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克霍姆利诺夫在1914年以后的运道颇不平常。他先前之所以能够与米亚索耶捷夫上校同时幸免起诉判刑，纯系沙皇和皇后的庇护，最后，到了1917年8月，沙皇业已逊位，临时政府沦于土崩瓦解的境地，他也堕入法网。在当时千疮百孔、一片混乱的局面下，他的案子名义上虽是叛国罪，而审讯的内容却大都是旧政权的种种罪恶。检察官概述案由，把这种种罪恶归纳成为一条：俄国老百姓被迫作战，既无枪炮又无弹药，对政府完全丧失信心，这种绝望心情散布蔓延，无异瘟疫，“后果极为严重”。经过一个月轰动一时的听证，他贪赃舞弊荒淫纵欲的具体情节都真相大白，苏克霍姆利诺夫的叛国罪是洗刷掉了，但是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罪无可逭。他被判处终身苦役，只过了几个月就被布尔什维克释放，随即前往柏林定居，直至1926年病故。1924年他在柏林出版了一本回忆录并题字献给德国的废帝。他在序言里声称，俄国和德国这两大君主政体由于在战争中互为仇敌而同归于尽，只有两国言归于好才能使两国的君主复位亲政。这个见解使那个流亡在外的霍亨索伦皇室的废帝感触至深，他便写了一个题献，把他自己的回忆录回敬给苏克霍姆利诺夫，显然是由于受到劝阻，这个题献在公开出版的本子上并未刊用。　　从1908到1914年担任俄国陆军大臣的便是这么一个人物。他代表了反动派的意见，并得到反动派的拥护，对德备战工作该是陆军部的主要任务，但在他主持下并不是那么一心一意搞的。日俄战争的奇耻大辱之后开始的陆军改革运动，已经取得进展，他却立即把它草草收场。总参谋部本来已被授予独立建制，以开展现代军事科学研究，可是1908年以后又重新隶属于陆军大臣的管辖，而且只有大臣一人能觐见沙皇。总参谋部被削去了自主的权力，从此便得不到一个能有作为的领导人，甚至也没有一个第二流角色能有始有终地领导下去。1914年以前的六年间，你去我来，一共换了六个总参谋长，影响所及，作战计划也就休想是系统周密的了。　　苏克霍姆利诺夫虽说把工作全部推委给属下去办，却容不得别人有什么主张。死抱住那一套陈腐过时的理论，忘不掉年代久远的战功荣誉，他一口咬定俄国过去的失败，只是由于司令官的错误，而不是由于训练、准备和供应各方面的不足。他顽固不化，坚信刺刀胜过子弹，所以根本不肯花费气力去兴建工厂，增产炮弹、步枪和子弹。固然没有一个国家在军需品上是准备充分的，这是各国军事批评家们毫无例外地事后得出的结论。如英国的缺少炮弹后来竟成了一桩有损国家声誉的丑闻；法国从重炮直到军靴的不足，在战争开始前就已是丑闻；但是，在俄国，苏克霍姆利诺夫甚至连政府专供生产军火的拨款也没有用完。俄国在开战时每门大炮只摊到八百五十发炮弹，对比起来，西方国家每门大炮则有二千到三千发炮弹的储备，而苏克霍姆利诺夫本人也曾在1912年同意过一个折衷办法，给每门大炮储备一千五百发炮弹。俄国的一个步兵师有七个野战炮连，德国的步兵师却有十四个。整个俄国陆军有六十个重炮连，而德国陆军则有三百八十一个。战争主要取决于双方火力的较量，而苏克霍姆利诺夫对于这类告诫则一概嗤之以鼻。　　他厌恶“射击的组织与实施”，但他更为反感的，就是那位比他年轻八岁，又是代表军队中革新倾向的尼古拉大公了。大公身长六英尺六英寸，体态挺秀，相貌英俊，山羊胡子，穿的一双靴子高及马的下腹，算得上是风度翩翩，仪表堂堂。对日战争以后，他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主席，负责改组陆军。该委员会的宗旨和布尔战争之后的伊谢尔委员会一样，不过跟它的英国样板有不同之处，它问世不久便落入了官老爷们的手中，沦于死气沉沉的境地。反动派对这位大公又恨又怕，恨的是他插手了那篇宪政宣言，怕的是他深得人心，所以到1908年便把国防委员会撤销了事。他是一个职业军官，在日俄战争中曾任骑兵总监，全军现职军官，他几乎无不熟识，因为他身为圣彼得堡军区司令，他们奉命履新时都例须向他报到，他便成了军中最受钦佩的人。他之受钦佩，主要倒不是出于他的特殊勋绩，而是由于他的身材、仪表和风度，是这些唤起了士兵的信仰和敬畏，是这些在他的袍泽中赢得了倾心敬慕，但也引起了嫉妒憎恨。　　他对待部下，不假辞色，甚至粗暴，不论军官小兵，他都是这样，宫廷圈子外面的人都把他看作是皇族宗室里唯一的“男子汉”。从未见过他的农家出身的士兵，都津津乐道关于他的传闻轶事，把他说得神乎其神，成了一个专与“德国帮”和朝廷里的坏人坏事作斗争的神圣俄罗斯的捍卫者。这种舆情，此响彼应，但丝毫无补于他在宫廷内的人缘，尤其是在皇后面前，她本来就因为他鄙视拉斯普京而恨透了“尼古拉这小子”。“我对他绝不信任，”她写给沙皇的信中说。“我看穿了他根本不是聪明人，他连侍奉上帝的人都要反对，可见他做的事情得不到上天的保佑，他出的主意也好不了。”她还无休无止地数说他搞阴谋诡计，要迫使沙皇逊位，并且凭借他在军队方面的深得人心，由他自己登上皇位。　　沙皇对他心怀疑惧，使他在对日作战期间未能挂帅出征，因此也成全了他事后没有遭受谴责。今后再有战争，势必非要让他出马不可，战前制定的计划中就已内定由他出任对德作战的前线司令，沙皇本人预期将亲自担任总司令，而由一位总参谋长指挥作战。大公曾经数次前往法国参观演习，并且深受福煦的影响，他也跟福煦一样怀有必胜信念；他还受到盛宴款待，究其原因，除了人所共知的他的仇德情绪之外，同样也是由于他的雍容豪迈的风度，使人一见就有此人是俄国威力的象征之感。法国人都津津乐道大公的随从科茨布伯爵的一番议论，这位伯爵说过，他的首长认为，只有把德国彻底粉碎，并把它重新分割为一个个小邦国，让它们各有一个小朝廷去快快活活过日子，才能使全世界有希望在和平中生活。大公的夫人阿纳斯塔西娅，和嫁给大公的弟弟彼得的她的妹妹米莉姹，对法国的热忱也是毫不逊色。她们两位同是门的内哥罗国王尼基塔的公主，她们对法国的爱慕是和她们天生的对奥地利的仇恨成正比例的。1914年7月下旬，在一次皇室的野餐会上，帕莱奥洛格称之为“门的内哥罗的夜莺”的这两位大公夫人，过来与帕莱奥洛格聚在一起，絮叨起这场危机。“战争要打起来了……奥地利要输个精光……你们将收复阿尔萨斯-洛林……我们两国的军队要在柏林会师。”姊妹俩一个给大使看了一只镶宝石的小匣，里面盛的是洛林的泥土，另一个告诉大使她在自己的花园里种上了洛林的大蓟花。　　俄国总参谋部未雨绸缪，制订了两份作战计划，待最后视德国如何行动而择定使用。如果德国以主力攻打法国，俄国就要用主力攻打奥地利。在这情况下，用四个集团军投入奥地利战场，用两个集团军投入德国战场。　　对德作战计划规定了以俄国的第一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向东普鲁士发动钳形攻势，第一集团军向北路进军，第二集团军向南路进军，从南面绕过马祖里湖泊地带的天然障碍。第一集团军的集结地区在维尔纽斯，所以又名维尔纽斯军，它有一条直达的铁路线可通，可以首先出发。它将比第二集团军即华沙军先两天向德军前进，“其任务为尽可能把最大量的德军兵力吸引过来”。与此同时，第二集团军将从南面绕过湖泊地带的障碍，插入德军背后，切断其向维斯瓦河的退路。钳形运动的成功取决于时间配合的准确，不使德军与任何一翼单独交锋。务必使敌军“不论何时何地，一经遭遇，就要受到有力的、坚决的打击”。一俟德军被围歼之后，第二步就是向距离维斯瓦河一百五十英里的柏林进军。　　图2：东线　　德国的作战计划并不打算把东普鲁士拱手让人。在这片国土上，农庄富庶，牧场广阔，霍尔施泰因种的牛群随处放牧，猪群和鸡群在石头围墙的场院里东奔西突，著名的特拉克嫩种马为德国陆军繁育着源源不断的战马，那儿的大庄园都归容克贵族所有，一个容克老爷雇用的一个英国女管家曾经大惊失色地目睹他们骑在马背上胡乱射杀狐狸，而不是正正经经地打猎。再朝东去，接近俄国，那儿便是“水波不兴、林木茂密”之乡，湖泊四布，水边菰蒲丛生，森林遍野，松树白桦相间，一处处沼泽，一道道溪流。这里最知名的胜地便是贴近俄国边界的罗明滕森林，它是霍亨索伦皇室的禁苑，方圆九万英亩。德皇每年都来行猎，他下身穿一条长到膝盖的灯笼裤，头戴一顶有羽饰的帽子，捕猎野猪和鹿，有时也会有一只俄国麋子天真烂漫地踱过国界送上来做皇帝陛下的枪靶子。虽然他的百姓都不是条顿族，而是斯拉夫族，但这个地区自从条顿骑士团于1225年盘踞以来，七百年间除了波兰人的几度统治以外，一直是德国人管辖的。尽管条顿骑士团于1410年在一处名叫坦南贝格[注：坦南贝格（Tannenberg），一译坦能堡；现属波兰，名“斯泰巴尔克”（Stebark）。——译者]的村子与波兰人、立陶宛人大战一场吃了败仗，但他们依然在这一带安居乐业，并且演变——也许是衰落——成为容克地主贵族。1701年，霍亨索伦皇室的第一位君主便是在这一区域的首府柯尼斯堡加冕登上普鲁士王位的。　　在东普鲁士，波罗的海的水波拍打着它的岸边，普鲁士的历代君主加冕登基之地的“国王城”便在它的境内，德国人岂肯轻易把它放弃。沿安格拉普河，一直穿过因斯特堡峡口，都已精心修筑了防御工事；在东部沼泽地区，道路都建成高出地面的堤道，因此可以将敌人约束在高于平地的狭小堤上。此外，整个东普鲁士铁路网纵横交错，守军便于运动，可以从一条战线迅速转移到另一条战线，迎击敌军的任何一翼。　　当初通过史里芬计划的时候，对于东普鲁士还无须如此担心，因为当时估计，俄国势须在远东保持巨大兵力以防日本。德国的外交虽说有过某种笨拙外交的记录，看来还是有指望克服英日条约这个障碍，使日本保持中立，叫俄国永远摆脱不掉后顾之忧，因为在德国看来，英日结盟是反常的。　　德国总参谋部里的俄国事务专家是马克斯·霍夫曼中校，他的工作是研究俄国在对德作战时会采用怎样的作战计划。霍夫曼年方四十开外，身材魁梧粗壮，脑袋又大又圆，普鲁士式短头发，短得快要露出头皮，使他显得象是秃头。他神态随和，但绝非苟且。他戴一副黑边眼镜，两道乌黑的眉毛捻得左右卷翘。对于小巧的双手和裤子上无瑕可击的熨烫折痕，他都同样地细心护持而引以自豪。他虽好逸恶劳，但却善于随机应变；他虽拙于骑术，击剑更其糟糕，外加贪吃爱喝，但却多谋善断。他禀性和顺，遇事都能天从人愿，却工于心计，谁都不在他的眼里。战前他在团部执行带兵任务期间，常去军官俱乐部通宵饮酒和大吃香肠，直至清晨7时带队出操，收操后回到俱乐部还得再来点香肠之类的小吃和喝上两夸脱无果味的摩泽尔白酒，然后才吃早饭。　　1898年霍夫曼从参谋学院毕业后，曾奉派到俄国担任译员六个月，接着在史里芬任内的总参谋部的俄国科干了五年，然后在日俄战争中出任德国的军事观察员。一位日本将军不准他登上一座小山就近观战，这时，军人的礼貌便被德国人的天性冲垮了，而这种天性的流露往往使他们难以和别人亲近。“你这个黄皮家伙；要是不让我上那山头去，你就不是个文明人！”霍夫曼冲着那位将军咆哮，当时在场的还有别的外国武官，至少还有一名记者。这位将军的那个种族，其妄自尊大比起德国人来毫不逊色，他也大声回敬，“这儿的军事情报是我们日本人用自己的鲜血换来的，我们不打算跟别人分享！”出现了这么一个场面，那就什么礼节都谈不上了。　　他回到毛奇掌管的总参谋部后，重理旧业，研究俄国的作战计划。俄国总参谋部的一个上校曾于1902年以高价卖出了一份本国的作战计划，那是个早先的文本，据霍夫曼所写的并非全都认真可信的回忆录所说，从那以后，价格扶摇直上，不是德国的军事情报机关分摊到的微薄的经费所能问津的了。东普鲁士的地形既然如此，俄国攻势的大致模样也就不问可知：它势必沿着马祖里湖泊地带两侧发动钳形攻势。霍夫曼研究了俄国陆军，研究了制约着它动员和运输的各种因素，德国人也就得以判断俄国发动攻势的时间。这样，德国军队在兵力上虽处于劣势，但就此可以在下列两种办法中择其一以对付一支分成两路向它进逼的优势兵力。它可以后撤，也可以首先攻其一路，两路中哪一路提供了最有利的机会就先攻哪一路。史里芬定下了一条严格的军令，“投入全部兵力，对首先进入我军射程的一路俄军”予以痛歼。爆发爆发　　“巴尔干国家里的一些混帐事儿”，会点燃下次的战火，俾斯麦早已言之在先。1914年6月28日，奥地利的王储弗朗茨·费迪南大公被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分子刺杀，正符合了他所预言的条件。奥匈帝国出于那种老大帝国的好斗成性，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吞并塞尔维亚，就跟它在1909年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一样。但那时候的俄国，经过对日战争元气已经大伤，面对德国发出的最后通牒，加上德皇身穿“闪闪发光的甲胄”，如他所说随即站在他盟邦奥地利一边，也就只好忍气吞声地默许了。为了报雪前耻，为了保持它那个斯拉夫大国的体面，俄国现在打算自己穿上闪闪发光的甲胄了。7月5日，德国向奥地利保证，如果奥地利因对塞尔维亚采取惩罚行动而使它卷入跟俄国冲突的话，它可以指望得到德国的“忠实支持”。这是一个为事态发展势不可当的洪流决堤的信号。