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世之家坎宁安著；韦清琦译第一部博比我老爸买过一辆敞篷车。别钉着我问。我那会儿五岁。他买下来就开回了家，跟没事儿似的，就好像他去买了一加仑冰淇淋。想想看我妈有多吃惊。平时她连橡皮筋都舍不得扔，存起来套在门把手上。她还把旧塑料袋洗净了晾在绳子上，它们就像一串胖鼓鼓很听话的水母在阳光下漂浮。想想看，她在洗一只用了三四回的塑料袋，想擦掉上面的奶酪味时，我爸的雪佛莱敞篷车开了过来，虽说是二手货，不过倒也像幅活动的金属风景画，镀铬的保险杠，还有仿佛用银子打制的车身外壳。他是在市中心看见这辆车的，上面放了块“待售”的牌子，于是他决定做一回那种会心血来潮买辆车的人。我们看得出，当他把车靠过来时，那高兴的疯劲儿已经开始消退，那车已开始让他感到不自在了。他慢慢地开进车道，脸上一副僵硬的笑容，跟那雪佛莱的散热护栅倒是挺般配。这车当然不能留下。我妈对它碰都不碰。我哥卡尔顿和我让爸带着兜了一圈。卡尔顿高兴坏了。我可挺纳闷儿。要是我爸看见街角有辆车就把它买下来，他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这会把他搞成什么样的人？他带着我们开到乡下。路边的苹果树结满了果子，农家草地上的南瓜闪闪发光。卡尔顿兴奋得要命，从前座上站起来，爸爸不得不把他拽回到座位上。我也帮了一把。爸从他那边抓住卡尔顿带珠子的牛仔皮带，我抓住另一边。我喜欢干这个。能帮着把卡尔顿拉下来，我觉得自己挺有用。我们经过一座大农庄。随风摇动的麦子跟大海似的，那些屋子就是停泊在海上的船，而农庄外围的白色护栏仿佛融化在傍晚昏暗的光线中了。我们三人，就连卡尔顿，经过时都没出声。这地方有种东西让人感到很熟悉。母牛在吃草，秋天的大树投下长长的影子。我告诉自个儿我们是庄户人家，但也有钱开得起敞篷车。这花花世界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我在晚上坐汽车时总觉得月光在跟着我。“到家了。”经过农庄时我喊道。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那是风和车速在我脑子里共同产生的作用。可是卡尔顿和爸爸都没问我。我们度过了一段涌动着生机的沉默。我敢肯定那个时刻我们在做同一个梦。我抬头看月亮，它白白的，像盏灯一样安在淡蓝色的天空中，它真的在跟着我们。没过多久卡尔顿又站起身迎风尖叫起来，爸爸和我又得拽他下来，让他回到大轿车的座位上。乔纳森傍晚时我们聚集到越来越暗的草坪上。我那时五岁。空气中散发着刚割下的青草的气味，那些除沙盘发着光。爸爸让我坐在他肩膀上。我既是这巨大身躯的控制者，又是它的俘虏。我的光腿擦着他砂纸般的脸颊，给刺激得很舒服，我用手抓住他的耳朵，那两只耳朵像柔软的大贝壳，和头发摩擦出细小的咝咝声。我妈妈涂红的嘴唇和指甲在黄昏中看起来是黑的。她有身孕，肚子刚开始凸现出来，人们纷纷为她让路。我们在第二条通道上扎了个小帐篷，同时放下两把铝制折椅。很多人都为了独立日庆典从家里出来。他们的便携式烤肉架上散发出的烟使空气变得十分刺鼻。我在爸爸的膝上坐好，他给我喝了一小口啤酒。妈妈坐在椅子上，用周日的连环画杂志扇着风。紫红的暮色中蚊子在我们头顶打着圈儿。那年的七月四日克利夫兰市请了一对有名的墨西哥兄弟到市立高尔夫球场上燃放礼花。这哥俩经常在法定节日和宗教性的喜庆场合表演他们的拿手好戏，已经跑遍了全世界。他们来自墨西哥内地，那儿面包被烤成头盖骨和女孩子的形状，而焰火则被看做人类艺术的最高表现形式。表演在第一颗星星探出头之前就开始了。起初平淡得很，兄弟俩抛出一些简单的玩意儿来捉弄观众：最一般的两层和三层礼花，钻天猴儿，会留下干巴巴兰叶状彩烟的喷花。都是稀松平常的货色。然后，他们稍微停顿了一会儿，便开始来劲了。一支火箭冲天而起，拖出一道银白色尾迹，在它飞行弧线的最顶端开出一朵带有五个尖角的光彩夺目的紫百合，每个花瓣各自又开出一朵百合。人们啧啧称赞起来。爸爸用一只棕色的大手托住我的肚子，问我喜不喜欢看。我点点头。他喉咙下面露出一撮暗黄色的汗毛，好像挣扎着想从马德拉斯衬衫的领口中逃出来。夜空里绽放出更多的百合花，有红的、黄的和紫红的，它们银色的花茎在下面久久不散。接着橘色的火蛇蹿上天，咝咝作响，一次有十几条，它们长长的曲线碰在一起，相互交织，又分开来，一直哧哧地响个不停。跟在它们后边的是硕大无声的雪花，通体纯白，晶莹剔透；再接下去焰火聚成了自由女神像的形状，还带着蓝眼睛和红宝石般的嘴唇。数千名观众惊奇地鼓起掌来。我还记得当时爸爸的喉咙，上面有刮胡子时弄出的点点血斑，满是须茬的皮肤松弛地包住了一个好大的突起的器官，他的啤酒就是在这儿给咽下去的。当偶尔传来一声巨响，或散落的彩色余火似乎马上要掉到我们头顶时，我就呜呜地哭起来，而爸爸就安慰我说没什么好怕的。我能感觉到他低沉的嗓音在我肚子和双腿间回荡。他的两条手臂上各有一根血管，松松垮垮地把修长的手臂分成两部分，他就用这双胳膊紧紧地抱着我。我想说说我爸爸的美。我知道这不是一个谈论男人的常见话题———我们谈起自己的父亲时说得最多的是他们如何勇敢，如何大发雷霆，甚至如何温柔亲切。不过我倒要说说爸爸那种直率、纯粹的美：他的胳膊匀称有力，上面的肌肉既白皙又柔软灵活，仿佛是用小白蜡树雕成的；他走路时有一种闲适、从容的优雅。他是个结实健康、体态庄严的人；一个有双黑眼睛、默默沉醉在电影中的剧院经理。我妈妈有头痛病，还时常说些冷嘲热讽的话，但爸爸总是很快乐，总是在朝一个目标进发，总是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爸爸出去上班时就妈妈和我单独待在一起。她发明了我们可以在家里玩的游戏，或是准许我帮她烤小甜饼。她不喜欢出门，特别是在冬天，因为寒冷会让她头疼。她是从新奥尔良来的姑娘，身材娇小，动作举止有板有眼。她结婚时很年轻。有时候她说服我跟她一块儿坐在窗口看外面的街道，等待那儿的冰天雪地能消融成她可以信赖的日常景致，好让她能像那些体面、快活的俄亥俄母亲们一样平静地驾驶着大轿车，车上载着食品、小孩子和长辈亲属。旅行车隆隆地驶过我们的街道，就像外国战争中庆祝胜利、披红挂绿的坦克。“乔纳森，”她耳语道，“嗨，小家伙。在想什么？”这是她最爱问的。“不知道。”我说。“跟我随便说说，”她说，“讲个故事吧。”我意识到得开口说点什么。两个我又喜欢又害怕的邻家大孩子戴着彩格呢帽，拉着一只破旧的折叠雪橇从我们屋前经过，于是我告诉她：“那些男孩准备把雪橇带到河边去，他们要用它在冰上滑。但是他们得小心冰窟窿，以前有个小男孩掉进去淹死了。”算不上是什么故事。我能即席讲出这么多已算不错了。“你怎么知道的？”她问。我耸耸肩。我本来以为那是我杜撰的。有时候真很难分清什么是发生过的，什么是可能发生过的。“这故事你怕不怕？”她说。“不怕。”我告诉她。我想像着自己在空阔的冰面上滑行，娴熟地避开边缘犬牙交错的窟窿，而其他孩子则纷纷掉进洞里，溅出悲伤、落败的小水花。“你在这儿很安全，”她说，一边抚摩我的头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们坐在这里一点事都没有。”我点点头，不过我听得出她的语气并不那么肯定。她那长着圆润下巴和小巧鼻子的脸迎着冬季阴冷的光线，那光线自覆满冰的街上射进来，从一间屋子反射到另一间，在碗橱里的餐具上留下了痕迹，又仿佛点亮了那盏小小的吊灯。“来一个有趣的故事怎么样？”她问，“可以就说一个关于现在的。”“好吧。”我说，尽管我什么有趣故事都不知道。幽默对我而言是个谜———我只会叙述我所看到的。在我们窗户外面，隔壁的老太太海德格尔小姐从房子里走出来，穿着一件像是老鼠皮做的外套。她捡起一张吹到她院里的报纸，又蹒跚着回到屋里。我从爸爸妈妈私下的谈论中得知海德格尔小姐很有趣。说她有趣是因为她有洁癖，还因为她对掌管了学校、电话公司和路德教会的共产党人的怪罪。我爸爸喜欢用柔和的颤音说：“那些共产党人又给我们寄来了电费单。记住我的话，他们正想办法要把我们赶出家门呢。”他说这种话时妈妈总是笑，即使是在要付账单、忧愁最清楚地显现在她的嘴角和眉宇周围的时候。那天，我坐在窗口也想学一学海德格尔小姐。我那颤抖的高音和自己本来的声音也差不了多少：“哦，那些可恶的共产党人把这张报纸吹到我院子里来了。”我站起身，两腿僵硬地走到客厅中间，从茶几上捡起一本《时代周刊》，拿它在头顶摇动。“你们这些共产党人，”我抱怨道，“快走开。别算计着要把我们赶走。”妈妈高兴地笑起来。“你真淘气。”