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事可不象从脚上往下脱鞋那么容易。老唉声叹气有什么用！” “瞧人家库利科夫……”一个火暴性子的年轻小伙子插嘴道。 “库利科夫！”另一个人立即接过去说，同时轻蔑地瞥了那个年轻小伙子一眼。“库利科夫！……” 那意思是说：有几个人能象库利科夫那样呢？ “还有A，弟兄们，这小伙子也真够机灵，嘿，他可真是个机灵鬼！” “那还用说！就连库利科夫也得听他的摆布。他可滑头啦！” “喂，弟兄们，你们说说，他们现在已走远了吧……” 于是，人们立即又议论起他们是否已经逃走很远？他们朝哪个方向走了？最好往哪儿跑？附近有什么村镇？熟悉本地地形的人开口说话了。人们都兴趣盎然地听他们讲。他们讲起附近农民的习性，说这一带的农民都不可靠。离城市近的农民都老奸巨滑，他们不会同情囚犯的，如果被他们捉住，就会被他们出卖掉。 “弟兄们，这地方的庄稼汉可不好惹。哦-哦-哦，这些庄稼汉可厉害啦！” “不可靠的庄稼汉！” “西伯利亚人都是穷光蛋。要是落到他们手里，他们会把人杀掉的。” “哼，我们这几位也不是傻瓜……” “当然啦，现在还不知道他们谁能斗过谁。我们这几个人也不是好对付的。” “那就等着瞧吧。” “你怎么看？他们会被抓住吗？” “依我看，一辈子也抓不住他们！”另一个火暴性子的人应声说道，一边用拳头捶着桌子。 “嗯，这就要看他们谁斗得过谁了。” “我是这样想的，弟兄们，”斯库拉托夫接过话岔儿说道，“我要是一个流浪汉，他们一辈子也别想抓住我！” “你？” 有的人笑了，另一些人则显出不愿听的样子。可是斯库拉托夫却再也憋不住了。 “一辈子也抓不住！”他兴致勃勃地接着说，“弟兄们，我常常这样想：就是有一个小缝儿，我也能钻过去，他们休想抓住我。” “说不定你肚子一饿，就会去找乡下佬要面包吃。” 一阵哄笑。 “要面包吃？胡说！” “你还犟什么嘴？谁不晓得你和瓦夏大叔就是因为害死了一头牛①才被送到这儿蹲监狱的？”***************************①就是说他们杀死了一个乡下农民或一个乡下女人，因为他们怀疑他或她施展魔术，借用风力，使很多牲畜倒毙。我们监狱里就有一个这样的杀人犯。——作者注。*************************** 笑声更大了。那些严肃的人更加气愤地瞧着他。 “全是胡说！”斯库拉托夫喊道，“这都是米基特卡造的谣，其实他也不是说我，而是说瓦西卡，不知怎么把我也给捎带上了。我是莫斯科人，我从小就过流浪生活。当教堂执事教我认字的时候，他揪着我的耳朵让我跟他背诵：‘上帝啊，大发慈悲吧，可别让我进地狱……’我却背成：‘大发慈悲吧，让我进警察局，’等等……你们瞧，我从小就开始过流浪生活了。” 又是一阵大笑。这正是斯库拉托夫所期望的。他不能不扮演这种小丑的角色。大家很快就不再理他了，又开始认真地谈论起来。主要是一些老年人和通晓这种事情的行家在议论，年轻人和性情温和的人则伸着脖子高高兴兴地听他们讲；厨房里挤满了人；军士们当然没有在场，因而大家都无拘无束。我发现有个鞑靼人听得特别带劲，他叫马麦特卡，身材矮小，颧骨很高，样子显得特别滑稽。他几乎连一句俄语也不会说，别人的话也几乎听不懂，可是他却从人堆里探出头来，津津有味地听着。 “怎么，马麦特卡，雅可西②？”没人答理的斯库拉托夫由于无事可做，便挨着他坐下来说。***************************②鞑靼语：好。*************************** “雅可西！哈，雅可西！”马麦特卡一边兴高采烈地嘟囔着，一边向斯库拉托夫点着他那滑稽可笑的头，“雅可西！” “他们不会被抓住吧？约克①？”***************************①鞑靼语：是。*************************** “约克，约克！”马麦特卡一边挥着手，一边说。 “看来，你没听懂我的话，是吗？” “是的，是的，雅可西！” “去你的雅可西吧！” 斯库拉托夫用手指在他帽子上掸了一下，顺手把帽子往下一拉，蒙住眼睛，便高高兴兴地走出厨房，弄得马麦特卡困惑不解。 