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8章　　我待了一会儿，听她把布鲁克林地区检察官办公室一位职员迷得七荤八素，然后留下一张清单让她继续打。我走路去图书馆。不需要我在一旁监督了，她是个天生的好手。　　到了图书馆，我开始做前一天早上未完成的工作，透过放大镜筛选过去六个月来的《纽约时报》微缩胶卷。不是找绑架案，因为我并不期望看到这类的报道，但我认为他们一定曾经在没有人目击或报案的状况下从街上抓过人。我找的是那些丢弃在公园或街巷里的受害者，特别是曾经遭到强奸或肢解，尤其是被切断手足的人。　　问题是，如果碰到那类情况，通常报纸上不会登出来。警方的一般政策都会保留肢解这类特殊细节，以避免各种形式的干扰，比如假自首、效仿作案手法的罪犯，或假目击证人等等。至于报社那方面，也想饶了读者，不把最鲜血淋淋的部分写出来。等读者看到新闻时，已经很难发现真相到底是什么。　　几年前有个性罪犯在下城东区残杀小男孩，把他们诱拐到屋顶上，用刀杀死或者用绳索勒死他们，然后切除、劫走小男孩的阴茎。他做案的时间很长，长到警方给他取了个外号，叫他“剁刀手查理”。　　当然警方的记者也这么称呼他——不过不是在文章里。纽约没有一家报社可能让读者读到那么具体的细节，但一旦提了那个外号，就算不写，读者也可以猜出个八九分被查理剁掉的到底是什么。所以没有一家报纸使用任何外号，只报道说凶手曾将受害者肢解或毁容，从邪教仪式里的剖腹剜肠到给人剪个很丑的头发都用这两种说法包括。　　或许这年头不时兴那么含蓄了。　　一旦我摸到窍门，马上就可以用很快的速度浏览完一周的报纸。我不必整份都看，只须注意集中报道本地犯罪案件的大都会版部分就行了。最浪费时间的，其实是我一进就图书馆不得不努力抗拒的东西，跟我要查的资料无关，但却是比较有趣的东西。幸好时报没有漫画栏，否则要抵挡六个月的“杜斯别里”①还真不容易。　　①《杜斯别里》（Doonesbury），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美国报纸上连载的漫画，内容以学生运动、越战、妇女解放等时事为主。　　离开图书馆时，我的笔记本上已记下六件可能有关的案件。其中一件尤其有希望，受害者是布鲁克林学院会计系的学生，她在失踪后的第三天清晨，被一位赏鸟人在绿林墓园里发现。报上说她曾经遭受性侵害及与性有关的肢解，在我读来便是凶手用屠刀作案。现场采集的证据显示她是在别处遭到杀害，然后被弃尸在墓园内。玛丽·戈特斯坎德案里警方的结论也是说凶手将她丢弃在森林公园高尔夫球场之前，她就已经死了。　　我六点左右回到旅馆，埃莱娜和库利兄弟都打了电话，另外三个口信告诉我TJ也打了。　　我先打给埃莱娜，她报告说她把所有的电话都打完了。“到最后连我自己都开始相信了，”她说，“我对我自己说，这可真好玩，不过我们如果真能把那部电影拍出来，那就更好玩了。当然，我们是不会拍电影的。”　　“我觉得这类题材早就有人拍过了。”　　“不知道会不会有人真的打电话给我。”　　接着我联系上凯南·库利，他想知道现在进展如何。我告诉他我已开发出几条不同的调查线索，但并不指望很快就有结果。　　“可是你认为我们有指望。”他说。　　“当然。”　　“那好，”他说，“听着，我打电话给你是要告诉你，我得出国两三天，做生意，去欧洲。明天从肯尼迪机场飞，星期四或星期五才会回来。有任何状况，尽管打电话找我大哥。你有他的号码吧？”　　眼前的口信纸条上就写着了。挂了凯南的电话之后，我拨了那个号码，彼得接电话的声音听起来很混浊，我先为吵醒他而道歉。他说：“没关系，我很高兴你把我叫醒。我刚在看篮球赛，结果就在电视机前睡着了。我最讨厌这种事，每次醒来脖子都是僵的。我打电话是想问你今晚想不想去参加聚会。”　　“想啊。”　　“我去接你，我们一起去怎么样？切尔西区有个地方每周六晚上都有聚会，我经常去的，人不多，挺好的，我们八点在十九街上的西班牙教堂见。”　　“我好像没听说过。”　　“有一点远，不过我刚戒的时候，是参加那全区附近一个诊所办的课程，所以那里就变成我星期六晚上固定聚会的地方。最近我去得比较少了，可是现在我有车，你知道嘛，弗朗辛的丰田在我这儿——”　　“我知道。”　　“那我就去你旅馆前面等你，差不多七点半，好不好？”　　我答应了。七点半我走出旅馆时，他的车就停在前面，我正好乐得不必走路。那天下午开始断断续续地下毛毛雨，此刻雨势已经变大了。　　去的路上我们一直在聊运动。棒球队的春季训练营已经开始一个月了，不到一个月季赛即将开锣。今年春天不知为什么我提不起劲来，不过或许季赛一开始我也会跟着投入。目前的新闻大部分都跟合约谈判有关，有个球员整天使小性子，因为他知道自己不止值年薪八千三百万美元！或许他真的值那么多钱吧，我不知道；或许那些运动员统统值那么多钱，可是就因为这一点，让我越来越难以关注究竟谁输谁赢了。　　“我觉得达里尔好像终于进入情况了，”彼得说：“过去几个星期他棒棒开花。”　　“可是现在他已经不在纽约队了。”　　“事情永远都是这样，嗯？我们花这么多年时间等待他完全发挥潜能，结果直到他穿上道奇制服才盼到。”　　我们把车停在二十街上，步行穿过一条街去教堂。那天是圣灵降临节①，礼拜以西班牙语和英语两种语言进行。我们的聚会在地下室举行，大约有四十个人参加。我看到几个在城里其他聚会见过的熟面孔，彼得也和不少人打了招呼，其中有个女的说她好久没看到彼得，他告诉她他都去参加别处的聚会了。　　①基督教重大节日之一，每年复活节后的第七个星期日。　　他们的形式在纽约很少见，一等主讲人说完他的故事后，大家便分成小组，每组七到十人，围着五张桌子坐下。