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到了第二天早晨，前有冯·比洛步步进逼，后有霞飞亲临督战，夹在中间的朗勒扎克再也没有别路可走，只得发动进攻。可是，冯·比洛从俘获的一名法国军官身上缴获的文件中，已得悉这次进攻，因此早已严阵以待，没有为法国人所乘。霞飞对朗勒扎克的情绪不大放心，一早来到现为朗勒扎克司令部所在地的拉昂，以他自己那种临危不惧、无限镇定的精神给予支持。拉昂修筑在一块高地上，俯瞰着广袤数十英里、绵延起伏犹如碧波海洋的一片田野。北面二十英里外，第五集团军朝着西北方向，以吉兹和圣康坦为目标，展开成一个巨大的半圆形阵式。在那矗立在拉昂城最高地点的教堂尖塔上，石刻的牛头——不是通常所见的那种雕成奇形怪状的滴水嘴——以迟钝呆涩的目光凝视着下面的景色。就在这些牛头雕像之下，端坐着霞飞，以同样肃穆安详的神情观察着朗勒扎克发号施令，指挥作战。他足足呆了三个小时，一言未发。对于朗勒扎克显示的“权威和方略”感到满意，于是放心离开这里前往驻地饭店好好吃了一顿午饭，然后乘上那辆由他的赛车司机驾驶的汽车办下一项任务去了。　　这一任务是去找约翰·弗伦奇爵士。霞飞疑心，此公双眼盯着海峡沿岸，“也许要撤出我方战线好长一段时间”。约翰爵士防守的那段战线，地处朗勒扎克的第五集团军和正在集结的莫努里的第六集团军之间，是当前的要冲，但却非霞飞管辖所及。对待陆军元帅弗伦奇，他不能象对待朗勒扎克那样发号施令，也不能坐在他背后默默监视，强他作战。不管怎样，他如能说服英国人固守原地就好了，他希望在亚眠-兰斯-凡尔登一线稳住埃纳河上的一段阵地，以便由此重新发动进攻。英军总司令部在前一天又后撤一步，而今约翰爵士已在贡比涅安营驻扎，那里离巴黎四十英里，对于疲惫的军队来说，约为三天路程。就在这天，正当紧靠它的法国第五集团军在吉兹奋战终日以解除敌军压力的时候，这支军队却按兵不动，安然歇息。英军是在前一天未经追击而自行撤退的。它经过八天酷热中的行军、掘壕和大大小小的交锋，现在终于站定下来。它的第二兵团在傍晚时分短途行军，越过了瓦兹河；第一兵团则在距朗勒扎克左翼只有五英里的圣戈班森林里享受了一整天的休息；而经过艰苦跋涉，连续战斗了十四天的朗勒扎克部队，虽然同样困乏，却还在继续奋战。　　霞飞到达贡比涅后，恳切要求英军司令坚守阵地，直到可以重新发动进攻的有利时机为止。他的说服工作看来是徒费唇舌。他“看得一清二楚”，默里在暗中拉扯这位陆军元帅的衣服，象是要阻止他听从劝说。其实这种力气是多花的，因为约翰·弗伦奇爵士本来就在接二连三地对霞飞说“不行，不行”。他坚称自己的军队遭受重创，不宜作战，必须有两天休整。霞飞不能象对待法军将领那样把他当场撤职，甚至不能象他在马尔对待朗勒扎克那样发一通脾气来达到目的。如果英国人从朗勒扎克和莫努里之间的那块地方撤走，这两支法军就无一能守住现有防线，执行第二号通令的一切希望就势必落空。霞飞离开时，用他自己的话说，“心情很不好。”　　约翰·弗伦奇爵士的意图甚至比他向霞飞透露的还要严重。他毫不考虑战斗于失败边缘的盟军，命令交通监察罗布少将部署“经由巴黎东西两侧，朝正南方向，作明确的进一步的退却”。如此部署，甚至有违基钦纳指令的精神，不能由基钦纳的指令来为它负责。基钦纳的指令，表达他对亨利·威尔逊支持第十七号计划的深为不满，其用意所在，是约束过于肆无忌惮的约翰爵士，约束过于亲法的威尔逊，以免使英军在那种法国人所倡导的、有可能导致全军覆灭或束手就擒的殊死进攻的计划中遭受风险。指令的本意决没有要他们谨慎小心到如今那种临阵脱逃的地步。然而一害怕就会冷汗直冒，控制不了，弗伦奇爵士现在是惶惶不可终日，害怕丧失他的军队，害怕自己的声名随之付诸东流。　　实际上，他的军队并不象他所借口的那样已被打得七零八落，不堪再战。根据远征军将士们自己所讲，他们毫无气馁怯战之意。第三师参谋部的弗雷德里克·莫里斯中校说，尽管精疲力尽，两脚酸痛，没有时间举炊进餐，但是，“一顿热饭，一宿休息，再洗上一个澡，对于恢复精力，立见神效；要使我军再次挥戈上阵……首先需要的就是这些”。第十一轻骑兵部队的欧内斯特·汉密尔顿上尉说，8月29日休息了一天以后，远征军“现在已经精神抖擞，随时可以掉头作战”。远征军副官长麦克里迪将军声称，“他们所需要的是休息和食品，有了这些，他们就愿意并且切望”向德国人一显身手。　　尽管如此，约翰·弗伦奇爵士第二天给霞飞的最后正式通知却说什么“再等十天”英军也无法进入它在这条战线上的阵地。如果他是在伦敦城下与敌人决一死战时要求休息十天的话，他早就当不成司令了。事实是，约翰·弗伦奇爵士还继续当了一年半的总司令。　　那天下午，他急不可待地要将自己的军队从靠近敌人的地区撤走，同时也迫切希望朗勒扎克也停止战斗，随同他一并撤退。这并不是出于对朗勒扎克的关怀，要掩护他的翼侧，而更多的是为了保全自己。为了取得一道叫第五集团军停止战斗向后撤退的命令，亨利·威尔逊打电话给法军总司令部。他发现霞飞还没有回来，便向贝特洛将军汇报情况，但后者不愿承担责任，而是安排他在晚上7时30分到兰斯的金狮饭店去找霞飞，因为到了吃饭的时候霞飞的行踪总是可以知道的。威尔逊找到霞飞后，进行了一番争辩，但是徒劳无益。霞飞的回答就是这么一句话：“朗勒扎克必须坚持到实现最后目标。”至于他心目中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却未作具体说明。威尔逊把这个消息带了回来，约翰爵士决定不再等待，随即下令远征军第二天继续撤退。　　与此同时，朗勒扎克向圣康坦的进军正面临着困难。第十八兵团的一个团奉命攻取途中的一个村子，士兵们冒着冰雹般迅猛袭来的弹片前进。一名幸存的中士写道，炮弹“把道路炸得千疮百孔，把树枝削得大片横飞”。　　“卧倒是愚蠢的；还是继续前进的好。……遍地都是倒下的人，有扑在地上的，有脸朝天的，都已一命呜呼。倒在苹果树下的那一个，整个面孔已被削掉，头部血肉模糊。在右方，战鼓擂起了冲锋令，接着是号角声响。蓝色的天空映衬出寒光闪烁的刺刀，我们的队伍在前进。鼓声咚咚，愈擂愈急。‘冲啊！’士兵们齐声呐喊着：‘冲啊！’这是个惊心动魄的时刻。我的头皮象触了电似的，头发根根直竖。战鼓在怒吼，炽热的风传来号角声声，士兵们呼喊着——如痴似狂！……突然间，我们给止住了。要突破敌人坚固的防御，夺取九百码外的一个村子，是荒唐的。命令下来了：‘卧倒，隐蔽！’”　　对圣康坦的进攻已被击退，不出朗勒扎克所料，敌人的强大压力开始向他的右翼扑来。冯·比洛全力出击，不让法军朝他推进，以便克卢克和豪森的军队袭击其后方。比洛认为法军这次行动只是败军的垂死挣扎，因而“对战果满怀信心”。在一段战线上，法军被逐回瓦兹河的对岸，桥梁和小路一时挤塞不通，引起一片恐慌。此时的朗勒扎克，用一位对他最少好感的观察者的话说，显示了“最大的机智和敏慧”，他当机立断，下令放弃圣康坦的战斗，重新集结力量，挽救其右翼在吉兹的战局。　　第一兵团司令弗朗歇·德斯佩雷奉命将第三兵团和第十兵团调集到他左右两侧。这位曾在印度支那的东京地区和摩洛哥受过烈日烤灼的个子矮小的将军，是个热心奋发、刚毅坚强，普恩加来称为“不知沮丧为何物的人”。军官们纵马往返前线，军乐又一次奏起快速明朗的《桑布尔河和马斯河进行曲》，就这样，德斯佩雷到下午5时30分便重新部署了战线。经过周密准备，炮兵部队首先开火，法军再次前进，大举进攻。吉兹桥上，敌人尸体纵横，堆砌成高高的人墙。在桥的那边，抵抗已见零乱；法国人可以觉察到，敌人的力量已在逐渐减弱。“德国人在逃跑了，”一个观察者写道，法国人“为这一新出现的、渴望已久的激动场面而精神振奋，欣喜若狂，形成一股蔚为壮观的浪涛，乘胜前进！”　　这天终了时，一个曾经参加进攻圣康坦一役的中士，回到他当天早晨离开的那个村子，遇到一位消息灵通的朋友。“他说，这是了不起的一天。我们的挫折算不了什么，敌人被赶回去了，我们是胜利者。上校被一枚炮弹击中，在被人抬走时咽了气。泰隆少校胸部受伤。吉尔贝蒂上尉身负重伤，恐怕活不成了。很多士兵，不死即伤。但是他重复说，这是美好的一天，因为全团将士可以在一个地方连睡两夜了。”　　比洛的精锐部队警卫兵团的退却，它的友邻部队也都跟着后撤，因而给朗勒扎克赢得了一个战术上的胜利，虽然这未在圣康坦赢得而是在吉兹赢得的。可是他现在是孤军作战，一无掩蔽，面对着北方。在他左右两侧的第四集团军和英国远征军，本来都已比他先走了整整一天的路程，现在还在继续后撤，而每后撤一步，都进一步暴露了他的两侧。第五集团军若要保全下来，就必须立即停止战斗，赶上去同伙伴们会合。但是朗勒扎克无法取得霞飞的指示，因为他给总司令部打电话时，霞飞不在。　　朗勒扎克向霞飞的副职贝兰将军请示：“第五集团军是否该留在吉兹-圣康坦地区，冒束手就擒的危险？”　　“让你的军队束手就擒！这是什么意思？简直荒谬！”　　“你不明白我的意思。我是奉总司令的明确命令来到这里的。……我不能擅自把部队撤回拉昂。得由总司令给我下退却令。”这一回，朗勒扎克可不愿象他在沙勒罗瓦那样代人受过了。　　贝兰不肯承担责任，说是等霞飞一回来就向他汇报请示。霞飞终于回来了，尽管表面上依然从容不迫，信心十足，但是他的希望又一次遭到冲击，甚至比边境战役溃败时还要沉重，因为敌人现在已经如此深入到法国腹地。他也无从得知朗勒扎克的一仗已给比洛的军队以沉重的打击，因为这一仗的战果当时还没有显示出来。他只是认识到第五集团军确实已被弃于危险的境地，英国远征军正在退出战斗，他“不再指望我们的盟军留在预期它留下的那条战线上了”。还在集结之中的第六集团军受到克卢克右翼两个兵团的猛攻；霞飞希望扼守的战线已经分崩离析；势必还会丢失更多的国土，也许一直要到马恩河，甚至到塞纳河。　　正如后来一位负责调查工作的领导所说，这个时期是“整个法国史上最悲惨的”时期。但在这段时期，霞飞不象约翰·弗伦奇那样惊惶失措，毛奇那样动摇不定，黑格或鲁登道夫那样顿时气馁，也不象普里特维茨那样陷于悲观失望。他毫无表情，不露声色。如果说他的镇定沉着是由于缺乏想象力，那倒是法国的幸运。克劳塞维茨写道，普通人感到形势危殆和责任重大时往往意气消沉；倘若这种形势能“促使人迅速增强判断力，则此人必须具有不同寻常的伟大气魄”。当前的危急情势纵然未能使霞飞增强判断能力，可确实唤起了他的气魄或性格中的某种力量。在此四面被困、岌岌可危的时刻，他依然泰然自若，不动声色，保持着福煦在8月29日见到他后所称道的“惊人的沉着”，这种沉着使法军在亟需坚定信心的时刻保持了万众一心。就在这些日子里，一天，亚历山大上校从第五集团军执行任务回来，神情忧郁，他表示歉意地说，这是因为“我带来了坏消息”的缘故。　　“怎么啦？”霞飞说，“难道你对法国丧失信心啦？去休息一下吧。你会看到——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8月29日夜晚10时，他令朗勒扎克撤退并炸毁他后面瓦兹河上的桥梁。达马德将军则奉命在亚眠炸毁索姆河上的桥梁，然后随同莫努里所部一并撤退。右翼的第四集团军奉命向兰斯撤退，德朗格尔将军曾要求让他的部队稍事休息，得到的回答是：能否休息取决于敌人。8月29日夜晚，霞飞采取的最后一项痛苦的措施是，下令做好将“希望已经粉碎、幻想已经破灭的这个司令部”撤离维特里勒弗朗索瓦的准备。法军总司令部将后撤至塞纳河东支流上的巴尔。霞飞不满地注意到，这个消息在参谋部传开时，加深了“普遍的紧张与不安”。　　由于参谋部的失职，霞飞给第五集团军的命令直到翌日清晨才送达朗勒扎克，害得他白白担忧了一整夜。幸而冯·比洛没有再次出击，也没有在朗勒扎克撤退时跟踪追击。这一仗结果如何，德国人和法国人都不清楚。冯·比洛的看法似乎混乱得出奇，他一面向德军统帅部汇报说打了胜仗，同时又派一名上尉参谋去对冯·克卢克说，他的军队“给吉兹一仗搞得精疲力尽，已无力追击”。可是法国人——霞飞也好，朗勒扎克也好——都不了解这一情况，他们一心只想使第五集团军脱离接触，在德国人从它左侧进行包抄之前，使它脱离险境，从而跟法军其他部队会合。　　其时，德军右翼日益迫近，显然构成对巴黎的威胁。霞飞打电报给加利埃尼，要他在巴黎东西两侧的马恩河和塞纳河的各座桥梁底下放置炸药，并分别派驻工兵排，确保炸毁桥梁的命令得以切实执行。莫努里的军队退却下来可以掩护巴黎，并就此作为加利埃尼所要的三个兵团。不过，在霞飞和总司令部看来，巴黎仍然是个“地理概念”而已。为巴黎而保卫巴黎，以及为此而将莫努里的部队拨归加利埃尼调遣并听从他的命令，并非霞飞的本意。在他眼里，巴黎的存亡安危，将取决于他打算进行的、由他亲自指挥并出动全部野战集团军的这一仗的胜负。然而，对于巴黎市内的人们说来，首都的命运对他们更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圣康坦和吉兹一仗的表面结果，加深了笼罩人们心头的愁云惨雾。就在这一战的上午，参议院副议长、北方的一名工业巨头图隆先生，“一阵旋风似地”冲进了普恩加来的办公室，叫嚷说政府“为总司令部所蒙骗”，我们的左翼已“被击退，德国人已到了拉费尔”。普恩加来把霞飞的坚决保证向他讲了一遍：左翼将坚守阵地，一俟第六集团军准备就绪，即将重新发动进攻；可是他内心深处却在担心图隆先生或许言之有理。来路不明的消息不断传来，表明激战正在进行。每小时他都接到互相矛盾的报告。傍晚时分，图隆先生又闯了进来，情绪之激动为前所未有。他刚和他的同僚，埃纳省的参议员塞利纳先生通过电话，这位参议员在圣康坦附近拥有一处房产，他曾在自己宅邸的屋顶上观看这场战斗。塞利纳先生看到法军朝前挺进，空中浓烟翻滚，炮弹呼啸横飞，接着他又看到德军增援部队来了，密密麻麻象灰蚂蚁似地蜂拥而上。他眼看到法军被杀退了。进攻未成，这一仗打输了。说到这里，图隆先生恸哭而去。　　战役的第二阶段——吉兹一役——没有为这位高踞屋顶的参议员所目睹。政府方面对此甚至比总司令部更是不甚了了。看来似乎只有一点是清楚的，即霞飞为阻遏德军右翼所作的努力已告失败，巴黎已面临围困的危险，也许又要象它在四十年前那样靠吃老鼠为生。首都会不会沦陷？政府要不要撤离？自边境战役以来一直隐藏在部长们心头的这些问题，现在已公开而紧张地讨论开了。总司令部和总统之间的联络官佩内隆上校，第二天一清早就来到巴黎。他那通常是喜笑颜开的脸色这回可显得忧虑重重。他承认形势“非常严重”。身为陆军部长的米勒兰立即提议撤离，以免政府与国内其他地区的联系被切断。加利埃尼也被匆匆召来征询意见，他建议与霞飞电话联系。霞飞也承认情势不佳；第五集团军虽然奋力作战，但未能达到他的期望；英国人“一动也不动”；无法阻滞敌军前进，因而巴黎“受到严重威胁”。他建议政府撤离，以免因为它继续留在巴黎而吸引敌军进攻首都。