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屋手记》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部引言　　在西伯利亚的一些僻远地区，在草原、高山或无法通行的森林中间，偶尔会遇到一些有一、两千居民的小县城，这些小县城里的房屋都是木头的，并不美观，每个县城有两座教堂——一座在城里，另一座在墓地；这些小县城与其说象城市，还不如说象莫斯科郊外较大一点的村庄。这些小县城一般都派驻有相当多的县警察局长、陪审员和各种下级官员。一般说来，尽管西伯利亚气候寒冷，但在这儿当差奉职却是特别舒适的。居民朴实，缺乏自由主义思想，一切秩序都是旧式的、始终不变的、世世代代为人们所尊崇的。那些实际上在西伯利亚充当着贵族角色的官吏们，或者是本地的土著即西伯利亚人，或者来自俄罗斯，大部分则来自京都，他们都是被那额外的薪俸、双倍的驿马费或令人向往的日后的美好前程吸引来的。其中善于解答人生之谜者，几乎总是留在西伯利亚，高高兴兴地在那儿扎下根来，尔后结出丰硕、香甜的果实。另外一些处事轻率、不善于解答人生之谜的人，则很快便对西伯利亚厌倦起来，他们满腹忧愁地暗自问道：为什么要到西伯利亚来呢？于是他们急不可待地盼望着法定的三年任期的终结，任期一满，便立即请求调离职守，返回故里，并对西伯利亚大加咒骂和嘲笑。其实，他们错了：别说从当差奉职这个角度来看，就是从其他许多方面来看，在西伯利亚也是有福可享的。这里气候良好；这里有很多家资巨富而又慷慨好客的商贾；这里有很多非常富有的非俄罗斯人。这里的小姐们更是象玫瑰花一样美丽，而且品德都极为高尚。这里的飞禽走兽在大街上乱飞乱跑，自投于猎人的罗网之中。香槟酒可以尽情地喝，至于鱼籽酱，则更是味美异常。说起农作物的收成，有些地方常常是春播一升谷，秋收万斗粮……总之，此处真乃福地也。只要会享受它就行。在西伯利亚，人们是会享受的。　　在这些喜气洋洋而又自我满足的小县城当中，有一个小县城连同它那十分可爱的居民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这个小县城里，我遇见过一位叫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戈梁奇科夫的流放犯——他出生在俄国，从前是贵族兼地主，后来因为杀死妻子变成了第二类苦役流放犯。他服满法定的十年苦役后，作为一个移民在K城定居下来，恭顺地、无声无息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他虽然被正式登记为该城的城关居民，但却住在城里，因而得以依靠给孩子们讲授功课为生。在西伯利亚的一些县城中，常常有请流放犯当家庭教师的情况，人们并不歧视这些人。他们主要是教法语，这种语言在社交场所是十分需要的，如果没有他们当教师，在西伯利亚的一些僻远地区，人们对法语就会一无所知了。我第一次遇见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是在一位功勋卓著而又慷慨好客的旧官吏伊万·伊万内奇·格沃兹季科夫的家里。这位官吏有五个年岁大小不等的女儿，她们都有各自的锦绣前程。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每周给她们上四次课，每次报酬为三十戈比。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的外貌引起了我的兴趣。他面容十分憔悴，瘦瘦的个儿，年岁还不算老，只有三十五岁左右，身体矮小而孱弱。他总是穿西装，衣着整整齐齐。当你同他谈话时，他总是聚精会神、专心致志地盯着你，十分有礼貌地倾听着你的每一句话，仿佛对你的每一句话都在加以深思，又仿佛你是在用提问盘诘他，想要探听出他的什么秘密；对于你提出的问题他总是给予明确而简短的回答，但却认真掂估着每句话的份量，使得你不知为什么会突然感到不自在起来，到最后，连你自己也希望赶快结束这场谈话。我当时曾向伊万·伊万内奇打听过他的情况，他说戈梁奇科夫在为人方面是无可指责的，而且品行端正，否则伊万·伊万内奇就不会聘请他给自己的女儿们讲课了；但他性情十分孤僻，不同任何人来往；他知识渊博，读过很多书.，但却沉默寡言；一般说来，要想同他进行推心置腹的谈话，是十分困难的。有人断言，他多半是个神经失常的人，虽然人们并不认为这是多么了不起的缺点，就连城里许多有名望的人，对他还另眼看待呢；人们都说他会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因为他会写呈文等等。大家揣想，他在俄国内地大概有很多亲戚，而且可能还是一些很有地位的人，可是大家也知道，自从他被流放以来，他便毅然决然地同他们断绝了一切来往，—总之，他在摧残自己。此外，我们全都了解他的一些往事：婚后不到一年，他出于嫉妒就把自己的妻子杀了，然后又去自首(这样就大大减轻了他的刑罚)。人们往往把这类罪行看做是一种不幸，并替犯这类罪行的人感到惋惜。尽管如此，这个怪人仍然执拗地回避着一切人，只是在教课时，他才抛头露面。　　起初，我并没有特别注意他，可是后来，连我自己也不知为什么，我竟渐渐开始对他发生了兴趣。他身上有一种令人琢磨不透的东西。要想同他进行交谈，是根本不可能的。当然啦，对于我提的问题他总是给以回答，而且往往带着这样的神清，仿沸认为回答我的问题是他首要的责任似的；可是不知为什么，等他回答完我的问题以后，我就不愿再多问他什么了；每次谈完话，他脸上总是流露出一种痛苦和疲倦的表情。我记得有一次，那是在一个挺好的夏天的傍晚，我和他一起从伊万·伊万内奇家出来，我忽然想请他到我家去坐坐，抽支香烟。我简直无法形容当时他脸上流露出来的那种惊骇万状的神色；他完全惊慌失措了，嘴里开始嘟哝出一些不相连贯的话来，他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然后突然拔腿朝相反的方向跑去。我感到十分诧异，从那以后，每逢遇到我，他仿佛都带着一种惶惑不安的神情看着我。不过，我也并未就此罢休，我很想去看看他，一个月以后，我竟无缘无故地亲自去登门拜访戈梁奇科夫了。当然啦，我这样做也难免有些愚蠢和鲁莽。他寄居在城边上一位老太婆的家里，那位老太婆家里有个患肺病的女儿和一个小外孙女，小外孙女是个私生子，才十岁左右，长得十分漂亮，而且十分活泼可爱。我走进屋时，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正和小女孩坐在一起，教她念书。他看见我以后，显得十分困窘，仿佛他正在干一桩犯罪的事情被我当场抓住了一样。他惊恐万状，霍地从椅子上站起身来，瞪大眼睛瞧着我。我们好歹总算坐下来了；他留心观察着我的每一个眼神，仿佛疑心我的每一个眼神里都有特别神秘的涵义。我看得出来，他这个人已经多疑到了发狂的地步。他悻悻地望着我，几乎就要说出：“你怎么还不赶快从这里给我走开了？”我同他聊起天来，谈起我们的这个小县城和一些日常新闻；他却避而不答，只是恶狠狠地冷笑着；看来，他不但不了解那些最普通的、人所共知的城市新闻，而且对它们也不感兴趣。后来，我又谈起我们这个地区以及这个地区的需求，他仍一言不发地听我讲，而且十分奇怪地瞧着我的眼睛，弄得我最后竟为我们这次谈话感到不好意思起来。不仅如此，我手里拿着的一些新书和报刊也险些儿惹恼了他，这些书刊是我刚从邮局取来的，我表示愿意把这些尚未裁页的新书借给他看。他贪婪地朝书刊看了一眼，但随即又改变了主意，推辞说没工夫阅读，拒绝了我的建议。最后，我向他告别，走出大门以后，我觉得仿佛有千钧重担从我心头掉落了下来。我感到十分羞愧，觉得死死纠缠着这样一个决心要永远与世隔绝的人不放，是极其愚蠢的。不过，事情毕竟已经这样做了。我记得，我在他屋里几乎连一本书也没有发现，可见，人们说他读过很多书，那是不确实的。不过后来，当我有两三次在深夜里从他窗前走过时，我发现屋里有灯光。他通宵达旦地坐在屋里干些什么呢？莫非是在写作吗？若是这样，他又在写些什么呢？　　后来我因事离开我们的小县城约有三个来月。返回时已是严冬，我听说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已于秋天亡故了，他是在孤独无依中死去的，甚至连一次医生也没有请过。县城里的人几乎已经把他给忘记了。他的住房空荡荡的。我立即把女房东请来，想从她那里打听一下：她的房客临死前都在干些什么？他写过什么没有？我给了她二十戈比，她把死者留下的一大筐碎纸抱到我面前。老太婆告诉我，有两个本子已被她撕毁了。她是一个悒郁不乐、寡言少语的老太婆，从她嘴里很难探听出什么有用的东西。关于自己的房客，她没有向我提供任何特别新鲜的情况。据她说，他几乎从来都不做任何事情，一连几个月都不翻翻书本，也不提笔写字，但却整夜整夜地在屋里踱来踱去，老是在沉思默想，有时还喃喃自语；他非常喜欢并怜爱她的小外孙女卡佳，特别是当他知道小外孙女的名字叫卡佳以后，每逢圣卡捷琳娜节，他都要去祭祀某个人。他不喜欢接待客人，只是在教孩子们功课时，他才出门；甚至当这位老太婆每周一次照例给他整理房间的时候，他都拿白眼瞥着她。整整三年期间，他从未跟她说过一句话。我问卡佳：她是否还记得自己的老师？她默默无语地看了我一眼，转过身去，对着墙壁哭了起来。看来，这个人也会使人喜爱他的。　　我把他的碎纸带回去，整理了整整一天。这些碎纸有四分之三都是一些没有写过任何字的空白纸，或者是一些带有书法示范字样的学生作业。不过我也从中发现了一个相当厚的本子，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但却没有写完，很可能是被作者本人遗忘在一旁了。这是一部手稿，是关于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所度过的十年苦役生活的描述，虽然很不连贯。手稿中有些地方断断续续，中间穿插着一些荒诞离奇而又惊心动魄的回忆，那些回忆仿佛是为某种情势所迫而匆忙写成的，字体大大小小，极不均匀。我曾多次反复阅读过其中的一些片断，我几乎确信这些回忆都是在精神失常的状态下写成的。不过据我看来，这本苦役生活手记(或者叫做“死屋手记”——这是作者本人在自己的手稿中给它取的名字)，也并非索然无味。一个至今尚未为人所知的崭新的世界，一些离奇怪诞的事实，一些关于潦倒的人们的专门记载，把我给吸引住了，其中有些章节我还颇有兴味地诵读过。当然啦，也可能是我错了。现在不妨先选取其中两三章来试试，让公众去作评判吧……第一章 死屋　　我们监狱位于要塞的边缘上，紧靠着要塞围墙。有时，你透过木桩栅的缝隙向外窥视上帝的世界，看看能否瞧见点儿什么？——你看到的只是一小块天空，高高的、野草丛生的土围墙，日日夜夜在围墙上来回巡逻的卫兵；这时你会这样想：若干年后，倘若再来透过木桩栅的缝隙向外窥视，你看到的大概仍将是这堵围墙，同样的卫兵以及那块小小的天空，不过，那天空并不是监狱上面的天空，而是另外一个遥远的、自由的天空。监狱大院长二百步，宽一百五十步，呈不规则的六角形，四周被高高的木桩栅围起来，木桩栅是由一根紧挨着一根深埋在土里的、上端削尖、横钉着木板条的高大木桩构成的：这就是监狱最外面的一道院墙。院墙的一边开着一道坚固的大门，大门总是关闭着，日日夜夜由卫兵守卫着，只是在需要放我们出去干活的时候才打开。