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话实说，就现在。你喜欢我不？”“嗯？”“别叫我再把问题重复一遍。羞死人了。”“我喜欢你不？”“你是不是，怎么说呢，对我感兴趣？”“呃，当然，当然感兴趣。”我又把烟递过去，他深吸了一大口。“博比，你有没有和女人睡过？”“哦。嗯，没有。真的我没有。”“有没有想过你也许想跟人睡呢？”他没说话。他也没动。滚石乐队唱着《红宝石般的星期二》。我说：“到这儿来。把大麻放下来跟我跳一会儿，好么？”他又吸了一口便顺从地把烟搁在烟灰缸里。我向他敞开胸怀。他走了进来。我竭力不去把自己想成一只蜘蛛，一个穷凶极恶的老东西，想猎食不怎么聪明的年轻男人的肉体，而不管他们有多么不情愿。我尽量逃避着这种感觉。我们沿一个不规则的圆圈摇摆着。他舞跳得很好，这对我有帮助。他不拘谨，也不含糊；他的身体无需依靠我来指导该跳什么节奏，下一步该怎么走。我们互相搂着，跳着，有些陶醉其中，但既没有很放松，也没有兴奋起来。我们跳的时候就像是姐弟俩练习着未来的爱情，但也确实相互吸引，感受到对方的吸引，感到愧疚，又为这种平常却蕴藏激情的、难以捉摸的危险接触的毫无指望而感到一种淡淡的哀愁。他闻起来让人觉得很干净，有一种树木的味道，像刚从铅笔上削下的刨花。他的背部像歌剧演员那样厚实。他说：“你去音乐会时有没有等到亨德里克斯出来？”“嗯？”“在伍德斯托克。你看见亨德里克斯了吗？”“我当然看见吉米了。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跟我来，就现在。可以说做这事没什么特别值得大惊小怪的地方。”我停下舞步，带他向我卧房走去。他表现得并不怎么积极，但也不加抗拒。我没开灯。我关上门说：“紧张吗？”“嗯哼。”“别这样。只是为了好玩儿。只是因为我喜欢你。这世界上没有什么好让你紧张的。”我解开他衬衫上的纽扣，并帮他从肩膀上把它脱下来。他的双肩有些潮湿，头发弄得他有些痒。“我的体形，你知道，不是很好。”他说，可是在此之前我看见他赤裸的胸脯已不下百来次了。“我觉得你很可爱。”我说。我脱掉衬衣，让它落在地板上。我从不戴胸罩。我把他的手放在我左边的乳房上。“这是低于平均水平的，实话告诉你，”我说，“以后你跟别的女人在一起时能看见大得多的。”“我不去想什么别的女人。”他说。“你太那个了，知道吧？”“怎么？”他问。“没什么。没事儿。来吧，把裤子脱了。老克莱尔要教你几招。”我们很快把其余的衣服脱了，好像真正的房客随时都会回来，发现我们正在用他们的屋子。当我们都脱光后我又把他搂到怀里并亲吻他，带着更多的关切而不是激情。他的呼吸很热，有点沉重，但不难闻。这是食肉动物的呼吸。“别怕，”我说，“这是世界上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你甚至会喜欢的。”“我的确很喜欢，”他说，“我想是的。”我把他领到床上，让他躺下。我还从来没有这么完全地处于主动地位。如果这是年老色衰的一部分，那我也不在乎。操别人让我既害怕，又觉得舒坦。博比赤裸着躺在我床上。我能听见他的呼吸声。“一切都会没事的，宝贝儿，”我说，“只要放松就行，我来料理所有事情。”我跪在他旁边的床垫上，摩挲着他的胸膛和腹部。他犹疑地抬头看我。“嘘，”我说，“什么都别做，什么都别想。你大姐会弄好的，只管闭上眼睛。”他闭上了眼睛。我俯身用舌头去摩擦他的乳头。他的身躯是那么庞大而迟缓。在我的性生活中一般都是强有力的人来要我，他们用自己隐藏的专横来追逐我。现在我尽力装成一个平静而熟练的老女人。我查看他有无勃起的迹象，同时尽可能地不让他注意到。“克莱尔，”他说，“克莱尔，我不知道是不是———”“嘘。别说话，该开口时我会告诉你的。”当我觉得他已准备就绪了，我就站起来骑在他身上。他脸上的神色让我很意外。他满脸通红，惊惶不安，根本不是我所预期的那种满足的表情。不过我仍然充满安慰地朝他笑笑。我知道现在机不可失。我说：“准备好了？”没等回答我就摆好姿势，我们两人合到了一起。有些不对劲的地方。他的脸上有那么多的稚嫩，那么多的恐惧。可我继续着。现在已没有退路了。我不去理会自己的快感。我的身子不停地起伏着。我对他低语道：“宝贝儿，你干得不错。哦，是的。你干得好极了。”这并不是我真想说的。这是我听见自己在说的。我抚摸着他的胸脯。他的脸因为有了汗水而闪着光。我伸出手去抹平粘在他前额的一绺头发。突然地，出乎意料地，他达到了高潮。我感觉到了那阵抽搐。高潮来时他发出了痛苦的号叫，像是有人一刀捅进了他的肚子。这是一种令人畏惧的声音，无法安慰的哭号。我忘了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伏下身子，膝盖抵住他的胸廓，等着号叫停止。接下来是一阵凝重的、似有回声的沉默。然后他哭泣起来，像婴儿一样毫无掩饰地尽情哭着。我伸手去触摸他的脸。我明白我们已永久地、无可挽回地沉湎到相互的世界中。现在他成了一个谜。我在他身边躺下并告诉他没事了。我告诉他一切都好好的。他用粗重、扁平的手抹了抹我的头发。他说：“我从来没有。我从来没想过会干这个。”“你干了。”我轻声说。他把胸口压在我胸口上。我感觉得出他眼泪的热度。他没说什么别的话。他在我床上睡着了。我让他躺在那儿，但我自己却睡不着。我在他身边躺了很长时间，吸收着他浓重的、汗淋淋的体味，并问自己，现在到底尝到了什么，到底做了什么事。乔纳森剧评家亚瑟上医院的那天晚上，我和埃里克交换了彼此的历史。除了最一般的有关家乡、家族性格的话题外，我们从没谈过自己的过去。我们在一起时，记忆由一根截短的绳索拴着落在意识的后边，任何已经发生了一两天的事情都堕入了出生之前的那种黑暗中。我们从持续的现在出发进行交谈，这里不存在玄机、绝望和以前的浪漫志向；这里，上班生活的平常变迁也有瓦格纳歌剧式的气势，而老板种种疯狂要求的间歇或出租车司机充满敌视的沉默都是些零打碎敲获得的完全无法言表的安宁。现在我们坐在埃里克的公寓里喝一瓶墨尔乐，历数着各自睡过的男人。他已经放上了一张约翰·科尔全恩的唱片。“我知道这很困难。”我说。应该由我来表示些歉意，因为是我首先坚持要说起这个话题的。“是有点，”埃里克说，“有点困难，是的。我不是很……情愿说这些事。我找心理医生看了一年多后才告诉她我是同性恋。”“你不必告诉我你没有告诉心理医生的事情，”我说，“我只是想，嗯，互相大概了解一下过去的历史。准确地说就是这样。”埃里克脸红起来，并发出一阵刺耳的、听起来饱含痛苦的笑声，这是他的不善交际允许他发出的笑声。在某些方面他还没有成熟。我们坐的这只大得出奇的仿皮沙发是他父母为庆祝他被密歇根法学院录取而送他的礼物。他的父母显然以为他会开始过上拥有十二个镶墙裙房间的生活，可过了不到一年他就离开法学院，希望到纽约去发展演艺事业。如今他父母已不再理他，而这张沙发放在他公寓里，两头抵着墙，像停泊在游泳池里的游艇。“只不过是个想法而已，”我又说道，“不需要坦白什么让自己丢脸的事。”“我知道，”他说，“我真正不知道的是为什么我对于说这种事会犹犹豫豫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向都更像是那种，呃，听别人说话的人。我猜这是当酒吧招待养成的习惯。”“我来开个头。”我说。于是我们花了近一个小时回忆起所有的陈年琐事，既有好的也有坏的，我们本以为这些事已远远地退进了历史，无论如何再也想像不出它们是怎么造就出我们现在的自己的。我们俩似乎都坠入了一系列冒险之中。我们谁都不曾是那种贪得无厌的人。我们没做什么偷偷摸摸的事。我们从没有在公共浴室里一个晚上和十个不认识的人做爱，也没有在西四十区花钱买那些臀部狭窄的棒小伙子按小时计费的性服务。