一张桌子是新人，一张进行一般性的讨论，一张讨论“第十二阶段”，另外两张我忘了是干什么的。彼得和我都到一般性讨论的桌旁坐下，大家似乎都在谈论目前自己的生活状况，还有如何让自己保持清醒的方法。比起专门讨论一个题目，或是对我们这种活动进行哲学式的支持，通常这样的讨论形式能让我获益较多。　　其中有个女的最近开始担任酗酒问题辅导员，她谈到每天工作八个小时都在应付同样的问题，聚会时很难维持参与的热情。“我实在很难把这两件事分开。”她说。另一个男的说他最近的体检报告证实他的HIV呈阳性反应，他是如何面对这件事的。我谈到我个人工作的循环特性，如果休息太久就会变得焦躁不安，可一旦工作来了，又会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以前喝酒的时候要平衡自己的感觉比较容易，”我说，“但现在不行了，不过参加聚会对我很有帮助。”　　轮到彼得时，他大部分只回应别人说的重点，很少谈到自己。　　十点，我们围成一个大圆圈，手握着手一齐祷告。这时外面的雨势已小了许多。我们走到那辆凯美瑞旁，他问我饿不饿，我这才发觉自己还真饿了。我没吃晚餐，只在从图书馆回家的路上吃了一块比萨。　　“你喜欢中东菜吗，马修？我说的不是那种卖肉串的小摊，而是道地的中东菜。格林威治村那儿有一家很棒。”我说听起来很好。“你知道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吗？我们可以去布鲁克林那儿转一转，除非你最近在大西洋街附近转太久，已经转烦了。”　　“有点儿远吧？”　　“嘿，我们有车，不是吗？既然有车，不如好好利用一番。”　　经过布鲁克林大桥时，我正在想那桥在雨中真美，他说：“我爱这座桥。前几天我才读到所有桥都在老化，我们不可以不管，一定要不断维修。纽约市的确在做维修工作，可是做得还不够。”　　“没有钱嘛。”　　“怎么可能？这么多年来纽约市爱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却整天哭穷。怎么会这样，你知道原因吗？”　　我摇摇头，“我觉得不只是纽约，好像每个地方都一样。”　　“是吗？我只看得见纽约，我老觉得整个城市好像一点一点往下坍，你怎么说的，对，‘下层结构’，就这个词儿。”　　“也许吧。”　　“整个下层结构都在崩溃。上个月才又爆了一条大水管。到底怎么回事，系统太老旧，每样东西都不行了？十几二十年前，谁听过大水管爆裂吗？你记得这种事情以前发生过吗？”　　“不记得，不过这并不表示它就真的没发生过。很多事情发生我都没注意到。”　　“嗯，你说得有理。我也一样，很多事情仍然在发生，我却没注意到。”　　他选的那家餐厅在和大西洋街隔一个街区的法院大道上。我听他的建议，点了菠菜派当开胃菜，他向我保证这和希腊咖啡店做的圆饼夹菠菜绝对不同。他没骗我。我的主菜是一道砂锅，里面有压碎的小麦和快炒碎肉及洋葱，也很棒，就是份量太多，吃不完。　　“可以带回家嘛，”他说：“你喜不喜欢这个地方？一点都不时髦，可是东西好吃得没话说。”　　“我真奇怪他们开到这么晚。”　　“在礼拜六晚上？厨房会工作到午夜，甚至更晚。”他往椅背上一靠，“要让这顿饭完美，还有一样东西。你喝过一种叫作阿拉克烧酒的玩意儿没？”　　“是不是跟乌首酒①很像？”　　①希腊产的一种饭后酒。　　“有点像乌首，但有差别，不过是有点像。你喜欢乌首酒吗？”　　“谈不上喜欢。以前在五十七街和第九大道交叉口有一家希腊酒吧，叫做‘安塔尔与斯皮罗’——”　　“真的，取那种名字？”　　“——有的时候我在吉米·阿姆斯特朗的酒吧喝了一夜的波本威士忌之后，会去那儿喝一两杯乌首，当做睡前酒。”　　“波本之后接乌首，嗯？”　　“当胃药，”我说，“让你的胃好过些。”　　“听起来像是让你的胃永远没感觉。”他对服务生使了个眼色，叫他再加咖啡。“前几天我真想喝酒。”他说。　　“可是你没喝。”　　“是的。”　　“这一点最重要，彼得。想喝是很正常的，这不是你戒酒之后第一次想喝吧？”　　“不是。”他说。这时服务生走过来替我们加满咖啡，等他走开之后，彼得说：“可是这是第一次我真的在考虑是喝还是不喝。”　　“很认真在考虑？”　　“嗯，应该很认真吧。我想是的。”　　“可是你并没有喝。”　　“没有，”他说，看着自己的咖啡杯，“但是我几乎就嗑了。”　　“嗑药？”　　他点点头。“海洛因，”他说，“你有没有试过海洛因？”　　“没有。”　　“连试都没试过？”　　“连想都没想过。我喝酒时也从来不认得嗑药的人，当然那些我偶尔逮捕的家伙除外。”　　“所以说海洛因是专给下层阶级的人用的喽。”　　“至少我一向这么认为。”　　他温柔地笑了笑，“或许你认识用它的人，只是他们没让你知道罢了。”　　“有可能。”　　“我一直很喜欢它，”他说，“我从来不注射，只吸。我很怕针头，这反而有好处，否则搞不好我现在早就因为艾滋病送命了。你知道吗，不注射也会上瘾的。”　　“我听说过。”　　“有一两次我嗑药后身体不对劲，吓坏了，后来靠喝酒戒了毒，然后呢，后面的故事你就知道了。我靠着自己戒了毒，却得进戒酒协会戒酒。所以说其实我是栽在酒精手里，不过在我心里，我既是酒鬼，也是毒虫。”　　他啜了一口咖啡。“事实上，”他说，“当你透过毒虫的眼睛去看这个城市时，它会变得完全不一样。你虽然是个警察，上了街头也很机灵，不过如果我们两个一块儿在街上走，我看到的毒贩会比你看到的多得多。我会看到他们、他们也会看到我，彼此相认。我随便到纽约任何一个角落，不到五分钟就能碰到一个乐意卖一袋毒品给我的人。”　　“那又怎样？我每天都经过酒吧，你也是。同样的道理，对不对？”　　“也许吧。海洛因最近行情看俏。”　　“没有人说这事儿很容易，彼得。”　　