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停下来，热切地望了望我那全神贯注的露着惊奇神情的面孔，又接着说：“亲爱的客人，我知道我所用的一些词句如果不详加解释，在我们社会中就很少人会理解，甚至在详加解释之后，他们也许还是不能理解的。可是，既然你还没有打起瞌睡来，既然我和你谈话的时候把你当做另一个星球上的居民，那么，我才敢问你一句：你到现在为止，到底了解我的意思了吗？”“啊，了解，”我说，“我完全了解你的意思，请你继续讲下去吧。你所说的对我们来说大都是老生常谈的话——当时——当时——”“不错，”他严肃地说，“当时你们居住在另一个星球上。好吧，现在就谈一谈上面提到的那次决裂的情况。“工人领袖们为了一个不太重要的纪念日在特拉法尔加广场召开了群众大会（关于工人是否有权利在这儿举行巢会的问题，已经争论了许多年）。城市资产阶级的卫队（叫做警察）象过去一样，使用大头棒去攻打大会的群众。许多人在混战中受伤，其中有五个人死亡，有的是当场被踩死的，有的是被大头棒打死的。集会的群众被驱散了，大约有一百人被捕入狱。在这几天以前，在一个叫做曼彻斯特①的现在已经不存在的城市有一次类似的集会也遭到同样的对待。所谓‘教训’就是这样开始的。这就使全国都沸腾起来了。人们纷纷召集会议，进行初步的组织工作，以便再举行一个大会，来给当权者一个反击。广大的人群聚集在特拉法尔加广场以及附近的地方（当时都是热闹的街道），人数十分多，使那些拿着大头棒的警察无法对付。当时发生了赤手空拳的搏斗，群众死了三、四个人，警察在人群里被打死了十来个，其余的都逃掉了。到这时候为止，人民获得了胜利。第二天，整个伦敦（不要忘记当时伦敦是个什么地方）陷入了混乱状态。许多有钱人逃到乡下去了。政府召集了军队，可是不敢使用他们。警察不能集中在任何一个地方，因为到处都有暴动或者暴动的威胁。然而曼彻斯特的居民没有伦敦的居民那么勇敢，也没有那种背城一战的决心，在那儿，有几个群众领袖被捕了。在伦敦，工人联合会的领袖们采用了公安委员会这个革命时期的旧名称，召开了一次会议。可是由于他们手里没有受过训练的武装部队，因此他们没有采取进攻的步骤，只是在墙壁上张贴标语，用一些含糊的词句号召工人不要任人蹂躏。虽然如此，他们还在特拉法尔加广场召开大会，日期是在刚才所说的冲突的①格拉德斯通（Gladstone，1809—1898），英国自由党领袖，在扩大普选权筹方面实行过若干改良政策。——译者①曼彻斯特（Wanchester），英格兰的一个六工业城市，——译者两星期以后。两星期以后。“最后的这种举动使反动派大为惊慌，因此他们决心迫使政府采取行动。到了第二天，所有的报纸都充满那些恐慌的人们的愤怒，报纸对人民，对政府，对它们想得到的每一个人进行恫吓，要求‘立刻恢复秩序’。商界领袖派出一个代表团向政府请愿，要求马上逮捕公安委员会的全体委员，否则他们自己就要组织一群人，武装起来，去攻击那些他们所谓的”纵火犯’。“他们和一些报纸编辑共同与政府首脑和两三个国内军事技术最高超的军人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会谈。据当时一个目击者说，代表团从会议场所出来之后，脸上露着微笑和满意的神情，不再提组织什么反人民的军队了，只是在当天下午带着他们的家属离开伦敦，到他们的乡间别墅或其他地方去了。“第二天早晨，政府在伦敦宣布戒严——这在欧洲大陆的专制国家中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可是当时在英国却是闻所未闻的事。