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没准备好，”她说，“我还需要一会儿时间。”前门被打开了。没地方可躲。齐胸的墙将院子围成了一圈，而在另一头还有更多与此一模一样的楼房。“快来。”我说。我牵着她的手来到院子最远的一个角落，这里的光线没那么强烈。“就站这儿吧。”我说，同时让她待在围墙的拐弯处。我听见乔纳森在叫他妈妈。一扇窗户里透出了电灯光。“我没有哭，”她说，“是吧？”“是的，就待在这里。”我说。我挡在她前面，背对房子，遮住了光线。很快博比打开后门，站在门口，灯光中出现一个黑色的剪影。“克莱尔？”他叫道，“艾丽斯？”“我们没事，博比，”我说，“进去吧。我们马上就来。”“怎么了？”他问，“出什么事了？”“哦，别让他过来。”艾丽斯说。“没什么，亲爱的，”我叫道，“我们很好。只管进去，行吗？”“怎么回事？”他出门走到草坪上，站在几步远的地方。他的双拳靠在臀部上，像个愤怒的父亲。我心中涌出一股前所未有地强烈的对他的厌恶。“怎么了？”他说。艾丽斯这时已开始哭起来，既由于悲哀，也由于屈辱，长而干涩的抽泣卡在喉咙里，发出一种被撕裂的声音。“那是艾丽斯吧？”博比说。“当然是艾丽斯，”我说，“进去。”他过来站在我身边。“艾丽斯？”他说，仿佛没有认出她。我把手搭在她肩上。我不想去拥抱她。我只是跟她靠在一起，这样她便不会觉得一切都在离她而去。“哦，艾丽斯，很抱歉，”他说，“哦上帝，我非常，非常抱歉。”“你没做———”艾丽斯只能说出这么多话来。博比响亮地吸了口气，也开始哭了起来。我很想揍他一拳。他怎么敢在这种时候表现得这么脆弱？我真的举手挥了出去，想将他一巴掌掴得清醒点。我一直想这么来一下。可我的手在半途停下来，并顺势抚慰地落在他背上。我还能用手做什么呢？我不是那种有英雄气概的人。我毫无行动的打算。博比在颤抖，我触到他时他的颤抖就像电流一样传了过来。我父亲蓦地跃入了我的脑海。忽然之间他就伫立在那儿，真实得如一张相片，穿着冬衣，英俊而傲慢。我一只手靠在艾丽斯身上，另一只手搭着博比。我能那么清晰地看见父亲，还有母亲：怒气冲冲、精明强干，穿着有垫肩的红茄克，容颜日渐衰老。我清楚地看见了内德，就好像我认识他似的，看见他被不满足的妻子赶到了剧院，跟他越来越少的观众一道看着电影，做着关于费伊·丹纳维或伊丽莎白·泰勒的梦。我紧靠着博比和艾丽斯。除了自己，我谁也不想听从，于是仰头大笑起来。没什么滑稽的事。可我仍然笑着。我知道自己应该感到很难为情，因为我竟在这个时候笑，可事情发展得也太离谱了。我决定不为此而难为情，事实上也没有这种感觉。我不停地笑。我知道没什么可乐的事，而这似乎只让我笑得更厉害了。很快一只手轻轻地、带着探询地落在我肩上。是乔纳森，他露出胆怯而饥渴的神色，用他的触摸来请求被允许加入这个圈子。我在我自己和博比之间给他腾出地方，同时我的胳膊越过他的肩膀，这样我还能继续搂着博比。我听任自己继续笑着。我感到有一份重量开始在体内聚集，一块大而透湿的东西，好像是我很久以前吞下却已忘了其存在的一团面。我还在笑。笑我的父亲，一个醉醺醺的小伙子，因为自己衷情于邋遢和杂乱而备受折磨。笑我那强悍而一心想报复的母亲。我笑内德，一个已化为骨灰的做梦人；笑懦弱无用的乔纳森；笑博比也笑我自己，在四十岁生日过后三个月被一个我还没肯定喜不喜欢的男人弄大了肚子。我笑艾丽斯，她陷在沙漠中一幢寒碜的房屋里不能自拔，就因为她无法想像一种没有厨房角柜的生活。我笑一切鸡毛蒜皮的讨厌事情。乔纳森克莱尔走了七个州，吐了一路。她先在大峡谷犯了恶心，那时她面容苍白，笔直地站在南崖上一架没人用的望远镜前，戴着墨镜看壮观的景色。当博比撑着栏杆，对那些万丈悬崖发出感叹时，克莱尔碰了碰我的胳膊肘低声说：“宝贝儿，我觉得吃不消了。”“吃不消什么？”我问。“这个，”她朝那深渊挥挥手说，“那么宏伟，那么美。那么庄严的时刻。对我来说这太刺激了。”我紧挨她站着。尽管早晨的天气很平静，但我还是想为她遮一遮，这空阔的山谷里说不定就会搅起一股什么风出来。太阳刚刚升起。金色阳光斜射在峭壁表面，再跌入一潭变幻不定、波光粼粼的湖水中，那湖呈半透明的暗紫色，似乎深不见底。博比兴高采烈地在崖边跳着，抱着胸轻轻地发出惊叹的叫唤声。“也没什么，”我告诉克莱尔，“只管站在这儿看，看完了我们去吃早饭。”她听到“早饭”这个词便犯起恶心来。她抓住望远镜作为支撑。望远镜吱嘎一声抬起头对准了一长条鲜亮的粉红色云块。她蹲下去犯着恶心，但没有吐出来。她嘴角挂了一道唾沫，在阳光下闪耀着。我抱住她肩膀。“亲爱的，你病了。”我说。“太他妈的漂亮了，”她说，“还是送我回那辆雪佛莱-新星吧。”“等一下，我叫博比来。”“随他去，”她说，“别打扰他，他在发呆呢。”她说得也许没错。博比已停止了蹦蹦跳跳的、激动的小舞蹈，此时正抓着栏杆伫立于旁，像船长在风雨飘摇中指挥着他的船。他比克莱尔和我都更有资格去直抒胸臆———他没有分寸感。我帮助克莱尔钻进了那辆租来的雪佛莱。她和我先前已同意从亚利桑那开车回纽约，这其中的心情既有对自己的嘲弄，也的确不乏对沿路风光的兴趣。现在是我们的第一个早上———我们凌晨三点从我妈家出发，计划在日出时到达大峡谷。在接下来的五天中我们将穿越落基山脉和大平原，到俄亥俄去凭吊死者，去宾夕法尼亚买作料瓶。这实际上是博比的旅游。大部分时间都由他开车，在有“家制果酱”或“本地手工艺品”广告的店门口他总要坚持停下来，而那些工艺品十之七八都是从亚洲什么地方来的。他用我的信用卡购买上百块钱的磁带：滚石乐队、戴维·鲍伊、布鲁斯·斯普林斯汀。他不厌其烦地放《生来就要跑》，直到克莱尔最后在快要到桑德斯基时将那盘带子从窗口扔了出去。我把她安顿在前排座椅上。车子散发着洁净的橡胶液气味，她深吸了一口，仿佛这消过毒的空气能使她恢复过来。“谢谢，亲爱的。”她说，“好了去吧，看风景去。”“不，我在这儿陪你。”“你认为我是那种叫你坐在小车里而不去看大峡谷的人吗？去吧，看在基督的分上。”我去了。我依着栏杆站在博比旁边。在这个旅游淡季中，在这个时辰里，观景台上空空荡荡。栏杆外面的悬崖边，一只已被挤扁的纸杯在贫瘠的红土地上闪闪发亮。我们的脸和衣服沐浴在早晨灿烂但缺乏温暖的日光中。“真是令人惊叹。”我说。博比转向我。他说不出话来，而且大概希望我也不要开口。但他从不会忘记礼貌。“嗯哼。”他说。“没料到吧，”我说，“我的意思是，你在杯垫、洗碗巾还有我也讲不出来的什么东西上看到过那么多次。我以为这景色都已快给庸俗化了。”“嗯哼。”“实际上它已把克莱尔打趴下了。我不得不把她搀进车里去。”“唔。”他把胳膊搭在我肩上，那是因为他爱我，也是因为他殷切地希望我别再开口了。我迅速把胳膊拿下来搂住他的腰。这里有他的气味，他结实、熟悉的肌肤。我们看着太阳越升越高。博比的身体温暖而坚实，他的脑子满是一些我感到既亲切又完全陌生的想法。他的手腕上仍然长着那颗肝色的痣。被这景色击倒的克莱尔在车里等我们。在此时刻，我相信，除了我父母和这两位，我从未爱过其他任何人。也许我们不能完全从自己的初爱中走出来。也许，在可以肆意挥霍青春的时候，我们轻易且几乎是随意地付出了自己的感情，因为我们错误地以为我们总是有更多的情感可以付出。第二天早晨在派克斯峰克莱尔又犯了恶心。“可能我对国家名胜有过敏反应。”她说。我们把她送到壳牌加油站的女洗手间，并等了将近半个小时。她出来时脸色苍白而腰挺得笔直，戴着墨镜，也重新上过了暗红色的唇膏。她就像个已不再走红的电影明星。白雪皑皑的花岗岩山峰屹立在她身后。“亲爱的，”我说，“我们是不是该直接开到丹佛把你送上飞机？”“不，”她说，“我觉得我没事。我昨天不是挺过来了么？没什么大毛病。”十点钟时她真缓过来了。她的脸又恢复了红润，她的身子不再紧绷而僵硬。我们在初披绿装的草地之中行驶，后面是覆盖着松树和光秃秃白杨树的群山。这是一种鲜嫩而单纯的景致———开阔，隐藏不住任何凶险。再往北走，我想，地形就会更起伏，山峰也更参差不齐，如果偏离公路太远，你就会被大地和天空的遥无止境所吞噬。在这里，在科罗拉多的心脏地带，我们所经历的都是一马平川、让人放心的美的展露。有成群的山脉和遍野的牛羊。与公路平行的地方有银练似的溪水潺潺流过，其间布满了巧克力色的石块。这景色以其丰饶的仁厚感动着你，但不会以任何方式去改变你。它永远不会威胁着要使你心碎。我们一天都在开车，傍晚前便到了内布拉斯加。克莱尔读着《流行时尚》、《访谈》和《滚石》。“我喜欢坐汽车旅行的原因主要是你有权一连几个钟头去读那些愚蠢的报刊。我的意思是，你可以随时看风景，风景到处都有。但要说到毫无内疚地看完一整本《访谈》的机会呢？少得很。”我们在林肯以西五十英里的一家汽车旅馆里住了一宿，天刚蒙蒙亮便又上路了。那天早晨克莱尔的病犯得不厉害。我们落入了一种机械的节奏中，开车、看报、吃饭、听音乐，内布拉斯加、艾奥瓦和伊利诺伊州的农田不断地退到身后。你非得穿越大平原才能领略到这个国家的空旷。