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我的心跌落到我的皮靴里去了。原来我们还得卖弄口才，从头说起，而且天晓得那“老板”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发现那位老板是一位身材矮小的军官，十分精明干练的样子。他坐在写字台后面，在我们进他办公室的时候，用尖锐的蓝眼睛端详我们。他请我们坐下。　　“嗯，这几位先生来干什么？”他单刀直入地询问李维奇上校，同时他的目光没有离开我。　　“噢，一点小事。”李维奇赶快回答。他简单扼要地把我们的整个事情解释了，那位首长耐心听着，一根手指也不动。　　“他们能报答我们什么？”他问道，对我们的事显然并不觉得什么。　　“嗯，”李维奇低声下气地说道，“我们希望在这次远航中，说不定可以根据他们所处的艰苦环境，将使用这些新粮食和若干配备的情况写成报告。”　　在写字台后面的十分精明干练的军官毫无所感地、慢慢地向椅背靠去，眼睛还注视着我，然后冷冷地说道（此时，我觉得自己沉到大皮椅子底下去了）：　　“我一点也看不出他们能报答我们什么东西。”　　办公室里一阵死寂。李维奇上校摸摸衣领，我们谁也不说一句话。　　“但是，”那位首长突然说道，这时他的眼角上闪着光，“勇气和胆量也该算上。李维奇上校，把东西给他们！”　　我坐在送我们回旅馆的出租汽车里，心里还高兴得迷迷糊糊的，坐在旁边的赫曼忽然傻笑起来。　　“你是不是太紧张了？”我关心地问道。　　“不是，”他索性纵声大笑道，“我是在计算，我们得到的粮食中有六百八十四盒菠萝，那是我爱吃的。”　　现在要把六个人，一只木筏和货物都集中到秘鲁海边的一个地方，有千百件事要做，极大部分要同时做。我们只有三个月了，手头也没有阿拉丁的神灯。　　我们带着联络科的介绍信飞到纽约，会见哥伦比亚大学的伯尔教授。他是国防部地理研究委员会的主任。由于他的帮助，后来赫曼拿到了所有做科学测量的贵重仪器和用具。　　然后我们飞到华盛顿，会见海军水路学研究所的格罗孚将军。这位性情温和的航海老手，把他的部属军官都叫进来，指着挂在墙上的太平洋海图，把赫曼和我介绍给大家。　　“这两位先生想要考核一下我们的潮流图，帮助他们！”　　当准备远航的车轮又向前滚了一段的时候，英国的伦斯顿上校在华盛顿的英国军事代表团举行了一个会议，讨论我们将来的问题，和胜利完成的可能性。我们得到了许多可贵的建议和若干精良的英国配备。这些配备是从英国空运来的，也准备在木筏远航中试验。那位英国军医是一种神秘的鲨鱼粉的热心拥护者。如果有一条鲨鱼来得太冒昧了，你只要在水面上洒几撮这种粉，鲨鱼就会立刻不见了。　　“先生，”我很礼貌地说道，“这种粉靠得住吗？”　　“嗯，”那英国人微笑着说道，“这正是我们自己想要知道的事！”　　时间很紧促，不能坐火车而要乘飞机，不能两条腿走路而要雇出租汽车，钱袋像破旧的蜡制植物标本般干瘪了。我们把我原来准备回挪威的旅费也花了。我们便去找在纽约的朋友和资助人，来解决经济问题。一到那里，我们就遭遇到了困难而沮丧的问题。那位资助人生病发烧躺在床上，在他没有恢复健康以前，他的两个同伴无能为力。他们还是坚决遵守我们之间的经济协定，但是目前他们无计可施。他们要求我们推迟事情的进程。这个要求是没有用的，因为很多个车轮现在正转得飞快，我们无法停止。现在我们只能继续前进，要减速或者刹车，都太迟了。这些资助我们的朋友同意取消协议，使我们可以无需顾虑他们，可以不受拘束地迅速进行。　　我们走在街上，双手插在裤袋里。　　“十二月，一月，二月。”赫曼说道。　　“到三月，”我说道，“那时候我们就要动身了。”　　假如其他方面都很模糊，有一点对我们是很清楚的：我们这次是有目的的航行，完全不同于杂技家坐在空木桶里，从尼加拉瓜（注：大瀑布）滚下来，或者是在旗杆顶上坐十七天。　　“不是在为口香糖或者汽水做广告。”赫曼说道。　　在这一点上，我们意见完全一致。　　我们能够得到挪威的钱，但是并不能解决我们在美国的问题。我们可以向什么学术机关申请贷款，但是我们很难为了一个尚在争论中的理论而取得贷款；而且，我们所以做木筏远航，原因也在此。我们不久就发现，无论是报馆或者私人，都不敢投资到他们和所有的保险公司都称为自杀的航行中。但是，如果我们安全归来，那便是另一回事了。　　事情看上去很暗淡，有许多天我们看不到一线希望。正在这时候，奥图．孟特．卡斯上校又插进来了。　　“你们现在是进退两难，小伙子们，”他说道，“这里有一张支票，先拿去用吧。你们从南海群岛回来时再还给我。”　　另外有几个人照他的样做了。隔不久，我们的私人借款已经足够应付开支，无需再向别人求援。我们可以飞到南美，动手建造木筏了。　　这古老的秘鲁木筏是用筏木做的，筏木在干燥时比软木还轻。筏木长在秘鲁，但是长在安地斯山区里，因此，印加时代的航海人是要沿海岸到赤道国（厄瓜多尔，注：在秘鲁北方），就在那里把高大的筏木树砍倒在太平洋岸边。我们打算如法炮制。　　旅行问题在今天和印加时代不同。我们有汽车、火车、旅行社；但是，好像是好事多磨，我们也有叫做“边界”的阻碍。那里有穿着铜钮扣制服的办事人员，若怀疑旅客的话，就乱翻旅客的行李，叫旅客填写一大堆盖着印戳的表格，这还是说旅客能侥幸入境的话。由于对这些穿铜钮扣制服的人的恐惧，我们决定：我们不能带着装满了稀奇古怪的东西的小箱大箱到南美，举帽行礼，用词不达意的西班牙话，要求入境，并且乘一只筏扬帆而去。如此这般，我们会被抓进监狱的。　　“不行，”赫曼说道，“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官方介绍。”　　在和我们解除协议的三个朋友中，有一个是驻联合国记者，他建议带我们坐车到联合国求援。我们走进联合国大楼的大厅，得到深刻的印象：世界各国的人并肩坐着，后面墙上挂着极大的世界全图，大家在静听一位黑头发的苏联人站在地图前发表流利的演说。　　我们那位记者朋友乘着会议情况比较平静的时机，先抓住一位秘鲁代表，后来又抓住一位赤道国代表。他们坐在休息室的大皮沙发里，很高兴地听我们的计划：要横渡大洋来帮助证明这一理论──他们本国远古时代的人，是到达太平洋群岛上的第一批人。两人都答应把这件事告诉他们的政府，并且保证我们到达两国的时候会得到帮助。特里格韦．赖伊从这休息室走过，听说我们是他的本国人，走了过来。有人建议他应当和我们一道上木筏去。但是陆地上的惊涛骇浪已经够他受的了。智利的班杰明．柯恩博士是联合国的助理秘书长，他本人是着名的业余考古学家，他给了我一封写给秘鲁总统的介绍信，秘鲁总统是他的朋友。我们还在大厅中碰到了挪威大使威廉．冯．孟德，他是挪威的英琴斯顿人。从那时候起，他给了远航无可估量的支援。　　于是我们买了两张票，飞向南美。当那四个大推进机一个接一个发动时，我们瘫坐在位子上，精疲力竭了。我们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计划的第一部分已经办完了，现在我们是直奔前方，准备冒险远航了。第三章　到了南美　　我们的飞机过了赤道，便开始穿过乳白色的云层下降。下降之前，云层一直铺展在我们之下，在强烈的阳光照耀中，像是一片耀目的白雪。羊毛般的水蒸气依附在机窗上，渐渐地融化了，化成云，悬在我们上空，然后地面上出现了波浪起伏般的热带森林的碧绿的林梢：我们飞到南美的赤道共和国上空，降落在热带地区的瓜亚基尔港。　　我们把昨天的上衣、背心和大衣抱在手里，爬出机舱，像是走进了温室，所碰见的谈个不休的南美人，都是热带装束，而我们的衬衫黏在背上像是一迭湿纸。海关和移民局的官员拥抱了我们，几乎是把我们抬上了出租汽车，送我们到全城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好旅馆。