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跑单帮做生意的时候，农村已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们正为能在土地上用勤劳夺取好收成高兴不已，我却跳出了土地做生意，所以对我有各种看法，其中也免不了有人是出于“红眼病”的嫉妒。说实在话，那个年代的四川山区农村，自己有一辆摩托车，是够惹人注意和羡慕的。近几年我几次回乡，坐的都是世界名牌轿车“奔驰”，但一到广安境内，我就会想起当年驾着那低档摩托车，在路上颠簸的情景。因为那种“嘉陵-50型”摩托车，好多人拿去贩猪跑单帮，人们给取了个“猪儿摩托”的外号，这个外号当然是贬义的，表示了传统的农民对小贩的某种蔑视。但在我心中，骑着“猪儿摩托”，比现在坐舒适的高级轿车还风光哩！由于我是最早的一批脱离土地、敢往外边跑的人，在一些人眼里我属不务正业；在另一些人眼里我可是如勇士一般。不说别的，就是我老婆，我也是在那时赢得了她的芳心的。要超越和改变过去，就得要敢于捕捉机遇。10多年以后，我结识了一位奥地利朋友，他叫鲁道夫•巴利希，我们第一次交谈，他就说我勇敢，我当时一听都有一点奇怪，原来他是把我同国营企业的老板比较而言的，他认为国营老板用的是国家的资金，没有什么风险；我是自己的资金，风险很大，没有胆量不勇敢是不行的。举棋不定、畏首畏尾，做不成生意，赚不到钱，所以要勇敢才行。我并不在乎巴利希先生给我的评价，但我同意他的分析和看法，这位在德国搞了半辈子经营管理，本人又是啤酒专家的欧洲人，不愧是同中国打交道多年的“中国通”，我觉得他说到了我们国家国营企业的要害。企业，在我们的辞书上，是这样下的定义：“从事生产、流通或服务性活动的独立核算经济单位。”好像关键是在“独立核算经济单位”几个字，不知是过于简单还是啥原因，我总觉得欠缺点什么，到底缺点啥，我还没想透，说不好。但是，国外的企业给了我很大启发。1993年秋天，我作为广东省私营企业的青年企业家，在美国考察了一个月。我学到的英语单词不多，可是对英语中的企业(Enterise)这个词，印象特别深，记得牢，它同“冒险心”、“进取精神”和“大胆或困难的计划”是同一个词儿。我喜欢这个词，它比汉语下的定义要好，我办企业的切身体会，就是要冒险、要进取、要大胆、要面对许许多多困难。尤其是冒险，恐怕正是我们国家的国营企业没有搞活的重要原因。国营老板，手头掌握的是国家的钱，亏了不必他掏腰包，但赚了他也得不了多少。所以，国营老板愿意冒险和真正能冒险的很少。据说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曾经对中国一个国营大企业的厂长、经理代表团说：“你们虽然都是员工上万，资产过亿的厂长、经理，但算不上是真正的企业家。”这话有点美国式的直率，不管是不是确切，我觉得讲得有道理。对照自己走过的路，从办机砖厂起，每前进一步，都没有不冒险的，我也曾面临破产的危险，我也有再次回去当打工仔的思想准备。回乡做了贩猪娃，胆大也让我吃了苦头（1）刘延林经商的第一个条件是什么？是“商人心态”。过去我们对这一点贬得太多，所以，一旦商潮涌起，留给别人钻的空子也特别多。“猪儿摩托”虽然风光，但生意并没有给我带来财运。世界上的事儿，并不是都遂随人愿的，相反往往还与人作对。我的生意，就像我每天骑摩托行走的山路，坑坑洼洼、凹凸不平，有时还陷进稀泥巴里动弹不得。做生意既要讲技巧，又要凭经验，还要能说会道……这些我都不具备，特别是熟人向我赊欠，亲友向我借钱，我也不知怎样对付，有钱就借，有货就赊。结果，我虽然每天起早摸黑，熬更守夜，奔跑颠簸，但是不但没有赚到钱，倒亏了一大截，生意终于亏得做不下去。我真是稀里糊涂的，把老本赔光了，还不知咋回事儿。等我清醒之后，已是一屁股一肋巴债，我才猛然感到压力，甚至觉得这下完了。现在看来，做猪儿生意的失败，并不全是坏事。它是我的第一次经商实践，等于交了一笔学费。只是对那时的我来说，这笔学费太昂贵了点。我的姑父虽然是成年人，也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但务农和经商是两回事，他的结局并不比我好多少，只是没有像我亏得那样惨罢了，因为那时整个形势是那样，农村的改革刚刚起步，在大气候下，要有多大作为是不可能的。生意做亏了，没经验，不走运，情有可原，可是借钱给我的人，贷款给我的信用社，并不管这些，他们不是慈善家，借钱、贷款都得还，没有抖摆！说来也真是有意思，借钱给我的人，平常天天见面都没有啥，一听说我亏了本，脸上的表情马上就变了，见到我就叫还钱，我也不晓得咋个应付，别人一催一逼，我就晕头转向，一点办法也想不出来。时间过一天，催债的紧一天，见我拿不出钱，又说不出个道道，免不了说些难听的话，甚至骂开了，总之说我什么的都有，我只有硬着头皮去忍受，谁叫自己不争气，把生意做亏了，又没钱还给别人呢！除了债主们逼债和臭骂，还有更叫人受不了的社会舆论:“刘老二这娃儿完了。”“嗨，我说这娃娃不成才嘛，胆子太大了。”“哼，糊不上墙的稀泥巴……”我感到自己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真是度日如年啊！“刘老二！”按我们家乡的习惯，本来是对我的亲切称呼，现在在广东的一些知心朋友，也都以喊我“刘老二”表示亲近。可是那个时候叫“刘老二”，等于是在骂我，不是亲近，是蔑视！我踏上从商之路的第一次遭遇就是如此，它使我深深地体会到，没有钱啥也不成，所谓“人穷志短，马瘦毛长”硬是句真话，没有钱想硬也硬不起来……“咋个办？”面对这种局面，我必须做出回答。我虽然才18岁，但前几年我就开始外出，过独立生活，家里也帮不了我多大忙，我只有自己想办法。街上不能去，债主要讨债；家里又憋得慌，呆不住。我到田坎土埂上转来转去，希望想到一条出路，可是脑袋里像一锅稀饭，哪想得出一个头绪来！后悔呀，骂自己呀，甚至要去上吊，这都解决不了问题。我问自己：“刘老二呀刘老二，你真的完了吗，难道硬是被别人看死了──糊不上墙的稀泥巴！”我不甘心，实在不甘心……我一下看见脚边刚从地上冒出来的竹笋，不知不觉我已走进了屋后的竹林，遍地都是顶破坚硬土皮冒出来的竹笋尖，来年都会长成又高又壮的竹子。我想起了在学校读书时，刚从师范学校毕业，当我们班主任的傅老师。有一年下大雪，他把我们带到教室外的竹林里，见一根根竹子被雪压得弯弯的，他就给我们念起一首诗：雪压竹枝低，低头不沾泥，明朝太阳出，枝枝与天齐。念完后，他还给我们讲解，要我们长大成人以后，做人要有骨气，像竹子那样压不弯……回到教室，他把这首诗写在黑板上，要我们抄下来。