霞飞很清楚，德国人的目标是法国军队，而不是政府，但是由于战场已接近巴黎，政府留在军区势必造成职权界限不清。一旦政府撤离，可以排除干扰的根源，从而使总司令部具有更大的权力。加利埃尼在电话中力图使霞飞相信：巴黎在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是作战力量的中枢，保卫巴黎是必要的；同时，他再次要求给他一支军队，不待兵临城下就主动出击敌军阵地。霞飞含糊其词地答应派遣给他三个兵团，不过兵员不足额，而且大都是由后备师组成的。他给加利埃尼的印象是，巴黎在他心目中是可以牺牲的，因此迄今不愿为它消耗自己的兵力。　　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虽然“冷静沉着”如常，但却显得“心事重重，甚至垂头丧气”。他问加利埃尼：巴黎能守多久？政府是否应该撤离？加利埃尼的回答是，“巴黎无法坚守，你应尽快作好撤离的准备。”他想甩掉政府这个包袱的心情，并不亚于霞飞，因此对作出这样的建议毫不内疚。普恩加来请他过些时候再来向内阁阐明看法。在此期间，内阁召集会议，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辩，这在十天以前法军发动进攻时，似乎是个不可想象的问题。　　普恩加来、里博和两名社会党人盖德和桑巴，都主张留在巴黎，至少也要等这场即将来临的战斗见个分晓。他们认为，如果政府撤离，在精神方面会产生绝望甚至引起革命的后果。米勒兰力主撤离，他说，也许会有一股德国枪骑兵窜入巴黎南面，切断南去的铁路，政府不能冒此风险，象1870年那样被围困在首都之内。这次法国是作为协约国的一员作战的，政府的职责是既要同本国各地保持联系，又要同它的盟国、同外部世界保持联系。杜梅尔格的话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说，“被人看作懦夫而受众人唾骂，比之冒生命危险需要更大的勇气。”众、参两院的议长，曾多次感情激动地前来要求重新召集议会，于是，当前的紧急形势是否有必要召集议会的问题便成了进一步激烈争辩的课题。　　在部长们争论不休时，加利埃尼则在门外足足等了一个小时，他忧心如焚，急于回去执行自己的任务。终于他被叫了进去，他老实不客气地告诉他们：“留在首都已不能确保安全。”他那严峻的军人仪态以及直抒己见时的“明确有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说明，如果没有一支军队在外围作战，他就无法防御敌人攻城炮的袭击。他警告他们：巴黎并不处于防御状态，而且“无法使它处于防御状态。……如果没几天敌人就出现在我们外围堡垒防线前，还认为这个筑垒营地能进行认真的抵抗，那是幻想”。组织一支拥有四个或至少三个兵团的军队，在他指挥之下转战于巴黎城外，作为法军战线最左面的一翼，乃是“势所必需”。至于在他被任命为军事长官之前造成的防务工作的延误情况，他认为应由那些主张宣布巴黎为不设防城市以免遭受摧毁的势力集团负责。他们这样做是得到总司令部的鼓励的。　　“不错，”米勒兰打断了他的话说，“巴黎不设防，正是总司令部的意见。”　　社会党人盖德，当了一辈子反对派之后第一次以部长身份发言，他激动地插话说，“你们以为向敌人敞开大门巴黎就不会遭劫了。可是，就在德国人打从我们街上走过的这一天，工人住宅区的任何一扇窗子里都可能射出一发子弹来。那么让我奉告诸位，接着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巴黎将被付之一炬，化为焦土！”　　经过一场七嘴八舌的辩论之后，一致同意巴黎必须设防保卫，霞飞务必遵照办理，否则不惜予以撤职处分。加利埃尼竭力反对在当前这个时期轻率撤换总司令的任何做法。至于政府究竟该迁该留，在这个问题上，内阁依然意见纷纭，争执不下。　　这些部长们，“感情冲动，犹豫不决，已弄得精疲力尽”。在加利埃尼心目中，这些人“永远也做不出什么果断的决策”，于是他便径自走了。他穿过那些簇拥在巴黎残老军人院门口的人群，回到院里。这些焦虑不安的公民到这里来是为了申请离开这座城市，带走他们的汽车，关闭一些必要的企业，或是为了千百条其他原因。人心惶惶，流言四起，甚于往日。那天下午，一架德国“鸽式”飞机首次轰炸巴黎。有三枚炸弹落在瓦尔米码头，死两人，伤数人；此外，这架飞机还散发了传单，告诉巴黎人：德国人已兵临城下，象1870年那样，“你们已无路可走，只有投降！”　　此后，每天总有一架或几架敌机于傍晚6时准时前来骚扰，掷下两三枚炸弹，偶或炸死个把行人，其目的也许是吓唬吓唬巴黎居民。胆怯的人逃往南方去了，至于那些在这段时期还留在巴黎的人们，谁也不知道明天一早醒来，会不会看到头戴尖顶帽盔的敌人在长驱直入。“鸽式”飞机总是在饮开胃酒的时刻飞来，为人们提供和补偿了政府禁饮艾酒所失去的刺激。它首次光临的那晚，巴黎破题儿第一遭灯火熄灭。普恩加来在日记中写道，突破这一片黑暗的唯一的“一线微光”，来自东方。根据法国武官的电报，俄国军队正在“以柏林为目标展开攻势”。事实上，俄国人已在坦南贝格一仗败北，陷入重围，也就在那天晚上，萨姆索诺夫将军在森林中自杀了。　　霞飞从在贝尔福截获的一份德军无线电报中获得了更为准确的情报。这份电报述及歼灭俄国三个兵团，俘获两个兵团司令和七万名其他人员；电报还宣称俄国第二集团军已不复存在”。在法国人的希望一再破灭的时刻传来这一惊人恶耗，要不是接着又传来另外一些表明俄国人并不是白白牺牲的消息，那么，即便是霞飞也不免会为之灰心丧气。情报处的报告表明，至少有两个德国兵团已从西线调往东线。这个消息在第二天得到证实，据报道有三十二列军用火车经由柏林东去。这就是霞飞的一线微光，也是法国对俄国施加全部压力之后所得到的支援。即令如此，仍不足以抵消英国人可能造成的损失；英军司令拒不与敌军保持接触，为后者包围第五集团军敞开了通道，何况第五集团军还面临着敌人通过福煦特遣队驻守的兵力薄弱的地区，包抄其右翼的危险。　　每当一个力量薄弱的战区需要增援，另一个战区就势必遭到严重削弱。在8月30日这天，霞飞亲自视察了第三集团军和第四集团军的阵地，想了解一下有没有军队可调去支援福煦。途中，他碰上几支在阿登山区和默兹省高地艰苦作战后撤退下来的纵队。红色的裤子已变成了土灰色，上衣被扯得破破烂烂，鞋子粘满了泥块，士兵们形容枯槁，神色疲惫，两眼深凹，胡须满腮。二十天的战斗似乎使他们一下子老了二十岁。他们拖曳着沉重的双腿，步履维艰，每行一步都可能跌倒似的。瘦得皮包骨头的马匹，给挽具磨破了的创口鲜血直流，往往挽着车辕就倒了下来。炮兵们赶忙卸下马具，把它们拖到路边以免妨碍通行。大炮看上去已陈旧不堪，创痕累累，积盖着的尘土下面只露出几块一度是簇新的灰漆。　　相形之下，其他部队却依然是生气勃勃；二十天来的战斗，使他们成了信心十足的战士，为自己的能征善战而自豪，并且殷切希望停止撤退。吕夫辖下的第四十二师赢得了最高的表彰。这支军队一直坚持后卫，并成功地脱离了战斗。兵团司令萨拉伊将军表扬将士们说，“你们确实勇敢。”霞飞命令将该师调拨给福煦时，吕夫将军极力反对，理由是他预期敌人即将发动一场进攻。吕夫与第四集团军的德朗格尔将军不同，霞飞刚才看到后者镇定自若，充满信心，“完全能够控制自己”，而这正是霞飞心目中一个司令所必具的素质；至于吕夫，则显得神经质，易于激动，而且“想象力过于丰富”。正如他的作战处长塔南上校所说，他非常灵活，想得出千百条主意，其中必有一条是了不起的，问题就在于不知道是哪一条。跟留在巴黎的那些议员一样，霞飞需要为这次进攻的失败找一替罪羊，吕夫的行为使他作出了决定；吕夫当天就被削去了第三集团军的指挥权，由萨拉伊将军接替。第二天，吕夫应邀与霞飞共进午餐，他把他在阿登一役的失败归咎于霞飞在最后关头将两个后备师抽调给了驻守洛林的军队。他说，要是那时这四万名生力军和第七骑兵师还在他手里，他本可以席卷敌军的左翼，“我们的军队就会赢得多大的胜利啊！”霞飞用他特有的那种简洁而又晦涩的语言答道，“Chut，ilnefautpasledire.”他说话时的语调如何已不复能闻，因此，也永远没法知道他的原意究竟是“你错了，你不能这么说。”还是“你说得对，不过，我们不能承认这一点。”　　就在8月30日这个星期天，即坦南贝格之战的这一天，也就是法国政府接到警告，要它撤离巴黎的这一天，英国接到一则后来称之为《亚眠通讯》的消息，大为震惊。这篇通讯出现在《泰晤士报》星期版特刊的第一版上。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渲染逾实的标题：《历史上空前的激烈战斗》，这可引起了巨大反响。这一版，通常是刊登刻意安排的与新闻报道争夺读者注意力的分栏广告的。大标题下面的副标题是：《英军损失惨重——蒙斯和康布雷之战——以寡敌众——亟需增援》。最后这句是关键所在。虽然这篇通讯引起了官场风波，挑起了议会的激烈争论，还挨了首相的一顿批评，指责它是报界保持的“出于爱国心的沉默”的一个“令人遗憾的例外”。然而，发表这样一篇通讯，实际上是有其官方目的的。这篇稿子，新闻检查官F·E·史密斯（后被授予伯肯黑德勋爵）一看就认为它能起到宣传征兵的作用，便立即通过，并敦促《泰晤士报》予以发表。该报作为一项爱国任务发表了这篇通讯，并且加了按语，述及“我们当前任务的极端严重性”。通讯是由记者阿瑟·穆尔执笔的，他到达前线的时刻，正逢部队从勒卡托撤退，英军总司令部陷于一片混乱绝望之中。　　他描述了“可称为蒙斯之战”的几次交锋之后的“一支撤退中的败军”；描述了法军在翼侧撤退，德军“紧跟不舍，穷追猛赶”，而且是“势不可当”；英军各团“损失惨重”，但是“并无军纪松弛，惊慌失措，或气馁怯战的迹象”。尽管历尽千辛万苦，士兵们依然“坚定乐观”；然而迫于形势，不得不“后退又后退”。他述及了“极其巨大的损失”，各团已溃不成军，某些师“的军官几全部损折”。他显然受到英军总司令部情绪的影响，颇加渲染地描绘了德军的右翼。他写道，“据估计，他们在人数上远远超过我军，势如潮涌，无法阻遏。”他在文章结束时写道，英国必须面对这一事实：“德军的首次大举进攻业已得手”，因而“已不能排除巴黎受围的可能”。　　他在概括增援的必要性时，谈到英国远征军“首当其冲，顶住德军攻势”，为虚构的一套荒诞说法打下了基础。在他笔下，法军只是在周围起个配角作用而已。事实上，德军拥有三十多个兵团之众，而在第一个月里，英国远征军与之交锋的，从未超过十分之一。然而，“首当其冲，顶住德军攻势”的说法，在以后迭次出现的英国人关于蒙斯之战以及这次“光荣撤退”的报道中，则是一脉相承。它成功地在英国人的头脑里扎下了根，使他们相信，英国远征军在它英勇奋战、喋血沙场的第一个月里，拯救了法国，拯救了欧洲，拯救了西方文明，或者象一名英国作家面无赧色地吹嘘的那样：“蒙斯，这个名词可以概括为全世界的解放。”　　在交战国中，英国的参战，既没有举国努力的事先规划，又没有做到人人口袋里都有一份动员令。除了正规军外，一切都是临时凑合的。而且在头几个星期中，在《亚眠通讯》发表之前，举国上下几乎都沉浸在一片安度假日的气氛之中。在那以前，德军进犯的真相，用阿斯奎斯先生微妙的措词来说，给一片“出于爱国心的沉默”掩盖了。对于英国公众——对于法国人也是如此——战斗一直被描绘成德军的不断败北。然而，无法解释的是，敌人在败退中却从比利时向法国推进，而且，从地图上看，一天一天地在前进。在整个英国，在8月30日这个星期天，人们在早餐桌上读到《泰晤士报》时，全都不胜惊讶，为之目瞪口呆。布里特林先生认为，“这就象大卫扔石子——没有打中！”　　敌人正在节节胜利的消息来得如此突兀，人们在惊骇之余，在寻求希望之中，抓住了最近几天偶然出现的一个传说，而且绘影绘声，使它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幻觉。8月27日，利物浦至伦敦一线的火车晚点十七小时，从而引起了谣传，说什么这次晚点是由于输送俄国军队所致。据说这些军队在苏格兰上岸，路过这里前往增援西线。这些俄国人被说成是从阿尔汉格尔出发，横渡北极海到挪威，然后乘普通轮船来到阿伯丁的，现在正用军用火车把他们从那儿送往海峡港口。此后，谁乘坐的火车中途受阻晚点，谁就会自作聪明地把它说成是“俄国人”造成的。自从《亚眠通讯》大谈德军人数众多，“势如潮涌”，并大声疾呼：“士兵，士兵，更多的士兵”以来，人们陷于一片悲观绝望之中，不知不觉地都把希望寄托在俄国拥有的无穷无尽的人力上去了。谣言越传越开，而且有声有色，言之凿凿，见之于苏格兰的俄军幽灵逐渐形成了一支血肉之躯的部队。　　他们在月台上跺着脚，抖掉靴子上的积雪——时在8月啊！一个爱丁堡的铁路清洁工因清扫过这些残雪而出了名。有人从开过的军用列车里瞥见过“异国的军服”。有的说他们将取道哈里奇去救援安特卫普，有的说他们将经由多佛尔海峡去救援巴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还有人深更半夜在伦敦看到一万名俄国人在沿着泰晤士河的堤岸前往维多利亚车站。赫耳果兰这场海战也被聪明人说成是牵制敌人，给运往比利时去的俄国人打掩护的。连最可信的人士也看到了这些俄国人——或者听说有朋友看到过他们。一位牛津大学的教授就知道一位同事曾被召去给他们当翻译。一位苏格兰军官在爱丁堡就曾看到他们“身穿色彩鲜艳的长大衣，头戴大皮帽”，手里拿的是弓箭而不是步枪。他们自备的马匹，“跟苏格兰的矮种马一个样，就是骨骼稍大些”——这种描绘，活象一百年前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早期的金属版印刷品中所出现的那种哥萨克骑兵的模样。居住在阿伯丁的斯图尔特·科茨爵士给他在美国的一位姻兄写信说，有十二万五千名哥萨克在行军途中曾穿过他在珀思郡的庄园。一位英国军官对他的朋友言之凿凿地说，有七万名俄国人已“极端秘密地”取道英格兰前往西线。关于人数，起初说有五十万之众，后来说是二十五万，再后来又说是十二万五千，经逐次递减，最后确定在七万与八万之间——正好与已开拔的英国远征军的人数相等。这种传说完全是口头辗转相告的；由于新闻发布要经过官方检查，报纸上并无只字提及，然而在美国就不是这样了。那些回国的美国人，大多是在利物浦上船的，那里正沉浸于一片俄国热之中，他们的报道，把这种狂热的现象，给子孙后代保留了下来。　　其他一些中立国家也捡起了这些传说。阿姆斯特丹的通讯报道说，一支庞大的俄国军队正在开往巴黎，加强防御。在巴黎，人们簇拥在火车站附近，盼望看到哥萨克的到来。这些俄国人的幽灵来到欧洲大陆后，成了一种军事因素；因为德国人也风闻了这种谣传。