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我们转身走进一排游廊，来到一个装饰华丽、雕刻精美的大门前，一个根漂亮的黑发姑娘在门口送给我们每人一束美丽的夏季鲜花。我们走进的那一个大厅比汉默史密斯宾馆的大厅要大得多，建筑更加精致，或者也更加美丽。我的眼睛不断被那些壁画所吸引（因为我觉得眼睛老盯着克拉娜不大礼貌，虽然她是很值得看的）。我一眼看出壁画的题村是取自旧世界的古怪神话和幻想，这类神话和幻想故事在过去的时代全国只有五、六个人知道一些。两位哈蒙德先生在我们对面坐下以后，我指着墙上的画饰对那位老人说。“在这儿看见这些图画多么奇怪啊！”“为什么？”他说。“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觉得奇怪。大家都知道这些故事，它们是一些今人赏心悦目的题村。人们常到这儿来宴饮和寻欢取乐，这儿的生活是丰富的，所以这些壁画放在这么一个地方不至于显得太惨淡。”我微笑着说：“我真没想到会在这儿看见《七只天鹅》、《金山大王》、《忠实的亨利》等故事，以及雅各。格林①所搜集的人类最早时期的那些古怪和有趣的神话，这些神话甚至在当时也没有流传很广。我以为到现在你们该..①我说雅致，是指象波斯的服饰那样的淡雅，而下是诣有钱人家的太太小姐早晨出门作客时的那种“雅致”。其实我应当用“素雅”这个字眼。——作者原注①雅各·格林（JacobGrimm，1785—1863），德国著名童话作家。——译者会把这些小孩子的玩艺儿忘掉了。”老人微笑不语，可是迪克气得满脸通红地大声说：“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客人？我觉得它们很美，我指的不仅是这些会把这些小孩子的玩艺儿忘掉了。”老人微笑不语，可是迪克气得满脸通红地大声说：“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客人？我觉得它们很美，我指的不仅是这些“我记得，”克拉娜说，这时我觉得好象有一片薄云掠过她那秀丽的脸似的。我正想和她谈这个问题，几个漂亮的女侍者微笑着走过来了，象在河边婉啭歌唱的苇滨雀那样他说着话，然后忙着给我们端来了午餐。这一顿午餐也好，我们的早餐也好，所有的菜肴都烧得美味可口，证明那些准备饭食的人对这种工作是很有兴趣的。可是在数量方面没有迎合饕餮者的倾向，在质量方面也没有迎合美食家过分讲究的倾向；每样食品都很简单，但又非常精美。很明显这并不是什么筵席，只不过是一顿普通的饭食。那些玻璃器皿、陶器和盘碟在我这个研究过中世纪艺术的人看来是十分美丽的；可是我敢说，一个十九世纪俱乐部的常喜一定会觉得这些器皿太粗糙，没有经过细细琢磨。陶器装饰得很美丽，但都是粗陶器。仅有的磁器是散摆着的几件东方的古旧器皿。那些玻璃器皿虽说雅致而又古色古香，款式也多样化，可是玻璃中有一些气泡，其透明的程度比十九世纪出售的玻璃器皿要差一些。大厅里的家具和一般的陈设式样美观，装演精巧，与桌上的用具相当协调，可是缺少我们时代的细木匠和家具制造工匠那种商业化的“细致修饰”。同时，这里完全没有十九世纪的所谓“舒适”——即房间里摆满了家具，起坐很不方便。因此，不要说我在这一天里所见到的那些令人兴奋的事情，光是这顿愉快的午餐也是我从来不曾享用过的。我们饭后坐了一会儿，面前放着一瓶上好的波尔多①葡萄酒。这时克拉娜又把谈话引到壁画上去，好象她对这个问题感到有些困惑似的。她抬头望着壁画说：“虽然我们大体上对我们的生活很感兴趣，可是在人们写诗或者绘画的时候，他们都很少以我们的现代生活为题材。即使他们以现代生活为题村的话，也总是想方设法使他们的诗歌或者图画跟现代生活不一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我们就没有资格来描绘自己的生活吗？我们为什么会觉得过去的苦难时代——在图画和诗歌中——对我们那么有趣呢？”老哈蒙德微笑着。“过去一向就是这样的，我想将来也永远会是这样的，”他说，“这种现象可以加以说明。在十九世纪，艺术十分贫乏，而人们对艺术又谈论得很多，在那个时代出现一种理论，认为艺术和想象的文学应该以当代的生活为题材。可是他们从来就没有这样做过，因为，即使作家假装要这样做，他也总是想方设法（正如克拉挪刚才所说的那样）把现实加以粉饰、夸大、或者理想化，设法使生活看起来很奇特。因此无论他表现得好象多么逼真，也总象是描绘古埃及的法老①时代。”