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了，好似游泳人，跃身入清澈，　　欣然离开这已老朽、冷酷和萎靡……的世界；　　荣誉已归来……　　高尚的风格又阔步在我们的大道上，　　我们终于回到了我们的传统。　　德国人有着类似的情感。托马斯·曼写道，战争是“一种纯化，一种解放，一个巨大的希望。德国的胜利将是精神战胜数量的胜利。”他解释说：“日耳曼精神是同和平主义者的文明理想对立的，难道和平不是社会腐化的一个因素吗？”这个概念，是德国军国主义的基本理论——战争使人高尚说——的写照，跟鲁珀特·布鲁克的战争狂热几乎不分轩轾，且在当时为众多的知名人士所信奉，西奥多·罗斯福就是其中之一。到1914年，除边缘地区的几次巴尔干战争外，欧洲大陆已一代人以上的时间不以兵戎相见了。一个观察家认为，对战争持欢迎态度是由于有些“不知不觉地厌倦和平”。　　布鲁克崇尚清澈和高尚风格，而曼则注目于一个更积极的目标。他说，德国人是全世界最有教养、最守法律、最爱和平的民族，理应成为最有权势的民族，理应统治世界，理应通过“这场不论怎么说都有理由称之为德国的战争”建立一个“德意志和平”。这虽写于1917年，但他所反映的则是1914年。1914年该是德国的1789年[注：1789年，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从而揭开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译者]，该在历史上确立德意志意识的地位，使德国文化登上宝座，完成德国使命的一年。8月，在亚琛的一个咖啡馆里，一个德国科学家跟美国记者欧文·科布说：“我们德国人是欧洲最勤劳、最诚挚、最有教养的民族。俄国代表反动，英国代表自私和背信弃义，法国代表堕落，只有德国代表进步。德国文化将照耀全球，战后不会再有其他文化了。”　　同桌的一个德国商人则有更为明确的目标。应叫俄国丧尽权势，使斯拉夫人再也不能成为威胁欧洲的危险；英国应化为齑粉，应使它丧失海军和印度、埃及；法国应缴付一笔使它永远恢复不了元气的战争赔款；应迫使比利时放弃其沿海地区，因为德国需要英吉利海峡的港口；日本也应在适当时候受到惩罚。“欧洲所有的条顿民族、斯堪的纳维亚民族，连同保加利亚人”结成的联盟，“将握有从北海到黑海的绝对统治权。欧洲将有一幅新地图，德国将处于这幅地图的中心”。　　这种论调，在战前谈了多少年，没有为德国增加分毫好感。贝特曼-霍尔韦格承认，由于经常公开声言德国领导世界的权利，“我们就常常搞得天下六神不安”。这是因为，他解释说，被人说成是醉心于统治世界，其实也只不过是一种“孩子气的、不知天高地厚的感情冲动”。　　然而，世界上并未如此看待它。德国人的调子里有着刺耳之声，流露的是威胁而不是感情冲动。对于德国的刀光剑影，肖伯纳先生在1914年写道，整个世界“又头痛又厌烦”。“我们给普鲁士军国主义及其对我们的蔑视，对人类幸福和常识的蔑视，折磨得忍无可忍，我们只好群起而攻之。”　　有些人起来反抗德国军国主义，他们对问题具有明确的认识，至少他们自信是这样的；而有些人，对于他们之所以反对只有极其模糊的概念；还有一些人则是完全不知所以。赫·乔·威尔斯[注：威尔斯（HerbertGeorgeWells，1866-1946年），英国作家，早期写的科学幻想小说（如《隐身人》等）主张依靠技术力量逐步改革资本主义社会。后来发表的长篇小说（如《巴海姆先生的独裁政治》等）反映出作者对法西斯势力日益猖獗的忧虑。——译者]先生属于第一种类型。他在8月4日的报刊上宣称：敌人是德国帝国主义和德国军国主义，是“1870年产生的可怕的虚荣、自负”。德国的“铁血政策，耀武扬威的条顿式的吉卜林[注：吉卜林（JosephRudyardKipling，1865-1936年），英国作家，生于印度。他的创作描述英国殖民地生活，宣扬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鼓吹种族主义思想。——译者]主义”的胜利，将意味着“战神将永远主宰着人类的一切事务”。德国的失败“也许”能——威尔斯先生没有说“必将”——“为全世界的裁军与和平开辟道路”。一个英国后备役军人对问题就不那么清楚了。在去兵站的火车上，他对一个旅伴说：“我是去打该死的比利时人的，我现在就是到那里去的。”在通往苏瓦尼的那条路上打死第一批德国人的那个骑兵中队队长，陆军少校汤姆·布里奇斯爵士，就是第三种类型的人了，只是打仗手痒而根本不问战争目的。“对德国没有什么仇恨，”他说，“我们本来是准备打任何人的……而且本来也会同样毫不迟疑地去打法国人的。我们的格言是‘我们一定要干。干什么，不管它’。”　　法国既有老账要算，也就无须作自我辩解，何况德国人兵临城下已足以说明问题。不过，这里也有人抱有“巨大希望”。柏格森就认为虽然协约国的最后胜利需要作出“可怕的牺牲”，但是通过这些牺牲，随同“法国的复兴和扩大，将出现欧洲道德的新生。那时真正的和平降临了，法国和全人类就可以重新迈步前进，勇往直前，走向真理和正义”。　　这些并不是政治家们公开表示的观点，也不是群众的集体意见，而只是某些人的个人见解。而且这些个人见解也还没有象日后那样成为定见。对德国的民族仇恨还没有扎根。见于《笨拙》周刊8月12日一期关于战争的第一批而且是最令人难忘的漫画中，有一幅题为《禁止通行》的漫画，画的是英勇的小小的比利时，一个穿着木屐的男孩子，铁板着面孔，挡住德国侵略者的去路。德国被画成一个乐队指挥，一个胖胖的老头儿，口袋外挂着一串香肠。他看上去很滑稽，但不可恶。另一方面，在前些日子，漫画家们笔下的宠儿是王储，他们总爱把他画成一个夸大几分的花花公子，紧身背心，又高又紧的硬领，不同一般的帽子，一副傻里傻气的蠢相。但他好景不常，战争局势严重了，他被德国最出名的人物代替了。此人是最高统帅，统帅部的每份命令都要署他的名字，所以看来他象是德国一切行动的主宰——他，就是德皇。他现在也不再被画成战前那个惹是生非的黩武主义者了，而被画成一个阴森森的、魔鬼似的暴君，散发着残酷恶毒的气息，每一线条都显示了他的残忍。这种变化始于8月，从布里奇斯的那种“对德国没有仇恨”的冷静说法以后，逐步地发展到斯蒂芬·麦克纳[注：斯蒂芬·麦克纳（StephenMcKenna，1888-1967年），英国小说家。——译者]的另一种说法。后者在1921年写道：“对那些记忆犹新的人，德国人的名字叫人恶心。德国人的出现叫人愤恨。”麦克纳不是冒充英雄的超级爱国主义者，而是一位清醒的、有头脑的教师。他的回忆录是那时代的一部社会文献。他记载了当时的情绪变化，也就是这种变化终于堵塞了任何和谈的道路，把战争一直进行到全面胜利为止。而造成这种情绪变化的正是比利时受到的那种遭遇。　　比利时事态的演变是德国恐怖论的产物，克劳塞维茨曾把恐怖规定为缩短战争的正当手段。他的整个战争理论的基础是必须快打、猛打和决战。不让平民百姓感受到战争影响是不行的，一定要使他们感到战争压力，并且要以最严厉的措施，迫使他们强迫他们的领导人媾和。战争的目的既然是解除敌人的武装，“我们就必须置敌人于继续打下去要比投降更难以忍受的境地”。这个似乎言之成理之谈，完全适合德军总参谋部的杰出的人才在整个十九世纪所呕心构思的那种科学的军事理论。这在1870年法国人在色当之战以后奋起抵抗的时候，就已付诸实践。当时德国以法国人进行“自由射手”战的罪名杀害俘虏和百姓的残酷报复行为，曾使全世界在钦佩普鲁士为时六周就已取得胜利的奇迹的同时，为之震惊，为之目瞪口呆。全世界就此认识了德国人的人面兽心。虽然1870年已经证实恐怖理论及其实践所造成的后果，即：加深对立，激发抵抗，最后是延长战争；但是德国人对此仍然抱住不放。正如肖伯纳所说，他们是无视常识的民族。　　8月23日，列日贴出了由冯·比洛将军签署的告示，宣称：马斯河畔靠近那慕尔的昂当小镇，其居民以极其“阴险”的方式袭击他的部队，“经我同意，统率该部的将领已将该镇化为灰烬，并枪决了一百十人”。这就是告诉列日居民，让他们懂得如果按他们的邻居那样行事，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命运。　　昂当镇的焚毁和大屠杀——据比利时估计被害二百二十一人——是在8月20日和21日沙勒罗瓦战役期间发生的。比洛手下的司令们，既要遵守时间表，而又受到比利时人炸毁桥梁和铁路的骚扰，于是就对他们所到的村庄进行无情的报复。跟昂当镇隔河相望的塞耶，有五十名百姓被杀，许多住家遭到恣意抢劫和烧毁。塔明是在8月21日被攻陷的，当晚，战斗一结束，洗劫便开始了，抢了整整一夜和整个第二天。通常在准许抢劫任其恣意妄为的情况下，随同发生的是酗酒，约束松弛，并把士兵引导到所希望于他们的那种野性发作的地步，以遂其增加恐怖效果的意图。塔明镇沦陷第二天，约四百名公民在士兵监视下被赶到教堂前的大广场，行刑队先是有计划地向这群人开枪，枪声停后，便用刺刀把那些未死的人捅死。塔明公墓中三百八十四个墓碑上刻着：“1914年被德国人枪杀”的墓志。　　比洛的军队拿下三万二千人口的城市那慕尔后，便张贴通告，宣布：已从每条街取得十名人质，倘有人向德国人开枪，就将枪毙这些人质。人质的取得和杀害，象征收食品那样在有计划地进行。德国人越向前推进，逮捕的人质就越多。最初，冯·克卢克的部队每到一城镇，便立即贴出布告，警告居民说，市长、首席法官和地区参议员均已被扣作人质，并照例警告说，他们的命运将如何如何。不久，三个有名望的人作为人质不够了；每条街一个人，甚至每条街十个人也都不够了。经动员入伍在冯·克卢克军队任后备军官的小说家瓦尔特·布勒姆——他写的有关进军巴黎的报道是非常有价值的——告诉我们，在他的连队住宿的那些村庄里，“冯·克莱斯特少校”每夜都要“下令按户取一人质，没有男的，就要女的”。由于这种办法有其特有的致命伤，所以越是恐怖，看来也就越需要恐怖。　　每当镇上一有狙击的报告，这些人质就立即被处决。冯·克卢克部队的欧文·科布曾从窗口看到两个平民押在两排上了刺刀的德国兵中间，被带到火车站后面。一阵枪声后，两副担架抬着一动不动的人体出来了，上面盖着毯子，只有他们硬直的靴尖露在外面。科布还看到了两次同样的情况。　　维塞是德国入侵第一天在去列日的路上打第一仗的地方。它被摧毁了，但不是被刚从火线上下来的部队摧毁的，而是在战争向前推进好多时以后被占领军摧毁的。8月23日，德军一个团从列日调到维塞来了，这是对一份狙击报告作出的反应。当夜就杀人了，在荷兰边境那边五英里的埃斯登都可以听到枪声。第二天，埃斯登就被四千名难民的洪流淹没，维塞的居民，除了被枪杀的和被送到德国去为他们收割农作物的七百名男人和青年外，全部涌来了。放逐是从8月开始的，在道义上，尤其是在美国，激起了很大的反响。美国公使布兰德·惠特洛克后来在访问维塞原址时，见到的只是被烧黑了的断墙残垣，“一片废墟，可能就是当年庞贝的景象”。不见人影，不见有生命之物，不见屋顶。　　8月23日，在马斯河畔的迪南，冯·豪森将军的撒克逊士兵正在同法军作沙勒罗瓦战役的最后一战。冯·豪森亲眼看到了比利时居民阻碍修建桥梁的“不顾信义”的行为“是确实违犯国际法的”。他的部队于是开始行动，捉了“几百”名人质，男女老少都有。那天正好是礼拜天，有五十人是从教堂里抓走的。这位将军看见“这些人在掷弹兵的监视下，挤作一团，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有的躺在地上，脸上流露着恐惧和难以言状的痛苦，并显示了强烈的愤怒和为遭受的灾难激起的复仇心情”。冯·豪森是个很敏感的人，他感到他们在发泄着一股“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而他正是曾在比利时一个绅士家里给弄得很不愉快的那个将军，吃饭的时候，那个绅士就是两手捏着拳头插在口袋里拒不同他交谈。而今在迪南的人群中，他又看到一个负伤的法国士兵，头上在淌血，躺在那里快死了，一声不响，很是哀痛，可就是拒绝任何治疗。冯·豪森到此结束了他的叙述。他很敏感，没法谈迪南公民的下场。事实上，这些公民一直被困在大广场上，傍晚之后被排成两队，女人在一边，男人在她们对面分成两行，前一行的人跪着。两个行刑队开到广场中间，各向一方扫射，直到没有一个目标竖着为止。经验明埋葬的尸体计六百十二具，其中包括出生才三个星期的费利克斯·菲韦。　　接着便纵使撒克逊兵大肆骚扰、抢劫、放火。曾经保卫过这个城市的中世纪城堡，象鹰巢似地耸立在河右岸的高地上，俯视着中世纪的破坏掠夺的重演。撒克逊兵留下的迪南，一片焦土，瓦砾遍布，坑坑洼洼，灰烬满地，了无生意。冯·豪森将军对部下造成的这种惨无人烟的情景“深为感动”。但他撤出迪南这堆废墟时则确信责任在于比利时政府，是“它同意这种违背国际法的不顾信义的街道狙击战的”。　　德国人对违反国际法的关注囿于谬见。他们完全无视他们在比利时的存在所造成的违法行为，而着眼于把比利时人反抗他们的存在视为违法行为。德意志帝国国会的阿尔萨斯议员，韦特莱神父，一次曾以长期隐忍的痛苦心情感慨系之地承认说：“在拉丁语学校养成的头脑，是很难理解德国人的心理的。”　　德国人的囿于谬见有两个方面：一是认为比利时人的反抗是非法的；一是认为他们的反抗是由“上面”组织起来的，是由比利时政府或是市长、神父以及其他可列为“上面”的人物组织起来的。把这两个方面归结到一起，也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德国人的报复行为，不论程度如何，都是正当的，合法的。枪杀一名人质，或是屠杀六百十二人，或是把一个城镇夷为平地，都得一律归罪于比利时政府——这就是从迪南事件以后的豪森到卢万事件以后的德皇，每个德国人都是跟着这么说的。豪森一贯声称：责任必须“由那些煽动居民起来反抗德国人的人承担”。他还坚持说：毫无疑问，迪南和其他地区的全体居民“是由阻止德国人前进的愿望所驱使的——那又是谁下的命令？”没有“上面”命令的驱使，人民竟会去阻止入侵者，那是难以想象的。　　德国人到处看到这些命令。冯·克卢克声称，比利时政府警告其公民不要采取敌对行为的公告，实际上是“煽动平民百姓向敌人开火”。鲁登道夫谴责比利时政府“有计划地组织平民战争”。王储对法国老百姓的抵抗也用了同样的理论。他指责隆维地区“狂热”的人民用着“巴黎特地送来的”猎枪“奸诈而不顾信义地”从门窗里向他们射击。在法国农村，星期日打野兔的猎枪，就象穿的裤子那样，是件普普通通的东西。如果这位殿下的旅行也包括了解法国农村的话，那他就会知道是用不着巴黎送枪来武装自由射手的。　　德国人在谈论他们在敌人境内的经历的时候，一谈到游击战问题，就歇斯底里大发作，出言刺耳了。鲁登道夫说游击战是“可憎的”。这个时过不久其大名就成了欺诈、暴行、狡狯的别称的鲁登道夫，自称他是“带着骑士的、人道的战争观念”上阵的，可是自由射手的手法“使我本人的幻想痛遭破灭”。布勒姆上尉两周以前自己还是个平民，可是却为一种“可怕的想法”弄得终日惶惶不安，他想他可能会被一个平民一枪击中或是打死。他报道说，在一天二十八英里的精疲力尽的行军中，没有一个士兵掉队，因为他们“认为落到瓦隆人手中要比脚痛更糟糕”——脚痛是向巴黎进军的另一个极大的痛苦。　　对自由射手的害怕和恐惧，是出自德国人认为平民百姓的反抗基本上是目无法纪的想法。歌德曾说，假如在不讲正义和目无法纪两者之间可以选择的话，德国人宁愿选择前者。一个在臣民对君主的关系以服从为唯一基础的国家训导出来的人，对一个建立在其他基础上的国家是无法理解的，所以当他来到这样一个国家的时候，他会感到很不自在。只有在权威面前才感到舒服的人，是会把平民狙击手视为祸害之尤。在西方人心目中，自由射手是英雄；而在德国人，则视为威胁国家生存的异端。在苏瓦松，有一座纪念1870年唤起学生和平民起来反抗普鲁士人的三位教师的青铜和大理石的纪念碑。1914年，一个德国军官惊奇地凝视着这块纪念碑，对一个美国记者说：“你瞧，法国人就是这样，竟为自由射手树碑立传。在德国，是不允许人民干这种事的，也不能想象他们想干这样的事。”　　为了使德国士兵处于固有的精神状态，据布勒姆上尉的记载，从第一周起，德国报纸就充满了关于比利时人“反抗的残酷行为”的种种故事，“……武装的教士带领着一帮一帮抢劫掠夺的市民，无恶不作……奸诈阴险地伏击巡逻兵，哨兵的眼睛被挖了，舌头被割了。”类似的“恐怖传闻”早已传到柏林，布吕歇尔公主已在8月11日写进了日记。她向一个德国军官核实情况时，那个军官对她说，当时亚琛就有三十个德国军官被比利时妇女和儿童挖掉了眼睛，躺在医院里。　　被这种种故事激起的情绪，是很容易使德国士兵猖狂的，只要大叫一声“狙击手！”他们便会大肆抢劫掠夺，杀人放火，而军官们则毫不加管束。施行暴虐，其意图就在于不派驻占领军而能起到与占领军同样的作用。最高统帅部要从进军巴黎的部队中抽调部队担任占领军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　　8月25日，火烧卢万开始。卢万座落在列日到布鲁塞尔的公路上，以其大学和无与伦比的图书馆著称于世，是座中世纪的城市，建于1426年，那时，柏林还只是一片木棚。设在十四世纪织布工人大厅里的图书馆，藏书二十三万卷，其中有世所罕见的收藏品——七百五十份中世纪的手稿和一千多册古版书。称为“哥特式艺术珍宝”的市政厅的门墙上的一组石刻骑士、圣人、贵妇人的图案，即使在同类的雕刻中，也是丰富多彩的。