他们担心七万名俄国人可能在他们背后出现；这种担心，以后在马恩战役中，就象他们把七万名士兵调往东线而未能临阵一样，构成了具有现实意义的军事因素。直到9月15日马恩战役之后，官方才在英国报上辟谣。　　就在《亚眠通讯》把公众吓得丧魂落魄的这个星期天，约翰·弗伦奇爵士撰写的一份报告，使基钦纳勋爵更为震惊。当时的英军总司令部设在巴黎以北四十英里的贡比涅，英军在前一天就摆脱了追击，在法军与敌人周旋的时刻得以安然休息。那天给远征军下达的作战命令也是由约翰·弗伦奇爵士签署的，命令说，敌军压力“已因法军在我右翼大举进攻而获解除，法军的进攻在吉兹附近已告大捷，德国警卫兵团和第十兵团已被击退至瓦兹河一线”。这份直截了当地承认事实的命令，跟约翰爵士给基钦纳的那份报告的内容，互相矛盾，大有出入。我们只能设想，他是未加审阅就签署命令的。　　他在报告中告诉基钦纳说，霞飞要求他坚守贡比涅以北地区，与敌人保持接触；但是他声称自己“绝对不能留在前线”，打算撤退到“塞纳河后面”，保持“与敌军相当距离”。这次撤退约需八天行军，“但不致使部队疲劳”，撤退时将取道巴黎以西地区，以便接近自己的基地。“我不喜欢霞飞将军的计划，”约翰爵士继续写道，“我宁愿采取一种凌厉的攻势。”——他所宁愿采取的，恰恰是前不久他在圣康坦所拒绝执行的，那时他不准黑格与朗勒扎克配合作战。　　接着，笔锋一转，约翰爵士在下一句话中立即推翻了自己的说法。他明确表示，经过十天战斗，他认为法国人已一蹶不振，他准备弃之不管，径自回国。他对法国人的信心，对他们是否有能力“将这场战役进行到圆满结束的信心，正在迅速消逝”，他接着又写道，“我把英军后撤到那么远，其真实原因即在于此。”尽管他们“竭力要求我军即便是在遭受重创的情况下亦须固守前线”，但他根据基钦纳指令的“文字和精神”已“断然拒绝”，并且坚决要求保留必要时“退守我军基地”的独立行动。　　这份报告于8月31日到达，基钦纳阅后不胜震惊，为之愕然。约翰·弗伦奇爵士拟撤离协约国的战线，使英国人与法国人分离的这种意图，看来就是要在紧急关头抛弃法国人，基钦纳认为，这无论在政治上或军事上看来都是“灾难性的”。这样做会破坏协约国的精神，成为一个政策问题。于是，基钦纳要求首相立即召开内阁会议。开会之前，他给约翰爵士发了一封措词委婉的电报，对他退至塞纳河后面的决定表示“感到意外”，并且巧妙地以提问的方式表示了自己的惊恐不安：“这样做，对于你和法军的关系，对于整个军事形势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你军主动退却，会不会在法军战线上造成缺口？会不会挫伤他们的士气，从而使德军有机可乘？”最后，他提示说，经过柏林开出的三十二列军用火车，表明德国人正在从西线撤走军队。　　基钦纳向内阁宣读了约翰爵士的信件，并作了说明。他说，向塞纳河后面撤退可能意味着战争的失败。顿时，整个内阁，就象阿斯奎斯先生惯有的含糊其辞的说法那样，“为之惶惶不安”。基钦纳受命通知约翰爵士，政府对他的打算退却感到不安，政府希望“你将尽力配合霞飞将军的作战计划”。他还补充说，政府考虑到法国人的自尊心，“对你的军队和你本人抱有一切应有的信心”。　　当初，德军统帅部得知冯·普里特维茨将军企图退至维斯瓦河后面以后，立即解除了他的职务；而今约翰·弗伦奇爵士所拟放弃的不是一个省而是一个盟国，他却没有受到同样的处理。追溯其原因，可能是政府和军方在北爱尔兰问题上的争吵留下了创伤，对由谁接替总司令的问题无法取得一致意见。政府方面可能认为，在当时情况下撤换总司令，会在公众中引起过分巨大的震动。不管怎样，慑于约翰爵士那种碰不得的神气，任何人——无论是法国人还是英国人——与他周旋时总跟往常一样非常注意策略，而实际上对他已几乎不复有丝毫的信任。“霞飞跟他从来不是心连心的，”一年以后英国陆军军需兵司令威廉·罗伯逊爵士在给英王秘书的信中写道，“他从来没有真心诚意、老老实实地跟法国人协力合作过。他们认为他绝不是一个有才能的人，也不是一个忠实的朋友，因此对他并不信任。”这种情况对协约国的共同作战是不利的。至于基钦纳本人，自布尔战争以来，与约翰爵士的关系也从不是诚挚的，8月31日以后，也不再信任他了。可是，直到1915年12月，在约翰爵士本人图谋反对基钦纳，而其方式又正如伯肯黑德勋爵后来所说“不正派，爱挑剔，更谈不上忠诚两字”的情况下，英国政府才终于下决心把他黜免的。　　就在基钦纳在伦敦焦急等待约翰爵士的回音时，霞飞在巴黎正致力于动员政府给予支持，设法叫英军留在前线。霞飞此时已知道朗勒扎克至少有半仗——在吉兹的半仗——是打胜了。据报告，德国警卫兵团和第十兵团已被“狠狠地揍了一顿”，比洛的军队也不追击。再加上德军撤向东线的消息，使他感到大为鼓舞。他对普恩加来说，或许政府可以不必迁移了；他现在感到，在第五集团军和第六集团军重振旗鼓、奋起作战的情况下，可望阻遏德军前进。他写信给英军司令说，他已令第五集团军和第六集团军非在重大压力之下不得放弃阵地。但是，如果两军之间出现缺口，那就无法指望它们继续扼守，因此，他“恳切”要求陆军元帅弗伦奇不要撤退，“至少留下若干后卫部队，以免敌人清楚地看出是在撤退以及在第五集团军和第六集团军之间有着缺口”。　　为了争取一个有利的答复，霞飞要求普恩加来以法国总统的身份施加影响。普恩加来给英国大使打了电话，大使又给英军总司令部打了电话，但是，所有这些电话联系以及联络官员的登门求见，都无结果。事后，约翰爵士把他当时的回答简括为一句话：“我拒绝了。”于是，霞飞那个一瞬间的，纵然是虚幻的希望，一下子全告破灭。　　约翰爵士给本国政府的回音，是基钦纳所迫切等待的。那天深夜，复电一到，他便立即叫译电员逐字逐句地念给他听。电报说，他的主动退却，“无疑地”会使法军战线出现一个缺口，但是，“法国人目前的战略，实际上是在我左右两侧撤退，而且通常并不通知我方，同时又放弃采取进攻战的一切想法，……如果他们继续这样做，一切后果自应由他们自己负责。……我不了解为什么要我为了再次救援他们而不顾明摆着的灾难去冒险呢”。这种肆无忌惮地歪曲事实的报告，正是在霞飞把与此相反的真实情况告诉他之后作出的，这就无怪乎在他的《1914年》一书问世后，他的同胞们除了用“谎言”这个词外竟然找不到一个体面的词儿来代替它，甚至连阿斯奎斯先生也有所感触地用了“对事实的嘲弄”这样的词句。即使考虑到约翰爵士性格上的种种局限性，但是，这位英军总司令，有着亨利·威尔逊这样精通法语而又熟悉包括霞飞本人在内的法国高级将领的人才作为参谋，竟然会把法国人描绘成失败主义者，真是使人百思不得其解。　　基钦纳在深夜1时看完电报之后，立即决定，眼前只有一件事可做，而且必须在破晓前行动。他必须亲自前往法国。作为最高级的陆军元帅，他是陆军之首；既然如此，他认为自己有权给约翰·弗伦奇爵士就军事问题发布命令；同时，以陆军大臣的身份，他也有权就政策问题作出指示。他急忙赶到唐宁街，同阿斯奎斯以及大臣们交换意见，海军大臣丘吉尔立即下令派一艘快速巡洋舰供他乘用，两小时内在多佛尔待命出发。基钦纳先发了一份电报，通知约翰爵士他即将前来。为了怕自己突然出现在司令部时会使这位总司令神经过敏，感到窘迫，所以还请他选择会晤地点。半夜2时，爱德华·格雷爵士从睡梦中被基钦纳的突然来临所惊醒，基钦纳走进他的卧室告诉他即将前往法国。2时30分，他从查林克罗斯乘专车出发，9月1日上午到达巴黎。　　陆军元帅弗伦奇显得“情绪激动，气势汹汹，面红耳赤，怒形于色”，在阿奇博尔德·默里爵士陪同下，来到了他选定的会晤地点——英国大使馆。他选择这个地方，意在表示这次会谈并非军事性质，他坚决认为基钦纳只是军队的政治领导，其身份无非是一名文职的陆军大臣而已。见到基钦纳身穿军服，他不禁怒火难遏，认为这是故意用军阶压他。事实上，基钦纳自从在陆军部上任那天穿戴文官礼服礼帽以后，便已脱掉文官服装，改穿起陆军元帅的蓝色军便服了。约翰爵士却一心以为这是有意使他难堪。对他说来，衣着是首要的，他一向喜欢用服饰来增添威仪；这种作风，他的袍泽们都觉得乖谬反常。他那“卡其军装上佩戴着星章”以及“浑身挂满外国小玩意儿”的习惯，曾使英王乔治产生反感。亨利·威尔逊也常常这样议论他：“在澡盆子里他还是个不错的小伙子，一穿上衣服，你就不放心他了；你永远也不知道他会穿戴些什么。”　　英国大使馆里的这场会谈有弗朗西斯·伯蒂爵士、维维亚尼、米勒兰以及代表霞飞的几位法国官员在场。当会谈发展到唇枪舌剑相持不下的时候，基钦纳只好请约翰爵士同他退入另室密谈。至于在那里究竟谈了些什么，约翰爵士在基钦纳死后发表的记述是不可信的，只有会谈的结果才是公认属实的。它体现在基钦纳给政府的一份电报之中。电报说，“弗伦奇的部队现在已部署在作战线上，英军将留在那里与法军配合行动，”这就是说，应该向巴黎东面，而不是向巴黎西面退却。基钦纳在他给约翰爵士的电文副本上写道，他确信这是他们两人达成的协议，但无论如何，“请把它视为一项指令”。至于所谓“在作战线上”，他说他的意思是指英军的部署应跟法军衔接一气。接着，他又重耍其圆滑的故伎，模棱两可地加了一句：“当然，你将根据情况，对他们所处的位置作出判断。”于是，这位总司令，丝毫没有得到抚慰，离去时比早先更加悻悻不平，四肢无力。　　也就在这一天和前一天，克卢克所部，为了要赶在法军站稳脚跟之前予以围歼，兼程进军，越过了贡比涅，渡过了瓦兹河，迫使协约国军队节节后退。9月1日，该部在离巴黎三十英里的地方，与法国第六集团军的后卫部队以及英国远征军进行了交锋。就在这天，一具德国军官的尸体给法国人透露了一个极端重要的情报。第二十一章冯·克卢克的转向　　“一辆汽车开了过来，”阿尔贝·法布尔先生这样写道。他那幢座落在贡比涅北面十二英里的拉西尼的别墅在8月30日被德国人强占了。“车上走下一个趾高气扬、神态威严的军官。他独自傲然阔步地向前走去，伫立在别墅前面三五成群的军官们为他让路。此人身材魁梧，威风凛凛，脸上带有伤疤，胡须剃得精光，容貌严峻，目光可畏，右手拿着一支士兵用的步枪，左手按在一把左轮手枪的枪柄上。他频频环顾左右，用步枪的枪托敲击着地面，然后，以舞台上亮相的姿态站停下来。看样子谁也不敢走近他，他确实有一种令人竦然的气派。”法布尔先生敬畏地注视着这个出现在他面前的全副武装的人物，不由想起了入侵罗马的匈奴帝国国王阿提拉来，他打听到这位来客不是别人，正是“早已赫赫有名的冯·克卢克”。　　冯·克卢克将军是史里芬计划中部署在“右翼末梢的人”，当时他正在考虑一个成败攸关的决策。他感到自己在8月30日已接近关键时刻。他右翼边缘的部队已击退莫努里的几支分队；这次胜利，他认为是决定性的。在中路，部队的追击虽未赶上英军，但是沿途发现英军仓皇撤退中丢弃的一堆堆上衣、靴子和弹药，使他更加深信对手确实已被击败。在他左方，是他在吉兹战役中为了支援比洛借调给他的一个师，据该师报告，法国人已被打得抱头鼠窜。克卢克于是狠下决心，不让他们有丝毫的喘息机会。　　从有关朗勒扎克撤退方向的那些报告看来，法军战线向西延伸得并不象预料的那么远。克卢克认为，在巴黎北面就能席卷法军，毋须在巴黎西面和南面展开大面积的扫荡。这一改变，势需变更他的进军方向，必须从正南转向东南，这样做也有利于填补他与比洛之间的缺口。象别人一样，他在开始这场战役时，认为增援会从左翼源源而来。他此刻亟需增援部队前来接替他必须留在安特卫普前面的兵团，接替他驻在布鲁塞尔的那个旅，以及留守那条越拉越长的交通线的各支部队，至于需要它们来补充他在战斗中的伤亡损失，就更不用说了。可是，增援部队并未到来。毛奇至今没有从左翼派出一兵一卒。　　毛奇顾虑重重。这位“忧郁的儒略·恺撒”，不以胜利之师的前进为喜，而以征途上的困难为忧，这是完全符合他的性格的。按计划，要求在第三十六天至第四十天之间战胜法国，而今已是第三十天了。尽管他的右翼各集团军司令不断报称法军和英军“已被打得一蹶不振”，并且对他们的退却用上了“溃败”、“逃窜”等字眼，毛奇仍感到忐忑不安。他注意到一种可疑的情况，那就是没有出现通常所见的溃逃或无组织撤退的迹象：俘虏为何如此之少？他的老上司史里芬经常说，“如果战场上的胜利未能取得突贯或合围敌军的战果，那么这一胜利也就算不了什么。敌人虽然被打退，他们仍会在别处出现，重新开始他们暂时放弃的抗击。战斗将继续下去。……”　　尽管忧心忡忡，毛奇却没有去亲自调查研究，而是一直呆在统帅部里发愁，依靠派遣人员的汇报。“令人痛心的是，”他在8月29日给他妻子的信中写道，“形势如此严重，德皇却漫不经心。他已陶醉于一种胜利的欢呼声中！这种情绪是我所深恶痛绝的。”　　8月30日，当德军接近战役的高峰时，统帅部从科布伦次向前移到距法国国境十英里的卢森堡市。他们现在已进入了抱有敌意的国土，这种敌意纵然不是出于官方的态度，也是发自老百姓的真实感情。由于地理上接近法国以及思想感情方面的原因，这里成了协约国各种谣言的中心。人们窃窃私语，纷纷传说有八万名俄国人正在前来支援法国人和英国人。统帅部忙于综合有关在海峡沿岸某处登陆的种种迹象。确实曾有三千名英国海军陆战队在奥斯坦德登陆，这个消息传到卢森堡时已被渲染成一支具有威慑力量的俄国大军，使德国人的忧惧更其显得有凭有据。　　毛奇深感不安，除了可能出现在他背后的俄国人的幽灵外，还担心德军战线上的几处缺口，特别是右翼各集团军之间的缺口。克卢克与比洛之间有一道宽达二十英里的缺口，比洛与豪森之间又另有一道二十英里宽的缺口，第三处缺口在豪森与符腾堡公爵之间，也有那么宽。毛奇不安地意识到，这些越来越薄弱的地区原应从左翼抽调力量予以填补，可是他已将左翼兵力全部投入摩泽尔河的战斗。一想到史里芬的主张，他不免感到内疚。史里芬坚决主张，正确的方针该是以最少的兵力在左翼保持守势，而将可供抽调的各个师全部派去支援第一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可是，突破法军堡垒战线的幻影仍然吸引着统帅部。毛奇举棋不定，便在8月30日派炮兵专家鲍尔少校亲自去鲁普雷希特的阵地视察。　　在鲁普雷希特的司令部里，鲍尔发现“根本没有一致行动的计划”。他驱车来到各条前线时，司令们和军官们又都各执一词，看法互异。一些人认为敌军各师撤离阵地已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对胜利在即满怀信心。其余的人则抱怨土尔以南摩泽尔河沿岸一带“丛山密林，障碍重重”，而在那里展开的进攻又正陷于困境。他们认为，即使进攻获胜，也将受到来自土尔的翼侧攻击，供应线也将难以为继，因为所有公路和铁路都必须经过这个设防城市。因此，必须首先拿下土尔。在后方的第六集团军司令部里，鲁普雷希特亲王一度高涨的好战热情已冷却下来，他意识到自己正在从事一项“艰巨而又不愉快的任务”。　　