它的主要特点并非那滚滚车流和琳琅满目的商店招牌，而是一种风中的寂寞，它缺乏真正的距离所带给人的庄严感———没有哪里的地平线是完全空荡荡的。太阳总在一座遥远的水塔或筒仓、一块公告牌或一座带铁皮屋顶的临时仓库上闪耀着。每隔二三十英里你便会经过一座挣扎着想继续生存下去的镇子，只因在过去的某个时候它努力生存下来了。我们停在这样的一些小镇里吃饭，希望能品尝到自家做的土豆煎饼或老板娘一小时前烤出的馅饼，然而所有的饭菜都了无生气，全是冷冻过再用微波炉加热的。田野连绵不绝，虽已播了种子却仍不见生机，连续数小时所见到的都是裸露在原始天空下的沉闷而黝黑的土地。克莱尔为我们读一本弗兰纳瑞·奥康纳写的故事。我们的车越来越脏乱，到处都是包装纸和空瓶子。当黄昏来临、我们停在印第安纳州的一家汽车旅馆前时，我们几乎失去了对历史和未来的观念———似乎我们自始至终都在驾车穿越坦荡无垠的农田，而且也将永远继续下去。这既是长途旅行的恐怖，也是其迷人之处。你以令人惊异的速度失去了生活的方向。一位星际旅客在宇宙中待不到两周就会和地球上的人很不一样了；而在遥远的太空生活六个月后，他或者她也许就永远不想回来了。接下来的一天我们驱车穿过克利夫兰。克莱尔早晨又想吐了，比在内布拉斯加时严重，但比在派克斯峰时好些。到达克利夫兰市区时刚过十一点，她也差不多恢复了。“克利夫兰，”她说，“谁能料想会到这么个偏远而光怪陆离的地方来？”博比和我很有些近乡情怯。我们互相指点着各种房屋，取笑着它们的高度。它们也曾显得那么雄伟。我们开过市中心杂乱无章的石灰石建筑，找到了熟悉的出入口。我们的参观路线安排得很简短。首先我们经过了一座六层高的用砖加水泥混合砌成的停车场，那原本是我爸剧院所在的地方。这新楼是一座很有层次感的梯形建筑，一支指向进口的蓝色霓虹灯箭头不经意地显出美丽。楼宇透露出安宁而简约的风格，卓有成效地工作着，看上去是能够雄踞于此几百年的。我爸的老剧院建于大萧条时期，用的是低廉的装修材料，黄色的砖铺砌成人字式路面，铝制门罩弯曲成拱形，像海浪一样。就算在全新的时候，它看上去也准像是临时的，似乎是仓促搭建起来，以纪念那艰难时期人们的草率大意与苦中作乐。而现在的停车场则更加条理分明，坚实而光洁。“就这样了，”我说，“安息吧，老爹。”我终于用一种油腔滑调的语气开了口，因为我一想到自己在这个平淡的时刻变得脆弱伤感就忍受不了。我倒不在乎自己的多愁善感，但我不喜欢自己表现得像个傻瓜。爸爸的破产没有使我太难过。我模模糊糊地觉得有些害臊和孤独，却也为自己高兴，只因为我还活着，还可以活到将来。城市的这一部分总的来说改善了不少，只有最执着的怀旧主义者才会反对这种认识。新开张的饭店亮出了金字招牌。一家很有名气的百货公司连锁店正在将那家已倒闭的铺子翻修一新，原来那间店是家庭经营的，卖的都是些灰头土脸的过时衣服和俗气的人造珠宝。我们经过了我们家的老房子，它看上去很漂亮。新主人将它粉刷成松树绿，并重铺了屋顶的瓦片。我父母过去的卧室顶上开了一扇天窗。我想像得出现在的房间都是什么样子：木制品漆成了白色，地毯掀掉了，暴露出橡木地板。他们还会添置些艺术品，和一两件皮制家具。“妈的，”博比说，“瞧他们把这儿弄的。”“看上去挺好呀。”我对他说，“别停了，不再是我们的了，甚至也别想跑到前门去问人家我们能不能进去看看。”“我又不会这么干的。”他说，可我知道要是只有他一个人，他就会这么干。博比就是学不会不去管闲事。我们最后一站是墓地。我们驶向博比原来住的那块地方，经过了那道低矮的板石墙，上面晃动着用熟铁锻造、已有些卷曲的“伍德劳恩”字样，最后一个字母“n”已经破损了，但轮廓尚存，并在墙石上留下了一个苍白的影子。我们顺着蜿蜒的街道向前开，经过了三幢一模一样的房子，然后把车停在博比家的原址上。房子早不复存在，差不多二十年前就已给烧毁并给推土机铲平了，而再也没人在这里建造任何东西。这里没有得到整饬。居民们似乎只是占据着地产却并不将之买下：一个小花园用篱笆围了出来以备来春之用，一架生锈的秋千竖在杂草之上。好像莫洛家的土地已成了克利夫兰郊外的百姓公园。这个街区的其他人家仍住在粗制滥造且日渐衰败的农场式平房里，门前的草坪上有狭窄的走道和矮小的石膏像，他们早已擅自占据了这里的地皮。可以想见黄昏时他们聚拢了来，他们的孩子吱呀吱呀地荡着秋千，女人们把葵花籽种下去，并唠叨着白天的事情。这是轻微的犯罪行为，人们无根无据地侵占了地产，都是些日子过得不红火、捱一天算一天的人，于是落入其手中的地也得不到修整。要想拿下它你得费九牛二虎之力，得把它从那些懂得插上一手的人那儿夺过来。如果你铲平了他们搞的那些小小工程，你就成了入侵者，和当年的殖民地居民没多大区别，而这块地会不断遭到破坏，直到你的房子有朝一日又轰然倒下。郊外的这几分地已回到粗野的状态中，想在此重建家园是不可能不经一番搏斗的，也不可能不弄污胜利者的手。“过去就在这里。”博比说。克莱尔难以置信地环顾四周。虽然我们先前已尽力让她做好准备，但她还是没料到会看见这么普通的情景。我们下了车走上这块光秃秃的地，一个红头发小男孩张大了嘴向我们投来奇怪的目光，我们停车时他正在用一把大汤匙挖着土。我们走过去时博比说：“前门当时在这儿。还有，呃，客厅就在这里。那边是厨房。”我们在这座有名无实的屋子里站了一会儿，看了看四周。它消失得如此的彻底，不留一点痕迹。阳光照在赤裸的泥土上。克莱尔弯腰捡起一个米色的塑料玩具人，那小人蹲着，肩上扛了一个火箭筒。“这里是小房间，我想。”博比说，“要么可能在那儿。”我们跳过了把这块土地与墓园分开的那条沟，褐色的水流沿沟底淌着。博比盯着一个石头天使看了一会儿，那尊像稳稳地站在墓碑上，在周围一带显得鹤立鸡群。她踮着脚倾身向前，苗条的胳膊向上举起，显出更像是欣喜而非肃穆的姿态。我想雕塑家并不是有意让她带上这种春情勃发的神色的。“过去这儿是有一道篱笆的，”博比带着辩护性的自豪说，“我们的后院，要知道，比这隐蔽多了。”我记得那天使曾出现在莫洛家的篱墙上方，在枝叶间浮动着。“唔———”克莱尔说。自从到达克利夫兰后她的话少了，我猜不出她在琢磨些什么。博比径直领我们来到他家人的坟前。它们离那房屋的旧址相对较远，位于墓地里新辟出的部分。一排排的墓碑延伸出去约五十英尺，再往外我们看到了一条线，向前推进的墓群在那儿终止了，连绵的草地正等着此刻还活着的人。“就在这里。”博比说。他父亲、母亲和兄长的墓有着相似的花岗岩碑石，都呈暗灰色，富有光泽，看上去都有些湿漉漉的，上面都只刻了名字和生卒日期。我们默立于坟前。博比带着一种简单的、几乎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尊敬注视着石碑，就像一位参观神庙的游客。如今他的哀悼已结束了，他已从家人不断死去的过程中解脱了出来。他们已走远，三个人全走了，并将他留在这里。过了一会儿他说：“有时我在想，他们的墓碑上是不是，你们知道，该有什么信儿给我。你无法弄清他们在做什么，只知道他们都是亲人。”“你想得什么信儿？”我问。“不知道，”他说，“就是……噢，老兄。我不知道。”我看看克莱尔，她正看着博比，脸上混杂着惊奇和不确定的表情。现在想来，她直到那时才认识到博比具有多么完整和独立的个性，他在过去丧失了那么多亲人，他对未来有那么多的期望。过去他对她而言只是各种古怪行为和未挖掘的潜力的集合体———她差不多杜撰了一个他。正如行催眠术者必须将他的对象看成是一块可以种植各种暗示的田地一样，克莱尔准是把博比当做了一项事业，其成败只能反映出她一个人。她是与他睡觉的惟一女人。她挑选他的衣服，给他理发。包办婚姻也许就是这样，新娘过门时那么年轻幼稚，似乎将这种联姻吸收进了她的皮肤，丈夫的癖好被吸纳了，并无法再与她自己的区分开来。克莱尔，那个做新郎的，准是第一次明白了博比原本也有在她势力范围之外的生活。我无法辨别出她到底是高兴还是沮丧。过了一会儿，我们便又离开了公墓。似乎该有更多的话要说，更多的事情可做，然而谈论死者是个艰难的话题。他们最不寻常之处就在于他们的永恒性。从现在起再过一千年他们还像这样是死的。我还不能习惯我自己父亲的死亡。他活着时我一直在想我们还能否改变自己在彼此心目中的形象。如今我们已不再能修正自己。他已带着这种可能性灰飞烟灭了。我们回到车里。我摸了摸戴在一只耳朵上的两只银环，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衣服。我是个穿牛仔靴和蓝色牛仔裤的男人。我的一只手腕上戴了十只黑色的橡皮手镯。我还能旅行、变换工作、读屠格涅夫。任何种类的爱情都还有可能。“下一站，纽约城。”博比坐在方向盘后面说。如果他没有显得很忧郁，那他一定变得更为懵懵懂懂———那是他对哀伤的一贯反应。他的声音失去了节奏和轻快，他脸上的肌肉松弛下来。我从未见过其他人会变得这样。博比能从他皮肤表面退缩进去，当他这样做时你会怀疑，若是用针去戳他，那针尖得刺进去半英寸他才会痛得叫起来。处于这种空洞状态时他说的话、做的事并没有什么两样。他延续着往常的言行而并未受到损害。