圣伯多禄教堂祭坛镶板上的绘画系出自迪里克·布茨[注：迪里克·布茨（DierikBouts），荷兰古代的画家，约生于1410-1420年间，1475年死于卢万。——译者]及其他佛兰德人大师之手。卢万的火烧、抢劫，连同对平民一律枪杀持续了六天，其后就与开始时一样突然停止了。　　卢万刚被占领时，一切都很平静。商店生意兴隆。德国士兵的举止行动很象样子，买明信片，买纪念品，买什么都付钱，并且在理发店和普通顾客一起排队等着理发。第二天，情况比较紧张了，一个德国兵腿上中了一枪，据说是狙击手干的。市长赶紧再次号召市民缴出武器。他和另两名官员被捕作为人质。在火车站后面杀人成了常事。冯·克卢克的小分队沉重的脚步声日复一日地在市内不停地响着。　　8月25日，驻在安特卫普壁垒森严的防地边缘马利纳的比军，对冯·克卢克军的后卫部队进行了一次猛烈的突然袭击，把它们冲得溃不成军，退回了卢万。天黑以后，就在退却的混乱之中，一匹战马，闯过几道门跑掉了。另一匹马受惊，欲脱缰而不得，带着挽具摔倒下来，拖着的车子也翻了。枪声响了，引起了“法国人来啦！英国人来啦！”的叫喊声。后来，德国人声称是比利时平民向他们开火，又说是平民在屋顶上开枪向比军发信号。但比利时人声称是德国兵在黑暗中自己打自己。在这震惊全球的事件发生之后，特种法庭对肇事的原因进行了成年累月的调查，德国的控诉遭到比利时反诉的驳斥。究竟是谁打谁的问题始终没有定案。这反正与后来发生的事件无关，因为德国人火烧卢万，不是作为对所谓比利时人的不轨行为的惩罚，而是作为对他们所有的敌人的一种威慑和警告——一种在全世界面前显示德国威力的姿态。　　布鲁塞尔新市长冯·吕特维茨将军在第二天上午作了很多表白。在美国和西班牙的公使进行职务上的访问时，他对他们说：“卢万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我们在那里的一位将军被市长的儿子开枪射中了。居民向我们的部队开了火。”他停了一停，看了看来访的人们，最后说：“现在，我们当然也就不得不毁灭这座城市了。”惠特洛克先生后来经常听到这个或那个德国将军被市长的儿子，有时被市长的女儿开枪射中的故事；所以在他看来，比利时人肯定把市长的孩子培育成一批象中世纪在叙利亚专事暗杀的穆斯林秘密教派那样的特殊人物。　　卢万被焚的消息早已传开。被赶出来的那些吓得不知所措、哭哭啼啼的难民们，向人们诉说了德军逐条街纵火和野蛮地抢劫、不断抓人、杀人的暴行。8月27日，当时正在比利时的美国记者之星，理查德·哈丁·戴维斯，乘军用火车来到卢万。德国人把他锁在车厢里，但那时，大火已烧到车站对面的蒂勒蒙大街，所以他可以看到一排排房子上升起的“笔直不动的火柱”。德国兵喝得酩酊大醉，胡作非为。一个士兵从关着另一个记者阿诺·多施的车厢里把头伸出窗口大叫着：“三个城市夷为平地啦！三个！还会有更多的！”　　8月28日，美国公使馆的一等秘书休·吉布森在瑞典和墨西哥的同僚们的陪同下，去卢万亲自察看了情况。墙黑木焦的房屋还在燃烧，路面发热，灰烬遍地；到处躺着死马死人。一个白胡子平民老头儿就这么脸朝天地躺在太阳里。许多尸体已经发肿，显然已死了好多天。各种毁坏了的东西以及家具、瓶子和撕破了的衣服，还有一只木屐，扔在四处的灰烬里。德国第九后备兵团的士兵，有的喝醉了，有的紧张不安、愁眉苦脸、满眼血丝，在把居民从残存的屋子里赶出来，正如他们告诉吉布森那样，这样就可以彻底毁灭这座城市。他们从一幢房子跑到另一幢房子，破门而入，抢着贵重的东西，口袋里塞满了雪茄烟，然后挥舞火把。房屋主要是砖石结构，火蔓延不开来。一个主管军官在街上看得发愁，抽着雪茄烟。他恨透比利时人，反复对吉布森说：“我们一定要把它毁掉，决不会有一块砖石还砌在另一块砖石上！——你听着，一块也不会。我们要教导他们尊重德国。人们将世世代代到这里来看看我们干了些什么！”这就是德国人让人永世不忘他们的方式。　　在布鲁塞尔，由美国人设法营救出来的大学校长德贝克尔主教，叙述了图书馆被烧的情景。图书馆被烧得荡然无存，全部化为灰烬。当他要说“图书馆”三字时，已不能出声。他停了一下，想再说时，刚说到“图”字就说不下去，扑在桌上哭了。　　这一损失，成了比利时政府公开抗议的主题，美国公使馆也作了官方报道，当烈火还在熊熊燃烧的时候，就已引起整个世界的愤怒声讨。外国报刊以大量篇幅登载着难民亲眼目睹的种种事实和记者们所作的报道。除了大学和图书馆外，“所有宏伟壮丽的公共建筑”，包括市政厅以及圣伯多禄教堂及其所有绘画，据说也已全部被破坏无遗；只是到后来才发现，市政厅和教堂虽已损坏，但还屹立着。《纽约论坛报》在戴维斯的报道上面列了一条醒目的大标题：《德国人洗劫卢万；妇女、教士遭枪杀》，在《柏林证实在卢万的恐怖行为》的副标题下，刊登了德国驻美使馆散发的一份柏林广播声明，说是由于比利时平民“不顾信义”的袭击，“卢万才受到全城毁灭的惩罚”。这跟冯·吕特维茨将军的说法完全一样，表示柏林不希望世界各国误解他们在卢万的举动的性质。毁灭城市，蓄意并直认不讳地向平民发动战争，对于1914年的世界来说是骇人听闻的观念。在英国，一些社论宣称，这是“匈奴人的进军”，是“对文明的背叛”。《纪事日报》说，火烧图书馆意味着不仅是对平民的战争，“而且是对子孙万代”的战争。甚至连惯常保持沉默、小心保持中立的荷兰报纸也奋起仗义执言。鹿特丹《新闻报》说，不论肇事原因为何，但“全城被毁事实俱在”，而且是个“可怕的”事实，“全世界闻此消息定必毛骨悚然”。　　这些报道见于8月29日外国报刊之后，卢万的焚毁于8月30日告终。8月30日这天，德国外交部还发出了一份正式公报，一口咬定，“事件的全部责任在于比利时政府”，并且没有忘记那种惯常的说法：“妇女和女孩都参加了战斗，挖了我们伤兵的眼珠，使他们成为瞎子。”　　为什么德国人要这样干？全世界人们都在提这个问题。罗曼·罗兰在给他从前的朋友，德国的文豪格哈特·霍普特曼的一封公开信中责问道：“你是歌德的后代？还是匈奴帝国阿提拉王的后代？”比王阿尔贝在同法国公使的交谈中认为，德国人这样干主要是出于他们的自卑感和嫉妒心。他说：“这些人心怀妒忌，精神失常，脾气急躁。他们焚毁卢万的图书馆，只是因为它是举世无双和普遍称道的。”——换句话说，这是野蛮人对文明事物泄愤的一种表示。这个解释，部分是正确的，但是忽视了德国人《作战守则》中有关蓄意使用恐怖的规定。该守则写道：“进行战争，不能仅针对敌国的战斗人员，还必须设法摧毁敌方的全部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这对全世界永远是一种野蛮人的姿态。德国人原来意图以此恐吓世界，诱使其屈服，结果却反而使很多人深信他们有一个与之不能和解、不能妥协的敌人。　　比利时澄清了问题，对许多人来说，比利时也成了战争中“最重要的问题”。在美国，据一位当代历史学家回顾说，比利时问题是各种观点的“沉淀剂”，而火烧卢万则又是比利时问题的顶峰。在德国为那种不幸的需要所迫而不得不这样干之后，不久就要负责宣传工作的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曾感到比利时“几乎唤起了整个世界来反对德国”。他的反宣传的论点，是从军事需要和自卫出发论证德国的举动是正当的，这种论点，正如他勉强带着几分歉意所承认的那样，理由是“不够充分的”。　　卢万事件后十天，德皇在致威尔逊总统的电报中声称，对于“比利时人的野蛮罪行所造成的”比利时的灾难，“我感到痛心”。他还解释说，比利时人的反抗是由他们的政府“公开煽动”和“周密组织起来的”，这就迫使他的将军们不得不采取最强硬的措施来对付这批“嗜血成性的居民”。可是德皇采取的这个攻势，并没有为他带来什么好处。　　德国九十三名教授和其他知识界人士的《致文明世界》的声明也帮不了什么忙。声明宣扬了德国文化对文明所起的作用，并声称：“说我们违法侵犯了比利时的中立是不正确的。……说我们的军队野蛮地毁坏了卢万也是不正确的。”不管这些签名的人——哈纳克、苏德曼、洪佩尔丁克、伦琴、霍普特曼——是多么显赫，但图书馆的默不作声的灰烬则作了更响亮的回答。到8月底，协约国的人们已经相信，他们面临的敌人是个必须被打垮的敌人，面临的政权是个必须被摧毁的政权，面临的战争是一场必须要血战到底的战争。9月4日，英、法、俄三国政府签订了伦敦条约，三国承担了“在当前这场战争中不得单独媾和”的责任。　　此后，问题就僵化了。协约国越是公开声明它们的目的是要摧毁德国军国主义和霍亨索伦皇族，德国便越是公然宣称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矢志不渝的誓言。对于威尔逊总统愿意从中斡旋的提议，贝特曼-霍尔韦格复称，伦敦条约已迫使德国不得不战斗到它能忍受的限度，所以德国不会提出任何作为和谈基础的建议。而协约国也持同样立场。因此，在此情况下，双方只好继续鏖战到底。交战国双方陷入战争越深，它们付出的生命和财富越多，它们想在打出头的日子谋取补偿的决心也越坚定。　　德国所期望的胜利果实，在战争开始后三十天中，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拟就的于9月2日交给政府的一份备忘录里就已作了规定。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身为天主教中央党领导人和军事委员会的起草报告人，是首相的左右手和首相在帝国国会中最亲密的朋友。他是个机灵、能干、善于投机取巧的人物，什么观点占优势，他就是什么观点的代表。他之善于把才干和智慧同政治灵活性结合运用，在欧洲是塔莱朗[注：塔莱朗（Talleyrand-Périgord，1754-1838年），法国外交家，以权诈多变闻名。——译者]之后所未见的。据说他“没有定见，只有贪心”，既然有朝一日会使自己成为德国请求停战的使者，并为魏玛共和国第一届内阁效劳，现在他也就可以开列一张会使最极端的泛德意志主义者得意洋洋的战争目标清单。信赖他的贝特曼一直感到惊奇，不知埃茨贝格尔的所有妙想从何而来，而贝特曼本人则似乎从来没有想出个什么门道来。　　按埃茨贝格尔的妙想，德国必须利用胜利，“永远”控制欧洲大陆。和谈桌上的所有要求，必须从这个前提出发，要实现这个前提，后列三个条件——废除德国毗邻国家的中立，结束英国在世界事务中“令人难以容忍的霸权”，肢解俄国巨人——是必不可少的。埃茨贝格尔设想了一个跟后来国际联盟的委任统治制度相似的欧洲联邦。一些国家将由德国“指导”；其他国家，诸如波兰以及从苏联兼并过来的波罗的海诸国，将“永远”置于德国君权之下，它们在帝国国会中可有其议员，但没有表决权。至于比利时，把它放在哪一类为宜，埃茨贝格尔还没有拿定主意，但不论怎样，德国将保持对整个比利时的军事控制，而且还将保持对敦刻尔克直到包括布伦和加来在内的法国沿海地区的军事控制。德国还将获取它在1870年没有得到的布里埃-隆维铁矿和上阿尔萨斯的贝尔福。它还将取得法国、比利时在非洲的殖民地。不过摩洛哥，说也奇怪，竟不在其列，可能是因为那儿将消耗德国过多的力量的缘故。关于英国的殖民地，则没有提及，这使人感到埃茨贝格尔当时可能是在考虑同英国进行谈判解决问题。在赔款方面，战败国必须至少偿付十万亿马克的直接的战争费用，另加上足敷退伍军人基金、公共住房建筑、给将领和政治家们的馈赠，以及清偿德国全部国债之用的款项，从而豁免以后多年德国人民的税款。　　在8月征战胜利得意忘形的日子里拟订的这些战争目标，表明德国的抱负非常宏大，已大到以后无法降低水平去进行任何可行的妥协。协约国方面最初的战争目标，俄国外交大臣萨佐诺夫曾于8月20日在圣彼得堡与帕莱奥洛格一同吃饭秘密会晤时向他作了说明。他说：“我的方案很简单，我们一定得摧毁德国军国主义。”他们同意这次战争是一场谋求生存的战争，而且只有取得彻底胜利才能达到这个目标。作为沙皇专制政体的一个大臣未免有嫌卤莽的萨佐诺夫还同意，如果不使德皇主义死灰复燃，就必须对德国进行彻底的政治变革。波兰必须复国，比利时必须扩大，阿尔萨斯-洛林必须归还法国，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必须归还丹麦，汉诺威必须重建，波希米亚必须从奥匈帝国手中解放出来，德国所有的殖民地必须交给法国、比利时和英国。　　这些是职业政治家们刻画的地图。而在分不清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波希米亚的平民中，则在战争进行了二十天的时候，内心深处形成了一个潜在的意识：世界给“法国革命以来最大的人间事件”缠住了。虽然这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但在8月里，在这场灾难还刚开始的时候，它似乎已蕴藏着“巨大的希望”，一个以后情况会有所好转的希望，一个战争会从此结束，世界会有机会得到改造的希望。威尔斯小说里的布里特林先生，虽是个虚构的人物，但颇有代表性。这位先生认为，战争可能证明是“人类生活向前大大迈进一步。它是四十年悬而不决的罪恶局面的结束。它既是危机，也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位先生看到了“一个极大的机会。……我们能够修订世界地图，……世界是可塑的，人们想把它搞成什么样子就成什么样子。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一个时代的开端……”。第十八章大海、封锁、强大的中立国　　冒风险的念头，1914年在英国海军部里是最不得人心的。英国的舰队是英国最珍贵的财物。丘吉尔在1912年曾存心挖苦德国海军，说它是一支“奢侈品舰队”，而英国舰队，则不是如此。它是生存的必需，“生存”云云确是言之不虚的。海军打了败仗，或是甚至由于舰只的损失而失去海军优势，英国便活不下去。海军负有重任，它必须捍卫不列颠诸岛免受入侵；它必须护送英国远征军平安抵达欧洲大陆；它必须把军队从印度运回本国以充实正规军，再把本土军送去接替海外驻军；更重要的是，它必须确保海上贸易在全世界各大洋上通行无阻。　　英帝国国防委员会业已宣布，入侵英国是“办不到的”，海军部也认为入侵并不是主要危险，“贸易被迫中断，商船濒于毁灭”才是主要危险。英国有三分之二的粮食是进口的。它的生计依靠由英国货船所承运的对外贸易。英国商船在世界总吨位中占到百分之四十三，而且承运了世界海运贸易总额半数以上的商品，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承运量的总和。战前，英国老是为德国的快速商船有朝一日可以改装为袭击商船的驱逐舰而寝食不安。预计德国至少可以拿出四十艘这样的商船来协助它的巡洋舰，损害英国珍贵的海上贸易。英国舰队不得不四面八方铺开，保卫通向波斯、印度以及远东的苏伊士航线，保卫围绕非洲的好望角航线，保卫前往美国和加拿大的北大西洋航线，保卫通向西印度群岛的加勒比海航线以及到南美洲和澳大利亚的南大西洋和南太平洋航线。海洋上的交叉路口，海运航线汇集，最易遭受敌舰攻击，是需要控制的枢纽所在。　　“海上作战的全部要旨，就是要使海军所拥有的一切大小舰艇能够不受约束地到处活动。”出自费希尔之口的这句话等于是海军中的一道教皇通谕。用一句日常通用的话来说，这就等于说，海军必须同时在一切地方都占优势，或者是在任何有可能与敌舰交战的地方都占优势。英国海军负有莫大的重任，它必须竭尽全力在本国领海内集结优势力量，千方百计避免在本国领海打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人之常情都是期望用主力舰去进行一次大会战，一举而决定海上的盟主地位属于谁家，如同日俄两国的对马海峡之战那样。英国担当不起冒丧失海上优势的风险而去进行这样的一次战斗；而德国海军则不然，不惜冒险取胜。1914年的德国是张牙舞爪的德国。德皇业已公开宣布，“德国的未来是在海上”，海军同盟会的组织在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大张旗鼓地为购买战列舰募款，提出的口号是：“英国是仇敌！”“英国背信弃义！”“大战即将爆发！”“英国危险！”“英国在1911年便计划袭击我们！”德国这时已被认为是富有侵略性的，是准备好以寡敌众诉之一战的，而这种情况将会使它进行孤注一掷的冒险行为。　　敌人的意图虽尚莫明究竟，但志在必打则已令人生畏，尤其是害怕来去无踪的潜艇，它致人死命的潜在力量显得一年比一年更令人惊恐，英国海军因此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　　斯卡帕弗洛，几乎是大舰队能够航行抵达的最远一点，也算得上是英国领土上最荒凉冷落的天涯一角，是不列颠诸岛一处最边远的戍守之所，比主岛的最北端还要向北，它是奥克尼群岛中一处天生的隐蔽所，它被选中作为英国舰队的战时基地，可惜的是被选定得过晚了。斯卡帕弗洛地处北纬五十九度，与挪威隔海遥遥相望，位于北海顶端，比德国舰队出航的出发地点赫耳果兰还要朝北三百五十英里，南距英国远征军从朴次茅斯到勒阿弗尔横渡海峡的航线五百五十英里。所以这里和德国出击点的距离要比德国人和英国运输线的距离远得多，要是他们袭击的话。