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很富有的雇主，”我说，“他让我乘出租车。”　　“你要我替你叫一辆吗？”　　“不用，不过我觉得我应该把他的钱散一点出去。你只要替他传个话便成。”　　“什么话？”　　我把对外编好的故事讲了一遍，但没有提凯南的名字。丹尼男孩听着，时不时因专心而蹙起眉头。等我说完之后，他拿出一根烟，看了一秒钟，又放回烟盒里。　　“有一个问题。”他说。　　“问吧。”　　“你雇主的太太出国了，照理说应该不会再有危险，所以他认为那帮人会把注意力转移到别人身上。”　　“没错。”　　“他为什么那么关心？我很乐意遇到热心于公益的毒贩，像那些在奥勒冈种大麻，用匿名方式捐巨款给‘地球第一’、或‘为生态破坏’之类组织的家伙。我少年时期也很喜欢罗宾汉。可是就算那帮坏人把别人的宝贝儿抓走了，干你那位老兄什么事？坏人拿到赎金、只不过会让他的竞争对手现金周转更不方便而已。或者就算他们搞砸了，那就随他去嘛！只要自己的老婆不卷入其中……”　　“老天爷，丹尼男孩，在我告诉你之前，这个故事听起来简直天衣无缝。”　　“抱歉。”　　“他老婆没能出国。他们绑走了她，把她杀了。”　　“他不合作？没有付赎金？”　　“他付了四十万，结果他们还是杀了她。”他睁大了眼睛。“这只是说给你听的，”我补充道，“他没报警，所以死了人这部分内容不能传到街上。”　　“我了解。这样就比较能解释他的动机了。他想报复。知道他们是谁吗？”　　“不知道。”　　“可是你认为他们还会下手？”　　“手气顺的时候为什么要收手？”　　“从来没听过。”他又替自己加了些伏特加。他常去的两个地方都用冰桶替他装伏特加。他喝的量极大，而且根本不经意，仿佛喝水似的。我不知道那些酒喝下去都放哪儿了，也不知道他的身体是怎么处理的。　　他说：“坏人有几个？”　　“至少三个。”　　“三个人分四十万。最近他们大概也常坐出租车吧，你说呢？”　　“我也那么想。”　　“所以说，如果有人最近到处散财，这个情报应该很有用喽。”　　“应该是。”　　“至于毒贩子，尤其是做大笔交易的，应该让他们知道他们自己有被绑架的危险。那些人很可能会直接抓个毒贩子去，你觉得呢？不一定要女的。”　　“这点我就不知道了。”　　“怎么说？”　　“他们享受杀人的过程，我觉得他们很过瘾。我猜他们先满足了性欲，虐待她，等新鲜感消失了，就杀了她。”　　“尸体有被虐待的痕迹？”　　“尸体送回来的时候分成了二三十块，分开包装。这个话也不能传到街上，我本来不打算讲的。”　　“你不讲还好。说真的，马修，是我的想象力在作怪，还是这个世界真变得越来越邪门了？”　　“好像从来没好过。”　　“可不是嘛。你还记得‘和谐聚会’①吗？所有星球都像士兵一般排成直线？那不是‘新世纪’②开始的某种象征吗？”　　①Harmonic Convergence，于1987年8月16日和17日举行的一场组织松散的活动。人们聚集在世界各处的圣地和“神秘”之地，宣告玛雅日历中的宇宙新时代的来临。　　②New Age，1980年后一种流行于美国，结合心灵与自我觉醒的信仰。　　“我可不会屏息等待。”　　“人家都说黎明之前就是最黑暗的时刻。不过我懂你的意思，如果说杀人是为了得到快感，而且他们还要搞强奸和虐待，肯定不会挑个有啤酒肚、屁股下垂的肥胖的毒贩下手。这些家伙不是同性恋？”　　“不是。”　　他想了一会儿。“他们一定还会下手，”他说。“赢得这么痛快，不可能就此罢手。不过我还是在想……”　　“他们以前有没有做过？我也在想这件事。”　　“结果呢？”　　“他们很手脚利落，”我说，“我有个感觉，他们练习过。”　　第二天早餐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步行去西五十四街的上城北区分局。乔·德金正好在自己的座位上，而且突然称赞起我的外表，让我有些不知所措。“你最近穿衣服讲究多了，”他说，“一定是那个女人的功劳，她叫埃莱娜是不是？”　　“没错。”　　“嗯，我觉得她对你产生了好的影响。”　　“我相信，”我说，“你到底在扯什么淡啊？”　　“我是说那件外套很好看，没别的。”　　“这件外套？至少十年了。”　　“你以前从来没穿过。”　　“我常常穿。”　　“不然就是那条领带。”　　“这条领带怎样？”　　“天哪！”他说：“有没有人说过你他妈的很难缠？我说你看起来很帅，结果下一分钟就他妈的上了证人席了。我们重新来一遍怎样？‘哈罗，马修，看到你真高兴。你看起来像团屎，请坐。’好一点了吧？”　　“好多了。”　　“我很高兴。请坐吧，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我突然有股冲动，想犯重罪。”　　“我很清楚这种感觉，很少有哪一天我没有这种冲动的。想犯哪条特别的罪啊？”　　“我在考虑一条D级重罪。”　　“这个，我们多得很。非法持有伪造设备就是D级重罪，你可能每分钟都会触犯。你口袋里有没有笔啊？”　　“两枝钢笔，一枝铅笔。”　　“哇，那我念你的权利给你听，逮捕你，给你印指纹。不过我猜这大概不是你心里想的D级重罪。”　　我摇摇头，“我想违反刑法第200·00条。”　　“200·00。