他们委旅一位最年轻而又最机智的将军来负责宣布戒严的区域；这位将军曾在英国长期间经常进行的可耻战争中获得过某种声誉。报纸编辑大喜过望，一切最狂热的反动分子现在也部露面了。这些人物平日不得不隐藏起自己的意见，或者只向他们所接近的人表示自己的意见。他们这时开始盼望把一切社会主义倾向，甚至于一切民主倾向一举而全部消灭；因为根据他们的见解，在过去六十年间，社会是用一种愚蠢的纵容态度来对待这些倾向的。“那个机智的将军并没有采取什么明显的行动；虽然如此，只有几份规模较小的报纸詈骂他；有头脑的人根据这种情况推断：必定有一个阴谋在酝酿中。至于公安委员会，不管他们对自己的处境有着怎样的看法，他们现在已经向前走得很远，无法后退了；他们中间有许多人仿佛觉得政府不会采取什么行动。他们悄悄地继续组织他们的粮食供应，其实这种供应说起来是少得可怜的。同时，为了对付戒严状态，他们在他们势力最大的区域把尽可能多的群众武装起来，可是他们井没有想办法去训练或者组织这些武装人员。也许他们认为，在获得一些喘息时间之前，要把这些人员培养成为有训练的士兵，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那位机智的将军，他的士兵，以及警察对于这一切活动丝毫也没有加以干涉。在那一个周末，伦敦的情况比较安定；而在外省许多地方却发生了骚乱，可是都被当局不费力地镇压下去了。最严重的骚乱发生在格拉斯哥（Glasgow）和布里斯托尔（Bristol）。已经向前走得很远，无法后退了；他们中间有许多人仿佛觉得政府不会采取什么行动。他们悄悄地继续组织他们的粮食供应，其实这种供应说起来是少得可怜的。同时，为了对付戒严状态，他们在他们势力最大的区域把尽可能多的群众武装起来，可是他们井没有想办法去训练或者组织这些武装人员。也许他们认为，在获得一些喘息时间之前，要把这些人员培养成为有训练的士兵，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那位机智的将军，他的士兵，以及警察对于这一切活动丝毫也没有加以干涉。在那一个周末，伦敦的情况比较安定；而在外省许多地方却发生了骚乱，可是都被当局不费力地镇压下去了。最严重的骚乱发生在格拉斯哥（Glasgow）和布里斯托尔（Bristol）。“大部分人以为这次大会会太平无事地过去；可是公安委员会的委员们由许多方面得到消息，知道可能会有一些对付他们的举动。不过这些谣言都很含糊，而且他们也想不出去受到什么威胁。可是，不久他们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就在广场附近的街道还没有挤满人群的时候，一队士兵由西北角拥进了广场，在西边的房屋前面列开队伍。人民群众看见那些红农兵①的时候，都叽叽咕咕地表示不满，公安委员会的武装人员站在那里犹豫不决，不知道如何是好。事实上，刚刚拥进来的士兵使在场的人群挤得更紧了，因此以武装人员那种没有组织的情况来说，要他们在人群中走过去是不大可能的。他们刚意识到敌人已经来临时，由通向议会大厦（今天还存在，叫做粪便市场）的南大马路所连接的几条街道上，又涌现出一队士兵来，由泰晤士河边的堤岸上也涌现出了另一队士兵。他们大踏步地走过来，迫使人群越挤越紧，然后在广场的南边排列开来。到这个时候，那些看到这些活动的人马上就知道，他们已经陷入了圈套，只是不晓得自己会有什么遭遇。“那挤得紧紧的人群不愿意动弹，而且也不可能动弹，除非遇到极度恐怖的事情，而他们很快就遇到极度恐怖的事情了。有一些武装人员使劲挤到前面，有的爬到当时还屹立在那里的纪念碑的石基上，以便面向前面隐藏着的火力网。在多数人（其中有许多是妇女）看来，仿佛世界的末日已经到来，今天的情况和昨天的情况比起来，似乎大不相同。