了三十七次会，审查了三十七条陈述，以多数票判决这些陈述内容谬误。教皇主持一次红衣主教会议，下了一道敕书对陈述进行谴责。该敕令书于1699年3月13日在罗马城内张贴。莫城主教赢得胜利，但康布雷大主教从他的败北中却取得一次更加辉煌的胜利。他无条件服从裁决。他自己登上康布雷的讲坛谴责自己的书。他阻止他的朋友为他辩护。一个本可因为这一迫害本身自己就可另立一个庞大的教派的学者所树立的这种绝无仅有的驯服的范例，以及这种坦荡诚实，或者说这种伟大的艺术，使他赢得了所有人的心，使人们几乎憎恨起那个得胜的人。费内隆从此一直作为一位可敬的大主教，文学家，在他的教区里生活。从他的谈话和著作中流露出来的温和高雅的品行，使所有见到他的人都成了他的挚友。他所受的迫害和他的《忒勒玛克》，博得整个欧洲对他的崇敬。① 米歇尔·莫利诺（Molinos，1627—1696）：寂静派教徒，1685 年被捕，囚于罗马异端审判所监狱。——译者① 这一无稽之谈见于在阿维尼翁出版的《路易十四史》，接近过这个君主和曼特农夫人的人都知道，这一切与事实多么不符。——伏尔泰注① 斐扬派（Feuillant ），是本笃会属下的锡托会（Citeaux）的一个分支，1577 年经斐扬修道院院长让·德·拉巴里埃尔改革后而得名。——译者----------------------- 页面 295-----------------------英国人尤其尊敬他。他们虽然在他的教区打仗，但却迫不及待地向他表示他们的敬意。马尔巴勒公爵叫人小心不去侵犯他的领地。受他教育培养的勃艮第公爵，始终都很珍视他。如果这位亲王活着的话，这位主教可能会出任政府职务。从康布雷大主教明智而可敬的隐退中，可以看出摆脱象路易十四那样的宫廷并与之一刀两断是多么困难。因为有一些宫廷，许多名人可以掉头离去而毫不惋惜。大主教谈到宫廷时，从他那顺从安命的思想中总是流露出喜爱和关怀之情。他的许多哲学、神学、文学著作正是这个退隐时期的成果。以后成为王国摄政王的奥尔艮公爵，在一些跟人人息息相关但很少有人加以思考的棘手问题上，征询他的意见。公爵询问人们能否论证上帝存在，如果这个上帝要求某种礼拜，那么，上帝赞成什么样的礼拜，如果选择得不妥，是否会得罪上帝。公爵象个努力学习的哲学家那样，提出许多这类问题，而大主教则以哲学家和神学家的身分予以解答。在学派之争中遭到失败之后，不再参与关于冉森教派的争论，对康布雷主教说来，可能会更为合适。但是，他却投入这次争论中。因为红衣主教诺阿耶曾经支持最强者来反对他，现在他也如法炮制。他希望再返回宫廷并受人谘询，因为某些事情一旦增长了人们的忧虑不安，人们的心绪就难以把它摆脱。这位主教的愿望同他的著作一样，这时是克制温和的。他到晚年，甚至终于蔑视一切争论。只是在这一点上，他与欧洲最博学的人之一、阿弗朗②什主教于埃 有相似之处，于埃主教晚年，确认大部分知识和人的思想的虚妄性。 （谁会相信？）康布雷大主教滑稽地模仿吕利的一首曲子写道：过于聪明年少时，壮志欲穷天下事。禀性今只爱戏谑，不觉昏昏老已至。他是是当着他侄子，后来任驻海牙大使的费内隆侯爵的面做这几句诗③的。我从侯爵处得到这首诗，我担保此事属实。这一事实如果不能证明以下这一点，它本身就会是无足轻重的。当人们处于思想比较活跃的年龄时，思想成为他的愿望和幻想的玩物，此时在我们看来觉得那么伟大，那么有趣的事情，到了悲伤寂静晚年，我们却往往以冷漠的眼光去看待。这些法国长期举国瞩目的争论，以及其它许多产生于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事情，都已烟消云散。今天，人们对这些争论竟然产生那么多怨恨敌意感到惊奇。日益受人重视的哲学精神，似乎保证了公共安宁。就是那些反对哲学家的宗教狂热信徒所享受并力图加以破坏的和平，也是靠了哲学家才得到的。寂静主义事件在路易十四时代曾经是非常不幸的重大事件，今天则颇受轻视，被人完全忘却。它使红衣主教布荣失去宫廷宠信。这位主教是那个鼎鼎有名的蒂雷纳的侄子。在内战中，蒂雷纳曾救过国王的性命，而以后对王国疆土的拓展，也曾立下汗马功劳。他与康布雷大主教交谊甚笃，但又奉国王之命反对大主教，于是他力求② 奥古斯丁会 （Augustins ），以圣奥古斯丁定的教规为行动指南，属于此会的有圣奥古斯丁修士、跣脚隐修士和趿脚隐修士。——译者③ 教廷大使罗韦蒂说过：“必须以神学来粉饰，而以政治为内容。”