到了旅馆，我们立刻各自进入浴室，平平地躺在冷水龙头下面。我们已经到了出产筏木的国家，准备购买木料，建造木筏。　　第一天的时间，我们花在弄清币制兑换问题，和学习几句西班牙话，使我们能用来问路回旅馆。第二天，我们敢于离开浴室，越走越远。赫曼满足了他儿童时代的想念，摸了摸真正的椰子树，我成了水果生菜的活动饭碗。这之后，我们便决定去找筏木。　　不幸的是，说时容易做时难。不错，我们可以买到大批筏木，但是并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整木。靠着海边砍伐筏木树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这次大战已使情况改观，因为筏木又松又轻，成千上万的筏木已被砍倒，运到飞机制造厂里去了。别人告诉我们，目前生长高大的筏木树的唯一地方，是在内地热带森林中。　　“那么我们一定要到内地自己去砍。”我们说道。　　“不可能的，”权威人士说道，“雨季刚开始，河水泛滥，道路泥泞，到森林里去的路都不通了。如果你想要筏木，那在六个月后，你再来赤道国一趟，那时候雨季过去了，山区的路也干了。”　　我们走投无路，只得去找唐．格斯达伏．冯．布达华特，赤道国的筏木王。赫曼把木筏的草图带去给他看，图上有我们所需要的木料的长度。这位身材瘦小的筏木王很热心地拿起电话，吩咐他手下人去找。在每一家锯木厂里，他们都找到了木板、轻板和锯短了的木块，却找不到一根可用的长木料。在唐．格斯达伏自己的货站里，倒有两根大木料，干得像火绒，如果做成木筏，我们坐上去不能走远的。很显然，这次搜寻无效。　　“但是我有一个兄弟，他有一片筏木种植园，”唐．格斯达伏鼓励我们道，“他的名字叫唐．费提里科，住在基维陀山区里热带森林中的一个小市镇。雨季一过，我们便能找到他，你们要多少他都能给。山上热带森林中现在正是雨季，没法办。”　　如果唐．格斯达伏说一件事没法办，那赤道国所有的筏木专家都会说没法办。因此我们在瓜亚基尔这里，找不到建造木筏的木料，也没有可能到森林里去自己砍树，而要过几个月才行，那时候便太晚了。　　“时间很紧迫。”赫曼说道。　　“我们一定要有筏木，”我说道，“木筏必须完全按照古代的木筏那样建造，否则我们不能保证活着完成航程。”　　我们在旅馆里找到一张学校用的小地图，图上画着绿色森林、棕黄色的山峦和用红圈来代表的居民区。我们看了这图，知道热带森林从太平洋沿岸，一直伸展到高入云霄的安地斯山麓，连绵不绝。我有了一个主意。情况很清楚，现在是无法从沿海地区通过热带森林到基维陀去找筏木树，但是如果我们从内地这边去，从安地斯山脉光秃秃的雪山上一直下来，到森林里，是否可能找到筏木树呢？这是一个可能性，我们看到的唯一可能性。　　在机场上，我们找到一架小运货机，愿意带我们到基多去。基多是这国家的首都，在海拔九千三百英呎的安地斯高原上。在飞机没入云雾以前，我们从木箱和家具的空隙中，偶尔瞥见了翠绿的热带森林和发亮的河流。飞机又钻出来了，无边无际的滚动着的水雾把低洼的地面笼罩了。我们前面，却是干燥的山麓地带和从雾海中升起来的峻岭，直指晴朗的蓝天。　　飞机从山麓一直向上爬，像是在乘用铁索升降的索道车。到最后，虽然赤道国国境依然在望，在我们的旁边却出现了闪耀的雪山。于是飞机在两山之间滑行，飞越了一片布满春色的富饶的高原，然后在这世界上最不平常的首都的近郊降落。　　基多的十七万五千居民中，绝大多数是纯血种和混血种的山区印第安人。因为远在哥伦布和我们本族的人知道美洲以前，这里便是他们祖先的首都了。城市中到处都是古代的寺院，其中收藏了无可估价的文物宝藏；此外还有西班牙占领时期建造的伟大建筑，矗立在用晒干的土砖盖的矮小的印第安人房屋丛中。街道窄窄的，曲折蜿蜒在土墙之间，满街是披着红斑点大氅、戴着手工制造的大帽子的山区印第安人。有的赶着驮了东西的小驴上市去，其余的靠在土砖墙旁边，在大太阳里蹲坐着打盹。屈指可数的几辆汽车，坐着西班牙血统的贵族，在减低速度驶行，喇叭叫个不停，好不容易才在这窄路上孩子们、驴子和光腿的印第安人中间挤出一条路。这里高原上的空气明洁清新之极，我们四周的高山似乎已与街景浑成一体，增加了它的别有洞天的气氛。　　我们那位货机上的朋友乔奇，外号“疯狂的飞行家”，是基多的一个西班牙世家子弟。他把我们安置在一家古色古香、很有雅趣的旅馆里，然后出去奔走，有时候带着我们，有时候不带，去为我们张罗到基维陀热带森林的交通工具。晚上，我们在一家西班牙老咖啡馆里见面。乔奇得到的都是坏消息，要我们绝对必须放弃去基维陀的念头。他找不到人，也找不到车来带我们翻过山，更绝无可能下山到森林里。森林里的雨季已经开始了，假如车陷在烂泥里，还有被袭击的危险。就在去年，有十个美国石油工程师，在赤道国东部被毒箭射死了。那里还有许多印第安人，全身赤裸，在森林里跑来跑去，用毒箭行猎。　　“其中有几个是猎取人头的。”乔奇用恐惧的声音说道。他看到赫曼满不在乎，还在大吃牛肉、大喝红葡萄酒。　　“你以为我在吹牛，”他用低低的声音继续说道，“但是，虽然这是被严格禁止的，在这个国家里，却还有人靠出卖缩小了的人头为生。这是无法管制的事。直到今天，森林中的印第安人，还是把他们在其他游牧民族中的仇人的脑袋砍下来，把头骨砸碎了挖掉，然后在掏空了的头皮里装上热沙，这样，整个的头便缩小到几乎猫头那么大，样子和面貌都不变。这些缩小了的仇人脑袋，一度曾是贵重的战利品，现在却成了黑市上的稀有货物。半开化的中间商人把人头带给沿海的买主，买主再以惊人的价格卖给顾客。”　　乔奇得意地望着我们。他哪里知道，就在当天，赫曼和我被拉到一个行李搬运员的住所，有两个人头要卖给我们，每个一千苏克雷【注】。近来这些人头常有假货，用猴子脑袋做的，但是这两个是真的，纯印第安人的，容貌纤毫毕现，和真人一样。两个人头一男一女，都是广柑般大小。那女人长得美丽，虽然只有眼睫毛和长长的黑头发保存了原样。我对乔奇的警告耸耸肩膀，并且表示怀疑，在山的西面是否有猎取人头的人。　　【注】苏克雷：赤道国币名，每一美元等于十五个多苏克雷。　　“谁也很难说，”乔奇黯然说道，“如果你的朋友不见了，他的头变小了在市场出现，你会说什么呢？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就遭遇到这样一件事。”他继续说道，一直向我注视着。　　“把这段经过讲给我们听！”赫曼说道。同时，他缓缓地嚼着牛肉，兴致也不很高。　　我把叉子谨慎地放在一边，乔奇讲开了。有一个时期，他和他妻子住在森林里一个小地方，自己淘金，也收买别人淘得的金子。这时他们家有一个朋友是本地人，经常带金子来卖，换取货物。有一天，这个朋友在森林中被杀了。乔奇追踪找到了凶手，威胁着要开枪打他。这凶手是出卖缩小人头的嫌疑者之一。乔奇答应，如果他立刻把人头交出来，可以免他一死。凶手立刻把乔奇朋友的头拿出来了，已经像人的拳头那么大了。乔奇再见到这位朋友时，很不好受，因为他除了缩成很小之外，差不多没有什么变化。乔奇很难过，把这颗小头带回家给他妻子看。她一见就晕倒了，乔奇不得不把朋友收藏在箱子里。森林里很潮湿，人头上长了绿霉，乔奇不得不常拿出来在太阳里晒。晒时用头发吊在晒衣绳上，乔奇的妻子每次见了都晕倒。但是有一天一只老鼠钻进了箱子，把他的朋友咬得稀烂。乔奇很伤心，在飞机场上挖了一个小洞，仪式隆重地把朋友下葬了。乔奇最后说，无论如何，他总是一个人啊！　　“这顿饭很好！”我说道，为的是转换话题。　　我们在黑暗中走回旅馆去，我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赫曼的帽子压得很低，低到耳根下面一大段。他把帽子拉下来，是为了抵挡山上吹来的冷风。　　第二天，我们和本国总领事勃林和他的妻子，同坐在他们城外大别墅的桉树下。