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理解，”他说，“我不大相信这儿真是他的骨灰。它看起来那么……似乎不像是在二十世纪里会发生的事。让一个平民把他爸爸的骨灰装在盒子里。”“你想一块儿去把它撒在沙漠里吗？”我说，“我们可以现在就去。”“这儿？你是说拿出去撒在屋子后面？”“是的。听着，这不是你爸爸和我所梦想的生活。并不是我们梦想成真了。很难说是这样。可这里是我们的归宿，而我们过得并没有什么不开心。实话对你说，我一直很开心。”“他告诉我别把他埋在沙漠里。他说得很清楚。他要我安顿下来，并在我营造一个家的地方埋葬他，不管那是在哪儿。”“乔纳森，亲爱的。你不觉得这么执着地去追求一个家，有些……矫揉造作么？”乔纳森假装出吃惊的样子眨眨眼。“妈妈，”他说，“你是不是要我做个嬉皮士？”“我要你别有那么多顾虑，”我说，“你爸爸死了。当年你四处漂泊不定让他感到很不放心，因为他无法想像一个人要是没有扎根在什么地方会有什么快乐。那是他的天性。可是，如果由于他缺乏想像力而牵制了你的生活，那将是一种遗憾。尤其是在坟墓之外这个活生生的世界上。”他点点头。犹豫了片刻后，他伸出手去触摸那只盒子。他轻轻地抚过铜片上的刻字。他低着头说：“妈妈，要是我出了什么事———”“你不会出什么事。”我很快地说。“假如真出了什么事。”我倒吸了一口气，看着他。我一直毫不怀疑地以为乔纳森过着简单的独身生活而没有性的体验，使我有这种想法的真正原因是我对他的生活太缺乏了解。现在我知道有一天博比或克莱尔或某个我素不相识的人会打来电话，告诉我一家医院的名字。“好吧，”我说，“假如真出了什么事。”“假如真出了什么事，假如你得同时处理爸爸和我两个人的后事，那我不希望你把我们的灰撒在沙漠里。那会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好么？”我没言语。我站起身倒咖啡。“你想带回去撒在伍德斯托克吗？”我把热气腾腾的杯子放在桌上时说。“也许。我不能肯定。”“随你的便，”我说，“完全由你来作决定。”“我明白，我会找个地方的。想去看电影么？”“还是来一局填字游戏吧？”“好，”他说，“太棒了。来吧。”第二天我们开车去机场，内德的骨灰就藏在乔纳森的黑背包里，和袜子、内衣缠在一起。这回我声言要由我来开车，而乔纳森也没有反对。这是个不多见的阴霾天气，天上铺满了一路从落基山脉冲过来的云，很浓重，但并没有要下雨的意思。空气被稳重而没有遮拦的光线镀成了银白色，你几乎无法辨认出光源，它可以来自天空，也可以同样轻易地从沙漠的地面上散发出来。我从高速公路拐下来，上了一条我认识的岔道，此时乔纳森正在告诉我他对木匠活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嘿，”他说，“是在抄近路么？”“不，不是的。”“我们上哪儿？”“等着瞧吧。”“我要赶不上飞机了。”他说。“不会的。要是赶不上了，你就换乘另一班。”这是一条新铺了柏油的路，宛如一条窄窄的带子，通向山里，那儿散落着几处有钱人的住房。我有一个顾客就住在山区，他们家的房子错综复杂地和周围的岩石紧密结合在一起，已难分彼此。然而在到达那些豪宅之前，公路向下探进了一座不算深的山谷中，这里保留着一处沙漠的小小奇迹：地下水显现在了地表之上，虽然还不致洋溢成一个池塘，却也湿润得滋生出丰饶的绿草和一小片山杨树，山杨树叶不停地闪动着，似乎处于永恒的惊异之中。我把车停在山谷里。在穿过云层的阳光照射下谷地尤其显得美丽。山杨的白色树干和淡绿色的叶子熠熠生辉，而辐条状的阳光仿佛点燃了谷外山坡上火红而粗糙的岩面。“乔纳森，”我说，“我们把灰撒在这里吧，把这件事了结了。”“这儿？”他问，“为什么在这儿？”“为什么不呢？景色迷人，你不觉得吗？”“噢，当然。不过———”他朝后座瞥了一眼，目光朝着他背包的方向。“把盒子拿出来，”我说，“来吧，就现在。相信我。”他带着十分的审慎将手缓缓伸向后座，解开背包的拉链。他双手捧着盒子重新转过身来。“你能肯定么？”他说。“能肯定。跟我来。”我们下了车，向浓密、干燥的草丛中走了几步。乔纳森抱着盒子。苍蝇懒洋洋地围着我们嗡嗡地飞，一只土黄色的蜥蜴停在一块齐腰高的粉红色岩石上，带着它所有飞逝的、如电影快镜头般的生命力瞅着我们。“这儿真漂亮。”乔纳森说。“我有时会经过这里，”我说，“附近有我的顾客。从现在开始不论你什么时候回来看我，我们都可以来这儿，只要你愿意。”“我是不是该把盒子打开？”他问。“是的。并不难。知道怎么开吗？”“知道。”他触到了骨灰盒的拉手。然后他将手挪开，并没有取下盒盖。“不，”他说，“我不能。这不是合适的地方。”“亲爱的，只是一些灰而已。我们撒掉吧，然后继续我们的生活。”“我答应过他的。这不是合适的地方。他不会想要这里的。”“忘掉他想要的吧。”我说。“你做得到。我不行。”他紧抓住盒子，他的指节因使劲而发白，好像他害怕我会把它夺走似的。我说：“这不公平。”“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公平。的确如此。妈妈，你为什么愿意嫁给爸爸？”“我告诉过你那个故事了。”“你告诉我劳工节之后你穿了白皮鞋，他长着漂亮浓密的头发，还有你想不出什么理由不嫁他，所以就嫁了。”他说，“可是你如果除此之外没有更多的兴趣了，为什么还要嫁给他，为什么一直维持着这桩婚姻？你认为自己应该结婚生子，是不是只因为这个才有了我们全家人生活的开始？”“说话小心点，年轻人。我爱你爸爸。你没在这公寓楼里住上好几年。你没有半夜三更时同他一道醒过来，在他不能呼吸时吓得惊慌失措。”“这没错。但你爱他么？我想知道的只有这个。我知道你为他作出了牺牲，支持着他，为他做的一切。可是你爱不爱他？”“竟然问你母亲这种问题。”他把盒子捧在怀里。“我想也许我是爱着他的，”他轻声说，“我很喜欢他。”“他只是个普通人。”“我知道。你以为我不知道？”我们在杨树林边站了一会儿。什么也没发生；什么也不曾移动过。乔纳森抓着盒子。他的脸固执地抬起，他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线。过了几分钟我说：“乔纳森，找一个你自己的人去爱吧。”“我已经有了。”他说。听着我们俩如此这般的谈话，我有了一种眩晕感———像站在极高的地方又缺乏保护时那种头重脚轻的体验。我们一直那么小心翼翼地相处着。而现在，在这场较量已到尾声，当我与他讨论正事时，我们的交谈却并不轻松。“你明白我的意思。”我说。他怒气冲冲地将目光移开，仿佛在我右边的地平线上有什么吸引了他的注意。这儿，就在我前面气呼呼地避开我视线的，是那个四岁男孩，我对他的熟知超过了对自己的了解。现在他又回到了童年，他的伪装是一个正以不列颠式的庄重姿态成熟起来的男人；他所养成的气质使他看上去柔弱，经过些沧桑因而无意再去四处闯荡。“你什么都不了解，”他终于说，“我们的生活与你想像的大不相同。”“我对女人相当了解，”我说，“我可以告诉你，那个女人不会让你得到对她孩子的同等权利。”现在他又可以看着我了。他的目光严厉而明亮。“丽贝卡不是她的孩子，丽贝卡是我们的孩子。”他说。“这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不。