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因此，路易十四在他统治期间，没有受到任何法院的任何谏诤。只是不幸的1709年除外。那一年巴黎高等法院白费力气指出财政大臣改变黄金和白银的价格给国家造成损失。几乎全体公民都深信，如果高等法院的行动仅仅局限于在充分了解实情之后让君主体会民生疾苦和需求，提醒他过多征税的危险性，以及将收税权卖给欺君压民的税收承包商这种做法带来的更大危害，则谏诤可以成为国家一种神圣的手段，成为对贪得无厌的征税官的一种限制，对大臣们来说也是一种经常的忠告。但是，这种非常之好的保健良药却被大大滥用，路易十四因而异常恼怒，以致他只看到滥用现象，并禁止使用良药。他始终郁积在心中的愤恨发展到竟然使他于1669年亲自来到高等法院废除1664年他未成年期间对所有高等法院所赐予的贵族特权。虽然这项敕令已经当国王的面登记备案，但旧的惯例仍然继续存在。这一惯例允许其父亲在某一高等法院担任法官职务二十年、或在任法官期间死亡的人享受贵族待遇。国王就这样侮辱了一批司法官员。但与此同时，他奖励保卫祖国的贵族和供给国家粮食的农民。早在1662年，国王就已颁布敕令，规定给予养育子女十二人的贵族两千法郎，即相当于现在四千法郎的补助，给予养育子女十人的贵族一千法郎的补助。免缴人头税的城市的居民可得上述奖金的半数。应缴纳人头税者，如已有子女十人，可免缴一切税款。以下这一点是真实的：柯尔伯大臣并没有把他力所能及的事办完，更没有把他想办的事办完。当时人们的知识还不够渊博，大国总会产生大的恶习流弊。任意征收的人头税、名目繁多的各种税收，使法国的一部分对另一部分成了外国、甚至成了敌国的那种省际间的关税、各城市度量衡制的差异、以及无数其他法国政体方面的弊病无法治愈。柯尔伯大臣被指责犯下的最大错误是他不敢鼓励出口麦子。麦子已经很久没有向国外输出。在黎世留任职的动乱时期，农事耕作遭到忽视。投石党叛乱时期情况更甚。1661年的饥荒使农村彻底破产。然而这种破产用大自然的力量，辅之以人的辛勤劳动并不难弥补。就在那灾难深重的一年，巴黎高等法院作出一项决定。这项决定原则上虽然正确，但却同内战期间这一机构被迫作出的其他各项决定一样引起不良后果。上述决定禁止商人合伙进行麦子贸易，禁止个人囤积粮食，否则予以最严厉的惩罚。短暂的荒年暴月中采取的良谋善策久而久之却变得于人有害，使所有农民心灰意懒。但在危机深重，偏见很深的时期，取消这项决定必然激怒民众。财政大臣别无他法，只好以高价从国外购进过去法国在丰收之年向这些国家出售的麦子。这样做人民固然有了粮食，但国家却花去大量金钱。幸亏柯尔伯先生已经整顿财政，这一损失才得以减轻。因为担心再度陷入歉收的状态之中，于是禁止从我国的港口输出小麦。各省监察官甚至禁止粮食运往邻省、并以此居功自傲，引以为荣。丰收年头必须向枢密院提出申请才能出卖粮食。从以往的经验看，上述后果欠佳的粮① 特拉普 （Trappe）修道院曾经办得一团槽，荒淫无耻，道德败坏。1664 年兰赛（Rancé）在修道院厉行改革，寺僧才开始过淡泊的苦修生活。伏尔泰称兰赛所倡导的改革为“可怕的”改革。——译者----------------------- 页面 223-----------------------食管理办法，似乎情有可原。枢密院全体成员都担心自由买卖小麦，会迫使法国再度以高价从其他国家购进对国计民生必需的，农民因贪图利益、目光短浅而以低价出售给这些国家的小麦。农民比枢密院更加胆小。他们担心自己因生产自己并不能指望从其中牟取巨利的粮食而破产。因此土地没有得到应有的精心耕作。这时其他行政部门都蓬勃发展，欣欣向荣，于是柯尔伯就不去设法弥补这一主要部门的缺陷。这是柯尔伯掌管的那个部门的唯一的缺点。这个缺点很大。这个错误虽然精明的公民都已经察觉，整整一百年以来，历届政府却都未加纠正。