英国大舰队可以从这个阵地保卫本国通过北海的海运贸易航线，封锁德国经过北海的海运贸易航线，而且还可依仗它所处的地位把敌舰围困在港口之内，在敌舰离港出海的时候，还可以插入敌舰与其基地之间，迫使敌舰应战。然而这里还未准备就绪，不能进驻。　　船体每增大一次，船坞和港口也就需要加宽一次，而建造无畏战舰的计划，因自由党政府的意见不一已受到损害。费希尔的强烈爱好和丘吉尔的积极主张，不由得政府不被说服，从而通过了造舰计划，然而自由党人为了补偿他们的反战感情所遭受的这一损害，便在支付费用方面予以刁难。结果是时至1914年8月，斯卡帕弗洛的干船坞和固定的防御设施还没有造好。　　正当政府还在辩论是否参战的时候，丘吉尔已机警地作了动员，舰队于8月1日安抵那里。用这位海军大臣的话来说，宣战以后的日子，是一段“心理上极度紧张”的时期。由于满载部队的船舰启程时刻即将到来，敌人每小时都有可能袭击沿海地区以牵制英国舰队，或者进行别的军事挑衅活动，因此丘吉尔认为“一场海上大战随时可能发生”。　　海军上将约翰·杰利科爵士的心情和丘吉尔完全一样，他在8月4日乘火车北上前往斯卡帕弗洛的途中，拆开一份标有“机密”字样的电报，得悉他已被任命为大舰队的总司令。使杰利科感到心情沉重的，并不是这个他所期望已久的任命，也不是他对自己能否胜任有所顾虑。他在1872年进入海军时，年仅十二岁半，身高只有四英尺半。他早已习惯于自己的才能受到广泛的赏识。不论是在舰队的职务上还是在海军部的各种官职上，他所表现的才能都博得了费希尔勋爵一贯的、热诚的、共鸣的赞赏。费希尔勋爵看准杰利科“……在大决战来临时，将是个纳尔逊……”这个日子已经到来了，但是费希尔所看中的这位纳尔逊的接班人，从他到达的时刻起，就对斯卡帕基地毫无防御的状况感到“使我一直焦急万分”。没有岸基大炮，没有水下栅栏网，也没有固定水雷阵地，这个基地“对于潜水艇和驱逐舰的攻击毫无防御”。　　杰利科在8月5日，捕获了几艘德国拖网渔船，发现船上有几头信鸽之后，深感不安，他怀疑信鸽是给潜水艇通风报信用的。德国曾声言将不受协议规定的限制进行布雷，因此对水雷的恐惧更增加了他的忧虑。8月9日，英国的一艘轻型巡洋舰撞沉了一艘德国潜水艇U-15，他忧多于喜，赶紧命令他所有的主力舰驶出这个“已受影响的水域”。有一回，在斯卡帕弗洛港内，一名炮手突然开火，据说目标是一个在移动的潜望镜，一炮既鸣，顿时便众炮齐应，驱逐舰也如临大敌，四处搜索，他还命令舰队所辖的三个战斗中队全部驶往外海整夜守候。造成这场虚惊的，就连官方的海军史学家也承认“可能是一只海豹”。英国舰队曾经两次转移到较安全的基地，一次到苏格兰西岸的埃韦湾，一次到爱尔兰北岸的斯维利湾，而任德国人在北海自由活动（如果德国人知道这种情况的话），而后，又两次返回原地。在这期间，如果德国人真的发动海军攻势，他们是可以获得辉煌战果的。　　象一匹马听到嗖嗖蛇爬而惊恐莫名突然脱缰一样，英国海军立即着手封锁港口，在北海上巡逻警戒，日日夜夜地监视着有无敌人出没的动静。由于自己具有二十四艘无畏战舰的战斗实力，也知道德国的实力在十六到十九艘之间，英国大可依仗它扎实的优势，而且在次一级的战列舰中，英国人相信自己的实力“也显然超过德国，有八艘之多”。但是英国人还是觉得胜败尚未分晓，心情异常沉重。　　丘吉尔在8月8日警告杰利科，在运兵船只通过海峡的一周间，“德国人有着采取行动的最强烈的诱惑力”。但海面上连一艘鱼雷艇也看不见。敌人没有动静，反而使紧张气氛愈加紧张。分散活动的敌方战列舰依然在辽阔的海洋上自由出没，地中海上有“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大西洋上有“德累斯顿”号和“卡尔斯鲁厄”号，太平洋上有属冯·斯佩统率的舰队的“沙恩霍斯特”号、“格奈塞瑙”号以及“埃姆登”号，都在进行大胆的袭击，或作更大胆的逃逸。但潜伏在赫耳果兰后面的公海舰队却是毫无动静，似乎预示着还有更为凶险的图谋。　　“敌人显得出奇地静悄悄，没有动静，这可能是重大行动的前奏……说不定在本星期就要大举登陆，”这是丘吉尔在8月12日向各舰队司令发出的警告。他建议英国大舰队向南移动，以便更加靠近“决战地区”。杰利科却是远在苏格兰北端与挪威之间一片灰暗的海洋上继续巡逻，仅有一次，就是在8月16日，在英国远征军渡海处于高潮时，他的舰艇曾冒险南下到北纬五十六度以南。从8月14日到18日，运输船共进行了一百三十七船次的横渡海峡的航行。这时期，整个英国大舰队及其所属的中小舰队也都严阵以待地在海上巡逻，监视着鱼雷的白浪航迹，监听着报道德舰出海的无线电信号。　　德国海军大元帅冯·蒂尔皮茨，是德国的费希尔，德国海军之父，海军的缔造者，也是德国海军的灵魂。“名垂史册的蒂尔皮茨”，有着象海神尼普顿那样钢叉似的白胡须，年纪六十五岁，从1897年以来便一直是海军大臣，自俾斯麦以后，他是在同一个职位上连任时间最长的一人，海军是他一手缔造的，可是人家偏偏不许他知道海军的作战计划。作战计划，“海军参谋部甚至对我也保密”。7月30日，给他看了作战令，他才发现秘密：根本没有计划。德国海军，它的存在是导致这场战争的一大因素，而当战争到来之时竟未给它安排一个用武之地。　　德皇读的书，如果只限于那本放在他的游艇的床头小柜上的《黄金时代》的话，那么，世界大战可能不会发生。这本书是肯尼思·格雷厄姆所写的梦境一般的故事，讲的是处身在冷冰冰的成人世界中的英国少年。然而德皇却不拘于一家之言，他阅读了一本1890年问世的美国书，此书在它自己的领域中，就象《物种起源》或《资本论》在它们各自的领域中那样有着巨大影响。海军上将马汉，在他的《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中阐明了他的论点，即谁控制海上交通，谁就掌握他自己的命运；控制海洋就等于主宰形势。一副宏伟的远景于是立即展现在敏感的威廉面前：德国在海上必须和在陆上一样成为一个主要强国。兴建海军的计划着手进行了，德国虽然不能立刻超过英国，但是用德国人那种全力以赴的精神去干，最后是会超过的。这样德国就向英国所赖以生存的海上优势挑战了，明知这可能引起英国在战时与德国为敌，从而使用它的主要武器——封锁——来反对德国。　　只要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船队的英国能保持中立，那末身为大陆强国的德国，就可以跟欧洲大陆上可能联合起来的任何几个强国作战，而无海上运输供应中断之虞。就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没有海军的德国，将会比有海军的德国更为强大。俾斯麦早已反对进行海上冒险多树一个海上敌人，从而削弱陆上威力。可是威廉听不入耳，他被马汉所惑，被他内心的妒火所缠。他对独步海上的英国又倾慕又怀恨的妒火，在英国考斯港举行的一年一度的游艇竞赛周中达到了高峰。他把海军看作突破包围的一把利刃。他时而坚决认为他决不想与英国为敌，时而又坚决认为“一支较强大的舰队会使英国人大惊失色，从而使他们清醒过来”。那时候他们就会“屈从于不可避免的命运，我们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朋友”。他派去英国的大使们，对于这种政策的令人怀疑的逻辑性提出告诫，可是都未生效。霍尔丹的柏林之行，也没有成功，丘吉尔关于舰队就是英德关系中的阿尔萨斯-洛林的一番警告，也是徒费口舌。按一定比例建造海军的建议，或由各国共商海军裁军的建议都被拒绝了。　　向英国海上优势的挑战一旦形成，英国人的敌对情绪是完全指日可待的。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德国得付出更大的代价，它得从陆军中抽调大批人员和大量资金——这些人员和资金足够建立两个兵团。如果德国建立海军不是无的放矢，那这支海军就必须起到一定的战略作用，不是阻止敌人增援部队来打德国就是阻止封锁。正如在《1900年德国海军法案》的序言中所承认那样：“一场海军封锁战……即使仅仅延续一年，也将使德国的贸易遭到破坏，给德国带来灾难。”　　正因为德国海军在实力和效能上，在训练有素的官兵数字上，都已有所增长，正因为德国海军的技术设计人员改善了海军的射击技术、炮弹穿甲能力、光学仪器和测距仪的装置，以及军舰装甲板的抗弹性能，所以德国海军已是一笔珍贵的财富而不容轻易丧失。虽然以一艘对一艘来说，德国海军已接近于英国海军，而且在大炮的威力上超过英国，但德皇举不出历史上有过象德雷克[注：德雷克（SirFrancisDrake，约1540-1596年），英国海军军官，在对西班牙作战中取得胜利。——译者]或纳尔逊一类的海军将领，所以他决不会真正相信德国海军能击败英国海军。他不忍想象他的“心肝宝贝”（比洛是这样称呼他的战列舰的）被炮火打得粉身碎骨，血迹斑斑，或终于受到重创，失掉舰舵，沉没海底。蒂尔皮茨虽一度曾蒙德皇封以“冯”的贵族称号，但由于他的海军学说立足于海军用于作战的理论，因此开始显得是个危险人物，甚至几乎成了一个敌人，并渐渐地被摈诸核心班子之外。他那种出自他这个如狼似虎的彪形大汉之口，而又尖细得象出自孩童或太监之口从而不免使人感到意外的刺耳声音，从此便再也听不到了。尽管他仍担任行政首脑，而海军决策，却已让由海军参谋长海军元帅冯·波尔和德皇的海运内阁大臣海军元帅冯·米勒组成的一个小组，以及海军总司令海军元帅冯·英格诺尔，在德皇领导下掌握决定。波尔虽是个以作战为本的战略的支持者，但他在霍亨索伦王朝的德国却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其默默无闻可能已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甚至连集流言蜚语之大成的比洛都没有提到过他。米勒是那些作为国王顾问，而实际是朝廷装饰品的性喜男色的马屁精之流。英格诺尔是个“坚主防御战略”的军官。“我不需要总参谋长，”德皇说，“我自己能担当这个职务。”　　当包围德国的这个时刻、威胁着德皇统治的这个时刻、死了的爱德华赫然“比我这个活人还强”的这个时刻来到的时候，德皇谕示：“我命令公海舰队现时采取守势。”德国对他手中这一锐利武器采取的战略，是将它作为一支“存在的舰队”而发挥其作用。让它呆在固若金汤的筑垒阵地内，它对敌人就会成为一个经常存在的潜在危险，迫使敌人得时刻保持警戒，不使它有出击的可能，从而消耗敌人的海军资源，并使敌人的部分兵力不能从事其他活动。两支舰队，处于劣势的一方如此行事，是普遍认可的，也是马汉所赞成的。不过，马汉后来的结论是：一支“存在的舰队”的作用“被过分夸大了”，因为一支甘心雌伏、不去作战的海军，其影响力是势必日趋削弱的。　　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没有坚强的支持，那么就是德皇也不会强行实施这样一项政策的，而他两者都有。许多德国人，尤其是贝特曼和较有世界主义色彩的文官集团，一开始就不相信英国是一个真正想认真打一仗的对手。他们一直认为英国是可以被收买而单独媾和的，尤其是在法国被击败以后。埃茨贝格尔对英国殖民地采取谨慎小心避不攫取的政策，就是这种想法的部分表现。德皇的母系亲族，德国王公贵胄的英籍夫人以及古老的条顿人的血缘关系，都足以产生一种亲属感。英德两国之间有可能进行调解，因而两国之间的战争和流血伤亡，虽非不可能，据认为也是难以发生的（不知何故，在他们的思想上，对于把英国远征军和法国军队同时一举围歼的流洒鲜血，居然不当作一回事儿）。此外，德国还希望把它的舰队保持完整无损，作为迫使英国就范的讨价还价的条件。这种理论，贝特曼坚决支持，德皇也乐意接受。随着时间的推移，胜利的希望日趋暗淡，使德国舰队安然度过战争，以供和平谈判桌上讨价还价之用的愿望也就更加巩固。　　8月份，德国的主要敌人似乎不是英国而是俄国，因而德国舰队的首要任务被认为是控制波罗的海——至少那些想要延迟和英国较量的人们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说，德国舰队应防范俄国干扰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海上供应，应防范俄国可能袭击德国的海岸。他们担心对英国采取行动会削弱德国舰队对波罗的海的控制，从而让俄国登陆，导致德国在陆上战败。　　要把愿望变成政策，总是可以找到论据的。别的不谈，8月份，德国海军之所以被置之脑后，主要是由于相信陆军可以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同时普遍认为战争不会打得很久，封锁不致成为需要多加操心的问题。有“先见之明”的蒂尔皮茨，早在7月29日丘吉尔动员舰队的那天，便已请求德皇把海军控制权置于一人手中。因为他觉得“我的一只小指头要比波尔的全身都强”（这种思想情绪是他私下对他夫人透露的，而不是对德皇表示的），所以他只能建议把所提的这个职位“托付给我本人”。他的建议遭到拒绝。虽然他考虑过辞职，然而出于他行之有效的所谓德皇“不见得会接受我的辞呈”的理由，没有提出来。他和其他几位大臣一起被拉到科布伦次，不得不在统帅部的胜利气氛中忍受痛苦，当时“陆军在各方面都得到胜利而海军却一无所获。积二十年之努力，而今我的处境如此糟糕，谁也不会理解”。　　他的公海舰队计有十六艘无畏战舰，十二艘较老式的战列舰，三艘战列巡洋舰，十七艘其他巡洋舰，一百四十艘驱逐舰和二十七艘潜水艇，仍然都停泊在港内和波罗的海，同时对英国的进攻也只限于潜水艇在第一周的一次海上搜索和布置水雷。德国的商船也已撤回。7月31日，德国政府命令各轮船公司取消一切商船出航。到8月底，计有二百七十五万吨，数占德国商船总吨位一半以上的六百七十艘德国商船，躲藏在中立国港口，其余的除了那些往返于波罗的海的商船以外，都停留在国内港口。德国四十艘令人敬畏的袭击商船的快速军舰，只出动了五艘，所以英国海军部环顾四方惊讶不已之余得以在8月14日报称：“横渡大西洋的航道安全无阻。英国海运商务照常进行。”除了袭击快舰“埃姆登”号和“柯尼斯堡”号在印度洋上，以及海军上将冯·斯佩所率领的舰队在太平洋上外，其余所有德国海军和德国商船在8月底前都已从各大洋的水面上引退。　　另一场战役，英国和伟大的中立国美国之间的战役已开始了。引起1812年战争的那些老争端，那几句老话——公海上的航行自由，国旗掩护商品——以及中立国的通商权和交战国的限制权之间不可避免的那些老冲突，又都重新出现了。1914年的所有交战国，加上美、荷、意及西班牙，曾在1908年举行会议，试图制订一套有关的规章。这次会议是第二次海牙会议的继续。东道国是世界上海运业务最大和对中立国家的贸易畅通无阻最感兴趣的英国，爱德华·格雷爵士虽不是出席会议的代表，但却是这个会议的推动者和发起人。尽管海军上将马汉作为美国的首席代表精力充沛地出席了会议，但会议产生的伦敦宣言中，中立国的贸易权比起交战国的封锁权来还是占了上风。甚至连马汉这位海上的克劳塞维茨和史里芬，也奈何不得英国影响所起的温和作用。与会者全都支持中立国照常进行商务，马汉的反对意见遭到他的文官同事们的否决。　　　货物被分为三类：绝对禁运品，这包括只供军用的物品；有条件的禁运品，即既可供军用也可供民用的物品；以及非禁运品，包括食品在内。只有第一类货物在交战国宣布封锁后才可以由交战国没收；第二类货物则必须证实目的地是敌对国家方可予以没收；第三类货物则根本不能没收。但当各国代表签署宣言回国后，英国的另一种利益——制海权——抬头了。海军上将马汉的旗号又在桅杆上飘扬了。他的一些英国门徒一见到保障英国生存的海上优势遭到出卖，便发出惊恐的呼号。他们问道，如果允许中立国供应敌人需要的一切，则阻塞敌人的海上通道又有何用？他们使伦敦宣言成为轰动一时的案件，在报刊上和在议会中发动了一场反对它的运动。伦敦宣言将使英国舰队失去作用；它是德国的阴谋；贝尔福反对它。伦敦宣言虽在下院通过，但上院却一鼓作气根本没有让它付诸表决，这也许是他们在二十世纪中最有声色的一个行动。这时政府已经另有考虑，所以欣然任其夭折。伦敦宣言遂此始终未获批准。　　同时，海上力量的新的现实情况已使英国传统的近距离封锁敌国港口的政策过时。直到当时，英国海军部的打算是，在与大陆强国作战时，由驱逐舰队在巡洋舰乃至战列舰的支持下，实行近距离封锁。但是潜水艇、浮动水雷的发展，膛线炮的改进，形势逼人，势需改弦易辙，采取远距离的封锁政策。海军部在1919年的作战令中采用了这项政策，但又波澜四起，将整个问题重又投入了混乱的深渊。当一艘轮船企图通过近距离的封锁时，它所驶向的目的港是明显的，因此根本不存在目的地问题。但当轮船在远离目的地好多英里以外，譬如说在北海之端被拦截时，按照封锁条例的规定，必须有目的地是敌国或货物属于禁运品的证据证明确实后才可扣留。于是问题就象一个带有许多铁刺的浮动水雷似的，十分棘手。　　战争爆发之际，伦敦宣言仍然是各国在这个问题上意见集中的一份宣言书。美国在8月6日，即战争爆发后第二天，正式要求交战国遵循该项宣言。德奥两国渴望在敌对国家同样赞同的条件下，支持该项宣言。英国，作为协约国在海军政策上的发言人，作出了一个肯定的答复，同时声言保留对“有效地进行海战所必不可少的”某些权利。因此这个答复说是同意，实际上是不同意。英国对于禁运品迄无定策，只是凭经验觉得伦敦宣言的条款需要略加引伸。