这座大门外面便是光明而自由的世界，那里的人们过着真正的人的生活。生活在院墙里面的人，往往把外面的世界想象为某种无法达到的仙境。这里是一个独特的世界，它和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一样；这里有它自己独特的法律，自己的服装，自己的风俗习惯，这里是一座真正的死屋，这里的生活和其他任何地方的生活都不相同，人也是特殊的。我现在要叙述的就是这个特殊的角落。　　你一走进这个大院，便会看见院子里有几排房屋、两排长长的木房沿着宽阔的内院两侧伸展开去，这就是狱室，囚犯们分类住在这里。接着，院子深处有一排同样的木房，这是伙房，它分为两部分；再往后，还有一排木房，它是一排被当作贮藏室和库房使用并堆放杂物的棚子。院子中间空荡荡的，是一块相当大的平地。犯人在这里集合排队，早上、中午、晚上在这里点名，有时一天要点好几次名——这要根据卫兵的多疑程度以及他们计算人数的能力而定。周围，木房和木桩栅之间，还有一大片空地。犯人中那些性格孤僻而又郁闷的人，都喜欢在工余时间到木房后面去散步，以避开众人的眼睛，想自己的心事。我常常在散步时和他们相遇，我喜欢端详他们那抑郁不乐、打着烙印的面孔，揣测他们都在想些什么。有个流放犯喜欢在空闲时数木桩的数目。木桩共有一千五百根，他一根一根地数着，并在上面做记号。每根木桩代表一天，他每天记下一根，这样，根据尚未做记号的木桩的数目’，一眼便可以看出，到刑期结束时他还要在狱中待多少日子。当他记完这六角形的木桩栅的一边时，他感到由衷的高兴。他还得在狱中度过很多年头；不过，在监狱里是有时间学会忍耐的。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在狱中被关押了二十年的犯人，在获释时如何向狱友们告别。有人记得他最初入狱时还很年轻，那时他无忧无虑，既不考虑自己的罪行，也不考虑对自己的惩罚，可是出狱时他已变成一位头发斑白的老人，面色忧郁而愁苦。他默默不语地走遍我们所有的六个狱室。他每走进一个狱室，便向圣像祈祷，然后向狱友们深深地鞠躬，请求他们原谅。我还记得，有个犯人入狱前原是西伯利亚的富裕农民，一天晚上被叫到传达室。半年前他曾得到通知说，他原来的妻子已经改嫁，因此他伤心得要命。可是现在她却亲自探监来了，并给他送来了东西。他们谈了大约两分钟，两个人恸哭了一场，便永别了。等他回到狱室时，我看到了他脸上的表情……是的，在这个地方，人是可以学会忍耐的。　　天一黑，我们便被关进狱室，一夜不许出屋。每当我走进我们的狱室时，我心里总是感到十分沉痛。一排又长又矮又令人窒息的大房间，动物油蜡烛发出朦胧的光线，屋里充满着使人喘不过气来的闷热气味。我直到现在还不明白，我怎能在这儿度过了十年。我在通铺上占有三块木板：这就是我的全部位置。在我们这间狱室的通铺上，一共睡着三十个人。冬天，门很早就上了锁，可是要等大伙都躺下睡觉，还得等上四个小时；睡觉前是一片喧哗声，吵嚷声，笑声，咒骂声，镣铐的叮当声，油烟的气味，剃去半边的头，打着烙印的脸，破衣烂衫，全都是被责骂和被侮辱的……唉，人的生命力真强啊！人是一种能习惯于任何环境的动物，我以为给人下这样一个定义是最恰当不过的。　　我们监狱里关押着二百五十个人——这个数字几乎是固定的。一些人被送进来，另一些人期满后被放出去，还有的则死在狱中。唉，这里什么样的人没有啊！我想，俄国的每一个省、每一个地区，大概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被关在这里。这里也有非俄罗斯人，有几个流放犯甚至来自高加索山区。所有的犯人都是按照犯罪的程度来划分的，也就是说按照他们刑期的长短来划分的。应当说，这儿各种各样的罪犯都有。民事苦役流放犯是全狱犯人的基础。这类犯人的一切权利均被剥夺，他们已与社会完全失掉了联系，他们脸上的烙印永远证明他们是被抛弃的人。他们被流放到这儿来服苦役，刑期一般是八至十二年，’刑满后作为移民被发配到西伯利亚的一些乡村。这里也有军事犯，他们的公民权未被剥夺，其处境类似俄国某些军犯连中的犯人。他们的刑期较短，刑满释放后往往被送回原地或西伯利亚的一些边防营去当兵。可是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释放后，往往因再次犯下重大罪行而又立即被送回监狱里来，不过这次刑期就不是短期，而是二十年了。人们把这类罪犯叫做“终身犯”。尽管是“终身犯”，但他们的公民权并未完全被剥夺。最后，还有一类最可怕的犯人，他们人数颇多，主要是军人。这一类叫做“特别部”。犯人是从俄国各地发配到这儿来的。他们自认为是“终身犯”，也不知道自己的刑期。按照法律，他们应当从事两倍或三倍的苦役劳动。在西伯利亚开设最繁重的苦役营以前，他们一直被关押在监狱里。“你们服苦役有期，而我们服苦役无限”——他们对其他犯人这样说。后来，我听说这一类苦役犯被废除了；此外，在我们要塞里，连民事犯部也被取消了，而只设单一的普通军犯连。当然，与此同时，狱方长官们也有所调换。所以，我所描述的是早已逝去的往事了……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这些往事现在回忆起来，犹如一场噩梦。我还记得我入狱时的情景。那是在十二月里的一个傍晚。已是黄昏时分，犯人们收工回来，正准备点名。一个大胡子士官终于把通向这座奇怪的牢狱的大门给我打开，让我走了进去。从这时起，我将要在这座牢狱里度过许多个年头，经受许许多多的艰难困苦，如果不是亲身体验过，我对于这种艰难困苦是不会有任何了解的。比方说吧，我无论如何也不敢设想：在整整十年服苦役期间，我从来没有单独一个人在一起过；一次也没有，就连一分钟也没有过。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更令人痛苦的呢？干活时，有卫兵监视，回到监狱，有二百多个狱友和我在一起，我一次也没有单独一个人在一起过！不过，还有比这更使我不习惯的事情呢！　　这儿有出于无意而误杀了人的杀人犯，也有杀人成性的凶手，有强盗，也有强盗首领。有骗子手，有掏腰包的扒手，有小偷和无业游民。还有一些人，很难断定他们是因为什么到这里来的。然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这些经历就象昨天醉后的狂态那样含糊不清和令人感到痛心。一般说来，他们很少讲述自己的经历，显然他们都竭力不去回忆往事。我认识的人中，甚至有几个是杀人凶手.，然而他们总是那样愉快活泼，那样无忧无虑，我敢打赌说，他们的良心从来没有责备过他们自己。但是也有一些悒郁寡欢的人，他们几乎总是沉默不语。总之，很少有谁讲述自己的往事，问长问短的风气在这里并不盛行，不知为什么这里却没有这种习惯，都认为这样做是不适宜的。有的人只是因为无事可做，才偶尔说起话来，.另一个人则冷淡而郁郁不乐地听着。在这里，谁也不会使人感到惊奇。“我们都是识字的人！”——他们常常用十分自负的口吻说。我记得，有个强盗有一天喝醉了酒(监狱里有时也可以弄到酒)，开始讲起他怎样杀害了一个五岁的小男孩：他起初用玩具把小男孩引诱到一个空棚子里，然后就在那里把小孩杀死了。当时正在听他讲笑话的全狱室的人，都异口同声地喊叫起来，那个强盗这才不得不住了口；全狱室的人之所以喊叫，并不是由于气愤，而是因为不应该讲这种事，因为讲这种事是不适宜的。我要顺便指出，这些人确实都识字，这是从“识字”这个词的直接意义上讲的。他们当中大概有一半以上的人都会读会写。在俄国人集中的地方，你能在哪里从二百五十个人中间找出一半识字的呢？后来我听说，有人从这类统计数字中得出结论说：读书识字能摧残人。这种结论是错误的：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有另外的原因；虽然不能不同意，读书识字能激发人的自信心。但这完全不是缺点。从服装上便可以区分出犯人的不同类别：有些人的短上衣一半是暗褐色，另一半是灰色，裤子也是一样——一条腿是灰色，另一条腿是暗褐色。有一次，我们正在干活，一个卖面包圈儿的小女孩走到犯人跟前，她把我端详了好一阵，然后突然放声大笑起来，喊道：“唉呀呀，真难看！灰布不够用，黑布也短缺！”还有一些人，上身全是灰色，但袖子却是暗褐色的。我们的头也剃得互不一样：一些人竖剃半边头，另一些人则横剃半边头。　　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个奇怪的大家庭中的人，有着一些明显的共同点；就连那些自以为比别人优越、个性最突出、脾气最古怪的人，也力求同整个监狱的共同点协调起来。一般说来，除了那些一味取笑逗乐而被大家看不起的少数人以外，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一些抑郁寡欢、喜欢嫉妒、虚荣心很重、自我吹嘘、器量狭小而又十分注重外表的人。谁若对任何事物都不感到惊奇，便被认为是最大的美德。他们都十分注重自己的外表，爱面子都爱到了发狂的程度。然而最傲慢的表情，有时也会突然间闪电般地变为最怯懦的表情。有几个真正是膂力过人的人，他们纯朴憨厚，也不装腔作势。但说也奇怪，就是在这些膂力过人的囚犯当中，有些人也十分爱虚荣，几乎成了病态。总之，虚荣和外表是最重要的。其中大多数都腐化堕落到了可怕的程度。拨弄是非、造谣中伤的事情经常发生：这儿简直是地狱一般的环境，漆黑一团，令人无法忍受！但是对监狱内部的常规和惯例却无人敢去违抗。有些个性很强的人，起初觉得这种常规和惯例很难遵守，但毕竟还是遵守了。有些犯人，在自由时由于过于鲁莽和胆大妄为而终于犯罪，被捕入狱；他们所以犯罪，似乎并非出于本意，似乎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他们仿佛是在神志不清、迷离恍惚的状态下犯罪的，往往是由于虚荣心膨胀到了最大限度而导致了犯罪。尽管有些人入狱前是全村或全城中最令人可怕的人物，但一进监狱，他们的威风立刻便被刹住了。新入狱的人向四周一瞧，很快就会发现他走错了地方，这里没有人会对他的到来感到惊奇，于是他不知不觉地也就变得俯首听命，屈服于一般的风气了。这种一般的风气表面上表现为某种特殊的自尊感，而这种自尊感几乎是狱中每一个人都具有的。苦役犯和被判刑者的称号仿佛真的是一种头衔，而且是一种荣誉头衔。连一点点羞愧和悔恨的迹象都没有！不过，他们都保持着一种表面上即形式上的俯首听命，以及某种悠闲自在的夸夸其谈习气：“我们都是一些堕落的人，”他们常常这样说，“既然自由时不会生活，那么现在只好穿绿街①，检阅队列了。”——“在家不听父母言，如今要听皮鼓声②。”——“既然不愿金线缝衣，现在只好螂头砸石。”***************************①“穿绿街”是旧俄时代军队中惩罚士兵的一种残酷刑罚。手持树条的士兵站成两行，裸体受刑者从两行士兵中间穿过，每个士兵必须用树条抽打受刑者，否则自己就要受刑罚。②在执行“穿绿街”这一刑罚时，有士兵在旁击鼓。***************************所有这些话，都是作为劝谕人的箴言或谚语而说出的，从来没有当真说过。这些话也只不过是顺口讲讲而己。他们中间未必有人从内心承认过自己的非法性。如果有人试图谴责一个犯人的罪过或把犯人痛骂一顿(虽然谴责犯人是与俄国人的精神不相符合的)，那他就会遭到无休止的辱骂。