从字面意义上说也的确如此。博比、克莱尔和我不知道我们谁是爸爸，于是我们决定就这么办了。”我不相信他。我知道———我弄不明白自己是怎么知道的———他和那个女人不是情侣。他正在对我讲一个故事，就像他儿时喜欢做的那样。不过，我不想再追究下去。“那克莱尔也愿意这样么？”“是的。她愿意。”“也许是她说她愿意的，”我说，“也许是她曾以为她愿意。”“你不了解克莱尔。你所想的是和她完全不一样的人。”“不，我亲爱的。你想的是和她完全不一样的人。我明白你很难相信你认识的人和你所想像的有多么不同，你的生活会发生改变。而我站在这儿想告诉你的是有些规则是普遍存在的，女人不会让其他人分享她的孩子。”“妈妈，”他以一种努力克制的平静声调说，“妈妈，你在讲你自己。是你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孩子。”“好了，听我说。去给自己找一个可以爱的人，生一个自己的孩子，如果那是你想要的。”“我已经有一个了，”他说，“丽贝卡是我的，一点儿不比别人的少。”“三是个奇数。当有三个人时，通常有一个要给挤出去。”“妈妈，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说，“你懂个屁。”“请别这样对我说话。我还是你妈妈。”“请别对我端什么架子。是你想和我谈的。”我说不过他。是我想和他谈的。是我迷失在了婚姻中，任由简单舒适、没有止境的家庭生活摆布着自己。而今，在沙漠的一丛树林中我想谈话了。“所有我想说的就是，”我说，“似乎有某种限制在约束我。我们度过的风风雨雨足以使我们像情侣一样生活在一起。”“而我，”他说，“则在认真考虑让那些限制成为自然而然会实现的预言的可能性。博比、克莱尔和我在一起很快乐。我们打算待在一起。”“历史给人的教训同你说的不一样。”“历史是变化的。妈妈，这不再是和从前相同的世界了。这世界随时都会走到尽头，为什么我们不该努力去争取能得到的一切呢？”“自打世界开始起，人们就相信它要走到尽头了，亲爱的。它没有毁灭，也没有改变多少。”“你怎么能这样说？”他说，“看看你自己吧。”我意识到自己脚下如齑粉般的红灰色土地。我意识到了站在开阔天空下穿牛仔裤和小山羊皮茄克的自己。我说：“你是不是认为到了要解决实质问题的时候，博比会选择你？是的，没错吧？你认为克莱尔会退出去，你和博比一起带孩子，而她只在幕后待着。”他看看我，而我看清楚他了。我看到了一切：他对男人的渴望，他的愧疚和失望，他的怒火。我看到在一定程度上他的愤怒是女人的愤怒。他有女人那种被出卖的感觉。他相信自己被不公平地推到了边缘地带，被错误的人以错误的原因爱了。一时间我感到对他害怕起来。我害怕自己的儿子，在这远离其他一切的旷野上。我们用沉默保护着自己，因为我们惟一另外的选择便是互相怒吼、撕咬、尖叫。我们俩都耻于露出平常的那种火气。“你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他安静地说，而我也让步说自己大概是不明白。我们失去了与对方的联络；我们在一个深不可测的层面上形同路人，那就像一条流淌在爱与亲情之下的河。也许我们一向如此。“我们还是去赶你的飞机吧。”我说。“是啊，还是走吧。”“至于那骨灰，那是你的选择，不管你作了什么决定，什么时候作决定，都要让我知道。”他点点头。“也许有一天我会给丽贝卡，”他说，“给，孩子，你家的传世遗产。”“她也不会知道该拿它怎么办。”我说。“要我说的话，她会知道的。我希望她长大时对于该把祖父的骨灰撒在哪儿不会有半点疑问。”“那很好。那对她很好。”“嗯哼。”“那么走吧，”我说，“要是开快些还正好能赶上。”我们回到车里，在沉默中走完剩下的路程。乔纳森把骨灰又放进包里，拉上拉链。我一边驾车一边想说几句做母亲的忠告，可我想不出该怎么说出口。我很想告诉他我几乎花了六十年才懂得的事情：我们欠死者的比欠生者的还要少，我们使自己快乐的惟一机会———一个很小的机会———在于欣然去接受变化。可是我说不出口。我们到达时已经很晚了，所以他待会儿得纵身跳过机场大楼前的围栏。“再见，妈妈。”他说。“再见。照顾好自己。”“好嘞，我一直都很好。”“我可没底儿。去吧，快。你要赶不上飞机了。”他下了车，抡起背包搭在肩上。在朝飞机奔去之前，他转到驾驶座这一边。“再见。”他说。他是病了，还只是老了？他为什么那么形容枯槁，他嵌在脑袋上的眼睛怎么显得那么大了？“乔纳森？到家后给我打电话，好吗？我只想知道你到时还是好好的。”“好的。当然。”他在打开的车窗前弯下腰，我轻柔但却结结实实地在他嘴上吻了一下。我与他吻别了。然后他走了，既不挥手，也没有回头。乔纳森博比和我在埃里克的火车进站前几分钟到了。在那样一个小镇车站———只是一座和工具棚差不多大的褐紫红色砖房，面对着一块水泥月台———你就有了身处偏远地带的真实体验。在这儿，这个城乡接壤的地方，你就明白了：一辆火车开来的真正重要意义是它随后就要离开到别的地方。即便在我们看见那银练似的火车像蛇一般转过最后一段绿色山坡向这里开来时，我已经想到了它出站时将卷起的尘沙。煤渣和一只给丢弃的纸杯将顺势围着月台飞快地打几个旋，然后重新没入笼罩一切的寂静中。一台以前卖过报纸现在已裂开了口的售货机歪歪斜斜地立在香蒲和荨麻中间，这些花草已蔓延过了铁轨。我给埃里克打电话是因为我寂寞。不对：我应该给自己的境况起个合适的名字。我们搬到伍德斯托克时我曾以为附近会有更多单身的同性恋男人，我想像着能与他们在酒吧或旧货市场相遇。然而结果却是住在那儿的同性恋者来的时候都是成双成对的。所以最终，我给“感觉好爽医生”挂了电话，邀请他过来度周末。我拍了拍博比的肩，因为我感到紧张。我有一年多没看见埃里克了。另外只有一个人站在月台上，是个胖老太，她越发急躁地在一只白草包里找着什么。火车蜿蜒地开过来时，我把手一直放在博比的肩上。一个来自我清明合理的旧生活中的故人，即将到我陌生而富有田园风味的新生活中来看望我了。火车隆隆地驶进了站，车门像叹气似的打开来。先下车的是一家子，接着是一个穿褐色西装的秃顶男人，随即是一个年轻些的胖女人，那拎草包的老太过去迎接她。一时间，似乎埃里克根本不在车上。然后他出现了，提着一只蓝帆布箱，站在火车三级金属台阶的最上面。我看见他的那一刻就明白了。像埃里克这么精瘦的人，即使只掉五磅肉都会产生体重显著减轻的效果。他掉了起码十磅。他的皮肤灰暗而浑浊。他微笑着。他稳当但很缓慢地走下来，移动脚步时仿佛在让头顶上一只隐形罐子保持着平衡。当他跨下最后一步走到水泥地上时博比扶住了他的胳膊。“嗨，”埃里克说，“我来了。”“你来了。”我说。经过短暂的踌躇之后，我们拥抱了。透过他的衣服———黑牛仔裤和蓝斜纹布衬衫———我实实在在地感到了他的消瘦。就像抱着一捆棍棒。在他的拥抱中我感到了一阵恐慌。血涌上脑袋使我有些目眩。我能想到的就是挣脱开来，从月台跑到香蒲花丛中去。当埃里克和我抱在一起时，世界在我眼前分解成了一个个游动着的亮点，颜色杂乱而鲜艳，一时间我仿佛可以把他打倒，把他踢到车轮底下，于是他就给碾得无影无踪了。于是他就不存在了。然而我却抓住他瘦骨嶙峋的肩膀说：“见到你真高兴。”火车又开动了，卷走一片齐膝高的闪闪发光的尘暴。“谢谢，”他点着头说，“多谢。到这儿来真好。我有很长很长时间不来乡下了。你好，博比。”他和博比握了握手。