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告诉我地址，我记了下来。　　R线地铁，也就是大家说的BMT①百老汇街慢车，从牙买加区一百七十九街一直开到布鲁克林西南角，离韦拉扎诺桥几个街区的地方。我在五十七街和第七大道车站上车，坐到终点前两站下了车。　　①指Brooklyn-Manhattan Transit，即布鲁克林-曼哈顿运输线。　　很多人说一旦离开曼哈顿，就等于离开纽约市了。他们错了，你只是进入纽约的另一个部分罢了。无疑，其间的差别非常明显，闭上眼睛都可以感觉得出来。活力的程度很不一样，空气里没有那种嗡嗡作响的紧迫感。　　我沿着第四大道走了一条街，经过一家中国餐厅、一家韩国蔬果店、一家外场赛马赌博场和两家爱尔兰酒吧，接着走到殖民路上，找到凯南·库利的家。它座落在一群各自独立的独户住宅之中，所有建筑都墩墩实实的，看起来像是两次大战之间盖的。他家前院有块小草坪，一条四分之一层楼高的木头阶梯通往前门。我走上阶梯，按响了门铃。　　彼得开门让我进去，领我去厨房。他介绍他弟弟给我，后者起身跟我握了个手，然后作个手势请我坐下，自己仍然站着，踱到炉子旁，转过身来看着我。　　“很感激你能赶来，”他说，“在开始之前，你不介意我问几个问题吧，斯卡德先生？”　　“当然不会。”　　“要不要先喝点什么？都是不含酒精的东西，我知道你是在匿名戒酒协会里认识彼得的。我们这里有现成的咖啡，也有软饮料。咖啡是黎巴嫩式的，就是一般说的土耳其咖啡或亚美尼亚咖啡，非常浓。如果你都不喜欢，我还有一罐尤本①速溶咖啡。”　　①Yuban，美国的一个咖啡品牌。　　“黎巴嫩咖啡听起来很好。”　　喝起来味道也很好。我啜了一口，他说：“你是私家侦探，对不对？”　　“没执照的。”　　“什么意思？”　　“表示我没有正式的身份。偶尔我会接一些大介绍所安排给我按件计酬的案子，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会借用他们的执照行动，除此之外，我做的工作完全属于私人性质，非正式的。”　　“你以前是警察？”　　“没错，很多年以前。”　　“哦，是警员还是便衣？”　　“我是刑警。”　　“有个金色警徽，对不对？”　　“没错。我在格林威治村第六分局干了几年，在那以前还在布鲁克林做了很短一段时间，在七十八街分局，分管公园坡地和它以北一小块的地方，就是大家称作博洛姆希尔的那个区。”　　“嗯，我知道那里，我就是在七十八街那一带长大的。你知道伯根街吧？就在邦德街和内文斯街之间。”　　“当然知道。”　　“我和彼得就是在那儿长大的。你会发现那里住了很多中东人，就在法院大道和大西洋街周围那几条街上，有黎巴嫩人、叙利亚人、也门人，巴勒斯坦人。我太太就是巴勒斯坦人，她的家人住在亨利街旁的总统街上。那里应该算是布鲁克林南区，可是现在大家好像都管那里叫卡罗尔公园了。咖啡味道如何？”　　“很棒。”　　“如果你还要，尽管说。”他又开始讲别的事，然后突然转过头去对他哥哥说：“我不知道，大哥，”他说，“我不知道这行得通行不通。”　　“把情况告诉他，宝贝。”　　“我真的不知道。”他转过来看我，将一把椅子转了个方向，抱着椅背跨坐在上面。“事情是这样的，马修。我可以叫你马修吧？”我说可以。“事情是这样的。我必须知道我能不能告诉你一些事情，而不必担心你会告诉别人。我想我担心的是，你身上到底还残留着多少警察的成份？”　　好问题，我自己也时常思考这个问题。我说：“我干警察很多年，离职之后，每过一年，我就变得更不像警察一点。你其实要问的是，你告诉我的事情是否能保密。就法律上来说，我并不是律师，你对我说的话并不具有豁免权；而我也不是法庭里的官员，所以我和任何一位公民一样，并没有义务对外报告我所知道的事。”　　“答案就是——”　　“我不知道答案会是什么，答案似乎总有各种可能。我不可能给你太多承诺，因为我不知道你要告诉我的事情是什么。我这么大老远赶来，是因为彼得说电话里讲不方便，现在到了这里你好像也什么都不愿意讲，也许我该回家了。”　　“也许。”　　“宝贝……”　　“不，”他说着便站起来，“这个主意不错，大哥，可是行不通。我们自己会找到他们的。”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卷百元大钞，抽出一张，隔着桌子递过来给我，“你的来回出租车费，还有占用你的时间，斯卡德先生。很抱歉老远把你拖过来，却没谈出个结果。”我没有伸手，他说：“或许你的钟点费比我想象得高。嗯，不伤感情吧？”他又加了一张，我还是没伸手去拿。　　我把我的椅子往后一推，站起来。“你一毛钱也不欠我，”我说，“我不知道我的钟点费是多少，就算用咖啡交换吧。”　　“看在老天的份上，把钱拿着好不好？出租车跑个单程至少也要二十五元。”　　“我是乘地铁来的。”　　他瞪着我。“你坐地铁来的？我哥哥不是叫你乘出租车来吗？你干嘛要省这些小钱，我不是说要付你钱吗？”　　“把你的钱收起来，”我说：“我乘地铁，是因为这样比较简单，也比较快。我怎么往返是我的事，库利先生，我怎么办案也是我的事。你不必教我怎样出城进城，我也不会教你怎么样卖快克可卡因①给小学生，明白吗？”　　①价格相对便宜的强效纯可卡因，可直接服用。　　“天哪。”他说。　　我对彼得说：“很抱歉，我们浪费了彼此的时间，谢谢你想到我。”他问我要不要送我进城，或至少送我去地铁车站。“不用了，”我说，“我想在湾脊区附近走走，好多年没回这里了。以前我办过一个案子，离这里只有几条街，也在殖民路上，不过要往北走一点，得穿过公园，那应该叫枭首公园吧。”　　“离这里还有八到十个街区。”凯南·库利说。　　“应该差不多。雇我的那个男人被控杀妻，我帮他洗脱了罪名。”　　“他真的是无辜的？”　　“不，是他杀的。”我说的时候，脑袋想起了整件事情。“本来我不知道，后来才发现。”　　“可是你已经不能再做什么了。”　　“我当然可以，”我说：“他叫汤米·蒂勒里，我忘了他太太叫什么名字，可是他女朋友叫卡罗琳·奇塔姆。等到她死的时候，他就为此入狱了。”　　“也是他杀的？”　　“不，她是自杀的。但经过我安排之后，看起来就像是谋杀。而且我安排得就像他杀的。我替他开脱了一次，他并不值得，所以我觉得陷害他一次似乎正好扯平。”　　“他被判了多少年？”　　“够久了。后来他死在监狱里，有人在他身上戳了一刀。”我叹了口气，“我想走回他家门前看看是否能唤回一些回忆，没想到回忆已经回来了。”　　“让你觉得不自在吗？”　　“回忆这件事？