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会使我更加喜欢它们。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几乎是重新开始生活：那是个活跃的、火热的时代。你看我是多么饶舌多话。你跟我提问题吧，跟我提出随便什么问题吧，亲爱的客人；既然我必须谈话，那么让我的谈话使你得到一些〖【好处吧。”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有点紧张他说，“如果我没有礼貌，请你原谅我；理查德对我这个素不相识的人这么亲切，因此我很关心他。我想跟你提出一个关于他的问题。”个关于他的问题。”我说：“那个美丽的姑娘，他是不是要跟她结婚？”他说，“是的，他要跟她结婚。他已经跟她结过一次婚，现在我相信他显然会再跟她结婚。”“真的吗？”我说，对他所说的话有点莫名其妙。“全部的事实是这样的，”老哈蒙德说；“这是一个很短的故事，现在我希望这是一个幸福的故事：他们第一次同居两年；两人当时都很年轻；后来她以为自己爱上了另一个男人。于是她离开了可怜的迪克；我说可怜的迪克，因为他没有找到别的女人。可是这种情况持续得并不长久，只不过一年左右的时间。后来她跑来找我（她一碰到因难，总是跑来找我这老头儿的）；她问我，迪克情形怎么样，他快活不快活等等。于是我看清形势，对她说，迪克非常不快活，身体也不大好；最后这句话是骗她的。其余的情况你可以猜想得到。克拉娜今天跑来要和我长谈，可是迪克比我更能满足她的要求。老实说，如果他今天不是偶然到我这儿来的话，那么我明天就得派人去要他来。”“哎呀，”我说。“他们有孩子吗？”“有的，”他说，“两个；他们目前住在我的一个女儿家里，其实〖】克拉娜大部分时间也住在那儿。我不愿意失掉同她的联系，因为我相信他们俩是会再团圆的。同时迪克（他是个再好也没有的好家伙）对这件事情的确是牵肠挂肚的。你瞧，他和她不一样，并没有其他寄托爱情的对象。我就这样进行了策划，正如我过去处理这类事情那样。”“啊，”我说，“你无疑地不愿意使他们上离婚法庭；可是我猜想离婚法庭总得时常处理这类事情吧。”“你的猜想是毫无根据的，”他说。“我知道以往曾经有过离婚法庭之类的丧心病狂的玩艺儿，可是你想想看，上这种法庭去处理的案件全是有关财产纠纷的事情。我想，亲爱的客人，”他微笑着说，“虽然你来自另一个星球，可你只要看一看我们的世界的外表，也就会知道，关于私有财产的纠纷不可能在我们的时代继续下去。”真的，我从汉默史密斯到布卢姆斯伯里的马车旅行，以及我所看到的恬静的幸福生活的许多表现（甚至无需提起我买东西的那段经历），已经足以使我相信：我们过去观念中的所谓“神圣的财产权”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于是我默然坐着，这时老人又把这场谈论继续下去说：“这么说来，既然不再有财产纠纷，那么，法庭对于婚姻事件还有什么可以处理的呢？你想想看，如何能用法庭来强制执行男女爱情或者男女感情的契约！如果需要什么东西来证明强制执行契约是多么荒谬可笑，法院这玩艺就再适当也没有了。”他又沉默一会儿，然后说：“你应该知道我们已经改变了这种情况；或者应该说，正象我们在过去二百年里已经发生的变化那样，我们对这些事情的看法也已经改变了。老实说，我们并不欺骗自己，以为我们能够克服两性关系所造成的一切烦恼和困难，我们也不相信我们能够这么做。我们知道必须面对那种由于男女把情欲、感情和友谊之间的关系混淆起来而产生的不幸。在情况顺利的时候，友谊可以减轻从暂时的幻党中清醒过来时的痛苦。可是我们不会为了生活、地位和取得管制儿童的权力（儿童是爱情或淫欲的产物）而进行卑鄙龌龊的争吵，因而在发生不幸事情的时候又做出品德败坏的行为来；我们不会疯狂到那种地步。”幸。在情况顺利的时候，友谊可以减轻从暂时的幻党中清醒过来时的痛苦。可是我们不会为了生活、地位和取得管制儿童的权力（儿童是爱情或淫欲的产物）而进行卑鄙龌龊的争吵，因而在发生不幸事情的时候又做出品德败坏的行为来；我们不会疯狂到那种地步。”‘为了这，神灵们安排了人类的悲哀和不幸的日子，让人类的后代时常可以听到故事和歌谣。’