他们都是一些多么了不起的骂人专家啊！他们骂得既别致又艺术，已经把谩骂提高到一门科学的水平，他们所竭力选择的与其说是刺耳的字眼，倒不如说是带有侮辱性的、能损伤对方精神和思想的词句——这就显得更加别致和更加恶毒了。由于他们经常不断地争吵和谩骂，这门科学便在他们中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些人全都是被迫参加劳动的，因而他们一个个都变得游手好闲，腐化堕落：如果说他们原先还没有腐化堕落，那么在监狱营里他们却都变坏了。他们这些人都不是自愿聚集到这里来的；他们彼此是陌生的。　　“在把我们大家聚集到这儿来以前，魔鬼至少踏破了三双树皮鞋①！”—他们常常这样对自己说；***************************①过去，俄国农民大都穿树皮编的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们从四乏八方聚集到监狱里来，是不容易的。***************************然而接踵而来的就是诋毁中伤、尔虞我诈、婆婆妈妈的拨弄是非、嫉妒、争吵、仇恨，这一切在这地狱般的生活中总是占着首要的地位。任何一个泼妇也不会象这些凶手中间某些人那样善于拨弄是非。我再重复一遍，他们中间也有一些膂力过人的人，这些人一生习惯于出人头地和统治别人，他们老练沉着而又无所畏惧。这些人自然受到人们的尊敬；尽管他们也常常热衷于维护自己的威望，然而他们却不压制别人，也不参与无聊的谩骂，他们都有很强的自尊心，遇事审慎，而且几乎总是服从狱方，——但这种服从并不是出于顺从或自觉地遵守义务，他们仿佛同狱方有一种对双方都有利的默契。不过，大家同他们相处都很谨慎。我记得，这些犯人中间有一个遇事果断而又无所畏惧的人，他那残忍的癖性也为狱方所知，有一次不知因为犯了什么罪而被带出去受刑。当时正是夏天，大家都没有干活。那位直接管辖监狱的少校亲自来到大门旁边的卫兵室里监刑。对于犯人来说，这位少校真乃是他们注定要碰上的凶神恶煞，他残酷地折磨这些犯人，以致他们一看见他就浑身发抖、打颤。他严厉到了极点，正如苦役犯们所说的，他象一只饿虎一样，“见人就扑”。他们最害怕的是他那双锐利的大山猫眼睛，什么事都瞒不过他。他好象什么也不看，其实什么都看见了。从监狱这头一进来，他便知道那头在干什么。囚犯们都管他叫“八只眼”。他采用的管理方法是错误的。他采用的那种疯狂而残忍的管理办法，只能使那些已经十分凶狠的犯人更加凶狠，如若不是他的顶头上司——气度豁达而又遇事审慎的要塞司令时常制止他的野蛮行动，他的那套管理方法恐怕早就闹出大乱子来了。我真不明白，他怎么能得到善终！后来，他退休了，日子过得挺好，而且身体健康，虽然受到了审讯。　　有个犯人，一听到喊他的名字就脸色发白。他受刑时，通常都是一声不响地躺在地上，任人鞭挞，受完刑罚后，霍地站起来，冷静而严肃地对待这次倒霉事件。尽管如此，狱方对待他仍然十分谨慎。可是这一次不知为什么他却认为自己是无罪的。他脸色苍白，悄悄地背着卫兵把一把锋利的英国制鞋匠用刀藏在袖筒里。在狱中，刀或任何别的锋利器具是被严格禁止的。常常进行突然而严格的搜查，违法者要受到严厉的惩罚；不过，一个小偷要想把什么东西藏起来，那是很难搜查出来的，而刀子或其他工具在监狱里又是时常需要的，因此，不管如何搜查，这些东西从未被搜净过。如被搜去，立刻又弄出新的来。这时，全狱的犯人都跑到木桩栅跟前，屏住气息透过缝隙向外观看。大家都知道，彼得罗夫这一次并不想乖乖地躺下挨打，看来，少校的末日来临了。然而就在这紧要关头，我们的少校却坐上轻便马车走了，把行刑的任务委托给了另外一个军官。“上帝亲自搭救了他！”——后来犯人们都这么说。至于彼得罗夫，他却满不在乎地忍受了这次刑罚。他的愤怒因少校离去而消失了。犯人可以顺从驯服到一定的程度，但却不能超越这个限度。顺便说一句，再没有什么比这种急躁心理和执拗脾气的恶性发作更使人感到有趣的了。一个人往往能忍耐若干年，他俯首听命，忍受最残酷的刑罚，可是有时，为了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为了一件微不足道的琐事，甚至什么都不为，却突然发作起来。从某种观点来看，甚至可以把他叫做疯子；可是人就是这样的。　　我已经说过，数年中，我从未看到他们当中有谁曾有过一点点悔过的表示，他们在想到自己的罪行时，一点也不感到沉痛，相反，大多数人在内心里都认为自己是完全无罪的。这是事实。当然，虚荣心、邪恶的榜样、胆大妄为、虚伪的羞愧等等，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另一方面又有谁能够说，他曾探究过这些受到创伤的人们的内心深处，并了解过他们隐藏在内心深处而不为外人所知的奥秘呢？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本来是能够发现、捕捉、探听出这些人心灵中的某种奥秘，以证实这些人内心中的烦恼和痛苦的。但却没有这样做，根本就没有这样过。是的，犯罪行为似乎是不能单从犯罪已构成事实这一现成的观点来理解的，犯罪的哲理要比人们想象的更为深奥。不用说，监狱和强制性劳动制度是感化不了犯人的，这一切只能惩罚他，只能保障社会的安宁，使社会不再遭受这些凶犯的进一步破坏。监狱和最繁重的苦役只能在犯人心中助长仇恨，增强他们对被禁止的安逸享乐的渴求和令人可怕的轻率。我深信，这种受到过分赞扬的单独囚禁制度只能达到虚伪的、骗人的和表面的目的。它吮吸着人的生命之液，摧残、惊吓着人的心灵，使人的心灵衰弱枯竭，然后把这个精神上已枯萎成木乃伊的半疯的人，捧出来当作感化和忏悔的典范。不消说，奋起反抗社会的罪犯是仇视社会的，他们几乎总是认为自己无罪，而有罪的是社会。他们既然受到了社会的惩罚，因而几乎就认为自己是已被肃清、被清算的人了。最后，根据这种观点可以断定，几乎无须再替罪犯本人进行辩护了。尽管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点，但任何人都承认，有些罪行，无论何时何地或依照何种法律来判断，自从有人类以来就被认为是不容争辩的罪行，而且只要有人类存在，仍将被认为是这样的。我只是在监狱里才听到过一些最可怕、最不正常的罪行和最骇人听闻的凶杀事件，可是讲述者在讲述这些事件时却流露出一种十分天真的、抑制不住的嬉笑态度。有一位拭父者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出身于贵族，家里有一个六十岁的父亲，在老人眼里他似乎是一个败家子。他行为十分放荡，到处欠债。父亲约束他，规劝他；父亲有一套房屋和一处田庄，估计还可能有一笔现款，儿子因急于得到遗产，便把父亲杀了。这桩凶杀案一个月以后才被破获。凶手本人最初到警察所声称，他父亲失踪了。整整一个月期间他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可是警察终于趁他不在家的时候发现了尸体。他们院子里有一条很长的上面盖着木板的脏水沟。尸身就躺在这个阴沟里。死者穿得整整齐齐，.那鬓发斑白的头颅被割了下来，但还附在身上，凶手还在死者头下放了一个枕头。尽管他没有招认，法庭仍判决剥夺他的贵族资格，革职并发配服苦役二十年。在我和他相处期间，他的精神状态一直很好，逗笑取乐、喜气盈盈。他是一个性情乖张、轻率浮躁、遇事极不审慎的人，但他绝不愚蠢。在他身上我从未发现有什么特别残忍的东西。犯人们瞧不起他，并不是因为他的罪行(关于这一点人们从来不提)，而是因为他糊里糊涂，因为他的举止令人讨厌，他在谈话中有时也提到他父亲。有一次，当他和我谈到他们家族的遗传因子的时候，他说：“就拿我父亲来说吧，他一直到死从来没有抱怨过他有什么病。”这样的冷酷无情，自然是不能令人容忍的。这是一种特殊现象：这不单纯是犯罪行为，而是一种尚未被科学发现的体质上的缺陷，一种肉体和精神上的畸形发展。自然，我并不相信这种罪行。可是他那些对他的经历了解得十分详细的同乡，也都是这样对我说的。事实是如此明显，使人不能不相信。　　犯人们有一次在夜间听见他在梦中大喊大叫：“抓住他，抓住他！砍掉他的头，头，头！……”　　几乎所有的犯人在夜间都说梦话。他们咒骂，说黑话，刀、斧子等等是他们发梦呓时经常挂在嘴边的字眼。“我们是被人揍得丧魂落魄的人，”——他们常常这样说，“我们的五脏六腑都被人家掏去了，所以夜间才大叫大喊。”　　官方规定的强制性奴役劳动并不是一种工作，而是一种义务，犯人们干完限定的活或消磨完法定的干活时间以后就回监狱。他们仇视劳动。一个人若是没有自己的工作，没有一种能把自己的全部智力和精力都用上去的工作，他在监狱里是不可能生活下去的。囚犯都是一些发育成熟、过过痛痛快快的生活而又非常渴望生活的人，他们被迫聚集到这里，被迫脱离了社会和正常的生活，用什么办法能够让他们在这里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意愿过一种有规律的、正常的生活呢？单是无所事事这一点，就能在他们身上产生出犯罪的特性，关于这种特性他们过去并不了解。一个人如若不劳动，如若没有合法的、正常的财产，他就不能够生存，他就要腐化堕落，变成兽类。因此，在监狱里，由于自然的需求和某种自我保护的本能，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技能和工作。在那漫长的夏日，几乎整个白天都得参加法定的强制性劳动，短短的夜晚只够勉强用于睡眠。然而到了冬天，天一黑犯人照例就被关进狱室。在漫长而寂寞的冬天晚上，他们总可以干点什么了吧？因此，不顾狱方的禁令，每个狱室几乎都变成了巨大的作坊。劳动和工作本身并不被禁止，但却严禁犯人持有工具；可是没有工具是不能工作的，于是他们便悄悄地工作起来，有时连狱方也只好睁一眼闭一眼，佯装看不见罢了。犯人中间有许多人入狱时什么也不会干，但他们向别人学，结果，出狱时他们都成了很好的技术工人。这里有皮靴匠，鞋匠，裁缝，木匠，小炉匠，雕刻匠，镀金工匠。有个叫伊赛·布姆施坦的犹太人，他既是镀金工匠，又是放高利贷者。他们每个人都做点儿什么，都力图赚几个钱。他们常常接受城里的订货。金钱是模压出花纹的自由①，***************************①俄国的金卢布上模压着花纹，这里的意思是说钱能通神。***************************对于一个完全失去自由的人，金钱就更加十倍地贵重了。金钱在他的衣袋里叮当一响，他便得到了一半安慰，即使花不掉它们也是如此。不过，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花掉的，“禁果分外甜”呀！就是酒，在狱中也能够弄到。烟袋是严禁之物，但人人都吸烟。金钱和烟草使得他们不患坏血症和其他疾病。工作使得他们不犯罪，如果不干活，犯人就会象玻璃瓶里的蜘蛛那样互相吞噬。尽管如此，工作和金钱仍是被禁止的。往往在夜间进行突然搜查，所有的禁品全部被搜去，至于钱，无论藏得如何严密，有时仍被暗探搜去。他们之所以都不贮存钱，而是很快地喝掉，其部分原因就在这里；因而酒也被弄进监狱里来了。每次搜查以后，那些犯了过错的人除失去其全部财产外，通常还要受刑罚。尽管如此，每次搜查以后，所损失的东西立刻又弥补上了，新的物品立刻又被弄进来，一切依然如故。狱方也了解这一点，犯人对于受刑罚也不抱怨，不过这种生活仍象是居住在维苏威火山②上一样，令人胆战心惊。