勃林并不以为我们打算通过森林到基维陀的旅行，会导致我们帽子尺寸的任何重大变化；但是，正是我们想去的地方，现在有土匪活动。他拿出当地报纸的剪报来，报上说，等到旱季到了，就要派军队去清剿在基维陀附近地区扰民的土匪。现在到那里去真是发疯，我们一定找不到向导和车辆。当我们和他说话的时候，我们看见一辆美国武官办事处的吉普车，在路上疾驶而过。这触动了我们，一个主意产生了。我们由总领事陪伴着，到美国大使馆，见到了武官本人。他是一个穿着卡其制服和马靴、修饰整齐、心情愉快的年轻人，带开玩笑地问我们，当地报纸说我们要乘木筏漂海，何以我们倒迷失在安地斯山顶上。　　我们解释道，筏木还笔直地立在基维陀的森林里，我们到了这美洲屋顶上，却拿不到木头。我们要求武官不是（甲）借给我们一架飞机和两顶降落伞，便是（乙）借给我们一辆吉普车，带一个认得路的司机。　　武官听了我们这样斩钉截铁的话，起初坐着一言不发，然后绝望地摇摇头，带笑说道，好吧！既然我们没有给他第三种选择，他情愿选第二个办法。　　第二天早上五点一刻，一辆吉普车开到我们旅馆的门口，一位赤道国的工兵上尉跳出车外，向我们报到，听候指挥。他奉命驾车送我们到基维陀，管它有没有烂泥，车上装满了汽油箱，因为沿途不但没有加油站，连走汽车的路也没有。我们这位新朋友阿格托．阿里克赛斯．阿尔伐雷斯上尉带着刀枪，武装到了牙齿【注】，都是由于有土匪的缘故。　　【注】武装到了牙齿：指全副武装。　　我们是穿着普通服装和平地到这国家来，准备在沿海地区用现钱买木料的，我们在吉普车上的全部配备是一大袋罐头食品，我们急忙买来的一架旧照相机，以及每人一条不容易撕破的卡其短裤。此外，总领事硬把他的大号左轮枪塞给我们，附带许多子弹，准备消灭一切阻挡我们道路的东西。吉普车飞驶过没人的长街，月亮照在刷白了的土砖墙上，显出幽灵般的惨白色。车到郊外，沿着一条很好的沙土路，向南经过山区飞滚而去，快得令人头晕。　　我们顺着山势直到拉塔肯格山村，一路行驶顺畅。山村里有许多没有窗子的印第安人住宅，散乱地围绕着一所刷白了的乡下教堂，教堂连着一片有棕树的广场。到那里，我们转弯了，沿着一条驴行道驶去。这条路起伏曲折，翻山过谷，西去进入安地斯山。我们到了一个我们没有梦想到的世界。这是山区印第安人自己的天下──在太阳之东，在月亮之西──与时间无涉，与空间无争。我们一路驶去，没有看见一辆车，一个轮盘。在路上行动的，是穿着花花绿绿外套的光腿的牧羊人，向前赶着乱糟糟的、行动生硬、模样庄重的驼马群。不时有印第安人全家在路上走。经常是丈夫骑一头骡子走在前面，而他小小的妻子徒步跟着，头上顶着许许多多帽子，背上用口袋背着她最小的孩子。她慢慢走去，一路上手里在纺羊毛线。骡群和驴群驮着柴木、灯心草和陶器，懒洋洋地跟在后面。　　我们越走越远，会说西班牙话的印第安人便越少，不久，阿格托的语言能力和我们的一样无用了。一簇簇的小屋，在山上东一片西一片，用土砖盖的越来越少，用树枝干草搭的越来越多。那些小屋和被太阳晒成棕色的、脸上起皱纹的人，似乎是直接从土地里生长出来，或是被山中照在安地斯山岩上的太阳烘烤出来的。他们像山上的草一样，很自然地依附着悬崖峭壁、高原牧场。山区的印第安人很穷，身材又小，身体结实得像野兽，吃苦耐劳，有着原始人儿童般的警觉性。而且，他们越不能说，便越能笑。我们碰到的人，个个都是向我们笑容满面，露出雪白的牙齿。在这一带，丝毫没有白人亏过或者赚过一角钱的遗迹。没有广告牌，没有路牌，如果有一只空罐头或者一张纸丢在路边，立刻被捡了去当作一件有用的家常用品。　　我们爬上被阳光晒得无草无木的斜坡，下到荒漠中长着仙人掌的山谷里。最后，我们向上爬到了最高峰，山尖四周白雪皑皑，风冷得扎人，我们不得不减低速度，不然要冻坏了：我们原来怕热带森林中很热，坐在车里只穿一件衬衫。有很长一段路，我们在山峰之间行驶，驶经悬崖和长着草的山脊，一点一点地觅路前进。等到我们到了山的西边，安地斯山脉到此陡落，一直落到低低的地面上，那条驴行道没入乱石中了，我们四周都是绝壁深谷。我们把全部信任寄托在朋友阿格托身上，他弯身握着驾驶盘，每到悬崖之处，立刻调转车头。突然间，一股猛烈的山风迎面吹来，我们已经到了安地斯山脉最外层的山峰，山势至此逐步陡落，落到在我们之下一万二千英呎的无底深渊中的热带森林里。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一片树海的炫目景色。因为我们刚到山边，四周便翻腾着厚厚的云层，像是女巫的大锅里冒出来的蒸气。这时道路却已直向深谷伸展，没遮没拦。车子沿着山谷、断崖和山脊，陡绕着一直向下驶去，空气渐渐更潮湿、更暖和了，从底下森林世界中升起来的、沉重的、压抑的热空气越来越浓了。　　接着开始下雨。起初微微的，后来倾盆瓢泼、擂鼓似地敲在吉普车上。不久，我们周围的山石间，巧克力色的雨水奔流而下。我们几乎也是流下去的，从我们身后干燥的高山平原流到另一个世界，在这世界里，一切都是软软的，土坡上柔和地覆盖着苔藓和草土。树叶长出来了，不久，树叶成了巨大的叶片，绿伞似的挂在山坡上，雨水从叶面上滴答下落。然后热带森林的边缘景象渐次出现了，苔藓丛生，攀附的枝藤从树上挂下来。到处呜咽的、飞溅的水声。坡度渐渐不陡了，热带森林像一支绿色的巨人大军，迅速地滚滚而来，吉普车沿着浸在水里的土路涉水前行，森林立刻把小吉普吞没了。空气既潮湿又温热，有着沉沉的草木发散的气息。　　我们到达山脊上一族以棕叶作顶的小屋时，天色已黑。我们身上流淌着温暖的雨水，从车里爬出来，在干燥的屋顶下过了一夜。在小屋里袭击我们的一群跳蚤，在第二天的雨里淹死了。我们车里装满了香蕉和其他热带水果，穿越森林下山去，我们以为早就下到了底，谁知下了又下。路更泥泞了，但我们没有停止前进。　　道路被一条森林中翻滚而下的、混浊的大河挡住了，吉普车不能再开了。我们呆呆地木立着，既不能沿岸上行，也不能下走。空地上有一间小屋，几个半开化的印第安人在撑开一张美洲虎皮，挂在墙上晒太阳。几只狗和家禽，正在太阳地里晒着的可可豆上自得其乐。吉普车跌跌撞撞地开到的时候，这地方便活跃起来。会说西班牙语的当地人告诉我们，这便是巴伦克河，基维陀就在河对岸。这里没有桥，河水又深又急，但是他们愿意用木筏把我们人和车都渡过去。这个稀奇玩意儿就停在河岸边。像我们胳膊般粗细的木料，用植物纤维和竹子捆扎起来，成为一只脆弱的木筏，筏身比吉普车长一倍、宽一倍。我们在每只车轮下填一块木板，提心吊胆地把车开上去，虽然木料大部分沉在浊水里，却载得住我们人和车。四个半裸体的巧克力色皮肤的人，用篙子把我们撑离了岸。　　“筏木？”赫曼和我异口同声地问道。　　“筏木。”其中一个人点点头答道，毫无敬意地踢了踢木料。　　急流卷住了我们，推送我们顺流而下。撑篙的人落篙的地点正确，使木筏斜着横渡急流，进入靠近对岸比较平静的水中。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筏木，也是第一次乘筏木木筏。我们乘木筏安全地在对岸登陆，成功地驾车驶入基维陀。两行漆着黑油的木屋，棕叶盖的屋顶上栖息着一动也不动的兀鹰，这便成为一条街，全部基维陀镇尽在此矣。居民把手里拿的东西都丢下，黑色的、棕黄色的、少的、老的都从窗门里拥出来了。他们拥出来看吉普车，争先恐后，又叫又闹。他们攀到车上，钻到车底下，在车的四周乱爬。我们紧紧看管着我们的东西，阿格托拼命地操纵着驾驶盘。车胎漏了气，走不动了。我们已经到了基维陀，一定要经得住这样热闹的欢迎。　　唐．费提里科的种植园是在沿河下去不远的地方。吉普车载了阿格托、赫曼和我沿着一条芒果树间的小径，开进种植园的院子的时候，那位年老瘦削的热带森林住客，带了他的侄子安吉洛快步出来迎接我们。安吉洛是一个小男孩，在这野外和老人同住。我们递上唐．格斯达伏的信。