在代表统帅部的鲍尔看来，法军从这条战线上撤走的消息是个不祥之兆，因为它意味着敌人正在把部队撤出去增援他们面对德军右翼的阵地。他回到统帅部后向毛奇汇报他所得出的结论时说：进攻南锡至土尔一线以及摩泽尔防线“不是没有获胜希望”，但是这样做就需要作持久的努力，就现时来看，这是“没有理由的”。毛奇同意这个看法，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他没有勇气取消这个已经付出偌大代价的进攻。何况德皇陛下一心想以胜利者的姿态策马通过南锡。没有给第六集团军发出任何改变战略的命令，仍然全力以赴，以求突破摩泽尔防线。　　在此关键时刻，正在向前推进的翼侧竟没有得到增援，克卢克很为不满。但是，促使他采取内圈包抄行动的原因，与其说是出于缩短战线的需要，还不如说是因为他确信法军已被打败，可以一举歼灭。他不想袖拂海峡从外线包围，而拟从内侧掠过巴黎，直追朗勒扎克。在追击时，他的翼侧可能暴露而受到巴黎卫戍部队的袭击，也可能受到正在他前面朝巴黎退却的莫努里部队的袭击；这种危险，他不是没有想到，只是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他认为莫努里目前所集结的部队无足轻重，他们获得增援的可能也微乎其微，因为法国人惨遭失败，踉跄逃跑，必然溃不成军，无法调遣增援。而且，他料想法国人所有可供调遣的有生力量，或被王储的集团军围困在凡尔登周围，或为鲁普雷希特的各集团军牵制在摩泽尔河一带，在此巨大压力之下，俱已动弹不得。当他的大军在巴黎前面向东偷越时，只消在这个首都前面部署他自己的一个兵团——那个掉在后面的第四后备兵团——就足以掩护他的翼侧。何况，德军的历次军事演习都已证明，防御阵地内的卫戍部队，不到遭受攻打时是不会冒险出击的；所以他确信第四后备兵团能够牵制莫努里凑合起来的残余部队。在他从一封缴获的信件中得知约翰·弗伦奇爵士打算撤出战线退到塞纳河后面之后，他便再也不把迄今为止一直是他直接对手的英国远征军放在心上了。　　按照德国的军事体制——它与法国的不同——作为战地司令的克卢克，有权在最大的可能范围内自行决策。一个德国将军，他所接受的思想理论教育、图上战术作业以及军事演习方面的训练，都是为了使他能对任何特定的军事问题得出正确的解决办法；因此，在情况需要时，就要求他能够自行拿出一个正确的办法来。当前的情况，在克卢克看来，既然有可能在战场上歼灭法军而无须包围巴黎，那末，撇开巴黎，紧追逃敌的计划，虽然背离原定战略，却是一个“正确的”办法。按照德国人的军事理论，只有打垮敌人的机动部队，才能攻其筑垒的兵营。机动部队一经歼灭，其他胜利果实便唾手可得。巴黎的吸引力虽大，但克卢克决不为它所惑，而放弃恰当的军事行动的途径。　　8月30日晚6时30分，冯·比洛的来电更使他定下决心。电报要求他采取内圈包抄行动，助以一臂之力，打击法国第五集团军，“战而胜之，夺取最大战果”。至于比洛究竟是要求帮助他扩大圣康坦一役的战果，还是挽回他在吉兹一仗的失败，从他的措词看来，并不明确。但不论是何情况，他的要求跟克卢克的意图是合拍的。于是，克卢克毅然作出决定。第二天的进军不复以正南方向为目标，而是径趋东南，直指努瓦荣和贡比涅，切断法国第五集团军的退路。他的这支部队从列日出发以来，连续行军十六天，从未歇息，士兵们艰苦跋涉，啧有烦言，而他在8月31日下达的命令是：“我们必须再一次号召部队兼程行军。”　　德军统帅部得知第一集团军将于翌日早晨开始采取内圈包抄行动后，立即表示同意。毛奇本来就为战线上的几处缺口感到不安，他担心发动决定性进攻时，右翼的三个集团军不能相互呼应支援。而且，兵员已减少到低于进攻所需要的密度。如果克卢克真要按席卷巴黎的原定计划行事，战线势必还要再拉长五十英里，甚至更长一些。因此，毛奇抓住克卢克的建议，认为是一个会带来幸运的可取办法，当夜就电复批准。　　目标在望，将在第三十九天按计划如期击败法国，转而攻取俄国；德军的训练、计划和组织工作将得到全面的检验；赢得胜利和主宰欧洲的目标将功成其半。余下的任务就是乘胜围歼败退的法军，不让他们重新集结力量，再事抵抗。任何情况，无论是战线上的缺口、比洛大军在吉兹的挫折、士兵的极度疲乏，或是临阵的畏缩或差错，决不容许发生，以免妨碍夺取胜利的最后冲刺。克卢克急如星火地驱使着他的部队前进。军官们一路纵马挥鞭来回逡巡，军曹们粗声粗气地发号施令，那些饱经战争创伤的部队，在8月31日早晨困乏不堪地组成纵队，拖着沉重的脚步，开始了又一天没有尽头的艰难跋涉。由于对地图或地名一无所知，士兵们没有觉察到进军的方向已经改变。巴黎这个具有魔力的名词吸引着他们继续前进，没有人告诉他们：巴黎已不再是他们的目的地了。　　饥饿使他们的处境更为悲惨。他们已超越了供应线所能及的范围，由于比利时境内的桥梁和铁路隧道遭到破坏，那些供应线已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而修复工程又未能使供应军需的铁路线跟上军队的前进。举例来说，那慕尔的中心桥梁直到9月30日才告修复。经过一天漫长的艰苦行军而疲惫不堪的步兵，往往发现他们预期宿营的一些村子已为自己的骑兵部队占据。骑兵按理应该驻在村外，可是他们总是非常关心自己的军需列车和马匹的饲料，为了获得这些，据这位早先也是骑兵的王储说，他们“经常把自己驻扎在”原来准备安顿步兵的地方。他还说，“每当前面开始出现险恶的情况时，他们总是止步不前，成为步兵的障碍。”王储的这些话构成了一份意想不到的证词。　　9月1日，克卢克的军队在穷追猛赶英国人时，遭到一次难对付的突然袭击。克卢克曾在他的公报中声称，英国人撤退时“旗靡辙乱，溃不成军”，而今他们居然能够掉头反扑，给德国人以惩罚性的迎头痛击，诚属不可思议。在贡比涅和维莱科特雷的森林里及森林四周，经过一天殊死战斗，英国远征军的后卫部队顶住了敌军，使主力部队得以再次远遁，因此克卢克大为恼火。他推迟了部队“迫切需要的”休整，下令第二天继续进军，并把进军方向重又略为西移，企图包围英军。但是，英军又一次成功地“及时”摆脱了他的追击，并在9月3日渡过马恩河。克卢克消灭他们的时机已失之交臂；既丧失了时间，增加了伤亡，又拉长了行军路线，克卢克在决非愉快的心情下重新开始他的内圈包抄行动，继续跟踪追击法军。　　“我们的士兵已经精疲力尽，”克卢克的一名军官在9月2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他们踉踉跄跄，满面尘土，衣衫褴褛，瘦骨嶙峋，活象一具具会行走的稻草人。”在那弹坑累累，遍地都给炸倒的树干阻塞得难以通行的道路上，以平均一天二十四英里的速度连续行军了四天之后，“他们索性闭上眼睛，边走边唱着歌，这样才可以不致睡着。……使他们继续前进的唯一动力是早日胜利和得意洋洋进入巴黎的信心。要是没有这个，他们就会瘫倒下来，就地入睡。”这篇日记还证实了德军在行军途中出现的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在更东面，在比洛和豪森的部队行经香巴尼的途中，这个问题尤为突出。“他们纵酒无度，但酩酊的状态使他们得以继续前进。今天，将军在视察之后，大发雷霆。他要制止这一普遍酗酒的现象，不过我们设法劝阻他不要发布严厉的命令。如果我们执法过严，军队就不能行军了。必须有异乎寻常的兴奋剂才能克服异乎寻常的疲劳。”这位军官最后满怀希望地写道：“到了巴黎，这一切就会好了。”显然，他也不知道这次行军已变换方向。　　德国人经过法国时，就象经过比利时一样，沿途留下一片焦土废墟。村子被焚毁，平民遭枪杀，住宅被洗劫糟蹋，战马闯过内室，炮车曳过庭园，普恩加来在尼贝库尔的家族墓地也被挖成厕所。9月2日，克卢克的第二兵团经过距巴黎二十五英里的桑利斯时，枪杀了市长和六名平民人质。就在这个市镇的郊外，在埋葬这些人的墓地边上，一块石碑上刻着他们的姓名：　　欧仁·奥代纳　　　　　　市长　　埃米尔·奥贝尔　　　　　硝皮匠　　让·巴比埃　　　　　　　马车夫　　吕西安·科特罗　　　　　餐馆侍者　　皮埃尔·德韦尔特　　　　司机　　J－B·埃利泽·波米埃　　面包师傅的助手　　阿尔蒂尔·雷冈　　　　　石匠　　对冯·豪森将军说来，9月2日是个幸运的日子，他发现自己在埃纳河畔的蒂尼宿营的地方原来是夏布里隆伯爵的一幢别墅。这位将军占用着伯爵夫人的闺闼，他查看了她的名片，发现她本人是莱维-米尔普瓦女伯爵，满心喜悦，睡在她的床上也感到格外心荡神驰。他在晚餐时吃了一顿野鸡，那是他的军需官在别墅花园里打猎弄来的。饭后，豪森清点了伯爵夫人的银餐具，并且开列了一份清单，交由村里的一个老人保管。　　也就在这天晚上，毛奇经再次考虑，对于克卢克的内圈包抄行动使其翼侧暴露于巴黎之前的情况，越来越感到不安，于是下了一道新的通令。如同他在处理左翼问题时一样，这道通令显示了他的举棋不定。通令叫第一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偏离巴黎朝东南方向追逐法军”，就此批准了克卢克的转向。与此同时，为了防止可能遭受袭击的危险，通令又要求克卢克的军队“列成梯队，尾随第二集团军之后”，并“负责掩护两军的翼侧”。　　好一个列成梯队！这对克卢克说来，是个莫大凌辱，比之统帅部早先要他听命于比洛的那种情况，更使他受不了。这位一手挎着步枪，一手握着左轮手枪，面容严峻的阿提拉王，德军右翼的带步人，是不会甘居人后的。他自己给第一集团军发出了一道命令：“第二天（9月2日）继续前进，跨过马恩河，以便向东南方向追赶法军。”至于掩护暴露于巴黎面前的翼侧的任务，他认为只消留下他两支最弱的部队就足够应付。这两支部队是第四后备师和第四骑兵师；前者实力不足，有一个旅留驻布鲁塞尔，后者在9月1日与英国人的一仗中曾受重创。　　8月31日，即克卢克转变方向后的第一天，索戴骑兵兵团的一名军官勒皮克上尉上午在贡比涅西北侦察时，发现不远处有一支德军骑兵纵队，计有九个中队；十五分钟以后，跟着又来了一支步兵纵队，其中有炮兵连、弹药车队和一个摩托车连。他注意到它们不是朝南直趋巴黎，而是在沿着去贡比涅的道路前进。勒皮克上尉没有意识到自己正是目击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突然转向的第一个见证人。他津津有味地报道了德国枪骑兵如何丢掉他们与众不同的钢盔，换上布军帽，以及“他们如何用拙劣的法语向当地居民问路，用德语连声说着‘英国人、英国人’”。他的这份有关德国人进军路线的情报，当时并没有引起法军总司令部的任何重视。人们认为，可能是贡比涅这个城市和城堡吸引着这些德国人，而且他们仍然可以取道贡比涅前往巴黎。况且，勒皮克上尉所看到的两个纵队，也不一定表明克卢克全军的动向。　　8月31日，法国人也注意到战役正在进入高峰。他们的第二个计划——拟将重心移至左翼以阻遏德军右翼前进的8月25日的计划——已告失败。第六集团军原应同英军和第五集团军一起在索姆河畔稳住阵脚，组织反击，但这一使命也未能完成。霞飞承认，第六集团军眼下的任务该是“掩护巴黎”。至于英军，正如他私下所说那样，“不愿前进”，而第五集团军则由于克卢克正在从其侧面进行追击，仍然没有摆脱被包围的危险。果然，令人惊骇的消息传来了，克卢克骑兵的先头突击部队已突破第五集团军与巴黎之间英军撤退后留下的那道缺口。现在已很清楚，正如霞飞的作战处长蓬上校对他所说那样，“要以足够的兵力挡住德军右翼，遏制它的包围，看来已不复可能。”　　势必制订一项新的计划。保存实力是当务之急。在法军总司令部里，霞飞和他的两位副职，贝兰和贝特洛，以及作战处的高级军官一起讨论了对策。战局急转直下，迫使进攻派学说的“门徒”采取一个新的主张——“坚持抵抗”，直至法军能够稳住一条战线，然后从那里重新发动攻势。当时，大家都认识到，德军由于前进将沿着一条从凡尔登到巴黎的巨大弧线疏开。这次计划，不是阻击德军正在进犯的一翼，而是通过袭击德军的中路，切断这一翼，也就是仍旧按照第十七号计划的战略行事。只不过这一回战场是在法国的心脏。法军一旦败北，将不象当初在边境那样只是一时的挫折，而是定局的了。　　问题在于应在什么时候重新开始“前进行动”。最早的时机是不是在与巴黎成一直线的时候，从马恩河流域开始？还是应该继续后退四十英里，一直退到塞纳河后面的防线？继续后退意味着把更多的国土拱手送给德国人；但是塞纳河的天然屏障可给法军提供一个喘息时机，使它在没有敌军直接压力的情况下得以重新集结力量。德国人的主要目标既然是摧毁法国的军队，因此我们的“主要目标”，按贝兰的主张，就必须是“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采取“谨慎的”态度，在塞纳河后面整编队伍，这在当前既是国家的职责所在，也是挫败敌人目标的上策。贝兰力持此议，贝特洛则铿锵有力地予以支持，霞飞倾听着——第二天就发出了第四号通令。　　9月1日，色当战役纪念日的前夕，法国的前景看来象当年一样暗淡悲惨。来自法国武官的消息，正式证实了俄国人在坦南贝格的败绩。第四号通令与边境溃败后那号语气坚定的通令显然不同，它反映了总司令部在敌骑纵横一周后乐观心情的动摇。它饬令第三、四、五各集团军“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继续撤退，以撤至塞纳河和奥布河为限，“但并不是说必须撤退到这个限度”。“一旦第五集团军摆脱被围的威胁”，各集团军“当即重新发动攻势”；但不象前令，它没有指定具体时间或地点。虽然如此，在这号通令里，人们可以看到未来战役的发轫，因为它谈到要从南锡和厄比纳尔抽调增援部队前来参与这次攻势，并称“巴黎筑垒兵营的机动部队也可参加这次全面行动”。　　支持霞飞的一派和支持加利埃尼的一派，后来在他们就马恩河战役的发端问题所展开的痛苦而长期的论战中，对第四号通令，以及对该令下达后四天中的每一行动、每项命令，都有大量争议。毫无疑问，霞飞当时胸有成竹，虽然他对交锋的时间和地点并不具体，但对总的战役有个大体轮廓。他预见到这个战役将发生在德军五支追兵来到“巴黎与凡尔登两犄角之间”，法军在法国中部形成一个浅弧形或网状阵线的时候。霞飞认为他有一周时间可以用来部署，所以当梅西米9月1日前来向他告别时，他就告诉他说，他预期在9月8日重新发动攻势，并预言这一战将被称为“布里埃纳堡之战”。布里埃纳堡是马恩河后面二十五英里的一个市镇，到马恩河和到塞纳河的距离相仿。它曾是拿破仑战胜普鲁士的布吕歇尔元帅的战场。这对霞飞说来，或许是个吉兆。