***************************②在意大利南部，是世界上馨名的.火山区。***************************　　不会手艺的人则想别的办法搞钱。有些办法也真够独出心裁的了。比方说，有的人专门从事倒卖，有时他们倒卖的东西，就连监狱外面的人也难以想到，甚至算不上是什么东西。苦役犯们都很穷，但做生意的本领却很大。就连一块破布也值钱，也可以利用。由于贫穷，金钱在监狱里的价值和狱外相比也是大不相同的。一件十分复杂并付出了大量劳动的活计，只能赚几个铜板。有些人甚至放起高利贷来，而且很成功。有些陷入困境或被弄得贫困不堪的犯人，常常把自己最后一件东西送到高利贷者那里去典当，以换取几个铜板，而且利息往往高得惊人。那些抵押品若是到期不赎回，便会被人毫不犹豫和毫不怜惜地卖掉；放高利贷这一行业是如此兴隆，以至连公家发给的一些物品如衣服、靴鞋等等，也都成了抵押品，这些东西都是每个犯人随时随地所必需的。然而，在进行这种典当时，往往也发生这样一种并非完全出乎意料的事情：典当者得到钱以后，二话不说，径直跑到直接负责监狱事务的看守长那里去报告，说他把公家发给的东西典当出去了，于是看守长立刻下令把那些抵押物从高利贷者手里取回来，处理这种事情甚至无须向上级报告。更为有趣的是，在处理这种事情时连争吵都没有发生过：放高利贷者一声不响地哭丧着脸把东西退还给物主，好象他自己也已料到，结果必定会是这样的。也许他内心里不得不承认，如果他处于典当人的地位，他也会这样做的。所以，即使他事后骂上几句，那也并非出于恶意，只是为了不使自己感到懊悔而已。　　一般说来，犯人中间互相偷窃之风是相当厉害的。每个犯人几乎都有一个上了锁的小箱子，收藏着狱方发给的东西。小箱子是准许有的，但小箱子也并不保险。我认为可以想象得到，犯人中间有一些非常高明的小偷。我有一个狱友，对我忠心耿耿(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这样说)，但却把我唯一的一本准许在狱中阅读的圣经给偷去了；可是他当天便亲自向我招认了这件事，他所以招认，并非出于悔过，而是由于他看我找了好久，替我感到难过。那些贩酒的人，很快都发了财。关于贩酒的事我以后还要专门讲到，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犯人当中有很多人是走私犯，因此尽管处在严格的监视和警卫之下，他们仍想方设法把酒弄进狱中来，这是不足为奇的。再说，走私，按其性质来说，是一种特殊的犯罪。比方说，你能够想象到，对于某些走私犯来说，金钱和营利并不是主要目的，而只在他们心目中占次要的地位吗？然而，确实有这样的事情。他们热衷于走私，把走私看作是自己的天职。走私犯多少有点象是诗人，有着很高的想象力。他常常孤注一掷，铤而走险，但他狡猾奸诈，善于施展诡计，能够顺利地躲过难关；有时他的行动简直是为某种灵感所驱使。走私的热情是如此强烈，犹如赌博一样。在监狱里，我认识一个犯人，他身体魁梧，但性情却十分娴静、温存、谦恭，很难想象他怎么会被关进了监狱。他性格十分善良，善于与人相处，他在蹲监狱期间从未和任何人争吵过。他是因为走私而被人在西部边界上捕获并关进监狱的，当然啦.，他恶习未改，于是又私运起酒来了。他因为私运酒而被惩罚过多少次啊！而且他非常怕受鞭笞！其实，贩酒本身给他带来的只是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报酬。靠卖酒发财的只是那些生意人。这个怪人纯粹是为走私而走私。他总是象女人那样哭哭啼啼，受过刑罚以后，曾多次发誓洗手不干了。他有时也下过决心来约束自己，但是过不了一个月，最后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由于这些人的走私，监狱里从来没有断过酒。　　最后，犯人还有一项收入，尽管犯人靠它发不了财，但这项收入却是源源不断和大有好处的。这便是施舍品。我们社会中的上层人士不大了解那些商人、小市民和全体老百姓是如何关怀我们这些“不幸的人”的。施舍品几乎总是经常不断，经常布施的是大大小小的面包和面包圈儿，偶尔也有现款。如果没有这些施舍品，许多地方的犯人，特别是那些受严格禁闭的待审犯人，他们的生活就会更加艰苦。犯人们按照宗教仪式平均分享这些施舍品。整块的面包若是不够分，便切成小块平均分给大伙，有时甚至把面包切成六块，每个犯人都能分到一块。我至今还记得我第一次接受现款施舍时的情景。那是在我入狱后不久，有一天我在卫兵的押送下干完早活回来。迎面走来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女孩，小女孩才十岁左右，长得十分漂亮，象一位天使。在这以前我曾看见过她们一次。那女人是一个军人的遗婿。她丈夫是一个年轻的士兵，由于忍受不了刑罚而死在医院囚犯病房里了，当时我也正在住院。母女俩来医院向死者告别，哭得都很悲恸。小女孩一看见我，便涨红了脸，低声跟母亲说了句什么；母亲立刻停住脚步，从衣袋里摸出一个铜板交给小女孩。小女孩跑过来追我……“给你，不幸的人，看上帝的面上，收下这个铜板吧，”——她一边喊，一边跑到我跟前，把铜板塞到我手里。我接过她的铜板，她这才高高兴兴地跑回母亲身边。这个铜板在我身边保存了很久。第二章　最初的印象　　最初的一个月以及我早期的监狱生活，至今记忆犹新。此后几年的监狱生活在我的记忆里却模糊得多了。有些事情仿佛已被忘却，彼此混在一起，只剩下一种笼统的印象：痛苦的、单调的、令人窒息的印象。　　然而我在苦役犯生活的初期所经历的一切，至今回忆起来仍象是昨天发生的一样。这也是很自然的。　　我清楚地记得，从我开始过上这种生活的最初几天起，使我感到惊异的是：我仿佛并未发现其中有什么特别令人吃惊的、异乎寻常的、或者不如说是使人感到意外的东西。这里的一切，似乎早在我前来西伯利亚的途中，当我竭力猜测我未来的命运时，我就想象到了。可是过了不久，无数出乎意外的怪事和骇人听闻的事件，便接连不断地发生。只是到后来，当我在狱中度过了相当长的时期以后，我才充分了解到这种生活究竟有多么奇特，多么不可思议，因此我越发感到惊愕了。老实说，在我服苦役的漫长岁月中，这种惊愕心理一直没有离开过我，我始终也未能适应这种生活。　　入狱后，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这里的一切都令人无比厌恶；尽管如此(说也奇怪！)，监狱里的生活比起我在路途中所想象的却要轻松得多。囚犯们尽管戴着脚镣，但却可以在狱中各处自由行走，他们吵骂，唱歌，干私活，吸烟，甚至喝酒(虽说是少量的)，到了夜间，有的人还斗牌赌博。比如说，在我看来劳动本身并不那么繁重，并不象苦役，只是过了很久以后我才弄明白，这种劳动之所以被称为繁重的苦役，与其说是在于它的艰苦程度和永无休止，毋宁说是在于这是一种被迫进行的、不可逃避的强制性劳动。一个自由的农民所干的活可能要繁重得多，有时甚至还得通宵地干，特别是在夏天；然而他是为自己干活，而且有实际的目的，比起苦役犯被迫从事的这种对自己毫无益处的劳动来就要轻松得多了。有一次我曾这样想：要想把一个人彻底毁掉，对他进行最严厉的惩罚(这种惩罚能使最残忍的杀人凶手也胆战心惊，毛骨惊然)，只须让他干一种毫无益处、毫无意义的劳动就行了。尽管现在的苦役劳动对于苦役犯说来是毫无兴趣和枯燥乏味的，然而就劳动本身来说，它还是有意义的：囚犯们烧砖，挖土，抹灰泥，盖房；这样的劳动还是有意义和有目的的。苦役犯有时甚至醉心于这种劳动，希望把活干得更巧妙、更迅速、更出色。但是如果强迫他，譬如说，把一桶水从一只桶里倒进另一只桶里，然后再从另一只桶里倒回原先的一只桶里；或者让他把沙捣碎，或把一堆泥土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然后再搬回去，——我想，几天之后，这个囚犯就会上吊，或者宁肯犯一千次罪，宁肯死掉，也不愿忍受这种侮辱、羞耻和痛苦。不用说，这样的惩罚也就变成了折磨和复仇，而且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达不到任何实际的目的。但是，由于一切强制性劳动都带有这种折磨人、无意义、使人感到羞辱的成份，因而苦役劳动也就远比任何一种自由劳动更加令人痛苦，因为它是强制性的。　　不过，我是在冬天入狱的，那是在十二月间，当时我还不知道夏季的劳动比这还要艰苦四倍。冬天，我们要塞监狱里的活计一般说来并不多。囚犯们常常到额尔齐斯河上去拆卸公家的旧驳船，在作坊里干活，打扫公房周围的积雪，烧制并捣碎建筑用石膏等等，等等。冬季天短，劳动很快就结束了，我们大伙便早早地回到牢房来，如果不做点私活，几乎就无事可干了。但是，干私活的也许只不过占囚犯的三分之一，其余的人都吊儿郎当地在各个狱室里闲逛，互相咒骂，勾心斗角，惹事生非，如果能弄到几个钱，就去喝酒；夜里则把最后一件衬衫输在打牌上；这一切都是由于苦闷，由于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后来我才明白，在苦役生活中，除了失掉自由，除了强迫劳动以外，还有一种痛苦要比其他一切痛苦都更加强烈，这就是：被迫过集体生活。当然，在别的地方人们也过集体生活，但监狱里往往有些人并不是谁都愿意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而且我确信，任何一个囚犯都感受到了这种痛苦，只是大部分人当然是不自觉地感受到这一点罢了。　　在我看来，食物也是相当充足的。囚犯们都要我相信，在俄国内地的一些军犯连里也没有这样好的伙食。关于这一点我可不敢下断言，因为我没有到过那里。此外，许多囚犯还能自己搞到吃的东西。我们这里的牛肉半戈比一磅，夏天也不过三戈比。但是，能够自己搞到食品的，也只是那些经常搞得到钱的囚犯；大多数囚犯则都是吃公家的伙食。不过囚犯们赞扬监狱伙食的时候，他们指的只是面包。他们感激的是我们这儿的面包是敞开供应的，而不是定量分配。他们最害怕定量分配，因为若是定量分配，三分之一的囚犯就会挨饿，而匀着吃则大家都能够吃饱。不知为什么，我们的面包特别香甜，在全城都有名。大家都说这是由于监狱的面包炉修造得好。菜汤可不怎么样。汤是用一口大锅熬的，里面只有几粒米，特别是平时，更是稀汤薄水的，连个油花也没有。最使我惊奇的是，汤里总是有很多蟑螂。可是囚犯们对此并不介意。　　头三天我没有出工干活，每个初到的犯人都是这样：经过长途跋涉，需要休息一下。但是第二天我必须到狱外去换脚镣。我的脚镣不合乎标准，是用铁环做的，囚犯们管它叫做“小叮当”，通常戴在衣服外面。适合于干活时戴的狱中标准脚镣不是由铁环做成，而是由四根手指般粗细的铁棍做成的，用三个铁环连结在一起。这样的脚镣必须戴在裤腿里面。中间那个铁环系上一根皮带，皮带的另一头则拴在衬衫外面的腰带上。　　我还记得我在狱室里所度过的第一个早晨。监狱大门口的看守室里敲起了晨鼓，十分钟后，值班看守长开始打开各狱室的门。大伙儿开始醒来。在六枝一磅重的油脂蜡烛的晦暗光线照耀下，囚犯们一个个从铺板上爬起来，冻得浑身发抖。大多数人都一声不吭，睡眼朦陇，愁眉不展。他们打呵欠，伸懒腰，紧蹙着他们那打着烙印的前额。有的在自己身上划十字，有的却开始吵架。室内空气闷得令人窒息。牢门一开，冬天的新鲜空气马上流进屋内，结成一团团蒸气在室内翻滚。