直到①1764年这个难忘的时期，有一个总监 比较明智，宣布粮食买卖自由，不过要像英国那样加以必要的限制，这样才把法国从贫困中解救出来。这些事实都使柯尔伯被人谅解。这同时也证明了要消除法国行政工作中的偏见并非易事，要为善行好十分困难。为了同时提供军费、建筑费和娱乐费，柯尔伯在将近1672年时不得不恢① ①复他原来打算永远废除的几项措施：出包征税 ，借债，鬻卖新官职，和增加抵押贷款等。这些措施固然能在短期内支撑国家，但却使国家在几个世纪内负债累累。柯尔伯有时竟越出他为自己规定的限度。因为，从他留下的指示可以看出，他深信国家的富有仅仅在于人口的数量，土地的耕作，灵巧的劳动和贸易。也可看出，国王的私产数量甚少。国王只不过是臣民的财产的管理人。他只有征收易于征收和平均分摊的捐税才能真正发财致富。柯尔伯非常担心国家会坏在税收承包商手中，以致他专为对付这种人而成立的特别法庭一经解散，他就让枢密院作出决定，凡以征收新税为交换条件而出借贷款者一律处以死刑。这一恫吓性决定从未付印。他想以此震慑吓唬贪婪成性的工商业家。但是不久以后，他还没有撤销这项决定，自己就不得不利用税收承包商为国王筹款。因为国王催得很紧，必须寻找立竿见影的办法。这种办法由卡特琳·德·美第奇从西班牙带到法国，因简便易行，又为害甚大，使政府受到腐蚀很深，以致在亨利四世统治的极盛时期被取消后，在路易十三的整个执政时期又再度采用。路易十四执政晚期特别受到它的毒害。絮利的理财术很高明，得到那个既厉行节约又坚强勇敢的国王的支持，并能使国家富有起来。这个国王是一位统率军队的士兵国王，是老百姓的一家之长。尽管柯尔伯的主子颇讲究排场，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光辉灿烂而大事挥霍，柯尔伯还是维持了这个国家。大家知道，柯尔伯死后，当国王打算让勒佩尔蒂埃掌管财政时，勒泰利①埃 对国王说：“陛下，他不适宜担任这个职务。”国王问：“为什么？”勒① 布瓦吉贝尔 （Bois-Guillebert ，1616—1714），法国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先驱。他极力反对柯尔伯对工业给予补贴的资助政策，认为应着重发展农业，农业是国家的唯一真正富源。他著有《法兰西详情》和《法兰西辩护书》等。——译者① “进谏” （remontrances ）：国王把敕令送给各高等法院登记，因为法院是负责执行这些命令的；在没有登记之前，国王允许法院向他陈述意见，叫做“进谏”，国王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接受。——译者① 即总监拉弗迪（Contr(lleurgénéralLaverdy ）。——译者① 这是国王借款的一种方式。国王把他在巴黎应征收的一部分税款让给市政厅征收，而由市政府出面担保----------------------- 页面 224-----------------------泰利埃回答说：“他的心肠不够硬。”国王说：“说老实话，我并不希望我的大臣对待我的百姓严厉冷酷。”新上任的大臣的确善良公正。不过，1686年法国又陷入战争之中，必须支撑下去，对抗奥格斯堡联盟，也就是说要对付几乎整个欧洲，他被委以当年柯尔伯感到过重的重担。他首先采取的就是借款和发行新公债这种简单易行，但后患无穷的临时措施。接着，他又打算减少奢侈。在一个手工工场比比皆是的国家，这样做意味着减少工业和流通。这个办法只适用于从国外购进奢侈品的国家。当时政府下令，实心银制家具均需要交到铸币厂。这种家具在大贵族家里还为数不少，这证明生活富裕。国王以身作则，拿出他所有的银桌、银烛台、实心的银制长靠背椅，以及所有其他家具。这些家具都是技艺无双的杰作，出自金银雕镂大师巴兰之手，全按勒布伦设计的图案制作，价值一千万。这些家具铸成银币仅得三百万，其他个人的银制家具也铸了数额为三百万的银币。这个办法收效不大。