不久，只有吉普车还停在院子里，又一阵热带大雨倒泻在森林中。唐．费提里科的凉屋中安排了盛餐，乳猪和鸡在火堆上烤着，桌上放着一满盘热带水果。我们围坐着，说明我们为什么到这里来。热带森林中的大雨倾盆似地落在室外地上，带起一种花香和泥土气息的温暖香风，从纱窗里吹进来。　　唐．费提里科高兴得像个孩子。什么？当然！他从小就知道筏木木筏。五十年前，当他住在海边的时候，秘鲁的印第安人还乘着大筏木木筏，沿海边驶来，到瓜亚基尔卖鱼。木筏中间的竹屋里，能装上一两吨鱼干。有时候他们带上妻子、儿女、狗和家禽。像他们那种用来造木筏的巨大筏木，现在雨季中很难找到，因为雨水泛滥，道路泥泞，无法走到森林中的筏木种植园，就是骑马也不能去。但是，唐．费提里科表示一定会竭力帮助。在凉屋附近的森林里，说不定有几棵单株的筏木生长着，好在我们需要的并不多。　　傍晚，雨停了一会儿，我们到凉屋四周的芒果树下转转。唐．费提里科在这里收集了各种野兰花，都拿半个椰子壳当花盆，从树枝上吊下来。这些稀有的花种不像人工培养的兰花，它发出一种极妙的香气。赫曼正弯下身，用鼻子去嗅花的时候，一条细长发亮的鳝鱼似的东西从他上面的树叶里钻出来了。安吉洛的鞭子闪电似地一击，一条蠕动的蛇掉在地上了。转眼之间，蛇颈被叉子叉在地上，蛇头被砸碎了。　　“咬一口就送命！”安吉洛说道。说时把蛇的两根弯弯的毒牙露出来给我们看，使我们懂得他的意思。　　这之后，我们觉得树叶中到处潜伏着毒蛇，便溜进了屋子。安吉洛用树枝挑着死蛇跟了进来，赫曼坐下来剥蛇皮，唐．费提里科谈着关于毒蛇和蟒蛇的离奇古怪的故事，蟒蛇像菜盘那么粗。这时我们突然看见墙上两只大蝎子的影子，大得像龙虾。牠们彼此猛攻，用螯子打得你死我活，后身翘了起来，准备用尾巴上弯弯的毒刺给对方致命一击。这情景很可怕。后来我们移动了油灯，才发现这是两只普通蝎子，像人的手指般大小，在衣柜的边上打架，灯光一照，才照成庞大无比的影子。　　“随牠们去，”唐．费提里科大笑道，“总有一只要被打死的。我们要把打胜的一只留在屋子里，赶走蟑螂。只要把床四周的帐子塞紧了，穿衣服以前把衣服抖一抖，你便万事大吉。我常被蝎子螫的，可是我还没有死。”老人一边笑着，一边继续说道。　　我睡得很好，不过每次蜥蜴、蝙蝠之类在我枕头旁边尖叫、搔爬得太凶的时候，我会担心是什么毒东西，便醒了过来。　　第二天，我们很早起来去找筏木树。　　“还是把我们的衣服抖一抖的好！”阿格托说道。他正说着，一只蝎子从他的衬衫袖子里掉出来，一下钻进了地板缝。　　朝日初升，唐．费提里科派他的手下人骑马四下出击，沿路去找砍倒了可以运出来的筏木树。我们这一组包括唐．费提里科、赫曼和我，不久便觅路到了一片开阔地上，唐．费提里科知道那里有一棵异常高大的老树。这树比周围的树高出很多，树干有三英呎粗。我们遵照玻里尼西亚人的习俗，在砍伐之前，替树取了一个名字，我们叫它“库”，一个发源于美洲的玻里尼西亚的神名。然后我们挥斧猛砍树身，森林里发出我们斧声的回响。砍一棵树浆很多的筏木树，就像用一把钝斧伐木，斧头砍去，简直就弹了回来。我挥动了没有几下，赫曼就得来顶替我。斧头不断从这双手转到那双手，热带森林的热空气中，木片飞溅，我们汗流浃背。　　到了下半天，“库”像一只独脚峙立的公鸡，随着我们的砍劈而颤动；不久它便晃晃荡荡倒了下来，重重地压在旁边的森林上，把许多大树枝和小树都压垮了。我们把树干上的枝叶都砍掉，按照印第安人的式样，在树皮上刻了一纵一横的深道。这时赫曼突然把斧子扔掉，像跳玻里尼西亚战争舞似地跳在半空中，手护着腿。从他裤腿里掉出一只发亮的蚂蚁来，蝎子那样大，尾巴上有一根长刺。蚂蚁的脑袋一定硬得像龙虾的爪子，否则用脚在地上踩它不会这样难于踩破。　　“这是巨蚁，”唐．费提里科抱歉地解释道，“这小流氓比蝎子还厉害，但是对于一个健康的人并不危险。”　　赫曼痛了好几天，但是他还照样和我们骑着马，在森林中的小道上奔驰，寻找森林中更大的筏木树。不时间，我们听见原始森林中什么地方，传来咯啦、轰隆和砰然坠地的声音。唐．费提里科便满意地点点头。这意味着他手下半开化的印第安人又为木筏砍倒了一棵大筏木树。在一星期内，“库”之后来了“凯恩”、“凯玛”、“依洛”、“毛里”、“拉”、“兰吉”、“帕帕”、“塔兰格”、“库拉”、“库卡拉”和“里提”──十二棵又高又大的筏木树，都是以玻里尼西亚神话中人物的名字命名的。这些人都是曾和提基一起，从巴西航海远行的。这些树浆横溢的大木料，先是用马从森林里拖出来，最后用唐．费提里科的拖拉机拖到凉屋前的河畔。　　充满树浆的大木料，绝不是像软木那样轻。每一根总有一吨重，我们急切地等待着看它们到水里浮得怎样。我们把它们一根一根地滚到河边，用坚韧的藤子系住一头，捆牢了，以免下水后就被冲到下游不见了。然后我们把木料一根根滚下河岸，滚落水，下水的时候水花飞溅得很远。木料在水里转着、浮着，一半在水里，一半在水面上，我们跑了上去，还是浮得很稳。我们用从热带森林的树顶上挂下来的坚藤把木料编成临时性的两只木筏，一只拖着另一只。木筏上装足了我们将来要用的竹子和藤子。赫曼和我带了两个混血种人上了木筏，我们和他们彼此语言不通。　　我们割缆启碇，被卷入一股急流，很快地冲向下游去了。这时下着细雨，我们正绕过第一道山岬，最后回头一望，还看见我们的至好朋友站在凉屋前河滩的尽头挥手哩。我们钻进了用绿色的香蕉树叶所搭的小篷，把掌舵的问题留给那两个棕色皮肤的专家。他们一个站在筏头，一个站在筏尾，每人手里拿一把极大的桨，很悠闲地驾着木筏在最急的水流中航行。我们一起一伏地，在两边是淹没的树木、沙滩，转转弯弯的河道中向下游驶去。　　两边河岸上的热带森林，像两堵墙似的立着。我们经过的时候，鹦鹉和各种羽毛鲜艳的鸟，从繁密的树叶中振翼向外飞。偶尔有一两条鳄鱼蹿下河，在混浊的水里不见了。不久，我们看到一只可怕得多的东西。那是一只巨蜥，像大鳄鱼那样大，大脖子，背上有条纹。牠正躺在泥岸上打鼾，好像是从史前时代睡起睡到现在，我们经过的时候，它没有动。划桨的人打手势，叫我们不要开枪。这之后不久，我们看见一只小一点的，约三英呎长，正从一根伸在木筏上面的粗枝上逃走。牠跑得自以为安全了，便坐下来，周身蓝色和绿色，发亮。我们经过的时候，牠用蛇一样的冷眼注视着我们。后来我们经过一个满是羊齿植物的小山丘，丘顶上站着一只庞大无比的巨蜥。牠丝毫不动地站在那里，背景是天，胸部和头昂起，黑影的轮廓正像一条石刻的中国的龙。我们在山丘下绕过去，牠头都好像不曾转，就没入森林中了。　　更往下游去，我们闻到烟熏味，原来是经过一处，沿河的空地上有几所草顶的小屋。我们在木筏上的人，成了岸上人的注视目标。他们是印第安人、黑人和西班牙人的混血种。他们的船是巨大的、中间挖空了的独木艇，正搁置在岸上。　　到了吃饭的时候，我们接替了把舵划桨的朋友，他们便用小泥灶煎鱼和面包果。木筏上的选单中还包括烤鸡、鸡蛋和热带水果，我们一边吃，木筏一边迅速地穿过森林，奔向大海。河水在我们周围冲溅，又有什么关系？雨下得越多，水流得更快。　　当夜幕降到河上的时候，岸上响起了一片刺耳的交响乐。蟾蜍和青蛙，蟋蟀和蚊子，咯咯咯，唧唧唧，哼哼哼，许多声音交织成一片拖长了的合唱。不时，黑暗中传来老虎的啸声，不久又传来另外一种声音，那是森林中夜间觅食的野兽惊起了一群鸟雀。有一两次，当我们在黑暗中滑淌过去的时候，看见当地人的小屋里闪耀的火光，听见叫喊声和犬吠声。但是绝大部分时间，我们是在星光下独坐着，静听森林的交响乐，一直听到疲倦了，雨来了，才把我们赶进香蕉树叶搭的小篷，带着手枪睡觉。　　我们越往下漂，小屋和当地人种植的庄稼便越多，不久两岸上就有像样的村庄了。这里的交通工具包括中部挖空的独木艇，用长竿撑行。有时候我们看到一只小筏木木筏，载着一堆堆的绿色香蕉到市上去。巴伦克河注入瓜亚河的地方，水位很高，从维赛斯到沿海岸的瓜亚基尔之间，有小汽轮忙碌地往返。