她说。我走到她身边，她爱抚地抓抓我的脑袋。街上的光线照亮了薄纱窗帘，也注满了墙边桌上那只深蓝色的糖果盘。我们很安全。爸爸白天都在工作，只回来吃顿晚饭，然后又上剧院去。到现在我都不明白他整天在那儿干什么———就我所知，一家孤零零、不景气的影剧院的管理工作并不需要老板从大清早忙到深夜。可是爸爸却总是在干活，而妈妈和我都没有问。他正在挣钱，以维持这个为我们抵御克利夫兰的冬天的家。那是我们需要知道的一切。爸爸回家吃晚饭时，一股寒冷的气息附着在他外套上。他像树一样高大。在他脱掉外套时，前臂上细小的汗毛便突然在屋里柔和温暖的空气中竖起来。妈妈把她做的晚餐端上来。爸爸拍了拍她的肚子，那会儿她的肚皮又大又圆，像个篮球。“三胞胎。”他说，“我们马上需要一座大房子了；两间卧室不够，长远来看不行。”“还是先为汽油费着着急吧。”她说。“再过一年，”他说，“从现在开始再等一年，我们就可以去看地产了。”爸爸常提到我们的现状会发生改变。如果我们按照一种合理的办法安排生活，好事自然就会发生。我们得小心对待自己的处境、自己的想法。“到时候再看吧。”妈妈平静地说。他从桌边站起来，抚摩她的肩膀。他的手盖住了她整个双肩。他简直可以用大拇指和中指圈住她的脖子。“你只管把注意力放在这个孩子上，”他说，“只管把自己保养好。其余的我来料理。”妈妈对他的爱抚很顺从，但并不喜欢这样。我从她脸上看得出来。她在爸爸回家时的那种小心翼翼跟她和我看街道时的表情一样。他的出现让她紧张，好像外界的一部分已经破门而入了。爸爸等她开口，好把关于我们家庭生活的谈话继续下去。她默默地坐在桌旁，肩膀在他的抚摩下紧绷绷的。“好吧，我想我该回去工作了。”他终于说，“再见，小伙子，把家看好。”“好的。”我说。他拍拍我的背，粗率地亲了一下我的脸颊。妈妈起身去洗盘子。我坐着看爸爸把满是肌肉的胳膊塞进外衣袖子里，又出去了。那天晚上，在妈妈把我送上床、自己坐在楼下看电视后，我蹑手蹑脚地进了她的房间，用她的唇膏在我自己的嘴唇上涂。即使在黑暗中我也看得出那效果与其说迷人不如说像小丑。不过这还是改变了我的相貌。我拿她的口红在脸上点了几下，又用眉笔把我那淡黄色的眉毛描得又黑又粗。我轻手轻脚地溜进浴室。笑声和丁丁冬冬的音乐穿过楼梯井飘上来。我把浴室的凳子放在爸爸早晨刮胡子的地方，站上去以便让自己能照到镜子。我涂的嘴唇太大了，而且完全不成形，深色的口红斑点杂乱无章。我一点不美，但我相信我有美的内在潜力。我得要小心对待自己的处境、自己的想法。我知道药柜门的铰链会发出吱嘎的声音，便慢慢地将它打开，取出爸爸那只装着巴巴索尔牌剃须膏的带条纹的瓶子。我当然知道该怎么做：拿起瓶子不耐烦地猛摇一阵，往左掌上喷一堆白色泡沫，然后胡乱地涂到脖子和腮帮上。抹化妆品需要与拆炸弹引线完全一样的谨慎，而刮胡子则是一种匆忙草率的行为，只会制造出鲜红的血点，并在水池里留下几小撮毛发———像蛇皮一样失去了生命。涂了剃须膏后我久久地照着镜子，端详着脸上的效果。我发黑的眼睛像趴在白花花泡沫上的一对蜘蛛在闪光。我既不像淑女，又不像绅士。我完全是另一类人。要成为美人有那么多方法。妈妈的肚子越来越大了。一次逛商店时我求她买了一个粉红色的塑料娃娃，它有品红色的薄嘴唇和蓝绿色眼睛，把它放平时那双眼睛就闭上了，还发出清脆的喀哒声，就像合上了两扇微型窗户。我猜当时我父母讨论过这只娃娃。我猜他们认为妈妈的身孕使我有一种被排除在外的感觉，而那个娃娃正可以帮助我。妈妈教我怎么给它换尿布，怎样把它放在厨房的水池里洗澡。甚至爸爸也表现出对娃娃的关心。有一次，就在吃晚饭前，当我把四肢挺直的娃娃拎出它的澡盆时他问我：“孩子好吗？”“还不错。”我说。水从它的关节处渗出来。它硫磺色的头发从头顶上打出的几排小孔里冒出来，现在已带上了一股湿汗衫的气味。“好孩子。”爸爸说，并用一根粗大的手指拍拍它坚实的橡皮脸蛋儿。我很兴奋。他那么喜爱这个娃娃。“是啊。”我说，一边用厚厚的白毛巾包住这个没有生命的东西。爸爸巨大的身躯蹲了下来，带来一阵夹杂了香水味的体味。“乔纳森？”他说。“嗯？”“你知道男孩子一般不玩娃娃的，是吗？”“噢，我知道。”“这是你的宝宝，”他说，“在家玩挺好。但是如果你把它给别的男孩看，他们可能不会明白。所以你最好就在这儿玩，行吗？”“行。”“那好。”他拍拍我的胳膊，“行吗？只在家玩，是吧？”“行。”我答道。我幼小的身躯站在他面前，抱着一只睡在毛巾中的娃娃，第一次感到了真正的屈辱。我认识到自己有一种很大的缺陷，一种愚蠢。当然我知道那娃娃不过是件玩具，一件让人感到有点难为情的玩具。一件不正当的玩具。我怎么会让自己喜欢上别的男孩不玩的东西呢？“你没事吧？”他问。“嗯哼。”“那好。听着，我得走了。你管好家。”“爸？”“嗯？”“妈不想生宝宝。”我说。“她肯定想。”“不，她告诉我的。”“乔纳森，亲爱的，妈妈和爸爸都为这个宝宝高兴。你不也很高兴吗？”“妈讨厌生这个宝宝，”我说，“她告诉我的。她说你想要，但她不想。”我盯着他硕大的脸，可以看出来我已经使他明白了什么。他的双眼变亮了。在白皮肤的衬托下，分布在鼻子和脸颊上的毛细血管组成的三角地带因为宽慰而显得更突出，更加发红。“不是这样，小家伙，”他说，“妈妈有时候说的并不是她真正的想法。相信我，马上就要生这个宝宝了，她同你和我一样高兴。”我没吭声。“嗨，我要迟到了。”他说，“相信我吧，你就要有个小弟弟或是小妹妹了，我们都会为这个小妹妹着迷的。或是为这个小弟弟。你要当大哥了。一切都会很棒。”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出去时把家里的事情管好，行吗？”他用刮刀似的大拇指摸了一下我的脸，然后便走了。那天夜里，一阵低低的争吵声唤醒了我，那是从过道的尽头他们卧室门的背后传出的。他们发出咝咝的嘘声。我躺在那儿等着———等什么？我很快又睡着了，而且到今天还不知道那争吵声是不是我做的梦。如今我有时仍然很难分清什么是发生过的，什么是可能发生过的。十二月妈妈临产的那天晚上，我被留给邻居老太海德格尔小姐照看。她是个眼睛浑浊、性情多疑的老女人，灰色的头发已被摆弄得稀疏不堪，从中可以看见那弯曲脑勺的粉红色轮廓。当我看着父母一起驱车离开时，海德格尔小姐站在我后面，散发着淡淡的、衰弱的玫瑰香水气味。汽车消失在视野中时我告诉她：“妈不是真的想生这个宝宝。”“不想？”她愉快地说，当孩子讲起一些古怪的话时，她就不知道该怎么进行交谈了。“她不想生。”我说。“哦，好了，你会喜欢这个宝宝的，亲爱的。”海德格尔小姐说，“只管等着，妈妈和爸爸把小宝贝带回来时你就明白了。那会是你能想出的最可爱的东西。”“她不喜欢生孩子，”我说，“我们不想要。”听到这里，可怜的海德格尔小姐残存的血液全冲到面孔上来，她带着一阵衣服摩擦的簌簌声到厨房去做饭了。她把一些煮过的松软食品混在一起端上来，而我却像爱吃清淡食品的孩子那样吃得很起劲。半夜过后我爸爸从医院打来电话。海德格尔小姐和我同时去拿听筒。她接电话时，穿着蓝浴衣僵直地站着，干枯的脑袋不停地点着。从她的眼神里我能知道出事了，那眼神带着快要解冻的河面上那层薄冰的光泽，那明亮的褐色河水上面只有对冰的回忆还在苟延残喘。那孩子在我看来就好比一张被取消的车票，或是一只过早出炉的蛋糕。只是到了成年时我才拼合起当年的实情：缠结的脐带和剖开的皮肉。我妈妈几乎断气了一分钟，又奇迹般地起死回生。子宫的大部分不得不切除。那女婴存活的时间只够她对着手术室布满荧光灯的天花板咩了一声。我想爸爸并不打算和我说话。他把消息留给了海德格尔小姐，她放下电话站在我面前，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就好像我们得去见死神本身。我明白大事不好了。她低语道：“哦，那些多么多么可怜的人。哦，你这个可怜的孩子。”虽然我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我知道这是一个应该伤心的时刻。我试着感受一下悲痛欲绝的滋味，可实际上我很兴奋，还有些满足，因为我有了一次在悲哀的境况下好好表现一回的机会。“好了，别担心，亲爱的。”海德格尔小姐说。她的声音里有着真正的恐惧，那是一种低沉、潮湿的哑音。我想把她牵到椅子旁，而让我吃惊的是她很顺从我。我跑到厨房为她端来一杯水，我认为那是安慰一个处于悲痛中的人时必需的东西。“别担心，我陪着你。”当我拿了一个杯垫，并把杯子放在茶几上时她说道。她想拉我坐在她膝上，可我不喜欢。我仍站在她脚边。她轻抚我的头发，我则摸着她用法兰绒布掩着的膝盖，那结构复杂的膝盖骨又细又瘦。她徒劳地说着，几乎带着疑问：“哦，她本来那么结实，她看上去气色好极了。”