从博比的脸上我看不出他知道多少。他带着老家仆那种不动声色的沉稳将埃里克的箱子提上汽车。埃里克走路还算好，只不过他的步伐中有着明显的谨慎，是上了年纪的人那种小心翼翼，好像他的骨骼如蜡一般柔软脆弱。“一路上还好吧？”我问。“很不错。哦，是的，很好。火车经过了一些挺美的地方，这儿真的，嗯，真的很美，是吧？”“是啊，”我说，“如果你喜欢这种景色的话。”他迟疑地眨眨眼。埃里克能理解一般的笑话，却听不懂我这小小的讽刺。“我们喜欢这儿，”我说，“到处都很宁静，很令人满意，也很无聊，就跟你以前所想像的一样。”“哦，”他说，“嗯，很好。那很好。”我们上车向家驶去。博比开车，埃里克坐前排，我坐后面，那通常是儿童的位子。我们驶过熟悉的公路时，我眺望着长满野草的平原，禁不住又想着要藏身其中，想着要深深地钻进草地中，直到完全隐没在黄绿色的叶片里，即将到来的季节很快就要把它们染白了。十四个月前，当埃里克和我最后一次做爱时，我们彼此间都很小心。但再往前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却完全没有顾忌。我用手指轻轻摩擦胸口，看着在天空下摇摆不定的草叶。埃里克说：“博比，你有没有把收集的唱片带来？”“哦，当然，”博比说，“你知道我的。我们买了唱机，还有其他好多东西。”“我从城里给你带了些礼物，”埃里克说，“金融区里有家很大的音像店，你相信不？”“哦，我知道那家。”博比说，“没错，我去过。”我们向家驶去，不时挤出一阵谈话。我吃惊地发觉，对于询问埃里克的健康问题，我感到一种显然是社交性的厌恶。并非恐惧，而是尴尬使我不愿提起；他就像从战场上下来的缺胳膊断腿的伤兵。从我坐的地方，我可以透过他稀疏的汗毛看见一块衰弱的皮肤———汗毛和皮肤都没有了往日的光泽，这种光泽只有在失去时才会被感觉到。虽然埃里克从来都不是生龙活虎的，可现在他的头发看上去好像会断落在你的手中，头发下的头皮生硬而干枯，得不到丝毫滋润。面对他健康恶化的种种迹象，我能做的是指给他看我最喜欢的风景，说说当地居民的古怪，告诉他我最近去赶集市，看见了人们骄傲地展示着特大的黄瓜和四健[4-H，指head，heart，hands，health，系美国农业部提出的口号，旨在推进对农村青少年进行农牧业、家政等现代科学技术的教育]小猪。我没法不去摸自己的胸口。我们过了哈得孙河。桥下的驳船划开了闪闪发光的水面。对岸树上的叶子经过几夜的初霜正开始变黄变红。树林之中，昔日百万富翁的豪宅如今已摇摇欲坠，它们茫然地看着愈加寒凉的冰蓝色天空。当我们开上通向家门的砾石车道时，埃里克吸了一口气说：“哦，太美了。难以相信这是你们的。”我从没听到过他这种兴奋的声音———这种表达着惊奇的颤抖语调。我不能肯定自己是否能相信。它有一种过分热情的虚假色彩。他就像一个妻子，被雄心勃勃的丈夫带了去拜访他上司的乡村别墅。“还是等着看看里边吧，”我说，“要修整的东西多着呢。”“噢，不，这好极了。简直好极了，”他说，“不管它里面怎样。”“等着瞧吧。”我说。克莱尔抱着孩子在门廊迎接我们。丽贝卡刚洗过澡，她瞪大了眼睛吃惊地望着我们，似乎以前从没见过像我们这样的人———三个男人钻出汽车登上门廊的台阶。克莱尔叫道：“嗨，小伙子们。”“你好，”埃里克说，“哦，嗯，很高兴又见到你。哦，瞧这孩子。”我从克莱尔的表情看出来她怀疑到了什么。我几乎可以看到她心理活动的过程：努力想将眼前的埃里克与她几年前看见的埃里克对上号。他向来就这么面黄肌瘦吗？他的皮肤一直这么灰暗吗？“是呀，”克莱尔过了片刻说，“你今天算是来对了，自打早晨一睁眼她就表现得像个天使。还是赶快多看看她吧，因为情况说变就要变了。”埃里克不知道该怎么对付小孩子，于是站在几英尺外的地方说：“嗨，宝贝儿。你好。”丽贝卡呆呆地看着他，或是看着他附近的空气，下巴上挂着垂涎。那时她已经说了好几个月的话了。私下里她会把真正的单词和她自己发明的词汇混在一起，咿里哇啦地说几个小时，但面对陌生人时她就不吭声了，只是挺入迷地瞪眼瞧着；她毫不害羞，但略微有些害怕，什么也不做，等着看下面会发生什么事。在对情况还拿不准时，她便仍然享受着婴儿的特权；在她不知所措的注视目光里，可找到一种放纵的特质，那几乎具有了性的意味。我已经得到了些做父亲的体验———你爱你的孩子，部分原因在于你看到的是全然赤裸的她。小娃娃的生活是没有阴暗面的，相比之下，你认识的其他所有人都似乎给遮住了，捂住了，一肚子让人伤心的小小伎俩。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已经懂得，虽然我能够想像出丽贝卡长大后会怎么惹我生气，怎么伤害我或让我失望，但我明白她永远也不会把自己弄得使我觉得陌生。哪怕她长到了三百磅重，哪怕她鼓吹昆虫也是法力无边的神，哪怕她谋财害命。我们被连在了一起；我们已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只要我们活着，这关系就不会消解。“让我抱抱怎么样？”我说。克莱尔挺不情愿地将她递过来。当我把她抱在怀里时她带着毫不畏惧的眼神看着我。我说：“嘿，丽贝卡。”而她忽然乐得大笑起来，仿佛我是刚从盒子里蹦出来的。我把她贴紧了我的胸口。我把鼻子凑在她胖胖的肩膀上并吸着气。埃里克说：“这真有趣。你们大伙儿在这儿做的事情。我的意思是，这非常非常有趣。”“你说得还算客气，”克莱尔说，“进来吧，我带你去看你的房间。哦，我一直想对谁说这句话呢。”克莱尔把埃里克领进了屋，博比提着箱子跟在后边。我和丽贝卡在外边待了一会儿。镀上了沉甸甸的金色的午后阳光将山坡上每一棵树都映衬得清清楚楚。一只肥胖的带斑点蜘蛛一动不动坐在一张网的正中央，蛛网在两根柱子和门廊的栏杆间勾画出整齐的六角形。我们刚用扫帚把蛛网扫掉，这些乡下的蜘蛛———有些颜色很鲜艳，有些则灰头土脸———就以同样快的速度把它们重建起来。丽贝卡哼了几声。她开始激动而气愤地拍起手来，这是毫没来由、歇斯底里的哭闹的前奏。我抚摸她的头发，等着她发作。我想着就这么走开，带她一起到山里边去。“还有那么多要做的事，”我低声说，“地板还有那么多干腐，而厨房还没开始弄呢。”我们带埃里克去看餐厅，我们的预备厨师玛丽斯和她的情人格特，也是新来的女招待，将店面看管得很好，博比和我走开几个小时也不会出什么问题。我们刚开始经营时准备仿效从亚利桑那开车回来的路上所希望看到的那种———一家有点古怪的餐馆，老老实实供应着手工做的食物。事实证明我们不是惟一追求简单而不起眼的饭店的人。我们的馆子顾客盈门，到了周末，人多得更是排起了长队，延伸至半个街区。我们既满意又有些不安地看着人们这么贪婪地想吃这么简单的饭食：面包以及用新鲜土豆做的煎饼，汤和炖肉，每天两款不同的馅饼。有时我觉得我们是在装出淳朴的样子，从而欺骗了他们———我们的生活曾那么曲折而刺激，如今我们却把花格面包皮包在苹果上赚钱，这些苹果就是从不到十英里的一片果园里运来的。我们还和当地的一位老大妈签了合同，收购她自制的果酱。可是，半数的食客穿的是从商品目录上订来的乡下衣服以及香港人或危地马拉人织的土里土气的毛衫。我并没有觉得有谁给愚弄了。“哦，这真是妙极了。”埃里克叫道。那天餐厅已经打烊了，但仍有一半的餐桌旁坐满了快要吃完的顾客。玛丽斯和格特跟我们打了招呼，她们的问候里同时夹杂着同志般的欢笑和稍纵即逝、难以觉察的厌恶。