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问题和抉择”摊在下院面前。下院“沉痛而专心地”听了一小时又一刻钟，最后爆发出一片掌声，表示响应。一个人能够驾驭整个国家的时刻是令人难忘的，事实证明，格雷的演说就是处在这样一种时刻，以后被人们奉为重大事件。但是依然有人发表了不同意见，下院不同于大陆国家的国会，不必做到全体心悦诚服，完全一致。拉姆齐·麦克唐纳代表工党议员发言说，英国应保持中立；基尔·哈迪扬言他将唤起工人阶级反对战争；后来一群没有诚服的自由党议员在下院会客厅里通过了一项决议，声称格雷没有道出参战的理由。但是阿斯奎斯深信，总的说来“我们那些极端的和平爱好者已经哑口无言，虽然他们不久之后还会说话的”。上午辞职的两位大臣晚上被劝了回来。普遍的看法是，格雷获得了举国支持。　　“现在怎么办？”丘吉尔在和格雷一道离开下院时问他。“现在嘛，”格雷说道，“我们要在二十四小时内向他们发出最后通牒，要他们停止对比利时的侵犯。”几小时之后，他又对康邦说：“如果他们拒绝，那就是战争。”虽然他差不多又等了二十四小时才发出最后通牒，但利希诺夫斯基担心的事情已成事实：比利时果真成了条件。　　德国人之所以冒此风险，是因为他们以为这将是一场速决战，尽管那些文官领袖们到最后一刻还在唉声叹气，担心英国不知会采取什么行动，而德军总参谋部则已考虑了英国的参战问题，并且对此毫不介意。他们认为，这对一场他们相信四个月就会结束的战争不会有什么影响，或是根本没有影响。　　克劳塞维茨，一位已经过世的普鲁士人，还有诺曼·安吉尔，这位虽然在世却为人所误解的教授，已不约而同地用速决战观念束缚了欧洲人的思想。速决取胜，这是德国的传统观念；一场持久战在经济上不可能也不胜负荷，这是人人皆有的传统观念。“你们在叶落之前就会凯旋回家，”德皇在8月的第一个星期对出征将士就是这么说的。德国宫廷社交活动的一个记事人员8月9日有这么一段记载：那天下午，奥佩尔斯多夫伯爵走进来说，战争不会打上十周之久；而霍赫贝格伯爵认为只需八周，尔后还说：“你我将在英国聚首。”　　一名即将开赴西线的德国军官说，他预期可于色当日（9月2日）[注：色当日是纪念普法战争中法皇拿破仑三世率师在色当投降（时在1870年9月2日）的日子。——译者]在巴黎和平咖啡馆早餐。俄国军官也预期在大约相同的时间进入柏林；一般都认为六周时间足矣。一名御前近卫军军官征求沙皇御医的意见时，就曾问他是把大礼服随身带上以便开进柏林时穿着，还是留待下一班信使带往前线？一名曾任驻布鲁塞尔武官并被认为是一名知情人士的英国军官，在重返他的团队时，有人问他对战争可能打多久的看法。这位军官回答说，他可不知道，但他知道存在着“财政上的原因，大国因此不可能把战争拖长下去”。这是从首相那儿听来的，“首相对我说，霍尔丹勋爵是这么对他说的。”　　在彼得堡，问题不是俄军能否取胜，而是需要打两个月还是打三个月；态度悲观认为需要打六个月的人就被视为失败主义者。“瓦西里·费多罗维奇（弗雷德里克的儿子威廉，亦即德皇）盘算错了；他是坚持不了的。”俄国司法大臣就是这么一本正经地预料的。这倒也不是什么谬误之见。德国没有作需要长期打下去的打算，所以在进入战争时，制造火药的硝酸盐储存仅敷六个月之用。只是后来发明了从空气中提取氮气的方法，才得以继续打下去。法国人则是孤注一掷，把全部希望寄托在速战速决上，竟然出此险着，不派军队驻守难以守卫的洛林铁矿区，听任德军占领。他们的理论是：胜利之时，这个地方也就会自然收复。结果他们在战争期间失去了百分之八十的铁矿，险些因此战败。英国人则以含糊其辞的作风，笼统地认为胜利只不过是几个月的事情，至于何时何地以及如何取胜，则没有言明。　　不知是出于本能还是归功才智，三位有头脑的人曾预见到黑暗的阴影将漫长数年而不是数月。这三个人都是军人。毛奇是其一，他曾预言将是一场“漫长的疲劳战”。霞飞是其二，1912年，他在回答部长们的问题时曾指出，法国初战告捷之时，将是德国举国抗战开始之日，反之亦然。且不论出现哪种情况，其他国家都将被卷入，结果会是一场“漫无限期”的战争。然而，不论霞飞还是毛奇，虽然他们自1911和1906年以来就各是本国的军事首脑，但在他们的计划中都没有为他们预见到的一场消耗战留有余地。　　第三位——也是唯一按其预见行事的人——是基钦纳勋爵，但他没有参预制订最初的计划。8月4日，他正准备乘上一艘航行海峡的轮船前往埃及的时候，仓促奉召就任了陆军大臣。由于内心深处受到奥妙的灵感的启示，他在赴任时就预言战争将延续三年。他对一个不敢苟同轻信的同僚说，时间甚至可能更长些，不过，“暂且说它三年是不会错的，象德国这样一个国家，既已逼得人家和它交手，那只有把它彻底打垮，它才会甘心认输。而这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但究竟要多久，只有鬼知道。”　　基钦纳自从就任之日起，就坚决主张筹建一支数百万人的大军，准备打上几年。但除他之外，没有任何人订过三至六个月以上的计划。至于德国人，短期战争已成定见，既然有了这种想法，也就必然认为，在一场短期战争中，英国的参战将无关大局。　　“怎么就没人事先告诉我英国将会拿起武器反对我们！”战争发生后，德皇一天在最高统帅部午餐桌上曾如此慨叹。此时有人诚惶诚恐地小声说：“梅特涅事先说过。”他在这里指的是德国前驻伦敦大使。这位大使1912年被解职，正是因为他老是喋喋不休地预言德国海军的不断增长必然会导致与英国发生战争，并且至迟不会晚于1915年。1912年，霍尔丹也曾向德皇陈言，英国决不会容许德国占有法国的海峡沿岸港口，并且也曾提醒他对比利时的条约义务。1912年，普鲁士亨利亲王也曾直截了当地问过他表兄乔治国王：“一旦德奥同俄法作战，英国会不会援助后两个国家？”乔治国王回答说：“在一定情况下，毫无疑问会援助。”　　可是德皇不顾这些警告，明知事必如此，却仍拒不置信。根据他身边一个随员看到的情况，7月5日，他在同意奥地利可以相机行事之后回到他的游艇时，依然“深信”英国将保持中立。而他在波恩学生时代的两个同会兄弟贝特曼和雅戈，则颇象虔诚的天主教徒手捻念珠口中念念有词那般，不时以英国定会保持中立相慰藉。这两个戴着黑白缎带相互以“你”（du）相称[注：德语中第二人称有“Sie”和“du”两种，前者表示客气或尊敬，后者表示亲昵或蔑视，此处表示亲昵。——译者]的兄弟会成员，主要是靠他感情用事的弱点，得以踏上仕途的。　　毛奇和总参谋部都不需要格雷或其他什么人向他们说明英国要采取什么行动，他们早就料到它的参战是必然无疑的。“英国人来的越多越好，”这是毛奇对海军上将蒂尔皮茨说的。他的意思是说，在欧洲大陆登陆的英国人越多，在一场决定性的败绩之中落网的也就越多。毛奇天性悲观，使他不作一厢情愿的非非之想。1913年，他草就的一份备忘录，对形势阐述之精确，远非英国人所及。他写道，如果德军没有比利时的同意而竟借道比利时，“那么，英国将会而且必然会参加我们敌人的行列”，英国既然在1870年就公开表示了这个意图，当今就更会如此了。他认为没有哪个英国人会相信德国人所作的诺言，即在打败法国之后便撤出比利时；他深信，在德法战争中，不论德军是否借道比利时，英国都会参战，“因为它害怕德国称霸，而且，为了切实贯彻保持均势的政策，它将竭其所能制止德国势力的增长”。　　“战前那几年里，我们就毫不怀疑英国远征军是会迅速开到法国沿岸的。”这是总参谋部最高将领之一冯·库尔将军的证词。参谋部估计，英国远征军将于（战争爆发后）第十天动员，第十一天在港口集结准备启航，第十二天开始启航，第十四天向法国运送完毕。这个估计后来证明几乎丝毫不差。　　德国海军参谋部也没有抱任何幻想。“一旦开战，英国可能为敌，”海军司令部早在7月11日就如此电告了当时在太平洋“沙恩霍斯特”号战舰上的舰队司令冯·施佩。　　格雷在下院演说结束后两小时，1870年以来莱茵河两岸人人忧于内心，1905年以来大多数人料于眼前的事终于发生。德国向法国宣战了。德国王储说，这在德国人，是日益紧张的局势的“军事解决办法”，是四面被围这一梦魇的终结。一家德国报纸那天在以《枪炮的福祉》为大字标题的特刊中欣然写着：“行动起来，才是乐趣所在。”它还说，德国人“欣喜若狂……这个时刻我们盼望已久……目的未达，疆土未扩展到必须扩及之处，强要我们拿起的刀剑决不入鞘”。但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欣喜若狂。左派议员被召到国会时，发现彼此都很“沮丧”，都很“紧张”。一个议员在表示愿意投票赞成全部军事拨款时曾嘀咕说：“我们不能听任他们把帝国毁掉。”另一个则嘟哝不已：“真是无能的外交，真是无能的外交。”　　法国是在6时15分得到开战信号的。那时总理维维亚尼的电话铃响了起来，他听到美国大使迈伦·赫里克抽噎地对他说，他刚刚接受委托，要他代管德国大使馆，并在旗杆上升起美国国旗。他说他已接受代管使馆的委托，但没有同意升旗。　　维维亚尼很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所以等待着德国大使立即来访，不一会，通报他来了。冯·舍恩——他的妻子是比利时人——进门时显然心绪不宁。他一开始就抱怨说，在他到这里来的路上，一位太太把头伸进他汽车的窗口侮辱了“我和我的皇帝”。维维亚尼这几天痛苦已极，神经已紧如弓弦，不禁问道，大使此来是不是就为了抱怨这事。舍恩方说他还另有任务，于是打开手中文件，宣读了内容；他深为文件内容感到羞愧不安，因为按照普恩加来的说法，他是个“重视荣誉的人”。文件说，鉴于法国“有组织的敌对”行动和对纽伦堡及卡尔斯鲁厄的空袭，鉴于法国飞行员飞越比利时国境从而侵犯了比利时的中立，“德意志帝国认为自己已处于与法国交战状态”。　　维维亚尼正式否认了这些指控。法国政府十分清楚这些事情并未发生，因此德方文件列数这些罪责与其说是说给法国政府听的，不如说是说给德国国内公众听的，为的是要他们相信自己是法国侵略的受害者。维维亚尼把冯·舍恩送到门口，然后不愿分手似的，又陪他走出大楼，步下台阶，直到等在那里的车子门口。这两位“世代宿敌”的代表伫立了片刻，怏怏相对无言，尔后躬身告别，冯·舍恩乘车消失在暮霭之中。　　当晚在白厅，爱德华·格雷和一位朋友站在窗口，正值窗下路灯华光初放，他一声感怀，后来成了那个年代的写照：“整个欧洲的灯光正在熄灭；此生不会看到它们重放光明了。”　　8月4日清晨6时，赫尔·冯·贝洛最后一次拜访了布鲁塞尔的外交部，递交了一份照会。照会说，鉴于他的政府的“善意的建议”遭到拒绝，为了自身安全，德国将不得不采取措施，并“于必要时以兵戎相见”。这个“必要时”是有意为比利时改变主意留下的余地。　　那天下午，应邀前往代管德国使馆的美国大使布兰德·惠特洛克到达时，看到冯·贝洛和他的一等秘书冯·施图姆根本不在收拾行装，而是倒在两张椅子上，“差不多垮了似的”。贝洛一手吸烟，一手抹着额头，除此之外，不见他有其他动作。两个年老的官员拿着蜡烛、封蜡和纸条，慢条斯理、郑重其事地在房子里转来转去，给存放档案的几张橡木橱贴封条。“唉，可怜的笨蛋！”冯·施图姆喋喋不休地说着，一半也是自言自语：“他们干吗不避开压路机呢？我们并不想伤害他们，但是如果他们挡路，那就得给碾成齑粉。咳，可怜的笨蛋！”　　只是后来，德国那一方才有人反躬自问，这一天到底是谁做了笨蛋。奥地利外交大臣切尔宁伯爵后来终于发觉这一天正是“我们招致最大灾难的一天”；甚至德国王储在此后很久沮丧地承认这一天是“我们德国人在全世界心目中输掉第一个大回合的一天”。　　那天上午8时刚过两分，第一阵土灰色的浪涛在离列日三十英里的格姆梅里希冲过了比利时边境。比利时宪兵从哨所里开了火。这支由德国主力部队派出来攻打列日的先遣部队，是由冯·埃姆米希将军率领的，计六个步兵旅和三个骑兵师，各步兵旅都配备了大炮和其他武器。该部日暮前就到达了马斯河畔的维塞，这座城市成了后来一系列废墟的首当其冲的一个。　　直到入侵那一时刻，许多人依然认为德军从其自身利益出发，也会绕过比利时边界线。他们为何一定要增加两个敌人，把他们拉入战场与自己作对呢？没有人把德国人当作蠢人，所以出现在法国人头脑中的答案，也就理所当然是：德国给比利时的最后通牒不过是个花招而已。通牒的用意并不真想随即入侵，只不过企图“诱使我们首先进入比利时罢了”，——梅西米在一道命令中就是这么说的。他在这道命令中禁止法国部队，甚至“一个巡逻兵，一个骑兵”都不得越过边界线。　　不知是出于这个原因还是出于其他原因，格雷直到德国入侵时还没有发出英国的最后通牒。阿尔贝国王也没有向保证比利时中立的国家发出呼吁，要求军事援助。他也担心德国的最后通牒是个“大骗局”。如果他过早地招来法国人和英国人，那他们的出现就会把比利时身不由己地拖入战争，同时，在他内心深处还有一个隐忧，担心这些邻居们一旦在比利时国土上立足下来，说不定就会不急于离开。只是在德军纵队向列日进军的脚步声打消了他的一切疑虑，使他不再有任何选择余地以后，他才于8月4日中午呼吁各保证国采取“协同一致”的军事行动。　　在柏林，毛奇依然希望比利时人在为了面子起见开了几枪之后，或许仍会接受劝告，“达成谅解”。唯其如此，德国最后一份照会只是说“以兵戎相见”，暂时还避不宣战。当比利时大使拜恩斯在遭到入侵那天上午前来索取护照时，雅戈赶忙迎上前去问道：“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似乎在等待着某种建议。他再次申明德国愿意尊重比利时的独立，并说，如果比利时能不毁坏铁路、桥梁和隧道，在列日不事防御抵抗而是让德军自由通过，德国愿意赔偿一切损失。拜恩斯转身要走的时候，他又跟在后面怀着希望地对他说：“或许我们仍有一些话可以谈谈。”　　在布鲁塞尔，德国入侵开始后一小时，阿尔贝国王身穿军服，未作任何佩戴，骑马去国会开会。一辆敞篷马车上坐着王后和她的三个孩子，后面跟着两辆马车，国王独自一人在马背上殿后，这个小小的行列沿着皇家大道碎步小跑而来。一路上家家户户挂着国旗，拿着鲜花；街头巷尾满是兴奋激昂的人群；素不相识的人们相互握手，欢笑与呼号交杂一片，每个人的感情，正如有人后来回忆所说，“都被他和他同胞之间的共同的爱和共同的恨的纽带联结在一起。”