我壮着胆子捧住她一只手，那手紧绷绷的仿佛一碰就碎。“哦，你这个小可怜。”她说，“别担心，有我在这儿。”我继续站在她脚边，捧着她骨瘦如柴的手。她朝我微笑。她的笑容里有没有某种喜悦？大概没有；现在我怀疑那是我的想像。我轻轻地揉她的手。我们就这样待了好长时间，耷拉着脑袋，也不改变姿势，还隐隐感到满足，就像一对老处女在世上无尽的哀痛中学会了如何寻求慰藉。妈妈过了一个多礼拜才回来，沉默少语，而且有些羞涩。她和爸爸都在家四处看了看，似乎感到很新鲜，似乎觉得会得到什么更好的东西。妈妈住院时海德格尔小姐在这里营造出她自己的气味：稀薄的玫瑰香水和陌生的食物的混合气味。她捏了捏我父母的手就小心地、匆匆地走了。就像有人悄悄告诉过她这房子随时都会着火似的。她走后妈妈和爸爸都跪下抱住我。他们把我围起来，几乎用他们的肉体和清新、熟悉的气味埋住了我。爸爸哭了。他从没当着我的面掉过一滴眼泪，而他现在尽情地哭着，猛烈的抽泣中仿佛有痰卡在喉咙里，发出的声音像被闷在一截被堵住的管子里。我试探性地把手搭在他的前臂上。他没有将我推开，也没有责备我。他浅色的汗毛乱糟糟地从我的指间冒出来。“没事了。”我小声说，尽管我并不相信他在恸哭之中会听到。“没事了。”我鼓足了气又说道。他似乎并没有从我的话中得到多少安慰。我看了看妈妈。她没哭。她的脸上没有了血色，她的表情甚至也被耗尽了。她也许是个空洞的躯体，呆呆地等着被注入一个灵魂。但当她觉察到我瞥来的目光时，便像梦游一般把我拉到她怀里。她的拥抱让我猝不及防，只好松开爸爸的胳膊。当妈妈把我的脸紧紧埋在她外衣的褶缝中时，我就完全失去了爸爸的方位。我感到自己正被拉进妈妈衣服的深处。我的鼻子和耳朵都给塞满了。我越来越深地被推进到妈妈的衣服里，被从寒冷的外层推向芬芳的、气味熟悉的内芯，同时爸爸的哀哭声被掩住了，且越发地遥远。我抵抗了一阵，想回到爸爸那儿，但她太强了。我消失在里面。我离开爸爸，把自己奉献给了妈妈更加饥渴的悲哀。此后她更不愿意出门了。她有时在上午就把我带上床，让我待在那儿，自己读书或看电视，直到下午过去一半的时候。我们玩游戏、讲故事。我相信自己明白在那些漫长的家居生活中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演习当爸爸再也不会和我们在一起，当只有我们俩相依为命时的生活。为了让妈妈开心我做出各种模仿动作，但我不愿意再模仿海德格尔小姐。我开始学妈妈本人的样子，有时候会逗得她尖笑起来。我戴上她的围巾和帽子，学着她的新奥尔良口音，结果说出来的既像南方话又有布朗克斯的腔调。“你在想什么？”我慢条斯理地说，“亲爱的，讲个故事吧。”她总是笑得眼睛里闪出泪光。“小乖乖，”她会说，“说得真像。我们让你去演戏怎样？到你妈妈老眼昏花时你就能养活她啦。”等我们终于起床时她就匆匆穿好衣服，带着艺术家所具有的耐心开始忙着做饭、打扫。爸爸回家吃晚饭时不再按摩她的肩膀。他也不往她的额头或鼻尖上印个夸张、活泼的吻。他做不出来。一个无形的力场在她周围滋生，像玻璃一样透明而坚实。当他带着一股附着在衣服上的那种猛烈的外界气味走进家门时，我就看见那力场陡然增强了。妈妈在力场之中看起来没什么两样———她的脸仍旧显得聪明，还有点兴奋，当她端上自己做的美食时，她的动作就像外科医生一样精确———但爸爸却不能碰她。我们知道这一点，爸爸和我都很明确地意识到了。这种确定性比它的无法解释性显得要真实许多。妈妈掌握着权力。我们吃了晚饭(她烧的菜越来越出色，越来越精美)，拉拉家常，然后爸爸似乎只吻了一下我们身边的空气，便又准备回到外面的世界去。暮春的一天夜里，我被一阵争吵声闹醒了。我父母都在楼下。即使在盛怒之中他们也压低嗓门，所以只有片言只语传到楼上我的房间。那效果就像两个人在一只大口袋里喊叫。我听见爸爸说：“惩罚。”接着，几乎过了一分钟，妈妈答道：“你想要……东西……自私。”我躺在黑暗中听着。很快我听见了脚步声———爸爸的———正往楼上来。我以为他会进我的房间，于是装成天使般的熟睡状，脑袋搁在枕头的正中央，嘴唇微微张开。但爸爸没到我这儿来。我听见他进了自己房间，然后再也没听见什么。几分钟过去了。妈妈没有跟他上楼。家里一片寂静，甚至墨黑的紫丁香和山茱萸的叶子擦过窗框时，屋子仍然充满了寒冬的缄默。我小心地躺在自己床上，弄不清像这样的夜里应该期待些什么，又会发生些什么。我以为还能再睡着，可是我一直醒着。终于我下了床，穿过走廊走向父母的房间。门没关。他们的床头灯射出的光———被羊皮纸灯罩印染成半粉红、半金色的灯光———似有某种重量一般悬在半明半昧的走廊里。我听见妈妈在厨房里剥美洲山核桃，那儿发出一连串清脆的、如音乐般的爆裂声。父亲斜身躺在双人床上，那架势就像一个优雅的、几乎是庄重的被抛弃者。他面朝墙，墙上用银画框裱了一幅巴黎街景，那是一条蓝绿色的无人街道。他的一条胳膊垂在床垫的边上，粗大的手指醒目地悬着。他的胸廓随着睡觉时平稳的呼吸节奏而起伏。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想了想自己的处境。我本指望他会听见我的动静，会抬起头，为吵醒我而感到不安。我见他在床上的睡姿仍然没有改变，便悄悄走进去。我现在该开口了，但想不出说什么。我本以为只要我出现就会再引出一件事。我环视了一下房间。屋里有一对梳妆台，妈妈的化妆品和香水放在上面一只珍珠母托盘里。还有一面用橡木做框的镜子，映现出对面墙上一块长方形带花卉图案的墙纸。我空着手悄悄走到床头，自作主张地爬上去，小心地碰碰爸爸的胳膊肘。他抬头看看我，好像没认出我似的；好像我们多年前相遇，现在他正努力要回想起我的名字。他的脸简直让我停止了心跳。一时间似乎他已终于离开了我们；他具有的父亲身份退出了躯壳，只剩下个像汽车一样庞大，像婴儿一样空洞而浑朴的什么都不会的男人。在他突如其来、从未有过的怪异目光下，我就这样穿着黄睡衣站在那儿，腼腆地笑着。然后他回过神来。他恢复了往常的表情，一只手温和地放在我肩膀上。“嗨，”他悄声说，“你在这儿干什么？”我耸耸肩。甚至在已是成年人的今天，我也记不起有哪一次我可以不停顿、不考虑而直接把实话说出来。他本可以把我抱起来和他一道待在床上。这样的举动也许可以拯救我们俩，至少在那时。我渴望着。我愿意用我贪婪的想像力所能想到的我拥有的一切，来换取他把我拉上床抱在怀里，就像七月四日夜晚，当头顶的天空似乎炸开了时他抱着我的那样。然而他准是因为我发现了他们的争吵而有些尴尬。现在他成了这样一个男人，由于冲着妻子喊叫而吵醒了孩子，又像个伤心的少女似的把自己扔在床上。他是可以做出其他事情的，可他总是像现在这样。“回去睡觉吧。”他说，嗓音比他的本意更生硬。现在我相信他当时仍寄希望于挽回局面。若是他能更坚强些，我们便可以立刻回复到过去的关系中，我的睡眠也可以重新弥合。早晨起来我只会依稀记得几场梦。我拒绝回去。我至少要能安慰他一下才肯罢休。爸爸命令我去睡，而我越来越固执任性。我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这使他渐渐失去了耐心。我要他求我留在这儿。我必须知道，在这场争取他的爱的漫长竞赛中，凭着我的善意和恒心，我该是胜利的一方。“乔纳森，”他说，“乔纳森，别这样。”我任由他把我带回自己房间。我没有选择。他抱起我，而我第一次不再喜爱他的抚摩，他夹杂香水的体味，还有他额头上那道大弧线的光泽。在那个时刻我慢慢理解了妈妈的沉默，她那敏锐的距离感。我练习过怎么模仿她，而现在，在一时冲动之下，我别无选择地学起了她的样子。如果爸爸摸摸我疲倦的肩膀，我就变得僵硬起来；如果他从风雪之中跺着脚走进屋里，我就紧张地忖度，我那菠菜蛋奶酥会不会给他的脚步震塌。他抱着我上床时很温柔。他给我盖好被子，叫我闭上眼睛。他表现得并不坏。可我在愤怒之中又溜下床，朝房间那头我的玩具柜奔去。我的耳朵感觉到了陌生的声音，它震得我头晕目眩。“乔纳森。”爸爸厉声说。他向我走来，可我跑得太快了。我手伸到柜子底部，心里很清楚应该往哪儿找。我捏着那只娃娃光溜溜的橡胶腿把它拽出来，并粗鲁地抱在怀里。他站着犹豫了一会儿，身体几乎凌驾在我的小床上。床头板上，一只卡通兔正在一片开满了有四个瓣的粉红色鲜花的原野上狂舞。“这是我的。”我几乎是用歇斯底里的执拗语气说。卧室地板踩在脚下感觉不怎么稳当了，于是我紧紧抓住玩具娃娃，仿佛它可以帮我保持平衡，以免滑倒。爸爸摇摇头。在我记忆中只有这一次他没显得那么和蔼可亲。他有很多愿望，而世界却在回避他。妻子对他敬而远之，事业也不成功，而他惟一的儿子———以后也不会再有了———喜欢抱着橡皮娃娃安静地在屋子里玩耍。“老天，乔纳森，”他哀叹道，“老天啊，该死的你是怎么了？