据一个目击者说，当士兵象上边所说的那样排列开来之后，立刻就有‘一个军官穿着金光闪闪的制服骑着马由南边的队伍中跑出来，直读手里拿着的文件。他所宣读的文件的内容听到的人很少，可是后来有人对我说，那个文件的内容是命令我们散开，同时警告说，如果不散开的话，他就有对群众开枪的合法权利，而且他会这样干。群众把他的话当做一种挑战，人群中发出了一阵粗哑的威吓的吼声，随后是一阵沉默，那个军官又回到队伍里去了。我当时站在紧靠人群的边上，面对着那些士兵，‘这个目击者说，’我看见三架带轮的小机械被推到队伍前面来，我知道那就是机关枪。我喊道，“赶快趴下吧，他们要开枪了！”①红农兵，过去英国士兵都穿红色制服。——译者可是群众挤得那么紧密，没有一个人能够趴下。我听见有人发出一声严厉的命令，我真不知道我下一分钟会在什么地方。接着——好象大地裂开，整个地狱浮现到人间来了似的。要想描述当时的景象是难以办到的。在密密层层的人群中，一排排的人被机关枪射倒了，遍地是尸体和垂死的人们，到处是尖叫嚎哭和恐怖的呼喊声，看来仿佛世界上所有的只是屠杀和死亡。在我们的武装人员中，那些还没有受伤的狂呼喊叫，对士兵们开了几枪。一两名士兵倒下去了，我看见那些军官在队伍中跑来跑去，命令士兵再次进行射击。可是士兵们听到命令以后，绷着脸一声不响地把枪放下了。只有一个军曹跑到一架机关枪后面，开起枪来，可是这时有一个身材高大的青年，也是军官，由队伍里跑了出来，拉住他的衣领，把他拖了回去，士兵们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惊惶失措的几乎完全没有武装的群众纷纷逃出广场，武装人员大多数在第一次射击时就都倒下去了。后来有人告诉我说，站在西边的士兵也开了枪，完成了他们的屠杀任务。我不知道我是怎样逃出广场的，我的心中充满了愤怒、恐怖和绝望，只是糊里糊涂地跑了出来。’可是群众挤得那么紧密，没有一个人能够趴下。我听见有人发出一声严厉的命令，我真不知道我下一分钟会在什么地方。接着——好象大地裂开，整个地狱浮现到人间来了似的。要想描述当时的景象是难以办到的。在密密层层的人群中，一排排的人被机关枪射倒了，遍地是尸体和垂死的人们，到处是尖叫嚎哭和恐怖的呼喊声，看来仿佛世界上所有的只是屠杀和死亡。在我们的武装人员中，那些还没有受伤的狂呼喊叫，对士兵们开了几枪。一两名士兵倒下去了，我看见那些军官在队伍中跑来跑去，命令士兵再次进行射击。可是士兵们听到命令以后，绷着脸一声不响地把枪放下了。只有一个军曹跑到一架机关枪后面，开起枪来，可是这时有一个身材高大的青年，也是军官，由队伍里跑了出来，拉住他的衣领，把他拖了回去，士兵们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惊惶失措的几乎完全没有武装的群众纷纷逃出广场，武装人员大多数在第一次射击时就都倒下去了。后来有人告诉我说，站在西边的士兵也开了枪，完成了他们的屠杀任务。我不知道我是怎样逃出广场的，我的心中充满了愤怒、恐怖和绝望，只是糊里糊涂地跑了出来。’我倾听着，激动得直发抖。老人说话的时候眼睛闪烁着光芒，面孔涨得通红。他所告诉我的正是我过去常常觉得可能发生的事情。可是他谈到这次屠杀时那么兴高采烈，使我觉得十分奇怪，我说：“太可怕了！我想这次屠杀谈会使当时的整个革命运动停止了吧？”“没有，没有，”老哈蒙德说，“这次屠杀使革命运动开始了！”他在他和我的玻璃杯中斟满了酒，站起来大声说道：“为纪念那些在广场上死难的人干杯，因为我们从他们身上所得到的恩惠真是一言难尽。”我喝完了酒，他又坐下来继续说下去。