——伏尔泰注----------------------- 页面 296-----------------------调和这两种义务。从他的信件中可以看出，他始终贯彻这一原则：绝不背叛职责，但又忠于朋友。他奉宫廷之命催促教皇作出裁决，但同时尽力使双方和解。一个名叫吉奥里的意大利神父是反对派派到布荣主教身边的奸细。这个神父骗取了主教的信任，但在他的信中则对主教大事诬蔑。他极为阴险毒辣，竟然卑鄙无耻到请求主教帮助他，给他一千埃居。钱一到手，他就溜之大吉不再去见主教。正是这个卑鄙无耻之徒的信件，在宫廷里断送了红衣主教布荣。国王对布荣严加指责，仿佛他背叛了国家。不过，从他全部函件中可以看出，他似乎行事明智审慎，端庄自重。他服从国王的命令，要求谴责神秘主义者的某些虔诚而可笑的箴言。这些人是宗教的炼丹术士，但他又忠于友谊，因此挡开别人企图对费内隆进行的打击。假如对教会来说，重要的是要人们不要为了上帝本身而热爱上帝，那么，使康布雷大主教受谴蒙辱就不是什么要紧的事了。然而，不幸的是，国王要费内隆遭受谴责。这或者是因为对他怀恨在心。这对一个伟大的国王说来，似乎有失尊严；或者是因为屈从于反对派的愿望，这似乎更有损国王的尊严。但他仍然于1699年3月16日给布荣红衣主教写了一封侮辱人的信。他在信中宣称他一定要谴责康布雷大主教。这一封信出自生气恼怒的人之手。《忒勒玛克》一书当时在整个欧洲引起巨大反响。国王根本没读过《圣徒箴言录》，但因一些箴言散见于国王读过的 《忒勒玛克》中，所以《圣徒箴言录》也受到惩处。国王随即召回红衣主教布荣。主教动身回国，在离开罗马几哩时获悉年资最深的红衣主教去世，便不得不返回罗马，去担任这一理应归他的显职，因为虽然他还年轻，但他已是资格最老的红衣主教了。罗马红衣主教团的首席主教的职位给人很大的特权。在当时的人看来，这个职务由一个法国人来担任，对法国说来，是件令人愉快的事。另外，先取得自己应该取得的好处，然后动身返回巴黎，也并非对国王不敬。然而，这一举动却无可挽回地触怒了国王。红衣主教到达法国时便立即遭到流放，为期达十年之久。最后，红衣主教对如此长期失宠十分不耐烦，于1710年决定永远离开法国。当时路易十四似乎正不堪盟国围攻，王国正处于四面楚歌。红衣主教在佛兰德尔边境受到他的亲戚欧仁亲王和奥弗里涅亲王的迎接。他们在那里打了胜仗。他给国王寄去圣神骑士团十字勋章和法国宫廷首席指导神父的辞呈。他在辞呈中写道：“我已重获自由。我出生于外国亲王。君主之子只隶属上帝。我担任神圣罗马教会红衣主教，以及红衣主教团首席主教的职务。凡此种种都予我这一自由。……我力图在有生之年，在仅次于至高无上职位的第一职位上，为上帝与教会效劳。”他作为独立亲王而提出的要求，在他看来是有充分理由的。这不仅有好些法学家提出的放弃一切便不尽义务和任何人均有选择住地自由这一公理原则作为依据，而且还可依靠他生于色当，他父亲当时还是色当的统治者的这一事实。他把他独立亲王的身份，视为不可抹除的特点。至于那个他称为仅次于至高无上职位的第一职位的首席红衣主教的资格，则因他所有的前任已开先例，在罗马的一切宗教仪式中，总是无可争辩地走在国王们的前面，这就是他用来为自己辩白的理由。法国宫廷和巴黎高等法院的行事准则则截然不同。后来成为掌玺大臣的----------------------- 页面 297-----------------------总检察官阿格索向联合法庭对红衣主教布荣提出控诉。法庭向他发出逮捕令，并没收他一切财产。他在罗马虽然贫苦度日，但却深受尊敬。他去世了，他成为他所鄙视的寂静主义的牺牲品，以及高尚地使之与其职责相调和的友谊的牺牲品。以下这一点不能略而不谈：当他离开荷兰前往罗马时，法国宫廷似乎担心他会成为教皇。我手边有1710年5月26日国王给红衣主教拉特里穆伊的信，国王在信中表示了这种担心。他写道：“可以预料，心怀成见，以为自己只依靠自己的臣民必然会胆大包天，为所欲为。红衣主教布荣对他的现职感到骄傲。当他一旦得以就近目睹教皇的荣耀显赫，认为他的现职低于他的才能、出身，就足以使他自信可不择手段，以达到这个教会的首要地位。”因此，法国宫廷发出通缉令逮捕布荣红衣主教，如一旦捉拿归案，便投入巴黎高等法院监狱，这就说明，他们担心他会登上被所有天主教徒视为人间至高无上的宝座；还担心那时他会与路易十四的敌人联合起来，对法国的报复将会较欧仁亲王为甚，因为教会的武器本身对任何事物都无能为力，但一旦与奥地利的武器结合起来，就颇有能为力了。