啊？”我木然地站着。我无言以对，尽管我知道他期盼着一个回答。我所能给的回答只有“这是我的”。我把娃娃紧抱在胸口，它僵硬的眼睫毛透过睡衣戳在我身上。“很好，”他说话时平静了一些，语气里透着失意，“很好，它是你的。”接着他走了。我听见他下了楼，从门厅的橱柜里拿出茄克。我听见妈妈在厨房里干活，却一言不发。我听见他关上了前门，那种小心和审慎仿佛暗示了终结。他将会睡在剧院办公室的沙发上，清晨又回家来。过一段难熬的日子后我们又将开始正常的家庭生活，重新找到快乐。我爸爸和妈妈将营造出一种亲切的、互相可以开开玩笑的关系，只是其中既无亲吻，又无争吵。他们又带着成年同胞那种随和而纯朴的亲热劲儿生活在一起了。他不会再问我什么无法回答的问题，尽管他那个惟一的问题仍像接错了电线一样在我后脑勺中劈啪作响。我妈妈的烹调手艺将会日渐出名。我们一家的照片将于一九六八年登在《克利夫兰邮报》的星期日增刊上：妈妈正在做炖虾沙锅，爸爸和我则骄傲而充满期望地瞧着，身上的衣服体面极了。博比当时我们住在克利夫兰，各方面都是中等水平。那是在六十年代———我们的收音机整天播放爱情歌曲。这当然是历史。是在克利夫兰城经济崩溃之前，在它的那条河给污染得一塌糊涂之前。我们家四口人。妈妈、爸爸、卡尔顿还有我。卡尔顿十六岁那年我九岁。我俩中间还有几个兄弟姐妹，身子骨太弱，没等出娘胎就死了。我们家向来人丁不旺。我们姓莫洛。我老爸在中学教音乐。妈妈做那些所谓“特异”儿童的老师，“特异”的意思是，有些孩子能算出二〇〇〇年的圣诞节是哪一天，却记不得撒尿时要扒裤子。我们住在一块叫伍德劳恩的地方———都是些一两层的干净房子，漆成十分鲜亮的颜色。我们那地方的边上是片墓地。从我们家后院出去可以见到一条水沟，里面长满了灌木，再往外走就到了墓地，那儿布满了平整的、打磨过的石碑。我就在这块地边上长大，对它并不在意。可以说它是很美的。有一个孤独的石头天使，长着小小的乳房，带着坚定的表情，从紧靠我们家的那些老式碑石中挺立出来。更远的地方，在有钱人的墓地里，微型的清真寺和帕台农神庙像在默默地告诉克利夫兰人类不朽的成就。卡尔顿和我从小就在坟地里玩，稍大一点后还在那里抽大麻，喝一种叫“南方安慰”的酒。在四年级那个班上九岁的孩子中，我是最有犯罪倾向的，这要归功于卡尔顿。我的阅历不算浅了。可要是没有卡尔顿给我出点子，我哪儿都不会去。这时卡尔顿离他的死还有几个月时间，正是下大雪的季节，地上和天上都一样的白。他在墓碑里费劲地走，我在后面追，冒着雪跟着他那顶红毛线帽的光亮。卡尔顿的头发向后梳成干净利落的马尾辫，活像一个用头发做的松果。他看起来春风得意，那模样只有他才有。吃早饭时我们就着果汁吞下了几粒酸药。或者准确地说，卡尔顿吃了一粒，我因为年纪小只给来了一半。这酸药名叫“窗玻璃”，用来让眼睛看得更清楚，跟“维克斯”治鼻塞是一个道理。老爸老妈都在上班，在挣钱。而我们跑出来挨冻，这样再回去时，屋子里的暖和舒服会很刺激。卡尔顿喜欢刺激。“我觉得开始来劲儿了。”我叫起来。卡尔顿穿着他那件鹿皮茄克。茄克已磨得发亮，后背的肩胛部位给他女朋友缝上了一只铁青色的眼睛。我们走路时我就盯着这只眼。“我想我有感觉了。”我说。“太快了。”卡尔顿回头叫道，“放松点，弗里斯科。到时候你会知道的。”我又兴奋又害怕。我们动了真格。卡尔顿吃过十几次酸药，但我还是头一回。吃早饭时我们偷偷地把药丸塞进嘴里，那会儿妈妈走开去料理了一下咸猪肉。卡尔顿就爱冒险。雪堆积在墓碑刻字上面。我迎着寒风弓着身，努力想弄清楚，周围看起来那么奇怪是因为我吃了药呢还是因为这一切的确很怪。三个礼拜前，城那头有家人正坐在屋里看电视时，一架单引擎飞机掉在了房顶上。雪在我们周围旋转着，好像既往上飞，又往下飞。卡尔顿带路来到目的地，那是一个上等人家墓园的入口处。墓园修得跟宫殿似的。成群的石雕丘比特聚集在尖墓顶上，短小的翅膀像给冻僵了，脸上带着女人的安详表情。墓顶下面有一条走廊，走廊后面是铁铸的大门，通往死者本人的墓室。到了夏天走廊里很凉快。冬天它还挡风。我们在那儿藏了一瓶“南方安慰”。卡尔顿找到酒瓶，旋开盖子，猛灌了一口。他全身都是雪花。他把瓶子递给我，我只敢喝一小口。即使在冬天，这墓地也像井一样有股青苔味。枯叶和一张黄色的M&M巧克力包装纸被风吹着擦过大理石地面。“你害怕了？”卡尔顿问我。我点点头。我从没想过要对他撒谎。“别这样，老弟，”他说，“一害怕就糟了。要是你不怕，那些药是不会伤着你的。”我点点头。我们站在可以挡雪的地方，轮番传着酒瓶。我全仗着卡尔顿的把握十足，好像他那样子能发出热量一般。“在伍德斯托克[摇摆舞音乐节]我们可以整天喝酸药。”我说。“没错儿。伍德斯托克国。啊。”“那儿真有人住吗？”我问。“老弟，别问了。音乐会结束了，但人还在。那是一个新国家。你得有信心。”我又点点头，感到很满意。有个不同的国家可以让我们去住。我已经是个新人了，改名叫弗里斯科。我原来叫罗伯特。“我们就可以整天喝酸药了。”我说。“你要相信我们会办到的。”卡尔顿的脸被四周的雪和大理石照亮了。他的眼睛也像霓虹灯一样明晃晃的。那眼神中有样东西在告诉我他能看见未来，未来就像幽灵一样在每个人的头顶上打转儿。在卡尔顿讲的未来里我们不用工作和上学。等着我们的完全是一种光明、完美的简单生活，住在水边、林中的生活。“感觉怎样，老弟？”他问我。“真棒。”我告诉他，这一点不假。许多鸽子呼啦一下从一棵光秃秃的树上飞起，随即掉转方向，在一片雪光中由铁青色变成银白色。我明白这会儿药性已经发作了。在我眼前的所有东西一下变得亮亮的让人喜欢。卡尔顿是怎么知道会发生这种事的？“哦。”我轻声说。他的手落在我肩膀上。“放松点，弗里斯科，”他说，“这么漂亮的世界里没有什么是可怕的。有我在呐。”我不是害怕，我是吃惊。到现在我才认识到一切都是那么真实。一根树枝躺在我脚边的大理石地上，带着一串坚硬的褐色果子。树枝折断的一头看起来新鲜而白嫩。树都是活的。“有我在呐。”卡尔顿又说，他的确在。几个钟头之后，我们伸开四肢懒洋洋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就跟威利和比夫似的[一电视节目中的兄弟俩，大的十六岁，小的十岁，正好与卡尔顿和博比年龄相仿]。妈在厨房里做晚饭。一只锅盖在铿锵作响。我们对家里的动静简直明察秋毫。我努力掩盖着自己的惊讶。老爸正在用一套配件装一座落地大摆钟。他想要给我们留下点什么，留给我们可以当做传家宝的东西。我们能听见他在地下室里一会儿拉锯条，一会儿又敲敲打打。我知道他在锯木架上摆着什么———一只长长的原木匣子，他在上面贴了些奇特的装饰线条。他工作时，一颗汗珠从额头上弯弯曲曲地淌下来。今天晚上我发现自己有能力同时看见屋子里所有的房间，知道发生的每一件事。一只耗子在墙里面啃着什么。电线蜷缩在墙上的灰泥后面，像蛇一样耐心地隐藏着。“嘘。”我对卡尔顿说，而刚才他什么也没言语。他正透过张开的手指看电视。枪战片。子弹打在水泥墙上像扬起了粉笔灰。我弄不懂我们在看什么。“小伙子们？”妈妈从厨房里叫道。我凭着自己新获得的听觉可以分辨出她在把汉堡包拍成小馅饼。“做点正经事，把饭桌收拾收拾。”她喊道。“好的，妈妈。”卡尔顿装作若无其事地回答，装得像极了。老爸还在地下室抡锤子。我能感觉出卡尔顿的心跳。他拍拍我的手，向我保证一切平安无事。我们布置了饭桌，每个位子上都放着勺子、叉子、刀子，还有叠成三角形的纸巾。我们知道干这些事时我们很冷静。完了以后我停下来，注意到餐厅的墙纸上出现了一座金色农庄，后面是好多山。母牛在吃草，秋天的树投下了金色的影子。这个场面在三面墙上各出现了一次。“哎，”卡尔顿轻声说，“嗞———”“我们干得对不对？”我问他。“我们干得漂亮极了，小子。可你觉得怎样？”他轻轻地敲了一下我的脑袋。“没说的，我想。”我盯着墙纸，好像我正琢磨着要跨进去似的。“你想。你想？你和我要准备到别的星球去了，伙计。过来。”“哪儿？”“这儿。到这儿来。”他把我带到窗边。外面银白色的雪在路灯下轻快地到处飞窜。牧场风格的房子把温暖囤在屋里，把灯光渗透到外面正在积聚的雪中。这是克利夫兰的一条街。是我们的街。“你和我要飞起来了，伙计。”卡尔顿凑近我耳朵悄声说。他打开窗。雪吹进来，在地毯上闪光。“飞吧。”他说，于是我们飞了。一时间我们使劲向上、向外飞，黑夜里的风吹在我们脸上———我们离开可可色的、羊毛和涤纶混纺的厚地毯，使自己升起了一寸。真美呀。飞的窍门是这样———你得做得快，要在你的身体明白那是违反自然规律之前。到现在我还是深信不疑。我们俩都知道自己刚才暂时飞离了地面。我们谁也没有大惊小怪，就像飞机有时会从天上栽下来一样，或者就像我们一直住在这些屋里而很快就要离开一样。