第二天，太阳出来了，雪融化，竹林里的竹子，一根根都挺了起来。想起这件事，老师说的话仿佛还在耳边：“做人要有骨气，像竹子那样压不弯。”我就不甘心这次失败自己就算完了，大雪压弯的竹子，雪一化还照样抬起头来，我一个堂堂男子汉难道还不如竹子？“哼，完了！我绝不服这口气。”我在心里说着，并下决心要用事实证明我没有完！等着压在我身上的雪融化吧……这时，我已打定了主意，有了下一步的计划，顿时觉得浑身轻松起来，我哼着歌，快步走出竹林。一轮红日正冉冉升起，山林田野披着灿烂的金光，我起了一个大早。如今，自己有了名气，别说在恒升镇上，就是整个广安县也是家喻户晓，都知道我刘延林揣着9.2元钱，从广安爬火车到广东打工成了老板。但是，我从不记恨当年蔑视过我，说我完了，甚至骂过我的人，相反我从心眼里感激他们，正是他们给我施加的压力，成了我奋起的动力，促使我出去闯，推动了我为争气去拼搏，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他们成全了我。我把做猪儿生意的失败看做一场厄运，没有那场厄运，也许我走的就是另外的路了……我认为，人是有惰性的，不受到压力，就难有动力，就不会奋发，就不会有出息。我现在可以说已是事业初成，按我的经济能力，够自己坐吃一辈子，甚至也够子女们的了。但是，我仍然在不停地干，不断地奋斗，常常为经营上的事绞尽脑汁，不论冬天再冷，还是夏天多热，在全国到处奔波，往往飞行中的一两小时才能睡个安稳觉。1994年的夏天，四川奇热，我却不得不几进几出气温高达摄氏40多度的“火炉”重庆；盛夏季节，我去北戴河开会，住在美丽宜人的海滨全国人大休养所，真是凉爽舒适的避暑胜地，但会没开完我就待不住了，因为忙于经营项目终于提前离会，飞回炎热的广东……这都是因为自己感到肩上有压力，决心要争气！过去争气，是争自己“没有完”这口气，是为打工仔争气，是为四川人争气，现在我是要为中国人争气，我要用事实来说明：我刘延林，一个四川打工仔，不仅能当老板，而且远远超过了曾经歧视过我的人，我还要让世界上最富有的美国的老板们，对我们这些来自中国大陆的私人老板刮目相看。回乡做了贩猪娃，胆大也让我吃了苦头（2）刘延林我访问美国期间，尤其是到赌城拉斯维加斯，老外一开口不是说我们是“日本人”、“韩国人”，就是说：“你们是从台湾来的吧？”把人的肺都要气炸了，我和同伴们真咽不下这口气。本来我们是去观光、考察的，那种情况下，我们在赌台前坐下来，下注、给小费毫不让谁，叫那些黄发碧眼的大鼻子们看清楚：我们是来自中国大陆的老板、大亨！真是瞎子见钱眼开，赌场老板破例亲自伺候我们到半夜，满脸堆笑，一口一声：“是，先生！”美国之行我的收获确实不小，但使我感到最大的启发是：美国人真是富有，美国确实繁荣，但那是美国人奋斗来的，美国人的奋斗精神实在可嘉；美国人真会享受，美国是真正的高消费，但是美国的效率高，美国人的干劲令人佩服！我们要赶上去，需要一代、几代人的努力，只要全国人民齐心，一定能赶上！我现在争的就是这口气……我在竹林里打定的主意，是再次离家，外出打工挣钱还债！到哪里去打工呢？我想来想去想到了广东，早就听说那里经济发展很快，还有全国的人都想去的经济特区……处境艰难的人，破釜沉舟的决心最大。我就是在债务缠身时，才怀揣9元2角钱下广东的。关键的问题在于：决心下在什么事情上。我选择到广东打工，纯属偶然，至于到广东哪个地方，我心中并没有数，反正是出去闯，只有“走到哪里黑，就在哪里歇了”，我不愿用“听天由命”或“碰运气”这些话，实际上也是没有个办法，出去碰的。这次南下广东打工，后来被传说成有几分神秘色彩的“9块2毛钱闯广东”。我背着一屁股一肋巴债，无可奈何地跑那么远去，说是去打工挣钱，也可以说是躲债！在家债主天天逼着我还钱，实在待不下去。要是日子好过，哪个愿意离乡背井，流落他乡呢？“穷则思变”嘛！人穷了就想要改变自己的处境，我又一次外出，是被贫穷逼出去的。离家那天，是个阴雨天，下着毛毛雨，地上泥烂水滑，我步行100多里乡村土路，到襄渝铁路线上的“前锋”火车站赶车。这次出远门一开头，便是这样艰难，仿佛预示着我往后的日子，就像走的这段泥巴小路一样艰难……落雨天，路上几乎见不到行人，只有我孤零零的一个人，深一脚浅一脚地在烂泥巴路上跋涉。眼前的华蓥山，隐藏在蒙蒙的细雨之中，好像是我要去的广东，是迷迷茫茫的一片……这更加重了我离别故乡和亲人的痛苦，一双脚像灌了铅似的，越走越沉重。但是，既然已踏上了旅途，就不能走回头路，刀山火海，也得走下去！走着，想着，不知不觉我的眼泪已流了出来，脸上的雨水和泪水交织在一起，好在路上没有人，别人看不见。我这人本来不爱流泪，这倒不是“男儿有泪不轻弹”，而是因为我年龄虽然不大，可经历的事儿，吃过的苦，受过的气已不少，能克制自己，再说哭又有什么用呢，要是哭，我的眼泪恐怕早已哭干了。家是难舍的，没有家的人，想的就是有个家，我有个家却要离开，当然是非常痛苦的，可是我深深感到，被人瞧不起，被人歧视更痛苦！我忍住泪，咬咬牙，向车站走去。到了“前锋”火车站，也就是现在的广安火车站，我身上的全部盘缠是9块2角。我买了一张5分钱的站台票进了站，登上重庆开往武昌的火车，开始了我的又一次流浪生活……前不久，我回广安，是从重庆乘“奔驰”轿车回去的，途经前锋火车站附近，同往常一样，每次走到这儿我都会自然地想起这段往事，我同车上的朋友谈起，他们都有一番感叹，还和我开玩笑说：“刘老板，你还欠一张从前锋到广州的火车票啊！”我认真地回答说：“是呀，啥时候要去补！”就像我从不隐讳自己低微的打工仔出身，没有任何靠山臂膀，全凭自己奋斗一样，我从不回避自己经历过的辛酸、窘相，相反，我觉得记住过去，经常回忆回忆，有好处，它可以使我不忘创业的艰辛，催我奋发上进。我还要把我的经历告诉子女，让他们也能记住！虽说我这次选择到广东打工，有些偶然，但我的行动却是有计划的，因为我是不得已才外出躲债，不能让债主们知道。临走的头天，我整天在镇上转悠，表示我刘延林在，第二天便突然离开。离家时起个大早，不要家人送行，悄悄地上了路。我已经几次出过远门，习惯了外出，也没有什么行李，就像平常赶场一样，轻脚利手。由于考虑得周到，我离开家好久了，别人还不知道呢！当然，终究还是要知道，当债主们听说我走了，他们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没办法，只好让他们对着我的家人骂了。好在我到广东不久，把第一次挣到的工钱往家里寄，每月都有点钱寄回去，债主们看到了有希望还钱给他们，情绪渐渐平静下来。这当然是后话啰。我登上的火车，从“前锋”车站往北开，进入陕西后往东入湖北，到湖北后就一直向南开，经汉口、长沙、株州……那时候的我，已不是“初出茅庐”啥也不知的少年，而是已经到过河南、福建，又经历了跑单帮做生意的失败。