但他体内的某种东西离开了，那生龙活虎的劲儿消失了，他显出一副昏昏欲睡的神态，不了解他的人会将它误认为是愚蠢。我问他是否愿意在途经面包店时去看看他以前的老板，他说不用。他说早该重新上路了，好像我们必须在某个时刻赶到纽约。开上公路时我抚摸着他的肩膀。我想我俩都感到克利夫兰平庸无奇的发展目标和惨淡的前景使我们受到了挫折。也许其他人在故地重游时会有一种愉快而明确的经历：那些从工业贫民区逃出来，或是在得到巨额财富或快乐后又江河日下的人们。也许他们更可以说：“我曾经在那儿待过，而今我已在他乡谋生了。”接下去的一小时里我们都很安静。克莱尔则沉默寡言，我问她是否又感觉不好了，她用烦躁的语气回答不是。宾夕法尼亚连同它那长圆筒状的白色谷仓以及柔和的山脉一起映入了眼帘。我们继续向前开，沉浸在没来由的惆怅中，而我们就仿佛置身于一间小小的滋生这种气氛的温室里。当我们快要开到一块杰地奶酪爆米花的招牌前时，博比忽然直截了当地说：“我一直在想，你们是不是都愿意，呃，找一个城外的地方？比方说找一座我们都能住进去的房子？”“你的意思是我们三个都住里面？”我问。“嗯哼。”克莱尔说：“公社已经过时了。”“准确地说，我们不是要弄成一个公社。我的意思是，我们更像一个家庭，你们不觉得吗？”“我想是这样。”我说。“我们一点也不像个家庭。”克莱尔说。“不管你喜不喜欢，”博比告诉她，“现在要退出已经太迟了。”克莱尔用低沉的声调说：“停车。”“什么？怎么了？”“你想吐了？”“停下来。只管停车。”博比把车停在路边，以为她要吐了。我们所处的位置前不挨村，后不着店，而是在一大片休耕田中，田里杂草丛生，垃圾遍地。前面公路的转弯处，一块得克萨斯石油公司的广告牌闪烁着亮光。“亲爱的，”我说，“你没事吧？”她没等博比停稳就打开了车门。可她没有探身出去呕吐，而是跳下车沿着长满灌木的紧急停车道走了起来，果断得咄咄逼人。博比和我犹豫着，想作出一个适当的回应。“怎么回事？”我问他。“不知道。”“还是去追她吧。”我们钻出车跑过去赶上她。一辆十八个轮子的卡车碾了过去，在我们脚边扬起了沙石以及一阵垃圾风暴。“嘿。”博比说。他碰了碰她的胳膊肘。“嘿，怎么了？”“别管我，”她说，“请回到车上去，别来管我。”也许她是想就这么漫无目的地在宾夕法尼亚离开我们。也许她是想搭车回去，或者开始一种浪迹天涯的生活，去当女招待，在小城旅店里租个房间。我自己也有过类似的冲动。“克莱尔，”我说，“克莱尔。”我以为自己的声音会使她冷静。我是她最亲密的朋友，她的知己。她转过身。她的脸气得铁青。“别烦我，”她说，“只管走吧。你们两个。”“怎么了？”博比问，“你，呃，真的病了？”“是。”她说。为了躲避我们她下了公路，朝平坦宽阔、无人看管的白垩质土地走去。这儿破轮胎比比皆是，像在风吹日晒之下干缩成一团的浣熊皮。我们一左一右地跟着她。“克莱尔，”我说，“怎么搞的？见到鬼了还是怎么了？”她喑哑着说：“我怀孕了。行了吧？”“怀孕了？”“我们要有孩子了？”博比说，“你和我？”“闭嘴，”她说，“请闭上你的鸟嘴。我他妈的不想要什么孩子。”“不，你想要的。”“不想。哦，见鬼。我已经有三个月了。我以前从来没犯过吐。我上次怀孕时没等有反应就做掉了。”“你想要这孩子的。”博比说。“不。我一直就这么，我不知道，又懒又笨。”“不是这样。我们可以养的。我们三个可以一起养。”“你疯了。知道你有多疯么？”“一个孩子，”博比对我说，“嘿。我们要有孩子了。”“我们什么也不会有，”她说，“我也许会生一个娃娃，也可能不生。”“亲爱的，你能肯定吗？”我说。“哦，我非常肯定，我肯定极了。”我们已到了田野中间，漫无目的地走着。前方有一排光秃秃的、水泥色的树，成为第二块田的分界线，除此之外什么也看不到。不过克莱尔仍然大踏步向前走，仿佛所有问题的答案正在地平线那头等着她。惨淡的阳光从稀粥般的云层里透射出来。“克莱尔，”博比说，“停下。”她停下了。她环顾四周，似乎第一次认识到她正置身于旷野中间，不知应该到何方去。“我不能这样做，”她说，“我要么应该和一个人相爱，要么应该独自带孩子。”“你只是害怕了。”博比说。“我希望如此。我更愿意害怕而不是恼怒。还有难为情。我感到自己像个傻瓜。我们怎么办，一起去报名听育儿讲座？我们三个都去？”“我想是的，”我说，“干吗不呢？”“我还没这么惊世骇俗，”她说，“只是染了染头发而已。”她看看博比，又看看我，同时显露出轻蔑和乞求的表情。她已到不惑之年，怀了孩子，同时爱着两个男人。我想她所无法容忍的是自己一生的荒唐可笑。像我们很多人一样，她在成长时也希望过她的爱情故事能赋予她尊严，为她指引方向。“勇敢点。”我告诉她。博比同我站在她面前，茫然无措、无家可归、没有任何计划，受着痛苦纷乱的爱情的折磨，这爱情拒绝将自己倾注在传统的方式上。来往的汽车在身后呼啸。一辆卡车按了按它的液压喇叭，发出怪异的巨响。克莱尔摇摇头，不是要拒绝而是出于愤怒。她想不出还有什么可做的，于是便又走起来，走得慢了些，走向前面的那排树。第三部博比这座城市的乐趣复杂得让人无法带孩子，已经腐烂透顶了。我是这么想的，乔纳森也这么想。克莱尔就不那么肯定了———她担心宝宝在长大时悠闲的生活会损害其想像力。“要是孩子变得跟海蒂似的怎么办？”她说，“我可不愿自己的小孩长大后好成那样子。受不了。”我提醒她，对于任何一个太小或太没经验而又想在这儿争夺一席之地的人，纽约都不会给他帮上什么忙。我编造出关于小城市学校的种种概率数字以及绿色对人心理发展的作用。“还有听着，这年头在乡下长大也不见得就一定是好孩子了，”乔纳森说，“真让人心惊胆战的谋杀犯大都来自荒废的农庄和拖车式活动房屋停车场。”“那，好吧，”克莱尔最后说，“我想每个人在要逃避什么时都会需要纽约的。假如我们在这儿养孩子，孩子长大后就会搬到乡下去了。”于是我们开始打电话。我们把车开到纽约州北部去看陌生荒凉没人住的房子，那还得是克莱尔继承的钱能买得起的。在购买便宜地产的过程中，你就真切地看到了人是怎样一天天败下阵来的。你闻到门外阴湿的蔬菜味穿透了发潮的墙板，看见天花板和地板在缓慢而持续地倒塌下去。你看见天气和腐烂是怎样日复一日地耗尽了房主的钱财，而终于占了上风的。“我们不能停下来时间太长去想这想那，”克莱尔老是说，“我们得不停地看。如果停下来考虑的时间太长，恐怕我就要恢复理智了。”三个礼拜后我们在离伍德斯托克五英里的地方找到了一座棕色的两层楼房，那地方表现出一种母性的、有点儿非理性的端庄，其优点差不多和缺点达成了平衡。四周的墙壁稳稳地站在坚实的地基之上。房钱很低———跳楼价。光线从一片苜蓿地里飘进屋子，似乎时间的流逝是人类最蠢的幻觉。井水从水龙头里流出来，清冽得就像美德本身。从坏的方面看，屋里的电线溃乱成了一团，水管上的铁锈厚得像道花边。陈年的松木地板上满是干腐的木屑和大黑蚁。“至少这一座还有灵魂，”乔纳森说，“明白我的意思么？我觉得买下来还不算太迟。这房子还没给毁灭在水里呢。”克莱尔点点头。她用大拇指来回摩擦着门侧柱，然后带着批判的犹豫眼光看看大拇指。“给人感觉不错，”我说，“你们没在这儿找到一种感觉吗？”“唔———”克莱尔说，“呕吐。眩晕。恐慌。”她不停地看大拇指。我们辩论了一个礼拜，接着买下了房子。我们买下了水井和下午的阳光。我们买了十五棵橡树，八棵松树，一丛黑莓灌木以及两座坟，那坟古老得连墓碑都给磨得像粉笔一样光滑。当克莱尔挺着肚子坐在一把乙烯基做的绿椅子上签署文件时她说：“别了，巴黎和伊斯坦布尔。”乔纳森加了一句：“别了，阿马尼。别了，鳄鱼皮鞋。”他俩共同发出一阵刺耳的轻笑。然后交易就做成了。克莱尔用她外公在莱茵石上赚得的钱为我们每人买来了一个全新的开始。作为庆祝，房地产商赠送给我们一瓶白葡萄酒，并将酒盛在白塑料杯里。离开在纽约的公寓时，我们扔掉了所有的破烂货———将近是我们财产的一半。我们把它们放在街上，送给那些刚刚到达这块我们即将离开的地方的人，他们的心中都充满了希望。我们从窗口看着过路人将东西搬走。一个女人拿了那盏火山岩台灯。两个光头和一个纹身的胖姑娘抬走了那只中间已陷下去的沙发，那上面还铺了聚酯纤维做的豹皮。“别了，宝贝。”克莱尔说。她呼出的气在窗玻璃上留下了一丝线轴形的水汽。“别了，从廉价商店的箱子里捡来的旧垃圾。”乔纳森说，“亲爱的，有时候怀旧情绪是不提倡的。”“我从六十七街把那沙发一直拖到了这儿，”她说，“好几年前了，与斯蒂芬·库珀和利特尔·比尔两个。我们把这劳什子搬了几个街区，停下来在上面坐一会，接着再走几个街区。花了整整一晚上。有时捡破烂的也在上面坐坐，我们一起喝啤酒。那一夜我们交了不少朋友。”“而现在你拥有自己的家，还快要做妈妈了。”乔纳森说，“你真想过要把余生花在纽约街头捡垃圾么？”“利特尔·比尔死了，”她说，“我有没有告诉你？”“没有。”“科琳告诉我的。他死在南卡罗来纳，哦，至少是一年前的事了。在此之前我们都失去了和他的联系。”“我很遗憾。斯蒂芬好么？”“哦，斯蒂芬很好。他真在科德角上开了一家珠宝店。我猜他把纯金做的小鲸鱼和海鸥卖给游客，正在发大财呢。”