迪克说：“人们喜欢奇特的东西，这是很自然的。我刚才说过，这正象我们在小时候总喜欢假装是某某人物在某某地方一样。这些图画和诗歌所表现的也正是这样，它们为什么不应该这样表现呢？”①波尔多（BordeauX），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城市，以出产葡萄酒著名。——译者①法老，古埃及国王的通称。——译者“你说的很对，迪克，”老哈蒙德说，“正是我们那孩子般的天真才会产生富于想象力的作品。在我们童年时代，时间过得那么慢，因此我们好象要干什么都有工夫似的。”“你说的很对，迪克，”老哈蒙德说，“正是我们那孩子般的天真才会产生富于想象力的作品。在我们童年时代，时间过得那么慢，因此我们好象要干什么都有工夫似的。”“嘿，第二个童年时代，”我低声说，说完我立刻就感到我这句话太冒失无礼了，我暗暗希望他没有听到我的话，可是他到底是听到了，他转过身来对我微笑着说：“是的，第二个童年时代，这有什么不好呢？我个人倒希望第二个童年时代会持久下去，我也希望世界上的下一个明智而不幸的成年时代——如果一定要来的话——会很快地把我们带到第三个童年时代去，如果现在的确还不是我们的第三个童年时代的话。我的朋友，目前你应该知道，无论从个人来说，还是从集体来说，我们都是十分幸福的，因此我们根本想不到去为今后将要到来的时代担忧。”克拉娜说：“我个人倒希望我们的生活充满了趣味，可以成为写作或者绘画的题材。”迪克用一些难以用文字来记录的情人的言语答复了她，然后我们坐着沉默了一会儿。第十七章变革的经过第十七章变革的经过“哦，”我说，“我既然是个外乡人，应该让你替我决定一下。”老实说，我这时一点也不想去“寻欢作乐”。同时，我觉得一方面这位老人对旧时代有相当的认识，而且由于痛恨旧时代，甚至对它产生了一种反常的同情：另一方面，我的每一种惯常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在这新世界的面前可以说已经被人剥夺净尽，因此老人仿佛成为我在这新世界中的御寒毛毯了，我不愿意很快地离开他。这时他立刻出来援救我了，他说。“等一等，迪克。在这儿除了你跟这位客人之外，还应该征求另一个人的意见，这个人就是我，我现在不愿意失去跟他畅谈的乐趣，尤其是因为我知道他还有活要问我。所以，你尽管去找你们那些威尔士人吧。可是你得先替我们再拿一瓶酒来，然后只管走你的。回头你再陪我们这位朋友到西边去，可是你别来得太早。”迪克微笑着点了点头，大厅里不久就只剩下老人和我两个人了。午后的阳光闪烁地照在我们盛着红酒的古色古香的高玻璃杯上。这时哈蒙德说：“关于我们的生活方式，你已经听得很多了，也看到了一些，现在还有什么特别使你觉得疑惑不解的吗？”我说：“我认为最使我感到疑惑不解的是，这一变革是怎样发生的。”他说，“变革这么大，难怪你觉得疑惑不解。要我把全部情况都告诉你，的确是很因难的，也许是不可能的。对环境有了认识，感到不满，背叛它，失望，毁灭，苦难，绝望——那些眼光比较远大的人在为实现这种变革而斗争的时候，都经历过这些痛苦的阶段。在整个过程中，多数人无疑地只是袖手旁观，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以为这一切都是自然会发生的事情，跟太阳的升起和降落一样——事实上也的确是这样。”“如果可能的话，请你告诉我一点，”我说，“这一变革——过去叫做‘革命’——是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的吗？”“和平方式？”他说，“在十九世纪那些惶惑可怜、陷于绝境的人们之间还有什么和平可言呢？自始至终就是斗争：残酷的斗争，直到希望和欢乐出现的时候，斗争才告终止。”“你的意思是指使用武器的真正战斗吗？”我说，“还是指我们听到过的工人罢工、雇主封闭工厂和饥饿？”“两者都有，西者都有，”他说。“老实说，由商业奴隶制到自由时代的可怕过渡时期的历史可以这样总括。十九世纪末叶，人们已经产生了一种希望，就是全民实现公社性质的生活方式。在这个时期，中等阶级——即当时社会的专制魔王——的势力非常强大，势不可当，因此几乎所有的人——甚至包括那些可以说是不顾自己的安危、撇开自己的理智和判断而怀着这种希望的人——都认为这种变革的希望好象是梦想一样。