整整一个星期，我们监狱都处于严格的戒备状态，对附近地区进行了紧张的搜捕。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囚犯们立即就得知了有关狱方在外面所采取的措施的准确消息。头几天的消息对逃亡犯是有利的：无影无踪，如同石沉大海。囚犯们都非常高兴。对逃亡者命运的一切担忧和不安都消失了。“他们什么也找不到的，一个人也抓不住！”——囚犯们都得意洋洋地说。 “不会有什么事；已经是出了膛的子弹，追不上啦！” “再见吧，别怕，我一会儿就回来！” “大家都说，附近地区的农民都被动员了起来进行搜查，凡是可疑的地方、森林、峡谷，都派人守卫着。” “那也没有用，”囚犯们嘲笑着说，“他们准是遇到了什么人，把他们藏起来了。” “那还用说！”另一些人说道，“我们的人可不是糊涂虫；他们事先就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人们还进一步进行各种各样的猜测。有人说，逃亡者也许一直还在城郊某个地方待着，藏在某个人家的地窖里，等“警报”解除和头发长长，过个一年半载再从那里动身…… 总之，大家都处在一种浪漫主义的精神状态中。可是，逃跑后的第八天，忽然传说已发现了线索。不用说，这些谣传立刻遭到囚犯们的蔑视和驳斥。可是这些传闻当天晚上就被证实了。囚犯们焦虑不安起来。第二天全城的人都在说，逃犯已被捉住，正在往回押送。到了下午，人们说得更加详细了：他们是在七十俄里远的一个乡村里被捉住的。最后，得到了准确的消息。值勤班长从少校那儿回来，明确地宣布：天黑以前就将把潜逃犯押回监狱，直接关进禁闭室。不能再有任何怀疑了。这一消息对囚犯们产生的影响是难以描述的。他们一开始似乎都很气愤，接着又灰心丧气起来。后来，有人企图加以冷嘲热讽。人们开始嘲笑，不过他们嘲笑的不是捕人者，而是被捕者，一开始说风凉话的只是少数人，后来几乎所有的人都说起来了。只有那些严肃、坚定、有独立见解、且又未被这种冷嘲热讽弄糊涂的人，才没有参与嘲笑。他们鄙夷地瞧着那些轻浮的人，自己却一言不发。 总之，库利科夫和A如今受到人们的贬抑，就象他们以前受到人们的赞扬一样。大家都乐意贬低他们，好象他们使大家蒙受了屈辱似的。人们带着鄙夷的神情讲述他们如何忍受不住饥饿，跑到乡下人家里去乞讨面包。这是把流浪汉贬得一无是处的说法。其实，这种说法并不正确。事实是：逃亡者受到了追踪；他们躲藏在森林里；追兵从四面八方把森林包围起来。当他们看到实在走投无路时，便投降了。他们当时除了投降没有任何别的办法。 傍晚时分，当逃亡者被捆绑着手脚、由宪兵监押着送回监狱时，全监狱的囚犯都拥到木桩栅前观看，瞧瞧怎样处置他们。当然，除了停在禁闭室旁的少校和要塞司令的马车以外，他们什么也没有看见。逃亡犯被关押在一个秘密的地方，给他们戴上手铐脚镣，以便第二天送审。囚犯们的嘲笑和鄙视立刻又烟消云散了。当他们更详细地了解到当时的情况以后，也觉得除了投降以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于是大家便怀着关切的心情注视着审讯的结果。 “准得挨一千棍，”一些人说。 “岂止一千！”另一些人说，“会把他们打死的。A也许会挨一千棍，库利科夫会被打死的，我的老弟，要知道他是特别部的囚犯呀。” 然而，他们都没有猜对。A只挨了五百棍；这可能是因为考虑到他前一个时期品行良好，而且又是初犯。库利科夫似乎挨了一千五百棍。这次惩罚是相当宽宏大量的。他们俩都是有头脑的人，在审讯时没有牵连任何别的人，他们明确地说，他们是直接从要塞逃跑的，没有到别的地方去过。我最替科列尔感到惋惜：他失掉了一切，失掉了最后的希望，他受的刑罚最重，大概挨了两千棍，后来把他作为一个囚犯发配到别的地方去了。A受的刑罚较轻，这应感谢医生的帮助。他被送进医院后又神气起来，大声嚷叫着说如今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已作好准备去干更加令人震惊的事情。库利科夫受完刑罚后回到监狱，仍象过去那样落落大方，彬彬有礼，好象他从未离开过监狱似的。