一阵又一阵的欢呼声朝着国王而来，仿佛人们怀着共同的感情，试图向他表明，他是他们国家的象征，是他们坚持独立的意志的象征。甚至不知怎么竟忘了不该出场，也和其他国家的外交官们一起在国会窗口观看着这个小小行列的奥地利大使也在揩拭眼泪了。　　在大厅里，在议员、来宾以及王后和朝臣就座之后，国王一个人走了进来，将帽子和手套庄重地放在讲台上，便开始演说，只是声音稍有颤抖。他回顾到创建独立的比利时的1830年的国会会议时问道：“先生们，你们是否矢志维护我们先辈留下的这份神圣礼物，使其不受侵犯？”议员们难以抑制自己，起立高呼“是的，是的，是的！”　　美国大使在他的日记里记述了这个场面。他描写了他如何注视这位国王的十二岁的嗣位人在当时的情形：他身着一套水手服，两眼凝视着父王，全神贯注地听着他的演说；描写了他又如何好奇地想着：“这个男孩的脑子里现在在想什么呢？”惠特洛克先生似乎侥天之幸，对未来稍有微感，不禁暗自问道：“年长日久之后，他还会想起这个场面吗？又是怎样想起，何时想起，在什么情况下想起呢？”但这个身着水手服的男孩，在他登基做了利奥波德三世之后，在1940年却向德国的又一次侵略屈膝投降了。　　演说结束后，街头巷尾激情高涨，如痴似狂。一向为人瞧不起的军队现在成了英雄。人们高呼：“打倒德国佬！处死杀人犯！比利时独立万岁！”国王离去之后，群众又欢呼求见陆军大臣。在政府中，陆军大臣不论由谁担任，因为职务关系，平时总是最最不得人心的一个人。德布罗凯维尔先生虽然是个温文尔雅、老于世故的人，但是当他出现在阳台上的时候，也为那天布鲁塞尔每个人同仇敌忾的激昂情绪所感动，不禁流下了眼泪。　　同一天在巴黎，穿着红裤子和宽下摆、纽扣在两边的深蓝色上装的法国士兵，迈着整齐步伐穿过街道，引吭高歌着：　　这是阿尔萨斯，这是洛林，　　这是我们的阿尔萨斯，　　啊，啊，啊，啊！　　唱到最后一个“啊”字，歌声化成一片胜利的欢呼。失去了一只手臂，因而赢得更多欢呼声的独臂波将军，佩戴着1870年沙场老将的青黑绶带，骑马走在前列。骑兵团的士兵，身披闪光耀眼的护胸铁甲，头盔上垂下长长的黑色马尾辫，他们并不感到这有什么不合时宜。跟在他们后面的，是装着飞机的大木条箱和平板拖车，车上放着细长的七五毫米口径的野战炮，这种大炮是法国的骄傲。人马辎重整天川流不息，穿过北站和东站的拱形大门。　　车辆绝迹的林荫大道上，走过一队又一队的志愿兵，扛着旗帜和横幅，横幅上写着表示决心的口号：“卢森堡人决不做德国人！”“罗马尼亚忠于自己的拉丁族母亲！”“意大利的自由是法国人的鲜血换来的！”“西班牙和法国亲如姊妹！”“英国人愿为法兰西而战！”“希腊人热爱法兰西！”“巴黎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斯拉夫民族和法兰西站在一起！”“拉丁美洲人誓死捍卫拉丁美洲文化的母亲！”一条横幅上写着“阿尔萨斯人打回老家去”的口号，受到人群表示敬意的欢呼喝彩。　　在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上，维维亚尼的面色死一般的苍白，看上去已是心力交瘁。但他演说时，仍能胜其力之所不能，热情洋溢，辩才雄健；这篇演说和这天每个人的作为一样，被誉为他一生事业中最伟大的一次演说。他的公事包里带着法俄条约的文本，但并没有人对这份条约提出质询。当他说到意大利已“以其拉丁民族的理智所独具的洞察力”宣布中立时，响起了如痴似狂的欢呼声。三国同盟中的这个第三个成员，在考验来临的时刻，果如所料，拔脚走开了。其理由是：奥地利进攻塞尔维亚，是一种侵略行为，从而解除了它对条约所负的义务。意大利的中立使法国无须在南部边界布防，也就等于增多了四个师即八万人的兵力。　　普恩加来总统因公未能亲莅议会，在维维亚尼演说完毕之后，由人代读了他的演说词。宣读时，全体听众均离座肃立。他说，法国在全人类面前代表着自由、正义和理智，表示同情和善意的函电，已从“文明”世界（“文明”两字，他是有所指而特作此称的）的各个角落纷至沓来。他特意改动了法国传统的三个座右铭。[注：法国传统的三个座右铭，即自由、平等、博爱。——译者]就在宣读总统演说词的时候，霞飞将军“镇定自若、信心十足”地来到总统那里，向他辞行，奔赴前线。　　当帝国国会议员们聚集一堂，准备去聆听德皇圣谕的时候，柏林正大雨滂沱。他们是先到国会大厦来和首相见面的。此时大厦窗下的人行道上，马蹄嗒嗒不绝，清晰可闻，一队队骑兵正轻捷地驰过水光闪耀的街道。大厦里面有间房间，饰有一幅大型绘画，画的是德皇威廉一世趾高气扬地骑马践踏一面法国国旗的不胜得意的场面：德皇和俾斯麦及陆军元帅毛奇一起在色当战场上昂首跃马，前面一名德国士兵在皇帝的马蹄下铺着一面法国国旗。各党派的领袖就在这间房间里同贝特曼会晤。贝特曼表示他很关切团结一致，他规劝议员们在作出决定时要做到“一致”。“我们一定会一致的，阁下。”自由党一个发言人恭顺地回答说。这个无所不知的埃茨贝格尔，不仅是军事委员会的发言人，而且是首相的心腹亲信，人家都说他的耳朵能够通天。他这时候正奔走在他的同僚议员之间，要他们放心：“下星期一这个时候”，塞尔维亚人肯定已被打败，现在一切都很顺利。　　议员们在大教堂做过仪式之后便集体列队进入皇宫。入口处戒备森严，绳栅隔道，这些人民代表经过四道检查证件之后，才终于在白厅坐下。德皇在几位将军陪同之下静悄悄地走了进来，登上御座。穿着龙骑兵制服的贝特曼从御用公文包里取出演说词呈给德皇，德皇离座起立，开始宣读。他头戴盔帽，一手按住剑柄，站在首相旁边显得身材矮小。他宣称：“我们拔剑出鞘，问心无愧，双手清白”，但对比利时问题却只字不提。他说，战争是由塞尔维亚在俄国支持之下挑起的。他历数了俄国的罪行，激起一片“可耻！”的嘘叫声。预先准备好的演说完了之后，他提高嗓门宣布：“从今日起，我不承认党派，只承认德国人！”然后要求各党派领袖，如果他们同意他的意见，就上前握他的手。在“狂热的激动”中，所有领袖都从命不误，与此同时，在场的其他人员爆发出一阵欣喜若狂的欢呼声。　　3时正，国会议员又在国会大厦续会，先是聆听首相讲话，接着履行余下的职责，首先是投票通过战争拨款，然后是通过国会本身的休会。社会民主党同意使投票结果一致，并且紧张地商讨了是否要和其他议员一起向德皇表示“致敬”，他们为此花了身负国会议员职责的最后几个小时，最后决定改为向“德皇，人民和祖国”致敬，从而圆满解决了这个问题。　　当贝特曼起立讲话时，每个人都忧虑地期待着，看他怎样谈比利时问题。一年以前，外交大臣雅戈在国会指导委员会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曾保证德国决不侵犯比利时，当时的陆军大臣冯·黑林根将军也曾保证，如果发生战争，只要德国的敌人对比利时的中立尊重一天，德国最高统帅部也将尊重一天。8月4日这天，议员们并不知道他们的军队已经在早晨入侵比利时。他们只知道那份最后通牒，至于比利时的答复，则一无所知。政府从没有发表这个答复，它要造成这样一种印象：比利时已经默许，它的武力抵抗因而是非法的。　　“我们的军队，”贝特曼通知屏气凝神的听众说，“已经占领卢森堡，并且或许”——这个“或许”已是事过境迁八小时了——“已经在比利时境内。”（一阵巨大骚动）确实，法国曾向比利时保证尊重它的中立，但是“我们知道，法国是时刻准备入侵比利时的”，所以“我们不能等待”。他又少不了地说道，这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而“需要是不懂得法律的”。　　这时候他总算把他的听众，不论是瞧不起他的右派还是不信任他的左派，都俘虏过来了。但他下一句话却引起了一阵喧哗。他说：“我们对比利时的侵犯是违背国际法的，但是我们现在正在犯的——我公开这么说——过错，在我们的军事目标一经达到之后，我们是会弥补的。”蒂尔皮茨海军上将认为这是有史以来一个德国政治家最严重的失言；自由党的一位领袖康拉德·豪斯曼，则认为这是通篇演说中最精彩的部分。入侵行为既已有人公开承认是自己的过错，他和他的左派同僚议员也就觉得自己身上的罪愆被洗刷干净了，于是不禁对首相致敬，高呼“非常正确！”这一天贝特曼虽然已有不少令人难忘的至理名言，可他还要补充一句，好使他青史留名；他最后一句惊人妙语说道：不论是谁，若是也象德国人这样受到如此严重的威胁，他所考虑的也只能是如何“杀出一条血路”。　　一笔五十亿马克的战争拨款获得一致通过，尔后是国会表决通过本身休会四个月，或是说，在普遍所预料的战争所需时间一直休会。贝特曼在宣布结束议程时满怀信心说道：“不论我们的命运会是怎样，1914年8月4日将永远成为德意志最伟大的日子之一！”他的话博得了英勇斗士们的喝彩致敬。　　同一天晚上7时，英国终于作出了多少人在焦虑久待的明确答复。英国政府在上午终于鼓足勇气，决定发出最后通牒。不过这份通牒是分两步走的。第一步，格雷要求德国作出它对比利时的要求“不予执行”的保证，并要求对此“立即回答”，但他并未附加时间限制，也没有提到如果得不到回答将作如何制裁，所以这份照会从技术上说并不是一份最后通牒。他一直等到获悉德军已经入侵比利时之后才发出第二份照会，宣布英国感到有义务“维护比利时的中立和坚持遵守德国与我们同样是签字国的条约”。照会要求午夜之前必须作出“满意的答复”，不然英国大使就将索取护照。　　为什么上一夜在国会明确表示同意格雷演说之后，没有立即发出最后通牒，这只能以政府的犹豫不决加以解释。除了德国人俯首听命，从他们那天上午蓄意而无可挽回地越过的那条边界撤退回来之外，不知英国政府在指望什么样的“满意答复”，为什么英国竟又抱着不切实际的空想期待出现什么奇迹而且一直要等到午夜？这些问题都是难以解释的。在地中海，那晚午夜之前失去的几小时可关系重大。　　在柏林，英国大使爱德华·戈申爵士在和首相进行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时，向首相递交了最后通牒。他发现贝特曼“非常激动”。据贝特曼本人说，“促使英国参战的并不是比利时问题，可却伪善地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诚使我热血沸腾。”贝特曼盛怒之下，大发了一通议论。他说，英国竟对一个“联姻的国家”宣战，这种作为简直“不可思议”，这“等于在一个人为了自己的生命与两个来犯的人搏斗时，从他背后猛击一下”。他说，英国要对“这一致命的严重步骤”可能产生的所有可怕事件负责，而“这一切都仅仅是为了一个词儿——‘中立’——仅仅是为了一张废纸……”　　戈申当时几乎没有注意到，这句话后来竟响彻全球。不过他后来还是把这句话写进了他的一份汇报之中。他当时的答对是：如果鉴于战略原因，借道比利时事关德国生死存亡，那么履行庄严盟约说来也事关英国的生死存亡。“首相阁下是如此激动，得悉我们的行动之后是如此怒形于色，而且又是如此不可理喻，”他只好避而不再作进一步争论。　　当他离开的时候，有两个人乘着一辆《柏林日报》的送报车正穿过街道，散发传单，宣布——做得未免过早，因为最后通牒的限期要到午夜截止——英国已经宣战。继意大利变节之后，这个最新的“背叛”行为，这个最新的背信弃义行为，这个又给德国增添一个新的敌人的行为，使得德国人怒不可遏，许多人立即成了一群狂吼的暴徒，随即对着英国使馆的窗户扔了一小时的石头。一夜之间，英国成了最最可恨的敌人，“种族背叛”成了大家最喜欢用的泄恨口号。德皇不胜悲伤：“想不到乔治和尼基竟会背叛我！我祖母如果健在是决不会容许的！”在他有关此次战争的所有肤浅之见中，可说以此为最。　　德国人对于这一背信行为怎么也想不通。已经堕落到这种地步——要求参政的妇女竟敢对首相无理取闹，竟敢公然抗拒警察——的英国人，竟想要打仗，简直是难以置信的。英国的势力虽然广泛而强大，但已日薄西山，德国人对它就象西部高斯人对于后期的罗马人一样，既轻蔑，同时又带有一种后来者的自卑感。英国人以为他们能“象对待葡萄牙人那样来对待我们”，蒂尔皮茨海军上将愤愤不平地说。　　英国的背叛加深了德国人缺少朋友之感。他们自知是个不为人爱的国家。尼斯于1860年被法国并吞，何以尼斯人竟能安之若素，不出几年且能忘记他们原是意大利人，而五十万阿尔萨斯人，却为何宁愿背井离乡也不愿生活在德国统治之下？“我们的国家到处不太受人爱戴，而且确实经常遭人怨恨，”王储在旅途之中对此深有感触。　　当人群在威廉大街大喊大叫复仇的时候，垂头丧气的左派议员则聚集在咖啡馆里同声哀叹。“全世界都在起而反对我们，”一个说，“日尔曼主义在世界上有三个敌人——拉丁人，斯拉夫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而现在他们已联合起来反对我们。”　　“我们的外交已使我们只剩下奥地利这一个朋友，而这个朋友还非得靠我们撑持不可。”另一个说。　　“至少还有一件好事，那就是不会打得很久，”第三个这么安慰着他们。“四个月内我们就会有和平。经济上、财政上我们都不能支撑更久。”　　“大家指望着土耳其人和日本人。”又一位提醒说。　　事实上，前一天晚上，当咖啡馆里的顾客听到远处街上阵阵欢呼的时候，一个谣言就已传遍各个咖啡馆。有人在日记里记述了当时的情况：“欢呼声越来越近。人们听着听着，尔后跳了起来。欢呼声越来越大，回荡在波茨坦广场上空，势如狂风骤雨。顾客们放下饭菜，奔出饭馆。我随着人流向前。发生了什么事啦？‘日本对俄国宣战啦！’他们狂叫着。好哇！好哇！欢呼声响彻云霄。人们相互拥抱着。‘日本万岁！好哇！好哇！’一片欢乐情景。这时候，有人叫道：‘到日本大使馆去！’于是人群一哄而去，每个人都被席卷到这人流之中，使馆给围得水泄不通。‘日本万岁！日本万岁！’人们激动地呼喊着，直到日本大使最后不得不出来。他惶然不知所以，支支吾吾对这突如其来的并且看来也是受之不当的敬意表示了感谢。”虽然第二天真相已白，这个谣言全属子虚，但是这种敬意不当到何种程度，那是两个星期之后才见分晓的。　　当利希诺夫斯基大使及其使馆人员终于离开伦敦的时候，一个前往维多利亚车站送行的朋友看到这一行人“忧伤和愤懑的情状”，深有感触。他们责怪国内的官员把他们拖进一场除奥地利外别无其他盟国的战争。　　“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我们得胜的机会能有几何？