“本来挺容易的，现在不容易了。”　　上了车他又叨叨着同样的话题。“我会想，干嘛呢？然后我去参加聚会，我就觉得，这些人是谁啊？他们都是从哪儿钻出来的？每个人都在鬼话连篇，说什么把一切都交给上帝，生活就幸福美满了。你相信吗？”　　“相信生活幸福美满？并不全然。”　　“我看倒比较像团屎。不，我是说你相信上帝吗？”　　“那要看你什么时候问我这个问题。”　　“就是今天、现在，你相信上帝吗？”我没有马上回答。他接着说：“算了，我没有权利查探你的隐私，抱歉。”　　“不，我只是在想怎么回答比较好。我一时答不上来，因为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重要。”　　“上帝是否存在这个问题不重要？”　　“它会造成任何影响吗？不论他存在与否，我都得过日子，我都是个一喝酒就把持不住自己的酒鬼。有什么分别吗？”　　“那些聚会都在讲上帝。”　　“没错，但是不论有没有上帝，或我相不相信上帝，聚会都会继续办下去。”　　“你怎么能把自己的意志力托付给一个你根本不相信的东西呢？”　　“只要放手，别企图控制每一件事情。只要尽人事，然后听天命。”　　“不论上帝是否存在。”　　“对。”　　他思考了一下。“我不知道，”他说，“小的时候我相信上帝，我上的是教会学校，他们教我什么，我就学什么，我从来没有任何疑问。等我戒酒了，他们说要信服上帝。好，没问题！可是等到那些狗狼养的把弗朗辛这样一块块地送回来时，大哥，是什么样的上帝才会让这种事发生呢？”　　“坏事经常在发生。”　　“你不认识她啊，老兄。她真的是个好女人，人好，又端庄，又纯洁。是个真正美丽的人，和她在一起连你都会想做个更好的人。而且，她会让你感觉你真的做得到。”他在红灯前踩了刹车，左右看看，往前冲了过去，“以前这样被开过一次罚单。三更半夜，我停了车，左右看去几英里都没看到一个鬼影子，只有白痴才会蹲在那儿等红灯嘛，结果他妈的一个警察把车灯熄了躲在半个街区外，开了我一张罚单。”　　“看来这次我们逃掉了。”　　“好像。凯南偶尔也会用海洛因，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我怎么会知道？”　　“我想也是。大概一个月一次吧，他会吸上一袋，或许没那么多。对他来说那是娱乐，去爵士乐俱乐部，先进男厕所吸一袋，让自己听音乐更加投入。问题是，他不让弗朗辛知道。他明白她肯定不喜欢的，而且他不愿意做任何可能会破坏他在她心目中形象的事。”　　“她知道他在做毒品交易吗？”　　“那是两码事。那是他的生意，他的工作，而且他并不打算干一辈子。干几年就退出，那是他的计划。”　　“每个人都这么计划的。”　　“我懂你的意思。总之她并没有大惊小怪。他就是靠那行吃饭的，那是他的生意，是另一个世界，被撇到一边去了。不过他不让她知道他偶尔自己也会用。”他顿了一下，接着说：“前几天他人都迟钝了，被我发现，他还否认。妈的，难道他想在嗑药这档子事上欺骗一条毒虫？那家伙显然已经上瘾了，还发誓说没有。我猜大概是因为我很镇定、很清醒，所以他不想把诱惑摆在我面前，可是你起码要尊重我的智商嘛，对不对？”　　“他可以过毒瘾，而你不能，你介不介意？”　　“我介不介意？妈的我当然介意。明天他要去欧洲了。”　　“他告诉我了。”　　“他好像想立刻做一笔，补现金。急着交易最容易被逮捕了，否则就是比被逮捕更惨。”　　“你替他担心？”　　“天啊，”他说，“我替我们所有人担心！”　　在回曼哈顿时的桥上时，他说：“我小的时候很爱桥，搜集桥的图片，我老爸就觉得我长大了应该当建筑师。”　　“你还来得及，你知道吗？”　　他笑了。“什么啊，回学校去念书？算了！其实我从来没那个意愿，我只是喜欢欣赏桥而已。如果哪天我有冲动想一了百了，或许会从布鲁克林大桥上跳下去。半路一定会改变主意，对不对？”　　“我听过一个家伙在当主讲人时说，有一次他在一座桥上从醉得不省人事突然醒过来，好像就是这一座桥，就在栏杆外面，一只脚悬在空中。”　　“真的？”　　“他似乎不是在开玩笑。完全不记得是怎么上去的，就这样！一只手抓着栏杆，一只脚悬空。后来他爬回桥上，回家去了。”　　“大概多喝了一杯。”　　“我想也是。可是你想想，万一他等五秒钟后才醒呢？”　　“你是说等他另一只脚也跨出去以后？那感觉一定很可怕，对不对？唯一的好处就是受苦的时间不会太长。噢，他妈的，我应该开进那个车道里的。没关系，我们可以多开几条街，反正我很喜欢这里。你常来这一带吗，马修？”　　我们正经过南街码头一片靠近富顿街鱼市附近的新建地区。“去年夏天，”我说：“我和我女朋友在这里消磨了一个下午，在附近逛街，还在其中一家餐厅吃饭。”　　“现在有点雅皮了，不过我还是喜欢，但不是夏天。你知道这里什么时候最棒吗？就是这样的晚上，又冷又空荡，天上飘着毛毛雨，这种时候这里真美。”然后他笑了，“喏，这就是一个十足毒虫在讲话了，”他说：“给他看伊甸园，他会说他希望那儿又暗又冷又凄凉，而且他只要一个人在里面。”　　我的旅馆前，他说：“谢了，马修。”　　“谢什么？我本来就打算去参加聚会的，是我应该谢你送我一程。”　　“嗯，我是谢谢你陪我。在你进去以前，我有个问题憋了一整个晚上。你替凯南办的这件事，觉得可能查出什么结果吗？”　　“我可不是走过场而已。”　　“我知道你在尽你最大的努力，我只是想知道你觉得这样做会不会有结果。”　　“有一线希望，”我说，“我不知道这个希望到底多大，让我可以调查的头绪实在不多。”　　“这我明白。在我看来，给你的头绪几乎等于零。当然你是从一个专业人员的观点来看这件事，你看到的肯定不一样。”　　“很多事都得看我现在采取的几项行动是否会有进展，彼得。还有他们未来的行动也会是决定因素之一，而他们是我无法预测的。