“好吧，无论如何，要使所有的故事全都讲完，或者要使所有的悲哀全部消失，那是不大可能的。”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我不想打断他的话。后来他又开始说：“可是你应该知道，我们这几代人的身体是健康而强壮的，生活也很安适；我们在同大自然进行合理的斗争中过日子，不但在一个方面发展，而且也在各个方面发展，我们对世界上的一切活动都有强烈的爱好。所以对我们来说，一个人没有自私自利的思想，乃是名誉攸关的问题；决不要以为，因为有一个人感到悲哀，世界就得毁灭。所以，把这种有关感情和感觉的问题加以夸大，我们认为是愚蠢的、甚至是犯罪的行为。我们不愿意增加我们多愁善感的悲哀，正如我们不愿意保留我们身体上的疼痛一样。我们知道除了恋爱之外，还有其他的欢乐。同时，你应该记住，我们的寿命很长，因此男人和女人的美并不象以往（那时候我们被自作自受的疾病重重压住）那么容易消失。于是，我们把这些悲哀的情绪排除开去，我们排除悲哀的方法，其他时代的感伤主义者也许会认为是可鄙的、怯懦的，而我们却认为是必要的，具有大丈夫气魄的。所以，在另一方面，正如在恋爱问题上我们不再有商业化的倾向一样，我们也不再做出一些人为的蠢事。对于由于天性所造成的蠢事，未成熟的男人的不明智的行为，或者年纪较大的男人不能自拔等现象，我们必须加以容忍，而且也不以为是十分可耻的事情——我的朋友，我老了，也许希望已经落空了，可是至少我认为我们已经抛弃了旧世界的一部分蠢事。”他停下来，好象在期待我开口说话似的；可是我默然不语。于是他继续说：“至少，如果我们由于天性的专横和反复无常，或者由于我们自己缺乏经验而遭受痛苦，那么，我们既不为此而愁眉苦脸，也不为此而说谎话。如果那些存心永不分离的人终究必须分离的话，那么他们就分离吧。当男女结合的现实基础已经不存在的时候，提出任何结合的借口都是没有必要的。对于那些自知不可能有永久不变的感情的人，我们也不会勉强他们去表白一种他们所不能真正体验到的感情。这样，以金钱去购买淫欲的丑事既然不可能再存在下去，那么也就不再有需要了。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们并没有设立什么法庭去强制执行关于男女爱情或感情的契约。当我这样告诉你时，你看来并不觉得惊讶。可是人类就是这么一种奇怪的动物，我们井没有制订一套舆论的准则去取代这种法庭；这种舆论的准则如果存在的话，也许会和法庭一样地专制和不合理。当我这样告诉你的时候，你也许会感到惊讶。我并不是说，人们对他们邻居的行为所下的判断总是公平的，有时显然是不公平的。可是我要强调说，我们并没有一套固定不变的传统规则去做判断人们行为的标准；我们没有死板板的规矩和准绳去限制或束缚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我们没有‘逐出教会’之类的伪善的措施，使人们在轻率的习俗的压制下或者在次要禁令的暗中威胁下（如果他们的伪善表现得不够有力的话）不得不去执行。你现在感到惊讶吗？”看来并不觉得惊讶。可是人类就是这么一种奇怪的动物，我们井没有制订一套舆论的准则去取代这种法庭；这种舆论的准则如果存在的话，也许会和法庭一样地专制和不合理。当我这样告诉你的时候，你也许会感到惊讶。我并不是说，人们对他们邻居的行为所下的判断总是公平的，有时显然是不公平的。可是我要强调说，我们并没有一套固定不变的传统规则去做判断人们行为的标准；我们没有死板板的规矩和准绳去限制或束缚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我们没有‘逐出教会’之类的伪善的措施，使人们在轻率的习俗的压制下或者在次要禁令的暗中威胁下（如果他们的伪善表现得不够有力的话）不得不去执行。你现在感到惊讶吗？”“我的确非常感谢你，”我说。“现在让我问你，妇女在你们社会上的地位怎样呢？”他一边纵声大笑（以他的年龄而论，他是笑得很厉害的），一边说：“我享有精心研究历史的声誉，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我相信我的确了解十九世纪的‘妇女解放运动’。我怀疑今天是否还有别人了解这个问题。”“讲下去吧，”我说，对他那欢笑的样子有点不痛快。