我并不觉得有什么，我做过很多更让我不自在的事。”我四下寻找我的大衣，这才想起我根本没穿大衣出来。外面是春天，是穿运动夹克的天气，不过听说今晚气温会降到华氏四十度。　　我朝门口走去时他说：“等一下好吗，斯卡德先生？”　　我看着他。　　“刚才我太不客气了，”他说，“我道歉。”　　“你不必道歉。”　　“应该道歉，是我失控了。其实这不算什么，今天早上我还摔烂了一个电话。我打一个电话，对方占线，我突然怒不可遏，抓起电话就往墙上敲，敲到外壳碎掉才住手。”他摇摇头，“我从来不这样子，可是最近我压力很大。”　　“很多人压力都很大。”　　“嗯，大概吧。前几天有几个男人把我太太绑架了，然后把她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用塑料袋包着，放在一辆车的后车厢里送回给我。或许很多人都有着同样的压力吧，这我可就不知道了。”　　彼得说：“别激动，宝贝……”　　“我没事，”凯南说，“马修，你先坐下，听我把整件事从头到尾告诉你，然后你再决定要不要现在就走出去。刚才我说的话都别记在心上，其实我并不担心你是不是会告诉别人，我只是不想大声把这件事讲出来，因为这会让它变得太真实。可是它本来就是真的，对吗？”　　他从头到尾讲给我听，基本上就和我前面叙述的一样，有些细节是我调查之后加上去的，可库利兄弟已经自行挖掘出不少情报。周五他们在大西洋街上找到她停在那里的那辆丰田凯美瑞，由此找到阿拉伯美食店，又根据后车厢里的购物袋推断出她曾经去过达戈斯蒂诺超市。　　他讲完后，我谢绝了另一杯咖啡，要了一杯苏打水。我说：“我有几个问题。”　　“你问。”　　“你怎么是处理尸体的？”　　兄弟俩先交换了一个眼神，然后彼得做了个让凯南说下去的手势。于是凯南吸了一口气说道：“我有个表兄是兽医，他在……我想在哪里并不重要，反正是个旧社区，他开了一家兽医院，我打电话给他，说我需要借用他的地方，处理一些私人事务。”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我是在星期五下午打电话给他的，星期五晚上我就从他那儿拿到钥匙过去了。他有个煤气炉，应该可以说是个窑吧，用来焚化被他安眠后的宠物。我们把……呃……我们把……”　　“放轻松，宝贝。”　　他很不耐烦的摇摇头，“我没事，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你怎么说呢？我们把弗朗辛的碎块拿去焚化了。”　　“你拆开了每一袋，呃……”　　“没有，何必呢？胶带和塑料袋也会一起烧化的。”　　“你确定那是她吗？”　　“对，对，我们拆开了几袋，足以，呃，确定。”　　“这些我都非问不可。”　　“我了解。”　　“重点是，现在尸体没有留下，对不对？”　　他点点头，“只剩骨灰。骨灰和小碎骨头，就这么多了。说到焚化，你会以为最后除了粉末状的骨灰之外，什么都不会留下，就跟从火炉里拿出来的东西一样，但事实并非如此；有一种辅助工具，可以把碎骨头压成粉状，看起来不会那么碍眼。”他抬起眼来直视着我，“我上高中的时候在洛的医院打过工。我本来不想提他名字，操！其实这又有什么差别呢？我父亲希望我当医生，认为这是很好的训练，我不知道；我对那个地方很熟，尤其是那些设备。”　　“你表兄知道你为什么要借他的地方吗？”　　“人们都只知道自己想知道的事。他反正不会认为我晚上溜进去是想给自己注射狂犬病疫苗就是了。我们在那儿待了一整夜，他的煤气炉大小是给宠物用的，得分好几次烧，中间还得让炉子冷却。老天，让我谈这件事就好像要我死一样。”　　“我很抱歉。”　　“不是你的错。洛知道我用过焚化炉吗？我想他一定知道。他很清楚我正在从事的行业。他大概以为我把一个竞争对手给宰了，得消灭证据吧。大家整天在电视上看到这些狗屁情节，就以为世界就是这样的。”　　“而他并不反对？”　　“他是亲人。他知道情况紧急，也知道这是不能明讲的事情。而且我给了他一些钱，虽然他不想拿，可是那家伙有两个孩子在读大学，他怎么能不拿呢？况且也不多。”　　“多少？”　　“两千。办个丧礼花两千元，预算够低了，是不是？我是说连买个棺材可能都不止这个数。”他摇摇头，“我把骨灰装进锡罐，放地下室的保险箱里。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它，完全不知道她会希望我怎么做，我们从来没讨论过。老天，她才二十四岁，比我小九岁，九岁差一个月。我们结婚刚两年。”　　“没有孩子？”　　“没有。我们本来打算再等一年，然后……噢，老天，太可怕了。我喝一杯你介意吗？”　　“不。”　　“彼得也这么说。操！我就是不喝！礼拜四下午我跟他们通过电话之后灌了一杯，然后就再没碰过了。我会有那种冲动，可是我还是把酒推开，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我就是要这种感觉。你认为我做错了吗？我带她去洛的医院，把她给火化了？你认为这样做不对？”　　“我认为这样做不合法。”　　“嗯。那方面我并不是很在意。”　　“我知道你不在意。你只是想做一件保住尊严的事，但同时你却毁灭了证据。尸体通常隐藏着很多信息，只要你懂得去找，但如果把一具尸体化成骨灰和碎骨头，所有的信息也跟着消失了。”　　“这有关系吗？”　　“这对于知道她是怎么死的，或许有帮助。”　　“我不在乎她是怎么死的，我只想知道是谁干的。”　　“这两件事情或许互有关联。”　　“所以你认为我做错了。老天，我不能打电话报警，把满满一袋子肉块交给他们，说：‘这是我太太，请好好照顾她。’我从来没有找过警察，干我这一行不可能找警察。可是如果当时我打开那辆福特后车厢，看到的她是完完整整的。虽然死了，却是完整的，那么也许，也许，我会去报案。可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了解。”　　“但你还是认为我做错了。”　　“当时你不可能有别的选择。”彼得说。　　每个人不都是这样吗？我说：“关于对与错，我知道的不多。或许换作我，如果我也有一个后院里有座焚化炉的表兄的话，也许我也会做同样的事。不过我会怎么做并不重要，现在木已成舟，问题是下面该怎么走？”　　“走哪儿去？”　　“这正是问题。”　　那并不是唯一的问题。我问了很多问题，而且大部分都不止问一遍。我反覆询问他们两人故事中的细节，在我的记事本里作了很多笔记。在将事情的片段拼凑起来之后，我们发现似乎整件事情里唯一可以掌握的证据就是弗朗辛·库利，而她也已经化为一缕轻烟了。　　