至于我是否乐观，那要看你在什么时候问我这个问题。”　　“跟你的上帝一样，嗯？问题是，即使到了下结论，肯定这事儿没指望的时候，也别忙着告诉我弟弟，好吧？再继续办个一两个星期，让他觉得他已经尽力了。”　　我没吭声。　　“我的意思是——”　　“我懂你的意思，”我说：“问题是这种事不需要别人告诉我。我一向顽固得无可救药，一旦开始做一样事情，要我放手很难很难。老实告诉你，我想这大概就是我能够破案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我聪明，而是因为我像条狗似的死咬着不放，非把事情扯出来不可。”　　“事情迟早会扯出来，对不对？没有一个凶手能逃得了的。”　　“以前人们是这么说的吧？现在好像听不到了。有太多凶手都逃过了。”我下了车，又探头进去把那句话讲完。“那是从某个角度来看，”我说，“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的确没逃过。其实我觉得，任何人做任何事都会有报应的。”第09章　　那天晚上我很晚才睡。我想睡，睡不着；想看书，看不下去。最后坐在黑暗的窗前，望着外面街灯下的雨丝。我坐在那儿想一些长长的思绪。“年少的思绪，是长长、长长的思绪。”我曾经在一首诗里读到过这样一句，其实在任何年龄，你都可以有长长的思绪，如果你睡不着，而天又下着细雨的话。　　十点多电话铃响时我还在床上。TJ说：“你有笔吗，大哥？你要情报吗，快记。”他一古脑儿的念出两个七位数的电话号码，“最好写下区号718，因为你得先拨这个号。”　　“这会拨到哪里？”　　“真奇怪，居然第一次打电话就遇到你在家。大哥，找你还真得碰运气！星期五下午打电话找你，星期五晚上打电话找你，昨天一整天、一整夜，直到午夜还在打电话找你。大哥你可真难找！”　　“我出去了。”　　“我用小指头想想也知道应该是这样。大哥，你派我去的任务可真不赖。老布鲁克林，走几天也走不完。”　　“它的确很大。”我表示同意。　　“大得让人受不了啊！我去的第一个地方，坐到最后一站下车，火车从地下钻到地上，可以看到一堆漂亮房子，像电影里的老镇，完全不像纽约。走到第一部公用电话，打给你，没人在家。又继续追第二部公用电话，大哥，那是什么鸟路，那么长！有几条街，我在街上走，那儿的人全瞪着我瞧。黑鬼！你来这里做什么？虽然没一个人讲出来，但你不必很用力听，就可以听到他们心里在想什么。”　　“可是你没惹麻烦。”　　“大哥，我从来不惹麻烦。我呢，是这么做的，我在麻烦看到我之前，就会先看到它。我找到第二部电话，再打给你，找不到你，因为你不让我找到。所以我就想啦，嘿，搞不好这附近就有地铁站，因为离我刚才下车的地方已经有八百英里了。我就走进一家糖果店，问吧：‘请问您，最近的地铁车站在哪里？’我就是这样讲的哦，你知道，就跟电视上报道新闻的人讲话一样。那位老兄又瞪我，‘地铁？’好像他这辈子没听过这两个字，这个概念好像让他脑筋转不过来哦。于是我干脆照原路走回去，大哥，一直走到弗莱特布什线的底站，因为至少我知道那条路怎么走。”　　“那好像就是最近的地铁站。”　　“你好像说对喽，因为后来我看了地铁地图，真的就是那一站最近。另一个留在曼哈顿的理由，大哥，就是你永远不会离地铁站太远。”　　“我会铭记在心。”　　“我真希望我打电话的时候你在家。我全设计好了，我念电话号码给你听，然后说，‘现在就打。’于是你拨那个号码，我接起来说：‘就是我。’现在告诉你感觉就不酷了，可是那个时候我不真是等不及了。”　　“你是说那些电话上都贴着号码吗？”　　“哦，对了！我都忘记说了。第二部，就是走了好长好长一段路去到韦特兰斯大道上的那部，路上每个人都用很奇怪的眼光看我，那部上面有号码。可是另一部，在弗莱特布什大道和法拉格特路交叉口的那部，没有号码。”　　“那你怎么知道号码的？”　　“咦，我有办法啊，我不是早告诉你了吗？”　　“说了不只一次。”　　“我呢，就打电话给接线员，说：‘嘿，女孩，搞什么啊，这部电话上面没号码，我怎么知道我现在在用哪个号码？’她跟我解释了一大堆，说什么她没办法告诉我号码啦，不能帮我的忙啦。”　　“好像不太可能。”　　“我也是这么想。他们有那么多仪器，你打电话去查号台，她们答得比你问得还快，怎么可能没办法告诉你自己打的这部电话的号码呢？然后我想啦，TJ，你是猪啊，他们把号码拿掉，就是为了对付那些毒贩，你还用那种毒贩的语气去问人家。于是我又拨了一次0，因为你可以整天打电话给接线员而不用花半毛钱，免费服务！而且每次接电话的人都不一样，对不对？所以这次是另一个妞儿跟我讲话，我把街头混混的腔调全部拿掉，说，‘小姐，有件事想请您帮个忙，我现在在打公用电话，需要把电话号码留给公司，让他们打回来，可是有人用喷漆在电话外壳上乱涂，让我无法看清楚号码，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帮我查一下，然后告诉我。’我还没讲完哦，她就把号码念给我听了。马修？噢，操！”　　电话录音又插进来要钱。　　“钱用完了，”他说，“我得再喂一个硬币进去。”　　“把你的号码给我，我打给你。”　　“不行。我现在不在布鲁克林，也没有骗到这部的电话号码。”电话响了一声，他喂的硬币掉了下去。“好了，现在没问题了。怎么样，我拿到那个号码的方法很老练吧？你听得到吗？怎么不说话？”　　“我太惊讶了，”我说，“我不知道你还能用这种语气讲话。”　　“什么语气？你是说像普通人啊？当然可以。虽然我在街头混，但这并不表示我无知啊。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大哥，现在，你是在跟一只双语猫讲话。”　　