“特拉法尔加广场的屠杀使内战开始了，虽然这次内战和所有类似的事变一样，是慢慢酝酿成熟的，人们简直不知道他们处在什么样的一种危机当中。“那场屠杀非常残酷，最初的恐怖非常可怕，使人手足无措，可是人民一旦有时间来思考，他们的情绪就不是恐惧而是愤怒了。这时候戒严状态的军事组织工作已经由那位机智年轻的将军毫不畏缩地加以执行了。统治阶级看到第二天早晨的报纸的时候，吓了一跳，甚至感到恐惧，可是政府和政府的最密切的支持者觉得现在是势成骑虎、欲罢不能了。尽管如此，甚至最反动的资产阶级报纸也被这惊人的消息吓得日瞪口呆，只是报道了事件发生的经过，而没加任何评论。在这些反动报纸之中，只有两家是例外。其中一家所谓‘自由派’的报纸（当时的政府就属于这一派）在社论中开头宣称它对工人阶级的事业怀着正确的同情，然后指出在革命骚乱的时代，政府的态度应该公正而坚决，面对付那些攻击社会基础的可怜的疯子（正是这个社会使他们变成了疯子和穷人）最仁慈的办法，就是马上把他们枪毙，以免使别人也堕落到彼枪毙的地步。总而言之，这家报纸赞扬政府的坚决行动，认为这是人类的智慧和慈悲的最高表现，并且为一个不受社会主义的专制怪论所影响的理性民主主义时代的开始而欢呼。“还有一家报纸一向被认为是民主主义的一个最凶狠的敌人，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可是这家报纸的编辑鼓起勇气发表了一些不是代表报社的个人意见。他用简单的、愤激的言词，要人民考虑一个以屠杀非武装的公民来维持其存在的社会，到底有什么价值，他请求政府取消戒严令，以杀人罪把那个对人民开枪的将军和他的军官交给法庭审判。他进一步宣称，不管他对于社会主义学说的意见如何，他个人已经决定和人民共命运，直到政府表示愿意听取人民的要求，决心为自己所犯下的暴行赎罪为止。他认为人民所提出的要求是有关自己切身利益的要求，而且是社会的腐朽状况迫使他们提出的。意见。他用简单的、愤激的言词，要人民考虑一个以屠杀非武装的公民来维持其存在的社会，到底有什么价值，他请求政府取消戒严令，以杀人罪把那个对人民开枪的将军和他的军官交给法庭审判。他进一步宣称，不管他对于社会主义学说的意见如何，他个人已经决定和人民共命运，直到政府表示愿意听取人民的要求，决心为自己所犯下的暴行赎罪为止。他认为人民所提出的要求是有关自己切身利益的要求，而且是社会的腐朽状况迫使他们提出的。“可是政府所通过的那些救济工人的措施，尽管在上层阶级看来过于偏激，起了破坏作用，而事实上却还不够彻底，不能使人民得到粮食和舒适的生活，同时这些措施必须由一些没有法律效力的不成文法来加以补充。虽然政府和议会得到法院，军队和‘上流社会’的支持，可是公安委员会已经成为国内的一种力量，真正代表生产阶级的利益。这个委员会在它的委员们被判无罪之后，势力大增。它的旧委员们没有什么行政才干，虽然除了几个自私自利者和叛徒之外，他们都是诚实、勇敢的人，其中有许多人还具有其他各方面的才能。这时候由于环境的关系，需要立刻采取行动，因此出现了一些能够推动工作的领袖。新的工人组织到处发展得很快，它们所提出的唯一目标就是要把社会改造成为共产主义的朴素的社会。这些组织事实上也在指挥着劳工阵线上的一般斗争，因此它们不久就成了整个工人阶级的喉舌和中间组织。那些榨取利润的工厂老板现在面对着这个形势，觉得自己毫无力量，除非他们自己的委员会——议会——鼓起勇气来再一次发动内战，向各方面进攻，他们就免不了要接受他们所雇用的工人的要求，对越来越短的工作日支付越来越高的工资。可是，他们育一个同盟者，那就是建立在世界市场和市场供应的基础上的整个经济体系迅速趋于崩溃的局面。