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1.新兵的报复上司声称要像"调教母猪"那样对待我们，一切就像我读过的书中描写的那样，但是我故意不去想那些教官的、甚至是最残酷的教官的名字。要学会含而不露的诀窍，要学会默默无声地顺从。有一次，我假装有黄疸——我把沙丁鱼罐头里的油加热喝了，后来又说得了新兵营地流行的疖病，从而逃脱了训练。不过，医务室所在的棚屋始终人满为患，只能供你短时避难，过后你还得去受折磨。我们的教官从年龄来看都还算年轻，但上前线一两年就僵化成了未老先衰的玩世不恭者。他们是小队副级别，曾获得肉搏奖章和"冻肉勋章"，现在打算把自己在库班河桥头堡和库尔斯克坦克战中积累的经验传授给我们，时而严肃得可怕，时而无情地挖苦，时而又由着性子胡来。他们或是大声嚷，或是低声说，嘴里的传统行话劈头盖脸朝我们涌来。要论刁难人的手段，他们更是一个比一个会动脑筋，其中有些手段是新发明，有些则是从有军队的那会儿起就有了。许多手段我都忘了。只有他们逼学生就范的一种手段，依然更像个笑话段子似的储存在我的记忆里，尽管我不是很有把握，当时被刁难者的反应只是想要报复而已，还是我确实报复了，而且如同一段可以娓娓道来的故事？不管怎么说，这段故事的高潮还是够精彩的。拂晓时，我看见自己在一片积着深深的雪，但还是像夜里那样黑咕隆咚的树林里摸索着前行，身上一左一右背着铁皮壶。去时一路小跑，回时慢条斯理。一座宫殿般的庄园藏在树林深处，不过窗口的灯光暴露了它的所在。我估计庄园里住着高官，有一次我似乎听见从那里飘来的音乐声。今天回想起来，当时应该是一支弦乐四重奏乐队在演奏海顿或者莫扎特的作品。不过，这和我在万籁俱寂时发生的故事毫不相干。几天来，我一直遵命为小队副们和小队长准备早餐的饮料，也就是特意为他们去弄两壶咖啡。咖啡必须是热的，而且要不时加热供他们喝一整天。树林后的炊事棚里有咖啡。连我们这些新兵都能喝到那里沏好送来的麦芽茶或大麦茶，听人私下传说，这些代替咖啡的茶里放了抑制肉欲的苏打。我为养尊处优的小队长和六个小队副送来而且必须尽量保温的东西,却可能是用咖啡豆做出来的美味。至少壶里的香味闻起来像是真咖啡。一个来回跑下来，我的早餐时间就只剩一半了。在余下的几分钟里，我还要把粗布军服上昨天溅上的泥浆结成的硬块拍打、刷洗干净，所以早点名时我经常迟到，迟到就要受罚：背起行军包，扎上防毒面具，在一块高低不平的地里上上下下不停地跑，靴底的泥土弄也弄不掉。这种折磨给戴着防毒面具的新兵带来的是仇恨，终身的仇恨。不难想象，当时防毒面具的圆镜片上蒙着一层雾气，我戴着它一边哭号，一边制订了复仇计划，而且反复考虑了每个细节。在从炊事棚回来的路上，我停下脚步，以银装素裹的冷杉树为掩护。我能看见远处庄园闪闪烁烁，庄园里的人却发现不了我。万籁俱寂，只能听见我的呼吸声。现在我把壶里的咖啡倒了些在雪地上，倒了两指宽的样子。然后把壶放在地上，往里面撒尿，这壶里撒一点，那壶里撒一点，两只壶又都满了。还有些富余，就撒在两棵树之间，可以想象，雪地上顿时泛黄了。更妙的是这会儿又下起了雪，掩盖了我的痕迹。在这寒风刺骨的冬天，我却热血沸腾，浑身洋溢着一种与幸福感相去不远的东西。我在心里不断自言自语：是的，他们会把这东西灌下肚，尽管会在里面加上方糖，鬼知道他们是从哪里弄来的方糖。现在早餐时马上会喝，然后中午喝，晚上热一热还会喝，他们叫得口渴了就会去拿咖啡壶。我以预见未来的目光看着他们，看着这些小队副，看着这位小队长，他们喝一口我就数一下。他们把我送去的差不多还是热的东西喝了下去，一杯接一杯。正如我希望的那样，或者事实上也是那样。谁会怀疑呢。甚至可以设想，我不断地装出虚弱的样子，每天清晨都进行报复，这使我心中暗自好笑地熬过了训练，甚至熬过了最可怕的刁难。而在我们附近的连队里，有个新兵在将要受罚时用防毒面具上的带子上吊自杀了。第一部分 2.当"斯大林管风琴"飞来时大概是在4月中旬，苏军长时间炮击之后突破了德军在奥德河和尼斯河沿岸的防线，突破了我们在福斯特斯科之间的一段正面防线，为他们遭到蹂躏的土地和几百万死难同胞复仇，为了取得胜利，取得节节胜利。我看见我们的"猎豹"、几辆装甲运输车、若干载重卡车、炊事班队伍、由步兵和坦克兵组成的乌合之众在一片幼林里布下了阵，或是为了反攻，或是为了设防。小树正在发育，其中有些白桦。阳光和煦，鸟语婉转。我们昏昏欲睡地等待着，有人吹起了口琴，他的年龄不比我大。有个当兵的刮起了胡子，满下巴的肥皂沫。接着，犹如晴天霹雳——也可能鸟儿早已停止了鸣叫，以此向我们发出了明确的预警？——"斯大林管风琴"在我们头顶奏响了。你没时间来理解为什么人们管它叫"斯大林管风琴"，是因为它的号叫，它的怒吼，它的咆哮？两三排炮弹过来，它就逐渐覆盖了整片树林，它拒绝网开一面，做事干净彻底，摧毁了幼小的树林给我们提供的屏障。没路可逃，或许也不尽然，至少某个普通士兵还有路可逃？我看见自己训练有素地爬到了"猎豹"底下。此外还有个人，或许是"猎豹"上的驾驶员、瞄准手或者指挥官，也钻到"猎豹"肚子底下测量离地高度。我俩的靴子碰到了一起。两边的履带把我们遮盖得严严实实。"斯大林管风琴"也许演奏了三分钟，无比漫长的三分钟。我吓得都尿了裤子。然后外面沉寂下来，只听到身边的牙齿打架声，犹如一节又一节的诗歌朗诵。不，之前，还在"管风琴音乐会"结束之前，这嗒嗒的牙齿打架声就响起来了，不断地响着，直到伤员的哭叫声盖住了一切，还在响着。尽管只是短暂的片刻，但这已经足够了：在这生平第一课中，我学会了恐惧。恐惧攫住了我。我再也不能训练有素地匍匐前进了，只是从"猎豹"肚子下探出头来。我看见自己从被兜底翻起的森林泥土和腐烂的落叶底下往外爬，只要"斯大林管风琴"一响，我就把脸紧贴在这泥土和落叶的混合物上，那味道久久不会散去。两腿还在瑟瑟发抖，眼前的惨景扑面而来。幼小的树林被撕成了碎片，白桦树如同被搁在膝上喀嚓一声折断了一般。有几颗炮弹碰到树冠提前爆炸了，周围都是人的躯体，有散落着的，有叠在一起的，有一命呜呼的，有苟延残喘的，有蜷曲着的，有被树枝扎穿的，有被弹片炸得百孔千疮的。有些躯体像演杂技似的打成了结。也许还能找到七零八落的尸块。这是不是那个刚才还在熟练地吹口琴的小伙子？那显然是刚才还在刮胡子的士兵，他脸上的泡沫正在变干……两人之间是些幸存者，他们或是在地上爬，或是像我一样呆呆地站着。有几个在哀号，尽管并未受伤。还有个像小孩一样在哭闹。我穿着尿湿的裤子，一声不吭地看着旁边破膛开肚的尸首，那是刚才还和我闲聊着什么的小伙子，现在他的五脏六腑赫然眼前，圆圆的脸膛似乎在断气的时候收缩了不少……不过，一五一十地写在这儿的，其实我在别处差不离也读到过，比如在雷马克或塞林的作品里，又如格里美豪森在描写瑞典人把皇帝军队打得七零八落的维特施托克战役时留下的那些恐怖画面……突然，那个牙齿打架的人出现在我边上。他竭力挺直腰板，身体不再像寒热发作似的瑟瑟发抖，从衣领上可以看出，他是党卫军里当官的。他下巴底下斜挂着骑士铁十字勋章，俨然一位《每周新闻》中的英雄。《每周新闻》向我们小男生宣传了好几年英雄人物，他们的体格都和这位差不多。刚才目睹他吓得牙齿打架，这会儿他却开始训斥我，盛气凌人："别傻站在这儿，当兵的。去找人，把还能战斗的人都找来。马上就去。重新上阵。手脚麻利！准备反击……"我看见他在残缺的尸体上，在断了气的和还有口气的人身上跨来跨去，咆哮着，挥舞着双臂，样子可笑极了，不再像是连环画中的英雄，以至于事后我真想感激他，因为他在被打趴下的部队——这支部队现在似乎只有两辆"猎豹"、几辆装甲运输车还能用——中的这番表演使得从学生时代起就矗立在我眼前的英雄形象掉了价。有一样东西开始要散架了。那个名叫"这事咱不干"的金发碧眼的小伙子使我的信仰大厦出现了勉强还能弥合的裂痕，现在大厦开始东摇西晃了，不过还能支撑一阵子……第一部分 3.黑暗中的歌声经过改编，我现在属于一个十二至十五人的小队。它没有重武器，所以被当做步兵突击队，属于一支所谓"升天小分队"。想不起我是在哪儿丢了雨具和帐篷，更糟糕的是卡宾枪也不见了。于是他们发给我一支意大利制造的冲锋枪。假如真要用的话，拿着它的手一定会抖抖索索。我记得许多钢盔大聚会，扣在愁眉苦脸的男人和心惊胆战的男孩头上。假如当初给这帮无助的乌合之众拍一张照的话，那么其中必定有我，左起第三个。我们的指挥仍然由资深上士担任，不过这次换了一个宽肩膀的矮子。他命令部下：前进，搜索敌人。天色渐暗，我们先是迷了路，过了好久才顺着一条被履带碾压得不成样子的林间小道前进。据说就在几个小时前，一支由虎型坦克和装甲运输车组成的先头部队轰隆隆地从这儿疾驶而过。我们现在要和前方联系，但从随身带着的步话机里传来的不是指示，而是杂乱的单词和沙沙的噪声。在小路两边，林木好像在练习自我拷贝：松树，全是松树，左右都是高高的松树。虽然没有辎重，但我们在半道上带上了一个老头，从袖章上看是国民突击队的人，还有两个轻伤兵，好像孪生兄弟，都是左腿一瘸一拐。国民突击队的老头不停地胡说八道，一会儿嘟嘟囔囔地埋怨上帝，一会儿又把邻居骂了个狗血喷头。那两个腿上受伤的士兵要人搀扶，几乎要人抬着背着才能前进。我们的前进速度非常缓慢。虽然步话机一直在呼叫，但是坦克先头部队仍然没有回音。于是上士宣布在路边休息。他看上去久经沙场经验丰富，估计到剩下的装甲车可能会撤退，所以要我们暂停行军在这儿等着，心里真希望有车来，至少把这两个瘸子和唠唠叨叨的国民突击队的老头送走。我们本来就够累的了。幸好，他没有随便叫个小伙子，而是让我去林间小路上站岗，命令我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眼前又浮现出一幅画面，是我想象中的我自己：头上钢盔不断滑落的我，奉命行事的我，想方设法完成任务的我。虽然累，但这任务还是完成了，因为不久我就看到在夜幕已经降临的林间小路上有一个亮点，越来越近，变成了两个亮点。我按规定报告："发现机动车辆，可能是装甲运输车！"然后站到路中央，以便对方能看到我，我也能奉命拦下这估计是装甲车的东西。我是左撇子，高举左手拦车。或许，我当时就觉得这飞速靠近的履带车有点奇怪，因为车上所有探照灯都开足了亮度。车在离我两步的地方停下了，我的怀疑得到了证实，只要看上一眼就明白。只可能是俄国人，只有俄国人才不节约用电，而是大肆挥霍……"伊凡来了！"我朝路边的小队叫道。我没工夫细看敌人坦克上坐得满满的射手，没工夫想生平第一次和活生生的苏联士兵面对面，正相反，我不等枪声响起，飞快地往右一闪，一个鱼跃跳进了路边上的幼松育林带。我跑了，但还没有脱险。我听见两种语言的叫喊，接着是扫射声大作，直到最后俄国人的冲锋枪掌握了全部发言权。我在密集的幼松之间匍匐前进，逐渐拉开了和敌人的距离。这时，敌人朝育林带的左右两边开火了，我毫发未损，而以上士为首的小队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连国民突击队的老头也不再埋怨上帝，不再痛骂邻居，不再要结清旧账了。只听见俄语说话声正在渐渐远去。有人在笑，听上去是善意的笑声。因为干树枝断裂时动静太大，硕果仅存的坦克兵不想再这样娴熟地移动两肘往前爬了。他开始装死，似乎这样就能摆脱历史的进程，虽然身上的意大利冲锋枪和两匣子弹表明他还能继续战斗。等到敌人的坦克相继开动，我才继续匍匐前进，直到幼松育林带逐渐变成了成年的松林，松树一排排地挺立着，体现出秩序井然的普鲁士精神。