我发现自己隐约地为埃里克的苍白和消瘦难为情———似乎我把自己堕落的一面带来了，把某种令人不快的隐私带到了这里，而我本来一直在这儿很好地装扮着一个纯洁的形象。玛丽斯将博比带进厨房，告诉他需要再订购些什么，并指给他看她弄了半天才切开的电线口子，和暂时用来接通洗碗机的插头。我已经懂得，即使是一家生意兴隆的小餐馆也时刻处于危机之中。各式各样的机器在最需要工作时熄火了，或着火了，要么干脆瘫痪了。运来的蔬果给碰伤了，或是还没成熟，大黄粉虫在面粉里钻进钻出。顾客的口味有很明显的风格可循，但实际上却很难预先摸准，于是这个礼拜不够用的配料，下个礼拜就会烂在储藏架上。赚得的利润虽然很稳定，但并不多，而且似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个小时我们都得赶紧烘烤出更多的馅饼，切好更多的土豆，还要和卖蔬菜的为一车蔫掉的莴苣讨价还价。有时我走进餐厅，看见每张桌子旁的人都毫不在意、无动于衷地吃着东西，谈着日常琐事时，便会感到某种惊讶。他们相信这是一家餐馆；我们和腐烂、寄生虫、供货商没完没了的欺诈伎俩作斗争，为的是将简朴的饭食盛进这些雪白的陶瓷盘里，而他们却觉得这一切都很正常。偶尔当一位顾客抱怨蛋煎老了或熏肉太生时我就强迫自己千万不要尖叫起来：“我们毕竟做出来了，你难道不觉得很幸运么？你懂不懂？你的感激之情上哪去了，看在上帝的分上？”我开始能理解速冻食品、冻干食品以及微波炉的好处了。味道还行，而且是可预知的。或是已切成了丁，或已捏成了形，或已经擀好了，或已给剁碎了。不会坏，可以一直保存到客人又想吃的时候。还不到两年前，那些灯火通明却无人光顾的小吃店的主人好像还受着我们的鄙夷，因为他们又馋又懒，卖的都是那些堕落的速冻食品。现在我明白了，他们不过是一种更加实际、更具诱惑力的失败的牺牲品。格特问埃里克和我是否想来点什么。咖啡还在热着，她说，就她所知还有两块乌饭浆果馅饼。她知道埃里克病了么？是不是由于这个她才那么关心我们？我看得出埃里克被格特吸引住了，因为她的确很有吸引力，有一张坚强而红润的脸和灰色的长发，她辞去了出版公司的一份好工作而搬到这里和玛丽斯住。她打扮得像个农妇，穿印花布裙和对襟毛衣，可她会说俄语，编辑过一位大诗人的作品。我们说不谢谢咖啡和馅饼就免了吧，她便回到顾客那边，我很想悄声说“我们认为她从自动出纳机里偷钱”，于是不得不忙活起来，以抑制自己要说话的念头。埃里克用他那新学会的、过于活跃的语调说：“这地方装点得非常可爱。”“那是我们为吸引目标观众而搞的一套外表装饰的一部分。”我说。“那些孩子都是谁呵？”他指着墙上的照片问。“不认识，”我说，“一块钱五张，在哈得孙上游的一家旧货店里买的。现在他们中间有一半成了酒鬼，或耶稣迷[指基督教耶稣运动青年成员]，或是蹲牢房的，另一半住在拖车式活动房屋停车场里，车上还有六个孩子。”他赞许地点点头，仿佛这都是小孩子长大后很好的归宿。博比从厨房里出来，后面跟着玛丽斯，她是个健壮、脸上有雀斑的女人，头发呈杏黄色。“我想这台洗碗机也许该扔了，”他说，“它看起来，呃，糟糕透了。”“还挺好嘛，”我说，“运一台新的过来要好几个礼拜。你明白他们的工作效率。”玛丽斯作出擂我一拳的样子。“嘿，你这家伙。”我忙用手抱住脑袋。“哦———别打我。”我说道。这是玛丽斯和我想出的穿越由性和权力交织成的迷宫的办法。她在我们店里收入不错，总爱用拳头敲我们，使劲地揪我们的脸蛋，或是拍我们的屁股。我是她老板，却装出怕揍的样子，但这与我的真实感受并非毫无联系。玛丽斯性格宽容而镇静，善于处世。她在早晨最忙的时候修好了洗碗机。她是个好水手，并且是滑雪专家，她还知道许多树的名字。“那，我们得将就着用到它彻底坏了为止，”博比说，“你我也许得回那儿洗一段时间盘子了。还要希望卫生检查员不会停车下来看。”“饭店老板的迷人生活。”我对埃里克说。他欣然点头。我们在家吃晚饭，孩子成为主要话题。克莱尔和我把埃里克当做听众，讲述我们自己对带孩子中的琐碎事情有多么感兴趣。当我们传递玉米、汉堡包和番茄沙拉时，我们争抢着想说出下一个丽贝卡的古怪故事，告诉他我们感到很震惊，因为做父母的需要注意那么多的道德和身体方面的问题，告诉他我们已分别下了决心，那是关于如何引导她在相对而言不受伤害的情况下，步入充满爱和财富的生活的。埃里克的彬彬有礼也许已在他的基因上打下了烙印，他在我们说话时惊奇地眨着眼睛，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也许是佯装出来的，也许是由衷的，难以辨别。吃过饭我们把丽贝卡送上床，然后看克莱尔租来的一部片子。(放电影前她说：“我们不能光靠谈话来打发这个周末。我储备了电影、游戏之类的东西。要是能有狗表演我也会把它们请来的。”)看完之后我们伸懒腰，打哈欠，并说困得要命———倒不全是假的。是啊，我们一致认为，该上床睡觉了。埃里克弓腰坐在椅子里，双手插在两膝间，仿佛屋子里寒冷刺骨。他那么瘦小，那么坚决地想成为一个谦和的好客人———一个百依百顺的人，总坚持说主人的愿望正合他意。几乎在我明白自己会说出来之前我就开口了：“埃里克，你这样有多久了？”他看着我，飞快地眨巴着眼，表情中夹杂着惊讶与失望。他使我感到他也许以为我是病源，而事实上的确有这种可能。“我本来还不能肯定是不是会给人看出来。”他说。他的声音轻得我几乎听不见，柔和得像散热器发出的咝咝声。可他的眼睛却猛烈地眨着，他的大腿更紧地夹住双手。“我最近感觉比以前强，”他说，“我的意思是，嗯，我本来以为自己看上去挺好。”“多长时间了？”克莱尔问。在我说话之前她就借口做香草茶而站着没动，她仍然站着，像固定在了沙发边上。博比还是坐着，一言不发地看着。埃里克在犹豫，仿佛要努力回忆起来。“哦，我身体有一年多感觉不太好了，”他说，“我无法相信，我是说这似乎很奇怪，那么清楚地想像过这些症状，然后就开始长在我身上了。有段时间我以为那也许是自己疑神疑鬼。可是接下来，呃，五个月前我拿到了诊断通知。”“而你没给我打电话？”我说。“打了又怎么样呢？”他说。现在他的声音清晰得穿透了空气，就像一根电缆穿过了浓雾。他的声音失去了那种礼貌而兴奋的腔调，带上了一种我从没听过的苦涩。“不大可能有什么治好的办法，”他说，“治疗也只可能给你徒增烦恼。”“在你染上病时我见过你，”我说，“你什么也没提。”可就在同时我记起来：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可言。我们的交流主要建立在性和共享的孤独之上。他看着我。他的眼神很可怕。“说实话，我当时感到很尴尬，”他说，“以前当我想过这类事情会发生，当我想着它，你们知道，有这种想像时，我知道自己会害怕、恼怒。还有，嗯，内疚。现在这些都不会让我太吃惊。但让我吃惊的是我会为此而感到尴尬。”“宝贝儿，没事的。”克莱尔说。埃里克点点头。“当然没事，”他说，“还会有什么事？”“不会，”她说，“对不起。”“我曾以为自己正朝着某个像这房子一样的目标努力，”他说，“就是说，正在努力构想该怎么生活。我曾以为我会设法赚到钱，然后在这么一个地方安定下来。”“这儿的夜晚可长呢。”克莱尔说。“这里是天堂，”他说，“别想哄我了。这儿真他妈的是天堂，你们知道的。”我们都保持原来的姿势没有动弹，灯仍亮着，钟还在嘀嘀嗒嗒地走。