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弗兰基·弗里奇。”　　“这是谎言。弗兰基·弗里奇是在福特汉大学念的。”　　“啊，”我说，“我是同曼宁主教在罗耀拉大学念的。”　　“撒谎，”比尔说。“同曼宁主教在罗耀拉念书的是我。”　　“你醉了，”我说。　　“喝醉了？”　　“怎么不是呢？”　　“这是湿度高的关系，”比尔说。“应该去掉这该死的高湿度。”　　“再来喝一口。”“我们拿来的就这一些？”“就这两瓶，”“你知道你是什么人？”比尔深情地望着酒瓶。“不知道，”我说。“你是反酒店同盟雇用的人员。”“我和韦恩·比·惠勒在圣母大学一起学习过。”“撒谎，”比尔说。“我和韦恩·比·惠勒在奥斯汀商学院同学。他当时是班长。”“得了，”我说，“酒店必须取缔。”“你说得对，老同学，”比尔说。“酒店必须取缔，我要带了它一起走，”“你醉了。”“喝醉了？”“喝醉了。”“噢，大概是吧。”“想打个盹儿？”“好吧，”我们把头枕在树荫里躺着，望着头顶上的枝叶深处。“你睡着啦？”“没有，”比尔说。“我在想事儿。”我闭上眼睛。躺在地上感到很舒适。“喂，”比尔说，“勃莱特的事儿怎么样啦？”“什么事儿？”“你曾经爱过她吧？”　　“是啊。”　　“多长时间？”　　“断断续续地拖了好长时间。”　　“唉，真要命！”比尔说。“对不起，朋友。”　　“没什么，”我说。“我再也不在乎了。”　　“真的？”　　“真的。不过我很不愿意谈起这件事。”　　“我问了你，你不生气？”　　“我干吗要生气？”　　“我要睡觉了，”比尔说。他拿一张报纸蒙在脸上。　　“听着，杰克，”他说，“你真是天主教徒吗？”　　“按规定来说，是的。”　　“那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　　“得了，现在我要睡觉了，”他说。“别唠唠叨叨得使我睡不成觉。”　　我也入睡了。我醒过来的时候，比尔正在收拾帆布背包。天色已经临近黄昏，树影拖得很长，一直伸到水坝上。在地上睡了一觉，我感到浑身僵直。　　“你怎么啦？醒过来了？”比尔问。“夜里你怎么不好好儿睡呢？”我伸了下懒腰，揉揉眼睛。　　“我做了个可爱的梦，”比尔说。“我不记得梦里的情形了，但是个可爱的梦。”　　“我好象没有做梦。”“你应该做梦，”比尔说。“我们所有的大实业家都是梦想家。你看福特。你看柯立芝总统。你看洛克菲勒。你看乔·戴维森。”　　我拆开我和比尔的钓竿，把它们收在钩竿袋里。我把卷轴放进鱼具袋。比尔已经收拾好背包，我们塞进一个放鳟鱼的袋子。我拎着另一个。　　“好，”比尔说，“东西部拿了？？　　“蚯蚓。”　　“你的蚯蚓。放在背包里吧。”　　他已经把背包挎在背上，我就把两个蚯蚓罐塞进背包外面一个带盖的袋里。　　“这下你的东西都齐了吧？”　　我对榆树脚下的草地扫了一眼。　　“是的。”　　我们动身顺着大路走进树林。回布尔戈特得走好长一段路。等我们穿过田野走上公路，再顺着镇上两侧房屋鳞次栉比的大街，到达旅店的时候，已经万家灯火，天色大黑了。　　我们在布尔戈特待了五天，钓鱼钓得很痛快。夜晚冷，白天热，但即使在白天最热的时候也有微风。天这么热，在很凉的河里膛水非常舒服。当你上岸坐着的工夫，太阳就把你的衣衫晒干了。我们发现一条小溪有个可以游泳的深潭。晚上我们同一位姓哈里斯的英国人打三人桥牌，他是从圣让皮德波徒步走来的，歇在这家旅店，要去钓鱼。他很逗人喜欢，同我们一起到伊拉蒂河去了两次。罗伯特·科恩一点音信也没有，勃莱特和迈克也是这样。　　第十三章　　一天早晨，我下楼吃早饭，英国人哈里斯已经坐在餐桌旁了。他戴着眼镜在看报。他抬头对我笑笑。　　“早上好，”他说。“你的信。我路过邮局，他们把你的信和我的一起给我了。”　　信在餐桌边我的位置上放着，靠在一只咖啡杯上。