有谁是对德国友好的呢？”一个军官凄然问道。　　“暹罗是友好的，有人这么对我说的。”一个同僚回答了他。　　英国刚刚发出最后通牒，内阁又发生了新的争执：是派远征军到法国去呢还是不派？既已宣布参战，他们便争论起应该走多远的问题了。根据与法国联合作战的计划，一支由六个师组成的远征军应于动员第四天到动员第十二天之间到达法国，并应于动员第十五天之前在法国战线左翼末端做好作战准备。但是这份时间表已被打乱，因为英国动员的第一天（8月5日），根据原来规定应仅迟于法国两天，可是现在已迟了三天，而且跟着还会进一步有所拖延。　　阿斯奎斯先生的内阁唯恐遭到入侵，吓得不知所措。1909年，帝国国防委员会在对这个问题专门进行研究后曾宣称，只要国内驻军保持足够的实力，使德国入侵的兵力虽多也无法逃过英国海军，大规模入侵就“行不通”。尽管委员会断言英伦三岛的防务足可由海军充分保证，而英国领导人在8月4日依然不能鼓起勇气将常备军派出英伦三岛。有人主张派出的部队要少于六个师，有人主张不是尽快派出而是迟一些派出，有人甚至主张根本不派。海军上将杰利科接到通知，“目前”暂不需要他按原计划派舰护送远征军渡过海峡。陆军部里没有一个电钮能自动将英国远征军投入行动，因为英国政府还不能下定决心去按这个电钮。陆军部本身也已四个月没有大臣，苦于群龙无首，无所适从。而阿斯奎斯虽然已经做到邀请基钦纳到伦敦来，但却还不敢毅然请他就任。性情暴躁的亨利·威尔逊，“对于这种状况深为反感”，他毫无忌讳的日记在战后问世的时候还使人感到同样痛苦难堪。可怜的康邦也是这样，他带着一份地图来见格雷，向他指出法军左翼必须由六师英军向左疏开是如何事关重大。格雷答应提请内阁注意。　　威尔逊将军对于这种拖延大为震怒，认为原因在于格雷的“犯罪的”游移不决，他气愤地向反对党内的朋友出示了一份动员令，这份动员令不是下令“动员和上船出发”，而仅仅是下令“动员”。他说，仅此一项就要使时间表顺延四天。贝尔福应承敦促政府。他在给霍尔丹的一封信中向政府提出，协约的整个宗旨以及根据协约所作军事安排的整个宗旨就在于保全法国，因为一旦法国被击溃，“整个欧洲前途就可能朝着我们视为灾难性的方向改观”。他进言道，既然方针已定，该做的事情就是“迅速进行打击，并且要用你们的全部力量进行打击”。当霍尔丹前来向他说明内阁游移不决的原委时，贝尔福不禁感到他们显然“有些思路不清，意志不决”。　　8月4日下午，大约在贝特曼向德国国会、维维亚尼向法国众议院发表讲话的同时，阿斯奎斯向下院宣读了一份“由陛下钦签的上谕”。议长先生离座起立，议员脱帽恭听“动员公告”。接着，阿斯奎斯照着他拿在手里微微抖动着的一份打字副本，宣读了刚向德国发出的最后通牒。当他念到需在“午夜之前得到满意答复”这几个字时，台下响起了一阵庄重的欢呼。　　剩下的事情就是等待午夜了（英国时间为11点正）。9时，政府从一份截获到的柏林发出的明码电报中获悉，德国政府认为自英国大使索取护照之时起，它已与英国处于交战状态。内阁于是赶忙开会，讨论是否把那个时间算作宣战时间，抑或等到最后通牒规定的时限。他们决定等待。内阁会议室里灯光惨淡，他们围坐在绿色会议桌旁，一片沉寂，各人沉浸在自己的思虑之中；在命运所系的以往时刻曾围坐在这张桌旁的那些人的幽灵，此时在他们面前宛然若现。每双眼睛都凝视着时钟，最后通牒规定时限在它的嘀嗒声中慢慢消逝。议院塔上的大钟响起了11时的第一下沉重的报时声，劳合-乔治有着一副对传奇剧颇为敏感的凯尔特人的耳朵，此时“铛—铛—”的钟声在他听来宛若在说“完蛋！完蛋！完蛋！”　　二十分钟之后发出了开战电令：“战争，德国，行动。”至于何时何地行动，仍然未定，留待第二天召开的战时委员会解决。英国政府并不好战，但在各位阁员上床就寝时，英国已是一个参战国了。　　第二天，随着列日受到袭击，大战的第一个战役打响了。那天毛奇在给康拉德·冯·赫岑道夫的信中写道：欧洲在进入“一场将要决定今后数百年历史进程的战斗”。激战第十章“当时在逃的敌舰‘格本’号”　　早在陆战开始之前，8月4日临近拂晓时分，德国海军部给地中海德军司令威廉·祖雄海军上将的一份无线电报的电波掠空而过。电文说：“8月3日已与土耳其结盟。立即向君士坦丁堡进发。”尽管电报预期的事情后来表明还言之过早，而且这份电报几乎随即撤销了，祖雄海军上将仍然决定按照指示前进。归他统率的有两艘高速新战舰，一艘是战列巡洋舰“格本”号，另一艘是轻型巡洋舰“布雷斯劳”号。这两艘巡洋舰的司令在此后七天中完成的航程，在全世界人心头留下的阴影，历时之久是这场大战中任何一次大胆行径所不及的。　　到萨拉热窝事件发生时，土耳其有着许多敌人，而无一个盟友，因为谁都认为不值得和它结盟。一百年来，被称为欧洲“病夫”的奥斯曼帝国，一直被窥视左右的欧洲列强看作已奄奄一息，它们只等它死后下手。可是年复一年，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病人却不甘死亡，衰弱的双手依然牢牢抓住巨大家当的钥匙不放。实际上，自从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的革命推翻老苏丹“该死的阿布杜尔”，建立了以他的比较通情达理的弟弟为首而由“统一与进步委员会”主持的政府以来，在最近六年中，土耳其确实已经开始返老还童。　　这个“委员会”，或者说青年土耳其党人，在他们的“小拿破仑”恩维尔帕夏领导下，决心重建祖国，锤炼出必要的力量，扣紧日趋松弛的权力纽带，驱走待机而动的鹰隼，恢复奥斯曼极盛时期的泛伊斯兰统治。这一进程受到俄、法、英三国的注视，很不合它们的脾胃。三国在这个地区都有争雄的野心。德国是登上这个帝国舞台的后来者，有它自己的从柏林通至巴格达的梦想，决定充当青年土耳其党人的保护者。1913年派去一个军事代表团，前往整编土耳其军队，激起了俄国人的强烈不满，最后只是由列强共同努力提出了保全脸面的办法，才使这事没有先萨拉热窝事件一年酿成“巴尔干国家的混帐事儿”。　　此后，土耳其人不得不选定站在哪一边的日子悄然迫近，好似幽灵，使他们感到不寒而栗。他们既怕俄国，又恨英国，也不信任德国，弄得无所适从。年轻英俊的“革命英雄”恩维尔，双颊红润，黑胡子留得就象德皇那样朝上尖尖地翘着，是仅有的一心一意热烈主张和德国结盟的人。他和稍后的某些思想家一样，相信德国是未来的浪涛。而塔拉特贝伊就不那么深信无疑。此人是“委员会”的政治“掌柜”、实际的操纵者。他是个冒险家，地中海东岸的人，长得强壮结实，一磅鱼子酱用两杯白兰地和两瓶香槟酒一灌，就能一口气吞下去。他认为土耳其从德国人那里可以捞到的代价，要比协约国的出手为高。对于土耳其在一场列强大战中保持中立而幸存下去的机会，他毫无信心。如果协约国得胜，奥斯曼的一家一当就会在它们的压力下化为乌有；如果中欧诸强得胜，土耳其就将成为德国的仆从。至于土耳其政府中别的一些派系，只要办得到的话，则宁愿和协约国结成同盟，心存笼络俄国之望。俄国是土耳其的世仇。它觊觎君士坦丁堡已达一千年之久，还把这座位于黑海口的城市干脆称为“沙皇格勒”。那条叫作达达尼尔的狭小的著名出海通道，长仅五十英里，最宽处不过三英里，是俄国终年可用以通向世界各地的唯一的出口。　　土耳其有一个无价之宝——它的地理位置，正好处在各条权力之路的会合处。正因为这个缘故，一百年来英国充当了土耳其的传统保护人，但如今事实上英国已经不再把土耳其当作一回事了。英国为了宁愿让一个软弱无能、因而也乖乖听话的专制君主横踞在它通往印度的道路上，才支持苏丹反对一切外来者的；就这样经过一个世纪以后，英国终于开始感到厌倦，不想再和温斯顿·丘吉尔所客气地称之为“声名狼藉、衰老垂危、不名一文的土耳其”束缚在一起了。很久以来，土耳其人的苛政、腐败和残暴的恶名，欧洲人一直感到臭气冲鼻。格莱斯顿曾呼吁把恶劣得难以形容的土耳其人这个“人类中仅有的不合人道的大败类”逐出欧洲。1906年起执政的英国自由党人则是这一著名呼吁的继承人，他们的政策是根据土耳其人半为病夫半为恶棍这一形象制定的。克里米亚战争后，索耳兹伯里勋爵拿赛马作譬喻说，“我们把赌注押在这匹劣马身上了”，这话竟成了谶语。英国左右土耳其政府的权势，刚好在它可能成为无价之宝的时候，竟然任其消失了。　　1909年，温斯顿·丘吉尔曾访问君士坦丁堡，跟恩维尔和青年土耳其党别的大臣们建立了他所设想的“友好关系”。土耳其要和英国缔结永久同盟的请求，也是通过丘吉尔于1911年作为中介拒绝的，他以英帝国对东方国家常用的口吻建议说，虽然英国不能同意结盟，土耳其还是不要“回到旧政权那种暴虐手法，或者设法扰乱英国目前那样的现状”来疏远同英国的友谊为好。他以海军大臣的地位，从世界全局出发，提醒土耳其说，只要英国仍然是“欧洲唯一保持制海权的国家”，那么英国的友谊还会有很大用处。可是，土耳其的友谊，或者甚至它的中立，对英国也许同样有用这一点，不论是丘吉尔或是别的大臣，都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　　1914年7月，德国人鉴于两线作战的局面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一下子急如星火起来，想争取这个可以封锁黑海出口的盟国，以切断俄国和其盟友的联系以及从盟友得到补给的线路。土耳其早先的结盟建议，过去一直挂在那里，这下子突然显得非常可取了。德皇惊恐之余坚称，“现在该做的事是要让巴尔干各国的枪炮全都作好准备对准斯拉夫人。”土耳其人一开始在条款上讨价还价，并且装出倒向协约国的模样，德皇更加惊慌，指示大使在答复土耳其的建议时“要毫不含糊、直截了当地顺从，……在任何情况下，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打发他们走”。　　7月28日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那天，土耳其正式要求德国缔结秘密攻守同盟，而于任何一方和俄国交战时生效。就在当天，柏林收到这项建议，当即接受，并用电报发回一份由首相签署的草约。但是在最后关头，土耳其人还是难于下手扣紧绳子打上结，把自己的命运和德国人拴在一起。要是他们拿得准德国人会胜利……　　就在他们犹豫不决的时候，英国没收了他们两艘根据合同正在英国船坞里建造的军舰，这就起了促使他们作出决定的作用。这两艘都是第一流的主力舰，和英国最好的军舰不相上下，其中一艘配备有十三点五英寸口径的大炮。7月28日，那位生气勃勃的海军大臣，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征用了”土耳其的军舰。其中的“苏丹奥斯曼一世”号已于5月间完工，第一期款子也已付清。可是当土耳其人想把船接回国去的时候，英国人多方奸诈地暗示说，希腊人图谋用潜水艇攻击它，并以此劝说他们把船留在英国，等另一艘姊妹舰“列沙吉耶”号造好后一同回国。7月初，“列沙吉耶”号完工后，又制造借口不让离开。航速和火力的试验无缘无故推迟了。率领五百名土耳其水兵在泰恩河一艘运输舰上待命的土耳其指挥官，一听说丘吉尔的命令，就威胁着要登上他那两艘军舰并升起土耳其国旗。海军部的发言人颇感兴味地下令，“必要时以武力”制止这种企图。　　这两艘军舰花了土耳其三千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这笔钱是土耳其在巴尔干战争的败北唤醒了国内公众，深知必须使自己的武装部队重整旗鼓之后，由民众捐款筹措起来的。安纳托利亚的农民人人都捐了几文。没收这两艘军舰的消息，虽然公众尚未得悉，却引起政府“精神上极度的痛苦”——这是海军大臣泽马尔帕夏的说法，一点也不过分。　　英国不屑花费任何力气来安抚土耳其人。格雷在正式通知土耳其有关泰恩河上这桩地道的海盗行径时，还满有把握地认为，土耳其人会理解英国出于“自己在这场危机中的需要”而接收这两艘军舰的原委的。至于土耳其的财政和其他损失——英王陛下政府“真诚感到遗憾”的事情——格雷干巴巴地说，将会受到“适当考虑”。赔偿两字他根本不提。在“病夫”和“劣马”两种想法结合一起所产生的影响下，英国终于认为整个奥斯曼帝国还不如两艘额外的军舰来得重要。格雷表示遗憾的电报是在8月3日发出的。同一天，土耳其和德国签署了盟约。　　　然而土耳其并不践约向俄国宣战，也没封锁黑海，也没公开采取任何危害严格中立的行动。在按照自己的条件同一个大国结盟以后，土耳其的种种表现说明它并不急于帮助新盟友。土耳其举棋不定的大臣们宁愿再观望一下，等看清战争的最初几仗趋向如何再说。德国远处天涯，而俄国入和英国人却是近在咫尺经常存在的威胁。如今，英国参战已成定局，这就需要认真重加考虑了。德国政府就怕事态这样发展下去，于是下令给大使汪根海姆男爵，“如果可能”，争取使土耳其“就在今天”对俄宣战，因为“防止奥斯曼帝国在英国行动影响下脱离我们，事属至关重要”。可是，奥斯曼帝国并未照办。除恩维尔外，人人都想推迟公开反俄的行动，等到战争进程出现了某些端倪，可以看出可能的结局时再说。　　地中海上，各种灰蒙蒙的形影，都在为即将来临的战斗进行活动。无线电收发报员在紧张地倾听着耳机里的声音，记录下遥远的海军部发来的作战命令。英法舰队的当务之急是保卫法国殖民兵团从北非到法国的通道。该兵团不是正常编制的两个师而有三师之多，连同辅助部队共有八万余人。整个兵团能否在战线的指定地点出现，对于法国的作战计划可能起到决定性作用；而作战双方都认为，法国在跟德国最初冲突中的命运如何又将决定着整个战局。　　法英两国的海军部都把眼睛盯在“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上，认为这两艘德舰是对法国运兵船的主要威胁。法国人拥有地中海上最大的舰队，可以用来保护运输船只的计有十六艘战舰，六艘巡洋舰和二十四艘驱逐舰。以马耳他为基地的英国地中海舰队，虽然没有无畏舰级舰只，而为首的三艘战列巡洋舰，“不屈”号、“无敌”号、“不倦”号却都是一万八千吨，备有八门十二英寸大炮，时速二十七、八海里。这三艘军舰都设计得能追击和消灭无畏舰级战舰以外的一切水面船只。此外，英国舰队还有四艘一万四千吨的装甲巡洋舰、四艘五千吨以下的轻型巡洋舰和十四艘驱逐舰。意大利舰队是中立的。