你是要我去查，对不对？”　　“有何不可？”　　他瞪了我一眼，伸手拿起一本黑色的活页夹，翻了翻。“这个号码很熟，”他说，“哦，在这儿。‘200.00。三级贿赂。触犯三级贿赂罪行者，为协商、或提议、或同意给予任一公职人员任何好处，明知该公职人员之投票、公民意见、判断行为及决定，或行使公职人员职责之辨别能力将因之受到影响者。三级贿赂为D级重罪。’”他继续默念了一阵子，然后说：“你确定你不想违反第200·03条？”　　“那是什么？”　　“二级贿赂，跟另一条一样，只不过属于C级重罪。要符合二级贿赂，你要从协商或同意的协议中获利，老天，你不觉得他们写这些东西用字很妙吗？从中获得的好处必须超过一万美元。”　　“哦，”我说，“我想D级就已经是我的上限了。”　　“我就怕这个。在你犯下D级重罪之前，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件事，你干这行多久了？”　　“好一阵子了。”　　“那你怎么还会记得重罪等级，更别提号码了？”　　“我的记性就那么好。”　　“狗屁。他们每年都在修订这些号码，前一阵子还把半本书整个改过，我只想知道你是怎么办到的？”　　“你真想知道？”　　“对。”　　“刚才上来以前我在安德烈奥蒂的桌上查的。”　　“就是想整我，对不对？”　　“得让你保持警觉嘛。”　　“都是为我好。”　　“那当然，”我说。之前我就把一张钞票单独放在外套口袋里，这时我把钞票贴着掌心塞进他平时放香烟的口袋里，德金隔一阵子就会发一次誓要戒烟，那时他就去抽别人的。“去买套西装穿。”我对他说。　　办公室里只有我们两人，所以他把钞票拿出来检查。“这种行话得改改了。以前一顶帽子二十五块，一套西装一百。我不知道这年头一顶像样的帽子要多少钱，我也记不得上一次买帽子是什么时候了。但我知道除非去廉价二手货店里找，否则一百块是买不到一套西装的。‘这里是一百块，带你老婆去吃顿晚餐。’这是干嘛？”　　“帮我一个忙。”　　“哦？”　　“我读到过一个案子，”我说，“大概是六个月以前吧，也可能已经一年了。两个男人把一个女人从街上抓走，架着她上了一辆货车。几天之后她在公园里出现。”　　“我猜已经死了。”　　“死了。”　　“‘警方怀疑是他杀。’我不太记得了。好像不是我办的案子吧？”　　“根本不是曼哈顿的。我仿佛记得她是被丢在皇后区一个高尔夫球场里，不过也可能在布鲁克林。当时我没特别注意，只不过是在喝第二杯咖啡的时候偶然翻到的。”　　“你现在想干什么呢？”　　“我希望能恢复记忆。”　　他盯着我。“你现在手头很松嘛。能去图书馆查的东西，为什么要捐给我当置装费？你可以去查《纽约时报》索引啊！”　　“从哪里查起？我不知道是在何时何地发生，也不知道任何名字。我得把去年每一份报都溜一遍，而且我也不记得是在哪一家报纸上看到的。也许根本没上《纽约时报》。”　　“如果我打两个电话就省事多了。”　　“我就是这么想的。”　　“你为什么不出去散散步？喝杯咖啡，到第八大道上的希腊餐厅占个位子，我大概半个钟头后会过去，喝杯咖啡，吃块丹麦酥饼。”　　四十分钟后他来到第八大道和五十三街交叉口的那家餐厅，走到我的桌子前。“一年多前，”他说：“一个叫玛丽·戈特斯坎德的女人。这是个什么姓，上帝是仁慈的？”①　　①戈特斯坎德（Gotteskind）的发音与“上帝是仁慈的”（God is Kind）相近。　　“我想它的意思是‘上帝的儿女’。”　　“这样就好多了，因为上帝对玛丽一点都不仁慈。据报道她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伍德海芬的牙买加大道上买东西时遭到挟持的。两个男人带着她开着一辆货车跑了，三天之后，几个小孩走路穿过森林公园高尔夫球场，发现了她的尸体。性侵害、多处刀伤。一〇四区先拿到这个案子，等到辨认出尸体之后就丢还给一一二区，因为绑架案是在那里发生的。”　　“他们有没有办出个头绪？”　　他摇摇头，“我找的那个家伙对这件案子记忆犹新，一两个星期内，附近的人都心有余悸，一个正派的女人好端端在街上走，两个小丑就这样把她抓走了，跟被雷击到没什么两样，你懂我的意思吧？如果这种事会发生在她身上，那任何人都有可能碰到，连在自己家里都不安全。居民害怕同样的事还会发生，被人抓到车子里轮奸，而且又是连环杀手。洛杉矶出的那件事叫什么来着，后来拍成迷你影集的？”　　“我不知道。”　　“两个意大利男人，好像是表兄弟。他们专找妓女，事后把她们丢在山上。‘山坡勒人狂魔’，对了！其实应该说是‘勒人狂魔们’。不过媒体在给那个案子取这么个恐怖的名字时，大概还不作案凶手不止一个人。”　　“伍德海芬那个女的呢？”我说。　　“哦，对。他们怕她会是连续杀人案的第一个受害者，可是后来并没有人继续受害，所以大家也就放心了。他们还是很认真地在办这件案子，可是一点眉目都没有。现在变成了一桩悬案，他们觉得唯一可能破案的方法，就是那些变态狂魔再次作案。他问我们有没有遇到相关的案子，是吗？”　　“没有。那女人的丈夫是干什么的，你有没有注意？”　　“她好像没有结婚，是个老师，为什么？”　　“她一个人住？”　　“有差别吗？”　　“我很想看看那份档案，乔。”　　“你想啊？那你为什么不坐车去一一二区叫他们拿给你看呢？”　　