中途换车，应付车上查票等等，对我已不算难事，只是得挨饿，因为只带了9元2角钱上路。几天之后，火车把我带到了广东境内。还在广州市的远郊，我已感觉到这座南中国第一大城市的繁华，光那花花绿绿的商店招牌，就把人眼睛都看花了，同时我也感受到了，对这个城市的陌生，我在这儿举目无亲，又是孤身一人，一切要靠自己去闯。此时，我最首要的是吃顿饱饭，肚子正闹着“革命”。为躲债怀揣9元2角闯广东（1）刘延林随着下车的人流，我走出站口。快到检票口时，我忽然发现检票非常严，咋办？我下意识地退出人流，站在一旁想对策。我仔细观察了一阵，见没有空子可钻，只好倒回去，我想顺着铁轨总是可以走出站的，经过一番周折，我绕了很远才走出车站。广州的太阳火辣辣的，热得像进了蒸笼。在火车上几天几夜，又困又饿，一下来到炎热天底下，很不适应，心里慌，眼睛也有些发花，站都好像站不稳了。但我心里明白，一定要挺住，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要是病倒了就完啦，我在心里不断告诉自己：要挺住，挺住……9元2角钱早已花光，我只有饿着肚子到处转悠，希望有人购买我这个劳动力。当我决定远走广东时，身上没有分文，哪里去找盘缠呢？家里是拿不出钱来的，我在村里、在镇上已经名声扫地，谁也不会借钱给我，走投无路之下，我砍了自家坡上的一棵树，悄悄地拖到街上卖了9元2角钱。这便是9元2角钱的来历。嗨！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到广州后的第三天，正饿得我受不了时，碰到广州市郊一家机砖厂招工人，我没有讲任何条件便跟了去，对我来说，有碗饭吃就满足了。到了厂里，有了饭吃，我便埋头干活。我平常本来话就不多，干活卖力不偷懒。老板姓黄，试用了我三四天以后，他对我说：“你每个小时工钱6毛……”我没说二话，接受了。每小时6毛，一天8小时能挣到4元8毛！机砖厂的活，是拉泥、打坯、搬砖……总之是出大力气的活。拉泥、打砖坯、搬砖坯装窑，都是晴天在露天作业，头顶着太阳干活，气温常常都在40多度，热得死人；窑上的活是装窑、出砖，这种窑在福建被称为“转转窑”，工艺先进，流水作业，前面在烧，后面就出砖装坯，不停地在一座环形窑中转，工人要在五六十度的高温下干活，那种苦和累，是一般人想像不到的。所以，我说我干的是“火热”的行当，我的事业是“火热”的事业，但我热爱它──我正是在“火热”中发的家。太阳晒，窑上烤，这种又重又苦又累的活，不光要讲体力，还要能吃得下这份苦，受得了这份罪！跟我同时招去的几位湖南打工仔，没干几天就吃不消，辞工不干了，我坚持了下来，而且为了多挣点钱，每天不是干8小时，而是干10小时，甚至时间干得更长，多干一个小时就多挣6毛钱啊！像我那样卖力干活的人，哪个老板都是会喜欢的。我干活还不光是苦干，时不时还动点脑筋巧干。因此，我在砖厂没干多久，黄老板就让我当班长，带领七八个人干活。我自从在小学读书当过班长之后，这回又当了一次“班长”。我同别人开玩笑说：我这个人有当“干部”的命，连当打工仔也是“干部”！不过砖厂的“干部”可不是好当的，它意味着你要比别人吃更多的苦，干更多的活！好在我能忍耐、能承受，再说我没有别的退路，只有拼命地干，多挣钱。常听失败的人说“从零开始”，我岂止是零，我是从负数开始──我带着一屁股一肋巴债，不干不行啊！在广州市郊的机砖厂，我度过了既感到苦、累又感到有希望的半年，我不光挣到了钱还债，精神上觉得轻松，还掌握了机制砖的全部生产过程。这时，一个机会来了。我说不清楚，是不是应了前年两个卖画的聋哑人，硬要我买下的植绒字条幅上的话：“苦心人，天不负！”不管怎么说，我的生活揭开了新的一页……不想当老板的打工仔，不是出色的打工仔。我就是有了这个意识后，才把当打工仔当做读书深造的。人生，有许多事是很难预料的。机遇，似乎也是可遇不可求。我在广州市郊机砖厂，论干活，可以说有绝对优势，几十号人，哪个也干不过我。那时的我，已不是去河南邓县打工那样瘦小单薄，虽然个子不高，但墩墩笃笃，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特别是我从来不光埋头使力气，喜欢动脑筋想办法，减轻体力消耗，提高工作效率。我从小养成对事情嘴上不说，心里头琢磨的习惯。在机砖厂一边做，一边观察、思考，半年日子我把生产过程、机器的操作、人员的组织管理，以至工厂的经营状况等等，了解得一清二楚。从这件事以及后来的经历，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个人只要肯动脑筋、肯钻研，又不怕吃苦，不要说一个机砖厂，再复杂的东西都是可以学会、掌握的。常言说得好：“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应该有这种自信，我认为我能干成事，就因为我自信。机砖厂的黄老板，经过一段时间对我的考查、了解，已不只是把我当打工仔，而是当做了朋友和帮手。广东人的精明或者说当老板的精明，正是会用人，别看黄老板跟我一样，认不到几个字，但是很会经营，尤其善于用人。可以说黄老板是我的经营启蒙教师。在机砖厂半年，我用劳动和智慧，取得了黄老板的信任，也帮他创造了一笔不小的财富，他的事业发展很快，除了广州还发展到了海边──在海丰县办起了机砖厂。为躲债怀揣9元2角闯广东（2）刘延林黄老板让我去负责海丰机砖厂，说是当生产、经营厂长，实际是包工头，承包的条件非常简单明了，每销售出去一匹砖我提成2厘钱！就是说卖出去100匹砖我能得到2毛钱，只要我组织得好，产量高又卖得出去，一月下来我可以拿到三四百元，多的时候500多元。这个承包条件是再简单不过了，但也是够苛刻的，我必须拼命干，干得多我得到的就多，不过他得的是大头，我得的是零头，这没有办法，谁让我是打工仔呢？这正是打工仔与老板的区别！从那时起，我就在心里想：有朝一日我要当老板，我相信总会有这一天的。在海丰机砖厂，我已算“白领”，对一个打工仔可说是混得不错了。按理说，我完全可以只搞管理，但是我照样干活，不仅自己干，一年以后我和叶四妹结了婚，怀着孩子的妻子到了海丰，生了小孩就和我一起干。砖厂拉泥、打坯、搬砖操作、修理机器……这都是计件的，干一份有一份工资，我除了承包费，干活又有一笔收入，我想多挣钱、快挣钱，心里已萌发了新的打算。人就是怪，饿肚皮的时候，首先要的是吃的，能吃饱以后，又会有别的追求……在海丰机砖厂，我仍然过着打工仔的简朴和艰苦的生活。两个年头，便在艰苦奋斗中打发过去了！这两年，我的收获是大的，对于机砖厂，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是行家里手，是专家了。