“好吧，”他说，“当然你会明白，这一切在今天已经是一种被人忘怀的争论了。男人再也没有机会去压制女人，女人再也没有机会去压制男人；这两种现象都发生在过去的时代。现在，女人做她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做她们最喜欢的事情，男人并不因此而妒忌或愤怒。这是极平常、不足道的事情，所以我几乎不好意思提起它。”我说，“哦，法律呢？法律在这方面有没有起什么作用？”哈蒙德微笑着说：“我想等到我们讲到法律问题的时候，你就可以得到有关这方面的答案。这个问题对你或许也是新鲜的东西。”“很好，”我说，“可是关于妇女这个问题，我在宾馆里看见女人在服侍男人，似乎有点像复古的倾向，不是吗？”“是吗？”老人说；“也许你认为管理家务是一种无关紧要的职业，不值得重视。我相信这是十九世纪的‘进步’妇女以及支持她们的男人们的见解。如果这是你的见解，那么，我介绍你阅读挪威的一个古老的民间故事，叫做《男人是怎样处理家务的》，或者类似的题目。处理家务的结果是：经过了各种艰难困苦之后，那个男人和家里所养的母牛在一条绳子的两头相互保持着均衡，男人悬在烟囱下面的半空中，母牛从屋顶上挂下来（根据那个国家的建筑方式，屋顶上盖着草皮，而且向下倾斜，低得靠近地面）。我想那母牛真够倒霉的。当然，象你这样的上等人士是不可能遭遇到这种不幸事件的，”他笑着加上了这么一句。这种干巴巴的讽刺使我感到有点不安。老实说，在他讲到这个问题的后面一部分时，他的态度在我看来有点不大庄重。“你看，我的朋友，”他说，“一个聪明的女人把家务处理得井井有条，使得周围和她同屋居住的人都感到满意、都感激她，这对于她是莫大的快乐，这一点你难道不明白吗？再说，你知道所有的人都愿意接受一个漂亮的女人的使唤：不消说，这是男女调情的一种最有趣的方式。你还不老，总不至于忘掉这一点吧。我自己倒还记得清清楚楚的。”这一点你难道不明白吗？再说，你知道所有的人都愿意接受一个漂亮的女人的使唤：不消说，这是男女调情的一种最有趣的方式。你还不老，总不至于忘掉这一点吧。我自己倒还记得清清楚楚的。”“对不起，”他过了一会儿说，“我不是在笑你心里可能想到的事情，我是笑在十九世纪那些所谓有教养的富人中间流行的愚蠢的风尚。他们不愿意过问他们的一日三餐是怎么来的，认为这种低下的事情不配去麻烦他们的尊贵的头脑。无用的白痴！你瞧，我是个‘文人’（这就是我们这些古怪的动物过去的名称），可是我自己就是个相当不错的厨子哩。”“我也是个相当不错的厨子，”我说。“啊，”他说，“根据你所说的话和你的沉默的样子来看，我的确认为事实上你是很能明白我的意思的。”我说：“也许。可是人们对于普通的生活事务表现了这么浓厚的兴趣，使我觉得很惊异。我等一会儿要问你一两个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可是现在我想回过头来谈一谈妇女在你们社会上的地位问题。你曾经研究过十九世纪的妇女解放运动，有些‘上等’妇女想要把比较有智慧的妇女由生育子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你还记得吗？”老人又变得十分严肃起来。他说：“我的确记得这桩极其荒谬的蠢事，这和那个时代的其他蠢事一样，是当时可恶的阶级专制的结果。你会问，我们现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我的朋友，这是一个不难答复的问题。在我们的社会里，做母亲的不消说是非常受人尊敬的。做母亲的所经历的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痛苦乃是男女互相结合的一个保证，同时也是促进他们之间的爱情和感情的一个特别的刺激，这是早已为大家所公认的。至于其他，你不要忘记，有关做母亲的一切人为的苦难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做母亲的不必再为她的子女的前途怀着那种令人不快的顾虑了。他们结果可能好，也可能坏，他们也许不能达到她的最高的希望，这一类的忧虑是组成人生相互交织着的欢乐和痛苦的一部分。