“我看这行不通。”　　“你觉得行不通？你是说这个城里还有不愿意违规帮助私家侦探的警察吗？老天，我真是太震惊了。”　　“我会很感激的。”　　“打一两个电话是一回事，”他说，“我不必明目张胆去破坏警察局的规矩，在皇后区上班的那个家伙也没这么做。现在你要我泄露机密文件，那份档案是不能离开他们办公室的。”　　“不必离开嘛。他只要花五分钟传真一下就好了。”　　“整个档案你都要？全部的刑事调查过程？档案至少有二三十张纸。”　　“警察局应该付得起传真费。”　　“我不知道，”他说：“市长一直跟大家说纽约市快破产了。你到底为什么对这个案子这么感兴趣？”　　“我不能讲。”　　“老天爷！马修，你打算单向交流？”　　“事关机密。”　　“妈的！这事儿是机密，可是警察局的档案就是公开的，对不对？”他点了一根烟，开始咳嗽。然后说：“这件事应该跟你某位朋友没有关系吧？”　　“我不明白。”　　“你的死党，巴卢。这件事跟他有关吗？”　　“当然没有。”　　“你确定？”　　“他现在不在国内，”我说，“他已经出国一个月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来。而且他从来没有强奸过女人，再把她们丢在大马路中间的嗜好。”　　“我知道，他是个绅士，别人打高尔夫球挥杆打破的草皮，他都会去补好。他们想弄个组织犯罪的罪名整垮他，不过我想你大概已经知道了。”　　“我听到一些消息。”　　“我希望他们成功，下面二十年让他在联邦监狱里蹲着，不过你大概不这么想。”　　“他是我的朋友。”　　“我也这么听说。”　　“总而言之，他跟这件事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只是盯着我看。我说：“我有个雇主的老婆不见了，手法看起来跟伍德海芬那桩案子很类似。”　　“她也被挟持了？”　　“好像是。”　　“他报案了？”　　“没有。”　　“为什么不报？”　　“大概有他的理由吧。”　　“这样说可不行，马修。”　　“如果说他非法住在美国呢？”　　“这个城市有一半人口都是非法居住。你以为我们接到绑架案会怎么处理，马上就把受害者交给移民局吗？这个家伙到底是谁？他拿不出绿卡，却有钱请私家侦探？我一听就觉得他有问题。”　　“随便你怎么说。”　　“随便我怎么说是吧？”他按熄香烟，朝我皱着眉头，“女人死了？”　　“越来越像了。如果真是同一帮人……”　　“对，但为什么会是同一帮人呢？其中关联在哪里，绑架的手法？”我什么都没说，他拿起帐单瞧了一眼，隔着桌子丢给我。“拿去，”他说，“你请客。你的号码没变吧？今天下午我会打电话给你。”　　“谢了，乔。”　　“别谢我。我得回去想想这件事会不会阴魂不散地跟着我。如果我觉得不会，才会打电话给你，否则免谈。”　　我去参加了费尔赛德中午的聚会，然后回到自己房间。德金没有下文，可是电话口信上说TJ找我：就这样——没有留电话号码，没有继续打来。于是我把口信条揉成一团扔了。　　TJ是一年半前我在时代广场上遇见的一个十几岁的黑人男孩。那是他混迹街头的时候用的名字，倘若他还有别的名字，他可没告诉过别人。我觉得他很有活力、俏皮，且目中无人，在四十二街那个恶臭的沼泽里宛如一阵清风，我们两人一见如故。后来在办一件和时代广场有关的案子时，我让他做些无关紧要的跑腿工作，从此他便不定期与我保持联络。每隔一两个星期我便会接到他打来的一个或一连串电话。他从来不留电话号码，我无法和他联络，他的口信只是告诉我他想到我了。如果他真的想找我，就会一直打，直到碰到我在家为止。　　一旦他找到我了，我们经常会聊到他把零钱都花光了为止，有时候我们也会在他的或我的附近见个面，请他吃顿饭。让他参与我办的那两件案子时，他似乎非常热衷，干得很开心，但绝对不是因为我付他的那一点小钱。　　我进房间打电话给埃莱娜。“丹尼男孩向你说哈罗，”我说：“还有乔·德金说你对我产生了好的影响。”　　“那是当然，”她说：“可是他怎么知道呢？”　　“他说我自从和你交往之后比较懂得怎么穿衣服了。”　　“我就跟你讲那套新西装好看。”　　“我又没穿那一套。”　　“哦。”　　“我穿了我的便装外套，几百年前就有的那件。”　　“不过还是很好看啊。配灰色裤子是不是？哪件衬衫，哪条领带呢？”我告诉她。她说：“那样搭配不错。”　　“很普通嘛。昨晚我看到一套阻特装。”　　“真的？”　　“燕尾，精致的褶子；丹尼男孩说的。”　　“丹尼男孩没穿阻特装吧！”　　“不是，是他朋友，叫做……他叫什么并不重要。他还戴了一顶绑着粉红色帽带的草帽。如果我穿那样去德金的办公室——”　　“那才会让他心服口服呢。或许是你的姿势，亲爱的，或许德金感觉到你的态度不同了。现在你穿衣服比较有权威感。”　　“因为我的心是纯洁的。”　　“肯定是。”　　我们又闲聊了一会儿。那天晚上她有课，我们本来想等她上完课后见面，后来决定作罢。“明天比较好，”她说，“或许去看场电影如何？只不过我最讨厌周末上电影院，好看的全挤死人了。嗯，下午去看电影，然后晚上吃饭，就看你要不要工作。”我说这个主意很好。　　挂断之后，楼下柜台打电话上来，告诉我刚才我和埃莱娜讲话的时候有另一个电话进来。自从我搬进西北旅馆之后，他们改了好几次电话系统。