“嗯，”乔纳森说，“那不错。我的意思是，至少他还活着。”“唔。”我们看着沙发沿东四街向前移动。我们窗下的人行道上，一对穿皮茄克的男女正对着克莱尔那只用旧的厨房钟大声嚷嚷———黄色塑料外壳，回飞镖的造型，上面缀满了红色和粉红色的小玩意儿。“简直不能相信我竟然被你说服了把那只钟扔掉，”她说，“我下楼去告诉那些人我搞错了。”“算了吧，”乔纳森说，“他们会要你命的。”“乔纳森，那钟是收藏家要的。它很值钱。”“宝贝儿，它不会走了，”他说，“不会告诉你时间了。让他们拿去吧。”她点点头，木然地看着那两口子慢吞吞地朝第一大街走去，一边把钟像橄榄球一样传来传去。她摸摸隆起的肚皮。她把水汽呼到玻璃上。那是十个月前的事了。现在我们住在一片面朝群山的田野中，又长又尖的蓝花爬上了我们栅栏的板条。蜜蜂兴高采烈地嗡嗡飞着，做着每天都要进行的工作，蓝白色的天空乱蓬蓬地挂在树背后。这些都是古老的山脉，被风雨削掉了不少。里面没有无政府主义者，也不像一些更上镜的大山那样雄伟壮观。这些山投下的是柔和的影子———它们的岩石并没有显出大陆板块被啃咬过的那种犬牙交错的样子。山上均匀地长着松树。山的轮廓在天空中剪出朴素的半月形。“我讨厌风景，”克莱尔说，“那么平淡。”她正站在我身边，在一块没修剪的草皮上。这是又一个十年的第一个春天，她是个全新的克莱尔。她比过去尖刻了，所讲的玩笑中藏着真正的尖刺。你本指望怀了孩子会使人更加温柔的。“噢，得了，”我告诉她，“别管这么多了，嗯？”一对乌鸦滑翔着飞过屋子。其中一只嘶哑地叫了一下，像两种金属绞在一起时发出的声音。“贪得无厌的东西，”克莱尔说，“吃腐肉的家伙，等着瞧我们谁第一个穷极无聊地死去。”我凑近她耳朵轻轻唱起来。我唱道：“当我们到达伍德斯托克时，我们已有了五十万之众，到处都有歌声和庆祝。”“别唱了。”她说，同时挥挥手，像要赶跑一只在奚笑她的乌鸦。她的银手镯丁当作响。“如果还有一种人我是从没想到过最后要做的，”她说，“就是老嬉皮士。”“还有，呃，更糟的呢。”我说。“太迟了，”她说，“你没注意到么？他们准备在山上盖公寓房，记住我的话吧。”“我想他们不会。我想不会有多少买家的。”她看着群山，仿佛未来已在那儿用小而明亮的字体写好了。她眯着眼。一时间她似乎成了乡下女人，精力充沛，疑神疑鬼，对自己的口红和淡黄绿色的衬衫则毫不在乎。她似乎成了我外婆，站在她田产的边上，不满地眺望着不属于她的辽阔土地。“只要买主多得能把‘家园咖啡馆’开起来就行。天哪，我还是不能相信我们决定管它叫那个。”“人们会喜欢的。”我说。“哦，总之它是那么古怪。那么过时而且———古怪。”“嗯，是有点儿。”我说。“不只‘有点儿’。”我说。她那么辛辣和苛刻，那么像她的修正过的自我，以至于一阵汹涌而来的快乐在我心里升起。她那么真实，那么克莱尔。我飞快地做了一个痉挛性的舞蹈动作。它谈不上有任何优美之处，或有什么严格而无形的节奏规律———我就像个用绳子牵着的小木偶。克莱尔像做妻子的那样转了转眼睛。稀奇古怪的事情在这儿每天都有的是。她说：“很高兴我们俩中间有一个对所有这些感觉良好。”“噢，亲爱的，有什么让人感觉不好的？”我说，“我们现在是头号人物了，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有谁想到了什么念头，我们就不会轻易把它打消掉。”“万一这都是真的那也蛮好。”她说。“你知道总有一天我想怎么做吗？我会把那个篷子修整好，作为单独的一座小房子，那艾丽斯在厌倦了开饭馆时就可以搬到这儿来了。”“哦，当然。给我四年级时教我的那个老太婆也盖个小屋吧。”“克莱尔？”我说。“嗯？”“你在这儿真的很快活，是吗？我是说，这是我们的生活。对不对？”“哦，当然是的。这是我们的生活。你了解我的，我总想着要发牢骚。我的脑子就是这么转的。”“是啊。”我说。我们站在那儿看着山，然后转身看着房子。这房子那么古老，死者的灵魂已经融进了墙里。它给人的感觉是，并非某个个人的不快乐，而是十代人集中起来的岁月驻留在了这里，他们的三餐和争斗，他们的出生和咽气。现在，就是此刻，它是旧的和新的失望的不体面结合。地板正在开裂，改建过的厨房全铺上了橘色的油地毡，还有不少西班牙风格的仿木橱柜。我们准备用开餐馆赚的钱把这儿慢慢地修缮好。我们是化腐朽为神奇的生力军，带着才干、工具和对美好前程的信心从城市来到这里。乔纳森和克莱尔看了看房子便明白它可以变成什么样。他们讨论要弄些古玩似的固定装置，还有带十六块玻璃的老式窗户，以及从哈得孙一所房子里抢救出来的一副石灰石壁炉架，我们用卡车把它运了来。虽然我是不会反对进步的，但我也挺喜欢房子现在的情况，那长了虫眼的地板和有木纹的化合墙裙，像是悲伤和懒惰被融进了家庭固定陈设里。房子坐落在四英亩长满杂草的土地上，与那些久经风霜的山遥相呼应。它也是那么驯顺，也被磨得那么光滑。时间削去了它的棱角。“我一直在想，”克莱尔说，“要是我们把窗户漆成蓝的呢？那种钴蓝色，你知道吗？你觉得那看起来会不会太做作了？”“问乔纳森去，”我回答，“这种事情他知道。”她点点头。“博比？”她说。“嗯哼？”“哦，我不知道。我在这儿走了走，觉得好像站在飞机的机翼上。在三万英尺的高度。我想我要你和乔纳森也同我一样认为这很奇怪。”宝宝在屋子里哭了起来。“的确是这样，”克莱尔说，“我总是犯自己的错，我从不用像现在这样为别人担心。”“没事的，”我告诉她，“一切都很好，很理想。相信我。行么？”她犹豫地点点头。她总是不能作出决定，总在担心。她现在脾气那么暴躁，部分原因就是她总在担心；她做了最坏的打算，并且努力地让自己的性格与之相称。“咱去看看乔纳森是怎么对付她的。”她说。“好的。当然。”我们一起进了屋。门直接开向客厅，那是个大而寒碜的长方形房间，仍贴着壁纸，上面画了暗红色的鹰和蓝色的鼓。一天当中的这个时候，给切割成一块块的阳光从三面斜射进来。乔纳森用肩膀托住丽贝卡，在屋里绕着圈儿。她嘤嘤地哭着，那是一连串短促刺耳的哭泣，像是那种让人发窘的打嗝声。“这脾气发得好没来头，”他说，“尿布没问题，半小时前刚吃过东西。”“我来试试。”克莱尔说。乔纳森没能掩饰住自己满不情愿的神色。他不喜欢把宝宝交给别人，甚至不喜欢交给她自己的睡梦。但当克莱尔伸出双臂时他还是把她递了过去。克莱尔把她轻轻抱在怀里，小声对她嘀咕着。“嘿，乖宝宝，”她说，“怎么了？不过是感到了一点存在的绝望吧？”丽贝卡是个重二十磅的小东西，头发柔软，长着漆黑而愤怒的眼睛。虽然才十一个月，她已经有了自己的性格。她经常出神地注视着什么。她拒绝欢笑，又抵抗悲伤，直到快撑不住了，然后就完全放纵地大笑或大哭起来。克莱尔抱着她在客厅里一边走一边说悄悄话。她对婴儿说话时就跟对乔纳森或我说话时一样，用完整的句子，但少了暗藏的那种愤懑。“好了，丽贝卡小姐，”她说，“你现在真不讲理。不过，嗨，你为什么应该讲理呢？主啊，要是什么时候我开始唠叨着要你讲道理，就请你把我毙了，好不？”乔纳森带着喜欢得出了神的表情看着，他的欣喜中带着紧张的躁动。做了父亲后产生了好些意想不到的情况———最令人吃惊的就是他对孩子的那种受罪似的疼爱。在丽贝卡的脆弱和没完没了的要求前克莱尔和我要冷静些。自打她出世以来乔纳森就没好好歇过。他就是一幅活的图解，说明爱的力量会怎样让人不得安宁。现在他有了重要得不可以失去的东西。现在他所有能讲给自己听的悲惨故事中都另外有了个小小的受害听众。丽贝卡不肯善罢甘休，我们把她抱了出去。她沉浸在哭闹中，就像摩托艇在不停地轰鸣、溅起水花一样。我们带着她走遍了我们的地产，让她的哭声消散在中午的空气中。乔纳森摘了朵雏菊。他在她拧成一团的红脸蛋前转着那花儿。“嘿，小家伙，”他说，“嘿，看看这个会让你惊奇的东西，没见过吧。”在她所有的特点中，乔纳森最喜爱的是她会感到惊讶。当她瞪大了眼睛看纱线球或映着太阳的汤勺时，他几乎会掉下泪来。可是她不停地哭着，正冲着那朵雏菊。“用花是收买不来的。”克莱尔说。她的声音里包含着真正的骄傲。如果乔纳森爱她是因为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听众，那克莱尔爱的则是她顽固地坚持要让人对自己捉摸不透。我们走进屋子背后的一片林子。这儿，在望不到边的树阴中，根本看不见草地。只有树林里的垃圾———松果和脱落的树枝，鹿粪。我们在寂静的林间走着，丽贝卡的哭声拖在我们后面，像一条发光的围巾。克莱尔问：“你们两个小伙子今天有没有给管子工打电话？”“打了，”乔纳森说，“他要到下下个星期二才能来给我们修。你为什么不让我再试试看抱她一会儿？”“妈的，这房子要到下个世纪才修得好。你们知道这一点，对吧？”“别急嘛，”乔纳森说，“到这儿来，丽贝卡。”他伸手去接她，但克莱尔仍然抱着她。“别急嘛，”她说，“那我们下半辈子就在炉子上热水了？”“我们是开拓者，”乔纳森说，“不能指望在乡下一下子就把所有东西都置办齐了。”“我认为，”她说，“你们俩的智力都有问题。我真这么认为。”她紧抱着孩子快步走到我们前面，走进林子深处。