以亚得里亚海顶端的普拉为基地的奥地利舰队，有着八艘现役主力舰，其中包括配备十二英寸大炮的新造无畏舰两艘，还有相当数量的其他船只。但却是一只纸老虎，全无作战准备，后来表明也无活动能力。　　德国舰队的规模虽居世界第二位，但在地中海上只有两艘战舰。一艘是二万三千吨的战列巡洋舰“格本”号，和无畏舰一般大，记录的试航速度为二十七点八海里，和英国的“不屈”号级相同，火力也相仿。另一艘是四千五百吨的“布雷斯劳”号，和英国的轻型巡洋舰不相上下。“格本”号由于速度比任何法国战舰或巡洋舰都快，按照英国海军大臣的可怕预测，“可以毫不费力地躲过法国的战列舰队，撇开或越过其巡洋舰而袭击其运输舰，把这些满载士兵的船只一一击沉。”如果战争爆发前英国海军的军事思想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倾向于把德国海军在不利情况下甘冒风险的勇气和决心估计过高，既高于英国人自己的可能表现，也高于德国人面临考验时的实际表现。　　随时准备攻击法国运输舰，确实是“格本”号及其僚舰自从1912年下水以来一直被派在地中海上游弋的一个理由。但到最后时刻，德国人发现还有更重要的任务有待它们去完成。8月3日，当德国人看到有必要对不愿宣战的土耳其人施加一切可能的压力时，蒂尔皮茨海军上将便令祖雄海军上将驶向君士坦丁堡。　　祖雄是个肤色黝黑、身体结实、年已五十的机灵水兵。1913年，他在“格本”号上升起他的司令旗。此后他一直在自己的新防区内的各个内陆海和海峡上航行，往来游遍各海岸和岬角，绕行各岛，参观港口，使自己熟悉战争一旦爆发他可能要应付的那些人物和地方。他到过君士坦丁堡，会见了土耳其人；也曾和意大利人、希腊人、奥地利人、法国人，总之除了英国人以外，和所有的人互相致敬。他向德皇禀报说，英国人决不让他们的船只和德国人的船只同时泊在同一港口。英国人一向习惯于在德舰走后立即出现，以便消除德国人可能留下的印象，或者照德皇的文雅说法，以便“向汤里吐唾沫”。　　祖雄在海法听到萨拉热窝的消息后立即感到这是战争的一个预兆，同时也为自己的锅炉着急。一段时间来，这些锅炉一直漏气。“格本”号本来是定于10月份由“毛奇”号前来接替，自己开回基尔修理的。这时祖雄立即决定准备应付最坏的局面，出发去普拉，事前还打了电报给海军部，要求运送给他一批新的锅炉管子和熟练的修理工到普拉等他。整个7月份，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船员中挥得动鎯头的人个个都被征集来帮忙。在十八天内，找出了四千根坏管子，并作了更换。可是修理工作还没结束，祖雄就接到报警电报，离开了普拉，要不然他就将被困在亚得里亚海。　　8月1日，他开到意大利这个靴形半岛鞋跟部分的布林的西，那儿的意大利人借口海上浪涛太大补给船无法行驶，不给他供应用煤。显然，意料中的意大利对三国同盟的背叛即将成为事实，因此祖雄失去了加煤的方便。他召集手下的军官，商量行动方针。他们想突破协约国的警戒线开往大西洋，并在一路上尽力给法国运输船以打击，但是否有此可能全在于他们的速度如何，而速度则又取决于锅炉。　　“有多少锅炉漏气？”祖雄问随从参谋。　　“前四个小时内有两只漏气。”　　“该死！”海军上将大发雷霆，在这样的时刻，命运竟使他这条了不起的军舰瘸了腿。他决定驶往墨西拿，好和德国商船会合，向它们要煤。德国为防备战事发生，早已将全世界的海洋划分成一系列的区域，每个区域由一个德国军需官主管，这位官员有权命令本区所有的船只开赴德国军舰可能要和它们会合的任何地方，有权征用德国银行和商行的资财以应军舰之需。　　“格本”号在沿着意大利这块靴形地带绕行的时候，船上的无线电报机一整天都在给德国商船发命令，召集它们到墨西拿去。在塔兰托，“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会合了。　　8月2日，英国领事发出电报说，“紧急。德舰‘格本’号抵塔兰托。”这一发现敌踪的呼号，在海军部里激起了英国海军作第一次血战的强烈希望：找出敌人的位置等于一场战斗完成了一半。英国虽然尚未交战，但可不能放松搜索。一直跃跃欲试的丘吉尔，在7月31日就已指示地中海舰队司令海军上将伯克利·米尔恩爵士，他的第一个任务将是“把枪炮对准个别德国快速舰只，特别是‘格本’号，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迫使它应战”，以协助保护法国运兵船只。他还提醒米尔恩说，“你所辖各舰速度足可以使你选择战机。”但是，出于某种矛盾心理，他同时告诉米尔恩，“开始时要尽量保存你的实力”，并且“避免在现阶段卷入对优势兵力作战”。后一条命令在此后几天的事态发展中，将象浮标上的抑郁的钟声那样回响着。　　丘吉尔心目中的“优势兵力”，按他事后的解释，指的是奥地利舰队。奥国舰队的战舰和英国“不屈”号级的对比关系犹如法国战舰和“格本”号的关系；也就是说，它们的装甲和火力配备都比较好，但速度较慢。后来丘吉尔还解释说，他的命令本意并不是指“任何时候不管情况如何必要，都禁止英国军舰和优势兵力交战”。如果说这道命令原意并不是禁令，那么其本意势必是让司令官根据自己的判断来理解了，这种做法往往把事情引向战争状态的熔点——各个司令官的气质——中去。　　一旦真枪实弹的时刻，也就是一个司令官的全部职业训练所指向的那一时刻来临的时候，一旦他部下士兵的生死、一场战斗的结局，乃至一次战役的命运，都可能取决于他某一特定时刻所作的决定的时候，一个司令官的内心深处和生死观念究竟会出现什么情况？这样的时刻会使有些司令官大胆勇敢，有的变得犹豫不决，有的审慎而明智，而另一些则呆若木鸡，无能为力。　　米尔恩海军上将则是变得谨慎小心。这位五十九岁的单身汉，社交场中的一表人材，原先是爱德华七世的侍从官，至今还是宫廷里的一个亲信。他是海军元帅的儿子，祖父和教父也都是海军高级将领。他还是个钓鱼能手，潜行捕鹿的好手，而且枪法高明。这位阿奇博尔德·伯克利·米尔恩爵士，在1911那年成了地中海司令的当然人选。这个职务即使不再是英国海军中的主要职务，也还是最出风头的。他是由新任海军大臣丘吉尔先生任命担当此职的。但这一任命却立即被海军上将费希尔勋爵私下斥之为“出卖海军的行为”。费希尔勋爵是前海军大臣，无畏舰队的创建人，同代人中最易冲动、讲话最不简洁的英国人。他一心向往的计划就是要确保海军炮术专家杰利科海军上将当上总司令之职，当时他预言战争会在1914年10月爆发。　　丘吉尔一任命米尔恩为地中海司令，费希尔就认为这会使米尔恩有望得到他想留给杰利科的职务，因而勃然大怒。他痛骂温斯顿“屈从宫廷权势”；他暴跳如雷，象火山爆发那样大发怨言，骂米尔恩是个“毫无半点用处的司令”，“根本不适合当海上的高级司令，更不适合你实际让他当上的最高司令”。他一忽儿说他是个“搞阴谋的小人”，一忽儿说他是“最低级的一类毒蛇”，乃至称他是“花一个小钱买旧《泰晤士报》看的B·‘米恩’爵士[注：费希尔故意把米尔恩（Milne）读作“米恩”（Mean，意即“平庸的、下作的、小气的”），以示鄙视。B为米尔恩的名字巴克利的缩写。——译者]”。费希尔的书信——每一封都少不了“阅后付丙”[注：根据五行学说，天干中丙丁属火，这里的“付丙”就是烧掉的意思。——校制者注]的告诫，幸而收信人都没理会——所讲的一切都显得大过实际情况十倍，因此，如果要作符合实际情况的理解，那就得按比例加以缩小。米尔恩上将既不是“最低级的一类毒蛇”，也不是纳尔逊一样的人物，而是海军中一个普普通通的、毫不出众的点缀品。当费希尔发觉事实上并没有人考虑让米尔恩当总司令以后，他火冒的两眼才转到别的事情上，而让B·“米恩”爵士太太平平地去领略地中海的风光了。　　1914年7月，米尔恩也访问了君士坦丁堡，和苏丹及其大臣们一同进餐，还在自己的旗舰上款待他们；但对土耳其在地中海战略中的可能地位，他并不比别的英国人更为关心。　　他收到丘吉尔的第一次警告以后，于8月1日，就已在马耳他集中了自己一队的三艘战列巡洋舰以及由海军中将欧内斯特·特鲁布里奇爵士指挥的另一队装甲巡洋舰、轻型巡洋舰和驱逐舰。8月2日一早，他接到丘吉尔的第二道命令说，“务必用两艘战列巡洋舰紧紧跟踪‘格本’号”；还说亚得里亚海“必须受到监视”，这大概是为了防范奥地利舰队的出现。派出两艘战列巡洋舰尾随“格本”号这道明确的命令，显然是因预见到战斗将临而发的，但是米尔恩并没有遵办。相反，他派了“无敌”号和“不倦”号随同特鲁布里奇的一队前去监视亚得里亚海。得悉那天早晨发现“格本”号在塔兰托海面向西南方向行驶后，他派出轻型巡洋舰“查塔姆”号去搜索墨西拿海峡。据他推断，“格本”号可能到了那儿，事实上也确实在那里。“查塔姆”号于下午5时离开马耳他，次日早晨7时穿过墨西拿海峡，但发回的报告说，“格本”号不在那里。这次搜索没有赶上，差了六个小时，祖雄海军上将早就离开了。　　祖雄海军上将是在前一天下午到达墨西拿的，正好碰上意大利宣布中立。意大利人再次拒绝供煤给他，尽管如此，他还是装了二千吨，是由一家德国轮船公司供应的。他征用了德国东非轮船公司的一艘商船“将军”号，在把乘客卸下，付给他们每人一张最远可到那不勒斯的火车票款后，用它作了供应船。祖雄至今还未接到海军部的任何命令，他决定占据一个战位，万一敌对行动开始，可以在优势兵力阻挡他之前，抢先领略一下战斗的滋味。8月3日午夜1时，他在一片漆黑中离开墨西拿，朝西驶往阿尔及利亚的海岸，打算炮轰波尼和菲利普维尔这两个法国人登轮的港口。　　就在同一个小时，丘吉尔给米尔恩发来了第三道命令：“亚得里亚海口应继续监视，但你的目标是‘格本’号，不论它驶往何处，尾随不放。宣战看来大有可能，而且迫在眉睫，作好准备，一旦宣战，随即投入战斗。”米尔恩海军上将收到这道命令时根本不知道“格本”号在哪里，因为“查塔姆”号丢失了目标。但他相信，它正在西去攻击法国运输舰；根据他收到的情报，一艘德国运煤船正在马略卡岛待命，他断定，“格本”号接着会驶往直布罗陀和公海。这下，他把“无敌”号和“不倦”号撤出对亚得里亚海的监视，派它们西去搜索“格本”号。8月3日一整天，从墨西拿西行的“格本”号一直在被它的猎者以相距一天的航程尾随着。　　这时，法国舰队正从土伦跨海驶向北非。这支舰队本该早一天出发，无奈8月2日在巴黎发生了海军部长戈蒂埃博士不幸垮台的事件，因为发现他竟忘记把鱼雷艇派进海峡。在紧接着的一场吵闹声中，发给地中海的命令被拖了下来。陆军部长梅西米一心要让殖民兵团尽快到达。处境狼狈的戈蒂埃博士企图掩盖他在海峡的疏忽，便一下子跳到了好战的极端，建议在宣战前攻击“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他的神经处于紧张状态，”普恩加来总统这样认为。接着海军部长提出要和陆军部长决斗，但经过同僚们的竭力劝解，两个对手终于冷静下来，戈蒂埃含泪拥抱了梅西米，并经人说服以健康为由辞职了。　　究竟英国人要扮演什么角色，至今还没有表态，弄得法国人毫无把握，使事情更加复杂化。下午4时，内阁总算拼凑了一份多少还能表达清楚的电报，发给法国总司令布埃·德拉佩雷尔海军上将，通知他，曾在布林的西发现过“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两舰，要他一收到敌对行动开始的信号就“拦住它们”，还要他不要使用护航队，而采取火力控制两艘敌舰的办法来保护运输舰。　　德拉佩雷尔海军上将是个强有力的人物；使法国海军摆脱陈旧过时的状态，主要是他的功劳。这时他当机立断，决定无论怎样也得组织护航队，因为照他看来，英国扮演什么角色尚属“可疑”，因此他别无其他选择。他立即升火，次日凌晨4时就出发了，这时祖雄离开墨西拿也才几小时。此后二十四小时中，法国海军的三个舰队朝南开往奥兰、阿尔及尔和菲利普维尔，而“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也正在朝西驶向同一目的地。　　图3：地中海之战　　8月3日下午6时，祖雄海军上将从自己的无线电中得到对法宣战的消息。他和法国人一样快速前进，但他的速度更快。8月4日半夜2时，他接到蒂尔皮茨海军上将要他“立即向君士坦丁堡进发”的命令，这时他正在接近目的地，也愈来愈接近交火的高潮时刻。他不愿就此掉头，而“不品味一下我们人人热切想望的那个交火时刻”——这是他后来写下的话。他按原来航线继续前进，直到阿尔及利亚的海岸在晨曦中出现。他升起了俄国旗号，一进入射程就开了火，“散播死亡和恐怖”。后来出版这次航程纪事的一个船员热情洋溢地写道，“我们的诈术取得了辉煌的成功。”按照德国总参谋部发布的《作战守则》，“为蒙骗计，穿着敌军军装，使用敌国或中立国旗帜或徽志，现宣布均可容许。”对于这类情事，《作战守则》体现了德国官方的想法，他们认为这本手册可以抹掉海牙公约上德国的签字；该约第二十三条禁止使用敌国旗号进行伪装。　　在炮击菲利普维尔以及“布雷斯劳”号炮击波尼以后，祖雄海军上将沿着来的路线折回墨西拿。他计划先在那儿装好从德国商船上要来的煤，然后出发去一千二百英里外的君士坦丁堡。　　德拉佩雷尔海军上将几乎在炮击发生的时刻就从无线电里得到消息。他猜测“格本”号会继续西驶，也许还会在逃往大西洋的路上炮击阿尔及尔。他加快速度，以期截住敌舰，“如果它出现的话”。他没有派遣船只去侦察“格本”号，因为据他推测，如果敌舰出现，少不了有仗给它打的；如果不出现，那么眼前就无须再去操心它了。德拉佩雷尔海军上将，和协约国方面的任何人一样，是单纯从海军战略角度来考虑“格本”号的。对于它可能去执行一项政治使命，从而深刻影响并延长战争进程这一点，不仅是他，就是别人也都从未想到过。此后，“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再也没有在法国人的航线上出现过，德拉佩雷尔海军上将也就再没有去搜索它们。就这样在8月4日早晨，丢失了第一个机会。可是又一个机会随即送上来了。　　那天早晨9时半，通宵在向西行驶的“无敌”号和“不倦”号在波尼海面遭遇了“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这两艘德舰正在朝东回墨西拿去。要是上一天晚上格雷在议会发言以后立即向德国提出最后通牒的话，那么英国和德国这时候就已经处于交战状态，巡洋舰的大炮也就不会沉默。