在继续强制退却的一片愁云之中，在敌军日益逼近的阴影笼罩之下，霞飞临危不惧、泰然自若和满怀信心的神态，再一次给梅西米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巴黎眼看塞纳河各军后撤，使自己失却掩护，感到不是滋味。霞飞打电话给米勒兰，毫无保留地告诉他当前战局概况。他谈了英军“使劲的”撤退已使朗勒扎克的左翼暴露，以致各军必须继续撤退，直到朗勒扎克脱离战斗为止。他已令莫努里朝巴黎方向撤退并与加利埃尼“保持联系”，但他没有提到将第六集团军置于加利埃尼指挥之下。他说，敌军各纵队正在朝稍微偏离巴黎的方向前进，这可能提供一段“稍事喘息”的时间；尽管如此，他仍然认为政府应该“立即”离开巴黎，不在当晚，就在明天，事属“至要，刻不容缓”。　　加利埃尼得到惊惶失措的政府关于情况发展的通知之后，立即打电话给霞飞。霞飞避不与他说话，加利埃尼请人转告：“我们无法抵抗。……霞飞将军必须知道，如果莫努里不能坚守阵地，巴黎就无法抵御敌人。必须给这个筑垒的兵营增拨三个现役兵团。”当天下午较晚时分，霞飞给加利埃尼回了电话，通知他说，正在把莫努里的军队调归他指挥。这支军队将成为巴黎这个筑垒兵营的机动部队。按照惯例，机动部队不受野战集团军指挥，并且可由卫戍司令作主不参加一般的战役。事实上，霞飞并无意放弃这支部队。就在这一天，他以巧妙的手法要求陆军部长将巴黎这个筑垒兵营及其所有军队全部归他这位总司令统辖，“以便在情况需要时我能动用这支机动卫戍部队作战”。米勒兰象梅西米一样对霞飞衷心折服，9月2日便照此下了命令。　　此时，加利埃尼终于有了一支集团军。现在可由他调遣的莫努里的这支部队，是由第七兵团的一个现役师，一个摩洛哥土著旅，以及四个后备师组成，这四个后备师：即埃贝内将军率领的，原来从巴黎抽调出去的第六十一师和第六十二师，以及曾在洛林英勇奋战的第五十五师和第五十六师。霞飞还同意再增派一支精锐的阿尔及利亚轻步兵第四十五师；这支部队反正不在他管辖之下，当时又恰好在巴黎下火车。此外，他还同意增派野战集团军中的一个现役兵团。象克卢克一样，他挑了一个残缺不全的兵团，即曾在阿登山区遭受惨重损失的第三集团军的第四兵团。不过，这个兵团正在得到补充，而且，把它从第三集团军防守的凡尔登前线调来增援巴黎，在克卢克看来，这是法国人所做不到的。加利埃尼接到通知，第四兵团将在9月3日和4日乘火车到达巴黎。　　加利埃尼一接到霞飞将第六集团军调拨给他的口头通知之后，立即驱车北上跟他的新部队联系。沿途尽是从四面八方朝巴黎涌来的难民。他们竞相逃离步步紧逼的德国人，满脸“惊恐绝望之色”，看到这副景象就可以清楚地知道为时已晚。在巴黎西北不远，第六十一师和第六十二师正在开进蓬图瓦兹；那里是一片惊惶混乱。部队在撤退途中曾被迫苦战，人困马乏，血污斑斑。当地居民听到轰鸣的炮声和德国枪骑兵已在左近的消息，惊恐万状，手足无措。加利埃尼同埃贝内将军交谈之后，又赶到巴黎以北三十英里瓦兹河畔的克雷去找莫努里。他命令莫努里在退向巴黎时炸毁瓦兹河上的所有桥梁并设法阻滞敌军前进，无论如何在他与首都之间不能让德军楔入。　　在匆忙赶回巴黎途中，加利埃尼看到威武雄壮的阿尔及利亚轻步兵第四十五师列队经过大街，前往他们的驻防地区。这一景象比他看到难民的情景时要宽慰得多。士兵们身穿鲜艳的上衣和肥大的灯笼裤，动人心弦，多少使巴黎人再次精神振奋起来。　　然而，政府各部情绪低落。米勒兰已把“令人痛心的”情况向总统作了汇报，他说，“我们的一切希望都已破灭，我军在前线全面撤退；莫努里的军队正在退向巴黎。……”作为陆军部长，米勒兰拒绝承担让政府于第二天（9月2日）傍晚以后在巴黎多逗留一个小时的责任。普恩加来面临着“我一生中最沉痛的事变”。于是经决定，全部政府机构必须作为一个整体迁往波尔多，一个也不留在巴黎，以免公众对部长们作出容易引起恶感的比较。　　那天傍晚，加利埃尼一回到城里便从米勒兰那里得到消息，欧洲这个最重要的城市，在它受围期间的一切军政大权全都由他一手掌管。如果没有塞纳省的省长和巴黎警察总监，“我将是光杆一个”。他发现他不得不倚为股肱的这位警察总监上任还只刚刚一小时。原来的警察总监埃尼翁先生，一听到政府将要迁移，便断然拒绝留下。当接到命令要他留守岗位时，就以“健康为由”辞职不干了。对加利埃尼说来，政府迁离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此可以使主张巴黎成为不设防城市的人哑口无言；他们的法律根据已不复存在，加利埃尼从此可以放手把巴黎作为一个筑垒的兵营来保卫了。尽管他“宁愿没有部长们在场”，不过他认为，“要是有一两个留下来装点一下门面也是好的。”这种看法，对于那些本来愿意留下来的部长们来说，是不太公平的，可是加利埃尼对政客人物的蔑视，一无例外。　　加利埃尼预料两天之内德军可能兵临城下，他和他的参谋彻夜不眠，进行“我的整个部署，准备在巴黎以北即蓬图瓦兹至乌尔克河一带出击”，也就是说，将在宽广四十五英里的一个地区作战。乌尔克河是一条小河，在巴黎东面注入马恩河。　　图9：冯·克卢克的转向　　那天深夜，总司令部得到一份大可以叫政府不必逃跑的情报。白天，一只手提包送到了第五集团军的情报官法加尔德上尉手中。这只手提包是在一名隶属克卢克的骑兵军官的尸体上发现的，这位军官在乘坐汽车外出时被法国巡逻兵击毙。包里的文件中有一张沾满血迹的地图，上面标明了克卢克各个兵团进军的路线以及这天各应到达的地点。全军的进军路线都标向东南，从瓦兹河出发直指乌尔克河。　　总司令部对法加尔德上尉的发现作出了正确的判断，认为克卢克意图悄悄地穿过第六集团军和第五集团军之间地带，绕过巴黎，席卷法军主力阵地的左翼。即使他们也认识到这意味着克卢克将放弃进攻巴黎，他们却没有尽其最大努力使政府相信这种看法。当总司令部与总统之间的联络官佩内隆上校翌日上午前来向普恩加来报告克卢克改变进军方向的消息时，并没有从霞飞那儿带来政府可以不必迁移的任何建议。相反地，霞飞却要联络官告诉总统：政府必须迁离，克卢克的意图无法捉摸，他的纵队现已到达二十英里外的桑利斯和尚蒂伊，巴黎可能很快就要遭到他的炮轰。至于普恩加来和米勒兰对于克卢克转向的重大意义究竟有多少认识，那就很难说了，因为在战争时期和紧急关头，任何事情都不能象事后那样看得清楚或确有把握。当时是一片紧张气氛，甚至是恐慌气氛。既然经历了一番痛苦作出了决定，政府觉得很难再贸然改变。不论情况如何，米勒兰仍然坚持撤离，毫不动摇。　　9月2日，色当纪念日那天，“令人痛恨的时刻终于来到”。当普恩加来知道安排政府在半夜三更，而不是在白天众所得见的情况下撤离时，更加感到“悲痛和羞辱”。内阁坚持，按照法律，总统必须坐镇政府所在地。即便是普恩加来夫人要求让她留在巴黎继续搞她的医院工作，以安定人心，也未获准。美国大使迈伦·赫里克前来送别时，则是“愁容”满面，热泪盈眶。　　对于局势，赫里克跟当时留在法国首都的人都持有同样看法。他在给他儿子的信中写道：“德国人攻势凶猛，看来是抵抗不住的了。”他曾从德国人那儿接到警告，劝他离开首都避往外省，因为巴黎的“整个市区”可能被彻底摧毁。然而，他决心留下，并且答允普恩加来，他将“代表全人类执行保管任务”，把巴黎的博物馆和纪念碑置于美国国旗保护之下。他已胸有成竹，打算采取与此时此地所需的奋不顾身、仗义执言的崇高意境相称的做法：“如果德国人来到城外并勒令巴黎投降，就挺身而出，找他们军队司令谈判，如有可能，就找德皇本人。”赫里克既已应德方请求代为照管德国大使馆，也就可以凭此要求他们会见。后来，加利埃尼每当那些曾在巴黎度过9月份头几个星期的朋友们夸耀自己是屈指可数的几个了不起的人物时，总是提醒他们，“别忘了，还有赫里克呢！”　　7时，加利埃尼前来给米勒兰送行。圣多米尼克街的陆军部里是“一片悲伤、阴郁、凄寂”，院子里停满了巨大的搬运篷车，正在装载准备运往波尔多的卷宗档案。留下的部分全都焚毁了。收拾包装的过程产生了一股“阴郁的”气氛。加利埃尼沿着没有灯火的楼梯攀登而上，发现陆军部长独自一人在一间空荡荡的房间里。既然政府正在撤离，米勒兰也就毫不迟疑地容许巴黎以及这里的每一个人进入炮火之下了。他给加利埃尼的命令是：“殊死”保卫巴黎。对加利埃尼说来，这根本是无需别人关照的。　　“部长先生，你懂得‘殊死’这个词的意义吗？”加利埃尼问道。“这意味着破坏、毁灭、炸掉市中心的所有桥梁。”　　“殊死，”米勒兰重复了一遍。告别时，他注视着加利埃尼，似乎此后再也见不到他了。加利埃尼感到“自己也几乎相信留下来是等死”。　　几小时后，部长们和国会议员们，在黑夜间，在使他们很多人感到羞愧的鬼鬼祟祟的气氛中乘上了开往波尔多的火车，而以翌晨向公众发表的一篇冠冕堂皇的声明来掩饰这个不光彩的时刻。声明说，当前的任务必须是“坚持到底，决一死战”。法国将坚持到底，决一死战；英国将在海上切断敌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俄国人将“继续前进，直捣德意志帝国的心脏！”（这个时刻，透露俄国人战败的消息看来是不合时宜的。）为了使法国的抵抗具有最大的“冲劲和力量”，政府应军方要求，已“暂时”迁移到一个它能与全国经常不断保持联系的地方。“同胞们，让我们在当前这样悲惨的情况下不愧为法国人。我们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们有坚定的意志，持久的耐力，顽强的精神，总之，我们有不甘灭亡的决心。”　　加利埃尼搞了一份言简意赅的公告，颇为踌躇满志。措词是经过一番精心推敲的，意在消除关于巴黎已被宣布为不设防城市的谣言，让人民对事态发展有所准备。他的公告第二天早晨出现在巴黎各处墙上：　　巴黎守军、巴黎市民：　　为进一步推动全国防务，共和国政府人员已撤离巴黎。本长官兼司令业经受命负责抗击入侵之敌，保卫巴黎。此项命令本长官兼司令将贯彻执行不渝。　　巴黎军事长官、巴黎守军司令　　加利埃尼　　1914年9月3日，巴黎　　这份公告在公众中引起震惊之大是前所未有的，这是因为总司令部发布的公报在此以前都是采取措词极其含糊的方针，不使老百姓了解军事情况的严重性。政府看来是毫无理由地逃亡了。它的宵遁留下了一个令人痛心的印象，尽管法国人民对波尔多抱有历久弥坚的感情，但他们还是耿耿于怀。人们用双关谐语来嘲弄政府，把政府官员们称为“tournedosàlaBordelaise”[注：意即“波尔多式的牛排”。但tournedos与tournerledos发音近似，转为逃往波尔多的家伙的意思。——译者]，那些跟着他们逃难涌向火车站的人群即兴作了一首模拟《马赛曲》的打油诗：　　“到火车站去，公民们　　登上车厢！”　　这对巴黎军政府来说，是“极其痛苦的日子”。随着各军不断向巴黎北面和东面撤退，巴黎要坚守多久以及何时炸毁巴黎大区内八十座桥梁的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强烈的紧张和不安。各支军队的司令，在确保自己的队伍安全通过后，都迫不及待地要炸毁他们后面的桥梁以切断敌人的追击。总司令部的命令是“不让任何一座桥梁完好无损地落入敌人手中”，但这些桥梁却又是反攻时所需要的。同时，在这个地区内，又有三个各自为政的司令部在发号施令：加利埃尼的、霞飞的以及地点上处于他们两者之间的约翰·弗伦奇爵士的，而这位爵士在基钦纳前来视察以后主要关心的是显示他不依附于任何人的独立性。于是，巴黎阵地上守卫桥梁的工兵部队给一连串相互矛盾的命令搞得晕头转向，无所适从。一名工兵军官向伊尔斯肖埃将军报告说，“大难即将临头。”　　英国人在9月2日夜幕降临前到达马恩河，第二天就过了河。走到贡比涅南面之后，士兵们发现行军方向偏离了他们的地图，才恍然醒悟这根本不是军官们所说的一次“战略撤退”。他们在布伦和勒阿弗尔的基地业已疏散一空，所有物资和人员都已迁往卢瓦尔河口的圣纳泽尔。　　第五集团军落在英国人后面约一天的行军路程，还没有脱离被包围的危险。在持续酷热的天气里，撤退与追击继续进行着，逃跑的和追逐的同样疲惫不堪。自吉兹战役以来，第五集团军每天行军十八至二十英里。撤退途中，三五成群的逃兵打家劫舍，并且在居民中散布德军暴行的种种传说，制造恐慌，于是枪决了一些逃兵。朗勒扎克认为，从来没有一支军队经历过象他的军队正在经历的这种严峻考验。这时，一名英国军官在谈到英国远征军时说道，“我决难相信，士兵们在如此疲乏而又如此饥饿的情况下，居然能够活下去。”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亨利·威尔逊想方设法找一些话来激励人心，他向于盖上校说，“德国人操之过急。他们这次追击进行得太快了。一切都做过了头。他们必然会铸成大错，到那时，你们的时机就来到了。”　　直到这时，在法军总司令部里，霞飞和他的顾问们对克卢克采取的内圈包抄行动虽然已有所觉察，但是并未从中看出这是攻其翼侧的一个重要而又及早的机会。克卢克在9月2日转向追击英军后，霞飞和他的顾问们吃不准他是否会掉转头来进攻巴黎。不论怎样，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巴黎，而是在他们重新建立起一条巩固的防线之后准备在塞纳河沿岸发动的一场会战。在总司令部里经过了进一步的紧张磋商之后，霞飞最后决定继续撤退，退至各军当时驻地后面“数天行程的地方”，以便争取时间从他的右翼调集增援部队。尽管存在着可能削弱原来已是勉强守住的摩泽尔防线的危险，他还是毅然决定从第一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分别抽调一个兵团前来支援。　　9月2日下达给各集团军司令的机密指令，体现了霞飞的这一决定，指令中明确规定塞纳河到奥布河一线是各集团军撤退的极限。这样部署的目的，霞飞解释道，是要“把各集团军从敌人的压力下解脱出来，并使它们能够重行编组”。在完成此项任务并将援军从东面调来之后，“便是转入攻势的时刻”。英国军队将“被要求参加这次战略行动”，巴黎卫戍部队“将以莫城为目标采取行动”，也就是说，攻打克卢克的翼侧。不过霞飞还是没有定出一个具体的日子，只是说他将“在数天之内”发出信号。司令们奉命对逃兵采取“最严厉的措施”，以确保有秩序的撤退。霞飞要求每个人都要了解当前的形势并尽其最大的努力，他明确指出，这将是“国家安危所系的”一场战役。　　加利埃尼在巴黎接到命令后，对霞飞的战略大为不满，因为它抛弃了巴黎，而且“脱离实际”。他认为德军追击的速度不可能容许法军有时间到达塞纳河或在那里重行编组。他也接到关于克卢克朝东南方向进军的一些片断报道，但是没有人告诉他为法加尔德上尉所发现的极其重要的证据。9月2日晚，他估计第二天就会遭到进攻，于是睡在司令部里。