英帝国国防委员会在1911-1912年的报告中曾建议应将货物的最终目的地，而不是船舶的目的地，作为衡量有关货物是否属于有条件的禁运品的标准，因此制作马鞍的皮革、制作轮胎的橡胶、铜、棉、纺织品原料、纸张等都可以转为军用物品，不得仅仅因为它是运给中立国的收货人就可以自由通行。倘这些物品可由陆路转运到德国，则封锁云云，就不值得。该委员会于是建议继续航行的原则应予“严格执行”。　　“继续航行”是一些神秘莫测的用语之一，它在历史上时见时不见，而每次出现时又完全不同于前。“继续航行”这个概念，是十八世纪英法战争中英国人的一大发明。它的意思是说，决定的因素是货物的最终目的地，而不是先到的目的地。这个用语还没有完全断气就被伦敦宣言埋葬了，而现在却象爱伦坡的那只已被送入墓穴的猫一样，又被挖了出来，还有着惹起麻烦的能耐。陆军部接到通知说，中立国运往荷兰的粮食是准备供应在比利时的德军的。8月20日，英内阁会议颁发了一道枢密院令，宣称有条件的禁运品，今后如系运往敌国或“敌国的代理人”或其最终目的地为敌对国家，均一体视为拿获对象。至于目的地的证明，从此将不复以提货单为凭，而将依据——用了一句其伸缩性之大无与伦比的措词——“任何充分的证据”。　　这就是“继续航行”的理论，好不张牙舞爪，气势逼人。其实际效果，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塞西尔·斯普林-赖斯爵士承认，是把每样货物都视为绝对禁运品。　　枢密院令的起草人当时想都没有想到“继续航行”原则复活后会导致一系列的重大后果和执行决定时的巨大困难，如命令船舶停驶和登船检查，X光的查验货物，设立处理战利品的军事法庭和法律上的复杂事务，以及德国最终诉诸无限制的潜艇战的最终殃及美国等等。亨利八世决心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离婚时，没有想到要发生宗教改革运动。大臣们于8月20日在内阁会议桌上聚首时，所关心的是在军事上有必要制止物资源源不绝地从鹿特丹运到比利时供应德军。枢密院令是根据军方意见提出经大臣们讨论后批准的。有关这次讨论的仅有记录，是阿斯奎斯日记中的轻飘飘的一句话：“长时间的内阁会议——关于煤炭和禁运品等各种各样的零碎事项。”　　不只是首相对这类零碎事项漠不关心。当德国政府的某一高级官员，预见到战争将转为长期消耗战，因而向毛奇提出需要建立一个经济总参谋部的备忘录时，毛奇回答说：“不要用经济学来打扰我——我正忙于指挥一场战争。”　　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一道使人想起1812年战端的枢密院令，恰恰出笼在英国人把华盛顿付之一炬的一百周年纪念日。幸好这一奇怪的巧合，以及命令本身都没有引起美国公众的重视。他们这时都全神贯注于报章上的通栏大标题，有关布鲁塞尔的陷落、美国人在巴黎的困境、德皇和俄国沙皇、舰队、哥萨克骑兵、陆军元帅、齐柏林飞艇、西线和东线战事等等的报道。然而美国政府是感到震惊的。英国这道枢密院令尽管其序言部分措词温和婉转，在提出微妙的保留意见之前也申明了信守伦敦宣言的态度，但其用心却瞒不过国务院法律顾问罗伯特·蓝辛的律师眼光。于是他草拟了一份坚定而直接了当的抗议书。也就是这份抗议书引起了一场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争斗，一次次的信件往来，一篇篇的诉讼摘要，一桩桩的判案实例，一轮轮的大使会谈，一本本的文件汇集。　　8月27日这一天，伦敦的《每日记事报》认为“确实存在危险”，在禁运品和搜查权问题上，英国将卷入和美国的争执，该报知道搜查权是美国所“坚决反对的”。这个问题，爱德华·格雷爵士也曾考虑过，是需要小心处理的。一开始，总认为战争可望在短时期内结束，认为至要的问题是以最有力的方法迅速赢得胜利，所以，从时间上看，似乎没有可能会和美国发生一场严重的争端。蒙斯战役和沙勒罗瓦战役，尸横遍野，长期战争不可避免的局面就在协约国面前。在长期战争中，它们就势需依靠美国获得粮食、武器和金钱（但尚无人想到在人力上也要依靠美国），势需切断德国获得这些养料的来源。加强对敌人的封锁和保持与伟大的中立国的友谊这两者同时都成为必要的了——然而又是互不相容的。在中立国跟德国的贸易上，每加上一道限制，在公海航行自由问题上就引起美国国务院又一阵声色俱厉的咆哮。因此情况显然是令人不快的，英国最终也许不得不在两者之间权衡轻重作一选择。在眼前，出于英国人不尚极端的本性，爱德华·格雷爵士对于一桩桩事件还能审慎处理，象舵手避开暗礁一样地回避了大的原则问题，小心地不让双方的讨论发展成一场针锋相对的争端，使任何一方都不致摆出一副使自己无法下台的架势。他说，他日复一日的目的就是“在不与美国决裂的情况下，保证实施最大限度的封锁”。　　爱德华·格雷爵士碰到了一个难应付的对手，那是一个十分讲原则的人。伍德罗·威尔逊刻板而拘谨地恪守中立，他力求采取并保持中立国的传统权利。他与其说是为了这些权利本身，还不如说是因为中立国的权利乃是中立国的职责所在，而这个职责是威尔逊在一开始就狠狠抓住不放的。威尔逊上任伊始，就一股劲地致力于罢黜赶走那些在塔夫脱先生巨大影响庇护下地位牢固的“利益集团”和金元外交官们，并致力于在国内和拉丁美洲事务中争取“新自由”。他有鉴于战争会扼杀革新事业，遂决心不使美国卷入一场会挫败其计划的国外冒险。此外，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和进一步的理由。在这次战争中，他看到一个在世界舞台上可以取得伟大地位的机会。8月3日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首次发表了有关战争的谈话，他说，他想要的是这样的一种自豪感：美国“可以随时援助世界其他国家”，并说他相信美国“这样做”可以“获得不朽的崇高荣誉”。所以他在很早，甚至在炮声未响之前，便已设想好了美国要扮演的角色，也就是他自己要扮演的角色；随着事态的演变，他的控制力一次次受到冲击而有所削弱，他破釜沉舟扮演这个角色的决心于是越来越大，甚至在美国终于卷进了这场战争漩涡之后，也从未死心。　　对威尔逊来说，严守中立与孤立主义是对立的。他要美国置身于战争之外，目的是要美国在世界事务中更大地发挥作用，而不是少发挥作用。他要的是“不朽的崇高荣誉”，这既是为了他自己，也为了他的国家。他深知只有使美国在这场争端中置身事外，他才能充当公正的仲裁人，才能赢得这种荣誉。8月18日，他在一篇著名的讲话中责成他的同胞们要“保持中立，名副其实；公正不阿，言行一致”，并阐明中立的最终目的是使美国能“提出和平的忠言”和“起到公正调停者的作用”。正如他在以后一篇讲话中所说那样，他希望在欧洲冲突中，行使“道义上的仲裁”职责。他想“为人类服务”，想运用新世界的道义力量把旧世界从愚昧中拯救出来，并运用“正义和仁慈的准则”，“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人类的旗帜下”，通过调停使和平得以实现。　　及至8月底，英国海军已在实际上取得了大西洋上的控制权，它跟美国在禁运品方面的争执，不论是如何认真，如何旷日持久，又往往如何尖酸，但还一直是幕后的争执。对威尔逊来说，公海航行自由并不是压倒一切的争端，虽然在问题的争执变得特别严重的时候，他曾一度忐忑不安，认为他可能继麦迪逊[注：麦迪逊（JamesMadison，1751-1836年），美国第四任总统（1809-1817年），在他任内，对英宣战，爆发了美英战争（1812-1814年）。——译者]之后，成为第二个把国家引向战争的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但是他绝不希望把争吵推到1812年那样的结局。总之，对协约国贸易的飞跃上升，绰绰有余地抵偿了对德贸易停滞的损失，从而缓和了势必执行国家原则的逼人之势。只要美国商品有人买进，美国便在8月20日枢密院令的肇始过程中逐渐地趋于沉默了。　　自那时以后，由于公海被英国舰队所控制，美国的贸易便不得不越来越多地转向协约国。美国和中欧强国的贸易额从1914年的一亿六千九百万美元下降到1916年的一百万美元，而在同时期内美国和协约国的贸易额，则从八亿二千四百万美元上升到三十亿美元。为了满足协约国的需要，美国的厂商生产了它们所需的商品。为了使协约国能偿付美国供应的商品，还为它们安排了信贷。最后美国成为协约国的粮库、军火库和银行，并和协约国的胜利发生了直接的利害关系，使战后的经济决定论的鼓吹者们久久感到茫然。　　哪里有长期建立起来的文化关系的基础，哪里就有经济关系的发展；哪里有天然的利益，哪里就有经济的利益。美国对英法两国的贸易一直大于对德奥两国的贸易，封锁的作用只是扩大了原有条件而不是制造了一个人为的条件。贸易不仅随着国旗走，而且还随着人心所向走。　　“一个政府能恪守中立，”美国驻伦敦大使沃尔特·海因斯·佩奇说：“但人却不能恪守中立。”他是一个全心全意拥护协约国的人，在他看来中立的概念是可鄙的，他充满感情地向威尔逊谈了，也充满感情地向威尔逊写去了生动而富有说服力的信。虽然佩奇完全站在协约国一边的直率讲话，使威尔逊产生反感，乃至抛弃这位最早支持他的人，但是就在威尔逊本人的思想深处，也不能象他要求别人那样恪守中立。格雷于8月6日致函威尔逊，吊唁威尔逊夫人的逝世。威尔逊对格雷是钦佩的，并因格雷自己也已丧偶而对他尤感亲切，所以在复函中写道：“希望你把我看作你的朋友。我觉得共同的原则和目的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了。”而在德国政府中，威尔逊不会对任何一个人这样说的。　　威尔逊的文化根源和他的政治哲学，跟美国生活中大多数有影响的人士一样，可以追溯到英国的经验和法国的革命。但他出于做世界和平缔造者的雄心壮志，总是力图抑制这些。威尔逊奋斗了三年，使用了一切他所能使用的说服手段，促使交战国通过谈判取得和平，一个“没有胜利的和平”。威尔逊的努力有赖于他的严守中立，而这种中立态度是得到强有力的爱尔兰人思潮或所谓反乔治第三的思潮的支持的，也得到上至哈佛大学的胡戈·明斯特尔贝格[注：胡戈·明斯特尔贝格（HugoMünsterberg，1863-1916年），德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1892年，他应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的邀请来到美国，从此终身任该大学实验心理学教授和心理学实验室主任。在美国，他可能是德国政策的最明显的支持者，因此遭到协约国及其朋友们的猛烈谴责；另一方面，对亲德分子来说，他几乎成了一尊偶像。——译者]教授，下至米尔沃基城的酒吧间等大叫大嚷的亲德团体的支持的。如果不是出于一个连威尔逊也为之无可奈何的因素，中立本来是可以成功的。这个因素，决定着美国人的思想感情，是协约国最大的本钱——但它不是英国的舰队，而是德国的愚蠢。　　8月4日战争爆发时，这位美国总统在给朋友的信中，对于远隔重洋的冲突只表示了“全然谴责”，而根本不想在交战国之间区分是非。8月30日，战争在比利时进行一个月之后，豪斯上校写下这样一段记载：总统“对卢万的毁灭心情沉重……他对德国在这次战争中的所作所为的谴责甚至较我为甚，他竟允许他的反感广及全体德国人民，而不仅限于德国领导人。……他表示了他的看法，他认为如果德国获胜，那就会改变我们的文化进程，使美国成为一个军人国家”。几天以后，斯普林-赖斯报道说，威尔逊曾向他“神情非常严肃地”指出：“如果德国的事业在目前的斗争中获得成功，美国就势必要放弃它现在的理想而尽其全力于防务，这将意味着美国现行政体的结束。”　　威尔逊总统虽持有这些观点，然而他还是坚持到最后，直到中立政策犹如一艘在熊熊烈焰中燃烧的战舰，而他便是站在一片火海的甲板上的那个卡扎比昂卡[注：卡扎比昂卡（LouisdeCasabianca，1762-1798年），是法舰“东方”号的舰长。在阿布基尔对英一战中，舰只受到致命伤，他先安排水手等全部下船脱险，自己留在舰上将舰炸沉。他的年仅十岁的儿子拒绝离舰，随父一并殉国。——译者]。但这是在法律基础上的中立，而不是感觉上的中立。他决不会把协约国胜利的前景视为对美国立国原则的威胁，而德国胜利的前景，特别是比利时的遭遇澄清了这个问题后，就不可能有别的看法了。威尔逊比任何一个美国人都更感到中立政策关系至大，如果连他都因德国的行为而离开中立政策，那普通的美国人就更不用说了。美国人因火烧卢万所激起的情绪抑制了英国那套封锁办法所引起的愤懑。英国对禁运品每搜查一次，没收一次，或在禁运物品表上增添一个项目，都会激起美国一阵新的愤怒，而德国的一次恐怖行动便轻而易举地把注意力转移开了。正当蓝辛对枢密院令的强烈指责即将酿成一场大论战的当儿，德国的齐伯林飞艇于8月25日轰炸了安特卫普居民区，杀伤了平民，王宫也险遭命中，比利时王后及其子女刚好迁到那里。结果蓝辛发觉他正在构思的是一篇反对“为害人类的这种暴行”的抗议，而不是一篇反对“继续航行”的抗议了。　　在一个痛感前景不妙的时刻，据威尔逊的姻亲阿克森博士回忆，约在8月12日威尔逊夫人的葬礼举行后不久的一天，威尔逊曾向他吐露，“我担心在公海上会发生什么事情，会使我们无法置身于战争之外”。然而成为决定因素的并不是公海上发生的事情，而是公海上没有发生事情。福尔摩斯要警官格雷戈里注意“狗在夜间发生的怪事”，不知所以的警官答道：“狗在夜间没有干什么。”　　福尔摩斯说，“那就是怪事。”　　德国海军就是夜间的那只狗。它没有作战，被“存在舰队”的理论和德国会在陆上早日胜利的信念锁住而没有让它去冒险执行海军的职责——保持本国海上贸易航路的畅通。虽然德国的工业依靠进口原料，德国的农业依靠进口饲料，而德国海军并不企图保护这些供应的源源而来。8月份仅有的一次海战也是出于无心，其作用也只不过证实了德皇不愿让他的“宠儿”去冒险。　　这是8月28日在赫耳果兰湾的战役。英吉利海峡舰队的潜水艇和驱逐舰队，在战列巡洋舰的支持下，驶入了赫耳果兰湾德国海军的基地，其用意是想通过突然袭击来转移德国人对英国海军陆战队在奥斯坦德登陆的注意力。德国猝不及防，只下令出动几艘轻巡洋舰应战，也没有较重型的战舰支援。这几艘轻巡洋舰，用蒂尔皮茨的话说，“以初次上阵时的全部热忱”，在一片迷雾和混乱中猛冲猛杀。在持续了一整天难解难分、东奔西逐、各自为战的一连串的战斗中，英国舰队陷入了分不清敌我的混战，只是叨天之幸才从丘吉尔委婉其辞称之为“难堪的困境”中摆脱出来。德国人未能下令出动整个舰队应战，所以在战舰的数量和火力上都是以寡敌众。这天是英国人占了便宜。德国三艘轻巡洋舰，“科隆”号，“美因茨”号和“阿里亚德纳”号以及一艘驱逐舰被打得粉身碎骨，沉入海底，另有三艘受到重创，一千余名人员，包括一名海军上将和一名海军准将，在炮火下丧命或落水溺毙，另有二百余人，包括海军大元帅的儿子沃尔夫·蒂尔皮茨，被从海上救起后成为俘虏。英国战舰无损失，伤亡约七十五人。　　如此巨创，使德皇丧胆，死心塌地不敢再跟英国较量了，于是下令不得再冒险行事，“务使军舰免遭损失”，德国北海舰队司令的主动权也就此进一步受到限制，事先如无德皇陛下批准，不得进行重大调动。　　此后，当英国海军在德国周围筑起封锁围墙时，德国海军只是消极看着。竭力想摆脱束缚他手脚的锁链的不幸的蒂尔皮茨，在9月中旬写道：“我们可以取胜的最好战机是在宣战后的头两、三个星期。”他预料“随着时间的消逝，我们胜利的机会将是更少而不是更多”。那是英国舰队“发挥了‘存在的舰队’的全部作用：对中立国在日益增加非同一般的压力，完全摧毁了德国的海运贸易，实行了最彻底的封锁”。　　德国海军最后在不得不同它所听任形成的局面较量的时候，采取了水下活动的政策，在迟迟方作突破封锁的努力中使用了潜艇。在水面舰艇见缺的情况下大量出现的潜艇，终于在公海上造成了威尔逊在8月份战争头几天所曾瞥见的可怕情景。第十九章撤退　　边境战役之后，德军右翼和中路的五个集团军象一把挥舞着的镰刀，从比利时割到法国。这支德国侵略军，拥有百万人马，先头部队一路上杀人放火，于8月24日进入法境。至于洛林战线，并没有被突破，德军左翼由鲁普雷希特亲王率领的两个集团军在那里继续与顽强抵抗的德卡斯特尔诺和迪巴伊的军队进行着旷日持久的战斗。　　德军的右翼沿着法国北部那些漫长的白色公路，左右杀开了一条七十五英里宽的地带，在浩浩荡荡地向巴黎进军；走在最右面的是克卢克集团军，它企图包围协约国的战线。霞飞的当务之急是使所部停止退却，同时，把力量转移到左翼，使那里具有足够的兵力可以制止敌军的包抄活动，并“能重新展开攻势”，而后者是法军总司令部惨遭失败之后的主导思想。边境战役溃败，霞飞既没有拿出时间来研究法军所受的官方所谓的这个“挫折”，也没有根据可能出现的情况重新考虑作战方略，而竟在败北后不出二十四小时于8月25日颁布了一道新通令，即这次战争中的第二号通令。通令提出要在德军右翼进军的路上新建一个第六集团军，兵员将从未被突破的洛林战线调集，用火车运往英军左方的亚眠，在那里同英国远征军和法军第四、第五两集团军组成一支日后重新展开攻势的大军；在组织第六集团军的同时，正在退却之中的三支法国集团军应尽力设法保持一条连续的战线，由后卫部队进行“短促而猛烈的反击，阻挡或者至少阻滞敌人前进”。