不，我不想返回去看，那里也许只剩下尸首了。再说，林间小路那里传来了惨淡的灯光和马达的轰鸣，这表明敌人正在向前推进呢。就这样，我继续向松林深处爬去，只有几丝云彩的夜空里突然露出了娥眉月。这确实存在的或者只是想象中的月光，减少了单枪匹马的士兵撞在树干上的次数。但是，树上松脂的香味还是包围了他，终于将他紧紧地裹了起来，宛如虫子在那块琥珀中永生并自称是我的化身。那块琥珀就放在斜面工作台上面的格层里，顺手就能拿起来对着光照，进行询问。无论是蜘蛛、扁虱还是甲虫，只要你有耐心，它总会告诉你些什么……现在天又黑了下来，小猫头鹰在叫。我嚼着最后一点干面包屑，在几乎乌云密布的夜空下饥肠辘辘，茕茕孑立。完全被夜色笼罩起来后，我又上了一课，学会了害怕，觉得恐惧附身了，就骑在自己后背上。我想回忆儿时的祈祷词："亲爱的上帝，让我变得虔诚，让我能上天堂"，也许开始呼唤母亲："妈妈，妈妈！"而在远处，母亲如有预感，也开始呼唤儿子："快来，小子！给你一碗白糖拌蛋黄。"不过在这黑咕隆咚的林子里，我仍然是独自一人，用德语说就是"犹如母亲的孤魂"，直到后来真的出了一件事。我听见脚步声，或者是让人以为是脚步声的响动。林子里，地上的树枝喀嚓喀嚓响。是猛兽？野猪？也许是犀牛？我站着不动，避免弄出任何声响，于是对方也停下了，一声不吭。不知道对方是动物，是人，还是怪兽？刚才是谁，或者说是啥，在漆黑的林子里弄出那些脚步声？有人出现了，时而近，时而远，接着又近了，简直近在咫尺了。小心！呼吸时别出声！到树干后隐蔽起来！这些在严格的军事训练中都学过。打开枪的保险，就像对方肯定也打开了枪的保险一样。两人都以为对方是敌人。也可以设想这是几年后构思的芭蕾舞场景或电影画面,这画面要在每一部讲究质量的西部片中表现紧张情节的高潮：最后交火前的舞蹈仪式。听人说，在漆黑的森林里不妨吹吹口哨。我没吹口哨。某种力量，或许是远方的母亲，使我唱起歌来。我没有在熟悉的《埃丽卡》之类的行军歌和玛丽卡·勒克不久前演唱的《夜里无人愿独处》之类的电影流行歌之间挑选曲目，自然而然地张嘴就来的是一首对眼下的局面非常合适的儿歌。我不断地唱，翻来覆去只会开头的半句："小汉斯独自去……"一直唱到有人以歌声解决了我的难题："周游世界……"记不得了，这次对唱持续了多久？也许一直到双方终于明白了，原来是两个说德语的人夜里在黑咕隆咚的森林里产生了误会。于是双方离开了各自的隐蔽处，用士兵的语言打招呼，枪口朝下地迎面走来，越走越近了。第一部分 4.战俘营里的魔幻烹饪课饥饿驱使我报了烹饪班。这门诱人的课程与其他课程一起贴在战俘营管理处大楼前的告示栏里，告示上甚至还画着一个戴厨师帽的小人头招揽学员。在以前的骑兵团兽医站上这门所有课程中最荒唐的课，每天上两个双课时，自己带写字纸。我看到他——师傅——站在黑板前，看得清清楚楚，不会跟任何人混淆，虽然我想不起他叫什么了。他有着耶稣使徒的形象，瘦高，身穿普通的军服，想让学生们称他头儿。这个长着蓬乱灰白头发的中年人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要求得到尊重。他眉毛很长，让人见了恨不得上去梳理一番。一开始他就让我们了解了他的生涯，说他到过布加勒斯特、索非亚和布达佩斯，最后到了维也纳，无论在哪儿都是抢手的厨师长；他还顺便提到其他城市豪华宾馆的名字，说自己在扎格勒布和塞格德是一个克罗地亚或匈牙利伯爵的私人厨师；甚至维也纳的萨赫酒店他也提到了，以证明他自己在厨艺方面的辉煌经历。我们这些忍饥挨饿的人记着笔记，写满一页又一页：取若干……加一些……然后放在一起……两个半小时……哎，玛丽浴场遗物中的两本八开本子我要是至少能保留下一本该多好啊!授课的滔滔不绝，听课的既有像我这样的小伙，也有年长的父亲。所有的课只有两三节的内容记住了，不过这两三节可是连细节都记得很牢，比如烤香肠，油直往下滴。他是魔幻大师，只用一只手就能把梦境之中那些肥嘟嘟的的牲口按在案板上宰杀。他甚至能以虚无为原料弄出美味来。他把空气搅成浓汤，用三个鼻音发出的词软化石头。今天我要是把与我一起步入老年的批评家们召集起来，请他这位贵客吃饭的话，他就可以给他们讲解凭空想象的神奇作用，也就是讲解如何在一张白纸上变魔术，然而他们还是不可救药地自以为是，兴致索然地舀着我做的鹰嘴豆连同一起煮的羊排骨，然后匆忙拿起他们简单的工具——文学胆固醇测量仪。"今天，注意了，我们讲猪，"用土话说完这句开场白，师傅用咔咔作响的粉笔和准确无误的线条在黑板上勾勒出一头发育成熟的母猪轮廓，然后把雄踞于黑板上的猪肢解成有名称的部位，用罗马数字标识出。"一号部位是猪尾巴，放在普通的小扁豆汤里一起煮，味道不错。"接着他给猪腿各部位编上号，从猪爪到上边的跗部，同样适合一起煮。然后他又从前蹄髈讲到后蹄髈，从颈肉开始到里脊肉再到肋条和奶脯。在此过程中我们听到了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颈肉比肋条肉汁更多……"里脊肉应用面包粉裹一裹，然后放到烤箱里。还有其他一些我至今还在遵循的烹饪方法。我们每天只分到一满勺清汤寡水的白菜汤或大麦粥，他建议我们在烤猪肉时用快刀在脂膜上一横一竖各拉一条槽，"告诉你们吧，这样一来外皮特香!"他审视着我们，目光扫了我们一圈，一个也不放过，我也在内，然后说："我知道，先生们，对吧，我们现在都流口水了。"他停顿了一下，其间每个人都能听到自己和别人咽口水的声音，然后他基于同情及对我们共同困境的了解宣布道："我们不再说油腻的东西了，现在我们谈谈怎样宰猪。"虽然我的八开本子丢了，但回忆的洋葱能帮助我逐字逐句引用师傅好记易懂的警句。现在回顾起来，我看到他演哑剧般地比画着，因为在这示范性的屠宰过程中，关键是要趁热接"猪血"，然后在木盆里不断搅动，这样血就不会凝固了，"你们得搅，不停地搅!"因此我们坐在板凳、箱子和铺着瓷砖的地上，在想象的木盆里搅猪血，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然后再交叉着来。猪血从想象的刀口喷出，冒着热气，然后不住地往下滴。我们相信，自己听见母猪吱吱的叫声越来越弱，感受到血的热度，吸入了血的味道。在以后的年头，只要我应邀参加屠宰节，每次都对现实大为失望，因为它远远不如师傅的魔幻术，只是单纯的屠宰而已，只不过是他说的那些话的一丝余音罢了。后来，我们学着把搅过的血和燕麦粥及调味品茉乔栾那一起煮，把淀粉塞进洗干净的猪肠，把猪肠扎成香肠。最后，头儿建议我们按欧洲东南部的标准在香肠填料里放上葡萄干："每五公升猪血里放三百克葡萄干，开始吧!"我的口味就这样被强烈地诱引到未来的方向，以至于我一生都特喜欢就着土豆泥和泡菜吃淀粉做的肠子，不仅是因为在50年代我手头拮据图肠子便宜，即使今天我还是喜欢吃每到柏林必定光顾的巴黎酒吧做的法式血肠。我爱吃醋熘血肠，这种北德菜是用猪腰碎末调稠的。我请客——不同时期的玩斯卡特的牌友——时上的都是这类粗菜。啊，当打完一轮儿、分数翻番后，看着或烤或焖的香肠冒着蒸气，扎紧的肠衣裂开或切开，露出里面的葡萄干和淀粉，和凝成块状的猪血掺在一起，这是多开心的事儿呀。上法耳茨大战俘营里那个比萨拉比亚厨师长就这样培育出我终生不变的口味。第一部分 5.战俘营中的伙伴他和我在阴雨连绵时躲在帐篷里，可能用骰子来赌我们的明天。他叫约瑟夫，就是他规劝我来着，态度坚定，但细声细语，真的很温和，我总也忘不掉他。我想成为这个，他想成为那个。我说真理有许多。他说真理只有这一个。我说我不再相信任何事。他左一个教条右一个教条。我喊道："约瑟夫，你可能想当异端裁判所的大审判官或者有更大的抱负吧。"他掷的点越来越大，掷骰子时还援引圣奥古斯丁的话，好像其拉丁文版的信纲就摆在他面前。就这样，我们日复一日地聊天，掷骰子，直到有一天他获释，因为他家在巴伐利亚这一带，而我先得除虱，然后又到劳改营，因我没有确定的家庭地址，所以无家可归。第二部分 1.井上井下（1）井上井下规定人们视线方向的铁丝网没了。他，或者说是我，带着不到两磅议价买来的茶，轻装走向叫做自由的地方，这个地方局限于英军占领区，是可以活动的区域。可谁给谁自由？又如何享用这一礼物？这个双音节的词可以任意用许多形容词来解释、延展、紧缩甚至完全颠倒，它预示着什么?回忆的碎片，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分类整理好，彼此拼接起来时总有裂缝。我画出一个人的剪影，他活下来纯属偶然，不对，我看见一张有污点的纸，但却是没有字迹的白纸一张，我就是、可能是或想成为这张白纸，今后生存的模糊蓝图。某人还是头路左分，身高一米七二；某人身穿五彩军服，开始每周刮一次绒毛似的胡子，此时他面对着给他的自由：难行的地带。不管怎么说，他迈出了第一步。此外还有理想的画面出来讨人欢心——认真的、思索的、在废墟中寻找意义的年轻人，然后又犹犹豫豫地被推翻。开始时，我怎么也不能把当时状况的图画钉在墙上。有把握的事实在太少。我十八岁；放出来时体重没有过轻；我身上没虱子，脚蹬美国橡胶底系带鞋，回过头来看样子还不赖。然而，在战俘营日常生活中我是否已不会做年轻人喜欢做的鬼脸就不清楚了。那时仍不抽烟的我只有用香烟和银质大头针换来并储藏起来的英国茶，包括它异国风味的包装，以及大量议价买来的刮胡子刀片是我的财产，连同杂七杂八的东西及涂鸦的纸装满了干粮袋。可我的内心生活是怎样的一幅图景呢？看上去，好像无神论的天主教徒深谙所有在当时蔓延开来的信仰问题，同时对这些问题又无所谓。倘若以为他是藏而不露的无神论者，则等于将另外一种宗教强加于他。他思索着。他思考什么？想不起来了。只有一些外表的东西还没褪色，比如染成铁锈红的军裤和美国棉袄；他的羊毛帽——同样也是美国军用物资——很保暖，是橄榄绿色；他看上去几近平民；只是干粮袋仍旧是军灰色的。为了获释，我得说出一个地址，这个地址是同龄伙伴菲利普悄悄塞给我的，上面有对母亲的问候。他是个英俊小伙，天使般的脸上有酒窝，笑起来很有感染力，他像我一样具有那种草率行事的天赋，这种草率让我们自愿去服兵役。他只能待在穆斯特战俘营中，后来与一支劳动大军一道被海运至英国；而我可以出去，因为可以证明——多亏拍的片——在我左肩有块豆子大小的弹片，当时已形成包囊，直到今天它还在里边，是我旅行带回来的小礼物，就像被囚在琥珀中的甲虫一样，日久天长。我是左撇子，为了先在安娜后在乌特面前显示自己，我抡起胳膊向后甩准备扔石头或投球时，弹片就发出能感觉到的信号：别这样!我睡觉呢，你叫醒了我。井上井下与菲利普相反，人家认为我不适合在威尔士煤矿下井干活。他向他妈妈许诺，以后会回来的，一定的。根据警察处的登记，我获得自由后的第一个居住地是科隆-米尔海姆，到处是废墟，令人惊奇的是废墟上时而会有路牌留存下来，它们或贴在残存的房屋立面上，或悬挂在耸立于碎石中的杆子上成了指路三角尺。废墟中蒲公英丛生，含苞待放。后来我在美国与法国占领区里偷偷地乱窜，如一条丧家犬，寻找吃的和睡的地方，还被另外一种饥饿驱使着，寻找肌肤的亲密接触。这时布景换成了其他城市的废墟，面对这些废墟，路牌把我引向歧路，或者引我跨过碎石堆，下面估计埋着人。无论是睡还是醒：我仍行走在残垣断壁之间踩出的小路上，停下，好像在看景致，在山丘高的瓦砾上，牙齿仍旧咬得咯咯响，因为空中弥漫着石尘和灰浆粉……我伙伴的妈妈，一个敏捷的女人，头发青灰色，可能是染的，也可能本来就是这颜色，总是用长长的烟嘴抽烟。她毫不费劲地教会我如何做黑市交易。