不过在我们相识之前，我们带回家的陌生人足有一个排。我俩都曾在酒吧或舞会上遇见过别的男人；我们和从旧金山或温哥华或拉古纳海滩来的朋友的朋友睡觉。我们隐约地希望过能坠入爱河，但对此并没有太多的在乎，因为我们觉得在这世上我们有的是时间。爱显得那么确定、那么乏味———爱就是毁了我们父母的东西。爱让他们过的生活就是抵押贷款和家里的各种维修，是缺乏吸引力的工作和下午两点超市里的日光灯走廊。我们寄希望于一种不同的爱，一种能理解并宽容我们人类的弱点，却不贬低我们关于自身更崇高的想法的爱。这似乎是可能的。如果我们不横冲直撞，不巧取豪夺，如果我们不慌不忙的话，一种既考验人又能滋养人的爱就有可能会出现。如果这种人是可以想像到的，那么这种人便是可以存在的。与此同时我们有了性接触。我们曾想过，我们生活在一个纵情欢乐的新时代的开端，到那时男男女女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去响应无恶意的肉体欲望。正是因为我具有一种对自身选择不加限制的意识，我才会去和华盛顿公园广场上的一个淳朴的吹笛少年做爱，才会和在离开市中心的地铁车上遇见的一个穿紫色开司米茄克的法国老人做爱，才会和一对友善的医生做爱，他们有时让第三者加入，以使他们间的联系更为轻松愉快。在我二十岁上下时我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好恶作剧的人物，聪明、敏捷、不可救药。我想像着自己每进行一次新的历险，俄亥俄那些古板的房屋和枯燥的岁月就愈来愈远地落在后面。埃里克和我并没有把过去的经历一件件全列举出来。我们还不至于这么客观冷静。我们只讲了最精彩的部分，不过更明确地———也更高兴地———强调了我们其实没有享受到的愉悦。埃里克用修长的手指围住酒杯下面隆起的部分，皱着眉说：“我向来对做完全的无名之爱不感兴趣。那事儿一向对我不合适。我见过很多在酒吧工作的男人，而且我，你知道，把其中一些带回了家，但我从没有真正全身心地投入进去。我尝试过到公共浴室去，但那儿只让我感到害怕。我只洗了个桑拿浴就回家了。”过了一会儿他补充道：“回家去手淫。”他痛苦地微笑起来，额头几乎变成紫色。尽管我们一起坐在那张庞大的沙发上，但我们的身体没有接触。我们分别占了两片不同的灯光。这种节制是我们通常的做法，被我们恰如其分地表示出来，同时我们也谈论着爱，我们祈祷着这样的爱最后不会是致命的。在我们平常的行为举止中，我们总保持着一段友好的距离。任何一个看见我们一起走在街上的人都会以为我们是过去的大学室友，虽然失去了往日的亲密，但并不愿意就真的让这种关系寿终正寝。只有在家，在一丝不挂的时候，我们才会跳出分离开的躯壳。立体声音响里，科尔全恩在唱《至上的爱》。“奇怪的是，”我说，“我以前常常为没有经历更多的冒险而感到内疚。我会听见其他男人讲起他们如何一个晚上玩了四套把戏，然后想道：‘我是最受压抑的同性恋男人。’我是说，大多数跟我约会过的人，我知道自己大概都不会再见了。可我总不由觉得也许我会想再去见他们，也许我们会相爱，这说不定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尽管我们从没相爱过。”埃里克盯着他的酒，说了一句难以听清的话。“嗯？”他说：“唔，你觉得，我们是不是，你知道，正在相爱？”我还从未见过那么窘迫的人。他整个脑袋都涨得通红，杯中的酒在颤抖。我相信我明白他想要什么。他想堕入爱情中。生活太可怕了。他尽管不断地在努力，但还是出不了名，而我们都期待的未来也许就会断送在一阵让人不得安生的咳嗽中，或小腿的紫红色斑块上。“不是，”我说，“我很在乎你。但我们并不相爱。”他点点头。他没说话。“你爱上我了？”我问，尽管我知道答案。他迫切地想爱上某个人。我满足基本的年龄、身高和体重的要求。不过他的欲望并不和我直接相连，不见得就是只冲我来的。他摇了摇头。我们默默地坐了一会儿，然后我伸出手去拿住他的手。我得温柔地对待他，原因是我恨他，原因是我的内心为他的平庸、为他没能改变我的生活而在冲他尖叫。我也很害怕。我，也很想爱上一个人。我摩挲着埃里克的手。被设置成重播的唱机又开始放科尔全恩的唱片。埃里克努力想笑一笑，然而随即将它跟一大口酒一块儿咽了下去。我本可以杀掉他，但他的罪恶只在于注意力不集中和缺乏智慧。我本可以用一把餐叉戳穿他的心脏，因为他只是个次要人物，命运让他去演一个他根本演不了的角色。我无法否认这一点：我想我应该能得到更好的。我们无言地起身走向床。这是我们惟一心意相通的时候———平常我们会不厌其烦地解释我们最简单的举动。但那天晚上我们一言不发地拿着酒杯上了他的床，脱去衣服，彼此拥抱着。“这都是些挺恐怖的时刻。”“是的。是挺恐怖。”我们躺了一会儿，没有去讨论我们肉欲史上最后一件遗留的事情———实际情况是我们都没有采取保护身体的预防措施。现在要保护自身不受对方的危害已太迟了。没有人做过理性的统计，只不过存在着这样的事实，即甚至在四年前当我们相遇时，这种病似乎仍然属于另外一个人种。当然我们对它已经有所了解。当然我们也很害怕。不过我们认识的人中还没有哪一个得了这种病。我们一直相信———这也是一厢情愿的努力———它只会降临到那些血液已被太多的毒品稀释，而且每天晚上和十几个人做爱的人身上。埃里克拥有很不错的唱片收藏，还有一些带相框的照片，上面是他干瘦的兄弟姐妹，他们或在湖边休息，或坐在一间贴墙纸的客厅里，或站在一辆红色锃亮的雪佛莱-加马洛旁边。他说要到录音室去面试，说要去找份好一点的工作。他似乎忙碌得无暇面对英年早逝的可能。我无法问他的脑子里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因为这不像是一场我们有能力把握住的谈话。我们让冗长、无语的拥抱填补这段本该用来说话的时间。然后，带着一种新的严肃神情，我们开始做爱，同时科尔全恩的唱片一遍遍地放着。几天后，博比告诉了我他和克莱尔的事。我刚去医院看了亚瑟。他的肺炎正在好转———他表示出对未来的乐观，并信心十足地说如果戒了酒，采用长寿食谱，他的健康就会提高百分之百。虽然办公室里还有重要的事要做，但我没心情干活，而是回家去跟博比和克莱尔度过这个晚上。我到家时他们正一起在厨房做饭。我们的厨房就跟电话亭一样难以容下两个人，而他们还是设法挤在里边。我可以从客厅听到克莱尔的笑声。博比说：“你得，唔，再把屁股挪开一寸，要不然炉子里的东西就端不出来啦。”我叫道：“喂，二位亲爱的。”“乔纳森，”克莱尔用高亢、幽默的语调说，“哦，天哪，他回来了。”他们准是不约而同地想从厨房出来，于是便卡在门口。我听见了更多的笑声和博比的咕哝声。克莱尔先进了客厅。她穿了件黄色保龄球衬衫，戴了一串红玻璃珠。博比跟在后边，穿着T恤和黑色牛仔裤。“嗨，宝贝儿，”克莱尔说，“好让人吃惊呀。报社给烧了？”“没有，我只是很想你们。晚上不准备干活儿了，想去打保龄球还是怎么的？”克莱尔亲了亲我的脸颊，博比也亲了一下。“我们在做，唔，炖鸡和饼干。”他说。“一点儿不像咱们母亲的手艺，”克莱尔补充说，“不知你们怎么样，但在我来的那地方，在家做饭也就是一边看电视一边饥肠辘辘地啃索尔兹伯里牛肉饼。蘸了奶油、肉卤的鸡肉吃起来味道稀奇古怪。”“乔恩的妈妈可是烧菜的好手，”博比告诉她，“你要知道，她从来不买冷冻食品，或罐装食品。”“是啊，”克莱尔说，“她还自己下海去采珍珠，自己安机关捕水貂呢。乔纳森，亲爱的，想来杯鸡尾酒吗？”“很想喝一杯，”我说，“弄一壶马提尼怎么样？”我们已经喜欢上了马提尼酒。我们买了三只长柄杯，并在冰箱里存了一罐青橄榄。“太棒了，”博比说，“我们可以，呃，来干杯。”“你知道我的，我愿意为任何事情喝。