哈里斯又看起报来。我拆开信。信是从潘普洛纳转来的。星期天从圣塞瓦斯蒂安发出。　　亲爱的杰克：　　我们于星期五到达这里，勃莱特在火车上醉倒了，所以我带她到我们的老朋友这里来休息三天。我们星期二出发到潘普洛纳蒙托亚旅馆，不知道将在几点钟到达。望你写封短信由公共汽车捎来，告诉我们星期三如何同你们会合。衷心问候，并因迟到深表歉意。勃莱特实在疲乏过度，星期二可望恢复，实际上现在就己见好。我很了解她，会设法照顾她的，但是真不易啊！向大伙儿问好。　　迈克尔“今天星期几？”我问哈里斯。　　“大概是星期三吧。是的，对。星期三。在这儿深山里竟把日子部过糊涂了，真妙不可言。”　　“是的。我们在这里已经待了快一个星期啦。”　　“希望你还不打算走。”　　“要走。恐怕就坐下午的汽车走。”　　“这有多糟糕啊。我本指望咱们再一起到伊拉蒂河去一趟哩。”“我们务必赶到潘普洛纳。我们约好朋友在那里会合。”　　“我真倒霉。咱们在布尔戈特这里玩得多痛快。”　　“到潘普洛纳去吧。我们在那里可以打打桥牌，何况佳节也快到了。”　　“我很想去。谢谢你的邀请。不过我还是待在这里好。我没有多少钓鱼的时间了。”　　“你是想在伊拉蒂何钓到几条大鳟鱼。”　　“嘿，你知道我正是这么想的。那里的鳟鱼可大着哩。”　　“我倒也想再去试一次。”　　“去吧。再待一天。听我的话吧、”　　“我们真的必须赶回城去，”我说。　　“多遗憾哪。”　　早饭后，我和比尔坐在旅店门前的板凳上晒太阳，商量着这件事。我看见通向小镇中心的大路上走过来一个姑娘。她在我们面前站住了，从她裙边挂着的皮兜里掏出一封电报。　　“是给你们的？”　　我看了下电报。封皮上写的是：“布尔戈特，巴恩斯收。”　　“对。是给我们的。”　　她拿出一个本子让我签字，我给了她几枚铜币。电文是用西班牙语写的：“VengoJuevescohn。”　　我把电报递给比尔。　　“Cohn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他问。　　“一封糟不堪言的电报！”我说。“他花同样的钱可以打十个词嘛。‘我星期四到’。这说明了不少问题，对不？”　　“凡是科恩感兴趣的都表达出来了。”　　“我们反正要回潘普洛纳去，”我说。“用不着把勃莱特和迈克折腾到这里，然后在节前又折腾回去。我们该回电吗？”　　“还是回一个好，”比尔说。“我们不必要做得目中无人嘛。”　　我们赶到邮局，要了一张电报用纸。　　“怎么写？”比尔问。　　“‘今晚到达。’这就够了。”　　我们付了电报费，走回旅店。哈里斯在那里，我们一行三人一直走到龙塞斯瓦利斯。我们参观了整个修道院。　　“这个地方很出色，”我们走出来的时候，哈里斯说，“可是你们知道，我对这种地方不十分感兴趣。”　　“我也是，”比尔说。　　“怎么说还是个出色的地方，”哈里斯说。“不来看看不甘心。我天天都想着要来。”　　“可是比不上钓鱼，对吧？”比尔问。他喜欢哈里斯。　　“是啊。”我们站在修道院古老的礼拜堂门前。　　“路对面是不是有家小酒店？”哈里斯问。“还是我的眼睛着花了？”　　“象是家小酒店，”比尔说。　　“我看也象家小酒店，”我说。　　“嗨，”哈里斯说，“我们来享用它一下。”他从比尔那里学会了“享用”这个词儿。　　我们每人要了一瓶酒。哈里斯不让我们会钞。他的西班牙语说得相当不错，掌柜不肯收我们的钱。　　“咳。你们不了解，对我来说在这里和你们相逢的意义有多么重大。”　　“我们过得再快活也没有了，哈里斯。”　　哈里斯有点醉意了。　　“咳。你们确实不明白有多么大的意义，大战结束以来，我没有过多少欢乐。”　　“将来我们再约个日子一起去钓鱼。你别忘了，哈里斯。”　　“一言为定。我们一起度过的时间是多么快活。”　　“我们一起再喝一瓶怎么样？”　　