这时候他的司令部设在巴黎残老军人院马路对面的维克托-迪律伊女子中学里。这是一幢巨大的建筑，隐蔽在树木的后面，与外界隔绝，出入口都较那座军人院少一些，因此也比较容易守卫。各道门口都布置了岗哨，有军用电话同这个筑垒兵营内所有师部保持联系，为作战参谋和情报参谋留出了办公室，还安排了食堂和宿舍。于是，加利埃尼大为欣慰，他终于能够搬进“一个正规的战地司令部，就象在前线一样”。　　第二天，9月3日上午，他得到关于克卢克在绕过巴黎朝马恩河方向移动的确切消息。巴黎卫戍部队的飞行员瓦托中尉，在飞行侦察中发现敌军纵队在“悄悄地从西向东”朝着乌尔克河流域移动。接着，从巴黎营地起飞的第二架飞机证实了这个报告。　　在加利埃尼的第二处的参谋室中，激动紧张的心情在军官们中间默默无语地交流着。前线负伤下来的吉罗东上校“认为自己还能做些参谋工作”，他躺在一架有轮子的躺椅上，两眼盯着墙上的地图，彩色大头针在上面标出了德军前进的方向。加利埃尼的参谋长克莱热里将军走进室来的时候，正好又送来一份英国飞行员的空中侦察报告。这些大头针经再次移动之后，克卢克转向的路线赫然无误地在地图上显示出来，克莱热里和吉罗东不约而同地叫了起来：“他们把翼侧送上门来了！他们把翼侧送上门来了！”第二十二章“先生们，让我们在马恩河战斗吧！”　　加利埃尼当即看出巴黎守军的机会来了。他毫不踌躇，便决定尽速对德军右翼进行侧击，并说服霞飞停止向塞纳河后撤，立即在全线恢复攻势，支持他这一战略行动。虽然以莫努里的第六集团军为核心的巴黎守军是由加利埃尼指挥的，但从前一天起，整个巴黎营地及其所有部队均已划归霞飞统一指挥。因此，要第六集团军发动进攻，必须有两个先决条件，即霞飞的同意和第六集团军的近邻英国远征军的支持。这两支军队当时都驻在巴黎和克卢克的翼侧之间：莫努里在马恩河北岸，英国远征军在马恩河南岸。　　加利埃尼召来参谋长克莱热里将军，举行了一次克莱热里称之为“他为重大问题而召开的长时间会议之一——这些会议一般约开两分钟到五分钟之久”。这时是9月3日下午8时30分。他们一致同意，如果次晨克卢克的前进路线不变，他们就使用一切压力，促使霞飞立即发动一次联合进攻。他们命令巴黎营地的飞行员一早就起飞侦察，并于上午10时前汇报情况，以便“据以作出重大决策”。　　但翼侧攻击的成败，正如伊尔斯肖埃将军所告诫的那样，“取决于先头突击部队的突破能力”，而第六集团军却并不是加利埃尼所希望的那种强有力的精锐部队。它在开到指定阵地时，已全都疲惫不堪，有的分队在9月2日一昼夜就兼程行军三十七英里。疲惫影响了士气。加利埃尼和他的袍泽们一样，认为后备师“作用平平”，而莫努里第六集团军的大部分恰恰又是由后备师组成的。其第六十二后备师在节节退却中，既无一日休整，也无一日停止过战斗，军官丧失了三分之二，现在只有中尉级后备军官可资补充。第四兵团则尚未到达。唯一差强人意的是巴黎居民——那些尚未南逃的居民——的“沉着和决心”。　　9月3日傍晚，冯·克卢克抵达马恩河，而他所追赶的朗勒扎克第五集团军和在他外侧的英国远征军已在当天早些时候渡过马恩河。这两支在仓促退却、陷入疲惫和混乱之中的军队，虽曾一再接到炸毁桥梁的电令，或许正因为电令纷至沓来，但都未炸毁，或只是炸毁了桥的部分结构。克卢克占领了这些桥头堡以后，不顾最高统帅部要他与比洛将军保持并头齐进的命令，准备立即于次晨渡河，继续他追逐第五集团军的内圈行动。他曾三次向最高统帅部电告他即将横渡马恩河的意图，但与卢森堡的无线电通讯比与科布伦次的通讯还要困难，这三份电报直到次日方才到达。德军最高统帅部由于两天来失去了与第一集团军的联系，因而对克卢克拒不执行9月2日命令一无所知，待至他们发觉时，克卢克的先头部队已经渡过马恩河。　　9月3日那天，德军行军二十五到二十八英里。据一位法国目击者谈，士兵们到达宿营地时，“倒在地上，疲惫不堪，只是迷迷糊糊地嘀咕着：‘四十公里！四十公里！’别的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在随后的战斗中，不少德军就由于累得寸步难行，简直是在睡梦中被俘的。当时酷暑可畏，这些德国兵，只是“明天或后天”可到达巴黎的希望在使他们勉力前进。而军官们也不敢拆穿对他们的蒙骗。在企图一举消灭法军的狂热中，克卢克既累垮了他的士兵，也远远地超越了他的给养车队和重炮队。在东普鲁士作战的他的同胞冯·弗朗索瓦将军，作风就迥然不同了。弗朗索瓦将军在全部大炮和弹药车队到达以前，绝不轻举妄动。不过弗朗索瓦是在面对战斗，而他只认为是在追击、扫荡残敌，就此疏忽大意了。在他看来，法军在十天节节败退以后，决无在一声军号之下，便可掉转头来进行反击的士气和能力。他也从不担心他的翼侧。“将军对巴黎方面毫无顾虑，”一位军官在9月4日写道。“在我们摧毁法英联军残部以后，他就可回师巴黎，让第四后备兵团享受领队开进法国首都的荣誉。”　　9月4日，克卢克一面向前挺进，一面直言不讳地告诉最高统帅部，他无法执行要他留在后面作为德军先遣部队的侧卫的命令。要让比洛赶上来，势必停止进军两天，他认为这将削弱德军的整个攻势，给敌人以重振旗鼓、自由行动的时间。事实上，确实是由于他的部队采取了“大胆的行动”，马恩河才为其他德军开放了渡口，所以，“现在所期望的是要尽量利用这一胜利带来的有利条件”。克卢克越说越气，要求了解究竟为何“其他”部队——指比洛而言——在得到“决定性胜利”以后，总是要“吁求支援”。　　比洛获悉友邻军变“统帅部指定作为第二集团军的后方梯队为其前方梯队”时，怒不可遏。象大多数德军到达马恩河时一样，比洛所部也已疲惫不堪。第十后备兵团的一个军官写道：“我们毫无办法。士兵摔倒在沟渠里，躺在那儿喘息不止。……上马命令来了，我就伏在马背上，头靠在马颈上。我们又饥又渴。一种听天由命的感觉支配着我们，这样活着并没有什么意思，死了也算不了什么。”豪森的部队抱怨它们已经“连续五天没有吃到过煮熟的东西”。在邻近的第四集团军里，一个军官写道：“我们整天在火辣辣的酷暑中行军。士兵满脸胡子，浑身尘土，活象是一群行走的面粉袋。”但是这种不惜士兵极端疲劳，不顾他们情绪低落的进军情形，未能引起野战指挥官们的警觉。他们都和克卢克一样，深信法军已无恢复战斗的能力。9月3日，比洛报称法国第五集团军已被“决定性地击败”——这样的报告在他已是第三次或第四次了——并且已经“溃不成军，逃往马恩河南岸去了”。　　法国第五集团军，尽管不是什么“溃不成军”，但情况显然不妙。朗勒扎克毫不掩饰他对霞飞已经失去信心，并和总司令部派来的联络官争吵不休，对发来的命令挑剔不已，所有这一切都影响了他的参谋人员，而这些人员又是一半对一半地在相互闹意见。上上下下都感到心烦意乱，忧心忡忡，加上在法军节节退却中长期作为殿后，更是积愤已久，神经紧张。离敌最近的第十八兵团司令马斯·德拉特里将军对所部的情况显得“焦虑不安”。但是不管如何焦头烂额，第五集团军还是渡过了马恩河，和敌人拉开了相当的距离，足可以说得上已和敌人脱离接触，从而实现了霞飞重新发动攻势的条件。　　霞飞虽然想在“数日之内”发动反攻，并已向政府作了汇报，但是究竟如何反攻他说得并不具体，而法军总司令部则更是沮丧，情绪沉重。每天从各军返回的联络官，都是意气消沉，有一个说，军中在“吹着一股失败主义之风”。总司令部又要后撤了，经安排再撤三十英里，迁往塞纳河畔夏蒂荣，并于两天以后即9月5日搬了家。十天以来，法国丧失了里尔、瓦朗西安、康布雷、阿腊斯、亚眠、莫伯日、梅济埃尔、圣康坦、拉昂、苏瓦松等十个城市，丧失了一些煤矿、铁矿、麦区和甜菜区，还丧失了六分之一的人口。9月3日，从克洛维到路易十六每个法国国王都在那里的大教堂举行加冕典礼的兰斯城，作为不设防城市放弃给比洛的军队了，整个法国笼罩着一片乌云。两星期后，德军在从马恩河败退的余怒中，炮轰了这个不设防城市，终于使这里的大教堂，同遭到浩劫的卢万图书馆一样，对全世界来说，都成了德国人所作所为的一个象征。　　霞飞仍是镇定自若，稳如泰山，他一日三餐，照进不误，夜晚10时就寝，从不破例。但在9月3日，他面临着必须执行这个时期以来一直使他显然不安的那个任务。他下定决心，朗勒扎克必须离开。他提出来的理由是朗勒扎克“体力衰退和精神不振”以及现已众所周知的与约翰·弗伦奇爵士“不愉快的个人关系”。由于即将反攻，而在这次反攻中，第五集团军将起关键作用，英军的参加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朗勒扎克必须撤换。尽管朗勒扎克坚定地指挥了吉兹战役，但霞飞坚信在那次战役以后，他“在精神上垮下来了”。此外，朗勒扎克对命令从没有停止过批评和挑剔。这虽不足以证明精神状态的低落，却触怒了这位总司令。　　霞飞极少个人主见，善于听取别人的建议，因此，他或多或少自觉地听从了作战处一伙教条主义权威们的意见。一位法国军事评论家曾把这一伙描绘为“一所教堂，在它之外，人们是得不到拯救的，谁敢揭露它教义上的谬误，谁就永世得不到它的宽恕”。朗勒扎克的罪孽就在于他曾经是正确的，而且还大声嚷嚷。战争一开始，朗勒扎克曾正确地指出，低估德军右翼力量将是一个致命伤，结果正是由于犯了这个错误，大片法国领土沦于德军铁蹄之下。在沙勒罗瓦战役中，当受到比洛和豪森两军两面包抄的威胁时，朗勒扎克撤出战斗的决定，拯救了法军左翼，使它免于覆灭。正如冯·豪森将军在战后承认的那样，朗勒扎克的此举打乱了以包围法军左翼为出发点的德军全部作战计划，最后迫使克卢克不得不采取迂回的内圈行动，以图席卷第五集团军。至于朗勒扎克的决定撤离，是出于恐惧抑是出于明智，无关重要，因为恐惧有时就是明智，而且这次的撤离实为今天霞飞所准备的反攻创造了条件。但所有这一切只是在时隔很久，法国政府作出为时已晚的抱歉姿态，授予朗勒扎克荣誉勋位勋章以后，才被人们所认识的。但在战争爆发一个月的惨败中，朗勒扎克大不敬的行径使自己成了法军总司令部难以容忍的人物。因此，他率军南渡马恩河之日，就成为他被送往泰皮恩悬崖[注：泰皮恩悬崖（TarpeianRock），古罗马抛掷犯人之处，这里指朗勒扎克将被撤职。——译者]之时。　　朗勒扎克的情绪，在那次撤退以后，也确实并不十分稳定可靠。毫无疑问，他跟总司令部之间的互不信任（不管这是哪一方面的过错），以及他跟约翰·弗伦奇爵士之间的互不信任，都使人感到让他在紧急关头担任集团军司令，是个风险。霞飞认为采取一切可行措施，以防即将到来的进攻失败于万一，是必要的。因此，他在后两天中又撤换了一些人，使他在战争开始后的五周内共撤掉了两个集团军司令，十个兵团司令和三十八个即占半数的师长。接替他们的是一批新的、大部分也是较优秀的人物，内中包括三位未来的元帅：福煦、贝当和弗朗歇·德斯佩雷。即使说在撤换中不乏有失公允之处，整个军队却得到了改善。　　　霞飞乘车前往第五集团军司令部那一天的所在地塞赞。在约定地点，他会晤了第一兵团司令弗朗歇·德斯佩雷。天气酷热，这位兵团司令见霞飞时，头上裹着浴巾。　　“你觉得自己能统率一个集团军吗？”霞飞问道。　　“不比谁差，”弗朗歇·德斯佩雷回答说。霞飞只是两眼盯着他，他耸耸肩解释说：“越是往上，越是容易干。幕僚多了，帮手也多了。”问题就这样解决了，霞飞继续前进。　　到了塞赞，霞飞单独同朗勒扎克退入一间房间，对他说：“我的朋友，你已精疲力尽，而又下不了决心，你得放弃第五集团军的司令职务了。我不愿意告诉你这个，但我不得不这样做。”当时的情况，照霞飞的说法，朗勒扎克思考了一下回答说：“将军，你说得对。”然后他就象如释重负。但照朗勒扎克自己的说法，他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并要求霞飞提供证据，而霞飞只是一再重复“犹疑不决，下不了决心”，并抱怨他经常对他的命令提“意见”。朗勒扎克反驳说，这不能用来作为反对他的理由，因为事实证明，他提的意见都是正确的，当然正因为它们是正确的，所以才招致了麻烦。但是显而易见，霞飞听也不听，“面部露出对我极不耐烦的样子，两眼回避我的目光”。朗勒扎克终于放弃了斗争。霞飞走出来的时候，据他的副官说，面露“极度紧张之色”，这在霞飞是罕见的。　　这时，弗朗歇·德斯佩雷奉召前去。他正在吃饭，刚喝上一大口汤，就站起身来，又喝了一杯酒，披上上衣，赶往塞赞。在一个十字路口，一批军用物资正在不慌不忙地进行交接，他无法通过，于是跳下车来。他那壮健结实的体格，榴弹炮弹般的脑袋，平顶式的头发，炯炯有光的黑眼珠和偏高而富有权威的嗓音，在部队中是尽人皆知的，所以他一出现，所有的人马车辆就象着了魔似地给他让路。在以后的日子里，随着形势和他个人情绪的日趋紧张，他在各兵团之间来回奔波，碰到道路阻塞时，他的办法就是掏出左轮从汽车里向窗外开枪。在英国部队中，他后来以“拼命的弗朗歇”闻名。在他的袍泽们看来，他已从他们所熟知的一位兴高采烈和友好的、尽管是严格的司令变成了一个暴君。他变得凶残、专横、冷酷，对幕僚如同对士兵一样，进行恐怖统治。当朗勒扎克在塞赞刚把机密卷宗移交给他从而交卸了集团军司令职务的时候，电话铃响了，只听见接电话的埃利·杜瓦塞尔在反复地说着：“是，将军；不，将军，”并且越说越激动。　　“是谁啊？”弗朗歇·德斯佩雷厉声问道。回答说是第十八兵团的马斯·德拉特里将军，他坚持他无法执行次日的任务，因为士兵太疲劳了。　　“让我来接，”这位新上任的司令说。“喂，我是德斯佩雷将军。我已接任第五集团军的司令。你得进军；要么进军，要么就倒下去死掉；这没有什么可以多讨论的。”说完，就把电话挂断了。　　9月4日来临了，一些地方尽管相隔遥远，都有着高潮即将来到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大事临头的前夕有时会出现的一种超感官的预兆。在巴黎，加利埃尼感到这将是“决定性”的一天。在柏林，布吕歇尔公主在日记中写道：“人们议论的尽是有关预料中的进占巴黎问题。”在布鲁塞尔，已是叶黄枯落的时候，阵阵疾风把落叶吹满街头。人们感到秋意萧索，寒气袭人，如果战火持续一冬，正不知如何是好。在美国公使馆里，休·吉布森发觉德军司令部里“气氛越来越紧张”，已有四天没有公布胜利捷报了。“我肯定今天一定会发生大事。”　　在卢森堡的德军最高统帅部里，人们的紧张情绪，随着德国历史上的胜利时刻即将来到而达到了顶点。疲惫得不堪忍受的德军将在马恩河完成在萨多瓦[注：萨多瓦（Sadowa），村庄名，现属捷克斯洛伐克，在赫腊德次-克腊洛佛附近。1866年普奥战争期间，普军在此击溃奥军主力。——译者]和色当开始的事业。德皇以胜利者的口吻向一位从柏林来的大臣说：“今天是战争的第三十五天，我们包围了兰斯，离巴黎只有三十英里了。……”　　在前线，各路德军并不把这场决战看作是一场战斗，认为只不过是围歼而已。