今天是盖伊·福克斯日[十一月五日，英国庆祝一六〇五年火药阴谋事件主谋之一Guy Fauwkes被捉住]还是怎么着？”“嗯。”博比说。他咧嘴笑起来，一副亲热的窘相。“是不是有什么更特别的事情需要干杯？”我说。“我去调马提尼，”克莱尔说，“你们就在这儿等着。”她又回到厨房。“怎么啦，伙计？”当只有我俩在时我问博比。他仍然笑着，看着地上，好像他瞧见了印在地毯上的秘密。博比是不会耍滑头的。他可以答不出问题，但只要回答了就不会错。这是出于道德感还仅仅是缺乏想像力，我讲不出来。有时候这两者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使人难以区分。“乔尼，”他说，“克莱尔和我———”“克莱尔和你什么？”“我们刚开始，也就是说我们开始了。你知道的。”“不。我不知道。”“知道。你知道的。”“你是说你们在一起睡了？”他把目光从地上抬起，但无法看着我的眼睛。他在微笑，同时又像在皱眉，带着几乎无法自持的喜悦之情，就好像他在等着我察觉自己忘了穿裤子。“嗯，”他过了一会儿说，“啊，乔尼，我们，唔，相爱了。是不是吃惊不小？”“是。的确吃惊不小。”我没料到自己的声音听来这么冷淡、恼怒。我本想用一种坚决但友善的语气来回答，来刺穿这种罗曼蒂克的胡言乱语。听到我说话的口气，博比迟疑地看了看我，他的笑容僵住了。“乔恩，”他说，“现在我们真的是，唔，一个家庭了。”“什么？”“我们三个。伙计，你没看出来这有多棒么？我是说，就像是，现在我们三个都相爱了。”克莱尔用盘子端着马提尼走出来，这饮料已成为我们习惯喝的一种鸡尾酒。托盘是在南加州买的，已经很破旧，上面画的是跟牛皮纸信封一样颜色的橘子和嘴唇涂黑、穿短裙的美女，她们懒洋洋地躺在淡青色的沙滩上，带着冷漠而失意的神色。“我告诉他了。”博比骄傲地说。“你说过你会的嘛。”她看了看我，脸上的表情是讥讽和歉意的混合体。“给，乔纳森。喝一杯。”“这是真的？”我问她。“博比和我的事？没错。我想我们正准备正式宣布呢。”博比从托盘里拿了一杯酒并举起来。“这杯为了这个家庭。”他说。“哦，真的，博比，”克莱尔说，“看在上帝的分上，你和我要睡一块儿了。”她转向我说：“他和我要睡一块儿了。”我喝了一口我那份马提尼。我明白他们希望我有什么样的感觉：为爱情那老一套的出其不意的亮相而欢呼雀跃，因为它给日常生活增添了新的亮色。可是相反，我感到干涩和空洞，就像沙子落入了一个坑，而坑里仍然是沙子。我勉力模仿着他们所需要的欢乐。我想只要我表演得足够令他们信服，我就真的能高兴起来。“真让人难以置信。”我说，“多长时间了？这是一首歌的名字，对吧？爱情的麻烦之一在于，你谈到它时总感觉自己在跟着老情歌走。”“只几天，”克莱尔说，“我们本来想告诉你的，但一直没找到正式的说话机会。”我点点头，并沉着脸看她。我们俩谁都不信她刚才的话。我俩都知道她和博比，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一直对我隐瞒着他们的爱，因为他们认为有理由隐瞒。“要是我们现在养个孩子呢？”博比说，“我们三个。”“博比，”克莱尔说，“发发善心闭嘴吧。求你闭上嘴。”“你们俩说过要孩子的，对吧？你们谈过的。那我们三人要个孩子吧？或者两个？”“当然，”我说，“我们养六个孩子。正好半打。”“那咱们瞧一瞧，到了圣诞节我们是不是还能互相忍受吧。”“嗯，为快乐的两口子干杯。”我说着举起酒杯。我们为快乐的两口子干了。我说：“我从没料到过这个。倒也合理，因为这已经发生了。不过真的，博比，你来时我绝没有想到你和克莱尔———”“我也绝没想到过。”克莱尔说。“还是把来龙去脉告诉我吧，”我说，“每一个细节，不论是多秘密的。”我们喝着酒，接着又喝了一巡，同时克莱尔讲着他们的故事，博比偶尔插话进去更正一下。和博比不同，克莱尔讲故事的时候会艺术性地进行夸张，以至于她自己有时也分不清夸大其辞和不那么戏剧性的真实情况之间的界限了。她这样倒不是为了自己。若说有什么目的，那就是她想在一个不说自己好话的背景下来描绘自己，在她关于自己的故事中她通常是个坦率的、略带些滑稽的角色，注定了要像露西·里卡多[电视剧的主人公]一样受到惩罚，还像《拉斯特拉达》里那个傻瓜一样容易产生终究要倒霉的、莫名其妙的爱情。她总是牺牲真实性来换取色彩———她的谎言是大小比例的谎言，而非内容的谎言。据她的描述，她生活在一个令她很信服的超现实的世界中，可这个世界与她的内心世界却相去甚远，她的内心充满过去的创伤，以及对选择余地越来越小的未来前途的恐慌。克莱尔说：“基本上是这么回事。妈妈决定给小亨德森上一堂关于生活的课。然后，嗯，我猜妈妈有点把持不住了。不知道保龄球协会里的姑娘们会怎么说。”“她们不会喜欢的，”我说，“她们大概会劝你要有自知之明。”“哦，乔尼叔叔。这么长的时间里我都一直这么规矩。我想我忍不住啦。”“嗯，你大叔没话说了。这真让人吃惊。”“当然。”她说。博比在一阵喜悦的冲动下伸手去捏了捏她裸露的胳膊肘。他的指甲在她手臂平滑的肌肤上留下了几道苍白的印子。我想像得出他们白头偕老的模样：克莱尔古里古怪，老当益壮，戴一顶奇特的帽子，浓妆艳抹，诉说着自己已讲得溜熟的爱情悲剧，而大腹便便、开始秃顶的博比满脸通红地坐在一边，小声说：“噢，克莱尔。”我们成了我们讲的关于自己的故事。“我想这是我们所熟悉的亨德森一家的终结。”她说。“是啊，我想是这样。”我们站在那儿，一时间被一阵突如其来的局促裹住了，这是在社交场合才会有的感觉，仿佛我们都是来访的客人，而我们都认识的朋友却不在场。博比说：“马上就要开饭了。你想，呃，吃点什么吗？”我说我饿得很，因为吃饭理应是下面要做的事。我的头似乎浮起到身体上方的某处。杜松子麻木了我，使我感到我自己的情感就像无线电信号一样正被我自己那颗已离开身体的头颅散播出去。我很恼怒，很嫉妒。我想要博比。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我也想要克莱尔。我们边吃边谈其他事情。吃完后我们去塔利亚剧院看《像我们一样的贼》。克莱尔和我在几年内已看了不少遍了，但她坚持说博比也应该看看。“如果我们忽然间也算是号人物了，”她说，“那我要让他至少看几部非常重要的片子。”看电影时她小声地跟他说着话，一边捏他的膝盖一边强调她的重点。她把指甲涂成了耀眼的粉红色，这颜色在剧院如此昏暗的光线里也能看得清清楚楚。散场后我求他们免了我的喝酒任务，尽管我们的习惯是要一起到酒吧里泡一会儿再结束夜生活，不管时间有多晚。克莱尔将手掌放在我前额上问：“宝贝儿，你病了？”我告诉她没有，只是累坏了，并称天一亮就得赶回办公室把今晚搁下的事情补起来。博比和克莱尔说要陪我回家，但我叫他们自个儿去喝一杯。我吻了吻他俩。回去的路上空气既清爽又凛冽，大熊座北斗七星的光芒穿透了曼哈顿的灯海，淡淡地斜挂在库珀联合会大厦的顶上。寒冷的夜空在窗户的灯光周围闪动。甚至在这样的晚上，也有目光茫然的男孩提着黑色的箱式收音机走在街上，他们的音乐切割着严寒。到家后，我卷起博比的睡袋收进橱子里。我知道，从今晚起，他将睡在克莱尔的屋里了。我给自己又调了杯马提尼作为睡前饮料。天下起了小雪，飘忽的雪花似乎就是空气本身，凝结成坚硬的灰白色小珠子。我在自己的房间喝马提尼，想像着博比和克莱尔开始的新生活。他们不像是可以善始善终的两口子。他们对彼此的新鲜感很可能会走到尽头，而他们之间的恋爱便会逐渐平息下来，成为一件轶事。但也有可能，仅仅是可能，不这样发展。如果他们依赖着某种魅力、固执和好运气的结合物厮守在一起，他们是会建立起一个家庭的。他们很可能会有孩子。他们会找到平常的工作并发现自己也推着小车穿过超市里用荧光灯照明的走道。这些他们都会有。