我终于合上了记事本，库利兄弟坐在那里等着我吐出第一个字。“从表面上看来，”我说：“他们似乎很安全。他们全程排练过，执行得很彻底，没有留下任何线索。就算有留下蛛丝马迹，到目前为止也还看不见。或许在超市或大西洋街那家店里有人能够指认出其中一名歹徒，或碰巧瞄到一眼车牌号码，这很值得我们花力气去找出这位目击证人。不过目前这个证人只是我们假设的，很可能根本不存在，他所目击的东西可能并不能给我们提供任何头绪。”　　“你是说我们一点机会都没有。”　　“不，”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这件案子的调查工作要涉及的不仅仅是他们留下的这一点线索。起始点是他们拿着差不多五十万元逃之夭夭的事实，他们可能做两件事，两件事都可以引起人们的注意。”　　凯南想了想。“花掉，”他说，“还有呢？”　　“吹嘘。歹徒常常会自吹自擂，如果遇到值得夸耀的事情则更不得了，有时候他们会对那些很乐意转手出卖消息的人吹嘘，要诀在于你得把风声放出去，让大家知道买主是谁。”　　“你有什么主意吗？”　　“我的主意多得很，”我说老实话，“刚才你想知道我还保有多少警察的成分，我实在不知道，不过碰到这类问题，我的解决方式仍然和带警徽时一样，那就是反复琢磨，直到感觉可以掌握它为止。像这样的案子，我立刻会想到几条不同但都有可能性的调查途径，很可能到头来每一条都会走进死胡同，但仍值得一试。”　　“所以你愿意试试看？”　　我低头看看自己的笔记本，说：“嗯，我有两个问题：第一，我想我在电话里已经跟彼得提过了，这个周末我本来打算去爱尔兰的。”　　“出差？”　　“度假。今天早上我刚刚全部安排好。”　　“你可以取消啊。”　　“我是可以。”　　“如果取消会让你在金钱上有任何损失，我一定会费用给予补偿。另一个问题是什么？”　　“另一个问题是，不论我办出什么结果来，你会怎么处理？”　　“答案你已经知道了。”　　我点点头。“这就是问题。”　　“你不可能控告他们绑架或谋杀，因为没有犯罪证据，有的只是一个女人失踪了。”　　“没错。”　　“所以你一定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这样问有什么意义？你真要我说出来吗？”　　“但说无妨。”　　“我要那些天杀的死！我要在现场，我要自己下手，我要看着他们死！”他说得很平静，很直率，声音里不带感情，“这就是我要的，”他说，“现在我想这件事想得发狂，其他的我一概不想要了，我无法想象自己还会想做任何别的事。跟你想的是不是差不多？”　　“差不多。”　　“抓走一个无辜的女人，把她剁成肉块，干出这种事情的人，你还会在乎他们的下场吗？”　　我想了一下，并没有想太久。“不会。”我说。　　“我跟我哥哥会做我们该做的事。你不必参与。”　　“换句话说，我只是判他们死刑而已。”　　他摇摇头，“是他们自己判自己死刑的，”他说，“就凭他们的所作所为。你只是从旁协助运作而已。怎么样？”　　我犹豫了一下。　　他说：“你还有疑问，对不对？有关我的职业。”　　“那是因素之一。”我说。　　“你说我卖可卡因给学生，我并不，呃，我没有在学校里交易。”　　“我想你也没有。”　　“更准确地说，我并不是卖货的人，我是所谓的贸易商；你知道其中的差别吧？”　　“当然，”我说，“你是那条一直都能躲开鱼网的大鱼。”　　他笑了，“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特别大的那条。从某些方面来看，其实中间商才是最大的，交易量也最大。我做生意时以重量计，也就是说我要不就带大量的货进来，否则就向有货的人购买，转手给那些少量出售的人。我的顾客或许交易得比我多，因为他们永远都在买和卖，而我一年却只做两三笔生意。”　　“不过你还是过得很不错。”　　“我过得不错。吃这碗饭风险很大，你要担心法律，还要随时小心那些想坑你的人。通常如果风险大，利润就会高。而且生意就在那里，大家就是要那些货。”　　“你所谓的货是可卡因？”　　“其实我做可卡因的机会很少，大部分交易的都是海洛因，还有些大麻，不过这两年来差不多都是海洛因。听着，我老实对你说，我不会为此道歉。有人用它，上了瘾，他们会抢自己老妈的钱包，会闯进别人家去偷，会用因为药过量而死，死的时候手臂上还扎着针筒，他们会共用针筒，传染艾滋病，这些事我全都知道。还有人制造枪支，蒸馏烈酒，种烟草。每年死于酒精和尼古丁的人有多少？和死于毒品的人数比较起来又怎么样？”　　“酒和烟是合法的。”　　“有什么不同吗？”　　“有一些差别，虽然我不确定有多大。”　　“或许吧。就算有我也没看到。无论是哪一种，货本身都是肮脏的。它能够杀人，或是被人用来自杀或彼此杀戮。但有一点我至少比他们强，我不会去替我卖的东西作广告，不会派说客去国会，不会聘请公关去对大众鬼扯淡，说我卖的屎其实对他们有好处。哪一天人们不想要毒品了，就是我改行作别的买卖的时候了，我也不会到处去哭去嚎，要求政府发联邦补助金。”　　彼得说：“但你卖的东西到底不是棒棒糖，宝贝。”　　“确实不是。货本身是肮脏的，我从来没说过它不脏。可是我做的部分，是干干净净的去做，我不会去讹人，不会去杀人，我做的是童叟无欺的交易，而且我会谨慎地挑选交易对象。因为这样，我还活着，也是因为这样，我不在监狱里。”　　“你曾经入过狱吗？”　　“没有，我从来没被逮捕过。所以如果你考虑的是这一点，怕说出去难听，说你替一个人尽皆知的毒贩做事……”　　“这并不是我考量的因素。”　　“从官方的观点来看，我不是人尽皆知的交易商，不过我可不敢保证缉毒小组或毒品管制署没人知道我，但我没有前科，据我所知，我也从来不是官方调查的对象。我的房子没被监听过，电话没被窃听过。如果有，我一定会知道，刚才我已经告诉你了。”　　“对。”　　“你坐一会儿，我想给你看样东西。”他走进另一个房间，回来时手里拿着一张镶在银框里的五乘七寸大小的彩色照片。“我们结婚那天照的，”他说，“两年前的事，还不到两年，五月才满。”　　他身穿燕尾服，她一身白。他笑得很开心，而她则没有露齿，我先前提过原因。不过她容光焕发，你知道她是从心底里洋溢着快乐。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不知道他们对她做了什么，”他说，“这是我不让自己去想的事情之一。他们杀了她，像屠夫一样剁了她，对着她开了些下流的玩笑，所以我非采取行动不可。因为如果我不做，我就会死！