不过囚犯们对他的看法却变了。尽管库利科夫时时处处都表现得文质彬彬，但囚犯们从内心里不再尊敬他了，他们对待他似乎更加简慢无礼起来。总之，在这次潜逃之后，库利科夫的声望大大降低了。成功，对于一个人是至关重要的……第十章 出狱 我现在所讲述的一切都是在我服苦役的最后一年中所发生的。这最后的一年，特别是服苦役的最后几个月，也几乎象第一年一样使我终生难忘。然而细说这一切有什么用处呢！我只记得，在这一年中，尽管我十分焦急地等待着刑期快快结束，但日子过得却比头几年轻松些。这首先是因为我在囚犯当中已结识了很多朋友和知己，他们最终都认定我是一个好人。他们当中很多人对我都很热诚，并真心地爱我。在送别我和另一位难友出狱时，那个开路先锋几乎失声痛哭起来；出狱后，我们在本城一家公寓里又住了整整一个月，他差不多每天都来看望我们，其实他并没有什么事，只是想来看看我们。不过，也有一些直到最后对我都很冷酷和不友好的人，看来，他们连一句话也不愿意跟我说——天晓得因为什么。我们之间似乎隔着一道鸿沟。 一般说来，我在最后一个时期享受到的优惠待遇比整个服役期间所享受到的还要多。在本城供职的那些军官中有我的一些老相识，甚至还有我小时的一些同学。我和他们恢复了来往。通过他们的帮助，我能够得到更多的钱，能够往家里写信，甚至能够弄到书看。几年来，我一本书也没有读过，我在狱中所读到的第一本书给我留下的那种奇特而又使我激动不安的印象，是难以描述的。我记得那天晚上，狱室上锁以后，我就开始阅读那本书，读了一个通宵，直到天亮。那是一本杂志。它仿佛从另外一个世界给我带来了信息；昔日的生活又极其鲜明而清晰地浮现在我的面前，我竭力根据所读过的内容猜测我是否已经落后于生活很远？在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是否发生了很多事件？现在人们最关心的是哪些问题，哪些问题正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我一字一句地进行推敲，竭力从字里行间发现蕴藏的涵义和对过去的暗示，寻觅那些当时曾使我们感到激动不安的事件的痕迹；如今，当我充分意识到我已经远远落后于新的生活，已经同一切失掉了联系的时候，我感到十分悲伤。必须习惯于新的事物，必须熟悉新的一代。我特别留心阅读着那些署着我从前的朋友和熟人名字的文章……但也出现了一些新名字，出现了一些新的活动家，我十分渴望赶快熟悉他们；然而使我感到苦恼的是，我手头的书是如此之少，要想搞到书又是如此困难。从前，在我们那位少校的管辖之下，往狱中带书是很危险的。如果被搜查出来，就一定要追问：“书是从哪里来的？从什么地方搞到的？原来你同外界还有联系呀！……”对于这些质问我能回答什么呢？由于过着无书的生活，我不得不暗自思考，自己给自己提出一些问题，并力求解答那些问题，它们有时使我感到很伤脑筋……这一切是讲述不完的。 我是在冬天入狱的，因此我也应该在冬天，在和入狱时间相同的那个月份出狱并获得自由。我怀着十分焦急的心情等待着冬天的到来，夏末时，我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眼巴巴望着树叶在凋零，草原上的野草在枯萎。夏天过去了，秋风开始呼啸，开始下第一场雪……盼望已久的冬天终于到来了！由于预感到了自由，我的心顿时猛烈地跳动起来。然而，说也奇怪：时光过得越快，刑期越是接近于结束，.我反倒变得越发有耐性了。最后几天我甚至感到惊奇，并暗自责备自己：我怎么变得对一切都漠不关心和熟视无睹了呢？工余时间，很多囚犯在院子里碰见我，都首先开口跟我说话，向我表示祝贺： “亲爱的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您很快就要出狱了，快啦，快啦。您就要把我们这些孤苦伶仃的人丢下不管了。” “怎么，马尔蒂诺夫，您不是也快了吗？”我答道。 “我？唉，别提啦！我还得在这儿再熬上七年……” 他暗自叹息着停住脚步，心不在焉地望着远处，仿佛在眺望未来似的……是的，很多人都真诚地、高高兴兴地向我表示祝贺。