----------------------- 页面 298-----------------------第三十九章关于中国礼仪的争论 这些争论怎样促使中国取缔基督教我们在本国宗教的若干问题上争论了一千七百年。但是，这并不足以使我们心神不安。还需要中国的宗教问题掺入我们的争吵，才能达到这个程度。这场争论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动乱。但是，在我国到处占主导地位的那种积极活跃、嗜争好讼、喜欢争吵的特性，却没有一次争论比这次争论把它显示得更加清楚明白。②耶稣会教士马蒂厄·里西是十七世纪行将结束之际，前往中国的首批传教士之一。中国人在哲学和文学方面，当时，而且现在仍然处于我们大约在两百年前所处的那种状态。他们尊崇先师，因此行事必须止于那条他们不敢逾越的界限。科学的进步是时间和大胆精神的产物。但是，由于道德和治国比科学容易理解；而且这两种东西在中国已经臻于完善，其他百工技艺还远未达到这个程度，于是产生这样的情况：中国人因为两千多年来故步自封、停滞不前，所以在科学方面碌碌无为，由于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它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很多耶稣会教士，继马蒂厄，里西之后，深入这个庞大的帝国。他们利用欧洲的科学，终于在他们尽力教育的中国百姓的子弟中间，暗暗播下基督①教的种子。一些也在中国传教的多明我会修道士指控耶稣会教士在布讲基督教教义时容许偶像崇拜。这个问题和在中国应该如何为人行事这个问题一样，十分棘手。这个庞大的帝国的法律和安宁建筑在既最合乎自然而又最神圣的法则即后辈对长辈的尊敬之上。后辈还把这种尊敬同他们对最早的伦理大师应有的尊敬，特别是对孔夫子应有的尊敬，合为一体。这位孔夫子，我们称为Confucius，是一位在基督教创立之前约六百年教导后辈谨守美德的先贤古哲。每逢一定的日期，中国人家家团聚、祭奠祖宗。读书人则公祭孔夫子。中国人遵循他们的礼仪，对尊长叩头跪拜。罗马人当年在整个亚洲都发现这种习俗，称之为“崇拜”。崇拜时还燃烛焚香。被葡萄牙人称为“mandarins”的“阁老”，每年在孔庙宰杀牲畜两次。宰后设宴大嚼。这些礼仪是否偶像崇拜？是否纯属文明礼节？祖先和孔夫子在中国是否被奉为神祇？他们是否象我们的圣徒那样仅仅被人祈求？最后，这是否一种某些迷信的中国人滥用的公众习惯？这些问题，过去外国人在中国好不容易才得以弄清，在欧洲则根本无法判定。1645年，多明我会修士把关于中国的习俗的问题，向罗马宗教裁判所提① 彼埃尔·达尼埃尔·于埃 （1630—1721）知识极为渊博，学习情绪极高，至老死（91 岁）方休。——译者② 这首诗收于居荣夫人的诗集中：但坎布雷大主教先生的侄子不只一次向我保证，此诗是其叔父所写，而且在大主教先生写好此诗的当天，听到他吟诵过，所以我们应把此诗归于其真正的作者。在费内隆侯爵于荷兰出版的 《忒勒玛克》中，有五十册印有此诗，而在其它各册中则已删掉。在这里我不得不再次指出，我手边有费内隆先生的弟子拉蒙塞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对我说：“如果他生在英国，他就可能发挥他的天才，并使他那从未被人们深刻理解的道德准则得以发扬。”——伏尔泰注① 作者在本章叙述中国的制度及历史时，有些地方与事实不符。——译者----------------------- 页面 299-----------------------起诉讼。该所根据多明我会修士的报告，宣布在教皇就这一问题作出裁决之前，对中国的礼仪暂加禁止。耶稣会教士在这场官司中，为中国人和他们的习俗辩护。取缔禁止中国的习俗，就必然使基督教无由传入这个酷爱自身习俗的帝国。耶稣会教士陈述了他们的理由。1656年，宗教裁判所准许中国读书人崇拜孔夫子；准许后辈尊敬长辈，但遇有迷信情事，则应提出抗议，加以反对。这个问题长期悬而不决。传教士内部长期意见分歧。诉讼双方不时向罗马上诉，要求解决。在这个期间，北京的耶稣会教士，由于精通历算而博得康熙皇帝的欢心，以致这位以善良仁慈、行高德美而驰名遐迩的君主，准许他们在中国传教，并公开讲授基督教教义。指出以下这一点不无裨益：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