事实却是，就在相隔八千码，完全在射程之内的情况下，双方的军舰默默地交臂而过，既未宣战，也只得满足于瞄准一下大炮和免去相互致敬的例行礼节。　　祖雄海军上将决心在敌对行动开始前尽可能远离英国人，因此，竭锅炉之所能拼命加速驶开。“无敌”号和“不倦”号掉转船头追赶，决心把德舰保持在射程内，以待宣战。两舰的无线电，就象猎人发现猎物后吹起的号角那样，向米尔恩海军上将报告了船位。米尔恩立即转告海军部：“‘无敌’和‘不倦’在东经7:56、北纬37:44处跟踪上‘格本’和‘布雷斯劳’。”　　海军部因为未能得心应手行事，大为震怒。就在浪涛冲刷特腊法尔加尔角的那个海面上，英国军舰置敌舰于射程之内，却不能开火。丘吉尔发出电报，“好极，不要让它逃跑，战争在即。”还赶发了一份“最急件”备忘录给首相和格雷，建议说，如果“格本”号攻击法国运输舰，应授权米尔恩的巡洋舰“立即与之交战”。不幸，米尔恩海军上将在报告船位时疏忽了，没有说明“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驶向何方，以致丘吉尔设想它们正在西去，打算再次在法国人身上打坏主意。　　照阿斯奎斯的说法，“温斯顿已经披挂好准备上阵，渴望一场海战来击沉‘格本’号。”阿斯奎斯是乐意让他满足愿望的，可是不幸他向内阁谈到了这件事，而内阁又拒绝在最后通牒时限届满之前下令采取战争行动。这样，第二次机会又丢失了。不过，这次机会说什么也会丢掉的，因为丘吉尔的命令是以“格本”号攻击法国运输舰为前提的，而“格本”号早已放弃了这个目标。　　于是在夏季宁静的海面上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追逐，祖雄海军上将力图把他的追踪者远远撂在后面，而英国人则竭力要在午夜之前把他保持在射程之内。祖雄竭尽军舰之所能，把时速提高到二十四海里。通常在高温和煤灰飞扬的情况下一班至多工作二小时的司炉，不得不以高速连续铲煤；管子开裂了，他们还受着蒸汽的炙烫。从早到晚保持这样的速度，四个人死去了。然而，可以觉察出猎物和追猎者之间的距离在慢慢地拉大。“无敌”号和“不倦”号的锅炉也有毛病，炉前人员又不够，愈来愈难以支持。到了下午，约翰·凯利海军上校指挥的轻型巡洋舰“都柏林”号参加了这两舰的静悄悄的长途追逐。随着一个小时一个小时慢慢地过去，距离愈拉愈大；到5时，“无敌”号和“不倦”号落到射程以外。只有“都柏林”号还跟着，把“格本”号保持在视线以内。7时起了一场浓雾。9时，“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就消失在西西里海面上一片愈来愈浓的烟雾朦胧中。　　那天，丘吉尔和他的幕僚在海军部整整一天“受着坦塔罗斯[注：坦塔罗斯（Tantalus），希腊神话中主神宙斯之子，因泄露天机被罚永世站在上有果树的水中，水深及下巴，口渴想喝水时水即减退，腹饥想吃果子时树枝即升高。——译者]那样的折磨”。下午5时，第一海务大臣巴顿堡的路易斯亲王说在天亮前还来得及击沉“格本”号。丘吉尔在内阁的决定牵制下，无法下达这道命令。就在英国人等待午夜信号的时候，“格本”号到了墨西拿，煤也到手了。　　拂晓时候，英国人虽已处于交战状态，可以放手开火了，可是已经找不到“格本”号的影踪。根据“都柏林”号在失去联系前的最后一份报告，他们断定它在墨西拿，但在这时候，又插进来一个新障碍。海军部发来了一道命令，通知米尔恩说意大利已宣布中立，并指示他“严格尊重中立，船只不得进入意大利海岸六英里以内”。这道禁令意在避免由于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而和意大利发生麻烦。这也许小心过分了。　　米尔恩海军上将被这六英里的限度所阻，进不了墨西拿海峡，只好在两个出口处布置警戒。由于他相信“格本”号会再次西去，于是亲自坐镇在旗舰“不屈”号上，和“不倦”号一起警戒着通向西地中海的出口，而在通向东地中海的出口处，[注：墨西拿海峡是南北向的，北面的出口通西地中海，南面的出口通东地中海。为了讲清楚地形，这两个出口分别当作东、西出口。]只派了由“都柏林”号舰长的兄弟霍华德·凯利海军上校指挥的轻巡洋舰“格洛斯特”号去那里巡逻。同时，也由于想把兵力集结在西面，米尔恩海军上将下令“无敌”号就近在比塞大而不到东面的马耳他去加煤。因此，如果“格本”号东去，那么三艘“不屈”号级的军舰就没有一艘位于可以截击它的地点。　　8月5日和6日连续两天，米尔恩在西西里以西的海面上巡逻，一心认为“格本”号企图西逃。同样，海军部也想不出，“格本”号除了从直布罗陀突破或者躲在普拉外，还有别的什么路线好走，因此对米尔恩的安排也没表示异议。　　在这两天里，直到8月6日黄昏，祖雄海军上将一直顶着重重困难在墨西拿加煤。意大利人始终坚持执行中立法，要求他在到达后二十四小时内离开。而煤又只能直接从德国商船上装，只好劈开商船的甲板，拆掉栏杆，才能搬运过来，费的时间要比平常多三倍。海军上将一面和港口当局争论中立法的条文，一面强令每个船员参加铲煤。尽管用了额外配给的啤酒、军乐队的演奏和军官们的爱国演讲来打气，水兵们在8月的高温下由于劳累过度而一个接一个地昏了过去，最后船上到处躺着浑身污黑、浸透汗水的人，就象无数具尸体。到8月6日中午，装好的一千五百吨煤，还不够用来开到达达尼尔海峡，可是能继续干下去的人一个也不剩了。祖雄海军上将“心情沉重”，下令停装，并令全体人员休息，准备5时启碇。　　在墨西拿，他收到两份电报，加剧了他的危急感，迫使他面临一项紧急的决定。一份电报说，“由于政治原因，目前不宜进入君士坦丁堡。”蒂尔皮茨向君士坦丁堡进发的命令一下子就被撤销了。这次变更是因土耳其人意见不一而造成的。恩维尔曾通知德国大使，准许“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通过警卫达达尼尔海峡的布雷区；而首相和别的大臣却因两舰的通过显然违反土耳其仍然公开保持的中立，坚持必须撤回许可。　　蒂尔皮茨的第二份电报通知祖雄说，奥地利在地中海无法给德国提供海军支持，让祖雄自行决定在这种情况下的去路。　　祖雄深知，他的锅炉不能为他提供必要的速度以突破敌人的重重屏障而冲向直布罗陀。可是，要自己蜷缩在普拉，依靠奥地利人，这事他也不干。他决定无视命令，背道而驰，前往君士坦丁堡。他的目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很明确的：“迫使土耳其人，即使违反他们的意愿也要把战火扩大到黑海，以反对他们的宿敌俄国。”　　他下令升火待发，5点钟启碇。船上所有的人以及岸上的人，都知道“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正准备在极不利的情况下去经受一场严峻考验。一整天，兴奋的西西里人挤在码头上，向“那些马上要去送死的人”兜售明信片之类的最蹩脚的纪念品，还叫卖着大标题为《在死亡的魔爪之中》、《不是耻辱就是败北》、《此行不是驶向死亡，就是驶向光荣》的号外。　　祖雄海军上将预料到要受追击，故意决定趁天还亮的时候离开，好让人看到他在朝北行驶，仿佛是在去亚得里亚海。夜晚来临时，他打算改变航向，朝东南方向开去，在夜色掩护下溜走。由于煤不够整个航程用，万事都决定于他能否不被发觉而和奉命在希腊东南角上的马累亚角接应他的一艘运煤船会合。　　“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一开出墨西拿海峡的东口，就立即被正在口外巡逻的“格洛斯特”号发现而跟上。“格洛斯特”号虽然和“布雷斯劳”号势均力敌，可是“格本”号的重炮在一万八千码远处就能揍得它无法在海上存身；因此，它只好监视住敌人以待增援，别无其他作为。凯利海军上校一面打电报给率领着所有三艘战列巡洋舰还在西西里西面巡逻的米尔恩海军上将，报告船位和航线，一面在“格本”号外侧尾随。夜幕降临，快到8点时，他把航线转到“格本”号的内侧，因为月亮升起在他的右面，这样可以把“格本”号置于月光之下。这一移动使他进入了射程，但并没惹得“格本”号开火。在晶莹的夜色中，两舰隐隐约约的船体直奔朝北，后面另一个黑影紧钉着。由于在墨西拿加的煤质量低劣，烟囱里冒出来的黑烟污染了月光皎洁的天际，老远的地方也可以根据黑烟看到两条军舰的所在。　　米尔恩海军上将得悉“格本”号已从东口离开墨西拿，就留在原地未动。据他推想，如果“格本”号按目前的航线继续前进，它会受到正在监视亚得里亚海的特鲁布里奇舰队的截击。但他又倾向于认为，它的航线是个假象，它终究会转向西行，那时他自己的战列巡洋舰舰队就可以截击。他觉得不存在别的可能，因而只派一艘轻型巡洋舰——“都柏林”号——东去和特鲁布里奇的舰队会合。　　这时，摆脱不了“格洛斯特”号的祖雄，要想靠他手头现有的煤开赴爱琴海，就无法再按假装的航向继续前进。不管有没有人尾随，他必须改变航向东去。到晚上10时，他掉了头，同时干扰“格洛斯特”号的波长，以免自己的转向被报告出去。但他干扰未成。凯利海军上校通知掉向的无线电讯在午夜光景传到米尔恩和特鲁布里奇那儿，米尔恩就此出发去马耳他，打算在那儿加煤并“继续追逐”。既然敌人冲着特鲁布里奇开来，这下该由他来拦截了。　　特鲁布里奇奉命“防止奥地利人出来、德国人进去”，早就停在亚得里亚海的口子上。从“格本”号的航向看来，它显然是在驶离亚得里亚海，但他认为，如果他立即南下，有可能截住它。然而，他能指望在真正有胜利希望的条件下和它交战吗？他的舰队是由“防卫”号、“黑王子”号、“武士”号和“爱丁堡公爵”号四艘装甲巡洋舰组成的，各舰都是一万四千吨，配备的都是九点二英寸的大炮，射程要比“格本”号的十一英寸大炮近得多。海军部那道最初的命令，显然是作为他的上司米尔恩海军上将的指示转发下来的，命令制止“对优势兵力”作战。此后又未接到米尔恩的任何命令，特鲁布里奇于是决定一试，希望能在凌晨6时前东方曙光初露，使能见度有利于他而足以弥补射程不足的时候去拦截敌人。一过午夜不久，他全速南下。但是四小时后，他改变了主意。　　特鲁布里奇在日俄战争期间担任过驻日海军武官，因此懂得不能小看长射程炮火的效能。他既是系出名门，曾祖父曾经和纳尔逊一起在尼罗河上作过战，又享有“青年时代一度是海军中最最优秀的军官”的盛名，他“对航海技术的信仰就象克伦威尔手下的士兵对《圣经》的信仰一样”。丘吉尔很器重他，于1912年任命他参加新成立的海军作战参谋部工作。但是，在面临危急的殊死一战的时刻，航海技术和参谋工作方面的卓越才干并不一定有助于一个指挥官。　　到凌晨4时，特鲁布里奇还没找到“格本”号，他断定自己不再有任何希望可以在有利条件下和它交战了。他相信，在大白天“格本”号即使被截住，它也能躲出他的大炮射程，并把他的四艘巡洋舰一一击沉。他显然明白，一旦和它进行这场射击和厮杀的技艺较量，他的四艘巡洋舰和八艘驱逐舰中任何一艘用炮火或者鱼雷去击中它的机会是极少的。他断定，它就是海军部告诉他不要与之交火的“优势兵力”。于是他停止追逐，并把这情况用无线电报通知了米尔恩，然后在扎金索斯岛外游弋到上午10时，仍然盼望着米尔恩的战列巡洋舰会有一艘出现。最后他驶进扎金索斯港，准备重新监视亚得里亚海上的奥地利人。就这样，第三次机会丢失了，而“格本”号载着命运的重负，沿着自己的航线驶去。　　米尔恩仍然相信“格本”号存有掉头朝西的意图，于是在早晨5时30分发信号给“格洛斯特”号，要它“逐步落向后面，免遭俘获”。他也好，海军部也好，都还不认为“格本”号是艘正在逃窜中的船只，不是在寻求战机，而是在避免战斗，是在使出浑身解数全速驶向它遥远的目的地。可以说，英国人由于菲利普维尔遭受袭击留下的印象，以及多年来对德国海军愈来愈大的恐惧，把“格本”号看作一艘横行海上袭击商船的海盗船，随时会掉头扑将过来。他们盼望无论如何总得把它围困起来，可是他们在追赶它的时候却缺乏紧急迫切之情，因为他们始终在等它掉转头来，根本没有看出它是在竭力想脱身东逃，具体地说，也就是逃往达达尼尔海峡。这与其说是海军的过错，毋宁说是政治上的失算。很久以后，丘吉尔悔恨交集地承认，“我想不起英国政府在作重大决策时，还有哪次比土耳其人的消息还要闭塞。”这一情况的根子在于自由党人对土耳其根深蒂固的厌憎。　　时至8月7日的大白天，只有“格洛斯特”号不理米尔恩的信号，还在跟踪“格本”号，这时“格本”号已再次和“布雷斯劳”会合，在向希腊海岸驶去。祖雄海军上将不便在敌人视线下和他的运煤船碰头，拼命要甩掉他的尾巴。他下令“布雷斯劳”号落向后去，在“格洛斯特”号前面来回穿梭，装成布雷的样子，同时采用其他扰乱视听的战术，想把“格洛斯特”号引开。　　还在指望援兵的凯利海军上校，急于拖住“格本”号，已不顾一切。当“布雷斯劳”号落到后面来恫吓他时，他不考虑它是不是一支“优势兵力”，决心对它进行攻击，以迫使“格本”号掉回头来保护它。他以道地的“鱼雷滚蛋”的打法开了火。“布雷斯劳”号回击。“格本”号不出所料果然掉过头来助战。谁也没有击中谁。一艘从威尼斯驶往君士坦丁堡的意大利小客轮，刚好路过，目击了这场战斗。凯利海军上校撤出和“布雷斯劳”号的战斗，退下阵来。祖雄海军上将经不起把珍贵的煤用在追逐上，重新上路。凯利海军上校再次开始跟踪。　　他不让“格本”号溜出视野，又钉了三个小时，直到米尔恩发来信号，严令禁止他继续追赶越过希腊岛顶端的马塔潘角。下午4时30分，当“格本”号绕过马塔潘角驶进爱琴海时，“格洛斯特”号终于放弃追逐。祖雄海军上将摆脱了监视，隐没在希腊的小岛之间，去和运煤船会合了。　　大约八个小时以后，午夜刚过，米尔恩海军上将装好煤，进行了检修，率领“不屈”、“无敌”、“不倦”和轻型巡洋舰“韦默思”号离开马耳他向东行驶。也许因为他觉得目前这一阶段加速只是浪费煤而已，他以十二海里的速度前进，从容不迫地追赶着。到第二天，8月8日下午2时，他约莫在马耳他和希腊之间的半路上，从海军部传来消息说奥地利已经对英宣战，这使他立即停了下来。很遗憾，这个消息是误传，一个文书错发了这个事前约定表示与奥地利作战的代号电报。可是这已足以使米尔恩放弃追逐，于是他占定一个位置，以便奥地利舰队一旦出现时，不致和马耳他隔绝。就在那儿，他命令特鲁布里奇的舰队和“格洛斯特”号前来和他会师。