我觉得，大家似乎都对我更加亲热起来了。显然，我已不再是他们的人了；他们在向我告别。贵族出身的波兰人克—钦斯基，是个文静温顺的青年人，他也象我一样，闲暇时喜欢长时间地在院中散步，他希望借助于新鲜空气与活动来保持身体健康，以弥补夜间狱室里的污浊空气所带来的危害。“我急切地盼望着您出狱，”有一次散步时他碰见我，面带微笑地对我说，“等您一出狱，我就会知道，离我出狱的那一天还有整整一年。” 我要在这里顺便指出，由于耽于幻想和长期脱离现实，我们囚犯心目中所想象的自由，似乎比真正的自由即现实生活中的那种自由还要更加自由。囚犯们往往夸大真正的自由这一概念，这也是很自然的，这正是每个囚犯的特点。在囚犯们看来，任何一个衣服褴褛的勤务兵几乎都是一位王子，和囚犯们相比，他们几乎都是自由人的化身，就因为他们没有被剃光半边头，他们不带脚镣，不受监押。 出狱那天的前夕，在暮色苍茫中，我绕着监狱的木桩栅作最后一次散步。在那些年月里，我围绕着这些木桩散步何止有千百次啊！在我入狱后的第一个年头，我常常独自一人，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在这里流连徘徊。我记得，我当时曾屈指计算过我还将在这里度过多少时日。天哪，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们那只鹰被俘后的生活也是在这里，在这个角落里度过的，彼得罗夫也经常在这里和我相遇。就是现在，他也没有离开我。他跑过来，象是想要猜测我的心事似的，默默不语地在我身旁走着，又仿佛暗自对什么感到惊奇。我默默地向我们狱室周围那些已经变黑了的圆木桩告别。当时，在我刚入狱的时候，这些圆木桩在我看来都是多么冷漠无情呵！和那时相比，它们现在想必也已衰老，不过，我并未觉察出有什么不同。有多少青春被白白地埋葬在这堵狱墙之下了，有多少伟大的力量被白白地毁灭在这里了啊！应该把一切实话都说出来：这些人都是一些不平凡的人，他们也许是我国人民中最有才华、最强有力的人。然而，他们那强大的力量却白白地被毁灭掉了，被疯狂地、非法地、无可挽回地毁灭掉了。这是谁的过错呢？ 这究竟是谁之罪？第二天天刚亮，在出工干活以前，我到各狱室向全体囚犯告别。许多长满老茧的有力的大手亲热地向我伸过来。有的人满怀狱友的情谊握住我的手，但这样的人并不多。另外一些人已十分清楚，我马上就要成为和他们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人了。他们知道我在本城有一些熟人，我马上就要离开这里到那些老爷家去，又要和那些老爷平起平坐了。他们都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因而在和我告别时虽然态度也很和蔼可亲，但却远远不象是跟一位难友告别，反倒象是和一位老爷告别。有些人转过身去不看我，显得十分冷淡，对于我的告别话也不作回答。有几个人甚至用充满敌意的目光看着我。 上工鼓敲响了，大家都出工干活，我留下来。这天早晨苏希洛夫起得比谁都早，他急急忙忙地赶快把茶给我准备好。可怜的苏希洛夫啊！当我把几件旧狱服、衬衫、脚镣带和一些钱送给他的时候，他竟失声痛哭起来。“我需要的不是这些，不是这些呀！”他一边用力咬住他那颤抖的嘴唇，一边说，“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您知道您走后我会失掉什么吗？没有您，我在这儿还能依靠谁呀！”我和阿基姆·阿基梅奇作最后一次告别。 “您也快啦！”我对他说。 “我还早着呢，我还得在这里蹲很长的时间，”他一边握着我的手，一边喃喃地说。这时，我搂着他的脖子，我们互相亲吻了一阵。 囚犯们上工十分钟以后，我和另外一位跟我同时入狱的难友也走出监狱，我们永远不再回来了。为了把脚镣卸掉，必须直接到锻工车间去。这时已没有荷枪实弹的卫兵押送我们，只有一名军士跟随我们一同去。在锻工车间给我们摘除脚镣的也是我们的囚犯。在给我那位难友摘脚镣时，我站在一旁等着；然后我走到铁砧跟前。