“这个想法太好了，”哈里斯说。　　“这次我来付，”比尔说。“要不就别喝。”　　“我希望还是让我来付。你知道，这样我才高兴。”　　“这样也会使我高兴，”比尔说。　　掌柜拿来第四瓶酒，我们还用原来的酒杯。哈里斯举起他的酒杯。　　“咳。你们知道，这酒的确可以好好享用一番。”　　比尔拍拍他的脊背。　　“哈里斯，老伙计。”　　“咳。你们可知道我的姓氏实际上并不是哈里斯。是威尔逊-哈里斯。是个双姓。中间有个连字号，你们知道。”“威尔逊-哈里斯，老伙计，”比尔说。“我们叫你哈里斯，因为我们太喜欢你了。”　　“咳，巴恩斯。你不了解这一切对我来说意义是多么重大。”　　“来，再享用一杯，”我说。　　“巴恩斯。真的，巴恩斯，你没法了解。就这么一句话。”　　“干了吧，哈里斯。”　　我们俩挟着哈里斯从龙塞斯瓦利斯顺着大路走回来。我们在旅店吃了午饭，哈里斯陪我们到汽车站。他给我们一张名片，上面有他在伦敦的住址、他的俱乐部和办公地点。我们上车的时候，他递给我们每人一个信封。我打开我的一看，里面有一打蝇钩。这是哈里斯自己扎的。他用的蝇钩都是自己扎的。　　“嗨，哈里斯——”我开口说到这里。　　“不，不！”他说。他正从汽车上爬下去。“根本不好算是头等的蝇钩。我只是想，有朝一日你用它来钓鱼，可能会使你回忆起我们曾经度过一段快乐的日子。”　　汽车开动了。哈里斯站在邮局门前。他挥着手。等车子开上公路，他转身走回旅店。　　“你说这位哈里斯是不是挺忠厚？”比尔说。　　“我看他真的玩得很痛快。”　　“哈里斯吗？那还用说！”　　“他到潘普洛纳去就好了。”　　“他要钓鱼嘛。”“是啊。反正你很难说英国人彼此可能融洽相处。”“我看是这么回事。”　　将近黄昏的时候，我们到达潘普洛纳，汽车在蒙托亚旅馆门前停下。在广场上，人们在架过节照明用的电灯线。汽车刚停下来，几个小孩子跑过来，一位本城的海关官员叫所有下车的人在人行道上打开他们的行李。我们走进旅馆，在楼梯上我碰到蒙托亚。他同我们握手，面带他那惯常的忸怩表情微笑着。　　“你们的朋友来了，”他说。　　“坎贝尔先生？”　　“对。科恩先生和坎贝尔先生，还有阿施利夫人。”　　他微微一笑，似乎表明有些什么事我自己会听到的。　　“他们什么时候到的？”　　“昨天。你们原来的房间我给留着。”　　“太好了。你给坎贝尔先生开的房间是朝广场的吗？”　　“是的。都是原先我们选定的那几个房间。”　　“我们的朋友现在哪儿？”　　“他们大概去看回力球赛了。”　　“那关于公牛有什么消息？”　　蒙托亚微笑着。“今儿晚上，”他说。“他们今儿晚上七点把维利亚公牛放进牛栏，米乌拉公牛明天放。你们全都看去？”　　“哦，是的。他们从没看见过公牛是怎样从笼子里放出来的。”　　蒙托亚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　　“我在那边跟你会面吧。”　　他又微微一笑。他总是笑眯眯的，似乎斗牛是我们俩之间的一桩十分特殊的秘密，一桩见不得人而却实在是我们彼此心领神会的深藏在内心的秘密。他总是笑咪眯的，似乎对外人来说，这秘密是桩不可告人的丑事，但是我们却心照不宣。这秘密是不便于在不懂得其中奥妙的人面前公开的。　　“你这位朋友，他也是个斗牛迷？”蒙托亚对比尔笑笑。　　“是的。他从纽约专程赶来参加圣福明节的。”　　“是吗？”蒙托亚客气地表示怀疑。“但是他不象你那么着迷。”　　他又忸怩地把手搭在我的肩上。　　“是真的，”我说。“他是个地道的斗牛迷。”　　“但是他不是个象你这样的斗牛迷。”　　西班牙语aficion的意思是“热烈的爱好”。一个aficionado是指对斗牛着迷的人。所有的优秀斗牛士都住在蒙托亚旅馆，就是说，对斗牛着迷的斗牛士都住在那里。以挣钱为目的的斗牛士或许会光临一次就再也不来了。优秀的斗牛士却年年来。