本来每一通电话都得经过接线总机，改了之后可以直拨，可是所有拨进来的电话还是会经过总机。现在我有一条可以直拨或接收的电话线，可是如果我在电话铃响第四声后仍然没接的话，那通电话就会转到楼下去。我自己的电话费付给NYNEX电信公司，旅馆并不多收费用，我却能免费享受电话留言服务。　　那通电话是德金打来的，我马上打给他。“你有东西忘在这里了，”他说，“你是要过来拿呢，还是要我扔了？”　　我说我立刻过去。　　我进刑事组办公室时他正在通电话。他把椅子往后翘，嘴里抽一根烟，烟灰缸里还点着另一根。旁边的桌子前面坐了一位姓贝拉米的警官，正从眼镜上方盯着自己的电脑屏幕。　　乔用手捂住话筒说：“那个信封好像是你的，上面写了你的名字。早上你过来的时候忘在这儿的。”　　他没等我答复，又继续通他的电话。我伸手从他的肩膀上方拿起一个九乘十二大小、上面写下我名字的牛皮纸袋。贝拉米在我身后对电脑说：“唉，你他妈的根本没道理嘛。”　　我没跟他争。第06章　　回房之后我在床上将卷成一卷的传真纸展开。显然他们把整个档案都传过来了，总共三十六张。有些页数上只有寥寥几行字，有些却挤得密密麻麻。　　整理时，我突然想到这情况和我当警察的时候多么不同。那时我们没有打印机，更不要说传真机了。那时想看玛丽·戈特斯坎德的档案，唯一的法子便是自己到皇后区去，当场快速浏览一遍，肯定还有另一个毛毛躁躁的警察在你肩膀后面拼命催你。　　现在你只需要把东西全往传真机里一放，它便会像变魔术似的，出现在在五或十里外的地方，甚至是地球的另一端，档案正本却从未离开存放的地方，没有任何人未经授权溜进去偷瞄过，所以大家都不必为了安全疏忽罪而绷紧神经。　　而我也有充裕的时间仔细阅读戈特斯坎德的档案。　　这样最好，因为我本来并不知道我到底想找什么。从我离警察局之后，唯一没有改变的事实便是办案时的公文浩繁。不论当什么样的警察，真正做事的时间远比花在建立纸上记录、撰写报告的时间少得多。一部分原因是普遍存在的无聊的官僚制度，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大家都在打太极，到时候好方便推卸责任。不过大部分公文都是不可避免的，警方办案是一项群策群力的工作，最简单的调查也得由不同的人员分担，如果不把它全写下来，可能没有一个人知道到底查得怎么样了。　　我先整个看了一遍，之后再抽出几张重读一次。有一件事变得极为明显，那就是戈特斯坎德被的掳劫案和弗朗辛·库利在布鲁克林被绑架案出奇地相似。我将相似点列了出来：　　1、两个女人都在商业区街道上遭到挟持。　　2、两个女人都是停车后在附近步行购物。　　3、两人都被两名男子架走。　　4、两次事件中，目击者均描述绑匪身高体重皆相似，且穿着一致。掳走戈特斯坎德的人都穿卡其布裤及深蓝色风衣。　　5、两个女人都被货车载走。几位目击者描述伍德海芬那辆货车为淡蓝色厢型车。其中一位特别强调是福特牌，并提供了车牌号码中的几个数字，但该线索并没有导出任何结果。　　6、几位目击者皆认为货车车身漆有某家电用品公司行号字样，有人说是PJ家电，有人说B＆J家电，还有其他说法。第二行写着“经销服务”。没有地址，但目击者声称有电话号码，但没有人能确定。经彻底调查后，确定与该区无数家家电用品经销及服务公司无关，结论显示车身上的公司名称与车牌号码皆系伪造。　　7、玛丽·戈特斯坎德二十八岁，纽约市的小学代课老师。包括被挟持当天，共在里奇伍德小学担任了三天四年级的代课老师。她身高与弗朗辛·库利差不多，体重相差不过数磅。金发，淡色皮肤；而弗朗辛·库利则为黑发，橄榄色皮肤。档案里没有她的照片，只有在森林公园内拍到的现场照片，但根据认识她的人提供的证词，她看起来相当吸引人。　　也有不同的地方。玛丽·戈特斯坎德未婚。她和上一次代课的学校里一位男老师约会过几次，但关系并未进一步发展，他在她死亡时间的不在场证明也无懈可击。　　玛丽和父母住在一起，父亲曾是蒸汽机装配员，后来因公受伤，在家领取伤残抚恤金，并经营一家小型邮购公司。母亲帮忙经营，同时替邻近几家企业担任兼职记账员。玛丽本人及其父母看起来都和地下毒品世界毫无关联。他们也不是阿拉伯人，或腓尼基人。　　验尸部分当然非常详尽，报告上也记了很多细节。死因是胸部及下腹部多处刀伤，其中有数刀皆为致命伤。有被轮奸的迹象，肛门、阴道、口腔及一处刀伤内皆有男性精子采样。法医检验报告显示凶刀至少有两把，而且两把都可能是菜刀，其中一把的刀锋比较长，也较宽。精子化验分析显示至少有两名行凶者。　　除了刀伤之外，裸露的尸体上还有多处瘀伤，显示受害者曾经遭受殴打。最后，有一件事我在读第一遍的时候没注意，验尸报告显示，死者左手的拇指及食指遭到切除。两根指头后来找到了，食指在她阴道中，拇指在她直肠里。　　天哪！　　读那份档案令我麻木不仁，感觉迟钝，也许这正是我第一次读时错过拇指和食指细节的原因。那名女子的验尸报告以及它在我脑海中产生的她最后时刻情形想象，皆非正常人心智所愿意承受的。档案里的其他记录，如与她父母及同事的访谈，描绘出一幅玛丽·戈特斯坎德活着的时候的画面，而验尸报告却把这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一堆曾经遭受了可怕摧残的死肉。　　