正如第二号通令所述，霞飞希望第六集团军在9月2日——色当纪念日——之前进入阵地，并做好参加重新展开攻势的准备。　　9月2日，也是正在迫近的德军所瞩目的一天。德军希望届时能完成史里芬计划的目标：在巴黎前面一举围歼法军主力。在未来的十二天里，德法双方心中都有着又一个色当战役的念头和影子。这十二天是世界历史摇摆于两种进程之间的十二天，是德军胜利在望，可以在埃纳河与马恩河之间染指胜利果实的十二天。　　在这些日子里，法军各团耳际响彻的是“边退边战，边退边战”的三令五申。它们必须挡住敌人的追击，争取时间，以便重整队伍，重建一条坚强的战线。这给战斗带来了进攻战中从未见有的紧迫感。这需要后卫战，尽管这样的后卫战几乎是飞蛾扑火，而德国军队之不能让法军赢得时间重新组织力量，也有同样的紧迫感。　　在撤退中，这些法军打出了水平，并采用了在危难中吃一堑长一智得来的应急技能，而这在比利时的最初几场战役中是少见的。它们不再是在外国土地上神秘的丛林中进行范围广大而目的模糊的进攻战了。它们已经回到本国国土在为保卫祖国而战；它们经过的是它们所熟悉的土地，见到的是它们本国居民，那些田野、谷仓，那些村庄小道，无一不是它们自己的。它们现在的战斗同第一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保卫摩泽尔河和大库隆的战斗是一样的。它们在进攻中虽告失败，但它们还没有溃不成军；它们的战线虽被突破，但还没有崩溃。左翼，在德军主力前进的路上，从沙勒罗瓦和桑布尔河的惨败中脱逃出来的第五集团军，在撤退中还在努力将溃败的兵力重新聚集起来。在中路，第三、第四集团军背马斯河为阵，仍在色当到凡尔登一线上殊死作战，抗击德军中路的两支军队，使敌人的围歼不能得逞，并象王储怏然承认的那样，“恢复了它们的行动自由”。尽管德军人多势众，后卫战终难阻止它们的挺进，但法军虽退犹战，虽节节败退，但能守则守，能拖则拖。　　朗格尔将军的第四集团军的一营狙击兵渡过马斯河后，奉命于黄昏时分坚守某地一座未经炸毁的桥梁。他们度过了“痛苦而又恐惧”的一夜，眼看着对岸冯·豪森军的撒克逊士兵“就在我们眼皮底下杀人放火。到了早晨，村上火焰四起。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在街上奔跑，敌兵在后面追击，还不时听到枪声……远处，可以看到川流不息的骑兵，好象在寻找我们的阵地；在平原的更远处，出现了黑压压的人群在前进”。这些人渐渐迫近了；不一会，顺着蜿蜒的大道，一营德国步兵排成五路纵队“昂首阔步地朝着我们开来。大道的那头，直到目力所及之处，只见密密麻麻的部队——有骑着马的军官作前导的步兵纵队，有炮车队，有运输队，有骑兵队——将近一个师的人马在秩序井然地前来”。　　“瞄准！”狙击兵队伍在低声地向后传递命令。士兵各就各位，鸦雀无声。“齐射，先瞄准步兵，各自选定目标！”连长随即指定了射程。“开火！”一声令下，沿河一片枪声。德军队伍顿时惊惶失措，晕头转向，乱作一团；士兵四逃，战马挣扎着，带着挽具跃起前腿，车子翻倒了，路上尸横遍地，数以百计。到8时45分，法军弹药消耗殆尽。突然间，从左后方射来一阵步枪子弹。原来敌人已经包围了它们的翼侧。“对准后方，上刺刀。”就在刺刀的冲杀下，德军败退，法军夺路而出。　　在法军后撤中，后卫部队打了几百次这样的战斗，目的是在各集团军之间保持一条连续的战线和退到一道可以重新展开攻势的战线。老百姓跟着士兵一起走着，汇入南下的人流中；他们中间有步行的，也有乘坐车辆的；从阖家乘坐六匹马拉的货车到老年人乘坐的手推小车乃至婴儿乘坐的童车，各式俱全。条条路上给挤得水泄不通，更增加了混乱。参谋人员的汽车无法通行，军官们不时咒骂，信息传递不了。挤在行军队伍中的商用卡车和市内公共汽车在缓慢地开着。这些车辆是征用来的，常见的那些商业标志上面已漆上了军队标号，车上载着满身血污、寂然无声的伤员。他们中弹受伤，四肢残缺，两眼充满痛楚和对死神来临的恐惧。　　每后撤一步，都充满着进一步将法国国土拱手送给敌人的莫大痛苦。在有些地方，法国士兵走过自己的家门，他们明白，再过一天，德国人就要闯进去了。“我们是8月27日离开布洛姆贝的，”第五集团军的一个骑兵队长写道，“十分钟后，那地方就被德国枪骑兵占领了。”那些身经苦战的部队，步伐零乱，无心唱歌，默默地走着。士兵们形容憔悴，既渴又饿，有的心怀怨恨；他们或喃喃不已，埋怨军官，或窃窃私议，谈着卖国贼的行径。朗勒扎克的第十兵团在桑布尔河折损五千人之众，军中传说，法军的各个阵地都被出卖给了德军炮兵弹着观察员。“士兵们吃力地走着，神色显得疲惫不堪，”朗勒扎克部队的一个步兵上尉写道，“他们在一场猛烈的后卫战之后，已走完了两天的行程，六十二公里。”但他们在那天晚上睡了一觉之后，到第二天早上，又“成了新人。几小时的睡眠竟使他们的精力恢复过来，这真使人惊奇”。他们责问为什么要撤退，上尉以“冷静而信心十足的语气”作了一番严肃的讲话，告诉他们还要继续战斗，“并且要让德国人知道我们的厉害”。　　那些骑兵，原来是靴子明亮照人，军服光彩夺目，而今则是泥泞满身，血污斑斑，在马鞍上摇摇晃晃，疲倦得头昏目眩。“士兵们困乏得头也抬不起来，”第九骑兵师的一个轻骑兵军官写道，“走向何处，他们似解非解，心中无数，他们茫茫然如在梦中。每当部队停下，饥饿虚弱已极的马匹甚至不等卸鞍就奔向草堆，贪婪地吞嚼起来。我们也不再睡觉了；黑夜行军，白天杀敌。”他们知道德国人已在他们背后渡过马斯河，并在步步前进和放火焚烧沿途的村庄。“罗克鲁瓦是一片火海，附近烧着的谷仓又点燃了左近的森林。”黎明时，敌人大炮又开始轰鸣；“德国人以实弹向日出鸣了礼炮”。在连续不断的隆隆炮声和炮弹爆炸声中，法国人听到他们自己的七五毫米重炮雄壮的呼啸。他们坚守着阵地，等待炮战结束。一个通信员骑马送来司令部的命令：撤退。他们又开拔了。“我凝视着绿色的田野和在放牧的羊群，心潮澎湃，不禁沉思：‘我们正在放弃的是多么巨大的财富啊！’我军士兵已振作起来。他们发现了步兵挖掘的一个壕沟系统，大家怀着极大的好奇心仔细地揣摩着，好象这些壕沟是供游客们欣赏的名胜。”　　8月25日，符腾堡公爵部下的德军进入色当，炮击巴泽耶，1870年著名的弹尽援绝的一仗就是在这儿打的。法军朗格尔的第四集团军进行了反击，不让德军渡过马斯河。“一场激烈的炮战打响了，”德国第八后备兵团的一个军官写道，“这是一场可怕的大搏斗，打得地动山摇。所有年老的本土胡子兵都嚎叫着。”后来，他又参加了“在陡如屋脊、满是树木的斜坡上的一场可怕的战斗，还进行了四次刺刀冲杀。我们不得不跳过一堆堆我方战士的尸体。我们向色当败退了，伤亡惨重，并丢失了三面旗帜。”　　那天晚上，法军炸毁了附近地区所有的铁路桥梁。要拖延敌人就必须炸毁铁路桥梁，但一想到来日自己回过头来反攻时，也许需要这些桥梁铁路，又不免感到棘手，不能兼顾，往往要挨到最后一刻才破坏；因此有时不免失之过晚。　　但当时面临的最大困难还是各个部队的调度问题，因为自兵团而下直到各团都各有自己的补给车队、骑兵和炮兵的辅助队以及各自行驶的道路和交通线。一个军需官就曾埋怨说：“步兵不仅不给运输车辆让路，而且还停在十字路口裹足不前。”当各队败退时，它们得按自己的番号把人员重新聚集起来编组，汇报伤亡情况，并领收从后方后备役兵站派来的补充官兵。单单为吕夫的第四集团军一个兵团，就派了八千名后备役兵员，为它逐连进行了补充，这个数字等于它全部兵力的四分之一。热衷于冲动主义的军官们，将级以下的伤亡很严重。根据第三集团军参谋塔南上校的看法，溃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将领们不愿在后方应有的岗位上指挥战斗，而是跑到前线带头冲锋陷阵，结果，“他们只起了班长的作用，而未尽其指挥官的职责”。　　不过，现在他们从惨痛的经验中得到教训，改进了战术。他们开始挖掘战壕了。有一个团的士兵，只穿着衬衫，整天在烈日底下铲土，把壕沟挖得深深的，足可以站在里面射击。另一个团则奉命进入战壕，组织防守一块树林地带。一夜过去，平静无事，第二天清晨4时，继续行军，“没有打就走了，简直叫人难受……因为这时候，我们对节节后退已经满腔怒火”。　　为了尽量少丢失土地，霞飞想在尽可能靠近突破点的地方立足下来抵住敌人。他在第二号通令中规定的战线是在索姆河畔，在蒙斯运河和桑布尔河下游约五十英里的地方。普恩加来怀疑霞飞的乐观主义中是不是隐藏着自欺欺人的想法；当然，也有一些人倾向于把战线向后再退一些，好有时间巩固防线。自从大败之日起，巴黎的人们就认为巴黎将是前线，但霞飞的思想却还没有转到首都上来，而国内也没有一个人对霞飞提出异议。　　政府中一片混乱。部长们，据普恩加来的说法是“惊恐万状”，议员们，据梅西米说法，也是“惊慌失措，脸色吓得铁青”。他们与前线失却直接联系，又缺乏亲眼目睹的真情实况，战略措施更一无所知，所以只有依靠总司令部“寥寥数语、高深莫测”的公报以及谣传、推测和相互矛盾的报道，在无权过问战时军事指挥问题的情况下，对国家和人民负责。不过，从霞飞精心琢磨的报告的字里行间，普恩加来还是可以捉摸出真实情况的明显轮廓，看出是“一份招认入侵、失败和丢失阿尔萨斯的三重奏”。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将事实真相公诸于全国人民，让他们对即将面临的“严峻考验”有所准备。可是，他没有意识到更为急迫的是必须为巴黎被围做好准备。　　那天一早，身为陆军部长的梅西米知道了首都处于毫无防备的情况。早晨6时，工兵部队的伊尔斯肖埃将军前来看他，伊尔斯肖埃将军负责防御工程并兼任巴黎军事长官米歇尔将军的参谋长。霞飞的电报虽是几小时之后才到的，但是伊尔斯肖埃将军已经私下得到在沙勒罗瓦惨败的消息，他的注意力已经从边境一步跨到首都。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梅西米，周围的防御工事还没有做好，还不能使用。虽然经过细致的研究并注意到一切必须注意之处，可是“防御工事还是一纸具文，从未动工”。防御工事交付使用的日期原订为8月25日，但由于对攻势满怀信心，因而推迟到9月15日。扫除火力障碍，挖掘战壕，得砍伐树木和拆除房屋，为了不愿损坏财产，所以对这些重要措施从未下达过明确的命令。火炮掩体和步兵哨所的构筑，铁丝网的安置，以及建筑胸墙所需木料和军火贮藏隐蔽所的建造准备工作，甚至连一半都还没有完成。至于城市粮食等必需品的供应工作，则几乎尚未着手进行。身为军事长官并负责防御工作的米歇尔将军，也许由于1911年他的防御计划未被采纳，心灰意懒，一蹶不振，因而缺乏热忱，工作毫无成效。在他掌权期间，正值大战爆发，他的工作很快就陷入了混乱和犹疑不决的状态。梅西米在1911年对米歇尔就评价不高，而今则更是如此，所以在8月13日找来伊尔斯肖埃将军，令他抓紧耽误下来的防御工事，并责成他在三星期内完成。伊尔斯肖埃将军当场表示办不到。　　“废话空话已成了家常便饭，”伊尔斯肖埃将军说，“每天上午，我得浪费三个钟头在毫无结果的汇报和讨论上。每决定一个问题都得付诸公断，我虽说是军事长官的参谋长，但简直和旅长一样，不能向负责各战区的师长发布命令。”　　梅西米象往常一样，马上召见加利埃尼；两人正在商议时，霞飞的电报来了。电报的第一句就是把战事失利的责任归咎于“我军在战场上没有表现出期望于它的进攻素质”，梅西米一看之下，顿时沮丧万分；而加利埃尼则希望能得到具体的事实，地名，和战场究竟距巴黎多远。　　“一句话，”加利埃尼不动声色地说，“你可以看到，不出十二天，德军就会兵临巴黎城下，巴黎有抵抗围攻的准备吗？”　　梅西米不得不承认没有；他随即请加利埃尼过一会儿再来，他想在这时间内征得政府同意任命加利埃尼取代米歇尔任军事长官。也就在这时，他从另一个来访者，即总司令部驻陆军部代表埃贝内将军那里得到原来派定保卫巴黎的第六十一和第六十二两个后备师将被调走的消息，这下他可“茫然不知所措”。霞飞已令这两个师北上增援三个本土师；这三个师是地处英军和海峡之间唯一的法军；而这时，克卢克的右翼正在向海边席卷而来。梅西米大发雷霆，坚决表示巴黎属于后方地区而不是作战地区；第六十一师和第六十二师属他而不属霞飞指挥，没有他本人和总理或共和国总统的同意，不能任意调离巴黎卫戍区。但埃贝内答称命令已经“执行”，接着又很尴尬地补充了一句，说他本人就将北上统率这两个师。　　梅西米立即赶往爱丽舍宫去见普恩加来。普恩加来听了这消息也“暴跳如雷”，但同样束手无策。他问梅西米还留下些什么部队，梅西米只好回答说，有一个骑兵后备师、三个本土师，现役部队除了军区兵站的一些干部外，一支也没有。在他们两人看来，法国政府和首都已没有任何守卫手段，并且也无法调动任何兵力。只有一条路可走——去找加利埃尼。　　加利埃尼现在是再次被要求出来取代米歇尔了；在1911年，取代米歇尔当时职务的原本是他，而不是霞飞。加利埃尼二十一岁那年，在他从圣西尔士官学校出来后不久，曾以少尉军阶参加过色当战役。被俘后，在德国待了一些时候，他的德语就是在那里学的。加利埃尼继而选定到殖民地去继续从事军事生涯，因为法国正在那里“培植军人”。尽管参谋学院派认为在殖民地服役只不过是一种“旅游”，可是，加利埃尼征服马达加斯加岛的名声，使他象在摩洛哥的利奥泰一样，得到最高军阶。他用德、英和意大利文写了一本札记《我童年生活的回忆》。他好学不倦；不管是俄语，是重炮发展史，或是关于殖民主义国家的施政比较，他都学习。他戴着夹鼻眼镜，留着浓浓的灰色须髭；这跟他文雅而高傲果断的形象似乎不太相称。他的举止活象一个阅兵行进中的军官。他那高瘦的个子，冷漠、不可捉摸而带有几分严肃的神态，使他跟当时的军官完全没有相似之处。普恩加来形容加利埃尼给他的印象是：“瘦长、挺拔、昂首，戴着眼镜而两眼仍显得犀利有光；他在我们眼里是个权威人士中的仪表堂堂的典范。”　　他在六十五岁那年患了前列腺炎；经过两次手术，据说不出两年就要一命呜呼。就在上一个月，他因老妻过世，悲恸万分，又因早在三年前就已辞去他在法军中的最高职位，个人抱负已经置之度外，自忖行将就木，所以对军中的政治活动，对政客们的勾心斗角，感到厌烦，忍受不了。在战前几个月，在他4月份退休之前，军队中各个派系的明争暗斗，在他周围形成一股漩涡。有的要提名他为陆军部长或是指派他代替霞飞担任总司令；有的则要削减他的养老金或调走他的朋友。他的日记中充满了对生活，对“卑鄙的政治行为”，对“野心勃勃的小集团”，对军中一片松懈状态的厌恶以及对霞飞并不十分钦佩的心情。“今天我在树林里骑马经过他身旁，他象往日一样在步行……他是多么肥胖而又笨重！看来三年也难挨过。”现在是法国1870年以来最艰难的时刻，要他出来接这副烂摊子，手无一个集团军的兵力去保卫巴黎。他认为为了精神上的影响，为了铁路运输、供应和工业生产，坚守巴黎是必要的。他很清楚，巴黎不同于要塞，可以从内部进行防御，而必须用一支军队作战于环形防线之外；但这支军队得来自霞飞属下，而霞飞则另有打算。　　“他们并不想保卫巴黎，”加利埃尼在正式请他出任军事长官的那晚对梅西米说，“在我们的战略家眼里，巴黎不过是个地理名称——同其他任何城市并无不同。你叫我拿什么来保卫法国的心脏和神经中枢所在的这个大地方？就这么几个本土师和一师从非洲来的精锐部队。那仅不过是沧海一粟。倘要巴黎不遭受列日和那慕尔的命运，就得控制住周围一百公里的地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一个集团军的兵力。给我一支有三个现役兵团的集团军，我就答应担任巴黎军事长官；这个条件是正式的，是毫不含糊的。具备了这样的条件，你就可以相信我能守住巴黎。”　　梅西米一再向他道谢，“连连跟我握手，甚至还吻了我”，这使加利埃尼深信，“从这种热忱感激的表示，我将接手的工作肯定不是一个值得羡慕的差使”。　　梅西米连怎样能从霞飞手中抽调一个现役兵团也心中无数，更不用说抽调三个兵团了。他唯一可以动用的现役部队就是加利埃尼所提及的那个非洲师。这支来自阿尔及尔的第四十五步兵师，不是按照正式动员令建成的，而是由陆军部直接建立的，它刚在南方登陆。总司令部曾一再打电话来要这个师，可是，梅西米决定不惜任何代价把这个“新到的、赫赫有名”的师抓在手里。他还需要五个师。但是，为满足加利埃尼的条件而强求霞飞调来五个师，那就意味着政府将和总司令之间在权限上发生直接冲突。梅西米感到焦虑。在那庄严而难忘的动员日，他曾暗自发誓，“决不重蹈1870年陆军部的覆辙”。那时的陆军部奉皇后欧仁妮命令曾插手派麦克马洪将军向色当进军。梅西米过去曾经和普恩加来仔细研究过划定战时权限的1913年法令；而后他十分热情地主动告诉霞飞他对法令的理解是战时的政治指导工作交由政府负责，军事指挥交由总司令负责，这是总司令“绝对和全面负责的范围”。而且，这一法令，在他看来，还授与总司令在整个国家享有“广泛的权力”；在军区，不论在民政还是军事方面，都享有“绝对”权力。最后他说，“你是东家，我们是为你办伙食跑腿的。”霞飞一点也没有感到惊奇，“未作任何商讨”就表示同意了。普恩加来和维维亚尼的新内阁也二话没说地表示了同意。　　而今，梅西米将从哪里找到自己已断然放弃了的权限呢？为了寻找合法根据，他重新翻遍了法令，差不多一直查到深夜，他总算抓住了责成政府“对国家最大利益负责”这句话。不使首都落入敌人之手确是国家的最大利益，但是，给霞飞的命令将采取什么方式？陆军部长在痛苦万分、未曾合眼的下半夜，鼓足勇气草拟给总司令的命令。从凌晨2时到6时，他一个人躺着，苦思冥想了四小时，得出了名为“命令”的两句话。