蒙托亚的房间里有很多他们的照片。照片都是题献给胡安尼托·蒙托亚或者他姐姐的。那些蒙托亚真正信得过的斗牛士的照片都镶着镜框。那些并不热衷于斗牛的斗牛士的照片则收在他桌子的抽屉里。这些照片上往往有过分谄媚的题词。但实际上毫无意义。有一天，蒙托亚把所有的这种照片从抽屉里拿出来，扔在字纸篓里。他不愿让人看到这批照片。　　我们经常谈论公牛和斗牛士。我一连几年都到蒙托亚旅馆小住。我们每次谈话的时间都不很长。只不过以交流交流各自的感受为乐趣，人们来自远方的城镇，在他们离开潘普洛纳之前，往往前来同蒙托亚交谈几分钟有关公牛的事儿。这些人是斗牛迷。凡是斗牛迷，即使旅馆客满了，也总能在这里弄到房间。蒙托亚把我介绍给其中一些人。他们起初总是非常拘谨，使他们感到非常有意思的是我竟是一个美国人。不知道为什么，一个美国人是理所当然地被认为不可能有热烈的爱好的。他可能假装热爱，或者把激动当作热爱，但是他不可能真正具备这份热爱。等他们发现我具备着这份热爱——这不是用什么暗语，也不是用一套特定的提问所能探测出来的，毋宁说是用一些小心翼翼而吞吞吐吐的问题在口头上进行心灵的测验而发现的——就同样会忸怩地用手按在我肩上，或者说一声“好汉”。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是实实在在的伸手摸一下。他们好象想摸你一下来探探这份热爱到底是真是假。　　蒙托亚对怀着热爱的斗牛士什么都可以宽恕。他可以宽恕突然发作的歇斯底里，惊慌失措，恶劣的莫名其妙的动作，各种各样的失误。对一个怀着热爱的人，他什么都可以宽恕。因此他马上原谅我，不去追究我那些朋友的底细。他一字不提他们的事儿，他们不过是我们彼此之间羞于提起的事儿，就象斗牛场上马儿被牛角挑得肠子都流出来这事那样。　　我们进屋的时候，比尔先上楼去了，等我上了楼，看见他在自己的房间里洗澡，更衣。　　“怎么，”他说，“跟人用西班牙语聊了半天？”　　“他告诉我，公牛今儿晚上放进牛栏。”　　“我们去找到咱们那一伙，然后一块去看吧。”　　“好，他们大概在咖啡馆里。”　　“你拿到票啦？”　　“拿到了。看牛出笼的所有票都拿到了。”　　“是怎样放出来的？”他对着镜子拉扯着腮帮，看下巴上有没有没刮净的地方。　　“可有意思哩，”我说。“他们一次从笼里放出一头公牛，在牛栏里放了些犍牛来迎接它，不让他们互相顶撞，公牛就朝犍牛冲去，犍牛四处奔跑，象老保姆那样想叫公牛安静下来。”　　“公牛戳死过犍牛没有？”　　“当然有过。有时候它们在犍牛后面紧追，把犍牛戳死。”　　“犍牛就没有任何招架的余地啦？”　　“不是这样。犍牛只想慢慢地和公牛混熟了。”　　“把犍牛放在牛栏里干什么？”　　“为了叫公牛安静下来，免得它们撞在石墙上折断犄角，或者戳伤彼此。”　　“做犍牛一定非常有意思。”　　我们下楼走出大门，穿过广场向伊鲁涅咖啡馆走去。有两座孤零零的卖票房坐落在广场中间。有SOL，SOLYSOMBRA和SOMBRA字样的窗户都关着。它们要到节日的前一天才打开。　　广场对面，伊鲁涅咖啡馆的白色柳条桌椅一直摆到拱廊外面，直摆到了马路边。我挨桌寻找勃莱特和迈克。他们果真在那里。勃莱特和迈克，还有罗伯特·科恩。勃莱特戴了一顶巴斯克贝雷帽。迈克也一样。罗伯特·科恩没戴帽，戴着眼镜。勃莱特看见我们来了，就向我们招手。我们走到桌子边，她眯起眼睛看我们。　　“你们好，朋友们！”她叫道。　　勃莱特很高兴。迈克有种本领，能在握手中灌注强烈的感情。罗伯特·科恩同我们握手是因为我们赶回来了。“你们究竟到哪儿去啦？”我问。“是我带他们上这儿来的，”科恩说。“瞎说，”勃莱特说。“如果你不来，我们会到得更早。”“你们会永远也到不了这里。”“胡说八道！你们俩都晒黑了。瞧比尔。”“你们钓得痛快吗？”迈克问。“我们原想赶去同你们一起钓的。”　　