囚犯们围在水桶旁边，轮流拿起杓子往嘴里灌水，然后把水吐在手心里洗手洗脸。水是由一个负责室内卫生的囚犯在头天晚上预备好的。每个狱室里照例有一个由大家推选出来专干杂活的囚犯，他可以不去干活。他的职务是保持室内清洁，擦洗床板和地板，倒马桶，打满两桶净水，以供早晨洗脸和白天饮用。杓子只有一把，于是大伙立刻为抢杓子而争吵起来。　　“你这个该死的，往哪儿挤！”一个愁眉苦脸的大个子囚犯抱怨道。这个人又瘦又黑，剃光了的半边头上有许多奇形怪状的隆起的小包；他一面推搡着另一个愉快的、红光满面的矮胖子，一面喊道：“等一会儿！”　　“你喊什么？我们这儿喊一声‘等一会儿’是要付钱的，你自己滚吧！他站在那儿简直象个纪念碑。弟兄们，他不过是猪鼻子插葱装大象罢了。”’　　这句俏皮话确实产生了某种效果：许多人都笑了。这就是那个愉快的胖子所指望的，显然，他在狱室里自愿扮演着滑稽演员的角色。那个大个子囚犯极其藐视地看着他。　　“一头比留列沃①的胖母牛！”他自言自语似地说道，“监狱里的纯面包②把他喂肥了！我很高兴，到开斋的时候管保他会生十二个小猪崽。”***************************①比留列沃是距莫斯科十八公里的一个小镇，以盛产黄牛著称。②用不掺别的东西的纯面粉制成的面包叫纯面包。——作者注。***************************　　“你他妈的算什么鸟儿？”那个胖子忽然喊道，气得面红耳赤。　　“一点不错，就是一只鸟儿！”　　“什么鸟儿？”　　“这种鸟儿。”　　“到底是什么样的？”　　“就是这样的。”　　“到底是什么样的？”　　他们彼此怒目而视。胖子握紧拳头，等着回答，仿佛立刻就要冲上去打架似的。我真以为这一回可要大打出手了。这对我来说是件新鲜事儿，我好奇地注视着。后来我才知道，这种场面是完全无害的，他们是在表演滑稽剧供大家开心；他们几乎从未动手打过架。这一切都是很有特色的，而且反映了狱中的风气。　　大个子泰然而威严地站着。他感觉到人们都在盯着他，等着瞧他的回答是否会使自己丢脸；他必须维护自己的名声，证明自己的确是一只鸟儿，而且说明是一只什么样的鸟儿。他带着难以描述的轻蔑表情斜视着自己的对手，竭力使对手蒙受更大的耻辱，他不知为什么竟转过头来向下望着对方，仿佛是在看一个小甲虫，然后慢慢地、清晰地说道：　　“笼中鸟！……”　　这就是说，他是一只笼中鸟。一阵哄堂大笑祝贺这个囚犯随机应变的本领。　　“你是个流氓，不是笼中鸟！”胖子吼叫道，他感到自己丢了脸，不禁勃然大怒。　　但是，一到双方当真吵闹起来的时候，便立刻被制止住了。　　“你们穷嚷什么！”狱室里的人全都冲着他们俩喊道。　　“你们打上一场，也比扯着嗓子穷嚷要好！”屋角里有个人喊道。　　“拉开，他们会打起来的！”有人应声喊道，“我们这儿的人又麻利，又好斗；七个对一个，我们也不怕……”　　“好啦，两个都是好样的！一个是因为偷了一磅面包而进的监狱，另一个是舐牛奶瓶的浪子，吃了乡下女人的牛奶挨了鞭子。”　　“喂-喂-喂！你们别闹啦，”一个残废老兵喊道，他住在这儿是为了维持狱室里的秩序，因此睡在屋角一张单人床上。　　“弟兄们，打洗脸水来！涅瓦利德·彼特罗维奇醒来啦！涅瓦利德·彼特罗维奇，早安，亲爱的老兄！”　　“老兄……我是你的哪号子老兄？我们连一个卢布的酒都没在一起喝过，算什么老兄！”残废老兵一边嘟哝着，一边伸胳膊去穿大衣……　　准备点名了；天开始亮了；伙房里乱哄哄地挤满了人，简直无法通行。囚犯们都穿着自己的短皮袄，戴着两色的皮帽子，围挤在一起等着炊事员给他们切面包。炊事员是由囚犯们公推出来的，每个伙房二人。伙房里只有一把菜刀，既切面包又切肉。　　每个角落里，每张桌子旁都挤满了囚犯，他们都戴着皮帽子，穿着短皮袄，系着腰带，准备马上出工干活。有些人面前摆着盛满克瓦斯的木碗，他们把面包掰碎放进克瓦斯里吃。吵嚷和喧哗，令人难以忍受，也有人蹲在角落里斯斯文文地低声谈话。　　“安东内奇老头，早安，祝您早餐胃口好！”一个青年囚犯说道，随即在一个眉头紧锁、没有牙齿的囚犯身旁坐下。　　“嗯，早安，你不是在取笑我吧，”老人道，他头也不抬，正用他那无牙的牙床使劲地嚼着面包。　　“安东内奇，我真以为你死了呢，真的。”　　“没有，你先死吧，我以后再死……”　　我坐在他们旁边。两个中年囚犯在我右边谈话，他们两个人显然都竭力要在对方面前保持自己的尊严。　　“他们大概不会偷我的，”其中一个说，“老兄，我倒担心，我可别偷了他们的什么。”　　“嘿，他们休想赤手空拳来碰碰我：我会让他们倒霉的。”　　“你能让谁倒霉！你不过是个逃亡犯罢了；此外咱们就没有什么别的称呼了……她能把你剥光，也不会向你点头称谢的。哼，老兄，我的钱花光了。前几天她亲自来啦。我能同她到哪儿去？我开始请求刽子手费季卡收留我们，这家伙在城郊有一座房子，是从一个卑鄙的犹太人索洛蒙卡那儿买来的，就是后来上吊的那个家伙。”　　“我认识。三年前他在我们这里卖过酒，外号叫格里什卡，是个开黑酒店的。我知道。”　　“不，你不知道，我说的是另外一个黑酒店。”　　“嘿，另外一个！你认识的人也太多啦！我可以给你找来许许多多的证人……”　　“你找去！你是从哪儿来的？你知道我是谁？”　　“你是谁？嘿，你常挨我的揍，这可不是吹牛，哼，还说是谁！”　　“我常挨你的揍？揍我的那个人还没有生下来呢；揍过我的那个人早已躺在地下了。”　　“你要得宾杰尔①的鼠疫！”***************************①宾杰尔是比萨拉比亚一个城市，十九世纪初流行鼠疫。***************************　　“让你得西伯利亚的炭疽！”　　“让土耳其的宝剑来对付你！……”　　于是两个人对骂起来。　　“唉呀呀！又吵起来啦！”周围的人喊道，“自由自在的日子你们不会过，倒乐意到这儿来吃纯面包……”　　两个人立刻安静下来。骂骂街，磨磨牙是允许的。这多少能给大家解解闷儿。但是，打架可不是任何时候都许可的，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两个对手才会真正厮打起来。打架是要报告少校的，一报告就开始进行搜查，少校还要亲自前来，——总而言之，这样对大家都不利，所以打架是不允许的。两个仇敌互相骂上几句，也多半是为了消遣，为了练练舌头。他们常常自己欺骗自己，开头的时候火冒三丈，暴跳如雷……你也许以为，他们真要打起来了；其实根本不会，闹到一定程度，他们就立刻各自走开了。起初，这一切使我感到非常惊奇。我在这儿故意引了一段苦役犯们最平常的谈话作为例子。起初，我不能理解，他们怎么能为了取乐而互相咒骂，并从中得到乐趣、惬意的练习和快感呢？而且也不该忘记他们的虚荣心。骂人专家颇受尊敬，他只是没有象演员那样受到鼓掌喝彩罢了。　　我从昨天晚上就察觉到，他们在拿白眼瞟我。　　我已看到了几道阴森森的目光。另一方面，有一些囚犯则在我身旁走来走去，猜想我身上一定有钱，于是立刻巴结起我来：教我怎样戴新脚镣，给我弄来一个带锁的小箱子(当然是要付钱的)，以便收藏公家发给我的东西以及我带进狱中的几件内衣。第二天，他们便把这些东西都给偷去换酒喝了。其中有一个后来成了我最忠实最可靠的狱友，不过一有方便的机会他还是要偷我的东西。他这样做一点儿也不感到羞耻，几乎是不自觉地，好象这是他的职责，因而也就不能生他的气了。　　而且他们还教我怎样自己动手煮茶，最好弄一把茶壶；于是他们替我租来一把，并给我介绍了一位炊事员，说只要我每月付给他三十个戈比，他就能单独给我做饭吃，我想吃什么，他就给我做什么，还能替我买食品……不消说，他们都向我借钱，仅头一天，他们每个人就都向我借过两三次钱。　　一般说来，监狱里的人都阴沉而冷淡地瞧着贵族出身的囚犯。　　尽管这些贵族已被剥夺了一切公民权，而且已和其他囚犯完全一样，可是囚犯们从不认为他们是自己的难友。其所以会这样，甚至并非出于他们自觉的成见，而完全是出于本心，出于本能。他们从内心里认为我们是贵族，尽管他们自己也喜欢拿我们的没落来奚落我们。　　“唉，现在全完啦！全收场啦！彼得当初在莫斯科威风凛凛，如今彼得只好搓绳子了，”他们常说这一类的风凉话。　　他们看着我们受苦而幸灾乐祸，尽管我们竭力不在他们面前把痛苦流露出来。我们在开始干活的时候特别受罪，因为我们没有他们那么强的体力，而且根本帮不上他们的忙。再没有比接触人民(特别是接触他们这样的人)，赢得他们的信任并博得他们的爱戴更困难的了。　　苦役犯中间有几个人是贵族出身。首先是五个波兰人。关于他们，我以后还要专门讲到。苦役犯最不喜欢波兰人，觉得他们比俄国贵族出身的流放犯更加可恶。波兰人(我说的只是政治犯)不知何故对待他们特别有礼貌，甚至可以说是低声下气。他们非常孤僻，而且在囚犯们面前怎么也掩饰不住他们的厌恶，囚犯们对这一点也很清楚，于是他们也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我在监狱里住了将近两年以后，才博得了某些囚犯的好感。到最后，大部分囚犯都喜欢上了我，并承认我是个“好”人。　　除我以外，还有四个俄国贵族。其中一个是个卑鄙下流的家伙，他极端腐化，是个职业暗探和告密者。入狱前我就听人讲到过他，因此我一进来就不同他有任何来往。另外一个就是我在上一章已经谈到过的那个弑父者。第三个是阿基姆·阿基梅奇；我很少看见过象阿基姆·阿基梅奇这样的怪人。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身材又高又瘦，生性迟钝，一个大字不识，特别爱发长篇议论，象德国人那样认真。囚犯们常常嘲笑他；有些人甚至怕和他接触，因为他爱吹毛求疵，对别人特别苛求，而且爱和人争吵。他一开始就对囚犯们一点儿也不客气，和他们吵骂，甚至打架。他非常诚实。一看见不公平的事，就立刻出面干涉，尽管事情和他毫不相干。他极其天真，比方说，他和囚犯们斗嘴时，常常责备他们是贼，并一本正经地劝他们别再偷了。他在高加索当过准尉。从头一天起，我们就相处得挺好，因而他立即就把自己的案情告诉了我。起初，他在高加索一个步兵团里当士官生，服了很长时间的兵役以后才被提升为军官，后来又被派到一个要塞去当指挥官。一个和俄国人和睦相处的地方酋长放火烧了他们的要塞，并对要塞进行夜袭，但未能成功。阿基姆·阿基梅奇耍了个滑头，甚至佯装不知道罪犯是谁。他把这件事推到一些不愿跟俄国人和睦相处的人们身上；一个月之后，阿基姆·阿基梅奇友好地邀请那位酋长前来要塞作客。酋长毫不怀疑地来了。阿基姆·阿基梅奇让自己的人列队站好，在大庭广众之下揭露并痛斥了那个酋长，向他指出，放火烧要塞是可耻的行为，并立刻向他宣读了一项训令，极为详尽地指出，作为一个跟俄国人和睦相处的酋长今后应当怎么办，最后他枪决了那个酋长，并立即将详情呈报了上级。为此他受到了审讯，并被判处死刑，后又改为发配西伯利亚，以二级苦役犯的身份在要塞服苦役十二年。他完全承认他做得不对。他告诉我，在枪决酋长之前他就知道这样做不对，他知道同俄国人和睦相处的人只能接受法律的审判；尽管他也知道这些，但他仿佛怎么也不能明白自己究竟犯了什么过错：　　“得了吧！难道他没有放火烧我的要塞吗？怎么，难道还要我向他鞠躬道谢不成！”当我向他提出异议时，他这样回答我。　　尽管囚犯们嘲笑阿基姆·阿基梅奇的傻头傻脑，但由于他干活认真、手巧，他们还是尊敬他的。　　没有一种手艺是阿基姆·阿基梅奇不会的。他是木匠，靴匠，修鞋匠，油漆匠，镀金匠，小铁匠，这种种手艺都是在狱中学会的。他不论干什么都能无师自通：不论什么活，他只要看一遍就会。他还会做各式各样的小匣子，小篮子，小灯笼，儿童玩具，拿到城里出卖。