可是至少她可以免除这么一种忧虑（这在过去十之八九不是忧虑，而是必然会发生的事实），就是怕人为的摧残会使她的孩子们不能成为正常的人。她知道他们现在会依照他们自己的才能的限度去生活和行动。在过去的时代，当时的‘上流社会’显然帮助它的犹太族的上帝和当代的‘科学家’使祖先的罪孽传到子孙身上。.. ①怎样把这种程序倒转过来，怎样摆脱这种遗传的苦楚，乃是我们社会里有思想的人不断关心的一个问题。因此，你知道，一般健康的女人（我们的女人差不多都是健康的，而且至少都长得不难看）作为子女的养育者是受人尊敬的，作为女性是被人眷恋的，作为伴侣是被人爱慕的，她们对自己子女的前途是无忧无虑的。这种女人比过去时代的可怜的昔工和苦工的母亲具有更强烈的母性本能，也比她们的上层社会姊妹——比那种在对性知识假装无知的情况下生长起来、在假正经交织着好色的气氛中培养出来的女人——具有更强烈的母性本能。”“你的话说得很激动，”我说，“但是我知道你的话是正确的。”“是的，”他说，“我可以给你提出一个证据，来说明我们的自由给我们带来的一切利益。你对今天所碰到的人的容貌觉得怎样？”..①根据犹太人的宗教信仰，人类固有的罪恶是由人类的始祖亚当（Adam）和夏娃（Eve）堕落犯罪而遗传下来的，参看《旧约全书创世记》，第2、3章。——译者我说：“我几乎不能相信在一个文明的国家里会有这么多好看的人。”我说：“我几乎不能相信在一个文明的国家里会有这么多好看的人。”特①血统，而这两种血统在过去所产生的美人并不多，可是我认为我们已经有了进步。我认识一个人，他收藏了大批由十九世纪的照片翻印出来的人像，看了这些像片，把它们同现在日常看到的面孔比较一下，就可以证明我们的容貌无疑已经大有进步。不少人认为，把这种美的增加和我们刚才谈到的自由以及合情合理的社会制度直接联系起来，这并不是牵强附会的想法。他们相信，由男女的自然而健康的（即使是暂时的）爱情结合所生的孩子，跟那种由体面的买卖婚姻所生的孩子比较起来，或者跟那种制度下的苦工在阴郁绝望之中所生的孩子比较起来，长大以后在各方面都要比较优越，特别是在身体的健美方面。人们说，快乐产生快乐，你以为怎样？”“我非常同意这个看法，”我说。①朱特人（Jute名词：此处原文为Jutish形容词）是古代居住在日德兰半岛（Jut-landPen.今丹麦境内）的一个日耳曼人的部落。公元五至大世纪日耳曼部落盎格鲁人、萨克逊人、朱特人渡海入侵并定居于不列颠。英吉利血统即盎格鲁萨克逊（Anglo-saxon）血统。——译者第十章问答第十章问答我说：“关于你们对教育的看法，我想再问一两句话。我听迪克说，你们让你们的孩子到处乱跑，而不给他们受什么教育，总之，你们把教育制度改了又改，结果是：你们现在完全没有教育了。”“这么说，你是误会他的意思了，”他说。“我当然了解你对于教育的见解，那是过去时代的见解。在那个时代，人们所谓的‘生活斗争’（这就是：一方面是奴隶为了每一天的口粮而进行的斗争，另一方面是奴隶主为了取得巨大特权而进行的斗争）决定了教育的内容，多数人所得到的仅仅是少得可怜的不很正确的知识。人们硬要把这种知识塞给刚刚知道生活艺术的人，不管他们喜欢不喜欢，也不管他们是否有这种要求。同时，这种知识还由那些对知识漠不关心的人再三加以咀嚼消化，以便灌输给别的对知识漠不关心的人。”我笑了一声，来阻止老人的逐渐增强的愤概，我说：“啊，至少你并不是在这种教育方法下长大起来的，因此你尽可以不必这样愤慨。”“对，对，”他微笑着说。“我感谢你纠正我的坏脾气，我总是把自己当成了生活在我们所谈论到的那个时代里的人。那么就让我们比较心平气和地谈吧：在你的心目中，儿童到了在传统上认为是适当年龄的时候，就应该关到学校里去，也不管他们的才能和性情彼此多么不相同。在学校里，也同样不考虑实际情况，硬要儿童学习一些传统的课程。我的朋友，这种办法意味着对身心发展的忽视，这一点你难道看不出来吗？由这么一个机构训练出来的人，没有一个能够不受损害的，只有那些具有坚强的反抗精神的人才不至于被它压碎。幸亏在过去所有的时代里，大多数儿童都具有这种反抗精神，否则我们怎么也不能达到我们今天的地步。你知道这种情况造成了什么结果。在过去这一切都是贫困所造成的。在十九世纪，由于社会是建立在有系统的掠夺的基础上，人们生活在极端贪因中，因此任何人都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教育。