此后，政府还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这类错误一直到不久前，才由政府部门加以纠正。这就是降低货币质量，铸造时质量不稳定，埃居和四分之一埃居市 （quarts）的价值不成应有的比例。于是产生这样的现象：四分之一币的含银量高，而埃居的含银量则相应较低。结果所有的四分之一币都流向国外。外国人把这些四分之一币重新铸成埃居，然后使之倒流回法国，以便从中牟利。一个国家频频受到这样的打击后，还能继续存在，仍然强大，确实本身情况必须良好。当时，人们还学识浅薄。财政学同物理学一样还是一门属于凭空臆测的科学。税收承包商是一些欺骗政府的江湖骗子。他们使国家蒙受八千万的损失。要弥补如此巨大的亏损必须含辛茹苦二十年。1691年和1692年前后，国家财政显得十分紊乱。那些把国家财源枯竭归咎于路易十四在营建，艺术和娱乐方面耗费过大的人不知道事实恰恰与此相反。这些促进工业发展的花费，使国家富有起来。除非用从战败者手中夺取的战利品来充实国库，战争必然使国库空虚。我不知道从古罗马时代起，有过那个国家因作战取胜而发财致富。十六世纪的意大利是靠进行贸易富裕起来的。如果荷兰仅仅劫夺西班牙人运载白银的船队，如果东印度不为它提供生计，使它国力强大，它就维持不了多久。英国甚至在摧毁法国舰队的同时，自己也被战争弄得国贫民穷。只有贸易才使它富裕起来。除了在海上掠夺来的东西之外别无其他财富的阿尔及利亚人是非常贫穷的民族。战争进行了几年。在欧洲国家中，战胜国与战败国几乎同样悲惨不幸。战争是一个无底深渊，所有丰足富裕的渠道都在其中被吞没。现金这个财富之源和万恶之源，好不容易从各省征来，却进入大批租税承包商和征税官的银箱。这些人预付给国王现金，并用这些预付款买得了以国王的名义掠夺国家的权利。老百姓视政府为仇敌，把钱埋藏起来。这样，货币停止流通，使王国经济日渐萎谢。没有一种仓促制定的补救办法可以代替稳定不变的安排，这种安排经过②长期制定，早就考虑到日后意外的需要。人头税制度制定于1695年 。里斯向私人借一笔债，市政府负责将借款利息付给借债人，每一季还一次。这是公债的嚆矢。——译者② 鬻卖新官职：最初仅贵族出租或出售他们领地上的办事人员职务。后来，国王也开始出卖官职，起先只售出缺的官职，以解决财政拮据，对此有钱的中产阶级也很乐意，因为只须买一个名誉的职衔，就可以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所以国王开始设置专供鬻卖的新官职。——译者----------------------- 页面 225-----------------------①维克和约签订时曾一度取消，后又恢复。1696年，财政总监察蓬夏特兰把贵族证书以每张二千埃居的价格出售。五百个人购买了这种证书。这一生财之道仅收效于一时，但留下的耻辱却是永久的。所有新、老贵族都必须登记他们的徽象。要获准用自己的徽象在信件上盖封印必须付钱。一些特别包税人承办这件事，他们预付了钱。要是一个国家能提供更大的收入，政府部门就几乎不会求助于这些微小的财源。直到1710年，政府才敢下令征收“什一税”。可是这项税收，继名目繁多的重税之后课征，显得如此苛刻，因此不敢过于严厉向百姓征索。按一马克合四十法郎计算，政府一年还收不到两千五百万。柯尔伯很少改变硬币的价格，这种价格最好丝毫不要改变。金银是交换的根本保证，其标准应该固定不变。柯尔伯上任时，一个银马克的兑换价格为二十六法郎。他仅仅将它提高到二十七至二十八法郎。柯尔伯的继任者在路易十四晚年，把它提高到他所理想的四十个利弗。国王采取这一必然招致不幸的办法，虽然一时痛苦减轻，感到宽松，但后来却因之倾家荡产。因为该付一个银马克的人实际上只要付给他一半就行了。1668年欠二十六利弗的人要付一个马克，到了1710年，谁要是欠四十利弗，差不多只要付这么一个马克。