我能想到的只有丽贝卡。正如我早先想躲到那些高高的草丛里一样，现在我只愿到她房间去，唤醒她并抱抱她。我想着她那双完美的小脚，和她用一只手抓头发，同时吮另一只手的大拇指的样子。我不知道在她二十五岁时，这个习惯是否还会留下几丝痕迹。作为一个少女，当她焦急或疲倦时，是不是也会去抚弄自己的头发？会有人为此爱上她么———棕色的头发被一根无意识的手指绕起，又解开，接着又绕起来？会有人为此而气恼么？会有某个人在某一天看着她精疲力竭，手指忙个不停的样子而想到“我已经受够了”么？我说：“我上去看看孩子。”“她好好的，”克莱尔说，“没闹出什么声音。”“去看一看总不会有什么不好。”“乔纳森，她很好。”克莱尔说，“真的，她没事。”那天晚上埃里克单独睡在我床上。尽管我说要去睡楼下的日式床垫，但最后还是挤在了博比和克莱尔的床上。我躺在他们中间，胳膊叠在胸前。“真正让我感觉很糟的，”我说，“是我多么地为自己担心。埃里克病了，我为他难过，但只是在一个很疏远的层次上。就好比我对自己的关注是一支苏泽(1854-1932)进行曲，而埃里克的实际病情就像背景音乐里的一支短笛。“这很自然，”她说，“不过听着，你八成不会有事儿。从上次你和埃里克……到现在有，多少，一年多了吧，你一直好好的。”“这病有至少五年的潜伏期，”我说，“最近科学家认为可以有十年。”她点点头。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了；她的反应跟我预期的不一样，不是那种克莱尔式的勇敢和轻率。她似乎变了一个人。博比默默地躺在我另一边。吃完饭后他还没怎么开过口。“博比？”我说。“嗯哼？”“怎么了？你一声不吭。”“我很好，”他说，“我只是在想事情。”克莱尔在我胳膊肘上捏了一下。我知道她的意思：别去烦他，给他时间去作出自己的反应。博比以一种几乎是昏昏欲睡的从容态度来体验世上的种种惊愕。克莱尔和我私下里商量好了，如果房子着火，我们得有一人负责帮助他决定从哪扇窗户跳出去。“我只是觉得那么……古怪，”我说，“从现在起我怎么能不每隔五分钟检查一下有无病症，而就这样一天天活下去呢？”“亲爱的，你八成不会有事。”克莱尔说，可她的声音缺乏说服力。作为补偿，她拍了拍我的胸口。自从孩子生下来后克莱尔对于身体的接触更加习以为常，尽管她的抚摸仍然那么迅速而含糊，仿佛她怀疑别人的肉体会烧伤她的手。“你怎么想，博比？”我问。“我想你没事的。”他答道。“嗯，那好。我很高兴你这样想。”克莱尔说：“我不知道埃里克打算怎么办。我感觉他没有多少朋友。”“他有朋友，”我说，“你以为他生活在真空里么？你以为他只是个没有自己生活的戏子？”“我怎么会知道？”克莱尔说。从她的语调里我明白了，她在以某种方式责备我没能爱上埃里克。自孩子出世以来，她丢掉了几分以前所持有的愤世嫉俗的态度，而觉得世界应该有更多一些平常那种毫不犹豫的亲情。“请你不要跟我闹别扭，”我说，“现在不行。换个时间你可以加倍地跟我闹。”“我没闹别扭。”她说。她的习惯就是抵赖自己所做的事，甚至就在她做着的时候。此刻我相信，她这样下去会给孩子造成很大的危害。当做母亲的叫嚷着“我没有叫嚷”的时候，丽贝卡的成长会受到怎样的影响？“是啊，”我说，“你没有。你总是对从自己嘴巴里说出来的话一清二楚，要是其他人以为自己还听到了什么，那准是幻觉。”“我们现在没有吵架的必要，”她说，“除非你真想吵。”“也许我真想吵呢。你因为我没有和埃里克相爱而恼火，是吧？”“当然不是。我怎么会为那种事生气？管你有没有爱上谁。”“哦，我们三个更习惯于含含糊糊的态度，”我说，“不是吗？告诉我。你认为我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团糟，是吧？你认为我脑子有问题，因为我爱着你和博比，还和埃里克保持着严格的性关系，是吧？”“那可是你说的。”“可我希望听到你的想法。你认为我是残缺的，对吧？你认为博比和我每人只是半个男人，所以到头来你和我们俩在一起。在你眼中我们俩合起来才是一个人。是么？”“住嘴。你只是不高兴罢了。现在不是谈话的好时间。”“这不是我原本想得到的，”我说，“这只是实际发生的事情。我不希望你因为这个就突然不理我了。克莱尔，看在上帝的分上，我怕极了。”她起先想说“我不———”，但说不下去了。“哦，也许我也一样，”她说，“我也很害怕。”“我没必要只是因为埃里克病了就去爱他，”我说，“我没有必要突然去为他负起责任。”“是啊，”她说，“是啊，我想你是没必要这样做。”“妈的，我为什么非得邀请他？”“乔纳森，亲爱的，”她说，“埃里克到这儿来并没有改变什么。你说起来好像你认为他带来了某种病菌似的。”“难道不对么？在此之前我可以过一整天而不去想这事。现在已没法这样了。”“你说的话没道理，”她说，“唔，你说的尽是些疯话。我明白你在说什么。但不要怪他。这不是他的错。”“我明白，”我痛苦地说，“我懂。”我的局限正是在于我的理智。我太镇静了，表现太好了。如果我是另一种人，我会在屋子里横冲直撞，把瓶瓶罐罐摔在地上，将墙上的画扯下来。这当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但这其中却有一种纵欲的快感———眼下我惟一能想像到的愉悦。我想到性就心生厌恶，想到我的朋友还舒适地生活着，他们的血液还好端端的没被污染时，我也感到不自在。我惟一的欲念就是想在房子里一边尖叫一边奔跑，撕烂窗帘，砸毁家具，打碎所有的窗玻璃。“尽量多睡一会儿吧，”克莱尔说，“不睡觉为这个担心是毫无意义的。”“我知道，我会尽量去睡的。”“好。晚安。”“晚安。”她把胳膊放在我肚子上，并将我更近地拉进了她温暖而带香水味的气息之中。博比在我另一侧轻柔地呼吸着。我知道我应该感受到了安慰，我几乎也感到了，然而那种真切的安适感却刚好在我可以够到的地方之外颤动着。我身处一个遥远的地方，如果我死了，人们会依旧生活下去。我躺在克莱尔和博比之间，倾听着丽贝卡的动静。要是她醒了并哭闹起来，我会到她的房间去安抚她。我会为她热一瓶奶，并在她吮吸的时候抱着她。我躺在那儿等着第一声啼哭，可她一直睡着。博比已经过了半夜。一团团的云滚了过去，继续它们从陆地中心到大西洋的漫长旅程。一轮满月自由自在地将明亮的光射进我们卧室的窗户。当我走过被月光照白的地板时，我停下来看乔纳森和克莱尔，他们在老虎窗的阴影中睡着。她低声打着呼噜，发出轻柔的伴着呼吸的噗噗声。他躺在那儿，脑袋斜斜地与她保持着距离，仿佛他在梦里听见了响亮的声音，并且不愿让这声音打扰她的睡眠。我穿过走廊，敲了敲那扇门，但我没有等待回答。这间屋在房子背对月亮的一边———屋里的夜色更加浓重。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轻声说：“埃里克？”“嗯？”“你在睡吗？”“没有。唔，没有。我没睡，真的。”“我只是，呃，我只是想弄清楚你是不是舒服。”“我很舒服，”他说，“这是张好床。”他的脑袋是颜色鲜艳的被子边上一团移动着的黑暗。我捕捉到了他发出的几丝微光：他的眼睛，他半球形的前额。房间里闻不到病人的气味。“是克莱尔的旧床，”我说，“嗯，有段时间是克莱尔和我的。现在给乔纳森睡了，我们，你知道，还有另外一张。”“是张好床。不是太软。我总以为乡下的床是很软的。”“有时会钻进来一只老鼠，”我说，“我们一直说要逮住它，但我们从来没去做。