对于这种局面，全体人民现在都看得很清楚，因此中等阶级在一时震惊之余，谴责政府不该进行那次大屠杀之后，几乎一致向后转，要求政府注意事态的发展，制止社会主义领袖们的专横行为。主义领袖们的专横行为。来了。可是这一次人民和人民的领袖们已经预先得到警告，在反动派还来不及动手之前，就采取了他们认为必要的步骤。“自由党政府被保守党击败了，尽管后者在名义上占少数（这显然是串通好的阴谋）。下院代表人民大众的议员很了解这种变动的意义，他们企图在下院采取分组表决的办法来进行斗争，结果未能成功，于是他们在提出抗议之后，离开了下院，全体来到公安委员会：于是再一次爆发了剧烈的内战。“然而，内战的第一个行动并不是单纯的战斗。保守党的新政府决定采取行动，可是不敢再宣布戒严，只是派遣一队士兵和警察去逮捕公安委员会的全体委员。委员们没有进行抵抗，虽然他们尽可以这样做，因为他们现在已经集合了相当大的一支队伍，随时可以应付非常的事变。可是他们决定首先试用一补他们认为比巷战更有力量的武器。“公安委员会的委员们泰然自若地走进监狱，可是他们把他们的斗争精神和组织留在监狱之外。这是因为他们所依靠的不是一种组织严密的、各部分互相牵制的机构，而是完全同情工人运动的广大人民群众，这些人民群众是由许多小中心组织通过简单的指示团结起来的。这些指示这时候已经被人民群众执行了。“第二天早晨，当反动派的领袖们正微笑地注视着报纸上的消息可能对公众产生什么影响的时候，却发现报纸全部没有出版。只是在近中午的时候才有一些跟十七世纪官报一样大小的零散报纸出现在街头，这些都是由警察、士兵、报馆经理和新闻记者亲自动手印出来的。人们贪婪地抢着这些报纸来阅读。可是报纸上所报道的重要消息到这个时候都已经过时了，人们早就知道大罢工已经开始。火车停驶，电报无人收发，运到市场的鱼肉和青菜放在那里原封不动，逐渐腐烂。三餐供应完全依靠工人劳动的成千上万的中等阶级家庭，通过他们那些比较有才能的亲人的努力，想尽办法才张罗到一无所需要的东西。那些能够把未来变化的恐惧置诸脑后的人们，据说，对这次意外的野餐颇感满意——他们预见到未来的一切劳动都会变成愉快的活动。“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到傍晚的时分，政府气得几乎要发疯了。他们只有一个办法可以镇压群众运动，那就是使用武力。可是他们找不到使用军队和警察的对象，街上没有出现什么武装的队伍，工人联合会的办事处现在已经——至少在外表上——改为失业者的救济机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敢逮捕那些从事这类工作的人。不但如此，甚至在当天夜里还有许多相当体面的人士来到这些办事处申请救济，把革命者的布施和自己的晚餐一起吞进肚里。于是，政府到处集中了一些军队和警察——静待一夜，满以为那些‘叛乱分子’（从这时候起社会主义者被称为叛乱分子）到第二天早晨一定会发表宣言，这样就可以使他们有机会采取相应的行动了。可是他们的希望落空了。一般的报纸第二天早晨就放弃了斗争，只有一家极端反动的报纸（叫做《每日电讯报》①）还试图出版，以惯用的语句痛骂‘叛乱分子’愚蠢而且忘恩负义，说他们为了少数贪婪的、被人收买的煽动分子的利益，为了他们所欺骗的一些傻瓜的利益而甘于把他们‘共同的母亲’——英国——破腹挖心。①《每日电讯报》（DailyTelegraph）是英国资产阶级亲保守党的报纸。——译者。在另一方面，当天刊行的社会主义报纸（其中只有三种在伦敦出版，它们代表不同学派的意见）载满了印刷精美的文章。各界人士全都争先恐后地抢购这些报纸，他们当然和政府官员一样，希望在报上读到一篇宣言。可是他们看见这些报纸完全没有提到这个大问题。看来报纸的编辑先生们似乎搜索过他们的抽屉，把四十年前属于教育专题的文章搬了出来。