奥地利于7月23日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7月26日拒绝了塞尔维亚的复文（尽管当时紧张不安的德皇也承认这篇复文“把发动战争的每一条理由都驳斥得体无完肤”），7月28日对塞尔维亚宣战，7月29日炮轰了贝尔格莱德。那一天，俄国在它与奥地利接壤的边界一线实行动员，7月30日，奥、俄两国都颁布了总动员令。7月31日，德国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限令它十二小时内撤销动员并“向我们明白宣布业已照办”。　　边界上战云压境。各国政府惊恐不已，挣扎着力求避免战争。但一切都是枉然。国境线上的情报人员把每一支骑兵巡逻小队都上报为抢在动员令前头布防的队伍。各国总参谋部都为它们无情的时间表所驱使，拍着桌子要求及早发出调兵遣将的命令，生怕对手取得提早一小时行动的便宜。各国首脑都临渊畏惧，毕竟是要他们来承担国家命运的责任，他们想要退缩规避，但是军事行动的时间表还是把他们推向前去。第六章8月1日：柏林　　8月日星期六正午，德国给俄国的最后通牒限期截止，俄国投有答复。不出一小时，一份电报发给了驻圣彼得堡的德国大使，令他于当天下午5时宣战。5时正，德皇颁发了总动员令，但一些先遣部队在上一天根据面临战争危险公告已先出发。5时30分，首相贝特曼-霍尔韦格，手里拿着一份文件，整个心思沉浸在这份文件上，在矮小的外交大臣雅戈陪同下，急急忙忙地走下外交部的台阶，招呼了一辆普通出租汽车，向皇宫疾驶而去。不多久，忧郁怏悒的总参谋长毛奇将军，口袋里带着德皇签署的动员令，在返回总参谋部途中，座车突然被拦住，乘着另一辆车子带着皇宫紧急命令的信使赶上了他。他又回到皇宫，聆听德皇作最后一分钟铤而走险的建议。这个建议弄得毛奇潸然泪下，这个建议也几乎改变了二十世纪的历史进程。　　尽管参谋部保证在俄国全面动员之前，尚有六周时间的回旋余地，可是德皇不可避免地要冒可能丢失东普鲁士的风险的时刻现已到来。他曾向一位奥地利军官承认：“我憎恨斯拉夫人，我知道这样做是一种罪恶，我们不应憎恨任何人。但我免不了还是要恨他们。”不管怎样，圣彼得堡的罢工、骚动，暴徒捣毁窗户以及“警察和革命党人之间的激烈巷战”等等令人想起1905年情景的消息，都使他感到慰藉。他那驻俄七年之久的年老大使普塔莱斯伯爵断定，并一再向政府保证：俄国畏惧革命，不会打仗。武官埃格林上尉也一再重复要到1916年才会备战就绪之说的信条，及至俄国毕竟动员了，他还报称俄国计划的“不是采取顽强攻势，而是象1812年[注：指1812年拿破仑率军五十万攻入俄境的战争。——译者]那样逐步退却”。在德国外交官爱犯错误的问题上，这些判断开创了记录。这些判断鼓舞了德皇，所以时至7月31日，根据使者们提供的迹象，他还写了一份“指导”参谋部的手谕，犹津津乐道笼罩着俄国宫廷和军队的情绪，有如“患病的雄猫”。　　8月1日，柏林街头人群扰攘，皇宫前哄聚了成千上万的人。他们焦虑不安，情绪紧张，心境沉重。柏林多数工人承认，社会主义在他们思想上，还比不上他们对那些斯拉夫游牧民族的出于本能的恐惧和仇恨那样深刻。上一天晚上德皇在阳台上宣布面临战争危险的演说中已晓谕他们“我们已被迫拿起武器”，不过他们仍抱着最后一线希望，等待俄国答复。最后通牒的截止时间过去了。人群中一位新闻记者感到气氛紧张，“谣传四起。人们奔走相告，说俄国已要求延长时间。证券交易所则惊恐万状，人心惶惶。整个下午是在差不多令人无法忍受的忧虑焦急中度过的”。贝特曼-霍尔韦格发表的一项声明结尾说：“如果铁骰子滚动了，愿上帝保佑我们。”5时整，一名警察出现在皇宫门口，向人群宣读了动员令，人们便开始恭敬地唱起了国歌，“让我们大家感谢上帝吧！”站满着军官的车辆沿着菩提树下街飞驰而去，他们挥舞着手帕，高呼着“动员起来！”人们顿时从马克思变成了马尔斯[注：马尔斯（Mars），即战神。——译者]，他们欢欣若狂，并且一哄而散，冲向那些有俄国间谍嫌疑的人去泄愤去了。以后几天中，有几个嫌疑分子痛遭拳打脚踢，死于非命。　　动员的电钮一经按动，征召、装备和运送二百万人员的庞大机器便整个自动地运转起来了。后备役军人到指定的兵站集中，领取制服、装备和武器，先编成连，再编成营，然后加上骑兵、摩托兵、炮兵、医疗队、炊事车、修理车以及邮车，按预定的铁路时刻表，被送到邻近国境的集结地点。在那里，他们再编成师，再由师编成兵团，由兵团而集团军，待命出征。单调运一个兵团——德军共有四十个兵团——军官就需要火车车厢一百七十节，步兵九百六十五节，骑兵二千九百六十节，炮兵和给养车一千九百十五节，总共需要六千零十节，分别组成一百四十列列车，同时还需要同等数量的列车运送兵团的军需品。从命令下达那一时刻起，一切都在按预定时间表规定的时间运行，时间表订得非常精细，甚至对于多少对火车轮子将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桥梁，都作了具体规定。　　副总参谋长瓦尔德泽将军对他这宏伟不凡的组织系统满怀信心，很有把握，甚至在危机开始时也没有返回柏林，只是写了一封信给雅戈说：“我将留此准备猛攻，我们的总参谋部一切都已准备就绪，现时我们在那里将无所事事。”这是从老毛奇或“大”毛奇继承下来的光荣传统。1870年动员那天，老毛奇还躺在沙发上阅读《奥德莱夫人秘事》呢。　　但老毛奇的这种令人景仰的镇定自若，今天并不见之于皇宫。两面作战已不再是幽灵般地使人忧惧，而已成为现实。面对这种情况，德皇也同样接近陷入他认为俄国人已接近陷入的那种“病猫”情绪。他与其说是个地道的普鲁士人，倒不如说是个着眼全世界而又胆怯的人。他从不曾真心想打大仗，他要的是更大的权力，更高的声望，尤其是要德国在国际事务中具有更多的权威，而且只想用恐吓别国而不是攻略别国的手段以遂其图。他想不斗而获得斗士的奖赏。所以每当到了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刻，就象阿耳黑西拉斯和阿加迪尔事件爆发时那样，他就畏缩不前了。　　当危机终于到达沸点时刻，他在电文上的批语愈来愈激动：“吓！恬不知耻的欺骗！”“混蛋！”“他撒谎！”“格雷先生是条骗人的狗！”“废话！”“这个无赖不是疯子就是白痴！”俄国动员了，他突然间冲口发表了预感大难临头的激动的长篇大论，他不是针对那些斯拉夫叛徒，而是遗恨于他念念不忘的那个人物，他的狡黠的舅父。他说：“全世界将卷入极为可怕的战争漩涡，这些战争的最终目的是想毁灭德国。英国、法国和俄国狼狈为奸，图谋消灭我们……这就是爱德华七世慢条斯理、踏踏实实一手造成的局面的真相……包围德国终于成为事实。我们已把脑袋伸进绞索……爱德华已死，但比我这个活人还强！”　　一想到死去的爱德华的影子，任何可以摆脱既要与俄、法两国，又要与在法国背后至今尚未公开露面然而已隐约可见的英国交战的出路，德皇总是欢迎的。　　就在最后时刻，一条计策献上来了。贝特曼的一个同僚，前来恳请他尽可能设法使德国不致陷于两线作战境地，并向他提出一个办法。几年来，对于是否可按照自治方式，将阿尔萨斯作为德意志帝国的一个联邦国的问题，一直在进行讨论。这个办法如果提出来并为阿尔萨斯人民所接受，就可使法国收复失地的任何理由站不住脚。近在7月16日，法国社会党大会还公开宣布赞成这一办法。但德国军方始终坚持这些省份必须驻防，其政治权利必须服从“军事需要”，所以，直到1911年，既未准予制定宪法，自治更无从谈起。贝特曼的同僚现在敦请他立即公开正式建议召开会议讨论阿尔萨斯自治问题。这种会议可以让它一无结果地拖延下去，但在道义上它的影响将可迫使法国不得进攻阿尔萨斯，至少使它在考虑这一建议期间有所克制。德国就此可以在西线保持平静无事，并使英国置身局外，从而赢得时间将兵力调过去对付俄国。　　提这一建议的人，至今姓名不详，也许是个伪托，但这无关紧要。这种机会本来是存在的，首相本人也是可以设想到的。但要抓住这个时机得要有胆略，而贝特曼，尽管器宇轩昂，目光深沉，须髭整洁，但如西奥多·罗斯福对塔夫脱的看法那样，“他是个非常脆弱的人”。德国政府非但不向法国投之以饵，诱它中立，反而在向俄国递交最后通牒的同时也向它递交了最后通牒。他们要求法国在十八小时内答复它在俄德战争中是否保持中立，并说如果法国保持中立的话，德国“要求将土尔和凡尔登两地要塞交由我们占领作为保持中立的保证，待战争结束后归还”。——换句话说，就是要法国把大门的钥匙交出来。　　德国驻巴黎大使冯·舍恩男爵感到难以递交这份“蛮横”要求，在他看来，此时此刻的法国如果保持中立，对德国具有莫大好处，本国政府大可以为此主动付出代价而不应采取惩罚手段。他递交了要法国声明中立的要求，而没有提出对要塞的要挟。但法国人截获和破译了给他的指示，对实情还是清楚的。所以当舍恩于8月1日上午11时要求法国答复时，他得到的回答是法国“将按自身利益行事”。　　在柏林，5时刚过，外交部的电话铃响了，副外交大臣齐默尔曼接了电话，随即转身对坐在他办公桌旁的《柏林日报》编辑说：“毛奇想知道可否开始行动。”可在这时，刚译好的一份伦敦来电，一下子打乱了计划部署。它带来了希望，如能立即停止对法国的行动，德国就可以安全地一面作战。贝特曼和雅戈就是带着这份电报乘上出租汽车奔向皇宫的。　　这份电报是由驻伦敦大使利希诺夫斯基亲王发来的，汇报英国的建议。据利希诺夫斯基的理解，这个建议是说“如果我们不进攻法国，英国将保持中立，并保证法国也保持中立”。　　这位大使，在德国属于讲英语，模仿英国人的举止、消遣方式、服饰，千方百计要成为英国绅士模式的那类人物。与他同侪的贵族，如普勒斯亲王、布吕歇尔亲王和明斯特尔亲王，都娶了英国夫人。1911年，一位英国将军在柏林为他举行的宴会上发现在座的四十位德国人，包括贝特曼-霍尔韦格和海军上将蒂尔皮茨在内，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感到惊讶。利希诺夫斯基还跟他的那类人物不同，他不仅在举止上，而且在内心世界也是一个诚挚的亲英派。他是决心到伦敦来使自己、使祖国都博得英国人的欢心的。英国社会是个恣情乡间欢度周末的社会。对这位大使来说，最大的悲剧莫过于生我育我之邦和我所钟爱之邦发生战争，所以他抓住一切时机避免两国兵戎相见。　　因此，那天上午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在内阁会议休息时间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出于自己的迫切愿望，将格雷的话理解为英国的建议，即如果德国答应不进攻法国的话，英国愿在俄德战争中保持中立并使法国也保持中立。　　事实上，格雷根本没有那么说。他说话一向简略而含糊，他所表示的不过是：如果德国答应对法国和俄国保持中立，就是说对两国都不发动战争，静待各方为解决塞尔维亚事件努力的结果，英国将答应使法国保持中立。格雷在比洛称之为慢性病的“波斯尼亚问题”时期做了八年外交大臣之后，已把他那种尽量做到言之无物的说话方式锤炼得炉火纯青；据他的一位同僚说，他那种回避直截了当的说话方式，几乎已成为规律。那天被即将来临的悲剧弄得晕头转向的利希诺夫斯基，在电话中也就不难误解他的话了。　　德皇紧紧抓住利希诺夫斯基的这个通向一面作战的通行证。现在是分秒必争的时候。已经大军辐辏，在无情地开赴法国边境。卢森堡的中立是由德国在内的五大国保证的，而第一个敌对行动就是夺取它的一个铁路枢纽站，并将按照预定时间表于一小时内开始行动。这必须停止，必须立即停止。但如何着手？毛奇又在哪里？毛奇已离开皇宫。于是派了一名副官，乘着汽车一路上响着刺耳的报警器，将他半途找回来。毛奇被找回来了。　　德皇恢复了常态，这个尘世的至尊、军阀又心花怒放，有了一个新的设想，又筹划，又拟议，又安排。他给毛奇念了电报，并且得意洋洋地说：“现在我们可以只同俄国作战了。我们干脆全军挥戈东进！”　　毛奇想到他神奇的动员机器将要倒车逆转，不禁愕然失色，他断然抗旨。毛奇这十年来，先是史里芬的助手，随后又是史里芬的继承人，他的工作一直就是计划这一天的到来，为这一天，已把德国的全部力量集中起来了，在这一天，要开始向最终主宰欧洲进军。这是个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几乎难以肩负的重任。　　他身材高大，魁伟，秃顶，现年六十六岁。他常常愁眉苦脸，使得德皇总是称他为可悲的恺撒（也可称为“忧郁的古斯”，实际上他的名字是赫尔穆特）。他健康不佳（他每年都得去卡尔斯巴德治疗），和他伟大的伯父的影子，也许是他忧郁的原因。从坐落在柯尼希广场上的总参谋部红砖大楼——他工作和生活的地方——的窗外望去，他每天可以看到1870年的英雄，与俾斯麦同是德意志帝国奠基人的他的本家的跃马塑像。而他这个侄儿，则是个不高明的骑手，在参谋人员乘骑进行战术作业时，惯常从马背上摔下来，更糟的是，他是个主张信仰疗法的基督教科学派的信徒，此外，对于人智主义和其他的一些迷信也感有兴趣。身为一个普鲁士军人，有了这些不相称的弱点，也就被认为是“软弱的人”，更有甚者，他绘画，拉大提琴，口袋里常带着歌德的《浮士德》，而且还在着手翻译梅特林克[译者注：梅特林克（MauriceMaeterlinck，1862-1949年），比利时象征主义代表作家。写过诗，主要成就在戏剧方面。