“重要消息，”第五集团军的一位军官在日记中写道，“法国人已向我们提出停战要求，并愿偿付一百七十亿的赔款。”不过，他还是清醒地加上了一句，“现时我们还拒绝停战。”　　他们认为敌人已被击败，任何与此相反的迹象都是不受欢迎的。当克卢克的参谋长冯·库尔将军接到报告说，在蒂埃里堡附近有一支法军队伍在边撤退边引吭高歌时，他顿时产生了一种可怕的疑虑，但他却忍住不言，“因为一切有关新行动的命令已经下达了”。除了极少数类此的事例外，德方从不怀疑敌人在准备反攻，或者说在其指挥决策中丝毫感不到对此有何戒心。不过，事实上是有迹象可寻的，只是活动在敌区的德国情报机关未能搜集上报而已。9月4日，德军最高统帅部的一个情报员来到王储司令部说，整个前沿阵地形势很好，并且说：“我军各路在乘胜前进。”　　但有一个人不以为然。毛奇和霞飞不同，他对自己的命运可能毫无信心，而且他也不是往往被自信蒙住眼睛的，所以他看事物是看实质而不是看假象。在这点上，他跟朗勒扎克相似。9月4日那天，他显得“严肃持重，闷闷不乐”。他对那位刚才与德皇谈话的大臣黑尔费里希说：“我们军队里的马几乎没有一匹能再向前迈进一步了。”他沉思片刻后接着说：“我们不能欺骗自己。我们获得了成功，但不是胜利。胜利意味着消灭敌人的抵抗力量。当成百万军队在战场上厮杀，胜利者必然有虏获，但我们的俘虏在哪儿呢？在洛林有两万，其他地方合计起来，或许也只不过一两万人而已，再说，从缴获的大炮数量较少的情况看来，我认为法国人正在作有计划、有步骤的撤退。”毛奇道出了一般人所讳言的看法。　　是日，德军最高统帅部终于接到克卢克要横渡马恩河的电报，可是为时过晚，已无法制止。克卢克就这样把翼侧暴露在巴黎袭击之下，使毛奇焦虑不安。报告相继而来，说开往巴黎方向的铁路列车络绎不绝，这“显然是军队的调动”。同一天，鲁普雷希特又报称，法军从他的战线上撤走了两个兵团。至此，敌人的抵抗力量并未完结的事实是再也不能回避的了。　　正如塔彭上校所指出的那样，法军的调动可能意味着要“从巴黎向我们右翼发动进攻，而我们的右翼却无后备力量可资补充”。这个问题毛奇和野战指挥官们是意识到的，而且感到棘手。德军在法军后撤期间与其后卫部队连续作战所受的损失，不能象法军那样容易得到后备力量的补充。德军的战线始终存在着缺口，因而大家感到两个兵团要是不调往东普鲁士就好了。毛奇现在打算从左翼调军增援，尽管鲁普雷希特在那里刚于9月3日向摩泽尔河再次发动了进攻。但事有凑巧，就在毛奇这一建议送达鲁普雷希特总部时，德皇刚好亲临该部视察。而这位皇帝，深信不疑最后这一击定可摧毁南锡防线，因此对鲁普雷希特和冯·克拉夫特的反对调走一兵一卒极力支持。换了别人，也许会力争不让，但毛奇不然。自从8月1日那晚在精神上受了打击以后，战局的变幻莫测和艰难困苦不是增强而是减弱了他的意志。既然未能为右翼搞到增援，毛奇只好决定停止右翼前进。　　当晚草拟了命令，并于次晨一早发给各军。这道新令实际上公开承认了右翼的失败，公开承认了德国为取得胜利而践踏比利时中立地位计划的失败。这道日期为9月4日，也就是入侵比利时整整一个月的命令，对形势作了正确的估计，它指出：“敌军已摆脱我第一、第二两集团军的包抄进攻，一部分已与巴黎守军会合。”敌军正从摩泽尔河战线撤走，朝西移动，“很可能是要在巴黎战区集中优势兵力，威胁我军右翼”。因此，“第一、第二两集团军必须留在原处，面对巴黎东线……抗击巴黎敌军的任何进攻”。第三集团军应继续朝南向塞纳河挺进，其余各军则按照9月2日前令行事。　　在胜利即将唾手可得之际忽然停止右翼的进攻，这在不出两周就将继毛奇担任德军总司令的陆军大臣冯·法尔肯海因将军看来，简直是神经错乱。他在9月5日日记中写道：“只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我们的总参谋部已完全昏了头。史里芬的指示再也不管用了，毛奇智穷才尽了。”这倒不是毛奇的智穷才尽，而是德国人的时机不多了。毛奇从法军的行动中，已正确地看到它们对德军外侧构成的威胁，并采取了恰当的和明智的措施作为对策。他的命令的唯一缺陷只是为时太晚。虽然如此，如果不是加利埃尼赶紧行动，他的命令还可以及时挽回危局。　　9月4日拂晓，巴黎飞行员的侦察报告使加利埃尼看到“必须立即行动”的时机。克卢克向东南方向的迂回进军，已使他的殿后部队成了莫努里所部和英军进攻的明显目标，如果莫努里所部和英军及时发动进攻的话。上午9时，在还未取得霞飞同意的情况下，加利埃尼就向莫努里发布预令：“我的意图是派你军会同英军进攻德军翼侧。你必须立刻作好部署，准备今天下午出发，作为巴黎营地部队向东全面运动的先驱。”莫努里本人则必须尽速亲自来巴黎会商。　　然后，加利埃尼竭力设法从霞飞那里取得一项“迅速而果断”的决定。他们两人之间昔日曾是司令与部下的旧关系，其影响依然存在。他们彼此也心照不宣：官方已正式指定，如果霞飞发生任何事故，加利埃尼将接任总司令之职。由于加利埃尼熟知霞飞对他的影响怀有抵制和不满情绪，因此对说服霞飞并不寄予期望，而是先发制人，迫他就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先与波尔多的普恩加来通了电话，他说，他认为有一个可供我们立刻重新发动攻势的“好机会”。　　9时45分，加利埃尼与法军总司令部接通了电话，这是一系列电话交锋的开端，所以他后来说：“真正的马恩河战役是在电话里打的。”这次是由克莱热里将军跟作战处处长蓬上校通话的，因为加利埃尼不愿跟职位低于霞飞的官员通话，而霞飞又是一向不愿接电话的，他对电话素有反感，他总是推托说，他“不会使用电话”。其实，他的真正理由，象其他身居高位的人一样是着眼于历史记载，唯恐在电话中说的话给别人记下来，而他本人又无法控制这种记录。　　克莱热里把发动第六集团军和巴黎营地所有可投入作战的部队进攻克卢克翼侧的计划作了一番解释；他说，最好是在马恩河北岸发动进攻，这样，9月6日就能交锋；不然就在南岸进攻，但这需要推迟一天时间，好让莫努里渡过马恩河。但不论在哪边进攻，克莱热里要求总司令部都得发布一项命令，着第六集团军当夜进军。他强调了加利埃尼的信心，他说，加利埃尼认为全军停止后撤，结合巴黎方面的行动转入全面反攻的时刻已经到来。总司令部必须作出决定了。　　总司令部是宁愿放弃首都的，加利埃尼则截然不同，他一开始就是从巴黎必须设防固守这一信念出发的。他是从巴黎的立场来观察全线的，他并不直接了解野战军的情况。他决心要抓住克卢克迂回行军给他提供的机会，他深信他的行动必然会促使发动全面反攻。这是一个大胆的，甚至是一个急躁的计划，因为在对其他部队缺乏全面了解的情况下，他不可能正确判断究有多大的胜利机会。加利埃尼认为他已无选择余地。这也许是他具有一种伟大司令官对于时机到来的直觉，更大的可能是他感到法国除此之外，别无其他道路可走。　　上午11时，莫努里赶到巴黎听取指示，但霞飞那里仍无回话。中午，克莱热里再次打电话请示。　　在这期间，设在巴尔一所学校里的法军总司令部里，作战处的军官们正聚集在作战挂图前面，热烈议论着加利埃尼的联合进攻计划。一个月来，法国军事方面的种种希望的惨遭破灭，虽使一些人产生了谨慎从事的心理，但另一些人，则始终是主张进攻的狂热信徒，他们回击了主张小心谨慎的每一意见。霞飞在旁倾听了他们的争论，并由他的副官米勒尔上尉记录。“部队已经到了精疲力尽的地步吗？这不成问题，他们是法兰西人，对节节退却已经受够了，只要听到一声进军号，他们就会忘掉疲劳的。福煦和德朗格尔两集团军之间有缺口吗？这可由迪巴伊集团军的第二十一兵团前来填补。各集团军还未作好进攻的准备吗？这可以问一问各野战指挥官，看他们怎么回答。至于英军的配合嘛？啊，这倒是个更加棘手的问题。谁也不能给它的司令下命令，只能同他协商，而且时间又不多了。但是，现在重要的问题是必须抓住这个时机，否则稍纵即逝。克卢克如今还能补救他的错误，第六集团军的行动势必会引起他的注意，使他看到他所面临的危险。”　　霞飞没有提供任何意见就走了，他跑到贝特洛将军的办公室去同他计议。贝特洛反对这个计划，他的论点是，各集团军不能贸然掉过头来，它们必须按原定计划撤到强有力的防线，并让德军更深入地投进罗网。而尤其重要的是，只有在来自洛林阵地的两个兵团进入阵地以后，才能取得必要的数量上的优势。　　霞飞一言不发地两脚分开跨坐在有草垫子的椅子上，面对着贝特洛的作战挂图，考虑着问题。他的最后的反攻计划，本来就包括使用第六集团军进攻敌人右翼这个打算在内的。可是，加利埃尼现时却逼他立即行事。霞飞希望再有一天时间，好让增援部队赶到，让第五集团军作好部署，让他有较充裕的时间争取英军的配合作战。所以克莱热里第二次打电话来时，给他的答复是：总司令择定在马恩河南岸进攻；克莱热里对拖延表示异议，给他的答复是：“推迟一天意味着可投入更多的兵力。”　　此时此刻，霞飞必须作出一个更为重大的决策：是执行原定计划向塞纳河后撤，抑或现在就抓住时机冒险与敌决一胜败。酷暑逼人，霞飞走出门外，坐在学校运动场上一棵垂柳的树荫里。他生就是个裁决者，他首先汇集各人的意见，加以分析整理，然后权衡这些人的个人系数，酌予调整，最后宣布他的决定。这些决定始终是他的决定，成功了，荣誉是他的；失败了，责任也由他承担。眼下摆在他面前的问题是法兰西生死存亡的问题。在过去三十天中，法军把它准备了三十年的伟大事业付诸东流。现在是拯救法兰西，再次考验它不愧为1792年的法兰西的最后时机。入侵者距霞飞坐的地方仅四十英里，而离最近的法军还不到二十英里。桑利斯和克雷两个城市在克卢克部队过后一片火海，桑利斯的市长且已丧生。此刻，要是法兰西在各集团军尚未准备就绪以前就转入反攻而失败了的话，又将怎样呢？　　因此，必须立即查明各集团军能否及时准备就绪。由于第五集团军处于关键地位，霞飞发了一个电报给弗朗歇·德斯佩雷：“明日或后日由第五集团军全军会同英军和巴黎的机动部队攻打德国第一、第二两集团军，似属有利。请告知你集团军能否照此执行并有把握取胜，速复。”同样的电报发给了福煦；福煦此时正与弗朗歇·德斯佩雷相邻，面对着比洛。　　霞飞依然坐在树下思考着。大半个下午，这位身体臃肿的人物，穿着黑色的军上装，宽松下垂的红裤子，和一双不装马刺、不摆架势、副官为之遗憾的军靴，就这样默默无言，巍然不动。　　也就在这天下午，加利埃尼携同莫努里于1时驱车离开巴黎前往英军司令部，该部当时设在南面二十五英里位于塞纳河畔的默伦。关于他请英军给予支援的要求，于盖上校已给了他否定的答复。于盖说：约翰·弗伦奇爵士已“采纳参谋长”阿奇博尔德·默里“慎重从事的意见”，将不参加进攻，除非法国人保证守住从英军阵地到海边这段塞纳河下游的防线。这两位法国将军的车子从巴黎南下的车队旁开过，于3时到达英军司令部。穿着苏格兰短裙的岗哨挺拔地行了举枪礼；屋子里面的一些军人正在忙于打字；而他们的元帅和他的要员却连影子也找不到，看起来参谋部已被局势“搞得晕头转向了”。找了很久，总算找到了默里。他说，约翰·弗伦奇爵士出去视察部队了，何时可望回来，他说不上来。　　加利埃尼力图向这位参谋长说明他的进攻计划，并说明为什么英军的参加是“必不可少的”，可是他始终感到这位英国人“极不愿赞同我们的看法”。默里反复解说，英国远征军现时正在按照总司令的正式命令进行休整和等候援军的到来，在总司令未回来之前，他无法采取任何行动。在约翰·弗伦奇爵士依然未见出现的两个多小时内，经过一番口舌，加利埃尼好容易说服了默里将进攻计划和要求英军参加的建议扼要地记录下来；但所有这一切，“看起来他并不十分了了”。告别时，他得到了默里的许诺，元帅一回来便通知他。　　与此同时，在塞纳河上游三十五英里的布雷举行了另一个英、法两军会议，约翰·弗伦奇爵士也未出席。弗朗歇·德斯佩雷力求修好朗勒扎克留下的紧张关系，跟这位元帅约定3时在布雷举行会谈。为此，他还佩戴了维多利亚高级爵士勋章的绶带。他的汽车到达布雷时，给一名法国哨兵拦住。哨兵向他报告说，电报局里有一份电报在等他启阅。这就是霞飞询问他关于发动进攻意见的电报。弗朗歇·德斯佩雷一面盘算着这份电报，一面在街上大踏步地走来走去，越来越焦急地盼望那位英国人的到来。一刻钟后，一部罗尔斯-罗斯汽车疾驶而来，坐在司机旁的是一个“体格魁伟的苏格兰高地军人”，而从车子后座走出来的并不是那位面色红润、身材短小的元帅，却是一位“其貌不扬，但有一副机智相的个子高大的家伙”。此人就是威尔逊，陪同他来的是英军情报处长麦克多诺上校。他们在路上被耽误了，因为遇见一位巴黎妇女在路旁遇到困难，威尔逊不惜花费时间，殷勤相助，给她的汽车加了油，并给她的司机送了几张路线图。　　他们一伙走进市政厅三楼一个房间，那个苏格兰高地军人留在室外警戒。麦克多诺揭开厚厚的台布看看台底下，打开通向隔壁卧室的一扇门，张望床底下，拍拍被褥子，又打开壁橱，并用拳头敲了敲墙壁。随后，他在回答弗朗歇·德斯佩雷有关英军部署问题时，还摊开一幅作战图，图上用蓝色箭头表明他那条战线上的敌人的确切位置，他还精辟地分析了德国第一、第二两集团军的动向。给弗朗歇·德斯佩雷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你们是我们的盟军，我不对你们保密，”弗朗歇·德斯佩雷说道，随即大声宣读了霞飞的建议。对此建议，“我将立即电复我部已作好进攻准备。”他用钢铁般的目光凝视着客人说道：“我希望你们是决不会迫使我们单独作战的，你们将填补第五、第六两集团军之间的空隙，这是十分重要的。”接着，他把接到霞飞来电后短短一刻钟内脑海里酝酿的确切作战计划，提纲挈领地说了一遍。这个作战计划，是根据他个人的设想，从莫努里部队将于9月6日在马恩河北岸发动进攻出发的。威尔逊就象他那次对待福煦一样，又一次和一位精力充沛的法国将军商议，满口表示同意。两军的部署，两军各自于9月6日黎明必须到达的阵地，以及两军攻击的方向就此决定下来了。但威尔逊要弗朗歇·德斯佩雷看到这事要得到约翰·弗伦奇爵士的赞同，特别是默里的赞同，是不容易的；不过他答应尽力争取。他动身前往默伦去了，弗朗歇·德斯佩雷则把双方商定的一致意见上报给霞飞。　　在巴尔，霞飞从树荫下站了起来。他没有等弗朗歇·德斯佩雷和福煦的回电，便打定了主意。他走进作战处，要求立即草拟一道命令，“将巴黎守军设想的局部行动扩大到协约国军左翼的全面反攻。”战斗决定于9月7日开始。剧烈的讨论停止了，作战处顿时寂静无声。退却终于结束，掉转身来的时刻到来了。人人投入了草拟详细作战命令的工作。为了避免泄漏风声给敌人的危险，决定非到最后时刻，不发布命令。　　其时正6时。6时30分，霞飞进入餐室，宴请两位日本军官。席间，有人轻声低语对霞飞说：弗朗歇·德斯佩雷已说服英军参与进攻；第五集团军有重要文件送来。