四果酱、人造蜂蜜、美国花生黄油、唱针和打火石，还有手电筒的电池等，我称过或数过后在厨房桌上成交。此外，我还可以把我一部分刮胡子刀片作为资本投入，很快就有了钱。从早到晚，顾客带着价值差不多的货物来交换，甚至毛皮，其中有张银狐皮，都可以换黄油。每天人们来来往往，菲利普的妹妹在他们中间蹦蹦跳跳，仿佛在为观众表演，妩媚妖娆像个娃娃。她长得像维纳斯，是哥哥的翻版。她穿着长筒丝袜配不断换戴的小帽，散发着野花般的芳香。但我对她只能想入非非。她有可能像天使一样从我面前飘过时抚摩我头发吗？得不到她我就偷偷溜进电影院，仍然看到它——废墟中巍然屹①当时一种用四种水果做成的廉价果酱的美称。第二部分 2.井上井下（2）不管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影院的主打影片是《小调罗曼史》，主要演员当时都很著名，我很熟悉：玛丽安娜·霍佩和保罗·达尔克，后者就是因另外一部电影《犹太人徐斯》①而声名狼藉的费迪南德·马利安。《小调罗曼史》在但泽的托比斯影城连演数周，坐无虚席，以前这部电影就让空防助手有了梦想。每当令人难忘的电影乐曲《白天与梦想之间的一小时》把她——玛丽安娜·霍佩——带入画面时……这个橱窗前的女人……受到诱惑的女人……独自受苦的女人……她那张收拾得无可挑剔的脸……她脖子上的首饰……她那一闪而过的微笑……一个美人，永不磨灭……三四年前，我年轻时的偶像以九十多岁的高龄去世了。就像当时挨饿的人在科隆高街②的小店前排长队一样，现在问题也是一长串：当时叫我名字、做黑市买卖、没什么目标的人，在那段让我四处放荡的日子里想过延续中断了的学习，拿下高中文凭了吗？我找过学徒岗位吗？如果找过，学什么手艺？我想念父母和妹妹，因而三天两头在政府机关贴出的名单上寻找他们吗？我只是因自己，还是因世道而遭罪？要特别忍受那个或大写或小写叫做"德国集体罪责"的痛苦吗？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我的苦难只是以失去双亲与家园这一挥之不去的状态作为化装？还有哪些损失值得抱怨？洋葱的答复是空白：我既没看到自己想成为科隆的高中生，也没有学徒岗位对我有诱惑力。我也没在东部难民及住房被炸毁者登记处提交寻人申请。母亲虽然还能想象出是原来那个样子，但我并不是十分想念她。没有乡愁让我写出诗行。没有负罪感触动我的心灵。无目的地在废墟与瓦砾堆之间闲逛的人看来只关心他自己，因为找不到其他的烦恼事儿；或者我满怀无法诉说的痛苦逃进了科隆大教堂来着？当大教堂脚下的城市化为废墟时，这个带着双塔的庞然大物耸立在那儿，外表满目疮痍。只有一点是肯定的：春天，我通过菲利普妹妹的介绍，在一户农家找到了活儿，地点位于下莱茵河地区的贝尔根海姆-埃尔富特专区。那时我可能已经让他妹妹讨厌了。一定是在春天。凑合学了两下，我可以看见自己跌跌撞撞地跟在犁后面或握住马笼头牵着马，而农民在开沟。从早到晚地耕作，能吃饱。剩下的是另外一种饥饿，它既不能用粥也不能用糊来解决，它们反而增强了我的性欲，越来越厉害，越来越下流。我和一个体弱的雇工睡在一间窄小的屋子里。农家有个东普鲁士的姑娘，她和只能凑合做做猪饲料的老父亲一起被安置在这个农家，她虽然只是个挤奶工，但除了猪以外还有十二头牛和四匹马的东家早已霸占了她。他只和妻子去教堂，每个星期天都去，他就是这样信天主教。伊莉莎白——她就叫这个名——站在我演出不断的镜框式舞台上，高个子，大骨架，或站在园子篱笆前，或在院子门口的阴凉处，或在奶罐之间被映得浑身闪亮。她不管站在哪儿，不管走路或弯腰，都是一幅画，她的吸引力太大，我肯定追随着她身上牲口棚的气味写出一打诗，这些诗韵押得很糟糕，是利用给甜菜间苗和劈柴的间隙胡乱写就的。这个地区鲜有诗意：有时阳光明媚，只见各有归属的土地；有时阴雨连绵，景色朦胧，除了村里的教堂塔楼之外，不允许有任何凸起物。夜晚听那个雇工打鼾，白天听东家能震破四方院子的嗓门，此外就是十二头牛，浅黄睫毛的女神用手为它们挤奶。这一切无法忍受，于是我继续流浪，处于饥饿状态，虽然我在农民家吃得很饱，剩下的饥饿——这一点密密麻麻地写在洋葱皮上——是另外一种。我一直走到萨尔州，那儿有个哥们，也是从穆斯特战俘营释放出来的。我找到了他的地址，于是我暂时有了床真正的羽绒被，睡在他和他妈妈住的一幢小房子的阁楼上，他妈妈待我像亲儿子。这听起来像有个家了，有安全感的味道，但萨尔州的饥饿程度比别的地方更厉害，可能法国占领军想秋后算账，不仅要惩罚那些1935年投票赞成"重归帝国"的人，而且是所有萨尔人。伙伴家的小房子是排房，位于麦尔兹希附近。我那伙伴的真名我从来就不知道，只知道别人叫他刚果。过了不久，他要去法国外籍军团——他已看到自己在沙漠天空下与反叛的柏柏尔人①打仗，我和他一起乘着人满为患的火车到乡下去，一直乘到洪斯吕克山。我们以为到了天边，那个地区丘陵起伏，令人伤感。这种火车旅行当时很普遍，叫做囤粮之行。我有剩下的英国茶、刮胡子刀片和到处都紧俏的打火石，是科隆黑市上的获利品，我们用这些东西换来土豆和洋白菜头。我们挨家走，有时什么也换不到，但除了可过秤或数得清的交换物外，我还得拿出更多的东西。一个农妇明显有身孕，和她那位已定居的法国籍工人心满意足地同吃同住，我轻率地、善解人意地给她看了手相，预测未来，她给了我们一块羊奶酪作为报酬，此外还给我们一块熏肥肉。农妇坐在桌旁，很满意，因为我能从她手纹上看出男主人不在家，就算不是太久但也有很长时间了。第二部分 3.井上井下（3）自1943年起他就在东线失踪，但立式镜框里他的相片始终在家。我哪儿学的这套可疑的本事？天生就会？是从吉普赛人那儿偷学的？他们从波兰偷越自由国家①边境过来。我小时候，他们在朗富尔的大街上是很吃香的，无论是作为磨刀匠，还是作为补锅匠。上法耳茨有个很大的战俘营，我在那里上过抽象的烹饪班，一是为了打发时间，二是可以对付真正的饥饿，可能那里也开过教人看手相的培训班，吸引了像我这样的学生。不管是天生、偷学还是上过课，反正当时我在洪斯吕克的深山里很专业地宣布未来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说这话时肯定没什么顾虑。手纹很能说明农妇和那位总是躲在后面的男人同吃同住，我的看手相本领能带来利润，而且利润的卡路里含量可观。但到洪斯吕克山的囤粮之行特别的收获毕竟不是肥肉。农妇的小姑子对我有了爱意，她因鲁尔区的家被炸毁了逃到这里避难，找到了活干，她的爱意既不能用秤来称，也不能按个来数。本来是我的伙伴刚果不管她走到哪儿都紧追不舍，但是没捞到动手动脚的机会。他被抓得伤痕累累，像个雇佣兵似的骂骂咧咧、跌跌撞撞逃出了羊圈，但马上又傻笑了，因为他性情温和。他是个宽肩膀的小伙，什么事都顺其自然。对他来说战争太短。他不可救药地酷爱冒险，可能正因为此我才继续跟踪他：50年代中期，法兰克福大学生剧团把我的第一部剧本搬上了舞台——两幕剧《洪水》，戏里有个战后返乡的志愿军团士兵，是性格差不多的人。他的伙伴莱昂叫他刚果。他们去过老挝和印度支那，演的角色是浪子……在去最近的火车站的路上，我才意识到自己走了桃花运。农妇的小姑子用手推车帮我们把一口袋土豆、洋白菜头、羊奶酪、搞来的一块肥肉以及其他换来的东西——是一袋干红花菜豆？——送到火车站。月亮出来时我们上路了，田间小路开始有点上坡，过一会儿又下坡，大概有三四公里长，路的长短和时间一样只能回忆个大概。刚果拉车，不让人换他，我们在后边推，开始谁也不说话，过了会儿却说个不停。我们彼此提问看过什么电影，但绝没有亲热地拉手。这对一般高的恋人喜欢一个年轻的女演员，称她为"克乃夫"，预见到她以后会成为影坛明星，声名鹊起。这部电影叫《桥下》，前不久我还在某个第三套电视节目①中看过。因为开往巴特克罗茨纳赫的慢车两个多小时以后才到，刚果就躺在候车室的长椅上，很快睡着了。我们站在小屋前，脱落的字母表明这是车站。月亮或云彩匆匆飘过。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可看可说可做，哪怕只是祝福点什么？这时，年轻女人——我还以为她是个没定亲的姑娘——请我推手推车陪她一段路，不是因为她害怕，只是她要人陪陪。事情一定发生在初夏即将满月时。我们在田间小路的两侧看到了刚割下的草堆起的草垛。在去的路上，这一排排草垛对我来说无关紧要，它们的间距一样，一直排到森林边。森林边像黑黝黝的边框把天空镶了起来，时而云彩投下的阴影罩住了整整齐齐的草垛，时而它们又泛着银光，亮闪闪的，很是诱人。也许在去火车站的路上，成堆的草垛已给我们提供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此时，我觉得刈割过的草地越发散发出芳香。我们离开了火车站、睡着的伙伴和换到的食物，刚走不远——或许我们需要更长的时间？——我就放下空的手推车，抓住她的手，两人离开大路，向最近的草垛走去。事实上，肯定是我乖乖地被拽到草垛上，因为我仍记得英格身上不少的细节——不仅仅因为她是第一个。她脸扁平，如同满月，上面落满雀斑，但在草垛上它们不算什么。有一点是相当肯定的，那就是她那双没合上的眼睛发绿而不是发灰。她的手在我看来很大，因为在田间劳动而显得粗糙。这双手知道如何帮助我。草的气味当然无与伦比。我饿得要命，急不可耐，她不得不叫我慢一点，不要那么硬上，而要像她的十指那样温柔。有多少东西要发现。什么东西那么湿那么深。一切都在近旁，可以摸到。我抓到什么东西又软又圆。什么东西软了下来。我们能发出什么样的响声，能像动物那样叫唤。然后，草的味道在我们身上发威了，我们深陷草垛中，试着再来。或者一次就够了？只希望那个初学者当时一学就会。然后呢？之后呢？可以设想，我们在草垛里说悄悄话，轮着说，或者只是我在说。不记得在草垛里说出了什么悄悄话。只记得英格突然很正经地说了什么，好像要为自己解释一番。战争中的家庭情况。波鸿城郊被炸毁的联排房。第二部分 4.井上井下（4）她未婚夫阵亡了，在南边巴尔干山脉，有两年了，因为那里到处都是游击队。他是矿工，本来可以免服兵役——她的原话是"脱不开身"，但斯大林格勒战役后人们还是马上让他当兵了，而且是工兵，先是派往大博世波培训，后来离开那儿上了前线，再后来，他信里是这样写的，只是到山里架桥……她还说了些别的，但我忘记说什么了，连她未婚夫叫什么也忘了，她总是说这个名字，很亲密的，习惯使然，好像他就躺在她身边。是我在草垛里悄悄地说这说那？也许说了些有关星空的深奥的东西？月亮出来或消失时说起了月亮？可能是刚刚想出来的诗，因为每当什么事使我困惑时，我就来几行诗，或押韵或不押韵。在她有些担心或纯粹出于好奇问我工作上有什么打算时，我回答得结结巴巴的？要不，还在草垛里时我就说过"艺术家，肯定要当艺术家"？一层一层下面的洋葱皮丰满光亮，洋葱却对此一无所知，肆意删改的文本之间只有空白，除非我来解释那些字迹无法辨认的地方，凑出些什么名堂来……我的回忆里总是掺杂着垃圾，对这些垃圾我每次都以不同的方式分类整理，我记不起来用什么法子把英格或者说我想把英格逗笑，但她没把我逗笑；因为躺在她身边的初学者在即将满月的月亮下突然难过得像个动物并且不知道为什么，抚摩与安慰都不管用。连刈割过的草地的气味似乎也叫人受不了。我们从被压平的草垛里站起身来，她找她的短裤，我扣我裤子上的纽扣。然后我们弄掉身上的草，是各弄各的，我想。不过，她后来把草垛再弄整齐时，我可能帮助她来着。从远处看：一对夫妻在夜间干农活儿。