就是到现在，到任何一家机砖厂去，不需要多少时间，更不必去亲自操作，只要转一转，看一看，一个厂的状况从生产到质量，我就可以说个八九不离十，说的意见还让人口服心服。当然，我在这儿的两年，还不止学到了机砖厂的整套学问，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开放、搞活的思想和商品意识。海丰，曾经是著名的“海陆丰革命根据地”，我在小学的课本上、小人书中，早就读到过革命领袖彭湃的故事，是令人向往的地方。如今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海丰又是先锋，这儿素来浓厚的商品观念，在商品经济中如鱼得水，尤其是搞得很活。我生活在其中，自然要受到熏陶和影响。对于砖厂工人的管理、调遣，我觉得并不费劲儿，我从小就很少当“白丁”，细娃儿时我是孩子头，打泥巴仗我是“司令”，上小学当过班长，到河南去打工也要带个大徒弟，到广州砖厂打工没有几天我就当了班长，到了海丰机砖厂我又是工头、承包人……我所缺少的是经营头脑，做猪儿生意失败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恰好在海丰，给我补上了这一课。在我眼里，那儿的人，个个都精通生意，他们经营手段的灵活，不要说是内地的人了，已在广东待了几年的我，也吃惊得瞪着大眼睛……我在海丰砖厂的两年，正值经济发展快的广东沿海修房造屋的旺盛时期，到处需要砖，机砖厂办得红红火火，效益十分可观。在海丰我又为黄老板创造了一大笔财富，我自己挣到的钱，虽然也算可观，但抵不上黄老板利润的零头。重要的还不在我挣钱的多少，而是在那种环境中，当“白领”，搞承包，已远远不能满足我了，我早就希望着“更上一层楼”。有位外国名人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套用这句话说：不想当老板的打工仔不会是出色的打工仔。我在肚子吃得饱了，还清了欠债，丢掉了压在头上的大包袱，手上又有了一笔钱之后，在心中酝酿了很久的计划，一下就迸发出来，再也抑止不住了：当老板！计划终归是计划，要实施，要变为现实，还有一定的距离。我已不再是当年做猪儿生意那样的莽撞少年，我经过深思熟虑，多方考虑之后，决定向深圳特区靠拢。在海丰，每天都有深圳的消息传来，深圳特区的各种优惠政策，深圳的发展机会，深圳过一条小河就是香港……像一块强磁铁吸引着我，我决定向特区方向发展，到特区去闯荡，我甚至预感到，我将要去的地方，就是我的未来、我的前途！但是，正像我原来对广东一无所知一样，我只知道从海丰沿海边向西，可以到达深圳特区，除此我再也不知道别的什么了。我这人定了的事就非干不可，哪怕刀山火海也不在乎。问题是，像香港电影中经常说的那句话：“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还要说服黄老板，虽然我是打工的，但我不能、也不愿不辞而别。黄老板要挽留我，是意料中事，我可以说是他的“摇钱树”，但没有想到他是那样的坚决，开始不让走，后来说至少再帮他干一年……没有办法，这一次我又只有“三十六计走为上”了。不过这一次可不像前两次，单脚利手，而是要带着老婆孩子，那时我老婆刚生了小孩，我们就抱着初生的儿子，连夜徒步西行，第一站的目的地，是惠阳县的淡水镇，那儿的情况还不很清楚，一切都要到了以后再做安排。南方冬天的夜晚，仍然是寒冷的，因为平常习惯了气温高，一旦温度降低便感到很冷。我们一家三口，为着还不知道是好还是坏的前程，披星戴月，冒着寒风，深一脚浅一脚，走在一条陌生的路上。夜深了，路上再也见不到行人，不免有些胆怯，可偏偏我们走进了一片坟场，一座座坟包在荒草中，使人感到阴森可怖，寒风吹得荒草窸窸窣窣地响，我早已是一身冷汗。叶四妹吓得大气不敢出，紧紧地拉着我，我为了给她壮胆，大声说着话，但我听到她已被吓得哭了。我虽然不相信鬼神，但还是担惊受怕，特别是我心里很难受：我已是初为人父了，还让妻子来到这几千里外的地方受这种惊吓，我是一个男子汉啊！这件事，使我一下子猛然感到肩上的担子好重啊！一个人的一生，不就是成家立业吗？我已“成家”，可是我的“业”呢？我必须奋斗，为早日立业而奋斗！因为，我已经有个家……有没有魄力放弃眼前的利益（1）刘延林穷不是理由。为什么在同样的生存条件下，有的人穷，有的人不穷？失学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失学后的消沉。人，最大的障碍是自己。我读过的课本中，有一篇高玉宝的《我要读书》，读这篇课文时，年纪还小，还不觉得什么。但是，从我失学起到现在，这么多年来，不仅没有忘记，反而觉得记得越来越清楚了，能整段整段地背出来。每次想到《我要读书》，就自然联想起自己的不幸遭遇：14岁因交不起学费、家庭经济困难失了学，过早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我要读书》这一课我所以记得住，因为它讲的好像和我的情况差不多。我曾经想过，哪一天我也来写一篇《我要读书》，讲讲我心里的话，让那些过着幸福生活的孩子们，知道还有不少和他们同龄的小朋友，因为贫穷进不了学校。想不到，我真的写了这本讲自己的书，如果我的身世、我走的路，能给别人点什么启发，那我是会非常高兴的。失学的痛苦，干活的劳累，生活的贫困，都没有使我低头，我这人就是有这股子倔犟劲儿，从小到大有泪也朝肚子里流。因为生活告诉我，苦呀，穷呀，累呀，都得忍受，都得靠自己去奋斗，没有别的路可走。我们这些贫困山乡的孩子，几乎没有童年可言，与生俱来的是吃苦和劳累，这同我在乡村的露天电影里和书本上看到的孩子们的幸福童年是两样，在我幼小的心里产生了一连串问号，经常问父母亲、问老师、问熟悉的大人们，大家都说我是个爱发问、爱琢磨事儿的细娃儿。我从电影里看到的小朋友，穿着花花绿绿的新衣服，坐在宽宽敞敞、亮亮堂堂的课堂上课，我就问老师：“咋个我们的教室是破庙？下雨天屋漏要戴斗笠上课？上学要自己带板凳？”“班上的同学，特别是女同学为啥越来越少？”……后来我也成了“越来越少”中的一个──失学了。直到近年，我的一位老师还同我谈起这些往事，说我“从小好问，比别的细娃儿想得多”。我失学后就问过我父亲：“高玉宝不能读书，是因为受地主剥削，我们这儿早就没有地主了，咋个我还是读不起书呢？”“这个……”父亲想了想说，“我们家里穷嘛！”“穷！同样的条件，为啥有些人不穷，偏偏我们家穷呢？”我这样打破砂锅问到底，现在想起来真是太难为老实巴交的父亲了。“你的命不好！哎，我的命不好……”父亲咋个说得清楚这些深奥的道理哟，他额头上的汗都急出来了。