为了节省宝贵的时间，赫曼和我各自在汽轮上弄了一张吊床，向沿海人烟稠密的平原驶去。我们的棕色皮肤的朋友，还在木筏上漂流，随后来。　　赫曼和我在瓜亚基尔分手。他是留下来等在瓜亚河口，看见筏木漂来就叫住。然后他带着筏木，装在沿海的汽轮上，带到秘鲁。他在秘鲁负责建造木筏，要造得和早期印第安人的木筏完全一样。我自己是坐班机向南飞往利马──秘鲁的首都，去找一处建造木筏的合适地点。　　飞机上升很高，沿着太平洋海岸飞去，飞机下面，一边是秘鲁的荒山，一边是闪烁的海洋。我们乘木筏漂海的出发地点就在这里。从高空中的飞机上望去，海像是没有边的。在西方远远的、模糊的地平线上，天和海融为一体了。我没法不使自己想到：就在这地平线之外，再有几百个类似的海面，与天相接，海面的总面积要达到全球面积五分之一，然后才再有陆地──在玻里尼西亚。我又设想再过几个星期以后的事，那时候我们就要在底下这一片蔚蓝色的茫茫大海上，乘着一丁点大的木筏漂航。我立刻就不去想了，因为这种念头给我的感觉，就好像坐在机舱里准备跳伞时那样不舒服。　　到了利马，我坐车到卡亚俄港，找一处我们可以建造木筏的地方。我立刻就看到，整个港口都布满了船只、起重机和货栈，以及海关人员办公的小屋，港口办事处等等。如果走得远一点有什么空旷的海滩的话，也挤满了游泳的人。如果我们在这里建造木筏，那只要一转身，好奇的人会把木筏以及各种装置拆得七零八落。卡亚俄是这七百万白种人和棕色人的国家最重要的港口。对于建造木筏的人来说，秘鲁的时代变化，甚至于比赤道国的还重大。我看只有一个可能性──到混凝土建筑的高墙里的海军军港里去建造，那里的铁门后面有武装人员守卫，我和几个闲人在墙边逛过去的时候，他们狠狠地、带着怀疑的眼神看了我们几眼。假如能到这里面去，一定安全。　　我曾会见过华盛顿的秘鲁海军武官，有他一封帮助我的介绍信。第二天我带了信到海军部，要求会见海军部长马纽尔．尼托。他准备早上在部里镶着镜面、镀了金的华丽的会客室里见我。隔一会儿，他穿着全身制服进来了，是一位身短肩阔的军官，严肃得像拿破仑，说话直截了当。他问我有什么事，我就告诉他什么事。我要求准许我们在海军的船坞里造一只木筏。　　“年轻人，”部长说道，他的手指不安地敲打着，“你走错路了，应该从门里进来却从窗里进来。我很高兴帮你忙，但是这样的命令一定要由外交部长传给我。我不能够随随便便地让外国人进入海军军事地区，并且让他们使用船坞。你用书面向外交部申请，祝你好运。”　　我惴惴不安地想着公文在兜圈子，然后在半空中不见了。康提基的粗犷时代多快活呀，那时根本不知道申请是个什么东西！要见到外交部长本人困难得多。挪威在秘鲁没有公使馆。我们那位很愿意帮忙的总领事巴尔，只能带我见到外交部的参事们，再上去不行了。我害怕事情不会向前推进。现在柯恩博士给秘鲁国总统的介绍信或者有用了。因此我通过总统副官，要求拜见秘鲁总统李维洛阁下。过了一两天，我得到通知：十二点到皇宫里等候。　　利马是一个拥有五十万居民的现代化城市，铺展在高山之麓的一片绿色平原上。从建筑学上说，这里肯定是世界上最美丽的首都之一：老底子的西班牙建筑，加上一点现代的加利福尼亚或者里维拉【注】，斑驳多彩。庭园和种植园的作用也不小。总统的宫殿是在市中心，由穿着颜色耀目的制服的武装警卫守护着。晋见总统，在秘鲁是一件大事，除却在银幕上，很少人曾见过总统。挂着闪闪发光的子弹带的士兵引导我上楼，到一长廊的尽头，有三个穿便服的人在那里要我登记姓名，然后带我经过一道壮伟的橡木门，到一间摆着长桌和一排排椅子的小厅里。一个穿白色服装的人迎接我，请我坐下，然后自己走了。隔一会儿，一扇大门打开了，我被引进一间更漂亮的小厅，那里有一个穿着十分整齐的制服、模样很堂皇的人向我走来。　　【注】里维拉：法国南部的滨海名胜区。　　我以为他就是总统，赶紧毕恭毕敬的。可是不是。这位穿着金边制服的人让我在一把直背的古董椅子上坐下，自己走了。我挨着椅边坐了不到一分钟，又有一扇门开了，一位侍役躬身请我走进一间宽大涂金的厅堂，家具都是涂金的，全厅装设得十分华丽。那侍役顷刻不见了，我单独坐在一张古董沙发上，望过去有一连串空着的房间，房间都开着。四周很静，我能听到隔开几个房间有人轻轻咳嗽。跟着传来脚步声。我跳起身来，迟疑不决地迎接一位穿制服的、模样堂皇的人。可是不对，这人也不是他。但是我勉强听懂了他的话，总统先此问候，和部长们的会议很快结束，就可以接见了。　　十分钟之后，又一片脚步声打破了沉寂，这一次是一个穿金边衣服、挂肩章的人进来了。我赶紧从沙发上跳起来深深鞠躬。这个人躬鞠得更深，领我穿过几间房，上了一道铺着厚地毯的楼梯。然后他让我进了一间极小的房间，里面只有一把皮椅和一张沙发。一个穿着白色衣服的身材小小的人进来了，我正等着听凭吩咐，等他带我到什么地方去。但是他不带我到什么地方，只是和蔼地问候我，人还站在那里。他便是李维洛总统。　　总统的英语比我的西班牙语好一些，因此在我们彼此致候，他用手势请我坐下后，我们的共同语言便完了。手势、姿态是很能表达意思的，但是要用来获得批准，准予在秘鲁海军军港中造木筏，便不够用了。我唯一注意到的是，总统不懂我说的是什么。他自己对这一点掌握得更清楚，因为过了一会他就走了，把空军部长带了来。空军部长里维莱陀将军体魄健强，穿一身空军制服。他说一口带美国口音的极好的英语。　　我为这点误会道歉，我说我要求得到批准的不是使用飞机场而是使用海军军港。这位将军大笑，解释说他被找来，只是当翻译。我的理论被一点一点地译给总统听，他听得很仔细，并不时通过里维莱陀将军提出尖锐问题。到最后他说道：　　“如果有可能证明太平洋群岛最初是被从秘鲁去的人发现的，那秘鲁对这次远航有兴趣。如果我们能帮你什么忙，告诉我们。”　　我要求：在海军军港区的围墙内有一处给我们造木筏的地方，能取得海军工厂的帮助，将来运到秘鲁的配备和各种东西能有地方存贮；使用旱船坞，请海军人员帮助我们工作，我们启程时有一只船把我们拖离海岸。　　“他要求什么？”总统急切地问道，问得连我都听懂了。　　“没有什么。”里维莱陀答道，一边答一边看着我，眼睛一闪。总统满意，点头表示许可。　　在散会前，里维莱陀答应：外交部长将接到总统亲自下的命令，海军部长将得令，凡是我们提出的要求，都尽力帮助。　　“上帝保佑你们一切顺利！”将军说道，说时一边笑着，一边摇头。副官进来了，带我出去交给一个在那里等候的通讯员。　　这一天的利马报纸上登了一段消息，说有挪威人将从秘鲁启程，坐木筏远航。同时报上登载：有一支瑞典人和芬兰人组织的科学考察队，已经完成了对亚马逊河流域热带森林中的印第安人的调查研究。亚马逊河考察队的两名队员，乘独木艇溯江而上到了秘鲁，刚抵利马。其中一人是班德．但尼逊，是阿伯赛拉大学的。他现在打算去研究秘鲁山区的印第安人。　　我把这段新闻剪下来，正坐在旅馆里，写信给赫曼，告诉他造木筏的地方，却被一阵敲门声打断了。进门来的是一位身材高大、被太阳晒黑了的人，一身热带装束；他把白色遮阳帽拿下来，看去好像是他那一把火焰似的赤色胡须把他的脸烧红了，把他的头发烤得没剩几根。这人是从野外来的，但是他的位置显然是在讲堂里。　　“班德．但尼逊。”我想道。　　“班德．但尼逊。”这人自我介绍道。　　“他听到木筏的消息了。”我想着，请他坐下。　　“我刚听到那木筏计划。”这位瑞典人说道。　　“现在他要驳斥我的理论了，因为他是一个人种学专家。”我想道。　　“现在我是来请问，我能否和你们一起上木筏，”这位瑞典人温和地说道，“我对移居的理论有兴趣。”　　我只知道他是一位科学家，刚从热带森林深处钻出来，其他一无所知。但是如果一个孤零零的瑞典人，有胆量和五个挪威人乘木筏航行，那他不可能是一个经不起风浪的人。就是他那把大胡子，也不能掩藏他的温和性情和愉快幽默。　　班德成为木筏上的第六人，因为这位置一直空着。他是我们之中唯一能说西班牙话的人。　　