我们又回到地上。卡尔顿碰碰我的肩膀。“等着吧，弗里斯科，”他说，“奇迹正在发生。真他妈的棒。”我点点头。他拉下窗户，窗户发出一阵类似吮吸的声音，把自己重新密封起来。我们自个儿的面孔从冷冷的、漆黑的玻璃上反过来瞧着我们。在身后，妈妈把汉堡包丢进咝咝作响的煎锅里。爸爸在一只带罩子的灯泡下埋头做活儿，摆弄着那长匣子，他准备就在那里面放上钟的齿轮装置、钟摆和钟面。一架飞机嗡嗡地从头顶飞过，藏在云里让人无法看见。我不安地朝卡尔顿看了一眼。他用微笑来让我放心，并捏了捏我脖子的后面。三月。雪已化了。我在墓地里走，想着自己过不完的日子。住在克利夫兰的好处之一，就是不管朝什么方向走都觉得是在前进。我已记熟了地图。我计算了一下，我们离纽约的伍德斯托克不到三百五十英里。在这全新的一天里我正向东走，走向我和卡尔顿藏酒瓶的地方。我准备早早地喝上一小口，来庆祝光明的未来。我来到那地方时听见墓后面传来低低的呻吟。我呆住了，考虑着应作出怎样的选择。那是一种拉得很长的痛苦声音，末了还加把劲，来一个高音C调，类似于“哦———哦———啊”。狼在后面嗥。我没有逃，而是决定去调查一番，因为我需要编一个故事。在我哥最爱听的故事中，人们总是些喜欢做危险事的傻帽儿。想到自己在卡尔顿讲的故事中算个人物，我就觉得能作出这种决定。我匍匐着绕过石碑，小心地像獾一样紧贴在大理石地上。我从一个石头小天使姑娘般的肩膀上张望着。我看到的是卡尔顿和女朋友睡在地上，在一堆乱糟糟的衣服中间，赤条条的。卡尔顿的茄克，就是绣了一只眼的那件，盖在石碑上，像在望风。我猫着腰躲在石像后面。我看得见那女孩光光的胳膊和我熟悉的卡尔顿的脊梁骨。两人在干燥的枯草丛里一起呻吟着。虽然我看不清女孩的表情，但卡尔顿的面孔在扭来扭去，脖子上的血管紧绷绷的。我从没想过这事儿会那么痛苦。我瞧着，也想学学。我抓着小天使冰冷的翅膀。没过多久卡尔顿就看见了我。他的眼珠子正飞快地转着，惬意地朝天上看，于是无意中瞥见他弟弟的小脑袋正从旁边的小天使的脑袋后伸出来。我们看了对方一会儿，想共同作出一个决定。那女孩儿仍抓着卡尔顿瘦削的后背。他决定冲我笑笑。他决定朝我眨眨眼。我飞快地从那儿跑出来，连草皮都给踢起几块。我边跑边躲闪着墓碑，然后跳过水沟，越过篱笆，进了我们家圣洁的、装了秋千和野餐桌的后院。这全发生在一眨眼的工夫里。我的心跳得像麻雀的心一样快。我走进厨房，发现妈妈正在洗水果。她问怎么了。我告诉她没事。什么事都没有。她对着苹果上的一块疤叹了口气。窗帘上印着蓝色的茶壶图案。妈妈用板刷洗着苹果，她相信果皮上有毒。“卡尔顿呢？”她问。“不知道。”我告诉她。“博比？”“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没事。”我说。我的心脏跳得已达到蜂鸟拍翅的速度，简直是在乱跳一气，而不是在搏动。“我认为有事情。愿意回答一个问题吗？”“行。”“你哥是不是在吸毒？”我稍微松了口气。只是吸毒的事。我知道她为什么要问。近来老是有警车跟鲨鱼一样在我们家四周转悠。他们停下车，做点记录，然后又开走，像是在对周围地区进行严密监控。卡尔顿在这一带挺有名气。“没有。”我对她说。她脸朝向我，一手拿刷子，一手拿着苹果。“你不会对我撒谎，是吧？”她知道有事情。她的神经遍布整个房子。她能感觉到灰尘落在桌面上，牛奶在冰箱里开始变质。“没有。”我说。“肯定有什么事儿。”她叹了口气。她是个做事麻利的小个子女人，她看东西时总使你觉得这些东西在发出让人痛苦的光。她在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农庄长大，并在捆扎豆苗和对阳光、雨水的担忧中打发掉了少女时代。她对未来总是没有太多的期望，这一点她一直没有改变。我离开厨房，装作对那只猫忽然来了兴趣。妈妈跟出来，仍旧拿着刷子。她想用它把我的真话刷出来。我跟着猫，跟着它竖起的黑尾巴和粉红色的屁股。“跟你说话时你不能走开。”妈妈说。我继续向前走，看看自己还能走多远，嘴里叫着“猫咪猫咪猫咪”。爸爸做的钟在前厅里敲响了半点。我向钟走去。我一直走到了那棵橡胶树旁，然后被妈妈拎住了领子。“我告诉过你别走开。”她说，并且用刷子重重地敲了我一下。她揪住我耳朵，揪得它嗡嗡直响。那猫一溜烟跑掉了。我站了一会儿，好让她知道我懂她的意思了。然后我又继续走。她又揍了我一下，这次是重重地打在后脑勺上，打得我眼里冒出了金星。“你停不停？”她尖叫道。可是我仍旧向前走。我们家房子是东西向的，每走一步，我离雅斯各的农庄就更近了些。卡尔顿吹着口哨回到家，妈妈对他的态度就像对待一个老赖着不走的客人一样。他不在乎。他满脑子的乐观情绪。他拍拍她的脸颊，称她为“教授”。他待她的样子就好像她不会教训他似的，而她的确也没有发作起来。她从没揍过卡尔顿。她容忍他，就好比农庄里的姑娘容忍偷食的乌鸦那样，已经逆来顺受，都已近乎尊敬他了。她给了他一只洗过的苹果，并告诉他如果他把泥土带上地毯，她将会怎么做。我在我们房间里等着。他把墓地里的气味带了进来，那残雪和潮湿的松针的气味。他的眼珠子转向我，同时嘎吱嘎吱地咬着苹果。“怎么啦，弗里斯科？”他说。我松松垮垮地躺在床上，想用口琴吹出迪伦的即兴重复段。我总是相信我能装出一副很聪明的模样。我煞有介事地向卡尔顿点点头。他一屁股坐在自己床上。我看见他靴子黑色的橡胶鞋跟上粘着一朵被踩烂的、今年刚长出的藏红花。“嗯，弗里斯科，”他说，“今天你是个男人了。”我又点点头。他对自个儿干的事就只有那么多好说的？“哟。”卡尔顿说。他笑了，看来对自己和这个世界都十分满意。“太美了。”我开始吹《风中呼啸》中我会吹的一段。卡尔顿说：“伙计，我瞧见你在偷看我们时我就对自己说，这是真的。现在我的确是过来人了。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他挥挥手里的苹果核。“嗯哼？”“弗里斯科，这是我和她第一次干那个。我的意思是，咱们谈过那事儿。但我们真的做时你却在场。我兄弟。就好像你事先知道似的。”我点点头，这次是真听懂了。这是我俩共同参加的一次历险。好啊，事情开始能讲得通了。“啊，弗里斯科，”卡尔顿说，“我准备也给你找个妞。你九岁了，做童男的时间也太长了。”“真的？”我说。“伙计。我在六年级里为你找个女的，有点儿经验的。到时候我们先喝个痛快，然后到那埋死人的地方去干。你第一次来那个时我得在场，遇到那阵仗你会需要你老哥的。”我想尽量漫不经心地问一下爱和肉体痛苦之间的关系，这时妈妈的声音像刀一样切进来。“你干的好事，”她尖叫着说，“你把地毯上踏得到处是泥。”接下来是一场家庭纠纷。妈妈去叫爸爸，他过来和她一块儿站在过道里看留在地毯上的证据。他以前长得挺俊。他的脸被太多的耐心磨损成一副消瘦、疲倦的样子，近来他打扮得很花哨，留了一副山羊胡子，脚蹬一双小牛皮做的靴子。妈妈指了指地毯上半月形的泥鞋印，鞋印从门口一直延伸到卡尔顿的床边。而那双肇事的脚还穿着沾满烂泥的鞋子在床柱边晃悠。“看见了吧？”她说，“你看出他是怎么为我着想的吧？”爸爸很通情达理，他建议卡尔顿把泥印子全清除掉。妈妈觉得这太便宜了。她要卡尔顿一开始就不能做出这种事。“我的要求并不高，”她说，“我不想问他上哪里去，我不想问警察为什么突然对咱们家那么感兴趣，我只求他别把泥搞得到处都是。就这些。”她恼怒地斜眼瞪着卡尔顿。“最好马上去搞干净。”爸爸对卡尔顿说。“这样就行了？”妈说，“他把这一团糟弄干净，就什么事都没有了？”“那你要他怎样？把地毯舔干净？”“我希望别人能体谅、尊重我的劳动。”她边说边徒劳地看看我。我耸耸肩，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很同情妈妈，但并不站在她那边。“那好，”她说，“我真不愿再操心在家里搞卫生了。让你们男人去管吧。我就坐着看电视，把糖纸扔到地上。”她往外走去，像刀刃一样穿过空气。她边走边拿起一筒铅笔，看了看便把铅笔全倒在地上。铅笔像算命签子似的落下来，三三两两杂乱地堆在一起。爸爸跟着她，叫唤她的名字。她名叫伊莎贝尔。我们能听见他们穿过屋子，听见爸爸叫着，“伊莎贝尔，伊莎贝尔，伊莎贝尔”，而同时妈妈扔过铅笔后更来劲了，正把更多的东西往地上摔。“我希望她别把电视机砸掉。”我说。“她该干什么就会干什么。”卡尔顿对我说。“我恨她。”我说。对此我并不肯定。我想试验一下说出来会怎样，看看是否真的这样。“她比咱哪一个都强，弗里斯科，”他告诉我，“说她的坏话要小心点。”我不再言语。过了一会儿我站起身开始拾铅笔，因为我觉得那总比躺在床上，一个劲地追随变来变去的效忠对象要好。卡尔顿去拿了一块海绵，擦起地上的泥印来。