我本来还想问：“为啥别人命好，我们的命不好？”我打住了，不忍心再折磨父亲。这些问题，我虽然没有得到答案，但有一点我明白：问不问都一样，我不能再上学了，而且自己感到肩上有了一份责任——像所有的农民孩子，准备去挣工分，用劳动去换取粮食。转眼间，我离开学校，开始独立生活，已经这么多年，但是，“为什么不能读书？为什么受穷？为什么我的命不好？”这些问题，我还时不时地想起。随着时间一年年过去，随着我的成长和成熟，随着我的经济地位的变化，对这些问题已经很容易得到回答，对我已经不再是问题，但对那一段经历和留在我孩童心上的痛苦记忆，却永远抹不掉！我不相信命运，但我不得不谈论命运。如果我甘心受穷，我的命运的确就是不好，我降生时，已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贫困的农家，添一口人就多一张吃饭的嘴。父、母亲既不懂得“计划生育”事关国计民生的道理，也没有计划生育方面的知识，只有从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人口自然繁衍，也只有因家中添丁加口而叹息，承受新增的一份生活艰辛。我来到人世上的第一声啼哭，向左邻右舍宣告：刘凡元家又多了一条小生命。尽管多了他一份负担，但按农业生产者的标准，父亲仍然带着几分自豪口气，向邻居们说：“是个带把的，长大好犁田。”生男孩，就意味着增加了一个“主要劳动力”。父亲给我取名“延林”，大概不会有太多的讲究，顶多希望我长大以后，成为一个干农活的好把式，继承他的事业，连续他的“山林”吧。近年来，有人对我的名字发生了兴趣，做了考证和种种解释，可惜我父亲的“命”不好，在我将要度过贫困日子，开始发达的时候， 于1989年被食道癌夺走了生命，不然，我们可以请问他老人家，给我取这个名字有啥讲究？是不是有什么预见？等等。有没有魄力放弃眼前的利益（2）刘延林不管有没有啥讲究，也不管有没有啥预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等待我的是贫穷。我5岁起，就开始背起背篼，拿着镰刀去打猪草、割牛草、喂猪、放牛是我的必修课，这便是农民孩子的劳动启蒙教育。至于我能跨进设在古庙“果子寺”的村小学读书，已是十来岁的事了。我正式进学校当了小学生，还是要做力所能及的农活的。我们不需要人讲就懂得这个道理：读书重要，填饱肚子更重要。从小就会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这个顺口溜，现在更明白了，这就是所谓的“经济基础”，没有“基础”啥也谈不到。我们家那时是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呢？鸡屁股是我们的银行──靠养鸡下蛋，用蛋去换现钱称盐打油，要交学费什么的，就得卖鸡卖柴了。当然，不光是我们家这样，家家户户都差不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几乎没有活动的钱。我清楚地记得：邻居之间相互借盐、借油，是用一调羹计量；个把月才能“打牙祭”吃一顿肉；去买佐料时用2分钱要买一半酱油、一半醋。哪家“打牙祭”，那油香菜味会飘很远很远，馋得人流口水……在这种经济条件下生活的我，当家里拿不出两元钱给我交学费时，我不需要多少考虑马上就停学外出谋生。我还有别的什么选择呢？我离家远去打工的头天，照常到了学校。学校是一个温暖的集体，是每一个小孩子向往的地方，可是我却要离开它，到很远的地方去，再也见不到亲爱的老师、要好的同学，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像一只小鸟要偷偷地离群飞走，心里实在难受，还得强忍着……多亏一个少年常有的幻想和好奇，将要去的陌生地方河南，对我充满各种神秘感，在我脑海里产生出许多想像……这样才冲淡了我离开老师、同学和失学的痛苦。在上最后一节课时，我呆呆地坐着，心里像一团乱麻，几次都想痛哭一场，但我把眼泪强忍着，怕被老师、同学看见，甚至还要装出一副没事的样子。一个14岁的孩子，不管有多老成，也是装不像的。我的班主任，就是那位从师范学校毕业不久的傅老师，已经看出来了。放学后，他叫我留下，问我：“是不是有啥事情瞒着老师？有啥困难要老师帮助？”我说：“没有。”他一再追问，我一口咬定没有。傅老师知道我这人好强，有股子犟脾气，他不再问了。我现在猜想，他是已经看出了我的心事。他从桌上的一堆书中，抽出一本小人书，然后对我说：“你爱看高尔基的《我的大学》，你那本都被你翻破了，该换朝了，把这本送给你。”我接过书，他继续说：“延林呀，在学校有课堂，社会也是一个大课堂啊！只要肯学习，到处都可以学到东西，在生产劳动当中学的东西，是在学校的课堂上学不到的，你看人家高尔基，在社会大学中学习，成了苏联的文豪……”傅老师讲着，我静静地听着，这些话好像一句句都印在了我的心上，至今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傅老师送我出校门，已是黄昏时分，我沿着田间小路向家走去，我走了很远回头看，傅老师隐隐约约的身影，依然立在校门口，我转过了一道弯，不觉眼睛湿润了……我开始赚钱了刘延林家乡，从小就在我脑子里刻下了贫穷的印象，但穷乡亲淳朴的热情也令我终身难忘。我回赠给乡亲们的第一件礼物是路，便于行走的路。有些人问我公司的徽记上那图案的含义：为什么用“川惠”两个字的汉语拼音缩写字，衬着一枚古钱币？这个意思是很清楚的，我就是要明确地告诉人们：公司是以赚钱为首要目的的，让员工时刻不忘这一点。同时，我也要用这个图案提醒自己，没有钱万万不能，这是不可回避的事实，有些人这样做，但不说，我就觉得多说一下有好处。我永远记得：没有3毛钱就买不到一份盒饭，没有钱买火车票就得扒火车，就出不了火车站，没有钱还债就要挨债主的骂……有了钱，就是另一样了。不用说别的，我如果不是到广东打工，挣钱还清了债并有了积蓄，哪有钱结婚？哪一个人不希望自己的终身大事办得热闹、风光，但那是要用钱的，没有钱啥也谈不上！1984年，到广东打工两年之后，我回广安老家完婚。我南下广东，带着一屁股一肋巴债，憋着一口气，出门躲债；短短两年后，我手里有了一笔钱，回乡做新郎，心头的高兴就不用说了，再不是出走时那样灰溜溜的，而是像川剧里唱的“人逢喜事精神爽，月到中秋分外明”，连走路也觉得脚下生风似的，轻轻快快。我们在家乡举行的婚礼既简朴又热闹。这种改良了的传统婚礼没有吹吹打打和花轿，没有繁琐的拜天地拜祖宗，但家里请人择了良辰吉日，我们到乡政府领了“结婚证”，然后是请亲戚朋友喝喜酒。