一日三餐，神圣不可侵犯，国际交往方面的礼节同样神圣不可侵犯，何况现时协约国正在满怀希望地进行磋商，争取日本在欧洲方面提供军事援助。霞飞不能中途离席，只好失礼地“匆匆用完”这顿饭。霞飞在看弗朗歇·德斯佩雷干脆的回电时，就象被推入水中非游不可似的。弗朗歇·德斯佩雷以并不比“要么进军，要么就倒下死掉”婉转多少的口吻定下了第五、第六两集团军和英军三方面确切的作战时间、地点和条件。战斗可于9月6日开始；英军愿“改变它的作战方向”，但要以第六集团军支援它的左翼为条件，所以第六集团军必须于某时某刻开到乌尔克河的某线，“否则英军将拒绝进军”；第五集团军将于次日继续后撤到大莫兰河南岸，并于后天进入阵地，从正面袭击克卢克部队，与此同时，英军和莫努里则进攻其翼侧。福煦部队“大力参加”对德国第二集团军的攻势，是个必要条件。　　弗朗歇·德斯佩雷最后说：“我部能于9月6日作战，不过，部队的情况并不十分良好。”这是一句不加掩饰的真话。随后，当弗朗歇·德斯佩雷告诉第三兵团阿什将军已决定于次晨开始进攻时，阿什“宛如挨了当头一棒”。　　“发疯啦！”阿什竭力反对。“全军已经精疲力尽，睡不上，吃不上——已连续行军和战斗两星期啦！我们缺少武器、弹药和装备。情况很糟。士气低落。有两名师长我不得不换掉。参谋处一文不值，毫无作用。要是我们有时间在塞纳河后方休整一下，……”　　同加利埃尼一样，德斯佩雷认为法国除此以外别无其他选择；也同加利埃尼一样，德斯佩雷直接而大胆的反应后来证明是个决定性因素，而这是他的前任未必能做到的。其他不可靠的司令也一概被清除掉了。那天，马斯·德拉特里被撤职，由德卡斯特尔诺部队的冲劲十足的德莫迪伊将军接替。至此，第五集团军已经完成了撤换司令的工作，五个兵团司令撤换了三个，十三个师长撤换了七个，并撤换了相当一部分的旅长。　　在德斯佩雷答复的“机智大胆”的鼓舞下，霞飞通知作战处改按德斯佩雷部署的地点草拟作战命令，但9月7日的进攻日期保持不变。他从福煦那里接到了同样肯定的答复。不过福煦只是简练地说了一句他“准备出击”。　　可是，亨利·威尔逊回到英军总司令部后，得到的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默里甚至没有等约翰·弗伦奇爵士回来，就发命令要英军于当晚开始再向西南方向后撤十到十五英里——“这简直叫人痛心”。威尔逊也看到默里记录的加利埃尼的作战计划，于是他立即致电巴黎，说明“元帅尚未回来”，同时也谈了英军的后撤计划。不过，威尔逊当时似乎并没有把后撤计划通知德斯佩雷，这也许是他存有说服约翰·弗伦奇爵士撤销这一计划的希望的缘故。　　约翰·弗伦奇一回来，就陷入了乱糟糟的一大堆叫人难以决断的计划和建议之中，有霞飞写于那天所有事情发生以前建议英军在塞纳河作战的来信；有加利埃尼向默里提出的建议；有威尔逊与弗朗歇·德斯佩雷达成的协议，而默里本人又在他身旁窃语不休，竭力主张后撤。在这众说纷纭之中，约翰·弗伦奇爵士茫然不知所措，孰是孰非，决断不了，因此索性避不采取任何行动。对默里已经发出的后撤命令，他听之任之；关于法国人提出的种种要求，他通知于盖说：“鉴于情况不断变化”，他要“对局势再作一番研究，才能决定行动”。　　大约也就在这个时刻，加利埃尼从默伦回到巴黎。他看到威尔逊的电报，也看到霞飞下午12时20分发来的电报。霞飞的电报重申了中午电话中所表示的意图，即莫努里应于9月7日在马恩河南岸发动进攻。这本不是什么新消息，但联系到威尔逊的电报，看来它对加利埃尼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时间在消逝，克卢克在前进，加利埃尼眼看他的时机正在消失，于是下定决心，采取强制手段。这次，他亲自挂电话给法军总司令部。霞飞起初还想回避，想让贝兰接听，但加利埃尼坚持非亲自与总司令通话不可。根据霞飞的副官当时的电话记录，加利埃尼说：“第六集团军已作好准备在马恩河北岸进攻，现在要改变既定的进军方向，在他看来已不可能，他坚持应照原定时间和地点发动进攻，不作任何改变。”　　霞飞在同他的老上司面对面的通话中，也许是又一次受到加利埃尼这样富有权威性格的人带来的精神压力，也许如他后来所说那样，由于担心加利埃尼仓卒促成的莫努里的行动会把法军的整个策略暴露在敌人面前，他不得不“违背他的心愿”，把总攻的日期提前一天。这时候，他已从福煦和德斯佩雷得到保证，他们两军已经做好战斗准备，并认为后者以其魔力已从英军那里获得了同样的保证，当然他不知道这个保证已经变卦。不管怎样，他“已如加利埃尼所愿”，批准或默认了让第六集团军从马恩河北岸发动进攻，并且同意9月6日开始全面进攻。加利埃尼立即于傍晚8时30分向已在行动的莫努里重申了他早先给他的进军令。在法军总司令部里，参谋们根据提前作战的需要，调整了进攻阵地。晚上10时，也就在毛奇签署了要德军右翼停止前进的命令后两小时，霞飞签署了第六号通令。　　通令充分意识到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机，它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指出：“利用德国第一集团军的冒进和集中左端协约国的全部兵力进攻该军的时刻已经来到。”接着，通令按照弗朗歇·德斯佩雷答复的内容，规定了第五集团军、第六集团军和英军的行动计划。参加总攻的命令也分别发给了第三、第四两集团军。　　夜尚未阑。霞飞刚签署通令，于盖送来了消息，说约翰·弗伦奇爵士拒绝批准任何联合作战计划并表示要对局势“再作一番研究”。霞飞大吃一惊。重大决策业已定下，命令已在途中，拯救法兰西的战斗在三十六小时内就将打响。而这支盟军的参战计划正如福煦所曾说过的，原来是以不牺牲英军一兵一卒为其目的的，可是它据守的阵地诚是命运作祟，正好是整个战线命运攸关的要冲，如今它又再次临阵撤退了。由于电文译成密码和拍发都需要一定时间，所以各项命令按原来的打算要于次晨才能到达各集团军。霞飞于是将第六号通令特制了一份副本，派专使送往英军司令部，这是他所能想到的说服英军的唯一办法。可是当专使于凌晨3时抵达默伦时，英国远征军的三个兵团业已遵照默里当天下午的命令，开始星夜撤军了。　　在敌人方面，也过早地于9月5日破晓就进军了。克卢克在竭尽全力向前推进，企图席卷法军翼侧。待到上午7时，他接到毛奇的无线电令，要他掉转头来对付其翼侧将遭袭击的危险时，他的部队早已在途。队伍展开长达三十多英里的四个兵团，正在向大莫兰河挺进。克卢克并未让它们停止前进。对法军在其翼侧集结的警告，他并不置信，或者是并不重视。他不相信当各路德军“正在整个前线全面乘胜前进”之际——德国人向有完全信任自己公报的习惯——敌人能有余力威胁其翼侧。他也已开始注意到法军的后撤也许并不是完全溃败的种种迹象，但正因为如此，他认为就更不该放松压力，给敌人以喘息机会，让他们能够“重整旗鼓，进行反扑”。因此，克卢克对毛奇的命令不屑一顾，率领全军继续前进，并把他的司令部前移二十五英里，驻在大、小莫兰河之间的勒贝。傍晚，德国第一集团军的各路部队开到距英国远征军和弗朗歇·德斯佩雷部队十英里到十五英里的一条战线，前哨相距不到五英里。这将是它们向前挺进的最后一天。　　那天夜晚，德军最高统帅部委派的一个全权代表来到克卢克的司令部。鉴于电讯联系困难，加上克卢克生性暴躁，毛奇特地派了他的情报处长亨奇上校从卢森堡驱车一百七十五英里，亲自前来说明发布新命令的原委，并督促贯彻执行。克卢克及其参谋人员得悉鲁普雷希特所部在法军堡垒阵线前，就象王储所部在凡尔登外围一样，已陷于僵局，“不禁大吃一惊”。亨奇上校叙述了法军调动的种种迹象，以及最高统帅部根据这些迹象作出的“敌人的强大部队”正在往西移动，威胁德军翼侧的推测。最高统帅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决定作绝非得已的后撤。因此第一集团军务须折回到马恩河北岸。为了聊表慰藉，亨奇上校说，“后撤可以从容从事，没有仓促的必要。”　　同时，留在马恩河北岸作为德军翼侧后卫的第四后备兵团发来了令人不安的证实法军行动的消息。消息说，它与一支配有重炮的至少有两个半师的敌军发生了遭遇战。这里所说的敌军当然就是正在向乌尔克河前进的莫努里部队的一部分。尽管法军的进攻已被“顺利地击退”，但第四后备兵团司令已下令一俟夜幕降临就后撤。　　克卢克屈服了。他在越过马恩河之后两天来驱军前进的路程是多余的，现在不得不原路折返。他当即草拟了命令，规定于次日，即9月6日晨，首批撤回两个兵团，其余兵团将接着撤退。在他从列日出发已经前进到巴黎一线以后，再要他后撤，在他确是个痛苦的时刻。如果他遵照统帅部的命令，始终作为比洛后方的梯队，或者甚至在那天上午7时就停止前进，他现在是可以率领全军对付敌人对他翼侧的威胁的。按照他的参谋长库尔将军的说法：“德军最高统帅部和第一集团军参谋部丝毫没有料到法国全军的一场大举进攻已迫在眉睫……没有一点儿迹象，没有从俘虏口中供出一言一语，报纸上也没有哪段消息提供过任何警告。”如果说克卢克在当时对前途还茫然无知，但有一点他是不可能不明白的，那就是在德国时间表上只剩下四天的时间，中止追击，立即撤回，决不是胜利的预兆。　　图10：马恩河战役前夕　　9月5日，对协约国来说，看来是更为暗淡的一天。那天上午，它们的代表在节节败退迄未取胜的情况下在伦敦开会，签订一项相互约束的条约，“在这场战争过程中，不得单独媾和。”　　在巴黎，莫努里问加利埃尼：“万一挫败，我们的撤退路线是……？”加利埃尼两眼不禁黯然，答道：“无路可撤。”作为万一大难临头的打算，加利埃尼给巴黎守军各区司令发布了一道密令，饬令他们上报本地区宁予破坏而不使落入敌手的一切资财，甚至象位于市中心的纳夫桥和亚历山大桥也需炸毁。他对伊尔斯肖埃将军说，万一敌人突破，留给他们的只能是“一座空城”。　　在法军总司令部里，德卡斯特尔诺发来的一份报告，似乎使人感到甚至在发动总攻以前就有遭到极大不幸的危险。德卡斯特尔诺报告说，他感到压力很大，也许要被迫撤离南锡。霞飞命令他再坚守二十四小时，以待作出决定；如果届时情况不可避免，他同意撤退到德卡斯特尔诺信中提出的第二道防线。　　为了在这次进攻中取得前所未有的数量上的优势，霞飞冒着极大的风险从第三集团军调出一个兵团，从摩泽尔河前线调出两个兵团，但这些增援部队尚未到达前线。因此，在必须将发动进攻的决定上报政府时，霞飞小心地为自己安上了万一失败时的遁辞。他电告总统和总理说：“由于加利埃尼过早地发动了进攻，我已下令停止退却，接着我也转入了进攻。”后来，在霞飞有计划地企图贬低加利埃尼在马恩河一战中的作用，甚至想把某些事实从记录中抹掉的那个时期，这份电报被白里安发现了，并出示给加利埃尼看。他说：“这‘过早’两字值千金。”　　9月5日上午，霞飞对英军意图仍捉摸不定，“极度焦虑”。他电恳米勒兰以政府名义施加影响。他说迫在眉睫的战斗“会带来决定性成果，如失败，也会为国家带来极严重的后果……我指望你能提请元帅注意这次进攻的决定性的重要意义，不要再另有盘算。倘我对那里的英军能象对那里若是法军那样发布命令，我就可立即转入进攻”。　　是日凌晨3时，亨利·威尔逊接到于盖交来的霞飞第六号通令，但于盖不准携带该令前来的德加尔贝上尉会见任何英军高级将领。在此期间，每发生一桩争执，于盖总是心怀恶意得出奇，一贯以中心人物出现。德加尔贝上尉眼看此事非由较高级的将领出面解决不可，于是立刻赶回法军总司令部。上午7时威尔逊将第六号通令交给了约翰·弗伦奇爵士，并在整个上午劝他与法军合作。再说，德加尔贝上午9时30分回到法军总司令部，什么确实消息也没有带来，只是说英国人对待进攻的态度象“温吞水”。据默伦市长告诉他说，约翰·弗伦奇爵士的行李正在运回枫丹白露。　　霞飞感到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要让英军参加战斗，就是驱车一百十五英里前往默伦也在所不计。他先用电话通知对方说他就来，随即带领一名副官和两名参谋出发了。尽管途中遇到不少路障，还要为进餐而不可避免地停车，他的开赛车的司机终于在下午2时把他送到约翰·弗伦奇爵士驻节的那个城堡。　　元帅站在桌旁等候霞飞到来，在他的两边是默里、威尔逊、于盖以及参谋部的其他一些官员，于盖“和往常一样，看起来仿佛失去了最后一个朋友似的”。霞飞走上前去，这一次他与往常不同，首先发言，说话时也不象平常那样简练扼要，而是感情激动，滔滔不绝，且不时地助以手势，“好象要把他的心掏出来，放到桌上似的”。他说，“决定性的时刻”已经到来，他的命令已经发出，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为了拯救法国，就是剩下最后一连法军也要投入战斗。“法国全体人民的生命，法国的国土，欧洲的未来”，全靠这次进攻了。“我不能相信英军在此紧急关头会推卸它的责任……对你们的不参加战斗，历史将作出严厉的审判。”　　霞飞用拳猛击了一下桌子。“元帅先生，英国的荣誉处在危急存亡之中！”　　约翰·弗伦奇爵士一直在“心情激动地专心地听着”，待听到最后一句时，顿时面红耳赤。在场的人陷入一片沉寂。这位英国元帅的泪水渐渐地涌上两眼，流下双颊。他竭力想用法语说些什么，但怎么也说不出来。“该死！我讲不清楚。告诉他，我们愿意竭尽全力。”　　霞飞以询问的眼光看着威尔逊，后者翻译说：“元帅说，‘行’。”其实这是用不着说的，约翰·弗伦奇爵士的眼泪和语气已说明问题。默里急忙插嘴说，英军此刻已撤到通令指定阵地后面十英里的地方，因此要到上午9时才能发动进攻，而不能如霞飞的要求于上午6时出动。这话反映出来的小心谨慎，在尔后的日子里是能时时感到的。霞飞耸了耸肩说：“那也没有办法。不过我得到了元帅的诺言已足够了。”接着，一齐吃了茶点。　　就在霞飞离开期间，法军总司令部按计划在进攻前迁到塞纳河畔夏蒂荣。是日傍晚，约在亨奇上校警告冯·克卢克的同时，霞飞回到了那里。他走进作战室重申了早先的决定之后，对聚集在那里的军官们说：“先生们，让我们在马恩河战斗吧。”　　他签署了准备翌晨军号一响就向部队宣读的命令。在通常情况下，尤其是在公告上使用法语的时候，需要花上一定的气力，才能使人听起来不那么炫耀。但是这一次的措词则很平淡，而且近乎陈腐，然而传达的信息却严肃坚定，毫不妥协：“现在，战斗已经打响，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人人必须牢记，已不再是往后退的时候了。必须全力进攻，击退敌人。部队如感到不能前进，则必须不惜代价坚守阵地，宁死不退。在当前形势下，决不容许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