我不敢断定我们是不是，你知道，能彻底做个乡下人。”“这儿的老鼠比城里的大概要干净些，”他说，“它们大概更像真正的动物。”接下来是片刻的沉默。过了一会儿我们听见老鼠在墙里边乱爬的声音。我们笑起来。“你有人，呃，在纽约帮着照顾你吗？”我问。“哦，有志愿者，”他说，“我要是真病得非常非常厉害了就可以给那些机构中的一个打电话。”“你家人呢？”“我家人已把我除名了。”“他们不愿帮你？”我问。“他们不理我。我是个浪荡子。我姐姐还给我打电话，但她不愿和我待在一间屋里。她认为这会传染给她孩子。”“你那份工作还在吗？”“不，没有了，几个礼拜前我得肺炎住进了医院，然后他们就把我解雇了。”“那你的朋友呢？”“有几个去年死了。他们就这样走了，六个月内，呃，有三个。还有一个住在医院里，我一直认为他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他病得比我更重。他已经认不出别人了，除非哪天他状态非常好。”“你怕不怕？”我说。“你觉得呢？”“怕。嗯，换了我也会挺害怕。”他叹了口气。“其实有时候我并不害怕，”他说，“这种事总是有的。可现在每分钟都发生着变化。甚至在我不害怕的时候情况也在变。我感到———哦，我说不上来。就是和以前不同。我以前总是不知所措，你知道。就像我没有躯体似的，好像我自己就是，我不知道，就是我所走过的路。现在我再也不会不知所措了。”“嗯哼。”“而且，你要知道，”他说，“如果我真考虑过这件事的话，我就把自己想像成一个没有遗憾的老人。你知道不？我想像一个很有名的老人躺在床上，周围的人簇拥着他，而他在说‘今生无悔’。真的很傻，是吧？真的非常傻。”“你到底后悔什么呢？”我问。“哦，嗯，也没什么，我想。我的意思是，我原本以为我这辈子会干出更多的事情。我只是以为我会有更多的时间。就像我说的，我以为我会出人头地，然后隐退到这么一个地方来。”“嗯哼。啊，这儿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的。”我说，“只有一家电影院，而且没有地方可以听到好音乐。”他笑起来，发出低沉而刺耳的声音，像有人在刮土豆皮。你能在他的笑声中听出他的病。“其实我在纽约从来没做出什么事情来，”他说，“我只是，怎么说呢，我想你会说我一直在拿自己的生命赌博。我想你会这么说的。我总以为情况会好起来的。我以为我只需勤奋并且充满信心。”我向床走去。我站在他身边，老鼠继续在墙里爬着。“呃，嘿，我上床跟你躺一会儿怎么样？”我说。“什么？”“让你一个人待在这儿好像不大对劲儿，”我说，“让我钻到被子里和你躺一小会儿好吗？”“我没穿衣服。”他说。“没事儿。”“你怎么回事？”他说，“因为我有病所以你想跟我睡？”“不是的。”我说。“要是我没病你会愿意吗？”“我不知道。”“哦，看在上帝的分上，请你出去好不好？出去行不？”“听着，我很抱歉。我不是想，呃，来冒犯你的。”“我知道你不是。不过走吧。求你。”“那，好吧。”我说。我出了房间并把门带上。我感到胳膊和腿都沉甸甸的，一种讨了没趣的失望和一种说不上来的、漂浮不定的尴尬。我并没打算要侵入他的隐私。我只是想拥抱他一会儿，把他的脑袋靠在我的胸膛上。我只是想在他的身体慢慢地被过去吞没的时候能拉他一把。乔纳森第二个周末埃里克又来了。我不是很清楚我们为什么要发出邀请，而他为什么要接受———我们，包括埃里克在内，没有谁过得特别开心。整个星期天他都显得郁闷而离群。不过，当我们把他送到车站时博比仍然问道：“下个周末还来吗？”埃里克犹豫了一下，然后说好吧。他一旦说出口了语气便干脆而坚决起来，仿佛在要求得到自己应有的权利。博比和我驾车回去时我问道：“你真希望那么快就让埃里克再来么？”“乔恩，”他说，“那家伙需要在乡下待一些时间。真的，你有没有看到他的样子？”一时间博比似乎还没有理解埃里克的病是怎么回事；他似乎还相信埃里克只是压力太大，太累，需要充分的休息。“他需要的不只是这些。”我说。“嗯，我们能做的只是让他来乡村歇一会儿。他现在是，呃，这个家中的一员了。不管我们喜不喜欢。”“这个家，”我说，“你得知道，你这混账话要把我逼疯了。”他苦笑着耸耸肩，就好像我在为一种谁也控制不了的局面而气恼。现在埃里克已跟我们连在一起了，不管这联系有多么单薄，而在博比的个人经济中，我们是有义务为此拿出所有东西的。埃里克在第二个星期五乘五点的火车回来了。此时他的谈吐又恢复了那种彬彬有礼、略带点刺耳的兴奋劲儿，不过比起以前来他的举止常常会出些差错。博比担当起了照顾埃里克的主要责任，等到埃里克第二次来乡下快结束时，这两个人已开始了一种求爱式的关系。博比固执地表示着亲昵，埃里克则以一种病弱的、略微有些烦躁的贪婪态度来接受他的侍候，好比一个怨怒难平的灵魂，回来苛求活着的人给他补偿损失。星期天的傍晚我和克莱尔以及丽贝卡待在厨房里。克莱尔切着一只鳄梨。丽贝卡坐在案台上玩一套塑料做的动物形状的饼干模具，我站在旁边，防止她掉下去。我们看见博比和埃里克坐在窗外杂草丛生的地上热烈交谈。博比两手一挥，表示他们讲的东西十分巨大，而埃里克则没有多少信心地点着头。“这下博比有新欢了。”我说。“别这么刻薄，亲爱的，”克莱尔说，“这不像你说的话。”她把切好的鳄梨片放在盘子里，又开始剥一只百慕大洋葱。“我只是不喜欢埃里克突然成了我们最喜欢的行善对象，”我说，“他实际上是个陌生人。”“我们有接纳陌生人的地方，你不觉得么？并不是说我们自己还缺些什么。”“这么说你现在成了德肋撒嬷嬷[获一九七九年诺贝尔和平奖]了，”我说，“好像有点突然吧。”她心平气和地看着我，而这种态度有着比任何批评都要多的让人无法反驳的谴责意味。她变了，我再也不能读懂她———她放弃了那种愤世嫉俗的态度，却多了一层晦涩的母性。我们仍然是朋友和家里的搭档，但我们失去了以前的那种亲密。“我知道，”我说，“我是个堕落的人。”她拍拍我肩膀。“请别拍我，”我说，“你以前从不像这样拍我。”丽贝卡哭了起来，此前她一直在叽里咕噜地打量着一只驼鹿形状的饼干模子。不和谐的声音能像细丝般勒进她的皮肤；每当有人在她附近怒气冲冲地说话时她便会哭。“嘿，孩子，”我说，“没事的，别管我们。”我想抱她，但她不愿意。她坚持要克莱尔，克莱尔带她进了客厅，留下我把剩余的洋葱剥完。埃里克最终住了进来。除了那间在东二十街冷清的、毫无舒适感的公寓外他无处可去。起初他在志愿者的陪伴下忍受着病痛的煎熬，后来住进医院，睡的都是给穷人和没有保险的病人准备的床。博比坚持要让他经常来，而当他已承受不起这旅行时便搬进来住下了。我让出了我的卧室，并称我发现睡楼下更好。接纳埃里克并非易事。我为他的病而讨厌他，同时又不得不对他好，因为我自己若是病了也希望能得到善待。若是我的元气也开始泄漏，我的身体也开始恶化，那我希望自己的温柔体贴也能激发出别人同样的表现。有时候我的确捕捉并体验到了这种感觉，于是焦急而不安的关切之情便涌上心头。有时候我仅仅是在表现这种感情。埃里克反对了一阵子后还是同意了睡我的床，他这么做的同时也就明显地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对不断进行着的生活的主动参与。我们都会有这种时刻，在我们最终从健康转向沉疴的某个时候。我们放弃了以前为别人的需要着想的义务，而任由他们照顾着自己。我们的地位也发生着转换。