我坐在那儿，为刚才读过的东西感到精疲力竭，这时电话响了。接听之后一个我熟悉的声音说：“怎么样，马修？”　　“嘿，TJ。”　　“你好不好？哇，你可真难找，永远不在家，到处跑，忙得很。”　　“我收到你留的话了，可是你没留电话号码。”　　“我没号码可留。我要是个毒贩，可能还有个寻呼机，那样你会比较高兴吗？”　　“如果你是毒贩，你就会带手提电话了。”　　“这还差不多。给我一辆长长的车，里面装有电话的，我就坐在里面想那些长长的想法，做些长长的事。大哥，说真的，你真难找！”　　“你打了不只一次吧，TJ？我只收到一个口信。”　　“这个嘛，我不太喜欢浪费二毛五的铜板。”　　“怎么说？”　　“你知道，我把你的电话摸清楚了。和应答机一样，响三四声就会自动接通的那种。柜台后面那只黑狗每次都在你的电话响四声后就插进来。你那里就一个房间大，响三声以前一定可以拿起电话，除非你在厕所。”　　“所以你每次响三声就挂断。”　　“这样还可以把我的铜板拿回来，除非我想留话。留一次就够了，干嘛再留？回家以后看到一大堆口信，你心里一定想：‘这个TJ，一定撬了停车计时收费器，身上太多铜板，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笑了。　　“你有工作？”　　“猜对了。”　　“大项目的？”　　“挺大的。”　　“有没有TJ的份？”　　“目前还没有。”　　“大哥，你没有仔细看嘛！一定有我可以做的事，这样才可以把拼命打电话给你用掉的铜板补回来啊。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没有跟黑手党干上吧？”　　“恐怕没有。”　　“我很高兴，因为那些家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你看过《好家伙》①吧？大哥，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噢，讨厌，我的硬币用完了。”　　①《好家伙》（Goodfellas），马丁·斯科塞斯导演的电影，该电影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描述了著名美国黑帮头子亨利·希尔30多年的江湖经历。　　一个录音插进来，要求投币，每分钟五分钱。　　我说：“把电话号码给我，我打给你。”　　“不行。”　　“就是你现在用的电话号码。”　　“不行，”他又说了一遍，“上面没有号码。他们把公用电话上的号码全部涂掉了，免得玩家靠它们联络。没问题，我有零钱。”他丢了一个硬币，电话又接通了，“毒贩子还是知道号码的，不管电话上面有没有，他们生意还是照做。只有像你这样的人想打电话给像我这样的人的时候，才会没办法。”　　“这东西还真棒。”　　“酷！我们还是在通话啊，对不对？没有人能阻止我们做我们想做的事，那只会逼我们变得更有办法。”　　“再投一个硬币就是你的办法。”　　“没错，马修。我就用我的办法，这就叫做‘有办法’。”　　“明天你要去哪里，TJ？”　　“去哪里？噢，我不知道。也许我会乘协和超音速喷射客机飞去巴黎，现在没决定。”　　我突然想到他可以用我的机票飞去爱尔兰，可是他大概没有护照。而且我看爱尔兰也许也不适合他，他也许还不适合爱尔兰。“我明天呢，”他很严肃的说，“会在他妈的杜斯①，大哥！我还能去哪里？”　　①纽约的一个区域，有很多电影院、性用品商店、皮条客和毒品交易者。　　“我们可以一起吃个饭。”　　“什么时候？”　　“都行，十二点，十二点半？”　　“到底几点？”　　“十二点半。”　　“中午十二点半还是晚上十二点半？”　　“中午，我们吃午饭。”　　“中午、晚上，什么时候不能吃午饭啊？”他说，“你要我去你旅馆吗？”　　“不必，”我说，“因为我很可能会取消，又没办法通知你，我不想放你鸽子。你在杜斯挑个地方，我要是不出现，咱们可以再约时间。”　　“酷！”他说，“你知道那家录相器材大卖场吧？往上城去的那一边，离第八大道拐角两三家店的地方，有一家橱窗里放把瑞士军刀的商店，大哥，我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过关的——”　　“他们还一套一套地卖呢。”　　“对，而且他们还用它作智商测试。不能组合？回去重念小学一年级！你知道我在讲哪家店吧？”　　“当然知道。”　　“隔壁就是地铁入口，沿着楼梯往下走，但别一直走到底，旁边就是录相器材卖场大门。你知道我说的地方吧？”　　“我应该可以找得到。”　　“你说十二点半？”　　“就这么定了，TJ！”　　“嘿，”他说：“你知道吗？你有长进哦！”　　和TJ讲完电话之后我感觉好多了，通常他对我都有这种效果。我把我们的午餐约会记下，然后再一次拿起戈特斯坎德的档案。　　凶手是同一帮人。肯定是！两件案子做案手法相似之处太多，不可能是巧合。而拇指与食指的切除与插入，更像是他们对弗朗辛·库利进行的大规模屠宰的预演。　　但是，这段时间他们又在做什么呢？躲起来冬眠吗？一年都不动声色？　　看起来不太可能。与性暴力有关的案件——连续强奸、杀人——似乎都是一种瘾，就像一种强力毒品，能够暂时让你从自我的牢狱中得到解脱。