之后就没有那种绝望的孤独感了。没有，在我帮助英格把我们的床和其他草垛再排成行时我们没唱歌，甚至都没有哼歌：只有四只勤劳的手。不确定的是，她说自己姓什么时，是否也说了"假如你愿意的话写张明信片吧"。她的姓不管怎么说都像波兰语，以kowiak或像某个来自鲁尔区的足球运动员的姓一样以"斯基"结尾。再没别的了。也许还有？也许犹豫来着，只是眨眼的工夫。然后我们朝反方向走，她推着空的手推车。可能是我第一次完事后就已像老手似的不再回头看。发生的事就过去了。"你们不要转身"这时我身上还有她和草垛的气味。我们后来带着囤积的食品乘车朝巴特克罗茨纳赫方向去时，心情始终那么好的刚果怪笑着，但没说任何脏话……至今。那次匆匆的离开总让我回想。为什么那样匆忙？好像我因为害怕必须逃走一样。过了很长时间火车才来。时间就这么白白浪费了。我事后吃后悔药：你当时不能和那个叫英格的姑娘躺到旁边的草垛里——没过多久又会饿的，然后再躺到另外一个草垛里吗？是呀，为什么非要回到卡路里严重不足的萨尔州？洪斯吕克山，那个地区，哪怕荒凉，信天主教，丘陵起伏，你慢慢也会习惯的，你本可以把它作为电影素材，对连续剧①挺适合。你的伙伴刚果没有你也会溜走的，但会带着土豆、洋白菜头、一块块奶酪和你用看手相的本事换来的东西，他反正想去阿尔及尔或摩洛哥，因为他打仗还没有打够，想在那里为了伟大民族的荣誉而毁了自己。你完全可以时不时地根据农妇的手纹说些吉利话，好让她安心卧床休息，告诉她会顺利生产的。然后呢？如果有那么一天在俄国失踪的农民站在院门口……迟到的战后归乡者……在门外……②我还常常翻动地头两边的草垛，倒不是因为那个扁平脸上照着月光、散落着无数雀斑的年轻女人，更多的是寻找那个早年的我，他消失了，只留下些声响和气味——那是我在草垛上首次尝试肉体合二为一，过于匆忙地尝试。人们也把这种努力叫做爱。然后是空洞，画面干扰。没有其他战利品可以回味或者可以发展①暗指德国著名连续剧《故乡》。②德国战后作家博尔歇特的名剧《在门外》，叙述一个战后还乡者的悲惨经历。为冒险行动，但年份像被钉住了似的：仍旧是1946年的初夏。后来我在讷尔滕-哈登贝格地区有了另外一个伙伴，他是农民的儿子，有轻微的语言障碍，我在他那儿蹭了几天饭，然后就马不停蹄地四下奔波，一会儿在威悉河山地，一会儿又到美国占领区的黑森边界，最后又合法地去了英国人占领的哥廷根。不过，再也没有草垛了，再也不能为人看手相弄点好处了。除了无目标的动荡不安之外，什么都没有；对这种动荡不安而言，任何固定住所都没有诱惑力。但我肯定不是在这里、就是在那里的警察局登了记，好拿到最必需的东西——食品供应卡。可我到哥廷根干什么呢？肯定不是上大学，而且也没资格啊，我哪有什么毕业证书？自十五岁起我就没见过学校里面是什么样，老师叫我害怕，所以我后来的书稿上到处都有老师的身影：比如《铁皮鼓》"课程表"一章中的小学老师施波伦豪尔小姐，《猫与鼠》中的体操教师马伦勃兰特,接着是《局部麻醉》中的受难者、参议教师施塔鲁施,还有《头脑的产物或德国人死绝了》中无儿无女的教师哈姆与杜尔特夫妇。第二部分 5.井上井下（5）教育工作者对我来说就是这么有用。甚至一部名为《三十二颗牙》的剧本除了涉及卫生的问题之外，也涉及教育的妄想。虽然我在学校外学会了如何把九八式卡宾枪拆成零件，用几分钟又把它组装起来可以射击；虽然我可以操作八点八口径高炮上的引爆瞄准器和坦克上的火炮，因为我是受过培训的炮手；我通过苦练也学会了迅速隐蔽，听到命令时说"是"，学会了列队行进；后来我学会了搞到吃的东西，察觉危险，也就是说学会躲开战地宪兵队的"铁链警犬"；看到碎尸和被绞死的人夹道欢迎时也能承受；因为害怕而尿湿裤子，很快学会了害怕，开始在森林里唱歌，连站着也能睡觉，可以编造谎话为自己圆场，可以在没有油、鱼肉和各种蔬菜的情况下为自己发明可口的烤肉和汤，而且还把远古的客人请过来吃饭；我甚至还学会了看手相预测未来，虽然如此，但我离高中毕业相差万里，没资格上大学。这时我在哥廷根火车站——我常在热闹的火车站周围游荡——前碰到了有年头没见了的老同学，记不清是在康拉德学校、圣彼得学校，还是在圣约翰学校，是与他同桌，还是坐在他前面或者后面。他劝我，显而易见有道理，我跟他走了，我们穿过轰炸中基本保存完好的城市，来到他和他妈妈住的地方，这是一处为从东部逃难过来的人建的难民所，不过发育成熟的妹妹没跟他们住在一起。所谓尼森式活动房屋①是隆起的半圆型白铁皮简易屋，一排排房屋之间晾着衣服。他家只有大麦粥加白菜梗，给了我一张行军床。她的大儿子在争夺蒙特卡西诺②修道院的战役中身亡，丈夫被俄国人抓获，然后被带到地尔斯巧③或其他什么地方后失踪了，剩下唯一的儿子要顶替不在家的人。没几天我就经不住诱惑，和他一起去上一所特殊的高中，他声称过去与我同桌，如今在这所学校可以把耽误的课补上，并通过努力背单词重新唤醒过去的岁月。他劝我道：那里可以补做学生，甚至可以争取拿到高中毕业文凭，因为他和我一样缺这张文凭。他已经重新背上了真正的书包，哪怕是人造革的，我只带着干粮袋。他还说，没有高中文凭的人就要掉一半价，许多人都是这样。"你搞搞清楚吧!没有高中文凭的人什么都不是。"顶多能坚持一节课多一点，第一节课教的是拉丁语，还行，拉丁语就是拉丁语。但第二节课是历史课，这是我以前最喜欢的课，它涉及的时间领域很广，提供了足够大的空白，是我想象力的避难所，虚构的人物可以入住其中，他们通常是中世纪装束，被卷进了无尽无休的战争。人是什么？什么也不是，除了是粒子，是合伙人，是随大流者，是不完整历史中的一小段。当我又去上学时，我可能是这样评价自己的：好比彩色球，每次别人把它踢进场地时颜色都不一样。虽然漫游时代中的许多事我都忘了，比如有多少同学——他们年纪都比我们大，经历战争的时间都比我们长——上完拉丁语课后马上一起去上下一节课，但我还能清楚地看见历史老师就在眼前：个子不高，壮实，板刷头，不戴眼镜，但下巴处有个蝴蝶结，他在桌椅之间来回走，用脚后跟转身，突然像生了根似的站住，就好像听到了世界精神①不容抗拒的命令，然后以一个经典问题开始了他的历史课："我们讲到哪儿了？"紧接着主动地自答："讲到埃姆斯电报②了。"这可能符合教学计划，但我不想停留在俾斯麦及其欺骗伎俩的问题上。1870年和1871年的事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上这个被称为"战争经验"的速成班是近来的事。前天这门课程才结束。我日思夜想一直都在学这个班的课，没有停留在任何地方。以铁与血打造出德国的统一③，但这样一场战争能带给我什么？"埃姆斯电报"和我有什么关系？还有什么全都该重新咀嚼？该用什么年代把记忆钉住？这个刻苦的学生想省略、跳过、挽回因难堪而隐讳哪段时间？——我的时间？仿佛小个子老师用声名狼藉的电报给了我提示语，我站了起来，拿起永远不离身的干粮袋，什么都没说就走了——没有什么教育意①格拉斯常讽刺黑格尔的世界精神概念。②拿破仑三世因西班牙王位问题要与在埃姆斯疗养的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进行谈判，威廉一世将会谈情况写成电报发给俾斯麦，俾斯麦删改了电报内容后公开发表，拒绝与拿破仑谈判，拿破仑气急败坏，向普鲁士宣战。埃姆斯电报是普法战争的导火索。③影射俾斯麦的话。义上的命令能阻止我，不仅离开了落下功课的战争参与者们的教室，也永远离开了学校及其由纪律构成的污浊空气。说不定，我对自己这一离校举动还非常欣赏。我再也没碰到过我那个同学，他肯定读完了高中，可能此后一生自以为很有价值。但由于我的出版社及其印刷厂都坐落于哥廷根杜斯特大街，所以哥廷根对我来说始终是值得去的地方，而且不只是出于一个原因。就算把刚才勾勒的生活插曲的所有细节忽略不计，一次不寻常的相遇还是凸显出来：我义无反顾地离开学校后，马上来到了火车站的候车室。我想到哪儿去？有旅行计划吗？也许自然而然地要去南方？第二部分 6.井上井下（6）远走高飞，哪怕非法进入美国占领区再为未来赌一把？我要去位于阿尔特廷和弗莱拉辛之间的一个巴伐利亚小村子，希望几番寻访后能找到我的伙伴约瑟夫。哥廷根火车站候车室里坐满了人，我跨过箱子和行李，无助地寻找座位。人满为患的候车室里空气污浊，令人窒息。终于有个空位子。我旁边的——好像我仔细打量他来着——是我眼中最叫人喜欢的标本：身穿彩色的国防军服，永远的一等兵，就算左臂没有那两个小三角也能认出来。我好像注定信赖他这种人。有个一等兵把我这个"小汉斯"领出了黑暗的森林，另一个一等兵高大些，筋骨好些，体格强壮些，这两个一等兵都可以信赖。我对自己说：可以信赖永远不想当二级下士的人。精明、老练、狡猾多端，他总能达到目的。进军、阵地战、白刃战、反攻、撤退，每个战争规定的动作他都熟悉。他找空子，虽然受伤致残但还是逃走了，值得信赖。他坐在我身边，伸出木头假腿，抽着烟斗，是一种叫不出名堂的东西，与烟叶毫不相干。他看上去似乎不仅熬过了最近的战争，而且也在三十年战争及以后的七年战争中幸存了下来，是那种超越时间的人。他把军帽往后推到脖子上，然后我们的谈话差不多是这样开始的："哎，年轻人，不知道到哪儿去吧，对不对？"我看不见木头假腿，只能隐约感到染色的军裤下有假腿，只是到了后来，那假腿才变得重要起来。"怎么样，我们先去汉诺威转一圈，那里还有一个火车站。也许我们在那儿就有办法了……"于是我们上了下一趟慢车，分段买票，十几站或更多站买一次。穿过拥挤的人群，我们走进人满为患的禁烟车厢，一等兵的烟斗才不管这一套呢，他的烟草弄得满车厢烟雾缭绕。他一边吸烟，一边从干粮袋里掏出一小块面包头和一段香肠，说香肠是艾希斯费尔产的，还说人们都知道那里的香肠最好。他拿出一把空降兵用的小刀，把香肠切成小指粗的片，给我的比给自己的多，因为他得不停地抽烟。他就这样喂"伙伴"——他就这样称呼我。记忆中我嚼的是风干的血肠，但下意识里瘦肉香肠或肉肠也同样唇齿留香。不管怎么说，他抽烟，我嚼香肠，看着窗外两边的丘陵地带，什么也不想或只想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一个老太太坐在我们对面，头戴一种战前的钟形帽，她抱怨烟雾太大，用尖尖的手指指着禁烟的告示牌，为表明自己在受害还故意咳嗽，不停地抱怨，甚至尖叫着喊乘务员，同时挑动车厢里别的乘客抗议"不要脸的吸烟骚扰"，把"不要脸"这个词中的字母组合按汉诺威人的方式噘着嘴发音以示高雅。这时我那把我称做"伙伴"的伙伴用右手拿起那把油光锃亮的刀，威胁着往后举起，用另一只手把烟斗拿开，以这种姿势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坚持了一秒多钟，然后他突然用刀一砍，透过裤腿扎进了右大腿，刀在腿上颤动了好久。他一边这样一边还笑，笑得让人心里发毛。戴帽子的老太太吓得逃出了车厢，她的座位马上被站在过道上的人占了。以前的一等兵松了松刀子，把刀折回原位放入口袋，然后敲了敲烟斗，把里面的烟灰抖干净。我们离汉诺威越来越近了。剩下的是些偶然抓拍的东西，记忆把它们归了档。当时一声不吭嚼香肠的人仍看见插进木头假腿里的刀子在颤动，但不能肯定这故事发生在哪儿，是在从哥廷根开往汉诺威的火车上？还是在反方向去卡塞尔的火车上，后来在往南去慕尼黑的途中愈演愈烈？我到南方想在巴伐利亚地区——在因河河畔的马克特尔或别的什么穷乡僻壤——看望我的伙伴约瑟夫,一年多以前我还和他一起嚼和兰芹，掷骰子赌未来，还为圣灵降孕的问题而争吵。