前期作品如《玛莲公主》、《盲人》、《卑丽亚与梅丽桑德》，充满悲观的宿命论思想，表现出对资本主义趋于衰亡的恐惧。后期作品，虽出现乐观的因素，但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校制者按：代表作《青鸟》，1911年诺贝尔奖得主。）]的《卑丽亚与梅丽桑德》。　　他善于反省，又是个生性多疑的人。1906年就任时，他曾禀告德皇：“一旦发生战争，我不知道将如何是好。我对自己很不满意。”不过不论在个性上或在政治上，他都不是个懦夫。1911年，他深恶德国在阿加迪尔危机时的退缩，写信给康拉德·冯·赫岑道夫[注：康拉德·冯·赫岑道夫（ConradvonH?tzendorff，1852-1925年），奥地利元帅，奥匈帝国总参谋长。——译者]说，如果事情弄糟的话，他就辞职，建议解散军队，“并把我们置身于日本保护之下；这样我们就可以太平无事地去挣钱，索性做无能之辈。”他曾毫不犹豫地犯颜极谏，1900年他曾“相当蛮横地”对德皇说，他的远征北京之举是个“疯狂的冒险”。当提出要任命他为总参谋长时，他问德皇是否奢望“一张彩票中两次头奖”——这种想法肯定要影响德皇的选择的。他拒不任职，除非德皇丢弃凡进行军事演习都想得胜使演习弄成儿戏的恶习。出乎意外，德皇竟顺从了。　　现在在这8月1日深夜，毛奇不愿再让德皇干预重大军务和任何既定安排。把部署到西线的百万大军，在开拔的关键时刻一百八十度地转过头来调运到东线，需要更大的、远非毛奇力所能及的铁的毅力。他脑海中浮起一个幻影：整个部署垮了，一片混乱。这里是军需给养，那里是士兵，中间是丢失的弹药，连队没有军官，师部没有参谋，那些都作了精确安排的每隔十分钟将卡嗒而过某条指定的轨道的一万一千列火车，则是紊乱不堪；有史以来计划得最完善的军事行动就此荒谬地毁于一旦。　　“皇帝陛下，”毛奇这时进谏说：“这不可能办到。成百万大军的调动部署是不可能临时急就的。如果陛下坚持要把全军带往东线，那这支军队将不再是一支枕戈待旦的军队，而将是一群带枪而没有给养供应的乌合之众。单单安排他们的那些给养，就花了整整一年艰巨复杂的劳动才完成的。”而毛奇最后一句关门的话则更为僵硬。他说：“凡事一经决定，就不能变动。”这句话是德国每次犯大错误的根源。正是由于这句话，发动了对比利时的入侵，发动了对美国的潜艇战，这句话在军事计划支配政策的时代，是必不可免的。　　其实是可以变动的。德国总参谋部虽自1905年以来就在从事拟订首先攻打法国的计划，但在它的档案里却另有一份所有列车东进攻打俄国的计划。这份计划在1913年以前还年年修订。　　“不要再筑要塞了，要多铺设铁路。”老毛奇下令说。他把战略部署放在铁路分布图上，并为后人留下了铁道是战争胜负关键的教条。德国的铁路系统是军方控制的，每条线路都派有一名参谋；不经总参谋部许可，不得铺设或改变任何线路。每年的战事动员演习，使铁路官员经常受到训练，并考验了他们根据线路被切断、桥梁被毁坏的电报随机应变，更动运输线路的能力。据说军事学院培养出来的脑子最灵的人，都被送到铁路部门工作，最后在疯人院归天。　　毛奇“这不可能办到”这句话，在战后见之于他的回忆录之后，铁道兵师师长冯·施塔布将军认为这是对他主管的路局的谴责，非常气愤，特为此写了一本书，证明这是可以办得到的。他以大量篇幅的图表和图解，说明他如果在8月1日得到通知，他可以在七个集团军中留下三个集团军守卫西线，把余下的四个集团军于8月15日前调运到东线。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这位德意志帝国议会议员和天主教中央党领袖，提出了另一个证明。他说，在事发后半年里，毛奇本人曾向他承认，一开始就袭击法国是个错误，“应该先将我军大部分兵力派到东线粉碎那部俄国压路机，而把西线的军事行动限于击退向我国境进犯的敌人。”　　8月1日夜，毛奇缺乏必要的勇气，死死抱住既定计划不放。“你伯父肯定会给我一个不同的回答，”德皇无可奈何地对他说。这一谴责“深深地刺伤了我”，毛奇后来这样写道：“我从没有自命可同这位老元帅相提并论。”但他当时还是继续抗命。“我坚决认为德法两国既然都已动员，要维持两国之间的和平是不可能的。但我这异议没有收到效果。大家愈来愈激动，只有我孑然一人坚持己见。”　　最后，毛奇终于说服了德皇，动员计划不能变动，由贝特曼和雅戈参加的小组起草了一份给英国的电报，表示了歉意，说德军开向法国边境的行动已“无法改变”，但提出一个保证，在8月3日下午7时前将不越过边境线。这对德国是毫无损失的，因为时间表上并未安排在这时间以前越境。雅戈还赶紧给驻巴黎大使发了一份电报——巴黎已在4时颁发了动员令——指示他助一臂之力，请他“务必暂时稳住法国不动”。德皇还加发了一封给英王乔治的私人电报，对他说，因“技术原因”，要撤回动员令已为时过晚，但“如法国向我表示保持中立，我自当勒马不进攻法国，而将军队用于别处，但英国必须以海陆军为它担保。深望法国不必紧张”。　　现在离第十六师向卢森堡挺进的规定时间7时只有几分钟了。贝特曼很激动，坚持在等候英国答复时，不管怎样都不得进入卢森堡。德皇没有征询毛奇意见，也立即命令副官用电话和电报通知设在特里尔的第十六师司令部取消这一行动。毛奇又一次看到计划破产。借道比利时进攻法国，卢森堡的铁路事关至要。“那时，”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想我将五内俱裂。”　　德皇对他的请求无动于衷，寸步不让，反而在给英王乔治的电报末尾加了一句“正在用电报电话命令我国境线上的部队停止行动，不使越境进入法国”。这里，对事实真相玩了一个微小的、但属重要的手法，这是因为德皇不能向英王承认他所企图的和正在阻止的正是侵犯一个中立国的行为。而且那也会流露他侵犯比利时的企图，而这会成为英国参战的原因，何况英国当时尚未打定主意。　　“完啦！”毛奇在该是他的事业登峰造极的这天，不禁自我哀叹，并在回到总参谋部后，“凄惨失望之泪夺眶而出”。当他的副官将取消卢森堡行动的命令拿来要他签署的时候，“我把钢笔扔到桌上，拒绝签字”。这是动员令后的第一道命令，他知道签署了这道会使精心准备的一切工作化为乌有的命令，将被认作“犹豫不决和优柔寡断”的证据。“这份电报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罢，”他对副官说，“我是不会签字的。”　　晚上11时了，他还在苦苦思索，这时皇宫又来召见。德皇在宫中的卧室接见了他。皇帝在睡衣外面罩了一件军大衣，是特地为这次接见穿的。原来是利希诺夫斯基的电报来了。他和格雷进一步交谈之后，发现自己错了，现在伤心地来电说，“英国的积极建议已基本无望。”　　“现在你可以为所欲为啦。”德皇说完就去睡了。毛奇，现时势必要指挥一场决定德国命运的战争的这位总司令，从此就永远心绪不宁。“这是我对战争的第一个感受，”他事后写道，“我一直没有从这次事件的震动中恢复过来。我的机体一定有所失灵，从此以后与过去就判若两人。”　　他还可以加上这么一句，整个世界也是如此。德皇给特里尔的电话命令还未及时到达。7时正，部队按预定时间在这次战争中首次越过国境，这个荣誉属于一个叫费尔德曼的中尉所率领的六十九团的一个步兵连。在卢森堡境内不远，离比利时的巴斯托尼仅约十二英里的阿登山脉的山坡上，有一个德国人称为乌尔弗林根的小镇。它周围的山坡草地，是奶牛牧场；斜坡上的鹅卵石小街，即使在8月的收获季节，也不容许有一小捆干草失落在地，否则就有违这个大公国严格的市政清洁条例。小镇下面是个车站和一个与德国、比利时电报线路衔接的电报局。这就是德国的目标，费尔德曼中尉的那个连驾着摩托车按时占领了这个地方。　　德国人对付不圆通的人有着毫不留情的才能，他们选中了一个当地名称和正式名称都叫做“三贞女”的地方入侵卢森堡。三贞女实际上代表着忠信、希望和仁爱，但是历史以其切合实际的联系，为这时机作了安排，使这三贞女在人们心目中代表了卢森堡、比利时和法国。　　7时30分，第二批人乘着摩托车来了——他们也许是接到德皇的通知而来的——他们命令第一批人撤走，他们说：“犯了一个错误。”在这期间，卢森堡的国务大臣艾申已将消息电告伦敦、巴黎和布鲁塞尔，并向柏林提出了抗议。三贞女达到了她们的目的。午夜以前，毛奇纠正了撤出的命令，及至第二天8月2日终了时，按照德国动员第一天的预定计划，全部占领了这个大公国。　　倘若德国人在1914年出击东线，而对法国采取守势，那会是什么样的结局？从那时起，史学年刊上对这一问题总是纠缠不休。冯·斯塔布将军表示，掉转头来攻打俄国在技术上是可能的。至于在“那一天”已经到来的时刻，德国人能否在精神上克制自己而不进攻法国，则是另一回事了。　　7时正，就在德国人进入卢森堡的同时，在圣彼得堡，水汪汪的蓝眼睛眼眶发红，花白的山羊胡子颤动着的普塔莱斯大使，两手哆哆嗦嗦地向俄国外交大臣萨佐诺夫递交了德国的宣战书。　　“全世界将咒骂你们！”萨佐诺夫大声嚷着。　　“我们是为了维护我们的荣誉，”德国大使回答说。　　“这与你们的荣誉无关。上天自有公道。”　　“是呀！”普塔莱斯喃喃自语：“上天自有公道，上天自有公道。”他蹒跚地走向窗口，倚着窗，不禁潸然泪下。“好啦，我的使命到此结束了，”说到这里，他就再也说不下去了。萨佐诺夫拍着他的肩膀，相互拥抱。普塔莱斯踉跄地走向门边，抖着的手好容易才把门拉开，出去的时候，低声地道着：“再见，再见。”　　这一幕动人的场面是萨佐诺夫的记录留下给我们的，但有着法国大使帕莱奥洛格的艺术加工之处，那很可能是萨佐诺夫告诉他的。因为普塔莱斯的报告只是说，他曾三次要求对最后通牒作出答复，在三次遭到萨佐诺夫否定的回答之后，“我就按指示递交了照会”。　　为何一定得要递交宣战书呢？海军大臣蒂尔皮茨海军上将在前夜起草宣战书的时候就曾忧心忡忡地问起这个问题。他想知道，如果德国不打算入侵俄国，是不是有必要宣战和担当战争发动者的臭名？他说，这些话他是“从本能而不是从理智出发”。这个问题是极其中肯的，因为德国的目的就是想把发动战争的罪责强加在俄国人身上，好使德国人民相信他们确实是在为自卫而战，而且这样做更可以使意大利和三国同盟所规定的它应承担的义务紧密地联系起来。　　意大利只是在防卫战争中才有参与其盟国作战的义务，并且早已动摇，存有离心，一般地都认为它一有空子可钻，就会溜之大吉。贝特曼颇为这个问题所苦。他警告说，如果奥地利在塞尔维亚问题上拒不让步，“那就难以把引起欧洲大战的罪责加在俄国人身上”，而且会“使我们在本国人心目中处于无法立足的境地”。可是，没有人听从他的警告。动员令下达那天，按德国外事工作规定，需要正式宣战。据蒂尔皮茨说，外交部的法学家们坚称：这样做在法律上是正确的。“在德国之外，”他黯然神伤地说，“决不会有人欣赏这种想法。”　　然而在法国，对这种想法的欣赏却比他所知道的要深刻得多。第七章8月1日：巴黎和伦敦　　主宰法国政策的首要目标是：打仗要有英国作盟邦。要保证做到这一点，就要使它的英国朋友能够克服他们内阁和国内的不肯打仗和因循苟安的习性，法国务必要把谁是被进攻者，谁是进攻者弄得一清二楚，叫人没有任何怀疑。侵略的实际行动，侵略所招致的义愤，都必须让德国去做，去承担。法国政府期望德国会履行它的职责，而又唯恐法国的巡逻队或边境部队会过分情急而踩过界线，于是采取了一个大胆而异乎寻常的步骤。7月30日，法国政府下令在瑞士和卢森堡之间沿德国边境的所有部队后撤十公里。　　勒内·维维亚尼总理是一位口若悬河的社会党雄辩家。他过去关心的主要是福利和劳工，而这次后撤便是他的主张。他是法国政界中的一位古怪人物，一位从未做过总理的总理，此刻还兼代外交部长的职务。他上任只不过六个星期，在下令前一天，7月29日，他和普恩加来总统刚从俄国进行国事访问归来。奥地利是等到他们两人行舟海上后才发出给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的。他们得到这个消息，便立即取消了预定对哥本哈根的访问，匆匆回国。　　在巴黎，他们获悉德国边防部队已在离边境几百米处布防，但对俄国和奥地利的动员还一无所闻。通过谈判谋求解决办法仍属大有希望。维维亚尼“则是惊魂未定，生怕一簇树丛、两个巡逻兵的相遇、一个威胁姿态，……恶狠狠地瞪人一眼、一句粗话、一声枪响，都可能爆发成为战争！”由于还有不动干戈而和平解决危机的一线希望，同时也为了万一战争爆发可以完全免沾侵略之嫌，法国内阁同意后撤十公里。命令用电报发给了各兵团司令，告诉他们此举的用意是为了“保证取得英国邻邦的合作”。电告英国和实行撤退，是在同时进行的。就在敌军入侵的大门口实行撤兵，这是故意在军事上走的一着险棋，目的是为了取得政治效果。维维亚尼声称，如此冒险是“史无前例的”，也许他还应该加上一句，象西拉诺[注：西拉诺（cyranodeBergerac），是一出歌颂英雄的喜剧，系法国剧作家罗斯唐（EdmondRostand，1868-1918年）所作。——译者]一剧中所说的那样，“啊，这是何等气概！”　　法军总司令是一位深受进攻理论熏陶的将军，他除了进攻不知其他。现在要他撤退，诚是痛心之举。这件事何尝不可以使霞飞将军从此一蹶不振，就象毛奇在战争中的第一个遭遇就使他一蹶不振那样，然而霞飞将军却不曾因此心灰意懒。　　