艾丽斯内德和我遵循医嘱，收拾起我们自己建立的安乐窝，并在亚利桑那沙漠中安顿了一个新家。我们在一片综合楼群里买了一套还没有我们老房子一半大的公寓。这里的楼群没有达到开发商的期望，建成三年后仍有近一半空置着，用绳子穿起来的五颜六色的三角旗仍然装点着入口的大门，有的已经给撕破了。楼群由梯形多层平顶的城堡式结构组成，水泥墙给刷上了发红的泥土颜色，晾衣竿的一端从铝制窗户的上方向外伸出。我们买下了一套只有一个卧室的公寓，不算贵，我们的钱也很有限。老家的房子和剧院都没卖出好价钱。内德管它叫格洛弗庄园。而心绪不佳时他只会提一句“烟草路，一九八七年”。他没让自己沉浸在抑郁寡欢或悲观失望中。也许他根本做不到。他显得百感交集，从沮丧地接受现实到略微不认可都有，而当我向克利夫兰的厨房和后院里那棵梨树告别时，我认识到我一直在以某种把握不定的方式计划着要离开他。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一直计划着某一天要过上另一种生活，它存在于我们这家庭轻喜剧、我们晚饭桌上亲热友善的笑声和我们纯洁无梦的睡眠之外。跟一个脾气平和的人结合的麻烦就在于这种结合不会破裂———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不公正或冷酷的心可以为你提供一道缺口，可以让你不受谴责地走进另一种生活。你生活在琐碎的实际中：一间正合你心意的厨房；西红柿熟了，是你亲手立的桩，系的藤。现在内德病了，被放逐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而我无法唤出我需要的怒气或私心来把他独自打发到那儿去。当我把各种刀具收拾到一只硬纸盒里时，我琢磨着现在不断上升的离婚率，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人成功呢？儿时的电影、小说没有充分地为我们准备如何应付未来的家将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它们没有向我们警告过，我们自己的那些朝南卧室的窗户，或者长在落地窗边的蜀葵花会产生那么大的诱惑力。而今内德和我就这样要把这个家拆掉了，因为他的肺消受不了潮湿的俄亥俄空气。一切都简单得几乎令人震惊。我们和一个搽口红、穿紧身半截裤的女人列出了财产清单，她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房产廉价卖给了一对搞电脑程序的青年夫妇，他们很乐意把宝押在这一带，这里的地价是升是降还很难说。剧院将拆掉，取而代之的将是一座停车场。医生提议后不到八个月，我们已经住在一个我从未想过会去的地方。原来沙漠也有其自身的野性美。它的空旷和时间的奇异混合，它那灼热的、无垠的天空。从我们交接房契到带着行李抵达新家这段时间中，我们公寓前的仙人掌开出了一朵象牙色的花，宛如戴了顶华丽的帽子。命运的安排很少有完全不如人意的。即便真不如意，我们或许也能设法逃避。内德和我在那些小小的、刷成白色的房间里布置起来，挂窗帘，将各种铜锅靠着厨房一面崭新的墙放好，它们在沙漠的光线中也同样显得非常明亮。我意识到很快这地方就将会变得让我们熟悉起来。其实，我们甚至在讨论该如何安排桌椅和相片时就已经感到了这种气息。在干活的间隙内德以同志般的亲热劲儿用一条胳膊挽着我，他搂住我肩膀时跟他二十六岁时一样坚定而温柔，那时我已经和他跨进了他的敞篷车，开进了布满沼泽的路易斯安那。他说：“不会有多糟糕。你说呢，小姑娘？”我说，是啊，会好起来的，而我并没有觉得自己在扯谎。我们是适应性很强的动物。这是我们世俗的安逸，我想也是我们默默的愤懑的源头。内德在即将成为我们客厅的房间里抱着我。那熟悉的窗帘是拉开的，外面是壮丽而孤寂的大漠景色，没有任何保护的旅人在那儿一天也生存不了。乔纳森我有点不对劲儿。我缺乏某种把事情连贯起来的把握能力，我担心这可能是疾病的早期征兆。开始的时候你体会到一种漂浮的感觉，仿佛你度过的时光不能加起来算成天数，而你的存在———在飞机里，在大街上———不像人类通常的存在那样会影响地形地貌。接下来是深色的疮、发热和没完没了的咳嗽。也许这就是死亡宣布自己到来的方式，它搅乱了你的感官，使你觉得你不再参与到自己做的事情中了。飞机在跑道上滑行，接着在白云里颠簸爬升，然后飞上了蓝天，这里明亮、平淡，那感觉就像对天国恩赐的最严谨观念。我安静地坐着，在一种几乎可以催眠的无方位感状态中飞过大地———简直就跟去看电影一样。我看着自己，这是个二十七岁的男子，系好了安全带以防已经预测到的湍流，正往一只干净塑料杯里倒威士忌，他这是在看望父母的途中，他们正住在他从没见过的家里。在亚利桑那，爸爸第一次和我谈到了死。又有一位医生证实了先前的诊断———肺气肿———但他坚持说只要加以预防再活三十年都是可能的。不过谈谈某些事情也不算早了。爸爸说：“儿子，我的大限到时，随便你把我埋在哪儿。”这时他和我正坐在小餐厅的饭桌旁，我们正在玩“快艇”，妈妈在做饭。“这对我真的无所谓，”他加了一句，“反正我要死了。”“我可没数，”我说，“我不愿意对这种事情做决定。”“嗯，你得做决定，”他说，“那是今后五十年你得去拜访的地方。或者今后一千年，要是他们能想出办法用塑料来替换你的器官的话。”妈妈能很容易地从厨房听到我们的对话，客厅、餐厅、厨房构成了一个L形，厨房就在这个L较短的一端。“生物学上的长生不老已经没人提了，”她说，“跟在火星上铺单轨铁路、度假的设想一道过时了。”她端了一大浅盘玉米粉圆饼和辣沙司到桌上。自从她和爸爸隐退到亚利桑那后她就不再料理她的发型了。她把头发扎成马尾巴，她的肌肤晒成了像皮草似的棕色。爸爸的皮肤跟月亮一样惨白，似乎很容易患上皮肤癌。他们看上去就像一个白人移民和他的印第安新娘。“其实这没什么大不了的，”爸爸说，“很抱歉我提起了这事。”我瞥了一眼妈妈，她耸耸肩表示对谈话的内容并不在意，然后回去做她的奇利荷龙。“听着，乔纳森，”爸爸说，“要是你妈妈和我现在忽然全一命呜呼了，要是我们突然捂着胸口朝着这盘玉米饼一头栽倒，你会怎么处理我们？”“不知道。我想我会送你们回克利夫兰。”“那正是我不想让你做的，”他说，“你永远也不要搬回克利夫兰去。把死去的双亲埋在那儿有什么意义？”“我们在那儿住了好些年了，”我说，“我的意思是，那儿好像是家乡呀。”“我们花了三十年时间才搬出克利夫兰，”他说，“剧院几乎要了我的命，而天气则几乎要了你妈妈和我两个人的命。如果你送我回去，我发誓做鬼也要搅得你不安宁。我会在你的余生中每星期六一大早就叫醒你，让你去帮我修剪树篱。”“那，这里呢？”我说，“你挺喜欢这儿，是吧？”“这儿我可以呼吸到健康的空气，你妈妈正在学做蓝玛格丽塔鸡尾酒。这正是菲尼克斯对于我们的意义。”我想像不出他葬在亚利桑那的情景。这对他而言简直是个笑话，长眠于西部沙漠之中，草原狼在他头顶嗥叫。“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继续谈下去了，”我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的，”爸爸说，“你想不想再在‘快艇’中输一把？”“我更想躺一会儿。你介意么？”“当然不介意。你病了吗？”“没有，”我说，“只是想闭会儿眼睛。”我起身向沙发走去，这是刚在亚利桑那买的，是原来在克利夫兰那只的翻版，有球形槭木扶手和仿殖民地时期式样的花边。这只新沙发可以折叠，把它嘎吱嘎吱地扳开就成了一张床。这是特地为我回来可以睡觉而买的，因为我父母的公寓只有一间卧室，综合楼群里的公寓都一样。这里是鳏寡老人的居住地。“你干吗不把它翻开睡一觉？”