“哇，真令我印象深刻。”　　“真的吗？我猜我安全去到布鲁克林，又安全回来，大概会令你印象深刻。接下来你要我做什么？”　　“目前还没事。”　　“没有？总有我可以做的事吧。这一次我表现不错吧？”　　“你很棒。”　　“你不需要是火箭科学家，也能找得到路去布鲁克林再回来。可是从接线员那里拿到电话号码的那招就酷了，对不对？”　　“绝对。”　　“我很有办法的。”　　“非常有办法。”　　“可是你今天还是没工作给我做。”　　“恐怕没有，”我说，“过一两天再打电话过来问我。”　　“问你，”他说，“大哥，只要你说一句，我随时打电话问你都可以，问题是你根本不在那里让我问嘛。你知道谁才应该装个寻呼机吗？大哥，就是你！我可以传呼你，然后你心里就想，‘一定是TJ想找我，一定很重要。’什么事这么好笑？”　　“没什么。”　　“那你干嘛笑？我每天都打电话问你，大哥，因为我觉得你需要我替你工作。别和我争论，阿伦！”　　“嘿，我喜欢这个韵。”　　“我就知道，”他说，“专门留给你的。”　　星期天一整天都在下雨，大部分时间我都待房间里。我打开电视，在网球赛、ESPN和高尔夫球赛之间转来转去。有的时候我可以专心看完一场网球比赛，但那一天不行。我从来没办法好好看高尔夫球赛，但高尔夫球赛的画面漂亮，解说通常也不像其他运动比赛中的那么唠叨，所以当我在想别的事情时，看看高尔夫球赛还不错。　　下午过了一半，吉姆·费伯打电话来取消我们的晚餐约会。他太太的一个表亲去世了，得去露个面。“我们可以约在哪里喝个咖啡，”他说，“只可惜现在天气这么坏。”　　结果我们在电话上谈了十分钟。我提到我担心彼得·库利，怕他会开始喝酒或嗑药。　　“听他描述海洛因那个样子，”我说，“连我都想试试。”　　“我注意到毒虫都有这种特点，”他说，“总是很渴望、很向往的样子，好像一个老头子在悲叹逝去的年少时光。你知道你是没办法帮他保持清醒的。”　　“我知道。”　　“你没在辅导他吧？”　　“没有，不过他也没有别的辅导员。昨晚他把我当成辅导员了。”　　“他最好不要正式要求你做他的辅导员。你跟他弟弟已经有一层工作上的关系，所以多少跟他也有点关系了。”　　“我想到了这一点。”　　“而且即使他真的开口要求了，也不表示他就是你的责任。你知道做一个成功辅导员的首要条件是什么吗？就是自己保持清醒。”　　“这话很耳熟。”　　“大概是我讲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帮任何人保持清醒。我是你的辅导员，我帮你保持清醒了吗？”　　“没有，”我说，“不论有没有你，我都一直保持清醒。”　　“是不论有没有我，还是故意要跟我过不去？”　　“或许两种因素都有一点吧。”　　“彼得到底有什么问题？因为不能喝一杯或打一针，就自怨自艾？”　　“是用鼻子吸。”　　“嗯？”　　“他不敢用针筒。不过你说得对，大致就是这么回事儿。而且他还对上帝很不满。”　　“操！谁不是啊？”　　“因为什么样的上帝才会让那种事发生在像他弟妹那么好的人身上呢？”　　“上帝经常做这种事。”　　“我知道。”　　“或许上帝有自己的理由，或许耶稣基督需要她去当一束阳光，你还记不记得那首歌？”　　“好像没听过。”　　“我祈祷你永远都不要从我嘴里听到，我不喝醉是唱不出来的。嘿，你看他是不是跟她有一腿？”　　“谁跟谁有一腿？”　　“还能有谁？彼得和他弟妹？”　　“天哪，”我说，“我怎么会这么认为？你的思想真他妈肮脏，自己知不知道？”　　“近墨者黑嘛。”　　“肯定是。不，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他只是很难过，而且我觉得他想喝酒又嗑药。我希望他不会真的去做，就是这样。”　　我打电话给埃莱娜，告诉她我晚餐时间有空了，可是她已经跟她朋友莫妮卡约好，请她去家里玩。她说她们打算叫中国菜，欢迎我加入，这样可以多叫几样菜。我说算了。　　“你怕我们整晚都在聊女人的话题是不是？”她说，“你的顾虑大概是有道理的。”　　我在看《六十分钟》①的时候，米克·巴卢打电话来。我们聊了一二十分钟。我告诉他本来我已经订好机票准备去爱尔兰了，后来又不得不取消行程。他为我不能去感到遗憾，但同时也为我找到事情做而高兴。　　①美国电视新闻节目。　　我跟他讲了一点点我现在的工作，但没告诉他我在替什么样的人工作。他对毒贩毫无同情心，偶尔还会闯入那种人家里拿点儿现钞，补贴补贴自己的收入。　　他问纽约天气如何，我说已经下了一整天雨了。他说那边永远都在下雨，搞得他连太阳是什么样子都记不得了。噢，还有，我听说了没？他们已经证实上帝是爱尔兰人了。　　“真的？”　　“真的，”他说，“你看看这些事实嘛。他一直到二十九岁还父母住在一起；明天就要死了，最后一个晚上还跟哥儿们出去喝酒：他相信他妈是处女，而他妈那个好女人呢，则认定他就是上帝。”　　新的一周终于开始了。我卖力地查着库利案，先查出经手利拉·阿尔瓦雷斯谋杀案的警官是谁。利拉·阿尔瓦雷斯便是那个陈尸绿林墓园的布鲁克林学院的学生，那个案子并不属于第七十二分局，而是由布鲁克林刑事组一位名叫约翰·凯利的刑警负责调查的，但我一直找不到他本人，也不想给人留下我的姓名和电话号码。　　星期一我和埃莱娜见面。她的电话并没有因为强奸案受害者纷纷来电而忙得不可开交，令她好不失望。我告诉她搞不好她一个电话都接不到，有时候就是这样，你得在水里丢下很多很多鱼饵，等上好久还不见一条鱼来咬。何况现在还早，我说。跟她在电话里聊过的人可能过了周末才会开始打电话。　　“周末已经过啦。”她提醒我说。我说就算那些人打了电话，或许要等一阵子才会找到那些受害者，而且那些受害者可能还得考虑个一两天，才会决定打这个电话。　　“或决定不打。”