他就这样赚了一些钱，并立即购置了几件多余的内衣和一个较软的枕头，还弄来一个可以折叠的床垫。他和我住在一间狱室里，在我服役初期，他给了我很多帮助。　　囚犯们外出干活时，都要在看守室前面排成两行；囚犯们前后站着荷枪实弹的卫兵。技术教官、技术员、一些低级技术员和监工都来了。技术员给囚犯们点过名，把他们一批批分派到各自干活的地方去。　　我同另外几个人被派到技术作坊去干活。这是一座低矮的石头房子，座落在一个堆满各种建筑材料的大院子里。这里有锻工作坊、钳工作坊、木工作坊、油漆作坊等等。阿基姆‘阿基梅奇也被派到这里。他在油漆作坊干活，熬油料，调色，油漆桃木桌子和桃木家具。　　在我们等着钉脚镣时，我跟阿基姆·阿基梅奇谈起了我在监狱里得到的最初印象。　　“是呀，他们是不喜欢贵族的，”他说，“尤其不喜欢政治犯，恨不得一口把他们吃掉；其实，这也不足为怪。第一，您是另一种人，跟他们不一样；第二，他们过去不是地主的农奴，就是当过兵的。您自己想想看，他们怎能喜欢您呢？我跟您照实说吧，在这里生活可不容易。可是，在俄国的军犯连里就更困难了。我们这儿有一些人是从那里来的，他们一个劲儿地称赞我们的监狱，简直就象从地狱来到了天堂。倒霉的还不是干活。他们说，那边监管第一类苦役犯的典狱长不完全象是军人，至少那里的管理办法和我们这里不同。他们说，那边的流放犯可以住在自己的小家庭里。我没有到那边去过，我都是听他们这样说的。他们那边不剃头，也不穿囚服；不过话又说回来，剃头和穿囚服倒也不坏，这样总算整齐些，看着也顺眼些。只是他们都不喜欢这样做。唉，您瞧瞧，他们真是一群乌合之众啊！这个是世袭兵，那个是契尔克斯人，第三个是分裂派教徒，第四个是信奉东正教的庄稼汉，他把自己的家庭、可爱的儿女们都丢在老家了，第五个是犹太人，第六个是吉卜赛人，第七个不知道是什么人，无论如何，他们都必须住在一起，彼此和睦相处，一口锅里吃饭，一个通铺上睡觉。再看看他们的自由是怎么一回事吧；弄到一块额外的面包只能偷偷地吃，一文钱也得藏在靴筒里，这里的人能够拥有的一切，便是监狱加监狱……糊涂的念头不知不觉地就钻进脑袋里来了。”　　不过这一点我已经知道了。我特别想打听一下我们那位少校的情况。阿基姆·阿基梅奇并没有向我保密，我记得我当时得到的印象并不令人十分愉快。　　可是我还得在他的管辖之下再熬上两年。阿基姆·阿基梅奇给我讲述的关于他的一切，后来证明都是完全真实的，所不同的只是从现实中得到的印象，总比从一般的叙述中得到的印象更为深刻。他这个人之所以令人感到可怕，其原因就在于：象他这样的人居然当上了对二百人几乎拥有无限权力的长官。就他本人来说，他最多不过是一个头脑混乱、心狠手毒的人罢了。他把囚犯一律看成是他的当然仇敌。这是他的第一个、也是主要的错误。他确实有些本领，但是一切东西，甚至好的东西，在他身上都被搞得不成样子了。他任性放纵，凶狠毒辣，有时甚至夜里闯进狱室，倘若看见某个囚犯左侧着身子或仰面而卧，第二天早上就要惩罚他：“要按照我的吩咐，右侧着身子睡觉。”他在监狱里象瘟疫一样遭人恨，惹人怕。他脸色紫红，凶相毕露。大家都知道，他完全被自己的勤务兵费季卡控制在手心里了。他最疼爱的就是他那条被唤做特列佐卡的狮子狗。有一次特列佐卡生病了，他心疼得几乎发了疯。据说，他抱头大哭了一场，象哭亲儿子一样；他把一个兽医给轰走了，按照自己的习惯，几乎揍了他一顿；他听费季卡说，狱里有一个犯人是土兽医，医术非常高明，他立刻把那个犯人叫了去。　　“帮帮忙吧！我叫你发一笔大财，只要你能把特列佐卡给我治好就行！”他对那个囚犯喊道。　　这个囚犯是一个西伯利亚的庄稼汉，他狡猾，聪明，确实是一个很精明的兽医，但又是一个道地的乡下人。　　“我看着特列佐卡，”在他见到少校之后过了很久，当这件事已被忘记了的时候，他对别的囚犯们讲述道，“我一看，嘿，狮子狗正在沙发的白垫子上躺着；我一眼就瞧出来了，这条狗患的是炎症，放点血就会好的！可是，我心里想：要是治不好，要是狗死了呢？我便说：‘大人，不行啦，您给耽误啦，要是昨天或者前天把我叫来，我还可以把狗治好，可现在不行啦，我治不好它啦……’”　　特列佐卡就这样死掉了。　　人们详细地告诉我，有些囚犯真想把我们这位少校杀死。狱里有一个囚犯，被关在这里已经有好几年了，他以举止文雅而著名。人们还说，他几乎从不和任何人说话。大家都认为他有点儿傻头傻脑。他认识字，最近一年来，他总是读圣经，白天黑夜地读。当大家都睡熟了的时候，他就在半夜里爬起来，点上一枝教堂里敬神用的蜡烛，爬上暖炉①，打开书，一直读到天亮。***************************①俄国农民一般都在火炉后面，用砖或土坯砌成类似我国北方乡村的火炕那样的暖炉，借以取暖。这种暖炉比我国的火坑略高一些，但面积较小。***************************有一天，他去找看守长，说他不想出去干活。看守长把这件事报告了少校，少校勃然大怒，立刻亲自闯进狱室来了。这个囚犯用事先准备好的一块砖猛砸少校的头，但没有命中。他被抓了起来，审讯后受了刑罚。这一切都发生得很突然。三天后，他就死在医院里了。他临死时说，他对任何人都不怀恶意，是他自己甘愿受苦的。不过，他并不属于任何宗教分裂派。监狱里的人都怀着尊敬的心情缅怀着他。　　终于给我换了脚镣。这时已有好几个卖面包圈儿的女人陆续来到作坊。其中有几个是年岁很小的女孩子。在尚未成年以前，她们通常都是带着面包圈儿来，她们的母亲在家里烤，她们带来卖。成年以后，她们仍继续来，但已经不是带面包圈儿了；事情几乎总是这样的。有几个并不是女孩子。面包圈儿很便宜，几乎所有的囚犯都买得起。　　我看到有个木匠囚犯，他头发已经花白，但却红光满面，正笑嘻嘻地和那些卖面包圈儿的女人调情。在她们进来以前，他刚把一条红手巾系在脖子上。一个满脸麻子的胖女人把托盘放在他的工作台上。他们谈起话来了。　　“您昨天怎么没到这儿来呀？”那个囚犯洋洋得意地笑着说。　　“哼，还说呢！我来啦，可你们都被米季卡叫走了，”口齿伶俐的女人答道。　　“是的，把我们叫去有事，要不然，我们一定会在这儿等着的……前天你们那帮人都来过了。”　　“谁，是谁？”　　“玛丽亚什卡来过，哈芙罗什卡来过，切孔达来过，两吊钱也来过……”　　“这是怎么回事？”我问阿基姆·阿基梅奇，“是真的吗？……”　　“这种事情是有过的，”他答道，然后谦恭地低下头，因为他是个非常纯洁的人。　　这种事情当然有过，但却很少见，而且是很难办到的。一般说来，尽管过着这种极其艰苦的奴役生活，他们宁肯酗酒，而不愿搞这种事情。女人是很难搞到的。需要选择时间、地点，事先约好，特别难办的是寻找离群的机会，至于避开卫兵，那更是难上加难.，有时甚至还需要花上一大笔钱，当然这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话虽这么说，可是后来我竟多次做了桃色事件的见证人。我记得那是在夏天，有一次我们三个人在额尔齐斯河岸上一个板棚里烧火炉；卫兵挺憨厚。最后，两个被囚犯叫做“提词员”的女人来了。　　“喂，怎么呆了这么长的时间？是去兹维尔科夫家了吧？”她们要找的那个囚犯一见面就这样问，他已等她们好久了。　　“我呆的时间长吗？刚才有一只喜鹊蹲在木撅子上，比我在他们那里呆的时间还长呢，”女郎愉快地回答。　　这是世界上最肮脏的一个少女。她就是切孔达。同她一块儿来的就是那位“两吊钱”，她丑得简直难以形容。　　“好久没看见您了，”情郎转身对“两吊钱”说，“您好象瘦了点似的？”　　“也许。过去我太胖啦，现在我就象吞下了一根针。”　　“老是上大兵那儿去吗？”　　“不，这都是那些坏人向您嚼舌头；不过，这又有什么？虽说我骨瘦如柴，我也丢不下那些大兵！”　　“您抛掉他们，爱我们吧；我们有钱……”　　除了这幅景象以外，不妨再想象一下那位情郎的尊容：他的头被剃去一半，戴着脚镣，穿着带条纹的囚服，还有一个卫兵在监视他。　　当我听说我可以返回监狱去了的时候，我便向阿基姆·阿基梅奇告别，由一个卫兵押送着回监狱去。囚犯们大都回来了。那些干包工活的囚犯回来得最早。唯一能使囚犯们卖力干活的办法，就是包工。有时，分配给他们的包工活是很繁重的，但他们还是能比强迫他们一直干到敲午饭鼓快两倍。囚犯们干完包工活以后，便可以通行无阻地回到狱中来，任何人都不阻拦他们。　　他们午饭并不同时吃，而是谁先到谁就先吃；否则伙房一下子也容纳不下这么多的人。我尝了一口菜汤，由于不习惯，我喝不下去，于是便沏了一杯茶。我们在桌子的一头坐下来。我的同伴，也象我一样是贵族出身。　　囚犯们不断地出出进进。然而，座位还是有空着的，因为囚犯还没有全部回来。有五个囚犯围在一张大桌子旁边坐下。炊事员给他们盛上两碗菜汤，然后又把满满一碗煎鱼放在桌子上。他们在庆祝什么，食物是自己烧的。他们斜眼看看我们。一个波兰人走进来，坐在我们旁边。　　“我虽不在家，可什么事全知道，”一个大个子囚犯走进伙房，一面打量着所有在坐的人，一面大声喊道。　　这个汉子约有五十岁左右，肌肉发达，瘦瘦的身材。他脸上流露出一种狡黠而愉快的表情。他那厚厚的、下垂的下嘴唇特别引人注意，使他的脸显得特别滑稽可笑。　　“喂，你们夜里都睡得好哇！怎么不互相问好呀？祝福祝福我们这些库尔斯克的朋友们吧！”他坐在那些正在吃自己饭菜的人们旁边，继续说，“祝你们胃口好！也该款待款待客人呀。”　　“老兄，我们可不是库尔斯克人。”　　“那么是唐波夫人喽？”　　“也不是唐波夫人。从我们身上，老兄，你什么油水也捞不到。你去找有钱的庄稼汉好啦，向他们伸伸手。”　　“老兄，现在魏(胃)公子和常(肠)小姐在我肚子里闹腾起来啦；你说的那个有钱的庄稼汉，他住在哪儿呀？”　　“嘿，卡津就是个有钱的庄稼汉；找他去吧。”　　“老兄，今天卡津饮酒作乐，喝多啦，钱包准都喝空了。”　　“十卢布二十卢布还是有的，”另一个接着说，“弟兄们，卖私酒可是赚钱的生意呀。”　　“怎么，不招待客人吗？那我只好去吃公家的饭啦。”　　“你去要杯茶喝多好。瞧，那两位老爷正在喝茶呢。”　　“什么老爷，这里可不分什么老爷；现在他们和我们一样啦，”一个坐在墙角里的囚犯愁眉不展地低声说。他直到现在还没说过一句话。　　“我倒喜欢喝茶，可就是不好意思开口：我们也有自尊心呀，”那个厚嘴唇的囚犯一边说，一边很温和地望着我们。　　“如果您喜欢喝，我给您，”我一边说，一边请他过来，“喜欢喝吗？”　　“这好吗？我当然喜欢喽！”他走到桌前。　　“哼，在家里拿他妈的树皮鞋煮汤喝，在这儿倒学会喝茶啦，而且还想喝老爷们的茶，”那个愁眉不展的囚犯说道。　　“难道说，这里谁都不喝茶吗？”我问他，但他没有回答我。　　“瞧，面包圈儿来啦。赏个面包圈儿吧！”　　面包圈儿拿进来了。一个年轻囚犯提着一大串面包圈儿到监狱里来卖。面包圈儿的女主人答应把他卖完剩下的第十个面包圈儿赏给他吃；这就是他所期望得到的报酬。　　“面包圈儿，面包圈儿！”他一面往伙房里走，一面喊，“莫斯科烤的，热的！本想留着自己吃，可是等钱用。喂，伙计们，就剩一个啦！谁有母亲？”　　他招呼大家去孝敬母亲的作法，把人们都逗笑了，于是他的面包圈儿一下子就卖出去好几个。　　“喂，弟兄们，”他说，“我看今天卡津喝酒非闹出乱子来不可！真的！居然在这个时候喝起酒来啦。说不定会把八只眼招惹来。”　　“人们会替他瞒过去的。怎么，他醉得很厉害吗？”　　“可厉害啦！凶得很，老是纠缠人。”　　“嘿，这么说来，快动拳头啦……”　　“他们说的是谁？”我问坐在我旁边的那个波兰人。　　“说的是卡津，一个囚犯。他在这里卖酒。赚上几个钱，就马上拿去喝酒。