情况的确是这样的，因此有些在当时被称为社会主义者的比较明白事理的人士虽然知道得很清楚，甚至公开宣称说，唯一合理的社会制度是纯粹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象你现在所看见的这样），可是他们却不敢为一个幸福的理想的实现而进行宣传，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宣传是徒劳无益的。现在回溯起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变革的巨大推动力乃是一种对于自由与平等的渴望，可以说是近似恋人的那种狂热情感：一种对当时富裕的知识分子所过的漫无目的的孤独生活的无比憎恶。我亲爱的朋友，这一类的词汇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已经失掉了它们的意义，因为这些伺汇所代表的可怕现实和我们离得真是太远了。传，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宣传是徒劳无益的。现在回溯起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变革的巨大推动力乃是一种对于自由与平等的渴望，可以说是近似恋人的那种狂热情感：一种对当时富裕的知识分子所过的漫无目的的孤独生活的无比憎恶。我亲爱的朋友，这一类的词汇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已经失掉了它们的意义，因为这些伺汇所代表的可怕现实和我们离得真是太远了。“所以，虽然他们知道，对有志于改良世界的人们来说，唯一合理的目标就是建立人人平等的社会，可是他们在不耐烦和失望之余，使自己相信，如果他们能够想出一种什么办法来改变生产机构和财产管理制度，使‘低等阶级’（那时用的就是这么一个可怕的名词）的奴隶生活获得一些改善，那么，他们就情愿去适应这个机构，同时利用官来使自己的生活得到越来越大的改善，最后达到一种实际上的平等（他们很喜欢用‘实际上’这个词儿）。因为这么一来，‘富人’就会被迫付出很高的代价来维持‘穷人’的相当舒适的生活，终于使富裕的生活变得没有什么价值，从而逐渐归于消灭。你能领会我的意思吗？”“多少领会一些，”我说。“请你继续说下去。”老哈蒙德说：“好吧，既然你能领会我的意思，那么你会看出，作为一种学说来看，这并不是完全不合理的。可是‘实际上’这个计划结果失败了。”“怎么会失败了呢？”我说。“你难道不明白吗，”他说，“因为这儿牵涉到一个问题，这就是建立机构的人不知道自己要这些机构于什么。被压迫阶级的群众在推行这种改良计划的时候，目的是得到较好的奴隶口粮——口粮的份数也尽可能多。如果这些阶级的确不能被产生刚才所说的争取自由和平等的热情的那种本能所激动，那么，我想就会产生这么一种情况：工人阶级中一部分人的生活已经大为改善，接近于中等阶级的宫人生活，可是在他们的下面却有一大群最穷困的奴隶，奴隶生活的绝望情况远远超过了老一辈的奴隶。”“阻碍是什么呢？”我说。他说：“当然是我所说的争取自由的本能了。不错，奴隶阶级想象不到自由生活的幸福。然而他们会了解到（他们会很快了解到）他们遭受奴隶主的压迫；他们认为他们没有奴隶主也能生活下去（你看，这种想法是多么正当啊），虽然他们也许不知道怎样来达到这个目的。于是，结果是，虽然他们不能预见到自由人的幸福或者和平的生活，他们至少可以顶见到战争的到来。他们怀着一种模糊的希望，希望这次战争会给他们带来和平的生活。”“你能不能把实际发生的事情更明确地告诉我呢？”我说；因为我觉得他这段话说得很含糊。“当然能够，”他说。“被人们运用而又不知其功用的那部生活机器，当时叫做国家社会主义。这种生活机器已经部分地在运转，虽然这种运转仅仅是一些十分零散而孤立的动作。可是这部机器的运转并不顺利，它当然随时随地受到资本家的抵抗。这也难怪，因为它越来越倾向于推翻我所告诉你的那种商业体系，而同时又提供不出一种真正有效的东西来代替它。结果在工人阶级之间造成了日益严重的混乱状态和极大的昔难，从而引起了很大的不满。这样经过了很长一个时期。上层阶级掌握财富的力量减少了，他们的势力也随之削弱，他们不能再象过去那样独断独行了。到了这个阶段，结果证明国家社会主义者的观点是正确的。莅另一方面，工人阶级的组织很不健全，他们虽然从雇主那儿争取到一些利益（这些利益从长远看也是实在的），可是事实上倒变得更加贪困了。这么一来，就出现了双方势均力敌的局面。雇主不能迫使他们的奴隶完全屈服，虽然他们毫不费力地镇压了一些微弱的、局部的骚动。