“命令”指示霞飞，若“我军不能获胜而被迫退却，则至少要派遣三个情况良好的现役兵团前来巴黎筑垒营地。接到本令后请即见告”。命令用电报发出之后，于第二天，8月25日上午11时，又派专人送去一份，并随同送去一封“以个人名义写的友好”信件。梅西米在信中还写了一句：“这份命令的重要性，你是不会不了解的。”　　这时，边境战事失利和继续退却的消息已经传遍巴黎。部长们和议员们吵吵嚷嚷地要追究“责任”；他们还说公众也会提出这个要求的。在爱丽舍宫的接待室里，可以听到抱怨霞飞的窃窃私语：“……一个傻瓜……无能……当场把他枪毙。”作为陆军部长的梅西米也同样地被他们看中了；他的副官低声说，“一些院外活动集团要剥你的皮。”在此危急关头，成立所有政党的“神圣同盟”并加强维维亚尼新组成的而又软弱无力的内阁是必要的。于是，进行了多方面的接触，邀请了法国政界的头面人物参加政府。年事最高、最受人敬畏的“法国老虎”克列孟梭，尽管是普恩加来的劲敌，显然还是首选人物。维维亚尼发觉他“很火冒”，无意参加政府，他预料这个政府不出两星期就将垮台。　　“不，不，别打我的主意，”克列孟梭说，“不出两个星期，你就要垮了，我一点儿也不想插手。”这“一阵感情冲动”之后，他痛哭起来，并拥抱了维维亚尼；但还是一再拒绝参加政府。后来，由前总理白里安，卓越的、经验丰富的战前外交部长德尔卡塞及前陆军部长米勒兰三巨头结成一体，表示愿意作为一个集团参加政府，但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让德尔卡塞和米勒兰担任原职，解除现任外交部长杜梅尔格和陆军部长梅西米的职务。内阁于当天上午10时举行会议，这时候这个令人不快的交易还只有普恩加来知道，还悬而未决。部长们的脑海里响彻的是枪炮声，隐现的是垮下来在逃跑的军队，是一群群头戴尖顶帽盔的在挺进南下；然而，他们为了力图保持尊严和表示镇静，仍然照会议的常规程序就各部事务依次发言。在他们汇报关于银行不能兑现、基层法院的法官应征服役是对司法活动的干扰，以及关于俄国人对君士坦丁堡的目的企图等问题的时候，梅西米是越来越感到心烦。他原先是热情到极点，现在则是接近绝望的深渊。伊尔斯肖埃披露的情况，耳边不断响着的加利埃尼关于德军十二天就要迫近巴黎的警告，使他产生了“几个小时等于几个世纪，几分钟等于几年”的迫切感。当讨论转到涉及巴尔干半岛国家的外交问题和普恩加来提出的阿尔巴尼亚问题时，他怎么也抑制不住而发作了。　　“让阿尔巴尼亚见鬼去吧！”他边嚷边狠命地拍了一下桌子。他指责佯作镇静是“不体面的蠢事”。普恩加来力劝他抑制自己，他拒不听从，并且说，“我不知道你对时间的看法；在我，时间是太宝贵了，浪费不得。”说着，就怒冲冲地向他的同僚们宣布了加利埃尼预料德国人在9月5日前将到达巴黎城外的说法。顿时，议论纷纷，有人要求免去霞飞的职务，有人谴责梅西米由“一贯的乐观主义一变而为危险的悲观主义”。会议所取得的唯一积极成果是一致同意委派加利埃尼取代米歇尔。　　可是就在梅西米回到圣多米尼克街第二次撤销米歇尔职务的时候，他自己的职位也被米勒兰、德尔卡塞和白里安搞掉了。他们声称他应对公报中虚假的乐观主义负全部责任；而且，他“太紧张和神经质”，再说，他的位置得让给米勒兰。米勒兰体格结实，习性沉默，态度辛辣；一度曾是社会党人，确实是智勇双全，而他的“精力充沛、不知疲倦以及镇定自若、临危不乱”，普恩加来认为正是当前所迫切需要的。普恩加来并且认为梅西米“越来越悲观”。鉴于“预期必将惨败”的陆军部长不是最理想的共事人，总统也就同意牺牲他了。不过，要部长一级下台得搞得体面些：将请梅西米和杜梅尔格自行辞职，改任不管部部长；至于米歇尔，将派他出使沙皇俄国。尽管如此，这些安慰性的安排，并没有为他们企图作为牺牲品的这些人所接受。　　米歇尔在梅西米要他辞职的时候，大发雷霆、怒不可遏。他大声抗议，拒不离职。梅西米也激动得火冒起来了；朝着米歇尔叫嚷着，如果他再固执己见，拒不从命，他就得离开这间房间，但不是回到巴黎残老军人院中他自己的办公室，而是将被押送到谢什-米迪的军人监狱。就在他们大叫大喊外面都听得见的时候，维维亚尼来了。他劝阻了争吵，最后并说服米歇尔让步。　　可是在第二天委派加利埃尼为“巴黎军事长官兼巴黎部队司令”的正式命令刚签署不久，就轮到梅西米对普恩加来和维维亚尼要他辞职而大发雷霆了。“我拒绝将职位让给米勒兰。我拒绝为讨好你们而辞职。我拒绝当不管部部长。”如果他们要在梅西米历尽最近一个月的“繁重工作”之后，将他一脚踢开，整个政府就势必辞职；而且这样，梅西米说，“在军队中，我有军衔；在口袋中，我有动员令；我将上前线去。”一切说服工作都告无效。政府被迫辞职；第二天进行了改组。米勒兰、德尔卡塞、白里安、亚历山大·里博以及另两位新任部长的社会党人接替了包括梅西米在内的前政府五位成员的职务。梅西米走了，作为陆军少校参加了迪巴伊的军队。他在前线服役一直到1918年升为师长。　　他在任内留给法国的遗产——加利埃尼，是手无一个集团军的“巴黎部队司令”。在以后十二天黯然无光、错综复杂、混乱不堪的日子里，三个现役兵团好似一根红线贯串其间，但它们不是从霞飞那儿唾手可得的。从梅西米的电报中，总司令立即觉察到“政府干预作战指挥的威胁”。他正忙于抓住可能挖掘出来的每个旅去索姆河畔重启战幕，因此，要他为首都抽出三个“情况良好”的现役兵团的意见，如同要他屈服于部长的命令一样，对他是没有什么作用的。既然什么也不想照办，他对陆军部长的命令也就置之不理。　　第二天，当加利埃尼派伊尔斯肖埃将军前来听取回音时，总司令的副手贝兰将军敲着保险箱说，“对，命令在里面，政府要求派三个兵团去保卫巴黎是作茧自缚。这可能闯下大祸。巴黎有什么要紧？”这时，米勒兰也来了。霞飞告诉他要保住巴黎，非野战军不行，而这些部队目前连一兵一卒都是事关国家存亡的战略和战役所需。政府的忧心、巴黎所受的威胁，他完全无动于衷。首都就是失守了，他说，并不意味着战争结束。　　为了堵塞德军右翼前面的旷地，霞飞的当务之急是调新成立的第六集团军进入阵地。该集团军的核心是洛林军，是几天以前才匆忙凑集起来的，并随即在莫努里将军统率下投入了边境战役。莫努里已退休，他是应召出任指挥的。他是一位身材修长，体弱而骨骼很小的六十七岁的老将，1870年身为中尉时曾负过伤，担任过巴黎军事长官和最高军事会议成员。霞飞对他的评价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军人”。洛林军是由第七兵团和第五十五、五十六两个后备师组成的。第七兵团就是那支在不幸的博诺将军率领下第一个冲进阿尔萨斯的部队。第五十五和五十六两个后备师是从吕夫军调来的；它们就象后备军所一再表现的那样发挥了可资倚重的英勇气概。法国之所以能支持下去，这种气概是因素之一。这两个后备师接到霞飞命令往西转移的那一天，还在英勇作战，力阻王储部队向凡尔登和土尔之间推进。这一战证明它们在法军撤退中立了一大功。正当它们的坚决抵抗支持着在重要的布里埃矿区进行反攻的吕夫部队的翼侧时，它们就被从战场上抽出来了，去支持左翼节节败退的阵线。　　它们乘火车经巴黎去亚眠转北上的铁路，那里因英国远征军的军运需要，已经拥挤不堪。法国的铁路运输，虽然没有象德国参谋部的智囊搞得那样臻于完善，但由于采取了可与德国的精确性媲美的D体制，调度上即使称不上顺当，也还非常迅速。D体制中的“D”代表“sedébrouiller”，意思是“设法摆脱困境”或是“设法应付”。莫努里的军队已于8月26日在亚眠下车，但还不够及时。前线的败退后撤，快过这支新军进入阵地；战线的那一端，冯·克卢克的追击部队已经赶上了英军。　　如果那时候能有个观察员从高空气球上俯视从孚日山脉到里尔的法国整个边界，他将会看到七十个法国师的红裤子构成的一道红色边缘，和在它们左端近处由四个英国师构成的一个小小的黄色楔子。8月24日，刚从英国来的第四师和第十九旅也到达这里，使英军的总数达到五个半师。这时候，德军右翼的包抄计谋已是明摆着的了。英国人发觉他们自己在这条战线上所守的阵地要比十七号计划为他们所安排的更为险要。不过，他们所守的战线这端并不是孤立无援的。霞飞已赶派索戴的精疲力尽的骑兵兵团去英军和海峡之间空隙地带，增援这里的达马德将军率领的三个法国本土师。后来，它们又得到里尔的一师卫戍部队的增援；里尔是8月24日被宣布为不设防城市和撤出驻军的。（“如果他们远及里尔，”德卡斯特尔诺将军在不久前说过，“对我方就越是有利。”）假使霞飞的计划付诸实施的话，英国远征军就必须守住朗勒扎克部队和新成立的第六集团军之间的空隙地带。根据第二号通令，霞飞的意图是要英国远征军服从撤退的统一部署，并在到达圣康坦的索姆河之后坚守不退。　　然而，这并不是英国人目前的打算。约翰·弗伦奇爵士、默里和甚至曾一度热情支持十七号计划的威尔逊，面对着这个没有估计到的危急处境，都非常惊恐。奔向他们而来的德国军队，不是一个、两个兵团，而有四个兵团；朗勒扎克集团军在全线退却，使他们的右翼失去掩护；法国的整个攻势已告失败。在同敌人初次交锋之后，紧接着就遇到这些使人心惊胆战的情况，约翰·弗伦奇爵士顿失信心，认定战败已成定局。那时，他的唯一念头就是保全这支几乎全部是由英国训练有素的士兵和军事人员组成的远征军。他担心远征军即将受到包围，不是从它的左面，就是从它的右面，从它和朗勒扎克所部之间的那道缺口。于是他便以基钦纳不让军队作无谓牺牲的命令为由，不再考虑他之所以被派来法国的目的，一心只想使他的部队脱离险境。就在他的部队退向勒卡托时，这位总司令和司令部于8月25日又后撤二十六英里，退到索姆河畔的圣康坦。　　对蒙斯一战感到自豪的英国士兵，如今痛苦万分，看到自己已经陷入不断退却的境地。他们的司令急于使他们脱离被冯·克卢克包围的危险，不让他们有片刻休息。士兵们没吃好、没睡好，在烈日下迷迷糊糊地拖着脚步走着，只要一停下来，马上就站在那里睡了。自从蒙斯撤退开始以来，史密斯-多林兵团一直在打后卫战；克卢克的追击部队虽一直把它置于猛烈炮火之下，但德国人终未能阻止英军的行动。　　德国士兵认为英国人“根据他们打小仗的经验”是特别善战的，因此感到自己就象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英国兵在同伊桑·艾伦率领的青山队搏斗那样，处于不利地位。他们拼命埋怨英国人“诡计多端”。第二天，他们就象在蒙斯那样，“又不见了，无影无踪”。　　迫于形势，有些英国士兵不能按原订的路线撤退。军需司令“伍莱”罗伯逊将军——一个从士兵步步上升而非科班出身的人物——为了让他们弄到吃的，命令将物品卸在十字路口。有些东西没有被他们拣到，德军对这些食物的有关报道也就加深了统帅部关于有一股敌人在溃退的看法。　　8月25日傍晚英军到达勒卡托时，朗勒扎克紧邻英军的那个兵团，虽已退到同英军平行的阵地，但并不比英军退得更南一些。可是，约翰爵士认为自己被朗勒扎克“轻率”撤退所出卖，心情沉重，感到不能再和他同进退。在他看来，一切不顺利的根本原因在于朗勒扎克，而不在于敌人。所以他向基钦纳汇报部下不愿撤退情况时，说：“我将对士兵们说明，我们的撤退是我们盟军的行动造成的。”他下令第二天继续后撤，退到圣康坦和努瓦荣。在圣康坦，开始标有前往巴黎的路标，距首都七十英里。　　8月25日下午，史密斯-多林先于所部几小时到达勒卡托。他去找约翰爵士时，这位总司令已经走了，只找到他的辛辛苦苦的参谋长阿奇博尔德·默里爵士。默里总是那么沉着、四平八稳、深思熟虑，和他的司令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他本该是约翰爵士肆无忌惮、不顾一切时的一个最好不过的辅佐，可以补其不足，但由于他生性谨慎悲观，对约翰爵士的意气消沉反而起了催化作用。如今，他焦虑、烦恼、劳累过度，预计黑格兵团当夜将在勒卡托东十二英里的朗德雷西埃安营，但目前它的情况不明，他也无法向史密斯-多林提供任何有关它的消息。　　黑格部队在进入朗德雷西埃时，途中遇到一支穿着法国军装的队伍。查问口令时，这支队伍的军官也是口操法语回答的。可是，突然间这支刚刚来到的队伍连“一声招呼也不打，就放平刺刀，冲了过来”。原来这部分士兵是冯·克卢克第四兵团的，他们跟英国人一样，也定于那晚到朗德雷西埃安营。在接着发生的小冲突中，双方都投入了约两个团和一个炮兵连的兵力。黑格由于形势紧张，又是黑夜漫漫，情况捉摸不定，遂认为自己遭到“严重袭击”，于是打电话给司令部要求“派兵增援……”并说，“形势十分危急。”　　黑格一向冷静沉着，因此，约翰·弗伦奇爵士和他的参谋人员从他那里听到这消息，当然不会有别的想法，便相信第一兵团处境极为危险。这时，也已经来到圣康坦英军司令部的默里，一惊之下，垮下来了。在副官送电报来时，他还坐在桌旁察看地图；但一会儿，另一个军官发现他已经昏厥倒下。约翰爵士也同样受到很大打击。他这个很容易受人感染的摇摆不定的性格，是深受这位统率第一兵团的颇能自持的模范军官的影响的，而且由来已久。1899年，要不是黑格借给他二千英镑让他还了债，他早就离开了军队。如今，一收到黑格求援的电报，他立即想到黑格被困，甚至想到敌人已经深入第一兵团和第二兵团之间更糟的情况。英军司令部作了从最坏处着想的打算，下令变更黑格第二天退却的路线，不再往东南，而径直朝南。结果，黑格兵团便在瓦兹跟史密斯-多林兵团背道而驰了。直接联系就此中断，一连七天没有接上关系。　　黑格关于在朗德雷西埃受到袭击的这个一时冲动而又言过其实的估计，除使英国远征军分成两部分之外，还造成了一个全不应有的后果：使他这位老朋友和易为人左右的司令更为惊惶失措，使他怎么都得把远征军解脱出来的想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坚决，并使他对又一次灾难的来临更为敏感。因为，此刻正值恼人的8月25日之夜已告鱼白、行将破晓的时候，他又收到一个叫他心惊胆战的消息。史密斯-多林送来消息说，第二兵团被敌紧困，无法解脱，势必在勒卡托停下来作战。司令部人员大为吃惊，认为史密斯-多林大概完蛋了。　　实际情况是，史密斯-多林翼侧的骑兵师师长艾伦比将军，晚上发现他准备占领来掩护第二天退却的高地和山脊已被敌人捷足先登，因无法跟英军总司令部取得联系，便在凌晨2时去同史密斯-多林商量。艾伦比要史密斯-多林注意敌人已摆好天一亮就进攻的架势，并说如果第二兵团不能“乘黑夜马上撤出”，那在白天出发之前将势必被迫作战。史密斯-多林把师长们叫来了，据他们报告，还有些士兵在陆续归队，很多人还在转来转去寻找自己的队伍，士兵都疲乏已极，天亮以前无法转移。他们还报告说，道路已为运输车辆和难民阻塞，而且有些地方被暴雨冲垮了。小屋内顿时寂静无声；马上撤走事不可能，留在原地作战又有违命令。野战司令部同总司令部没有电话联系设备，第二兵团司令只好自行决定了。史密斯-多林朝着艾伦比，问他是否愿意服从他的命令，艾伦比答称愿意。　　“很好，各位，我们就打吧！”史密斯-多林宣布之后，又说还要请新开到的第四师斯诺将军也在他指挥下一同战斗。作战决定的报告是用摩托车送往英军总司令部的。早晨5时，司令部里为之引起了一片惊慌。　　亨利·威尔逊，象易于激动的梅西米一样，从满腔热情一下子跌到失败主义的深渊。进攻计划一失败，他这位身为该计划英方的主要出谋者，也随之泄了气，至少在那一时刻是如此；并且对他的那位反应迟缓而在很大程度上能为他所左右的上司还产生了重大影响。尽管他乐观、机智和谈笑风生的本性是压抑不了多久的，而且是日后几天维持士气的唯一因素，但此时此刻，他已深信不疑大难即将临头，而且对于这个大难或许也已感有责任。　　通信员奉命乘摩托车去请史密斯-多林到他就近的地方听电话。“如果你停在那里作战，”威尔逊对史密斯-多林说，“就会重演色当之战。”他在二十六英里以外的阵地上坚决认为情况还不致危急到需要停下来作战的地步。因为“攻打黑格的军队是不可能再打你的”。史密斯-多林再次耐心解释了情况，并且告诉他，现在怎么也无法脱身，战斗已经打响，而且在他说话的时候已能听到枪炮声。“那就祝你顺利吧，”威尔逊回答说，“三天来，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象你这样轻松愉快的声音。”　　8月26日，第二兵团和斯诺将军的一个半师在勒卡托一连打了十一个小时的后卫战，法国军队这天也一样在打后卫战，它们在撤退中，每隔一天都得打一场后卫战。冯·克卢克已下令要在8月26日这天继续“追击溃败之敌”。作为史里芬“袖拂海峡”箴言的最忠实的信徒，他继续向西推进；同时，为了包抄英军，他已命令他两个右翼兵团往西南方向强行军。结果，这两个兵团这天根本没有跟英军接触，倒是碰上了“强大的法敌部队”，这就是达马德的几个本土师和索戴的骑兵兵团。史密斯-多林曾将他预料的情况通知它们，所以，它们在英军翼侧周围摆开架势，以佯动拦阻了德军。这一行动对德军所起的阻滞作用，史密斯-多林后来承认说，“还有那些本土军所表现的英勇气概，都极为重要，关系到我们的存亡；要不然，可以肯定在26日那天，还会另有兵团前来攻打我们。”　　在冯·克卢克左方，由于情报错误，或是由于调度不当，他的另一个兵团未能赶上。因此，尽管他部署了一支优势兵力，而在勒卡托一战中，他实际上只是以三个步兵师对付史密斯-多林三个师的。不过，他还是调集了五个师的炮兵在黎明时进行炮击。英国士兵从法国的老百姓——妇女也参加了——匆匆忙忙挖得不够好的狭窄的战壕中用来复枪急速而准确的射击击退了德国步兵的袭击。然而，德国兵还是一浪接一浪地向他们猛扑过来，并且终于前进了。