他为人残忍，凶狠；不过，他清醒的时候倒很安静；他一喝醉酒，就现原形；有时还要拿刀伤人。不过，马上就会有人制服他的。”　　“怎样制服他？”　　“十个八个囚犯一齐冲上去，狠狠地揍他一顿，直到他失去知觉为止，就是说把他打个半死。然后，把他放在通铺上，给他盖上短皮袄。”’　　“这样打，会把他打死的吧？”　　“要是换上别人，真会被打死的，可是他却不会。他结实得要命，比狱中任何人都结实，他体质最棒。第二天早晨一起床，就又是一个完全健康的人了。”　　“请告诉我，”我继续问那个波兰人，“他们也是吃自己的饭菜，我只不过喝一点儿茶，他们就眼巴巴地看着我，好象是嫉妒我这杯茶似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不是因为茶，”波兰人答道，“他们之所以恨您，是因为您是贵族，您和他们不一样。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想找您的碴。他们很想侮辱您，欺负您。您在这里还会遇到许多不愉快的事情。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在这里过日子可难得很哪。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我们都比他们困难得多。要有涵养，才能习惯这里的生活。为了这杯茶和单独起伙，您往后还会不止一次遇到麻烦并遭人咒骂呢，尽管这里有许多人也常常吃自备的饭菜，尽管有些人也常常喝茶。他们可以，您却不行。”　　说完这几句话，他便起身离桌而去。几分钟以后，他的话果然应验了。第三章最初的印象　　米—茨基①(就是跟我说话的那个波兰人)刚走，酩酊大醉的卡津便摇摇晃晃地闯进伙房里来了。***************************①指波兰革命家亚历山大·米列茨基，他于一八四六年被判处十年苦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短篇小说《庄稼人马列伊》中曾提到过此人(见《陀思妥耶夫斯基1876年日记，)。***************************　　一个囚犯，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囚犯们都必须出工干活的平常日子里，在随时都可能来监狱进行检查的典狱长的严格管辖之下，在专管囚犯事务、从不离开监狱一步的军士的监督之下，在看守和残废老兵的监视之下——总而言之，在这一切严格措施之下，竟然喝得酩酊大醉，这就把我头脑中刚刚形成的关于囚犯生活的种种看法全给弄乱了。看来我还得在狱中住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把我初进监狱时感到莫名其妙的那些事情全部搞清楚。　　我已经说过，囚犯总是有自己的私活可干的，而这种私活乃是苦役生活的自然需求；除了这种需求之外，囚犯们都爱钱如命，并把金钱看得高于一切，几乎把金钱同自由等同起来，如果他们衣袋里有钱，他们便感到心安理得了。相反，若是没有钱，他们便灰心丧气，郁郁寡欢，心神不宁，无精打彩，这时他们便准备去偷，或者去干别的勾当，只要能弄到钱就行。尽管金钱在监狱里如此宝贵，但是那些有幸弄到钱的人并非总能把钱保存很久。第一，要想使钱不被别人偷走或被没收，那是非常困难的。倘若少校知道谁有钱，就会进行突然搜查，立刻把钱没收。也许，他会用这些钱去改善囚犯们的伙食；不管怎么说，钱反正是被他拿去了。然而最常见的还是被偷：狱中的人没有一个是可靠的。后来，我们这里有人发现了一个十分安全的保管方法：他们把钱托给一个年迈的旧教徒保管。那个旧教徒是从斯塔罗杜布旧教徒村①来的，祖先是维特柯人……关于这个老人，我不能不在这儿多说几句，尽管有点儿离题。***************************①指切尔尼戈夫省斯塔罗杜布旧教徒村。十八世纪，一些旧教徒不堪忍受沙皇的迫害，纷纷从索日河上的维特柯岛迁往该地定居。***************************　　他是一个六十岁左右、头发斑白、身材矮小的老人。一见面，他就使我大为惊奇。他一点儿也不象其他囚犯：他的目光是多么安详平和啊！我记得，我当时怀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愉快心情端详着他那双清彻而又明亮的眼睛，他眼睛周围布满了一道道清晰的鱼尾纹。我常常跟他谈话，我一生中很少遇见过象他这样善良而又温和的人。他是为了一件非常重要的案件而被流放到这里来的。斯塔罗杜布的旧教徒中间有些人饭依了东正教，政府大力支持他们，并竭力进一步改变其他旧教徒的信仰。这位老人同其他一些热衷于旧教的人便决心象他所说的那样“维护信仰”。当时正在兴建一座皈一教②教堂，他们放火把它烧了。***************************②东正教中保存一切旧的教仪的教派。***************************老人作为主谋者之一被判处苦役。他本是一个家境殷实的小商人；家里还有妻子儿女；但他怀着一颗坚强不屈的心去接受流放，因为他盲目地认为这是“殉教”。和他在一起生活了一个时期以后，你会情不自禁地反躬自问：象他这样一个安详温顺得象个娃娃的人，怎么会起来造反呢？我曾几次和他谈起过“信仰”。他在自己的信仰上毫不让步，但他在反驳时却从未流露过任何的怨恨和敌意。他破坏了教堂，而且并不否认。看来根据他的信仰，他想必还认为自己的行动和为此而遭受的“痛苦”，是一件光荣的事呢。但是，无论我怎样注视他和研究他，我在他身上从未发现一点点的虚荣或骄傲。我们监狱里还关押着一些别的旧教徒，其中大部分是西伯利亚人。他们都是一些文化程度很高的人，狡猾的乡下佬，是一些死读圣经、咬文嚼字的人，同时又都是很有才能的诡辩家；这些人都狂妄自大，目空一切，狡猾奸诈，而且十分固执己见。可是这位老人却完全是另一种人。他读圣经可能比他人读得都多，但他却避免争论。他十分喜欢与人促膝谈心。他性情愉快，常常发笑，但他的笑声却不象其他囚犯那样粗鄙下流，他的笑声明朗而文静，充满天真无邪的稚气，似乎与他那斑白的头发极为相称。也许我的看法是错误的，但我总觉得可以从笑声中识别一个人。如果您跟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初次相遇，他的笑声使您感到愉快悦耳，那您就可以大胆地说，他是一个好人。尽管这位老人博得了全监狱人的尊敬，但他却一点也不自负。囚犯们都叫他老爷爷，而且从不欺侮他。我也多多少少明白了他为什么会对自己的教友有这么大的影响。尽管他显然以坚定的意志忍受着苦役生活的痛苦，但他内心里却隐藏着一种深邃而又无法治愈的忧伤，他竭力把这种忧伤掩饰起来不让他人知道。我和他住在同一间狱室里。有一次，我在夜间两点多钟醒来，听见有人在低声哭泣。老人正坐在暖炉上(过去那个读圣经读得入了迷，而且想杀死少校的囚犯，夜间常常在这个暖炉上祈祷)对着手抄的圣经祈祷。他哭了，我听见他偶尔祷告说：“主啊，不要抛弃我呀！主啊，让我身强体壮吧！我的孩子们还小，我的孩子们都很可爱，我们再也不能见面了！”我无法描述我当时的悲怆心情。就这样，几乎所有的囚犯都逐渐开始把自己的钱交给这位老人保管。监狱里几乎所有的囚犯都是小偷，可是不知为什么，大家忽然都相信这个老人是决不会偷东西的。大家都知道他把别人交给他的钱藏在哪里，他藏在一个谁也找不着的秘密地方。后来，他对我和几个波兰人揭示了他的秘密：在栅栏的一根柱子上有一个树枝，从外表上看去好象牢牢地长在树干上，但若是把它拿下来，树干上便出现一个深洞。老爷爷就把钱藏在这儿，然后再把树枝插上，因此谁也永远无法找到任何东西。　　不过我已经离题太远了。我前面谈到，为什么钱在囚犯的衣袋里待不长。除了难以保存这个原因以外，监狱里的生活又是那么令人苦闷。囚犯们生来都是一些十分渴望自由的人，然而就其社会地位来说，他们又是一些极其轻率、不顾死活的人，这自然会导致他们突然“恣意妄为”起来，把所有的钱都拿去大吃大喝，在喧闹声和音乐声中忘却自己的苦闷，即使只忘却一分钟也好。看上去甚至有点奇怪，他们中间有些人头也不抬地干活，一连几个月不停地干，唯一的目的就是有朝一日把挣来的钱拿去喝光，然后再为下一次痛饮苦干上几个月。他们中间有许多人都喜欢购置新衣服，而且一定是便服：黑色的便裤，衬衫，细腰短大衣。最时髦的装束是：印花布衬衫外面扎上一条嵌着金属圆片的皮带。他们在节日里穿戴起来，然后到所有的狱室里去逛，向人们炫耀自己。有的人穿上新衣服后，高兴得象小孩子一样，确实，在许多事情上囚犯们都完全象是一些小孩子。诚然，所有这些好东西有时忽然就不再为主人所有了，有时当天晚上便非常便宜地被典押掉或卖掉了。不过，狂饮是渐渐蔓延开来的。一般说来，狂饮都发生在节假日或过生日的时候。过生日的囚犯早晨一起床便在圣像前点上蜡烛祷告，然后穿戴好，为自己订下一份午餐。他订的是牛肉和鱼，还要包西伯利亚的饺子；他象一头公牛一样大吃大嚼，而且几乎总是独自享受，很少邀请难友们共进午餐。过一会儿，酒端上来了，寿星老喝得烂醉如泥，然后必定要摇摇摆摆、深一脚浅一脚地到各狱室里走一趟，竭力向人们显示他喝醉了，他是在“饮酒取乐”，借以博得大家的尊敬。不论在哪里，俄国人对喝醉酒的人多少都抱有好感，而在监狱里，饮酒作乐的人甚至会受到尊敬。监狱里的狂饮仿佛带有一种贵族派头。开怀畅饮的囚犯总要雇一个人为他奏乐。狱中有个身材矮小的波兰人，是个逃兵，十分令人讨厌，但他会拉小提琴，而且总是随身带着乐器——他的全部财产。他不会任何手艺，他唯一赚钱的办法就是替开怀痛饮的囚犯演奏快乐舞曲。他的职责是：一步不离地跟随着喝得醉醺醺的雇主走进各个狱室，不停地拼命拉小提琴。他脸上常常流露出无聊和悲伤的表情。但是那“拉呀，你收过钱啦！”的喊叫声逼着他又拼命地拉将起来。雇主从一开始狂饮就坚信，如果他喝醉了，一定会有人照顾他的，若是狱方出面干涉，也一定会有人及时把他隐藏起来，安置他躺下睡觉，而且这一切都丝毫不是为了私利。至于居住在狱中的值日官和残废老兵，虽然他们的责任是维持狱中秩序，但他们也尽可以放心，因为喝醉了的囚犯是不会闹出什么乱子的。全狱室的囚犯都注视着他，如果他发起酒疯来或动手打人——立刻就会有人把他制服，甚至会把他捆绑起来。因此监狱里的一般管理人员对此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他们十分清楚地知道，倘若不许喝酒，那就会更糟。那么酒究竟是怎样弄进来的呢？　　在监狱里，酒是从所谓“酒保”那里买来的。做“酒保”的只有那么几个人，他们的生意从不间歇，而且十分兴隆，尽管酗酒和“饮酒作乐”的人总的说来并不多，因为狂饮需要钱，而囚犯的钱是来之不易的。“酒保”的生意是用相当独特的方法经营的。比方说，往往有这样的囚犯：他既不会手艺，又不愿意干活(这样的人确实有)，但是他急不可耐地想弄到钱，而且想尽快发一笔财。他弄到了一点儿本钱，便决计做卖酒的生意。卖酒是一种大胆冒险的营业，要担很大风险。他可能会为此而被抽打脊背，而且货物和本钱也会被全部投收。但是，酒保却甘愿冒这样的风险。一开头，他的钱并不多，所以第一次他只好亲自把酒带进监狱里来，当然，酒一卖掉，就会赚许多钱。于是他便带第二次，第三次，若是不被狱方查获，他的生意便很快兴隆起来，直到他创建了有坚实基础的真正的营业——他成了企业主，资本家，他雇佣代理人和助手，这时他冒的风险越来越少，而钱却赚得越来越多。他的助手们甘愿为他去冒风险。　　