杀死玛丽·戈特斯坎德的凶手干了一桩排练完美的掳人案，一年之后又重新上演一遍，只在细节上做了些小小的改变，当然还加上贪图暴利的动机。为什么等这么久？这期间他们在干什么？　　是否还有其他的绑架案，却没有人把它们和戈特斯坎德案件联系在一起？很有可能。现在纽约市五个区的谋杀加起来每天超过七起，很多媒体都懒得多作报道。不过，如果敢在一大堆目击证人眼前在大街上将一个女人掳走，还是会上报的。只要警方悬案记录里有类似的案例，把两件案子联想在一起是必然的。　　不过换个角度来看，弗朗辛·库利也是当着大街上很多目击者前被掳走的，而报社和一一二区却没有一个人听到半点风声。　　或许他们真的一年都没有行动，或许其中一个人、甚至不只一个人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牢里，或许强奸杀人的嗜好让他们犯下了更可怕的罪行，就像开空头支票一样。　　也可能他们一直都很活跃，却一直没有引起任何注意。　　不论是哪一种情况，现在我都可以确定我先前的一个疑点。他们曾经做过同样的事；就算不为图利，也为了快感。这么一来，找到他们的机率便提高了许多，但同时，这件事的危险性也提高很多。　　因为他们还会再犯。第07章　　星期五早上我待在图书馆里，然后走到四十二街的录相器材大卖场和TJ见面。我们先一块儿观赏一个梳着马尾、留一道稀疏金黄小髭须的小鬼玩一个叫做“站住别动！！”的电动游戏，创下最高分记录。游戏的主题也和大部分电玩游戏一样——宇宙中隐藏着各种充满敌意的力量，随时可能忽然扑向你，意图伤害你。倘若你反应快，或许可以存活一时，但迟早你会被某种力量毁灭。这一点我不想争论。　　男孩终于“死了”之后我们才离开。到了街上TJ告诉我那个小鬼叫“袜子”，因为他脚上的袜子永远不成对；这我倒没注意。TJ说袜子大概是杜斯一带玩游戏的第一高手，通常只靠一个铜板，就能玩上个把小时。当然还有比他更强的，但那些人都不太在江湖上露面了。一时之间，我的脑海里突然浮出一个画面——闻所未闻的连环谋杀案的动机：电动游戏高手一一遭到杜斯业主杀害，原因是后者因蚀本而萌生杀心。但其实这不是原因，TJ解释，一旦玩到某种境界，再也没办法进步，便会丧失兴趣。　　我们去第九大道一家墨西哥餐厅吃午餐，他想听听我最近到底在办什么案子。虽然很多细节我都没提，但后来可能还是说了很多本来不打算告诉他的内情。　　“你知道你需要什么吗？”他说，“你需要我替你工作。”　　“做什么？”　　“任何事情！你总不想整个纽约市乱跑吧，看看这个，查查那个。你其实想派我去。你不认为我可以做调查工作？大哥，我每天在杜斯晃荡，就是在做调查工作，这个我拿手。”　　“所以我就给他点事去做。”我告诉埃莱娜。我们约在第三大道的男爵戏院见面，赶一场四点钟的电影，然后去一家她听说有得卖英国下午茶、配牛油松糕加冻奶油的新地方。“之前他曾经提到一件事，提醒我那也是有待调查的事项之一，所以我觉得雇用他去替我调查比较合适。”　　“什么事？”　　“公用电话，”我说：“凯南和他哥哥送赎金的时候，对方叫他们去公用电话亭等。他们在那儿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又叫他们去另一个电话亭等。到了那边，对方打电话来叫他们把钱留下，人离开。”　　“我记得。”　　“昨天TJ打电话给我，我们讲到他的硬币用完了，我本来想打给他，可是办不到，因为他打来的那个公用电话上没有号码。今天早上我去图书馆在路上转了一下，发现大部分的电话都没有号码。”　　“你是说那条小纸片不见了？我虽然知道纽约市人什么玩意儿都偷，不过偷那个也太蠢了吧。”　　“是电话公司把它们撕掉的，”我说，“目的是想阻止毒贩。毒贩都用公用电话打寻呼机彼此联络，这你也知道。现在他们不能这么做了。　　“难怪现在毒贩都没生意做。”她说。　　“从报上看似乎是这样。总之，我查查布鲁克林的那两个公用电话，看看它们的号码还在不在。”　　“会有什么差别？”　　“我不知道，”我说，“大概差一点点，或根本没差别，所以我才没自己跑去看。不过查到个结果也无妨，所以我给了TJ几块钱，派他去布鲁克林。”　　“他认得布鲁克林的路吗？”　　“等他回来的时候就认得了。第一个公用电话离弗莱特布什IRT线①地铁最后一站只有几条街，应该很好找。至于他怎么去韦特兰斯大道，我就不知道了。大概得从弗莱特布什乘公车，再走一段很长的路吧。”　　①指Lexington Avenue Line，列克星顿大道线。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区域？”　　“我和库利兄弟开车经过的时候，看起来还可以，我没特别注意。基本上好像是个蓝领阶级白人区。怎么啦？”　　“你是说像贝森赫斯特或霍华德海滩？TJ去那儿招摇过市了吗？”　　“这我连想都没想过。”　　“布鲁克林还有很多区域看到黑人小孩在街上走会有怪异的反应，即使这个黑人小孩打扮保守，只穿一对大高统球鞋和突击者队的夹克。我猜他还剪了个奇怪发型。”　　“他脖子后面剃了一个几何图案。”　　“我就知道。但愿他能活着回来。”　　“他不会有事的。”　　晚上她突然说：“马修，你只是想找点事给他做，对不对？我是说TJ。”　　