随之而来的银马克价格的下跌和当初它价格的上涨，同样都扰乱了剩下的很少一点贸易。当时如果使用纸币可能是个有效措施。不过，纸币必须在繁荣时期采用，以便能在困难时期支撑得住。1706年，夏米亚尔大臣曾开始使用纸币，衣食券，用具券来支付。不过这种纸币国库拒收，因此，几乎一出现就丧失信用。结果政府被迫继续大量借款，并且寅吃卯粮，预先耗去了王国四年的收入。当时经常采取所谓特别措施，设置各种可笑的新职位。想免缴人头税的人就花钱买这些职位。在法国缴纳人头税会使人身价降低，受人轻视。既然人生来就爱好虚荣，摆脱人头税这种耻辱就是一种诱饵，经常使人受骗上当。与这些新职务相连系的各种可观的报酬，在困难时期诱使一些人购买这些职位。因为人们并不考虑一旦形势稍有好转，这些报酬便随之取消。就这样，在1707年，设立了国王的酒类运输商兼经纪人的官职，这一官职卖了十八万利弗。人们还想出皇家法院书记官、各省总监代理人、国王的掌管木料存放顾问、治安顾问、假发假须师、鲜牛油视察监督员、咸牛油品尝员等职位。这些怪诞荒谬的行动今天令人发笑，但在当时却使人掉泪。1709年，杰出的柯尔伯的侄子德马雷继夏米亚尔担任财政总监，也无法治好这种由各种因素形成的不治之症。大自然和命运之神串通一气，共谋压垮法国。1709年，严酷的冬天逼使国王在无钱发给士兵军饷时，免除老百姓九百万人头税。粮食奇缺，以致花了四千五百万为军队购买粮食。1709年国家开支上升至二亿二千一百万，而国王的正常收入还不到四千九百万。为了使法国不被敌人侵占，只好使国家破产。局势日益混乱，并很少加以补救，以致1715年初，和约签订很久以后，国王不得不转让价值三千二百万的票据以调换八百万现款。最后，他在去世时留下一笔二十六亿的巨债（当时货币已跌到一马克为二十八利弗），也就是说折合现在1760年的货币，约为四十五亿。① 勒泰利埃 （Michel Le Tellier，1648—1719），法国耶稣会教士，路易十四最后一个忏悔师。——译者----------------------- 页面 226-----------------------令人惊讶但却千真万确的是：如果当时法国的贸易发达，并已采用纸币，而且象瑞典、英国、威尼斯和荷兰那样有几家可靠的公司为纸币作保，那么，这笔巨债也不会成为无法承担的重负。因为，当国家强盛，只欠内债时，那么，国家的信用和货币的流通就足以还债。但要使法国有足够的力量来开动这部庞大、复杂、沉重的机器，还差得很远。路易十四在位期间共花费了一百八十亿。考虑到货币价格的增值和贬值，等于普通年份的三亿三千万。在伟大的柯尔伯掌管财政期间，按一个银马克先值二十七利弗、后值二十八利弗计算，王室的日常收入仅为一亿一千七百万，因此，差额需通过采取特别措施取得。柯尔伯平时最反对这种害人的生财之道。但为了及时为国王效劳，也只好采用这种办法。在1672年战争期间，他借了折合现在货币约八亿的一笔巨款。当时，旧日的王产已所剩无几。国内所有高等法院都宣布这些产业不得转让。但事实上几乎全部转让了。今天国王的收入就包括在他的臣属的收入内，并形成了一种负债和偿还的永久循环。国王以市政厅公债债息的形式每年欠臣民几百万现金。这笔钱比任何国王从王产中得到的收入都多。在法国及其他国家，捐税增加，债务加重，财富增长，货币流通加速都令人吃惊，与此同时，贫穷与困难也大大加剧。如果想对这一切有个概念，只须想想，弗朗索瓦一世去世时，国家所欠的长期市政厅公债为三万利弗左右，而现在这笔债款竟高达四千五百多万。那些曾经想拿路易十四的收入和路易十五的收入作一比较的人发现，仅就日常固定收入来看，1683年，即柯尔伯去世的那一年，路易十四的收入为一亿一千七百万，比他的继承者在1730年收入近二亿时富有得多。如果只考虑王室的日常固定收入，这一点千真万确。因为一亿一千七百万现款，其价值要比1730年按一马克值四十九利弗计算的二亿为高。该年国王的收入就上升到这个数字。此外，还必须算上因王室借款而增加的负担。