一道道光线乏味地挂在头顶，还不时被松枝截断。乔纳森拔腿去追，好像他相信她说不定在谋划着要独自把丽贝卡带到野地里去抚养。我们的餐馆不到一个礼拜就要开张了。乔纳森和我忙了一天，把扫尾的活儿做完。这店并不豪华，就开在过去一家酒吧里，有九张桌子。我们把酒吧改成了两间，样子就像一副刚邮运到开发地的那种女式帽带。我们将它刷成了白色，并挂上了一幅带条纹的窗帘。乔纳森在墙上贴满了老照片：学校里照的戴蝴蝶领结和围裙的儿童合影，晒得黝黑、穿方格百慕大短裤在湖边歇息的男男女女，正在铲雪的祖母。他挂了条一九五七年捕获、破了记录的大麻哈鱼，以及一书架的纪念品。纪念品上金灿灿的男女雕像天使似的赤裸而没有性别差异，他们展示着人类的卓越技能，如打保龄球、高尔夫球和羽毛球，以及优秀公民的形象。这将是个简朴的馆子，只供人吃早饭和中饭。我们在一家二手货商店里买了不配套的桌椅，那些纪念品、照片和那条木漆大麻哈鱼也是在同一家店里找到的。“大伙儿注意了，”乔纳森说，“霍莫咖啡馆就要开张啦。”[乔纳森用的是HomoCafé，与博比说的家园咖啡馆HomeCafé一字之差，homo似暗指homosexual]他用白漆盖住电线板条上的一块疤痕。他穿着工装裤，头发在脑后扎成了马尾辫。我正在厨房里把五磅装的果酱和沙司罐子放到架子上。“他们没送草莓酱，”我说，“他们送的，呃，一半是博伊增莓酱，一半是桃酱。”“我要打电话冲他们嚷一通。他们大概认为可以随便塞给我们任何他们不想要的东西，只因为我们不懂自己在做什么。”当所有的罐子都上了架后我就站在柜台边，看乔纳森刷墙。“克莱尔认为我们应该觉得自己在干很奇怪的事情。”我说。“的确奇怪，”他说，“谁说不是了？”“嗯，我猜她觉得我们应该更心烦意乱才是。”“她那么急是因为她在为我们付账。她一辈子都在等着这笔钱，而现在，砰砰砰，钱正在不断地给花掉。”“它正在，你知道，给拿去投资。”我说。“对。她最近脾气臭得很，是吧？”“哦，我不知道该不该这样说。”“我就说。克莱尔已经有很长时间没好脾气了。实际上，自打她怀孕后就开始了。”“噢，你可以理解的。”我说。我将一盒新磁带放进音响系统里。吉米·亨德里克斯唱着《你有经验吗？》。“我想她会好起来的，”乔纳森说，“做母亲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得受罪。我知道我就够受的。”我拿了把刷子帮着再润色一下。吉米的吉他发出响亮而柔和的轰鸣，那是来自死者世界的鲜活的声音，与此同时乔纳森和我掩盖着墙上最后几块缺陷。我们随音乐摇摆着。这让我得到某种小小的满足：两人一块儿刷墙，还可以听吉米的歌。时间被交织在一起，过去匆匆地撞进了未来。这想法忽然就以十分意外的形式进了我的脑子：我得到了我想要的。一个在身旁干活的兄弟。一个修正过的未来像灯泡一样在我们头顶闪耀着。这是我们不容易用语言表达清楚的地方：乔纳森和我是一支队伍里的成员，这队伍那么古老，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加入进来，即使我们想让他们来。我们喜欢克莱尔，可她也不能算在队里。不能真正算在内。把我们拴在一起的是比性更强的东西。它强于爱情。我们是紧密相连的。我们不分彼此，只是长在不同的身躯中。我们可以爱克莱尔，但她不属于我们。只有我们才可以是自己同时又是对方。我用涂料遮住一块旧疤痕。那些小学生微微有些泛黄的小脸儿———现在他们都有四五十岁了———从墙上向外张望着，露着牙齿，睁大了清澈的眼睛，充满了乐观的神色。之后我们锁好餐厅，从主干道向我们的车走去。我偏爱在人群和建筑中间走路———我是喜欢城市的人。自从九岁开始，我就一直在向伍德斯托克进发，而现在，二十多年后，我终于到了。我哥说得对———这儿仍然有人。我打听到那场音乐会就是在离这儿六十英里的地方开的，在一块宽敞的草地上，不大不小正好合适。一块空旷的地，周围是一圈墨绿色的树。乔纳森和我想到那个巧克力色的池塘里去游泳，同时克莱尔带着丽贝卡坐在草地上，但蚊子把我们全赶回了车里。最后我们去一家馆子吃饭，克莱尔相信当年和将会成为她丈夫的那人从音乐会上逃出来时就是到了这儿。她说他们把汉堡包端来时还会送上泡菜和一包密封的沙司，果真如此。人们最初就是想把城市发展成伍德斯托克的这种样子，后来旧的理想走偏了方向，被新的理想取代了。留络腮胡的浪漫歌手还在广场上弹拨吉他，仍然梦想着生活在森林里，跟魔法师学手艺。老太太们灰白的头发拳曲而蓬松，她们坐在长凳上，不时地点着头。克莱尔把这称为忧郁的情景，乔纳森不怎么留心周围，而我则很欣赏这儿，那些僻静的街显得那么亲切，快乐的居民决心选择这种对世人来说微不足道的生活方式。我和乔纳森开着买来的二手丰田车回家，路上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树枝的阴影不断掠过前窗玻璃。他坐在客座上，身体陷下去，便鞋抵着仪表板。“我告诉你关于这一切什么是真正奇怪的，”他说，“真正、的确奇怪的是我们真的在做这事。人们都说要到乡下去开一爿小咖啡店，可谁实际去做了？”“我们做了，”我说，“我们正在做。”爬上最后一个山峰时，我踩了刹车。“怎么了？”乔纳森问。“没什么，”我告诉他，“就是想看一会儿。”从停车的地方可以看见我们那座棕色的老房子，烟囱从一片杂乱的落叶中伸出来。三扇老虎窗捉住了即将消失在山背后的阳光，毫无节制地生长了几个世纪的常春藤迎风飘荡，那些叶子露出了银色的背面。房子矗立了一个多世纪，仍没有消融在这片风景中。没有葡萄藤沿着砖墙到处攀生，没有地下湖水渗进地基以扩张自己的边界。我一般只把《伍德斯托克之歌》唱给克莱尔听以逗她高兴，但现在我对着乔纳森唱起来，我带着一半的严肃态度，而正因为只有一半，反而更让人觉得愉快。“我们是星云，我们是金色的，我们得让自己回到花园去。”他听了几段，接着就和我一道唱起来。吃晚饭时我们谈餐馆和孩子。最近我们把生活都投入了实际问题中———我们担心的是丽贝卡的咳嗽，还有怎么把我们那台已用旧但又重新整修过的大冰箱运来。我开始能理解年少和年长之间真正的区别。年轻人有时间去计划、想新点子。年纪大一些的得用全部的气力去跟上已经在运转的生活节拍。“我不喜欢格拉斯医生。”克莱尔说。她坐在丽贝卡的高脚椅旁，正用调羹将香草布丁送进丽贝卡嘴里。每吃一口丽贝卡就要疑心地看看勺子，把里面装的东西仔细检查一番。她继承了我的胃口，但也继承了克莱尔的怀疑主义。她既饥饿又小心谨慎。“为什么不喜欢？”我问。“噢，他是个嬉皮士。而且他不可能超过三十五岁。我宁愿把丽贝卡交给一个老家伙。你知道的，那种医生，穿的鞋子不会是花里胡哨的，他在你妈和她的兄弟还是小孩儿时就给他们治过天花和小儿麻痹症之类的病。格拉斯叫我别为几声咳嗽担心时我就总是想：‘正在告诉我这些的是一个穿伯根斯多克休闲鞋的人。’”“我同意，”乔纳森说，“格拉斯还打太极拳。我情愿找个玩高尔夫球的。”“我觉得格拉斯看起来不错，”我说，“我的意思是，我挺喜欢他。跟他谈得来。”乔纳森说：“我想真正需要注意的是，宝宝的医生得是那种懂得心疼孩子的人。你知道吗？不赶时髦的那种。”“阿门，”克莱尔说，“明天我就去另找一个儿科医生。”“我真觉得格拉斯挺好。”我说。克莱尔把一勺布丁举在离丽贝卡张开的嘴一英寸的地方。“我想找另外的人试试，”她说，“格拉斯让我觉得紧张，我想他太懒散了。行吗？”“嗯，好吧。”我说。“那好。”她把汤勺递进丽贝卡的嘴里，动作轻柔而准确。克莱尔正在从我们亨德森时期的她变为现在当妈妈的角色。我们不再提起亨德森一家了，也许是因为我们的实际生活和亨德森他们假想的生活间的区别已缩小到无法测量的程度。吃过饭，我们把丽贝卡送上床后就在一起看电视。这就是带了一个孩子在乡下的夜生活。我们躺在大号床上，被玉米片、啤酒和减肥可乐包围着。楼上的卧房舒适而黑暗，天花板跟屋顶的造型保持一致。房子以前的主人———就是用印了雄鹰的墙纸和西班牙风格的橱柜装饰楼下房间的那位———准是装修到楼梯井时钱就已经用完了。楼上的房间更清楚地显示了屋子的破旧。这一间的墙纸上爬满了褪色的花，看上去像是会食肉的植物，百叶窗从磨破的、呈浓茶色的绳子上垂下来。克莱尔不停地换频道。我们这儿装了有线电视，那真是一块强力磁石，吸掉了所有经过脑子里的看不见的冲动。除了平常的电视台外，我们还能收到纽约的脱衣舞表演，墨西哥肥皂剧，还有日本女人愉快地展示着各种发明，那些玩意儿那么复杂，也只有别的发明家才完全欣赏得了。偶尔我们会调到一个模模糊糊、布满雪花的频道，简直让人有些害怕———好像有不少男女在走路，就这么在一块空地中走着。也许是我们误打误撞收到的节目，来自一个没准备让我们看见的世界。“有一百二十个台，可还是没什么好看的。”克莱尔说。“今晚电视没看头，我们来干吧。”乔纳森说。克莱尔耸起眉毛看看他，目光暗了下去。“你们俩去干。”她说。乔纳森跳到她身上，模仿疯狂的、兔子式的交配动作。“哦，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他呻吟着。