“不，他省了我跑一趟，否则迟早我得自己去，或叫库利兄弟开车送我去。”　　“为什么？你为什么不能用你以前当警察的那一招，从接线员嘴里套出来？或是去查对号电话簿？”　　“你得先知道号码才能查对号电话簿。对号电话簿依照是号码顺序排列的，你找到一个号码，后面显示地址。”　　“哦。”　　“不过的确是有一本专门列出公用电话地址的电话簿。而且你说得没错，我是可以打电话找接线员，骗她说我是警官，叫她告诉我某个电话的号码。”　　“所以你就是在照顾TJ嘛。”　　“照顾？根据你之前的说法，我是在叫他去送死。不，我不只在照顾他而已。查电话簿和骗接线员都只能查出公用电话的号码，却不能告诉我电话上面的号码到底还在不在，那才是我想知道的。”　　“哦，”她说，过了几分钟后又问，“为什么？”　　“为什么不呢？”　　“你为什么这么在意电话上面的号码到底还在不在？有什么差别？”　　“我不知道这其中是否有差别，可是绑匪知道怎么打到那些电话。如果电话上面都有号码，那就不稀奇了；可是如果上面没有号码，他们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骗接线员或是查对号电话簿嘛。”　　“那就表示他们懂得怎么骗接线员，或是知道去哪里找公用电话的电话簿。我不知道这代表什么，或许毫无意义。也许我之所以想查出这个答案，是因为关于电话，我能想到的只有这一点。”　　“怎么说？”　　“我一直觉得很纳闷，”我说，“我派TJ去查的事其实没有他帮忙也很容易查出来。昨晚我一整夜都睡不着，我突然想到唯一能和绑匪联络的方法，就是打电话。那是他们留下的唯一的线索。绑架过程本身毫无漏洞。看到他们的人不少，看到他们在牙买加大道上绑走那位女老师的人更多，可是他们却没有留下任何可以定罪的痕迹。不过他们倒是打了几个电话。打到湾脊库利家的就有四五个。”　　“你没办法查吧？电话线早就切了。”　　“应该有办法查的，”我说：“昨天我打了一个多钟头的电话，跟各大电话公司的服务代表谈，骗了不少关于电话的学问。你打的每一个电话都登记有案。”　　“连本地电话也一样？”　　“嗯，所以他们才知道你在每一个不同收费标准时段里，各使用了多少信号单位。收电话费不像抄煤气表，只要抄到用掉的总度数就可以了。你打的每一个电话都会被记录下来，算在你账上。”　　“这些数据资料他们会保留多久？”　　“六十天。”　　“所以你可以去弄张清单——”　　“列出从同一个电话号码打出去的电话，他们的清单是这样列的。比方说我是凯南·库利，我打电话去，说我想知道在某一天内，从我的电话打出了多少通电话，他们就能列印出一张单子，上面有日期，和我打的每一个电话的时间和长度。”　　“可是这不是你要的资料。”　　“对。我要的，是每一个打去给库利的电话资料。但他们不这样记录，因为这样做没有意义。他们的科技可以做到在你还没拿起话筒之前，就告诉你是谁打给你的，也可以在你的电话上装一个小液晶显示装置，显示对方电话号码，让你决定要不要接。”　　“这种装置还没上市吧？”　　“纽约还没有，争议性太大。或许这个装置可以减少很多骚扰电话，或是让那些专爱打骚扰电话的人去喝西北风，可是警方担心一旦通行，就没人敢打匿名电话通风报信了，因为会暴露自己。”　　“如果现在就有这种装置，而且库利也装了——”　　“那么我们就会知道绑匪是从哪几个电话打来的。他们可能会用公用电话，因为从各方面看来他们都很职业，不过至少我们会知道是从哪一部公用电话打来的。”　　“这点很重要吗？”　　“不知道，”我坦承，“我不知道什么情报才算重要。不过有什么差别呢？反正我也弄不到。我老觉得既然每个电话在电脑里都有记录，就应该有法子依照接收的那部电话整理出一张清单。可是跟我谈过的人都说不可能。他们不是这样存档的，所以没办法这样调出来。　　“我对电脑一窍不通。”　　“我也是，那玩意儿搞死人了。我跟他们谈，结果他们用的字眼儿我一半以上听不懂。”　　“我懂你意思，”她说，“我们一起看足球时我就有那种感觉。”　　那天晚上我在她那儿过夜，早上趁着她上健身房时，我用了她不少电话费。我打给很多警员，撒了很多谎。　　我多半时候自称是记者，正在替一家真实犯罪故事杂志整理一篇绑架案的报道。很多警察对我无话可说，或是忙得没时间说话，也有不少人乐意合作，但只想谈些八百年前的案子，或是一些绑匪特别蠢、或警方破得特别漂亮的案子。我想听的是——问题就在这里——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听什么。我是在钓鱼。　　最理想的情况是，我可以钓到一条活的，某人曾遭到绑架，而且幸存下来。我可以想象他们是如何一步一步晋升到谋杀的，如何试探、练习，可能单独行动，也可能集体作案，不过却将受害者释放，或是受害者自己逃脱了。当然，假设有这样的女人存在和真正找到她之间，有着天壤之别。　　要想找到生还的证人，假装是自由记者并不怎么行得通。在保护强奸案受害者方面，咱们的司法系统还算完善——至少在上法庭以前是如此，上了法庭就不同了，辩方律师可以当着上帝和众人的面，再重新对她们施暴一遍。但此刻在电话中，没有任何人会透露受害者姓名。　　于是我将目标转向性犯罪小组，身份又变回私家侦探：马修·斯卡德，受雇于某电影制作人，他正在拍摄一部关于绑架与强奸的周末电视剧集。