“谁在地上拉了屎，谁就得擦掉。”他说，“就这么简单。”现在已不是提出我所有那些关于爱情的问题的时候了，而我也识相得很，不会硬扯到这个话题。我知道以后会提到它的。我把铅笔捆成干净利落的一束。妈妈仍然火冒三丈地在屋里横冲直撞。最终，当她把东西摔够了，我们三个又都一一捡起后，我躺在床上琢磨事情。卡尔顿在给女友打电话，嗓门很低。妈妈在做饭，她虽然安静下来了，但还是惹不起。她边做饭边唱一支四十年代的慢歌，当时这首歌在每架自动唱机里都能找到，而也就在那时她第一个丈夫的飞机栽进了太平洋。老爸在地下室里吹单簧管。他就在那儿练曲子，在做木工活的工具之间，头顶有那只灯泡照射着，各种榔头和钻子整齐地挂着，并在地上投下特大的影子。要是我把耳朵贴在地板上，就能听见他从那单簧管里拉出一声又长又低像公猫号叫似的声音。当我把耳朵压在地毯上，听见爸爸的音乐从地板里渗透上来时，总感到有种奇特的安慰。我躺下来，耳朵凑近地面，继续吹我的口琴。那年春天我爸妈开了一次舞会来庆祝温暖的阳光重回大地。在这之前的冬天太长，太严酷了，而现在第一批雏菊已钻出了草坪，并开遍了墓地。在爸妈的舞会上人们总是彬彬有礼。他们的这些朋友都是老师，带来了酒和吉他。他们是俄亥俄的时髦人物。虽然都得工作，还常常靠抵押点什么过日子，但他们都把自个儿看成是间谍活动中那些特立独行的人物。他们都说现在暂时当个教书匠，等写出小说、完成论文或者攒够钱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之后就不干了。卡尔顿和我伺候这帮人。我们给他们拿外衣，端酒水。从小时候起我们每次都在舞会上干这个，虽然年纪不大，但见识不少，所以兄弟俩仗着这点表现得并不赖。我们知道该干什么。一个涂唇膏的大个儿女人叫我“正确先生”，她做姑娘时就把自己奉献给了一个九年级的数学老师。一位戴俄国皮帽的助理副校长问我们准备投民主党还是社会主义者的票。我不时地偷喝一两口酒，结果把自己搞得晕乎乎的。可是舞会开到一半就走味了，因为来了五六个卡尔顿的朋友。他们敲门，我过去开，迫切得就像吃肉的野兽[此处原文为carnival狂欢节，可能有误，疑为carnivore食肉动物]，急急地想看看下一个是谁，并一口吞下来者对我的错觉，别让他以为我只是个礼貌认真的九岁孩子。我料想会见到几个没啥社会阅历的大人，却发现来了一伙年轻歹徒，他们脚蹬大皮靴，留着乱蓬蓬的头发。卡尔顿的女朋友站在前面，穿一套差不多全是用穗子做的衣服。“嗨，博比。”她说话时气很足。她是从纽约搬来的，所以比我们这儿的妞儿更时髦漂亮。“嗨。”我说。我有一种反常的冲动，想关上门去报警，但还是把他们放进来了。三个女的，四个男的。他们在一团大麻烟雾中从我身边走过，并神气活现地用眼神跟我打招呼。他们在入侵这个舞会。卡尔顿站在热闹的屋子的另一头，正拿起下一张唱片，他的女朋友径直穿过人群来到他身边。她总能引起议论，还有一些人觉得她那种松弛柔和的动作很美。她穿过人群的架势就像她是被派来教训所有参加舞会的人的。卡尔顿的表情在暗暗告诉我这是计划好的。妈妈想知道这儿发生了什么事。她穿着深红色长裙，这并不妨碍她露出肩膀。她穿戴整齐时你看得出她的姿色，或者说她以前的姿色。卡尔顿的俊俏是她遗传的。我的脸就是老爸给的了。卡尔顿飞快地说了点什么。妈妈虽然明知这不太好，但还是容忍他们留了下来。他们中有个叫埃迪·哈斯凯尔的，一身皮装，留着长发，还告诉妈妈她看起来挺漂亮。她很乐意听这种话。于是这帮歹徒留下后就开始混进人群。我挤到卡尔顿身边，就是没给他女朋友占住的那一侧。我很想说些带点讽刺又带点聪明的话，说些可以把屋里每个人排除在卡尔顿和我之外的话。我能感觉出我在脑子里想说什么，可是我才九岁，又多喝了几口，所以嘴不听使唤。我讲出来的是：“他妈的，老哥。”卡尔顿的女朋友朝我笑。一个小男孩说“他妈的”让她觉得很好玩。我想说一说对她的想法，但我才九岁，而且喝得嘴巴有点不利索了。即使我在清醒的时候，说话伶牙俐齿也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别走开，弗里斯科，”卡尔顿对我说，“说不定能看到真正的晚会了。”从他的眼光中我看得出下面要怎样了。他让爸爸妈妈的朋友和他的朋友在事先不知道的情况下聚在了一起。这是一种伍德斯托克式的举动———他在计划一个老老少少可以在一块儿共事的未来。我同意留下来，并溜进厨房，希望能再偷喝几口杜松子酒。我发现老爸靠在冰箱上。他头顶有一行蝴蝶形的磁铁。“喜欢这个舞会吗？”他一边问一边摸山羊胡子。他还是习惯留胡子。“嗯哼。”“我也是。”他难过地说。他从没想要做中学音乐老师。钱的问题老缠着他。“这段音乐怎么样？”他问。卡尔顿已经换上了滚石乐队的唱片。米克·贾格在唱《第十九次精神崩溃》。爸爸向外一挥手，那手势大得把房间、舞会、整个屋子———所有音乐触及到的东西———都包了进去。“我挺喜欢。”我说。“我也是。”他用手指搅了搅杯子，然后吮吸着那根手指。“我爱听。”我说话声太响了。爸爸身上有什么东西使我提高了嗓门。我很想在空气中抓几把音乐塞进嘴里。“我不敢说我爱听，”他说，“我不敢肯定是不是可以说那样的话，不敢。我想我很赞同它的意义。可以说如果这是音乐发展的方向，那我不会反对。”“嗯哼。”我说。我已经急着想回到舞会上去了，但又不想伤害他的感情。如果他感觉到我在避开他，他会讲出一大堆道歉的话，那比妈妈发火还要可怕。“我想我可能对学生管得太严了，”爸爸说，“也许到了暑假你们几个小伙子可以教教我现在人们都在听的曲子。”“没问题。”我说，嗓门很高。我们等了一分钟才想出下面说什么。“你们几个男孩很开心，对吧？”他问，“喜欢这个舞会吗？”“我们玩得高兴极了。”我说。“我就知道你们会高兴的。我也是。”这时我已到了门口，一蹦就能出去。我叫道“噢，回头见”，赶忙回到了舞会。我只离开了一会儿，但这里已和刚才不同了。气氛开始发生变化。可以说是历史和天气造成的意外。卡尔顿的朋友变规矩了，而我爸妈的朋友则决定先撇开美酒加民歌的套套，来学点新东西。卡尔顿在和一位副校长的夫人跳舞。卡尔顿的朋友、带着一副老顽童表情和六十出头智商的弗兰克，正和我妈跳着呢。我看见爸爸已经跟着我出了厨房。他站在舞会的边缘上；我则进了中心地带。我邀请那个嘴唇涂得紫红的数学老师跳舞。她乐坏了。她个头高大，举止优雅，像一辆游行彩车，我毫不费力地把她牵引到人群中间。平时在学校人们都知道妈妈是一本正经的，但现在她却自由自在地跳着，让人大开眼界，所有的人都看得出她的漂亮。晚会的气氛越来越热烈。人群开始混乱起来。卡尔顿换上了几张新唱片———简尼斯·乔普林乐队，大门乐队，还有死亡乐队。未来照耀着大家，每个人都在想，大概以后还有许多个就像这样的夜晚。甚至老爸也给挤进了跳舞的行列，他像只没了翅膀的鸟，拍打着胳膊和圆鼓鼓的肚皮。但他还是跳着。妈妈亲了他一口。最后我在酒力的作用下感到通体舒泰，晕乎乎地倒在沙发上。我正做着飞翔的梦，这时妈妈过来碰碰我的肩膀。她脸色泛红，带着微笑，我也冲着她乐。“早就该去睡觉了。”她说，话语里充满了母亲的温柔。我点点头。这个事实我没法反驳。她不停地推我的肩膀。有一会儿我担心她是不是真要我离开舞会去上床睡觉。“不去。”我告诉她。“去。”她笑着。“不去。”我热切地说，带点试探性。这个焕然一新的妈妈会跳舞，会调情，谁晓得她还能容许什么？“去。”她的话音中没有了母亲的温柔。她的语气里全是平常那种公事公办的意思。我得立刻走人，而且这次一点儿借口都没有。我已经满九岁了，逃避睡觉时间就像逃避死亡一样。我跑到卡尔顿那儿寻求保护。他正和女朋友笑着，一绺形状像问号的头发被汗浸湿了搭在前额上。我一下子冲进他怀里，把他撞了个趔趄。“哇，弗里斯科。”他说。他双手放在我胳膊下面将我提起来，并把我转了半圈。妈妈把我从他手里往下拽，并用她做惯农活的手揪住我的后颈使我下到地上。“说晚安吧，博比。”妈妈说。为了向卡尔顿的女朋友解释一下她又加了一句：“在舞会开始之前他就该上床了。”“不嘛。”我叫道。我试着挣脱开来，但我妈这双手可是能夹碎胡桃的。卡尔顿的女朋友脑袋一仰把头发甩到后面去，然后说：“晚安，小乖乖。”她的笑是胜利者的笑。她抹了抹卡尔顿额头上的那绺散发。“不。”我又尖叫起来。让我不高兴的是她碰他头发的样子。妈妈把爸爸叫来。他夹起我就往外走，那架势就好像我是一颗给点燃了的炸弹。我在走之前和卡尔顿对视了一下。他耸耸肩说：“晚安，伙计。”爸爸把我赶了出去。我接受了这一事实，一点面子都没有。我踢蹬着腿离开了房间，气得哭都哭不出来，只是跟个小无赖一样嘴角淌着一道细细的口水。后来我一个人躺在窄窄的床上，感到音乐在弹簧床垫中嗡嗡地响着。在我们家里，生活正在开裂。人们正在发生变化。