又一个机会丢失了。　　这些军舰在那里集结，停留了差不多二十四小时之久，直到下一天中午，米尔恩听到尴尬不堪的海军部说奥地利根本没有宣战，于是再次重新开始追捕。到这时，离8月7日下午看到“格本”号驶进爱琴海的最后踪迹，已经四十多个小时。按照米尔恩海军上将后来的叙述，他在考虑朝哪个方向去找它的时候，认为“格本”号可能采取的航线有四条。他仍然认为它可能企图西去逃往大西洋，也可能南去攻打苏伊士运河，也可能找个希腊港口避一避，甚至也可能去攻打萨洛尼卡——后两种假想，从希腊还是个中立国这点来看，不啻海外奇谈。出于某种原因，他不信祖雄海军上将有破坏土耳其中立的意图；达达尼尔海峡这个目的地，在他脑子里跟在国内的海军部一样，一想也没有想过。他所设想的战略是，把它“朝北”逼进爱琴海这只瓮中。　　“朝北”确实是祖雄的去向，可是土耳其人已经在海峡入口布了雷，不经他们准许，他的军舰进去不了。在装好煤并和君士坦丁堡联系上之前，它们是无法前进的。他的运煤船“博加迪尔”号正按照命令伪装成希腊船在马累亚角等着。担心会被发现，他命令它向爱琴海上更靠里面的一个岛屿提诺斯岛驶去。没觉察到英国人已经中止追逐，8月8日一整天他的军舰潜伏不动，直到9日早晨才偷偷溜向荒无人烟的提诺斯岛海岸。在那儿，“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整天加煤，同时锅炉里烧足蒸汽，以便一接到通知半小时内就能出发。他还在一处山顶上设了一个了望哨，监视英国人；其实英国人当时却远在五百英里外监视着奥地利人。　　祖雄海军上将不敢和君士坦丁堡通电报，因为可以传那么远距离的强力信号有可能同时把自己的位置泄露给敌人。他命令从墨西拿沿着一条更加偏南的航线跟着他来的“将军”号，驶往士麦拿，并从那里打电报给驻君士坦丁堡的德国海军武官：“由于无法规避的军事需要，必须攻击黑海的敌人。尽一切努力替我安排，立即让我穿过海峡，如果可能则取得土耳其政府的准许，必要时可不经其正式同意。”　　9日一整天祖雄等着回音。他的无线电收发报员一次曾经意外地收到一份含义不清的电文，但无法破译出来。夜幕来临，仍无答复。这时米尔恩已经发觉有关奥地利的消息系出误传，他的舰队再次在向爱琴海进发。祖雄决定，如果没有回音，必要时强行闯入达达尼尔海峡。8月10日凌晨3时，他收听到英国舰队进入爱琴海时拍发的无线电信号。他不能再事等待。就在这时，耳机里传来另外一阵断断续续的嗡嗡声。这是“将军”号，它终于发来了暧昧难解的讯息：“进去！勒令要塞投降，逮捕引水员。”　　弄不清这是要他炫示一下实力，以保全土耳其人的脸面，还是真的要他强行进入，祖雄就这么在拂晓时离开了提诺斯岛。一整天他以十八海里的时速北上，而米尔恩海军上将则整天在爱琴海出口处来回巡行，不让它出来。当天下午4时，祖雄已经看到了特内多斯和特洛伊平原；5时，他在查纳克大要塞的炮口下到达了这个历史上有名的坚不可摧的通道入口处。全体船员进入战位，每个人的心都悬着，根根神经绷得紧紧的，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慢悠悠地驶近去了。“派个引水员来”的信号旗飘拂着升上了桅杆顶。　　那天上午，曾经目击“格洛斯特”号跟“格本”号、“布雷斯劳”号两舰战斗的那艘意大利小客轮到达君士坦丁堡。乘客中有美国大使亨利·摩根索先生的女儿、女婿和三个外孙。他们带来了一个令人激动的故事：远处几艘兵舰，炮声隆隆，白烟滚滚，龙蜿蛇行，各施方略。他们听意大利船长说，其中两艘就是鼎鼎有名的才从墨西拿逃出来的“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几小时后，摩根索先生因事碰到汪根海姆大使，提到他女儿讲的故事，汪根海姆听了之后表现出“一种焦虑不安的关注心情”。他吃好午饭，马上由奥地利大使陪同来到了美国大使馆。两位大使面对那位美国太太“郑重其事地在椅子上坐定下来”，“对她进行了非常仔细、但却十分客气的盘问……他们连一个细节也没让她漏掉；他们想要知道打了多少发炮弹，德国船是朝哪个方向开走的，客轮上所有的人讲了些什么，等等，等等……他们离开使馆的时候，可说是心花怒放，得意洋洋。”　　这下，他们得知“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已经躲过英国舰队脱身了。剩下来要做的就是取得土耳其人的同意，让它们穿过达达尼尔海峡。身为国防大臣，控制着布雷区的恩维尔帕夏真是求之不得，但是他得玩一套复杂的把戏，才好对付那些神经更加紧张的同僚。那天下午，当他正跟德国军事代表团的一个团员在一起的时候，通报说又有一个团员冯·克雷斯中校紧急求见。克雷斯说，查纳克要塞司令报称“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要求准许进入海峡，并请立即指示。恩维尔回答说，不跟首相商量他无法决定。克雷斯坚持说，要塞需要立即答复。恩维尔一言不发，坐了好几分钟，然后突然说，“让要塞准许它们进来吧。”　　一直不自觉地屏住呼吸的克雷斯和另外那个军官，这下才发觉自己松了口气。　　接着，克雷斯问，“假如英国军舰跟着它们进来，要不要对英国人开火？”恩维尔又一次拒绝答复，借口必须和内阁商量。可是克雷斯坚决主张要塞不能没有明确的指示。　　“要不要对英国人开火？”随后冷场了很久。最后恩维尔回答说：“要。”　　在一百五十英里外的海峡入口处，一艘土耳其驱逐舰离岸开出来，驶近“格本”号，甲板上所有的眼睛都极其担心地盯视着它。一面信号旗飘扬了一会儿，经认出是“跟着我”的意思。8月10日晚上9时，“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驶进达达尼尔海峡，照事后很久丘吉尔凄然承认的说法，它所带来的“屠杀、痛苦和毁灭，其程度之烈，就一只船来说，是空前的”。　　这一新闻立即经电报传遍全球，当晚就传到马耳他。仍然在爱琴海各岛之间搜索的米尔恩海军上将到第二天中午也得悉了。他的上司对“格本”号的任务了解得太少了，竟命令他布置一条封锁线来堵住达达尼尔海峡，“以防德国军舰出来”。　　阿斯奎斯首相对这个消息的评论是：它是“令人关切的”，可是他在日记里却写道，“它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因为我们将坚持”“格本”号的船员应由土耳其人接替，而他们是没有能力驾驶这条船的。在阿斯奎斯看来，必须做的事情就是“坚持”而已。　　协约国的大使们立即怒气冲冲地一再坚持这个主张。土耳其人仍然抱住中立不放，把它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于是决定要求德国人解除“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的武装。这虽“只是暂时做个样子”，可是遭到应邀前来听取这一建议的汪根海姆的断然拒绝。经过进一步激烈讨论之后，有一个大臣忽然提出，“难道德国人不可以把这两条船卖给我们吗？难道我们不可以把它们的到来看作是根据合同前来交货吗？”　　这诚是个高见，皆大欢喜，既打开了进退维谷的局面，又给了英国人没收两艘土耳其军舰以理想的报应。在德国的同意下，这笔买卖向外交使团宣布了。此后不久，“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经重新命名为“雅武斯”号和“米迪利”号，升起了土耳其旗号，船员戴上土耳其帽，在土耳其人一片狂热声中，接受了苏丹的检阅。这两艘德国军舰真象是鬼使神差特意送来代替他们那两艘被抢走的军舰似的，既使老百姓欣喜若狂，又给德国人抹上一层深得人心的光辉。　　德国一直催逼宣战，土耳其人则是一直拖延，不但如此，他们还为自己的中立开始向协约国索取越来越高的代价。俄国因为“格本”号来到黑海大门口，给吓坏了，愿意照付。就象处在绝境中的无赖汉抛弃终身恶习那样，俄国甚至愿意不再染指君士坦丁堡。8月13日，外交大臣萨佐诺夫向法国建议，可向土耳其提出，如它保持中立，愿对它的领土完整给予庄严的保证，并且给它“巨大的财政好处，而由德国人负担”。他甚至愿意加上这样一个诺言，“即使我们胜利了”，俄国人也将履行保证。　　法国人同意，并且，用普恩加来总统的话说，“竭尽全力”一方面使土耳其保持镇静和中立，一方面劝说英国参加对土耳其领土的联合保证。但是英国人决不能屈尊去和一度受他们保护的国家为其中立进行讨价还价或支付任何代价。丘吉尔在他“非常好斗”和“强烈反土”的情绪下，向内阁建议派一小队鱼雷艇穿过达达尼尔海峡去击沉“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这也许是对动摇不定的土耳其人能施加影响的唯一姿态，也许是能防止最终发生的一切的唯一姿态。早在达达尼尔海峡遭到侵犯那天，法国一个最为敏锐、最有勇气的有识之士就曾提出过这样的建议。“我们应该跟着它们一直进去，”加利埃尼将军说，“否则土耳其会参加进去反对我们。”在英国内阁中，丘吉尔的想法被基钦纳勋爵否定了。他说英国人对土耳其采取攻势，就会疏远全体伊斯兰教徒，那是英国受不了的。应该让土耳其“先出手打第一拳”。　　土耳其政府内部各派系争吵不已，摇摆不定，差不多有三个月之久，在这期间，协约国时而威胁，时而磋商，德国人在君士坦丁堡的军事影响则与日俱增。到10月底，德国人打定主意不能再让他们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为了从南面封锁俄国，土耳其的实际参战已属绝对必要。　　10月28日，原“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在祖雄海军上将指挥下，带着几只土耳其的鱼雷艇，驶进黑海，炮轰了敖德萨、塞瓦斯托波尔和费奥多西亚，造成一些老百姓丧生，击沉了一艘俄国炮艇。　　土耳其政府中的大多数人，被德国海军上将在自家门口干下的既成事实吓呆了，而想推卸责任，但被有力地阻止了。起作用的因素是，“格本”号就停在金角湾里，由它自己的军官指挥，配备着它自己的船员，而他们又是无视管束的。塔拉特贝伊指出，政府、王宫、首都、他们这些人本身、他们的家庭、他们的权力，以及哈里发，都处在德国炮口之下。赶走德国的军事代表团和海军代表团，他们又办不到，而这一点却是协约国所一直要求土耳其作为它保持中立的证明的。既然战端已经以土耳其人的名义挑起，俄国便于11月4日向土耳其宣战，英国和法国接着在11月5日也宣战了。　　　这下子战争的血刃便伸展到另半个世界的头上。土耳其的邻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意大利和希腊，也终于卷了进去。此后，通向地中海的出口被堵死，俄国只好依靠一年中倒有半年冰封的阿尔汉格尔和远离前线八千英里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注：即海参崴。——译者]了。黑海被封闭以后，俄国的输出降低了百分之九十八，输入降低了百分之九十五。俄国被隔绝以及隔绝造成的种种后果，格利博卢的一场徒然的血腥悲剧[注：指1916年英国为强渡达达尼尔海峡远征格利博卢，结果伤亡惨重，战果毫无。——译者]，协约国不得不分兵于美索不达米亚、苏伊士和巴勒斯坦等战役，奥斯曼帝国的最后瓦解，中东往后的历史，都是“格本”号这次航程造成的结果。　　别的余波即使不那么重要，也同样辛酸。特鲁布里奇海军上将遭到同僚们的指摘后，要求成立调查法庭；1914年11月，调查法庭下令把他交军事法庭审判，罪名是“他放过当时在逃的敌舰‘格本’号而不加追击”。在他是否有理由把“格本”号看作“优势兵力”这个根本问题上，海军为了自身的缘故，宣判他无罪。虽然他在大战中还继续服役，但由于海军的反感，从此不再让他担任海上指挥。为了把地中海交由法国人控制，米尔恩海军上将于8月18日被召回国退休。8月30日，海军部宣布，在对付“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的问题上，他的指挥和部署，业经“仔细审查”，结果是“各位大臣对于他所采取的步骤的任何方面，都表示赞同”。各位大臣先前看不到君士坦丁堡的重要性，现在也不找替罪羊。第十一章列日和阿尔萨斯　　德法两国，当它们的大军尚在集结之际，各自的先遣部队便已经象沿着走马灯转似的在向前推进，准备发动进攻。德军来自东方，法军则从西方来。对峙的两方都在从地处走马灯外缘的各自阵地的右翼一端率先行动。两军相距三百英里。不管法军采取什么行动，德军将袭击列日，并摧毁其周围十二座护城堡垒，为其右路大军打通横贯比利时的道路。法军亦将不顾敌方作何行动，准备一举突入上阿尔萨斯，这样用兵是感情因素大于战略因素，用心在于趁爱国热情高涨之际开战，以鼓动当地居民揭竿而起反抗德国。在战略上，它的目的是把法军推进到莱茵河右岸固守。　　列日就象是一座城堡的吊闸，守卫着从德国进入比利时的大门。它雄踞在马斯河左岸高达五百英尺的陡坡上。这一带的河道，宽约两百码，是它的天然城壕，方圆三十英里，都有堡垒卫护。它是一座有口皆碑的、全欧洲最是固若金汤的城池。十年前，旅顺港是在抵挡了九个月的围城后才投降的。全世界的舆论都寄希望于列日，即使它不能无限期地坚守不屈，也肯定能和旅顺港的记录并驾齐驱。　　全部兵力超过一百五十万人的德国七个集团军，在沿着比法两国边境集结。按番号顺序，从部署在与列日对峙的德军阵线的右翼顶端的第一集团军，直至部署在阿尔萨斯的左翼末端的第七集团军。第六、七两集团军组成德军左翼，计十六个师；第四、五两集团军组成中路，计二十个师；而第一、二、三集团军组成右翼，计三十四个师，按计划将穿越比利时的便是右翼。另有一支由三个骑兵师组成的独立兵团配属于右翼。右翼的三个集团军分别由冯·克卢克将军、冯·比洛将军和冯·豪森将军指挥。三位将军都是六十八岁，前面两位是1870年的沙场老将，骑兵兵团的司令是冯·马维茨将军。　　由于冯·克卢克的第一集团军进军路线最长，因此全线推进的速度必须根据它的进展予以调节。