争取到担任女主角的女演员（目前我无权泄露她的姓名）渴望能对该角色进行深度研习，尤其想与真正有过类似不幸经历的女性面对面交流。基本上，女主角除了不愿亲身遭遇之外，什么细节都想知道。愿意协助她的女性将依照其意愿，受聘担任技术顾问，或在影片前后列名感谢。　　我自然不要求索取姓名及电话号码，也不会迳自主动联络。我希望该小组某位人员，如曾担任过这样一位受害者的心理辅导工作，或许能够代为联络。我解释道，在我们的剧本里的受害者，遭到两名有虐待狂的强奸犯挟持，进入一辆货车，受到凌虐，并被威胁将受到极大的生理伤害，尤其是被切除肢体。当然，如果能找到和我们的虚构人物有同样经历的女性最为理想不过，而这位女性又愿意协助我们，同时借此过程为未来可能遭遇类似经验的女性尽些微薄之力，或给予已经历经类似事件的女性一次渲泄、甚至治疗的机会，即请她出面指导我们的好莱坞当红女星演出一个可能成为经典的角色——　　这个故事的效果出奇地好。即使在像纽约这样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电影摄影小组作业的城市，一提到电影工业，似乎仍能立刻捕捉人们的注意力。“只要对方有兴趣，请她打电话给我，”最后我把名字及电话号码留下，“她们不必提供真实姓名，整个过程都可以选择匿名参与。”　　埃莱娜走进来的时候，我正准备结束和曼哈顿性犯罪小组一位女警员的谈话。她等我挂了电话之后说：“你怎么可能在旅馆接听这些电话？你从来不在那儿。”　　“柜台会帮我留话。”　　“留那些不想留姓名和电话号码的人的话？这样，你干脆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他们吧。我通常都在家，就算我不在，至少她们打来的时候，电话应答机里是个女人的声音。我做你的助理，帮你筛选那些愿意留下姓名和电话号码的人，有什么不好？”　　“没什么不好，”我说：“你确定你想这么做？”　　“当然。”　　“那我太高兴了。我刚才打的是曼哈顿小组，之前还打过布朗克斯区。本来想把布鲁克林和皇后区留到最后，因为我们知道绑匪在那一带活动过，我打算借着前面的练习把说不通的部分顺一顺。”　　“现在全说得通了？我不是想多嘴，不过你觉得让我来打这些电话是不是会比较好一点？你的语气听起来的确够温和，也够有同情心，可是我总觉得只要是由男人来讨论强奸，他好像总避免不了借此过瘾的嫌疑。”　　“我知道。”　　“你看你只要一说‘周末电视剧集’，大家立刻联想到女性又要在另一部廉价煽情电影中受到蹂躏了。但若换成我来说，感觉马上就升华了，仿佛这整件事是全国妇女组织赞助的一般。”　　“你说得对。但我也觉得由我来讲还可以，尤其是曼哈顿小组反应还不错，不过抗拒力还是很大。”　　“你讲得好极了，亲爱的，不过让我来试试如何？”　　我们先就前提沟通一遍，确定她都记下了，然后我拨通了皇后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性犯罪小组，把话筒交给她。她在电话上大概讲了十分钟，语气既诚恳、干练，又具专业水准。当她挂上电话时，我真有鼓掌的冲动。　　“你觉得如何？”她问：“会不会太诚恳了点？”　　“我觉得完美极了。”　　“真的？”　　“嗯，看到你这样撒谎还面不改色，真是吓人。”　　“我了解。每次我听你讲话的时候心里都在想，这么诚实，他什么时候学会这样撒谎的？”　　“我从来不认得哪个好警察不是说谎高手的，”我说，“你永远都在扮演角色，摆出一种适合对方的举止态度。这种技巧对私家侦探来说更重要，因为你查的情报永远都是你在法律上无权过问的。如果说我在这方面很在行，那是因为这是工作要求之一。”　　“我的情况也一样，”她说，“现在想想，其实我也无时无刻不在演戏，那就是我的工作。”　　“顺便提一下，昨晚你的戏演得好极了。”　　她瞪我一眼，“可是很累，对不对？我是指说谎这件事。”　　“你想退出？”　　“门儿都没有，我才刚刚热身哪。下一个打给谁，布鲁克林还是斯塔顿岛。”　　“别去管斯塔顿岛。”　　“为什么？难不成斯塔顿岛就没有性犯罪？”　　“在斯塔顿岛上性就是犯罪！”　　“哈哈！”　　“真的，或许他们也有性犯罪小组吧，我不知道。可是那个区的事件跟其他四个区比起来，简直不算数。而且我实在无法想象三个男人驾着一辆货车飞车驶过韦拉扎诺大桥，就为了过去强奸和伤害。”　　“也就是说我只剩下一个电话可打喽？”　　“每个区警察分局也有自己的性犯罪小组，”我说，“而且通常每个分局都有强奸案专家。你可以请值勤的警员把你转给专案人员。我可以替你列张清单，不过我不知道你到底有多少时间。”　　她给我一个“过来吧”的眼神。“只要你有钱，亲爱的，”她戏谑地说，“我就有时间。”　　“说实话，我没有理由不付钱给你，你也可以列入库利先生的支付薪资名单。”　　“哦！”她说，“每次我一找到我喜欢做的事，就有人要塞钱给我。说真的，我并不想拿钱。等到这一切都成为回忆之后，你可以请我去吃一顿天价情调晚餐，如何？”　　“都听你的。”　　“然后呢，”她说，“你可以塞一百块钱给我当出租车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