我在他父母家没找到他，他有可能已待在一所神学院里，努力适应经院哲学的紧身衣。他以一分①的成绩通过了所有考试，而我却……此外，这故事也可能在另外一个装木头假腿的伙伴身边发生——伙伴中有许多装假肢的人。是血肠还是瘦肉肠，是折刀还是立刃刀，是在去还是来的路上，都无所谓：记忆储存并浓缩的东西可以添加到时而这样讲、时而那样讲的故事中，不问其来源，也不管是否还有别的可疑之处。事实犹在：见我没个地方可去，刚到汉诺威，在哥廷根候车室坐在我身边，不管怎么说都可能装着假腿的一等兵建议我到那里的布尔巴赫钾盐有限公司管理机构去问问是否要人干活："他们找年轻人下井，那儿你能得到最繁重工种的食品供应卡，黄油管够，还有地方住。快去吧，年轻人!"两个伙伴在汉诺威火车总站前，在某个恩斯特·奥古斯特骑士纪念碑旁，碑上的青铜已被弹片炸成了蜂窝状。①德国学校里的"一分"相当于我国的"优"。年纪大点儿的给出的建议，年纪小的都照着做，因为不管年纪小的伙伴那时的情况怎么样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变成什么样，有一种经验他铭记在心：他虽然不相信任何自称是成年人的家伙，但不会不相信特征明显的一等兵类型的人。第二部分 7.井上井下（7）自从某个当过理发师的人把他从森林中带出穿过俄国人战线后，他就了解了这种人。几天后当T-34坦克向撤退的道路开火时，一等兵的腿被炸烂了，差点没把命丢了；但我在候车室的伙伴幸免于难，只落个假腿。他知道应在哪儿干什么或不干什么。他的建议我得听。再说，我也喜欢"井下"这个词。我真的有兴趣爬到地底下去，不必再看那些一会儿一个样的地方，离开，被吞噬掉，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像被注销了户口一样，但是如果确有必要，甚至可以在地壳深处干活儿，干那些被人认可的最繁重的活儿。也许我还暗自希望，在井下能找到点儿在光天化日之下看不见的东西。我决定照他说的做。为了感谢他的建议，我走前把剩余的烟票都送给了装假肢的伙伴，因为我仍旧没烟瘾，再说那时烟卷已经垄断了市场，具有稳定货币的购买力，它们是我屈指可数的财产。于是我去了，也不必等候，问了他们有没有工作，没费什么事儿就在布尔巴赫钾盐有限公司登记在册，当上了挂钩工。我的工作岗位在西格弗里德一号矿山，位于萨尔施泰德专区的大吉森村附近。在那里我发到了电石灯和为矿山特制的木鞋，寝室是简易工棚，是我多年来再熟悉不过的棚屋，里面是双层铺，我睡上层。村子大概位于希尔德斯海姆和汉诺威之间，这里地势平缓，适合种植甜菜，只在西南方有淡青色的威悉河山地起伏。初夏的大地绿意盎然，井区的矿井架、石磨坊、旁边建有盥洗室的锅炉房耸立其上，此外还有矿山管理机构的别墅式楼房和废渣山。废渣山比什么都高，一部分堆成锥形，白花花的，一部分是长条的缓坡，向前延伸，每天不断有废渣往上倒：矿车合上后在索道中不停地行驶，车装得满满的爬上坡，卸完后又滑下坡。它时高时低的尖叫声总在我耳边萦回，至今我只要乘车从拉策堡出发经吕内堡和汉诺威去哥廷根我的出版商施泰德的印刷厂时，总要四下看看白花花的废渣山，它们耸立在农田中，日久天长如今已成了风景的一部分。矿山设备，连同西格弗里德一号矿山的设备早在几十年前就不用了，清理干净。简易工棚里都是六人一间房，里面有我熟悉的双层铺。食堂的饭没味道，但管饱，此外用矿工最繁重工种的饭票还可以买不少额外的食品：早餐或晚班前有香肠、奶酪、厚厚的黄油和鸡蛋，每天有额外的牛奶预防尘肺病。木鞋是在井下穿的。我们在盥洗室更衣，把衣袋拖到罩板下，下班后洗澡。我的挂钩工岗位在九百五十米深的运输巷道，那里有电动机车，它空车行驶几公里，或者满载从上面巷道的卸料口抛下的钾盐碎矿石运往主出井筒的罐笼。矿工换班时也是听信号铃声乘坐罐笼上下井。我的任务就是挂上空的或满的矿车，在出井筒之前摘钩，在电机车开往对钾盐矿石实施爆破和粉碎的硐室途中关启风门。在巷道风中不断奔跑，在轨道上跌跌撞撞，我的膝盖常被撞伤。是其他挂钩工教会了我怎么做。电机车慢速时我得从最后一个矿车上跳下，跟着电机车跑，每次把风门的人造革挡风门帘拉到一边让电机车通过，然后把风门关上，追着最后的矿车跑，边跑边跳到车上。大多数情况下，和我一起当班的电机车司机给我留有足够的时间，所以我只有一两次没赶上电机车，只好跟在后面走，独自走上很长一段路。动作如此紧凑，颇像挥汗如雨的苦差事，似乎最繁重工种的饭票挣得不容易，其实劳动强度并不大，因为几乎每班都停电，一停就是一两个小时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儿。拉闸限电在哪里都是常见的，人们只能听天由命。我们无所事事地坐着，不是坐在停开的出井筒货物提升机边上，就是——因为半途中突然停电——坐在炸开的大厅大小的硐室里。硐室里空间足够大，现在和将来都可以用来存放我们所有的核废料，让它在里面放射，放射……后来我把长篇小说《狗年月》最后一章的情节放到一处矿山，当然开采的不再是钾盐矿石，所有的巷道和硐室里摆满了在那里生产的出口产品——稻草人，它们或僵硬地摆着姿势，或因有内置机械而能活动。这些稻草人穿得像人一样，是人类社会的缩影，向人类表达了苦与乐。它们是商品，自有其价格，订货供应，在全世界销售。因为人被认为是上帝的翻版，所以上帝可以被看做是原始的稻草人。①拉闸限电时，井下只有电石灯发光，让我们巨大的影子在硐室的高墙上影影绰绰。他们从新开凿的巷道，从沉寂下来的震动溜槽，从硐室的深处走来：矿工、凿岩工、放炮员、采矿工长、我们这些挂钩工和电机车司机。一群乌合之众，有些只受过短期培训，大都是年轻的辅助工，有些出身于工人世家，其中有几个快退休了。他们在拉闸时就待在一起。不一会儿，他们聊天的话题就停留在政治上了，嗓门很快大了起来，相互争吵，差不多要动手了，之所以没打起来，只因为又来电了，灯又亮了起来，震动溜槽开始隆隆作响，电动机车也开始嗡嗡叫。出井筒货物提升机发出隆隆声，掺杂着各地方言特色的争吵马上停息，大家都默不作声或咽下最后的词语开始干活儿：电石灯晃动着，灯光下他们变得越来越小。第二部分 8.井上井下（7）我只管听，无选择地听着他们的争执，但一般情况下都是被动的，像下巴痉挛不能说话似的，当哑巴。对我来说没电这段时间是补课，在井下静止的酷热——我们即使不动也会出汗——中，我想听懂他们争吵什么，但理解不了多少，觉得自己很笨，也确实笨，但不敢问年纪大一些的伙伴。我感到自己被拉过来扯过去，因为他们吵着吵着就开始拉山头，大致形成了三派相互争斗。最小的一派表现出共产主义的阶级觉悟，预见到资本主义行将灭亡，无产阶级必将胜利。他们对一切问题都能解答，喜欢举起紧握的拳头。采矿工长属于这一派。他在井上是个善于交际的人，在矿山附近有一栋独宅。有时我和他家大女儿一起去看电影。第二派人数最多，高喊纳粹口号虚张声势，寻找导致旧制度崩溃的罪人，带有挑衅意味地哼起了"旗帜高高飘扬……"①，他们竟敢猜测和诅咒："要是元首还活着，看不把你们这些人都……"第三派比较温和，总是想用越来越不像样的改良建议来平息争端，一方面反对没收财产，如布尔巴赫钾盐有限公司的财产；另一方面赞同工会监督下大工业的国有化。这一派时而分裂，时而又因有人加入而壮大，有人诋毁说他们是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则说他们是"社会法西斯主义"。虽然许多事情我不懂，不知他们为什么争吵到白热化程度，但我这个站在一边的挂钩工和笨脑瓜看得出，没完没了争吵得厉害时，总是共产党派和纳粹顽固派一起提高嗓门压倒社会民主党的声音。刚才还是死对头呢，现在却一红一褐组成了联合阵线，共同来对付社会民主党人了。争吵总是以这样的模式进行，像中了邪一样，每次断电都形成相同的派别。对我来说很难持久地支持一方，作为一个受各方鼓动、但自己没有坚定立场的人，如果硬要划分的话，我有时可以算这派，有时可以算那派。我的电机车司机是个轻度残疾人，他原来是凿岩工，在爆破时出了事故。他属于社会民主党。我们换班后到了井上，离开盥洗室时他给我讲了这种本身就矛盾重重的联盟："现在的情形很像1933年前夕，当时的共产党与纳粹分子反对我们，直到后来纳粹分子先把共产党人清除掉，之后马上就轮到了我们。什么团结，早就没有了。瞧，他们永远不会接受历史教训。他们总是想，要么全要，要么全不要。他们恨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因为我们在必要时有一半也就知足了……"现在我不想说，就着忽闪忽闪的电石灯上的这堂关于世界观的课让我茅塞顿开，让我首次见识了战后的政治，给了我一盏启蒙的小灯；但是，挂钩工开始渐渐明白了，是哪种糟糕的哥儿们义气毁掉了一个曾被诋毁为"制度"的国家，是什么最终给了这个国家致命一击。虽然在井下我没成为成熟的社会民主党人，但在井上我却被灌输了一些思想，那是在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的电机车司机带我到清除了废墟的汉诺威去，因为社会民主党主席库尔特·舒马赫在那里露天演讲，有几万听众。不对，他不是在演讲，他是在吼叫，就像过去所有的政治家一样，并不是只有纳粹省党部头目福斯特尔在但泽的五月草场上狂喊。可我这个后来的社会民主党人和永远信奉"一方面另一方面"的人记住了一些震耳欲聋的话。这个吼叫者给人的印象是弱不禁风，他挥动着空荡荡随风飘的袖管，站在直射的阳光下，吼声却在几万听众头顶上回荡。在纳粹期间他被关押了好几年，后来他成了禁欲主义者。一个圆柱上修道的苦行僧提高了嗓门，号召全民族奋起革新，按照他坚强的意志，废墟中应该诞生一个倡导社会公正和民主的德国。句句铿锵有力。事与愿违，或者说与我的意志相反——因为吼叫本该令人反感，舒马赫同志说服了我。说服了我什么，让我相信了什么？后果如何？一定过了好几年，过去的挂钩工在乌托邦项目中尝试过几次远离目标的大跳跃后，才转而采取社会民主党的步调，致力于维利·勃兰特的"小步走"政策。又过了好几年，我在《蜗牛日记》中给前进开出了处方：始终用腹足行走。留下黏液的痕迹。用怀疑的石块铺就漫漫长征路。但还在井下的时候，我的政治胶囊——空壳——已经千疮百孔，布满裂缝，我试着拥护某一派。就这样，西格弗里德一号钾盐矿免费给我补了课，但课的效果却是左右摇摆：就像大教堂般高的硐室里光影更迭，明暗交替，我一会儿赞同这个，一会儿又反对那个，一会儿站在这一边，一会儿又站到另一边，但只要不知悔改的纳粹分子对我胡说八道，我就沉默不语。挂钩工关闭、打开风门，然后跳上矿车，这时电机车司机总是小心慢行。他警告说不要强行统一，当时为在苏联占领区成立一个由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组成的统一党的事又争吵起来。一方面，我在井下吵架时鹦鹉学舌，重复电机车司机的话；另一方面，采矿工长，三个女儿的和蔼父亲，却在井上成功地把《共产党宣言》里的句子给我译成了战后卡路里不足的现实。双方都鼓动我，互有胜败，都有成就，我这个好听众或许也对他们的热情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在今天，也就是在资本占绝对优势时，在我完全无权无势时，如果我把当时的挂钩工叫到我面前，把他引诱到我站着写字的斜面工作桌旁，开始温和地、然后严厉地审问他，提出一些暗设陷阱的问题弄得喜欢躲闪的他很尴尬，那么，从穿着工作服的年轻人顺口说的话中可以听出，更有可能是采矿工长的大女儿在下班后和上班前把他引诱到有前花园和游廊的独宅里，她有说服力，何需鼓动。