铁匠们让我转过身去，背向着他们，他们从后面抬起我的脚，放在铁砧上……他们忙乱了一阵，都想把这件活干得更灵巧、更出色些。 “铆钉，铆钉，先转动铆钉！……”一位年纪较大的锻工喊道：“把它放下，就这样，好啦……现在用榔头砸吧……” 铁镣掉在地上。我把它拣起来，擎在手里，最后看了它一眼。想起来多么奇怪啊：它刚才还戴在我脚上呢。 “好啦，愿上帝保佑！上帝保佑！”囚犯们用断断续续、粗声粗气、但似乎又有点高兴的声音说。 是啊，愿上帝保佑！自由，新生活，死里逃生……多么美好的时刻啊！================================译后记 《死屋手记》是一部描写沙俄时代监狱生活的小说，它的引言和第一章最初于一八六0年九月一日发表在《俄罗斯世界》上，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二年又陆续在《时报》上全部刊出。 十九世纪中叶，俄国的封建农奴制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上要求废除农奴制、实行变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各种具有民主倾向的进步团体不断出现；与此同时，尼古拉一世及其鹰犬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黑暗统治，对国内进步势力加以疯狂打击与迫害，把很多知识界人士关进监狱或发配边疆，妄图把他们同人民群众隔离开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因为参加进步青年团体——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而被捕入狱的。 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于一八四九年春被捕，审讯持续了八个月，其中有二十一人以“参与阴谋活动”的罪名被判死刑，重要的证据之一是他们在集会上宣读了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那封著名的信。在十二月一个严寒的日子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其他成员被绑赴刑场。刽子手给他们披上白色尸衣，准备行刑，这时突然宣布：最高当局决定将死刑改为发配西伯利亚服苦役。 一八五0年一月二十三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之一、诗人杜罗夫一起，被押解到西伯利亚鄂木斯克军事监狱，开始了四年漫长的苦役生活。 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投进了“漆黑的地狱之中”。苦役虽然使他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他的世界观，却未能蒙住作家聪慧锐敏的眼睛。这个期间，他广泛地接触狱友，细心观察和研究囚犯们的生活，搜集材料，构思未来的作品。严酷生活的篇章，丰富而强大的人民精神，展现在作家面前。在昏暗窒闷的囚犯病房里，他俯身在小桌上，将自己的印象、感受以及许许多多的民间谚语和俗语，记在他那本《西伯利亚笔记》里。这本笔记被保存了下来，里面记载的许多材料后来都被作家写进《死屋手记》和其他作品中了。一八五四年二月，陀思妥耶夫斯基获释出狱后，在给其长兄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中写道，他在苦役期间搜集的材料“足足能写成几本书，……我从监狱里带出来多少人民的典型人物和性格啊！我曾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因此我十分了解他们……” 《死屋手记》发表后，立即为革命民主主义阵营所接受，被看做是“对卑鄙龌龊的俄国现实生活的愤怒揭露”。