农村到处都有业余厨师，他们的拿手戏是农村通行的“九大碗”。这种酒席以共有9样菜为名，凉菜、蒸菜、炒菜和汤，配置得当，经济实惠。喜酒亦称婚酒，酒是应当管够的，用大桶装着红苕烤的65度烧酒，尽客人们一醉方休。我的家乡，农民认为酒代表着一种豪爽气，别说结婚这样的终身大事了，其他事甚或没有事也要找个理由喝一通，还有“酒逢知己千杯少”等说法。结婚宴上，新郎当然成为众人进攻的目标，常常以把新郎灌得大醉为乐事。我们家乡的人敬酒，还总有那么多让你喝酒的理由来说，劝酒者一个个都是有真资格的说客：“感情深，一口吞。”——无论手上端的是杯是碗都来个底朝天；“好事成双”——一次喝两调羹，我们广安农村，喝酒用调羹……再加上猜拳、行令的高声吆喝，一挂一挂地放鞭炮，那气氛是再热烈不过了。家乡，从小就在我脑子里印下了贫穷的印象，但穷乡亲淳朴的热情也令我终身难忘。结婚那天，我喝了多少酒，我也不知道。我本来能喝，加上自己高兴就更能喝了。我硬是一桌桌挨个儿向亲友敬酒，喝得我头上发重，足下轻飘，不过我并没有被灌倒下，那是对我酒量的一次检验。我现在的酒量仍然不小，只是平常不大喝了，为了陪客增添喜气才喝，喝酒对我已有点纯应酬的味道。我对酒和烟等嗜好，向来认为是可以控制的。从前我抽烟很厉害，每天抽劣等烟也要几包，后来懂得了抽烟对健康的危害，说戒就戒了。我把对嗜好的克制，当做对自己毅力的锻炼。农村结婚，是不讲究什么“度蜜月”的，不像许多现在的城市青年，到全国各地甚至到外国去“度蜜月”。我们婚后不久，我便要返回广东打工。结婚，是人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一个人的独立，一个男子汉肩上挑起了家庭这副重担。我喜欢把人生比做爬山，从出生到结婚，人行的是一段平缓的山路，而结婚之后，一个男人便是挑着担子爬陡坡！虽然我很不愿离开新婚的妻子，但为了生活不得不离开。“新婚不如远别！”我是远离家乡去广东，那种心情是可以想像得到的。离家的晚上，下了一夜雨，早晨雨停了，叶四妹送我到镇上搭汽车。我们几乎一夜没合眼，她几次流泪，虽经洗脸和修饰，仍然看得出眼睛有些肿，但出门时我们仍然要装得高高兴兴的样子，我们穿的都是结婚时置的新衣服，可是一出门踏上的便是一条稀泥巴路，新衣服上溅上了泥巴，不知叶四妹咋个想，我非常抱怨这条烂泥巴路……这就是我从前每天上学走的那一条田坎路，平常也是坑坑洼洼，落雨天泥烂水滑，我每天打着光脚板走在这条路上。这条泥巴路就像我的生活道路，是一条多么难行的路啊！我离家后的日子，梦中梦得最多的就是自己艰难地走在这条路上；有时还梦见这条路变成了宽大平坦的大马路，自己在路上又蹦又跳，和小伙伴们在路上跑……那年我流浪到福建时，曾经随一位打工朋友去过闽南厦门，那儿到处都是漂亮的小洋房，道路又平又宽，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朋友告诉我，那儿是侨乡，许多人背井离乡，远涉重洋到海外打工，挣了钱以后，总是要回乡盖楼房，为家乡修路造桥。我那时就在心里想：我如果将来挣到钱，也要为家乡修路造桥。几年以后，我来到广东打工，亲眼见到沿海经济的快速发展，深深体会到“要致富先修路”真是至理名言。而每次回四川广安，在高低不平的公路上颠簸，在狭窄的公路上塞车，两相对比，让我清楚地看到：内地和沿海发达地区的差别，道路、通讯条件是很重要的一条。正因为这样，所以我有了钱后，我为家乡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了学校前那条路，现在邻居们出工、赶场，小孩上学，再也不走烂泥巴小路了。更重要的是，家乡的父老乡亲对外交往“有路可走”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1）刘延林想读书，并不是就能读书，正如想发财并非就能发财。原因在哪儿？首先要找自己身上。否则，只会找出一肚子牢骚。我到了河南邓县后，在瓦窑上干活。没有过多久，少年人的好奇心和初到一个地方的新鲜感，渐渐消失，我感到了孤独，没有一起藏猫猫、打泥巴仗的小伙伴玩，每天和成年人在一起，干着做瓦坯、和泥巴那样的繁重活，还要装出大人的样子……我多么想念学校，想念老师和同学啊！尤其是每次看到和我的年龄差不多的孩子，背着书包上学或三五一群打闹，唱着跳着路过时，我真羡慕，心想他们好幸福呀！一想到自己不能读书，就伤心，但不能落泪，我已是打工挣钱的人了，落泪是要被别人笑和看不起的。每当这时，我都想大声高喊：我要读书！我不能读书，除了命不好，家里穷，我还找不到别的回答和解释。“我要读书。”我一遍又一遍地看傅老师送我的那本《我的大学》，它是我带在身边的惟一的一本书。可能是我刚刚离开学校吧，有好长一段时间，我经常想的是“我要读书”。有时甚至突然产生幻觉：我有了钱读书，我回到了“果子寺”学校……猛然一惊回到现实中，我仍在瓦窑上干活。我要读书，我有了钱就回到学校的想法，一年多之后，我在福州打工时，变得更为强烈，而且发展成想办学校，让更多的孩子上学读书了。在福州，我的生活相对安定，有了比较固定的工作，生活有了基本保障。人吃饱了肚子，就会想到别的东西，我吃饱了肚子就想读书，想办学校……我在建筑工地上，结识了一位厦门大学的学生，他是利用假期到工地做工挣学费的，他比我大两三岁，在一起挑砂浆、担砖头，我们成了好朋友。开学前夕，他约我同他一起去厦门玩，我高兴地答应了。从他的口中，我第一次听到了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的故事。到厦门后，他带我参观了风景优美的厦门大学，美丽的集美学校，建在波涛之中的陈嘉庚墓地，还有街道整洁如花园般的鼓浪屿……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大海和这样漂亮的海滨城市，我更被陈嘉庚先生热心办学、发展华侨和家乡教育的生动事迹感动，陈嘉庚是厦门人民崇敬的英雄。到厦门前，我想得很多的是：我要读书。到厦门之后，我想的已是让像我这样不能上学的孩子，能上学！从那时起，我便暗暗下了决心，除非我穷困一辈子，那没办法，一旦我有了钱，我一定要兴建学校，像陈嘉庚那样在家乡盖起漂亮的校园，像数学家何鲁那样帮助贫困学生……我在梦中不止一次梦到：在我亲手盖起的一座漂亮的学校里，小学生们在宽敞的教室上课，在鲜花遍地的院子里游戏……想不到，后来我真的赚了钱，发了财，有了条件，把办学校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在家乡果子村的田野上，盖起了一座四层楼的漂亮学校。我经常在想，有美好愿望，有雄心壮志的人一定不是少数，但为了这些愿望和壮志，我们付出了多少呢？