在一个地段，德国步兵围住了一连阿盖尔[注：阿盖尔（Argyll），英国苏格兰地区的一个郡的名字。——译者]人。他们“不断向这些英国兵发出‘停止射击’的警告，并且用动作示意劝士兵投降，但是均归无效”，这些阿盖尔人一直用步枪连续射击，“打死了一个又一个的德国兵，还数着命中的数字”，直到最后，全连被冲垮覆灭。战线上的其他地方也被打开了很多大缺口。脱离战斗——这在战场上是最困难的——一时还办不到；不过到了清晨5时，史密斯-多林认为时机已到，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时刻。但由于防线上的缺口、士兵的伤亡以及敌军在某些地方已经渗透进来，脱离战线进行退却的命令已无法同时送达各个队伍。有的队伍在阵地上又坚持了好几小时，继续沉着应战，直到被俘或在黑夜逃脱。一营戈登高地军则始终没有接到命令。结果，这个营除少数几个人得以逃生外，不复存在了。在勒卡托作战的这三个半师，仅仅这一天就损失了八千多人和三十八门大炮，比在蒙斯战役的损失多一倍以上，相当于法军8月份伤亡率的百分之二十。在失踪的人中，有些人在德国的俘虏营里度过了以后四年的岁月。　　由于黑夜，由于急行军的疲劳，由于自身伤亡严重以及英国人具有在黑暗中“溜之大吉”使人堕入五里雾中的惯技，德国人并没有随即跟踪追击。克卢克下令停止前进，他预期右翼兵团的包抄策略行动第二天就会奏效。但到了第二天，史密斯-多林毅然决定掉转头来同优势敌人进行激战，成功地阻止了敌人所计划的包抄行动，并使英国远征军未遭覆灭之灾。　　史密斯-多林到达圣康坦时，发现英军总司令部已在中午正当远征军还在进行生死存亡斗争之际撤走，后退二十英里迁到努瓦荣。在圣康坦市里的部队，看到首长们在北方还炮火连天的时候竟乘坐汽车向南扬长而去，不禁感到泄气。一个老百姓提出了必然会有的那种看法：“26日那天，弗伦奇勋爵和他的参谋完全昏了头，事实就是如此。”道格拉斯·黑格爵士这时已经镇静下来。他问道，“除了从勒卡托方向传来的枪炮声之外，关于第二兵团，我一无消息。第一兵团能够给它些什么帮助？”英军总司令部已经惊呆，无法给他任何答复。黑格得不到司令部的回音，就设法跟史密斯-多林取得直接联系。他说可以听到战场的声音，但由于两个兵团分开了，“我们拿不定主意应该怎样相助”。可是，他发这份电讯时，战斗已告结束。这期间，英军总司令部对第二兵团已不存希望，认为已经完结。仍然担任联络官的于盖上校在下午8时发给霞飞的电报中反映了英军总司令部的这种情绪，他说，“英军已败，看来它已失去凝聚力。”　　半夜1时，来到法国只六天而后四天一直在作战的史密斯-多林到了努瓦荣；看到英军总司令部人人都已入睡。约翰·弗伦奇被从床上唤了起来，穿着睡衣出来相见。看到史密斯-多林来了，还活着，而且说第二兵团并没有完结而是保全了下来，他就申斥了一番，说史密斯-多林对形势过于乐观。约翰爵士对史密斯-多林的任命，从一开始就很为不满，因他挤掉了他自己的人选；而今在饱受惊骇之后，也就自然而然地更加按捺不住，大发雷霆。他认为此人甚至还不是一个骑兵，但竟自以为是地在勒卡托无视参谋部的命令。尽管约翰爵士不得不在公文[注：公文报称，“8月26日上午一战，倘不是一位罕见的、冷静异常的、坚韧不拔而富有毅力的指挥官亲自指挥，是不可能拯救我所率领的部队的左翼于危亡的。”这一报告显然是约翰爵士在他那反复无常的性格极不稳定的时候写的或签署的。事后，他又象过去那样厌恶他，而且不肯罢休，直到1915年把史密斯-多林召回国内，甚至在他战后出版的著作中，还公开对史密斯-多林继续进行恶意攻击。]中承认史密斯-多林采取这一行动的结果是“拯救了左翼”，但他还是心有余悸，而没有很快地平静下来。在几千名失踪的士兵中，有的混在步履艰难的法国难民队伍里跟着撤退了，有的通过德国防线跑到安特卫普转到英国后又回到法国来了。在这些士兵最后重又归队之前，勒卡托一战的损失看来似乎要比实际情况严重得多。英国远征军在战争头五天中的伤亡，经查明总数接近一万五千名；这个数字增加了总司令的焦急不安，使他更急于把军队拉出战线，摆脱危险，离开法国。　　当勒卡托之役鏖战正酣之际，霞飞在圣康坦召集了由约翰·弗伦奇爵士、朗勒扎克以及他们的参谋们参加的会议，解释第二号通令的各项指示。他一开始，彬彬有礼地询问了英国远征军的情况，不料这下子可引起了约翰爵士的长篇牢骚。他说，他一直在遭受着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的猛烈攻击；他的左翼正面临包抄的威胁，他的右翼由于朗勒扎克的轻率撤退已失却掩护；并说他的部队疲乏已极，不堪重展攻势。霞飞一向认为在参谋面前保持镇静是首要的，这时也不禁为这位陆军元帅的“激动声调”震惊不已。而朗勒扎克听了亨利·威尔逊语气比他的司令的谈话较为缓和的翻译之后，只是耸了耸肩。霞飞不能对英军发布命令，只好表示希望英军司令能按前天的新通令中的计划行动。　　约翰爵士一听，神色惊讶，说他从没有听说有这样一道通令；默里因上夜吓垮了，没有出席讨论会。这时，法国人感到惊奇的、表示疑问的各种目光，都一齐投向威尔逊。威尔逊解释说，命令是在夜间收到的，尚未进行“研究”。霞飞随即说明了通令的各项规定，不过，他显然已失却信心。讨论进行得断断续续，冷场的时间越来越长。这种场面叫人局促不安，以至难以忍受。会议只好就此结束，在联合作战问题上没有得到英国人的同意。霞飞带着左翼力量“薄弱”的印象回到法军总司令部，但在那里等候他的又是各条战线都告薄弱的消息，以及包括参谋人员在内的各级军官的沮丧情绪；及至夜间，最后还来了于盖那份说英军已经“失去凝聚力”的灰溜溜的电报。　　冯·克卢克对英军也持同样看法。他下令于27日“切断在全面西逃的英军”，并向德军统帅部汇报说他即将全部围住“所有的六个”英国师（事实上，只有五个在法国），“如果英军在27日停下来抵抗，那末，两面包抄也许还可以获得巨大胜利”。德国统帅部鉴于在攻克那慕尔之后第二天送来的这个光辉灿烂的前景，跟比洛声称他的对手法军第五集团军已成“溃军”的报告是吻合的，由此坚定了胜利在即的看法。8月27日，德军统帅部正式公报宣布说：“德军在连告大捷之后，已从康布雷到孚日山脉一带进入法国。”“敌军已全线溃败，在全面撤退……对于德军的挺进已无法作任何有力的抵抗。”　　在群情欢腾的气氛中，冯·克卢克也如愿以偿。正当他强烈反对冯·比洛要他围攻莫伯日的命令，认为这是比洛的职责所在，并且要求告诉他是否仍然要听命于比洛的时候，德军统帅部于8月27日恢复了他的独立自主权。统帅部将右翼三个集团军置于一人领导下的尝试，既已引起了不少摩擦，也就把它放弃了。在奔向胜利的道路上，余下的道路看来已是坦途的时刻，这个问题也就显得不重要了。　　冯·比洛却非常恼火。他身居右翼中路，总是为两支友邻部队拒绝跟他步调一致所苦。比洛早已警告过统帅部，说豪森的延误已使第二集团军与第三集团军之间形成了一个“令人遗憾的缺口”。至于豪森，也同样非常恼火；此公除了顶礼膜拜官衔之外，最热衷的便是每天晚上要住得舒舒服服。8月27日是他进入法国的第一天；可是这一夜，他竟没有找到一个可供他和陪同他前来的萨克森王储住宿的大别墅。他们只好睡在一个专区区长家里，屋里零乱不堪，“甚至连床都没有铺好！”第二夜情况更糟，他得忍气吞声住在一个肖邦先生家里，一个农民的家里！那儿，饭菜既差，住房又“不宽敞”，参谋机构得设在附近教区长的住宅里，教士已经上战场去了，教士的老娘看起来活象个巫婆，转来转去“巴望我们都倒大霉”。这时候，天空中的道道红光说明他的部队刚路过的罗克鲁瓦在火烧。第二天夜晚总算幸运，他们是在一个富有的法国实业家布置得很讲究的屋子里度过的。那晚，主人“不在家”。在这里，豪森唯一感到美中不足的是倚墙而长的梨树虽然果实累累，但“很遗憾，梨儿还没有熟透”。尽管如此，他还是很高兴，能和明斯特尔伯爵、少校基尔曼塞格伯爵、轻骑队的舍恩贝格-瓦尔登贝格亲王、马克斯亲王以及充当天主教教士的扎克塞公爵欢聚一堂，并向他们传达了他刚在电话中接到他的姊妹马蒂尔德公主祝愿第三集团军胜利的振奋人心的消息。　　豪森抱怨说，他的撒克逊兵在敌国行军已经十天，天又热，还得不时作战。供应总是赶不上，缺少面包肉食，部队得靠当地的家畜过活，马匹的饲料又不足；然而，他还是设法做到平均每天行军二十三公里。事实上，这是对德军最起码的要求。在这车轮形包围圈外缘的克卢克军，每天行军三十公里，甚至还多一些，而在强行军时，每天达四十公里。他之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只让士兵沿路就宿，而不让他们散到路两边的地方去宿营。这样，一天就可多跑六、七公里。但由于德军运输线拉得很长，部队的前进又远远超过了运送军用物资的铁路线终点，食物往往供应不上。马匹只好到田里去吃还未成熟的庄稼。士兵整天行军也只吃些生胡萝卜和卷心菜，别的什么也没有。他们既热又累，两脚跟他们的敌人一样疼痛难熬。他们越来越饥饿难忍，然而还是按日程表行军不误。　　8月28日，冯·克卢克非常高兴，在布鲁塞尔去巴黎的半途上，接到德皇来电，对第一集团军的“决定性胜利”表示“朕甚感激”，并对第一集团军已经迫近“法国心脏”表示祝贺。当夜，借着野营的火光，军乐队奏起了《国王胜利万岁》的凯旋曲。克卢克的一名军官在日记中写道，“乐声被成千人的歌声淹没了。第二天早晨，我们继续行军，希望在巴黎庆祝色当战役纪念日。”　　同一天，冯·克卢克脑海里出现了一个扣人心弦的新主意；这个主意不出一个星期就将在历史上留下它的痕迹。侦察到的情况说明，在比洛面前退却的法国第五集团军，现正在向西南方向移动，而且将穿过他的行军路线。克卢克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可以“抓住该军翼侧……迫使该军离开巴黎，然后对它翼侧包围”。攻击这个目标，目前在他看来比切断英军去海滨的退路更为重要。他向比洛建议，他们两军应作“内线转动”。但在还未作出任何决定之前，德国统帅部的一个军官带来了一份致所有七个集团军的新通令。　　据王储的看法，德国统帅部深受“一片胜利感”的鼓舞，不过它还是注意到法军从洛林转移的情况，因而这时通令要求“迅速前进，防止敌军有生力量的集结，并尽可能多地削弱法国可用以继续战斗的一切手段”。克卢克军应向巴黎西南的塞纳河推进；比洛军应径向巴黎移动；豪森、符腾堡公爵和王储应率领他们各军分别南下巴黎以东的马恩河、蒂埃里堡、埃佩尔内和维特里勒弗朗索瓦。虽然命令对鲁普雷希特亲王统率的第六集团军和第七集团军突破法国堡垒线这一方面有点含糊，但“如果敌人退却”，要它们越过土尔和厄比纳尔之间的摩泽尔河则是肯定的。不让法国有时间重新集结力量组织抵抗，“急需”的是速度。1870年的往事记忆犹新，德军统帅部于是命令“对群众采取严厉措施，尽快粉碎自由射手的任何抵抗”，并防止法国“全民性暴动”。预料敌人将先在埃纳河进行顽抗，然后退向马恩河，德国统帅部于是在此附和了克卢克的新主意，最后提出“这可能需要将进军方向从西南转向正南”。　　除了这一建议外，8月28日的这道命令是按照原来的作战计划行事的。不过执行这道命令的德军已不复是原计划的数目。它们减少了五个兵团，等于减少了整整一个野战集团军。克卢克留下两个后备兵团包围安特卫普和守卫布鲁塞尔以及比境的其他地方；比洛和豪森各少了一个兵团，调到俄国战线去了；还有相当于一个兵团的几个旅和师被留下来包围吉韦和莫伯日。为了能按照原计划控制地盘和让第一集团军从巴黎西面通过，右翼军力就势必拉开得更为分散，要不就得让所属各部队之间出现缺口。事实上，这种情况已经发生：8月28日，豪森部队由于正在色当南面激战的符腾堡公爵呼吁“立即援助”，已被拉向左面，因此右面不能接上比洛所部，反而要比洛掩护他的右侧。本应该在这两军衔接处的那两个兵团，已首途去坦南贝格了。　　德国统帅部于8月28日第一次感到放心不下的苦楚。毛奇、施泰因和塔彭焦虑地讨论了是否要从鲁普雷希特集团军中抽调援军去右翼的问题，但又不愿放弃一举突破法国堡垒线的企图。史里芬曾梦寐以求但终于放弃了的，以左翼突破洛林同时以右翼包围巴黎的道地的坎尼战役式的两面包抄，眼前看来颇有成功可能。鲁普雷希特在猛扑厄比纳尔；他的部队已兵临南锡城下，并在猛攻土尔。自攻陷列日以后，正如塔彭上校所说，其他筑垒地带已“威风扫地”，似乎每天都有可能为鲁普雷希特所突破。比利时铁路被破坏，一下子要调动几师兵力是怎么也办不到的，所以，德军统帅部深信夺取土尔和厄比纳尔之间的夏尔姆峡口是可取的；而且，用塔彭的话说，“可以大规模地包围敌军，若能获胜，可以就此结束战争。”结果是鲁普雷希特率领的左翼仍然全部保存了二十六个师的实力，而与右翼三个集团军经削弱后的实力相仿。这决不是史里芬心目中的比例，史里芬在临终前犹喃喃叨念着“务使右翼强大”。　　继比利时的剧变之后，全世界的目光都注视着布鲁塞尔和巴黎之间的战事；殊不知这些时日以来，洛林在进行着一场打得更猛、为期更长的争夺法国东边门户的持久战。沿着厄比纳尔到南锡长达八十英里的战线上，两支德军在大举进攻德卡斯特尔诺和迪巴伊的法军。战争处于难分难解、势均力敌状态。　　8月24日，鲁普雷希特集结了四百门大炮，还从梅斯兵工厂运来一些大炮，发动了一系列的凶猛攻势。法军这时将全部技能用在防御上了，它们挖了战壕，并准备了多种多样临时性的、巧妙的防弹掩蔽体。鲁普雷希特的进攻未能把福煦的第二十兵团从南锡前面的阵地逐出去；不过，在更南面却夺下了莫尔塔涅河对岸的一块突出阵地。莫尔塔涅河是夏尔姆峡口前的最后一条河流。法国人立即看到翼侧攻击的机会来了。这次他们准备了大炮，野战炮连夜运来了。25日上午，在德卡斯特尔诺“前进！全线出击！拼啊！”的命令下，部队发动了攻势。第二十兵团从大库隆城内的小山顶上猛冲而下，一举收复三个城镇和十英里的国土。在右侧，迪巴伊所部经过一天激战，取得了同样的进展。阿尔卑斯山骑兵师师长莫迪伊将军在作战前检阅部队时让士兵们合唱了勇敢无畏的《易卜拉欣[注：易卜拉欣（Sidi-Brahim），阿尔及利亚一小清真寺名，法国侵略阿尔及利亚史上的一次著名的战斗在此附近发生。1845年9月23日，七十九名法国轻骑兵在奈穆尔（Nemours）去乌杰达（Oudjda）途中，即在易卜拉欣小清真寺附近，以寡敌众，与阿尔及利亚反法斗争领袖阿卜杜·卡迪尔所部近三千名骑兵作战了三天。此后，法国轻骑兵即以这几天为传统节日。——译者]》之歌。　　前进，前进，向前进！　　打击法国的敌人！　　战斗一天下来，许多零零落落失却战斗力的队伍还不清楚它们是否已经攻下了既定目标克莱藏坦。莫迪伊将军在马背上看到一连面容憔悴、汗流浃背的士兵在寻找宿营地，就一面挥臂指着前面，一面向他们叫喊着，“骑兵们，就在你们占领的村子里睡吧！”　　争夺夏尔姆峡口和大库隆的战役已浴血奋战三天，而于8月27日达到最高潮。那天，霞飞困于别处叫人忧郁和沮丧的情况，苦于没有什么可资表扬的战绩，便向第一和第二两集团军“勇敢和不屈不挠的精神”表示了敬意。洛林战役开始以来，它们已打了两个星期而未曾稍事休息，它们抱定“必胜之心”，竭尽全力坚守着国门，抵住敌人攻城锤的猛撞猛打。它们懂得，如果这里让敌人突破了，战争就完啦。它们不知道什么坎尼之战，但却深深懂得色当战役和包围是怎么一回事。　　坚守堡垒线是势在必行，是存亡所系，但霞飞左翼的情况则更危如累卵，使得他不得不从东面的军队中调来它们的砥柱——“必胜意志”的象征，福煦。霞飞现在需要他来稳定节节败退的左翼。　　第四、第五集团军之间危险的缺口越来越大，这时已经扩大到三十英里。这是在第四集团军德朗格尔将军不愿让德军不战而越过马斯河，牢守色当南面的高岸，而于8月26日至8月28日激战三天堵住符腾堡公爵所部时造成的。德朗格尔认为，他的部队在马斯河一战中建立的功绩洗雪了它在阿登山区败北之耻；但第四集团军之能坚守则是以失掉跟朗勒扎克部队的联系为代价换来的。朗勒扎克所部在继续退却，使自己靠第四集团军一边的翼侧失去了掩护。霞飞就是为了要控制住这个空白地带而召福煦来的。他命令福煦统率由他从第三、第四集团军中抽调出来的三个兵团组成的一支特种部队[注：这支部队在9月5日成为第九集团军以前，一直称做福煦特遣队。]。福煦也就在接到命令那天得到噩耗，他的独子热尔曼·福煦中尉和女婿贝库尔上尉都已在马斯河阵亡。　　图8：撤退　　在再西面朗勒扎克所部和英军所在地区，霞飞仍然希望能在索姆河畔稳下阵来，但是它们的阵地犹如沙滩上的城堡，一垮再垮。英军总司令决不会同意在这条战线上坚持到底，他和朗勒扎克的合作已到了最低限度；至于朗勒扎克，霞飞对他已逐渐失去信心，看来也不复可以信赖。8月份霞飞虽然撤掉一些将军，但要下手免去朗勒扎克这样有声誉的人的职，还是有所顾虑。参谋部继续在寻找进攻失利的替罪羊。“已有三个将军的头颅在我公事包里，”一个参谋人员从前线出差回来汇报说。不过，对朗勒扎克决不能草率从事。霞飞认为第五集团军需要有一位更有自信心的领导，然而在撤退当中撤换司令可能会影响该军士气。他对一个副官说，这个问题已使他两夜失眠——就所知情况来看，这是战争中仅有的一次把他搞得如此心神不宁。　　在这期间，从巴黎前来应该参加新成立的第六集团军的第六十一和第六十二后备师忽告失踪。司令埃贝内将军整日寻找，但谁也不知道它们的下落。霞飞担心第六集团军下车地区很快会被敌军窜犯；因此，为了争取时间让它进入阵地，遂不顾一切，命令第五集团军掉转头来反攻。这就需要第五集团军向西在圣康坦和吉兹之间发动攻势。分工和第五集团军联系的霞飞的联络官亚历山大上校口头向朗勒扎克的司令部传达了这道命令。