如果我能自己可以，我一定会自己行动，事实上我和彼得已经试过了。可是我们不知从何下手，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我们不谙步骤。你刚才问的那些问题，所要采取的途径，都让我见识到在这一方面我根本像个无头苍蝇，所以我要你帮我，再高的价钱我都会想办法付，钱不是问题，我有很多钱，只要有必要，我都愿意花。如果你说不，我要么就会去找别人，要么就自己再去试，否则我还能怎样呢？”他隔着桌子伸手把那张照片拿过去，看着它说：“老天，那是多么完美的一天，”他说，“接下来的每一天也都如此，但最后搞得一团糟！”他看着我，“没错，我是个毒品经销商，是个毒贩子，你爱怎么叫怎么叫。没错，我就是打算宰了那几个天杀的人渣。一切都摆明了，你怎么说？是留下还是出去？”　　我最好的朋友，那个我想去爱尔兰跟他会合的人，是个职业罪犯。据闻，有天晚上他手提一个保龄球袋，大摇大摆地走过“地狱厨房”①的街道，然后从袋子拿出一颗人头。我虽不敢发誓真有其事，但不久前在马斯佩斯体育馆地下室，我就在他的身边，亲眼目睹他一刀斩下一名男子的一只手。当晚我的手里握了一把枪，而我也开了枪。　　①指纽约曼哈顿的一个社区，包括第三十四和第五十七大街之间的地区，大致从第八大街到哈得孙河。　　所以说，在某些方面我仍是个十足的警察，但在另一些方面，我已改变了不少。我早已吞下了骆驼，怎么会被蚊虫噎住？　　“我留下。”我说。第03章　　过了九点，我才回到旅馆。我和凯南·库利进行了一次长谈，我的笔记本里写满他朋友、合伙人和亲属的名字。我到车库里去检查过那辆丰田汽车，找到播放机里那盘贝多芬音乐磁带。除此之外我在弗朗辛的车里没有发现其他的线索。　　我没能有机会检查那辆运回她的尸块的灰色天霸车。由于绑架者违规停车，交通局的拖车在周末来把它给拖走了。我当然可以去追踪，但又有什么用呢？那肯定是专门为这次运尸块而偷来的车，种种迹象表明很可能在被偷之前它就已经被废弃很久了。警方搜证小组或许能够根据在后车厢或车内发现的诸如污渍、纤维或印记之类的线索，展开一条值得追踪调查的路线，可是我没有那样的人力，我只能在布鲁克林到处乱转，找一辆不能告诉我任何秘密的烂车。　　我们三个人坐着那辆别克开了很长一段路，我们沿着案发当天的路线，一路经过达戈斯蒂诺超市和大西洋街上的阿拉伯美食店，然后往南开到海洋大道以及法拉格特大道交叉口的第一个电话亭，接着再往南到弗莱特布什区，之后沿着N大道向东开到韦特兰斯大道上的第二个电话亭。我并不需要亲眼去看这些出事地点，盯着一部公用电话看其实搜集不到多少情报，但根据经验，去亲历一下现场，去走走那些人行道和楼梯，总是都能帮你掌握到那种真实感。　　这样做同时可以让我从头再询问库利兄弟一遍。通常警方在做调查时，目击证人几乎都会抱怨他们总要不断地对不同的人重复叙述同一件事。对他们来说这样似乎毫无意义，但其实不然。如果你叙述的次数足够多，而且讲的对象又都不一样，或许你会想起以前忘记的事，而且不同的人可能会听到别人忽略的细节。　　途中我们在弗莱特布什区一家叫阿波罗的咖啡店停下。三个都点了希腊圆饼夹肉，味道不错，可凯南几乎没碰他盘子里的东西。后来在车上他说：“我应该点个蛋或者别的什么，从那天晚上开始我对肉就一点胃口都没有。我吃不下去，一看到就反胃。我相信这种感觉一定会过去的，不过现在我应该叫别的东西。简直莫名其妙，点的东西送来了，我却吃不下去。”　　彼得开着那辆凯美瑞送我回家，但他自己得回殖民路弟弟家住。绑架发生之后他一直住在那儿，睡客在客厅的沙发上。他需要回家拿些衣服。　　若非如此，我会打电话叫辆出租车。我搭地铁很自在，很少觉得不安全，可是口袋里揣着一万元现金还去坐地铁，似乎省得过头了。万一真碰到抢劫，肯定会觉得自己愚蠢之极。　　那笔钱是付给我的定金，两捆百元大钞，每捆五十张；这两捆钱和拿去赎弗朗辛·库利的八十捆一模一样。对于应该收多少费用，我一向很头痛，但这一次我省了作决定的麻烦，凯南把那两捆钱丢在桌上问我这样够不够，我说他付得太多了。　　“我出得起，”他说：“我的钱多得是。他们没有榨干我，还差得远哪。”　　“你付得出一百万吗？”　　“要出国才行。我在凯曼斯群岛开了个户头，里面有五十万。下面的保险箱里有将近七十万。如果我打几个电话，其实应该可以在纽约凑到三十万。因此我常常想——”　　“想什么？”　　“哦，只是胡思乱想。比如，假如我付了一百万，他们会不会让她活着回来？或者说如果我在电话上的口气缓和一点，如果我礼貌一点，拍拍他们的马屁之类。”　　“他们还是会杀她的。”　　“我也是这么告诉自己的，可是我怎么能确定呢？我没有办法阻止自己不去想是不是有哪一件事我应该做却没有做。或者我一开始就来硬的，不确定她还活着，就一毛都不给。”　　“他们打电话来时她可能已经死了。”　　“但愿你说的是真的，”他说，“可我不能确定。我一直在想，我本来一定可以做些什么，把她救回来。我一直都觉得是我的错。”　　我们从高速公路回曼哈顿，先走海岸公园大道，然后由高恩努斯进隧道。当时交通并不拥挤，可是彼得开得很慢，时速很少超过四十英里。刚开始我们没怎么讲话，似乎静默似乎会一直持续似的。　　“前两天可真是不好受。”他终于开口了。我问他是怎么撑下来的。“哦，我没事。”他说。　　“近来你有没有参加聚会？”　　“我去得还是比较规律的，”过了半晌他说，“可是这件鸟事发生之后一直没机会去，你也知道我很忙。”　　“你要保持清醒，否则你对你弟弟一点好处都没有。”　　“我知道。”　　“湾脊区也有聚会，你不必大老远地进城。”　　“我知道。昨天晚上我本想去的，可惜没赶上。”他用指头敲打着方向盘，“我本来以为今晚我们可以早点进城，去圣保罗教堂，可是又错过了。等我们到的时候都已经快十点了。”　　“休斯顿街上十点钟有个聚会。”　　“哦，我不知道，”他说，“等我回房间，拿了东西……”　　“万一你错过十点的，十二点还有一场，同样地点，休斯顿街，在第六大道和瓦里克街之间。”　　“我知道地点。”　　他的语气告诉我他不希望我再说下去。过了一会儿他说：“我知道我应该去参加聚会。我会尽量赶十点那一场。至于午夜嘛，我不知道，我不想让凯南一个人独处太久。”　　“也许明天早上你可以去参加一个在布鲁克林举行的聚会。”　　“也许吧。”　　“那你的工作呢？也不去了？”　　“就这一阵子。周五和今天我都打电话去请病假，就算他们想炒我鱿鱼，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那样的工作并不难找。”　　“什么样的工作？送快递？”　　