爸爸说。“不了，就把它当沙发躺一会儿得了。”我说。我躺下来，在脑袋后面垫了一只绣花枕头。沙发图案上有香蒲，铁锈色的船，还有三只棕褐色的野鸭排成一列以相同的姿势准备振翅飞去。一棵小圣诞树在桌子的尽头闪闪发光，上面系着些装饰品，我记得那是小时候在一家廉价商店里挑的。我父母多年来只是把圣诞树稍稍装点一下，树上挂一些红色、银色的小球，棒棒糖，以及很小的白色灯泡，而现在他们又摆出了早先这种艳丽得让人眼花缭乱的树，有小孩子的家庭才会用的，只不过这一棵的尺寸小多了。“很高兴你能回家住几天，”爸爸说，“你的脸色有点发白，不妨告诉你实话。”“这年头在纽约人人脸色发白，”我说，“也许我会搬到亚利桑那来。”“你为什么想搬到这儿？”爸爸边说边摇晃着放在杯里玩“快艇”用的骰子，“年轻人在这里干不成什么。”“那你在这儿干什么？”“什么也不干。真的，这里谁都干不了什么事。”他摇着骰子。“说白了就是这样，”他说，“想再喝一杯吗？”“不想了。”当他向形如橱子的酒柜走过去，想再给自己倒一杯时，我听见他沉重的呼吸声。酒柜很窄，将居室和小餐厅隔开，带镜面的架子上摆放着排列整齐的酒瓶。一块从没用过的米色手巾折好了放在镀铬的小水池旁边。我父母把他们在克利夫兰那种井井有条的秩序感也带到了沙漠。这里，细沙在夜晚透过窗户吹进来，风浪草不时地刮擦着房门，而各种调味品仍然严格按照字母顺序排在搁架上。房间里的每一株植物都焕发着绿油油的生机，每天早晨妈妈还检查一遍，摘下枯死的叶子丢进塑料袋里。“既然你又喝上了，我想我也再来一杯吧。”我说。我听见了波旁酒从一夸脱装酒瓶的瓶嘴中倒出时那种很特殊的汩汩声。“《希望与荣耀》正在商业街上演呢。”爸爸说。“我们明天可以去看日场，”我说，“这样我们就晒不到太阳了。”“很好。”他把酒拿给我。“我真不愿意作出什么决定，你知道，就是关于怎么给你们料理后事。”我说。“别这么担心。我们死时你很可能已定居在哪儿了。只管把我们埋在市郊，你坐车能到的地方就行。”“但要是我还没有定居下来呢？”“你会的。相信我，这是迟早的事。”“我想去看看妈妈在厨房里要不要帮手。”我说。“好的。”“我真不知道会在什么地方定居下来，”我说，“我可能会去任何地方。我可能去斯里兰卡呢。”“嗯，那敢情好。应该趁年轻时多出去跑跑。”爸爸又滚起了骰子，并诅咒着自己的霉运。“我也没那么年轻了。”我说。“哈。那是你的想法。”厨房里，妈妈在把长叶莴苣擦干，速度慢得让人发困。她就像在给她的第十个孩子换尿布。我挨着水池站在她边上。她身上有一种松脆的气味，就像是干燥的叶子发出的那种。“嘿，妈妈。”我说。“看看这个吧，他们也管这叫莴苣，”她说，“我去了三家店，可买回的还是这样，就像有人用棍子一路打着它来到菲尼克斯的。”她说这些埋怨话时带着活泼友好的笑声。最近几次我回家时，先是在克利夫兰，然后是这回在菲尼克斯，她说话总是时而略带讽刺，时而显得友善而又容易激动，两种态度交替表现出来。“真够差劲的。”我说。我们默默地站着，同时爸爸从椅子里起身向楼上的卧室走去。他一走出我们的视线妈妈就说：“啊。情况怎么样？博比好么？”“不错。他很好。一切都很不错。”“那好。”她说，并兴致勃勃地点点头，好像我这个答案既圆满又充分。“妈？”我说。“嗯？”“跟你说实话吧，我一直……哦，我不知道。在纽约我有时觉得很孤独。”“唔，我能理解，”她说，“避开孤独感是很难的事情，到哪儿都一样。”她开始把一条黄瓜切成薄得出奇的透明圆片，似乎每切一下刀刃都在把光线传递给这种蔬菜。“你知道我最近在想什么吗？”我说，“我在想你和爸为什么没有更多的朋友。我是说，在我小时候，我觉得我们一起被遗弃在另一个星球上了。就像以前电视剧里的那种家庭。”“我记不得看过这种电视剧了，”她说，“你要是有自己的孩子、家和事业，你就会知道还能剩下多少精力到左邻右舍去认识别的人。然后你的孩子一过十八岁就卷铺盖走人了。”“嗯，他们肯定是这样，”我说，“他们当然会走。你还指望能怎样呢？”她笑起来。“如果你培养得当他们就会走的，”她愉快地说，“宝贝儿，你毕业时没人想过要你搬回你以前的屋子。”我们不是一个善于对抗的家庭。我们不会远远地拉开彼此的距离。当我们的生活改变时，我们只会努力地找出新的方式，以维持相互间的正常关系。“我最近一直在想，如果这，你知道，都有了，”我说，“一间房子，一份稳定的工作以及一些可以去爱的人，我还能要些什么呢？”“听来挺不错的。”她说。我问道：“妈，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想要嫁给爸的？”她足有一分钟没说话。她切完了黄瓜，又开始加工一只西红柿。终于她说道：“唔，到现在我还不清楚自己当时是不是想嫁给他。我仍然在试图得出一个结论。”“告诉我吧。说真的。”“好吧。让我想一想。我那时只有十六岁，你得知道，而你爸爸已二十六了。他是在我们第四次约会时向我求婚的。记得那时劳工节[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已过了一星期，我穿着白皮鞋，觉得自己充满了叛逆精神，同时又很愚蠢。你爸爸和我坐在车里，我假装在沉思，而实际上我仍在为自己穿了那双该死的鞋子而担心，这时他身子凑过来对我说：‘我们结婚吧？’就这样。”“那你说什么了？”她伸手去拿第二只西红柿。“我什么也没说。我惊讶极了。而且很不好意思，因为我在那种场合还在为自己的鞋子操心。我记得当时这么想：‘我是世界上最浅薄的人了。’我告诉他我需要时间考虑一下。而我发现竟找不出任何理由来说明我们为什么不该结婚。于是我们就结了。”“你当时爱上他了？”她把嘴唇抿在一起，仿佛这是个不相干还略微有点恼人的问题。“我只是个女孩子，”她说，“不过是的，当然。我对他着迷极了。从来没有人能像他这样逗我笑，你还记得外公总一副严肃的样子吧？而且你爸有最漂亮浓密的栗色头发。”“你是不是很清楚在那么多人当中，惟独他是你想嫁的？”我问，“你就从来没担心过你也许正在犯某种遗患无穷的错误，就好比失去了真正的生活之路，并且，怎么说呢，背道而驰，永远也无法回头了？”她摇摇头，仿佛这问题是只懒得动弹而且赖着不走的苍蝇。她的手指因沾了西红柿的果肉而显得亮晶晶的。“那时我们才不会提出这么重大的问题呢。”她说，“难道你思考、盘算、计划这么多不觉得太累吗？”我听见楼上洗手间里传来冲洗声。我明白爸爸又要下来，准备再玩一圈“快艇”了。“他怎么样，说真的？”我问妈妈。“哦，时好时坏。”她说。“我回来的这段时间里他还不错。”“那是因为你在这儿。不过鲁宾说肺气肿是很怪的。说不定真开始好起来了，就像他现在这样。”“那么你觉得他正在好转？”我问。“没有。但有可能。他随时都有可能开始好转。”“那么你呢？”“我？我结实得像匹马，”她说，“感觉那么健康都让我有点不好意思了。”“我不是说这个。你说过你想在这儿找份工作。你谈到过房地产学校。”“我是应该去找点活儿干。我一直想出去瞧瞧。可是这样一来你爸就整天独自待在家里了。真怪。住在俄亥俄时他总那么能干。他在剧院能待那么长时间，我想我一直估摸着他喜欢独处。但我们搬到这儿后，要是我在店里时间长一些他就会紧张起来。”“你有没有觉得他正变得老态龙钟？”我问。“没有。他还算正常，就是有点恐惧心理。你爸爸以前从不是个好反省的人。可现在，嗯，他希望每时每刻都有什么事情在发生。他一个人在社会的海洋中航行，而我就像是给他导航的。”她朝我微笑，同时她的眼珠和善地转动着，但此时讽刺的意味冒了出来，就像从薄棉纸中抽出的细丝。“两个人，”我说，“正在航行的是你们两个。”“可以这么讲。”她说。第二天爸爸和我到菲尼克斯第八电影院去看《希望与荣耀》。妈妈说她那个礼拜看够了电影，便留在家里莳弄她所谓的花园，那只是一小块地，长着浇灌充足的草和粗枝壮叶的花。