几天以后，当客机载着我沿海岸北飞时，我带着虔敬的心意，低头再看底下茫无涯岸的蓝海。这海，好像是在苍天之下吊挂着、自由浮动着。不久，我们六个人就要在底下，像微生物那样聚在一小点上，小点漂在这样大的水面上，水面之大，像是把整条西方地平线都淹没了。我们都成了孤寂世界的一部分，各人之间相去不过几步路。无论如何，暂时间我们转身余地总是有的。赫曼在赤道国等木料。纳德．豪格兰和陶斯坦．瑞贝乘飞机刚到纽约。艾立克．海赛堡正由奥斯陆坐船到巴拿马去。我自己是坐飞机去华盛顿。班德在利马的旅馆准备动身，等候和其他的人见面。　　这几个人中，以前彼此都没有见过面，大家性格都不相同。这样的情况，可以使我们在木筏上，至少要过几个星期之后才会把各人的话听腻。无论什么低气压的风云和暴风雨的天气，对于我们好几个月关在一只漂流的木筏上的六个人来说，都不如我们之间心理上的风云变幻来得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好笑话常和一条救生带一样可贵。　　我到达的时候，华盛顿还是严冬天气──冰冻飘雪的二月天。包恩已经处理了无线电问题，他已经使美国无线电爱好者协会答应收听木筏上发出的报告。纳德和陶斯坦在忙着准备收发报设备，一部分是用专为我们装置的短波发报机，一部分是用大战时期使用的秘密电台。如果我们打算实现在航行中的种种计划，那需要准备的大事小事，真有上千。　　作为档案的书面东西也在增长。军事性的和非军事性的文件──白纸、黄纸和蓝纸──英文的、西班牙文的、法文的和挪威文的。在我们这实事求是的时代，一次木筏航行还要消耗造纸工业半棵枞树。法律和规则到处在束缚我们的手，一个连一个的结必须逐一解开。　　“我敢发誓，这堆往来文件有二十磅重。”有一天纳德弯身在打字机前，绝望地说道。　　“二十六磅，”陶斯坦干巴巴地说道，“我称过。”　　我的母亲写信来：“我仅仅希望知道你们六个人在木筏上都平安。”她写信的时候，对我们这几天的积极准备情况，一定有一个清楚的概念。　　然后有一天，利马来了一封紧急电报。赫曼被潮水倒冲甩上岸，受伤不轻，脖子脱节。他正在利马医院里治疗。　　我们立刻派陶斯坦．瑞贝和格特．伏特飞去。伏特是大战时期挪威伞兵别动队在伦敦的出名的女秘书，现在在华盛顿帮我们忙。他们到那里时，赫曼好了一些。他的头曾用带子吊起来半小时，由医生实施手术，把他颈部的第一个脊骨扭回原处。X光照片显示出，他颈部最上的一根骨头断了，并且扭了个正相反。亏得赫曼身体极好，救了性命。不久他就回来了，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关节发硬又是风湿痛。回到海军船坞里，筏木已经运来了，他来开始建造。医生还要他诊治几个星期，他能否和我们去航行还成疑问。他本人虽然初次在太平洋怀抱中便遭到粗暴的对待，却从来丝毫不怀疑能和我们同行的。　　接着艾立克从巴拿马飞来，纳德和我从华盛顿飞来，我们全部集中到出发点利马了。　　在海军船坞里，躺着由基维陀森林中运来的大筏木。景象真是可怜。刚砍来的大圆木料，黄色的竹子、藤子和一堆绿色的香蕉树叶──我们的建筑材料，处在一行一行的、威武的灰色潜水艇和驱逐舰之间。六个白皮肤的北欧人和二十个棕色的、血管中有印加血液的秘鲁海员，挥舞着斧头和长柄大刀，用力拉着绳索，打着结。穿着蓝色镶金边制服的、修饰整齐的海军军官走过来，惊奇地望着这几个淡色皮肤的外乡人，以及突然在他们那骄傲的海军军港中出现的、粗糙的草木材料。　　在卡亚俄海湾中建造筏木木筏，几百年来这是第一次。在这沿海一带的水边，印加的古代传说曾证实，他们的祖先，从已经绝灭了的康提基的族人那里，初次学会了怎样驾驶这种木筏。和我们同一种族的人，现在却禁止印第安人建筑这种木筏。在光秃秃的木筏上航行会使人丧命的。印加的后代跟着时代前进了；他们像我们一样，裤子上有了折痕，海军舰只上的大炮保护他们的安全。竹子和筏木是属于过去的原始时代的；在这里，生活也在迈进──向着装甲和钢铁迈进。　　这个十分现代化的船坞给了我们极好的帮助。我们由班德当翻译，赫曼当主任建筑师。使用了木工和帆工车间，半个仓库来堆藏我们的配备，以及一个浮动的小码头。建筑开始时，木料就放在这码头旁边的水里。　　单单造那木筏，选用九根最粗的木料就够了。木料上刻了深槽，这样，把木料捆扎成木筏的绳索便不会滑走。整个构造中，不用一只钉子，一根铅丝。那九根大木料先是并排放在水里，使它们自由自在地、顺乎自然状态地浮着，然后再牢牢地捆扎起来。最长的一根木料有四十五英呎长，放在中间，两头都突出一大段。两边对称地放着短之又短的木料。这样扎成的木筏，两边是三十英呎长，筏头像犁头般突出。筏尾上，中间的三根木料伸出一点，其余的锯齐。伸出的部分上横放着一短段很粗的筏木，是长橹的座子。九根筏木都用一英吋多粗的麻绳捆紧后，上面再横拴了较短的筏木，每隔三英呎拴一根。　　木筏本身现已扎成，总共辛辛苦苦扎了约三百根长短不等的绳索，每一根都牢牢地打了结。木筏上用劈成两半的竹子铺成一片甲板。竹子都一长条又一长条地缚在木筏上，竹子上面再盖一层细竹编的竹席。在木筏中部偏于筏尾的地方，我们用竹竿搭了一间开敞的小屋，小屋的墙是用细竹编的。屋顶以竹片作椽，坚韧的香蕉树叶一片盖着一片当瓦。小屋前面，我们树立了两根桅杆，相对斜倚着，桅尖可以扎在一起。桅木是用海柳造的，其硬如铁。那一大片长方形的帆是用一根帆桁扯起来的。帆桁是用两根竹子并扎而成的，这样可以加倍牢固。　　那九根要带我们过海的大木料的头部，是按照当地形式向前突出的，使木筏容易分水滑行。在筏头露出水面的部分，低低地拴上了挡水板。　　在木料之间有大缝的几个地方，我们一共插下去五块坚实的枞木板，插到木筏下面的水里。木板有一英吋厚，两英呎宽，插进水五英呎，是没有秩序散开插的，并用楔子卡紧，用绳索捆牢，作为并行着的、薄的龙骨板。在印加时代，所有的筏木木筏上都用这种龙骨板，早在发现太平洋上群岛之前就用了，用处在于使平扁的木筏不至被风浪横着漂去。我们没有在木筏四周装上栏杆或者什么保护设备，只是在木筏四边都安了一根细长的筏木，可以使脚站得住。　　木筏的整个构造，是忠实地按照秘鲁古代的木筏式样进行的，只有筏木上低低的挡水板是例外，事后证明这挡水板是完全不必要的。在造成木筏本身之后，我们当然可以根据我们的喜爱来安排筏上的具体事物，只要安排得不影响木筏的行动和品质就可以。我们知道，将来这木筏便是我们的整个世界，因此木筏上每一个细枝末节，都会随着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的消逝，而扩大其范围，增加其重要性。　　所以我们把小小的甲板装置得尽可能花样多端。那些长条竹子并没有铺满全筏，只铺在竹屋前和右舷一带。竹屋靠右边的墙开了一个进出口。竹屋的左边像是一处后院，堆满了拴紧了的箱子杂物，只留一条窄边走路。在筏头和竹屋墙后的筏尾，那九根大木料上并没有铺甲板。因此，我们绕着竹屋活动时，是从黄色的竹子和细竹席上，走到筏尾灰色的、圆圆的木料上，再走到竹屋另一边，走向堆积东西的地方。这没有几步路，但是这种不同情况所起的心理作用，使我们感到有了变化，可以补偿我们活动范围狭小的不足。在桅顶上，我们装了一个木料做的平台。这并不全为了在最后我们登陆时作为瞭望台，主要是为了一路上可以爬上去，从另一个角度看海。　　木筏越来越像样了，黄竹绿叶，精神抖擞，躺在战舰之间。这时，海军部长亲自来看我们。我们对这木筏是十分感到骄傲的：一个印加时代的小小遗物，勇敢地置身于威武的大战舰之间。但是海军部长见了大吃一惊。我被传到海军的办公室里，签具了一纸文书，说明我们在军港中的一切建造，海军不负任何责任；又为港口管理局局长签具了一张声明：如果我带了人货驾筏离港，全部责任和一切风险，概由我自己负担。　　