从总统和总理返抵国门时起，霞飞将军便催政府下令动员，要不然至少也得采取一些准备措施：召回休假军人——其中有许多人是准假回去收割庄稼的——以及在边境一带展开掩护部队。他把纷至沓来的有关德国已经采取动员前措施的情报一件件地全都转报给政府。他在这届新内阁面前，俨然是个权威人物。这次组阁是五年内的第十次，上届内阁的寿命只有三天。眼下的内阁之所以令人瞩目，主要是它把法国大多数的强有力的人物都摒于内阁之外，白里安、克列孟梭、卡约这三位前任总理现在都是反对派。维维亚尼，用他自己的证词说，他这时处于“惶恐不安，紧张异常”的状态。据再次出长陆军部的梅西米说，这种状态“在整个8月份一直如此”。那位海军部长戈蒂埃博士是位医学博士，他是因为前任部长被一场政治丑闻撵下台去才给推上这个海军职位的。他被接踵而来的事件压得透不过气来，连下令舰队驶进海峡都“忘了”，因此也就不得不当下让位由教育部长来接替。　　然而，总统身上倒是具备着智谋、经验和坚强的意志，虽然根据宪法他未必具有权力。普恩加来是一位律师、经济学家，又是法兰西学院的院士，担任过财政部长，1912年曾出任总理兼外交部长，1913年1月被选为总统。性格产生权力，危急关头尤其如此，所以这个没有经过风雨的内阁便甘心情愿地仰赖这位在宪法上无足轻重的人物的才干和坚强意志了。普恩加来生于洛林，他还记得他在十岁那年，戴着尖顶头盔的长长的德军行列经过他的故乡巴勒杜克市镇的情景。德国人说他最为好战，这是因为他在阿加迪尔事件期间担任总理时态度强硬，也因为他在1913年以总统身份施加影响，不顾社会党的猛烈反对通过了三年兵役法。这种情况，再加上他举止淡漠，不知哗众取宠，不会见风使舵，使他在国内也难以博取人心。选举的进程对政府不利，三年兵役法几乎遭到否决，劳工事件此起彼伏，农民的不满情绪比比皆是，7月的天气酷热多雨，风暴屡作，夏雷震耳，令人心悸。卡约夫人因枪杀《费加罗报》的主编在以杀人罪受审[注：《费加罗报》的主编加斯东·卡尔梅特（GastonCalmette）在报上发动了一场对当时任财长的卡约的人身攻击，1914年3月16日为卡约夫人枪杀，17日卡约辞职。——译者]。每天的审讯，对财界、新闻界、法庭和政府种种不体面的弊端都有新的披露。　　法国人一日清晨醒来，不期而然地发现有关卡约夫人的审讯报道退到了第二版，而突如其来的则是法国正面临战争的噩耗。于是乎在那政治上易动感情，又好吵吵嚷嚷的国家里，顿时便为一种感情所主宰了。访俄归来的普恩加来和维维亚尼驱车进入巴黎时，一片经久不息的呼喊声，反复地呼喊着“法兰西万岁！”　　霞飞告诉政府，若不授命他集结五个陆军兵团和骑兵的掩护部队运往边境，德国人便会“不费一弹进入法国”。他之同意把已驻守在边界的部队后撤十公里，倒不是出于他对文官政府的顺从——霞飞与恺撒一样，都是天生不甘心顺从的人——而是由于他另有打算，想在掩护部队问题上全力相争。此时，外交上的讨价还价还在电报往来，也许还能得出一个解决办法，所以政府只同意给霞飞一个“打了折扣”的方案，也就是说，不征召后备役兵员。　　第二天，7月31日凌晨4时30分，梅西米的一位阿姆斯特丹的银行界朋友打电话告诉他德国发布了面临战争危险公告的消息。一小时后，来自柏林的报告正式证实了这一消息。梅西米气冲冲地告诉内阁，这是“变相的动员令”。他那位在阿姆斯特丹的朋友说，仗是必打无疑的了，“整个德国，上自皇帝下到每个百姓”，全已做好准备。接踵而来的是驻伦敦的法国大使保罗·康邦的来电，报称英国的态度“半冷不热”。康邦担任此职，十六年来，每天为之操心的目的便是要保证到时候英国会积极支持，然而，此时此刻他却不得不来电说明英国政府似乎尚有所待，还在看看会有什么新的发展。此次争端到目前为止“尚未为英国关注”。　　霞飞一到，带来一份关于德军行动的新备忘录，坚持要实行动员。他奉准可以发出全面的“布防命令”，但也仅此而已，因为这时候已得到沙皇向德皇发出最后呼吁的消息。内阁继续开会，按照“绿台毯程序”的规定，每位部长必须挨次发言。梅西米焦急异常，已经不耐烦了。　　当晚7时，冯·舍恩男爵来到外交部，这是他七天里的第十一次来访。他提出德国想知道法国意欲采取何种方针的要求，并声言次日1时再来听取答复。内阁会议仍然在对财政措施、议会复会、宣布戒严等等问题争论不休，而整个巴黎都已惴惴不安地在伫候消息。一个狂热的青年忍受不了这样的煎熬，失去了控制，朝一家咖啡馆的玻璃窗开枪，射杀了让·饶勒斯。由于饶勒斯在国际社会主义的领袖地位以及在反对三年兵役法的斗争中的领导作用，在那些过分爱国的人们的心目中，他成了和平主义的象征。　　9时，一个脸色吓得发白的副官闯进内阁，报告了这个消息。让·饶勒斯遇刺殒命！这是一桩可能酿成内乱的事故，内阁为之大惊失色。大战已经迫在眉睫，此刻又将出现内乱的景象：街垒，骚动，甚至暴动。部长们重新展开唇枪舌剑，是否要请出“另册”。所谓“另册”，乃是一份名册，上面开列的全是政府掌握的煽动分子、无政府主义分子、和平主义分子，以及间谍嫌疑分子，这些人都得在动员那天逮捕。巴黎警察厅长和前总理克列孟梭建议内务部长马尔维先生把这份“另册”付诸实施。维维亚尼和另外几位同僚希望维持国家的团结，反对付诸行动。他们态度坚决，寸步不让。只逮捕了若干有间谍嫌疑的外国人，而没有一个法国人被捕。为了防范骚动，那天晚上军队作了严密戒备，但第二天早晨却只见一片深切的忧伤和深沉的寂静。“另册”上开列的二千五百零一人中，最后有百分之八十都志愿参军服役去了。　　那天深夜2时，普恩加来被一位按捺不住的俄国大使从床上唤醒，来者便是先前做过外交大臣的过度活跃的伊斯伏尔斯基。他“非常伤心，非常焦虑”，要求知道“法国作何打算？”　　伊斯伏尔斯基对普恩加来的态度毫不担心，他本人和俄国的其他政治家们所害怕而日夜不安的是：俄法军事同盟，以其条款从未向法国议会透露过，到时候议会可能不予批准。条文中言明：“德国或在德国支持下的奥地利进攻俄国时，法国将竭尽全力进攻德国。”不论德国或奥地利，一经动员，“法国和俄国，无须事先有任何协议，应立即同时动员它们的全部军队，并将各自的军队调往尽可能靠近边界之处……两国军队应火速开始全力作战，迫使德国在东线和西线同时应战”。　　这些条款看来是一清二楚、毫不含糊的，然而，正如伊斯伏尔斯基1912年所焦急不安地询问普恩加来那样，法国议会会承认此项义务吗？在俄国，沙皇拥有绝对权力，所以法国“对我们完全可以放心”，但是，“在法国，没有议会的支持，政府便无能为力。议会对于1892年文本[注：指俄法两国秘密军事同盟的文本。——译者]又毫不知情……我们凭什么可以相信你们的议会会跟着政府走呢？”　　就在先前的那次谈话中，普恩加来回答说，“如果德国进攻的话”，议会“无疑”是会听从政府的。　　现在普恩加来又在这深更半夜当面向伊斯伏尔斯基保证：几小时内就会召集内阁会议，给他一个答复。在同一时刻，身着外交礼服的俄国武官也出现在梅西米的卧室里，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梅西米打电话给总理维维亚尼。维维亚尼虽然夜间政务繁忙，已精疲力尽，却尚未就寝。“天哪！”他一听之下，大为发作，“这些俄国佬不但是些酒鬼，而且是严重失眠的人，”他激动地劝告对方：“镇定，镇定，再镇定！”　　俄国人逼着他们表态，霞飞逼着他们动员，然而为了需要向英国表明法国只是为了自卫才采取行动，而又不能有所动作，所以法国政府感到要保持镇定真是谈何容易。翌日，8月1日早晨8时，霞飞来到圣多米尼克大街陆军部向梅西米乞援，“一反其镇定的常态，言辞哀婉动人”，恳求梅西米迫使政府应允动员。他指出最迟不得晚于4时，这样命令就可以送往邮政总局，及时用电报发往全国各地而于午夜开始动员。上午g时，他和梅西米一起来到内阁，提出他自己的最后通牒：要是再耽误总动员，那每耽搁二十四小时就等于失去十五到二十公里的国土，他作为总司令，将拒绝承担这个责任。他走了，把问题留给了内阁。普恩加来主张行动起来；维维亚尼代表着反战的传统，仍然希望时间会提供一个解决办法。11时，他到外交部去会见冯·舍恩，后者迫不及待地已经提早两小时到达外交部，听取法国对德国上一天所提法国在俄德战争中是否保持中立问题的答复。“我的问题未免过于天真，”这位怏怏不乐的大使说，“因为我们知道你们已有一个同盟条约。”　　“不消说得，”维维亚尼应声说道，便搬出了他和普恩加来事先商量好的答复，“法国将按它的利益行事。”冯·舍恩刚走，伊斯伏尔斯基就奔了进来，带来了德国给俄国最后通牒的消息。维维亚尼回到内阁，内阁终于同意动员。命令签署好后交给梅西米，但是维维亚尼仍然希望在剩下的几小时内能出现扭转局势的变化，执意要梅西米将命令放在口袋里等到3时30分再掏出来。同时，他又重申了撤兵十公里的命令。当晚，梅西米亲自打电话给各兵团司令，“奉共和国总统令，各部队、巡逻队、侦察队、各种分遣小队，都不得向东越过规定的国界。违者一律军法论处。”此外，出于关怀，还特地给福煦将军率领的第二十兵团下了一道禁令，因据可靠报告，有人看见该兵团的一个重骑兵中队曾跟德国一个枪骑兵中队处于“剑拔弩张”状态。　　3时30分，霞飞部下的埃贝内将军由两名军官陪同按约来到陆军部领取动员令。梅西米默不作声，把动员令递给了他们。“我们四个人都意识到，这张小小的纸头将产生何等巨大、何等不可估量的后果，因而我们的心弦都绷得紧紧的。”梅西米和三位军官一一握手，他们举手敬礼，走出陆军部，将命令送往邮局。　　4时，第一张布告出现在巴黎的墙头（在协和广场和皇家路的转角，至今还被保存在玻璃框里）。在阿默农维尔，这个座落在布洛涅森林里的上流社会的宴游之所，茶舞突然停止，经理走上前，招呼乐队停止演奏，并向大家宣布：“动员令已经颁布，午夜开始动员。奏《马赛曲》。”市内街上，车辆已经绝迹，都给陆军部征集去了。一队队的后备役军人，带着包裹和送别的花束前往东站，市民们沿途挥手欢呼。一群人在协和广场停了下来，把他们的花束放在披着黑纱的斯特拉斯堡雕像脚下。人群一片啜泣，高呼“阿尔萨斯万岁！”，并且拉下了从1870年以来一直披在它身上的丧装。在所有的饭店，乐队都高奏着法、俄、英的国歌。“想不到演奏这些曲子的全是匈牙利人，”有人发过这样的议论。演奏这些国歌，仿佛是在表示一种希望，但这弄得人群中的英国人很不自在，然而最不自在的莫过于肤色红润、身躯肥硕的英国大使弗朗西斯·伯蒂爵士了。他身穿灰色礼服，头戴灰色高顶礼帽，撑着一把绿色遮阳伞，走进法国外交部。弗朗西斯爵士感到“恶心而且可耻”。他命令使馆把大门关上，据他在日记中写道，“虽然今天是‘英国万岁’，也许明天便是‘英国背信弃义’。”　　在伦敦，在一间充塞着沉闷空气的房间里，身材矮小、留有白胡子的康邦先生正在跟爱德华·格雷爵士相对而谈。格雷告诉他，必须等待局势出现某种“新的发展”，因为俄、奥、德三国的争执所涉及的问题与英国“无关”。康邦在他无懈可击的口才和彬彬有礼的庄重仪态中也微露了一点怒火。英国是否“要等到法国的领土受到侵犯之后才出面干预？”他问道，并且示意对方，要是那样，它的援助就不免“失之过晚”。　　格雷尽管守口如瓶，鼻如鹰爪，内心里却同样忧焚。他热切相信，出于英国的自身利益，也需要援助法国；事实上，他已拿定主意，如果英国不予援助，他便辞职；他相信未来的事变发展会迫使英国表态。但是，目前他既无法以官方地位对康邦作何表示，而又没有那么高明的本事非正式地表明自己的看法。他的态度，在英国公众看来是令人宽慰的，他们在他身上看到的是一个坚强有力、沉默寡言的形象；而在他的外国同僚看来则是“冷酷无情”。他力所能及的只是直言道出人人心中的一句话，“比利时的中立也许会成为一个因素。”格雷——并且不仅是他——所要等待局势发展的正是这个因素。　　英国的困境源出一种人物性格的分裂对立，这在内阁之中和政党之间都是显而易见的。布尔战争遗留下来的裂痕造成了内阁中的派别，以阿斯奎斯、格雷、霍尔丹和丘吉尔为代表的自由党的帝国派和除此以外的人所代表的“反对英帝国政策派”。格莱斯顿的后辈，跟他们已故的领袖一样，对于在国外的纠葛都疑虑重重，他们认为，给被压迫民族提供援助乃是外交事务中唯一的正业，要不然，外交事务就会被视为对于改革、对于自由贸易、对于国内管理，以及对于上院否决权的恼人的干扰。他们倾向于把法国视为颓废、轻佻的蚱蜢，他们本来也乐于把德国看作勤劳而值得尊敬的蚂蚁，可惜德皇和泛日耳曼军国主义者趾高气扬，咆哮如雷，不免给这种看法浇了冷水。他们本来是绝不会站在法国一边支援一场战争的，不过比利时插了进来，一个“小小的”国家，发出了正义的呼声，要求英国给它保护，这才可能使情况有所变化。　　另一方面，内阁里的格雷派则是和保守党同持一个基本前提：英国的国家利益和维护法国的生存是紧紧连在一起的。格雷有一句语似平淡但内容精彩的话最好不过地说明了这个道理：“倘德国主宰了大陆，那我们就会和别的国家一样不舒服，因为我们势必会被孤立起来。”这个史诗般的句子包含了英国的全部政策，据此也就可以看出，假如英国果真受到挑战，它就非打不可，以防出现那个“不舒服”的结局。但是如果格雷口吐真言，则又势必引起内阁和全国的分裂，从而在战争开始之前就使任何从事战争的努力都要遭到致命打击。　　在欧洲唯独英国不实行义务兵役制。战时，它得依靠自愿应募。如果在战争问题上有一批人退出政府，那就意味着退出政府的那批人将领导成立一个反战组织，募兵工作就会因此产生不堪设想的后果。如果法国的首要目标是要与英国结盟进行战争，那末英国参战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有一个联合一致的政府。　　