我们成为一个新王国的公民，尽管我们仍保留了以前自己最好的和最坏的方面，可在肉体上我们失去了对命运的控制。埃里克需要我的房间来完成死亡这一复杂的事件。他成为只能在私下里生活的人，很难忍受自己处于家里来来往往的人中间。于是他带着礼貌而略微有些委屈的微笑让我把他抱上了床。他最后一次到这儿来的第二天我度过了三十二岁生日。我们带他到林间散步，给他做不会加重其机体负担的食物。他成为屋里的迟暮老人，一会儿优雅守礼，一会儿暴躁不安。仿佛是我们的爷爷搬来跟我们住了。冬去春来。餐馆开得很红火。丽贝卡长出了新牙，并发现不管要求自己做什么都说“不”有多么好玩儿。埃里克衰弱的速度出乎我们意料。他的体力时而骤减，时而又恢复过来，有时就发生在数小时之内。他的肠子有毛病，发烧，还会视线模糊。他的脑子偶尔会游荡到别处———变得思路不清、好忘事。他每周去一趟阿尔巴尼的医院。在状态最好的日子里他会挎一只篮子到林间去采蘑菇。病情最重时他就蜷缩着躺在床上，别人分辨不出他是醒着还是睡着。我的生活与每个人都略微隔着一段距离，处在众人的中间地带。换了我是不会请埃里克搬来住的，但我也不能急着盼他早点走———我太害怕成为这座房子里的怪人。我学会了在对埃里克的友善中找到一种冷淡的慰藉，这似乎给安抚死神带来了某种隐约的希望。一天傍晚我从餐馆回来时发现他坐在游廊里，身上裹着毯子。太阳已下山了。尽管天还算亮，但紫色的阴影已聚拢起来———在这间屋里我们总得忍受早早降临的黄昏。埃里克坐在一张古旧的柳条椅里，我那块蓝色的旧毯子一直给拉到了他的脖子，他看上去像个患了结核病的少年。他日渐消瘦时，就越来越像个男孩。他肋骨外突，耳朵、手和脚对躯体而言都显得太大了。“嗨，”我说，“怎么样？”“还行，”他答道，“不算太糟。”拘谨攫住了我们，正如我们当初睡在一起时那样。我们谦恭而疏远。我们仍旧表现得像刚刚遭遇彼此似的。“博比要工作得比较晚，”我说，“玛丽斯有些女人的事情要处理，所以博比正在做明天的馅饼。克莱尔和丽贝卡在吗？”“在屋里。”他说。“我去抱丽贝卡。也许我会把她带过来玩一会儿，好吗？”“好的。乔纳森？”“嗯哼？”“这，唔，对我来说很难开口。不过我一直在思考。你有没有，呃，考虑过关于我们的事？我的意思是，关于你和我。”“我想过，”我说，“当然想过。”“我的意思不仅仅是想。不止这个。我的意思是，怎么说呢，你有没有考虑过，为什么我们总畏畏缩缩的？似乎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事，以使彼此感到快乐。”甚至在身处绝境的时候，他也有些受不了这样直截了当的谈话。他的手指揉着毛毯的边，他的脚枯燥地敲着柳条椅的腿。“唔，我们有过某种关系，”我说，“那是我们都很希望保持的，对吧？”“我想是的。我想是这样。但最近我一直在思考，你知道。我在思考，那时我们在等待什么？”“我想我们在等待真正的生活开始。我想我们大概错了。”他艰难地吸了口气。在两根端柱间的蛛网的正中央，一只漂亮的黄蜘蛛一动不动地挂在那儿。“我们的确犯了一个错误，”他说，“我的意思是，我想我们大概真的错了。我想那时我爱上你了，但又不能承认。我，我不知道。太害怕说出来了。而现在说出来真是白费口舌。”我站在饱经风霜的地板上，站在自己紫色的影子上。我看着他。此时他有一种充满尊严的古风，一种既不苍老又不稚嫩，既非男性亦非女性的神态。他的躯体隐在了毯子厚厚的褶皱下面，他的眼睛在苍白无色的脸上熠熠生辉。他就像给我出谜的斯芬克斯。我相信我知道答案。埃里克和我从没有相爱，我们没准备要成为爱人。我们并没有错过什么浪漫机会。相反，我们一块儿躲在了令我们很满意的、别无所求的性伙伴关系中。我们互相让对方这么漂浮着，同时也在等待。我们好比仆人，两个已开始秃顶的独身男人，放弃了自己的生活，去遵从一种模糊不清的理想。可是我却说：“我想那时我也爱上了你。”我不愿他不受感动地死去。如果他在那种情况下死，我可能也会的。“你在撒谎。”他说。“我没有。”我想到了在沙漠中的父亲，他只能得到我空洞的安慰。他死在从邮箱返回屋里的路上，手里拿了一叠商品目录和广告单。我给他写了信，却在我口袋里。“你就是在撒谎。”埃里克说。我犹豫了。然后我告诉他：“没有，真的。我觉得当初我八成是爱上你了。”他在冷冷的怒火中点了点头。他没有得到慰藉。一只早早降临世间的蛾子打着转儿飞了过去，它白得几乎透明，更像一股颤动的空气而非真实的存在。“我们本可以做得更好些，你和我，”他说，“我们出了什么问题？”“我不知道。”我说。至少有一分钟时间我们没动弹也没说话，我们带着愤怒的怀疑盯着对方。“我们是懦夫，”我终于说道，“这并不是我们犯下的一个根本错误，而不过是一个失手造成的愚蠢的小错。叫什么来着？疏忽的罪责。”“我想那也许就是最让我烦恼的。”“我也这么想。”我说。然后我进屋去找丽贝卡，因为我已无话可说。克莱尔埃里克给这房子带来了某种新的东西，或许他用魔法召出了某种旧的东西，某种一直存在着的东西。他在过道里踯躅而行，孱弱地呼吸着灰尘飘扬的空气。只要你不去闻那些药片清洁的白粉味，疾病和死亡便仿佛很遥远；只要你不去看他的皮肤正在变成陶土的颜色。当了母亲便不可能再去做某些事情，某些在另一种生活里我会不假思索去做的事。我不能拒绝埃里克他所想要的，同时我也不能拥抱他。我发现自己会做的，惟一会做的，只有保护，这或多或少与我的意愿相抵触。我想这是多愁善感，尽管我没有说过一句多愁善感的话。我给人的感觉是严厉、沉着、冷静。我第一次没有想到自己。我大脑中有一块原本被当做我的区域，现在似乎给消除了。取而代之的是这种持久的不屈不挠的冲动，驱使我去做别人需要做的。男孩子们工作时我就喂饭给埃里克吃，叮嘱他吃药，并在他需要的日子里帮助他上厕所。我对他说话时温言软语。没什么能阻止我这样做。但我并不把他放在心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关系是严格的工作关系。我真正放在心上的只有生气勃勃、茁壮成长的丽贝卡。埃里克已经半截儿入土了。他的舒适和安全对我而言十分重要，但他存在与否却与我不相干。做母亲的在故事里经常要么是圣人，要么是妖怪，对此我现在有了更深的理解。我们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人，至少在孩子还很幼小的时候。我们无可阻挡地成为关心他们的怪物，而如果当我们照顾老弱病残时偶尔迷失了灵魂美好、不朽的部分，那也是不得已的。我白天大多独自与丽贝卡和埃里克待在一块儿。男孩子们因为有了玛丽斯和格特而回家的次数多了。不过，我大部分时间仍是与一个两岁女孩和一个快死的男人共同度过的。我租电影录像看，喝威士忌。我开始训练丽贝卡上厕所，有时把埃里克的脏床单换一换。他的病情时好时坏。不好的时候他会对我发脾气。他会突然说：“我讨厌苹果汁，我对它厌恶极了，店里就没有别的东西卖了？”他会抱怨我带回家的影片。“《米尼弗太太》[忠勇之家。miniver，有白鼬或银鼠的毛皮之意]，上帝，他们就只有这些存货？”但他从未对丽贝卡失去过耐心。有时候，在他卧床的日子，他俩就一起看录像。我租来了《邓波》、《白雪公主》，以及所有带木偶戏的片子。埃里克也很爱看那些片子。他没有像乔纳森那样让丽贝卡这么着迷，不过他一直使她保持着兴趣。他有一种能全神贯注于一件事的独特能力。