后来，有几个外国的海军专家和外交官获准到船坞来参观木筏。他们看了也一样丧气。过了几天，有一位大国的大使找我去。　　“你的父母还在吗？”他问我。我回答说还在。他便直盯住我的眼睛，以充满凶兆的、深沉的声音说道：　　“当你的父母听到你的死讯，是会十分悲痛的。”　　他以私人名义，要求我在目前还来得及的时候，放弃这次航行。一位曾参观过木筏的海军将领曾告诉他，我们绝不能活着横渡过去。首先，这木筏的大小不对劲。它太小了，在大海里会翻沉；同时它的长度，又正好可以被两道浪同时举起来，筏上满是人和货，这一举，那脆弱的筏木会断裂。而更糟的是：秘鲁的最大筏木出口商人曾告诉他，这多孔的筏木，在漂浮到航程四分之一的时候，会全部吸饱了水沉下去的。　　这些情况都不妙，但我们还是坚决要走。他们便送给我们一本《圣经》，要我们带着去航行。总之，凡是参观过木筏的专家们，对我们都没有什么鼓励。强风或者飓风会把我们刮下海去，把这又低又没有防御力的木筏毁掉。木筏在风浪中只能束手无策地在海上漂着兜圈子。就算在平常略有风浪的时候，咸水会不断地冲上身来，把我们腿上的皮弄掉，把筏上所有的东西泡坏。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各方面的专家一个个所指出的木筏建造上的紧要的缺点都算上，那就每一条绳子，每一个绳结，每一处的大小长短，每一片木头，都有可能使我们在海上沉没。有人出了很高的赌注，打赌木筏能维持多少天。一位很会说话的海军武官打赌，如果参加远航的人能活看到达南海的岛上，那每人这一辈子所喝的威士忌酒，都由他付钱。　　最糟的是：有一艘挪威船进港了，我们把船长和他手下一两个最有经验的航海老手请到船坞里。我们很想听听他们的实事求是的反应。他们一致认为，这只圆头、周转不灵的木筏，绝不可能得到帆船的帮助；同时船长肯定，如果我们能使木筏浮着，顺着亨伯特水流漂去，要一两年才能漂到。这样的说法使我们大为失望。那位水手头目看了看木筏捆扎情况，摇摇头。我们用不着费心。在两个星期以内，每一条绳子都会被磨断，木筏就会散开。因为在海上，这些大木料都不停地被抛上抛下，彼此磨擦。如果我们不使用铅索或者链子，我们还不如收场了事。　　这许多意见是很难解答的。其中只要有一条被证明是对的，那我们便完蛋了。我禁不住一再反省，究竟我们这样干对不对。我自己无法应对这一个个警告，因为我不是一个海员。但是我手里还保存着一张仅有的王牌，全部航行就靠着它。我心里始终明白：曾有一个时期，在这一带海岸上，唯一的海上交通工具就是像我们这样的木筏，然而一种史前文化，却从秘鲁渡洋传播到海岛上。我做出这样一个总的结论：如果在公元五百年筏木能为康提基而浮着，不散开，那么在今天，如果我们不顾一切地建造一只木筏，完全和他的相同，筏木对我们也一定起同样的作用。班德和赫曼对这理论研究得最透澈。当专家们在悲叹的时候，小伙子们都一笑置之，在利马大玩特玩。只有一个晚上，陶斯坦担心地问起，我是否确知海洋水流的方向是不错的。那晚我们去看电影，看见陶乐珊．拉玛【注】穿着草裙，在一个风光明媚的南海岛上，在棕树和草裙舞女之间大跳其舞。　　【注】陶乐珊．拉玛：美国女电影名星。　　“这就是我们一定要去的地方，”陶斯坦说道，“如果水流不像你说的那样流，那我要为你抱歉了。”　　动身的日子接近了，我们到护照管理科去办手续，准备离境。班德是翻译，站在最前面。　　“你叫什么名字？”一位礼貌周全的小书记问道。他从他的眼镜上面怀疑地望着班德的大胡子。　　“班德．伊默立克．但尼逊。”班德恭敬地答道。　　那人拿起一张长长的表格，夹进他那打字机。　　“你是坐什么船到秘鲁来的？”　　“嗯，这个，”班德弯下身，对这和善的小个子解释道，“我不是坐船来的，我是坐独木艇到秘鲁的。”　　那人看着班德，惊奇得发愣，一边在表格的一处空格里，打上“独木艇”字样。　　“你将来坐什么船离开秘鲁？”　　“嗯，这个，又是，”班德很有礼貌地说道，“我不是坐船离开秘鲁。我是坐木筏离开。”　　“说得倒真不错！”书记愤怒地叫道，把表格从打字机上一把抽出来，“请你正经回答我的问题，行不行？”　　在我们动身前两天，粮食、清水和我们所有的配备都搬上木筏。我们带的粮食够六个人吃四个月，都是一个个结实的小硬纸盒，里面装着军用配给粮食。赫曼想了一个主意，把沥青煮开了，倒在纸盒上，使得每一个纸盒周身都有一层沥青。我们又在纸盒上洒了沙，使彼此不黏在一起，然后把它们一个紧挨一个地，塞在竹制甲板之下和九根横梁之间的空隙中。横梁是用来撑住甲板的。　　我们到深山中一处清澈的泉水里，灌满了五十六个小水罐，总共是二百七十五加仑食用水。我们把这些水罐也紧捆在横梁之间，使得海水可以经常冲洗它们。我们把其余的配备牢牢地捆在竹制甲板上。配备中有大柳条筐，筐里装满了水果、薯类和椰子。　　班德和陶斯坦占用竹屋的一角，安置无线电。在竹屋下的横梁中间，我们紧拴着八口箱子。两口是为放科学仪器和照相胶卷用的。其余的六口，我们每人一口，只要箱子里装得下，谁爱带多少私产都可以。艾立克带了几卷绘图纸和一把六弦琴，箱子里太满了，只得把他的袜子放在陶斯坦的箱子里。班德的箱子，找了四个海员才搬上筏。他什么都不带，只带书，居然在箱子里设法塞了七十三本关于社会学和人种学的着作。我们在箱子上面铺了细竹编的竹席和睡觉用的草垫。于是我们准备出发了。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木筏上升起了挪威国旗。在桅尖的帆桁上，飘动着曾给这次远航实际帮助的外国的国旗。码头上挤满了人，都想看看这只怪东西的命名仪式。其中有不少人的肤色和面貌轮廓，表明了他们的祖先坐这种筏木木筏沿海航行过。但是也有从前西班牙人的后裔，为首的是秘鲁海军和政府的代表。此外还有美国、英国、法国、阿根廷和古巴的大使，英国太平洋殖民地的前任总督，瑞典和比利时公使，以及我们的朋友，以总领事巴尔为首的、当地很少的几个挪威侨民。记者成群，电影摄影机拍个不休。大概除了一个军乐队和一面大鼓之外，什么都齐全了。有一件事是我们大家都认识清楚的──如果木筏出了港口散开了，那我们情愿每人抱一根木料，拍打到玻里尼西亚去，总比老脸厚皮回到这里来好些。　　格特．伏特，远航队的秘书和大陆上的连系人，准备用一只装了牛奶的椰子来为木筏命名，这一方面是由于要和石器时代协调，另一方面是由于那瓶香槟，出于误会，装在陶斯坦的私人木箱底层了。我们用英语和西班牙语向朋友们宣告，这只木筏将以印加伟大的先驱者的姓名来命名：他就是太阳之王──一五○○年前由秘鲁航海西行失踪而又在玻里尼西亚出现的。格特．伏特便宣布命名木筏为“康提基”。她拿起椰子（预先砸好的）向筏头掷去，用力很猛，牛奶和椰子的碎末，都飞到恭恭敬敬站在四周的人的头发上去了。　　接着，用竹子捆成的帆桁拉起来了，帆展开了。帆的中心，是我们的美术家艾立克用红笔描绘的、带胡子的康提基头像。在荒废了的提华纳科城中，有一尊用红石雕刻的这位太阳之王的像。这张画，是完全按照这石像的头部画成的。　　“啊，但尼逊先生。”一个船坞里的工头，一看见帆上带胡子的脸，高兴地叫着。　　自从我们把画了康提基带胡子的脸的一张纸给他看了之后，两个月以来，他一直把班德叫成康提基先生。到现在，他才知道班德的真姓是但尼逊。　　我们在启程前，都去晋见总统，向他告别。然后我们都去旅行，深入黑压压的山区，在漂流于无边无际的大洋中之前，先把大石和悬崖看个饱。当我们在海边造筏的时候，我们是住在利马郊外椰林中的一家供应膳食的旅店里的，由一个私人司机驾一辆空军部的车，送我们到卡亚俄来回。这位司机是格特专为了准备这次远航设法借来的。现在我们要求这司机拉着我们一直开进山去，越远越好，只要当天能开得回来就行。我们在荒漠中的公路上开去，沿着印加时代遗留下来的灌溉古渠，一直开到筏桅之上一万二千英呎的、令人目眩的高山上。