“不坏。我们还念叨你们来着。”　　“我本想来的，”科恩说，“但是再一想，我应该领他们上这儿来。”　　“你领我们。胡说八道。”　　“真的钓得很痛快？”迈克问。“你们钓到了很多？”　　“有几天，我们每人钓到了十来条。那里有个英国人。”　　“他姓哈里斯，”比尔说。“你可认识他，迈克？他也参加了大战。”　　“是个幸运儿，”迈克说，“多么令人难忘的岁月！宝贵的年华要能倒流该多好。”　　“别傻了。”　　“你打过仗，迈克？”科恩问。　　“那还用说。”　　“他是个出色的勇士，”勃莱特说。“跟他们说说，你的坐骑怎样在皮卡得利大街上脱僵飞跑。”　　“我不说。我已经讲过四次了。”　　“你从来没有给我讲过，”罗伯特·科恩说。　　“这段经历不讲了。这是丢脸的事儿。”　　“跟他们讲讲你得勋章的事吧。”　　“不讲。那件事更丢人了。”　　“怎么一回事？”　　“勃莱特会告诉你们的。她老是揭我的老底儿。”　　“讲吧。勃莱特，告诉我们。”　　“我讲行吧？”　　“我自己来讲。”　　“你得了些什么勋章，迈克？”　　“一枚也没捞着。”　　“你一定有几枚的。”　　“我看一般的勋章我该是有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去申请过。有一回举行异常盛大的宴会，英国王太子要来参加，请柬上写着要佩戴勋章。不用说，我没有勋章，因此就到我的裁缝那里，他看到这份请柬肃然起敬，我一想这是笔好生意，就对他说：‘你得给我弄几枚勋章。’他说：‘什么勋章，先生？’我说：‘哦，随便什么样的。给我弄几枚就行。’于是他说：‘你手头有什么勋章，先生，’我就说：‘我怎么知道？’他难道以为我整天在读那天杀的政府公报？‘多给我几枚就行了。你自己挑吧。’于是他给我弄了几枚，你知道，是那种缩样复制的勋章，他连盒递给我，我塞进口袋里就把这事儿忘了。且说，我参加宴会去啦。正巧那天夜里人家打死了亨利·威尔逊，所以王太子没有来，国王也没有来，没有一个佩戴勋章的，所有到场的忙着摘下他们的勋章，我的勋章放在口袋里没拿出来。”　　他停下来等我们笑。　　“完啦？”　　“完了。可能我讲得不好。”　　“不好，”勃莱特说。“但是不要紧。”　　我们全都哈哈大笑起来。　　“啊，对了，”迈克说。“现在我想起来了。那是一次极端无聊的晚宴，我待不住，所以就溜了。当天夜里，我发现盒子还在我的口袋里。这是什么玩意儿？我说。勋章？沾满鲜血的军功勋章？于是我把勋章通通扯下来——你知道勋章都是别在一根带子上的——把它们散发掉，每个姑娘一枚。做个纪念。她们以为我是一名呱呱叫的勇士呢。在夜总会里散发勋章。多威风的家伙啊。”　　“把它讲完，”勃莱特说。　　“你们说滑稽不滑稽？”迈克问。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滑稽。实在是滑稽。不过，我的裁缝写信向我讨勋章了。派人到处找。一连写了好几个月的信。看来是有人把勋章放在他那里要他擦洗干净的。是位身经百战的军人。勋章是命根子。”迈克歇了一口气。“裁缝算倒霉了，”他说。　　“你说得不对，”比尔说。“我却认为裁缝走红运了。”　　“一位做工非常精细的裁缝。绝不会相信我会落到现在这个地步，”迈克说。“那时我每年付给他一百镑好让他安静点。这样他就不给我寄帐单了。我的破产对他是个巨大的打击。这事情紧接在勋章事件之后。他的来信口气可沉痛哩。”　　“你怎么破产的？”比尔问。　　“分两个阶段，”迈克说，“先是逐渐地，然后就突然破产了。”　　“什么原因引起的？”　　“朋友呗，”迈克说。“我有很多朋友。一帮酒肉朋友。后来我就也有了债主。或许比任何一个英国人的债主都要多。”　　“你给他们说说在法院里遇到的事，”勃莱特说。　　“我不记得了，”迈克说。“当时我有点醉了。”