监狱里总是有很多人把钱花在赌博和饮酒作乐上，最后被弄得囊空如洗。这些人都不会手艺，穿得破破烂烂，显得很可怜，但他们都有足够的勇气和胆量。这些人所剩下的唯一资本，就是他们的脊背了；脊背对他们可能还有某种用处，于是那个把一切都挥霍殆尽的浪子便决定利用它。这时他便会被业主雇去往狱中运酒，一个富有的酒保往往要雇佣几名这样的雇工。监狱外面某处有这么一个人一一也许是个士兵，也许是个小市民，有时甚至是个大姑娘，——为了得到一笔相当可观的佣金，便用酒保的钱在酒馆里把酒买好，藏在囚犯们干活时路过的一个幽静的地方。经理人几乎总是先尝尝酒的质量，然后毫无人性地把水掺进喝剩的酒里；至于买主要不要，他就不管了，须知一个囚犯是不能过于挑剔的，因为钱总算没有白花，他总算买到了酒，不管酒味如何，但毕竟是酒啊。狱中酒保预先指定带酒人带着牛肠子去找经理人接头。这些牛肠子都预先洗涮过，然后灌满水，以便保持它原来的湿度和柔软性，使其适于盛酒。牛肠子装满酒以后，囚犯便把它缠在身上，尽量藏在身上最隐蔽的地方。不消说，这需要走私人施展出浑身解数，把做贼的一切狡猾手腕都拿出来。这多多少少关系到他的名誉；他必须把卫兵和看守瞒哄过去。他欺骗他们：卫兵若是一个新兵，总会被一个机灵的贼蒙骗过去的。不用说，他要事先对卫兵进行一番研究，对干活的时间和地点也要考虑一番。比方说，这个囚犯是个瓦匠，他在砌砖炉子的时候爬进炉子里，那末又有谁能看得见他在那里干些什么呢？卫兵是不能跟着他爬进去的。进监狱大门的时候，为了预防万一，他们往往把钱——十五或二十个银戈比——攥在手里，在大门口等着班长。干活回来的每一个囚犯，一般都要由值日班长搜身以后，方才开门放他进去。带酒的人一般都指望看守不要过于仔细地摸他身上的某些部位。但诡计多端的班长有时却硬要摸那些部位，并且往往摸到了酒。这时，只剩下最后一招了：走私人便一声不响地避开卫兵，悄悄地把手里攥着的钱塞到班长手里。由于使用这种办法，常常能把酒安然无恙地带进监狱里来。但这种办法有时也不能奏效，那时就只好付出自己最后的资本也就是脊背了。事情报告给了少校，脊背受鞭挞，而且鞭挞得很厉害，酒被充公，但走私人自己把一切承担下来，并不出卖雇主；他所以不出卖雇主，其实并不是因为他不屑于告密，主要是因为告密对他不利：反正他已经受了鞭挞；若是他和雇主二人都受鞭挞，他自然会感到宽慰。但他还需要雇主，虽然按照惯例和事先的约定，走私人受鞭挞，雇主是不付一个戈比的。至于一般的告密，那是很普遍的事。在监狱里，告密者丝毫也不感到羞耻，人们是不会对告密者感到愤怒的。他不但不会被人疏远，人们反而乐于同他交朋友，如果您在监狱里想要证明告密是下贱可耻的事，那么人们就会完全不理解您了。那个卑鄙可耻的贵族，也就是我和他断绝了一切来往的那个囚犯，他和少校的勤务兵费季卡交上了朋友，他给他当暗探，而费季卡又把自己听到的关于囚犯们的一切情况向少校报告。这件事我们都知道，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惩罚过或者责备过这个坏蛋，甚至根本没有想过要这么办。　　我又扯到一边去了。当然，酒往往能够顺利地带进来，这时，雇主付完钱，便将牛肠子收下进行盘点。他盘算的结果是：这批货的成本很高，为了增加利润，他必须再掺一次水，几乎掺进一半的水，这时才算准备就绪，只等主顾光临了。在第一个节日，有时就在干活的日子里，主顾光临了：这个囚犯辛辛苦苦地干了好几个月，攒了几个钱，以便在他预定的某一天把钱全部喝掉。还在这一天到来以前很久，这个可怜的受苦人不论是在梦中，还是在干活时的幸福幻想中，都幻想着这一天的到来，这一天的魅力使他精神振奋地忍受着枯燥无味的监狱生活。这光明日子的曙光终于在东方出现了：他的钱积攒起来了，未被没收，又未被偷去，于是他拿着钱去找酒保。起初，酒保倒给他的是尽可能纯的酒，也就是只掺过两次水的酒，但当酒瓶快要倒空的时候，便立刻添水。在这里，一杯酒的价钱比狱外酒馆里要高出五、六倍。可以想象，要喝到酩酊大醉的程度，这种酒得喝多少杯，又需要花多少钱啊！由于已经失掉了喝酒的习惯，而且又戒了这么久，所以囚犯们很快就会喝醉的，但他照例要继续喝下去，直到把所有的钱都喝光为止。这时，他便把他所有的新衣服都拿出来：酒保同时又是高利贷者。送到酒保手中的，先是新购置的便服，然后是旧物，最后是公家的东西。当囚犯把一切东西，连最后的一块破布都喝光了的时候，便躺下睡觉，第二天醒来，脑袋难免隐隐作痛，于是他又徒劳地请求酒保给他喝一口，以便解解酒。他悲伤地忍受着醉后的痛苦，当天便又干起活来，他不停地再干上几个月，回味着那一去不复返的幸福的醉酒时的情景，然后又渐渐地振作起来，期望着另一个相同的日子到来，那一天虽说还很遥远，但终究会到来的。　　至于酒保，他的生意很兴隆，赚了一大笔钱(几十个卢布)之后，他便备下最后一次酒，这次可不能掺水了，因为那是给自己喝的。他生意做够了，也该自己享受一番了！于是，一场吃喝玩乐、狂欢痛饮的闹剧便开始了。他的钱很多，就连监狱里的低级狱吏们都向他献殷勤。这样的狂饮有时一连持续好几天。自然，他所备下的酒不久就被喝完了，这时这个酒徒便到别的酒保那儿去买，那些酒保正在等着他呢，于是他继续喝，直到把最后一个戈比喝掉为止。不管囚犯们怎样保护他，但他有时仍被上级长官(少校或看守长)发现。他被带到拘留室去，身上若是有钱，便会被没收，最后还得挨一顿鞭子。醒酒以后，回到监狱，几天以后又做起他的酒保生意。这些酒徒中间自然有一些有钱人，他们还梦想搞女人。有时他们花一大笔钱，便可在被收买的卫兵的监护下，以外出做工为名，从要塞里被秘密地带到城郊的一个什么地方。他们在县城边上某个幽静的小房子里举行一次十分盛大的宴会，在那里确实需要花掉很大一笔钱。只要有钱，就连囚犯也能不受人轻视；他们往往事先选定一个有经验的卫兵，这样的卫兵往往就是未来的囚犯。然而，有钱可以办到一切，象这样的外出游逛，几乎永远都是一个揭不开的秘密。这里需要补充一句，这样的事情是非常罕见的，因为需要花很多钱，然而那些喜欢玩女人的人却能想出一些别的、十分安全的办法。　　有个青年囚犯，长得很漂亮，早在我初进监狱时，他就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他叫西罗特金。他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令人捉摸不透的人物。首先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他那漂亮的面孔，他年纪不过二十二、三岁。他住在特别部里，那是判了无期徒刑的犯人的囚室，因而他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军犯之一。他性情温顺平和，很少说话，也不常笑。他长着一双蓝眼睛，容貌端庄，面孔白皙而细嫩，头发呈淡褐色。就连那剃去半边的头，也未能使他的容貌变丑：他就是这样一个美少年。他什么手艺都不会，手里的钱虽然不多，但也常常能弄到。看得出他既懒惰，又邋遢。不过偶尔也有人给他好衣服穿，有时甚至给他红衬衫穿，西罗特金显然是喜欢穿新衣服的：他常常穿上新衣服出入各狱室，炫耀自己。他既不喝酒，也不赌钱，几乎没有和任何人吵过嘴。他常在狱室后面散步，两只手插在裤袋里，显得安详而若有所思。他在思考什么呢？这是很难猜测的。你若有时出于好奇而叫他一声，问他点什么，他总是立刻回答你，甚至是恭恭敬敬地回答你，而不象别的囚犯那样粗野，他回答得总是很简单，不爱饶舌。他总是象个十来岁的娃娃似的瞧着你。他有钱时，并不给自己买点儿什么必需品，也不把上衣送去修补，也不订购新皮靴，他象个七、八岁的孩子那样只知道买面包圈儿和饼干吃。“唉呀，西罗特金！”囚犯们有时对他说，“你真是个喀山的孤儿呀①！”***************************①喀山是伏尔加河上的一个城市。俄语中的西罗特金这个姓氏是“孤儿”的派生词，发音极相似，故把西罗特金叫做“孤儿”。“喀山的孤儿”是对假装穷苦而又令人可怜的人的讽刺。***************************不上工时，他一般总是在别的狱室里到处闲逛，别人几乎都在忙自己的活儿，只有他无事可做。人们跟他说话时，几乎总是嘲笑他(囚犯们常常这样嘲笑他和他的同伴)——他一言不发，转身向别的狱室走去；有时若是被嘲笑得太厉害了，他也只是脸上发红而已。我常常想：这样一个性情温和、心地单纯的人，怎么会落到监狱里来了呢？有一次，我因病住在医院的囚犯病房里，西罗特金也病了，躺在我旁边。一天晚上，我们聊起天来，他突然兴奋起来，无意中告诉我他是怎样被送去当兵的，他母亲送他走时如何痛哭流涕，他当新兵时如何痛苦，等等。他还补充说，他无论如何也受不了新兵的生活，因为那里所有的人都十分凶暴残忍，长官几乎总是对他不满意……　　“结果怎么样呢？”我问道，“为什么把你弄到这儿来啦？而且还关在特别部……唉，你呀，西罗特金，西罗特金！”　　“是的，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我在营里只当了一年兵，到这里来是因为我把我们的连长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杀死了。”　　“这我听说过，西罗特金，但是我不相信，象你这样的人，怎么会杀人呢？”　　“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哎，我当时痛苦极啦。”　　“那么别的新兵怎样生活呢？当然，起初可能困难一些，但以后会习惯的，以后会成为一个好兵的。一定是你母亲把你给宠坏了，她拿饼干和牛奶一直把你喂养到十八岁。”　　“不错，我妈妈确实非常疼我，自从我被送去当兵以后，她就病倒了，听说再也没起过床……对我来说，新兵生活后来变得非常痛苦难熬。长官讨厌我，动不动就处罚我——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人人我都听从，我规规矩矩地生活，不喝酒，什么嗜好也没有；要知道，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一个人要是有嗜好，那可不是一件好事情。周围的人心肠都那样残忍，一一想痛哭一场都找不到地方。有时候，只好跑到一个角落里，在那儿痛哭一阵。嗯，有一次我出去站岗，那是在夜间，派我到大炮旁站岗。当时正刮大风，是秋天，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连眼睛都睁不开。我觉得身上不舒服，非常不舒服！我把枪立在脚旁，把刺刀解下来，放在一旁；我把右脚上的皮靴脱下来，把枪口对着胸口，用大脚指扳动枪机。一瞧——瞎火了！我查看了一下枪，把火门擦干净，倒进去新火药，打着火石，再把枪口对着胸口。怎么啦？只见火药一闪，结果又没打响！我想，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我穿上皮靴，拿起枪，安上刺刀，一声不响地来回走着。这时我拿定主意干到底：不管到哪儿去都可以，只要不当兵就行！半个小时以后，指挥官骑马来查岗。他冲着我喊道：‘难道就这样站岗吗？’我把枪端在手里，用刺刀刺他，整个刺刀都扎进去了。唉，挨了四千棍，最后来到这里，进了特别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