她说。　　星期二，仍然没有电话进来，她更加沮丧。但等到星期三晚上我跟她通话的时候，她却非常兴奋。好消息是有三个女人打电话来；坏消息是没有一个听来跟绑架弗朗辛·库利那帮人有关系。　　一个女人在她公寓外面的走廊里被一名单独行动的攻击者袭击。他强奸了她，还抢了她的皮包。另一个女的让别人载她回家，因为她以为对方是同班同学；他亮出一把刀，命令她去后座，可是她逃脱了。　　“他是个瘦巴巴的小男孩，又单独行动，”埃莱娜说，“所以我觉得把他列入考虑似乎太牵强了。第三个打电话来的是约会强奸，或者叫泡马子强奸，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称呼这种案例的。根据那女人的说法，她和她的女朋友在阳光岸一家酒吧里钓到两个男的，她们坐上男的车子出去兜风，然后她女朋友晕车，他们只好停车，让她下车呕吐。结果他们居然就开车跑了，把她丢在那里，你相信有这种事吗？”　　“是不太体贴，”我说，“不过这样好像不叫强奸。”　　“真是绝了。后来他们又兜了一阵子，然后他们回到她家，要求跟她上床，她说门儿都没有，你们把我当作是什么女人，又说了些类似的话。最后她终于答应干其中一个，就是跟她配对的那个，另一个人可以在客厅里等。当然他没照做，他们俩正要开始时他就走进来看，这下子对浇熄他的欲火实在帮助不大，你也可以想象。”　　“然后呢？”　　“然后他说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她说不、不、不，最后她决定替他口交，因为那是唯一可以摆脱他的办法。”　　“她跟你讲这些？”　　“当然用字造句比较含蓄，不过基本上就是这样。然后她去刷了牙，打电话叫警察。”　　“说她被强奸了？”　　“我同意啊。那男的从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变成如果不让我痛快，我就踢掉你的牙，我认为这样已经符合强奸的标准了。”　　“哦，那当然，如果他这样硬来的话。”　　“不过听起来还是不像我们要找的家伙。”　　“嗯，一点都不像。”　　“如果你想继续查下去的话，我把她们的电话号码抄下来了，而且我跟她们讲只要制作人决定做，我们就会打电话跟她们联络，不过目前拍片计划有点问题。对不对？”　　“一点没错。”　　“所以说虽然我没得到有用的情报，接到三个电话还是很令人鼓舞的，你说是不是？而且明天可能会有更多电话。”　　星期四来了一个电话，本来听起来还挺有希望的。一个三十出头的女的在圣约翰大学修研究院的课，在校园里的停车场上正要打开自己车门的时候遭到三个男人用刀挟持。他们全挤进她的车里，开到坎宁安公园，在那里跟她口交及阴交，不只用一把刀不断威胁她，恐吓她要切除她的身体各部分，而且真的割伤她的一条臂膀，不过可能是不小心割伤的。等他们都办完事了以后，他们把她丢在那里，驾着她的车跑了。到现在案发已经快七个月，那辆车还没找到。　　“但不可能是他们，”埃莱娜说，“因为那三个男的是黑人。在大西洋街作案的那些人是白人，对不对？”　　“对，所有目击证人都这么说。”　　“嗯，这几个是黑人。如果我一直追问她这一点。她一定觉得我有种族歧视，或是我怀疑她有种族歧视，否则干嘛紧咬着强奸犯的肤色问个不停？当然对我来说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这么一来就表示她并不符合我们的条件了，除非那帮人在去年八月到现在这段时间里，想出个法子改变肤色。”　　“如果他们有这个本事，”我说：“那他们就绝对不只值四十万了。”　　“你真好。总之，我觉得自己好像白痴，不过我还是抄下了她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告诉她只要计划通过就会联络她。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你想不想听？她说不管这件事会不会有结果，她都很高兴自己打了这个电话，因为能讲出来对她帮助很大。事情刚发生的时候她常常讲，也作了些心理辅导，可是她已经很久都没提这件事了，她觉得好过很多。”　　“一定也让你觉得很好。”　　“她还以为我是辅导人员，暗示能不能一周来我这儿一次作治疗，我跟她讲我是制片的助理，这两份工作需要的技巧是一样的。”　　同一天，我终于找到了布鲁克林刑事组的约翰·凯利刑警。他还记得利拉·阿尔瓦雷斯案，说那实在很可怕。她是个很漂亮的女孩，而且每个认识她的人都说她是个又很听话又用功的学生。　　我说我在写一篇关于在不同寻常的地点弃尸的报道，问他尸体在被发现时有没有不异样之处。他说尸体曾遭肢解，我问他是否能说得详细些，他说还是不说的好。一方面是因为该案某些部分他们想保密，另一方面是顾及到女孩家人的感受。　　“我想你一定可以谅解。”他说。　　我又试了几个不同的策略，结果都是碰壁。我谢谢他，正打算挂电话的时候，突然想到问他是否曾在七十八分局上过班，他问我为什么问这个。　　“因为以前我认得一个在七十八分局上班的约翰·凯利，”我说，“不过我看你们绝对不是同一个人，因为他现在早已过了退休年龄了。”　　“那是我父亲，”他说，“你说你姓斯卡德？你到底是干什么的，记者？”　　“不，我自己也办案。曾经在七十八分局待过一阵，然后转到曼哈顿第六分局，在那里升了刑警。”　　“噢，你是刑警？现在变成作家了？我父亲常说要写一本书，不过他是光说不练。他退休大概有八年了，现在在佛罗里达家中的后院里种葡萄柚。我认识很多警察都在写书，至少他们是这么说的，不然就是说在计划中，不过你真的在写？”　　是时候转变话题了。“不。”我说。　　“什么？”　　