不是美人，但也不乏魅力。第二部分 9.井上井下（8）从童年起她左腿就跛。是意外事故？她从没提及过。要不就是当她抱怨自己如此不幸的原因时，我没好好地听？她说话发气声，语速快，急促，好像她的时间很紧。我想象她有一张椭圆的长脸，眼睛是棕色的，眼距小，黑发直直地垂下，眉头紧蹙，作思考状。她很聪明，遣词造句有逻辑，颤抖的手是滔滔不绝说话时的第二声部。她最爱用的一个词就是"仔细"：仔细看，准确说，仔细想……她在厂办公室当学徒，用打字机把我几首急就章的诗誊清了，这样一来诗看上去一行一行地有点意思了，读起来朗朗上口。纯粹从视觉效果来看的话，完全可以付印。在誊清时，她不言不语地把我写错的字删掉。我们尽可能多地黏在一起。她跛脚我不在乎，脸蛋和颤抖的手显示出足够的吸引力。她胸脯扁扁，很苗条地站在矿区门口等她父亲，也许还等我。她是那样娇小、轻巧，以至于我可以把她单薄的身体举到适合的高度，站着进入她体内。我们看完电影从萨尔施特回来，总要在游廊或走廊里云雨几分钟。我不能到她楼上的闺房去，她也不想到有双层铺的棚屋来。她总是关心我，听任看完电影后的那个节目的上演，不管是她也愿意还是只有我想要，而我也学会了遵从她的请求小心翼翼进入她身体。比起在游廊或走廊屏风后给我的那几分钟里，我们在甜菜地之间的田间小路上更能清楚地感受对方。她指点着说话。一切都直言不讳。前面是高耸的矿渣山，白花花的，在多少有些阴沉的天色中闪烁；面对着它，我们谈论许多刚看过的电影。有一部叫《煤气灯与影子》，故事很恐怖，发生在多雾的英国，另一部叫《杀手就在我们中间》，"克乃夫"在里面演一个角色。我们也谈论了并不存在的上帝，贬低信条时尤其上劲。两个存在主义的弟子，对这个当时很时髦的概念不知道或只是听说过。两个人都读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不知在什么地方偶然听到过"本原"、"被抛"之类庄严的词中巨无霸。这一带没有干草垛。地上初次结霜后，甜菜就可以收割了，我们在天黑后带着口袋和筐到地里去，用短把锄头飞快地刨。我们不是唯一在夜里收割的人。我们的敌人是带狗的农民。采矿工长的妻子在战争最后一年去世了，成了鳏夫和三个女儿的父亲的采矿工长常给人以无助的感觉。回来后我们在他的指点下，一起把甜菜削皮切碎，然后放到洗衣锅里煮成糖浆。要用一把大木勺在咕噜咕噜响的锅里不断地搅，搅的动作、气味以及黏糊糊甜得要命的味道还记忆犹新，连同姑娘们切甜菜时的三重笑声。糖浆倒进了为矿山所有的大腹瓶子里。锅里剩下的东西用来做麦芽糖，里面放上点儿欧茴香。边煮糖浆边唱歌，父亲曾教给女儿们几首工人歌曲。他很喜欢说，不管是集中营的拘押还是在惩戒营中上前线服劳役，都没能削弱他的"阶级觉悟"。女儿们叫什么来着？其中一个——不过，是哪一个呢？——叫埃尔克。她们有时说话尖刻，不过在煮糖浆时她们几乎从来不为政治问题争吵。我十九岁生日那一天，在遥远的纽伦堡执行了对战犯的绞刑。我和几个伙伴在甜菜收割前不久在九百五十米深的巷道庆祝我的生日。过完生日，我在大吉森村长办公室发现了一个远亲的名字和地址，他和妻子与女儿作为被逐出家园者①到了吕贝克避难。我马上写信了还是犹豫了片刻？像在占领区所有城乡一样，在机关办公室走廊上贴着长长的寻人名单，上面写着失踪者的姓名和信息，还有死者的名字一个挨一个，够多的。红十字会和其他组织负责寄发和补充名单，还特别贴出了孩子的照片，有护照上的照片大小。从东普鲁士、西里西亚、波莫瑞、苏台德地区及我的家乡但泽来的难民和被逐出家园者，此外还有不同军种和军衔的士兵，家园被炸毁的人，被疏散出来的人，成千上万的人在彼此寻找。无名无姓的婴儿想找父母；母亲们要找逃难时失散的儿女。幼儿照片下经常只写着发现的地点。寻找，找到。就这样，女人们盼望未婚夫与丈夫归来，男女恋人彼此思念。每个人都有要寻找的人，连我也在每星期更换的名单上寻找我的双亲和小我三岁的妹妹。因为我完全违背理性地始终认为他们还在家——母亲像以前一样站在柜台后，父亲在厨房里和面做点心，梳着辫子的妹妹在客厅里玩，所以我就不能或者不愿想象我的家人在异乡：被强行赶出故乡，无家可归，没有用惯的家具，墙上没有镶框的油画，远离同时为客厅和卧室供暖的瓷砖壁炉。收音机还在餐具架上吗？谁听哪个台？母亲的、其实是我的玻璃书柜怎么样了？现在谁在翻看艺术相册？相册里全是我收集的香烟画片，一丝不苟地贴着。想起来了。马上或者只是犹豫了一小会儿，我就给以前住在但泽-施德利茨的远亲写了信，但还没等他们回信，我同屋的一个来自上西里西亚的伙伴结婚了，新娘是当地村子里的一个寡妇。一头金发的新娘很爱笑，很扎眼地站在我面前，满头的发卷。然后我看到她穿着用降落伞的绸子伞面做的婚纱，伞面是用几袋五十公斤的钾盐换来的。我和另外一个伙伴——他和我一样也是挂钩工——必须充当证婚人，因为村子里找不到人。新郎是土生土长的卡托维兹人，说一口那里通行的波兰德语。他兴致勃勃地吹口琴，教我们唱一支有四段词的歌曲，我只记住了两三句，如"安特克腿上长虱子，马上搞来持抢证"。在战争寡妇集卧室与厨房于一体的房间里，四个人开始闹新婚。从大吉森、周围的村子和萨尔施泰德既没有亲戚来也没有邻居来，不仅是新娘的妹妹，甚至她父母都拒绝与女婿同桌吃饭，因为在下萨克森人看来，女婿是外国人而且还是个穷光蛋。第二部分 10.井上井下（9）异乡人永远是异乡人。我们无节制地喝着，好像得代替所有缺席的客人止渴。新郎，证婚人，还有特别热情的新娘，大家都努力活跃气氛，开开心心。吃炖猪脖子肉，用水杯喝酒，谁喝得多谁喝得少，我已经记不清了。酒席上有足够的土豆烧酒以及其他黑市上能搞到的东西，甚至还有蛋黄利口酒。我们灌了这么多来路可疑的酒水，所有人都可能失明，因为每天报纸都在报道家宴上集体中毒的事儿，罪魁祸首是假酒里的甲醇。但是我们不断地为自己及新人的健康干杯，扯开嗓子诅咒没来的客人。我们四人不知什么时候倒在战争寡妇的婚床上了，虽然眼睛没瞎，但这真是瞎闹。之后这么多肉体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洋葱皮过去和现在都不想知道。顶多新娘可能知道、感到或预料到了在那夜余下的时间里发生了什么或没发生什么：和谁有事儿，和谁几乎没事儿或者根本没事儿，和谁反复有事儿。床还是第一次婚姻留下的，床头墙上挂着一幅油画，上面或是美丽的天鹅成双成对，或是一只鹿孤单地鸣叫求偶。等我们次日清晨，不，准确地说是次日中午醒来，新婚的金发女人已在卧室兼厨房里摆好了早餐，有荷包蛋和板油的香味。她的笑就像金发女郎的笑，把微笑送给丈夫和两个挂钩工，三个人都不敢注视对方，在那直发愣，几乎不说话，要说也是说下个夜班的事。一个新婚之夜就这样走了样，细节不清楚，是在井上提升井架的背风处度过的，从卧室可以看到比什么都高的矿渣山。这一夜的结果要比过程更重要。然而在井下，拉闸限电时矿工们继续他们的争吵，总是那一套，我都听烦了，不想掺和进去。我以前加入过纳粹青年组织这件事好像挤牙膏似的彻底挤干净了，我不想和这种在争吵中延续的往事有牵连。旧理念没有一种能吸引我，哪怕它曾是唯一有效的理念，放之四海而皆准，但现在出现了裂缝。可是除此之外，裂纹用什么来补呢？裂纹虽然看不见，但里边已经裂开了。估计是不断的、漫无边际的对意义的求索才在长时间被迫休息时挽救了挂钩工，他离开争吵的伙伴们，只在电石灯照亮下开始啃一种死语言的铁一般的规则和词汇，而且还真成了学生。这种荒诞的状况十分清晰地保存了下来，至今我还能听到自己在背诵动词变位表。毫无疑问：那个挂钩工就是我，他在地壳下九百五十米深处勤奋学习，锲而不舍地提高他那可怜的拉丁文水平，他像当学生时那样做着鬼脸，同时不停地背着quiquaequodcuiuscuiuscuius①我嘲讽他，称他是"滑稽人物"，但是他不分心，他想用什么东西来填补空虚，哪怕是用一种语言的垃圾，他的伙伴在巴特艾布灵战俘营里已掌握了这种语言，并称之为"永远统治世界"的语言。还有呢——约瑟夫甚至说做梦都梦见这种语言不可推翻的规则。语法书和辞典是一个退休中学高级教师好心借给我的，她住在战争结束前不久惨遭重创的主教城市希尔德斯海姆，我支付报酬——不吸烟者的香烟——后在她的阁楼上补课。我是偶然碰到她的，不知道在哪儿了。她戴着厚厚的眼镜，与怀里的猫一起坐在有酒红色靠垫的沙发椅上。"学点拉丁文没坏处。"她建议说。①拉丁文指示代词单数第一格阳性、阴性、中性及单数第二格阳性、阴性、中性的变格形式。我只要不上班，就乘公共汽车来补课。课后她最多请我喝一杯薄荷茶。可是到了后来，远远近近的亲戚寄来的明信片结束了我向学生行为的倒退。我读到的内容互相完全一致：父母与妹妹在战争与驱逐中幸免于难，表面上看没受到什么伤害，他们不久前成功地从苏占区迁到英占区，从梅克伦堡，只带着两只箱子越过了边界，在祖父母逃难的城市吕内堡短暂停留，然后因为北部已经人满为患，他们就被安置在科隆附近的莱茵地区，具体地说是贝尔根海姆-埃尔富特的一个富农家里。分散在各地的亲戚来的明信片上还有更多的内容：故乡的城市被毁了——"我们的但泽已不存在"，人们经历了各种倒霉事。还能读到"所谓的罪行"，不过人们以前不可能知道这些罪行，来信人说："但是，波兰人强加在我们身上的那些不公正待遇，大家却一字不提……"此外，亲戚们还提到了遭受的暴行、失踪的人、死去的人，提到了祖父，说他不断地抱怨，对木工作坊的损失想不开："全没了，圆锯，刨床，地下室里还放着门窗上用的小五金……"他们异口同声地抱怨，困难普遍存在而且与日俱增："我们这些被驱逐出家园的人特别惨，到哪儿都不受欢迎，可我们和这里的人一样也是德国人呀……"父母在莱茵兰的临时地址可能是大吉森村长办公室给我的，不管怎么说我乘车去了，也没跟矿上辞职，下早班后马上就上了公共汽车。那时快过圣诞节了，更可能是新年伊始。有点什么事耽搁了我，是热恋着我的采矿工长的女儿吗？道路两旁都是雪，雪越下越大。我带上一公斤省下来的黄油和两只大腹瓶，是从矿上实验室想办法搞到的溴瓶，里面装着甜菜糖浆，这是最后收成中我的所得。不，我既想不起来采矿工长大女儿惜别的泪水，也想不起她父亲是否祝愿匆忙离去的毕业生一路顺风，但我动身时肯定有矿上财产落入了我的海员行李袋——我的东西不是放在箱子里，而是装在这个行李袋中，原因待我慢慢道来。二十多年后我重返这个下萨克森地区，故地重游是因为面临联邦议会的选举，事关勃兰特"新的东方与德国政策"，我要为成立选民自发组织助一臂之力。在希尔德斯海姆的竞选集会结束后，我对社会民主党候选人讲了我在井下当挂钩工的经历以及停电时大家不停争吵的故事。第二部分 11.井上井下（10）于是他了解到，社会民主党的犹豫不决何时起开始决定了我在政治上的步伐。但因为我那些总带噱头的描述对勃兰特同志来说太离谱，可能像是对长篇小说《狗年月》的一个补充，所以他在我走后还到仍在赢利的布尔巴赫钾盐有限公司看了战后最初几年的花名册，它足以证明有个叫我名字的在离开西格弗里德一号矿时"带走了矿上的木鞋"。那里现在已不再开采钾盐，种的油菜籽也比甜菜多。但白花花的矿渣山仍旧耸立在平坦的田野中，总不让人忘记它，它使人回忆起那段时光：偷甜菜和断电是家常便饭，最繁重工种的饭票非常紧俏，一个聪明的女孩改正我的错字，可以通过文字大屠杀来尝试自由，一个始终没开窍的挂钩工在西格弗里德一号矿井的采矿巷道里上了课。