“下去，”她说，“从我身上下去。真的。跳到博比身上去。”“哦———宝贝儿。”乔纳森说。“博比，叫他停下。”她说。我耸耸肩，表示无能为力。“我要尖叫了，”她说，“我要报警了。”“告诉他们什么？”乔纳森问。“告诉他们我被两个男的关在这房子里。他们为了生儿育女把我诱骗到这儿，并强迫我住下来，就像一九六九年[嬉皮士最盛行的时期]那阵子。”“你已经生过孩子了，”乔纳森说，“如果这是把你关起来的目的，那我们现在已不需要你了。”“宝宝还要吃奶，不是吗？”克莱尔说，“而且这家需要一个当娘的。不是吗？”乔纳森顿了一会儿，思考着。“不是，”他说，“你可以来去自由。”他从她身上滚下来，拿起遥控器。“看看今晚从木星上有没有什么好节目送过来。”“要是我走，”克莱尔说，“我要带走孩子。”“哦，不，你不能。”他答道。然后他想到要把语气调整一下。“她是大家的。”他更温和地说。克莱尔把身子往后仰，脑袋转向我。“博比？”“嗯哼？”“我很想知道你那沉着冷静的后面藏了什么秘密。我们待在这里，一间装点得古怪至极、离经叛道的屋子，在一幢随时都会塌下来的楼房里，乔纳森和我在为我孩子的所有权而争吵———”“我们的孩子，”乔纳森说，“真的，克莱尔。你可不能来‘你的你的’这一套了。”“为我们孩子的所有权争吵，”她说，“而你就像戴格伍德·拜姆斯特德[连环画中的滑稽主人公]那样坐着。有时候我觉得你真是从木星上来的。”“我想我是从那儿来的，”我说，“我的意思是，所有这些都没让我觉得奇怪。”她抬头看天花板，眼睛膨胀成两只黑黑的圆盘。“我早该知道的，”她说，“我早该在第一次看见你时就估计到，那会儿你留着干吹过的头发，穿一条卡尔文·克莱因牌牛仔裤。那么你实际上一夜之间就可以成为伊斯特村[EastVillage]的时髦人物。真滑稽呀。弄了半天乔纳森和我倒是保守派。我们倒是需要照照镜子，搞清楚这样一天天下去我们将会看到什么。你什么都会做，不是吗？”“不是，”我告诉她，“我什么也不会做。”“给我说一件出来。说一件你不会的事。”“呃，嗯，我不会一个人生活。从小我就没有，嗯，独自生活过。”“那就对了，”她说，“你是个总陪着别人的人，是吧？你反映出了所有人的愿望。哦，为什么我以前没想到过？你和乔纳森父母住一起时是个可爱的俄亥俄男孩，你住在伊斯特村时那么讨人喜欢，而现在我们住到乡下了你又有了那种亲切可爱的嬉皮士爸爸形象。你只管给人家他们想要的。对吧？”“我不知道。”我说。有些事情我没法告诉她，一些我不知道该怎么说的事。我的一部分是活人，一部分是死人。我活着不仅是为了我自己，还为了更多的人。“哦，克莱尔，”乔纳森坐在床脚说，“你突然成了谁啦，南希·德鲁之类的心理侦探？你真以为能用那样一句话就把博比总结了？”“你这辈子就一句一句地去总结吧。”她说。我伸出手去抚摸克莱尔的头发。我企图去吻她痛苦的嘴唇。“小伙子们，小伙子们，”她说，一边挣脱开我的亲吻，“我们是多么堕落的一帮人啊。多么稀奇古怪的一伙。”“我们其实，你知道，并不比其他任何家庭古怪多少。”我说，“至少我们还相互爱着。不是你先说这话的么？”“也许我说过。约莫一千年前。”我盯着她受了惊吓、正在衰老的脸。我想我知道是什么让克莱尔害怕了———某种创造我们自己未来的能力已经丧失了。现在我们正实施着一项计划，那还是在宾夕法尼亚的公路开车时随便想出来的。现在好事情指的就是可以预期的事情，而料想不到的事则意味着坏消息。我又捉住了她的嘴唇。这一次她也吻了我。乔纳森继续不停地换频道，懒散而漫不经心地看着。克莱尔我从没有料到过这个，一种如此贪婪的爱，简直不像是人所有的。一种取代了你本人、将你逐出身体的爱。我知道如果我抱着孩子过街，一辆汽车呼啸着转过街角、按着喇叭冲过来时，我会用自己的躯体挡住她。我会不由自主地这样做，就像你举起胳膊去保护头或者心脏一样。你总是用更强壮而且可以牺牲的身体部位来防卫要害部位。于是，母性就像它所承诺的那样有效地呵护着孩子。但我发觉我爱她时并非真正怀有一种慈爱或善意。这是一种铺天盖地的爱；一种挺让人害怕的东西。汽车疾驰而来时我会挺身为她遮挡，可在这么做时我却诅咒着她，就像死刑犯诅咒刽子手那样。丽贝卡的嘴巴会做出叫“妈妈”的形状。我一走开她就烦躁不安起来。总有一天她会花上一笔钱去找心理治疗师，请他们帮忙解开我的性格之谜。那时将会有充足的材料———一位与两个男人共同生活的母亲，不可思议地同时爱着他俩。优柔寡断、毫无条理的女人，脱离了所有的世俗安排。她把自己的儿童时代拖进了她的不惑之年。我一直只是个跟别人没关系的邋遢女人，管着自己的事，而现在我就要成为另一个人生活中最难解开的谜了。做母亲是沉重、烦恼的事情。相比较而言做情人———哪怕做个离经叛道的情人———则是安稳而平常的。也许这就是我自己母亲发现的秘密。她曾想过我那放荡不羁的父亲是她这辈子的冒险投机，于是接下去她就生了孩子。我们根据传统的作息安排进行了调整，我们三个。博比和乔纳森每天早上不等太阳出来就到餐厅去，我在家带丽贝卡。我不想做生意。可最终我又将会重操旧业，去做珠宝，或是别的什么小买卖。那个饭店是小伙子们的事，是他们养活自己并开始偿还我的一种途径。他们是任劳任怨的好把式。或者说，博比是任劳任怨的好把式，而乔纳森或多或少在跟他学。他们每天清晨五点离家，那时黑暗才刚刚开始消退；他们要到下午四五点钟才能回来，而那时黑暗又已遍布屋子的每个角落。老实说，我对他们的工作知之甚少。博比掌勺，乔纳森做招待，城里来的一个很讨人喜欢的傻小子擦桌子、洗盘子。虽然我听着他们的故事———怒气冲冲的顾客，厨房设备在中午最忙的时候炸裂了或起火了，粗野荒唐的偷窃行为(某人顺手从墙上拿走那条填了香料的大麻哈鱼，某人拆下了女洗手间里马桶的坐垫)———但所有这些似乎都发生在一个遥远的、缺乏生机的轶事国度里。我很同情小伙子们。但对我而言他们惟一显著的特征就是每天有十一二个钟头不在家。真正的生活，它的中心和它的大部分，是在他们离开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在许多年里，在我能回忆起的大部分岁月里，我总是小心翼翼地跨过一口很隐蔽的井，那是厌倦与无望之井，就在我那想像力稀薄的表层之下。如果我太长时间地站着不动，如果我止步不前，便会栽下去。于是我制作着各种东西，去俱乐部或看电影。我一直在改变着发型。如今，我有丽贝卡需要照顾，每一分每一秒都有一种令我兴奋不已的庄严，虽不总那么让人舒心，但却直透入内心深处。有时我觉得很厌倦———婴儿并不总是很有趣的———可是，在接下去的一分钟或一小时里，她总是要吃只有我能提供的东西。似乎每一天她都会形成一种新的姿态或反应，使她越来越接近她自己最终的个性。一小时接着一小时过去了，她不断在越发完整地变成某个人。所有的小时都缝合在了一起，从没有什么软弱或无望的东西会威胁着要把这样的一天拆解开来。我给丽贝卡洗澡、喂奶，揩掉她拉的屎。我逗她玩儿。我在她面前使出了浑身解数。好吧，可以这样说，我最喜欢男孩子们不在的时候；他们一回家，那种持续不断的急迫感就消失了。他们尽管很疲劳，但还是要我歇下来，而由他们去照顾丽贝卡。眼下他们是尽责的好爸爸。我知道我应该感激才是。但我不想歇下来。我希望被绷得紧紧的，并受到各种麻烦事的困扰。我希望在醒着的每一时刻里都为丽贝卡忙得焦头烂额，然后便倒头沉睡在一片没有边际的黑暗中，这睡梦的世界就像那没有生机的未来。博比爱着我们的女儿，但她柔弱、喧闹的生活却并没有使他烦恼。在一个有更多空间的世界里，他也许会是个移民，想像着能在一方远离人类古老错误的土地上重建一个新社会。他具有那种宗教气质。他心地温柔，注意力极为集中。他对肉体没有深切的兴趣。有时他抱着丽贝卡时我知道他是怎么看她的———将其看做他未来世界里的一位公民。他尊敬她，因为她使那儿的人口增加了，但他不会绞尽脑汁去思索她今后命运的详情细节。在他眼里，她是某种运动的一部分。博比和我睡在一张新的大号床上。丽贝卡的卧室是沿过道接下去的一间，再往下是浴室和乔纳森的屋子。博比在白天一刻也不能闲着。他得打鸡蛋、烤馅饼，和供货商讨价还价。一回家他就去哄哭闹不止的丽贝卡，换掉她的脏尿布。到了夜晚精疲力竭的他睡得很死———陷入沉沉的无意识之中。他对性的兴趣正在减弱，对此我很感激，不仅因为我也很累，还因为给丽贝卡喂过奶后，我的乳头变成了褐色。三道松弛的黄色印记从我最下面的肋骨处一直延伸到大腿根。我四十一岁了。我不再觉得自己漂亮了。若是博比的欲望再高涨一些，若是他面带愧色地承认我让他觉得讨厌了，我就有理由可以摆出一种姿态。我也许能换上一种新的富有挑战性的骄傲面目。然而他就是他自己，一个宽厚、勤奋的男人。我们相安无事地睡在一起。乔纳森白天也是忙得不可开交，并且更让人为他捏把汗。如果说博比有些像吸尘器那样耐心而又有条理，吸去了每件事，每项任务，那么乔纳森就像个咔哒作响的打蛋器。他风风火火的，脸色通红，因缺乏休息而眼神迷离。他和博比都告诉我，作为侍者，他只能靠作出讨人喜欢的样子来补偿手脚的笨拙。