工人迫使他们的雇主实行了一些改善他们生活条件的措施（这些措施有的是真实的，有的是虚假的），可是不能从雇主那里争得自由。最后发生了一场大决裂。为了便于说明这种情况，你必须了解：工人这时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虽然正象我刚才所说的那样，他们在生活改善这方面的进步很小。”的那种商业体系，而同时又提供不出一种真正有效的东西来代替它。结果在工人阶级之间造成了日益严重的混乱状态和极大的昔难，从而引起了很大的不满。这样经过了很长一个时期。上层阶级掌握财富的力量减少了，他们的势力也随之削弱，他们不能再象过去那样独断独行了。到了这个阶段，结果证明国家社会主义者的观点是正确的。莅另一方面，工人阶级的组织很不健全，他们虽然从雇主那儿争取到一些利益（这些利益从长远看也是实在的），可是事实上倒变得更加贪困了。这么一来，就出现了双方势均力敌的局面。雇主不能迫使他们的奴隶完全屈服，虽然他们毫不费力地镇压了一些微弱的、局部的骚动。工人迫使他们的雇主实行了一些改善他们生活条件的措施（这些措施有的是真实的，有的是虚假的），可是不能从雇主那里争得自由。最后发生了一场大决裂。为了便于说明这种情况，你必须了解：工人这时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虽然正象我刚才所说的那样，他们在生活改善这方面的进步很小。”他说：“在力量方面，这是实现一种易于获得富裕生活的社会制度的力量。在经过长时期的错误和灾难之后，他们终于学会怎样团结起来了。工人们这时有了一个正规的组织去跟雇主进行斗争，这种斗争在这以前半个多世纪以来已被公认为是近代劳动和生产制度的条件中必不可少的部分。这种团结当时已经形成一种全体或几乎是全体正式领工资的工人的联合会，而工人们就是通过这个联合会去迫使雇主实行那些改善生活的措施的。虽然他们常常参加当时所发生的骚动，特别是在他们组织起来以后的初期，可是骚动行为绝对不是他们的主要策略。老实说，在我现在谈到的这个时期，他们已经很有力量，往往只要提出‘罢工’的威胁，就可以实现一些较低的要求；因为他们已经放弃了古代工会组织的那种愚蠢的策略：只宣布某一个产业部门的部分工人实行罢工，而以没有罢工的那部分工人的劳动所得去维持罢工工人的生活。他们这时已经拥有一笔相当大的基金来支持罢工运动，他们只要做出决定，就可以便某个产业部门全部停顿一个时期。”我说：“这种基金没有被人滥用——没有被人从中舞弊和假公济私的重大危险吗？”老哈蒙德在座位上不安地挪动了一下身子说：“虽然这一切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可是我现在一提起它来还会因为感到耻辱而痛心；我不能不告诉你，这不只是一种危险而已。这种卑鄙的行为常常发生，的确有好几次使整个工人组织因此而陷入瘫痪状态。可是在我所讲到的这个时期，局势看起来那么严重，至少工人们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有必要去对付劳工斗争所造成的迅速增长的困难，因此当时的社会情况使所有明理的人都保持一种极端严肃的态度。大家都有决心要把一切非本质的东西搁在一边，这种决心在有思想的人看来，就是变革即将发生的先兆。这种情况对于叛徒和自私自利的人是很不利的，于是他们一个个被驱逐出去，多数参加了那些公开的反动集团。”“那些改良措施呢？”我说，“它们有些什么内容，或者说属于什么性质？”他说：“有一些改良措施，也就是对工人的生活具有最实际的重要意义的改良措施，是雇主在工人的直接强迫之下同意实行的。这样取得的新劳动条件，固然只是当做惯例来实施，而不是根据法律去推行的，可是一旦实行之后，雇主面对着团结起来的工人日益增长的力量，是不敢企图加以取消的。还有一些措施是走上‘国家社会主义’道路的步骤，其中最重要的几点可以简单地总括来说一说。在十九世纪末叶，社会有一种要求，就是迫使雇主减少工人每天的工作时间。这一要求很快就变得声势浩大起来，使雇主不得不接受。可是，事实很明显，如果不增加每小时的工资的话，减少工作时间的措施就变得毫无意义，而如果不对雇主施加压力的话，他们就一定会粑减少工作时间的措施弄成毫无实际价值的东西。因此，经过了长时期的斗争之后，政府又通过了一项法令，确定了一些最重要的产业部门的最低工资标准。这项法令还得由另一项法令加以补充，就是规定当时认为工人生活所必需的主要商品的最高价格。”