我从汉诺威坐火车到科隆，接着又乘公共汽车来到我熟悉的下莱茵地区。陪伴我的是持续的寒冷。冬天来得那么早，才11月底就冷了，所有经历过那个冬天的人都觉得难以忘怀。持续的寒冷带来大量的降雪和长时间的霜冻，河流结冰，水管爆裂，城里缺少供暖的收容所，煤和焦炭的运输也停止了。挨冻的人挨饿，挨饿的人冻死冻伤。1946年与1947年之交的那个冬天尤其对孩子和独居老人来说是致命的，因为除了普遍的短缺之外还缺少燃料，运煤车被洗劫，树木被砍，连根拔起，运河里装载焦炭的驳船被冻住，只得不分昼夜地守护。幽默是特别的取暖替代品，也许正因为此，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才在汉诺威和科隆的市剧院上演，演员们在简易舞台上充满情趣的场景中奔跑，观众们可以用鼓掌来为自己加热。虽然极冷，卡路里又不足，但生活还在继续。我才逃离了九百五十米深井下巷道的温暖，现在却在井上无取暖设备的火车里和冰窖般的汽车里挨冻。所有的乘客都挨冻，但我想，在处处都能感受到的严寒中我冻得尤其厉害，虽然挂钩工可能有所准备，把体温弄得很高，虽然食品供应卡让最繁重的工人吃饱，储藏了不少卡路里，虽然采矿工长的大女儿关心我，为我这次旅行织了无指手套。不过也许是这样：我虽然高兴地企盼着与家人重逢，但是内心也感到害怕，怕与父母相见会失望，因为父母和妹妹对我已经陌生了，可能会更加感到寒冷，站在他们面前的儿子和哥哥俨然是个陌生人。我紧抱着海员行李袋和里面的东西，里面的东西是省下来的黄油和装满甜菜糖浆的大腹瓶子。浪子回头①，这或许让他们吃惊，因事先没告诉他们。可当我下了汽车，母亲、父亲和妹妹都站在弗里斯施台滕车站上，似乎想给我一个惊喜。其实，他们只是想去贝尔根海姆办迁居证。纯属偶然？后来母亲肯定地说，我们的相遇是天意，她坚信所有的一切，不管是走运与不幸，连我能活下来这件事也算上——因为我本来可能死了——都是服从更高的意志，都是命里注定。此外，据说一个吉普赛女人已给她算过命，说儿子马上就会回来："妈妈的宝贝"会带着礼物回来的，礼物只能是指糖浆和黄油了。儿子惊呆了。他们穿着变得空落落的大衣站在那儿，一副寒酸样，母亲忧虑憔悴。父亲的毡帽战争结束后都没丟。妹妹没了辫子，她已不再是孩子。据说，我当时惊叫着向她问好："妲妲，你是个大姑娘了。"而她在不确定的问题上总是和哥哥的回忆不一样，用她的话说"更接近事实"，她今天还坚持认为有个算命的："真的，她早就算到……"不久前，我们和几个孙辈回到我们那早已陌生的家，把格莱特考和索波特之间的海滩走了个遍，我们兄妹聊得甚欢，什么都聊，也聊到了新教皇，而孩子们在海边找琥珀，这时她说："妈妈没给她什么吃的，因为我们什么也没有，吉普赛女人在你回来之前已经给妈妈看了手相，向她保证：三天后她的宝贝儿子就会回来。"不过才两年多一点，但却觉得恍若隔世：1944年9月，父亲陪我到火车总站，当时但泽所有的塔楼与山墙还完好无损。他扛着我的纸板箱，一句话不说，圆圆的小党徽别在西服上。我，还只有十六岁，穿着齐膝的裤子和已嫌小了的上衣，上衣兜里揣着入伍通知，和他一起站在站台上。母亲不愿送儿子，不愿看着儿子乘车到柏林去——像她认为的那样——送死。现在命运又让我们在一起了。我们彼此拥抱，反反复复停不下来，没有话说，或者只说些没用的话。太多的事情在没有开头也没结束的岁月中发生，说不过来，有些事过了很久才说，因为太可怕，或者干脆就不说。母亲把多次遭受的强暴咽在肚子里。她老了，常生病，她爱开玩笑的开朗性格已难见踪影。这个瘦骨嶙峋的小个子男人是我父亲？就是以前那个举止总是很自信，努力摆出魁梧姿势的父亲？只有妹妹看上去毫发无损地经历了发生的一切。我觉得她几乎太成熟，明亮的眼睛好奇地望着我这个"大哥哥"。直到现在我才开始明白在战争最后几个月里始终没怎么明白的事情，不管是在野战医院，在战俘营，还是在后来无目的地自由自在游荡的日子里，因为当时我只关注我自己和我的双重饥饿。遭受损失后，一切都面目全非。第二部分 12.井上井下（11）没受伤害的人，你根本找不到。不仅是房子变成了废墟。与战争的反面——和平——一起见到阳光的还有罪行，现在要倒算这些罪行，事后用武力把作案者变成牺牲品。我面前站着被驱逐出家园的人，虽然他们是一个一个的人，但在成千上万人群中只有统计学意义上的价值。我拥抱了劫后余生的人，就像人们说的那样，只是虚惊一场，不管怎么说，人还活着，只不过……我们彼此之间久未通信。"我家儿子又回来了!"父亲对所有下车和上车去贝尔根海姆的人喊道。可我已不是他当年送到但泽火车总站的那个男孩了，那时犹如永恒的城市里有不少教堂敲响了大大小小的钟与我告别。有关机构把父母与妹妹安排在一个农民家里，这种强制安排在当时很普遍，因为很少有人自愿接纳难民和被逐出家园者，特别是在那些没有明显遭受损失的地方：房屋、牲口棚和粮仓似乎可以放心地继承，农民的犟脑瓜上也没有伤到一根毛，所以那里的人并不认为自己和遭受损失的人一起输掉了这场当初为之欢呼雀跃的战争。只是迫于当局的压力，农家主人给我父母腾出一间房，里面一分为二，脚下是水泥地，这间房过去是为猪准备饲料的。抱怨没用。"你们从哪儿来还回哪儿去!"对自己的土地毫不担忧的农民这样回答，他像我在去年春天离开的那个人一样笃信天主教。无论何处，对外乡人和——正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漂泊者总表现出不信任，甚至怀有敌意，看来也只能这样，改不了。到处天寒地冻，寒气从没有地下室的房间的水泥地里往上冒，存货不多的冬季土豆受冻了，解冻时用手指一按就软软地瘪下去，不管连皮还是削皮煮，都像水似的，发亮，甜得令人作呕。旁边的猪圈飘来气味，煮饲料的房子外墙结了冰，里面看起来也是亮晶晶的。我们睡在一个房间里，妹妹和母亲，儿子和父亲睡在一个床上，比我童年时还要挤，当时我们在朗富尔的两居室里四个人睡一个房间，可那儿有白瓷砖壁炉，而这里只在前屋有个生铁炉灶，我们晚上紧挨着围炉灶烤火。我们说着话，对许多事却守口如瓶，常以意味深长的沉默来摆脱尴尬。炉眼用碎煤球填，碎煤球是父亲用背包从工作地点带回来的。他在附近的褐煤矿找到了工作，当上了门房的助手，他那一手写得清清楚楚的好字派上了用场。他做记录，换班时监督进出。碎煤球作为实物津贴发。父母最终在矿山附近的上奥色姆村找到了房子之后，甚至还分到大量的"黑色金子"，长长的，不碎的，还有煤球。父亲找到活干的工厂是个工业基地，一排排烟囱冒出大量烟雾。这个工业基地叫北方幸运女神，后来《铁皮鼓》中的一章里有在上奥色姆矿工村的公墓里迁葬的情节。当尸体一块块地被挖出来时，奥斯卡·马策拉特有段内心独白，里面他提出了一个改头换面的哈姆雷特式问题："结婚还是不结？"就算不是归乡，那么我也是回来得突然的。到家约一个星期后，父亲背着碎煤球，带着他所谓的"好消息"下班回来了。"孩子，"他说，"我给你找了一个挺不错的学徒岗位，做管理，还是在企业高管办公室里呢，那儿真叫暖和……"他还说了许多，而且带着几分得意。他也是出于好心关心我，但他不知道儿子异想天开的愿望。他淡蓝的眼睛不眨了。也许我听到了很容易记住的鼓舞人心的句子："未来在褐煤"，这句话后来常被发行量很大的报纸经济版引用。此外，我肯定还听到了不容置疑的指点："你没有像样的毕业证书还能找到学徒岗位，你应该高兴才是……"当儿子只是以大笑对他表示感谢时，我那好心的父亲得多失望呀。是的，恐怕我笑他来着，他的建议离我的渴望是那么遥远，让我觉得是那么可笑。"让我天天坐办公室？可笑！三个星期我就得逃，也许把矿山的邮票全拿走。你想让我当罪犯？"然后，忘恩负义的儿子说出了他心里想去哪儿，想做什么。可我到底想做什么呢？也许，父亲充满爱意地逼我去办公室当学徒，这才让我的愿望有了具体的方向？我有一沓子或押韵或不押韵的半拉子诗——有几首被采矿工长的女儿用打字机誊印得干干净净，还有满满一打素描，表现的都是战俘营里和后来简易棚屋里的那些长得很像的伙伴，更主要的是我有生动的想象，有时是微缩画里的小人，有时又是纪念碑似的巨人，各种各样的人，********的，穿着衣服的，长腿站立的，摔倒在地的，悲伤得弯下腰的，还有半兽半人的形象，我脑子里装满了人物形象,因为心里一直装着各种人物形象，所以我想成为雕塑家，就是用简单的陶土塑造人物形象的人，这些人物形象上下左右可以触摸到，实实在在地占据着空间。我可能把这一大概的意思对我父亲说了，不再是笑着说。他听了马上就说这是"挣不了钱的艺术"和"发疯的想法"，声音很大，很激动，我还很少听到他这样说话。他把即将到来的状况告诉我，警告说："这在困难时期是挨饿的职业，在困难时期没人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打消这个念头吧!"我本该同意他的看法。看着我们住在没粉刷的房间里，母亲多次表示后悔，当初怎么就没把毕克林油画《死之岛》从朗富尔住房的墙上拿下来，去掉画框，卷起来，塞进逃难行李呢。她，一个头脑冷静的买卖人，但所有的艺术对她来说都是神圣的；她，在我这个命中注定大难不死的儿子身上，看到了自己那死得很早的兄弟的生命在延续；她，一方面赞同丈夫的担忧，但另一方面还能从想象中获得那种微小的、让她微笑的希望：她的宝贝儿子有一天会创作出一点美的东西，也可以是凄美，不管怎么说是凄美得令人高兴的东西，只要涉及到我，只要涉及到我那不知天高地厚的计划和玫瑰色云彩般的梦想时，她就暗暗地怀着这种希望。不久微笑就让步于谨小慎微，这种谨小慎微是因经历过惊吓而造成的。她坐在烧煤球的炉子旁，用原色的羊毛为农家女主人的孩子们织长袜，以此换来黑麦面粉和燕麦糁作为报酬，刚才还对"未来音乐"①的想法抱以微笑，现在边织袜子边对此半信半疑："儿子呀，你真的以为今后可以靠这个，靠艺术生活吗？"在一张报纸上——或者当时已有了画报之类的东西？——我发现了一篇配照片的文章，文章说离这儿不太远的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又开始在一些画室里进行教学了。这篇报道是最后一个夏天的，在一张照片上可以看见一个教雕塑的教授，他留着刘海，名叫埃瓦尔德·马塔雷，四周围着学生。在另外一张照片上，大师的雕塑以简单形式表现了一头卧着的母牛，这件作品可能我母亲会喜欢。"可你没有高中文凭，怎么能被正式的学院录取成为大学生呢？他们会笑话你的!你是进不了大学的。"我不管这个，我什么也不在乎。几十年后，儿女们同样开始走自己的路，同样走了许多弯路——比如劳拉就不听父亲的建议，虽然很有天赋，却不想成为艺术家，而只想做并且永远做制陶工，这时，我就回忆起自己当时是如何不假思索地从家里窘迫逼仄的住处逃出来，而且并不认为这是冒险。这个窘迫逼仄的住处本来可能会成为父子①引申意：现实中无法实现的幻想。之间不断争吵的空间。就这样，短暂的做客游戏结束了。玩这游戏，大家都难受，特别是"爸爸的宝贝"，即我的妹妹瓦尔特劳特。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觉得她漂亮、活泼得有些可笑，似乎没什么内心烦恼，只要一笑就有酒窝，也不扎辫子了，而是鬈发垂肩。她应成为什么，能成为什么呢？她好像只是个天真的女孩，真的看不出"当俄国人来时"她在但泽经历了什么，甚至遭遇了什么。大家不提此事。