我们离开时她正准备走到外面炎热的阳光中去，她穿着印了方格子的百慕大短裤、一顶褪了色的草帽和一副园丁手套，大小跟米老鼠女朋友戴的差不多。我们走出房门时爸爸说：“最后两个农夫绅士上路了。”她回头看了他一眼，那表情是搬到沙漠来以后她才逐渐具有的：一个好护士的那种耐心、呵护备至、充满柔情的眼神。我们开爸爸的奥兹车去看电影，那是一辆体形庞大、深蓝色的卡特拉斯型汽车，跑起来像潜水艇一样安静、沉重。他的手始终端端正正地握着方向盘。他在普通眼镜上又加了副太阳镜片。头顶上的天空呈现出炙热而变化不定的蓝色。在居住区、商店之外的远处，群山闪烁着微光。当我们一个急转弯避开一只死犰狳时，爸爸摇摇头说：“谁曾料到最后会住在沙漠里？”我耸耸肩。“谁能料到最后会住在什么地方？”“这话对我来说太深奥了。”他说，接着拐进了商业街的停车场，前面是一列霓虹灯画出的牛仔，他们骑在马上，腿轻微地摆动着。电影是日场，又不在周末，因此观众寥寥无几，我们是其中的两个。空荡荡的剧院让我想起爸爸以前经营的地方。它尽管跟一间中等大小的屋子差不多，四周都挂着橘黄的帘子，但有着同样门可罗雀的凄凉，同样的气息：陈腐的爆米花味儿。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回头看了我们一眼，因为爸爸的呼吸声很重。她跟他四目相对后便转回去，略微调整了一下她的一只耳环。我相信自己知道她在想什么：那人眼看活不长了。她很可能是个寡妇，日场电影的常客。我想拍拍她肥胖的肩膀，告诉她我爸爸一生的故事。我很想让她知道他不仅仅是个穿涤纶运动衫，坐在一家偏远、忧伤的剧院里喘气的老人。《希望与荣耀》相当精彩，看完后爸爸和我沿商业街漫步。这条街很宽敞，中间还有绿洲，夜晚有泛光灯照明的棕榈树将叶子一直伸进了喷泉。老人们坐在长凳上，一个穿白色粗棉布西装的男子笑眯眯地表演着手风琴。“亚利桑那是个活死人州。”爸爸告诉我。走进商业街的室内部分时他催我赶快出来，并带我进了一家蒙哥马利·沃德廉价商店，去看看那儿在卖什么。我们看了看立体声音响、微型电视机以及铝制窗框。我们看了看散布在一片阿斯特罗草皮[人造尼龙草皮]上的各种电力割草机。“这台机器不错。”他说，同时试了试一台鲜红色割草机的手动闸。“我更喜欢要个大家伙，”我一边说，一边指着一台有小型拖拉机那么大的深红色怪物，“瞧，你能骑在上面。”“对年轻人来说它太可笑了，”他说，“这边的一台价格只有它的三分之一。”我们表演得活像真要买割草机的顾客，以至于一个销售员踱过来。他很年轻，但他的发型已在竭力掩盖他的秃顶。他开始向我们介绍一种机型的种种优点，那型号比爸爸挑的要贵。当销售员口若悬河地做着解释时，一位身段苗条的女人走了过去，背上用一只帆布包式的玩意儿装了一对双胞胎。她并不算美，暗褐色的头发梳理得很凌乱，下巴小巧而敏锐。她的眼睛———实际上她整个身子———显出一种深切的、几乎是永久的倦意，仿佛再有多少休息都无法使她恢复体力。不过，她稳健的步伐中仍然流露着自信，使她正走着的那条明亮的过道也增色不少。她正在寻找一件称心的庭院工具，她的那对双胞胎带着迷惑不解的专注神情盯着就在他们眼前的空气。当她勉力走在过道中时我想到，正因为持家的艰辛她的生活才有着如此稳固的精神支柱。一年后的今天，她的双胞胎就会走路、说话了。一年后的今天，她会很明确地知道流逝了多少时间。她转了个弯，消失在各种草坪设备之中。销售员解说着割草机的安全性能，并用手指出三个灵敏的部位，它们可以使机器无法咬住胳膊或是腿，当然也就不会搅得血肉骨屑横飞。他的手苍白瘦削，大拇指弯曲得厉害，看起来肯定让他吃了不少苦头。爸爸和我专心地听着，并答应会考虑买的，爸爸接过名片时点着头，在蒙哥马利·沃德的荧光灯下他的脸色像蜡一样苍白。强烈的白色光线透过他稀疏的头发射到了下面的头皮上。销售员一说完我便匆匆把爸爸带出店门，并在一家安静、阴暗的牛排餐厅里给他买了杯饮料。插在一桶塑料郁金香里的牌子上写着“正在为早起的人提供特别服务”。我们是这会儿惟一的顾客。“那小伙子真是精力充沛呀，”爸爸边喝波旁威士忌边说，“再多一百元你其实就可以去买台更大的割草机了。你本来满可以订做一台，一百块都用不了。”“反正我还没草坪呢。”我告诉他。“嗯，等你有了你就该知道买什么样的了。”“要是我还能拥有草坪的话，那你和我就可以正正经经地去采购一台。”“我那时也许已经不在了，”他说，“我还是现在就给你参谋参谋吧。”“听着，”我说，“我真不知道我是不是属于那种会拥有草坪的人。我什么花草都没种。我连车都没有。”“那辆奥兹车跑了还不到四万英里，”他说，“有朝一日你开它时应该还不错。”“我不是说我想要辆车。我不是说我感觉到了这种缺憾。在纽约谁都没车。需要到什么地方去时我掏钱打的就得了。”“你在那儿挺开心？”他问。“是的。我是说，我想是这样。当然。”“我关心的就是这个。要是你愿意，你可以把奥兹换成鸟澡盆。我只要你开心。”我吸进一口气，此刻，几个月来的第一次，我感到了一种充沛的、几乎是下流的健康。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等待他说一些更加具体、更加可能实现的祝愿，而不是就这么压倒一切的一句：希望我完完全全的开心，每时每刻。“请原谅，”我说，“我得去一趟洗手间。”“我在这儿等。”他说。洗手间在餐厅的前半部分，在收银台后面。我意识到可以在爸爸不知道的情况下从前门走出去，而不去卫生间，我也这么做了，没有犹豫，也没有理由，仅仅是因为这是可能的。我穿过茶色玻璃门跨出去，来到阳光普照、没有阴影的商业街的中心广场上。我原地站了一会儿，在突如其来的强光下眨着眼睛，同时店门发出一阵叹息似的声音在身后合上了。当它关上时，一种狂放的自由感觉涌进我的心头；我穿过购物的人群走向商业街的入口，过了几道液压门，走进毫无遮拦的日光之中。停车场上满是刚从工作中解脱出来的丈夫和妻子———金色的午后阳光为他们汽车的挡风玻璃和半导体天线镀上了一层同样的色彩。这本应是秋天的阳光，却没有丝毫秋的凉意。我脑子里并没有想什么特别的事，只是走着，越过西面的停车场，向一排矮小的矮叶丝兰走去，那些树将商业街和公路分隔开来。公路之外是一些零星的活动房，活动房之外便是沙漠，那是一片广袤的平地，中间点缀着仙人掌，四周被形态不规则的红色山脉所环绕。我想我应该横穿公路，走进那沙漠里。我不去想动机，也不去想后果。我第一次明白了人原来可以靠着一点心血来潮就可以扬长而去。一个人可以选择抛开父亲的死亡，母亲充满讽刺的孤独生活，和他自己尚不确定的将来。一个人可以用新名字在陌生的都市里找一份工作和一间屋子，毫无恐惧和羞惭地走在这个城市的街上。我伫立了一会儿，目光越过飞驰的车辆看着沙漠。是爸爸把我召回去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我想到了看我总不回去他正变得越来越焦急。我不在乎他去查看空无一人的男厕所，再到沃德或西尔斯的店里去寻找，最后只得去报警。我不在乎自己想到他所采取的行动。让我受不了的想法是此时此刻他在牛排餐厅里独饮，刚刚开始意识到有什么不对劲了。我小跑着穿过停车场，在餐厅门口站着喘息了一分钟。当我回到桌边时他说：“你没事吧？我正准备到那儿去找你呢。”“我很好，”我说，“有点儿消化不良。”“你看起来气色不佳，”他说，“也许我们还是回去吧。”“不用。我非常、非常的好。我想我还没真正习惯在下午喝酒。”一个女侍因为酒吧招待说了句什么而笑了起来，她与我年龄相仿，质地粗糙的皮肤上面抹着脂粉。两人都在抽烟。酒吧招待是个中年男子，有着狗一般兴奋、友好的表情。他自己的影子在酒吧后面被熏黑的镜子上晃动，黯淡得像悬浮在冰层间的一个人形。在亮晶晶的酒瓶之上，一队塑料做的小克莱兹代尔马拉着一辆微型的啤酒车永不停息地转着圈。