他会把空杯子端出去。人家点了炒蛋，他上的却是单面煎蛋。他说有时候在早晨最忙的那阵子他一边走路一边好像也快睡着了。在一个时刻里他正把奶油倒进桶里，下一时刻他又站在餐桌边，记着客人点的菜，脑子里根本想不起在这两件事之间自己干了什么。很快他和博比会雇一个女侍，乔纳森就兼做招呼客人的老板和临时跑腿的伙计。“我会保证所有人都吃得高兴，”他说，“我会给他们倒更多的咖啡，并问问他们的家乡。我们要请个烹饪专家，确保他们吃到的确实是他们想吃的。”他真正的职业是带孩子。每晚下班后他都会带点小玩意儿给她：廉价商店里的塑料娃娃，谁家花园里的一朵玫瑰，一副小型白色太阳镜。饭前他要花好长时间抱着她散步，饭后他就读书给她听。凌晨四点左右他叫醒她，给她换尿布，把她送到博比和我的床上。他穿拳击短裤抱着我们睡眼惺忪的孩子，像个滑稽的父亲。“我知道这样把她叫起来几乎是在虐待儿童，”他说，“不过我们得在去烤面包之前再看她一下。”接着他爬上床挨在我身边，把丽贝卡抱在膝上。有的早上她带着睡意在灯光下呜咽几声，有时候她会笑着嘀咕几句谁也听不懂的话。“丽贝卡小姐，”乔纳森会耳语道，“哦，你是个小可爱，对吧？唔———哦，对的。瞧瞧这双手。你会成为网球运动员的，嗯？或者是小提琴家，要么做个特技飞人。”他的话连续不断，毫不迟疑地流淌出来。有时候她闹起来，只有乔纳森能安慰她。她在我怀里哭个不停，在博比那儿则拳打脚踢，放声尖叫。而当乔纳森接过去时她就安静下来。她瞅着他，那双眼睛贪婪而严厉得出奇。她缠着他不放，因为他难以捉摸，还因为他在家时是最温柔体贴、最无微不至地照料她的一个。我相信她甚至在那么年幼的时候就已堕入了爱河。丽贝卡和我分享着一种更加游移不定的爱。小伙子们不在家时，她和我一起生活在一种不间断需要的状态中。她需要，同时又越来越强烈地憎恨我的保护。我需要的只是她的安全，但我需要得很彻底，无时无刻地需要。每一分钟我都得知道她是好好的。这给我们俩都造成了伤害。我们在一块儿的某些时候，当我检查她的洗澡水温度或是从她嘴里夺下一支铅笔时，我几乎可以感觉到我们周围的空气中噼噼啪啪地炸响了这样的问题———要是我没能保护她呢？我们会一同变得非常烦躁。我会对她很凶，很专横；我会太多地拒绝她的要求。她也沉溺在我对她的担心之中。如果把她看得太紧了她就哭，而如果她意识到我有一刻根本忘记看她了她也会哭。我开始有点能理解我母亲了。生下我后她就作出了一个选择。在那房子里或在她狭隘的天性里容不下两个难缠的孩子。她被迫作出选择。也许那就是战斗怎么开始的。我父亲不得不为自己的一份权利而斗争。他使出了他最好的武器，他的性感和轻率，可是我母亲用她条分缕析的力量取得了压倒性优势。我更喜欢父亲。他管我叫佩格和郝思嘉，并说买我们想要的东西没什么不对。但到了最后，当他骂骂咧咧地摔倒在屋前的草坪上，还醉醺醺地砸坏了家具时，我已经背弃了他。一个孩子终究必须选择秩序，而不是激情或魅力。作为成年女性，我爱上了乔纳森的智慧、幽默，我想还有他的温和。他既不冷淡，也没有危险。既非男人又非女人。不会有性生活失败的威胁。现在我看得出丽贝卡如何也会有朝一日爱上他。他具有做父亲的吸引力。他不乏母亲的温情，却无母性中必有的胁迫感———要是乔纳森一时失去了与她的联系，她也不会死掉。他一整天都在工作，然后手里拿着礼物回家，与她分隔了那么多个小时后重又相见的兴奋使他脸色潮红。博比很温柔，但与她并不十分接近，我和她则太形影不离。乔纳森表现出一种始终存在着的魅力，这魅力因为白天不能看见他而更显得完美。她会很关心博比和我，但她将属于乔纳森。有时候———在某些时刻里———我相信事实上自己已经得到了回报。在这个世界上我拥有爱，拥有一个家园。我属于某个渐入佳境的事物的一部分。一个家庭。那是我曾想过自己所需要的。我自己的家庭随着嫉妒和愤怒爆裂了。我父母的结婚礼物中没有一件能幸存下来。我们吞噬了过去。现在已没有留下什么可以继承的东西，只有母亲对房子做的修缮：浮华的屋内设备和花体印字。此前父亲曾离家去戒酒，又到教堂里寻求慰藉，然后又开始喝起来。不过在其他一些时候我还挺想念自己家里的这种极端固执己见。我们是很不好相处的人，左邻右舍的人都知道得很清楚：可怜的阿米莉亚·斯图卡特和“她嫁的那个男人”。我由于是“他们可怜的小女孩”也在周围地区出了名。我把年轻时候的自我改造建立在对困顿和骄傲的理解上。我穿最短的裙子，并把头发梳理得像一触即发的风暴。我十四岁时就在运货车的后舱里和男人干过，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个低音提琴手，瘦得皮包骨头。我们那儿循规蹈矩的势力反而使我更轻易地走出这一步；她们戴笨重的胸罩，留着淑女的发型，脸上涂着厚厚的脂粉。她们说“加入我们的世界吧”，于是我找了一个毒贩子做男朋友。我看见自己的形象在那些少儿辅导员和牧师眼里蜷缩起来———“实际情况是，罗林斯太太，这一个我们恐怕是无能为力了。”我上学时在包里放一品脱墨西哥龙舌兰酒。我在罗德岛的夜晚中奔跑，飕飕地穿过寒风。我在身后留下一串呼出的水汽。养尊处优的人们是想像不出学坏时的那种自由感的。而今，在生命已过大半时，我被拯救了。男孩子们每晚直接回家，照看丽贝卡，做饭。他们的爱并不单纯。他们相互间的爱也许更甚于他们对我的感情。他们也许在利用我，同时并不怎么意识到这一点。我能够在这样的情形中生活下去。我不介意去触摸别人好意之下粗陋的内心。有时让我觉得烦恼的是这种纯朴的友情。我们居住在一个善良的世界里，这儿充满了有条不紊的家庭气氛。有时我把自己想是生活在小矮人中间的白雪公主。小矮人照料着她。可是，没有了遇上与自己同样大小的人的希望，她还能在那儿待多长时间？她还会扫多少时间的地，做多少时间的针线活，然后才开始明白构成自己生活的是安全的港湾以及细微而无所不在的空虚？艾丽斯当我叫乔纳森来亚利桑那时，我没有提起那只准备给他的包裹。这不是那种可以在电话里谈的礼物。我只是行使了做母亲的权利，要求他来一趟。通常我很少去打搅他，而他总是为此过多地受到愧疚的折磨。我怀疑他希望我能让他承受更多的负荷。我想一个自己感到烦恼也去困扰别人的妈妈会更让他释怀。他的天性便是如此，因而当我打电话说我想看他时，他别无选择，只有遵命。“这个季节里沙漠是很可爱的，”我说，“来住几天吧。”于是他来了。我到菲尼克斯机场去接他。乡村生活并没有改变他多少。自从十多年前他离家去上大学，我也习惯了连续几个月见不着他以后，我已学会了从一种新的客观角度去观察。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看起来就像我的一件创作，而我怀着带刺的、纠结的强烈感情爱着他，这感情不时让我自己受到伤害。如今，仿佛我身体受到最温柔呵护的部分，那受了伤的、只想哭泣和被拥在怀里的一小部分已经给切除下来，单独地生活着，生活在我安慰的力量之外。他的存在挤迫压抑着我，竟使我几乎不能记得他的模样。而今我不再这么要命地爱他了，而是怀着一种更深沉的、平静的自我克制，细致入微地观察这个人，从而把他看得更为透彻。他在下飞机的乘客中间显得苍白、漂亮，但似乎尚未发育完全。在他年岁日增时我开始看出来他正处在一种危险中，即年纪虽然不小，却仍没有获得那种明显的安详举止。没有岁月留下的痕迹，还这么孩子气，还带着男孩那种小马驹式的美丽，于是他有了那种永远新鲜、永远涉世不深的样子，它能使一位长者看起来像个面带惊奇神色的老小孩。我在等候的人中间挥挥手，他便朝我走来。他步伐轻快，同时显得有点心神不定，穿过人群时小心翼翼的，仿佛他怀疑这儿到处都有伪装起来的敌人。“嗨，妈妈。”“你好，亲爱的。”我们相互拥抱，问寒问暖，然后朝汽车走去。在路上他问我：“生意怎样？”“生意兴隆，”我说，“预约电话多得来不及应付，不过在这种阶段我可不想拒绝任何人。我正想着要再找一个厨师。但要找一个做事合我心意的人挺难。”“我真为你骄傲，”他说，“谁曾料想过你会变成餐饮业的大腕呢？”“小心点。别这么一副屈尊俯就的样子。”“我没有屈尊俯就啊。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敏感了？”“哦，别把我的话放在心上，”我说，“是神经紧张，我猜想。我根本就没做过生意，更不用说做过什么成功的买卖了。我老在想总有一天会发生什么事，然后这生意就全垮了。”“别担心。我是不是又在屈尊俯就了？担心吧。最好的人总是倒霉。”“是的，”我说，“完全正确。你们自个儿的生意呢？”“要疯了。好像我们总在那儿忙，而一切总好像正处在疯狂的边缘。不过我们现在不盈也不亏。最忙的时候甚至还能赚一点。”“很好，”我说，“这是个竞争激烈的行业。第一年不赔不赚就意味着你们要成功了。”“我猜也是。我老是深更半夜时醒来，心想：‘我忘记给五号桌端咖啡了。’”“欢迎到前线来。”我说。我们到了车旁时为谁开车进行了一番小小的、很亲热的争执。我想开车，因为我认识路，可一个长大成人的儿子是不愿妈妈为他当司机的，哪怕是在她的地盘上。