“刚才都是胡扯，”我坦承，“我现在是私家侦探，离开警界后就开始做这行。”　　“那你到底想知道阿尔瓦雷斯案的哪些事？”　　“我想了解肢解的内情。”　　“为什么？”　　“我想知道是不是切除肢体。”　　一阵静默，时间长得足以让我懊悔根本不该提出这一连串问题。然后他说：“你知道我想知道什么吗，先生？我想知道你他妈的到底是从哪里钻出来的。”　　“一年多以前在皇后区出了一个案子，”我说，“三个男人从伍德海芬的牙买加大道上掳走一个女人，然后把她丢在森林公园一个高尔夫球场里。除了各种凌虐的痕迹，他们还切除了她两根指头，塞进她的，呃，身体开口处。”　　“你有什么理由认为这两件案子是同一伙人干的？”　　“没有，但我有理由相信做掉戈特斯坎德的凶手没有就此罢手。”　　“皇后区那个女的姓戈特斯坎德？”　　“对，玛丽·戈特斯坎德。我一直想把杀她的凶手和其他案件连在一起，阿尔瓦雷斯案看起来很有可能，可是对于那件案子，我知道的仅限于报纸上的报道。”　　“阿尔瓦雷斯的屁眼里塞了根指头。”　　“戈特斯坎德也一样。她前面还塞了一根。”　　“在她的——”　　“对。”　　“你跟我一样，不喜欢说出死人的那些部位。妈的，你去验尸化验室晃晃，那些家伙一个比一个猥亵。我猜他们是不想让自己有任何感觉吧。”　　“也许吧。”　　“可是我总觉得这样太不尊敬人了。那些可怜人，她们还能要求什么呢？不就是在她们死后给她们一点点尊重。杀她们的人可一点都不尊重她们。”　　“嗯。”　　“她的一个乳房不见了。”　　“什么？”　　“阿尔瓦雷斯。他们把她一边的乳房切掉了。根据流血的程度，他们说乳房被切除时她还活着。”　　“上帝！”　　“我真想抓住这些王八蛋，你知道吗？进了刑事组，你每一个都想逮，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轻度谋杀，可是有些罪犯会让你觉得特别想出手，这个就是。我们真的尽力了，查了她的行踪，跟每一个认识她的人都谈过。可是你也知道这种案子，如果受害者跟凶手没有关系，案子本身又没留下什么实质性的线索，你能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现场能采到的证据非常少，因为他们是在别处杀了她，然后才把她丢在墓园里。”　　“那部分报纸上说了。”　　“戈特斯坎德也一样？”　　“对。”　　“如果当初我知道戈特斯坎德案的话——你说是一年多以前？”我把日期告诉他，“原来这件案子一直待在皇后区的档案柜里，我怎么会知道呢？两具尸体，手指都被，呃，切除，然后塞入，我却坐在这里用自己的大拇指塞自己的屁眼。我不是故意要这样说的，老天。”　　“希望对你有帮助。”　　“你希望对我有帮助？你还有什么情报？”　　“没有了。”　　“如果你隐瞒——”　　“戈特斯坎德案我所知道的部分，全都在她的档案里。阿尔瓦雷斯案呢，我知道的都是你告诉我的。”　　“你跟这两件事有什么关系？你自己的关系？”　　“刚才我才告诉你——”　　“不！不！不！你为什么这么感兴趣？”　　“这一点必须保密。”　　“保密个屁！你没有权利隐瞒事实。”　　“我没有隐瞒事实。”　　“那你说这叫什么，嗯？”　　我吸了一口气，然后说：“我想我说的已经够多了。我对戈特斯坎德或阿尔瓦雷斯这两件刑事案都并不是特别清楚。一件我读了档案，另一件是你告诉我的，那就是我知道的全部。”　　“一开始，你为什么要去读那个档案？”　　“因为一则一年前的报纸新闻，然后我读到另一则新闻，又打电话给你，就这样。”　　“你在包庇你的雇主。”　　“就算我有雇主吧，他可绝不是凶手。他是谁，那是我个人的事。难道你不想自己去比较比较两件案子，看看是否能突破？”　　“我当然会这么做，可是我真想知道你葫芦里在卖什么药。”　　“那并不重要。”　　“我可以传你来局里，或是差人去逮捕你，你想这样玩？”　　“你是可以这么做，”我说，“可是除了我刚才告诉你的话，你是问不出什么来的。你可以浪费我的时间，不过你也会浪费你自己的时间。”　　“你他妈的胆子还真大，这点我服了你。”　　“嘿，好了，”我说，“现在你也得到一些新的情报了，如果你想记一笔账在我头上，当然可以，可是这样有什么意义呢？”　　“那我应该说什么呢？谢谢你？”我心里想，说一声你会少块肉啊，但没说出口。“算了算了，”他说，“不过你最好还是把地址跟电话号码留下，搞不好我会需要联络你。”　　我犯的错就是一开始让他知道了我的名字。我可以试试他到底是不是能干的警察，让他自己去曼哈顿电话簿里找，但又怎么样呢？我把地址和电话号码给了他，告诉他我为不能回答他所有的问题感到抱歉，可是我必须对自己的雇主负一定的责任。“如果我现在还是警察，碰上这种事一定气炸了，”我说，“所以我可以了解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反应。可是该做的我还是非做不可。”　　“对，这一句词儿我听多了。嗯，或许干下这两件案子的真是同一伙人吧，或许经过比较之后，我真的能有所突破。那就好了。”　　最后那一句已经是很接近“谢谢你”了，我也很乐意就此结束。我说那的确会很好，并祝他好运，然后请他代我向他父亲问好。第10章　　那天晚上我去参加聚会，埃莱娜去上课，然后我们俩分别坐出租车赶去鹅妈妈之家见面，坐下来听音乐。丹尼男孩大约十一点半出现，过来加入我们。他身边带了一个女孩，非常高，非常瘦，非常黑，而且非常奇怪。介绍她的时候他说她叫卡利，当时她点了个头，在接下来的半小时内一言不发，而且好像也没听见任何人讲话似的，然后突然把身子往前一倾，直勾勾地盯着埃莱娜说：“你的灵气是暗蓝色的，非常纯，非常美。”　　“谢谢你。”埃莱娜说。　　“你有一个非常古老的灵魂，”卡利说。