“其实是送午餐，替五十七街和第九大道上一家熟食店跑。”　　“一定不好过，你干一份只能糊口的工，你弟弟却大把地捞钞票。”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必须把这些事情都分开，你知道吗？凯南要我替他工作，或者跟他一起做，随便你怎么说。可一旦进了那一行，我就不可能保持清醒。倒不是因为你整天和毒品在一起，真正的情况并不是那样的，你跟货其实很少实际接触。而是整个态度的问题，我指心态，你懂我的意思吧？”　　“当然。”　　“至于聚会的事，你说得对。知道弗朗辛的事以后我一直很想喝酒。我是说从她被绑架开始，在他们还没做下那事以前。虽然还没到无法控制的地步，不过要不去想，很难。我把它推开，可它马上又回来了。”　　“你有没有跟你的辅导员联络？”　　“我其实并没有辅导员。刚开始戒的时候他们给我安排过一个临时的，开始我会按时打电话给他，可是后来好像慢慢就疏远了。他很难找。我应该去找个固定的辅导员，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去做这件事。”　　“等哪一天……”　　“我知道，你有辅导员吗？”　　我点头，“我们昨晚才见面。通常每个礼拜天吃个饭，谈谈彼此一个星期以来的生活。”　　“他会给你忠告吗？”　　“有时候，”我说，“可是我还是我行我素。”　　我回到旅馆房间，立刻就打电话给吉姆·费伯。“我刚才还跟别人提到你，”我告诉他，“那个家伙问我你有没有给我提过忠告，我说我都确实遵从你的建议。”　　“没有当场被雷公霹死算你运气好。”　　“我知道，可是我决定不去爱尔兰了。”　　“是吗？昨晚你好像已经打定主意了嘛。睡了一觉就改变想法了？”　　“不是，”我承认，“想法还是差不多，今天早上我还去旅行社弄到一张便宜机票，本来星期五晚上就要飞过去。”　　“哦？”　　“结果今天下午有个人给我一份差事，我答应了。你想不想去爱尔兰待三个星期？我的机票好像不能退。”　　“你想好了？浪费这笔钱多可惜。”　　“他们跟我说这是不能退的，而且我已经付了钱。没关系，这份工作让我可以捞一笔，损失两百块无所谓。不过我还是想让你知道我决定不去所多玛和贝哥拉①了。”　　①《旧约》的《创世纪》中的古城，因居民罪恶沉重而被上帝焚毁。　　“听起来像是你在设计陷害你自己，”他说，“所以我才担心。过去你和你的朋友在他的酒吧里泡，但却一直没有沾酒……”　　“他一个人把我们两人的全喝了。”　　“不管是什么情况，反正起作用了。可是一旦到了海洋的另一边，你能找到的援助却在几千英里之外，加上你最近焦躁的情绪……”　　“我知道。不过你现在可以安心了。”　　“虽然不是我的功劳。”　　“哦，这我就不知道了，”我说，“或许就是因为你。上帝的行事方法是很神秘的，他的奇迹无处不在。”　　“对啊，”他说：“可不是！”　　埃莱娜认为我最后还是决定不去爱尔兰很可惜。“把这份工作不能延一延吗？”她说。　　“不行。”　　“如果星期五以前你就把它办完呢？”　　“可能星期五我才刚刚开始。”　　“真可惜，不过你好像一点也不失望嘛。”　　“一点也不。至少我还没打电话给米克说我会去，不必再打个电话告诉他我改变主意了。老实说，我很高兴得到这份差事。”　　“可以让你集中精神做事。”　　“没错。这才是我真正需要的东西，而不是度假。”　　“是件好案子？”　　我没把所有内容都告诉她。想了一会儿，说：“是件可怕的案子。”　　“哦？”　　“老天，现在的人竟会这样自相残杀！你大概以为我已经见怪不怪了，可是我永远都不可能习惯。”　　“你想谈谈吗？”　　“等我们见面再谈吧，明天晚上还是照常？”　　“除非你的工作让你没办法走开。”　　“应该不会。我大概七点左右去接你，如果我要晚到，会先打电话给你。”　　我泡了个热水澡，一夜好眠。早上我到银行，在保险箱的积蓄里又加了七十张百元大钞。我往支票帐户里存进了两千元，把剩下一千元塞进屁股口袋里。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急切地把钱送出去。以前我常会在空荡荡的教堂里花很长时间发呆，会乖乖地缴我的宗教税，把收到的现金拿出百分之十，不多不少，塞进经过的济贫箱里。戒酒之后，这种古怪的习惯就慢慢不见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这么做了，也说不出以前为什么会养成这种习惯。　　我也可以把我那张爱尔兰机票塞某个济贫箱里，反正它对我也没什么用处。我去旅行社问了一下，确定机票果真不能退。“我建议你去找一位大夫帮你开张证明，说你因为医疗理由，必须取消行程，”旅行社的人说，“可是这个情形没有用，因为你要对付的不是航空公司，而是那种跟航空公司集体买票，然后再廉价卖出的私人公司。”他好心提议替我转卖，于是我把票留给他，步行去乘地铁。　　我一整天都待在布鲁克林。昨晚离开殖民路那栋房子时我身上带着弗朗辛·库利的照片，我拿着它到第四大道的达戈斯蒂诺超市和大西洋街阿拉伯美食店附近到处给人看。其实已经有点为时已晚，我并不喜欢这种情况——今天是星期二，绑架案发生在星期四——但也没办法了。假如彼得在星期五打电话给我，而不是等到周末过了才找我，情况就会好很多，可是，那时他们有别的事要做。　　除了照片，我还给那些人看我在一家可靠的侦探社印的名片。我解释说我是为了一桩保险理赔案在进行调查。我的一个客户的车子被另一辆车擦撞，对方撞了就跑，没有停下来，若能确定对方的身份，客户索赔的过程将会加快很多。　　我在达戈斯蒂诺超市和那儿的一位收银员谈过，她记得弗朗辛，因为她是常客，而且总是付现金；在我们这个社会，这可是一项值得铭记在心的特征，可这却是毒品交易世界里的习惯作法。“我还可以告诉你一件事，”那女人说，“我敢说她一定很会做菜。”我的表情一定很困惑。于是那女人接着说：“她不买已经加工好的食物，不买冷冻食品，永远只买新鲜的材料。像她这么年轻的女人，下厨房的可不多喽，而且你绝不会在她的篮子里找到一包电视晚餐。”　　提物僮也记得她，主动告诉我她每次都会给两块钱小费。我问他有没有看到一辆货车，他记得一辆蓝色厢型货车停在前面，后来跟着她开走了。他没注意到车型及车牌号码，但对于颜色却颇为肯定，仿佛记得车身一侧漆有类似电视修理之类的字样。　　大西洋街那边的人记得的事情比较多，因为能引人注意的事比较多。收银台后面的女人立刻认出照片里的人，告诉我弗朗辛那天买了什么——橄榄油、芝麻酱、福尔红豆，还有一些我听不懂的玩意儿。