除了一小撮反动的当权者以外，绝大多数读者和评论家都热烈欢迎这部作品。一八六一年十二月末，屠格涅夫从巴黎写信给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十分感谢您惠寄《时报》两期，拜读后，甚感满意。我特别喜欢您的《死屋手记》，关于澡堂情景的描写，在文风上很象但丁；您对于笔下的各种人物(例如彼得罗夫)，都有很多细腻而真实的心理描写。” 赫尔岑为向俄国国外读者介绍《死屋手记》，做了大量的工作，并有过精辟的论述：“此外，且不可忘记，这个时代①还给我们留下一部了不起的书，一部惊心动魄的伟大作品，这部作品将永远赫然屹立在尼古拉黑暗王国的出口处，就象但丁题在地狱入口处的著名诗句一样惹人注目，就连作者本人大概也未曾预料到他讲述的故事是如此使人震惊；作者用他那戴着镣铐的手描绘了自己狱友们的形象，他以西伯利亚监狱生活为背景，为我们绘制出一幅幅令人胆战心惊的鲜明图画。”***************************①指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农奴制改革前社会思潮高涨时期。*************************** 《死屋手记》使陀思妥耶夫斯基蜚声于世界文坛。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前，还没有一个俄国作家对西伯利亚苦役生活作过如此深刻动人的描写。苦役监狱里关押着各种各样的囚犯，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因反抗沙皇政府的统治而被流放到这里来的。囚犯们每天被迫参加繁重的劳动，稍有一点越轨行为，就要遭受狱吏的严刑拷打，在肉体上和精神上受到极其严重的摧残。打开《死屋手记》，一幅幅关于苦役生活的生动鲜明的画面，一段段对囚犯心理的描写，一件件离奇怪诞的犯罪事实，立刻紧紧地扣住了读者的心。 这部小说在结构上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每章既是整体的一部分，又是一篇完整的作品；每一章都和整部小说的主题紧密相关，都是为描写监狱生活服务的，对个别人物的刻划也都服从于这一主要任务。 然而，仅仅从描写监狱生活的角度来评价《死屋手记》，显然是不够的，作品的题材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讲述囚犯的经历以及他们所犯的罪行时，往往进一步探究他们犯罪的社会原因。囚犯并非都是天生的“恶人”或“痞子”。“到处都有好人和坏人”，监狱里的囚犯“也许一点儿也不比那些还留在狱外的人更坏”。囚犯也是按照同样的生活规律生活着，他们同样具有人的思想感情，“这些人善于思考，富有感情，尽管他们被一层令人厌恶的外壳包裹着”。囚犯也是人，因而应该受到人的待遇，——这是贯穿全书的一个主导思想。另一方面，作者对于那些草菅人命的各级官吏和刽子手则充满强烈的愤怒。《死屋手记》中这种人道主义立场曾受到民主主义评论家皮萨列夫的高度赞扬。皮萨列夫在一篇专门评述这部作品的论文《已经死亡和正在死亡的》中写道：“大概未必用得着向那些有头脑的读者证明，一个被剥夺了一切公民权的罪犯，仍然具有人的思想感情。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并非所有的读者都是有头脑的，因而，在我们这个时代，谈论囚犯的人类尊严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危险的。”这里顺便提一下，就因为这篇文章，皮萨列夫几乎受到沙皇政府的审讯。《死屋手记》最初在杂志上发表时，也曾受到书报检查机关的种种刁难和阻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本书中还提出了一些十分重要的社会问题，如平民对贵族和官僚的态度、金钱的作用、劳动的作用等等。