条件，固然只是当做惯例来实施，而不是根据法律去推行的，可是一旦实行之后，雇主面对着团结起来的工人日益增长的力量，是不敢企图加以取消的。还有一些措施是走上‘国家社会主义’道路的步骤，其中最重要的几点可以简单地总括来说一说。在十九世纪末叶，社会有一种要求，就是迫使雇主减少工人每天的工作时间。这一要求很快就变得声势浩大起来，使雇主不得不接受。可是，事实很明显，如果不增加每小时的工资的话，减少工作时间的措施就变得毫无意义，而如果不对雇主施加压力的话，他们就一定会粑减少工作时间的措施弄成毫无实际价值的东西。因此，经过了长时期的斗争之后，政府又通过了一项法令，确定了一些最重要的产业部门的最低工资标准。这项法令还得由另一项法令加以补充，就是规定当时认为工人生活所必需的主要商品的最高价格。”税①和给无产阶级分发少量面包的措施。”“当时也有许多人这样说，”那老人冷冷地说。“老早就有这么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国家社会主义结果会陷入这个泥沼；如果国家社会主义发展到最后阶段的话，情况必然是这样的；可是你知道，我们的国家社会主义井没有发展到最后阶段。虽然如此，我们国家社会主义的发展也超过了制定有关刚才所说的最低工资标准和主要商品最高价格的法律的阶段，这在我们现在看来是必要的。政府当时认为必须对付雇主阶级由于商业就要崩溃而发出的叫嚣（他们当时还不知道，商业的崩溃和霍乱的消灭是同样有益的事情，幸而这在现在已经戍为事实了）。为了对付这种叫嚣，政府不得不采取一项不利于雇主的措施：开设国营工厂来生产必需品，开辟国营市场来推销这些商品。总的说来，这些措施的确起了一定的作用：它们在性质上其实等于处于围城之中的司令官所颁布的紧急条例。可是在特权阶级看来，这些条例实施之日，仿佛就是世界末日到来之时。“这种看法也不是毫无理由的。共产主义理论的传播和国家社会主义的部分实践最初扰乱了那个使旧世界得到疯狂发展的奇妙的商业体系，后来又几乎使那个体系陷于瘫痪。在旧世界里，少数人过着赌鬼的享乐生活，而许多人、也可以说多数人，可过着苦难的生活。他们所谓的‘坏日子’一而再，再而三地到来，这种日子对于工资奴隶们说来的确是坏透了。1952年是最坏的一年，工人遭受到很大的苦难，那些偏私的，没有效率的国营工厂被假公济私的人所操纵，几乎无法维持，大部分居民只好暂时依靠当时所谓的公开的‘慈善’布施来过日子。“工人联合会怀着希望和忧虑的心情注视着这种局势。他们已经拟订了他们的总要求。这时候联合会中所有的工人团体通过一次庄严的全体投票，坚决主张采取实现他们的要求的第一个步骤。这个步骤的直接结果将会是，把国内全部天然资源的管理权和管理机构移交给工人联合会，使特权阶级都变成由工人支配的接受年金的人员，这项所谓的‘决议’普遍刊登在当时的报纸上，事实上等于是宣战书，而雇主阶级也的确认为这是对他们的宣战书。于是雇主阶级开始准备对他们所谓的‘目前残酷凶恶的共产主义’采取坚决的立场。他们在许多方面还是很有力量或者看来是很有力量的，因此他们仍然希望使用暴力去重新争取到他们已经失去的东西，也许最后把全都失去的①罗马帝国后期（公元二到四世纪）向穷人征收的一种捐税，是一种剥削奴隶的新方式，——译者东西部收回来。他们一般都认为，各届政府内阁没有及早采取措施，加以抵制，是重大的错误。他们责怪那些自由主义分子和激进分子（比较倾向于民主的统治阶级分子就被叫做激进分子，这一点你或许已经知道），他们说这些人用不合时宜的腐论和愚蠢的温情主义把世界弄到了这个地步。在这方面十九世纪一位名叫格拉德斯通东西部收回来。他们一般都认为，各届政府内阁没有及早采取措施，加以抵制，是重大的错误。他们责怪那些自由主义分子和激进分子（比较倾向于民主的统治阶级分子就被叫做激进分子，这一点你或许已经知道），他们说这些人用不合时宜的腐论和愚蠢的温情主义把世界弄到了这个地步。在这方面十九世纪一位名叫格拉德斯通或者格莱德斯坦（Gledstein）的著名政治家（从这个名字来看，他也许是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后裔）特别受到指责。不用我说，你也会看出这一切是多么荒谬可笑。可是在反动政党分子龇牙作怪相的粑戏背后却隐藏着可怕的悲剧。‘低等阶级的永无餍足的贪欲必须加以制止’——‘必须给人民一个教训’——这些就是当时流行在反动分子之间的神圣口号，这些口号的确是很不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