这便是问题的试金石。内阁会议上，反对干预的那一派力量雄厚。他们的领袖莫利勋爵是格莱斯顿的老朋友和传记作家，他相信可以指望有“八九个人可能赞同我们”，反对丘吉尔以“超凡的精力”和格雷以“狂热的直率态度”所公然为之奋斗的解决办法。从内阁的讨论来看，莫利觉得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比利时的中立“比起我们在德法争斗中的中立来是处于第二位的”。在格雷，同样清楚的是，只有比利时的中立遭到破坏才会使主和派相信德国的威胁，相信需要进行战争以保卫国家的利益。　　8月1日，内阁里和议会里的裂痕已现，并且在扩大中。那天，十八个内阁阁员中，有十二个人声明他们反对英国保证在战争中给予法国支持。下午，在下院会客厅里自由党议员决策委员会以十九票对四票（虽然有许多人弃权）通过一项动议：“不论比利时或其他地方发生什么事情”，英国都应保持中立。那个星期的《笨拙》周刊发表了一首《表达一个普通的英国爱国者意见的诗》：　　凭什么我要奉行你们的打仗路线，　　就为了一桩与我无关的事件？……　　到时候我将被征召作战，　　全欧洲烽火遍地，　　卷进了一场别人的战争，　　为的是要履行两家协约的规定。　　普通爱国者在当时的爱尔兰危机中，已经泄尽他那份正常的激情和愤怒。“克拉兵变”便是英国的卡约夫人事件。国内管理法案的影响所及，北爱尔兰要以武装叛乱相威胁，反对让爱尔兰实行自治，而驻扎在克拉的英军则拒绝向北爱尔兰亲英分子开火。克拉的驻军司令高夫将军和他部下的军官全体辞职，总参谋长约翰·弗伦奇爵士接着辞职，继霍尔丹之后任陆军大臣的约翰·西利上校也接着辞职。陆军情绪激愤，全国鼎沸，国家陷于分裂状态，国王和各党领袖举行了御前会议，但也无济于事。劳合-乔治不祥地谈到这是“斯图亚特王朝以来我们国家发生的最严重的事件”，“内战”和“叛乱”这些字眼也被用上了，还有一家德国军火公司满怀希望地想把四万支步枪和一百万发子弹运进北爱尔兰。在此期间，陆军大臣的职务继任无人，而由首相阿斯奎斯兼代，他既无时间，更无兴致过问及此。　　可是，阿斯奎斯却有一位特别活跃的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闻到远方战争的火药味，就象《旧约·约伯记》里的那匹战马，不因刀剑退回，而是“一听角声就不能站立，角每发声，他说，呵哈”。英国大臣中，只有他对于国家应该如何行事成竹在胸，并能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7月26日，也就是奥地利拒不接受塞尔维亚复照内容的那天，同时也是英国政府下定决心的前十天，他发布了一道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命令。　　7月26日，英国舰队正在完成一场动员和作战演习。这次演习，参加的舰艇一律按战时定员配足，但与当前的危机无关。各中队定于翌晨7时解散，有些将去公海进行各种训练项目，有些将返回港口基地，把部分人员遣回训练学校，有些将进坞修理。7月26日，星期天，据海军大臣日后的回忆，是个“大好日子”。他获悉来自奥地利的消息后，便拿定主意，决心“使海军的形势不落后于外交的形势，所以大舰队必须在德国人能够知道我们是否参战前，因而如有可能的话，也必须在我们自己作出决定之前，保持在它的战位上”。（引号内的斜体字[设为加重]是原文如此。）他与海军部第一海务大臣、巴登堡的路易斯亲王磋商后，便命令舰队不得解散。　　接着，他把采取的措施告诉了格雷。经格雷同意后，他向报界发布了海军部的命令，希望这个消息会对柏林和维也纳产生“一种清醒剂的作用”。　　单把舰队集结起来是不够的，还必须使之处于“战位”，这两个字丘吉尔都是用大写字母写的。舰队的首要职责，根据海军上将马汉（他是海战理论方面的克劳塞维茨）的规定，是保持“舰队的存在”。在战时，英国岛国赖以生存的舰队，必须确立和保持对海上贸易航线的控制权；必须保护不列颠诸岛不受侵略；必须保护海峡和法国海岸，以履行英法协约；必须集中足够的实力，在德国舰队讨战时能每战必胜；而尤为重要的，则是必须防范自身不致受到其潜在威胁力量尚未为人所知的新式武器——鱼雷——的袭击。海军部缠绕于怀的，是生怕突然发动一场不宣而战的鱼雷攻击。　　7月28日，丘吉尔下令舰队开赴远在北方位于北海浓雾弥漫的奥克尼群岛尖端的斯卡帕弗洛的作战基地。29日，舰队驶出波特兰港，夜幕降临时，长达十八英里的战舰行列便已向北驶过多佛尔海峡。此行与其说是为了寻求战功的光荣，还不如说是为了寻求审慎的安全。海军大臣写道，“无论如何，突如其来的鱼雷袭击已成为一场恶梦，一去不复返了。”　　舰队的临战准备布置完毕，丘吉尔便将他的旺盛的精力和巨变临头的直觉转到为国家做好准备。7月29日，他说服阿斯奎斯授予拍发报警电报的权限，这是预先安排好由陆军部和海军部发出宣布进入预警阶段的信号。英国没有德国的面临战争危险的公告或法国的戒严令可以作为制订戒严法的根据，因此这一预警阶段便被说成是“天才的发明……在时间已经成为决定一切的因素时……可以让陆军大臣无须通过内阁而径自采取一定的措施”。　　生龙活虎的丘吉尔深感时机紧迫，他认为自由党非要散伙不可，于是便去找他昔日曾经投身过的保守党接触。联合政府根本不合首相的胃口，首相一心只想维持政府的团结一致。谁都不会认为七十六岁高龄的莫利勋爵能在战时政府留任。政府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不是莫利，而是精力更为充沛的财政大臣劳合-乔治，这是因为他在任职期间所展露的才能，以及他对选民具有影响的缘故。劳合-乔治精明干练，雄心勃勃，又有威尔士人令人着迷的口才，他倾向主和派，但是也可以一脚跨向任何一边。他的盛誉新近遭到几次挫折。他看出一个人已成为和他争夺党魁的新对手，那就是莫利勋爵所说的“海军部的那个杰出的雇佣兵队长”；他的一些同僚认为，“出一张和平牌”来对付丘吉尔也许会在政治上得到好处。劳合-乔治完全是个难以捉摸的危险人物。　　阿斯奎斯无意领导一个分裂的国家投入战争，他以煎熬难忍的耐心继续等待，以便让事态的发展使主和派认识错误。他在7月31日的日记中，以丝毫不动感情的笔调写道，当前的问题是“我们要投身其中还是袖手旁观。当然，人人都渴望袖手旁观”。在7月31日内阁会议上，格雷的态度倒并不这么消极，而近乎开门见山。他说，德国的政策“是跟拿破仑一样凶恶的欧洲侵略者的政策”（拿破仑的名字在英国只有一个意思），他告诉内阁作出决定的时刻已经到来，是支持协约国，还是保持中立，不容再事拖延了。他说，倘内阁选择中立，他绝不是执行这种政策的人。弦外之音是以去就相争，其影响几乎跟明言直说一样。　　一个在场的人写道，“内阁好象发出了一声浩叹”，好长一阵子，举座“鸦雀无声”。大臣们面面相觑，顿感他们这个政府的继续存在现在已成问题。他们没有作出任何决定就休会了。　　那个星期五，正值8月份银行假日和周末的前夕，证券交易所在金融恐慌风潮中于午前10时宣告停市；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的消息首先在纽约掀起了这场风潮，全欧洲的交易所也都相继关闭。伦敦城人心惶惶，预示着末日将临，外汇暴跌。劳合-乔治说，银行家和商人一想到战争就“大惊失色”，战争将“使以伦敦为中心的整个信贷体系陷于崩溃”。英格兰银行总裁于星期六晋见劳合-乔治，告诉他整个伦敦城“全都反对我国插手”战争。　　就在这个星期五，保守党的领袖人物全都从他们的乡间别墅召回到伦敦会商这一危机。亨利·威尔逊，一会儿冲到这个人面前，一会儿冲到那个人面前，又是申述理由，又是劝告，又是大发议论，说明如果犹豫不决的自由党在这当口退缩不前将会使英国蒙受怎样的耻辱。威尔逊此刻正是英法军事会谈的心脏、灵魂、精神、脊梁和支柱。两国总参谋部给它们的联合计划商定了一个委婉的用词，称之为“会谈”。霍尔丹首先确定了“不承担义务”的措词。这一措词，曾引起坎贝尔-班纳曼的忧虑不安，曾为伊谢尔勋爵所摒弃，但为格雷在1912年致康邦的信中所采用，如今仍然代表着官方立场，虽然它并不具有什么意义。　　它确实没有什么意义。克劳塞维茨说得好，如果战争是国家政策的延续，那末，军事计划也同样如此。英法联合计划是花了九年时间才把全部细节拟订完毕的，它不是逢场作戏，也不是幻想的驰骋，也不是把军事方面的聪明才智用之于一场纸上谈兵以免他们去惹是生非。这些军事计划如不是政策的继续，那就什么都不是。它和法俄之间的安排或德奥之间的安排丝毫没有两样，所不同的只是它在最后还有明知不符事实而仍按习惯采用的法律上的假设，说什么英国无须因此“承担义务”，采取行动。不喜欢这个政策的政府大臣和议员，只是闭上两眼，自行催眠，而对这样的假设深信不疑。　　康邦先生在与格雷进行了精神上颇感痛苦的会见之后，再去拜访反对党领袖时，连外交辞令也弃置不顾了。“我们所有的计划都是双方共同拟定的。我们两国的总参谋部都曾进行过磋商。你们已经看到了我们的全部计划和准备工作。请看我们的舰队！由于我们和你们所作的安排，我们的整个舰队都在地中海，因而我们的海岸对敌人敞开着。你们把我们搞得门户洞开！”他告诉他们，如果英国袖手旁观，法国是永远不会原谅它的，他最后满含悲愤，厉声责问，“那么荣誉呢？难道英国认为这就是荣誉吗？”　　在不同的眼睛里，荣誉有着不同的外衣。格雷知道，必须使荣誉穿上一件比利时的外衣，才能说服主和派考虑它。就在同一天下午，他给法德两国政府分别去电，要求它们正式保证，“在比利时的中立地位未受到其他强国破坏时”，它们准备尊重比利时的中立。法国在7月31日深夜接到电报一小时内，就回电表示同意；德国则未作答。　　第二天，8月1日，内阁讨论了这个问题。劳合-乔治用手指在地图上划了一条他认为德国人会经过比利时的进军路线，这条路线正好穿过靠近法国的比利时的一个小角落，是直达巴黎的一条最短的直线；他说，这不过是对中立的“小小的破坏”。丘吉尔要求授权他进行舰队动员，就是说，征召海军的后备力量，内阁在经过一番“激烈交锋”后拒绝了。格雷要求授权他履行对法国海军承诺的义务，莫利勋爵、约翰·伯恩斯、约翰·西蒙爵士和刘易斯·哈考特便要求辞职。内阁外边，谣传四起，都在议论德皇与俄国沙皇之间最后一分钟的较量和德国的最后通牒。格雷走出房间去和利希诺夫斯基通电话——他的话被后者误解了——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最后还引起了毛奇将军一场虚惊。他还会见了康邦，告诉他“此时此刻法国必须独自作出决定，不要指望我们眼下所无法提供的援助”。格雷回内阁会议室去了，康邦则是脸色发白，浑身哆嗦，瘫倒在他的老朋友常务次官阿瑟·尼科尔森爵士的办公室的椅子上。“他们要抛下我们不管了，”他说。一位《泰晤士报》编辑问他作何打算，他回答说，“我要等着瞧，‘光荣’这个词是不是一定会从英语词典里删去。”　　内阁里谁也不想破釜沉舟，虽然有辞职的传闻，却还没有人正式提出。阿斯奎斯继续稳坐不动，绝少开口，等待局势的发展，好让这种电报往来频繁、如痴似狂的日子快告结束。那天夜间，毛奇拒绝东进，费尔德曼中尉的连队占领了卢森堡名叫三贞女的地方，梅西米在电话中重申了后撤十公里的命令；海军大臣在海军部殷勤款待反对党的朋友们，其中有未来的比弗布鲁克和伯肯黑德两位勋爵。他们吃罢了晚饭便打桥牌，消磨焦急等待的时光。就在打牌的当儿，一员信使送来一只红色公文递送箱——恰巧还是最大号的。丘吉尔从衣袋里取出一把钥匙，打开箱子，里面只是一纸公文，上面只是一行字：“德国已向俄国宣战。”他告诉了在座的人，便换下晚餐礼服，“径自走出去，就象是去处理习以为常的事务一样”。　　丘吉尔穿过禁卫骑兵营的院子，来到唐宁街，从花园门进去，上楼见到格雷、现已出任大法官的霍尔丹以及印度事务大臣克鲁勋爵都在首相这儿。他告诉他们，“不管内阁如何决定，必须立即进行舰队动员。”阿斯奎斯一言不发，但是丘吉尔认为他似乎“十分满意”。格雷陪同丘吉尔出来时对他说，“我刚才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对康邦讲了，我们决不允许德国舰队进入海峡。”或者这是丘吉尔在与格雷交谈中感到难于捉摸他说话的要领的情况下，对他的话的理解。这话意味着现在舰队已承担义务了。到底格雷是怎么说的，他是已经作了保证，还是如学者们后来所肯定的那样准备明天作出保证，其实都无关系，不论何者属实，也不过是对丘吉尔已作的决定加以肯定而已。丘吉尔回到海军部后，便“立即发出了动员令”。　　丘吉尔的命令，格雷要信守同法国的海军协议的保证，这两者都是与内阁的多数意见背道而驰的。到第二天，内阁势须批准这些行动，否则就得解散，然而格雷仍期待到那时比利时会出现某种“发展”。他跟法国人一样，认为德国会作出这样一个“发展”的。第八章布鲁塞尔：德国的最后通牒　　德国驻布鲁塞尔公使赫尔·冯·贝洛-扎莱斯克的保险箱里锁着一封由特别信使于7月29日从柏林送来的密封信件，随附的命令责成：“未奉此处电令，不得拆阅。”8月2日，星期天，电令到达，指示他立即拆封，将封内照会于当晚8时递交比利时政府，并注意务使对方“感到有关此事的全部指示均系今天首次向你下达”。