我们在那里贪看着大石、峰尖、绿草，饱览了起伏在眼前的、静穆的安地斯山脉。我们想要使自己相信：我们对石头和坚实的地面已经厌烦不堪了，希望扬帆远出，看看海是什么模样。第四章　横渡太平洋（一）　　在准备将“康提基”拖到外海那一天，卡亚俄港人头攒动。海军部长已命令海军拖轮“江防号”把我们拖出海湾，离开沿海船只往返的航道，一直拖到过去印第安人常架木筏到那里捕鱼的地方。报上把这条新闻用红字和黑字登了头条消息，从四月二十八日清早起，码头上就挤满了人。　　我们六个预备在木筏上集合的人，在这动身前的一刻，都有些小事要做。在我到码头上的时候，只有赫曼在那里看着木筏。我有意老远就让汽车停下，沿着防波堤从这头走到那头，尽量松松腿，谁也不知道要隔多久才能再走路哩。我跳上木筏，筏上乱七八糟，到处是香蕉串、水果篮，在这最后时刻扔上来的口袋等等，这些东西都收藏起来，捆扎好。在这一大堆东西之中，赫曼无可奈何地坐着，手里拿一只鸟笼，笼里有一只绿鹦鹉，是一位利马友人的临别赠礼。　　“你照看一下这只鹦鹉，”赫曼说道，“我一定要上岸去喝一杯啤酒，动身前的最后一杯。拖轮要过好几个钟头才来。”　　他刚上码头，在人丛中不见了，码头上的人便在指手画脚。拖轮“江防号”正绕过堤端全速开来。它没法开到“康提基”旁边，沿途帆墙如林，航道壅塞。它远远地停下了，派了一只大汽艇来把我们从帆船丛中拖出来。汽艇上站满了海员、军官和电影摄影记者。于是命令高声喊着，摄影机嗒嗒响着，一根坚实的拖索便紧紧系在筏头上来了。　　“等一会儿（西班牙语），”我带着鹦鹉坐着，绝望地叫道，“太早了，我们一定要等别的人──参加远航的人（西班牙语）。”我一边解释，一边指着市区。　　但是没人懂我的话。军官们只是有礼貌地微笑着。筏头上的索结非常熟练地扎紧了。我把绳子甩开，扔下水，做了各种各样的姿态和手势，鹦鹉利用这一场混乱的机会，鸟喙伸出笼外，把笼子的门打开了。我回头一看，牠正在竹甲板上高高兴兴地昂首阔步哩。我去捉牠，牠用西班牙粗话尖叫着，飞扑到香蕉串那里去了。我一边看住那想把绳子甩上筏头的水手们，一边去穷追鹦鹉。牠尖叫着飞进竹屋，飞到角落里，正想从我头上飞过去，被我一把抓住牠一只脚。等我再走出来，把我这扑着的战利品塞进笼子的时候，岸上的水手已经把碇泊木筏的绳索解开了。长长的巨浪翻过防波堤滚滚而来，波浪激荡，我们束手无策地荡来荡去。木筏正向码头的木桩上冲击，我急了，拿起一支桨，妄想避免这一猛撞。这时，汽艇开动了，“康提基”一震，开始了它的远途航行。　　我唯一的同伴，是那说西班牙话的鹦鹉，牠正无精打采地在笼子里呆望着。岸上的人欢呼挥手。汽艇上那位面色微黑的电影摄影师，为了要把这次远航从秘鲁戏剧性的启程详情一一摄入镜头，匆忙间几乎跳到海里。我孤苦伶仃，站在木筏上，遥望我失去的同伴，却一个也不见。不久，我们到了“江防号”，它已生起火，准备拔锚启行。我瞬间上了绳梯，到上面拼命大叫大喊，总算把开船时间延迟了。他们派了一只小艇回码头。小艇去了好久才回来，上面装满了美丽的西班牙姑娘们，但是“康提基”丢失的人一个也没有。这事当然办得很好，但是并没有解决我的问题。于是，正当木筏上满是漂亮的西班牙姑娘的时候，小艇折回去，再去找其他参加远航的人。　　这时候，艾立克和班德手里捧满了书报和各式各样的东西，逍遥自在地走向码头。他们碰见的人群都在向回流，后来，被警察岗口上的一位和蔼的警官拦住了并告诉他们，已经没有热闹可瞧了。班德用他的雪茄烟做了一个活泼的姿态，告诉那位警官，他们不是来瞧热闹的，他们自己就是要乘木筏出发的。　　“没有用了，”这位警官不容置喙地说道，“‘康提基’已经在一个钟头前开走了。”　　“不可能的，”艾立克说道，掏出一包东西来，“这是风灯。”　　“他是领航员，”班德说道，“我是膳务员。”　　他们硬闯了过去，可是木筏不在。他们在防波堤上焦急异常地走来走去，碰上了另外几个，他们也正竭力寻找失踪了的木筏。后来他们看见小艇来了，于是我们六个总算聚齐了。“江防号”拖我们出海，海水在木筏周围翻滚。　　等到最后我们开船的时候，已将近傍晚。“江防号”要到第二天早上拖我们离开沿海的航道后，才解索离开我们。我们刚离开防波堤，就碰到海上吹来的一阵顶头风，跟随我们的小船都一只接一只回去了。只有几只大游艇跟我们到海湾入口的地方，看看那里的情况如何。　　“康提基”跟着拖轮，像一头被绳子牵着的倔强的公山羊，头没入海水，海水冲上木筏。这情况看上来很不妙，因为和我们将来一定要碰到的波涛比起来，这点波浪算是平静的。正在海湾中间，拖绳断了，我们这边的一段绳子静静地沉向海底，拖轮还在向前开。我们扑到木筏边上去捞那绳索，同时游艇开向前去叫拖轮停住。洗澡盆一般大小的、螫人的水母，随着波浪在木筏旁边漂上漂下，把所有的绳索都抹上一层滑溜又螫人的胶状物体。当木筏滚向另一边的时候，我们被瘪瘪地挂在木筏边上，向着底下的水面挥臂，挥到手指刚触到黏滑的拖绳为止。于是木筏又向这一边滚，我们的头部深深地钻入海里，咸水和大水母便向我们的背上倒去。我们又唾又骂，从头发里把水母一丝丝拉出来。等到拖轮折回来的时候，拖绳已经捞起来了，可以绞接了。　　我们正要把拖绳抛给拖轮，突然间，我们漂到了拖轮高耸的船尾底下，木筏处境危险，水的压力要把它冲压到船尾下。我们赶紧把手里的东西都扔了，拿起竹篙和木桨，想撑开去。但是我们的位置总不对，因为当我们在浪谷的时候，我们碰不到上面的铁顶；而当浪再涌起的时候，“江防号”的整个船尾便坠入水中，如果海水的吸力把我们吸到船尾下面，那一定把我们都砸扁了。拖轮甲板上的人在奔跑叫喊。到后来，总算推进机在我们旁边转动了，在最后的一瞬间，总算帮着把我们从“江防号”船底下的倒流中救出来了。木筏曾猛撞了几下，捆扎的地方有些撞弯，但是这点毛病后来渐渐自动消失了。　　“一件事情开始时这样倒霉，结局一定会好的，”赫曼说道，“如果这样一直不停拖下去的话，那准会把木筏撞得粉碎。”　　拖轮整夜缓缓拖着，只出了一两次小毛病。游艇早就向我们告别了，从筏尾望去，岸上最后一点灯光不见了。黑暗之中，只有几只轮船上的灯光在我们面前经过。我们轮班值夜，看看拖索，每人都睡了一会儿好觉。第二天破晓，秘鲁沿海起了浓雾，而在我们前面西边，蓝天晴明。海浪长长地、静静地带着白色的小浪峰，翻滚而来。我们接触到的衣服、木料和各种东西，都被雾水浸湿了。天气很凉，在这南纬12°的地方，我们周围的海水却冷得出奇。　　我们在亨伯特水流中了。这水流从南极带着冰冷的巨流，向北沿着秘鲁海岸而来，转而向西，就在赤道之下奔淌，横贯大海。毕萨洛、扎拉德和其他早期的西班牙人，就在这里第一次看到印加印第安人挂着帆的大木筏。印第安人乘这种木筏，出海五六十海浬，就在这亨伯特水流中捕捉鲔鱼和海豚。白天，这里整天有从岸上吹来的风；但是一到晚上，就是远在这里，也有向岸上吹去的风，可以帮着想回去的木筏漂回家去。　　晨光熹微之中，我们看见拖轮就靠在近旁，我们小心又小心，把木筏泊在离开船头远些的地方，然后把我们那小小的、打足气的橡皮艇放下水。小艇在水上像一个足球。艾立克、班德和我上了艇，摇到“江防号”，抓住绳梯爬上船。我们由班德当翻译，在海图上找出我们所在的正确位置。我们是在卡亚俄西北方向，离岸有五十海浬。以后头几个晚上要点灯，免得被沿海船只撞沉。再出海去，我们便一只船也碰不上了，因为在太平洋上的这一部分，是没有航线经过的。　　我们在船上向全体人员郑重道别。许多人很不自然地看着我们爬进小艇，在波浪上颠抛着回到“康提基”。于是拖绳解开了，木筏又自顾自了。“江防号”上的三十五个人站在栏杆旁边挥手，一直挥到我们看不见他们为止。“康提基”的六个人坐在箱子上，一直望着拖轮，望到望不见为止。后来拖轮的黑烟散了，消失在地平线上，我们才自己摇摇头，彼此对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