──我说的不是付出钱，是实实在在的有创造性的努力！打工潮是一页悲壮的历史，但也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动作。有多少人读懂了打工仔这本书？有多少人当好了打工仔！现在我的全家都住在广东省惠阳市淡水镇，而且全家人都会讲广东客家话。但我在任何地方都说我是四川人，孩子们也都会讲四川话，饮食和生活习惯依然是四川的，连厨师也是专门从四川聘请的，四川的朋友和领导到我家，感受是生活在四川，环境、氛围都是四川的。不光在生活、环境方面反映出我的乡情，我办公司为给公司起名，很费了一番心思和周折。在许多的候选名字中，我自始至终坚持把公司冠上“川”字，“川”字一定要在前，所以开头办的公司是“川惠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后发展成为“川惠企业集团公司”。我申报公司名称时，办公司的还不是很多，报批手续不少，按惯例“惠”字排列在前，一些外省在惠阳办的大公司、国营的公司，都是这样，我一个私人老板硬要坚持把“川”字放在前，经办人不理解也不同意，我们争了起来。我的态度非常坚决，不用“川惠”宁可不办！本来，公司的名字，不过是个代号，我争的又不是要一个什么大吉大利的名儿，仅仅为了一个“川”字排列在前边，值得这样吗？恐怕不光是局外人不理解，连我公司的人也不明白我的心思，我固执、坚持，是因为对家乡的深情、挚爱！四川在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地理位置等原因，比沿海的经济发展慢了一步，但四川是中国的第一大省，是“天府之国”。我这个四川人办的企业，特别是由一个曾经是打工仔的人办的企业，当然“川”字要排在前头，我这是在为四川百万打工仔争气！打工仔，可以说是现今中国最没地位的阶层了。因为穷，出来打工，到经济发达地区找饭吃，这在有的人眼里好像是在乞讨，老板想要就要你，不想要就“炒鱿鱼”，工作无保障，生活也无保障，常常低三下四求人，干的也是别人不愿干的脏活、累活，为了挣钱吃饱肚子，啥不干？说难听点叫你擦屁股也得去擦！我敢说，当代中国的打工潮，是最悲壮的一页历史，当然也是一次大有作为的运动，作家、历史学家完全可以大书特书，写出鸿篇巨制。带着自发性和很大盲目性的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打工者的工作和生活没有什么保障，劳动条件很差，几乎谈不到劳动保护，更没有工人应有的地位，特别是在厂里干活，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为了便于控制，有的工人一进厂，身份证就被厂方收了起来，工厂的铁门紧锁，有保安把守；工资不仅低，还不能兑现，月月拖欠……这种状况在外资厂里更为突出，报纸上登的因失火、楼房倒塌，烧死、压死打工仔的事，惨不忍闻，这些我都亲自见过，有切身体会。对于打工仔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也做过分析：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绝大多数都是勤劳本分的农民，以出卖自己的劳动挣钱，他们远离家园，到举目无亲的异乡干活，在受别人的欺负、坑害后，迫使他们抱成团，结果既容易干出一些过火的事儿，还可能受坏人利用，造成治安问题。这样又在一些人中，形成偏见，视打工仔为祸水，有的执法人员也粗暴地对待打工仔，常有刁难甚至打骂的事，这更激起了打工仔的不满与反抗，形成社会问题……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2）刘延林据报纸登载，全国打工者有上千万人，而到广东沿海的也有五六百万，其中四川打工仔一二百万人，这么众多的人力，当然是推动沿海和特区经济发展的巨大力量，这样大规模的打工潮流，发生一些问题也应当是可以理解的。重要的是，劳动力多的省份同需要劳动力的省份，从这些年的实践中研究、总结经验，拿出一套办法来，只要劳动输出和输入双方都加强组织管理，是可以把这个问题安排得更好些的。据说二三十年前，日本工业大发展时，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他们的经验我们可以借鉴。再说，组织、发动农民，我们中国是“专家”，中国几十年的革命斗争，都是在发动和组织农民，今天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再次组织、发动农民，应当是轻车熟路……我写到这里，情不自禁地议论起“打工潮”，限于篇幅也许并没有说清道明，但是我是打工仔出身，身在其中，深知打工仔的酸、甜、苦、辣，有些想法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是非曲直，读者明鉴。从四川到广东沿海的打工仔，人数以百万计，其中能人自然不少，我能从中冒出来，一是因为我憋着一口气──为四川打工仔争气，二是我赶上和抓住了机遇。由于自己是打工仔出身，深知打工仔的甘苦，在我当了老板后，我非常理解和体谅打工仔。照说，从我当砖厂老板起，工厂的员工就是在为我打工，但我总是以他们为朋友，开初我同工人同吃、同住在简陋的工棚；办公司以后，我同员工同吃一锅饭，直到现在也是这样。只要我在家，总是和员工一起进餐，大家围桌而坐，说说笑笑，热热闹闹，兴趣一来，便拿酒加菜，碰上几杯。饭后茶余，和大家下象棋、搓麻将、摆龙门阵，公司就像一个大家庭。我们公司的员工，吃、住是全包的，工资月月按时发，从不拖欠，年终按工作成绩，分别发“红包”。凡在公司工作半年以上的，每年有旅游假两周，工资当然照发，另发车费、生活费。员工的生日，按例由食堂加餐庆祝，对员工的困难、疾苦，总是尽量帮助。我还在当砖厂老板期间，两个年轻工人，工余外出玩耍，两人既无聊又无知，跑去爬高压电杆，结果双双触电，按说是场外事故，就是国营企业也不能按工伤待遇，我二话没说立即送医院抢救，医药费花了两三万元，保住了性命，其中一个严重者，截了下肢，我又给他一万多元，要他回原籍做小生意度过后半生。那时我才起步，几万元对我还是笔不小的数目。但我想，不管咋个说，他是在我厂里打工的四川乡亲，我虽然花了笔钱，他的生活有了着落，也算是对一个残疾人的安顿，别人说我心善、慷慨，我没想那么多，但这样做我感到心安。我常对公司的员工说：“有钱大家赚，希望大家都发财、当老板。”从我公司出去的人，还真有几个当了老板呢！他们中有的人办申报手续等，还是我帮着办的。