我怀疑她觉得跟他在一起很安全。他能那么完美地模仿一个喜爱孩子的人。他任由她差遣自己。他在她的要求下让一只充绒玩具猴(她令人不解地管它叫希坡)跳着抽筋般的舞蹈，同时她把一只叫洛儿的玩具娃娃倒置过来，摇摆着它那双荡在空中的僵硬的塑料腿。他愿意跟她玩所有她发明的游戏，其中有许多都是将一只橡皮恐龙一会儿传给你、一会儿传给我，嘴里念念有词，念叨的内容每次都不同。他会学科米特青蛙的嗓音，她似乎觉得这既很逗乐，也让她有些气恼。有时我给他们拿来吃的东西，发现他们并排坐在埃里克的床上看电视，玩具丢得到处都是。有时丽贝卡一边咿呀学语一边拿一只小小的玩具家畜，让它在埃里克瘦骨嶙峋的膝上走，有时两人看卡通片时埃里克就不经意地抚着她的头发，每当看到这番情景我便屏住呼吸。无论那天他感觉如何，对我女儿他总是百般呵护。他那聚精会神的力量着实令人钦佩。他似乎打定了主意：决不向这个小女孩展露出任何不愉快或小肚鸡肠的行为，只向她表现顺从、友好的一面。他和乔纳森不同。他不爱她。他只是喜欢她。对她好体现了他立身处世的原则之一，他把这个当做自己的职责。起初我感到那是在腹中颤动的一种隐约的不适，介乎于恶心和疼痛之间。有时我相信自己得了溃疡或是什么更糟的，虽然医生说那只是因为我感到焦虑。几个月后，我终于认识到了，我在寻找一个抉择，或者说一个抉择正在寻找我。它几乎违背了我的心愿，在我体内滋生。直到五月的一个下午，当我带着丽贝卡小睡片刻时，这个抉择才最终形成。她越来越不喜欢睡午觉，只有当我抱她上了我和博比的床，并读书给她听时才肯躺一会儿。那时她差不多有两岁半了。她对两本书特别着迷，有一本讲一只兔子喜欢对卧室里的每一件东西说晚安，另一本说的是一只猪找到了有魔力的骨头。我们把每本书都读了两遍，接着一块儿睡着了。二十分钟后丽贝卡的声音叫醒了我。她躺在我身边，正给自己讲着故事。这也是她最近养成的习惯。她能自言自语地说上好几个小时。我静静地躺在一旁听。“我到店里去，”她说，“我找到了一根会说话的骨头。小女孩从没见过。她捡起骨头，到邦妮家去。邦妮在家，乔纳森也在。他们说：‘哎呀，哎呀，哎呀，好可爱的猫咪。’然后乔纳森拿了骨头。他说：‘现在我要拿这个做点好吃的。’然后他做了……粥。非常非常好吃。然后邦妮说了，嗯，妈咪、博比和埃里克也说了。然后我给了埃里克一些沙拉，因为他病了。然后乔纳森也吃了点儿。然后是晚上了，邦妮得去睡觉了。然后又到了第二天，猫咪要进城了。‘哎哟哎哟哎哟。’猫咪说。想一想他有多吃惊呀。”我躺着听她说话时，胸口痛苦地收缩起来。我感到自己的脸开始发烫。起初我弄不清为什么她的话会让我心慌意乱。这只不过是丽贝卡常有的意识流，那种我听了已有一个多月的咿呀学语。可是渐渐地，当我和她一起躺在床上时，我弄清楚了。她正在形成自己的意识。她正从朦胧的自我专注中走出来，开始能理解别人的独立生活。很快她就要离开超脱现实的儿童世界了。她将要有自己的记忆了。她是一台已准备好拍摄的照相机，喀嚓拍下一幢有蓝色大门的棕色房子，喀嚓拍下了她最钟爱的玩具，喀嚓拍下了乔纳森早晨来抱她的情形。她会一辈子带着这些相片。要是就在埃里克死去、乔纳森又病倒时她获得了完全的意识呢？如果她最早的记忆都是关于她最喜爱的人的委顿和最终消失，那会对她产生什么影响呢？几周后的一个早上我和丽贝卡、博比和乔纳森一块儿躺在床上。这是个很平常的早晨。丽贝卡醒来时情绪不错，正在给自己讲很复杂的故事，是关于邦妮和一头会飞的大象的。博比一会儿就要趿着拖鞋下楼去做咖啡了。埃里克睡在过道另一头，乔纳森坐在我身边，把被单拉到胸口。博比说：“下班后我得去换几块瓦。你们瞧见有多少片给吹掉了吗？那屋顶，嗯，就这德性。”“我们该重做新的屋顶了，”我说，“给工人打电话吧。”“等这地方像个样子后，”乔纳森说，“我想再让妈妈出来一趟。我觉得要是她多了解一些这儿，她会更容易相信我现在的生活的。”“父母，父母，”我说，“嗯———我一直在考虑。我真该把丽贝卡小姐带到华盛顿几天，去见见我父母。”博比起身去做咖啡，他的行动比我预料的早了半拍。“为什么，唔，不把她请到这儿来？”他说。“因为她六十五了，而且一点也不开明。相信我，你们不会愿意让阿米莉亚上这儿来见识我们这种生活风格的。这就是她对我们的想法。不是生活，只是一种生活风格。”“你不觉得她应该来适应一下么？”乔纳森说。“亲爱的，我妈妈对我长了乳房还没有适应呢。我赤身裸体的样子仍然使她不自在。相信我，还是把丽贝卡带过去几天吧。”“好吧，唔，如果你觉得需要的话。”博比说着去忙早晨的活儿了。“只几天，”乔纳森说，“对吧？比如两三天？”我点点头，抚摸着丽贝卡的头发。我不知道她是否会感觉到我手的紧张而哭起来。但她依然若无其事地自言自语着。我们内心的欺诈并不会在这世上留下多少痕迹。我对自己所密谋的事情只意识到一半。直到我已经在付诸实施时它才酝酿成一个计划，接下去我似乎便在执行一项我已熟知了几个月甚至几年的程序。我整理好丽贝卡的东西：她的衣服，几件基本的玩具，折叠小推车和高脚椅。乔纳森帮我把这些装上车时说：“宝贝儿，你只走几天啊，又不是要在那儿待到千禧年。”“我想准备得充分些，”我说，“重要的是我得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跟我妈去逛商店。如果我用完了尿布，她会带我去塞克斯商场。”“在我听来这并不算太糟嘛。”乔纳森说。他穿了件斜纹棉布茄克，领口别着的像章上画着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亲切而白皙的面容。一簇红黑色的郁金香在草坪上冒出来。一只疯疯癫癫的草地鹨站在那棵橡树最低的枝头上冲我们嚷嚷。我提起折叠推车放进行李箱，乔纳森把尿片包塞在它周围。“内疚啊，”我说，“甚至我对用妈妈的钱所感到的内疚有时也让我觉得丧气。最好还是避免这种事。可不能让她花五百美元为我买一条穿起来像宇航员夫人的裙子。还是多准备些，这样可以待在家不用出去买了。”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解释得太多了。我可不想说起话来口气像个罪犯，能为自己提供虽值得怀疑却天衣无缝的不在作案现场的证明，把自己的行踪解释得复杂无比。“随你吧。”他回答。他的声音里没有丝毫的不信任。他关好行李箱盖。“我会想你们的。”他说。再过一会儿，博比就要抱丽贝卡出来了。我伸手抓住乔纳森的衣袖。“听着，”我说，“我很抱歉。”“什么？”“哦，你明白的。我为自己在我妈面前那么胆小而抱歉。下次我会把她带到这儿来。你说得对，她应该适应一下这儿的生活。”“唔，父母都挺不好讲话。相信我，这些我都明白。”他说。“我真的很抱歉。”我说。我听出了自己声音里的哽咽。“亲爱的，怎么了？”在那一刻我很肯定地感觉他知道了。我摇摇头。“没什么。”我说。他轻轻捏了捏我以示安慰。“傻乎乎的老克莱尔，”他说，“可爱的老疯子。”原来他并不知道。他还不习惯于失去。他相信他的生活会越来越美满；也许那就是他洞察力的根本缺陷，也许那就是使他无法堕入爱河的原因。“哦，不许说‘可爱的老疯子’这种混账话，行不行？我是成年人，不是你的玩伴儿。”“哎哟。对不起。”“真的，乔纳森，我只是希望你会———”“什么？你希望我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