第一集团军在亚琛以北集结，准备取道列日市马斯河上五座桥梁的几条公路，因此攻占列日便是决定一切的首要目标。列日周围堡垒的炮群控制着介于荷兰边境和树木茏葱、丘陵起伏的阿登山区之间的孔道。列日的几座桥梁是马斯河上仅有的几条公路的渡口。列日又是把比利时、德国与法国北部连接起来的四条铁路线的枢纽，因此它是向前推进的德国部队运输给养的必经之地。所以，在占领列日并将其周围的堡垒打哑以前，德军右翼部队将无法行动。　　为了打通经过列日的这条道路，特别从第二集团军抽调了六个旅编成一支“马斯河部队”，由冯·埃姆米希将军指挥，如果比利时人不事坚决抵抗，这支部队可望在主力集结之际便可完成这一任务。德皇战前多次失言事件之一，便是在观看演习时对一个英国军官伸出巴掌凌空一翻，说：“我将这样通过比利时！”德国人认为，比利时人所谓不惜一战的说法，不过是——用一个普鲁士政治家对他国内政敌的用语说——“绵羊的梦呓”。列日拿下了，第一、第二两集团军在列日两旁大路上开到了与该城齐平的地点，这时候大进军便可开始了。　　亨利·布里阿尔蒙是他那时代里举世无双的防御工程大师，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他在利奥波德二世的坚决敦促下，构筑了列日和那慕尔两地的堡垒群。堡垒群分别环列在两城四周高地上，意图是扼守马斯河的通道，抵御不论来自何方的入侵。列日的堡垒群构筑在河的两岸，距列日一般是四至五英里，堡垒之间各相距约二、三英里。东岸的六座全部面对德国，西岸的六座环列在列日的周围和背后。这些堡垒好象是在地底下构筑的中世纪城堡，地面上只露出一块三角形的顶部，顶上伸出一些拱形罩盖，隐蔽着所有的炮塔。其他一切设施全部在地下，有倾斜的隧道通往地下室，并沟通炮塔与弹药库和火力控制室的联系。六座大堡垒和分布其间的六座小堡垒共拥有大炮四百门，其中最大的是口径八英寸（二一○毫米）的榴弹炮。三角形顶部边角处有小型炮塔，塔中的速射炮和机关枪控制着堡垒前方的斜坡。每座堡垒四周都围有一道三十英尺深的壕堑，并各有一座象它的大炮一样能降落至地面以下的钢制了望塔，塔上装有一台探照灯。每座大型堡垒由两连炮兵和一连步兵共计四百名士兵驻守。修筑这些堡垒群的原来意图是作为捍卫边疆的前哨阵地，而不是作为抵挡敌军围攻背城借一的阵地，因此必须倚仗野战军守住各堡垒之间的空地。　　比利时人过分信赖布里阿尔蒙精心设计的这些防御工事，因而忽略了使堡垒现代化的工作。守军人数不足，而且都是来自预备役中年纪最大的一届，每连仅有军官一名。比利时人唯恐德国人找到借口，指责比利时违犯中立，因此迟至8月2日才下令挖掘战壕和架设有刺铁丝网的路障，以保卫堡垒之间的空隙地带，并清除有碍大炮火力的树木和房屋。德军发动攻击时，这些措施还刚开始。　　就德国人而言，他们相信比利时人将屈服于最后通牒，或最多只是进行象征性的抵抗，因此没有把他们已准备好的使人惊奇的武器运到前线。这些武器包括各种巨型攻城加农炮，其体积与破坏力之大一直视为是无法移动的。一种攻城加农炮是由奥地利斯科达兵工厂制造的十二英寸（三○五毫米）的迫击炮；另一种是由在埃森的克虏伯兵工厂制造的十六英寸半（四二○毫米）的庞然大物，连同炮架在内长达二十四英尺，重九十八吨，其炮弹重一千八百磅，长一码，射程达九英里，需要炮手达二百名之多。在以前，已知的各种大炮中以英国十三英寸半口径的海军炮和海岸炮兵的十一英寸固定榴弹炮为最大。当年围攻旅顺达六月之久才拿下该地的日军，曾不得不将自己海岸上的这种大炮全部拆下来供攻城之用，不过，也是轰了三个月方才迫使俄国要塞投降的。　　德国人的时间表却容不得花这样长的时间去收拾比利时的堡垒。毛奇对康拉德·冯·赫岑道夫说过，他预期到动员第三十九天西线便已决定胜负，因此答应从动员第四十天开始派遣德国部队到东线支援奥地利。尽管德国人估计比利时人不敢应战，但是德国人的彻底性要求做到对于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都要有所准备。问题就在于要设计一种用于攻克堡垒的能在陆上运输的最重型大炮。它要末是一种迫击炮，要末是一种短炮管的榴弹炮，能以高角度发射，使炮弹落在堡垒的顶部，同时又可以无需长炮管的来复线而能相当准确地击中特定目标。　　1909年，克虏伯工厂在绝密的情况下试制成功四二○口径的大炮。这种短炮管的庞然大物，虽然能够成功地发射炮弹，但也确实是过于笨重，难以搬动。搬运时必须使用铁路，必须把它拆成两段，各由一辆火车头拖运，还必须敷设支轨，才能把它运到炮座。由于发射时下冲的后坐力巨大，底座必须挖至几码的深度，注满水泥，把炮架固定在水泥座体中，如要拆运，还须用炸药炸毁水泥。炮位装置过程需要六小时。在以后四年中，克虏伯继续研制一种可以分成几部分因而适宜于公路运输的大炮。1914年2月，样炮试制成功，并在库默斯道夫试验场试放，应邀专程莅临现场观看的德皇感到非常满意。不过，在公路上用蒸汽机、汽油马达甚至用马队牵引的进一步试验，都证明仍需继续改进。预定在1914年10月1日改进完毕。　　奥地利斯科达厂在1910年制成的三○五毫米大炮具有优越的机动性。它可以拆为三部分：即炮身、炮架和可以搬动的底座。用马达牵引，每天可行十五至二十英里。这种大炮不用软胎，而是在轮子上装上当时被人们敬畏地称之为“铁脚”的履带。到达炮位后，首先安置好可搬动的钢铸底座，用螺栓把炮架紧固在底座上，然后架上炮身。整个操作过程需时四十分钟。拆卸过程能以同样速度完成，这样就能保证不致被敌人缴获。它能向左右作六十度旋转，射程七英里。和四二○口径的大炮一样，它能发射装有延发引信的穿甲炮弹，让炮弹在穿入目标内部后爆炸。　　8月战争爆发时，德国有几门奥地利的三○五毫米大炮，是康拉德·冯·赫岑道夫在德国人自己的同类型火炮能够使用前借给他们的。这时候，克虏伯已生产了五门四二○毫米口径铁路大炮和两门公路大炮。但这些大炮在运输方面仍需改进。8月2日发出紧急命令，要求把这些大炮准备就绪。入侵比利时开始后，克虏伯拼命加紧生产，夜以继日，装配炮身、炮架、马达、设备，配备应急的马队、机修工、卡车司机以及在出发前必须进行一次最后训练的炮兵人员等。　　毛奇仍然希望不必动用这些大炮而能顺利通过。可是，如果比利时人执迷不悟，真的不惜一战，德国人指望一举攻克这些堡垒。有关这次进攻的一切细节都经周密考虑，由总参谋部的一名军官——他是史里芬的最忠诚的门徒——负责研究行动计划。　　对工作不嫌其多和花岗石一般的性格，为这位埃里希·鲁登道夫上尉克服了姓氏不属名门望族的缺陷。埃里希·鲁登道夫上尉在1895年，也就是他三十岁那年，成为总参谋部的一员，赢得了人所渴望的身佩朱红绶带的权利。粗壮的身躯，淡黄色小胡子下面有着一张叫人看上去很不舒服的唇角下垂的嘴巴，圆圆的双下巴，加上颈背上隆起的那块埃默森称之为牲畜标记的横肉，这一切都突出地表明鲁登道夫属于与史里芬那种贵族风度完全相反的体型。尽管如此，鲁登道夫却刻意仿效史里芬的那种不苟言笑，隐而不露的性格。这样一个存心要落落寡合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人物，尽管不出两年他对德国人民和他们的命运所行使的权力如此之大是腓特烈大帝以来没有人能及得上的，但直到此时此刻，他还是一个不为人知未受赞赏的人物。通常，大人物都有亲友家属撰写对他的回忆，积累些有关他的故事和言论，可是他却没有；甚至在他享有盛名之后，也都不曾留下什么传闻轶事，他是个没有影子的人。　　鲁登道夫把史里芬看作“古往今来最伟大的军人之一”。1904年至1913年，他任职总参谋部动员科并最后主管该科，不遗余力地要使他的恩师的计划能保证成功。关于这个计划的正确性，他说，总参谋部全体成员都深信不疑，因为“没有人相信比利时的中立”。一旦战争爆发，鲁登道夫期望出任作战处长。但在1913年，他与当时的陆军大臣冯·黑林根将军意见相左，因此被撵出总参谋部，外调担任团长。1914年4月，他被提升为将军，并有命令给他，要他在动员的时候出任第二集团军副参谋长[注：这个职称与所指的职务是相称的，采用这个职称而不用德语原文Quartiermeister（军需官），是因为后者对英语读者来说会引起混淆。]。8月2日，他作为副参谋长被派到担任进攻列日的埃姆米希的马斯河部队，任务是负责突击部队与军部的联络。　　8月3日，阿尔贝国王出任比利时部队的总司令，他已不存任何幻想。他和加莱根据德军可能发动入侵的设想而制定的计划受到了阻挠。他们本来打算把比利时部队的六个师全部布防在马斯河一线，利用这道天然屏障以加强列日和那慕尔两地的筑垒阵地。可是总参谋部和新上任的参谋长塞利埃·德莫朗维尔将军不愿让年轻的国王和官卑职小的加莱上尉在战略上发号施令，总参谋部本身又因进攻与防御两派意见之争而莫衷一是，没有作出安排把部队调至马斯河沿岸。在战前，为了严守中立的原则，六个师分别部署在各个方面以应付一切来犯之敌：第一师在面对英国的根特；第二师在安特卫普；第三师在面对德国的列日；第四、第五两师在面临法国的那慕尔、沙勒罗瓦和蒙斯；第六师和骑兵师在中央，即布鲁塞尔。塞利埃将军的计划是，一旦判明敌人来自何方，部队即在国家中心地带集中，迎击入侵者，而听任安特卫普、列日和那慕尔的城防守军各自为战。一般地说，推行既定计划的力量总是大于改变这些计划的力量。德皇无法改变毛奇的计划，基钦纳也改变不了亨利·威尔逊的计划；同样，朗勒扎克也改变不了霞飞将军的计划。到8月3日，阿尔贝国王正式就任总司令，因而权力已在塞利埃将军之上，但再要把全军部署在马斯河一线已为时过晚。此时采取的战略是把比利时部队集结在热特河畔的卢万前方，亦即布鲁塞尔东约四十英里处，决定在这里打一场防御战。在这种情况下，国王最多只能坚决要求留驻列日的第三师以及留驻那慕尔的第四师增援边防守军而不开往国家的中心地带去和野战集团军会师。　　国王于1914年1月亲自提名六十三岁的陆军大学校长勒芒将军担任第三师师长兼列日军事长官，并使这一任命获得通过。勒芒和霞飞一样，原来也是一位工兵军官，除了在工兵部队任职的六年外，三十年来一直都在陆军大学工作。阿尔贝曾在该校求学，亲聆过他的教诲。勒芒有七个月的时间在未取得总参谋部支持的情况下整顿了列日堡垒群的防务。危机到来之际，他的两位上司之间爆发了一场各自发布命令的冲突。8月1日，塞利埃将军发出命令，要调走第三师的一个旅，也就是说要调走该师三分之一的兵力。根据勒芒的要求，国王撤销了这道命令。8月3日，塞利埃将军转过来也撤销了国王关于破坏列日上游几座桥梁的命令，理由是这些桥梁是比利时部队行动所需。这一次又是因为勒芒的要求，国王支持这位将军抵制了总参谋部。国王并给勒芒写了一封私人信件，要他“坚守托付给你的阵地，死战到底”。　　然而，保卫祖国的意志超越了保卫祖国的手段。以机枪为例，它是防御的主要武器，但按人数比例计算，比军拥有的机枪只及德军一半。至于保卫堡垒之间的阵地所需的重型野炮，比军一门也没有。原来打算在1926年以前把野战集团军的名额增加至十五万人，外加后备兵员七万，并把堡垒部队增加至十三万，但这一扩军计划，几乎没有付诸实施。1914年8月，野战集团军凑集了十一万七千人，没有受过训练的后备兵员也凑在内，剩下来的后备兵员全都被用来守卫堡垒了。民防人员也被强行编入现役，这些民防人员原来是头戴高顶军帽，身穿鲜绿制服，绅士气派十足的宪兵队。现在，民防的职务有许多改由童子军来执行了。现役部队对掘战壕没有实际经验，同时也缺乏必需的工具。运输设备不足，帐篷与野战炊事房尚付缺如，炊具必须到乡村和农庄里去征集，电话设备少得可怜。大军出发，一片嘈杂喧闹，犹如乌合之众。　　这支大军也是乘激情之浪、驾幻想之雾进军的。一夜之间，丘八都成为英雄，老百姓纷纷飨之以食物、热吻和啤酒。不久，他们就解散队伍，漫步街头，炫耀他们的军服，或向友好致意。有些士兵的双亲随军出发，想看看战争究竟是什么样的玩意儿。被征用的上等小轿车作为运输工具，满载面包和腿肉在路上飞驰。汽车过处，行人报之以一片欢呼声。象佛兰德的牛奶车一样用狗拉的机枪，也受到人们的欢呼。　　8月4日清晨，晴空万里，安谧宁静。布鲁塞尔以东七十英里的地方，第一批入侵者冯·马维茨的骑兵部队越过边境进入比利时。蹄声嗒嗒，沉着坚定，他们手持十二英尺长的钢头旗杆矛，或在身上挂着军刀、手枪和来复枪。公路两旁的田野里正在收割的庄稼汉抬头张望，在家里的村民从窗子后窥视。他们压低嗓门说，“枪骑兵！”这个奇怪的名字源于剽悍的鞑靼骑手，念起来不禁使人想起发生在古代欧洲的蛮族入侵。德国人自命肩负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使命，即为其邻邦传播德国文化。然而，他们在执行这项使命的时候，往往偏爱胆怯的对象，正如德皇在使用“Huns”[注：“Huns”，既作德国兵（贬义的）解，也可作任意毁坏文物者解。——译者]这个词时一样。　　作为入侵的前卫，骑兵的任务是侦察比军和法军的阵地，密切注视英军的登陆行动，并掩护德国部队的展开以防敌人进行相似的侦察。在第一天，那些打头阵的骑兵中队在汽车运来的步兵的支援下，打算在马斯河上各桥梁被毁之前攻占所有的渡口，同时夺取一些农庄和村落，以保证粮食与饲料的来源。瓦萨格是位于边境上比利时一侧的小城市。那天，当骑兵部队在比利时的鹅卵石公路上策马前进的时候，七十二岁的市长弗莱歇先生披上他的公职绶带，站立在村前的广场上。骑兵中队长在市长跟前勒住坐骑，面带笑容，有礼地递上一份铅印的宣言书，声称德国因为“迫不得已”而进入比利时，兹表示“遗憾”。尽管希望避免战斗，宣言还是说“我们必须有一条畅通无阻的道路。任何破坏桥梁、隧道和铁路的行动将被看作敌对行为”。从荷兰到卢森堡之间的比利时边境沿线各个乡村的广场上，枪骑兵都散发了这份宣言，并扯下村公所的比利时国旗，升起德意志帝国的黑鹰旗。他们满怀信心地向前进军，因为他们的司令曾向他们保证，比利时不会进行抵抗。　　在他们后头，通向列日的各条公路上挤满一队队埃姆米希麾下的突击部队的步兵。在一片单调的土灰色之中，只有漆在钢盔前面的各团的红色番号鲜艳夺目。再后头就是用马挽的野战炮。皮靴以及马具上的新皮革嘎嘎作响。一批批骑自行车的士兵抢在前头夺取十字路口和田庄，并架设电话线。一辆辆载着戴上单片眼镜的参谋部官员的小轿车穿越人群，不断地揿着喇叭。勤务兵坐在前头，握枪在手，车尾捆扎着一些皮箱。