那天晚上吃过饭后，当爸爸拉出拼字游戏盘时，我问他愿不愿意出去走一走。“根本没有地方可以走，”他说，“方圆几英里内全都是公寓楼。”“去吧，内德，”妈妈说，“鲁宾说了活动对你有好处。”“只走一会儿，”我补充道，“十分钟。”他站在那儿干巴巴地轻吁一口气。“好吧，”他说，“但休想这样就可以不玩拼字游戏了。”“我去一下洗手间，”我说，“马上就来。”“这孩子在洗手间里面的时间比在外面还长。”爸爸对妈妈说。“我二十七岁了，”我说，“比你遇见我妈时还大。”卫生间里贴着墙纸，上面印着别致的橘黄色玫瑰花苞。我把冷水泼在脸上。我就只在那儿站了一会儿，头顶上的荧光灯罩发出低沉的嗡嗡声。我没有看镜子里的自己。我看的是墙纸，以及像士兵一样排列成行的玫瑰花苞，每一朵都悬在单个儿的一片草黄色叶子上。十九岁时我曾在脖子上挂过一串珍珠，还在右肩上刺了条龙。我曾离开过纽大一学期，没有让父母知道，并且用学费的一部分进了一所酒店学校。我曾想自己也许可以变成做那种事的人。而现在我站在这里，在菲尼克斯的一间厕所里，不知道应该拿我爸爸怎么办才好，不论他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应该怎样。我待了很长时间，但长得又不至于引起担心。我冲了两次马桶以作为解释。等我出来时爸爸说：“你肯定自己没事么？”“我好极了，”我说，“走吧，去散步。”外面，是亚利桑那满天繁星的清朗夜晚。我们上了街后爸爸说：“朝哪儿走？两边都一样没啥看头。”“那左边吧。”我们向左走去。我们两边都是舒适的羊皮纸色的楼房，灯光从窗户里射出来。爸爸开始轻声哼起了《代我向百老汇问好》，接着我也唱起来。走了几个街区后我说：“如果我们从这些房子中的两座之间穿过去，就走到沙漠里了，是吧？”“那儿有蛇，”爸爸说，“还有蝎子。”曾经是俄亥俄一位剧院老板的内德·格洛弗竟和蛇蝎同住，这个想法不可思议得让我大笑起来。爸爸准是以为我在取笑他的小心谨慎，说道：“嗯，真希望你穿了一双厚实的鞋子。”他朝两座楼房中间走去，那儿可以通往开阔的郊外。我在后面踌躇着，心里想着蛇的事。爸爸走了二十码左右，他转身招呼我过去，接着又向前走。当他走过房子的阴影，来到星光照耀的沙漠时，风将他的头发吹得直立起来，就像看见他钻出了隧道一般。我疾走几步跟上他，同时察看着地面。“真有蛇吗？”我问。“是啊，响尾蛇，和咱家隔两个门的科恩太太就发现有一条淹死在按摩浴缸里。”我们一起走进沙漠。地面就跟电影布景里一样平坦，丝兰花长而尖的黑色花茎东一处西一处地冒出来。我们前方矗立着平顶的山脉，越接近夜空的部分越明亮。在山脚深重的黑暗里，几盏灯放出苍白、淡漠的光线，那是隐居者的灯笼，或是纳瓦霍人[散居于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州以及犹他州的印第安人]的鬼魂，或是安营扎寨的天外来客。“好美的夜晚。”他说。“真漂亮。爸？”“怎么？”“没什么。”我说。我害怕我们的时间正在被耗尽。虽然我在心里总认为爸爸将先我而去，但在我的想像中他的死将发生在遥远的未来；那时我将会更有智慧，更脚踏实地，更注重现实。忽然———简直就好像在一夜之间———他的肺便以无法估量的速度衰弱了下去，而我自己的血液也可能遭到了侵袭，随时会显露出那种病的初期症状。我有事情想问他，可是在公寓楼里，或在奥兹车里，或是在商业街上，我似乎就难以启齿。我本希望在这样的星夜中能有更大的决心。“猫儿咬掉了你的舌头？”他说。“我想是的。”我仍在努力杜撰着一个我自己的替代品，一个骄傲的、百折不挠的人，他可以用平静的目光凝视父亲，向他倾诉自己最后的秘密。我希望他了解我，希望他已经看清了我。我一直等待着，直到自己能站稳脚跟，也实现了自己的抱负，这样我才能用他可以理解的快乐的语调把自我表现出来。爸爸说：“我一直在想草坪割草机的事儿。”“它怎么了？”“它真不赖。也许我们明天回去把它买下来，我可以给你收着，直到你能用上它。”“在这期间你会不会用？”“我？”他说，“有什么地方得让我去割草？我那全是石头的花园？我们有那座可以放两辆车的库房，有的是地方。”“你是说万一我真拥有了草坪，我就跑到这儿来拿这台已买了十年或是二十年的割草机？”“这些人做东西只会越做越差劲。”他说，“你晓得你妈想花多少钱把她那台旧的立式胡佛吸尘器再买回来吗？不论你出什么价都买不到了，现在的吸尘器都是塑料的。”“你不会是认真的。”我说。“我当然是认真的。反正这屋里所有的东西你都要继承的，干吗不在将来某个时候也继承一台质量好的割草机呢？到那时能买到的都是橡胶做的。”“我不想要割草机，”我说，“真的。谢谢你的好意了。”“也许我还是会去买的，”他说，“那它就会在我们家了，如果你不要，可以捐给救世军什么的。”“爸，我不要割草机。”我说。“嗯，等着瞧吧。”“我不需要电钻，不要微波炉，不要墨丘利牌轿车。我不要去西印度群岛的季票。我不要旋耕机，不要钓竿和上面的螺旋轮，不需要让咖啡一整天都保温的加热器。”“好了，好了，”他说，“没必要那么激动。”“我真正希望知道的，”我说，“是我怎么了。为什么我好像就不能为自己创造一种生活呢？”他的脸收紧了起来。我很熟悉他这种表情，这种面部肌肉都在皮肤之下聚拢起来的样子———当他面对不合意或无法解释的事情时便会这样。他的脸实际上皱缩、干瘪了下去，同时他的五官朝着中央移动。仿佛他站在离门几英寸的地方眯缝着眼想往锁孔里看。“你会有收获的，”他说，“你还年轻，这需要时间。”“发生了什么事？你在那儿，你应该知道。我老是在想肯定有什么我没记住的事。我有一份不错的工作，有情人有朋友，那为什么我还感觉这么麻木、这么孤立？为什么我会有失败感？你有没有对我做过什么？我不会怪你。我只想知道。”他停顿了一下以吸进一大口气。他的脸继续在萎缩。“我是爱你的，”他说，“我工作得很努力，我也不知道。我准是犯了什么错误。你妈和我尽了最大努力去照顾你。”“嗯，这我明白，”我说，“我知道。那我怎么会弄得这么潦倒的？”“你并不潦倒，”他说，“我的意思是，如果你现在有什么麻烦的话———”“只管回答我的问题。”“我没法告诉你。”他说。他目光呆滞，嘴巴微微张开。他在回忆什么？肯定有什么事情———在我啼哭不止时涌上心头的愤恨，从嫉妒中滋生出的卑鄙。无论如何，某次小小的失误或疏漏，像别人家一样偶尔没有表现出爱心，这些都解释不了任何事情。我们默默地站了一会儿，这对于我们是很罕见的。通常爸爸和我总是避免沉默。我们对谈话都很在行，而且我们知道怎样使周围的空气也完全充满谈话、游戏或歌曲的片断。一只鹰镰刀形的身影掠过满天的星斗。一只空的七喜汽水罐在月光下像什么宝贝似的闪闪发光。“爸，听着。”我说。他没有回答。此时我才意识到他的呼吸有多么困难。“爸？”我说，“你没事吧？”他脸色灰暗，他全神贯注于吸气时眼睛便不自然地睁大起来。他惊愕的神情使人觉得他是一条被拖出水的鱼，被拖进了刺眼的、无法呼吸的光线中。“爸？你能说话么？”他摇摇头。我第一个想法便是逃。我仍然可以一走了之，我可以否认一切。没人会怀疑我。“爸，”我无助地说，“哦，爸，我应该怎么办？”他示意让我走近些。我抓住他的肩，吸入了他带着胡须和香水味道的气息，自我从婴孩时起这气味就不曾改变。他的肺发出短促刺耳的声音，就像有人在使劲地摩擦一只气球。我小心翼翼地扶他坐下，仿佛他是用瓷做的。我坐在他旁边如滑石粉般的地上，搂着他。那么这就是了，我想。这就是我父亲的死亡。我不知道怎么帮他，该做什么，在哪里埋葬他。我抚摸着他纤弱的头发，这头发也曾浓密茂盛得足以支撑起他的婚姻。我张嘴想说话，随即意识到我没有什么可以对他说的。我能想到的都是些对奄奄一息的人说的套话，任何一个陌生人都说得出来。不过我还是说了。