但是绑架发生时她没有看到，因为她正在招呼另外一位客人。不过她知道有怪事发生，因为有位客人走进来说看见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从店里跑出去，跳进一辆货车后面。那位客人很担心，怕店里遭抢，那些人总是抢了就跑。　　中午前我又找到几个人，和他们谈过，本来想到隔壁去吃个午餐，却记起自己曾向彼得·库利提出的忠告。周六之后我自己也没有参加过任何聚会。转眼就到了礼拜二，今晚我又会和埃莱娜在一起。我打电话到聚会办公室，得知十分钟路程以外的布鲁克林高地十二点半有聚会。那天的主讲人是位老太太，外表上看起来异常端庄，可是从她的故事里知道的她戒酒前的经历却恰恰相反。她以前是个流浪妇，睡在人家门口，从来不洗澡，不换衣服。她不断强调以前她有多肮脏，味道有多臭。听她的故事，实在很难跟坐在桌子前的本人联系在一起。　　聚会之后，我回到大西洋街继续做没做完的事。我在一家熟食店里买了个三明治和一罐奶油苏打水，顺便询问了一下那里的老板。然后我站在店外头吃我的午餐，吃完了再去找街角的报摊伙计和一两位顾客谈谈。我走进阿莱波餐厅，跟他们的出纳和两位服务生谈过。然后又回到阿尤布的店——我也开始这么称呼那家阿拉伯美食店，因为和我谈话的那些人都这么叫。等我回去的时候，那女人想起那位怕店里遭抢顾客的名字。我在电话簿里查到那个人，打过去的时候却没人接电话。　　到了大西洋街之后，我已放弃我编的那个保险理赔调查的故事，因为那跟他们看到的情形会有出入。不过我也不想让那里的人觉得有像绑架或谋杀这样严重的事发生了，或许有人会认为作公民的有义务报警。我想出来的故事内容大致如下，但随时会因我的谈话对象而稍做更动：　　我的雇主有个妹妹，正考虑跟一位想留在美国的非法居民办假结婚，男方有个女朋友，这位女朋友的家人非常反对这桩婚事。这个女朋友有两个亲戚，都是男的，最近一直在骚扰我的雇主，想说服她叫她也帮着一起说服妹妹取消这桩婚事。她同情他们的立场，但实在不想卷入纠纷。　　星期四他们一直跟着她来到阿尤布的店。等她从店里出来时，他们找了个借口架她上了货车，然后开车到处转，企图说服她。等他们放她下车时，她已经有点歇斯底里了，为了挣脱那帮人，她不仅丢掉了她买的东西（橄榄油、芝麻酱等等），也把皮包给丢了，当时皮包里有一个价值颇高的手镯。她不知道这两个男人的姓名，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找他们，所以……　　这个故事其实说不怎么通，但我也并没有想说服电视台替它拍个电视剧，只想拿来让一些基本上都满正派的市民安心，让他们觉得尽力帮忙是件既安全又高尚的行为。结果我得到很多免费的忠告，比如：“这种婚姻最靠不住了，叫她跟她妹妹讲，不值得的。”不过同时我也得到不少情报。　　四点刚过，我决定下班，坐地铁回哥伦布圆环，恰好躲过高峰时段。柜台有我的信件，大部分都是广告。只因为依据目录向邮购公司订购了一样东西，现在我每个月都收到一打以上的目录。我住的房间很小，连摆目录的空间都没有，何况目录里介绍的我已经买了的东西。　　上楼之后我把所有信件都丢掉，只留下电话帐单和两张留言，两张都写着“凯南·咖喱”打电话来，一次在两点半，另一次在三点三刻。我没有立刻回电话，我已经累坏了。　　一天下来，我已经精力透支。其实我并没有做什么耗费体力的事，没有花八个小时去扛水泥包，可是跟这么多人谈话令我精疲力竭。你必须一直集中精神，如果你在编故事，就更加累人。除非你是个病态的说谎狂，否则讲假话比讲老实话辛苦多了；这就是测谎器的原理，根据我的经验，它很有道理。讲一整天的谎话、演一整天戏，很容易就榨干你的精力，更何况大部分时间我还是站着的。　　我冲了个澡，补刮了一下胡子，然后打开电视跷起脚闭上眼睛听了十五分钟的新闻。差不多五点三十分的时候，我打电话给凯南·库利，告诉他虽然没有明确的结果报告，但仍有了些进展。他想知道他能做什么。　　“现在还不用，”我说，“明天我会回大西洋街去看看还能不能搜集到更多的信息。等我那边的事办完了，会去你家。到时你会在家吗？”　　“当然，”他说，“我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我设定了闹钟，再一次闭上眼睛，闹钟在八点半把我从梦里惊醒。我穿上西装，打了领带，去埃莱娜家。她替我倒了咖啡，能自己倒了杯矿泉水。然后我们坐出租车往上城走到亚洲协会，最近那儿在举办一个展览，以印度的泰姬陵为主题，和她在亨特学院修的那门课不谋而合。我们穿过三个展览室，跟着人群走进另一个房间，坐在折叠椅上听一位乐师演奏锡塔尔琴①。那位乐师是好是坏，我一点概念都没有。我不知道怎么有人可能分辨得出来，甚至怀疑如果他的乐器走音了，他自己到底能不能够察觉出来。　　①印度的一种弹拨乐器。　　之后有一个只供应葡萄酒和奶酪的接待会。“我们不必待太久。”埃莱娜耳语。经过几分钟的微笑和寒暄之后，我们已经在街上了。　　“你喜欢刚才的每一分钟。”她说。　　“还行。”　　“我的老天，”她说，“男人为了性，愿意作的牺牲可真大啊！”　　“好了，”我说：“真的没有那么糟，印度餐厅放的都是这种音乐。”　　“但是在餐厅里你可以不听。”　　“谁听了？”　　我们去一家意大利餐厅吃晚餐，喝意大利浓缩咖啡时我告诉她关于凯南·库利的事，还有他太太的遭遇。等我说完了，她坐在那儿好一会儿，只低着头盯着眼前的桌布，仿佛上面写了字似的。然后她慢慢抬起眼来看我。她是个很能干的女人，也是个很有忍耐力的女人，但在那一刻却看起来动人的脆弱。　　“上帝啊！”她说。　　“现在的人就是这样！”　　“什么都可以，是不是？没有限度，”她啜了口水，“那种残酷、彻底的虐待狂。为什么有人……算了，为什么要问为什么呢？”　　“我想一定是因为可以得到快感吧，”我说，“做这件事的时候，他们一定觉得很痛快，不只是杀人的时候，还有折磨他，耍得他团团转，告诉他她会在车上，等他去的时候又告诉他她会在家里，最后再让他在一辆废车的后车厢里找到被切成一块块的她。杀她不见得一定是虐待狂，因为他们可能想到留下一个可以指认他们的证人很不安全，可是像他们这样剜人痛处的做法，完全没有实际的好处。分尸是很麻烦的。对不起，这种话题在餐桌上谈真是棒透了，对不对？”　　“若是当作床边故事来讲，那效果就更不能比了。”　　“马上让你觉得很有性趣，嗯？”　　“要让女人兴奋，什么都比不上这个。不过真的，我不介意。我是说我在乎，我当然会在乎，但我不是那种怕东怕西的人。这件事很恶心，把人剁成一块块的，但这部分其实是最不重要的部分，不是吗？