他务必要求比利时人在十二小时内作出答复，然后“尽速”电告柏林，同时立即用汽车将答复送达正在亚琛联盟旅馆内的冯·埃姆米希将军。亚琛，亦名埃克斯拉夏佩尔，是德国离比利时东大门列日最近的一个城市。　　赫尔·冯·贝洛是个独身汉，身材高大挺拔，蓄着黑黑的八字胡子，一只碧玉烟嘴时刻不离手，1914年初开始担任驻比利时公使之职。他的办公桌上有只银烟缸，烟缸上有个子弹洞眼。每逢来访德国使馆的客人问及这个洞眼的来历时，他总是放声大笑，告诉客人说：“我是一只不祥之鸟。我派驻土耳其，土耳其闹了场革命；我到中国，又碰上义和团。这个洞眼就是他们的一颗子弹从窗外飞来打穿的。”然后就是落落大方，姿态雅致地把香烟慢悠悠地送到唇边，再补上一句：“不过现在，我是悠哉游哉了。布鲁塞尔真是一派升平啊。”　　自从那封密封信到达以后，他就不再悠哉游哉了。8月1日中午，比利时外交部次官巴松皮埃尔男爵来访，告诉他晚报准备刊登法国给格雷的复信，在这封复信里法国保证尊重比利时中立。巴松皮埃尔婉转表示，鉴于德国尚未作出类似答复，赫尔·冯·贝洛或许愿意发表一项声明。但是他未经柏林授权这样做，所以也就只能借助外交手腕来回避。他仰靠椅背，两眼盯住天花板，透过缭绕的烟雾，把巴松皮埃尔刚刚对他说的话留声机似地逐字地重复了一遍。然后一面站起来，一面宽慰他的客人说：“比利时对于德国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就此结束了这次会见。　　第二天上午，当达维尼翁先生——这位比利时外交大臣是在清晨6时被德国入侵卢森堡的消息从睡梦中惊醒的——召他进行解释的时候，赫尔·冯·贝洛又对他照样地宽慰了一通。返回使馆之后，为了安抚哗然的新闻界，他使用了一个后来被广泛引用的绝妙譬喻。他说：“你邻居的屋顶可能失火，但你自己的房子将安全无恙。”　　不少比利时人，不论是官方人士或是其他方面的人士，都倾向于相信他的话。有些是出于亲德情绪，有些是出于一厢情愿的想法，有些则是因为对比利时中立的国际保证的真诚可靠，天真地笃信不疑。比利时的独立经有关国家保证已经有七十五年之久，他们由此享受了有史以来持续最长的一段和平时期。自从恺撒攻打比尔盖人[注：罗马帝国时期凯尔特民族的一部分，聚居在莱茵河下游西南部。——译者]以来，比利时这块土地就一向是穷兵黩武者的必经之地。勃艮地勇士查尔斯[注：勃艮地勇士查尔斯（CharlestheBoldofBurgundy，1433-1477年），勃艮地大公，曾想联合勃艮地、卢森堡、荷兰，自立为王，后遭法兰西皇帝路易十一挫败。——译者]和法兰西的路易十一这两个不共戴天的宿敌曾在这里一决雌雄；西班牙的铁蹄曾在这里蹂躏过低地三国；英国名将马尔巴勒[注：马尔巴勒（Marlborough，1650-1722年），英国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的著名政治家和军人，原名约翰·丘吉尔，因于1702年对法作战有功，授马尔巴勒公爵衔，后曾于1709年于马尔普拉凯再次大败法军。——译者]曾在这里同法国进行了马尔普拉凯的“浴血战”；拿破仑曾在这里的滑铁卢迎战威灵顿；这里的人民曾多次揭竿而起，反抗一个又一个统治者——勃艮地人、法兰西人、西班牙人、哈布斯堡王朝以及荷兰人——直至1830年最后推翻奥林奇王朝，拥戴维多利亚女王的母舅，即萨克斯-科堡公国的利奥波德大公为王，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从此，比利时逐步走向繁荣昌盛，并致力解决佛兰芒人同瓦龙人，天主教徒同新教徒的兄弟阋墙，解决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以及法语和佛兰芒语并用的争论。他们强烈希望邻国能让这种安乐境况长此下去，不受干扰。　　如今，国王、首相和总参谋长虽然都已不再与众苟同，沉迷于这种想法，但是中立的义务和对于中立的信念却使他们裹足不前，未能制订计划，抵御外来进犯。直到最后时刻，他们依然难以相信，保证他们中立的国家之一竟会果真入侵。得知德国7月31日发布面临战争危险公告之后，他们立即下令于午夜开始动员军队。当天夜间和第二天，警察挨家挨户拉响门铃，传达命令，男人们或从床上爬起，或是离开工作岗位，打好背包，告别亲人，走向营地。比利时一向恪守中立，直到此时此刻并没有确定任何作战方案，所以动员并无某一具体敌国为其目标，也不是向某一具体方向挥戈，所谓动员，只是征召入伍而已，并无任何部署可言。比利时和它的保证国一样，负有维护中立的义务，因此未见公开入侵行动之前，不能采取公开行动。　　8月1日晚，德国对格雷的要求默不作答已满二十四小时，阿尔贝国王决定以个人名义向德皇作最后一次呼吁。他和他的妻子——一位巴伐利亚公爵的女儿，德国血统的伊丽莎白王后——共同商讨拟就了文稿，并由她逐句译成德文。她与国王字斟句酌，推敲了每个词的含义。他们在信中承认，一些“政治上的障碍”可能有碍发表一项公开声明，但是希望“亲缘和友谊的纽带”肯定会使德皇向阿尔贝国王作出个人的私下保证，尊重比利时的中立。但是亲缘关系也没有能打动德皇，使他作出回答。这里所说的亲缘关系，源出阿尔贝国王的母亲，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家族的玛丽公主；这个家族是普鲁士皇室的一支信仰天主教的远族。　　相反，送来的却是在贝洛的保险箱里等了四天的那道最后通牒；送来的时间是8月2日晚上7时。外交部的一名侍役推开次官的房门，探进头来，以激动的声调轻轻地报告说：“德国公使刚刚来了，去见达维尼翁大臣了！”十五分钟后，贝洛驱车驶返法律大街，只见他双手拎着帽子，满额汗珠，一口接一口地抽烟，那急促的动作活象一只机动玩具。一等他那“趾高气扬的身影”离开了外交部，两位次官便立即奔到大臣的房间。他们发现，往日总是镇定乐观的达维尼翁先生此时看上去面无人色。“坏消息，坏消息，”他一面说，一面把刚刚收到的德国照会递给他们。政务秘书德盖菲埃男爵一面念着，一面慢慢翻译；巴松皮埃尔坐在大臣办公桌旁，一面记录，一面推敲着每一个模棱含混的用词，确定其正确的译法。而达维尼翁先生和常任次官范·德尔·埃尔斯特男爵则坐在火炉两边的座椅上谛听着。以往不论遇到什么问题，达维尼翁先生最后一句口头禅总是：“我相信，最后总会万事如意。”范·德尔·埃尔斯特因为对德国人怀有一片尊崇之情，所以过去一直宽慰政府，说德国军备不断增长旨在东进，唯此而已，对比利时绝非不祥之兆。　　翻译工作刚刚完成，身任首相兼陆军大臣的德布罗凯维尔男爵走了进来。他身材高大，肤色黧黑，修饰考究，是位绅士气派十足的大人先生，两撇坚挺有力的黑八字胡子，加上一双炯炯有神的黑眼睛，更为他的神态增添了几分坚毅。在向他宣读那份最后通牒的时候，室内每个人对每个字都聚精会神地听着，一如这份通牒作者拟稿时的全神贯注。德国人拟就这份最后通牒，确实颇费一番心力，可能当时就已意料到，它必是本世纪的关键性文件之一。　　这份最后通牒，在7月26日，也就是在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前两天，奥地利和俄国开始动员的前四天，德奥两国拒绝爱德华·格雷爵士提出的关于召开五强会议的建议的同一天，已由毛奇将军亲笔拟就了底稿。毛奇将底稿送交外交部后，经由外交部次官齐默尔曼和政务秘书施图姆修改，复经外交部大臣雅戈和首相贝特曼-霍尔韦格润色订正，最后才将定稿密封，于29日送达布鲁塞尔。德国人为此不遗余力，说明了他们对于这份文件的重视。　　照会一开始说，德国收到“可靠情报”，法军拟将沿着吉韦至那慕尔一线推进，所以“法国拟欲通过比利时国境进犯德国的意图已不容置疑”。（因为比利时人并未发现法军向那慕尔移动的任何迹象，事实上也根本没有这种移动，所以这一指控未能对比利时发生作用。）照会继而又称，不能指望比利时军队可以阻止法军推进，因此根据“自卫之需”，有必要“先发制人，以阻止这种敌对性的进攻”。如果比利时人把德国进入比利时国土的行为视为“针对它本身的一种敌对行动”，德国将“深感遗憾”。不过，如果比利时能够保持“善意的中立”，则德国将保证“一俟缔结和约当即撤出其领土”，保证赔偿德军所造成的一切损失，并“在和约缔结时，保证王国的主权和独立”。在原稿中，这一句还接着说：“并保证以最大的善意支持比利时可能向法国提出的任何赔偿要求”。不过在最后一刻，贝洛按指示删去了这个贿赂。　　照会最后说，如果比利时反对德国通过其领土，则将被视作敌国，今后与它的关系则将听由“枪炮决定”。照会要求比利时十二小时之内必须作出“明确无误的答复”。　　据巴松皮埃尔后来的回忆，照会念完之后，接着是“一阵长达数分钟之久的忧郁的沉默”，室内每个人都在思考国家面临的抉择。比利时疆域狭小，独立不久，唯其如此，确保独立的决心益发坚决。至于决定捍卫独立的后果如何，室内每个人是无须明言的。他们的国家将受攻击，他们的家园将遭毁灭，他们的人民将遭遇十倍于他们的一支武装力量的报复，不论战争结局如何，直接处于德国人进军途中的他们，对于自己的这种后果是不存怀疑的。如果他们相反地屈服于德国的要求，那将等于听任德国占领比利时，而一个战胜了的德国，是很少有可能还会把撤退放在心上的。不仅如此，他们还将使比利时成为进攻法国的帮凶，成为自身中立的破坏者。不论选择哪条道路，他们都要被德国占领；但如屈服，还得丧尽荣誉。　　“如果我们必然要被化为齑粉，”巴松皮埃尔这样记述着他们当时的情绪，“就让我们光荣地化为齑粉吧。”在1914年，说到“光荣”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可羞惭难堪的，“荣誉”是为人们所笃信的一个熟悉的概念。　　范·德尔·埃尔斯特打破了室内的沉寂，向首相问道：“那么，阁下，我们有准备吗？”　　“我们是有准备的，”德布罗凯维尔答道，“是的，”他重复了一遍，好象尽力要使自己相信似的，“不过有一件事除外，那就是我们还没有得到重型大炮。”政府还只是在上一年才由墨守中立的国会勉强准予增加军事拨款，重型大炮是向德国克虏伯公司订购的，交货也就无怪乎要受拖延。　　十二小时限期中的一小时已经过去。在其他同僚开始召集全体大臣准备于9时召开国务会议时，巴松皮埃尔和德盖菲埃便着手草拟复照。应该如何答复，他们是无须相互征询意见的。首相德布罗凯维尔将此事交由他们办理之后，便去王宫禀告国王。　　国王阿尔贝感到作为一个统治者的责任重大，因此对于外界的压力也就感觉非常敏锐。他并非生下来就注定日后南面为王的。他是国王利奥波德弟弟的次子，是在王宫偏僻的一角，在一个较平庸略胜一筹的瑞士教师的教诲下长大的。科堡家族的生活并非愉快。利奥波德的亲生子夭亡之后，1891年，他的侄子博杜安，也就是阿尔贝的哥哥，又相继去世，因此阿尔贝在十六岁时便成了王位继承人。老国王痛丧嫡嗣之后，又失去了他以父情相爱的博杜安，悲切之余，对于阿尔贝最初并未寄予厚望，只管他叫作“封了口的信封”。　　可在这信封之内，却蕴藏着惊人的体力和智力，可以与他同时代的西奥多·罗斯福和温斯顿·丘吉尔这两位伟人相媲美。而在其他方面，又与他们迥然不同。他沉默寡言，而他们则是性格外向；不过，他虽与罗斯福气质互异，却也有许多相同的爱好：他喜欢户外活动、体育锻炼、骑马爬山，爱好自然科学，关心保护自然环境，并酷爱书本。同罗斯福一样，他每天必读两本书，内容包罗万象——文学、军事科学、殖民理论、医学、犹太教义、航空学等等。他有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专由自己驾驶。他最最热衷的是登山运动，曾经隐姓化名觅遍欧洲诸峰。身为确定的嗣位人后，他又曾旅游非洲，实地研究殖民问题；作为国王，他又曾亲临现场，研究军队，考察博里纳日的煤矿和瓦隆人的“红色乡村”。他的一位大臣曾说，“国王每次开口，都好象要有所建树。”　　1900年，他和维特尔斯巴赫的伊丽莎白结婚。新娘的父亲是位公爵，在慕尼黑一家医院以眼科为业。这对夫妇显然相亲相爱，他们生了三个孩子，家庭生活堪称楷模，与旧王朝那种有失体统的生活方式适成对照，这使阿尔贝即位之初便大得人心。1909年，他继承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登基为王，国人普遍感到如释重负，为之庆幸。新国王和新王后一如既往，不讲虚饰豪华。合意的人，他们盛情款待；中意的地方，他们就前往舒展猎奇探险之心。危险、礼仪、非议等等，他们始终漠视不计。他们这个帝王之家，生活豪放不羁的色彩远远胜过布尔乔亚的气派。　　阿尔贝在军事学校做士官生时曾与后来任总参谋长的埃米尔·加莱同学。加莱是鞋匠的儿子，是全村人共同捐款送他上学的。他后来当过军事学院教官，不过当他再也不能同意比利时参谋部无视情况不同生搬硬套法国人的殊死进攻理论的时候，便辞职引退。加莱还曾脱离天主教会成为一名严格的福音派信徒。他悲观厌世，苛严刻板，忠贞耿直，对于自己的职业以及其他一切事物都一概严肃认真——据说他每天必读《圣经》，一向不苟言笑。国王听过他讲课，在演习中和他会过面，并对他的教诲印象深刻。他教导说：不顾客观情况为进攻而进攻是危险的；“只有在具有重大胜利的前景时”，军队才应求战；而且，“进攻必须具备优势手段”。