那是她说的最后一句话，也是显示她意识到我们的存在的最后一个征兆。　　丹尼男孩能报告的事不多，于是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只是听音乐，然后在乐师换场休息时闲扯淡。我们离开时已经很晚了，在回她公寓的出租车上我说：“你有一个非常古老的灵魂，暗蓝色的灵气，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小屁股。”　　“她的观察力非常敏锐，”埃莱娜说：“大部分的人都要等到第二次或第三次见面才会注意到我暗蓝色的灵气。”　　“更别提你的老灵魂了。”　　“其实别提我的老灵魂最好，至于我可爱的小屁股，那就随便你说喽。他上哪儿找来这些女人的？”　　“不知道。”　　“如果说她们清一色全是大脑少根筋的芭比娃娃，那也就罢了，问题是他的女朋友什么类型的都有。这个叫卡利的，你看她在嗑什么？”　　“不知道。”　　“显然是在另外一个空间里游走。现在的人还用迷幻药吗？她大概吃了神奇蘑菇①，不然就是那种只能长在腐烂皮革上的会让人产生幻觉的菌类。告诉你一件事，她若是去当法师，肯定赚大钱。”　　①产于北美洲西部的一种特殊蘑菇，含有一些特別的化学成份，能使食用者产生相当程度的幻觉。　　“要是她的皮烂掉了就不行了，而且她必须能够集中精神在工作上。”　　“你懂我的意思嘛。她的外型和神情都很适合。你难道不能想见自己匍伏在她的脚下还乐在其中的德性吗？”　　“不能。”　　“唉，你啊，”她说，“你自己就是性变态的笨蛋法师。还记不记得我把你绑起来那次？”出租车司机显然在强忍住笑。　　“你别说了。”我说。　　“记不记得嘛？你睡着了。”　　“这表示你给我多大的安全感，”我说，“拜托，请你不要再说了。”　　“我会用我暗蓝色的灵气把自己包起来，”她说，“我会很安静，很安静。”　　第二早晨我离开之前，她告诉我她对强奸案受害者来电一事有极好的预感。“就是今天！”她说。　　可是她错了，不论她是否有暗蓝色的灵气，那天一个电话都没打来。当天晚上我跟她聊天的时候她还有点生气。“我想就这么多了，”她说，“星期三来了三个，昨天一个，今天为零。我还以为自己可以当大功臣，追踪到真正重要的消息呢。”　　“百分之九十八的调查工作都毫无意义，”我说，“你只能把你能想到的事都做好，因为你不知道哪件事会有用。你在电话上的表现非常出色，反应其实算相当热烈了。没有必要觉得自己失败了，就因为你没能把那三个恶魔挖出来吗？你现在等于在大海里捞针，而且弄不好这片海里根本就没有针。”　　“怎么说？”　　“我的意思是，他们很可能从来没有留下任何活口。也许把蹂躏过的女人全宰了，所以你很可能是在找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女人。”　　“如果她真的不存在，”她说，“那我倒要说一声‘去你的’！”　　TJ现在每天都打电话来找我，有时候一天不只一次。我给了他五十元，叫他去布鲁克林查那两部公用电话，那笔生意他赚不了多少钱，扣除搭乘地铁和公共汽车的钱之外，剩下的大概都用来打电话了。他去替赌场庄家收钱、去给街头乞丐当搭档，或者任何可以赚到钱的跑腿工作，都会比替我办事强，但他仍然不停骚扰我，要我给他工作做。　　星期六我写了一张支票付我的房租，还有每月固定得付的账单——电话费、信用卡。我在看电话帐单时，又重新思考打给凯南·库利的那些电话。几天前我又给给各家电话公司打过电话，想找到一位能够想出提供我所要资料方法的职员。但是，仍然每个人都告诉我那是不可能的。　　十点半TJ打电话来的时候，我正在想这个问题。“再给我几部电话让我去查嘛，”他哀求道，“布朗克斯区，斯塔顿岛，随便哪里。”　　“现在你可以替我做件事，”我说，“我给你一个号码，你告诉我都有谁打过它。”　　“再说一遍？”　　“唉，没什么。”　　“不，你刚才说了，大哥，告诉我是什么事。”　　“或许你真能办到，”我说，“记不记得你是怎么甜言蜜语，从接线员那儿套到法拉格特路那部公用电话的号码的？”　　“你是指我模仿布鲁克斯兄弟讲话那一招？”　　“没错。也许你可以用同样的语气，骗到某位电话公司的副总裁，请他想出如何列出打进湾脊同一部电话的不同电话号码的清单。”他又问了几个问题，我把我想查的资料，以及为什么查不到的原因解释给他听。　　“等等，”他说，“你是说他们不肯给你？”　　“他们根本没得给。他们能把每通电话都记录下来，却没办法这样分类。”　　“操，”他说，“我打去的第一个接线员也跟我讲她没办法告诉我那部电话的号码。不能相信他们说的每句话啊，大哥。”　　“不，我——”　　“你什么，”他说，“每天都打电话给你，问你有什么事给TJ做，每次你都说没有。为什么以前你不告诉我这件事？你太蠢了，大哥！”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你如果不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我怎么可能给你呢？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就跟你说过了，当时你在杜斯乱转，也不跟任何人讲话。我马上就对你说了，告诉我你要什么，我帮你找到。”　　“我记得。”　　“那你干嘛还去跟什么电话公司搅和？明明就可以来找TJ嘛！”　　“你是说你知道怎么去跟电话公司要这些号码？”　　“我不知道，大哥。可是我知道怎么找到港家兄弟！”　　“港家兄弟，”他说，“吉米和大卫。”　　“他们是亲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