到了明天，谁都不会再是老样子了。他们怎么能让我错过这个？我想像着要对爸妈进行报复，对卡尔顿就更要好好教训一下。他本来是可以救我的。他本来可以跟我联合起来对付他们。我不能原谅的是他还耸耸肩，轻描淡写地说声“晚安，伙计”。他加入了大人们那边。他以为自己很大了，同时又太小瞧我。当大门乐队猛烈地奏出《奇怪的日子》时，我就希望让他碰上什么倒霉事。我心里这么嘀咕着。到半夜时，弗兰克那傻小子嚷道他看见有只飞碟在后院上空转悠。我能听见他那浑厚、激动的声音直透进我房间。他说那飞碟像一片闪着亮光的云。我听见人们乱哄哄地争着拥出玻璃推拉门。那时大家都疯癫癫的，真以为一出门就能看见飞碟。他们以为让人这么高兴的舞会当然也能把遥远星球上的欢乐吸引过来。我下床偷偷溜进过道。我可不愿为了什么人就错过看外星来客，哪怕妈妈会发火、爸爸会失望也在所不惜。但我为自己穿着睡衣而觉得有些难为情，于是在过道尽头停下来，如果真有外星人在，他们会认为我在家里是最没地位的。当我在犹豫要不要回房间换衣服时，人们已经开始进屋了，嘴里说被云雾和飞机耍了。他们又继续跳起来。卡尔顿刚才肯定跳过了后院的围栏。他准是想独自呆一会儿，就他一个人，而不想让他们来找他。几个晚上之后我会站在他本来打算站的地方。那条小沟因为融雪而变成了小河，在河的对岸，墓地会像座消失的城市似的闪着微光。天空将挂着满月。我会跟卡尔顿现在一样在四周闲荡，照在墓石上的银光以及在小河上方举起胳膊的白天使都会让我着迷。在爸妈看来，无法解开的谜是他为什么要拼命地往家里跑。也许墓地里有什么东西吓坏了他，也许他得靠飞奔来打破那符咒，但我认为更有可能的是当他清醒过来时，他迫不及待地想回到音乐和人群中，回到嘈杂混乱的生活气氛中去。有人把玻璃推拉门关上了。卡尔顿的女朋友懒洋洋地朝外看，像在和玻璃上自己的影子说话。我也往外看着。卡尔顿向家里跑来。我犹豫了一会儿。接着我想他会把鼻子撞伤的。这可是他的一个大笑话。我由着他奔过来。他女朋友透过自己的影子看见了他，并尖叫着发出警告，就在这时卡尔顿撞了上去。那是一场爆炸。明亮的三角形玻璃碎片在屋里飞溅。我想他当时的吃惊肯定超过了疼痛，就像从极高的地方落入了水中。他站着眨了一会儿眼睛。舞会上所有的人都停下来睁大了眼，想弄清发生了什么事。鲍勃·迪伦在唱《宛如女人》。卡尔顿好奇地伸手取出嵌在脖子里的一片玻璃，也就在那时血开始往外涌，从他身体里喷出来。妈妈发出一声尖叫。卡尔顿向前一步扑进他女朋友怀里，两人一块儿倒下。妈妈又摔倒在他和那女孩身上。人们叫喊着各自知道的急救办法。别抬他。去叫救护车。我站在过道里看着。卡尔顿的血还在喷涌，渗进了地毯，溅在人们的衣服上。妈妈和爸爸都试着去捂住伤口，可血仍然从他们的指缝间冒出来。卡尔顿的表情一片茫然，好像他还没明白这突如其来的事情。“没关系的，”爸爸告诉他，同时仍在试图把他的血止住，“没关系，就是别动，没关系的。”卡尔顿点点头，并抓着爸爸的手。他眼里闪动着惊讶的光。妈妈尖叫道：“有人在帮忙吗？”卡尔顿流出的血变暗了，几乎就是黑的。我看着。爸爸努力想捏住卡尔顿的脖子，同时卡尔顿还想抓住他的手。妈妈的头发沾上了血。血从她脸颊上流下来。卡尔顿的女友把他抱在胸口，抚摩着他的头发，并在他耳边轻声说着什么。救护车赶到时他已经咽气了。你能看出他身上的生命力已经枯竭了。当他的脸垂下时，妈妈哭嚎起来。她哭嚎的声音充满了房间，它将在这里回荡不息。我感到妈妈出去时穿过了我的身体。她用自己的身体盖住了卡尔顿的身体。他葬在屋后的墓地里。几年过去了，现在我们生活在未来中，而它并不像我们计划的那样。妈妈把自己关在客房里，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生活。爸爸每次经过客房时就喃喃地说声问候的话。离卡尔顿出事的那天将近有一年的一个四月的晚上，在半夜过后，我听见有人拖着脚步小心地走过客厅的地板。我急切地跑出去，心里想着鬼魂之类的事，可看到的只是爸爸，他穿着灰色的睡衣。他目光游移不定地看着前面黑暗的空间。“嗨，爸。”我站在门口说。他朝我这边看过来。“嗯？”“是我，博比。”“哦，博比，”他说，“你在这儿干什么，小伙子？”“没什么。”我告诉他，“爸？”“嗯，儿子。”“也许你最好还是回去睡觉。好不好？”“也许是的，”他说，“我只是过来喝点水，但可能在黑暗中走错了方向。是啊，也许我还是去睡觉吧。”我牵着他的手，带他穿过走廊来到他房间。落地大摆钟在零点一刻时敲响了。“对不起。”爸说。我扶他上床。“好了，”我说，“没事了吧？”“好极了。不能再好了。”“那行。晚安。”“晚安。博比？”“嗯哼？”“在这里待一会儿好不好？”他说，“我们来聊聊，就你和我。怎么样？”“好。”我说。我坐在他床垫的边上。他的床头钟滴滴答答地走着。我能听见他低沉、嘶哑的呼吸。在我们家周围，俄亥俄的夜晚嗡嗡作响。卡尔顿墓石的尖端在其他碑石之间冒出来，那天使空洞、苍白的眼睛准能看得到它。在我们头顶上，飞机和卫星闪着光。甚至在这个时候也有人正飞向纽约或加利福尼亚，去过冒险家和发明家的生活。我待在爸爸屋里，直到他低声嘟哝着进入梦乡。卡尔顿的女朋友一个月前跟她家人搬到了丹佛。我始终不知道她在他耳边轻声说了些什么。出事的时候她表现得相当镇定，可后来她就垮了。她在葬礼上哭成了泪人儿，不得不被她妈架走。她妈和她简直是一个模子，就是老了点，头发更红了些。她开始去看心理医生，每星期三次。所有的人包括我爸妈都说，在这样的年纪抱着个奄奄一息的男朋友，这对她的打击太大了。我很感激她，因为我哥死时是由她抱着的，但我从来没听她说过虽然她经历了很可怕的事，却至少还活着，还能跑来跑去。至少她设法警告过他，从而保护了自己。我知道她的痛苦是多么复杂。但只要她还在克利夫兰，我就没法直截了当地看着她。我没法谈她所遭受的伤痛。我甚至不能写她的名字。乔纳森那年九月我们七年级班从各个分散的小学里搬进一所单独集中管理的初级中学。那儿有一幢高大的金色砖砌楼，在入口处高悬着它的名字。每个字母都用三英尺高的铝材做成，看上去又简单又死板，而我对里面的生活同样也有深深的担忧。我听到过这样的传言：每晚四小时的家庭作业，某些班级完全用法语进行教学，学生们在盥洗室用剃刀打架。童年就此结束。第一天吃午饭在餐厅排队时，一个黑发快要披到肩膀上的男孩站在我和我朋友亚当后面。那男孩衣着破旧，长相粗野：这是从学校危险的核心中散发出来的一分子。“嘿。”他说。我不能肯定他是在对我说话呢，还是在对亚当或附近其他什么人说话。他的眼睛有些发红，倒也挺水灵，好像正注视着逗留在我们脚边的某种令人感到有些惊奇的东西。我点点头。我不愿显得太势利，又怕表现得太巴结人家，这样点点头看来是两者间得体的平衡方式。我已下了决心要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亚当是个很讲究实际的男孩，身子圆滚滚的，我从二年级就认识他了。他拍了拍浆得挺直的方格呢衬衫上一个不起眼的污点。他父亲是做动物标本的，他从小对不熟悉的东西就有一种不信任。我们拿着黄塑料盘慢慢地在队中向前移。“这儿像座监狱是吧？”男孩说，“我的意思是，呃，你们给判了几年？”这回肯定是对我们说的，尽管他的目光还没有瞟向我们的眼睛。现在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看着他了。他有一张宽阔而英俊的脸，鼻子瘦削，鼻尖上有一道淡淡的裂痕，他的下颌宽大，显示出他有印第安人的血统。他的嘴唇和下巴周围长着一圈金色的胡须茬。“终身监禁。”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仿佛我说了什么模棱两可的话，得费一番脑筋才能明白。几分钟过去了。要是换了亚当，他可以很得体地装做全然没有听见，从而结束谈话。我也努力想使自己冷静一点。沉默落在我们中间并继续下去———这是在与陌生人闲聊中出现的那种友好、拖延的沉默，它使所有谈话的人安然返回到自己熟悉的生活气氛里。亚当显然把注意力转向了队列的前面，好像那儿发生了什么让人兴高采烈的、前所未有的事。可是接着，我忘记了自己下的决心，以前的老毛病又犯了，那是我发誓要改掉的个人缺陷之一。我开始说话了。“我的意思是，现在就这么回事，你说呢？”我讲起来，“在这以前什么都挺舒服，我是说当我们是孩子时。不知道你是从哪个学校来的，但在菲尔摩时我们可以休息一会儿，就是说我们有时间吃点心，可现在，哎，有些家伙的手掌心就能遮住我的脑袋。我还没去过盥洗室呢，听说有八年级的人在那里等着七年级的学生，谁进去了就抓住他的脚倒提着把他的脑袋浸到马桶里。你听说过吗？”亚当不耐烦地把衣领上的一撮棉絮弹掉。