虽然他还只是一名上尉，虽然他是个工人的儿子，虽然他是在一个天主教国家而皈依耶稣教的信徒，可是却被国王选任为私人军事顾问，这是个特地为他设立的职务。　　根据比利时宪法，阿尔贝国王只有在战争爆发后才能成为总司令，因此在战争爆发之前，他和加莱不能将自己的忧虑和战略主张强加于总参谋部。而总参谋部则是死死抱住1870年的先例不放，认为尽管当时法军若是进入比境就会有足够的回旋余地，可是那时不论是普鲁士军队或是法国军队，都未有一兵一卒踏上过比利时领土。然而，阿尔贝国王和加莱认为，自那时以来，军队数量已有巨大增长，因此情况已逐年明显：如果这两个国家再度大举进军，必将涌向旧日征途，必将再度兵戎相见于旧日疆场。　　利奥波德二世1904年与德皇会晤时，德皇曾向他最清楚不过地表明这一点，当时他曾为之吃惊不已。但他回国之后，这种震惊之感却逐渐消逝。因为，对于威廉这样一个变幻无常的人，谁能信以为真？国王曾把此次会见情况告诉范·德尔·埃尔斯特，范·德尔·埃尔斯特也与国王同感。1910年德皇回访布鲁塞尔时，其表现确实使人疑虑顿释。他对范·德尔·埃尔斯特说，比利时根本没有什么可害怕德国的，“你们将不会有任何理由对德国不满……我完全理解你们国家的处境……我绝不会使它为难。”　　总的说来，比利时人相信了他。他们对于自己的中立保证是认真从事的。比利时忽略了自己的军队、边防、工事，凡属意味着对那项保护性条约缺乏信心的事情，他们一概置之不办。社会主义才是风靡一时的论题。公众对于国外发生的情况无动于衷，国会则被经济问题所缠，结果是军队状况任其恶化，而与土耳其人的情况毫无二致。部队纪律松弛，懒散拖沓，军容不整，士气低沉，军礼不行，步调不一。　　军官队伍的状况也好不了多少。军队在人们思想上是多余的，甚至还有点荒唐可笑，既吸引不了才智之士，也吸引不了有才干、有抱负的青年。而那些确以行伍为业并由军事学校科班出身的人，则深受法国鼓吹冲动和殊死进攻那套学说的感染。他们得出的一条惊人的公式是：“要使我们不受忽视，关键在于我们必须进攻。”　　不论这种精神多么威武雄壮，这一公式则是与比利时的实际状况格格不入的，一个受中立义务约束而只能制订防御计划的参谋部竟然尊崇这种进攻理论，诚然是件咄咄怪事。中立禁止他们与任何其他国家协同制订计划，并规定他们必须把踏上其国土的第一步视作敌对行动，而不论这一行动是来自英国人，还是法国人，还是德国人。因而在这种情况下，也就难于制订出一项协同作战计划。　　比利时军队包括六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而它们所要应付的却是拟将越过比利时的三十四个德国师，同时装备不足，缺乏训练，军费微薄，所能提供的弹药有限，每人每周只能进行两次实弹射击，每次又只有一发子弹，因而射击技术低劣。1913年才实行义务兵役制，而其结果只是使部队更加不得人心。那年，国境之外已是战车隆隆，征兆不祥，国会才勉强将每年服役人数从一万三千人增至三万三千人，而且，批准安特卫普防御工事现代化的拨款时，是以此项开支必须通过缩短义务兵役期的办法去筹措为条件的。以前根本没有总参谋部，直到1910年，由于新国王的坚持才设立。　　总参谋部由于成员意见分歧很大，成效有限。一派主张制订进攻计划，遇到战争威胁时将部队集结于边界前沿。另一派主张防御，将部队集结在内地纵深。而主要由阿尔贝国王和加莱上尉组成的第三派，则主张御敌于尽可能接近受威胁的边界，而又不危及通向安特卫普筑垒基地的交通线。　　欧洲上空，乌云密布，比利时的参谋们却争论不休，莫衷一是，未能完成集结计划。由于他们不得指明谁是敌人，不同意见也就取得了妥协。一项折中计划总算获得通过，不过也仅仅是个大纲而已，铁路时刻表，补给兵站，部队宿营等等都没有作出安排。　　1913年11月，阿尔贝国王同他伯父九年前一样，应邀访问柏林。德皇盛宴招待，宴席上摆满紫罗兰，宾客五十五人，其中有陆军大臣法尔肯海因将军，帝国海军大臣蒂尔皮茨海军上将，总参谋长毛奇将军，以及首相贝特曼-霍尔韦格。比利时大使拜恩斯男爵也出席，他注意到，国王在席间自始至终神态严峻异常。席散后，拜恩斯又在旁注意着他与毛奇交谈，只见国王一面听，一面脸色越来越阴沉，越来越忧郁。国王临走时对拜恩斯说：“明天9时来见我。我必须和你谈谈。”　　次日上午，国王和拜恩斯穿过勃兰登堡大门，经过一排排在柔和的晨雾披裹中闪闪耀目、英姿勃勃的霍亨索伦家族历代君王的白色大理石雕像，步行来到动物园。在这里，他们可以静静交谈，“不受打扰”。阿尔贝说，他第一次受到震动是在他来访不久举行的那次宫廷舞会上，当时德皇指着一位将军对他说，这个人就是受命“率师向巴黎进军”的人——那就是冯·克卢克。后来，也就是在上一天晚宴之前，德皇又把他带到一边个别交谈，对法国歇斯底里、滔滔不绝地发作了一通。德皇说，法国从没有停止过对他的挑衅，法国既然采取这种态度，与法国开战也就势不可免，而且已是迫在眉睫。法国报界对德国恶言中伤，“三年兵役法”是蓄谋的敌对行动，法国渴望复仇之心难以遏止，现已举国蠢动。阿尔贝试图劝他息怒，于是说道，他比较了解法国，他每年都访问法国，因而可以向德皇保证，他们不是好事侵略的人，他们真诚渴望和平。但是徒劳，德皇依然坚持战争不可避免。　　晚宴之后，毛奇又捡起这个话题。对法国的战争即将爆发，“这一次，我们一定要彻底结束战争。战争到来的那一天，不可抗拒的激昂情绪定将弥漫整个德国，而这是陛下难以想象的。”德国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愤怒的条顿人是不可阻挡的；他们足迹所到之处，留下的标志将是一片废墟；他们必胜无疑。　　谈话的内容使阿尔贝惴惴不安，而他们如此意外地吐露秘密，其动机何在，同样使他忧心忡忡，他不能不得出结论，他们意在恫吓比利时就范。德国人显然决心已定，他感到应该向法国发出警告。他指示拜恩斯如实一一转告法国驻柏林大使朱尔·康邦，并敦促大使以最有力的措词向普恩加来总统汇报。　　他们后来知道，就在同一次宴会上，毛奇将军也对比利时武官梅洛特少校发泄了一通，语气更为激烈。梅洛特也听到他说，对法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要比你们想象的早得多”。毛奇对于外国使馆官员向来交谈不多，可是这次却是“开怀畅谈”。他说，德国不希望战争，但是总参谋部已经“万事皆备”。他说，“法国必须绝对停止对我们的挑衅和攻讦，否则我们就不得不以兵戎相见，而且越早越好，我们早已不耐烦长此保持戒备。”毛奇列举了一些法国挑衅的事例，除了“大事”之外，他还谈了德国飞行员在巴黎所受的冷遇，谈了德国驻法武官温特费尔德少校受到巴黎社交界的抵制；温特费尔德的母亲，阿尔文斯勒本伯爵夫人，对此曾颇有怨言。至于英国，他说，要知道，德国的海军可不是为了躲在海港里而建立的。它会出击，也有可能吃败仗，德国会损失舰只，但是英国将失去海上霸权，海上霸权将落到美国手中，美国将成为一场欧洲战争的唯一受益者。英国懂得这一点，将军如此说道，并且话锋一转得出结论，英国因此可能保持中立。　　他的话还远没有完。他问梅洛特，如果一支外国大军入侵比利时国土，比利时将何以自处？梅洛特回答说，它将捍卫其中立。毛奇力图弄清比利时是将如德国人所想那样仅是抗议一下了事还是将奋起抗击，于是逼他说得明确一些。梅洛特答道，“不论哪个大国进犯我们的边界，我们都将全力抗击。”毛奇以平淡的口吻指出，光有良好的愿望不行，“你们还必须有一支能够履行中立责任的军队。”　　回到布鲁塞尔后，阿尔贝国王立即索取了一份有关动员计划进展情况的报告。他发现毫无进展可言。根据在柏林听到的情况，他征得德布罗凯维尔的同意，准备以德国进犯这一假设为基础，制订一项作战方案。他任命他本人和加莱提名的一个叫作里克尔的能干的上校执行此项任务，预定4月份完成。但到4月份，仍未完成。在此期间，德布罗凯维尔已任命另一军官，塞利埃·德莫朗维尔将军为总参谋长，位于里克尔之上。到了7月份，还在审议四份不同的集结方案。　　挫折并未改变国王的决心。紧接柏林归来之后，由加莱上尉草拟的一份备忘录就具体体现了他的方针政策。“我们决心向蓄意侵犯我们领土的任何大国宣战；决心竭尽全部力量和全部军事资源，在任何需要的地方，甚至越过疆界，进行战争；并且决心一直打下去，即使在进犯之敌败退之后，仍将继续打下去，直至实现全面和平。”　　8月2日上午9时，阿尔贝国王于王宫主持国务会议，他在开幕词中说道：“不论后果如何，我们的回答必须是‘不’。我们的责任是捍卫我们的领土完整。对此，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不过，他也坚决要求每一位与会者都不应抱有任何幻想：后果必将是严重的，可怕的；敌人必将是残酷无情的。首相德布罗凯维尔也警告一些动摇不定的人切莫相信德国保证在战后恢复比利时完整的诺言。“德国一旦战胜，”他说，“比利时不论持何种态度，都将被并入德意志帝国。”　　一位年事已高、不平则鸣的大臣，最近还曾把德皇内弟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公爵奉为上宾招待，此时对那位公爵的虚情假意怒不可遏，整个会议期间，他咕哝地骂个不停，犹如会议合唱声。在总参谋长塞利埃将军起身说明所采用的防御战略时，他的副参谋长里克尔上校低声喝道：“我们一定要狠揍他们的要害。”用他们一位同僚的话来说，他和总参谋长的关系是“绝无温良恭谦让可言”。当他发言时，他建议先发制人，在侵略者越过比利时边界之前就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打击他们。听者俱感诧异愕然。　　午夜休会后，一个由首相、外交大臣和司法大臣组成的委员会重返外交部草拟复照。正当工作进行之际，一辆汽车驶进了黑暗的庭院，停在此时唯一灯火通明的一排窗口下面。听说是德国公使来访，几位大臣惊异不止。此时已是深夜1时30分，他来有何贵干？　　赫尔·冯·贝洛夙夜奔波，说明他的政府越来越感不安，急欲知道他们那道最后通牒效果如何；那道通牒，白纸黑字，已是无可挽回，它对比利时民族自尊心的影响也已无可挽回。几年来，德国人一直彼此相互告慰：比利时不会反抗。但是现在事到临头，他们开始深为焦虑不安，虽然这种不安为时已晚。比利时气壮山河、响彻云霄的一个“不”字，定将有如雷鸣，震荡全球，对其他中立国家的影响势将不利于德国。但是德国最担忧的倒不在于中立国家的态度，而是比利时的武装抵抗将会耽误它的时间表。如果比利时军队决心抵抗，而不是“拱手让路”，德国就必须从进军巴黎所需要的兵士中留下若干师来。比军破坏铁路和桥梁，就可以切断德军的进军路线和给养供应，从而造成极大的麻烦。　　德国政府苦思再三之后，不得不遣赫尔·冯·贝洛深夜造访，进一步指控法国罪行，企图借此影响比利时对最后通牒的答复。贝洛对接见他的范·德尔·埃尔斯特说，法国飞机投了炸弹，法国巡逻队越过了边界。　　“这些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范·德尔·埃尔斯特问道。　　回答是：“在德国。”　　“既然如此，我看不出这些消息与我们有什么关系。”　　德国公使赶忙解释说，法国对国际法缺乏尊重，因此可以逆料它会破坏比利时的中立。这种别出心裁的逻辑推理并未奏效。范·德尔·埃尔斯特出门送客，请走了客人。　　半夜2时30分，国务会议在王宫复会，通过大臣们提交的对德复照。复照申言，比利时政府倘若接受德国建议，它“将牺牲其民族尊严，背叛其对欧洲的义务”。政府宣布，它“坚决以其权力范围以内的一切手段抵抗对其权利的每一进犯”。　　在未加任何改动通过复照以后，会议对国王坚持的主张进行了辩论。国王坚持认为，在德军实际进入比利时之前，不应向保证其中立的国家发出求援呼吁。尽管争执激烈，他的主张还是通过了。凌晨4时，会议结束。最后离开的一位大臣转过身来，只见国王手持复照副本，背对房间，凝望窗外，曙光已经开始照亮天空。　　在柏林，8月2日深夜也在进行着一个会议。在首相官邸，贝特曼-霍尔韦格、冯·毛奇将军和蒂尔皮茨海军上将，象上一夜讨论对俄宣战问题一样，在商讨对法国的宣战书。蒂尔皮茨“一遍又一遍”地埋怨说，他不懂为什么非得搞这些宣战书不可；他说，这些东西总带有“侵略味道”，“没有这些玩意儿”，军队照样可以进攻。可是贝特曼-霍尔韦格指出，对法宣战是必要的，因为德军要借道比利时。蒂尔皮茨则是重复着利希诺夫斯基大使发自伦敦的警告：进犯比利时势必要把英国卷进来；他建议暂缓入侵比利时。毛奇感到这对他的时间表又增加了一个威胁，为此很感担忧，于是立即宣称这是“不可能的”，运输机器“绝不容许受到阻挠”。　　他说他本人也不认为一纸宣战书具有什么价值。当天日间法国的敌对行动已使战争成为事实。他指的是所谓法国轰炸纽伦堡地区的报道，德国报纸曾整天散发号外，大肆宣传，弄得柏林居民惶惶不安，老是抬头张望天空。其实根本没有轰炸。可是现在，根据德国人的逻辑，鉴于这种意想中的轰炸，宣战已被认为势所必需。　　蒂尔皮茨仍旧不以为然。他说，全世界都不会有任何怀疑，法国人“按理说至少是个侵略者”；但是，德国政治家们却过于粗心大意，没有阐明这一点，以致本来是件“纯属应急措施”的入侵比利时行动，竟会毫无道理地给蒙上“野蛮的暴力行动的不祥色彩”。　　