可是后来，国王的收入，即国家的收入，有所增加，对财政事务的理解日益深入透彻，以致在1741年那场耗费大量财力的战争中，货币从来没有丧失信用。法国决心仿效英国人，筹设偿债基金。为此有必要采用他们一部分财政制度和哲学体系。使英国的财富至少增加了一倍的流通纸币，如果能在法国这个百分之百的君主政体国家里运用，那么，法国的财政管理定会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①不过在君主制度之下这种完美太近于一种流弊了 。1683年，法国国内的银币铸造数额约为五亿。按今天的方式计算，1730年约为十二亿。在弗勒里红衣主教任职期内，拥有的硬币现金几乎为柯尔伯任职时的两倍。因此，自从柯尔伯死后，法国的流通货币似乎仅仅比以前大约多六分之一。但是用金银铸成的用品和奢侈品却比过去多得多。1690年，这种金银制品折合现在的钱还不到四亿。1730年前后法国拥有的金银制品的价值和流通货币的价值相等。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充分表明：由柯尔伯开辟来源的贸易，当它那被战争堵塞的渠道重新疏通之后，增长得何等迅速。尽管废除南特敕令使大批能工巧匠四处逃散，流亡国外，但是法国工业还是日趋① 《曼特农夫人回忆录》第4 卷，第136 页上说：人头税的“收益超出了包税人的期望”。从来不存在什么人头税的包税制度。书中还说：“巴黎的仆役到市政厅去要求对他们征收人头税。”这可笑之词不攻自破；仆人的税向来都是主人为他们付的。——伏尔泰注----------------------- 页面 227-----------------------完善，至今仍不断增长。我们的民族有能力完成这样宏大的功业，完成比路易十四在位时的功业更加宏伟的事业，因为人的才华和贸易只要受到鼓励必将有所发展。个人富裕的生活，巴黎和外省的大量舒适的宅邸，大量的车马，那些被总称为奢侈品的舒适的衣食住行设施，人们看到这些，一定会以为法国比过去富裕得多。其实这一切主要是灵巧的劳动，而不是国家的财富结出的果实。今天住得舒适并不比亨利四世在位时住得糟糕花钱更多。现在用本国工场生产的美丽的玻璃装饰房屋比用从威尼斯买来的小玻璃要便宜得多。我们自己织造的漂亮的装饰布比进口布料更价廉物美，而且质地也好。事实上，使人生活舒适的决不是黄金、白银，而是人的天才。一个只拥有金银的民族，可能非常贫困。没有这类金属，但能充分利用天然产物的民族，才是真正最富有的民族。法国具有这一优越条件，而且它拥有的货币量大大多于流通的需要。工业在城市里趋于完善之后，在农村里也发展起来。此后关于农民的命运就一直怨声四起，不绝于耳。在世界各国都可以听到这种抱怨。这些怨言几乎到处都是出自游手好闲的富人之口。他们主要是谴责政府，而不是怜悯百姓。这一点千真万确：几乎在世界所有国家，那些终日从事田间劳动的人如果还有空闲埋怨几声的话，他们倒会首先奋起反对那些使他们丧失部分生计的横征暴敛和敲诈勒索。他们厌恶憎恨的是必须缴纳并非自己规定的赋税，必须分担国家的重负，却不能和其他公民同样分享好处。研究百姓应该怎样作出贡献，而不受压榨，准确标出执行法律和滥用法律之间、征税和掠夺之间的非常难以找到的分界线、并不属于历史研究的范围。但历史应该指出，一座城市繁荣而周围的农村却不富足是不可能的。因为，毫无疑问，是农村供养了城市。在法国各个城市，相隔一定的时间就可以听到某些人的非难指责。这些人由于职业上的方便可以公开激烈抨击被称之为奢侈品的各种消费品。显而易见，这些奢侈品所需的原料都是来自农民的辛勤劳动，而对他们的劳动总是报以重酬。葡萄比以前种得更多，栽培耕作比以前更精细。酿造了过去没有过的新品种，如香槟酒。它具有勃艮第葡萄酒的色泽，芳香和强度。这种酒畅销国外，获利很大。随着葡萄酒品种的增加，白酒的产量也提高。园林、蔬菜、水果的种植都大幅度增加。与美洲殖民地的食品贸易也因而增长。