这些文章大部分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学说和实践的精彩而坦率的论述，写得从容不迫，没有一点火气，也没有一句苛刻的话，给生活在当前烦恼和恐怖气氛中的人民群众带来了一种五月节日的清新空气。熟悉内幕的人完全了解：这一举动纯粹是一种挑战，是对当时的统治阶级抱着不可调和的敌视态度的一种标志；同时，‘叛乱分子’发表这些文章的原意也不外如此，可是这些文章作为‘教育学论文’来说，的确有其功用。不过，另一种‘教育’也正以势不可当的力量在对人民群众发生影响，也许使他们的头脑清醒了一些。在另一方面，当天刊行的社会主义报纸（其中只有三种在伦敦出版，它们代表不同学派的意见）载满了印刷精美的文章。各界人士全都争先恐后地抢购这些报纸，他们当然和政府官员一样，希望在报上读到一篇宣言。可是他们看见这些报纸完全没有提到这个大问题。看来报纸的编辑先生们似乎搜索过他们的抽屉，把四十年前属于教育专题的文章搬了出来。这些文章大部分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学说和实践的精彩而坦率的论述，写得从容不迫，没有一点火气，也没有一句苛刻的话，给生活在当前烦恼和恐怖气氛中的人民群众带来了一种五月节日的清新空气。熟悉内幕的人完全了解：这一举动纯粹是一种挑战，是对当时的统治阶级抱着不可调和的敌视态度的一种标志；同时，‘叛乱分子’发表这些文章的原意也不外如此，可是这些文章作为‘教育学论文’来说，的确有其功用。不过，另一种‘教育’也正以势不可当的力量在对人民群众发生影响，也许使他们的头脑清醒了一些。时流行的俗语，指的是我所说的回避举动）。他们的意见极端混乱，极端游移不定：他们一会儿主张暂时让步，且到他们能够策划出另一个阴谋来的时候再说；一会儿他们又几乎想下令把所有工人委员会的委员一古脑儿逮捕起来，再过一会儿，他们几乎又要命令他们那位生龙活虎般的将军寻找借口，再来一次大屠杀。可是他们知道，军队在特拉法尔加广场那次‘战斗’中给自己的杀人罪行吓坏了，再也不能进行第二次射击。当他们想到这种情况时，他们又畏缩了，再也鼓不起那种可怕的勇气去进行第二次大屠杀。这时候，那些犯人在大队士兵守卫之下再一次受审之后，又再一次还押了。“这一天工人继续罢工。工人委员会扩大组织，对大批的人进行救济，因为他们已经调动可靠的工人去生产大量的食品了。相当多的有钱人家现在也不得不向他们申请救济了。当时还发生了另一桩奇怪的事情：一群上层阶级的青年带着武器，旁若无人地在街上抢劫，把冒险开门营业的商店里的适合他们需要的能够吃的和能够拿走的东西全部弄走了。他们在牛津街——当时一条商店林立的繁华街道——进行这种活动。政府在那个时刻恰好有让步的意图，认为这是一个良好的机会来表示他们在维持‘社会秩序’方面是不偏不倚的，因此便派出警察去逮捕这些饥饿的富家子弟。可是出乎警察意料之外，这些富家子弟居然奋力抵抗，结果只有三人被捕，其余全部逃掉了。政府本来期望用这个行动来博得态度公正的声誉，但这个打算落了空，因为他们忘记现在已经没有晚报了。关于这次小战斗的消息传得的确很广，可是与事实不尽符合，因为人们大都把这件事说成是伦敦东区①的饥饿居民干的，大家认为政府自然会随时随地镇压穷人的这种行动。“那天晚上，一些很有礼貌和富有同情心的人士，来到监狱里探望那些被拘禁的‘叛乱分子’，指出他们所走的是自取灭亡的道路，同时指出这种激烈的手段对于群众事业具有多么大的危害性。这些被关押的人当中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