在布鲁塞尔，国务会议于8月3日清晨4时散会之后，达维尼翁回到外交部，指示政务秘书德盖菲埃男爵向德国公使递交复照。上午7时正，正是十二小时限期的最后一刻，德盖菲埃按响了德国使馆的门铃，将复照递交给了赫尔·冯·贝洛。回家途中，他听到报童的叫卖声，晨报宣布了最后通牒的全文和比利时的答复。他听到人们阅读这些新闻，听到激动地聚集在一起的人群发出刺耳的惊叹声。比利时无所畏惧的一声“不！”振奋了人心。许多人认为，这一来，德国可要绕过他们的国土而不致冒天下之大不韪了。“德国人是危险的，但还不是疯子”，人们如此相互告慰。　　甚至在王宫，在内阁各部，也仍然抱着一线希望；认为很难想象德国人竟会明知错误，还要自绝于人，蓄意发动战争。但到8月3日晚，当收到德皇对阿尔贝国王两天前发出的个人呼吁姗姗来迟的答复时，最后一线希望也随之消失。德皇的复电不过是再次试图劝诱比利时不战而降。德皇复电说道，“正由于怀着对比利时的最友好的愿望”，他才提出了他的严肃的要求。“正如所提条件已经阐明的那样，能否维持我们以前和目前的关系，依然取决于陛下。”　　“他把我当作什么啦？”阿尔贝国王大声叫道。自从危机开始以来，这是他第一次失却控制，流露出他的愤慨。就任最高统帅之后，他立即下令炸毁列日附近马斯河上的桥梁，以及与卢森堡交界处的铁路隧道和桥梁。他依然未向英、法两国发出呼吁，要求军事援助和结盟。比利时的中立是欧洲列强一项差不多可说是成功的集体行动。在公开入侵行动实际发生之前，阿尔贝国王还不能使自己为比利时的中立签署死亡证书。第九章“叶落之前凯旋归来”　　8月2日，星期天，这天下午，德国的最后通牒在布鲁塞尔递交之前几小时，格雷要求英国内阁授权履行英国海军保卫海峡一边法国海岸的诺言。但是英国政府最为头痛的时刻，莫过于要它作出斩钉截铁的具体决定。整个下午，内阁局促不安，举棋不定，不愿毅然承担义务。　　在法国，尽管有些人衷心盼望能够避免这场战争，但是战争既已临头，他们也就把它作为民族劫数接受下来。过去曾有种种说法，认为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已经败坏了法国人民的爱国精神；并且预料，一旦发生战争，这种影响将会带来亡国之祸。而今，据一位外国观察家几乎出于肃敬的报道，法国人民“民族忠义”勃发，而又“全无骚动不安情事”。在比利时，则出现了一位历史上罕见的英雄，这位心地纯正的国王使比利时声誉大振，使它在这或降或战必居其一的关头，不出三小时就作出了决定，尽管明知其后果可能就是灭亡。　　英国没有阿尔贝，也没有阿尔萨斯，虽然武器齐备，但却斗志缺如。过去十年间，它已为如今临头的这场战争作了研究和准备；1905年以来，它还搞了一套名为“兵书”的体系，一扫英国人历来苟且从事的旧习。战争时要发的命令全已准备就绪，只待签署；信封已经写好；通告和声明或已印就或已排版；国王每次离开伦敦，凡需他立即签署的文件，均随带在身。办法可谓条理分明，但英国人的思想却苟且如故。　　德国舰队如在海峡出现，对于英国的直接挑衅将不亚于当年的西班牙无敌舰队；因此，星期天这天的内阁会议终于勉强同意了格雷的要求。格雷当天下午向康邦递交了一份书面保证，声称：“如果德国舰队进入海峡或是通过北海对法国海岸或海上运输采取敌对行动，英国舰队将全力给予保护。”不过格雷又加上一句，该项保证“并不约束我们必须与德国作战，除非德国舰队采取上述行动。”他还一言道出了内阁的内心恐惧，他说，因为英国不能确保本国海岸，“所以不可能安全地派遣武装部队出国”。　　康邦先生问，这是否意味着英国将永远不采取这一行动。格雷答道，他是“仅就当前情况”而言的。康邦建议派遣两个师，以收“道义上的效果”。格雷说，派遣这样小的一支部队或者甚至派遣四个师，“都会给他们带来最大的危险，而效果又将是微乎其微”。他继而还说，在次日通知议会之前，英国海军承担的义务千万不得公开。　　康邦既感失望而犹抱着希望，以“绝密”电报向本国政府报告了这一保证，电报于当晚8时30分到达巴黎。虽然这不过是个没有效力的承诺，远非法国所望，但他依然相信这会导致全面参战，因为，如他后来所说，无论哪个国家，都不会“半半拉拉”地打仗。　　但是，这项海军方面的保证，是强内阁之所难作出的。这使阿斯奎斯一向竭力防止其分裂的内阁终于分崩瓦解。莫利勋爵和约翰·伯恩斯两位大臣辞职；权势显赫的劳合-乔治依然“态度不明”。莫利认为，内阁的瓦解，“那天下午已完全在预料之中”。阿斯奎斯不得不承认，“我们处在决裂的边缘”。　　惯于未雨绸缪的丘吉尔，自行担当起密使角色，准备将他以前所属的保守党引入一个联合政府。内阁一散会，他就赶忙去见前首相，保守党的贝尔福，这位贝尔福和该党其他领袖一样，认为英国应该将导致三国协约的政策贯彻始终，纵然结果辛酸，也是理所当然。丘吉尔对他说，如果宣战，他预计自由党内阁的一半成员将会辞职。贝尔福回答说，他的党准备参加一个联合政府，不过，即使到了那个地步，他预料退出政府的那些自由党人领导的反战运动仍会造成国家的分裂。　　这时候，英国对于德国给比利时的最后通牒尚无所闻。丘吉尔和贝尔福，霍尔丹和格雷，这些人思想深处所考虑的是，如果法国覆灭，则有德国称霸欧洲之虞。但是，必须援助法国这一政策是关起门来搞的，从未公之于众，没有充分得到举国上下的认可。自由党政府的大多数成员都不接受这一政策。在这个问题上，不论是政府内部还是全国人民，都不可能意见一致地去参加战争。这次危机，大多数英国人都认为只不过是德法之间历史纠纷的又一插曲，与英国毫不相干，纵然不是大多数人，至少也有很多人如此认为。要使这个危机在公众心目中成为切肤之痛，只有待到比利时遭到入侵之时。因为中立的比利时是英国政策的产儿，在那里，入侵之寇的每一步都将是对英国设计和签字的条约的践踏。于是格雷决定于次日上午要求内阁将这种入侵视作正式的宣战理由。　　那天晚上，他和霍尔丹共进晚餐的时候，外交部一名信差送来一个公文递送箱，里面有一份电报。据霍尔丹说，电报的内容是嘱请注意“德国即将入侵比利时”。那是份什么性质的电报，是谁发来的，都不得而知，不过格雷肯定其言可信。他将电报递给霍尔丹，问他有何想法。霍尔丹回答：“立即动员。”　　他们立即离开餐桌，驱车唐宁街。他们到达之时，首相正在接待客人，他们于是将他请到一间幽静的房间，给他看了电报，要求他批准动员。阿斯奎斯首肯同意。霍尔丹自荐暂时重返陆军部任职，以资应急，因为首相第二天势必繁忙，无暇顾及陆军大臣职务。阿斯奎斯也表示同意，而且求之不得，因为早就有人敦促他委派陆军元帅、喀土穆勋爵基钦纳补缺，而他每想到这位独断独行的人，心头就感不安。　　第二天星期一是公假日，天气晴朗，是个和丽的夏日。上半天，大批度假人群并没有去海滨，而是被危机所吸引，蜂拥到首都伦敦。中午时分，白厅门前人群拥塞，车辆难以通行；熙攘之声，内阁会议室内清晰可闻。室内几乎连续不断地在开会，大臣们正在力图拿定主意，决定是否要为比利时问题开战。　　陆军部那边，霍尔丹已经发出动员的电令，召集后备役士兵和本土军。11时，内阁得到消息，比利时已经决定将其六个师投入战斗，抗击德意志帝国。半小时后，他们又收到保守党领袖们在获悉德国向比利时发出最后通牒之前所拟就的一份声明。声明指出，对法国和俄国的援助如果犹豫不决，就会“使联合王国的信誉和安全化为泡影”。俄国成为盟国，对大多数自由党大臣来说已是难于接受。现在又有约翰·西蒙爵士和比彻姆勋爵两位大臣辞职，不过比利时的事态则决定了中枢人物劳合-乔治的留守。　　8月3日下午3时，格雷预定要就这次危机向议会宣布政府的首次正式公开声明。整个英国，乃至整个欧洲，都在引领以待。格雷的使命是要使国家投入战争，而且要朝野一致，举国团结。他必须得到向以和平主义为其传统的本党的支持。他必须向世界上历史最久而又最讲实际的议会说明，为什么英国并非由于承担义务而要援助法国。他必须说明比利时是缘由而又不隐瞒法国才是根本缘由；他必须唤起英国的荣誉感，同时又要直言不讳地指出英国的利益才是决定性因素；他必须面对的场所乃是一个就外交问题进行辩论的传统已发扬了三百年之久的场所，而他既无伯克的才气又无皮特的威力，既无坎宁的练达又无巴麦尊自信的勇气，既无格莱斯顿的辩才又无迪斯累里的机敏，可却必须证明在他掌管下的英国外交政策是正确的，这场战争是无法避免的。他必须使同代人心悦诚服，必须无愧于前人，同时又必须为后人所理解。　　他没有时间准备讲稿。临到最后一小时，正当构思几个要点的时候，有人通报德国大使来访。利希诺夫斯基焦虑不安地走了进来，打听内阁决定如何，格雷将对议会说些什么。是宣战吗？格雷回答说，不是宣战，而是“说明条件”。利希诺夫斯基问道：“比利时的中立是否条件之一？”他“恳请”格雷不要将此提作条件。他对德国总参谋部的计划毫不知情，但他并不认为计划之中要“严重”侵犯比利时的中立，虽然德国军队有可能越过比利时领土的一个小角。利希诺夫斯基这时用了人在无可奈何时常说的一句话，他说：“既已如此，那也无可挽回了。”　　他们是站在门口谈的，各自心急如焚，格雷急于离开，争取最后几分钟的清静，准备一下他的演说，利希诺夫斯基则是竭力想要推迟公布这一挑战的时间。他们终于分手，从此再也没有作过官方会晤。　　下院开会时，议员无一缺席。自从1893年格莱斯顿提出国内管理法案以来，这还是第一次。为了容纳全体议员，过道上安排了加座。外交使团席上除德、奥大使缺席留有两个空位外，座无虚席。上院客人挤满了旁听席，长期主张义务兵役制而不见采用的陆军元帅罗伯茨勋爵也在其中。会场一片紧张的沉寂，没有人走动，没有人传递纸条，也没有人在座位上俯身探头窃窃私语。可是就在此刻，突然卡嗒声响，议院牧师从议长身边后退的时候在通道上加座的椅子上绊了一脚。全场的目光全都集中在内阁大臣席上，阿斯奎斯温文尔雅的脸上毫无表情，劳合-乔治蓬头散发，面无血色，象是突然老了几年。他们两人之间，坐着一身轻便夏装的格雷。　　显得“苍白憔悴、心力衰竭”的格雷，此时站立起来。他虽任下院议员已经二十九年，跻身大臣席上也已八载之久，可大体说来，他指导外交政策的方针，议员知之甚少，而国人则是知之更少。这位外交大臣，不论向他提出什么问题，都很难使他落入圈套，作出明确或肯定的回答。若是换了一个冒冒失失的政治家，这种闪烁其词的作风是会引起责难的，可是对他，却无人疑忌相视。他毫无世界主义倾向，而是坚守英国本色；他乡土气息如此之浓，一言一行又如此谨慎，因而无人认为他会惹是生非，卷入其他国家的纷争之中。他对外交业务并不爱好，对于自己的职务也无乐趣可言，只是无可奈何地把它作为应尽之责而已。逢到周末，他从不跑到彼岸大陆度假，而是隐身本国乡村。他的法语仅及学童水平，除此之外，他不会任何外语。他五十二岁，是个鳏夫，无子无女，不好交际，人常有之的情欲爱好，在他也象对他所任公职一样，感到索然无味。他的性情，厚墙四堵，如果还有什么爱好能够突破这堵围墙使他动心，那就是鳟鱼戏游的溪流，还有百鸟的啾鸣。　　格雷讲得从容不迫，但却富有感情，他要求下院能从“英国的利益、英国的荣誉和英国的责任”出发来看待这次危机。他叙述了与法国军事“会谈”的经过，说明没有任何“秘密协定”束缚议院或限制英国决定其行动方针的自由。他说，法国卷入战争是出于它对俄国所负“荣誉上的义务”，但是“我们不是法俄联盟的成员；我们甚至对于这一联盟的条款也不清楚”。为了说明英国并未承担义务，他似乎有些过于推托其词。一个保守党人，德比勋爵，不禁愤愤然对他邻座低声说道：“天哪，他们要抛弃比利时啦！”　　格雷接着透露了与法国的海军安排。他告诉下院，根据与英国的协议，法国舰队都集结在地中海，以致法国北海岸和西海岸“毫无防御”。他说他“感到”，“如果德国舰队开进海峡，轰击法国未加防御的海岸地区，我们不能视若无睹，袖手旁观，无动于衷，不采取任何行动！”反对党议席上爆发出一阵喝彩声，而自由党议员则是听着，“垂头丧气，不吱一声，默然认可”。　　为了说明他何以会使英国早就承担了保卫法国沿海峡地区的义务，格雷谈起了“英国的利益”和英国在地中海的贸易通道。这是个复杂的论题，好比一团乱麻，于是他匆匆掠过，转到比利时中立的问题，“一个更为严重，并且每时每刻愈趋严重而必须考虑的问题”。　　为了充分阐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格雷颇为明智，他不是凭借自己的辩才，而是借助格莱斯顿1870年的如同棒喝之言：“我们国家能够袖手旁观，熟视这种玷污历史的前所未有的可怕罪行，从而成为这一罪行的帮凶吗？”他还援引格莱斯顿的另一句话说明了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英国必须采取“反对任何大国扩张无度的行为”的立场。　　他接着用自己的话说：“我要求下院能从英国利益出发，考虑这个存亡攸关的问题。如果法国战败投降……如果比利时落入同一统治势力之下，继而荷兰，继而丹麦……如果在这样一场危机之中，我们逃避根据比利时条约所承担的事关荣誉和利益的义务……我简直不能相信，在战争结束时，即使我们持旁观态度，能够把战争中所已经发生的情况改变过来，防止我们对面的整个西欧陷于独一无二的大国统治之下……我相信，我们也将在全世界面前丧失别人对我们的尊敬，丧失我们的名誉和声望，我们将无法逃脱最严重和最严酷的经济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