因此，老是埋怨农村贫困的人当时已不再有甚么根据。再说，在这一片含糊不明的埋怨中，并没有把农民、农场主同粗工区别开来。粗工靠双手劳动养活自己。在大部人都以劳动为生的世界各国都是如此。但是，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农民和农场主比法国某几个省的农民更加富裕。只有英国还可以和法国比比。在某些省内按比例征收人头税的办法代替了任意摊派的税收，使拥有犁、葡萄园和园林的农民更加殷实富有。农业粗工和工人不得已而劳动，人的天性就是这样。这一大批人生活必然贫困，但不应悲惨。社会上中间等级的人因从事工业而发财致富。大臣们和内宠近幸不如过去富有，因为货币的数额增加了一半，而薪俸，年金却和以前一样，而且食品的价格上涨了一倍多。欧洲各国情况都是这样。各地税收和酬金都停留在②原来的水平上。一个选侯在领受册封给他的疆土时所付的钱，和他们的先辈② 蓬夏特兰 （Pontchartrain，1643—1727），法国政治家，曾任路易十四的海军大臣。——译者----------------------- 页面 228-----------------------在十四世纪德意志皇帝卡尔四世统治时期被授予封土时付的钱一样多。在这个册封的仪式上他只须付给皇帝的秘书一个埃居就可以了。更奇怪的是，货币的总额、金银的数量、以及食品的价格都上升了，但士兵的饷银却与二百年前一样。步兵的饷银和亨利四世时同样是五个苏。在这一大批廉价出卖自己生命的无知的人们中间，谁也没有想到，由于货币的增长，食品的昂贵，他们的收入比亨利四世的士兵收入减少三分之二。如果他们意识到这一点，并要求提高饷银三分之二，那么，就应该如数付给他们。这样一来，欧洲各个强国维持的军队将比原来少三分之二。各国武装部队的数量仍会保持均衡，而土地的耕作和手工制造业将从中得到好处。还应该指出，贸易利润已经增加，所有高级官职的薪给的实际价值降低，因此达官显贵的财富少于以前，而中间等级的财富却多于过去。这样人与人之间的差距缩小。以前，小民百姓除为达官显贵们效劳之外，别无他法。如今工业为他们开辟了成千上万条途径，这却是一百年前所没有的。总之，法国国家的财政不管用什么方式管理，这个国家因有两千万人的劳动，而拥有无法估量的财富。----------------------- 页面 229-----------------------第三十一章 科学在这个难得的好时代里，人类思想发生了革命。但是这并非命定如此。先就哲学而论，路易十三在位期间，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能脱离它深陷其中的那种紊乱状态。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的宗教裁判所把哲学的错误与宗教的信条结合为一。法国的内战，卡尔文教派的争端，就象当年英国克伦威尔时期的宗教狂热一样，并不能培养人类的理性。托恩一位议事司铎①①重新提出卡尔达亚人 曾经提出过，但早已被人遗忘的旧行星系。但是，这个①真理却在罗马遭到谴责。由七个红衣主教组成的宗教裁判所不但宣布地动说为异端邪说，并且还说它荒谬不经。而事实却是，如果没有这种学说，就决不会有真正的天文学。伟大的伽利略在七十高龄时，就因为自己有理，而不得不请求宽恕。情况既然如此，真理似乎就不会在世界上被接受。大法官培根早就指出过一条可以遵循的道路。伽利略发现了落体运动的②定律。托里拆利开始发现我们周围的空气的重量。人们在马格德堡进行了几次试验。但是，尽管进行过这样几次软弱无力的试验，学校教育仍然荒谬无稽，世界仍然愚昧无知。这时笛卡儿出现了。他与理应采取的做法背道而驰，不去研究大自然，而是对之进行猜测。他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几何学家。但几何学对人的思想并不产生任何影响。