为了使他安心，我把钥匙抛给了他。我们沿平坦而明亮的公路向前行驶，一边拉着家常。太阳在这个季节里还不算太毒辣，阳光照着正在开花的丝兰和牧豆树那精致的黑灰色藤蔓。我毫不羡慕地想着正笼罩着东海岸的朦胧烟雨。我发觉，沙漠之美淳朴得使你无法一下子就完全地体验到。与它最接近的地貌是冰川———跟冰川一样，它可以愚弄缺乏经验的人，让他们将其缓慢的变化错认为是静止的。我们住在这儿的人热爱它是因为其单纯和洁净，其日复一日对永恒的提示。一幅森林密布的图景看上去既拥挤又短暂，的确很可爱，但却过于幼稚，容易受到不可预料的命运的摆布。最早的文明发轫于大漠之中绝非偶然。年长的人常常重返沙漠去也是注定的。“你看上去好极了，”乔纳森一边开车一边说，“我很喜欢你这发型。”“嗯，现在我得注意点自己的外表了，”我说，“我不能再像山里的野女人那样在城里横冲直撞了。实话告诉你，我找到了一位理发师。一个为男人服务的理发师。这儿大部分的女性发屋仍然坚持做脂粉气十足、油光水滑的发型，而我对那没一点儿兴趣。我每三四个礼拜剪一次，其余的时间里我就不去多想了。”“我挺喜欢，”他说，“我妈成了一个留平头的餐馆大老板了。我可不是在屈尊俯就。我是在表示欣赏。”他在群楼前停了车，并把旅行包提进房子里。“还是老样子。”他说。“就是稍微比以前破旧了些。”我说，“我本来想在你来之前草草收拾一下，可是一个挺好的老主顾打电话来说刚刚决定了要开个晚会，于是我昨天就忙着做虾拌耀花豆加香蒜酱，却把吸尘、擦桌椅的事搁下了。”“没事的。老实说，我们在克利夫兰的房子总是有点太整洁了。我的意思是，我很高兴知道你没有整天在打扫卫生。”“这是最不用你担心的。相信我。”他准备睡在那张折叠沙发床上，所以没什么行李需要打开来整理。他就把箱子往墙角里一放。当他这样做时，紧张的感觉攫住了我———我为了这么一个古怪的目的让他千里迢迢地来到亚利桑那。也许我最好还是把这看成是一次平常的探亲吧。为他做好吃的，不顾他的抗议给他买几件新衣服，然后再送他回去。“饿了么？”我问。“有点儿。我没吃飞机上供应的午饭。坐了那么多次飞机后，到了一定的时候我就意识到她们把盘子端上来时我是可以不吃的。不过之后我还是觉得挺卤莽的，好像我把钱打水漂了。”“我们为什么不出去吃一顿晚午餐呢？”我说，“我发现了一个好馆子，离这儿有十英里，他们白手起家，靠做玉米粉圆饼打响了牌子。我真想把他们的厨师挖来，那样我就有个真正会做墨西哥传统菜的人了，但我估计请不起。”“是个好主意，”他说，“走吧。”一时间他显得那么像他父亲，以至于我停下来瞪眼瞧着他，热血在脑子里嗡嗡作响。所有的母亲一定都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她们长大成人的孩子———他们无可挽回地离开母亲走向自己的个性———突然显露出一丝那么纯粹、浓郁的父亲的性格，仿佛他们就成了父亲本人，成为他的再生，再现了那已成为过去四十多年生活的注脚的三声咳嗽。那会儿我在乔纳森身上看到的是内德随和而平淡的表示乐意奉陪的话语；他那种想显得欢欣雀跃，想把事情继续做下去的强烈愿望。如果我是个不同类型的人，一种更勇敢的人，我就会抓住他的肩膀说：“你得更拼命地去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你要更固执些，更苛刻些，否则你永远也休想缔造一个能发挥你才干的生活。”然而，我只是从他手里拿过钥匙并说：“这回还是我来开吧。即使是我也不很清楚究竟怎么去那儿，而我已去过十几次了。”接下去的两天我们谈心、吃东西、看电影。我带他参观我租来的厨房和临时拼凑的办公室，并把他介绍给我的三个员工。我也询问他的生活，可我不总是很清楚该如何措辞。“宝宝怎样？”是最显而易见的开场白。“她很好，”他边喝玛格丽塔鸡尾酒边说，“她真是令人惊奇。有时候好像她每天都有些改变。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有人要养上半打孩子了———很难理解她现在会爬了，她再也不那么依赖帮助了。这也的确让人喘口气了。不过我明白有的人是怎么会想到再生一个了，仅仅是为了想再看看另一个小家伙怎么难以置信地度过那个全要依赖大人的阶段。”“你花了很多时间跟她待在一起？”我说。“当然。当然我花了很多时间。我是她爸爸。我是她的一个爸爸。”我摇摇头。“可能我还不大理解。”我说。“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呢？你去过那儿，你见到过我们都住在一起。我们三人带一个孩子。有什么大不了的？”“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说，“我想我只是太落伍了。”“你没有落伍。头发做成那样怎么会落伍。”“嗯，好吧。我担心你正在受剥削呢。博比和克莱尔是相互拥有的。你有什么呢？”这是个敏感地带。我们从来没有对他的种种癖好做过明确的表态———除了博比，我从未遇见过他别的相好。就我所知他没有。这里存在着一个讨厌的事实：我情愿他有。要是他坚持说有，那我会试着去想像我儿子与别的男人发生了性行为。可是他并不怎么坚持。他回家探望时总装出纯洁的单身汉模样，而他爸和我也总是乐于接受他的这种身份。如果生活没能够以某种方式标出他的真实面目，我想那也应该有我们的责任。“我们都是相互拥有的，”他说，“妈妈，你说得对。你还不大理解。也许我们该换个话题。”“随你吧。只要告诉我，你很高兴做你正在做的事吗？”“是的。我现在喜滋滋的。而且我是其中的一员。我是家庭和事业的一部分。我们在一起建设家园。你老是在琢磨着我们不像一个真正的平常家庭。”“好吧。我会尽力去忘掉这个想法。”于是，过了一会儿，我们谈起了别的事情。假如他决定就自己离经叛道的爱情进行坦白，我是能够作出响应的。可是我不能够要求他这样开诚布公。我就是无法做到。我需要他主动。直到他离去的前一天晚上我才说起了自己的打算。我们在自家吃起了饭———我做了简单的鳄梨醋油沙司和烤大麻哈鱼排。我收走盘子、端上咖啡时说：“乔纳森，亲爱的，在这个时候我让你回来一趟是有原因的。我想给你一件东西。”他眼睛一亮———他准是在想我有样传家宝一直藏着没让他看见。一时间我又清晰地看见了他四岁时在玩具店里的样子，很老练地保持着礼貌，但尽管如此还是流露出贪婪，在那种地方，无论买什么都不会过分得超出他的想像力。“什么东西？”他问，文雅地掩饰着自己的急切。我叹了口气。若是我有一床祖传的被子，或一块金表，我会拿出来给他的，可内德和我都没有收藏过这类东西。我们各自的家庭都对未来更感兴趣，而不是对过去。我无言地上楼走进卧室，从梳妆台里取出那只盒子，带着它下了楼。他知道那是什么。“哦，妈妈。”他说。我轻轻地将它放在桌上，那是一只光滑的长方形木匣，镶嵌的铜片上写着内德的全名和生卒年月。“该由你保管这个了，”我说，“那是你父亲惟一的要求。他要求由你来决定怎么处理。”他点点头。他光看着盒子而不去碰它。“我知道，”他说，“他告诉过我。”“你是不是一直想着它？”我问。“当然。我当然在想。妈妈，那就是我做自己正在做的事情的部分原因。我在努力营造一个家。”“我明白了。”我在他身边坐下。我们俩都盯着盒子，仿佛在疑心它会自己移动起来。“你看过里面了吗？”他问。“是的。起先我想看了会受不了的，后来时间长了我认识到不看才会受不了。”“怎么样？”“跟煤烟似的。发黄的灰色。你想不到的。我原先以为里面只有那么一把，就像滑石粉，你可以用一只手将它抛到风中去。但其实不是这样，有很多的灰。有一小片一小片的骨头，颜色很暗，如同古老的象牙。亲爱的，我能告诉你的是———你再也看不出爸爸的样子了，要是他的一双旧鞋子给烧成灰也就这样。想看看么？”“不。现在不想。”“那好。”“你为什么现在给我？”他问，“我的意思是，呃，就是这个。为什么现在？”我迟疑着。事实是：我开始和人约会了。他比我年轻，他名叫保罗·马丁内斯，他已开始教给我很多种愉快的感受，那简直是我在做内德的妻子时无法想像的。仿佛我生活的顺序颠倒了过来。和内德在一起时我的生活充满了秩序和尊严，那是一个人在迟暮之年所希望得到的恬静。而今，在我真要步入老年时，我似乎爱上了一个能言善辩、皮肤黝黑的人，他会弹吉他，会吻我身体上的某些部位，而内德连说出那些部位的名称都要犹犹豫豫。再把他的骨灰留在这儿，我觉得有些不对劲。然而我对他说的只是：“要是一直把丈夫的骨灰放在壁炉架上，就觉得有些阴森森的了。我不应该把它留这么久。”以后会有时间谈到保罗的，如果他对我的吸引能够持续下去。尽管他对我的关心让我激动，但我尚没有太信赖这感情———有很多理由能让一个年轻的男人暂时相信他爱一个年纪大的女人。为什么要无谓地惹乔纳森不高兴呢？我会见机行事，看这段恋情是否严肃到值得去使他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