他们所谓的教育的全部理论是：必须把一些知识灌输给儿童，即使用昔刑的方法来达到目的也在所不惜，同时要加上一些明知毫无用处的谎言，否则儿童就会一辈子愚昧无知，贫困的压迫只能产生这种结果。所有这一切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不再受压迫了，知识随处都有，一个人只要自己愿意去寻求，就可以很容易地得到知识。在这方面，正如在其他方面一样，我们已经富裕起来了：我们有充分的时间来教育自己。”“是的，”我说，“可是假使一个儿童、青年或者成年人始终不要知识，始终不朝着你所期望的方向去发展，比方说，假使他拒绝学习算术或者数学；等他长大以后，你就无法再强迫他学习了。可是在他成长的时候，你难道不可以强迫他吗，你难道不应该强迫他吗？”他说：“你是在别人的强迫下学的算术和数学吗？”“有点是，”我说。“那么，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五十六岁，”我说。“那么，你现在在算术和数学方面到底掌握了多少知识呢？”老人露着嘲弄的微笑说。我说，“遗憾得很，一点也没有。”哈蒙德轻轻地笑了，对我的坦白没有表示其他的意见；我看到在教育问我说，“遗憾得很，一点也没有。”哈蒙德轻轻地笑了，对我的坦白没有表示其他的意见；我看到在教育问代的习俗，我原来还以为你们主要过的是集体生活呢。”“法郎斯泰尔①吗？”他说，“啊，我们随意居住，一般地我们喜欢踉一些住惯了的同居者住在一起。而且，你应该记住，现在贫困已经消灭，而傅立叶式的法郎斯泰尔以及在当时出现是很自然的所有其他同类的组织只不过是逃避贫困的一种方式。只有那些生活在最可怕的贫困中的人，才会想得出这么一种生活方式。同时你必须了解，虽然我们原则上一般都是各自分居的，虽然彼此生活习惯多少有些不同，可是没有一个家庭会拒绝接待那些愿意和其他同居者同样生活的和善的人。当然，如果一个人在进入一个家庭之后，硬要别人改变习惯来迎合他，那是不合理的；因为他尽可以到别处去居住，按照他自己喜欢的样子生活。不过关于这一切，我不需要多说什么，因为你就要跟迪克到泰晤士河上游去，在那儿你会亲眼看到人们是怎样处理这些问题的。”过了一会儿，我说：“你们的大都市现在怎么样呢？伦敦——在我所阅读的书里被称为现代文明的巴比伦①——好象已经消失不见了。”“啊，啊，”老哈蒙德说，“也许它现在不大象十九世纪的‘现代巴比伦’，倒比较象古代的巴比伦了。可是现在我们不谈这个问题。从这儿到汉默史密斯，各处的人口都相当多。同时，你也还没看到伦敦人烟最稠密的地方呢。”“那么，请你告诉我，”我说，“伦敦东部现在的情形怎么样了？”他说：“在过去，如果你骑上一匹好马，由我的门口出发，跑一个半钟头，也许还没有跑出伦敦城里人口最稠密的区域，而这个区域的大部分当时被称为‘贫民窟’；这就是说，是纯洁无辜的男女受苦受难的地方；或者说得更坏一些，是在极端屈辱的情况下养育男女的温室；这种屈辱已经使他们认为那种苦难简直是很自然的正常生活了。”“这我知道，这我知道，”我有点不耐烦地说，“那是过去的情况；告诉我一点现在的情况。现在还有这种情况的残余迹象吗？”“一点也没有了，”他说，“可是我们的脑海里还保存着一些记忆，我对这一点感到高兴。每年五月一日，伦敦东边的一些公社总要举行一次庄严的盛会，来纪念所谓‘扫除贫困运动’。我们对贫民窟还保存着传统的记忆；在五月一日，我们在过去情况最恶劣的一个旧贫民窟的遗址上奏乐，唱歌，跳舞，快乐地游戏，举行欢乐的宴会。在这个节日里，我们的习俗是：在那些一天又一天地长期进行着阶级屠杀的滔天罪行的遗址上，由一些最漂亮的姑娘唱旧日的革命歌曲，以及表达那些身临绝境的不平者的呻吟的歌曲。我看到一个美丽的姑娘，穿得很雅致，头上戴着由邻近草地上采来的鲜花编成①法郎斯泰尔（Phalangstery，法文为Phalanstère），法国著名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F.M.C.Fourierl772—1837）所提出的理想社会的基层单位——法郎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