另外的选择便是让他在一片沉默中死去。“没事的，”我说，“一切都好好的。”他无法说话。他的面孔因为要呼吸而变暗、变大。我说：“别为妈妈和我担心。我们会很好的。一切都不错，真的。一切都好好的。”我辨别不出他是否能听见我说话。他似乎远远地退缩到自己的体内，从他自己的大脑中退出来，而把他全部的生命力贯注于那已不能胜任的肺部。我不停地抚摸他的头和肩。我不停地告诉他一切都会好起来。几分钟后他恢复过来了。空气又开始充盈他的肺部，而他的脸也渐渐去掉了刚才狂乱、几近窒息的模样。我们一块儿坐在沙土中，同时他那如薄纱般的肺叶总算又可以让氧气顺利地进来了。终于他开口说道：“可能是呼吸太重，肺扩张得过头了。刚才我有点儿太兴奋了。”“你最好待在这儿，”我说，“我去叫人来帮忙。”他摇摇头。“我没事，”他说，“我们只需慢慢地走回去。好吗？”“当然。没问题。爸，对不起。”“为什么？”我扶他站起来，并踏上长长的归途。这段来时只花了二十分钟的路要用掉我们一个多小时。群星在我们头顶退落下去。我十五岁时爸爸和我开车去芝加哥买东西，回来的路上遇到了风暴。大雨倾盆而下；天色变深，成了昏暗的灰绿色，这通常是在酝酿着龙卷风。路况太糟了，我们只得在公路休息区停下，这里可以俯瞰一个满是泥浆水的湖，湖后面是开阔的绿油油的大麦地。雨敲打着汽车的顶部和前罩。我们一言不发地坐着，偶尔清一清喉咙，直至一道闪电抽下来，瞬间将湖面照成了青黄色。然后我俩都笑起来。那闪电仿佛是一个长而复杂的笑话中的关键句。我们笑完了便开始谈我的未来，谈是不是再养一只狗，还有我们十部最喜欢的电影。风暴过后我们驱车回家，一路上都开着收音机，连车窗也不关。之后我们得知真有龙卷风袭击了周围地区，并且把离我们停车处不到二十英里的一座水塔和一座严紧派墓园夷为了平地。而现在我们一起慢吞吞地走着，在这蓝白相间的沙漠之夜。“爸？”我说。“哎，儿子。”“也许明天我们可以再去看一部片子。听说《多愁善感》很不错。”“好啊。你知道我的，看电影我总归是乐意的。”一些我不熟悉的昆虫发出轻柔而持续不断的叫声。如果我们凝神静听，便能觉察出一种清新的呼呼声在黑暗中流转，仿佛是大地本身发出的。公寓楼群的灯光照射过来。它们不远了。可是它们看起来太真切了，反而让人无法企及。它们就像是黑幕上打出的孔洞，把另一个更具盎然生机的世界的光线泄漏进来。一时间我能够想像出做鬼是什么样的———永远在比寂静更深沉的寂静中走着，去捕捉那永远也捉不到的家的灯光。克莱尔他能说的只是“最平常的对父母的探望。内疚和电影。他们现在住在普韦布洛[印第安人村落，由梯形多层平顶的城堡式结构组成]里”。但自回来之后，乔纳森话少了，秘密多了，说话老是说半句。他总把自己的房间门关着。到了三月，他宣布要搬出去。我问他为什么。“去找一种生活。”他说。我问他现在过的到底是什么生活时，他说：“一张被取消的车票。”那是在早晨。苍白的、到处是雪泥的三月早晨中的一个，这样的早晨日复一日地到来，仿佛它们是从一个线轴上绕下来的。乔纳森从客厅的窗户向外凝视。在说“车票”这个词时他用指尖轻轻地弹自己的头发，那抑郁的样子常常能在咖啡馆里的艺术家身上见到。“亲爱的，”我说，“你就用普通的英语跟我说说你的意思吧。”他叹了口气，他并不愿这样平铺直叙地面对我。喜悦、亲昵或慷慨的表露对他而言是轻而易举的。他可以用自己的声音侃侃而谈。可在愤怒或悲哀的时候，他就需要借助于一副面具。我看见过他生气时便成了拜特·戴维斯那副令人发怵的刻薄模样。我看见过他难为情时就像街头孩子似的目光扫地、双手捏成拳头。用手指弹头发、盯着窗外的举止倒是第一次看到。“快，”我说，“讲吧。”他转身面对着我。“我一直在为自己准备着的生活被一笔勾销了，”他说，“我本以为我可以保持着独身，同时去爱很多不同的人，包括你和博比。”“你能这样啊。你也确实这么做了。”“我不能。这是个新的时代，人人都在准备结婚。”“我不在，多谢了。”我说。“你在。你要和博比成婚了。我得去找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人，我不再感到我拥有世上所有的时间了。我的意思是，克莱尔，要是我病了呢？”我踌躇了片刻。“你没病。”我说。“你怎会知道。也许好几年了我们都不知道。”“乔纳森，宝贝儿，你太夸张了。”“是吗？”“是的。你很好，我看得出来。你健康极了。好了，别搬出去，你会拆散这个家的。”“你和博比就是这个家，”他说，“就你们俩。”他又转身朝向窗外，在大楼通风井的另一头，一位波多黎各少妇正在把男孩的三角裤和男人的黑袜子晾到晒衣绳上。我想自己很快就会怀孕了。我已不再采取避孕措施。但我似乎无法把这告诉任何人，对博比和乔纳森都不能讲。我估计当时我很为自己的动机感到害臊。我不喜欢把自己想成是一个工于心计、暗地里搞小动作的人。我所希望的其实只是能意外地怀上孩子。现代生活的一个意想不到的坏处在于我们能战胜自己的命运。我们有责任去决定那么多的事情，几乎所有事情，而我们对这些事将产生的结果知道得一清二楚。换了一个时代，当我和丹尼结婚时，我本来可以在二十几岁就有不止一个孩子了。我本来可以成为母亲的，而不是由自己说了才算。不必去掂量会有什么后果。可是丹尼和我一开始就太理智了———我们靠我的信托基金生活，而他有远大的抱负———接下去我们又气得不想生了。有一次我真意外地怀上了，是丹尼舞蹈团的一个成员弄的，他曾告诉过我他是同性恋者。不过我把这件事料理好了。在那种年龄，那个年代，你只管撇开无关紧要的事情。你让自己保持着苗条，没有子女的拖累，随时准备着出远门。现在我想要孩子了，而且我想和乔纳森一起抚养宝宝。我们可以组成一种新型家庭。一个松散的家，城里到处都有孩子的叔叔、阿姨。但是我不愿意承认自己想干什么。我在企图策划自己的一场意外。我只是再需要一些时间。为了让乔纳森高兴起来，我让他把埃里克带回家吃饭。他不愿意。我得缠着他。这花了一个多星期。可我不想放弃，因为我相信自己做的没错。我对乔纳森的苦恼有很简单的解释。他把自己的生活切分成了太多不相干的部分。他有工作，有与博比和我的生活，有几个大学里的朋友，有与陌生人随意的性生活，还正在和一个我们从未见过的男人保持着恋情。我认为他不同的生活间需要有更多的重叠区域。“你为什么不愿意把埃里克带来吃饭？”我问这话是在一个阴暗但并不会下雨的清晨，“觉得我们会给你丢脸？”我穿了件粉红色仿绒线睡衣，头发用一块有黑白条纹的扎染印花大手帕束着。一时间我看见自己成了脾气暴躁的妻子，手握成拳头搁在瘦骨嶙峋的臀部上。这实在不是个讨喜的形象。不过我一点儿也不在乎。至少一个像这样的女人懂得她需要什么，模棱两可和优柔寡断不会像苍蝇一样乱哄哄地围着她转。“当然不是，”乔纳森说，“我告诉过你。他与亨德森一家合不来的。”他正要离开去上班。他穿上了一只鞋。他正喝着咖啡，同时博比在给他的硬面包圈抹上黄油。“我们不请亨德森一家，”我说，“就我们四个，普通市民，整天记挂着自己的缺点，哪里顾得上别人的短处。”“他和我没那种关系。”乔纳森说。“哪种？”“那种可以说‘过来见见我室友’的那种。会很尴尬的。对所有人都如此。”“你没做怎会知道？”我问，“宝贝儿，很坦白地说，我认为你完全自作主张地预先决定好了你的各种人际关系可以牵涉到什么，不可以牵涉到什么，从而给这些关系加上了种种限制。”博比把硬面包圈拿来给乔纳森，并在我的臀部上亲昵地拍了拍。我充满恐惧地想到了我们将在一块儿度过的安静的夜晚。那些我们将会养成习惯的、一成不变的家务事。“也许你是对的，”乔纳森说，“得走了，再见。”我跟着他进了过道。“我们不会把你的秘密告诉他，”我叫道，“我们不会开愚蠢的玩笑，也不会放我们到国家公园去旅游的幻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