一般囚犯对贵族出身的难友的敌视态度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大为吃惊，这在《死屋手记》中有大量的描写，并从社会学的角度作了解释。在这方面，《请愿》一章写得特别深刻。尽管贵族出身的讲故事者戈梁奇科夫完全理解囚犯们对贵族的仇视心理，并竭力为这些囚犯辩护，但他们并没有把他看作是“自己的朋友”。普通劳动人民和贵族地主阶级之间“似乎永远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在《死屋手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卓越的艺术才能塑造了一些普通人民的光辉形象。作者往往用很短的篇幅，淡淡几笔就把他们勾画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例如他笔下的彼得罗夫、巴克卢申、库利科夫等都具有鲜明的个性，他们渴望生活，向往自由，和那些所谓有教养的人的悲观、仿徨、怨天尤人的精神状态迥然不同。他们大都一生坎坷，颠沛流离，受尽了欺压和凌辱。艰苦的生活环境迫使他们走上犯罪的道路，但他们在内心里都认为自己是无罪的，他们从未受到过良心的谴责，也从未感到过懊悔，他们对自己作为一个人的神圣权利充满坚定的信念。陀思妥耶夫斯基坚信，如果处在另外一种环境下，这些囚徒的天性和优良品质就会得到完全不同的发展。作家在本书最后一章中曾感慨系之地写道：“这些人都是一些不平凡的人，他们也许是我国人民中最有才华、最强有力的人。然而，他们那强大的力量却白白地被毁灭掉了，被疯狂地、非法地、无可挽回地毁灭掉了。这是谁的过错呢？这究竟是谁之罪？” 然而，必须指出，被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正面人物来描写的并不是这些叛逆者，而是文静温顺的少年阿列伊、心地善良的寡妇娜斯塔霞·伊万诺夫娜以及那个从斯塔洛杜布旧教徒村来的殉教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中初步提出了一种道德规范，并错误地把它当作俄国人民的最高理想。天性的纯洁与高尚，对宗教的笃信，真诚的人类之爱——这就是他赋予他所喜爱的人物的主要持点。作家在后期作品中塑造的梅什金(《白痴》)，阿辽沙(《卡拉马佐夫兄弟》)等形象，更进一步发展了这些特点。列夫·托尔斯泰特别重视《死屋手记》的这一方面，并从中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本人的信念十分接近。托尔斯泰在一八八0年九月二十六日致友人斯特拉霍夫的信中写道：“我近日身体不适，一直在读《死屋》。反复读了多遍，不忍释手，我认为在包括普希金在内的整个新文学中，再也没有比这本书更好的书了。书中的观点(我不是指它的基调)令人惊叹：真挚而朴实，符合基督教精神。这是一本富有教益的书。我昨天反复欣赏了一整天，我很久没有得到过这样的艺术享受了。如若见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请转告他：我喜爱他。” 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宗教信仰的空洞说教，他所宣扬的逆来顺受、超阶级的人类之爱等不健康思想，早已被革命人民所摒弃，但他那些以强大的艺术力量描写现实生活、反映群众的深重苦难和对统治者的愤怒抗议的伟大作品，却永远活在人民心中。无怪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俄国进步青年，一方面谴责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宣扬的消极思想，另一方面却在大庭广众之中公开朗诵《死屋手记》，并对它的作者报以热烈欢呼。王健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