每一个团配备有野战炊事车，据说是模仿德皇在一次俄军演习时看见过的一辆战地厨房车制成的。行军时炊事兵站在车上，在熊熊的炉火上不断搅拌炖锅。入侵者的配备如此尽善尽美，进军步伐又如此整齐划一，人们还以为他们是在阅兵行进。　　每个士兵负重六十五磅：来复枪和弹药、背包、水壶、备用皮靴、挖壕沟工具、小刀以及用皮带束在外套上的各式各样的器具和个人装备。口袋里放着他本人的“应急口粮”——两听肉、两听蔬菜、两包硬饼干、一包咖啡粉和一瓶威士忌。这瓶酒只有在得到上级批准后才能饮用，而且每天检查一次，看这瓶酒的所有人是否老实。另一个口袋里装有针线、绷带和橡皮膏；还有一个口袋装有火柴、巧克力和烟草。军官们的颈脖子上都挂着望远镜和标明该团行军路线的皮面地图。这些地图保证了德国军官不致象有些英国军官那样抱怨战斗总是发生在两幅地图交接的地方使他们处于困境。德军行军时纵情高唱。他们高唱《德国至上》、《莱茵河的守卫》和《国王胜利万岁》。他们在停止前进时，在宿营或狂饮时也是歌声不绝。经历过此后三十天激烈战斗而痛苦和恐怖的人们当中，许多人将记得这些无休止的、一再重复的男声歌唱，是这次入侵中给人们带来的最可怕的折磨。　　冯·埃姆米希指挥的各旅德军从东、南、北三个方面向列日进迫，它们到达马斯河时发觉该市上下游的桥梁已被破坏。它们试图架设浮桥渡河时，比利时步兵便开火，德国人想不到竟真的打起来了，在真枪实弹中他们开始伤的伤，死的死。德军数达六万，比军只有二万五千。黄昏降临时，德军在列日北面的维塞渡河成功。从南方发动攻击的各旅被阻，中路突破马斯河向内弯曲处的各旅，已进抵筑垒地带，还没有到达河畔。　　这一天，当德军的皮靴、车轮和马蹄蹂躏比利时农村，践踏已成熟的庄稼时，狙击越来越剧烈，德国士兵的苦恼也随之加深，因为原来告诉他们的是比利时人不过是“巧克力士兵”而已。德军遇到抵抗后，既弄得措手不及又感到气恼万分。第一次战斗的洗礼使他们处于歇斯底里状态，以致一听到有人发出“狙击手！”的叫声就紧张万分。他们马上疑神疑鬼，以为每一座房屋和每一道树篱后面都有愤怒的老百姓在向他们射击。他们马上呼喊，“有人开枪！”这句话成了以后德军从维塞打到巴黎城门，一路上对各地老百姓恣意进行报复的信号。从战争的第一天起，记忆中的1870年的可怕的“自由射手”的形象，经过他们的渲染夸张，开始具体化了。　　头一天早上，著名的地下报纸《自由比利时人》很快就发出了呼声，毫不掩饰地要唤起边境城镇居民的反抗精神。他们的政府深知敌人的本性，业已把布告散发各地广为张贴，命令居民将武器上缴各城镇当局，并提出警告，一旦为德国人发现持有武器就有可能被处死刑。布告告诫群众，切勿攻击或侮辱敌人，并应待在户内，关上窗子，以免提供“任何引起流血、掠夺或屠杀无辜居民的镇压措施的口实”。受到如此严厉告诫、在入侵者面前惶恐莫名的老百姓当然不敢妄图以打兔子的猎枪来阻挡全副武装的大军。　　不过，在入侵的第一天，德国人不仅枪杀平民，而且枪杀比利时教士，这是蓄意制造的事端。8月6日，德国前首相的兄弟，担任参与进攻列日之役的某骑兵师师长卡尔·乌尔里希·冯·比洛少将[注：并非指挥第二集团军的卡尔·冯·比洛上将。]告诉一名袍泽说，他不赞成“前一天对一些比利时教士的立即处决”。所谓比利时教士参与密谋煽起自由射手战争——这是在战事发生后二十四小时之内无视文官政府的告诫组织起来的——之说，完全是个借口，是说给德国人听的。这一批处决又是做给比利时人看的，就是要开杀戒，镇慑人心，他们根据的便是卡利古拉[注：卡利古拉（Caligula），罗马帝国的皇帝（公元37-41年），嗜杀成性，曾处死许多无罪的人。公元41年，被近卫军将领保民官卡西乌斯·凯列亚杀死。——译者]皇帝提出的理论：“Oderintdummetuant”（“不怕他们恨我，只要他们怕我”）。　　也是在头一天，德国人枪决了六名在瓦萨格抓的人质，并焚毁了巴蒂斯这个村子，以示儆戒。“村子被付之一炬，只剩下一片断垣残壁，”几天以后行军路过该村的一名德国军官这样写道，“通过没有框架的窗户可以看到室内烧剩的铁床架和家具的残骸。马路上到处是家用器皿的碎片。除了在废墟中觅食的猫犬之外，大火过后没有留下任何生命的痕迹。市集广场上有一座教堂，屋顶和塔尖都已不知去向。”他听说在另外一处曾有三个德国轻骑兵遭到射击，于是“整个村子成了一片火海，牲口棚里的牛群厉声嘶叫，被烧得半死的小鸡狂奔乱窜，一堵墙前躺着两具身穿农民长罩衫的尸体”。　　“我们在比利时的进军肯定是残酷的，”8月5日毛奇在致康拉德的信中这样写道，“但对我们来说，这是一场求生存的搏斗，任何妨碍我们前进的人必须承担一切由此产生的后果。”他没有考虑到德国对此必须承担的后果。但是德国要在比利时遭受当头一棒的过程已经开始。　　8月5日，埃姆米希的各旅兵力开始攻击列日东端的四座堡垒。德军先以野战炮进行连续轰击，接着是步兵冲击。落在堡垒上的轻磅炮弹起不了什么作用，而比利时人对德军倾泻的炮弹却消灭了它们的位于前列的士兵。一连一连的德军继续投入战斗，冲向各堡垒之间比军壕沟尚未竣工的那些空隙地带。在一些地点，德军突破比军阵地后强行爬上比军大炮无法俯射的斜坡，但被堡垒的机枪火力扫倒，尸体山积，高达一码。在巴尔雄堡垒，比军看到德军阵线开始动摇，便趁机出击，以刺刀击退了敌人。德军一再强攻，不惜伤亡，因为它们知道，有大量后备人员足以补充损失。“它们并不试图展开队形，”一名比利时军官写道，“而是一排排地并且几乎是肩并肩地冲过来，直到中弹倒地。倒下去的伤亡人员堆叠成一堵可怕的街垒，快要遮住我们的枪口，为我们带来麻烦。街垒越来越高，我们实在不知道究竟是隔着它射击好还是走出去用双手开拓出一些通道……可是你相信么？——这堵用尸体和伤员砌成的名副其实的墙垛却帮助了那些令人惊叹的德国人，使他们得以越爬越近，终于爬上碉堡前的斜坡。但是他们最多只能走到一半，因为我们的机枪和步枪的火力把他们击退了。当然，我们也有损失，但和敌人蒙受的大量伤亡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　　列日之战爆发后第二天，交战国不计伤亡的情况就开始了。这种情况在以后时日里越来越严重，直至把士兵的生命视若草芥。索姆河一战，双方伤亡多达数十万，而凡尔登一役伤亡竟在百万人以上。德军遭受第一次挫折后恼羞成怒，不顾一切地投入大量兵力以对付堡垒，需要多少就投入多少，以便按期攻克目标。　　8月5日夜间，埃姆米希指挥的各旅德军分别在它们进军的各条公路上再度集结，准备在午夜时分发动一次新的攻势。随军出发的鲁登道夫将军发觉他所在的部队，即位于德军中路的第十四旅的士兵情绪沮丧，“紧张不安”。前头便是堡垒的炮群，令人望而生畏。不少军官表示怀疑，步兵冲击是否敌得过这些大炮的火力。谣传那天更早一些时候所派出的一支执行侦察任务的自行车连队已被“全歼”。一支在黑夜中迷途的纵队碰上了另一支纵队，两队人马纠缠在一起，不得不在一片混乱之中停止前进。鲁登道夫策马前去查明引起麻烦的原因，他发觉第十四旅旅长冯·武索将军的勤务兵牵着将军的坐骑，马鞍空着，原来冯·武索已被机枪击毙于前面路上。鲁登道夫当机立断，接管了该旅的指挥，并立即命令发动攻击，以期突破弗勒龙与埃弗涅两堡垒之间的空隙地带。在前进时，有的士兵中弹倒地，这是鲁登道夫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击中人体的子弹发出的那种奇特的砰砰声”。　　图4：列日进攻战　　由于战火中的机缘凑巧，不到两英里以外的弗勒龙堡垒突然停止炮击。在发生逐屋战斗的那个村子里，鲁登道夫调来一门野战榴弹炮，“向左右两边的房屋”频频炮击，不久就打开一条通道。到了6日下午2时，第十四旅已经突破堡垒圈，进抵马斯河右岸一些制高点。从那里，他们可以遥望对岸的列日及其城堡。城堡是座威严但已废弃不用的堡垒。这里，他们与冯·埃姆米希将军会师，并等候其他各旅部队的到来。他们在那儿等候多时，眺望通向南北的几条公路，不见友军影踪，越来越感到心焦。第十四旅发觉自己是突入堡垒圈内的一支孤军。它的野战炮都对准城堡，开始射击，既作为发向其他各旅的信号，也用以“恫吓要塞司令和当地居民”。　　德国人为了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和人力去和比利时人作战而感到恼火，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比利时人具有一般常识，就早该让他们通过。所以，德国人在整个8月份始终摆脱不了“威吓”比利时人使他们放弃愚蠢而无益的抵抗的想法。前一天，德军派出前驻布鲁塞尔武官打着一面休战旗帜去跟他原来相识的勒芒将军接触，试图说服他放下武器，如果不成的话，就威胁他投降。使者告诉勒芒，如果他不让德军通过，齐伯林飞船便将毁掉列日。会谈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8月6日，齐伯林L-Z飞船按时从科隆起飞，对这个城市进行了轰炸，一共投下了十三颗炸弹，炸死九名市民，给二十世纪的做法开了一个头。　　轰炸过后，鲁登道夫派出另一名使者，打着另一面休战旗帜来劝降。同样，这个使者也未能说服勒芒。接着，德国人还耍了个阴谋诡计。为了绑架或杀害这个比军司令，德军派出由六名军官和三十名士兵组成的一支分遣队，穿上没有标志的象英军穿的那种制服，乘坐几辆汽车，开到勒芒在圣福瓦路的司令部，要求会见将军。将军的副官马尔尚上校走到门口，大声叫喊，“他们不是英国人；他们是德国佬！”他当下中弹倒地。上校的袍泽们立即为他报了仇。根据1914年那种生动而如实的报道，这些袍泽“为这种公然破坏战争文明准则的卑怯行径气得发狂，没有饶恕敌人，把他们全都杀了”。在一片混乱之中，勒芒将军逃到城西的隆森堡垒，在那里继续指挥防守。　　勒芒认识到，既然德军一个旅已经插入堡垒之间的空隙地带，他已没有希望坚守列日市。如果从南北两方面攻来的各旅德军也取得突破，列日势将陷入包围，第三师将被孤立，不能动弹，最终难逃陷于绝境而被歼灭的厄运。勒芒的情报处已经辨认出进攻的部队隶属于四个不同的德国兵团，据此看来，埃姆米希的总兵力相当于八个师，而勒芒仅有一个师。事实上，埃姆米希的部队并非按兵团编制组成的，而是一些互不关联的独立旅，当时的实力，加上临时凑合的援军，共约五个师。孤立无援的第三师，力不足以保存自己或守住列日。勒芒将军知道国王的坚定不移的宗旨在于保存野战集团军的建制和实力并使之与安特卫普保持联系，而不管其他地区发生什么情况。因此，他于8月6日晨命令第三师撤出列日，与其余部队在卢万前沿会合。这个行动意味着列日市，尽管不包括它的堡垒群，势将陷落。但即使是为了列日，也不能牺牲一个师，因为比利时的独立比列日更重要。除非国王仍然统率一支部队继续留守在他自己国土上的某个角落，否则他就不仅要任凭敌人的摆布，而且要任凭盟友的摆布。　　8月6日，比军在前一天击退德军的消息传来，布鲁塞尔一片欢腾，如醉似痴。报纸号外欢呼“比利时人的伟大胜利！”心头充满喜悦的人们涌进咖啡馆，互相祝贺，声称要报仇雪耻，整夜狂欢。次日早晨，他们争相传诵比利时的公报。公报说，十二万五千德军“完全不起任何作用，发动攻击的三个兵团被切成数块，已成强弩之末”。盟邦各报也感染了这种欢乐情绪，此唱彼和，纷纷报道“德军全线溃退”，若干团已放下武器，大批被俘，伤亡两万，守军在各处战果辉煌，“入寇已被有效遏制”，他们的进军已是“寸步不前”。对于比利时第三师的撤退只是一笔带过，在如此大好形势之下为何撤出列日，则未见有任何解释。　　设在卢万老市政厅的比军司令部里，信心之高，就好象比利时拥有三十四个师、德军只有六个师而不是恰恰相反似的。总参谋部里的急进派“正忙于提出各种异想天开的计划，要立即发动一次攻势”。　　国王立即否决了这个攻势。他从敌军攻击列日使用的实力，以及新近收到的一些有关入寇德军现经查明的五个兵团的报告中，已看出史里芬包抄战略的轮廓。如果法英援军能及时到达，他仍然有机会在安特卫普和那慕尔之间的热特河畔挡住德军。他已两次向普恩加来总统发出紧急呼吁。即使在目前这个阶段，他和比利时的每个人一样，仍然期望他的盟友会出兵比利时和他会师。“法国人在哪儿？英国人在哪儿？”人们到处都在相互打听。在一个村子里，一个比利时妇女向一个身穿外国军服的士兵献了一束以英国国旗包扎的鲜花。她以为那个人穿着的便是英国的卡其军装。这个士兵感到有点困窘，当即声明他是德国兵。　　在法国，普恩加来和那个出于一时冲动，曾冲口建议派五个兵团去援助比利时人的梅西米都无能为力，因为霞飞一声不吭，顽固地拒绝改变他的部署计划，即使动用一个旅也不同意。由索戴将军指挥的三个法国骑兵师将于8月6日进入比利时，侦察马斯河东岸的德军兵力，但霞飞声称，只有在英国部队不来的情况下他才愿意考虑疏开他的左翼。8月5日深夜，伦敦传来消息，说作战委员会在举行了一整天会议后决定派遣远征军，由四个师加上骑兵组成，而不是原定的六个师。尽管这个决定使人失望，但霞飞还是不愿抽调任何兵力去左翼补充英国兵力的不足。他要把一切能抓到手的力量都抓在手里，以便法军在中路发动攻势，实行突破。他派往比利时的，除骑兵外，只有一名参谋布雷卡尔上校。他随身带了致阿尔贝国王的一封信，信中建议比军推迟决战，并退至那慕尔与法军会合，一俟法军集结完毕，即发动联合攻势。霞飞说，法军将派四个师去那慕尔，但要在8月15日才能到达。　　按照霞飞的想法，为了一条共同战线，比军应把纯属比利时一国的利益搁置一边，而作为法军的一翼采取符合法国战略的行动。至于阿尔贝国王，由于清楚地意识到德军右翼的威胁，则认为如果他让比军在那慕尔一线进行抵抗，比军就有可能为前来的德军切断它与安特卫普基地之间的联系而陷于孤立，最终被迫退出比利时而进入法境。阿尔贝国王一心一意要让比军留在比利时领土上，而将共同战略置于次要地位。因此，他决心要守住比军退往安特卫普的通道。从纯军事观点出发，应在那慕尔一线组织抵抗；但从历史和民族的观点出发，则应退往安特卫普，即使存在着部队被围困在那儿，以后无法对整个战争施加直接影响的风险，也应如此。　　如果万不得已，比军应退往的，是安特卫普，而非那慕尔，国王是这样告诉布雷卡尔上校的。布雷卡尔深感失望，他通知霞飞，不能指望比利时人和法国人一起发动联合攻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