真正令人震惊的是世界上居然存在这样邪恶的东西，而且它随时随地会跳出来，毫无理由的一下弄死你。这才是恐怖的事，无论是空肚子或饱肚子听都一样难受。”　　我们回她的公寓后，她放了一张我们俩都喜欢的锡达·沃尔顿①的钢琴独奏。我们坐沙发上，都没怎么说话。播放结束后她翻了一面，第二面演奏到一半时我们进了卧室，以一种奇异的强度做爱。结束之后好半天不说话，最后她说：“告诉你一件事，小子，如果我们再继续这样下去，有一天我们就会变得很棒。”　　①Cedar W.Alton（1934-）美国著名爵士钢琴演奏家。　　“你真的这样认为？”　　“到时候我可不会觉得惊讶。马修？今晚在这儿过夜吧。”　　我吻她。“我本来就有这打算。”　　“嗯……这打算很好，我不想一个人呆着。”　　我也不想。第04章　　我留下来吃早餐，等我到大西洋街时，已经快十一点了。我在那儿待了五个钟头，大部分都在街上和商店里转，不过也有一部分时间花在当地的图书馆里和用来打电话。四点刚过，我步行两条街，然后乘公共汽车来到湾脊。　　上一次见到面时，他的衣服是绉的，胡子没刮，可是此刻的凯南·库利却身着灰色华达呢长裤、暗色格子衬衫，看起来镇定沉着。我随他走进厨房，他告诉我他哥哥今天早上已经回曼哈顿上班了。“彼得说他愿意留在这里，说他不在乎那份工作，可是同样的话我们能讲几遍呢？我逼他开那辆丰田去，这样他来来去去也方便。你呢，马修？有没有什么进展？”　　我说：“一两个身材跟我差不多的男人，在阿拉伯美食店前的街上将你太太挟持进一辆深蓝色的厢型货车或旅行车。另一辆很相似的货车，可能就是同一辆，从她离开达戈斯蒂诺超市之后就开始跟踪她。车身侧面有写字，根据一位目击者说是白色的字体。写的是电视销售及服务，公司名称的缩写没有人能确定。可能是B＆L，也可能是H＆M。每个人看到的都不一样。有两个人记得上面的地址是皇后区，另一个却坚持说是在长岛。”　　“真有那个公司吗？”　　“他们的描述很含糊，与之相符的公司可能超过十家。两个字母缩写、电视销售、皇后区的地址。我打电话给六到八家公司，查不到一家用深蓝色货车或最近公务车遭窃的。我也并不认为能查得到。”　　“为什么？”　　“我觉得那辆货车不是偷来的。我推测他们星期四一整个早上都在监视你们家，等你太太一个人出门，然后再跟踪她。而且他们可能跟踪她不只一次，一直伺机行动，所以不可能每次都去偷辆车来，整天驾着一辆随时可能出现在警方赃车记录上的汽车在街上跑。”　　“你认为那是他们自己的货车？”　　“很有可能。我猜他们在车上漆了一个假的公司名称和地址，一旦绑架成功，立刻把旧名字涂掉，再漆个新的上去。那个时候很可能整个车身的颜色都换了，不再是蓝色的。”　　“车牌呢？”　　“案发当时可能就换过了，不过这并不重要，因为也没人记得车牌号码。有一个证人以为他们三个人刚抢劫了美食店，是强盗，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快冲进店里看看有没有人受伤。另一个男人觉得事有蹊跷，特别看了车牌号码一眼，结果却只记得里面有个‘9’。”　　“真有用。”　　“嗯。那两个男人穿着相同，暗色长裤、工作衬衫，同样的蓝色风衣，像是制服。他们穿制服、驾公务车，看起来正正当当。很久以前我便学到一件事，只要手上拿着记事板，你几乎哪里都进得去，因为你看起来像在办公事。他们就给人那种感觉。两个不相干的人告诉我他们还以为是两个移民局的便衣从街上抓走一个非法移民，这也是没人插手管的原因之一，再加上事情发生得太快，还没人来得及反应，就已经结束了。”　　“很利落嘛。”他说。　　“穿着一致也是原因之一。他们变成隐形人了，因为大家都只看到他们的衣服，只记得两个人看起来一模一样。我刚才有没有告诉你他们还戴了鸭舌帽？目击者可以描述出帽子、夹克，这些作案之后都可以一丢了之的东西。”　　“所以我们等于没有线索。”　　“也不尽然，”我说，“虽然没有可以直接指向他们的线索，但还是有线索的。我们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事，怎么做的；知道他们很有技巧，计划周详。你觉得他们为什么会挑上你？”　　他耸耸肩。“他们知道我是毒贩，我已经告诉过你了，这让我变成了一个最好的靶子，他们知道我有钱，而且不会报警。”　　“他们还知道你什么事？”　　“我的种族背景。第一个打电话来的男的骂了我一些话。”　　“我记得你好像提过。”　　“贱人、半黑不黑的黑鬼。这个不错哦，杂种！他忘了骂骑骆驼的，以前在圣伊格内修斯教堂常听那些意大利小鬼这样骂我。‘嘿，库利，骑骆驼的，操！’我他妈的看过唯一的一只骆驼还是在烟盒上。”　　“你觉得你是阿拉伯人也是他们找上你的原因之一？”　　“我从来没想过这一点。歧视肯定是有的，可是平常我并没有特别强烈的感觉。弗朗辛是巴勒斯坦人，我告诉过你了吗？”　　“嗯。”　　“他们更困难。我认识的很多巴勒斯坦人为了避免麻烦，干脆跟别人讲他们是黎巴嫩或叙利亚人。‘哦，你是巴勒斯坦人，那你一定是恐怖分子。’类似这种无知的话，还有很多人对阿拉伯人就是有偏见，”他翻了翻眼睛，“像我父亲。”　　“你父亲？”　　“我也不能说他是反阿拉伯分子，可是他有一套理论，说他并不真的是阿拉伯人。我们家是信基督教的。”　　“我刚才就觉得奇怪，你去圣伊格内修斯教堂干嘛。”　　“那个时候我自己也觉得很奇怪。我们属于马龙派教会。根据我老爸的说法，我们是腓尼基人，你听过腓尼基人吗？”　　“《圣经》时代的人嘛。贸易商、探险家，对不对？”　　“没错。航海技术一流，绕过整个非洲，统治过西班牙，可能还到过英国。他们在北非建立了迦太基帝国，后来在英国还挖出很多迦太基币。他们是第一个发现北极星的民族，我是说他们发现那颗星位置永远固定，可以用来导航。他们还发明了一套字母，后来成为希腊字母的基础。”他突然住口，看起来有点难为情，“我老爸以前整天讲个不停，我看还是有点效果。”　　“我同意。”　　“他对这个话题并没有到狂热的程度，可是他懂的很多。腓尼基人称他们自己为迦南人，我的名字应该念成‘迦南’，可是大家都叫惯了‘凯南’。”　　“我昨天收到的电话口信上写成‘凯南·咖喱’。”　　“对啊，常有的事。我常在电话上叫东西，送来的时候上面都写着‘鸡与咖喱’，好像是另一家中国餐馆似的。回到我刚才说的，总之根据我父亲的说法，腓尼基人跟阿拉伯人完全不同。他们是迦南人，在阿尔伯特拉罕的时代就已经存在了，而阿拉伯人却是阿尔伯特拉罕的后代。”　　“我还以为犹太人才是阿尔伯特拉罕的后代。”　　