大约过了十四天的家庭生活后，我一大早带着不多的行李，就是那只海员背包，踏着厚厚的积雪走了，雪花不断扬起，飘舞，新的雪花又落在雪地上。大约四公里远的施托莫火车站是我的目标，我上路了，只能借助电线杆才能认清方向，艰难地前行，为了消除我的第三种饥饿：对艺术的渴望。第三部分 1.十七岁，我接到入伍通知（1）一直不敢去想的事情，现在才成了事实，黑字白纸地放在面前签了名，填了日期盖了章：入伍通知。但是，那些预先印在上面的大写和小写字母都说了些什么？信笺上端的文字模模糊糊的。签名者的头衔也看不清，似乎他事后被撤了职。记忆平时是个话篓子，动不动就抖出几件轶事来，现在却只给我一张白纸。或者，是我自己不愿去解开刻在洋葱皮上的那些密码？母亲不愿去火车站送儿子。个子比我小的她在客厅里拥抱我，在钢琴和落地大座钟之间哭成了个泪人："你可得给我平平安安地回家……"是父亲送的我。我们坐电车到了火车站，一路上默默无言。然后，他得为自己买一张站台票。他戴着绒帽，衣着整洁，看上去俨然是中产阶级。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到目前为止还能在战时保持平民身份的中年男人。他坚持要替我提着纸板旅行箱。他，我的父亲，我在逐渐长大的过程中曾一直都想摆脱他，我曾认为两居室拥挤不堪和四家人合用厕所都得怪他，我曾想用希特勒青年团的佩刀杀了他，而且在脑海里已经杀了他好几次；他，我的父亲，有人以后会模仿他把情感变成鲜汤，我从来没有温柔地、经常只是在争吵中接近他；他享受生活，无忧无虑，容易上当，总是努力保持仪态端正，努力像他说的那样"一笔一划地写一手好字"；他以自己的标准来爱我，他天生就是个做丈夫的料，是太太嘴里的"小威"。这样的他，我的父亲，在火车猛烈地喷吐着蒸汽进站的此刻，就站在我的身边。他，而不是我，脸上滚下了泪珠。他拥抱我，不，我要坚持说，是我拥抱了他。或许不是这样，我们男子汉大丈夫只是握手道别？我们节约用词，甚至是用词吝啬？"走好，孩子！""再见，爸爸！"火车开始驶出月台大厅时，他是否取下了头上的绒帽？他尴尬地用手捋平略显散乱的金发？他挥动绒帽和我告别？或许他挥动的是那块手帕？在炎炎夏日，他总是把手帕四角打结当帽子戴，在我眼里可笑极了。我也从敞开的车窗向他挥手告别，看着他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记得清清楚楚的是远处的背景，但泽城里林立的塔楼映在暮色苍茫的天幕上。我还记得当时听见近处卡塔琳娜教堂的钟声："永远忠诚，永远正直，至死不渝，死而后已……"火车开了一夜，停了无数次，终于晚点抵达帝国首都。它慢吞吞地进站，似乎即使不要求旅客把一切都记录在案，也要求他们未雨绸缪，现在就开始填补未来的记忆空白。还能记得的是，路堤两边有几幢房子、几片住宅区在燃烧。楼上的窗口里只见火光闪耀。再望下看，是黑咕隆咚的街道和树木茂盛的后院。充其量只有几条剪纸般的人影映入眼帘。看不到成群结队的人。火车站里，大家对视野之内的熊熊大火漠不关心。这里熙熙攘攘一切照常：你来我往地拥挤，咒骂，还有突如其来的哄堂大笑声。有人度完假要回前线，有人从前线来要去度假。德意志女青年团的丫头们向大家分发热饮料，被当兵的摸了一把也只是咯咯咯一笑了事。是什么如此刺鼻？是屋顶只是微损而已的车站大厅里蒸汽机车哼哧哼哧喷出的烟雾，还是着火的地方飘来的焦味?行军给养发下来了，包括香烟，连我这个不吸烟的也有份。不过，我的香烟转眼就被瓜分一空。作为交换，有个小伙子给了我一点通常过圣诞节时才有的东西：在可可糖浆中滚过的杏仁马铃薯。集合点，报名处，指挥部，无数指示牌让人眼花缭乱，不知所措。幸好有两个战地宪兵给我指路，他们胸口挂着带链子的金属身份牌，所以人称"铁链警犬"，警告大家小心。在火车站——究竟在柏林的哪个火车站呢？——的售票大厅里，我这个年龄的新兵排着队。等了没多久就有人把一张行军命令塞到我手里：下一站德累斯顿。现在我看见队伍中的小伙子们谈笑风生。大家心里充满了好奇，好像恩准我们去冒险似的。兴高采烈，轻松愉快。我听见自己在朗声大笑，也不知道此扑面而来，我以为自己是在梦中。接着，空****报把我们赶到了火车站宽敞的地下大厅，这里被用作防空洞。转眼就有各式人等聚集在此：士兵，平民，包括不少孩子，还有躺在担架上或者撑着拐杖的伤员。人群中有一帮艺人，其中有不少侏儒，都还穿着戏服，他们是演出到一半时听到空****报跑到这儿来的。第三部分 2.十七岁，我接到入伍通知（2）外面，高射炮砰砰地开火，远方近处都有炸弹呼啸而下。尽管如此，他们的演出这会儿在地下大厅里继续进行：一个矮人上场玩杂耍，圆锥、圆球、彩环在空中上下飞舞，我们看得目瞪口呆。还有几个侏儒表演杂技，其中有一位身材娇小的女士，她懂得如何风度优雅地扭曲身子把自己打成个结，同时分发飞吻，赢得无数掌声。这帮艺人是巡回演出的战地剧团，领头的矮老头在场上演小丑。他把从空的到装满水的玻璃杯一字排开，用手指抚摩杯壁，神奇地奏出凄美的音乐来。他上了妆的脸上露出微笑，这画面你一辈子忘不了。警报一解除，我立刻乘上电车来到另一个火车站。在这儿，又看见住宅区里的窗口火光烛天。又看见整条整条的街道在昨夜的空袭中被炸得只剩下断垣残壁。远处的一间厂房里烈焰翻腾，好像正在举办灯火辉煌的盛宴。天刚拂晓，开往德累斯顿的火车准备就绪了。去那儿的路上没啥可说。不谈行军干粮中的夹心面包，也没有什么超前的或后续的思想可供解码。可以断言，因而也就可以怀疑的只有一点：我在这儿，在这座战火尚未波及的城市，确切地说是在新城附近，而且是在位于白鹿区的一户豪门的楼上，才知道自己将去哪支部队。给我的第二道行军命令上写得清清楚楚，叫我这个名字的新入伍者将在党卫军的练兵场受训，成为坦克兵。练兵场在遥远的波西米亚森林中的某个地方……问题是：我当时是否害怕了？即使在六十多年后的今天，我看见这些文字中的两个S还是感到心惊肉跳，当时在征兵办公室里不可能不看见这些，我当时是否同样感到心惊肉跳？洋葱皮上没有刻下任何可以解读为害怕甚至震惊的痕迹。与其说是害怕，不如说我当时把党卫军视为一支精锐部队。要堵截突破我方战线的敌军，要撕开德米扬斯克等地的包围圈，要重新夺回查尔科夫，都得由党卫军上去冲锋陷阵。军装领子上那两个古日耳曼字母S并不让我感到厌恶。对自以为已是堂堂大丈夫的男孩来说，关键的是加入哪个兵种。即便不能去特别报道中已很少提及的潜艇部队，那么也要去"耶尔格·封·弗伦茨贝格"装甲师当坦克兵。我在白鹿区指挥部得知，这是一支新建的部队。我知道弗伦茨贝格是谁：他是农民战争时期施瓦本联盟的首领，人称"雇佣军之父"，以争取自由和解放而闻名。再说，党卫军也不无放眼欧洲的风范：在各个师团里协同作战的志愿兵中有法国人、瓦龙人、佛兰德人和荷兰人，还有不少挪威人、丹麦人，甚至还有中立的瑞典人，他们都在东部前线参加一场据说要在布尔什维克洪流滚滚而来时拯救欧洲的保卫战。要找借口的话，唾手可得。然而几十年来，我始终拒绝承认自己和"党卫军"这个词，和那两个S字母有关。战后我心中始终羞愧难当，对少不更事时引以为豪的事情避而不谈，保持沉默。但是，负担依然还在，谁也无法减轻。我接受坦克兵的训练，秋去冬来，麻木不仁。虽然在那年秋天和冬天，我没有听说过那些后来才曝光的战争罪行，但是自称当初无知并不能掩盖我的认识：我曾被纳入一个体制，而这个体制策划、组织、实施了对千百万人的屠杀。即使能以没动手干坏事为自己辩白，但还是留下一点儿世人习惯称为"共同负责"的东西，至今挥之不去，在我有生之年肯定是难脱干系了。第三部分 3.爱在柏林：我的安娜就在第一天，学院大厅里左后边的电话间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看到有人在那儿，就松了一口气。要是那里有三四个人在门前排队等，我就感到如释重负。我不安地避免注视它，这已经成了我的习惯。只要它是空的，直截了当地邀我进去，我每次都陷入诱惑中：现在，现在，现在……我曾多次走进它，给自己打气，然后，拨出那个背得烂熟的号码，但是，在传出接通的第一声信号后，我就立刻挂上了听筒。对方应了一两声，却得不到回答。我的硬币就这么浪费了。不过，那个电话间是无法永久避开的。它在等候，表现出耐心，似乎在等我这个优柔寡断的人：一个窥伺的圈套。不久，它又出现在我眼前，在我去施泰因广场的路上，或是从工作室回到学院内院的时候。它朝我迎面而来，又在我身后尾随。对于施吕特街的这个房客来说，它在睡梦中仍然敞开，像邀请似的空着。它使我成了那里的常客，我被那拨号盘吸引，被一个个数码吸引。在梦里，我因为持续的占线信号而一事无成。但也只有在梦里才传来应答，让人兴奋地进入一次较长时间的通话。说我胆小，可以算得上是正确地说出了我的举止。那一个接一个数字的号码就像是一串念珠连祷的组成部分，反复地说出，又保持原样，但只是短时间有用。有一次，我排到电话亭前等候的行列里，一边与辛特尼斯班上的一个女生说笑，这对我显然有好处。她叫克里斯蒂娜，身上有些好像马驹的东西，那就是她的马尾式发型。我真想用手抚摩它，但也仅此而已。她在我的前头跨进了电话间，这时，忽然有一个人离开了，那个人很像我，天生害怕具有约束力的话语。我的爱情就这么谨小慎微地保护在粗坯状态，懵懵懂懂地隐藏在温柔的话语下，这对我已经足够了。我享受着我的犹豫，担心接下去的事，所以想回避，因为每当我准备跨进那个小房间时，我知道，只须献出两枚硬币，拨出一个又一个号码，然后谦恭地听着一声又一声信号，那就会听到，玛丽·维格曼排练场的秘书怎么接电话，有礼或者无礼地询问你的要求，于是你说出一个人的名和姓，与她通话是你的迫切愿望，接着便是等候，直到她跳跳蹦蹦地跑过来，用十分悦耳的书面德语说"是我，请讲"，那么你就完啦，没了退路，被拴住了，因为你势必会受到控制。你不能再悄悄溜掉，只好开始说一些事，熟悉你自己，接近实实在在的人，而她的名字原本只是随便写下来的。然后，我通过电话与一个叫安娜·施瓦茨的学舞蹈女生说了简短的几句话，我们的第一次约会就实现了。进展真快啊。一个电话就够了。我费了很大劲儿，回忆我们后来的儿辈及孙辈的生日，才弄清了那个日期：我们是1953年1月18日会面的。大凡值得纪念的历史事件，比如，重大战役与谛结和约，我总觉得就像是在眼前，第二帝国按照俾斯麦的意愿建立的日子，至今仍有用处，我有时想起那个冰冷的日子——那到底是个星期六还是星期日呢?——但对于那一天的过程已经不大清楚了。我们约好了中午1点钟见面，地点在动物园火车站的地铁出口处。因为我曾在森夫滕贝格和施普伦贝格之间负过伤，丢了那块金茨勒手表，身上没带多多少少能知道时间的东西，所以，我过早地站在车站的大钟下面，犹豫不决地跑来跑去，陷入诱惑之中，又克制了一会儿，但后来还是走到对面那排店铺的一张柜台旁喝了两杯酒，所以，当安娜准时来到时，我的呼吸散发出酒气，而她当时看上去还不够二十岁。她的动作中带着一些男孩子气。寒冷使得她鼻子通红。该怎么跟这个年轻的姑娘打发中午以及整个下午的时间呢？把她带到这个转租房客的房间去？那个寡妇房东拒绝女人来访，所以我没有这个想法，即使想到了，那也是要严格避免的做法。于是，我就提出到附近的康德街去看一场电影，但是很不巧，那儿正放映一个西部片。于是，我做出了以前我从没做过的事，有礼貌地邀请施瓦茨小姐，去陶恩琴街的席林店喝咖啡和吃点心，或是去选帝侯大街的克兰茨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