我的耳朵开始发热。“没有的事，伙计。”那个我还不认识的男孩过了片刻说道，“我没听说过。上第三节课前我在厕所里抽大麻，没碰到什么麻烦。”他的声音里并没有取笑的意思。说话间我们已到了蒸气桌边，一个红脸女人在用舀冰淇淋的勺子从锅里舀出通心粉。“嗯，也许不是真的，”我说，“不过你知道，这不是个太平的地方，去年有个孩子在这里给害死了。”亚当不耐烦地看着我，仿佛我就是出现在他衬衫前胸的一块新的污渍。我已丢掉了自己下的第二个决心。我不仅在唠叨，而且开始扯谎了。“哦，真的？”那男孩说。他显得对我说的话很感兴趣，但并没有表示出多少惊奇。他穿一件洗得褪色的蓝色工装衬衫，一件褐色的皮茄克，袖口坠着脏兮兮的穗子。“是啊，”我说，“一个新来的小孩，七年级。所有报纸都登了。他有点，嗯，有点肥胖。还有点迟钝。他提着一只箱子，他的眼镜用黑橡皮筋捆着。不管怎么说，他到了这儿，一大群八年级学生开始戏弄他。一开始他们也就是，你知道，像往常一样耍耍他，如果他乖巧些不要说话，他们玩一会儿也就厌了，很可能就放了他。可是他脾气很坏，这孩子。而且他们越是戏弄他，他就越生气。”我们排着队向前，陆陆续续取了些盛着玉米粒的小碗，用蜡纸盒装的牛奶，以及几块淡黄色、表面有黄酥皮的蛋糕。我们坐在一块儿，但事先并没有决定这样做，只是因为关于那个男孩被害的故事还没讲完。吃午饭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滔滔不绝地讲着。我详细地讲述那帮坏蛋是怎么变本加厉折磨他的———偷眼镜，往他的衣帽箱里扔球形红色焰火，在他的手提箱里塞只死猫。我也没忘了说那个倒霉男孩是如何气得够呛，但又只好干瞪眼的。亚当一会儿听我胡诌，一会儿盯着坐在其他桌旁的人，一副毫不羞涩的直率神情，他相信自己不是什么重要角色，因而没有人会在意他。在被害人准备报仇之前，我们已经吃完了通心粉和玉米，开始吃蛋糕了。他架了一根细得看不见的电线横在那些大孩子骑着肮脏的车经过的路上，高度和脖子齐平。当他把这件事弄砸了时，我们正在吃甜点———他没把电线在树干上捆牢———而当警察发现他漂在水库上时，我们已经准备去上下节课了，他新配的眼镜仍好端端地由橡皮捆着架在鼻子上。我们三个一起走着，朝亚当和我的数学课教室走去。他和我曾约定尽可能一块儿上课。我在教室门口把故事讲完了。“嘿，好家伙。”陌生男孩说。他摇摇头，没再说什么。“我叫乔纳森·格洛弗。”我说。“我叫，呃，博比·莫罗。”过了片刻，亚当说：“亚当·比埃洛？”好像他不能肯定这样的名字人家是否会相信。这是他第一次开口说话。“好了，回头见。”我说。“是啊。是啊，伙计，待会儿见。”直到他转身走开我才看见他茄克的后背上绣着只褪色的蓝眼睛。“真古怪。”亚当说。“嗯哼。”“我本来以为你不会再说谎了，”他说，“我以为你发了誓的。”实际上我们互相交换过誓言。我发誓不再信口开河，他则保证不再挑衣服上的毛病。“那只不过是吹牛，跟撒谎不同。”“真古怪，”他说，“你和他一样怪。”“嗯，”我带着某种满足回答道，“我想可能是吧。”“这我相信，”他说，“毫无疑问。”我们在那儿站了一会儿，看着陌生男孩背后绣的眼睛渐渐消失在淡褐色的大厅里。“真是古怪。”亚当又说，他的话音里有一种真正的愤怒和一种执着的坚持，坚持所有的人都永远有责任去注意整洁和端庄的规范。亚当吸引人的品质之一就是虽然他会被你惹恼，但最终还是乐意跟你做伴儿。但我在自己心里列数我们小小的冒险经历时，我总是把亚当看成是贝琪·撒切尔或桑丘·潘沙，而我自己则是哈克、汤姆以及南希·德鲁[马克·吐温小说及系列儿童侦探小说的主人公]的混合体。到河里裸泳或偷糖果在亚当眼里是触犯戒律，而这正是我最乐意干的。他帮助我去实现我自己那些不着边际的理想，可最近我开始怀疑我们这些恶作剧是不是小得可怜，而亚当也不会陪我去趟更深更浑的水了。第二天吃午饭时博比正等着我们。或者更像是他设法在排队时正好和我们待在一起。他有一种特殊的本事，能够使他的行动充满了随随便便的性质———隔着一定的距离去观察，会觉得他的生活差不多就是由一连串的偶然事件组成的。他看起来并不是刻意的。然而他就像玩了什么障眼法似的又跟我们排在一起了。“嗨。”他说。今天他的眼睛更红了，更加湿润而迷离。“嗨。”我说。亚当弯腰去扯灯心绒裤脚翻边上的一根线头。“第二天了，伙计，”博比说，“只剩下一千五百天。唉。”“真的还有一千五百天的学要上？”我问，“我是说，你真数过？”“嗯哼，”他说，“差不多吧。要么多几天，要么少几天。”“全加起来，对吧？这儿两年，高中四年，大学四年。好家伙。一千五百天。”“我没把大学算进去，伙计。”他笑道，就仿佛上大学这个主意有些夸夸其谈，还有那么一点儿荒唐———好比殖民地的居民幻想在丛林中有一套闪闪发光的银制茶具。“说得对，伙计。”我说。我们又陷入了沉默。亚当对我们的话充耳不闻，只注视着队伍前面———那个红脸女人正盛起一种蘸了棕色沙司的棕色三角形面包———我则不顾他这种冷冰冰的态度，又开始讲故事了。今天我谈起一种新型的、试验性的大学，它教给学生为了在世界上生存下去而必须掌握的知识：如何花不多的钱去旅行，如何用钢琴弹奏布鲁斯，以及如何识别真爱。这故事编得不怎么样———我这个撒谎者只是够格，算不上聪明。我的杜撰技巧更取决于坚持不懈而不是灵感。我撒起谎来就像格鲁乔·马克斯说笑话一样，把故事一个接一个地堆砌起来，寄希望于单靠我的坚持不懈就能使整个谎话听起来带上点真实色彩。博比专心地听着，不加评论。他没有坚持要把可信的部分和荒谬的地方区分开。他的言行举止中有什么东西在告诉我，世上所有的现象———从餐厅卖的漂浮在桃汁中给切成两半的桃子到我讲的一所要求学生身无分文在纽约生活一周的大学———都同样离奇和有趣。那时我还没有完全体会到一天抽四五根以上大麻的快感。他所做的只是倾听，略带微笑，偶尔说一声“是啊”或“哇哦”。他又坐下来和我们吃饭。然后他又跟我们走到了我们的数学课教室。他走后亚当说：“昨天我错了。你比他更古怪。”不到一个月时间，亚当和我就认识到我俩的友谊已经成为童年回忆。我们做了些努力，想把这友谊同我们一起带入未来，因为虽然我们互相都有点看不惯，闹些别扭，但我们一直真心喜欢着对方。我们倾诉过秘密；我们交换过誓言。然而，现在到了该忘记彼此的时候了。有天下午，当我提议到唱片店去偷尼尔·扬的一张新唱片时，他带着税务会计的那种轻蔑看着我，他的态度更多的是基于我将要为自己设计的随意、目无法纪的生活，而不仅仅是眼前的这次不诚实举动。“你就从没听过尼尔·扬。”他说。“好了老兄。”我说，然后走出他小心谨慎、按部就班的习惯的势力范围，去站在一伙留长发的高中生旁边，他们正在谈吉米·亨德里克斯[吉他手]，这我也从来没听说过。亚当见我这没出息的样子便叹了口气，走出店门，他走后我偷了一张《惊栗淑女地》。我们并不是没有经过埋怨和指责就彻底分手了。我立刻就有了个新朋友而他没有。我们最后的谈话发生在十月一个暖和的早晨，我们在公共汽车站等着去学校。秋天的阳光从苍穹落下，那粉蓝色的天空中随处可见胖乎乎的云，好像里面盛满了牛奶。我招手把亚当从其余等车的孩子中叫过来，给他看我带来的东西：两粒淡黄色的药片，那是从我妈妈的药柜里偷来的。“是什么？”他问。“瓶子上说是安定。”“那是什么？”“不知道，”我说，“一种镇静剂，我猜。给，咱们吃一颗看看有什么反应。”他不解地看着我。“吃一颗这种药？”他说，“现在？”“嘿，老兄，”我低声道，“说话轻点儿。”“吃一颗然后去上学？”他用更大的嗓门问道。“没错，”我说，“来吧。”“我们连它会对我们产生什么作用都搞不清。”“这就是搞清楚的一个法子啊。得了，我妈就吃，它又能把我们怎么样？”“你妈有病。”他说。“她跟大多数人一样，并不比他们病得更厉害。”我告诉他。那两粒药，钉头大小的黄色圆片，伏在我手掌上，反射着郊区的晨光。我不想再继续这场讨论，便抓起一颗吞了下去。“怪人，”亚当难过地说，“真是古里古怪。”他掉过头去和其他等车的人站在一块儿。我们下一次谈话是在十二年后，他和妻子正从纽约一家旅馆酒吧半明半昧的红色光线里走出来，他和我聊起他的清洗公司，他专门处理那些最棘手的活儿：婚纱、古旧的花边、积了陈年老垢的地毯。他显得由衷地对自己的事业感到满意。我把第二粒药放回口袋，并在昏昏欲睡的快乐中过了一个上午，这种精神状态倒是和天气十分合拍。午饭时我看见了博比，我们相视一笑，互相说了声“嘿，伙计”。我把给亚当的药片给了他。他接受了，并放进嘴里，只是谢了一声，什么也没问。那天我没有讲故事；我几乎没怎么说话。我明白了，博比觉得安静地坐在我旁边和听我说话一样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