员工来去自愿，一直是我的用人原则，我永不能忘记海丰砖厂老板不开明，害得我走夜路担惊受怕。其实，人员流动能给公司带来活力和生气！希望我的公司，成为培养老板的“学校”，从我们公司出去的员工，都能当老板。我在这一点上很自信：我读懂了“打工仔”这本“书”……下了一笔最大的赌注刘延林中国农民大多数不富裕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被传统观念束缚。尤其是内地省份的农民。有人对我说：“你拿几十万元回家修学校，拿几十万元在四川举办中小学生艺术节，是不是钱太多了！”这证明，说这种话的人对我不了解，也反映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有人致富以后，该怎么花手头的钱？我想我的花法是有意义的。当我穷得丁当响的时候，我那位大徒弟同我分别时，把仅有的5分钱给了我。5分钱我捏得出了汗也舍不得花，现在钱多了，我还得考虑怎么花。虽然我认为，钱一个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但不当花的一毛不拔，该花的花得有意义再多也花。开初，我主要是用资金从物质上支援家乡，后来我感到那是固定不变的、有限的，惟有办教育、培养人才，才是百年大计。要改变贫穷山乡的面貌，就要靠一两代新人的努力。所以我舍得出钱为家乡修学校。在这里说这些话的主要原因，是我发现的确还有一些人，宁可将钱用于吃喝，也不用来办教育，办文化。近年来，我常来往于沿海和四川内地，两地的差异看得比较清楚，我深深感到内地与沿海的差距，主要是观念上的差距。我们家乡是传统的农业区，在人们的眼里尊重的是种庄稼的好把式，土里田里，犁牛打耙、栽秧打谷的能手，才是好样的。离开土地的事儿，做生意经商，离他们就远了。他们还是老的说法：“生意买卖眼前花，锄头落地是庄稼！”我父亲就是这样一位标准的农民，他一辈子生活节俭，干农活是把好手，人也精明能干，可惜他没有赶上好的时光，赶上了一段也错过了，就因为他的观念跟不上。不用说前些年了，直到现在，“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思想，仍然没有被一些人重视起来，更不用说实行了。他们靠土地生活，想的是把土地种好，靠的是五谷丰登。种地是最讲实在的，节气早一天晚一天，肥多一点少一点，庄稼就两样。他们除了庄稼，对外界的事儿了解得太少了。观念是旧的，思想被土地拴住了。我见我们家乡人出门，总是把带的钱换成大钞票藏在内裤上的小口袋里，生怕外露；在沿海见到有些人，只有一张100元大钞票，他要换成散钱，装在屁股上裤包里，一看一大沓，不知有多少钱！在内地做生意，一般人有100元本钱，顶多做90元的生意，总留有一手，沿海这地方，有100元资本的人，他做的是200元甚至几百上千元的生意。这种差别反映出的是思想观念的差异。沿海这些年为什么发展这么快？我看除了前几年国家政策有些宽松、优惠的原因外，这些年这种政策优惠也和内地差不多了，主要还是沿海搞得活，譬如对投资者，先帮助你办起企业，给你优惠，帮你解决困难……总之开绿灯，企业办起来以后，税收等都是他们的，说白了就像钓鱼，先“喂窝子”嘛。你一开始要价太高、条件太苛刻，吓也把别人吓跑了，哪个敢来呢？近年来，资金的流向很能说明问题，沿海有大量资金来自内地，这很值得我们好好想一想。因此，我一方面邀请家乡广安的行署、县、镇的领导来沿海考察；另一方面，在家乡办分公司，把沿海的观念、管理和先进技术引回内地。我把这看做是支援家乡的“软件”。在同内地企业的接触和合作中，我也学到了许多东西。国营企业的正规化、现代化管理以及规章、制度，很多是我的公司缺乏的，我现在的好多管理办法，都参考了国营企业的办法。如果把内地和沿海的长处结合起来，干事情的效果一定会更好。我不断地向社会学习，从实践中获取知识和营养。我读的“书”，不仅是中国社会也包括外国社会。我先后到美国、日本、香港和澳门考察过，尤其是到美国考察，学到了不少东西，连我的别墅的布局，也受到美国人的住宅的启发，讲究实用、美观。当然，在美国还学到了许多别的东西。我生活在我们国家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人们比较富裕，自己在这富裕的地方，也算是富裕者。但到美国一看，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我们比别人确实差得远。物质生活上就不用说了，他们富裕得多。论国民的素质，用我们的话说是“精神文明”吧，我们也并不高。我在美国的街道上很少看见交通警，可是他们车那么多，交通秩序又很好，都能自觉地遵守交通规则，这反映出人的素养高。我是经常开汽车的人，对塞车深有感受，不论从沿海到内地很多塞车是人为原因造成的，一处只要一停车，后面的车就争先恐后往前挤，常常是只要按顺序开，或者稍稍刹一脚就通的，结果一塞就半天；再有是我见到全国许多磁卡电话亭，完好的不多，损坏相当严重。在美国到处可见无人售货柜，是玻璃的，甚至商店的门窗也全是玻璃，不像我们用铝合金卷帘门，连美国人的住宅也见不到我们这儿的高围墙，铁笼子式的防盗网……在美国考察中，美国教育发达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我想美国之所以发达，各方面都很先进，恐怕首先是它的教育发达，人民的文化水平高，人民的素质高。访问美国回来，更坚定了我为发展教育办学校尽一份力的思想。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意识到教育和文化对经济发展的长远作用，能够有更多的人一同来创造条件，让更多的孩子能够进学校读书，这希望还不仅是为了减少几个失学孩子，是着眼于让我们中华民族真正发达。只懂得稳，不可能创出大业刘延林发财不靠牢骚，不靠眼泪，只靠一样：实力。实力哪里来？自己实干。随着我年龄的增大，社会经历多了，我对“知识”的认识和理解逐步加深，有了新的想法。在学校的课堂上读书，学习基础知识，是很重要的，尤其对儿童和少年，这种学习等于为修建一座大楼打基础，基础当然是牢实好。我就因为读书少，基础差，工作起来经常感到非常吃力，同一件事总是要比别人花的力气多，要辛苦得多，我要比别人多用几倍甚至十倍的劲儿，因此我主张只要条件允许，就应该从小进学校读书，打好文化、科学知识的基础。同时，我也从切身体会中感到：学习还有另一个主要的方面，那就是“我的大学”──社会这个大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