笛卡儿的思想自然而然地过分趋向于虚构想象。这位首屈一指的数学家仅仅写了几本哲学小说。一个轻视实验、从不引用伽利略的学说，想修建房屋而不用材料的人只能盖起一座空想的大厦。笛卡儿著作中幻想的东西取得成功。幻想中很小的一点真理最初却遭到反对。但是，这点真理借助他采用的方法，终于显露出来。因为，在他以前，人们在这座迷宫中没有任何线索可循，笛卡儿至少给了人一根线索。虽然用③来破除消遥学派 的是另外一些空想，但这毕竟是件很了不起的事。这两个幽灵互相争斗，相继垮台，最后理性在它们的废墟上建立起来。佛罗伦萨有一所实验科学院，名称是 Del Cimento，于1665年左右由红衣主教利奥波德·德·美第奇创办。在这个艺术的国度里，人们已经感觉到只有对大自然这座大厦中的各个部分逐一详加剖析才能了解它的某些现象。伽利略死后，从托里拆利的时代起，这所科学院就做出了很大贡献。在克伦威尔的黑暗统治下，英国有几位哲学家聚集一起，以求安安静静地探求真理。此时宗教狂热正在压制一切真理。查理二世在由于英吉利民族的后悔和反复无常而被召回英国并登上他祖先的王位之后，授予这所新生的① 圣皮埃尔神父在《政治报》上的一篇题为《制度》的文章中说：“在英国和荷兰发行纸币的数量与拥有硬币的数量相同”；但事实证明，纸币的数量大大超过硬币，它只是靠信用才得以维持的。——伏尔泰注① 选侯 （Electeur），神圣罗马帝国时，德国有七个选侯，三个为教会选侯（即美茵茨，科隆和特里尔大主教），四个为世俗选侯 （即莱茵普法尔茨伯爵、萨克森公爵、勃兰登堡边区行政长官和波希米亚国王），从十三世纪起他们有权选举德国国王或皇帝。——译者① 此议事司铎指哥白尼。哥白尼生于东普鲁士的托恩 （Thorn ），该地当时属波兰。——译者② 卡尔达亚人（Chaldéen），为古巴比伦的一个迷信宗教的民族，精于星算，以观察星相来预测未来。——译者③ 罗马宗教裁判所（Congrégation du Saint-OfficeouCongrégationunive－rsellede l ’Inquisition），原由红衣主教七人组成，后增至十二人，审理一切被目为“异端”的案件。——译者----------------------- 页面 230-----------------------科学院以特许证书。但这就是政府所给予的一切。皇家学会，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伦敦自由学会，为了工作的荣誉而进行工作。现在关于光学、万有引力原理、恒星的光行差、高等几何的发明以及其他很多发明创造都出自这个学会。在这方面，这些发明可以使人把这个时代既称为路易十四时代，也可称为英国人的时代。1666年，柯尔伯先生对英国这种新的荣誉十分羡嫉，希望法国人能够分享。他在几位学者的请求下，促使路易十四同意创立一所科学院。正如英国科学院和法兰西学院一样，这个机构直到1699年都是自由组织。柯尔伯以高① ② ①额补助把意大利的多米尼克·卡西尼 ，荷兰的惠更斯，丹麦的罗梅尔都招引到法国来。罗梅尔确定了太阳的光速。惠更斯发现了土星光环和一颗土星。卡西尼发现了其他四颗。即使有钟摆的挂钟不是惠更斯第一个发明的，但至少是他发现了这种挂钟的运动规律性的真正原理。这些原理是他用卓越的几何学推算出来的。人们抛弃一切旧体系，对真正的物理学的各部分逐渐有了认识。研究化学既不寻求炼金术，也不寻求使人延年益寿到自然限度以外的办法。研究天文学不再预言世事变迁。医学与月亮的盈蚀不再相干。人们看到这些，感到惊奇。腐败变质的现象不再是动、植物之母。人们一对大自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世界上就不再存在什么奇迹。人们通过研究大自然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