“没错，是伊萨克那一支的，伊萨克是阿尔伯特拉罕和莎拉的嫡子，而阿拉伯人是伊什梅尔的儿子，伊什梅尔是阿尔伯特拉罕和夏甲的私生子。老天，我好久没去想这些事了。小的时候我父亲和狄恩街转角口的杂货铺老板结了仇，每次都叫他‘那个杂种伊什梅尔’。我的老天，他真是有意思。”　　“他还健在？”　　“不，三年前死了。一直有糖尿病，拖了很多年，对心脏很不好。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告诉自己，他是因为他这两个儿子伤心而死的。他本来希望一个当建筑师，一个当医生，结果一个成了酒鬼，一个成了毒贩。不过其实那并不是他的死因，是他的饮食习惯杀了他。他有糖尿病，体重还超重五十磅。我和彼得就算变成乔纳斯·索尔克①和弗兰克·劳埃德·赖特②，也救不了他。”　　①Jonas Salk（1914-1995），美国著名医生，小儿麻痹症疫苗的研制者。　　②Frank Lloyd Wright（1867-1959），美国著名建筑设计师。　　六点左右，我们两人确定了一个方法，于是凯南开始打一连串的电话。他先按了一组号码，等信号，然后又输入了自己的电话号码，接着便挂断了。“现在等吧。”他说。但我们并没有等多久，大概不到五分钟，电话铃便响了。　　他说：“嘿，菲尔，最近如何？太棒了。现在是这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我老婆，我们最近接到绑架恐吓，只好把她送到国外去。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我觉得好像跟我们这一行有关，你懂吧？所以我就请了个家伙去帮我查查，他是职业的。我希望你能替我把话传开，因为我感觉这些家伙是在玩儿真的，而且是那种杀人不眨眼的凶手。对啊，你说的没错，老兄，我们坐在这儿就跟活靶一样，家里有这么多现金，又不能去跟警方嚷嚷，不是最好的目标吗？闯进我们家、什么天杀的事都干得出来……对！所以我叫你要小心，知道吧，耳朵眼睛都要放尖。还有，你觉得有谁该提醒的，就把话传出去。如果真有什么鸟事发生，赶快打电话给我，老兄，知道了吧？好！”　　他挂上电话，回头看我。“我不知道，”他说，“他大概只觉得我老了，开始得妄想症了。‘你为什么送她出国，老兄？为什么不去买条狗，雇个保镖？’因为她已经死了，蠢人！可是我不想告诉他。如果风声传出去，一定会有麻烦。操！”　　“怎么了？”　　“我怎么跟弗朗辛的家人交待？每次电话铃一响，我就怕是她哪个表姐表妹打来的。她父母离婚了，母亲搬回约旦，可是她父亲还住在这个区，布鲁克林到处都有她的亲戚。我怎么跟他们讲？”　　“我不知道。”　　“迟早得告诉他们。现在我可以说她去坐游艇旅游去了之类的话。你猜他们会怎么想？”　　“婚姻亮起红灯。”　　“没错。我们才从内格尔回来，她干嘛又跑去坐游艇？一定是小夫妻吵架了。随便他们怎么想吧，其实我们两个从来没有恶语相向过，从来没有闹过一天别扭。老天！”他抓起电话，按了一个号码，等到讯号后再按下自己的号码。挂断后很不耐烦的在桌面上敲指头，一等电话铃响他便拿起来说：“嘿，老兄，近来如何？哦，真的吗？妈的！嘿，现在是这样……”第05章　　我去参加圣保罗教堂八点三十分的聚会，路上想到或许会在那儿遇到彼得·库利；但是他并没有出现。聚会结束后，我帮忙折椅子，然后跟一群人一起去火焰餐厅喝咖啡。不过我并没有待太久，十一点的时候就已经到了西七十二街的普根酒吧，因为在晚上九点到凌晨四点之间，通常都可以在这个地方找到丹尼男孩·贝尔；他不是在这里，就是在另一个地方。其他时间呢，你永远不会知道他在哪里。　　他的另一个窝是在阿姆斯特丹街上一家名叫“鹅妈妈之家”的爵士俱乐部。普根比较近，所以我先去试试。丹尼男孩果然坐在吧台后面他的老位子上，很专心地和一个尖下巴、塌鼻子的暗色皮肤的黑人讲话。那人戴了一副贴紧脸皮的软边太阳眼镜，镜片从外面看像是镜子，身穿一套粉蓝色西装，肩膀上的垫肩就连上帝或金牌健身房也塑造不出来，头上歪戴一顶可可色小草帽，上面绑了条火烈鸟色的红帽带。　　我在吧台边点了一杯可乐，等他和丹尼男孩谈完正事。五分钟之后，他从椅子上跳下来，抱了抱丹尼男孩的肩膀，开心地大笑，然后便往外走去。我转身在柜台上拿找我的零钱，再回头时，那人的位子已经被一位秃头、留着小髭须、衬衫紧紧绷在肚皮上的白人占了。刚才那个人我不认识，只是眼熟而已，但这一个我认得。他叫塞利格·沃尔夫，拥有几座停车场，也参加运动比赛赌博。很多年以前我曾经因为殴打伤害罪逮捕过他，可是原告后来决定撤销起诉。　　等沃尔夫走了，我拿着我的可乐去那儿坐下。“今晚很忙嘛。”我说。　　“我知道，”丹尼男孩说，“拿个号码坐下来等，简直跟算命的一样。看到你真好，马修。其实刚才我就看见你了，可是我得先忍受沃尔夫，你一定认得他吧。”　　“当然认得，可我不认识另一个家伙。他是替联合黑人大学筹款的头头，对不对？”　　“浪费脑筋是一种罪过，”他很严肃地说，“你居然以貌取人，浪费你的脑筋，真是可惜。那位男士身上穿的是裁缝界的经典作品，马修，名叫阻特装①。阻特装就是那样的，知道吗？燕尾、精致的褶子。我父亲的衣橱里就挂了一套，他风流年少时的纪念品。每隔一段时候他就会拿出来威胁说要穿它，然后我妈就会翻她的白眼。”　　①zoot suit，流行于20世纪40年代的华丽男性服饰。上衣肩宽而长、裤口窄。　　“翻得好。”　　“他名叫尼科尔森·詹姆斯，”丹尼男孩说，“其实应该是詹姆斯·尼科尔森，可是几年前这个名字在所有法律文件上都被反过来，因为他觉得这样比较有风格。你可以说这和他怀旧的穿着风格相得益彰。詹姆斯先生是位皮条客。”　　“难怪，我怎么没想到呢？”　　丹尼男孩替自己倒了点伏特加。他的穿着风格是低调优雅，手工的暗色西装和领带，色彩大胆的红黑花背心。他是个很瘦小的非洲裔美国人——叫他黑人会非常荒谬，因为他一点也不黑。他每天晚上都泡在酒吧里，喜欢灯光暗、噪音指数低的地方。他比吸血鬼德拉库拉伯爵更严守白天不出门的原则，天亮的时刻极少接电话或见客人。不过每个晚上都会在普根或鹅妈妈之家倾听别人讲话或跟他们诉说事情。　　“埃莱娜没跟你在一起？”他说。　　“今天晚上没有。”　　“代我问候她。”　　“我会的，”我说，“我带了东西给你，丹尼男孩。”　　“哦？”　　我贴着掌心塞给他两张百元大钞，他看了钞票一眼，神眼中没有兴奋，然后他扬起眉毛看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