那时，司令部已迁至圣康坦东约二十五英里的马尔。与此同时，为了尽力抚慰约翰·弗伦奇爵士的不满情绪并鼓舞他的斗志，霞飞也向他发了电报，对英国战友给法军的英勇援助表示了深切感谢。不过电报刚发出，霞飞就得到消息说，英军已经撤出圣康坦，从而使朗勒扎克的左侧失却掩护，而这时算来正是朗勒扎克发动进攻的时刻。根据于盖的另一份“丧报”，英国远征军“已经溃败，无能为力”，五个师中有三个师不经充分休整，也就是说不“休息数天甚至数星期”，就不能重上战场。鉴于约翰·弗伦奇爵士向基钦纳的汇报不仅情况和于盖的“丧报”相同，而且措辞也几乎一样；所以，于盖的反映虽只是英国将领们的心情而不是部队的情绪或事实真相，对他也就不能有所责难了。至于他报告中最关紧要的一条消息，则是亚历山大上校说朗勒扎克在阻挠进攻命令的执行。　　这道命令，朗勒扎克的很多军官是热情支持的，但朗勒扎克本人不仅认为“简直是愚蠢之极”，并且还这么说了。要第五集团军转而向西进攻无异于引敌上门前来进攻他没有掩护的右翼。他认为，必须整个脱离接触，进一步退到拉昂，才能建立一条牢固的阵线和发动可操胜算的进攻。如今倘按霞飞命令的方向进攻，他就得作一次复杂艰难的调度，须将处于半打乱状态的部队在半路上掉转头来，而这从他当时的处境和他右翼所受的威胁看来是危险之举。他的作战处长施奈德少校企图向亚历山大上校说明这些困难，而亚历山大则表示惊讶不解。　　“什么！”亚历山大说，“哎，还有什么比这再简单的！你现在是在对付北方，我们只是要你向西从圣康坦发动进攻。”他张开五个手指作为五个兵团，在空中做了一个直角转弯的手势。　　“别胡说啦，我的上校！”施奈德嚷着，非常气愤。　　“也罢，如果你什么也不愿干……”亚历山大上校说，最后还蔑视地耸了耸肩膀，这下子可使在场的朗勒扎克忍不住发火了。他详详细细但不太策略地谈了他对总司令部战略的看法。事到如今，他对霞飞和总司令部的信心和他们对他的信心，已到了半斤八两的地步。他的一侧是一个拒绝联合行动的独立行事的外国将军，另一侧则是一无掩护（福煦特遣队是过了两天，到8月29日才开始组织的），而今却要他反攻，他确实感到压力很大。按他的性格，这是他受不了的。给他的任务，事关法国存亡，而他对霞飞的见解又毫无信心；他只好以发脾气和冷嘲热讽来消愁泄愤。大家也都了解，即使在和平时期，他也是这种脾气。他还详细解释了他对他称之为“坑道工兵”的，仅仅是个工兵的霞飞其人所以不尊重的原委。　　“我见到许多军官围着朗勒扎克，”前来看他的某兵团的一个参谋说，“他看来非常不高兴，粗声粗气地在发表意见；批评总司令部和我们协约国的时候，也没有琢磨字眼，而是直着喉咙说的；对总司令部和英国人，他尤其气愤。他谈的主要意见只是希望别人不要过问他，需要后撤多远，他就后撤多远，他会掌握时机的，到时候，他会把敌人一脚踢回到他们老家去的。”用朗勒扎克自己的话来说，“我忧虑已极，甚至对参谋部，我也不想掩饰。”在下级面前显示出焦虑不安已经是够糟糕的了，当众指责总司令部和总司令，更是错上加错，因此朗勒扎克当司令的日子也就屈指可数了。　　第二天，8月28日一早，霞飞亲临马尔。他看到朗勒扎克形容枯槁，两眼充满血丝，反对反攻计划，情态紧张。朗勒扎克再次坚决认为他全军西去必将遇到敌人攻其右侧的危险，霞飞勃然大怒，叫嚷着：“你难道不想当司令啦？必须出发！没有商量余地。这一战的成败全在于你。”这个突然爆发的惊人怒吼，如雷轰鸣，响声远达巴黎，而且是越来越响，所以，第二天传到普恩加来总统时，在他日记中就出现了这样的记载：霞飞威胁朗勒扎克，如果他再踌躇不决，或是违抗进攻命令，就把他枪毙。　　朗勒扎克深信这份作战计划是错误的，表示没有一纸书面命令就拒不行动。霞飞终于冷静下来，同意了朗勒扎克的要求，向朗勒扎克的参谋长口授了命令，并签了名。在霞飞看来，一个司令官只要懂得给他的命令、任务，就不会再有什么理由烦恼不安；而且，他还可能向朗勒扎克说了后来他命令贝当在有史以来最猛烈的弹雨之中坚守凡尔登时所说的那句话，“好，朋友，你现在很平静了。”　　说平静，还差几分；朗勒扎克接受了任务，但是坚称不到第二天上午他不能准备就绪。整整一天，当第五集团军各兵团越过各自的阵线，进行错综复杂的转向调动时，法军总司令部接二连三地用电话催着“快点！快点！”直到朗勒扎克盛怒之下命令部下不接电话为止。　　同一天，英国的首长们也一直在催赶远征军向南转移。他们急得甚至不让士兵休息；拉开同敌人的距离固属需要，但这些士兵更需要的则是休息。8月28日整整一天，冯·克卢克的各路纵队并没有骚扰他们；可是，约翰·弗伦奇爵士和威尔逊的急于赶快撤退，竟到了下令将运输车辆上“所有军火弹药及其他凡属非必需的辎重统统丢掉”以装载士兵的地步。扔掉军火弹药就是说不想再打了。既然英国远征军不是在英国土地上作战，它的司令也就准备将部队拉出战线，而不顾撤走对盟军的后果。法国军队已初战失利，而今情况严重，甚至已陷入绝境。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失败，每个师都肩负着重任。但是，法国既没有被敌人冲垮，也没有被敌人包围，它在继续奋战。霞飞的意图也无不表示要继续战斗下去。然而约翰·弗伦奇爵士困于当前的危险是致命的危险的想法，决心保存英国远征军，使它不为法国的失败所殃及。　　战地的司令们并不赞同司令部的这种悲观主义。在接到实质上是拒绝再作任何作战打算的命令时，他们都吃了一惊。黑格的参谋长高夫将军一怒之下，把命令撕了。一直认为自己的形势“极好”，敌人“仅仅是小股小股的，而且还很有礼貌地保持在一定的距离之外”的史密斯-多林，把发给他的第三和第五师的这道命令撤销了。不过，他给第四师斯诺将军的电讯到达时，已为时太迟。斯诺在接到“亨利给斯诺鲍尔”的直接命令要他“把你的跛脚鸭子装起来快走”之后，已经遵办，并对士兵造成了“大泼冷水的作用”，弄得他们认为他们的处境已危险到极点，把替换的衣服和靴子都丢了。　　英军在难以言状的尘土飞扬、酷热难当、沮丧和困乏之中继续退却。两个营疲倦不堪的残部拖着步子走过圣康坦市区，就停下来不走了。他们把武器堆在火车站上，人坐在车站广场上，拒绝再走。他们告诉布里奇斯少校（布里奇斯少校的骑兵队奉命负有在部队全面撤离该城以前堵住德军之责）说，他们的指挥官们为了不让圣康坦再遭炮击，已书面答应市长投降。布里奇斯不愿触犯既是他的熟人、级别又高于他的那些营长，他竭力想搞一个乐队来鼓舞那二、三百名乱躺在广场上萎靡不振的士兵。“为啥不能这样做呢？附近有一家玩具店可供应我和号手们一只蹩脚的笛子和一面鼓，于是我们就环绕着士兵们象死人一样躺在那里的喷泉四周齐步前进，吹奏着英国掷弹兵和提珀雷里[注：提珀雷里（Tipperary），爱尔兰地名。——译者]曲子，同时死命地打着鼓。”结果，那些士兵坐了起来，开始笑了，高兴起来了；接着就一个一个站了起来，列成队伍，“最后，我们在我们临时凑成的乐队的乐声中从容开拔，进入夜幕。这时，我们的乐队又增加了两只口琴”。　　约翰·弗伦奇爵士并没有因短笛战鼓而高兴起来，他只看到自己的战区；他认为德皇“在怨恨交加之中，确已不顾其他战场虚弱的危险”，集中了庞大兵力来“消灭我们”。他要求基钦纳将第六师给他派来，基钦纳告诉他，第六师要等来自印度的部队到了英国接防之后，才能脱身。他认为这个拒绝“太令人失望和大为有害”。事实上，在蒙斯之惊后，基钦纳曾一度考虑过派第六师在比利时德军的翼侧登陆。费希尔和伊谢尔一直鼓吹的要让英国远征军在比利时独立行事而不做法国战线附属品的那个老主意，英国人是始终萦绕于怀的。这个主意如今小规模地试了一试，两个月后在安特卫普又试了一次，但都没有得逞。一支英军于8月27日和28日在奥斯坦德登陆，但不是第六师，而是三营英国海军陆战队。此来的企图是想引开克卢克部队。六千比利时兵加入了它们的行列。这六千人是在那慕尔沦陷时随法军撤退，用英国船从海路运到奥斯坦德的；事实上，他们已经不堪再战。这时候，法军的节节败退已把战线撤得远远的了，英军登陆吸引敌人的行动已失去意义，陆战队只好于8月31日重新上船回国。　　在陆战队重新上船之前，约翰·弗伦奇爵士于8月28日撤走了他在亚眠的前进基地；因为，这地方已经受到冯·克卢克向西扫荡的大军的威胁。第二天，他又下令将英军的主要基地由勒阿弗尔后移到诺曼底半岛南面的圣纳泽尔。这一行动，跟抛弃军火的那道命令系出自同一精神，是盘据约翰·弗伦奇爵士心头唯一的迫切愿望——离开法国——的反映。对于离开法国，亨利·威尔逊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正象他的一位袍泽所描述的那样，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满面孔是他那种惯有的滑稽怪诞的神气；一边轻轻地拍手打着拍子，一边哼着，‘我们永远到不了那儿了，我们永远到不了那儿了。’当他走过我身旁时，我说，‘哪儿呀，亨利？’他继续哼着，‘海上，海上，海上。’”第二十章巴黎是前线　　大马路上空荡荡，商店门窗紧闭；公共汽车、电车、小汽车、出租马车，不见踪影，但见羊群被驱赶着通过协和广场去东站运往前线。广场和街道的景象，一扫车水马龙的纷扰，显示出当初设计的清净本色。报纸大多已告停刊，报摊上稀稀拉拉地挂着几份还在出版的单张报纸。各国旅客都已远走高飞，里茨饭店阒无一人，默里斯饭店已改为医院。在这8月里，巴黎有史以来第一次恢复了法兰西的风貌，而且悄无声息。阳光照耀，圆形广场[注：圆形广场（RondPoint），位于爱丽舍田园大街上。——译者]处的喷泉闪闪发光，树木葱郁，静静的塞纳河象往日一样流逝。簇簇鲜艳的协约国国旗，把这座淡灰色的、人间最美的城市装点得格外绚丽。　　在巴黎残老军人退休院的宽敞的屋子里，加利埃尼跟那些妨碍议事进行、遇事犹豫不决的官员们争论不休，相持不下。他力争采取必要的果断措施，务使巴黎成为名副其实的“筑垒的兵营”。他设想的这个兵营，不是一个困守待围的特洛伊城，而是个作战基地。根据列日和那慕尔的经验，他深知巴黎顶不住敌军新型攻城重炮的轰击，不过，他的战略不是消极待围，而是主动出击——运用其尚未到手的部队——作战于环形防御工事之外。他研究了巴尔干战争和日俄战争，深信深而窄的壕沟，上面护以垒土圆木，两侧密布铁丝网和洞口宽广、洞底竖有尖桩的“狼阱”这样的系列工事，由训练有素、坚韧不拔、配备机枪的军队据守，定将坚不可摧。这就是他试图在炮兵阵地之间各个地段修筑的防御工事，不过他还没有取得扼守这些工事的军队。　　每天，他都给总司令部打电话，有时一天两三次，声嘶力竭地要求给他增援三个现役兵团。他给霞飞打报告，或派专人前往，或向陆军部长和总统大声疾呼，一再提请他们注意：巴黎一无准备。几经敦促，到8月29日，总算迎来了一旅海军。当这支身穿白色制服、高奏尖音号笛的队伍在街上整队走过时，纵然加利埃尼并不为他们的出现感到高兴，而老百姓却为之欢欣鼓舞。　　加利埃尼认为，当前任务有三：军事防卫、精神准备和军需给养。要完成其中无论哪项任务，都必须对民众开诚布公。他对巴黎人民的崇敬，深如他对政客的鄙视。他认为人民是可以指望在危难时刻不致头脑发昏，手足无措的。他认为普恩加来和维维亚尼不愿将事实真相让全国知道，怀疑他们在排演“哑剧”，愚弄人民。他竭力要求准予拆毁挡住炮台射向的建筑，但官方不愿惊动百姓而屡加阻挠。每破坏一处建筑，都必须由区长和工兵总监联合签署一纸公文，规定给业主的赔偿金额，这是一种既引起无限麻烦又拖延时日的手续。每作一项决定，总要陷入为一些人所进一步掀起的空洞无用的争论中去。这些人坚决主张，作为政府所在地，巴黎不能成为军事上必需保卫的“筑垒的兵营”。伊尔斯肖埃将军厌恶地说，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争论不休的大好园地”。他担心，那些主张巴黎成为不设防城市的辩护士们，不久还会振振有词地证明，即便是军事长官这个职位也是非法的。他说，“拿不出明文规定，你就不能说服这些法学家。”　　加利埃尼毕竟拿出一条明文规定。8月28日，军区扩大，巴黎及其两侧直到塞纳河一带的地区都被包括在内，巴黎市政府已置于军事长官管辖之下。当天上午10时，加利埃尼召集他的军事和民政的领导班子，开了一个防务会议，这次会议是站着开的，到10点15分就告结束。加利埃尼要求与会者不必讨论巴黎应否设防的问题，而只需确认一点：大敌当前，非建立一种“防御状态”的体制不可。提供此项法律根据的文件早已拟就并摆在桌上，加利埃尼请他们各自签上名字以后便随即宣布休会。这是他召集的第一次会议，也是最后的一次。　　他毫不留情地执行修筑防御工事的任务；对那些持有异议或动摇不定的人，软弱无能或办事不力的人，他从不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或给以怜悯。象霞飞一样，他清除一切不称职的人员。上任第一天就撤了一名工兵部队的将军，两天以后又撤了一名将军。郊区的所有居民，“即便是最老迈无能的”，都被强迫拿起镐锹参加劳动。他下令要在二十四小时内征集一万把铲镐，傍晚时分便全部送到。他同时还曾下令采购一万把长猎刀作为工具，军需官提出异议，说是难以办到，因为采购猎刀是不合法的。加利埃尼两眼通过夹鼻眼镜狠狠地盯着他答道：“那就越发有理由了。”于是，这些刀子也如数办齐不误。　　8月29日，巴黎周围方圆约二十英里的一个地区，南到默伦，北至达马尔坦和蓬图瓦兹，都划归加利埃尼管辖。炸毁这地区所有桥梁的各项工作均已准备就绪。对那些列为“艺术作品”或属于“民族遗产”的桥梁，则部署了专门岗哨，确保这些桥梁不到最后关头不得炸毁。所有通往市区的入口，即便是下水道，都设置了障碍。面包师傅、屠户和菜农都已经组织起来，牲口则被赶入市区，在布洛涅森林中放牧。为了加速调集弹药贮存，加利埃尼征用了“一切可资利用的”运输工具，包括巴黎的出租汽车，这些汽车不久就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受命担任这块筑垒兵营的炮兵参谋的，是一位已属历史人物的前上尉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注：德雷福斯（AlfredDreyfus，1859-1935年），即法国政治史上著名的“德雷福斯案”的被告。1899年法国政府在舆论压力下宣告他无罪（校制者按：注释有误。1899年对德雷福斯仍维持有罪的原判，只是在舆论压力下以总统名义将其赦免。直到1906年，克列孟梭内阁重新审理了这一案件，才宣布德雷福斯无罪），1906年复职。——译者]，他在五十五岁时重服现役，现在是少校。　　前方，洛林地区的第一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在鲁普雷希特炮火猛攻之下仍在殊死战斗，坚守摩泽尔河防线。它们的阵脚已乱，防线凹凸不齐，有些地方甚至已被德军楔入突破。但由于德军两侧受到法军反攻的牵制，这些楔子未能扩展成为大的缺口。战斗在继续进行，鲁普雷希特的军队在试探法军阵地的最薄弱地段；而迪巴伊和德卡斯特尔诺，由于霞飞的要求向西抽调了部队，兵力削弱，不知自己还能坚守多久，也不知能否守住。在德军攻占的村子里，见之于比利时的事件又在重演。驻梅斯的德军总督张贴告示宣称，在南锡城外的诺梅尼村，“居民向我军开枪，因此已饬令将该村全部焚毁以示惩罚。诺梅尼村现已成为焦土”。　　在德卡斯特尔诺左面，法军战线折向西方，吕夫的第三集团军，由于莫努里的几个师给调走了，已失去平衡，正在退向马斯河后面凡尔登的南方。紧靠它的第四集团军，为了表示这次撤退不是溃败而是出于“战略”需要，8月28日在阵地上止步不动。使德朗格尔将军恼火的是，又接到命令，要第四集团军在8月29日继续撤退。再往左，是法军战线最吃紧的地带，朗勒扎克将军正在调动他的第五集团军转向，为反攻圣康坦作好准备，这本非他所愿，而是出自霞飞的命令。在战线左端，莫努里的第六集团军正在进入阵地。约翰·弗伦奇爵士明知第二天即将进行一场战斗，却把位于莫努里和朗勒扎克之间的英国远征军撤走。　　远征军的这次撤退，差点儿为一次迫切需要的英法合作行动所阻。黑格通知朗勒扎克说，他的部队“已完全作好准备，随时可以出击。他希望与第五集团军取得直接联系，在它计划发动的圣康坦战斗中配合行动”。朗勒扎克的一名参谋立即赶去与黑格会晤，只见黑格宛如画中人物，站在一座小山上，一名勤务兵为他牵着马，一支旗杆矛竖立在他身旁，上面的白十字三角旗在迎风招展。黑格说，据他的空中侦察报告，敌军正在圣康坦西南移动，“它在前进中暴露了它的翼侧”。　　“赶快回去将这个情况报告你们将军。……让他立即行动。我很愿意在这次进攻中与他协力合作。”这一慨然相助的诺言，使朗勒扎克“兴高采烈，心满意足”，感动得“讲起赞扬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的好话来了”。为第二天早晨联合作战所作的部署已经同意，只待英军总司令的最后批准。凌晨2点，英军总司令部传下话来，说是约翰·弗伦奇爵士拒不同意，理由是远征军已“不胜疲惫，至少必须休息一天”，事实上，即使第二兵团确实有此需要，第一兵团却并非如此，它的司令自称可以配合，正在待命出击。朗勒扎克不禁勃然大怒。“这是背叛！”他大声嚷道，还加上了一位在场的人后来称之为“对约翰·弗伦奇爵士和英国军队不堪入耳和不能宽恕的痛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